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汪曾祺葵薤的閱讀答案

導語：但我知道這不是莼菜，因為我知道湖北不出莼菜，而且樣子也不像。以下是小編為大家分享的汪曾祺葵薤的閱讀答案，歡迎借鑒！

葵 · 薤

小時讀漢樂府《十五從軍征》，非常感動。

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里人，“里中有阿誰？”——“遙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從狗竇入，雉從梁上飛，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飯，采葵持作羹，羹飯一時熟，不知貽阿誰。出門東向望，淚落沾我衣。

詩寫得平淡而真實，沒有一句迸出呼天搶地的激情，但是慘切沉痛，觸目驚心。詞句也明白如話，不事雕飾，真不像是兩千多年前的人寫出的作品，一個十來歲的孩子也完全能讀懂。我未從過軍，接觸這首詩的時候，也還沒有經過長久的亂離，但是不止一次為這首詩流了淚。

然而有一句我不明白，“采葵持作羹”。葵如何可以為羹呢？我的家鄉人只知道向日葵，我們那里叫做“葵花”。這東西怎么能做羹呢？用它的葉子？向日葵的葉子我是很熟悉的，很大，葉面很粗，有毛，即使是把它切碎了，加了油鹽，煮熟之后也還是很難下咽的。另外有一種秋葵，開淡黃色薄瓣的大花，葉如雞腳，又名雞爪葵。這東西也似不能做羹。還有一種蜀葵，又名錦葵，內蒙、山西一帶叫做“蜀薊”。我們那里叫做端午花，因為在端午節前后盛開。我從來也沒聽說過端午花能吃，——包括它的葉、莖和花。后來我在濟南的山東博物館的庭院里看到一種戎葵，樣子有點像秋葵，開著耀眼的朱紅的大花，紅得簡直嚇人一跳。我想，這種葵大概也不能吃。那么，持以作羹的葵究竟是一種什么東西呢？

后來我讀到吳其浚的《植物名實圖考長編》和《植物名實圖考》。吳其浚是個很值得叫人佩服的讀書人。他是嘉慶進士，自翰林院修撰官至湖南等省巡撫。但他并沒有只是做官，他留意各地物產豐瘠與民生的關系，依據耳聞目見，輯錄古籍中有關植物的文獻，寫成了《長編》和《圖考》這樣兩部巨著。他的著作是我國十九世紀植物學極重要的專著。直到現在，西方的植物學家還認為他繪的畫十分精確。吳其浚在《圖考》中把葵列為蔬類的第一品。他用很激動的語氣，幾乎是大聲疾呼，說葵就是冬莧菜。

然而冬莧菜又是什么呢？我到了四川、江西、湖南等省才見到。我有一回住在武昌的招待所里，幾乎餐餐都有一碗綠色的葉菜做的湯。這種菜吃到嘴是滑的，有點像莼菜。但我知道這不是莼菜，因為我知道湖北不出莼菜，而且樣子也不像。我問服務員：“這是什么菜？”——“冬莧菜！”第二天我過到一個巷子，看到有一個年輕的婦女在井邊洗菜。這種菜我沒有見過。葉片圓如豬耳，顏色正綠，葉梗也是綠的。我走過去問她洗的這是什么菜，——“冬莧菜！”我這才明白：這就是冬莧菜，這就是葵！那么，這種菜作羹正合適，——即使是旅生的。從此，我才算把《十五從軍征》真正讀懂了。

吳其浚為什么那樣激動呢？因為在他成書的時候，已經幾乎沒有人知道葵是什么了。

蔬菜的命運，也和世間一切事物一樣，有其興盛和衰微，提起來也可叫人生一點感慨，葵本來是中國的主要蔬菜。《詩·豳風·七月》：“七月烹葵及菽”，可見其普遍。后魏《齊民要術》以《種葵》列為蔬菜第一篇。“采葵莫傷根”，“松下清齋折露葵”，時時見于篇詠。元代王禎的《農書》還稱葵為“百菜之主”。不知怎么一來，它就變得不行了。明代的《本草綱目》中已經將它列入草類，壓根兒不承認它是菜了！葵的遭遇真夠慘的！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想是因為后來全國普遍種植了大白菜。大白菜取代了葵。齊白石題畫中曾提出“牡丹為花之王，荔枝為果之王，獨不論白菜為菜中之王，何也？”其實大白菜實際上已經成“菜之王”了。

幸虧南方幾省還有冬莧菜，否則吳其癋就死無對證，好像葵已經絕了種似的。吳其癋是河南固始人，他的家鄉大概早已經沒有葵了，都種了白菜了。他要是不到湖南當巡撫，大概也弄不清葵是啥。吳其浚那樣激動，是為葵鳴不平。其意若曰：葵本是菜中之王，是很好的東西；它并沒有絕種！它就是冬莧菜！您到南方來嘗嘗這種菜，就知道了！

北方似乎見不到葵了。不過近幾年北京忽然賣起一種過去沒見過的菜：木耳菜。你可以買一把來，做個湯，嘗嘗。葵就是那樣的味道，滑的，木耳菜本名落葵，是葵之一種，只是葵葉為綠色，而木耳菜則帶紫色，且葉較尖而小。

由葵我又想到薤。

我到內蒙去調查抗日戰爭時期游擊隊的材料，準備寫一個戲。看了好多份資料，都提到部隊當時很苦，時常沒有糧食吃，吃“荄荄”，下面多于括號中注明“（音“害害”）”。我想：“荄荄”是什么東西？再說“荄”讀gai，也不讀“害”呀！后來在草原上有人給我找了一棵實物，我一看，明白了：這是薤。薤音xie。內蒙、山西人每把聲母為X的字讀成H母，又好用疊字，所以把“薤”念成了“害害”。

薤葉極細。我捏著一棵薤，不禁想到漢代的挽歌《薤露》，“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還落復，人死一去何時歸？”不說蔥上露、韭上露，是很有道理的。薤葉上實在掛不住多少露水，太易“晞”掉了。用此來比喻人命的短促，非常貼切。同時我又想到漢代的人一定是常常食薤的，故爾能近取譬。

北方人現在極少食薤了。南方人還是常吃的。湖南、湖北、江西、云南、四川都有。這幾省都把這東西的鱗莖叫做“藠頭”。“藠”音“叫”。南方的年輕人現在也有很多不認識這個藠字的。我在韶山參觀，看到說明材料中提到當時用的一種土造的手榴彈，叫做“洋藠古”，一個講解員就老實不客氣地讀成“洋晶古”。湖南等省人吃的藠頭大都是腌制的，或入醋，味道酸甜；或加辣椒，則酸甜而極辣，皆極能開胃。

南方人很少知道藠頭即是薤的。

北方城里人則連藠頭也不認識。北京的食品商場偶爾從南方運了藠頭來賣，趨之若鶩的都是南方幾省的人。北京人則多用不信任的眼光端詳半天，然后望望然而去之。我曾買了一些，請幾位北方同志嘗嘗，他們閉著眼睛嚼了一口，皺著眉頭說：“不好吃！——這哪有糖蒜好哇！”我本想長篇大論地宣傳一下藠頭的妙處，只好咽回去了。

哀哉，人之成見之難于動搖也！

42.作者在文章開始不久就說《十五從軍征》“一個十歲的孩子也能讀懂”，可是又在后文中說“從此，我才算把《十五從軍征》真正讀懂了”。這兩個“讀懂”有什么不同？（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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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作者在引介吳其浚的著述時特意寫他的官職履歷，這些內容能否刪去？為什么？（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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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文中作者引用了兩首漢詩《十五從軍征》和《薤露》，作者引用它們的用意相同嗎？為什么？（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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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通讀全文，你覺得作者寫葵和薤這兩種蔬菜的命運的真正用意是什么？（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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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汪曾祺先生曾說本文說的與文藝創作“有點關系”，從這個角度出發，你覺得文中的“葵和薤”、“大白菜”、“只信任糖蒜的人”分別象征文藝創作中的什么？（5分）

答案

42.“一個十歲的孩子也能讀懂”是說這首詩歌寫得明白如話，不事雕琢；說自己終于真正讀懂這首詩，是指弄懂了“葵”的意思。

43.不能刪去。這樣寫是說他不只是做官，而是留意物產與民生的關系，其實每個人都應該多留意自己職業之外的生活。

44.不同。引用《十五從軍征》是為了引出“葵”的話題；寫《薤露》是為了形象地描述薤的樣子，同時也表明薤在漢朝時后的普及，以及當時的人寫詩能“近取譬”。

45.多積累一點生活知識，關心草木蟲魚，“關心糧食和蔬菜”對于人生要有廣泛的興趣，有一點好奇探究的興致，口味不要太窄，什么都要有興趣嘗試。

46.“葵和薤”是指那些文學藝術中有生命力但比較邊緣、小眾的品類；“大白菜”是指普及的、大眾的、單一的品類；只信任糖蒜的人指那些先入為主，口味單一的受眾。

第二篇：汪曾祺介紹

汪曾祺（1920.3.5～1997.5.16），江蘇高郵人，中國當代文學史上著名的作家、散文家、戲劇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畢業于西南聯大，歷任中學教師、北京市文聯干部、《北京文藝》編輯、北京京劇院編輯。在短篇小說創作上頗有成就。著有小說集《邂逅集》，小說《受戒》《大淖記事》，散文集《蒲橋集》，還寫了他的父親（多年父子成兄弟），大部分作品收錄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后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其散文《端午的鴨蛋》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

經歷

汪曾祺出生江蘇高郵城鎮舊式地主家庭，從小就受到良好的傳統教育和藝術的熏陶，中學時代就讀于高郵縣中學和江陰南菁中學，表現出強烈的愛好文學的傾向。在西南聯大讀書時，頗為沈從文器重，他的第一篇小說《燈下》經沈先生指導并推薦發表，即后來成為名篇的《異秉》，從 1949年春出版的第一部小說集《邂逅集》起，汪曾祺先后有20多本小說、散文專著問世，還出版了《汪曾祺文集》和《汪曾祺全集》，汪曾祺作品中寫高郵舊生活的小說、散文頗具特色，最具思想性和藝術價值，奠定了他在當今中國文壇不可替代的地位。他寫的反映家鄉舊生活的小說《受戒》、《大淖記事》成了蜚聲海內外的名篇。自己滿意亦為評論界、讀者稱道的作品有《陳小手》，反映光明生活的《職業》，表現下放張家口勞動的《葡萄月令》和京劇《沙家浜》等，可謂 “寫作頗勤快，人間送小溫”。汪曾祺于1939年離開故鄉出外求學，直到1981年10月才回到久別的高郵，此后又于1986年10月、1991年9、10月間再次回郵講學探親。魂縈故鄉、情系故鄉，對家鄉的文化建設事業和社會發展表現了極大的熱忱和關愛，家鄉人的心目中，汪曾祺為人為文，確實是“文章秋水芙蓉，處世和藹可親，無意雕言琢句，有益世道人心。”

自述語錄和自述詩

1、“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諧。”“我寫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是什么時候都需要的。”“我喜歡疏朗清淡的風格，不喜歡繁復濃重的風格，對畫，對文學，都如此。”“我曾戲稱自己是一個‘中國式的抒情人道主義者’，大致差不離。”“我非常重視語言，也許我把語言的重要性推到了極致。我認為語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內容。”“我們有過各種創傷，但我們今天應該快活。”——汪曾祺

2、自述詩

汪曾祺《我為什么寫作》，全詩如下：

我事寫作，原因無它：從小到大，數學不佳。

考入大學，成天泡茶。讀中文系、看書很雜。

偶寫詩文，幸蒙刊發。百無一用，乃成作家。

弄筆半紀，今已華發。成就甚少，無可矜夸。

有何思想、實近儒家。人道其理，抒情其華。

有何風格？兼容并納。不今不古，文俗則雅。

與人無爭，性情通達。如此而已，實在無啥。

主要作品

短篇小說：《受戒》《大淖記事》《雞鴨名家》《異秉》《羊舍一夕》；

小說集：《邂逅集》《晚飯花集》《茱萸集》《初訪福建》；

散文集：《逝水》《蒲橋集》《孤蒲深處》《人間草木》《旅食小品》《矮紙集》《汪曾祺小品》；

藝術小品集，手稿《羊舍一夕》；《汪曾祺：文與畫》；文學評論集：《晚翠文談》；

劇本京劇：《沙家浜》（主要編者之一）；京劇：《范進中舉》；文集：《汪曾祺自選集》（1987年）；《汪曾祺文集》（共四卷，《小說卷》《散文卷》《文論卷》《戲曲劇本卷》1993年，江蘇文藝出版社）；《汪曾祺全集》（共八卷，《小說卷》《散文卷》《戲劇卷》《其他卷》1998年，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汪曾祺》（共五卷，《說戲》《五味》《談師友》《文與畫》《人間草木》，山東畫報出版社）。

《端午的鴨蛋》被選錄人教版初二下冊語文教材。

藝術評價

1、散文特色

汪曾祺的散文沒有結構的苦心經營，也不追求題旨的玄奧深奇，平淡質樸，娓娓道來，如話家常。汪曾祺曾說過：“我覺得傷感主義是散文的大敵。挺大的人，說些姑娘似的話??我是希望把散文寫得平淡一點，自然一點，家常一點的。”因此品讀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聽一位性情和藹、見識廣博的老者談話，雖然話語平常，但饒有趣味。如《葡萄月令》。

汪曾祺的散文寫風俗，談文化，憶舊聞，述掌故，寄鄉情，花鳥魚蟲，瓜果食物，無所不涉。在《夏天的昆蟲》中，他向讀者介紹了蟈蟈、蟬、蜻蜓、螳螂的品種、習性和孩童捕捉昆蟲的情形。如他說：“叫蛐子（蟈蟈的俗稱）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樹枝火中，一會兒就熟了。味極似蝦”。說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膠捉蟬。作者小時候用蜘蛛網捉蟬'選一根結實的長蘆葦，一頭撅成三角形，用線縛住，看見有大蜘蛛網就一絞，三角里絡滿了蜘蛛網,很黏。瞅準了一只蟬，輕輕一捂，蟬的翅膀就被粘住了。'讀到此處，不覺會心一笑，好像說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

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質樸，不事雕琢，緣于他心境的淡泊和對人情世故的達觀與超脫，即使身處逆境，也心境釋然。在被打為右派下放勞動的日子里，他奉命畫出了一套馬鈴薯圖譜。他認為在馬鈴薯研究站畫圖譜是“神仙過的日子”，畫完一個整薯，還要切開來畫一個剖面，畫完了，“薯塊就再無用處，我于是隨手埋進牛糞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說，像我一樣吃過那么多品種的馬鈴薯，全國蓋無二人。”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觀念的灌輸，但發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學》的《苦瓜是瓜嗎》，其中談到苦瓜的歷史，人對苦瓜的喜惡，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談到文學創作問題：“不要對自己沒有看慣的作品輕易地否定、排斥”“一個作品算是現實主義的也可以，算是現代主義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個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說它是瓜也行，說它是葫蘆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當今社會，由于復制技術造成的那種虛擬幻化的“大文化”、“大話語”、“大敘事 ”，因為它們的虛幻和刻板，已經不再具備可體驗的審美特征。真正具有可體驗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實的個體生存中的無時無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話語”“小敘事”。汪曾祺在中國當代文壇上的貢獻，就在于他對“大文化”“大話語”“大敘事”的解構，在于他對個體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喚，在于他幫助人們發現了就在自己身邊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邊，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氣質和藝術神韻之所以能對讀者產生強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對“凡人小事”的審視，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見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必須指出，汪曾祺寫“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蘊著他獨特的人生體驗，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娛一己的性情，他強調自己的作品還應于世道人心有補，于社會人生有益，決不是要把個人與社會隔離開來，對立起來。他的作品間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張的隨緣自適、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斷然有別于魏晉文人的清談和頹廢，在本質上他對人生的理解和描繪是樂觀向上的，相信“人類是有希望的，中國是會好起來的”。現代藝術，太多的夸飾，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聲光電氣。汪曾祺則是要從內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種原汁原味的“本色藝術”或“綠色藝術”，創造真境界，傳達真感情，引領人們到達精神世界的凈土。

現代人的生活節奏越來越快，身邊的“凡人小事”還沒來得及完全呈現自己的意義就被拋到記憶的背后。由此看來，人們除了被“忙”包裹、擠壓之外，似乎根本體驗不到人生還有什么其他樂趣。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們發出這樣的吁請：慢點走，欣賞你自己啊!

2、小說特色

汪曾祺的小說充溢著“中國味兒”。他說：“我是一個中國人”，“中國人必然會接受中國傳統思想和文化影響”。儒、道、佛三家，“比較起來，我還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不過，“我不是從道理上，而是從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正因為他對傳統文化的摯愛，因而在創作上追求回到現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中去。在語言上則強調著力運用中國味兒的語言。這是他藝術追求的方向，也是他小說的靈魂。曾祺小說中流溢出的美質，首先在于對我們民族心靈和性靈的發現，以近乎虔敬的態度來抒寫民族的傳統美德。他說：“我寫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而美與健康的人性，不論在多么古老的民族傳統中，永遠是清新得如同荷風露珠一般。為此他寫成了膾炙人口《受戒》和《大淖記事》。《受戒》中一對活潑可愛的小兒女之間萌發的天真無邪的朦朧愛情，蘊含著對生活和人生的熱愛，洋溢著人性和人情的歡歌。這種內在的歡樂情緒同古代樂府和民間情歌相同。《大淖記事》的愛情故事略為曲折。娟美可人的巧云和年輕風流的錫匠十一子純真赤誠的愛情遭到野蠻的蹂躪，然而無比堅貞的愛竟可使生者死、死者生，使所有人為之敬佩，文中描寫的錫匠形象尤為鮮明。這是令作家“向往”和“驚奇”的美，它深藏在民間，深藏在我們民族的傳統中。

然而，它在展示美與健康的人性的同時，也常常對人性的丑惡發出深沉的嘆喟。《釣人的孩子》反映的是貨幣使人變魔鬼，《珠子燈》揭示的是封建貞操觀念的零落，《職業》寫的是失去童年的“童年”和人世多辛苦，《陳小手》更揭示了封建主義、男權專制的殘暴。當然，作者也無意掩飾我們民族心理和性格的弱質。《異秉》中對市井平民沿襲為常的僵硬刻板生活，于生無望而求助于“異秉”的猥瑣心理，也進行了不無調侃的諷刺：《八千歲》中米店老板的心理自我調節也頗似阿Q。

對于自卑、平庸、麻木的心理狀態，作者都有所針砭，但畢竟同情與悲憫要多于批判。因為在作者看來，今天寫過去的事，需要經過反復沉淀，除凈火氣，特別是除凈感傷主義。所以即使在《八月驕陽》中寫老舍之死時，也只是將一腔憤懣深藏在凄清和冷寂中。除凈火氣、感傷，達到恬靜、淡泊，可說是汪曾祺小說的主要風格，也是他自己饒有特色的“抒情現實主義的心理基礎”。但也誠如林斤瀾所說：“‘除凈火氣’，也可能除凈了‘血氣’。除凈了‘感傷’，也可能除凈了‘創傷’。”

人物軼事

1、汪曾祺與美食

從古至今的文人中好美食者為數也不少。明末張岱、清袁枚；今人陸文夫。喜美食又善于動手者，先生是也。汪曾祺先生不僅為文有大名，做菜也是一把好手，真是能者無所不能。有幾個得意的拿手好菜汪先生在自己的數篇文章中提到：“臺灣陳怡真到北京來，我給她做了幾個菜，有一道是燒小蘿卜。我做的燒小蘿卜確實好吃，因為是用干貝燒的。”這道菜主料不罕見――蘿卜而已。蘿卜是蘿卜，但是汪先生要的蘿卜難得。“北京的小水蘿卜一年里只有幾天最好。早幾天。蘿卜沒長好，少水分，發艮，且有辣味，不甜；過了這幾天，又長過了，糠。”美籍華裔作家聶華苓也吃過汪先生的佳肴:“吃得非常開心，最后來湯汁都端起來喝了。”

茄子還是那個茄子，蘿卜也還是那個蘿卜，但進了大觀園的茄子與到了汪先生家的蘿卜，就不是那個茄子、蘿卜了。

2、平靜淡泊的汪曾祺

汪曾祺的夫人是施松卿女士。施松卿出身名門，是西南聯大的高材生，就讀于物理系，同楊振寧同班，后由于身體原因改讀英文，當年施松卿風華正茂，有人問她為何選擇當時外貌背景都不出眾的汪曾祺時，她說她看中的是汪曾祺的才華。

文革時期，汪老受到迫害，舉家被安置在北京一個偏僻的四合院里，不知是不是當時有人故意整他，汪老所住之處緊鄰當時北京一有名的地痞，有人好心告訴汪老要小心一點。后來入住后，汪老的夫人想要作畫，汪老就在窗前用廢棄的水缸栽了些豆角，時日一久，藤蔓漸漸爬滿了隔壁的窗戶，遮住了所有的光線。那里住的恰恰是那個地痞。汪老過意不去，后來拿一袋豆角送給那個地痞。出人意料的是，滿面刀疤的地痞態度謙和，還問汪老，可否送一幅畫與他。可見，汪老的處世人格魅力的感染力。

汪老年老之際，一家人仍住在狹小的房子里，汪老的書房在小小的陽臺上，有一個外國作家讀了汪老的著作，專程來拜訪他時，看到汪老簡陋的住處很是感慨。后來在家人的勸說下，要汪老向政府申請房子，但一輩子著書頗多的一代大家竟苦惱如何寫申請（其實是討厭復雜的程序~~），最后作罷。后來還是按照兒子的職務分了一套房子。

汪老處世淡泊，不計名利。人格魅力令人敬仰。

人物評價

汪曾祺，資深文化界名人。汪曾祺同別人不一樣之處，在于他接受過西南聯大正規的高等教育，當屬科班出身。他雖也喜歡做學問，但同那些大學者不同的是，他多半陶醉于辭章考辨之類的“小學”，做的是闡幽發微的工作。他喜愛《世說新語》和宋人筆記，繼承明清散文傳統和五四散文傳統，傾心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張岱的文章，同晚明公安派“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文學主張也息息相通。中國傳統文化修養深厚、從事過京劇編劇的汪曾祺，深諳“絢爛之極歸于平淡”的東方古訓和布萊希特標榜的“間離效果”的西方現代理論，加上個人身世浮沉的滄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時代精神的最強音，而是以含蓄、空靈、淡遠的風格，去努力建構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蘊和永恒美學價值。他長于江南，定居于京城。翻閱他的作品，不乏風和日麗、小橋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極少見到雷霆怒吼、闊大無比的壯觀場景。汪曾祺憑著對事物的獨到穎悟和審美發現，從小的視角楔入，寫凡人小事，記鄉情民俗，談花鳥蟲魚，考辭章典故，即興偶感，娓娓道來，于不經心、不刻意中設傳神妙筆，成就了當代小品文的經典和高峰。汪曾祺博學多識，情趣廣泛，愛好書畫，樂談醫道，對戲劇與民間文藝也有深入鉆研。他一生所經歷的轟轟烈烈的大事可謂多矣，例如啟蒙救亡、奪取政權、反右斗爭、“文革”、改革開放等等。但他深感現代社會生活的喧囂和緊張，使讀者形成了向往寧靜、閑適、恬淡的心理定勢，追求心靈的愉悅、凈化和升華。人們都有這樣的體驗：狂瀉喧騰的大瀑布之美固然可敬可畏，然而置身清麗澄明的小溪邊，觀魚游蝦戲，聽流水潺潺，不是讓人忘掉精神疲憊而頓感其樂融融嗎？汪曾祺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寫凡人小事的小品，正是適應了中國讀者文化心態和期待視野的調整。

他那隨意漫談式的小說，是一種順其自然的閑話文體表面上看來不象小說筆法，卻盡到了小說敘事話語的功能。正是這種隨意漫談，自然地營造了小說的虛構世界。這個世界中人的生活方式是世俗的，然而又是率性自然的，它充滿了人間的煙火氣，同時又有一種超功利的瀟灑與美。汪曾祺善于通過地域風情的描寫，襯托那種純樸的民俗，而明海與小英子的純潔的愛情，也通過這種地域風情的描寫，表現得純樸、溫馨、清雅。所以，雖然是表現理想境界，汪曾祺的筆調也不會失之甜俗，而是清雅之中隱隱有一點苦味：例如，明海為什么會出家呢？他和小英子的純潔愛情乃至這個桃花源一樣的世界能保持下去嗎？（文本中作者將明海和小英子的年齡處理的很模糊，并盡量使人感覺他們的年齡很小，頗讓人捉摸）??盡管作者將之進行淡化處理，這個理想世界中仍夾雜著那么一絲不易察覺的苦澀，只是不像《邊城》的結尾那樣明顯。

第三篇：《汪曾祺散文集》

放假后讀了汪曾祺的散文集。印象很深，汪老他對生活的感覺，似乎略有逃學孩子的清閑，世界也就這么大：嘴里叼著的微甜的草根、為了捉“都溜”沾惹了一身的臭芝麻、苗族女孩子嬌嗔柔和的“賣楊梅——”聲、在窗臺上悄悄“吸著水”的繡球花，這就是生活，甚至可以說是一種藝術，他真實地、切身地享受這種藝術。

他是個別樣的作家，他與當今坐在家里或辦公室里眼珠牢牢盯住屏幕、手指在鍵盤上飛舞、神經幾近被絡繹不絕的電話摧毀的作家不一樣。他的文章、他的書像是被他本人撫摩過千萬遍的，字里行間散發出的是木頭鉛筆的味道，而不是機器的硬冷，我能看到一個健朗的老人用他骨骼突出的手握住鉛筆，面帶淡定從容的微笑，他細膩動情的筆觸時不時地給自己和我們一個小小的驚喜、小小的感動，為了一小盤帶著雨珠的潔白的緬桂花，抑或是為了一條從湖心突然一躍而起的大魚，還是堂倌頗具京腔的一聲“收茶錢——”，它們以滋潤人心的方式詮釋了“絢爛之極歸于平淡”的東方古訓，平平淡淡才是真，平淡是一種生活狀態、一種境界、一種認識，大多數人為了擺脫平庸而奮斗，但是那些成功的人在經歷了暴風雨也見過了彩虹后，往往不再好高騖遠，而是理解平淡、用這種平淡的心境熱愛著平淡甚至“平庸”的日常生活。

其實從他的文章里得以體現的閑適之美正是他經歷了人事浮沉后所潛心追求的，大美之美固然可畏，但是他給我們看到的是那種能令人會心一笑的小美，美在身邊，美在本分。可惜現在人們大多沒有精力和心情去關注這些看似瑣碎的美，他們大多腳步匆匆，厚重的鏡片竟把人們的心與社會、與自然隔離，太多的金屬制品竟把人們的心層層包裹，作者在極力讓我們感受美的同時，我分明聽到一個慈祥的聲音在對忙著趕路的世人們說：“孩子們，慢點走，你們看這朵海棠的顏色，像是哪個大家閨秀的胭脂水不小心從指尖滑落，浸進了花瓣里。真美。真美。”

他的用情.他對任何人都是友好的.如對西南聯大的諸多師友的回憶中,我們就能感覺到他對老師和同學的感情.很純真,很自然,我覺得做人就應該像他一樣.對任何人都很友好,對任何事都很認真.且那種追求自然、樸素的養生之道也值得我學習.文中提到的他的老師的一些為人處世,待客之道,修身養性我覺得對我影響還是很大的.那都是真人真事,人在生活中應該保持一顆童心,不要裝腔作勢.看書就是學習嘛.學文章,學做人,都很重要。

第四篇：汪曾祺評論

汪曾祺

人物評價

汪曾祺，資深文化界名人。汪曾祺同別人不一樣之處，在于他接受過西南聯大正規的高等教育，當屬科班出身。他雖也喜歡做學問，但同那些大學者不同的是，他多半陶醉于辭章考辨之類的“小學”，做的是闡幽發微的工作。他喜愛《世說新語》和宋人筆記，繼承明清散文傳統和五四散文傳統，傾心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張岱的文章，同晚明公安派“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文學主張也息息相通。中國傳統文化修養深厚、從事過京劇編劇的汪曾祺，深諳“絢爛之極歸于平淡”的東方古訓和布萊希特標榜的“間離效果”的西方現代理論，加上個人身世浮沉的滄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時代精神的最強音，而是以含蓄、空靈、淡遠的風格，去努力建構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蘊和永恒美學價值。他長于江南，定居于京城。翻閱他的作品，不乏風和日麗、小橋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極少見到雷霆怒吼、闊大無比的壯觀場景。汪曾祺憑著對事物的獨到穎悟和審美發現，從小的視角楔入，寫凡人小事，記鄉情民俗，談花鳥蟲魚，考辭章典故，即興偶感，娓娓道來，于不經心、不刻意中設傳神妙筆，成就了當代小品文的經典和高峰。

汪曾祺博學多識，情趣廣泛，愛好書畫，樂談醫道，對戲劇與民間文藝也有深入鉆研。他一生所經歷的轟轟烈烈的大事可謂多矣，例如啟蒙救亡、奪取政權、反右斗爭、“文革”、改革開放等等。但他深感現代社會生活的喧囂和緊張，使讀者形成了向往寧靜、閑適、恬淡的心理定勢，追求心靈的愉悅、凈化和升華。人們都有這樣的體驗：狂瀉喧騰的大瀑布之美固然可敬可畏，然而置身清麗澄明的小溪邊，觀魚游蝦戲，聽流水潺潺，不是讓人忘掉精神疲憊而頓感其樂融融嗎？汪曾祺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寫凡人小事的小品，正是適應了中國讀者文化心態和期待視野的調整。

當今社會，由于復制技術造成的那種虛擬幻化的“大文化”、“大話語”、“大敘事”，因為它們的虛幻和刻板，已經不再具備可體驗的審美特征。真正具有可體驗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實的個體生存中的無時無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話語”“小敘事”。汪曾祺在中國當代文壇上的貢獻，就在于他對“大文化”“大話語”“大敘事”的解構，在于他對個體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喚，在于他幫助人們發現了就在自己身邊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邊，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氣質和藝術神韻之所以能對讀者產生強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對“凡人小事”的審視，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見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

必須指出，汪曾祺寫“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蘊著他獨特的人生體驗，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娛一己的性情，他強調自己的作品還應于世道人心有補，于社會人生有益，決不是要把個人與社會隔離開來，對立起來。他的作品間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張的隨緣自適、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斷然有別于魏晉文人的清談和頹廢，在本質上他對人生的理解和描繪是樂觀向上的，相信“人類是有希望的，中國是會好起來的”。現代藝術，太多的夸飾，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聲光電氣。汪曾祺則是要從內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種原汁原味的“本色藝術”或“綠色藝術”，創造真境界，傳達真感情，引領人們到達精神世界的凈土。

現代人的生活節奏越來越快，身邊的“凡人小事”還沒來得及完全呈現自己的意義就被拋到記憶的背后。由此看來，人們除了被“忙”包裹、擠壓之外，似乎根本體驗不到人生還有什么其他樂趣。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們發出這樣的吁請：慢點走，欣賞你自己啊！

汪曾祺散文的特色

汪曾祺的散文沒有結構的苦心經營，也不追求題旨的玄奧深奇，平淡質樸，娓娓道來，如話家常。汪曾祺曾說過：“我覺得傷感主義是散文的大敵。挺大的人，說些姑娘似的話……我是希望把散文寫得平淡一點，自然一點，家常一點的。”因此品讀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聽一位性情和藹、見識廣博的老者談話，雖然話語平常，但饒有趣味。如《葡萄月令》。

汪曾祺的散文寫風俗，談文化，憶舊聞，述掌故，寄鄉情，花鳥魚蟲，瓜果食物，無所不涉。在《夏天的昆蟲》中，他向讀者介紹了蟈蟈、蟬、蜻蜓、螳螂的品種、習性和孩童捕捉昆蟲的情形。如他說：“叫蛐子（蟈蟈的俗稱）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樹枝火中，一會兒就熟了。味極似蝦”。說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膠捉蟬。作者小時候用蜘蛛網捉蟬“選一根結實的長蘆葦，一頭撅成三角形，用線縛住，看見有大蜘蛛網就一絞，三角里絡滿了蜘蛛網,很黏。瞅準了一只蟬，輕輕一捂，蟬的翅膀就被粘住了。”讀到此處，不覺會心一笑，好像說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

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質樸，不事雕琢，緣于他心境的淡泊和對人情世故的達觀與超脫，即使身處逆境，也心境釋然。在被打為右派下放勞動的日子里，他奉命畫出了一套馬鈴薯圖譜。他認為在馬鈴薯研究站畫圖譜是“神仙過的日子”，畫完一個整薯，還要切開來畫一個剖面，畫完了，“薯塊就再無用處，我于是隨手埋進牛糞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說，像我一樣吃過那么多品種的馬鈴薯，全國蓋無二人。”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觀念的灌輸，但發人深思。如《吃食的文學》和《苦瓜是瓜嗎》，其中談到苦瓜的歷史，人對苦瓜的喜惡，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談到文學創作問題：“不要對自己沒有看慣的作品輕易地否定、排斥”“一個作品算是現實主義的也可以，算是現代主義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個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說它是瓜也行，說它是葫蘆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汪曾祺小說的特色

汪曾祺的小說充溢著“中國味兒”。他說：“我是一個中國人”，“中國人必然會接受中國傳統思想和文化影響”。儒、道、佛三家，“比較起來，我還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不過，“我不是從道理上，而是從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正因為他對傳統文化的摯愛，因而在創作上追求回到現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中去。在語言上則強調著力運用中國味兒的語言。這是他藝術追求的方向，也是他小說的靈魂。曾祺小說中流溢出的美質，首先在于對我們民族心靈和性靈的發現，以近乎虔敬的態度來抒寫民族的傳統美德。他說：“我寫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而美與健康的人性，不論在多么古老的民族傳統中，永遠是清新得如同荷風露珠一般。為此他寫成了膾炙人口《受戒》和《大淖記事》。《受戒》中一對活潑可愛的小兒女之間萌發的天真無邪的朦朧愛情，蘊含著對生活和人生的熱愛，洋溢著人性和人情的歡歌。這種內在的歡樂情緒同古代樂府和民間情歌相同。《大淖記事》的愛情故事略為曲折。娟美可人的巧云和年輕風流的錫匠十一子純真赤誠的愛情遭到野蠻的蹂躪，然而無比堅貞的愛竟可使生者死、死者生，使所有人為之敬佩，文中描寫的錫匠形象尤為鮮明。這是令作家“向往”和“驚奇”的美，它深藏在民間，深藏在我們民族的傳統中。

然而，它在展示美與健康的人性的同時，也常常對人性的丑惡發出深沉的嘆喟。《釣人的孩子》反映的是貨幣使人變魔鬼，《珠子燈》揭示的是封建貞操觀念的零落，《職業》寫的是失去童年的“童年”和人世多辛苦，《陳小手》更揭示了封建主義、男權專制的殘暴。當然，作者也無意掩飾我們民族心理和性格的弱質。《異秉》中對市井平民沿襲為常的僵硬刻 2

板生活，于生無望而求助于“異秉”的猥瑣心理，也進行了不無調侃的諷刺：《八千歲》中米店老板的心理自我調節也頗似阿Q。

對于自卑、平庸、麻木的心理狀態，作者都有所針砭，但畢竟同情與悲憫要多于批判。因為在作者看來，今天寫過去的事，需要經過反復沉淀，除凈火氣，特別是除凈感傷主義。所以即使在《八月驕陽》中寫老舍之死時，也只是將一腔憤懣深藏在凄清和冷寂中。除凈火氣、感傷，達到恬靜、淡泊，可說是汪曾祺小說的主要風格，也是他自己饒有特色的“抒情現實主義的心理基礎”。但也誠如林斤瀾所說：“?除凈火氣?，也可能除凈了?血氣?。除凈了?感傷?，也可能除凈了?創傷?。”

平靜淡泊的汪曾祺

汪曾祺的夫人是施松卿女士。施松卿出身名門，是西南聯大的高材生，就讀于物理系，同楊振寧同班，后由于身體原因改讀英文，當年施松卿風華正茂，有人問她為何選擇當時外貌背景都不出眾的汪曾祺時，她說她看中的是汪曾祺的才華。

文革時期，汪老受到迫害，舉家被安置在北京一個偏僻的四合院里，不知是不是當時有人故意整他，汪老所住之處緊鄰當時北京一有名的地痞，有人好心告訴汪老要小心一點。后來入住后，汪老的夫人想要作畫，汪老就在窗前用廢棄的水缸栽了些豆角，時日一久，藤蔓漸漸爬滿了隔壁的窗戶，遮住了所有的光線。那里住的恰恰是那個地痞。汪老過意不去，后來拿一袋豆角送給那個地痞。出人意料的是，滿面刀疤的地痞態度謙和，還問汪老，可否送一幅畫與他。可見，汪老的處世人格魅力的感染力。

汪老年老之際，一家人仍住在狹小的房子里，汪老的書房在小小的陽臺上，有一個外國作家讀了汪老的著作，專程來拜訪他時，看到汪老簡陋的住處很是感慨。后來在家人的勸說下，要汪老向政府申請房子，但一輩子著書頗多的一代大家竟苦惱如何寫申請（其實是討厭復雜的程序~~），最后作罷。后來還是按照兒子的職務分了一套房子。

汪老處世淡泊，不計名利。人格魅力令人敬仰。

人物自述

“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諧。”“我寫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是什么時候都需要的。”“我喜歡疏朗清淡的風格，不喜歡繁復濃重的風格，對畫，對文學，都如此。”“我曾戲稱自己是一個?中國式的抒情人道主義者?，大致差不離。”“我非常重視語言，也許我把語言的重要性推到了極致。我認為語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內容。”“我們有過各種創傷，但我們今天應該快活。”——汪曾祺[2]

汪曾祺《我為什么寫作》，全詩如下：

我事寫作，原因無它：從小到大，數學不佳。

考入大學，成天泡茶。讀中文系、看書很雜。

偶寫詩文，幸蒙刊發。百無一用，乃成作家。

弄筆半紀，今已華發。成就甚少，無可矜夸。

有何思想、實近儒家。人道其理，抒情其華。

有何風格？兼容并納。不今不古，文俗則雅。

與人無爭，性情通達。如此而已，實在無啥。

絕美的比喻

汪曾祺借自己的理想為人們未經壓抑自由生長的天性作了一個絕美的比喻。《受戒》中蘆葦的清香輕襯的那塊忘俗的天地，幽靜寺廟中小和尚明子青澀拘謹少年的影子，農家女小英子水鄉里養出來的率性天真，《受戒》是鄉土自然清新得不容許一粒灰塵的呼吸，它把一直在其中自自在在行走.生活.哭哭笑笑.說話的故事的淳樸人們的美揭發出來，帶著不留余地的罪惡，讓讀者徒然心羨悵然向往那種原始的自由和恣意。它激起的更多的是對那種迥然不同的美的遙不可及的遺憾，深沉到傷及人的自信。作為狹隘空間中的文明人，我們少有超越理性的天性，那些被稱為沖動和錯誤，或是蒙上了不真實的色彩，所以猛然間停住腳面對一片夢般叫你心有戚戚的美的影射時，才發現有種天賦很早就被遺棄了。這是來自《受戒》的暗示。

迷惑人的高手

汪曾祺是個迷惑人的高手，他盡由自己不緊不慢地繭中抽絲，便讓讀者適應了遙遠的故事。作者力求的不僅是內在的美的本質，他還把這種意思組織得和諧生動，輕松靈動的整體，征服的就不僅是人的思想，還有感覺了。他選擇的是原汁原味的風土人情加清新活潑的語言效果。關于高郵水鄉，作者顯然是傾注了熱情，帶著最親切的回憶和最深刻的理解來描繪她的一切。我們看到的就是生靈活現的人和人們，只不過沒有爾虞我詐的心計，沒有追名逐利的欲望，沒有太多的瑣碎和市儈，怎樣是最透明的它就是怎樣。這種全新的意境已經足夠讓人心馳神往了，那男女主人公更是集中了這種“樸實”的菁華，他們是簡單自由的，卻更尊重天性。我們不妨這樣看待《受戒》：它雖然是霧里盛開的花，但它畢竟宣告了另一種花開的樣子，即使不可企及，霧里觀花也是安慰。作者在全文營造的一種輕松活潑、讓人賞心悅目的情感基調，是和他選用的幽默清麗的語言風格分不開的。他慣用一些不以為然的筆調來敘述有悖常理的事情，給人的心理和視覺都是一種全新的不大不小的沖突，讓這篇皈依美的文字從頭到腳都充滿了吸引人的氣質，它有存在不可多得也并非完全脫離現實，像沒有沾煙塵的野外的風，我們完全可以把它當作這樣一股不合時宜的空氣，它告訴我們：生活還可以是這樣一種樣子。

宣揚著復蘇的人性

人性中，有最原始的欲望和索取，但同時更有最簡單的付出和給予。為什么要用看不見的東西，即所謂的論理道德來捆住它呢？人與人的交往中，人的生存中，若沒有人性的自由來參與，則再自由的物質世界也無法填補這種心靈世界的虛空。人的臉上始終是面具，看不見下面真實的表情：人的生活像被囚禁在籠子里的野獸，即使給它最鮮最美的肉，也無法比擬自由給它的無上的快樂。或許世界 上有很多東西是可以被束縛的，但人性卻是永遠無法被束縛的，它會用盡所有力量沖破一切阻礙，尋找到心靈的歸宿。這是它的天職，是它歷盡困頓辛苦仍不懈的追求和目標。有時，情感會戰勝理智，或許這就是人性蘇醒的時候。人最初的善良和勇氣，才是真正健康的人性，這種人性下的追求，才是美好的追求；這種人性下的勝利，才是正義的勝利。人性之善，是世間生命的精髓；人性之善，是社會靈魂的梁柱。宣揚著復蘇的人性，引領著人性的復蘇，這正是《受戒》的偉大之處。

隨意漫談

順其自然的閑話文體表面上看來不象小說筆法，卻盡到了小說敘事話語的功能。正是這種隨意漫談，自然地營造了小說的虛構世界。這個世界中人的生活方式是世俗的，然而又是率性自然的，它充滿了人間的煙火氣，同時又有一種超功利的瀟灑與美。汪曾祺善于通過地域風情的描寫，襯托那種純樸的民俗，而明海與小英子的純潔的愛情，也通過這種地域風情的描寫，表現得純樸、溫馨、清雅。所以，雖然是表現理想境界，汪曾祺的筆調也不會失之甜俗，而是清雅之中隱隱有一點苦味：例如，明海為什么會出家呢？他和小英子的純潔愛情乃至這個桃花源一樣的世界能保持下去嗎？（文本中作者將明海和小英子的年齡處理的很模糊，并盡量使人感覺他們的年齡很小，頗讓人捉摸）……盡管作者將之進行淡化處理，這個理想世界中仍夾雜著那么一絲不易察覺的苦澀，只是不像《邊城》的結尾那樣明顯。

《受戒》中表現的就正是傳統文人追慕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這種“生活境界的美的極致”.作者是愛世間的，對之有無法割斷的牽系，在態度上也就特別寬厚通脫。這種生活態度和人生立場在“五四”以來的新文化傳統中，肯定不占主流地位，也不可能以完整的形態呈現，由此散落在民間世俗世界中，與被遮蔽的民間文化建立了某種關聯。與這種生活態度和人生立場相配合，在審美上他也追求一種民間傳統藝術趣味，如年畫，如鄉曲，在大俗中彌散出一種蕭散自然的神韻。這種特有的氣氛與韻味的營造，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力于作品的語言。《受戒》的語言是洗練的現代漢語，其行文如行云流水，瀟灑自然中自有法度，正如作者所言，“作品的語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養。語言的美不在一個一個的句子，而在句子與句子之間的關系。包世臣論王羲之字，看來參差不齊，但如老翁攜帶幼孫，顧盼有情，痛癢相關。好的語言正當如此。"

當今社會，由于復制技術造成的那種虛擬幻化的“大文化”、“大話語”、“大敘事”，因為它們的虛幻和刻板，已經不再具備可體驗的審美特征。真正具有可體驗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實的個體生存中的無時無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話語”“小敘事”。汪曾祺在中國當代文壇上的貢獻，就在于他對“大文化”“大話語”“大敘事”的解構，在于他對個體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喚，在于他幫助人們發現了就在自己身邊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邊，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氣質和藝術神韻之所以能對讀者產生強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對“凡人小事”的審視，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見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必須指出，汪曾祺寫“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蘊著他獨特的人生體驗，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娛一己的性情，他強調自己的作品還應于世道人心有補，于社會人生有益，決不是要把個人與社會隔離開來，對立起來。他的作品間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張的隨緣自適、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斷然有別于魏晉文人的清談和頹廢，在本質上他對人生的理解和描繪是樂觀向上的，相信“人類是有希望的，中國是會好起來的”。現代藝術，太多的夸飾，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聲光電氣。汪曾祺則是要從內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種原汁原味的“本色藝術”或“綠色藝術”，創造真境界，傳達真感情，引領人們到達精神世界的凈土。

現代人的生活節奏越來越快，身邊的“凡人小事”還沒來得及完全呈現自己的意義就被拋到記憶的背后。由此看來，人們除了被“忙”包裹、擠壓之外，似乎根本體驗不到人生還有什么其他樂趣。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們發出這樣的吁請：慢點走，欣賞你自己啊!

第五篇：汪曾祺讀后感

法國雕塑大師羅丹曾說過：“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發現美的眼睛。”汪曾祺先生就是這樣一位智者，他擅于將生活中的瑣碎雜亂串聯成一幅幅生動別致的畫卷。汪老的筆調平淡質樸，貼近生活細節，不追求華麗辭藻的刻意堆砌，不注重觀念思想的有意灌輸，在他的文章中，一切的一切都顯得那樣自然純樸，卻又意味深長。古云文如其人，汪老一生處事淡泊、不計名利，即使身處逆境，也心境釋然，人格魅力令人景仰。在被打為右派下放張家口勞作的日子里，他奉命畫出了一套馬鈴薯圖譜。他認為在馬鈴薯研究站畫圖譜是“神仙過的日子”，畫完一個整薯，還要切開來畫一個剖面，畫完了，“薯塊就再無用處，我于是隨手埋進牛糞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說，像我一樣吃過那么多品種的馬鈴薯，全國蓋無二人。”汪先生的品行心境決定了他散文創作的獨特風格，讀汪老的散文，猶如在和一位性情和藹、見識廣博的老者拉家常，雖然話語平實，但饒有風趣，令人回味無窮。

(一)汪老散文之貼近生活

拜讀過汪先生的諸多散文之后會發現，他所寫散文的主題大都是生活中的凡人小事，都是我們平常生活中遇見卻未細心留意的人或物。如《夏天》中對夏天景色的細微描寫，《泡茶館》對茶館里的閑人趣事的生動刻畫。汪老從細小的視角嵌入，寫凡人小事，記鄉情民俗，談花鳥蟲魚，考辭章典故，善于捕捉生活中的平凡之美，并于平凡事物中發現不平凡的趣味。

現代社會下的都市人生活節奏加快、生存壓力劇增，他們沉浸于工作和學習中，閑情逸致都拋之腦后，對于身邊平凡的人或物他們無暇顧及。除了工作學習，他們無法體會到生活的其他樂趣，他們的世界被物欲所包圍著，周圍一切平凡美好的事物都與他們劃清界線，他們將自己局限在自我的小世界里，然而社會生活的喧囂與緊張唯有透過心靈的恬淡與靈靜才能得到調劑與釋放。許多讀者喜愛汪老也正是被他對凡人小事的審視與關注所吸引，在汪老的散文中可以感受到心靈的愉悅和凈化，進而對周圍環境有了重新的注目。

(二)汪老散文之平淡質樸

汪曾祺先生曾說過：“我覺得傷感主義是散文的大敵。挺大的人，說些姑娘似的話…… 我是希望把散文寫得平淡一點，自然一點，家常一點的。”正如汪老所言，他的散文中至始至終彌漫著平實主義風味，散文語言簡單易懂，曾有評論家評價汪老的語言十分特別，拆開來看，每一句都很平淡，但放在一起，就別有一番味道。個人比較喜歡汪先生的《多年父子成兄弟》，文章筆調樸實，如拉家常，但卻字里行間中折射出父子之間無需言語表達的親情。

(三)汪老散文之以小見大

汪先生的散文并不是一味描寫生活瑣事，他對事物往往有其獨到的見解感悟和奇妙的審美發現，擅于以小見大，透過事物的現象看到本質。如汪老在其散文《吃食和文學》中談到苦瓜到底是不是瓜時，最后從苦瓜想到文學創作，他說作家應該口味雜一點，不能對自己沒有看慣的作品輕易地否定、排斥。汪先生這種生活中的敏思與睿智，是值得我們所提倡與奉行的。“我思故我在”，不斷的思考才能迸發生命的靈感。

(四)汪老散文之樂觀豁達

先生的散文格調向我們展示的永遠是樂觀向上的精神與內涵，這與他一生淡泊名利、追求恬然自得的生活方式有關。現在的很多藝術過于浮躁，無病呻吟，汪曾祺先生則是要從內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種原汁原味的“本色藝術”或“綠色藝術”，創造真境界，傳達真感情，引領人們到達精神世界的凈土。從汪老散文中散發出來的豁達精神對于我們的人生是一種鼓舞，不管經歷多大挫折與磨難，堅信曙光的到來，保持一顆積極向上的心態，享受人間的悲歡離合、酸甜苦辣。當我們真正以樂觀胸懷視之，我們會發現任何的困難都只是成功道路上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