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借鑒日本產業再生機構經驗有效處置僵尸企業

借鑒日本產業再生機構經驗有效處置僵尸企業

日本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曾設立產業再生機構，致力于盤活僵尸企業。當前我國部分僵尸企業的狀況與當年的日本類似，建議借鑒日本的成功經驗，結合我國企業的具體情況，明確劃定“潛能型”僵尸企業的邊界，把提升核心競爭力作為處置僵尸企業的終極目標，在政府指導下成立具有獨立性和靈活性的僵尸企業處置機構，以高端人才隊伍保障處置過程專業化。

在當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大量僵尸企業的存在致使社會資源浪費嚴重，市場正常秩序受到干擾，也加大了系統性金融風險發生的可能性，采取有效措施妥善處置勢在必然。然而，僵尸企業產生的機制不一，不能一刀切地采取強制性關停措施，而應精準識別、分類處置。日本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曾設立產業再生機構，致力于盤活此類企業，并取得了一定成效。這為當前我國處置僵尸企業提供了一個可借鑒的新思路。

對僵尸企業應精準識別、分類處置

僵尸企業的定義及其判定標準

僵尸企業的概念，由經濟學家彼得?科伊首次提出，是指那些恢復生氣無望，但由于獲得放貸者或政府的支持，而免于倒閉的負債企業。僵尸企業財務狀況長期入不敷出，只能依靠政府扶持或金融機構“輸血”維持，消耗著巨額財政資金、銀行貸款和其他經濟資源，但卻不產生正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國內一種定義認為：“僵尸企業是指可以產生現金流，但扣除運營成本和固定成本后，最多只能支付貸款利息，而無力償還貸款本金的企業。”

我國在處理僵尸企業的實際工作中，將持續虧損 3 年以上且不符合結構調整方向作為劃定標準。這一標準財務指標具體直觀，但產業判斷標準相對模糊，可能會將那些處于虧損狀態但仍有恢復生機能力的問題企業錯誤定性到這一范疇。一些學者的認定標準是：“獲得的貸款利息率連續兩年低于正常的市場最低利息率，依靠銀行貸款才能生存的企業。”這一標準由一套嚴密的數學模型做支撐，完全依托于企業經營數據，以此來判斷企業是否處于僵尸狀態。

據《中國僵尸企業研究報告》顯示，2000 年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僵尸企業的數量超過 4 萬家。2005-2013 年間，僵尸企業數量與占比均有明顯下降，占比均值降至 7.5%，但仍是一個不小的比例。

正確識別僵尸企業中的“潛能者”

從行業來看，僵尸企業主要集中在六大高耗能行業。從規模看，大部分僵尸企業都屬于中小型企業。從企齡看，在存續時間超過 30 年的老企業中，僵尸企業占比約 23%；在成立 1～5年的新企業中，占比僅為 3%。可見，處置僵尸企業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不是簡單的“關停”就能夠一蹴而就的，需要對之進行細致分類，妥善處置。

事實上，并非所有資不抵債、入不敷出的企業都無法挽救。部分企業遭遇一次性或周期性沖擊，會一時或較長時期陷入困境，若給予適當扶助，它們仍能恢復活力。一些僵尸企業也并非“一無是處”，如存續30年的老企業，必然有其存在的企業價值。擁有自主品牌、技術工藝等成長性經營資源，卻因受限于資金、市場等外界因素，導致其發展活力喪失、經營僵化萎靡，淪落成為負債企業的，我們稱之為僵尸企業中的“潛能者”。對于這類企業，應通過培養其核心競爭力、注入生產經營新活力等方式，由政府推動開展企業業務重組、重建經營管理體系。在這方面，我們可借鑒日本歷史上產業再生機構的組織架構和管理運營方面的成功經驗。

產業再生機構：日本處置僵尸企業的組織創新

設立背景、主要職責和組織架構

設立背景。上世紀 90 年代以后，日本金融領域資源配置嚴重扭曲，產業經濟在“主銀行制度”下，銀行不斷增加企業貸款，期待企業走出財務困境。但事與愿違，這一做法反而助長了銀行不良債權的積累以及僵尸企業的產生。為此，日本政府于 2003年頒布了《產業再生機構股份有限公司法》，并依此法成立了具有強大政府背景、不以營利為目的的株式會社：產業再生機構（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Corporation of Japan，簡稱 IRCJ）。

主要職責。IRCJ 的主要職責是，盡最大努力盤活“擁有成長性經營資源，卻因負債過重無法持續經營”的日本本土企業（即僵尸企業中的“潛能者”）。基本運作方式是：IRCJ 從非主銀行中購入部分債權，與主銀行共同努力盤活某企業；通過收購、重組、轉換、出售等過程，使企業重獲經營活力；如果盤活失敗，則企業徹底破產，主銀行與 IRCJ 共擔損失。由于 IRCJ屬于非營利機構，其業務資金實則來源于納稅人。

組織架構。在資本金構成方面，IRCJ由經濟產業省、財務省、內閣府金融廳等政府部門共同提議成立，并提供 10 萬億日元的財政擔保。IRCJ由日本存款保險機構（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of Japan，簡稱DIC）獨立發起，為IRCJ籌集啟動資金505.7億日元。IRCJ 成立后再通過短期借款方式向金融機構融資。在重要事項和進展方面，需向內閣總理、財務大臣、經濟產業大臣匯報。在組織架構方面（見圖1），產業再生委員會是IRCJ的業務決策部門，由7人構成，與董事會并列。委員會成員完全以獨立的個體身份主持工作，禁止選用政府和銀行系統人員。在人員配置方面，IRCJ在職員工200余人，專業涵蓋金融、企業管理、財稅、法務等多領域，全部是行業內最具聲望且擁有豐富實操經驗的日本籍人士。

運作模式

一般來說，IRCJ 的業務運作分為四個環節。

一是資產審查及評估。時間一般為 3～6 個月，重點是判斷企業是否具備潛在核心競爭力，盤活后是否會增加無效供給或過剩供給，以及 IRCJ 提供金融支援的可行性。二是實施收購。通過評審后，IRCJ 將通過談判，在 3 個月內從企業非主銀行購入部分債權，通常情況下的收購價格低于??權的實際價格，多數非主銀行由于不希望不良債權惡化，均愿意放棄部分利益，接受談判結果。三是經營重建。在切斷與非主銀行之間的不良債權后，IRCJ 與主銀行一起對企業進行重建。重建過程包括幫助企業剝離非核心業務，對其實施組織和財務重組，視情況向企業注入新資金；通過委派或尋找新的經營者、改革人事制度、制定營銷方針、降低生產成本等措施，“護送”重組企業進入正常經營軌道。四是出售轉讓。IRCJ 持有的債權必須在收購后年內轉讓給新股東，出售轉讓經第三方作價，通過招投標等方式確定轉讓對象和價格，檢察機關全程介入，以防止幕后交易。

對日本產業振興的影響

日本產業再生機構存續時間不長，卻因其高效的運作能力，贏得廣泛聲譽，影響較大。一是重振了產業活力。IRCJ 在不斷試錯的過程中，改變思路，將治理重點轉移到重振企業活力上，通過幫助企業制定新的經營策略，從根本上盤活企業、提振產業。二是促進了產業提質增效升級。IRCJ 把企業重組的業務方向集中在極具發展潛力或市場嚴重供給不足的領域。比如，對某工業公司的重組，就是采取剝離其高爾夫球場等非核心業務，聚焦生產制造鍋爐燃料添加劑等市場緊缺型化學制品，帶動了日本化學制品產業的發展。三是帶動催生出一批新產業政策。IRCJ 用5 年時間盤活 41家企業，涵蓋礦業、制造業、建筑業等多個領域。此后，日本政府于 2009 年頒布相關法律政策，成立了地區經濟活性化支援機構，開始在全國范圍實施產業振興計劃。

盤活我國“潛能型”僵尸企業

明?_劃定“潛能型”僵尸企業的邊界

明確適用邊界，有利于集中有限資源、有限機構解決有限的問題。一是從規模上定邊界。重點關注和處置制造領域的中小型企業，據統計，90%的僵尸企業為中小型企業，這些企業對銀行貸款依賴性強，財務困境“致僵”的比例大，因此對其處置盤活的示范意義也大。二是從技術上定邊界。選擇處置和盤活那些產品具有核心技術、品牌曾有較強影響力，但因混亂的內部管理、錯誤的營銷策略、一時資金之缺陷入困境的僵尸企業。三是從市場前景定邊界。選擇處置和盤活那些符合國家結構調整政策、產品具備一定市場潛力、不會加劇市場過剩供給的僵尸企業。

把提升核心競爭力作為處置僵尸 企業的終極目標

從日本的經驗看，IRCJ 制定的企業處置方案幾乎無一例外地把重塑企業核心競爭力作為首要目標。IRCJ 對核心和非核心事業進行區分，通過收購轉讓非核心業務，專注于援助企業核心業務。我國的一些傳統優勢制造企業，由于在市場化轉型中草率推進多元化經營，造成副業嚴重侵蝕主業，傳統品牌資源和技術優勢盡失，導致企業經營陷入僵局。應當結合產業發展需求，立足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通過收購、轉讓、注資等活動，對企業的核心優勢價值進行拯救性發掘。

在政府指導下成立具有獨立性 和靈活性的僵尸企業處置機構

從性質上看，IRCJ 是亦官亦商的株式會社，由政府部門提議出資組建、主要負責人由政府提名，具有強大的政府背景。但在具體運營操作上，IRCJ 卻因其遵從市場規律的獨立性和公正性，贏得了社會和企業的尊重。比如，通過第三方機構核算收購作價、融資利率以招投標方式確定、制定“企業重建計劃”吸收民營企業專家參與等。成立僵尸企業處置機構，應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由政府主導確定目標導向和提供初始資金支持，但在收購轉讓重組等具體操作方式、幫助企業尋找自身業務優勢、精準識別企業經營上存在的問題等方面，則應倚重市場和民間力量，政府部門不宜深度介入。

以高端人才隊伍保障處置過程專業化

日本產業再生機構的專業化，依賴于人才的高端化，其下屬委員會和業務部門工作人員，均是日本最具權威的專家和一流技術人才，且多數具有企業并購重組的實操經驗。我國探索組建此類企業處置機構，亦應強化人才結構的高端化、合理化、專業化，向全社會延攬并購重組領域的各類高級人才，打造一批優秀的資深專家和一支專業團隊。鑒于僵尸企業處置在一定意義上是政府行為，還必須保障政府部門與企業處置機構的順暢溝通，主管部門的人員結構也應與之匹配。

第二篇：湖北推動產業重組處置僵尸企業專項行動方案

湖北省推動產業重組處置僵尸企業

專項行動方案

僵尸企業主要是指喪失自我修復能力和自我發展能力，已停產半停產、連年虧損、資不抵債，靠政府補貼和銀行續貸等非市場因素生存的企業。為積極化解過剩產能，妥善處置僵尸企業，結合我省實際，制定本行動方案。

一、總體要求

(一)基本原則。

堅持企業為主、政府推動。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尊重企業自身意愿，由企業自主選擇退出途徑和方式，避免“拉郎配”。更好發揮政府在政策支持、營造環境、職工安置、加強監督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堅持依法辦事、市場倒逼。加大環保、能耗、安全、質量、技術等方面的執法力度，嚴格依法查處違法行為，停止對僵尸企業的不合理“輸血”措施，形成市場倒逼機制。

堅持以人為本、民生兜底。高度重視和妥善解決企業職工的實際困難，解決兼并重組和企業退出的資產債務糾紛和人員安置等問題，依法維護債權人、債務人以及企業職工的合法權益，有效維護社會穩定。

堅持立足當前、著眼長遠。摸清底數，明確目標，選擇產能過剩矛盾突出的鋼鐵、煤炭行業重點突破，盡快取得實效。同時，加大改革創新力度，建立健全企業市場化退出的長效機制。

(二)總體目標。2016年，以鋼鐵、煤炭行業為重點，制定政策措施，以兼并重組、債務和解、破產重整、破產清算為主要途徑，推動產業重組處置僵尸企業取得突破，積累經驗并逐步推廣。力爭到2020年，全省僵尸企業基本退出，重點行業產能利用率基本合理，全省企業市場化退出長效機制基本建立，資源利用效率明顯提高，經濟活力明顯增強，實現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的整體提升。

(三)處置范圍。處置僵尸企業的參考標準為：

——生產經營困難造成停產半年以上或半停產1年以上;

——資產負債率高且連續虧損3年及以上;

——主要靠政府補貼或銀行續貸等方式維持生產經營;

——長期欠薪、欠稅、欠息、欠費。

處置范圍：由市(州)人民政府綜合考慮本地實際、產業特點、企業和債權人意愿等因素，在符合以上參考標準兩項及以上、中型及以上規模的工業企業中確定(省屬國有企業處置僵尸企業方案由省國資委擬定)。

二、政策措施

全面貫徹落實國家關于推動產業重組處置僵尸企業的政策措施，結合我省實際，實行“停、幫、引、保、獎”五個方面的措施，建立健全企業市場化退出機制。

(一)“停”。即建立有利于把市場壓力傳導到僵尸企業的倒逼機制。

1建立銀行債權處置機制。(責任單位：省財政廳、人行武漢分行、湖北銀監局，各市、州人民政府)

2持環保執法高壓態勢。(責任單位：省環保廳)

3品，堅決查處安全不達標的企業。(責任單位：省質監局、省安監局)

4位：省發展改革委、省經信委)

5換。(責任單位：省經信委)

(二)“幫”。即建立有利于解決企業市場化退出實際困難的支持機制。

6土地評估價值確定補償金，補償金主要用于職工安置和債務處置;政府收回國有土地使用權后的出讓收入，優先支付破產國有企業職工安置費用。(責任單位：省國土資源廳、省人社廳，各市、州人民政府)

7下，可轉產發展第三產業，政府收取的土地出讓金，優先用于職工安置和債務處置。轉產為國家鼓勵發展的生產性服務業的，可以5年為限繼續按原用途和土地權利類型使用土地;5年期滿需辦理相關用地手續的，可按新用途、新權利類

得用于置(責任單型、市場價，以協議方式辦理。(責任單位：省國土資源廳、省人社廳，各市、州人民政府)

8同步剝離，具備條件的實施市場化運營，暫不具備條件的由所在地政府承接。(責任單位：各市、州人民政府)

(三)“引”。即建立有利于優勢企業兼并重組僵尸企業的引導機制。

9方式，引導社會資本參與省內僵尸企業戰略性重組，促進行業整合和轉型升級。(責任單位：省政府金融辦)

10我省僵尸企業產業重組、戰略重組。(責任單位：省經信委、省政府金融辦)

1(企業)重點實驗室、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工程實驗室等，支持僵尸企業兼并方繼續建設運營，簡化建設主體交接轉移相關手續，并按原要求接受評估。(責任單位：省發展改革委、省科技廳)

12務及結題驗收的，支持僵尸企業兼并方繼續開展科研攻關并按規定撥付科研項目經費。(責任單位：省科技廳)

13利等政策支持，方便快捷辦理減免稅貨物相關手續，豐富稅收保全等措施。(責任單位：武漢海關)

14記、生產許可、資產權屬證明等變更手續的，實施綠色通道。(責任單位：省工商局、省質監局)

15注冊商標閑置、流失和失效。(責任單位：省工商局)

(四)“保”。即建立有利于退出企業員工平穩安置的兜底機制。

爭取中央資金、同級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安排等渠道，多方籌措資金，用于處置僵尸企業過程中的職工安置。(責任單位：省財政廳、省國資委，各市、州人民政府)

17善處理好債務糾紛和員工集資問題。(責任單位：省政府金融辦，各市、州人民政府)

18方溝通協調機制，結合我省經濟社會發展實際情況，將有保有控的政策落到實處。(責任單位：省政府金融辦，各市、州人民政府)

19工勞動關系。將僵尸企業退出需安置人員依法依規納入社會保障體系。落實僵尸企業處置過程中穩定崗位補貼的政策。切實做好退出企業員工就業培訓工作，幫助失業人員再就業。(責任單位：省人社廳、省財政廳，各市、州人民政府)

(五)“獎”。即建立有利于調動地方政府處置僵尸企業積極性的激勵機制。

(州)，省財政通過加大一般性轉移支付力度，增強市(州)統籌資金的能力。(責任單位：省財政廳)

21績考核范圍。(責任單位：省委組織部)

22單位：省統計局，各市、州人民政府)

三、保障措施

(責任

(一)省人民政府成立推動產業重組處置僵尸企業工作領導小組，由省政府領導同志任組長，省經信委牽頭會同省有關部門加強綜合協調，明確目標責任，統籌推進各項工作。省有關部門要按照本方案職責分工，制定出臺配套政策，細化落實措施，加強督促檢查。

(二)各市(州)人民政府對本地區推動產業重組處置僵尸企業工作負總責，要建立相應的工作推進機制，研究提出本地區處置僵尸企業的對象和時間表，抓緊組織實施，定期向領導小組報告工作進展情況。

(三)建立健全目標責任制，加強處置僵尸企業工作績效考核，確保責任到位、任務落實。省經信委會同省政府督查室適時組織開展專項督查。

第三篇：僵尸企業的成因與處置策略

“僵尸企業”的成因與處置策略

作者：黃群慧 李曉華 《光明日報》（2016年04月13日 15版）

市場機制不完善是“僵尸企業”的主要成因

“僵尸企業”（zombie company/zombie firm）一詞最早出現于對20世紀90年代早期日本資產價格崩盤后漫長經濟衰退的研究中，意指接受信貸補貼的企業或沒有利潤的借貸企業。結合已有的學術研究成果和我國的國情，我們認為“僵尸企業”是指不具有自生能力，主要依靠政府補貼、銀行貸款、資本市場融資或借債而勉強維持運營的企業。

我國現階段的“僵尸企業”大多分布在產能過剩行業，既存在于鋼鐵、水泥、電解鋁等產能絕對過剩行業，也存在于光伏、風電等相對產能過剩行業。對于前者，由于行業的需求高峰已經過去，其中的“僵尸企業”很難重生；對于后者，由于市場前景長期看好，如果能熬過凜冬，隨著技術成熟、產品完善和市場啟動，“僵尸企業”還有重新煥發活力的可能。另外，有相當部分“僵尸企業”是處于衰退產業（如服裝產業）中的企業，主要是由于國內產業競爭力下降或已進入產業生命周期的衰退期，產業已不能容納原有數量的企業，在部分企業通過轉型升級而存續下去的同時，其他企業將不得不轉型或退出。當然，從所有制結構看，“僵尸企業”大多屬于國有企業，這主要是因為國有企業規模大、員工多、在地方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容易獲得銀行貸款，但同時社會包袱重、人員下崗分流難度大，于是成為“僵尸企業”的主體。

從“僵尸企業”的生存狀態看有三類：一是死亡企業，這類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已無法抵消可變成本，長期處于停產狀態；或者企業已資不抵債或無法支付到期債務，但企業的債權債務尚未得到清理。二是顯性“僵尸企業”，這類企業 1 尚能經營，但營業收入已不足以支付包括工資、管理費用、原材料費用、貸款利息、稅金等在內的全部成本，企業連年虧損，處于高負債率狀態。三是隱性“僵尸企業”，這類企業從表面看似健康，但需要來自外部（主要是政府）的持續救助維持經營，或者僅能償還債務利息但不能削減債務負擔。

“僵尸企業”的成因較為復雜，宏觀經濟環境、產業所占所處生命周期、企業自身經營管理水平和技術水平都是重要的因素，但從根本上說，當前“僵尸企業”的存在主要是因為我國市場機制不完善、政府過度保護、產業政策選擇性過強，使得市場無法快速出清而造成的。

第一，選擇性產業政策和地方保護是“僵尸企業”的制度性成因。我國長期以來采用的是選擇性產業政策，但是由于信息不對稱和創新的不確定性，在事前很難選擇出未來市場競爭中勝出的企業和技術路線，選擇優勝者的產業政策往往無法取得預期的效果并造成市場扭曲。地方政府出于增加GDP和稅收的考慮，普遍采取給予土地、稅收優惠和放寬環保、能耗、溫室氣體排放等監管的方式招商引資，不但造成過度投資從而催生大量過剩產能，也使得一些低效率的企業能夠依靠補貼或減少成本支出而生存下去。

第二，資本市場發育滯后為上市“僵尸企業”維持生存提供了條件。股票市場具有很強的融資功能，但我國股票發行實行審批制與核準制，退出機制又不健全，“殼資源”稀缺，上市身份本身就具有巨大價值。20多年來，A股真正退市的上市公司只有四十多家。憑借上市身份，許多“僵尸企業”采取增發募集資金、出售名下資產和股權、將政府補貼直接轉化為利潤等方式避免退市，甚至能夠通過資產重組、并購將“殼資源”賣出好價錢。

第三，一些體制機制障礙制約“僵尸企業”按市場規律退出。“僵尸企業”退出的最大阻力是人員和資金問題。一方面，企業破產后會造成大量職工下崗，如果不能給這些下崗職工提供失業后的生活保障、妥善安置他們再就業，可能會影響社會的穩定；另一方面，只要企業能夠按期償還貸款利息，銀行就能維持好看的“報表”，企業破產則會導致銀行壞賬問題暴露。因此，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銀行，都盡可能對“僵尸企業”提供各種支持，使他們能夠維持運營。

全面評估、精準施策是處置“僵尸企業”的當務之急

“僵尸企業”的存在加大了金融風險，嚴重影響到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一是降低了資源使用效率。“僵尸企業”都是靠“輸血”生存，需要汲取各種資源來維持生存卻不產生經濟效益，如果這些資源被用于健康企業或成長性領域則能夠獲得更好的收益。國際金融危機后，盡管我國實施了寬松的貨幣政策，但仍有一些有市場、有活力的企業遭遇融資難、融資貴問題，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信貸資源被低效企業占用。二是惡化市場競爭秩序。一方面，為效率低下的“僵尸企業”提供補貼和低成本信貸，這本身就導致了對其他企業的不公平競爭；另一方面，大量“僵尸企業”的存在加劇了產能過剩，使整個產業陷入低價競爭的泥潭，產業盈利狀況惡化，企業無力進行創新投入和轉型升級。三是加劇金融風險。“僵尸企業”背負大量債務卻又缺乏償債能力，而且往往涉及“三角債”或擔保等關聯責任，隨著時間的延續，其經濟效益不能好轉、債務問題不斷加劇，金融系統的風險也將隨之不斷增加。一旦一批“僵尸企業”違約，銀行的不良貸款會大幅度增加，可能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造成一系列企業的破產倒閉，放大金融風險。

雖然“僵尸企業”的大量存在會引起上述風險，但并不意味著所有“僵尸企業”都應被淘汰。事實上，一部分“僵尸企業”隨著經濟形勢的好轉、企業轉型的成功也能夠重新煥發活力。20世紀90年代后期到21世紀早期日本“僵尸企 業”中的大部分并沒有破產或退市，大部分存活下來的“僵尸企業”的績效在近年還有了顯著提高。因此，“僵尸企業”情況千差萬別，不能采取“一刀切”的處置辦法，而應抓住重點、分類化解、精準施策，協調推進。

全面評估。對資產負債率高企、無法準時償還銀行到期利息、納稅額明顯減少、用電量明顯降低、拖欠職工工資等特征的企業進行重點排查，委托專業機構對其資產負債狀況和發展潛力進行評估，并根據經營狀況、困難成因、發展潛力等進行分類，對于無法繼續生存的企業，提出退出市場方案，對于仍有發展潛力的企業，編制有助于企業成長的發展規劃。這個過程中，尤其要注意促進銀行利用大數據等技術手段對貸款客戶進行準確評估，加強政府與金融機構合作，全面分析“僵尸企業”的現狀。

精準處置。根據“僵尸企業”的不同情況，清理退出一批、兼并重組一批、改造提升一批。對不符合國家能耗、環保、安全、質量標準的落后產能企業，絕對產能過剩產業和衰退產業中長期虧損和停產的企業要加快清理退出，并對土地進行騰退，給優勢產業和企業的發展騰出空間。對因管理水平落后、暫時性產能過剩而出現虧損，但企業技術裝備水平較高、產業發展前景長期看好的企業，重在兼并重組，一方面通過幫助企業降低債務負擔、提升管理水平，推動其走上良性發展軌道；另一方面加快兼并重組，盤活存量資產，避免優勢企業擴張時重建新項目造成產能進一步擴張。由于我國企業在整體上與發達國家在裝備、技術、產品質量等方面存在較大差距，因此不退出的“僵尸企業”都要進行改造提升，一方面政府在技術改造投資、產業基礎研究和共性技術研究方面給予一定支持，更重要的是企業要主動加強技術、產品、商業模式等方面的創新，開發出市場有需求、有競爭力的新產品，提供有效供給。

協調推進。處置“僵尸企業”是一項非常復雜的社會經濟系統工程，必須全面協調推進。一是從組織上要有專門機構負責總體的協調職能；二是推進金融體系改革與處置“僵尸企業”相結合，重視借助政策性融資和資本市場靈活利用金融工具，充分發揮金融在處置困難企業中的服務作用，增強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的服務能力；三是社會政策與“僵尸企業”破產政策相協調，建議中央和地方共同出資建立企業退出基金，對下崗職工進行補償、安置，加強轉崗、創業培訓和支持，完善下崗職工的社會保障。

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僵尸企業”的治本之策

處置“僵尸企業”，應減少政府行政干預，主要由市場機制決定其破產、重組還是存續，以及存續企業轉型、改革的方向。但另一方面，也要發揮政府的積極作用，政府作用的發力點在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完善市場競爭環境，通過市場競爭機制來淘汰“僵尸企業”。

健全法律制度。使“僵尸企業”的破產、兼并、重組有法可依，也讓企業形成穩定預期，打消僥幸心理。

轉變產業政策。糾正不恰當的財政補貼等市場扭曲行為，實現從選擇性產業政策向對所有企業一視同仁的功能性產業政策轉變，重在完善市場機制和企業發展的軟硬件環境。

完善金融體系。一方面，不斷創新金融工具，通過市場化的多種融資手段支持“僵尸企業”在市場出清。另一方面，穩步推進上市公司注冊制改革，改變“僵尸企業”憑借上市身份獲得補貼、貸款維持生存的局面，擴大優質企業的融資渠道。

深化國企改革。國有“僵尸企業”在全部“僵尸企業”中占有較大比重，因其國有性質也更便于采取產業政策進行處置。通過國有資本預算和業績考核等手段，加快國有落后產能企業淘汰和無效資產剝離；為技術水平領先、行業具有發展潛力的企業補充資本金，使其恢復造血功能；以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為整合平臺，推動“僵尸企業”中的優質資產進行兼并重組；積極引進民營資本開展混合所有制改革。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

第四篇：僵尸企業處置面臨七個棘手問題

僵尸企業處置面臨七個棘手問題

2016年01月27日03:53 上海證券報 3分享添加喜愛打印增大字體減小字體

僵尸企業處置面臨七個棘手問題

文眼

僵尸企業占用寶貴的實物資源、信貸資源，侵蝕有限的市場空間，是阻礙企業發展和經濟增長的病毒。僵尸企業的形成有其復雜原因，僵尸企業的處置自然也不會輕松。激濁揚清，去腐立新，處置僵尸企業不能畏首畏尾，要直面問題，辯證施治，運用多種手段，剝離病變部位，為企業營運輸入氧氣，為經濟增長增添新鮮血液。

——亞夫

■目前僵尸企業處置工作中所存在的主要問題：兼并主體對僵尸企業實施并購重組的動力明顯不足；僵尸企業反并購阻力較大；僵尸企業難以破產退出；僵尸企業主動自救脫困能力缺乏；部分救助措施短期化傾向明顯；部分長期無經營活動的僵尸企業無法注銷；僵尸企業幫扶工作的所有制之間差異依然存在。

■十八屆五中全會以來，中央高度重視僵尸企業處置問題；不僅提出了處置僵尸企業的路徑與目標，而且明確了處置僵尸企業的基本原則。資產重組、產權轉讓、關閉破產是清理處置僵尸企業的主要路徑，“重組救活為主、破產退出為輔”是處置僵尸企業的基本原則，中央大力推進僵尸企業處置工作的目標是到2017年末實現經營性虧損企業虧損額顯著下降。

□劉興國

目前我國煤炭、鋼鐵、有色、礦業、石化等行業僵尸企業數量眾多，那些高度資源依賴的地區僵尸企業問題尤為突出。

作為我國優秀企業的代表，上市公司中的僵尸企業也不在少數；據統計，2012年以來滬深兩市有多達266家上市公司扣除非正常損益后連續三年虧損，完全依賴政府補助或出售資產粉飾報表，占上市公司總數的10%左右。這些長期陷入經營困境的僵尸企業，既有國有企業，也有民營企業。

十八屆五中全會以來，中央高度重視僵尸企業處置問題；不僅提出了處置僵尸企業的路徑與目標，而且明確了處置僵尸企業的基本原則。資產重組、產權轉讓、關閉破產是清理處置僵尸企業的主要路徑，“重組救活為主、破產退出為輔”是處置僵尸企業的基本原則，中央大力推進僵尸企業處置工作的目標是到2017年末實現經營性虧損企業虧損額顯著下降。

目前國家發展改革委、工信部與國務院國資委正在就僵尸企業處置問題開展深入調研和討論制定相關政策舉措，預計將會盡快出臺政策文件，建立健全處置機制，并為順利推進僵尸企業處置設立專項基金。

2016年，僵尸企業的妥善處置，將成為各級政府的重要經濟工作之一。事實上，長期以來，各級政府一直都在推進僵尸企業的處置工作，也取得了一些寶貴經驗。但從實際處置效果看并不理想，在處置進程中常常遭遇重重阻力。深入分析與把握前期僵尸企業處置工作中所存在的主要問題，對新時期順利推進僵尸企業的處置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兼并主體并購動力不足

當前階段，處置僵尸企業的一個重要手段就是推進優勢企業或相對優勢企業對其進行兼并重組。但由于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兼并主體對僵尸企業實施并購重組的動力明顯不足。

首先，僵尸企業自身的資產狀況非常差，對兼并主體來說，兼并難以給企業帶來有價值的新資產；尤其是那些本身不占有特定資源的僵尸企業來說，并購的價值更低，更加難以滿足兼并主體的并購要求。

其次，作為并購主體，必然希望并購至少能夠在某一方面能夠給企業創造新價值；如果對僵尸企業的兼并重組不能帶來新的有價值的資產或資源，至少希望并購能夠在稅收籌劃方面為企業提供新的空間，能夠借助報表合并的機會在一定程度上合理降低企業的納稅負擔，或者是能夠享受到特定的稅收優惠；但在當前征稅制度下，兼并主體力圖通過兼并僵尸企業進行稅收籌劃的空間十分有限。

再次，對僵尸企業的兼并相對容易，但后期的整合重組卻困難重重；尤其是僵尸企業人員的整合，更是令所有并購主體頭疼的難題；長期經營困難的僵尸企業，其人員往往都已經形成了諸多不符合現代生產運營要求的習慣，而且由于長期不能正常上班，積極的企業文化與企業精神更是無從談起，所以這些老員工可能難以順利融入并購主體，相反會對并購主體的管理產生負面影響，迫使并購主體管理層不得不耗費更多精力來處理被并購僵尸企業遺留問題，從而降低并購主體的總體管理效果。

最后，正因為上述原因的存在，導致在現實中，并購主體對僵尸企業的兼并重組往往以失敗告終，大量并購失敗案例的存在，顯然進一步削弱了并購主體的并購動力。

僵尸企業反并購阻力較大

在關注兼并主體并購動力不足的同時，也不應忽視來自僵尸企業自身的反并購阻力問題。在長期以來的企業調研中，我們均發現，不少僵尸企業自身存在明顯的反并購傾向。僵尸企業反并購阻力產生的原因很復雜，但總體上看，可能來自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僵尸企業管理層的反并購傾向最為明顯，絕大多數僵尸企業的反并購阻力主要是來自管理層；在寧做雞頭不做鳳尾的傳統思想影響下，企業普遍都不愿意被他人兼并，寧肯自己慘淡經營，也不愿意成為別人的子公司；在具有行政級別的國有企業中，這一來自管理層的反并購阻力更為明顯，獨立經營意味著具有完整的經營決策權和特定的行政級別，而一旦被并購，不僅會喪失經營自主權，而且會失去長期以來享有的特定行政級別以及與此相對應的特定待遇；尤其是那些臨近退休的特困國企負責人，其維持獨立運營、反對兼并重組的動力最為明顯。

其次，一些僵尸企業會遭遇來自員工層面的反并購阻力；對國有僵尸企業來說，員工主要擔心的是隨著并購的發生，可能會導致員工身份發生改變，從而影響到未來工作的穩定性和待遇的可預期性，正是出于對身份改變的擔憂，特困央企員工不愿意被地方國企或民企兼并重組，而特困地方國企員工則不愿被民企兼并；如果是央企兼并地方國企、地方國企兼并民企，來自員工的反兼并阻力要小得多，甚至可能根本就不會遭遇反兼并阻力；當然，在特定情況下，如擔心并購后企業搬遷從而影響到自己工作的便利性，特困民企的員工也會表現出明顯的反并購傾向。

僵尸企業難以破產退出

國外處置僵尸企業，尤其是那些長期嚴重資不抵債而又扭虧無望的經營困難企業，更多是借助司法機制，幫助僵尸企業依法破產退出。2006年8月27日，十屆人大第二十三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并自2007年6月1日起施行；但至今無論是政府部門還是公眾輿論，似乎仍將破產視為不可碰觸的雷區，企業真正通過破產退出的數量十分有限。導致我國僵尸企業難以借助破產實現順利退出的原因，可能來自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企業破產退出的機制尚未完全理順，阻礙了僵尸企業通過破產渠道實現退出；盡管我國已經有了《企業破產法》，但在企業破產流程中仍存在不少問題沒有真正全面解決，并沒有建立起一個完善的僵尸企業破產退出的機制，尤其是對國有企業來說，更是如此；企業破產后，原有企業人員如何安置，國有破產企業的資產如何處置，都缺乏一個完善的處置機制，這無疑構成了企業破產退出的嚴重羈絆。

第二，以銀行為代表的僵尸企業債權方，并不愿意推動僵尸企業破產退出；銀行往往是那些僵尸企業最主要的債權人，尤其是對那些大型僵尸企業來說，其負債基本上都是來自銀行，這些僵尸企業一旦破產退出，銀行負債將徹底失去回收的可能性，出于維持哪怕是一絲渺茫的負債回收希望，以及避免不良貸款問題在自己任內暴露的需要，債權銀行并不希望僵尸企業通過破產進行退出，為了維持僵尸企業的繼續生存，部分債權銀行甚至不惜繼續為原本已經扭虧無望的僵尸企業繼續提供融資，以臨時性解決其持續運行問題。

第三，地方政府部門往往是阻止僵尸企業破產退出的最直接干預者，是企業能否破產退出的決定性力量；對地方政府來說，他們可能根本就不希望看到企業破產退出現象的發生，因為這對他們來說，意味著地區生產總值的減少、財政收入的下降、區域產業結構的改變、就業壓力的上升、社會不穩定因素的增加；因此，地方政府總是希望能夠盡可能維持僵尸企業的持續經營，而不是推動企業破產退出，甚至存在部分地方政府干預司法與信貸，以避免因為司法與信貸行為導致僵尸企業破產退出。

第四，依法破產退出的司法程序繁瑣冗長。據調查，法院在審理企業破產案件時，從訴訟立案到執行完破產程度，通常需要兩三年時間。這一漫長的審理與執行過程，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債權人通過司法渠道申請僵尸企業破產的動機。司法程序的漫長，主要是因為進入破產程序的僵尸企業本身情況往往非常復雜，法院申請難度大，審理結束后執行起來也不容易，尤其是國有企業破產案件，其難度更大。

人民法院在審理國有企業破產案中發現有三難：一是資產狀況混亂，許多企業的資產有賬無物或有物無賬，資產憑證缺失，無法證明賬上資產的真實性和有效性。二是破產債權較多，追收難；多數破產國有企業的對外債權均占全部資產的70%以上，數額巨大，少則百萬，多則達千萬元之多，而且均為不良債權，很難追收。三是職工安置標準不明，資金來源少，保障難。

職工安置是破產審判中的一大難題。進入破產程序的國有企業多數是停產多年或是經過轉制后留下的老企業，有關職工安置的標準尚不明確，存在不少爭議。此外，破產企業的抵觸情緒與不配合，人為拖延了司法審判的進行。實踐中常有破產企業人員惡意轉移隱瞞資產、不如實申報債權債務的行為，以及存在不按時向法院提供財務賬簿等行為。

第五，由于存在“僵而不死”的尋租空間，上市公司中的僵尸企業退出尤為困難。在當前IPO制度及并購重組炒作熱潮的推動下，我國上市公司存在特殊的殼價值，一些具有較好盈利能力與發展前景的企業由于短期內難以自己通過直接IPO上市，往往轉向尋求借助對上市公司的并購重組來完成上市；這時候，那些長期虧損卻又能夠借助現行退市制度不健全而占據上市資源的企業，也就成了那些急于上市企業的并購首選目標：付出相對較低的并購成本，就能夠快速實現上市。

正是基于特困上市公司這一特殊的殼資源價值，其退出變得尤為困難。一方面企業自身會想盡一切辦法避免退市，不斷尋找并購重組機會，并借助并購重組進行股價炒作；另一方面，基于上市公司的形象價值，以及殼資源價值，地方政府更加不愿意推動特困上市公司的破產退出。實踐中甚至存在濫用破產重整制度安排的現象，為幫助特困上市公司保殼資源，某些地方政府往往聯手法院強迫債權人同意特困上市公司進行性破產重整，以債務豁免的方式實現上市公司扭虧為盈從而恢復上市，進而尋求并購重組機會，把原本根本不值錢的殼賣一個好價錢。

僵尸企業主動自救脫困能力缺乏

從企業自身角度說，自救脫困應該是僵尸企業的首選策略；但事實上，我國企業一旦陷入經營困境，往往難以自救脫困。總體上看，我國企業陷入經營困境可能有兩種不同路徑：其一是由于企業產品缺乏競爭力而陷入經營困境，其二是由于資金鏈突然斷裂而快速陷入經營困境。無論是因為何種原因陷入經營困境，企業都難以通過自身努力實現自救脫困。

首先，僵尸企業產品結構調整能力差。對那些因為產品缺乏競爭力而逐步陷入經營困境的企業來說，主動調整產品結構是實現脫困的唯一選擇。但問題的根源在于，企業產品之所以缺乏競爭力，往往都是因為企業缺乏創新能力，期望僵尸企業自身通過創新實現產品結構調整并不現實；受資金匱乏影響，僵尸企業也難以借助技術引進來實現產品結構調整。而且，調整產品結構往往需要同時對生產線進行改造，對缺乏資金的僵尸企業來說，如何籌措生產線改造資金顯然是一個大難題。

其次，僵尸企業通過整體或部分變賣資產進行自救的方式也不一定可行。當企業陷入經營困境時，不少企業都會考慮通過整體或部分出售資產的方式來擺脫困境，但在實踐操作中，除了前述阻礙性因素外，還有一些因素也會影響到企業資產的變現。即使是買者愿買、賣者愿賣，而且資產質量也不錯，僵尸企業也不見得就能夠順利實現資產的出售。尤其是國有企業，本身并沒有獨立處置企業資產的權限，程序繁瑣的資產評估與審批，可能往往會導致僵尸企業喪失資產變現的最佳時間點，甚至可能會變相勸退并購重組意向方。這種因國資轉讓審核時間過長而導致重組失敗的案例并不少見。

再次，對因資金鏈斷裂而陷入經營困境的企業來說，自救同樣十分困難。因融資過度導致資金鏈突然斷裂而陷入經營困境的企業，其資產基本上都已經被抵押給了銀行，只要有其中某一家銀行啟動訴訟保全程序，其他銀行也會馬上跟進，企業必將全面陷入困境。這一時期的企業，應該是已經完全喪失了繼續融資的能力，指望通過新融資來緩解經營困境幾無可能。當然，如果企業存在大量應收賬款，也許通過加強應收賬款的催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資金壓力，從而實現自救脫困，但在宏觀經濟整體都不景氣、企業之間應收賬款普遍嚴重拖欠的情況下，這一操作空間可能也比較有限。

部分救助措施短期化傾向明顯

僵尸企業脫困問題應該說已經引起了政府相關部門、金融機構與社會輿論的廣泛關注與重視，并且在如何幫助僵尸企業脫困上采取了一系列舉措，部分舉措確實取得了較好成效。幫扶僵尸企業的成效無疑值得肯定，但也不應忽視當前僵尸企業幫扶工作本身存在的問題。政府部門與金融機構想要幫扶僵尸企業的愿望肯定都是好的，但良好的愿望并不必然帶來預期的正確結果。

當前政府及金融機構的部分幫扶措施的著力點存在偏差，一些救助舉措往往都是致力于臨時性地解決某一特定問題。如當前政府出臺的一些穩崗補貼措施，確實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困難企業經營壓力，減少了困難企業的人員裁減規模，短期內實現了社會就業的穩定；但從長期看并不利于困難企業降低成本壓力、提高勞動產出效率。穩崗措施如果不與其他舉措相配合，他只會延緩企業裁員或破產退出時間，而不會對重新激發企業發展活力產生積極影響。不加區別地為困難企業辦理轉貸續貸甚至增加新貸款，可以在短時間內繼續維持無活力、無前景企業的生產運營，但在吞噬完大量金融資源后，一旦信貸支持無以為繼，這些僵尸企業依然會走上破產倒閉的歸宿。

部分長期無經營活動的僵尸企業無法注銷

調查中發現，目前在各地仍存在部分長期無實質性經營活動、并且已經嚴重資不抵債的僵尸企業，無法依法注銷，被迫在名義上繼續存續。這類企業往往都是因陷入經營困境而被大型國有企業集團托管的中小型國有企業，如廣物控股所長期托管的一些嚴重虧損但長期無任何經營活動的中小國有企業。這些企業本來應該依法破產，然后進行注銷。但由于歷史遺留下來的欠稅問題，以及難以厘清的債權債務問題，盡管托管方一直努力采取措施對上述問題進行相關處理，但往往難以滿足公司注銷的法律要求，無法完整提供公司注銷所需要的各種材料，導致被迫勉強繼續維持這些被長期托管、無實質性存在價值與意義的僵尸企業繼續在名義上存活運行。

這些被托管的僵尸企業往往在被托管之前已經欠繳巨額應納稅款，再加上長期累積下來的欠稅滯納金，及時變現了被托管企業的全部資產、土地，往往也無法繳清所欠稅款及滯納金；這導致托管方也不愿意去主動清繳這些長期托管企業的歷史欠稅問題，從而采取放任這些企業繼續存續。工商注銷所要求的無重大債權債務申明，對托管方來說也是一個不愿去碰觸的難題，因為基于歷史原因，托管方可能確實難以厘清這些被托管企業的歷史債權債務；而一旦做出無重大債權債務的申明，在被托管企業依法注銷后，如果有債權人提出債權主張，托管方需要承擔合法債權的償還責任，這對托管方來說，顯然是十分不利的。所以對托管方來說，在無法厘清被托管企業債權債務的情況下，不去主動推動這些毫無存續價值的被托管企業的依法注銷，可能是一個更為合適的選擇。

僵尸企業幫扶工作的所有制之間差異依然存在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僵尸企業幫扶工作的重點，一直都是針對國有企業。尤其是在改革開放的初期，民營經濟所占比重小，國家對民營經濟的重視程度也遠不如現在；那一時期的僵尸企業，基本上都是國有企業，僵尸企業幫扶政策，無一例外都是指向國有企業脫困，國家所出臺的企業脫困政策文件，都明確指明是國有企業兼并破產、國有企業職工安置等。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我國民營經濟蓬勃發展壯大，民營企業的數量，已經占了全國企業數量的90%以上；目前全國登記在冊的近2000萬戶企業中，國有企業的數量不足15萬戶。

從數量上看，目前陷入經營困境的民營企業數量，要遠遠大于國有企業；政府幫扶僵尸企業的工作重點，不應該繼續停留在改革開放初期所確立的國有企業身上。

總體上看，造成當前政府僵尸企業幫扶工作重點繼續停留在國有企業身上，并且在事實上形成僵尸企業幫扶工作在所有制之間差異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在意識形態上我們仍然高度強調國有經濟是國民經濟的命脈與脊梁，因而導致各級政府更多關注國有經濟發展，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對民營經濟在發展中所遭遇問題的關注與解決。

二是出于對民營經濟產生于市場經濟并應該自覺遵循市場經濟規律自我發展的簡單化認知，導致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下意識地忽略了民營企業發展問題的解決也需要政府適當進行幫扶的必要性。

三是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職工身份屬性的差異，導致國有企業職工更傾向于依賴政府幫助進行妥善安置，而民營企業職工更多傾向自謀出路，從而決定了地方政府被迫選擇將更多精力投入到特困國有企業的幫扶以妥善處置其職工安置問題。

（作者單位：中國企業聯合會）

第五篇：關于“僵尸企業”司法處置的調研報告（xiexiebang推薦）

關于“僵尸企業”司法處置的調研報告

一、2015年至2016年5月衢州兩級法院破產案件審理情況

1.收、結案件情況

2015年至2016年5月衢州兩級法院受理破產案件78件，超過2008年至2014年7年間受理案件總和，特別是2015年4月30日以來，受理破產案件大幅上升，加上往年舊存案件16件，共審理破產案件94件，審結43件（見圖一）。

2.破產企業行業分布情況

尚在審理的51件破產案件中，涉及工業企業33件、商貿企業13件、房地產企業5件（見圖二）。還有部分破產企業為關聯企業，且涉及不同的行業。

3.主要特點

一是重整案件增多但進展不快。已審結的43件破產案件中，大部分以破產清算終結。重整成功率低的主要原因是，有的破產企業產能落后、難以吸引有效投資；有的破產企業信用度差，再融資及業務拓展困難；有的銀行作為抵押債權人，因重整期限長、不確定因素多、內部考核等問題，不同意重整計劃草案。

二是執破銜接多，主動申請少。囿于我國缺乏寬容失敗的社會共識，債務人恥于申請破產，債權人出于種種現實考慮也不主動申請破產。為破解申請人缺位難題，法院通過執行程序和破產程序銜接，引導確無清債能力的債務人進入破產程序。衢州法院受理78件破產案件中有52件是在執行程序中通過向當事人充分釋明后，引導當事人申請進入破產程序。

三是財產抵押給銀行的多，可供普通債權分配的少。除房地產企業外，破產案件中的其他企業資產均大部分抵押給銀行。如衢州中院2015年至2016年5月受理的13件破產案件中，12家破產企業都將廠房、土地等主要資產抵押給銀行，金融債權占債權總額80%左右。

四是廠房出租給他人的多，自主生產經營的少。企業停產后，為了維持生計或迫于債權人的壓力，將閑置廠房租賃給他人或者債權人用于抵債。有的甚至簽訂了20年租賃期。給后續資產處置帶來不小障礙。

二、衢州法院“僵尸企業”司法處置的特色

1.搭建府院聯動平臺，形成處置工作合力

衢州中院與衢州市政府在2015年4月與2016年3月兩次召開以“僵尸企業”處置為主題的府院聯席會議。市政府專門成立由分管工業的副市長任組長的破產重組盤活工作協調小組，建立起一整套定期溝通協調與信息共享機制，向市政府發送《企業破產重組盤活工作專報》25期。市政府從工業轉型升級專項資金中撥款200萬元設立工業企業破產管理人專項資金，用于補償市級工業企業財產不足以支付破產費用情況下的管理人執行職務費用和報酬費用。

2.運用執破銜接，改變破產啟動難困境

制定《關于規范執行程序與破產程序銜接工作的操作指引（試行）》，明確執行案件移送啟動破產程序的具體流程和處置規則，采取釋明前置和釋明倒逼機制。對于明顯符合破產條件的企業，在執行程序啟動時即向申請執行人釋明是否同意由執轉破，否則按保全順位執行，“倒逼”不能受償的債權人申請破產。

3.完善破產簡易審，有效提高破產審判效率

破產案件審理時間過長是債權人申請破產積極性不高的重要原因。衢州中院堅持能并則并、能簡則簡、能快則快原則，于2015年出臺《關于破產案件簡易審操作規程》，2015年至2016年5月審結的43件案件中，有11件運用簡易審在案件受理后兩個月左右即通過破產財產變價方案。

4.司法網拍與政府收儲相結合，破解資產處置慢、處置難、處置價格低難題

司法網拍零傭金、透明、高效、競價充分的特點，能有效實現拍賣價格最大化和拍賣成本最小化，最大限度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防止暗箱操作。衢州法院對機動車等產權明晰、適拍財產采取網拍模式。與當地政府建立工業用地蓄水池。對有處置難度的土地房產，在三次流拍后以不低于三拍保留價的價格收儲，待適格投資者出現后轉讓，有效解決新投資者土地增值稅負過重問題。

三、供給側改革背景下“僵尸企業”司法處置工作面臨的難題

1.案多人少矛盾更加突出

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僵尸企業”處置工作的不斷推進，衢州法院受理破產案件數量猛增。2016年1至5月，衢州兩級法院共受理破產案件33件，超過去年全年收案量的三分之二。

2.“僵尸企業”資產處置更加困難

當前經濟形勢低迷，“僵尸企業”資產的市場價值空間被進一步壓縮，有實力的戰略投資人進入也更加謹慎。處置“僵尸企業”工作在全國鋪開后，投資者的選擇余地更大，在供過于求的狀態下，資產處置和新投資人引進將更加困難。有的破產財產經多次拍賣流拍，嚴重影響破產案件審理進程。

3.信訪維穩和利益平衡更加棘手

破產案件各方利益交錯、追求目標各異，涉及問題多、耗費司法資源大、還可能衍生不少訴訟案件，極易引發職工、購房戶等群體上訪群訪。

4.執破程序銜接有待進一步理順

2015年至2016年5月，衢州法院執行程序終結案件6194件，其中被執行人為企業的執行程序終結案件876件，但只有52件通過執破銜接進入破產程序，僅占0.42%。雖然企業無財產可供執行不能等同于企業達到了破產受理的條件，但這類案件轉入破產程序的空間還可進一步挖掘。

5.政府協調機制落實有待進一步加強

破產案件涉及土地規劃、房產過戶、稅費減免、工商注銷、職工安置等問題，需要國土、住建、規劃、財稅、社保等相關部門的支持配合。雖然衢州中院與市政府就“僵尸企業”司法處置搭建了工作平臺，建立了工作協調機制，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但仍需進一步落實與細化。

6.管理人工作質效有待進一步提升

破產案件增多后，現有管理人團隊難以滿足日益增長的案件需求。破產案件審理周期長，管理人報酬、費用支出一般都在結案前核算，影響積極性。另外，許多應由管理人自主決定的如債權確認、戰略投資人引進與談判等事項仍需法院投入大量精力。

四、完善“僵尸企業”司法處置工作的建議

1.轉變觀念，進一步提高“僵尸企業”司法處置工作重要性的認識

當前對“僵尸企業”處置工作，仍存在認識不到位、不全面、不科學的問題。中央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從生產端入手，有效化解產能過剩，促進產業優化重組，降低企業成本，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程中，處置“僵尸企業”是其中一項重要“啃硬骨頭”任務，是貫徹五大發展理念的重要抓手。是實現經濟轉型升級的必由之路。要充分認識“僵尸企業”司法處置工作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搶抓時間窗口和戰略機遇，加快速度、加緊進度，加大“僵尸企業”司法處置工作力度。

2.做好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工作，分類處置“僵尸企業”

法院要在現有的信息化建設基礎上，與政府對接，建立專門的企業狀況信息平臺，實現最廣泛的信息共享，為調研摸底工作提供平臺和載體。要對“僵尸企業”分類評估、分別處置，優則保，廢則棄。對于經營管理雖存在困難，但有重生希望，技術、產品有市場潛力、發展前景的，盡量通過重整、重組方式壯大實力，獲得重生。對技術水平低、發展前景差、環境資源消耗大的企業，及時清算，助推市場出清。

3.加強和完善司法供給側改革，提高破產審判質效

提高破產審判質量和效率，法院內部也要實行供給側改革。積極爭取成立破產審判庭，選定一批精通法律業務、政治素質高、審判經驗豐富、協調能力強的優秀法官充實到破產審判一線，造就一支專業化的破產審判隊伍。要打破庭室壁壘，實行扁平化管理，實現執行程序與破產程序的有效銜接。要健全完善績效考核體系，制定破產案件績效考評辦法，對破產案件辦案質量、破產程序執行情況等，分別規定相應的考評標準。同時，要自覺接受社會公眾對法院破產審理工作的監督。加強對破產管理人隊伍的培育和管理，一方面要強化破產管理人隊伍人才的集聚；另一方面要探索破產管理人分級管理。不同類型的破產案件應從不同級別的管理人中指定。

4.勇于改革創新，不斷健全工作機制

一要完善執破銜接機制。二要健全簡易審理機制。三要重視引導申請人主體多元化。目前破產申請人主要是債權人，并且多數是普通債權人，要加大工作力度，引導金融機構，探索社保、稅務、電力等部門作為“僵尸企業”破產申請人。四要加大破產審理的公開透明度。要加大債務人信息公開力度，提升公開時效，擴大公開范圍，既向全省公開，也向全國公開，探索與阿里巴巴、淘寶網等平臺對接，晾曬債務人信息，吸引更多投資人。

5.加強府院聯動，打好法律政策組合拳

用足用好國家和省委促進企業重組盤活的系列政策，將破產重組盤活工作與市招商政策、企業閑置低效工業用地處置政策、項目決策咨詢服務機制、金融機構考核評價指標等無縫對接，形成政策合力。

6.注重平衡各方利益，實現最佳辦案效果

破產案件審理過程中，企業長期積累的各種矛盾將集中暴發，企業職工、擔保債權人、普通債權人等利害關系人間的利益沖突較為激烈，要依法處理好職工工資、國家稅收、擔保債權、普通債權的實現順序和實現方式，審慎協調保護好各方利益，使企業破產工作取得各方面支持，確保穩妥有序。同時要嚴厲打擊逃廢債，避免出現假破產、真逃債，在引進新投資人時，要防止第二輪“僵尸企業”出現。要重視多方協調，強化府院良性互動，建立健全完善大要案通報制度，加強對稅費調整減免問題的研究，在審理過程中遇到重大復雜、涉及社會穩定等苗頭性問題要及時向有關職能部門反饋，共同協商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