第一篇：大企業稅收管理現狀及存在問題

一、大企業稅收管理現狀及存在問題

我國對大企業稅收管理基本上粗放式，統一，混合管理的稅收管理模式。這一不分對象粗放管理模式大大影響了稅收的財政作用發揮以及稅收的杠桿效能，由于大企業有其自身特點，所以應對其采取有針對性管理措施。可喜的是總局已針對這種現狀制定了相應的大企業稅收管理辦法，各級稅務機關也設立了相應的大企業管理機構。

目前我國大企業和中小企業及個體戶相比，具有自身鮮明的特點，突出體現在：一是生產經營規模大，巨大的資產規模和龐大的機構設置，稅源結構具有復雜性；大企業注冊資金、資產、營業收入、利潤、職工人數等指標遠遠超過中小企業若干倍。二是生產經營范圍大，三是組織機構龐大。這些大企業的管理結構較為完備，資金、物流的管理十分規范，內控機制較為健全，一般都建立較為完備的公司治理結構。特別是上市公司，一般都聘請專門的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定期審計，并向社會公布年報信息，財務人員數量多而且比較精干；四是企業信息量大。大企業目前普遍使用財務軟件，財務核算高度集中和規范統一，數據質量也很高。五是生產經營流程長，稅源結構具有跨度性。六是具有較強的納稅意識，自身財務稅收專業化水平較高；七是經濟地位重要，稅源舉足輕重。稅務機關應當根據大企業的特點及時制定出適應大企業發展的管理辦法，目前這個問題已引起了有關單位的注意并已著手開始解決這一問題。但是這里我們仍有必要談一談當前我們稅收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一）稅務管理機構與企業級別不匹配。由于我國大企業多數為國有企業，有的更是中直企業，并有行政級別，一些副部、正廳、正市級單位屢見不鮮，其辦理涉稅業務的財務資產部門往往為正處級單位，而主管稅務機關為科級單位，行政級別不對等，企業也因此對稅務機關的管理有一定程度輕視，對稅收政策的執行怠慢、打折扣，給日常工作聯系和協調帶來諸多不便。出現涉稅問題，企業越級聯系，甚至地方政府領導或上級稅務機構都受其影響。以為企業規模大、貢獻多、級別高所以有的企業有特權思想，這讓基層稅務機關頗為頭痛。

（二）基層稅務人員素質不適應。大企業組織機構復雜，管理環節多，業務量大，涉及多個行業且跨地域經營，專業化分工細致，信息化程度很高。為了提高競爭力，適應經濟全球化的需要，大企業還培養和引進了一批高學歷、高職稱、高素質的管理人員。與之相比，稅務機關的管理力量明顯不足，尤其基層管理人員，精通法律、財會、計算機等專業知識和技能的人才匱乏，無論是人員數量還是人員素質都存在差距，對大企業的管理力不從心。目前稅務機關由于基層工作辛苦、待遇較上級機關低，所以高級人才往往滯留于上級機關，致使基層直接管理人員難以與大企業素質人才做更好管理溝通，影響了稅收政策的貫徹執行。

（三）稅收制度不完善。目前，一些針對大企業的稅收政策還不完善，隨意性比較大。由于企業經營行業的多樣性和大企業業務龐大、分工細密，還存在一些政策模糊的地方，稅務機關在溝通反饋方面效率較低。在稅收管理方面，到目前為止全國還沒有形成一套完整的針對大企業的高效的稅收征管辦法，僅根據自己的工作經驗摸索前行，導致稅收管理的盲目性，隨意性、制約了對大企業稅收監控和管理向深層次、多角度、專業化方向發展。

（四）稅企信息平臺不對稱。大企業目前普遍使用財務軟件，財務核算高度集中和規范統一，數據質量也很高。其工作人員受到有組織、有計劃、高級別財會培訓學學習。在接受新會計政策和稅收法規方面領先于某些稅務管理部門。而且企業采用的財務軟件稅務機關需學習才能更好地掌握企業核算情況。稅務機關缺乏這方面的培訓。數據大集中雖然實現了全省聯網，但征管軟件在稅源分析方面還是空白，如：綜合征管軟件只能記錄日常的征管業務操作，無針對大企業專門的稅源分析、納稅評估的功能；沒有登記總、分、子公司、關聯企業之間關系的比對模塊，因此也無法對關聯企業進行監控；企業的財務數據無法讀取，企業的海量信息無法充分運用等。

（五）信息渠道不暢通。對于大企業的管理成效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對企業信息資源的掌握，雖然《征管法》中對納稅人報送的資料有明確的規定，但在實際工作中卻經常遇到一

些困難。大企業出于保密等方面的考慮，在對外披露信息時十分謹慎，稅務機關需要掌握的資產、核算等信息不予提供或需要經過一定的內部審批程序方可提供，信息的及時性難以保證。一些大企業能夠出具的財務報表達幾百種，但只給稅務機關提供資產負債表、利潤表、現金流量表。另外，企業的所有核算單位并非都在一個稅務部門管理，無法掌握整個企業財務核算的全部情況。目前稅務機關獲取信息的唯一途徑就是企業自行申報，這些經過加工的“二手”信息，還存在是否真實準確的問題，依據這些信息開展稅收分析和納稅評估，難以保證工作質量。

（六）基層管理機構薄弱

目前大多數基層稅務機關管理機構人員少、待遇低、素質偏差，有能力的人才留不住。以此情況應對大企業的復雜形勢真是勉為其難。多數基層稅收管理部門只能做些日常申報、發售發票等簡單工作，難以實施有效的管理監控。

二、加強對大企業稅收管理的建議

（一）轉變稅源管理理念，對大企業采取分類深化管理。大企業或是上市公司，或是地方利稅大戶，是國家利益之重。企業內、外部都有很強的監控機制，既受到稅務機關、審計署、證監會等外部執法部門的監督檢查，也接受企業內部審計的日常監督，建立了一套依托信息化平臺的科學管理機制，其主觀上不具備主動偷稅的意識，為了規避稅收風險，維護上市公司的形象和股民的利益，其納稅遵從度是很高的。但站在企業的角度，出于維護自身利益的需要，對稅收政策的理解可能與稅務機關不一致，需要加強征納雙方的溝通和理解。稅務機關應轉變管理理念，對大企業采取與其他中小企業有別的管理辦法。借鑒國內外的先進經驗，結合大企業的特點，應以信息技術為依托，以納稅評估為主要手段，在全面掌握企業基本信息的情況下，綜合評價企業經營能力和納稅能力，為企業提供高效、優質的稅收管理服務，這就需要我們采取明確企業分類，專業分工詳細的有針對性稅收管理辦法，防止粗放式混合管理，防范關聯企業稅收轉移，科學預測稅收收入，提高納稅申報質量，堵塞稅收征管漏洞，達到規范大企業的目的。

（二）設立專業管理部門。由于大企業具有數量少、經營活動復雜、稅收收入比重大、需要提供專業性較強的納稅服務等特征，建議成立大企業服務管理專門機構，專門負責研究制定對大企業實行專業化管理的政策法規以及管理的方式方法，按行業劃分客戶管理范圍，對大企業進行垂直管理，負責對大企業的納稅服務、稅款征收、納稅評估、稅務檢查等各項工作。

（三）加強一線稅源管理力量。一些綜合類企業的生產經營情況復雜，要求稅收管理人員必須精通稅收政策，掌握企業財務、金融、資本運作、生產經營等方面知識，具備不斷學習、吸收和運用國家相關稅收法規的能力。因此，提高稅收一線人員待遇、加強對一線人員專業素質的培訓顯得尤為重要。每年定期組織人員開展業務培訓，聘請高級財稅人員授課。在人員配備上，應增加人員編制，通過調配、培養、引進等方式，配備全方位、高素質、復合型專業人才，提升整天提隊伍素質。同時，要立足現實，大力開展專業技能崗位培訓，針對大企業的特點，重點培訓財務分析、會計電算化等方面內容，特別是要熟悉大企業財務軟件的操作，掌握財務軟件中設置的會計科目和會計核算規則，找出重點監控的會計科目及相關憑證，從而提高電子查賬的能力。

（四）保證稅源信息渠道暢通。稅源信息的收集和分析是大企業稅源管理的重要突破口，全面采集涉及企業組織機構、生產經營、關聯交易、物流、資金流等方面的信息，同時要拓寬采集渠道，建立與審計、工商、海關、銀行、證監會等相關管理部門的聯系和信息溝通制度，利用相關部門的管理信息資源，豐富稅源管理信息庫。要建立與大企業管理人員的溝通和協調機制，增進理解，加強聯系，保證企業生產、經營、核算信息的暢通。為稅務管理提

供有力保證。

（五）開展模型化管理。大企業敬業業務繁雜，涉及行業較多，缺少行業可比對象，也不適合行業分類管理。但大企業組織形式十分固定，內部管理規范，因此，可以根據其經營特點對某類業務的某一個企業進行深入剖析，理清工藝流程，發現可能存在問題的關鍵環節，然后進行重點調查，采集相關數據。進行審核分析，建立分析模型，有針對性地對其重點環節實施分類管理。

（六）開發稅源管理平臺。面對大企業高度的綜合性，以及當前投資兼并熱潮，稅務機關應建立信息涵蓋更廣泛，比對性更強，包括母子公司之間，子公司之間、關聯企業之間等全方位信息化的征管軟件，或專門針對大企業的征管軟件以對大企業進行更為有效的管理監控。沒有響應管理信息平臺的支持是難以實現有效管理的。目前，綜合征管軟件中缺乏對大型企業組織結構、關聯業務的記錄，更缺乏稅收分析和納稅評估的支持。沒有全面聯系，只有企業孤立的信息。因此，建立大企業稅源管理和分析平臺是十分必要的。

（七）完善納稅服務。完善納稅服務其目的就是為了提高納稅遵從度，保障納稅人的合法權益，促進企業更好的發展。轉變管理理念，提高思想認識。完善納稅服務制度體系，建立納稅服務的專門機構。充分運用信息化手段，促進納稅服務優化發展，提高稅務人員服務意識，更好的全面積極有效促進稅收管理現代化發展，為企業迅速健康成長和國民經濟發展在稅收管理方面提供有力保障。

第二篇：企業社會責任現狀及存在問題

企業社會責任現狀及存在問題

【摘要】：近年來，全球企業披露CSR報告的現象越來越多，報告質量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本文選取畢馬威公布的《全球企業社會責任調查報告2009年》中的部分數據，同時，結合我國的三家公司2011年企業社會責任(CSR)報告，對中外企業的CSR報告的披露情況進行現狀分析，從中發現我國披露CSR報告中存在的如責任體系不完整、溝通質量差、標準不統一、第三方鑒證不完善等問題，進而提出相關的解決措施。【關鍵詞】：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一、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定義以及理論基礎

（一）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定義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簡稱CSR報告）指的是企業將其履行社會責任的理念、戰略、方式方法，其經營活動對經濟、環境、社會等領域造成的直接和間接影響、取得的成績及不足等信息，進行系統的梳理和總結，并向利益相關方進行披露的方式。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是企業非財務信息披露的重要載體，是企業與利益相關方溝通的重要橋梁。

廣義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包括以正式形式反映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某一個方面或某幾個方面的所有報告類型，即包括了雇員報告、環境報告、環境健康安全報告、慈善報告等單項報告，和囊括經濟、環境、社會責任的綜合性報告。

（二）理論基礎

我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理論基礎主要是是三重底線觀和利益相關方理論，三重底線(Triple Bottom Line),就是指經濟底線、環境底線和社會底線，意即企業必須履行最基本的經濟責任、環境責任和社會責任。1997年，英國學者約翰·埃爾金頓(John Elkington)最早提出了三重底線的概念，他認為就責任領域而言，企業社會責任可以分為經濟責任、環境責任和社會責任。經濟責任也就是傳統的企業責任，主要體現為提高利潤、納稅責任和對股東投資者的分紅；環境責任就是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就是對于社會其他利益相關方的責任。企業在進行企業社會責任實踐時必須履行上述三個領域的責任。利益相關方理論是弗里曼（Freeman）在《戰略管理：利益相關者管理的分析方法》一書中提出的管理理論，是指企業的經營管理者為綜合平衡各個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要求而進行的管理活動。與傳統的股東至上主義相比較，該理論認為任何一個公司的發展都離不開各利益相關者的投入或參與，企業追求的是利益相關者的整體利益，而不僅僅是某些主體的利益。

基于這兩點理論基礎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企業社會責任研究中心2009 年發布了《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編寫指南（CASS－CSR2.0）》，創造了“四位一體”的企業社會責任模型。該模型突出了責任管理的重要作用，認為責任管理是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原點與重要保障，是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內容。責任管理包括責任戰略、責任治理、責任融合、責任績效、責任溝通和責任調研。該模型對“三重底線”原則進行重新組合，將客戶責任納入市場責任，同時用“市場、社會和環境”取代原來的“經濟、社會和環境”。傳統的經濟責任主要是指股東責任，而市場責任不僅是股東責任，還包括了客戶責任和伙伴責任，從而保持了責任板塊之間的平衡，避免了社會責任、環境責任板塊指標眾多而經濟責任板塊指標過少，使指標體系的結構得以優化。

圖1-1

《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編寫指南》理論模型

企業之所以選擇發布社會責任報告的方式進行非財務信息披露，是因為企業身處的經營環境越來越復雜。傳統的以股東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運營方式所帶來的雇員福利問題、環境污染問題、產品質量問題等越來越引起社會各方面的關注，由此帶來的壓力要求企業對除股東之外的更廣大利益相關方負責，以實現可持續發展。在日趨復雜的經營環境中，以貨幣的方式對企業的歷史經營活動進行計量的財務信息無法將企業面臨的機會和風險充分反映出來，也不能將企業的價值充分體現出來。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所披露的非財務信息彌補了這一不足，兩者的結合可以更好的反映企業未來的財務狀況。因此，越來越多的企業在投資者、消費者等利益相關方的壓力下，并從企業內部運營的需要出發，選擇了發布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根據瑞森德企業社會責任機構的數據統計，2009年在中國境內經營 的企業發布了多達600多份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包括以企業公民報告、可持續發展報告等名稱發布的報告)。

二、我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現狀

（一）我國社會責任報告發展現狀

自2006 年我國建立報告發布制度以來，我國企業社會責任運動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呈現出全社會參與、全面加速和中心擴散的特征。首先，是全社會參與。政府部門、公眾、媒體、員工、消費者、社會團體、社區、投資者、研究機構等企業利益相關方的社會責任意識開始覺醒，從各個角度以各種方式向企業施壓，形成了形式各異的責任運動。在不平凡的 2008 年，先后發生了南方雪災、5·12 汶川大地震、“三鹿奶粉事件”和國際金融危機等重大事件，2008 年 11 月胡錦濤主席在 APEC 會議上提出“企業應該樹立全球責任觀念，自覺將社會責任納入經營戰略，完善經營模式，追求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統一。”社會責任已成為企業生存發展的必修課。

其次，企業社會責任運動呈現出全面加速的特征。目前，中國企業已經認識到社會責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企業社會責任實踐的重點不是“解釋問題”而是“解決問題”，企業極為關注“怎么做”和“做得好”。截至 2009 年 10 月，超過 500 家企業發布了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不少企業還建立了社會責任部門，統籌推動企業社會責任工作；此外，部分先進企業還在積極探索將社會責任工作融入企業戰略和日常管理，建立全面社會責任管理體系。

（二）我國社會責任報告披露現狀 1.CSR管理體系設置水平

大部分歐洲國家如英國、意大利、德國的公司擁有著比較完善的CSR管理體系，企業能夠自成一體的完成CSR工作，從CSR數據的搜集到CSR報告的編制，體現著CSR的成熟水平。

中國CSR管理體系的建立在企業中也有體現，中國平安將“專業創造價值”作為企業責任的核心理念，貫穿在企業社會責任建設的全過程，自2011年搭建了更加專業和完善的CSR管理平臺，包括績效指標體系的搭建(從588個目評估體系、企業社會責任風險控制，20l1年還成立了CSR非正式工作小組。中國鋁業也有其自己的CSR組織體系，通過CSR工作領導小組，將社會責任工作融入企業管理體系，責任落實到部門。中國聯通建立了社會責任管理的組織體系，成立由公司領導主任的社會責任指導委員會，明確社會責任工作的歸口管理部門，在總部各部門設立專門的社會責任工作聯絡人，與省級分公司和子公司建立起了社會責任實踐的征集渠道。2.與利益相關者溝通質量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目標同企業財務報告的目標是一致的，都是在為利益相關者提供對其決策有用的信息，同時增強企業的信譽度與競爭力，中國與利益相關者溝通已處于步入正軌階段，認為CSR報告與其利益相關者的決策有著密切的關系，如中國平安CSR報告圍繞利益相關方對社會責任議題的關注方向，用調查問卷和深度訪談的形式進行了有效溝通。中國鋁業的社會責任報告用少量的篇幅表述了利益相關方的溝通，用圖像識別了利益相關方的宿求，而中國聯通并沒有在報告中系統反映與利益相關者的溝通情況。3.GRI標準使用情況

畢馬威從2008年的調查就已經顯示，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RI)的可持續性報告指南已作為全球企業責任報告的標準獲得了廣泛的應用。目前，80％的G250和69％的N100公司現在正向GRI報告標準靠攏，大多數公司都分布在歐洲國家。這些公司之所以選擇CRI標準，是因為他們認為市場能夠把CSR報告提供者的價值與行業部門的競爭對手作比較，標準的企業責任報告準則可以為標準化過程提供一種方法，于是整合報告是其發展的一個趨勢。2011年披露CSR報告的817家中國企業中，參考GRI的僅占18.79%，參考國務院國資委《關于中央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指導意見》的占9.12%，參考中國社科院((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編寫指南》的占7.15%，還有的則參考了全球契約（1.54%）、IS026000(2.95%)，例如中國平安將全球報告倡議組織的G3.0指標及金融行業補充指標作為其信息披露的指導性原則，中國鋁業CSR報告則參照國際標準IS026000社會責任指南、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RI)((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南(2006版)編寫，中國聯通社會責任報告也參考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3.0版的規范及通信行業報告編寫補充標準，并結合公司具體實踐編制。4.報告有無第三方鑒證

歐洲會計專家協會可持續性審驗主席指出：“沒有經過審驗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比廣告好不了多少。”中國以2013年第一季度為例，41l家企業發布了CSR報告，其中只有19份報告經過了第三方獨立評審，占總數的4％。CSR報告鑒證的提供者主要有會計師事務所、認證機構和行業協會或專家，我國只有10％的企業是通過會計事務所進行鑒證，并且這10％中只有很小一部分由內資會計師事務所承擔。如中國平安在其報告的第三方審驗聲明中選擇安永華明會計師事務所，中國企業并沒有提及第三方鑒證，只是在報告中附了第三方反饋單，中國聯通也沒有提及鑒證方。

三、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存在的問題

據《WTO經濟導刊》雜志社發布的《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研究2010》顯示，2OlO年我國企業發布的社會責任報告呈現“穩步發展、水平提升、更加務實”的發展態勢。但也存在“差異明顯、事后編制”的問題。從長遠角度看社會責任報告的發展，本文將從報告編制、報告發布評價以及報告發布后反饋三大模塊揭示現階段我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存在的問題。

（一）披露隨意

2014年中有19家A股上市公司中斷披露CSR報告；其中森馬服飾、西藏旅游等16家公司2013年自愿披露，而在2014年未再繼續披露CSR報告。

由此可知，部分A股上市公司披露社會責任等非財務績效信息仍屬于相對隨意、自發的行為，或消極應對監管機構強制披露的規范，并未真正將社會責任報告視為定期與利益相關方溝通的橋梁，A股上市公司非財務績效透明的在意愿及戰略認知層面仍任重道遠。

（二）整體存在報喜不報憂的情況

平衡性指標的披露對增強報告的可信度具有重要作用。2014年，598家（59.4%）企業進行了負面數據及案例的披露，其中67家披露6條及以上負面數據信息，占樣本企業的6.7%。

整體上傾向于報喜不報憂，對公眾造成一定的誤導，例如，工商銀行2009社會責任報告具體披露了“綠色信貸”工程取得的成績，而對為紫金礦業采礦項目、加拿大油礦項目提供融資涉及的環境污染風險則只字未提。中國移動聲稱致力于“用戶至上”的服務，但實際上顧客的退網成本遠高于入網優惠。總體來說，企業簡單地把社會責任報告作為宣傳的工具，無法為利益相關方提供準確、透明的社會責任信息，最終會導致社會責任報告本身不可持續。

（三）標準多導致比較性差

不同監管部門的發號施令，國際權威非政府組織的大聲疾呼致使企業面臨不同標準交叉引用的格局。這不僅會造成報告重點模糊、信息傳遞性差、報告之間缺乏信息的可比性。也導致了企業編制成本上升、編制積極性-v降。比如，雖然2O1O年中石化、中國銀行、中航集團等大型企業的社會責任報告均采用GRI-G3標準。但在所有上市公司公布的報告中所占比例不大，更多的社會責任報告以國家政策、行業標準或指南等為藍本進行披露．報告之間缺乏信息的可比性。較之大型企業，中小企業則明顯感覺到國際標準過于復雜。加之國內標準統一性和權威性的欠缺，多數中小企業的社會責任報告內容簡單、無可比性。例如雙匯發展2009年社會責任報告、橫店東磁2OlO 年社會責任報告分別只披露了簡單的6頁和5頁，部分社會責任事項信息披露嚴重不足，橫向比較性差。可見，編制標準的統一性和權威性不足會導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成長性差，從而與可持 續發展要求相悖。

（四）事后編制、缺乏系統流程

社會責任報告是企業或組織為滿足它的利益相關方的信息需求、定期公布其經濟、社會和環境績效的過程。是一個持續循環改進的動態過程。所發布的書面報告是這個過程一年一度的中間產物。而實際上很少有企業能夠把社會責任報告的編制當成一個系統程來對待，從而在方法上體現出“一次性，突擊性，事后編制”的特點。社會責任事項只是被動披露，且由于時間的緊迫和簡單的流程披露內容有限。有效信息僅僅集中在傳統的財務指標上。例如，雙匯發展在2009年就出現了相關食品安全問題。2009的社會責任報告中以極其簡潔的語言披露了公司在產品安全各環節采取了嚴格的質量檢驗和監控措施，結果在報告公布不滿一年后，就爆發了“瘦肉精”事件．其對社會責任報告的理解可見一斑。

（五）內容不明確、透明性不足。

社會責任是指組織通過透明和合乎道德的行為，為其決策和活動對社會和環境的影響而承擔的責任(IS026000)。社會責任報告則是傳遞企業責任行為。釋放企業關于社會責任的決策信號，從而贏得社會信任和聲譽的最好形式。但現實情況是，大多數企業放棄了這樣的機會。一方面。報告普遍側重“應該做什么”。而“做了什么”篇幅偏少且信息可理解性不足；另一方面，傾向于報喜不報憂，隱瞞企業經營行為的社會責任風險，誤導公眾。例如，工商銀行2009社會責任報告具體披露了“綠色信貸”工程取得的成績，而對為紫金礦業采礦項目、加拿大油礦項目提供融資涉及的環境污染風險則只字未提。而紫金礦業對其礦難事件也沒有詳細描述。中國移動聲稱致力于“用戶至上”的服務，但實際上顧客的退網成本遠高于入網優惠。總體來說，企業簡單地把社會責任報告作為宣傳的工具，無法為利益相關方提供準確、透明的社會責任信息，最終會導致社會責任報告本身不可持續。

（六）反饋渠道少。欠缺責任溝通

社會責任報告是企業與最廣泛利益相關方溝通的媒介。對企業來講，無論是社會責任議題的立項、社會責任事項的實況調查還是社會責任報告的后期反饋，都離不開與其利益相關方的溝通。而實際情況是，大多數企業編制報告的全程都依賴單個部門，溝通與反饋只停留在形式上，缺乏對事件的深入觀察。有些企業甚至連讀者意見反饋表都不編制，溝通意愿和效果很差。這種現象突顯出企業社會責任意識的片面性，通常企業只在上市路演時“信誓旦旦”，融資成功后往往忽略與利益相關方溝通。另外資本市場重績效信息、公眾社會責任意識不強的現狀也加劇了這種現象的發生。

（七）違規成本低。報告信息走形式

社會責任報告的違規主要包括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虛假、隱瞞披露．其違規成本表現為監管內懲罰和監管外懲罰。監管內懲罰是指證監會以及工商部門對信息違規披露的懲罰措施。而監管外懲罰則是指市場對信息違規披露的反應。現階段社會責任信息違規成本低，一是沒有相應的獎罰條例。二是市場反應不足以向企業傳遞高質量社會責任信息的必要，導致企業對社會責任報告不重視，報告信息走形式。例如，紫金礦業在2009 社會責任報告中發布了環境績效的“喜報”，不久后的盈江污染事件暴露了其在環境保護方面的嚴重問題。而監管部門只是給予停盤以及少量罰款的處罰，相對于墨西哥灣漏油事故事件。紫金礦業營業利潤不到0.5% 的罰款顯得警示力不足。而市場方面，四券商竟然在復盤時極力唱多，引領市場逆轉。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地方利益在作怪，另一方面則是市場對社會責任信息關注不高。總之，違規成本低和市場效應不足容易造成信息披露的“檸檬市場”。繼而影響到“十二五”期間 企業甚至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水平。

四、對策與建議

前面提到的關于社會責任報告的問題對于社會責任報告本身的可持續性提出了很大的挑戰，因此，解決好這些問題，建立完整的社會責任報告體系和監管體系顯得尤為重要，基于前面的分析，本文提出關于社會責任報告的幾點建議。

（一）規范適合企業可持續發展的編制標準。

編制標準繁多是導致我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成長性差的原因之一，特別是中小企業在面對多標準時捉襟見肘，編制出的社會責任報告非但沒有實際經濟效果，反而時常“勞民傷財”。但也存在另外一種現象。2010年躍升世界企業500強第8位的國家電網公司在2005-2010的社會責任報告編制過程中保持了融國際標準、央企標準、行業標準于一體的一貫風格，報告質量也得到了國內外一致的認可。實際上，縱觀國內標準。其主要內容都與GRI—G3、ISO14000等國際標準有共通之處，只不過在在企業性質、企業規模以及行業特征中有一些明顯的細化。

（二）規范披露內容、提高社會責任行為透明度

ISO26000 指出，社會責任報告和其他溝通方式一樣，報告的內容應當易于理解、內容保持平衡、描述精確、數據具有時效性，整個報告過程和結果透明并可比較。透明的企業行為往往更加容易建立社會認同感，有利于企業融資、投資行為的順利開展。監管部門應該采取強制和鼓勵的雙重措施。一方面強制要求企業披露企業涉及遵紀守法、尊重人權、關心員工、保護消費者、熱心社會公益、關愛環境，以及為社會、經濟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做貢獻方面的具體信息。另一方面廣泛推展“社會責任獎”以及稅收減免、投資優惠來提高企業社會責任行為 的透明度，減少隱瞞和虛假披露行為。具體的披露內容可增加關于環境治理績效及環境污染風險、職工福利及職工訴訟、資源保護及補償風險、售后服務對顧客保留的貢獻及風險、社會公益和社區服務對當地居民的貢獻及風險等。總之，設立具體的社會責任明細，既報告績效又披露風險，企業必須明確自己需要做什么，而不能局限在能做什么，才有利于社會責任報告質量的提高和獲得社會的認同。

（三）拓寬利益相關方的反饋渠道

在ISO26000 描述的社會責任實踐方案中，其中的一個重要環節是社會責任的溝通。沒有就企業社會責任事件與利益相關方進行交流就很容易形成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閉環。拓寬社會責任報告的反饋渠道，不僅能提高社會責任報告的質量，同時也讓利益相關方感受到企業的社會責任意識與行為，有利于強化社會責任報告的市場反應。實現共同可持續成長。關于社會責任事項的溝通可以在編制過程中多實際調查內外部利益相關方的意見和建議，如采用郵件詢問、隨機電訪以及增設全體股東大會上對社會責任報告的審議(社會責任報告的發布晚于財務報告)。另外，及時、認真響應社會輿論監督也是一種社會責任溝通的良性手段。為給改善報告質量提供現實參考，可以增加社會責任報告利益相關方評論的數字化內容，隨時反映報告的即時內容，以達到廣泛地聽取供應商、員工、分銷商、顧客以及其他利益相關方的意見和建議的效果。

（四）加強信息監管力度，建立社會責任舉報制度

建立在自愿基礎之上的社會責任信息披露，如果沒有專門的信息監管則傾向于形成社會責任報告的“檸檬市場”。企業在享受社會提供的發展環境、謀求經濟利益的同時也應該從實質上承擔社會責任。根據權責匹配的原則。監管部門要充分對企業在社會、經濟、環境層面的行為進行監督，利用稅收、獎罰機制來規范社會責任報告形式化、虛假披露現象，提高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違規成本。同時建立社會責任舉報制度，為各層次的利益相關方提供利益呼吁的另一選擇。監管部門對社會責任信息披露強力監管的另一個影響則是能夠向資本市場傳遞企業應該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的信號，為整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注入一股強心劑。

（五）完善規范第三方鑒定

第三方鑒定主要包括會計師事務所、專業機構、政府背景機構以及專家認證。各方有不同的認證評估體系。由于認證規范的不統一。各方偏重的角度不一致，再加之第三方認證引發的獨立性問題，導致報告的認證水平參差不齊。我國目前還沒有出臺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第三方審驗的強制性規定，導致我國企業的CSR報告經過第三方評審的比例遠遠低于全球水平。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作為企業與利益相關方溝通的另一個重要渠道，應該給予同企業財務報告同等的重視程度，應該建立規范的，強制性的第三方鑒定報告，從而增強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可信度。

五、結語

從2006年建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制度以來，我國企業的社會責任信息披露取得了很大的進步，在發展的同時也存在很多問題，主要是報告編制過程、報告評價過程、報告反饋和監管過程中的問題，一方面是以為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制度建立的時間不長，公眾的了解與信任度不高，另一方面是我國特殊的企業制度使得不能完全照搬國外的報告制度，這需要社會各界的關注，從整體上提高社會責任信息質量，建立完善適合我國企業的社會責任報告體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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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企業監管現狀及存在問題及建議

企業監管現狀及存在的問題與建議

商事制度改革以來，工商機關按照國務院改革精神，減少審批環節，降低市場準入門檻，提高市場主體登記效率，成為了此次改革的排頭兵。在商事制度改革的同時，機構改革也在不斷的進行中。在諸多改革的大形勢下，如何搞好企業監管工作是市場監管部門面臨的首要問題。

沁縣市場和質量監督管理局自2015年“三合一”機構改革以來，經股室業務調整，通過設立行政審批股，實現了登記與監管的職能分離。經過近半年的工作，現將我縣企業監管工作情況簡要匯報如下：

一、準入監管分離，監管責任到人

改革之后的沁縣市場監管局，行政審批股負責行政審批環節，企業事中、事后監管由企業監管股與四個所全面負責。通過劃片，責任到人，使所有企業都能落實到監管網格中，為企業監管的后續工作奠定了基礎。

二、建立監管檔案，掌握企業動態

四個基層所在接收企業監管工作后，對轄區內企業進行了摸底，逐戶建立監管檔案。按照2015國發【62】號文件《關中加強事中事后監管的意見》精神，根據所屬企業的行業屬性及行政許可情況確定其主管部門。嚴格按照“權責法定、依法行政，誰審批、誰監管，誰主管、誰監管”的原則開展監管工作，厘清了市場監管部門在查無照工作中的任務。

三、加強年報宣傳，逐步提高年報率

2016年初，我局在接到市局關于開展2016年報工作的通知后，印制宣傳彩頁20000份，大型公告30份，通過政務大廳窗口發放，街頭張貼等形式進行宣傳；同時，還通過沁縣電視臺播放年報通知近兩個月，截止目前，共年報563戶，比去年同期年報數提高了130余戶。

四、強化信用監管，規范市場主體

通過對2015已列入異常名錄的管理及2016的即時信息抽查工作，我局從三大方面對企業信用公示情況進行了監管。一是通過移出異常對其經營場所（住所）真實性，對其資產負債情況，損益情況進行，股權變更、股東出資等即時信息公示情況，年報等方面信息進行全方位核實；二是通過委托沁縣欣源會計事務所對異常企業的財務狀況進行了審計；三是通過在全縣開展規范實際與登記不符市場主體專項整治，通過實地檢查與郵寄送達等方式，對全縣企業開展清理，對經郵寄無法聯系的企業或經核查已停止經營的主體列入異常或勸其依法注銷，擠凈了統計過程中的水份，以便為縣委縣政府提供真實、科學的決策依據。

現階段的企業監管工作存在如下幾個方面問題：

1、認識有偏差

企業信用信息公示并非企業監管的全部，還包括“查無照”、“企業違法查處”等企業監管其他方面的工作。在企業信用信息公示制度實施以來，不少工商干部認為搞好信用信息工作就搞好了企業監管，對其他方面的企業監管工作不夠重視。

同時，不少同志認為企業監管只能通過抽查方式進行，卻忽視了《無照查處取締辦法》、《公司法》、《企業法人登記管理條例》等相關法律對于企業行為的規范監管作用。

2、宣傳不到位

企業信用信息公示工作開展近三年了，以沁縣2015信用信息公示為例，全縣共有在業各類主體6525戶，2015個體未年報戶為1667戶，農民專業合作社未年報戶為718戶，企業未年報戶為392戶，年報率僅為57.4%。造成年報率低的一大原因為宣傳不到位。一方面，近兩年來，縣級以下工商機構都處在改革時期，隊伍工作積極性不足；另一方面，宣傳局限于報刊、電視、短信等傳統的方式，沒有將微信公眾號等方式應運到宣傳中；第三，系統反映的在業主體并不等于實際在業的主體數，我縣現有主體6525戶，而實際經營的主體只有4500多戶，存在大量已停止經營，但未依法履行注銷程序的主體，而這部分主體成了年報的基數，影響了年報率。

3、抽查走形式

按照《企業信用信息公示暫行條例》等信息公示的相關行政法規，抽查并非局限于通過工商綜合業務系統看一下企業是否年報，是否及時公示限時信息。更應該在抽查過程中、移出異常名錄過程通過實地核查，對其公示的經營場所（住所）、實際經營情況、公示的相關數據進行實質性核查。同時，在執法人員無法對財務真實性作出檢查結論時，應當委托會計事務所等中介機構對企業財務公示情況進行審計，避免出現因企業弄虛作假、隱瞞真實情況而致使執法人員承擔責任的事故。

4、業務系統不能滿足信息監管需求

信用信息監管包括年報信息、即時信息兩大方面。目前的業務系統在即時信息監管上尚不能滿足監管需求。建議系統增加未如期履行即時信息企業提醒，以便執法人員可以第一時間知道哪些企業產生了即時信息而未公示。同時，執法人員反映，系統批量拉異功能會將已注銷企業拉入異常；

針對上述問題建議如下：

1、加強一線執人員培訓。特別是對于“三合一”的部分縣區，不少從其他機構合并過來的同志對于企業監管完全不了解，而工商執法人員也沒有能與時俱進，對最新的法規進行學習。

2、增加宣傳途徑。建立類似“大同工商”型的公眾號，進行法規等多方面內容的宣傳。

3、建議系統進行升級，增加即時信息監管提醒平臺。

2016年3月14日

第四篇：福利企業稅收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福利企業稅收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福利企業稅收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環翠國稅局局長 于慶勇

殘疾人群體是社會大家庭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為支持安置殘疾人企業的發展，先后出臺了一系列的福利企業稅收優惠政策。2007年國家又對殘疾人就業稅收優惠政策進行了調整完善，對進一步擴大殘疾人就業，更好地維護殘疾人合法權益，促進廣大殘疾人工作和生活條件的改善，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但從這些政策的執行情況看，仍存在企業對政策理解不透、鉆優惠政策的空子、騙取減免稅等問題。本文結合轄區福利企業實際，對福利企業稅收征管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作一些探討和分析。

一、福利企業稅收管理存在的問題

（一）殘疾人證件的真偽無法及時核實。殘疾證是確定納稅人是否安置了殘疾人的唯一合法證件，但是現在的殘疾人證、殘疾軍人證分別由殘疾人聯合會、民政部門審核，并且上述兩證均由手工填制，在沒有其他檔案資料證實的情況下，稅務機關無法確認其真偽，這也給一些使用偽造殘疾人證件的納稅人提供了可趁之機。

（二）殘疾人比例的界定難存在弄虛作假現象。由于殘疾人比例是決定享受福利企業稅收返還政策的一項重要指標，按安置殘疾人比例來確定優惠界線，凡殘疾人比例有差距的企業，就想方設法或弄虛作假，以獲取稅收優惠，給稅收征管工作帶來了很大難度，難以操作。

1、存在虛養殘疾人問題。2007年調整后的新政策沒有規定殘疾人必須在生產崗位就職，那么在行政管理、門衛、食堂、保安、及其他崗位上班也應認可，這樣可能導致納稅人為套取稅收優惠政策而“虛養殘疾人”，納稅人享受稅收優惠所得遠遠超過“虛養殘疾人”的費用支出。以威海為例，威海規定殘疾人最低工資標準為760元/月，加上四項社會保險350元，全年支付一名殘疾人大約13000元左右，而其享受的優惠有：退增值稅35000元，所得稅加計扣除13000元，可少繳企業所得稅近3250元左右，全年可享受稅收優惠38250元左右，遠遠高于養一名殘疾人的費用支出。

2、存在殘疾人安置條件不符問題。如一些殘疾人員已達到退休年齡或根本無勞動能力而仍在崗位就業；為達到“月平均實際安置的殘疾人占單位在職職工總數的比例應高于25%（含25%），并且實際安置的殘疾人人數多于10人（含10人）”的稅收政策規定標準，一些企業在殘疾人人數一定的前提下，便在在職職工總數上大做文章，部分民政福利企業“賬外有賬”、“人外有人”。如企業賬面工資表中只反映部分正常職工和全部殘疾人職工人數，達到提高減免稅所需的殘疾人安置比例，另外一部分正常職工不做工資表，其工資支出不在賬面列支，通過其他形式支付。

3、存在廠外經營問題。部分民政福利企業廠外生產加工，廠內記賬銷售。企業在正常的生產經營場所之外生產經營相同的、類同的、連續的產品，將收入合并但生產人數不合并。表面上企業提供給稅務機關的安置人數達到規定比例，實際上廠外的職工人數并未統計在內。將外購的流通企業的產品并入本企業產品的經營收入中，以達到享受返還增值稅和減免企業所得稅及其他各稅的目的。

（三）違規使用發票時有發生。由于福利企業可以享受國家稅收返還，一些福利企業通過為其它納稅人虛開、代開發票，收取開票費的問題時有發生。在購進原材料時可能不考慮取得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抵扣的問題，有意識地不索取增值稅專用發票，以取得價格上的優惠，增加企業利潤，一些福利企業購買原材料等不向銷售方取得發票，以白紙條入賬現象比較多，稅收負擔明顯過高。

（四）通過設立關聯企業轉移稅收。新政策實行按實際安置的殘疾人人數限額退稅的優惠，部分福利企業應納稅額小于核定的退稅限額，于是通過設立關聯企業轉移稅收。一是享受稅收優惠的福利企業成為相關聯企業的簡單制作車間，將關聯企業的產品通過福利企業開票銷售，將稅負轉移到福利企業，關聯企業不實現銷售收入，偷逃稅款；二是福利企業將產品以明顯高于市場價格銷售給關聯企業，福利企業稅負高，但可以享受退稅，關聯企業進項稅額大，可以少繳稅；三是福利企業以明顯低于市場價格從關聯企業購進半成品、原材料，關聯企業銷項稅額較小，可以少繳稅；四是福利企業將購進原材料以關聯企業的名義索取增值稅專用發票，轉移到關聯企業進行抵扣，將關聯企業的應納稅額，轉移到福利企業；五是福利企業還將一些成本、費用在關聯企業中進行列支，人為地減少關聯企業利潤甚至使關聯企業虧損，達成關聯企業不繳或者少繳所得稅的目的；六是新政策放寬了福利企業稅收優惠政策享受的條件，由原來的占生產人員50%的殘疾人比例，降低為占全部人員的25%，這種狀況有可能促使福利企業籌劃將超過比例的殘疾人轉移到關聯企業，使不能享受稅收優惠政策的關聯企業也能享受到稅收優惠政策。

（五）國家退免稅款用途難以控制，殘疾職工實得工資與國家返還的增值稅額相差懸殊。按規定減免稅金要用于企業技術改造、擴大再生產、補充流動資金、職工福利等，但是在實際工作中，國家退免稅款如何使用難以控制，殘疾人所得工資僅占國家返還或減免稅款的一小部分，大量的退免稅款以未分配利潤的形式掛在賬上，資金的用途不得而知；或者名義上為企業生產發展資金，但是由于在這方面缺乏具體的監管措施，實際上最終流入經營者個人腰包，國家對福利企業給予稅收優惠，是用放棄部分稅收來保障殘疾人的勞動權利，但從實際情況來看，減免的稅收沒有完全發揮其應有的作用，而成為部分企業和投資者獲取利潤的手段，優惠政策在實施中大打折扣。

二、加強福利企業稅收管理的措施與對策

針對以上問題，我們清醒地認識到扭轉目前福利企業的管理現狀已迫在眉睫，否則不但稅務部門承擔著沉重的執法風險，而且影響了的稅收收入和經濟秩序，不利于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為了規范地用好稅收優惠政策，我們認為應從以下幾方面強化管理：

(一)嚴把福利企業資格的審核關。嚴格掌握新辦、轉辦社會福利企業條件。對企業上報的各種資料進行認真審核，重點核對殘疾人員身份證、殘疾證、殘疾職工照片、工資支付記錄、“四金”繳納情況、企業職工人數、勞動合同、殘疾人員比例等，審核人數是否符合規定，是否有虛假安置、空頭安置的情況。進一步規范每年的年檢年審工作，認真清理整頓假冒福利企業，依法打擊弄虛作假、騙取稅收優惠的不法行為。

(二)加強與民政部門、殘聯等單位間信息溝通和協調。在實際工作中，殘疾人殘情鑒定由醫院和醫生負責，殘疾人證書由殘聯頒發，殘疾人上崗證和福利企業證書由民政部門認定和發放。因此，福利企業稅收優惠政策執行涉及民政、殘聯、衛生和稅務多個部門，在今后要加強各部門相互之間協調聯動、分工負責、互通情況、信息共享、密切配合，杜絕當前社會福利企業弄虛作假、騙取稅款的行為。

（三）進一步完善機制，堵塞稅收漏洞。一是建立公開透明的退稅公告等機制，定期向社會公告享受退稅優惠的民政福利企業情況，接受社會監督；二是在福利企業就業的殘疾人一律使用《福利企業殘疾職工上崗證》，提供縣級(含)以上醫院核發的《疾病證明》。《福利企業殘疾職工上崗證》由主管國稅、地稅、民政部門簽署意見并加蓋印章，縣民政局統一發放并造冊登記。三是實行殘疾人員變動報告制度。企業殘疾職工人數發生變化的，應于當天向主管稅務部門報告變化原因、人數及姓名等情況。四是加強對相關部門的約束。包括醫院出具殘疾鑒定表、民政部門發放殘疾證、政府部門對福利企業改制的真實情況等，都應明確在騙取退稅中的責任，特別是經辦人的責任，而不僅僅把福利企業管理的所有責任都讓稅務人員承擔。

(四)加強對福利企業的日常評估和專項檢查。一是要加強對福利企業的日常評估，每月定期深入企業了解納稅人的各項涉稅資料，不定期地核查殘疾職工的上崗的情況和工資支付、社會保險、醫療保險等費用繳納情況等，加大對福利企業的監管力度。二是通過對企業往年數據的采集，測算企業近年來生產能耗情況，計算出投入產出比，增值稅負擔率等，根據企業往年同期銷售收入發生數、成本利潤率、應繳已繳增值稅和應退已退增值稅等數據，對企業當期的各項數據進行對比分析，重點關注退稅限額高于應納稅額的企業，分析其造成稅負偏高的主要原因，查明與關聯的業務往來情況，注意與關聯企業之間的交易，對交易價格明顯偏低的，要按照稅法規定合理調整，同時，加強對其關聯企業的成本、費用的審查，嚴禁福利企業將成本費用在關聯企業列支，防止減少關聯企業利潤，增加福利企業利潤偷逃企業所得稅。三是要堅持日常管理與專項檢查相結合，每月稅收管理人員要對享受優惠企業的各項條件進行實地核查，檢查發現殘疾人員安置比例不足25%或殘疾人員不足10人的，暫停當月相應的稅收優惠，在一個內累計三個月平均比例未達到標準的，取消其次年享受優惠的資格。對采取虛假手段達到標準的，第一次責令限期整改，限期整改期間不得享受稅收優惠政策；整改不達標準或連續兩次檢查不符合規定的取消其享受增值稅優惠資格。

(五)加大對福利企業違法懲處力度。對于福利企業違背稅收優惠政策在人員比例、上崗情況等方面弄虛作假的，一經發現，除停止享受稅收優惠政策外，還要按騙取國家退稅款進行處罰，并追繳已經享受的退稅款，取消其3年內申請享受稅收優惠的資格，使這些企業不愿作假、不敢作假、不能作假，以保證國家的稅收優惠政策切實落到實處。

第五篇：小型微利企業稅收管理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小型微利企業稅收管理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2010-08-19 14:04:47 | 來源：山東省鄄城縣國稅局 | 作者：王方榮 吳建慶

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小型微利企業有關企業所得稅政策的通知》明確指出，2010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應納稅所得額低于3萬元的小型微利企業，其所得減按50%計入應納稅所得額，按20%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之前，《企業所得稅法》也對符合條件的小型微利企業出臺了減按20%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的優惠政策。

所有這些，對于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特色產業，優化產業結構，形成產業群體，緩解生產經營困難，提高利潤率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如果對小型微利企業認證標準把握不嚴格，管理認識不到位，監督措施跟不上，不僅會給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機，造成國家稅款大量流失，而且還會導致國家產業政策的扭曲乏力。因此，要認真分析當前小型微利企業在稅收征管中存在的問題和薄弱環節，轉變治稅觀念，強化稅收管理，確保國家稅收政策真正落到實處。

一、小型微利企業稅收征管存在的問題

（一）稅收法制觀念淡薄

無論是工業企業還是其他企業，家庭式、父子式、夫妻式、兄弟式、合伙融資式的中小企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經營者在經營理念、管理水平以及對稅法的自覺遵從度等方面與大企業相比都有較大差距，他們往往只看到局部利益、眼前利益和即得利益，不能從整體上理解和把握國家的產業政策，反映到實際經營中則表現為：賬務處理弄虛作假，不按規定使用發票，非主營業務收入不入賬，虛列支出，虛增成本，不如實申報，惡意偷逃稅款。

（二）財務會計核算混亂

一方面，部分中小型企業不能按照財務制度的規定設置相關賬簿，成本核算中的支出憑證多以白條入賬，甚至將日常非經營性的開支列入成本。另一方面，企業財會人員業務素質不高，聘用兼職會計較為普遍，有的會計人員不具備從業資格，有的會計人員完全按照法人的授意進行所謂的“會計核算”，搞體外經營、賬外賬，有的企業老板干脆自己做賬，核算隨心所欲。

（三）日常管理重視不夠

部分稅務機關和稅務人員把稅收征管的立足點和著力點片面放在了大企業和重點稅源上，而對中小企業的管理認為耗費精力大、稅收成本高，從人力、物力、財力上加大小型微利企業管理得不償失，因此忽略了對小型微利企業的深層次管理。

（四）資格認證難以界定

大力發展和扶持中小型企業對于安置下崗職工，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緩解就業壓力和維護社會穩定發揮著重要作用。為支持企業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得稅法》規定：小型微利企業是指從事國家非限制和禁止行業，并符合兩個條件之一的企業：其一工業企業應納稅所得額不超過30萬元，從業人數不超過100人，資產總額不超過3000萬元；其二其他企業應納稅所得額不超過30萬元，從業人數不超過80人，資產總額不超過1000萬元。也就是說，只有四個條件同時具備，才能享受優惠政策。但在現實征管中，小型微利企業的條件和標準卻難以界定。首先，從業人數難以界定。對于經常存在季節性經營、臨時性經營或按合同、計劃生產的小型企業，其從業人數是經常發生變化的。其次，一些中小型企業，為了享受低稅率的優惠政策，想方設法調整企業規模，采取拆分資產、新增法人、虛列成本等方式，使應納稅所得額和資產總額控制在限額以內，所以這些，為稅務機關認證小型微利企業帶來了一定困難。

（五）監控措施流于表層

針對小型微利企業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扶持措施，其目的是規范企業經營，創造良好的公平競爭環境。但在實際稅收管理中，還存在一些監控乏力、征管質量不高等問題，突出表現在：管理人員素質不過硬，管理制度不完備，管理方法流于形式，管理措施科技含量低。

（六）違法行為打擊不力

政策執行不到位，加之管理弱化，相應助長了不法分子的偷逃稅行為。目前，在對小型微利企業的監督檢查上僅僅依靠的所得稅匯算清繳，而對涉及小型微利企業的專項稽查、專案稽查以及日常稽查重視程度不夠，總體力量單薄，對查處的偷逃稅行為心慈手軟，追繳稅款、加收滯納金和罰款不能完全到位。

二、加強小型微利企業管理的措施

強化小型微利企業管理不僅僅是一個稅收收入問題，同時也是一個社會問題，它牽涉到國家運用稅收政策對特殊經濟運行群體實施調結構、轉方式、增效益、促發展的大政方針。因此，作為稅務機關和稅務干部應切實轉變治稅理念，認真查找小型微利企業在稅收管理上存在的諸多問題和薄弱環節，實事求是地分析問題存在的根源，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不斷提高征管質量和水平。

（一）搞好稅法宣傳，強化納稅輔導

稅收征管質量的高低取決于兩個方面的因素，一是稅務人員的執法行為，二是納稅人的辦稅行為，前者是做好征管工作的先決條件，后者則是做好工作的重要基礎。因此，規范納稅人的辦稅行為，提高納稅人的財務管理水平是全面提升稅收征管質量的有效保障。稅務機關和稅務人員要根據小型微利企業的特點，綜合考慮各企業的人員狀況、辦稅水平、納稅意識等因素，通過送法上門、召開座談會等形式有針對性地開展稅法宣傳活動，引導和教育納稅人誠信經營，依法納稅。與此同時，要積極幫助企業建立健全各種賬簿，完善各項財務管理制度，促進企業加強經濟核算，改善經營管理，提高經濟效益；要定期不定期地開展納稅輔導活動，幫助納稅人全面、正確了解和掌握稅收政策；要以輔導講座、舉辦培訓班等形式，在成本核算、稅金計提、報表申報編制等方面加強輔導，使企業的經營行為真實、完整地反映出來。

（二）加強部門配合，及時溝通信息

對小型微利企業實施有效管理是一項復雜的工作，既需要對各種涉稅信息的搜集、篩選、分析和整合，又需要稅務部門各崗位之間、稅務部門與地方各職能部門之間的良好協調配合。首先，要搞好稅務機關內部各管理崗位之間的信息交流，明確崗位職責，規范辦稅程序，各司其職，密切配合，在企業、基層管理分局（所）、縣（區）局之間形成信息傳遞鏈，做到“上下聯動、齊抓共管”，為提高征管質量和打擊偷逃稅行為提供保證。其次，要樹立“內外并舉、多方協作”的治稅思想，加強與地方政府有關部門的溝通協調，取得各部門的支持與配合，形成治稅合力，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特別要加強與金融、地稅、工商等部門的聯系與合作，通過信息交換及時掌握企業的經營規模、資金流向及用工狀況，為適時實施監管提供外部信息支持。

（三）推行動態管理，建立長效機制

一是要廢除小型微利企業資格認證“終身制”。據了解，由于小型微利企業資格認證情況復雜，工作難度大，受人力、精力所限，部分稅務機關對小型微利企業的認證一般一定幾年不變。其實，企業的經營范圍、經營狀況、資產總額以及從業人數是經常發生變化的，因此，稅務機關應對小型微利企業實施動態管理，對超乎認證條件和標準的要及時取消所應享有的優惠政策。

二是要建立和完善小型微利企業認證機構。目前，對于小型微利企業的認證一般是由基層管理分局（所）在調查核實的基礎上予以統計呈報，然后由縣（區）局認定備案。一方面，基層稅務人員是認證調查的第一責任人，必須具有較強的綜合業務素質和嫻熟的工作技能，事實上，隨著經濟的發展，納稅戶數增加與基層管理人員人手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在這方面，基層稅務機關和稅務人員顯得有點力不從心；另一方面，縣（區）局對呈報的認證資料不可能一一實地調查核實，這就在小型微利企業認證環節可能會出現一些漏洞。為有效解決在認證過程中存在的問題，縣（區）局應積極吸納稅政、征管、計征、稽查等部門的業務骨干、征管能手和精兵強將，組成專門的認證機構，從嚴、從細地搞好資格認證工作。

（四）積極實施精細化管理，增強監控科技含量

一是稅務機關要按照“科技加管理”的要求，制定符合小型微利企業實際的管理措施和制度規定，明確崗位職責和目標要求，加強稅務干部技能培訓，增強工作責任心，完善績效考核制度。二是把握工作重點，在“核實”上巧做文章。對企業提供的小型微利企業預認定表、資產負債表、企業所得稅申報表以及其他征管資料要反復推敲，認真甄別，不放過每一個疑點；要通過采取實地核實、檢查企業賬目、分析涉稅信息、比對相關數據等形式，準確掌握企業的真實經營情況。三是充分發揮計算機網絡的監控職能，依托信息征管系統，開發運用征管軟件，對小型微利企業的相關數據資料實施有效監控。四是對于長期出現零申報、負申報、低申報的小型微利企業，要借助分析預警系統，認真搞好納稅評估，正確分析和審核企業申報的各類數據的邏輯關系，發現疑點，及時解決。五是要充分利用所得稅匯算清繳的良好時機，組織精干力量，解剖分析企業在生產經營中存在的問題，及時向納稅人、向基層稅務機關提出改進和規范管理的意見建議。六是充分發揮稅務稽查的威懾力和震懾力，采取專項稽查、日常稽查的方式，嚴厲打擊偷逃稅行為，創造良好的稅收征管環境。

（五）落實稅收管理員制度，提高日常巡查能力

基層稅務機關和稅務人員是規范小型微利企業管理的第一關口，過硬的業務技能、完備的征管手段以及高度的責任心和事業心對提高小型微利企業的管理水平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要全面落實稅收管理員制度，明確稅收管理員的崗位職責，按行業、按區域實行分類管理，責任到人。另外，縣（區）局對稅款實行集中征收后，相應收縮了基層分局（所）的征收職能，這樣，基層稅務機關的工作重點應放在對稅源的管理監控上，要不斷深入企業積極開展調研活動，加強日常巡查，密切關注企業的各項經營活動，為實施有效征管掌握第一手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