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對于“被吊銷執照后僵尸企業的處置”問題的思考

對于“被吊銷執照后僵尸企業的處置”問題的思考

第一部分是對被吊銷執照企業不清算原因的分析，第二、三部分是發生企業清算糾紛后的司法中的常見問題及解決方法，第四部分是事前監管措施的建議。主要信息來源于國家及各省工商管理部門公布的信息、各級法院相關內部司法指導性文件、相關判例及一些學者已有的研究成果。根據收集的資料，思考如下：

一、被吊銷執照企業不清算的原因

有相當一部分企業被吊銷營業執照后不清算，有的利用其沒被銷毀的營業執照和企業印鑒等證件進行招搖撞騙、惡意逃廢債務。

被吊銷執照企業不清算的原因有：

1．現有法律法規的不完善和市場退出機制的不健全。

根據我國相關法律，企業退出方式有兩種:主動退出和被動退出。主動退出即企業自己因歇業、解散等原因中請注銷，依法規定應當進行清算。被動退出即登記主管機關依法吊銷違法企業的營業執照，是一種行政處罰。這種退出方式一般源于兩種原因:一是企業嚴重違反登記管理法規；二是企業發生了嚴重違反市場經營管理法規的違法行為。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兩種退出方式互為補充，普遍為世界各國認同和采納。如果市場體系發育完善、市場競爭井然有序的話，企業在歇業、破產、解散、依法關閉時中請注銷退出市場應該是主要方式，市場管理者對嚴重違法的企業依法吊銷營業執照作為一種行政管理手段只是作為市場主體退出的輔助方式。而目前，由于主動退出一般需要經過清算、公告債權人、完稅、還債、銷戶等程序，少數企業因此而不去辦理注銷登記；更多的是某些企業和投資人為逃避債務、稅收，在退出市場時，不主動辦理注銷登記，而采取“銷聲匿跡”的方式坐等工商部門吊銷營業執照。目前，我國工商部門每年依法吊銷的企業中大多是“三無”企業、查無下落企業、不參加年檢企業，而真正因為嚴重違反市場經營管理法規被吊銷營業執照的并不多見。本來，吊銷營業執照是位于限制人身自由之后最嚴厲的行政處罰措施，應成為制裁企業制假售假、商標侵權、不正當競爭等嚴重違法行為的重要手段，而如今卻成了企業退出的主要渠道。這種“本末倒置”的退出市場方式，說明了當前企業退出機制不但不能實現國家保護債權人權益和國家稅源的立法初衷，相反已危及到交易安全，而目還嚴重影響了行政處罰的嚴肅性。

2．社會信用體系不健全，吊銷營業執照不清算的違法成本過低

由于我國處于經濟體制轉型時期，企業、投資人趨利意識嚴重，信用缺失引發的拖欠賬款、逃廢債務、惡意偷稅欠稅等現象時有發生。在退出市場時，有些企業和投資人鉆空子規避法律。有的搞假破產、假清算來騙取注銷登記；有的在破產、解散、關閉時不依法組織清算辦理注銷，而是以不參加年檢等方式有意等待被工商部門吊銷其營業執照。投資人“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現象非常普遍，有的企業甚至今天被吊銷營業執照，明天又辦理了新的執照。雖然從理論上講，吊銷營業執照是工商部門最嚴厲的處罰，但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企業惡意退出時，這種處罰則顯得蒼白無力，甚至成了債務人賴賬和惡意逃債的借口。3.債務清算責任不明確，債權保護缺乏應有的力度

我國各類市場主體法都對企業終止、清算作出了相應的規定，但這些規定都過于原則、操作性不強。更主要的問題在于，眾多的市場主體法和清算法律法規都沒有明確規定企業終止后清算的期限，也沒有規定逾期不清算或沒有依法清算的，應如何追究投資者、法人代表和直接責任人員個人的民事責任、行政責任，甚至刑事責任。雖然《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條規定了妨害清算罪，但該罪也無法追究不清算者。同時，企業終止和債務清算嚴重脫節，以至于債權保護和債務清算制度有如虛設。

二、被吊銷執照企業法人的法律地位（訴訟法上的地位）1．分析

吊銷企業法人營業執照，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依照國家工商行政管理法規對違法的企業法人作出的一種行政處罰。企業法人在被吊銷營業執照后未注銷登記前，雖然喪失經營資格，但其法人資格仍然存續。依據相關法律及司法實踐中的通常做法，下面的是被吊銷執照企業法人在訴訟中出現的問題及司法實踐做法。

2．問題及司法實踐做法

（1）企業法人因違法被國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吊銷營業執照后，在清算終結及辦理注銷登記前，其法人的主體資格依然存在，完全能夠以自己的名義享受權利、承擔義務。在訴訟中完全具備訴訟主體資格，可以自己的名義起訴或應訴。

（2）企業被吊銷營業執照后，成立清算組負責清理債權債務的，清算組為訴訟主體，債權人起訴被吊銷營業執照的企業應以清算組為被告。

（3）企業被吊銷營業執照后，無清算組織負責清理債權債務的，債權人起訴可以被吊銷營業執照的企業和清算主體為共同被告。

債權人僅以被吊銷營業執照的企業為被告起訴的，法院通常予以受理。

（4）企業被吊銷營業執照后，債權人僅以開辦單位或清算主體為被告起訴，要求被告承擔投資不足、抽逃資金、轉移資產逃避債務或清算等責任的，法院通常予以受理。（5）一審立案后發現被告被吊銷營業執照的，應債權人申請，法院可追加清算主體為共同被告。

（6）二審訴訟中，債務人被吊銷營業執照的，如成立清算組清理債權債務，可直接變更清算組為訴訟主體；無清算組清理債權債務的，訴訟繼續進行。債權人如要求清算主體承擔投資不足、抽逃資金、轉移資產逃避債務或清算等責任的，另行起訴。

（7）債權人被吊銷營業執照的，如已成立清算組清理債權債務，清算組作為原告參加訴訟，債權人在訴訟中的權利義務由清算組繼受。

無清算組織的，清算主體可以申請加入訴訟作為共同原告；清算主體不申請加入的，不影響案件的繼續審理。

（8）企業被吊銷營業執照且未成立清算組，其清算主體先于該企業被吊銷營業執照或注銷登記的，因企業法人資格尚未消亡，訴訟繼續進行。

清算主體先于該企業被吊銷營業執照后成立清算組的，清算組可以與該企業作為共同訴訟主體參加訴訟。清算主體先于該企業被吊銷營業執照后未成立清算組的，或清算主體先于該企業被注銷登記的不再繼續追及。

（9）企業被吊銷營業執照后，其權利能力、行為能力受到限制，應停止清算以外的經營活動。成立清算組的，由清算組為訴訟主體，清算組組長為負責人。未成立清算組的，法院在法律文書中將企業列明，并在審理查明事項中說明企業被吊銷營業執照的有關情況。

（10）被吊銷營業執照的企業法定代表人、負責人或委托代理人可以該企業法定代表人、負責人或委托代理人身份參加訴訟。對于法定代表人、負責人不能證明其身份的，應要求其出具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或有關單位的證明。

三、清算主體及其責任（實體法上的責任）1．清算主體的確定

（1）國有企業以企業的上級主管部門為清算主體；

（2）集體企業以企業的開辦單位、部門，或投資人為清算主體（3）聯營企業以各投資主體為清算主體；（4）子公司以母公司為清算主體；（5）有限責任公司以全體股東為清算主體；

（6）股份有限公司以公司章程規定負有清算責任的股東、或股東大會選定的股東為清算主體；股東大會不能選定清算組的，派員擔任董事會成員的股東為清算主體；（7）外商投資企業應依據《外商投資企業清算辦法》進行清算，成立清算組（清算委員會）。未成立清算組的，清算主體為各方股東。中外合資、合作企業外方已不存在的，中方股東應通過申請特別清算程序對企業進行特別清算，成立特別清算委員會。未成立特別清算委員會的，中方股東為清算主體。

（8）合伙企業清算人由全體合伙人擔任；經全體合伙人過半數同意，可以自合伙企業解散事由出現后十五日內指定一個或者數個合伙人，或者委托第三人，擔任清算人。

自合伙企業解散事由出現之日起十五日內未確定清算人的，合伙人或者其他利害關系人可以申請人民法院指定清算人

債權人起訴的清算主體有誤，法院查明后裁定駁回起訴。

公司股東較多時，債權人起訴要求股東承擔清算責任的，既可以全部股東為被告，也可以其中部分股東為被告。

債權人以部分股東為被告時，此部分股東應為公司章程規定負有清算義務的股東，或公司的大股東，或派員擔任公司董事會成員的股東。

但債權人要求股東承擔投資不足、抽逃資金或轉移財產等責任時，應針對具有投資不足、抽逃資金或轉移財產等行為的股東進行訴訟。

債權人起訴有限責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后，債權人申請追加清算主體時，清算主體成員較多，依據有關規定又不能產生清算組的，法院可直接指定清算組人選，并限期清算。指定的清算組成員應為派員擔任公司董事會成員的股東。

2．清算主體的基本責任是清算責任

清算責任包括以下內容：一是對原企業的財產、債權債務進行清理，以原企業的財產清償債權人的債權；二是原企業財產不足以清償債務的，應依據《破產法》、《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申請債務人破產。在司法中的可能出現的情況及處理方法如下：

（1）法院判令清算主體承擔清算責任的，應限定清算責任期限。清算期限由法院根據具體情況確定，一般限定6個月內清算完畢。

（2）債權人以企業和清算主體為共同被告，清算主體承擔清算責任的，應判決債務人承擔給付義務；清算主體承擔清算責任，并以清理的債務人財產承擔債務人的清償責任。

債權人僅起訴清算主體要求其承擔清算責任的，可判決清算主體對債務人進行清算，承擔清算責任。

（3）清算主體在法院確定的期限內未盡清算責任，或在企業存在歇業、撤銷、被吊銷營業執照等情形后一年內不盡清算責任的，債權人可直接申請法院指定有關單位成員進行清算。法院指定中介機構進行清算的，清算費用由清算主體承擔。

（4）清算主體在法院確定的期限內未盡清算責任，或在企業存在歇業、撤銷、被吊銷營業執照等情形后一年內不盡清算責任，造成企業財產毀損、滅失、貶值等，致使債權人的債權遭受實際損失的，清算主體應對債權人的損失承擔賠償責任。

賠償責任應限定在清算主體未盡清算責任所形成的損失范圍內。

（5）企業的投資人作為清算主體存在投入注冊資金不實，但已達到企業法人注冊資金法定最低數額的，或存在抽逃資金、轉移資產逃避債務等行為的，應在其投資不實、抽逃、轉移資產的范圍內對債權人承擔賠償責任。

（6）企業的投資人作為清算主體投入的注冊資金不實，未達到企業法人注冊資金法定最低數額，且企業在訴訟時自有資金亦未達到企業法人注冊資金法定最低數額的，應認定為企業不具有法人資格。企業財產不足以清償債務的，應由清算主體承擔清償責任。

（7）清算主體在工商登記管理機關注銷企業登記時，承諾對企業遺留的債權債務負責的，或表示企業的債權債務已清理完畢而實際并未清理的，清算主體應對債權人承擔清償責任。

企業債權債務經合法清算程序清理完畢，債權人未在清算期間申報，而喪失受償權利的，清算主體不承擔責任。

（8）債權人不要求清算主體承擔清算責任，而要求清算主體與企業共同承擔或獨自承擔賠償或清償責任，但清算主體沒有承擔賠償或清償責任事由的，應判決駁回債權人對清算主體的訴訟請求。

四、監管措施

1.構筑市場主體信用信息共享體系

一是依托工商部門市場主體“經濟戶口”，集中登記、合同、商標、經檢方面的市場監督信息，形成對市場主體信用監控的各種信息資源的共享機制。二是建立起完備的個人信用記錄體系。三是對一些因嚴重違法行為被吊銷營業執照而終比的企業或者因資不抵債宣告破產而終止的企業負責人、投資人的資料要上網公布，使這些人難以輕易地再擔任企業負責人（如《廈門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關于解決因逾期未參加年檢被吊銷營業執照企業的法定代表人任職資格限制問題的意見》）。四是建立市場主體信用保險制度，形成相應的風險分散機制。

2.建立市場主體預警制度

工商部門要通過市場巡查和預警系統，讓那些為避免債務、稅收而隱藏不清算、不注銷的企業、投資人沒有藏身之地。（如《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關于對吊銷營業執照企業進行檢查的通知》和《江蘇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關于印發被吊銷營業執照的公司股權變更登記規范的通知》）

3.建立市場主體約束懲罰機制

懲罰機制在企業的退出制度中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應該不僅局限于法律法規的懲處，更體現在于對企業及投資人信譽的影響、道德的譴責方面。如“黑名單”制度、“市場禁入、行業禁入”制度、“任職限制”制度等等。

第二篇：僵尸企業處置面臨七個棘手問題

僵尸企業處置面臨七個棘手問題

2016年01月27日03:53 上海證券報 3分享添加喜愛打印增大字體減小字體

僵尸企業處置面臨七個棘手問題

文眼

僵尸企業占用寶貴的實物資源、信貸資源，侵蝕有限的市場空間，是阻礙企業發展和經濟增長的病毒。僵尸企業的形成有其復雜原因，僵尸企業的處置自然也不會輕松。激濁揚清，去腐立新，處置僵尸企業不能畏首畏尾，要直面問題，辯證施治，運用多種手段，剝離病變部位，為企業營運輸入氧氣，為經濟增長增添新鮮血液。

——亞夫

■目前僵尸企業處置工作中所存在的主要問題：兼并主體對僵尸企業實施并購重組的動力明顯不足；僵尸企業反并購阻力較大；僵尸企業難以破產退出；僵尸企業主動自救脫困能力缺乏；部分救助措施短期化傾向明顯；部分長期無經營活動的僵尸企業無法注銷；僵尸企業幫扶工作的所有制之間差異依然存在。

■十八屆五中全會以來，中央高度重視僵尸企業處置問題；不僅提出了處置僵尸企業的路徑與目標，而且明確了處置僵尸企業的基本原則。資產重組、產權轉讓、關閉破產是清理處置僵尸企業的主要路徑，“重組救活為主、破產退出為輔”是處置僵尸企業的基本原則，中央大力推進僵尸企業處置工作的目標是到2017年末實現經營性虧損企業虧損額顯著下降。

□劉興國

目前我國煤炭、鋼鐵、有色、礦業、石化等行業僵尸企業數量眾多，那些高度資源依賴的地區僵尸企業問題尤為突出。

作為我國優秀企業的代表，上市公司中的僵尸企業也不在少數；據統計，2012年以來滬深兩市有多達266家上市公司扣除非正常損益后連續三年虧損，完全依賴政府補助或出售資產粉飾報表，占上市公司總數的10%左右。這些長期陷入經營困境的僵尸企業，既有國有企業，也有民營企業。

十八屆五中全會以來，中央高度重視僵尸企業處置問題；不僅提出了處置僵尸企業的路徑與目標，而且明確了處置僵尸企業的基本原則。資產重組、產權轉讓、關閉破產是清理處置僵尸企業的主要路徑，“重組救活為主、破產退出為輔”是處置僵尸企業的基本原則，中央大力推進僵尸企業處置工作的目標是到2017年末實現經營性虧損企業虧損額顯著下降。

目前國家發展改革委、工信部與國務院國資委正在就僵尸企業處置問題開展深入調研和討論制定相關政策舉措，預計將會盡快出臺政策文件，建立健全處置機制，并為順利推進僵尸企業處置設立專項基金。

2016年，僵尸企業的妥善處置，將成為各級政府的重要經濟工作之一。事實上，長期以來，各級政府一直都在推進僵尸企業的處置工作，也取得了一些寶貴經驗。但從實際處置效果看并不理想，在處置進程中常常遭遇重重阻力。深入分析與把握前期僵尸企業處置工作中所存在的主要問題，對新時期順利推進僵尸企業的處置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兼并主體并購動力不足

當前階段，處置僵尸企業的一個重要手段就是推進優勢企業或相對優勢企業對其進行兼并重組。但由于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兼并主體對僵尸企業實施并購重組的動力明顯不足。

首先，僵尸企業自身的資產狀況非常差，對兼并主體來說，兼并難以給企業帶來有價值的新資產；尤其是那些本身不占有特定資源的僵尸企業來說，并購的價值更低，更加難以滿足兼并主體的并購要求。

其次，作為并購主體，必然希望并購至少能夠在某一方面能夠給企業創造新價值；如果對僵尸企業的兼并重組不能帶來新的有價值的資產或資源，至少希望并購能夠在稅收籌劃方面為企業提供新的空間，能夠借助報表合并的機會在一定程度上合理降低企業的納稅負擔，或者是能夠享受到特定的稅收優惠；但在當前征稅制度下，兼并主體力圖通過兼并僵尸企業進行稅收籌劃的空間十分有限。

再次，對僵尸企業的兼并相對容易，但后期的整合重組卻困難重重；尤其是僵尸企業人員的整合，更是令所有并購主體頭疼的難題；長期經營困難的僵尸企業，其人員往往都已經形成了諸多不符合現代生產運營要求的習慣，而且由于長期不能正常上班，積極的企業文化與企業精神更是無從談起，所以這些老員工可能難以順利融入并購主體，相反會對并購主體的管理產生負面影響，迫使并購主體管理層不得不耗費更多精力來處理被并購僵尸企業遺留問題，從而降低并購主體的總體管理效果。

最后，正因為上述原因的存在，導致在現實中，并購主體對僵尸企業的兼并重組往往以失敗告終，大量并購失敗案例的存在，顯然進一步削弱了并購主體的并購動力。

僵尸企業反并購阻力較大

在關注兼并主體并購動力不足的同時，也不應忽視來自僵尸企業自身的反并購阻力問題。在長期以來的企業調研中，我們均發現，不少僵尸企業自身存在明顯的反并購傾向。僵尸企業反并購阻力產生的原因很復雜，但總體上看，可能來自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僵尸企業管理層的反并購傾向最為明顯，絕大多數僵尸企業的反并購阻力主要是來自管理層；在寧做雞頭不做鳳尾的傳統思想影響下，企業普遍都不愿意被他人兼并，寧肯自己慘淡經營，也不愿意成為別人的子公司；在具有行政級別的國有企業中，這一來自管理層的反并購阻力更為明顯，獨立經營意味著具有完整的經營決策權和特定的行政級別，而一旦被并購，不僅會喪失經營自主權，而且會失去長期以來享有的特定行政級別以及與此相對應的特定待遇；尤其是那些臨近退休的特困國企負責人，其維持獨立運營、反對兼并重組的動力最為明顯。

其次，一些僵尸企業會遭遇來自員工層面的反并購阻力；對國有僵尸企業來說，員工主要擔心的是隨著并購的發生，可能會導致員工身份發生改變，從而影響到未來工作的穩定性和待遇的可預期性，正是出于對身份改變的擔憂，特困央企員工不愿意被地方國企或民企兼并重組，而特困地方國企員工則不愿被民企兼并；如果是央企兼并地方國企、地方國企兼并民企，來自員工的反兼并阻力要小得多，甚至可能根本就不會遭遇反兼并阻力；當然，在特定情況下，如擔心并購后企業搬遷從而影響到自己工作的便利性，特困民企的員工也會表現出明顯的反并購傾向。

僵尸企業難以破產退出

國外處置僵尸企業，尤其是那些長期嚴重資不抵債而又扭虧無望的經營困難企業，更多是借助司法機制，幫助僵尸企業依法破產退出。2006年8月27日，十屆人大第二十三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并自2007年6月1日起施行；但至今無論是政府部門還是公眾輿論，似乎仍將破產視為不可碰觸的雷區，企業真正通過破產退出的數量十分有限。導致我國僵尸企業難以借助破產實現順利退出的原因，可能來自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企業破產退出的機制尚未完全理順，阻礙了僵尸企業通過破產渠道實現退出；盡管我國已經有了《企業破產法》，但在企業破產流程中仍存在不少問題沒有真正全面解決，并沒有建立起一個完善的僵尸企業破產退出的機制，尤其是對國有企業來說，更是如此；企業破產后，原有企業人員如何安置，國有破產企業的資產如何處置，都缺乏一個完善的處置機制，這無疑構成了企業破產退出的嚴重羈絆。

第二，以銀行為代表的僵尸企業債權方，并不愿意推動僵尸企業破產退出；銀行往往是那些僵尸企業最主要的債權人，尤其是對那些大型僵尸企業來說，其負債基本上都是來自銀行，這些僵尸企業一旦破產退出，銀行負債將徹底失去回收的可能性，出于維持哪怕是一絲渺茫的負債回收希望，以及避免不良貸款問題在自己任內暴露的需要，債權銀行并不希望僵尸企業通過破產進行退出，為了維持僵尸企業的繼續生存，部分債權銀行甚至不惜繼續為原本已經扭虧無望的僵尸企業繼續提供融資，以臨時性解決其持續運行問題。

第三，地方政府部門往往是阻止僵尸企業破產退出的最直接干預者，是企業能否破產退出的決定性力量；對地方政府來說，他們可能根本就不希望看到企業破產退出現象的發生，因為這對他們來說，意味著地區生產總值的減少、財政收入的下降、區域產業結構的改變、就業壓力的上升、社會不穩定因素的增加；因此，地方政府總是希望能夠盡可能維持僵尸企業的持續經營，而不是推動企業破產退出，甚至存在部分地方政府干預司法與信貸，以避免因為司法與信貸行為導致僵尸企業破產退出。

第四，依法破產退出的司法程序繁瑣冗長。據調查，法院在審理企業破產案件時，從訴訟立案到執行完破產程度，通常需要兩三年時間。這一漫長的審理與執行過程，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債權人通過司法渠道申請僵尸企業破產的動機。司法程序的漫長，主要是因為進入破產程序的僵尸企業本身情況往往非常復雜，法院申請難度大，審理結束后執行起來也不容易，尤其是國有企業破產案件，其難度更大。

人民法院在審理國有企業破產案中發現有三難：一是資產狀況混亂，許多企業的資產有賬無物或有物無賬，資產憑證缺失，無法證明賬上資產的真實性和有效性。二是破產債權較多，追收難；多數破產國有企業的對外債權均占全部資產的70%以上，數額巨大，少則百萬，多則達千萬元之多，而且均為不良債權，很難追收。三是職工安置標準不明，資金來源少，保障難。

職工安置是破產審判中的一大難題。進入破產程序的國有企業多數是停產多年或是經過轉制后留下的老企業，有關職工安置的標準尚不明確，存在不少爭議。此外，破產企業的抵觸情緒與不配合，人為拖延了司法審判的進行。實踐中常有破產企業人員惡意轉移隱瞞資產、不如實申報債權債務的行為，以及存在不按時向法院提供財務賬簿等行為。

第五，由于存在“僵而不死”的尋租空間，上市公司中的僵尸企業退出尤為困難。在當前IPO制度及并購重組炒作熱潮的推動下，我國上市公司存在特殊的殼價值，一些具有較好盈利能力與發展前景的企業由于短期內難以自己通過直接IPO上市，往往轉向尋求借助對上市公司的并購重組來完成上市；這時候，那些長期虧損卻又能夠借助現行退市制度不健全而占據上市資源的企業，也就成了那些急于上市企業的并購首選目標：付出相對較低的并購成本，就能夠快速實現上市。

正是基于特困上市公司這一特殊的殼資源價值，其退出變得尤為困難。一方面企業自身會想盡一切辦法避免退市，不斷尋找并購重組機會，并借助并購重組進行股價炒作；另一方面，基于上市公司的形象價值，以及殼資源價值，地方政府更加不愿意推動特困上市公司的破產退出。實踐中甚至存在濫用破產重整制度安排的現象，為幫助特困上市公司保殼資源，某些地方政府往往聯手法院強迫債權人同意特困上市公司進行性破產重整，以債務豁免的方式實現上市公司扭虧為盈從而恢復上市，進而尋求并購重組機會，把原本根本不值錢的殼賣一個好價錢。

僵尸企業主動自救脫困能力缺乏

從企業自身角度說，自救脫困應該是僵尸企業的首選策略；但事實上，我國企業一旦陷入經營困境，往往難以自救脫困。總體上看，我國企業陷入經營困境可能有兩種不同路徑：其一是由于企業產品缺乏競爭力而陷入經營困境，其二是由于資金鏈突然斷裂而快速陷入經營困境。無論是因為何種原因陷入經營困境，企業都難以通過自身努力實現自救脫困。

首先，僵尸企業產品結構調整能力差。對那些因為產品缺乏競爭力而逐步陷入經營困境的企業來說，主動調整產品結構是實現脫困的唯一選擇。但問題的根源在于，企業產品之所以缺乏競爭力，往往都是因為企業缺乏創新能力，期望僵尸企業自身通過創新實現產品結構調整并不現實；受資金匱乏影響，僵尸企業也難以借助技術引進來實現產品結構調整。而且，調整產品結構往往需要同時對生產線進行改造，對缺乏資金的僵尸企業來說，如何籌措生產線改造資金顯然是一個大難題。

其次，僵尸企業通過整體或部分變賣資產進行自救的方式也不一定可行。當企業陷入經營困境時，不少企業都會考慮通過整體或部分出售資產的方式來擺脫困境，但在實踐操作中，除了前述阻礙性因素外，還有一些因素也會影響到企業資產的變現。即使是買者愿買、賣者愿賣，而且資產質量也不錯，僵尸企業也不見得就能夠順利實現資產的出售。尤其是國有企業，本身并沒有獨立處置企業資產的權限，程序繁瑣的資產評估與審批，可能往往會導致僵尸企業喪失資產變現的最佳時間點，甚至可能會變相勸退并購重組意向方。這種因國資轉讓審核時間過長而導致重組失敗的案例并不少見。

再次，對因資金鏈斷裂而陷入經營困境的企業來說，自救同樣十分困難。因融資過度導致資金鏈突然斷裂而陷入經營困境的企業，其資產基本上都已經被抵押給了銀行，只要有其中某一家銀行啟動訴訟保全程序，其他銀行也會馬上跟進，企業必將全面陷入困境。這一時期的企業，應該是已經完全喪失了繼續融資的能力，指望通過新融資來緩解經營困境幾無可能。當然，如果企業存在大量應收賬款，也許通過加強應收賬款的催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資金壓力，從而實現自救脫困，但在宏觀經濟整體都不景氣、企業之間應收賬款普遍嚴重拖欠的情況下，這一操作空間可能也比較有限。

部分救助措施短期化傾向明顯

僵尸企業脫困問題應該說已經引起了政府相關部門、金融機構與社會輿論的廣泛關注與重視，并且在如何幫助僵尸企業脫困上采取了一系列舉措，部分舉措確實取得了較好成效。幫扶僵尸企業的成效無疑值得肯定，但也不應忽視當前僵尸企業幫扶工作本身存在的問題。政府部門與金融機構想要幫扶僵尸企業的愿望肯定都是好的，但良好的愿望并不必然帶來預期的正確結果。

當前政府及金融機構的部分幫扶措施的著力點存在偏差，一些救助舉措往往都是致力于臨時性地解決某一特定問題。如當前政府出臺的一些穩崗補貼措施，確實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困難企業經營壓力，減少了困難企業的人員裁減規模，短期內實現了社會就業的穩定；但從長期看并不利于困難企業降低成本壓力、提高勞動產出效率。穩崗措施如果不與其他舉措相配合，他只會延緩企業裁員或破產退出時間，而不會對重新激發企業發展活力產生積極影響。不加區別地為困難企業辦理轉貸續貸甚至增加新貸款，可以在短時間內繼續維持無活力、無前景企業的生產運營，但在吞噬完大量金融資源后，一旦信貸支持無以為繼，這些僵尸企業依然會走上破產倒閉的歸宿。

部分長期無經營活動的僵尸企業無法注銷

調查中發現，目前在各地仍存在部分長期無實質性經營活動、并且已經嚴重資不抵債的僵尸企業，無法依法注銷，被迫在名義上繼續存續。這類企業往往都是因陷入經營困境而被大型國有企業集團托管的中小型國有企業，如廣物控股所長期托管的一些嚴重虧損但長期無任何經營活動的中小國有企業。這些企業本來應該依法破產，然后進行注銷。但由于歷史遺留下來的欠稅問題，以及難以厘清的債權債務問題，盡管托管方一直努力采取措施對上述問題進行相關處理，但往往難以滿足公司注銷的法律要求，無法完整提供公司注銷所需要的各種材料，導致被迫勉強繼續維持這些被長期托管、無實質性存在價值與意義的僵尸企業繼續在名義上存活運行。

這些被托管的僵尸企業往往在被托管之前已經欠繳巨額應納稅款，再加上長期累積下來的欠稅滯納金，及時變現了被托管企業的全部資產、土地，往往也無法繳清所欠稅款及滯納金；這導致托管方也不愿意去主動清繳這些長期托管企業的歷史欠稅問題，從而采取放任這些企業繼續存續。工商注銷所要求的無重大債權債務申明，對托管方來說也是一個不愿去碰觸的難題，因為基于歷史原因，托管方可能確實難以厘清這些被托管企業的歷史債權債務；而一旦做出無重大債權債務的申明，在被托管企業依法注銷后，如果有債權人提出債權主張，托管方需要承擔合法債權的償還責任，這對托管方來說，顯然是十分不利的。所以對托管方來說，在無法厘清被托管企業債權債務的情況下，不去主動推動這些毫無存續價值的被托管企業的依法注銷，可能是一個更為合適的選擇。

僵尸企業幫扶工作的所有制之間差異依然存在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僵尸企業幫扶工作的重點，一直都是針對國有企業。尤其是在改革開放的初期，民營經濟所占比重小，國家對民營經濟的重視程度也遠不如現在；那一時期的僵尸企業，基本上都是國有企業，僵尸企業幫扶政策，無一例外都是指向國有企業脫困，國家所出臺的企業脫困政策文件，都明確指明是國有企業兼并破產、國有企業職工安置等。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我國民營經濟蓬勃發展壯大，民營企業的數量，已經占了全國企業數量的90%以上；目前全國登記在冊的近2000萬戶企業中，國有企業的數量不足15萬戶。

從數量上看，目前陷入經營困境的民營企業數量，要遠遠大于國有企業；政府幫扶僵尸企業的工作重點，不應該繼續停留在改革開放初期所確立的國有企業身上。

總體上看，造成當前政府僵尸企業幫扶工作重點繼續停留在國有企業身上，并且在事實上形成僵尸企業幫扶工作在所有制之間差異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在意識形態上我們仍然高度強調國有經濟是國民經濟的命脈與脊梁，因而導致各級政府更多關注國有經濟發展，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對民營經濟在發展中所遭遇問題的關注與解決。

二是出于對民營經濟產生于市場經濟并應該自覺遵循市場經濟規律自我發展的簡單化認知，導致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下意識地忽略了民營企業發展問題的解決也需要政府適當進行幫扶的必要性。

三是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職工身份屬性的差異，導致國有企業職工更傾向于依賴政府幫助進行妥善安置，而民營企業職工更多傾向自謀出路，從而決定了地方政府被迫選擇將更多精力投入到特困國有企業的幫扶以妥善處置其職工安置問題。

（作者單位：中國企業聯合會）

第三篇：僵尸企業的成因與處置策略

“僵尸企業”的成因與處置策略

作者：黃群慧 李曉華 《光明日報》（2016年04月13日 15版）

市場機制不完善是“僵尸企業”的主要成因

“僵尸企業”（zombie company/zombie firm）一詞最早出現于對20世紀90年代早期日本資產價格崩盤后漫長經濟衰退的研究中，意指接受信貸補貼的企業或沒有利潤的借貸企業。結合已有的學術研究成果和我國的國情，我們認為“僵尸企業”是指不具有自生能力，主要依靠政府補貼、銀行貸款、資本市場融資或借債而勉強維持運營的企業。

我國現階段的“僵尸企業”大多分布在產能過剩行業，既存在于鋼鐵、水泥、電解鋁等產能絕對過剩行業，也存在于光伏、風電等相對產能過剩行業。對于前者，由于行業的需求高峰已經過去，其中的“僵尸企業”很難重生；對于后者，由于市場前景長期看好，如果能熬過凜冬，隨著技術成熟、產品完善和市場啟動，“僵尸企業”還有重新煥發活力的可能。另外，有相當部分“僵尸企業”是處于衰退產業（如服裝產業）中的企業，主要是由于國內產業競爭力下降或已進入產業生命周期的衰退期，產業已不能容納原有數量的企業，在部分企業通過轉型升級而存續下去的同時，其他企業將不得不轉型或退出。當然，從所有制結構看，“僵尸企業”大多屬于國有企業，這主要是因為國有企業規模大、員工多、在地方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容易獲得銀行貸款，但同時社會包袱重、人員下崗分流難度大，于是成為“僵尸企業”的主體。

從“僵尸企業”的生存狀態看有三類：一是死亡企業，這類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已無法抵消可變成本，長期處于停產狀態；或者企業已資不抵債或無法支付到期債務，但企業的債權債務尚未得到清理。二是顯性“僵尸企業”，這類企業 1 尚能經營，但營業收入已不足以支付包括工資、管理費用、原材料費用、貸款利息、稅金等在內的全部成本，企業連年虧損，處于高負債率狀態。三是隱性“僵尸企業”，這類企業從表面看似健康，但需要來自外部（主要是政府）的持續救助維持經營，或者僅能償還債務利息但不能削減債務負擔。

“僵尸企業”的成因較為復雜，宏觀經濟環境、產業所占所處生命周期、企業自身經營管理水平和技術水平都是重要的因素，但從根本上說，當前“僵尸企業”的存在主要是因為我國市場機制不完善、政府過度保護、產業政策選擇性過強，使得市場無法快速出清而造成的。

第一，選擇性產業政策和地方保護是“僵尸企業”的制度性成因。我國長期以來采用的是選擇性產業政策，但是由于信息不對稱和創新的不確定性，在事前很難選擇出未來市場競爭中勝出的企業和技術路線，選擇優勝者的產業政策往往無法取得預期的效果并造成市場扭曲。地方政府出于增加GDP和稅收的考慮，普遍采取給予土地、稅收優惠和放寬環保、能耗、溫室氣體排放等監管的方式招商引資，不但造成過度投資從而催生大量過剩產能，也使得一些低效率的企業能夠依靠補貼或減少成本支出而生存下去。

第二，資本市場發育滯后為上市“僵尸企業”維持生存提供了條件。股票市場具有很強的融資功能，但我國股票發行實行審批制與核準制，退出機制又不健全，“殼資源”稀缺，上市身份本身就具有巨大價值。20多年來，A股真正退市的上市公司只有四十多家。憑借上市身份，許多“僵尸企業”采取增發募集資金、出售名下資產和股權、將政府補貼直接轉化為利潤等方式避免退市，甚至能夠通過資產重組、并購將“殼資源”賣出好價錢。

第三，一些體制機制障礙制約“僵尸企業”按市場規律退出。“僵尸企業”退出的最大阻力是人員和資金問題。一方面，企業破產后會造成大量職工下崗，如果不能給這些下崗職工提供失業后的生活保障、妥善安置他們再就業，可能會影響社會的穩定；另一方面，只要企業能夠按期償還貸款利息，銀行就能維持好看的“報表”，企業破產則會導致銀行壞賬問題暴露。因此，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銀行，都盡可能對“僵尸企業”提供各種支持，使他們能夠維持運營。

全面評估、精準施策是處置“僵尸企業”的當務之急

“僵尸企業”的存在加大了金融風險，嚴重影響到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一是降低了資源使用效率。“僵尸企業”都是靠“輸血”生存，需要汲取各種資源來維持生存卻不產生經濟效益，如果這些資源被用于健康企業或成長性領域則能夠獲得更好的收益。國際金融危機后，盡管我國實施了寬松的貨幣政策，但仍有一些有市場、有活力的企業遭遇融資難、融資貴問題，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信貸資源被低效企業占用。二是惡化市場競爭秩序。一方面，為效率低下的“僵尸企業”提供補貼和低成本信貸，這本身就導致了對其他企業的不公平競爭；另一方面，大量“僵尸企業”的存在加劇了產能過剩，使整個產業陷入低價競爭的泥潭，產業盈利狀況惡化，企業無力進行創新投入和轉型升級。三是加劇金融風險。“僵尸企業”背負大量債務卻又缺乏償債能力，而且往往涉及“三角債”或擔保等關聯責任，隨著時間的延續，其經濟效益不能好轉、債務問題不斷加劇，金融系統的風險也將隨之不斷增加。一旦一批“僵尸企業”違約，銀行的不良貸款會大幅度增加，可能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造成一系列企業的破產倒閉，放大金融風險。

雖然“僵尸企業”的大量存在會引起上述風險，但并不意味著所有“僵尸企業”都應被淘汰。事實上，一部分“僵尸企業”隨著經濟形勢的好轉、企業轉型的成功也能夠重新煥發活力。20世紀90年代后期到21世紀早期日本“僵尸企 業”中的大部分并沒有破產或退市，大部分存活下來的“僵尸企業”的績效在近年還有了顯著提高。因此，“僵尸企業”情況千差萬別，不能采取“一刀切”的處置辦法，而應抓住重點、分類化解、精準施策，協調推進。

全面評估。對資產負債率高企、無法準時償還銀行到期利息、納稅額明顯減少、用電量明顯降低、拖欠職工工資等特征的企業進行重點排查，委托專業機構對其資產負債狀況和發展潛力進行評估，并根據經營狀況、困難成因、發展潛力等進行分類，對于無法繼續生存的企業，提出退出市場方案，對于仍有發展潛力的企業，編制有助于企業成長的發展規劃。這個過程中，尤其要注意促進銀行利用大數據等技術手段對貸款客戶進行準確評估，加強政府與金融機構合作，全面分析“僵尸企業”的現狀。

精準處置。根據“僵尸企業”的不同情況，清理退出一批、兼并重組一批、改造提升一批。對不符合國家能耗、環保、安全、質量標準的落后產能企業，絕對產能過剩產業和衰退產業中長期虧損和停產的企業要加快清理退出，并對土地進行騰退，給優勢產業和企業的發展騰出空間。對因管理水平落后、暫時性產能過剩而出現虧損，但企業技術裝備水平較高、產業發展前景長期看好的企業，重在兼并重組，一方面通過幫助企業降低債務負擔、提升管理水平，推動其走上良性發展軌道；另一方面加快兼并重組，盤活存量資產，避免優勢企業擴張時重建新項目造成產能進一步擴張。由于我國企業在整體上與發達國家在裝備、技術、產品質量等方面存在較大差距，因此不退出的“僵尸企業”都要進行改造提升，一方面政府在技術改造投資、產業基礎研究和共性技術研究方面給予一定支持，更重要的是企業要主動加強技術、產品、商業模式等方面的創新，開發出市場有需求、有競爭力的新產品，提供有效供給。

協調推進。處置“僵尸企業”是一項非常復雜的社會經濟系統工程，必須全面協調推進。一是從組織上要有專門機構負責總體的協調職能；二是推進金融體系改革與處置“僵尸企業”相結合，重視借助政策性融資和資本市場靈活利用金融工具，充分發揮金融在處置困難企業中的服務作用，增強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的服務能力；三是社會政策與“僵尸企業”破產政策相協調，建議中央和地方共同出資建立企業退出基金，對下崗職工進行補償、安置，加強轉崗、創業培訓和支持，完善下崗職工的社會保障。

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僵尸企業”的治本之策

處置“僵尸企業”，應減少政府行政干預，主要由市場機制決定其破產、重組還是存續，以及存續企業轉型、改革的方向。但另一方面，也要發揮政府的積極作用，政府作用的發力點在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完善市場競爭環境，通過市場競爭機制來淘汰“僵尸企業”。

健全法律制度。使“僵尸企業”的破產、兼并、重組有法可依，也讓企業形成穩定預期，打消僥幸心理。

轉變產業政策。糾正不恰當的財政補貼等市場扭曲行為，實現從選擇性產業政策向對所有企業一視同仁的功能性產業政策轉變，重在完善市場機制和企業發展的軟硬件環境。

完善金融體系。一方面，不斷創新金融工具，通過市場化的多種融資手段支持“僵尸企業”在市場出清。另一方面，穩步推進上市公司注冊制改革，改變“僵尸企業”憑借上市身份獲得補貼、貸款維持生存的局面，擴大優質企業的融資渠道。

深化國企改革。國有“僵尸企業”在全部“僵尸企業”中占有較大比重，因其國有性質也更便于采取產業政策進行處置。通過國有資本預算和業績考核等手段，加快國有落后產能企業淘汰和無效資產剝離；為技術水平領先、行業具有發展潛力的企業補充資本金，使其恢復造血功能；以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為整合平臺，推動“僵尸企業”中的優質資產進行兼并重組；積極引進民營資本開展混合所有制改革。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

第四篇：關于“僵尸企業”司法處置的調研報告（xiexiebang推薦）

關于“僵尸企業”司法處置的調研報告

一、2015年至2016年5月衢州兩級法院破產案件審理情況

1.收、結案件情況

2015年至2016年5月衢州兩級法院受理破產案件78件，超過2008年至2014年7年間受理案件總和，特別是2015年4月30日以來，受理破產案件大幅上升，加上往年舊存案件16件，共審理破產案件94件，審結43件（見圖一）。

2.破產企業行業分布情況

尚在審理的51件破產案件中，涉及工業企業33件、商貿企業13件、房地產企業5件（見圖二）。還有部分破產企業為關聯企業，且涉及不同的行業。

3.主要特點

一是重整案件增多但進展不快。已審結的43件破產案件中，大部分以破產清算終結。重整成功率低的主要原因是，有的破產企業產能落后、難以吸引有效投資；有的破產企業信用度差，再融資及業務拓展困難；有的銀行作為抵押債權人，因重整期限長、不確定因素多、內部考核等問題，不同意重整計劃草案。

二是執破銜接多，主動申請少。囿于我國缺乏寬容失敗的社會共識，債務人恥于申請破產，債權人出于種種現實考慮也不主動申請破產。為破解申請人缺位難題，法院通過執行程序和破產程序銜接，引導確無清債能力的債務人進入破產程序。衢州法院受理78件破產案件中有52件是在執行程序中通過向當事人充分釋明后，引導當事人申請進入破產程序。

三是財產抵押給銀行的多，可供普通債權分配的少。除房地產企業外，破產案件中的其他企業資產均大部分抵押給銀行。如衢州中院2015年至2016年5月受理的13件破產案件中，12家破產企業都將廠房、土地等主要資產抵押給銀行，金融債權占債權總額80%左右。

四是廠房出租給他人的多，自主生產經營的少。企業停產后，為了維持生計或迫于債權人的壓力，將閑置廠房租賃給他人或者債權人用于抵債。有的甚至簽訂了20年租賃期。給后續資產處置帶來不小障礙。

二、衢州法院“僵尸企業”司法處置的特色

1.搭建府院聯動平臺，形成處置工作合力

衢州中院與衢州市政府在2015年4月與2016年3月兩次召開以“僵尸企業”處置為主題的府院聯席會議。市政府專門成立由分管工業的副市長任組長的破產重組盤活工作協調小組，建立起一整套定期溝通協調與信息共享機制，向市政府發送《企業破產重組盤活工作專報》25期。市政府從工業轉型升級專項資金中撥款200萬元設立工業企業破產管理人專項資金，用于補償市級工業企業財產不足以支付破產費用情況下的管理人執行職務費用和報酬費用。

2.運用執破銜接，改變破產啟動難困境

制定《關于規范執行程序與破產程序銜接工作的操作指引（試行）》，明確執行案件移送啟動破產程序的具體流程和處置規則，采取釋明前置和釋明倒逼機制。對于明顯符合破產條件的企業，在執行程序啟動時即向申請執行人釋明是否同意由執轉破，否則按保全順位執行，“倒逼”不能受償的債權人申請破產。

3.完善破產簡易審，有效提高破產審判效率

破產案件審理時間過長是債權人申請破產積極性不高的重要原因。衢州中院堅持能并則并、能簡則簡、能快則快原則，于2015年出臺《關于破產案件簡易審操作規程》，2015年至2016年5月審結的43件案件中，有11件運用簡易審在案件受理后兩個月左右即通過破產財產變價方案。

4.司法網拍與政府收儲相結合，破解資產處置慢、處置難、處置價格低難題

司法網拍零傭金、透明、高效、競價充分的特點，能有效實現拍賣價格最大化和拍賣成本最小化，最大限度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防止暗箱操作。衢州法院對機動車等產權明晰、適拍財產采取網拍模式。與當地政府建立工業用地蓄水池。對有處置難度的土地房產，在三次流拍后以不低于三拍保留價的價格收儲，待適格投資者出現后轉讓，有效解決新投資者土地增值稅負過重問題。

三、供給側改革背景下“僵尸企業”司法處置工作面臨的難題

1.案多人少矛盾更加突出

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僵尸企業”處置工作的不斷推進，衢州法院受理破產案件數量猛增。2016年1至5月，衢州兩級法院共受理破產案件33件，超過去年全年收案量的三分之二。

2.“僵尸企業”資產處置更加困難

當前經濟形勢低迷，“僵尸企業”資產的市場價值空間被進一步壓縮，有實力的戰略投資人進入也更加謹慎。處置“僵尸企業”工作在全國鋪開后，投資者的選擇余地更大，在供過于求的狀態下，資產處置和新投資人引進將更加困難。有的破產財產經多次拍賣流拍，嚴重影響破產案件審理進程。

3.信訪維穩和利益平衡更加棘手

破產案件各方利益交錯、追求目標各異，涉及問題多、耗費司法資源大、還可能衍生不少訴訟案件，極易引發職工、購房戶等群體上訪群訪。

4.執破程序銜接有待進一步理順

2015年至2016年5月，衢州法院執行程序終結案件6194件，其中被執行人為企業的執行程序終結案件876件，但只有52件通過執破銜接進入破產程序，僅占0.42%。雖然企業無財產可供執行不能等同于企業達到了破產受理的條件，但這類案件轉入破產程序的空間還可進一步挖掘。

5.政府協調機制落實有待進一步加強

破產案件涉及土地規劃、房產過戶、稅費減免、工商注銷、職工安置等問題，需要國土、住建、規劃、財稅、社保等相關部門的支持配合。雖然衢州中院與市政府就“僵尸企業”司法處置搭建了工作平臺，建立了工作協調機制，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但仍需進一步落實與細化。

6.管理人工作質效有待進一步提升

破產案件增多后，現有管理人團隊難以滿足日益增長的案件需求。破產案件審理周期長，管理人報酬、費用支出一般都在結案前核算，影響積極性。另外，許多應由管理人自主決定的如債權確認、戰略投資人引進與談判等事項仍需法院投入大量精力。

四、完善“僵尸企業”司法處置工作的建議

1.轉變觀念，進一步提高“僵尸企業”司法處置工作重要性的認識

當前對“僵尸企業”處置工作，仍存在認識不到位、不全面、不科學的問題。中央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從生產端入手，有效化解產能過剩，促進產業優化重組，降低企業成本，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程中，處置“僵尸企業”是其中一項重要“啃硬骨頭”任務，是貫徹五大發展理念的重要抓手。是實現經濟轉型升級的必由之路。要充分認識“僵尸企業”司法處置工作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搶抓時間窗口和戰略機遇，加快速度、加緊進度，加大“僵尸企業”司法處置工作力度。

2.做好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工作，分類處置“僵尸企業”

法院要在現有的信息化建設基礎上，與政府對接，建立專門的企業狀況信息平臺，實現最廣泛的信息共享，為調研摸底工作提供平臺和載體。要對“僵尸企業”分類評估、分別處置，優則保，廢則棄。對于經營管理雖存在困難，但有重生希望，技術、產品有市場潛力、發展前景的，盡量通過重整、重組方式壯大實力，獲得重生。對技術水平低、發展前景差、環境資源消耗大的企業，及時清算，助推市場出清。

3.加強和完善司法供給側改革，提高破產審判質效

提高破產審判質量和效率，法院內部也要實行供給側改革。積極爭取成立破產審判庭，選定一批精通法律業務、政治素質高、審判經驗豐富、協調能力強的優秀法官充實到破產審判一線，造就一支專業化的破產審判隊伍。要打破庭室壁壘，實行扁平化管理，實現執行程序與破產程序的有效銜接。要健全完善績效考核體系，制定破產案件績效考評辦法，對破產案件辦案質量、破產程序執行情況等，分別規定相應的考評標準。同時，要自覺接受社會公眾對法院破產審理工作的監督。加強對破產管理人隊伍的培育和管理，一方面要強化破產管理人隊伍人才的集聚；另一方面要探索破產管理人分級管理。不同類型的破產案件應從不同級別的管理人中指定。

4.勇于改革創新，不斷健全工作機制

一要完善執破銜接機制。二要健全簡易審理機制。三要重視引導申請人主體多元化。目前破產申請人主要是債權人，并且多數是普通債權人，要加大工作力度，引導金融機構，探索社保、稅務、電力等部門作為“僵尸企業”破產申請人。四要加大破產審理的公開透明度。要加大債務人信息公開力度，提升公開時效，擴大公開范圍，既向全省公開，也向全國公開，探索與阿里巴巴、淘寶網等平臺對接，晾曬債務人信息，吸引更多投資人。

5.加強府院聯動，打好法律政策組合拳

用足用好國家和省委促進企業重組盤活的系列政策，將破產重組盤活工作與市招商政策、企業閑置低效工業用地處置政策、項目決策咨詢服務機制、金融機構考核評價指標等無縫對接，形成政策合力。

6.注重平衡各方利益，實現最佳辦案效果

破產案件審理過程中，企業長期積累的各種矛盾將集中暴發，企業職工、擔保債權人、普通債權人等利害關系人間的利益沖突較為激烈，要依法處理好職工工資、國家稅收、擔保債權、普通債權的實現順序和實現方式，審慎協調保護好各方利益，使企業破產工作取得各方面支持，確保穩妥有序。同時要嚴厲打擊逃廢債，避免出現假破產、真逃債，在引進新投資人時，要防止第二輪“僵尸企業”出現。要重視多方協調，強化府院良性互動，建立健全完善大要案通報制度，加強對稅費調整減免問題的研究，在審理過程中遇到重大復雜、涉及社會穩定等苗頭性問題要及時向有關職能部門反饋，共同協商解決。

第五篇：98年國企改革對僵尸企業處置的六大啟示

98年國企改革對僵尸企業處置的六大啟示

【導讀】經濟列車轉軌之際，總有一些企業會被甩出車廂。國企解困，發生在中國經濟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向路段，而僵尸企業，出現于中國經濟結構調整、轉型升級的重要關口。回顧總結國企解困的經驗和教訓，應該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來 源：經濟觀察報 作 者：周家琮

1998年開始的國企解困付出了巨大努力和代價，取得了不容抹煞的歷史成就，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教訓，足以對今天僵尸企業的處置，提供寶貴的啟示。

啟示之一：首先要解放思想，同時要依法辦事。當年國企解困，如果懼怕“賣光”、“流失”的帽子，根本無法打開局面、取得進展。正是嚴峻經濟形勢的倒逼，推動了思想解放，廣開思路言路、鼓勵探索創新，各地因地制宜、積極行動，在短期內取得重要突破和顯著進展。今天要處置的僵尸企業，有的曾經是經濟支柱、也有的曾被視作國之重器、還有的是一度輝煌的大型國企，如果思想不解放、片面固守“陣地”、“基礎”的藩籬，無異于自縛手足，處置亦難。

國企解困時囿于法規制度未臻完善、法治觀念總體薄弱，解困的若干政策措施或于法無據、或有法未依，造成一些失誤和損失、也讓腐敗行為有隙可乘。解困中教訓深刻、也廣為詬病的侵吞國有資產和損害職工權益行為，主要原因是缺乏法治保障。而今法治環境已有長足進步，舉凡破產清算、產權交易、職工權益，皆有法可依。在解放思想的同時，對僵尸企業依法處置，方能降低處置成本、減少社會矛盾、規范各方行為、防止腐敗發生。

啟示之二：政府主導責無旁貸，市場機制應發揮更大作用。國企解困工作中，市場機制雖在某些環節發揮了一定作用，但主要依靠各級政府部署、推動和協調。處置僵尸企業，起主導作用的同樣必須是政府，而不是市場。一則處置僵尸企業系事關全局的重大經濟問題，政府作為社會管理者責無旁貸；再則僵尸企業也多為國企，政府作為所有者代表不可缺位；又則僵尸企業之所以能存在，是政府在市場之外施與救助，政府自身就是問題之源；再則處置僵尸企業涉及面廣、任務艱巨、投入巨大，舍政府，市場會不堪承受其重。

但國企解困不僅由政府主導，而且近乎政府包辦，其中教訓，值得處置僵尸企業吸取。首先，判斷僵尸企業的標準，只能是市場而不是政府制定的條文。事實證明，政府部門為判定鋼鐵落后產能頒布的產業政策、以及形形色色的行業指南、規范，大都不切實際、適得其反。其次，確定僵尸企業，不可再像解困時那樣，由企業申報政府指定，而應通過規范市場環境、倒逼企業不得不退出市場。大部分僵尸企業、特別是大型國企，上上下下理所當然會覺得“好死不如賴活”，并寄希望于“國家總是要管的”，對“出清”絕不會像當年“解困”那樣主動申報。當然也不排除有少數企業領導，覺得撈取國家補助、逃廢債務、廉價處置國有資產、轉移企業控制權的機會來了，千方百計擠進僵尸企業處置名單。企業和政府信息本不對稱，由官員指定處置對象難免亂象叢生。筆者當年負責的一個兼并項目，本來在當地最符合條件，但當年國家經貿委下達的指標，卻被省主管部門給了另一家并不具備條件、但領導屬意的企業，直到后來該企業因不合格退出才得以更替。最后，僵尸企業的處置方案，不該像國企解困時由政府審批，而是應該由企業和市場相關方依法談判商定。方案的實施政府更不應越俎代庖，而應通過市場完成。紡織企業當時解困方案中措施之一，是政府號令的“砸錠”，國務院領導曾親臨“砸錠”一線部署指導，新世紀首次全國計劃會期間，還專題安排了生動的經驗介紹，是政府直接以行政命令去產能的典型。“砸錠”固然一時痛快，但并不為業內認可，當然也未必是上策。而且政府過多介入企業處置的具體事務，不可避免地將誘發尋租和腐敗，值得今天處置僵尸企業警惕和吸取教訓。

政府包辦國企解困有其歷史原因，當時經濟領域市場發育遠不如今天充分，解困依靠市場幾無可能。但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政府不應再像解困工作那樣一竿子插到底、大包大攬，而是要提供讓市場機制發揮更大作用的環境，提供市場目前還缺乏的制度和經濟資源，在個案處置的過程中，只能以企業所有者而不是領導者身份出現。啟示之三：責任明確，協調有力。國企解困的這一特點，堪為政府處理重大復雜問題的成功典范。總理掛帥、國家經貿委設立國有企業脫困辦、垂直指導各級經貿委，設在通縣某市駐京辦的脫困辦，經常徹夜燈火通明。責任十分清晰；金融、勞動和社會保障、行業主管部、局等各系統密切配合、高效協調。處置僵尸企業，地方經信委應責無旁貸，但國家層面僅靠工信部推動協調、也許力不從心。目前銀監會已要求各銀行應對疑似僵尸企業的多家銀行債務聯合行動，財政部也開始征收職工安置調節基金。但其它相關方面、特別是身兼僵尸企業出資人代表和監管者二任的各級國資委，尚步伐參差。鑒于近年來對重要經濟決策的貫徹，各方協調不夠甚至相互牴牾的教訓時有發生，似有必要對處置僵尸企業的牽頭負責機構，進一步加強和明確。

啟示之四：需要建立規范的資本市場。利用資本市場為國企解困雖愿望良好，但難言成功，利用資本市場處置僵尸企業更不可不慎。上世紀末的中國股市，擔負了為國企解困減輕債務負擔的重任。筆者曾親聆時任總理視察企業時的指示：企業缺少資本金、不能做無本生意，有條件的發點股票也是可以的。但事與愿違，困難國企只能將優質資產切割上市，融資規模有限、整體并未解困；總體融資成本并不比銀行信貸低，還增加了不菲的制度和運行成本，甚至產生腐敗；非流通股的設置更是困擾股市多年；國有產權被低價轉讓，企業并未得到多少實惠，不少上市困難國企頗覺得不償失。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今天的僵尸企業中，就云集了眾多當年為解困而上市的公司。中國股市目前仍亂象叢生、難言健康和規范，僵尸企業的產權交易、資產處置，要吸取國企上市的教訓，倘假手資本市場，千萬謹慎從事。

啟示之五：僵尸企業處置中，最需要吸取的國企解困教訓，是職工的出路和安置。國企解困工作中，對困難企業的下崗職工實施了再就業等工程來安置，但總體重視仍不夠、投入仍不足，許多下崗職工境遇艱難，不但影響政府威信和社會穩定，也有損改革聲譽。今天僵尸企業如果破產，不但應按《破產法》清償順序保證職工權益，還應允許企業股東補充企業資本安置職工。如今方方面面的財政支出不乏大手筆，完全應該也有可能加大財政對僵尸企業職工安置的支持力度。20年前筆者訪問正在拆高爐、去產能的德國蒂森鋼鐵公司，問及職工安置，原來他們在企業經營尚未困難時，就做好了企業股東出資、政府財政及歐盟補助三家抬的職工遣散安排，所以一旦停產也波瀾不驚。僵尸企業無論是被兼并、還是資產處置，方案中都應把職工安置作為優先條件。同時還要制定政策，允許有生存能力的下屬單位分立經營自謀出路。鼓勵職工組織起來，依托企業可利用資產就業。還可以由政府向業務相近、有條件的健康企業購買服務，選聘原企業管理人員帶隊，成建制地由健康企業托管，實施再就業分流和轉崗培訓。要因地制宜、多出路安置職工，發揮好這部分人力資源的作用，不宜簡單化統統安排提前退休，以致出現一方面實行延遲退休、同時又安排大批職工提前退休的怪象。要清醒地認識到，今天僵尸企業需安置職工的權益訴求、表達訴求的方式、社會對此的容忍度，和解困年代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因此不可等同視之，等閑處之。

啟示之六：預防腐敗。國企解困時對企業轉讓、改制和資產處置中可能產生的腐敗，認識有不足，預防也不夠、制止出現不力，造成解困成功的背后，代價頗為沉重，直到今天，還被當作反對國企改革的口實。僵尸企業處置當引以為戒，有針對性地完善預防腐敗的制度和流程、加大公開程度、加強過程監督，再加上事后安排法定專項審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