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美貿易戰背景下論“一帶一路”(模版)
中美貿易戰背景下論“一帶一路”
2013年9月7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了一個美好的合作倡議,即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及“新絲綢之路經濟帶”。一帶一路的合作倡議借用了古代陸上、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情節,高舉中國歷來一貫秉承的和平發展旗幟,旨在積極推動中國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關系,進而打造經濟、政治、文化共生互融的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
如此美好的合作倡議,對于中國及相關國家和地區極具吸引力。但一開始確有很多人不是很看好它的前景。“一帶一路”是一項極其龐大的工程,覆蓋沿線六七十個國家,穿越諸多文明,地緣效益的差異、政治背景的差異、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等等,都會制約著“一帶一路”的發展。更有甚者叫囂這只是一個類似于柏拉圖式的幻想。
在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在各級政府的支持鼓勵之下,在企業主體的積極響應之下,我們在逐步兌現這個美好倡議,并勾畫出了一片現實的美好藍圖。
2017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發展到了71個。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總額達14403.2億美元,比上一年度增長13.4%,高于我國整體外貿增速5.9個百分點,占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的36.2%。其中,出口7742.6億美元,同比增長8.5%,占我國總出口額的34.1%。進口6660.5億美元,同比增長19.8%,占我國總進口額的39.0%。
論經濟總量和發展空間,毋庸置疑,“一帶一路”經濟帶是我國對外貿易的主要組成部分,且仍具有巨大的增長潛力。考慮到,全球貿易環境的復雜多變,我國預先布局好“一帶一路”這一戰略縱深,亦有先見之明。
果不其然,2018年7月6日,美政府開始對價值340億美元的中國產品加征25%的進口關稅,正式鳴響了中美貿易戰的第一槍。作為反擊,我國也于同日對同等規模的美國產品加征25%的進口關稅。
2017年,中美貿易總額5837萬億美元,比上一年度增長12.3%,高于我國整體外貿增速4.8個百分點,占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的14.6%。其中,出口4298億美元,同比增長11.5%,占我們總出口額的18.9%。進口1539億美元,同比增長14.5%,占我國總進口額的9.0%。
相比之下,美國是中國最主要的貿易對象國,這一點毫無疑問。但是,“一帶一路”沿線的71個國家作為我國對外貿易的對象區域,論體量要遠超美國,而且,仍存在著巨大的增長空間。在中美貿易戰的背景之下,發展好之前已提前布局的“一帶一路”經濟走廊,使“一帶一路”的經濟發展更扎實、更高效,以應對貿易戰帶來的對于我國經濟發展的沖擊。
“一帶一路”的經濟發展,雖然總體向好,但是,仍存在諸多問題。我們需要有的放矢的逐一擊破,從“一帶一路”的戰略真正能生根發芽、茁壯成長。
(一)沿線對象國復雜性的問題
沿線國家的國民對于“一帶一路”全面含義的認識仍不充分,導致被誤認為是中國為了緩解國內產能過剩的傾銷方案,并擔心對于工程投資未來的償還能力,甚至擔心未來會被中國以巨額債務相要挾。對此,我們仍需加強宣傳力度,也可以借力文化交流等形式,建立互信基礎,使中國投資建設的項目及中國的產品,更快被對方接受,并盡早產生經濟效益。
政治穩定因素也是一個障礙,“一帶一路”沿線的部分國家民主體制比較薄弱,有些甚至仍處于“專制”狀態,且腐敗現象較嚴重。那些國家的領導人希望借國外的工程項目投資,來達成他們的尋租欲望,并可作為未來的政治籌碼。正因如此,我國也可借機迅速深入,但也要防備好他們未來可能出現的“耍無賴”行為。也可以將一些大的項目分解成若干個小項目,逐步推進,走扎實了,免得“竹籃打水一場空”。
我國項目發起人對于當地法律、市場環境,缺乏足夠的調研及了解。需要提前做好充足的預案,必要時引入一些熟悉當地法律、經濟環境的人員到項目組中來。畢竟是外來的和尚,還是要做好入鄉隨俗的準備,以免出現一些法律糾紛或勞工、權益等層面的糾紛。
“一帶一路”沿線很多國家民族眾多、文化差異大、宗教信仰不一,鄰國之間時有政治沖突、文化沖突、軍事沖突。為避免陷入亂局,我國要謹慎分解并布局,以免陷入無意義的纏斗中。
(二)我國內部協調的問題
我國投資主體內部缺乏長期有效的協調機制。有些省份舉著“一帶一路”的旗號,為了借機爭取政策、資金、資源,紛紛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設立招商投資辦公室,導致功能趨同、投資重復、放權讓利,產生嚴重的內耗。國家層面、相關部委需加大統籌、引導、協調的力度,中央政府在把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的同時,需完善統籌、協調渠道和機制。既要充分激發地方政府的經濟活力,又要避免地方政府間的內部競爭。
缺乏內部評價系統。對項目的優劣,在國家層面需要有統一的甄別、篩選機制。對于成熟的方案需放松政策束縛,對于不成熟的方案需收緊政策窗口。使最好的政策肥料施在最好的項目苗子上,使項目的投資回報率達到最高。
內部協調的問題,也出現在政府部門與非政府部門之間。由于利益出發點的不盡相同,往往存在著各種矛盾。這時,需要有一個專門的常設機構,來協調各利益主體的權利、義務關系,使各方利益能協調起來,促使雙贏甚至多贏的局面。
(三)外部大國掣肘的問題
“一帶一路”沿線的國家很多都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區域戰略位置也比較突出,歷來都是列強爭奪的要地。區域外的大國,如美國、歐盟、日本等,都垂涎欲滴、虎視眈眈,都想來分一杯羹,生怕被中國給搶占了先機。
區域內的有些國家,很多是投機倒把之輩。借各大強國之間的競爭,多想乘機哄抬談判籌碼,多想訛中國一筆。
對于“一帶一路”的對象國,中國可以效仿美國的慣用政策,一手拿根胡蘿卜,一手拿根大棒,恩威并施。既要讓他們嘗到“一帶一路”開放政策的甜頭,又要敬畏甚至尊重中國應得的那杯羹。對于那些想從外部掣肘的列強,我們要不卑不亢,堅持自己的方針、政策不動搖。
隨著中美貿易戰的打響,中美貿易的份額勢必會受影響。隨即中歐之間的貿易摩擦也許也會被無端挑起。日本也許也會乘機聯盟歐美圍剿中國。好在早些年前,我們已經布局了“一帶一路”的發展戰略。為此,我們需要進一步樹立多贏的鮮明旗幟,優化戰略布局,開展更積極的經濟外交。開展更積極的經濟外交,首先要懂得舍小利取大義,不能只盯著眼前的一點經濟利益,要放眼長遠;要學會換位思考,想他人之所想,急他人之所急;切實關心對象國的核心利益,求同存異。
“一帶一路”戰略是應對貿易戰的有效出路。我們要堅定不移的規劃好、布局好、踐行好,相信這條路能越走越寬闊。
第二篇:一帶一路背景
一帶一路背景
古代背景
絲綢之路是張騫(約公元前164年―前114年)于西漢(公元前202年―公元9年)出使亞洲中、西部地區開辟的以長安(今陜西西安)為起點,經關中平原、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到錫爾河與烏滸河之間的中亞河中地區、大伊朗,并聯結地中海各國的陸上通道。
絲綢之路起始于古代中國,連接亞洲、非洲和歐洲的古代路上商業貿易路線。從運輸方式上分為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絲綢之路是一條東方與西方之間在經濟、政治、文化進行交流的主要道路。它最初的作用是運輸中國古代出產的絲綢、瓷器等商品。德國地理學家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 最早在19世紀70年代將之命名為“絲綢之路”。
構思提出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爾多哈進行的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宣布,中哈吉三國聯合申報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成功申報世界文化遺產。
2013年9月7日上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作演講,提出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
中國背景
1、產能過剩、外匯資產過剩;
2、中國油氣資源、礦產資源對國外的依存度高;
3、中國的工業和基礎設施集中于沿海,如果遇到外部打擊,容易失去核心設施。
啟動目的
在通路、通航的基礎上通商,形成和平與發展新常態。
絲路新圖
1、北線A: 北美洲(美國,加拿大)----北太平洋----日本,韓國----日本海----扎魯比諾港(海參崴,斯拉夫揚卡等)----琿春----延吉-----吉林-----長春-----蒙古國-----俄羅斯-----歐洲(北歐,中歐,東歐,西歐,南歐)
2、北線B:北京——俄羅斯——德國——北歐
3、中線:北京——西安——烏魯木齊——阿富汗——哈薩克斯坦——匈牙利——巴黎
4、南線:泉州——福州——廣州——海口——北海——河內——吉隆坡——雅加達——科倫坡——加爾各答——內羅畢——雅典——威尼斯
5、中心線[6] :連云港——鄭州——西安——蘭州——新疆——中亞——歐洲
第三篇:一帶一路背景下的旅游(推薦)
“一帶一路” 背景下的旅游業
姓名:法斌
學號:201305005591 班級:旅企13-3 指導老師:張波
目錄
背景 戰略確定 五大利處 挑戰 總結
早在2013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出訪中亞和東南亞國家期間,就先后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的重大倡議。同年,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參加中國-東盟博覽會時強調,鋪就面向東盟的海上絲綢之路,打造帶動腹地發展的戰略支點。而在2014年的apec會議上,“加強全方位基礎設施與互聯互通建設”作為重要議題被提出,“一帶一路”進入規劃階段。“絲綢之路旅游年”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產生,承載著服務國家發展大戰略的責任,是貫徹服務“一帶一路”戰略部署、進一步對外開放的重要舉措。
國家旅游局將2015年定為“絲綢旅游年”不僅僅服務國家發展大戰略,從旅游業發展自身而言,這也是直迎國家發展大戰略為旅游業發展所帶來的重大機遇,向世界推廣美麗中國、激活“一帶一路”旅游經濟帶的大好契機。
“一帶一路”建設是在新的國際國內形勢下,把握我國重要戰略機遇期,推動對外開放的新舉措,也是基于新安全觀的周邊外交大戰略,表明新一屆黨中央在處理新型國際關系中的統籌兼顧與創新發展理念。目前各界對其戰略意義認識仍然不足,需要統一思想,提高認識,讓全世界特別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人民和企業更多的了解,使“一帶一路”建設能夠穩步推進,形成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
提升中國影響力的戰略舉措。“絲綢之路”是中國最早實行對外開放的標志,開啟了中國與西方文明的交流通道,彰顯了中華民族的開放精神,具有深刻的歷史文化底蘊,以此作為我國推動與亞歐區域合作的“倡議”,既可以向國際社會宣示中國 “和諧包容、互利共贏、合作誠信”的開放理念,也能夠淡化謀求區域合作主導權的意圖,降低“中國威脅論”的負面效應,依照古絲綢之路的方向,“名正言順”拓展我國與中亞、南亞及中東歐的合作,逐步提升我國在區域經濟合作中的影響力。
新一輪對外開放的戰略部署。當前,我國的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都面臨著新的突破,而歐美等國卻加強了對中國崛起的限制,美國推動的TPP和TTIP談判,以高端開放為契機,企圖掌控和影響下一輪國際貿易規則主導權,已對我國構成新的挑戰和威脅。“一帶一路”建設是突破這一壓力的重大戰略設計,通過拓展與亞歐市場的合作,推動市場多元化戰略,降低對歐美日市場的依賴,不僅為我國新一輪對外開放賦予了新的內容,也為沿海、內陸、沿邊新一輪對外開放指明了方向和著力點。
中國經濟升級的戰略引擎。我國中西部地區改革開放由于起步較晚,仍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而中國經濟的全面振興及中國夢的實現離不開中西部整體發展水平和競爭力的提升,“一帶一路”建設,將形成中西部地區與中亞、東歐、西亞的新商貿通道和經貿合作網絡,帶動內陸沿邊擴大向西開放,既有助于拓展中國經濟發展的腹地,也可以激活內陸和沿邊地區的經濟發展活力,推進中西部的開放型經濟發展進程,形成中國經濟的新增長極。
對于中國旅游業來說,該《愿景與行動》是“牽一發而動全身”、“以線帶面”,將帶來五大“利好”。
首先,基礎設施聯通將大幅提升旅游可達性。尤其是深處內陸的絲綢之路沿線的中國中西部地區將極大改善交通條件,極大促進東部主要旅游客源市場進入中西部旅游資源集中的目的地,同時也將顯著提升周邊國家與中國邊境省份之間的邊境旅游。一帶一路沿線各省份應當積極利用新建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已有的國開行、亞開行等資金渠道推動基礎設施建設,并積極吸引各大實力雄厚的國內外企業。
其次,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簽署合作備忘錄,簡化人民往來的簽證手續,將極大促進入境旅游和出境旅游。對于連年停滯不前甚至略有下降的入境旅游能起到力挽狂瀾的作用。而蓬勃發展的出境旅游則將以更高的速度狂飆突進,增加更多異域風情的旅游目的地國家和旅游產品。尤其是中亞和東盟除新馬泰之外的其他各國,將是中國旅行社企業、投資商和線上旅游OTA、APP的最新拓展方向。
第三,合作重點中專門提出打造具有絲綢之路特色國際精品旅游線路和旅游產品,將是未來幾年絲綢之路沿線地方政府和企業進行旅游策劃、規劃、設計、投資、建設和運營的一個重要方向。過程中急需突出特點,融合協調。目前絲綢之路各省份已然提出各自定位,各省份的旅游產品也需要差異定位,避免重復。第四,推動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郵輪旅游合作。海上絲綢之路涉及東部沿海各港口城市,將促進郵輪旅游、海上旅游一躍而上一個大臺階。通過簡化簽證手續、通關手續,甚至互惠免簽,不僅吸引世界三大郵輪公司入駐開辟更多母港和停靠港航線,還將為中國政府和企業投資郵輪港設施、中國企業組建郵輪船隊和航線創造一個更加光明的前景。南海海域也能夠通過越來越多的中國人上島旅游而繼續宣示主權,掌握更多國際話語權。
第五,地方開放態勢方面,進一步加大海南國際旅游島開發開放力度。海南作為中國最熱門的海濱度假島,除了現有的旅游城市和旅游產品外,仍然極度欠缺度假旅游產品,與世界知名的海島旅游目的地仍有不小差距。海南應當抓住一帶一路的建設機遇,繼續打通入島陸海空大通道,與大陸連為一體,重點打造海洋旅游、購物旅游、主題公園旅游、養生旅游、生態旅游等旅游產品,努力恢復并提升入境市場,建設配套基礎設施、服務設施和教育設施,提升旅游教育水準,為旅游業提供專業的人才。
“一帶一路”建設給旅游業帶來的挑戰,則主要體現在:旅游安全指數、文化沖突和產品的價格競爭力等三方面。中亞各國的旅游產品尤甚。絲綢之路的中亞各國與中國的國情迥異,以往交流也偏少,難以避免文化沖突,甚至安全系數也較低。絲綢之路沿線的旅游產品,短期內仍然是價高人少,不可能像東南亞旅游一樣甚至比三亞更便宜,但仍然有細分市場可以細水長流地經營。所有這些挑戰需要法律保障、文明教化和精心運營,而非回避和模糊焦點。
受歷史文化差異、現實利益沖突、外部環境干擾等因素影響,外界在看待“一帶一路”時,也出現了很多誤解和擔心。比如,誤認為“一帶一路”是“中國版馬歇爾計劃”,或者是“中國版珍珠鏈戰略”,抑或是美國“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的替代品。有不少俄羅斯和日本的學者則擔心“一帶一路”會挑戰現有區域乃至全球經濟體制,會排擠其他國家的既有利益。部分東南亞、中東等沿線國家的當地企業和社會組織對中國的企業和項目存有抱怨,擔心中國進行“能源掠奪”和“經濟控制”。此外,各國之間的利益訴求存在較大差異,還有一些人對“一帶一路”的實現前景缺乏必要的信心。當然,也有很多學者從研究的角度,為“一帶一路”建設提出了一些建議。比如,需破解恐怖威脅難題,需改善地區間的“信任赤字”,需“國內國際兩頭熱”,需確保讓沿線國家都能從中獲益,等等。悉尼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凱利·布朗也提醒稱,“一帶一路”可能是一塊難啃的骨頭,而非什么浪漫旅途,中國應小心謹慎,切忌操之過急。
有針對性地講好“一帶一路”的故事
總體上看,當前我們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機遇空前,挑戰也前所未有。如前文所述,雖然該倡議已經在國際上引起良好反響,但美國、印度等主要國家還存有擔心,沿線國家民眾還缺乏了解,一些政要、學者甚至發出詆毀聲音。鑒于此,要繼續有針對性地講好“一帶一路”的故事,做好“民心工程”,凝聚起更多共識和信心。
善用恰當話語體系,講好各方共建、共享的故事。建議在對外傳播“一帶一路”時,多使用“倡議”、“經濟合作”、“文化交流”等軟性詞匯。在闡釋其內涵時,要突出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責任共同體的理念,強調開放、平等、包容,突出互惠互利、共同發展。講好“一帶一路”上的傳統友誼故事,讓歷史為現實和未來注入信心和動力。講好中國踐行“一帶一路”的故事,把領導人的重要理念、相關部門和地方政府的規劃舉措、走出去的中國企業的行動等,持續對外闡釋好、報道好。講好中外共建“一帶一路”的故事,充分挖掘代表性項目、代表性企業和普通個人身上的故事。通過講好這些故事,傳遞好中國的理念和態度,塑造好中國是合作共贏的倡導者和實踐者的形象。
動員中外各方力量,不斷充實講故事的隊伍。充分調動各方講故事的積極性,形成各有側重、分工協作、共同推進的局面。一是大力發揮新聞媒體的先鋒作用。積極引導主流媒體報刊采取多種形式走出去,利用網絡新媒體和社交媒體等手段,在沿線國家開展本土化傳播,并加強與當地媒體的交流合作。二是充分發揮民間機構和團體的作用。民間機構和團體是做好“民心工程”的重要力量。建議動員一些國內有能力、有影響的民間組織,與沿線國家的同類組織開展對話交流活動,并借力對外援助等形式,提升民間層面的了解程度和信心。三是積極發揮華僑華人的作用。在不少沿線國家中,華僑華人比較集中,要重視和充分挖掘他們的巨大潛能,發揮他們參與者、建設者、傳播者的重要功能。四是瞄準沿線國家的政壇領袖、社會活動家、智庫專家、青年精英等重點群體,主動加強與他們的對話交流,通過“請進來”等形式,不斷拓展人脈資源,爭取他們的理解和支持。
做好精準傳播,講有差別性的故事。根據沿線國家情況和中國利益所在,對不同國家采取各有側重的傳播策略,不斷提升講故事的針對性和有效性。美國“新絲綢之路計劃”在沿線地區具有廣泛影響力,應強調中美在倡議所涉及的東南亞、南亞、中東等地,在反對恐怖主義和極端勢力、阿富汗問題、能源通道安全及供給穩定、互聯互通等領域擁有巨大的合作潛力,強調中國沒有與美國一爭高下的意愿。對俄羅斯要加強解釋工作,針對其擔心受排擠的心態,做好說明工作,尤其是對其學界、媒體界與精英階層,要加強聯系和對話,持續溝通協調。針對印度,宜從中印同為重要的發展中國家、新興經濟體、金磚國家成員及互為重要鄰國的現實出發,闡明雙方在區域經濟融合、互聯互通、能源資源消費及進口等領域的利益交匯點,適度尊重印度在南亞的特殊地位,在具體合作上為印度留有實惠。針對東南亞,著力做好惠民、利民、便民的實事,建議以交通設施、救援與防災等低敏感合作領域作為優先項目。針對阿拉伯地區,請中國政府、企業和民間組織分別開展主動回應和說明解釋工作,增進各方對“一帶一路”規劃和一些具體項目的了解,拉近雙方民心,鞏固傳統友誼。
第四篇:論一帶一路重要性
論“一帶一路”計劃的重要性
管理學院 16房管2班 20161510252 論文摘要:“一帶一路”,即“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2013年9月和10月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分別提出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涵蓋東南亞經濟整合、涵蓋東北亞經濟整合,并最終融合在一起通向歐洲,形成歐亞大陸經濟整合的大趨勢。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從海上聯通歐亞非三個大陸,與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形成一個海上、陸地的閉環。(百度百科)
論文關鍵詞:一帶一路 世界形勢 戰略意義 地緣政治 共同發展 “一帶一路”作為合作發展的理念和倡議,是依靠中國與有關國家既有的雙多邊機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區域合作平臺,旨在借用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符號,高舉和平發展的旗幟,主動地發展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伙伴關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努力實現一帶一路建設良好開局》.中央政府網)
“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意義 “一帶一路”戰略構想意味著我國對外開放實現戰略轉變。這一構想已經引起了國內和相關國家、地區乃至全世界的高度關注和強烈共鳴。之所以產生了如此巨大的效果,就在于這一宏偉構想有著極其深遠的重要意義。首先,“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順應了我國對外開放區域結構轉型的需要。眾所周知,1978年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征程。從1979年開始,我們先后建立了包括深圳等5個經濟特區,開放和開發了14個沿海港口城市和上海浦東新區,相繼開放了13個沿邊、6個沿江和18個內陸省會城市,建立了眾多的特殊政策園區。但顯然,前期的對外開放重點在東南沿海,廣東、福建、江蘇、浙江、上海等省市成為了“領頭羊”和最先的受益者,而廣大的中西部地區始終扮演著“追隨者”的角色,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東、中、西部的區域失衡。“一帶一路”尤其是“一帶”起始于西部,也主要經過西部通向西亞和歐洲,這必將使得我國對外開放的地理格局發生重大調整,由中西部地區作為新的牽動者承擔著開發與振興占國土面積三分之二廣大區域的重任,與東部地區一起承擔著中國走出去的重任。同時,東部地區正在通過連片式的“自由貿易區”建設進一步提升對外開放的水平,依然是我國全面對外開放的重要引擎。其次,“一帶一路”戰略構想順應了中國要素流動轉型和國際產業轉移的需要。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經濟發展水平低下,我們亟需資本、技術和管理模式。因此,當初的對外開放主要是以引進外資、國外先進的技術和管理模式為主。有數據顯示,1979至2012年,中國共引進外商投資項目763278個,實際利用外資總額達到12761.08億美元。不可否認,這些外資企業和外國資本對于推動中國的經濟發展、技術進步和管理的現代化起到了很大作用。可以說,這是一次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性產業大轉移。而今,盡管國內仍然需要大規模有效投資和技術改造升級,但我們已經具備了要素輸出的能力。據統計,2014年末,中國對外投資已經突破了千億美元,已經成為資本凈輸出國。“一帶一路”建設恰好順應了中國要素流動新趨勢。“一帶一路”戰略通過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這“五通”,將中國的生產要素,尤其是優質的過剩產能輸送出去,讓沿“帶”沿“路”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共享中國發展的成果。
有利于擴大對外直接投資規模 “一帶一路”戰略的開啟,有利于擴大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一方面,沿線國家在吸引外資方面有較大的缺口,沿線的發展中國家根據亞行測算,未來8-10年,亞洲基礎設施建設資金需求每年將達到7300億美元。另一方面,亞洲投資銀行、絲路基金等機構的設立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搭建了金融平臺。
最近這幾年中國的海外投資經歷了快速的增長,然而就投資回報而言,大部分結果都不太理想。失敗的原因,除了歸結于不少企業處于對外投資的初期階段、缺乏實地經驗等主觀因素之外,一個很重要的客觀原因就是,接受投資國本身或者該國與中國之間的地緣政治摩擦風險比較高。
綜上所述,國內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仍有很大空間,大有可為。如果我們不顧及國內的這些實際需求而一味向國外投資和轉移產業,有可能會產生對國內投資的擠出效應和產業的“空洞化”。對此我們要提高警惕。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是我國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做出的重大決策,對開創我國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促進地區及世界和平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第五篇:淺析“一帶一路”戰略背景
淺析“一帶一路”戰略背景
概念
“一帶一路”,簡稱“BAR”,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2013年9月和10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分別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
“一帶一路”不是一個實體和機制,而是合作發展的理念和倡議,是依靠中國與有關國家既有的雙多邊機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區域合作平臺,旨在借用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符號,高舉和平發展的旗幟,主動地發展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伙伴關系,在平等的文化認同框架下談合作,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體現的是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贏的精神。
“一帶一路”作為中國首倡、高層推動的國家戰略,對我國現代化建設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的提出,契合沿線國家的共同需求,為沿線國家優勢互補、開放發展開啟了新的機遇之窗,是國際合作的新平臺。“一帶一路”戰略,是我國最高決策層主動應對全球形勢深刻變化、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是關乎未來中國改革發展、穩定繁榮乃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大“頂層設計”,具有深刻的歷史和時代背景。
歷史背景
絲綢之路是西漢張騫出使亞洲中、西部地區開辟的以長安(今陜西西安)為起點,經關中平原、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到錫爾河與烏滸河之間的中亞河中地區、大伊朗,并聯結地中海各國,連接亞洲、非洲和歐洲的古代路上商業貿易路線,從運輸方式上分為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絲綢之路是一條東方與西方之間在經濟、政治、文化進行交流的主要道路,它最初的作用是運輸中國古代出產的絲綢、瓷器等商品。
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共同構成了我國古代與歐亞國家交通、貿易和文化交往的大通道,促進了東西方文明交流和人民友好交往。在新的歷史時期,沿著陸上和海上“古絲綢之路”構建經濟大走廊,將給中國以及沿線國家和地區帶來共同/ 5
的發展機會,拓展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
時代背景
一、國內戰略背景——統籌兩個大局,消化過剩產能。
基于中國地域遼闊、生產力發展不平衡的經濟條件,鄧小平曾于1988年提出“兩個大局”思想,即:率先加快東部沿海地區的開放發展,然后以東部的力量幫助中西部地區發展。然而,在東部地區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東部與中西部地區的差距也在逐步擴大。雖然自2000年以來,國家相繼實施了“西部大開發”和“中部崛起”戰略,對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進行扶持,地區之間差距縮小。但是由于基礎設施建設仍不完備,對投資、人力資源吸引力不足以及交通物流成本較高等原因,區域差異依然較大。
“西部大開發”和“中部崛起”戰略帶來的中西部經濟的增長更為依賴投資的驅動,相應地,消費和對外貿易卻未同步發展,反映出西部大開發戰略等扶持政策對于經濟的結構化調整與升級的局限性。因此,當前提出“一帶一路”戰略,即是統籌兩個大局,通過內陸的沿邊開放,拓寬國內國外市場,促進中西部經濟結構更為合理的發展,最終協調區域間的平衡發展,縮小區域貧富差距。
在中國經濟已經步入“新常態”,增速由高速轉為中高速的情況下,實現產業轉型升級尤為重要。然而,中國原有的“以量擴張”的經濟增長模式導致工業產能過剩問題突出,金融危機時期的四萬億刺激措施更是加劇了產能過剩的矛盾,特別表現在鋼鐵行業。因此,擴大需求成為消化過剩產能的最優途徑,而這就意味著需要拓寬現有的市場空間。“一帶一路”戰略即是在東部沿海地區對外開放的基礎上,向西開拓國際市場,以期消化國內過剩的工業產能。
二、國際戰略背景——深化多邊貿易,提升國際話語權。
中國的崛起受益于改革開放以來融入國際多邊貿易,對外貿易的蓬勃發展推動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通過拓展外部市場拉動外需、加強經濟互利合作成為當前各國政府所尋求的措施。近年來,中國加速通過區域或者全球治理平臺(例如,中國-東盟自貿區、上合組織等)即是加強對外開放與合作的信號。
相比其他國家,中國重視對外合作還有另外一層緣由,即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經濟體量逆勢上升,躍居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進出口總量更是居全球首位。與外部融合的加深導致外部經濟體波動或者國際經濟規則的調整都將對中國造成巨大影響,這促使中國必須尋求有利于自身發展或者至少是互利的國際經濟秩序。/ 5
這意味著經濟體量巨大的中國已然無法回避經濟實力向戰略影響力的轉化與實現。因此,作為大國,中國必然需要積極參與全球事務,其中重要的一個方面就在于向亞太地區乃至全球提供公共產品。據此而言,對外投資將是大國深化國際合作的客觀訴求。相對而言,中國對外投資的一大優勢在于巨量的外匯儲備,“外匯儲備是對外的國民財富”這一性質決定了外匯儲備只能用于對外經濟活動。近4萬億美元的巨額外匯儲備不僅可以為海外投資提供可觀的先期資本,而且也可以通過企業“走出去”在全球優化資源、技術的配置,實現自身的保值增值。“一帶一路”戰略的最終實施將完成中國利用外匯儲備對外投資,為全球提供公共產品而提升自身話語權的戰略目標。
三、國內改革步入深水區,對外開放面臨調整轉向,經濟發展處于“三期疊加”的新階段。
當前我國經濟的階段性特征就是“三期”疊加。所謂 “三期”,即增長速度進入換擋期、結構調整面臨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十八大”后黨中央提出了改革開放再出發、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新方略,重新定位經濟發展“新常態”,實現國民經濟從高速增長到常態平穩增長的“軟著陸”,維持可持續發展和適度增長。這就需要統籌國內、國際兩大資源和市場,尋求新的經濟發展驅動力和增長點。習近平親自掛帥的中央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等總攬全局的頂層設計決策機構的成立,足以表明中央再舉改革開放大旗、應對國內國際挑戰的決心和勇氣。
四、世界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階段,需要進一步激發區域內的發展活力與合作潛力。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產業結構進入了深度調整期,世界經濟復蘇緩慢,發達國家增長乏力,經濟增長速度不斷回落;世界工業生產收縮,制造業處于下行期;世界資本流動減速,金融資產增長緩慢,發達經濟體對外投資一蹶不振,原先專注于資本輸出的國家開始將目光轉向國內,使全球資本跨境流動大幅下挫,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資本市場動蕩加劇,投資回報率普遍下降;經濟增長的疲軟嚴重拖累世界貿易的增長,世界貿易持續低迷,出口形勢急劇惡化,世界商品與服務貿易的出口正在經歷深度調整。
世界經濟結構的這些變化和調整,呈現如下明顯特征:一是世界經濟增長格局發生變化,過去幾十年引領著全球經濟增長的發達經濟體,受困于高額的政府債務、投資機會的缺乏、歐債危機的沖擊、產業創新的緩慢、緊縮的貨幣環境、/ 5
居高不下的失業率等因素,在全球經濟增長中的主導作用已經發生動搖,而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始終保持著較高增長率,逐漸成為穩定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二是世界工業生產格局出現分化,發達經濟體工業增長減速,部分產業空心化,而新興與發展中國家工業增長表現不俗,但作為工業增長引擎的制造業要想在全球工業生產格局中凸顯領導力,仍尚待時日;三是世界資本流動格局發生逆轉,原來的西方發達資本輸出國大幅減少境外投資,美聯儲加息企圖再次剪全世界的“羊毛”,加速全球資本的回流,惡化了發展中國家融資環境,償還外債能力減弱,金融體系的不穩定加劇;四是世界貿易格局進一步分化,美國、歐盟、亞洲發展中國家在刺激政策的作用下商品出口增長較快,日本出口形勢則急劇惡化,而在商品進口方面,亞洲發展中國家增長強勁,繼續保持領先,美國和歐盟進口則持續乏力疲軟。在此情形下,我國對外開放長期以來主要的對象西方發達經濟體國家為主的格局,需要調整、轉向,與此同時,伴隨著經濟全球化步伐,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加快,我國周邊的東盟、中亞、南亞等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資源豐富,潛力巨大,亟需通過合作活力激活發展動力。
五、經濟的高速增長使中國成為世界能源進口和消費大國,原油進口潛在的“馬六甲之困”日益突出,能源安全形勢加劇。
在當今國際舞臺上,原油領域的競爭已經超過了純商業的范圍,甚至成了世界大國經濟、軍事、政治斗爭的重要武器,近年來美俄因烏克蘭局勢而交惡掀起的原油價格較量,就是最新的明證。研究表明,自1996年以來,中國原油進口量快速增長,原油進口依存度飆升,進口主要來源地愈趨集中。原油進口來源主要集中在中東國家、非洲的蘇丹等地,原油進口來源地區比較集中。原油進口量的80%需要經過馬六甲海峽,對外依存度高達58%。作為國家重要的戰略物資,原油安全保障對國家經濟發展和國家安全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當今國際原油市場深受國際政治的影響,使原油進口國的原油供應具有很大的不穩定性,原油進口的安全性受到很大挑戰。尤其是我國原油進口過度依賴中東地區和馬六甲海峽,在中東局勢動蕩、美國插手南海的情況下,我國的能源安全受到嚴重挑戰,潛在威脅加劇。開辟新的原油供應國或地區,開通新的安全輸送管道,實現原油進口的多元化,已經是亟待解決的重大戰略問題。
六、中美戰略博弈日益白熱化,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發展和崛起抱有疑慮、擔憂甚至戒備、敵意。
美國“重返”亞洲再平衡戰略與中國參與建構國際新秩序形成越來越激烈的/ 5
對沖。奧巴馬政府執政以來,美國推行所謂的“重返”亞洲再平衡策略,意圖圍堵中國的發展空間,遏制中國的發展勢頭,在外交、軍事、安全、經貿等領域實行了一系列新舉措。如推行“巧實力”外交,強化“美日安保”,企圖拉攏日、韓、菲、澳等國締結“小北約”,打造環繞中國東部的“三條島鏈”,構建從日本東京到阿富汗首都喀布爾的“新月形”包圍圈,明里暗里插手東海、南海問題,駐軍澳大利亞、重返菲律賓,在APEC之外提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意欲繼續主導亞太政治經濟格局,遏制中國發展。中國的工業和基礎設施集中于沿海,如果遇到外部打擊,容易失去核心設施。
與此同時,憑借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成就和累積的國家綜合實力,新興的復興中的中國積極參與建構國際新秩序,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戰略、新機制,倡導成立了許多新的地區或國際組織。在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提倡國際關系民主化、促進世界多極化、倡導多邊安全機制等前提下,新一屆中國領導提出了親誠惠容的睦鄰政策,全新的亞洲安全觀和亞洲夢,并首倡了“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路精神”。同時,中國逐步構建全方位、多層次國際對話渠道和合作機制,積極參與聯合國維和、G20、APEC等國際事務,參與協調地區事務如東盟10+
3、中日韓領導人峰會、朝核問題六方會談等機制,樹立負責任大國形象;發起并主導上海合作組織、博鰲亞洲論壇、中歐論壇、中東歐合作論壇、中非合作論壇、中阿合作論壇、中國東盟10+
1、亞信峰會、金磚國家峰會、中-南美、加勒比海國家、中-南太平洋島國等對話平臺;推行中孟印緬、中巴經濟走廊、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區等區域合作建設項目,倡設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開發銀行、金磚國家投資開發銀行、中國—東盟海上合作基金和絲路建設基金;加快自貿區建設和談判進程,倡導締結“亞太自貿區(FTAAP)”??而能把這些新思想理念和對話合作機制落到實處又能統領全局的,恰恰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兩大戰略構想。無論是和平發展、繁榮進步還是睦領友好、開放包容這些理念,也無論是政治、外交、軍事、安全還是經濟、貿易、文化、科技這些領域,都可以在這“一帶一路”戰略中得到實現。/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