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汪曾祺的文學思想

淺析汪曾祺的語言觀

2010級漢教四班 舒偉重 20100511560

摘要：汪曾祺是新時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被稱為“中國最后一位士大夫”，他的語言風格別具特色，對當代文壇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他的性情和文學涵養，以及對本民族傳統文化的熱愛，形成了他特有的語言觀。本文將簡單的探討一下汪曾祺別具特色的語言觀，為大家展示一位語言大師的無與倫比的語言魅力。

關鍵詞：汪曾祺 語言 文學 本位 性情

認識汪曾祺，是被他的一篇小說《受戒》所折服。自然、清新、樸實的語言風格，沒有多余的修飾，卻蘊含著深深地文化含蘊，讀來意味無窮。而這樣的語言就是來自他自身的性情，樂觀、童心未泯、有涵養，在我看來，他就是這樣一個人。在他看來，語言表現一個人的真性情，它不只是載體, 而是本體，它包含著深深的文化內涵，需要不斷斟酌與創新。

一、語言是性情的體現

一個人的風格和他的氣質是有關系的。任何真正的藝術，無不體現著藝術家的真性情，汪曾祺十分贊同這個觀點。他曾不止一次地說：“我是一個樂觀的人”，“我這個人在逆境中還能感受生活的快樂”。他喜歡寫詩和作畫，他迷戀著民間的自由自在，品味著民間的鄉俗小曲和人生藝術。他寫小說也不是謀求什么功利，表現著明顯的自娛色

彩。有人說這是他的“士大夫氣”。實際上，他是一個在多下玩耍的琺子，遇見只小狗他要逗一逗，碰上個石子他要蹋一腳，撿一根草棍也要玩弄半天，這便是他的小說的結構，這便是他的小說為什么像散文的原因。因此，他認為：“風俗不論是自然形成的，還是包含一定的人為的成分，都反映了一個民族對生活的熱愛，對‘活著’所感到的歡悅。他們把生活中的詩情用一定的外部的形式固定下來，并且相交流，溶為一體風俗中保留著一個民族的常綠的童心，并對這童心加以圣化風俗使一民族永不衰老。”也就只有這樣的性情，才能寫出如此有特色的文章，這是人們喜歡它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如此深深地包含著自己的真性情。

“小說作者的語言是他的人格的一部分，語言體現小說作者對生活的基本態度。”汪曾祺的語言表現為少浮詞、不渲染，質樸、自然的藝術特色，在他的小說中，幾乎很少有夸張、對偶、隱喻等，這使得他的語言讀起來，猶如清水出芙蓉般的清新、單純、平淡，細細讀來，韻味十足。《受戒》的開頭這樣寫道：“荸薺庵的地勢很好，在一片高地上。這一帶就數這片地高，當初建庵的人很會選地方。門前是一條河。門外是一片很大的打谷場。三面都是高的柳樹。山門里是一個打谷場。三面都是大的柳樹，山門里是一個穿堂。迎門供著彌勒佛。??”這與現實在是平淡自然，高山就是高的山，大樹就是大的柳樹，完全沒有多余的修飾，卻猶如簡單的幾筆線條的勾勒，顯得別有一番韻味。

二、語言的本體觀

《中國文學的語言問題》是汪曾祺談文學語言問題中最重要的一篇。他說:“中國作家現在很重視語言。不少作家充分認識到語言的重要性。”這里，“重視語言”是指中國作家已開始從重視文學的思想轉向對語言的關注；“語言的重要性”,根據他后面的解釋,指語言不是文學的形式，只承擔載體的功能，而是文學的本體。他在另一篇文章里也說,“語言不只是載體, 而是本體”(《思想·語言·結構》)，他多次提到語言的本體地位,認為寫小說就是寫語言。汪曾祺選擇了傳統與創新的融合, 認為語言在文學中承擔著“載體”與“本體”的雙重功能，其中“本體”功能是文學語言的根本功能。這是他對文學語言的根本看法。

傳統語言學認為, 語言是表現思想、傳達感情的工具。在這種語言觀的影響下,文學語言就自然成為表達思想感情的工具,成為一種“裝載”作家精神的載體。汪曾祺對文學語言的看法獨特，新穎。他一直反對“語言”的“工具論”,認為“語言不是一種形式，一種手段”(《中國文學的語言問題》),“寫小說就是寫語言，語言是小說的本體”,(《小說里的思想和語言》)這種語言本體的觀念直接影響到他的創作風格。

三、語言的文化內涵

汪曾祺曾做了一篇《中國文學的語言問題》的演講，在演講中他提到：“語言的粗糙就是內容的粗糙”，世上沒有沒有語言的思想，也沒有沒有思想的語言，因此語言不是外在的東西。語言和思想同時存在，不可分離。“語言是一種文化現象，語言的后面是有文化的。”這

里所指的文化，就是中國的傳統文化。他說：“我們的語言是繼承了前人，在前人的基礎上演變、脫化出來的。很難找到一種語言，是別人完全沒有講過的??古人說‘無一字無來歷’，是有道理的，語言是一種文化積淀。語言的文化積淀越是深厚，語言的含蘊就越豐富。”汪曾祺十分注重語言的文化內涵，所以它的每篇小說都有深厚的文化內涵，體現了他深厚的文化積淀。

如他的小說《受戒》的結尾處的寫景“蘆花才吐穗，紫灰色的蘆穗，發著銀光，軟軟的，滑溜溜的，像一串絲線。有的地方結了蒲棒，通紅的，像一只一只小蠟燭。青浮萍、紫浮萍??”僅從字面把每句拆開看，只是一句句普通的話，但把它們放在一起，頓時韻味十足，意味深遠。不禁讓人想到明子和小英子朦朦朧朧、青澀純潔的初戀以及他們未來的美好未來。在這些簡簡單單的句子背后，都透露著汪曾祺身后的文化含蘊。

在汪曾祺看來，文化不是通過語言而表現的, 語言就是文化。因此表現什么文化就用什么語言，汪曾祺看到了語言與描寫對象的關系, 如他在評價林斤瀾的作品時說, “《矮凳橋》 則基本上用的是溫州方言。這是很自然的事, 因為他寫的是溫州的事。??語言是一種文化現象。語言的背景是文化。一個作家對傳統文化和某一特定地區的文化了解得愈深切, 他的語言便愈有特點。”(《林斤瀾的矮凳橋》)其實, 汪曾祺的語言風格之所以獨特, 就在于他對特定文化的深切了解, 脫離文化, 語言就成了無源之水；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語言與作者的關系, 認為語言是作家的臉面,是作者文化修養的直接體現，“作

品的語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養”, “探索一個作家的氣質、他的思想, 必須由語言入手, 并始終浸在作者的語言里。”(《自報家門》)作者的文化修養在語言中暴露無遺。

四、語言需斟酌與創新

汪曾祺在《“揉面”——談語言》一文，將語言比喻成“揉面”，“面要揉到了，才軟熟，勁道，有勁兒??寫作也是這樣，下筆之前，要把語言在手里反復摶弄。”《雞鴨名家》中汪曾祺寫炕房師傅余老五在抗機房里工作：“??不以形求，全以神遇，用他的感覺判斷一切。炕房里暗暗的，暖洋洋的，濕濡濡的，籠罩著一種曖昧、纏綿的含情懷春似的異樣感覺：余老五身上也有著一種‘母性’。他正驗著一個一個生命正在完成。”

在仔細的斟酌中，汪曾祺還提倡著創新。他鼓勵“自鑄新詞”，但又說“語言的獨創，不是去杜撰一些‘誰都聽不懂的形容詞之類’。好的語言都是平平常常的，人人能懂，并且也可能說得出來的語言——只是他沒有說出來。人人心中所有，筆下所無。”語言要斟酌，要創新，但不能太玄，人物對話要與人物貼近，應該“普普通通，家長里短，有一點人物性格，神態，不能有多少深文大義”敘述、描寫的語言也同樣要和所寫的人物“靠”。汪曾祺說：“小說里所描寫的景物，??得和所寫的人物水乳交融，渾然一體。就是說，小說的每一個字，都是滲透了人物。寫景，就是寫人。”（《揉面——談語言》）

參考文獻：

1、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2、汪曾祺 文論卷，汪曾祺文集，江蘇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

3、陸建華，汪曾祺傳，江蘇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

第二篇：關于孔子文學思想以及影響

關于孔子倫理思想及其價值探討

摘要：孔子是我國歷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倫理思想在他的思想體系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他總結了以往的倫理思想，在中國倫理學史上第一個建立了以“仁”為核心的倫理思想體系，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倫理思想對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今天對于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重建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倫理道德體系，對于培養良好的道德風尚和社會風氣，都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孔子 倫理思想 當代價值 初探

中國的傳統文化可以說是一種倫理文化，道德在普通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古代，儒家倫理獨立承擔著培植中國人道德意識的使命。人們按照儒家倫理的要求規范著自己的日常生活、實踐著自己的成德之路，并憑著對儒家倫理的學習和實踐而謀取功名利祿，成就一番事業。隨著西方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滲入，儒家道德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日益衰微。今天，儒家道德已逐漸淡出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對于這一現象，許多關注中國傳統文化命運的人都抱以深深憂慮和惋惜。更有一些人將當代中國人道德精神的萎靡不振歸結為一個世紀以來知識階層對儒家道德思想的批判和否定，試圖通過對儒家思想的再度詮釋和弘揚來恢復儒家道德在中國人心中的地位。與一般研究者的思維角度和研究目的不同，本篇論文通過對孔子思想的考察與分析，試圖從儒家自身的思想內容、思維方式和價值傾向來找出導致儒家陷入今天困境的原因，從其本身來揭示出它的歷史命運。這里首先指明的是，由于本篇論文的觀點均出自對《論語》中孔子及其學生有關論述的分析和推演，因此它并不是一個關于儒家道德思想的完整而全面的綜述。論文中所涉及的問題甚至不能涵蓋孔子的全部思想。作者只是將孔子思想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加以綜合和分析，其目的在于揭示孔子思想中所蘊含的矛盾和問題，從而激發人們更全面、更完整地理解孔子以及后來儒家思想家的思想。并在系統地反思清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上，重塑中國人的道德世界。一，孔子倫理思想的來源

孔子的倫理思想產生離不開特定的歷史條件。孔子生活在一個由領主封建制向地主封建制過渡的春秋時代。由于當時生產工具的改進，出現了牛耕、鐵器等較為先進的生產工具，使生產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推動了生產關系的部分變革。而生產關系的變革，又加劇了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各諸侯國之間的兼并與征伐連年不斷。同時，由于周王朝的衰落，周天子的權威一落千丈。廣大勞動人民在封建領主和地主的雙重剝削下，生活異常艱難。在這種情況下，廣大農奴和殘存的奴隸不斷進行起義反抗。統治者逐步認識到了勞動人民的力量，尋找新的統治武器，以便于更好的維護自己的統治。人民由于長期遭受戰爭的創傷，也希望有一個安定的生存環境。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孔子的倫理思想便應運而生了。孔子生活在一個沒落的貴族家庭之中，通過自己的后天努力，從“士”上升為“大夫”，因此他的倫理思想深深地打上了封建領主階級的烙印，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由于孔子年輕時地位比較低下，與勞動人民有大量的接觸，因此，他肯定和順應春秋時期“重人”、“重民”的歷史潮流，在吸收、提煉原始社會遺留

1下來的氏族民主精神和良風美俗，總結夏、商、周三代盛世的典章制度和思想成果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倫理學說，第一次建立了一系列以“仁”為核心，以“禮”為形式，包括許多德目在內的比較完整的倫理思想體系。

孔子倫理思想有兩個主要來源：一是來自遠古氏族部落的血緣宗親觀念；二是繼承了西周宗法禮制的倫理精神。中國古代社會從傳說的黃帝開始到整個封建社會消亡，氏族部落這一古老的社會形態在歷史的演變過程中，不僅沒有衰落，反而被頑強地保留下來，因此，重視血緣宗親關系，強調祖先崇拜，實行嚴密的宗法制度便成為一個十分重要的文化傳統。這一傳統在夏朝家天下的王權私有制度正式確立之后不斷得以強化，經由殷商時代的發展和充實，到了西周時代又經周公旦的完善和美化，便成為社會和政治生活中占主導地位的一種文化傳統。西周以來這種成熟定型的文化傳統是奠定孔子倫理思想的精神基礎。

王國維說：“周人嫡庶之制本為天子諸侯繼統法而設。”因為西周以來的宗法制度不僅標志著家天下的社會秩序，還代表了這個社會的倫理規范和倫理原則。在《詩經〃大雅〃文王》中說：“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土，丕顯亦世”。這些無疑都是對氏族祖先和家天下宗法制度的歌頌和贊美，同時也體現了“敬宗所以尊祖”的倫理傳統精神。宗指“大宗”，大宗由嫡長子一脈相承，它代表了氏族祖先的延續和其權威的傳承。小宗對大宗的尊敬和服從，不僅是服從祖先遺制，也是對宗族權威的服從。在邦家臺一的古代中國，宗族權威又往往是一國政權的標志。因此，服從宗法制度下的各種權威便具有了雙重意義，那就是說宗法倫理原則同時也是國家的政治原則。西周宗法制度正好體現了這種雙重結合的文化精神。孔子本人亦宣稱他最崇拜西周禮制文化，對由氏族宗親觀念形成的西周倫理精神更是推祟備至，而且其本人還認為他不僅是這一文化精神的全面繼承者，也是它的發揚光大者。

二，孔子倫理思想的主要內涵

孔子的倫理思想主要是以“仁”為內容，以“禮”為形式，包括眾多在內的規范體系。他十分重視道德在整個社會生活中的作用。為了更好的服務于統治階級的統治，他創立了統一的以”仁”為綱的完整的倫理思想。孔子的倫理思想影響了他身后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對于民族心理、民族風俗的形成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

“仁”在孔子以前雖然已經出現，但”仁”作為倫理理論體系，是孔子最先提出來的。在孔子那里，“仁”是理想人格，是解決人際關系的最高目標。他認為，人們只要按“仁”的要求辦事，天下就不會出現“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狀況，并達到“天下有道”的理想社會。他幾乎把一切好的品德都歸結到“仁”中去，如說“愛人”為“仁”，“忠恕”為“仁”，“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為“仁”等。孔子“仁”的思想的提出，是對西周末年以來神的地位動搖、人的地位提高和人際關系問題突出這一歷史思潮的理論總結。

孔子提出的一系列倫理道德規范，都是“仁”的具體展開和體現。同時又都可以歸結于“仁”。從“仁”出發，孔子根據當時社會的需要，在總結和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義”、“禮”、“孝悌”、“忠”、“信”、“寬”、“敏”、“恭”、“勇”等道德規范。

（1）“義”：關于“義”，孔子的論述很多。“見利思義”，“見得思義”，“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等。孔子把義當作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一個重要范疇，要求人們要正確處理人際關系和義利關系。

（2）“禮”：在孔子的倫理思想體系中，禮既是一種規章制度，同時也是一種道德范疇。其核心是“正名”，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認為每一個社會成員都應自覺遵守一定的“禮”，才能達到改善人們之間的社會關系，求得社會安定和諧的目的。

（3）“孝悌”：意思就是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其具體要求就是要繼承父道，贍養父母、尊老愛幼。孔子認為這是治國的根本，治國的大略。他說：“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孔子還提出：“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承仁。”要求學生首先要做到孝悌，把孝悌修養放在道德品行的第一位。

（4）“忠恕”：忠恕作為一項道德規范，它的基本要求是將心比心，推己及人。孔子強調：“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這些內容都是“仁”的道德原則的進一步發揮和展現。忠恕的道德要求對于中華民族誠實不欺，寬以待人，與人為善等傳統美德的形成具有積極的影響作用。

（5）‘信”：孔子倫理思想體系中的信，主要是要求人們在與人相處、對待工作等方面，要做到講究信用，誠實不欺。孔子對他的學生說：“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并指出信的重要性。“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小車無，其何以行之哉?”

（6）“寬”：即寬厚、寬容的意思，在倫理道德意義上，就是指待人要寬宏大量。“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孔子的“寬”，與他的“愛人”、“忠恕”等道德規范的要求是相一致的。

（7）“敏”：孔子多次講到敏，如“敏于事而慎于言”、“鐓而好學，不恥下問”。要求他的學生對待學習和工作要勤奮努力，不能懶散懈怠。只有這樣，才能有所成就，否則將是一事無成。

（8）“恭”：在孔子的倫理思想體系中，“恭”主要指的是言行舉止，端莊嚴肅，為人要溫厚和善。“其行己也恭”、“居處恭”、“與人恭而有禮”等，都是要求人們的行為要適度、和善穩重，而不巧言令色。

（9）“勇”：就是勇敢，不怯。孔子要求人們心胸寬廣、意志堅強，不怕任重道遠，敢于見義勇為。在困難的時候，要像耐寒的松柏，在關鍵的時候，要敢于“殺生成仁”。“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勇而無禮則亂”。

除以上主要內容之外，孔子還提出了溫(溫和)、良(善良)、儉(節儉)、剛(剛強)、訥(慎言)、公(公平)等許多道德規范，大大豐富了以“仁”為核心的倫理思想體系。

三，孔子倫理思想的當代價值

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面性，孔子的倫理思想也不例外，一方面，它反映了人類社會倫理生活和中國社會倫理生活的一般要求，含有“倫理真理”的要素，是其倫理思想中的精華部分：另方面，由于孔子受到歷史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反映了中國古代社會宗法制度和封建專制主義的要求，隨著時代的變遷，成為其倫理思想中的糟粕部分。

盡管孔子的倫理思想具有鮮明的兩重性，直到今天，孔子的倫理思想還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

（1）孔子的倫理思想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德的寶貴精神財富。是中華民族傳統優秀文化的現代傳承，是發展中國先進文化的重要環節。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德，不僅要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而且還要與中華優秀傳統道德相承接。我們只有站在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基石之上，根據當代中國社會生活文明進步的要求，對包括孔子倫理思想在內的中華民族傳統倫理思想進行批判繼承，使其成為社會主義道德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才能使當代中國道德真正具有中國特色和民族特色，也才能更好地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德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的靈魂作用。

(2)孔子的倫理思想是提出以德治國方略的重要思想來源。黨中央提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要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這是社會主義治國方略的完善和發展。不論是依法治國還是以德治國，其主體內容都是政府的行政。也就是說，依法治國的主體內容是依法行政，以德治國的主體內容是以德行政。而孔子倫理思想中的“仁”、“忠恕”、“信”、“寬”等，都內含著許多“德治”的思想精華。這些都是我們實行以德治國方略可以汲取的思想源泉。

(3)孔子的倫理思想是培育和弘揚中華民族精神的豐富歷史資源。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一個民族，沒有振奮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民族之林。”并且進一步提出：“必須把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作為文化建設極為重要的任務，納入國民教育全過程，納入精神文明建設全過程，使全體人民始終保持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因此，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既是增強綜合國力的必然要求，也是實現新的歷史任務的客觀要求，更是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建設的題中之義。在我國五千多年的發展中，中華民族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偉大實踐中，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勤勞勇敢、團結統一、愛好和平、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孔子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其倫理思想不僅影響了他之后一代又一代的理論思想家們，而且廣泛地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中華各族人民，其精華部分奠定了中華民族精神的基調。因而，在這個意義上，孔子的倫理思想無疑是培育和弘揚中華民族精神寶貴的歷史資源。

康德指出，倫理學是研究如何使人配享幸福而不是獲得幸福的學問。而孔子的道德思想恰恰是將道德看成是獲得幸福的途徑和方法。由于將人的道德實踐活動局限于政治領域、由于沒能正確處理好人的物質需要和精神追求這二者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孔子所倡導的道德永遠受制于外力，永遠不能擺脫物欲的牽絆和對權力的依附。這樣一種軟弱無力的道德只能扼殺人的自由天性、束縛人的精神、將人的創造力和無限發展的潛能局限在極其狹窄的范圍之內。受著儒家思想和封

建專制權力的雙重束縛，中國人的道德始終處于混亂與功利之中，始終未能窺見那洋溢著自由精神的、以至善本身為目的的純粹道德境界。由此可知，孔子所倡導的道德之所以走向衰亡并不能歸結為西方價值觀和物質文明的強力滲透，而是其內在的理論缺陷和道德缺陷所致。即使沒有西方價值觀的影響，儒家道德也只能依靠威逼利誘才能維持其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的統治地位。拿破侖曾把沉浸在儒家思想中的中國比喻為一頭睡獅。今天，睡獅已然醒來！當代中國人對孔子道德的否棄即意味著一個從未體認到自由價值的古老民族終于睜開了昏睡的雙眼，開始重塑自己的精神！中國的覺醒與奮起必然始于與自由的相遇、相知和相親。隨著自由精神在中華大地上的廣泛傳播，一種新的、更合乎人性、更能對我們的全部生命活動提供必要支持和積極指導的價值觀和道德規范必然會成為我們一切行為的基石，這樣一種道德不僅更能保障我們的獨立、自由與尊嚴，亦能促使我們以一種更為開放有力的姿態去回應生活中的各種挑戰。據此我愿相信，目前中國人精神世界中所存在的道德真空只是一種暫時現象，當新的充盈著自由精神的道德在中國人心中扎根之日，即是中華民族以沉穩自信的嶄新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之時！

第三篇：論沈從文的文學思想

論沈從文的文學思想

班級：中文小自考2003級南溪班 姓名：王煉鋼

單位：南溪縣南溪鎮觀斗小學 學號：***2 提綱：

一、人生際遇對文學思想的影響

二、超越時代的文學思想

三、城市文學與鄉村文學的對照

1、完美理想的鄉村文學

2、病態畸形的都市文學

內容提要：沈從文之所以了不起，在于他書寫一個被物質文明毀滅的鄉村小說新傳統，在披露半殖民半封建社會黑暗，城市經濟破產的嚴峻現實時，更以田園山水詩般的情緒贊美著湘西山村友好和諧的生活和善良的人性。沈從文便在小說中用鄉村的眼光審視現代文明，這是現代小說的開始。沈從文是在鄉野文化與都市文化的撞擊、鄉村人性與都市人性的對比中徹悟人性的。他經由“精神還鄉”以企求生命的安頓，通過對“鄉下人”的盛贊來張揚自然天性，以寄寓“文化重造”的理想,塑造出了兩個對比的“文學世界。”

主題詞： 人生際遇 超越時代 城鄉對照

序言：同追求生命的獨立，擺脫人身依附一樣，沈從文的文學也表現出其自身的獨立性。他的文學在表現各種人生形式的同時，也表達了自己人生觀、世界觀、文學觀。正如沈從文說：“文學對一切外部力量的依附，一切脫離文學本身特點的功利追求，他都不能忍受。”此句話中他將文學獨立性的現象歸結為兩個基本傾向：文學與政治結緣，從而使文學成為純粹的政治功利的附庸品；文學與商業結緣陷入商業功利的泥淖。前者使文學成為政治的“副產物”或“點綴品”，喪失文學自身的價值，后者則放棄了作家應有的社會責任。盡管“他不能思愛”，他還是用一個文化人的良知去描繪這個世界，都市的丑惡、鄉村的淳美。在他作品中正是通過這種對文學與社會、人生既密切又廣泛聯系的深刻理解，形成了他獨特的文學思想—超越現實也不只為藝術而藝術的文學觀。

一、人生際遇對文學思想的影響：沈從文那種超越現實不只為藝術而藝術的文學思想，是與他復雜的人生經歷密切相關的。沈從文生于湖南鳳凰縣，地處湖南、貴州、四川三省交界處，是苗、侗、土家等少數民族聚居之所。湘西秀麗的自然風光和少數民族長期被歧視的歷史，給他帶來特殊的氣質，使他既富于多彩的幻想，又有著在長期的歷史中積淀的沉痛隱憂。沈從文出生于行伍世家，14歲高小畢業后從軍，隨軍隊輾轉流徙于三省邊境與長達千里的沅水流域，對這一帶人民的愛惡哀樂的鮮明生活樣式和淳樸的鄉俗民風非常熟悉，積累了他寶貴的人生經驗，也形成了對民間世俗生活特殊敏感的生活情趣，這為創造的理想的“湘西世界”密不可分。以后接觸了“五四”新文學，1923年只身離開湘西來到北京，同年秋報考燕京大學，未被錄取。他是以“城市邊緣人”的身份，靠自己的艱苦奮斗和出色的才華，打進文壇，“擠”進城市的上層所謂的文明社會。但是，都市的種種不文明、丑陋、罪惡，使他感到悲涼、厭惡，對城市生活的格格不入，對充神奇、美麗、善良的鄉村世界的眷戀。他表現出的是一種有出色才華的自負感，卻又始終有一種鄉下人的自卑。

沈從文的這種自卑和自負，都表現為他一生都自命為“鄉下人”。他一再宣稱：“我實在是個鄉下人??鄉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遠是鄉巴佬的性情，愛憎和哀樂有它獨特的式樣，與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頑固，愛土地，也不缺少機警卻不甚懂詭詐”。他這種“鄉下人”的角色認知，在某種程度上觸及了作者隱秘的潛意識角落里鄉下人的自卑情結，這就自然展示他復雜的內心世界和矛盾性格。他走出湘西，或許是想離開鄉村的偏僻與貧窮，或許想在外面有所作為，但深入都市之后，才驚覺自身秉性與都市人格格不入，這里的虛偽、丑惡，人心不古，使他想起生他養他的湘西山水，于是他自然就成為湘西生活自覺的敘述者、歌者。如他的《邊城》描繪出的是一個充滿美和善，人與自然的和諧，那里的風景如畫，山清水秀，人人內心充滿了愛。另一方面又使他在躋身都市生活時，自覺地以“鄉下人”的目光和評判尺度來看待中國的“常”與“變”。他對城市的人內心空虛，所表現出的行為很不理解，自己雖然生活在城市里，卻不能融入城市生活中。所以他在很多作品，都由城鄉對峙的整體結構來批判現代文明在進入中國的初始階段所顯露的丑陋之處。例如他在《邊城》里描繪的“湘西世界”，通過湘西本真和原初的眼光來呈現，從而保留了那個世界的自在性和自足性，生動復現了楚地的民俗、民風，寫出了極具地域特色的鄉土風貌，展現了豐富多彩的鄉村人民的生活圖景。盡管沈從文從厭惡都市，崇尚鄉村。但他畢竟是一個社會人，而且是有深沉的文化良知和文化責任的文化人。自然也就不能對當時社會中種種丑行視而不見，見而不評。他的情感偏重于湘西，偏重美化人性，心思卻又關注著現代都市，筆觸所及，都市一切也就昭然。看他的《八駿圖》、《都市一婦人》等一些作品里，描繪城市人的虛偽、自私、自大、庸俗。也體現他文學的批評觀，在他文學思想中涂上了鮮明的一筆，沈從文不是陶淵明。

同時沈從文的作品中，還感到他對“鄉下人”的認識，在他的道德形態和人格氣質中，依然保留著與原始生命形式的歷史連結。分別表現出南方少數民族特有的勇敢、雄強、熱情、善良、純樸、忠厚的品格和氣質。在其內部，是封建文化與原始文化二者的交織，“鄉下人”已經置身于逐漸建立并鞏固起來的封建宗法關系——一種人身依附關系之中。童養媳制度、雇工制、賣淫制，如同《柏子》、《蕭蕭》、《貴生》、《丈夫》所展示的，他們被剝奪了人身自由，不得不接受一份悲慘的人生命運，而伴隨他們的雄強、熱情、善良和純樸共生的，是他們主體精神的蒙昧。他們不曾預備要人憐憫，也不知道憐自己。對命運缺乏具理性的自主自為的把握。在表現“鄉下人”理性蒙昧方面，最典型的莫過于《蕭蕭》。“鄉下人”這種精神狀態，使他們與變化了的外部世界環境極端的不協調。一方面，他們人格本身的優秀部分，使他們在某些特定場合——國內革命戰爭和民族解放戰爭中，放射出奪目的光輝，如同《黑夜》、《過嶺者》、《早上——一堆土一個兵》等作品所表現的那樣。另一方面，主體精神的蒙昧又使他們無法加入外部世界的競爭，他們的誠實、純樸反現出“呆”相如《會明》中的老兵。

可以說在“鄉下人”自在生命形式的探索上，凝聚了沈從文對自己所屬民族長處與弱點的反省。他渴望著他們理性精神的蘇醒，在保留自身長處的同時，以新的姿態投入新的人生競爭。《邊城》與《長河》，正是沈從文從深處對民族現狀進行反省以后，唱出的生命理想之歌。構建起他獨特的文學思想氣質——鄉土氣質。但又不是純粹意義的鄉土文學，其間看都市文學的構成——即我將闡述的“兩個文學世界”。

二、超越時代的文學思想 ：從沈從文的文學中可以看出，他是反對將文學納入商業的或政治的功利圈。他獨具特色的創作，無疑具備較高的審美價值，但由于他的政治偏見和超功利的文藝主張，構成他自己的文學的道德理想。所以他的一部分作品對現代都市文明的非人性的弊害，保持了尖銳的批判和諷刺的立場。他又堅執地相信文學的功能不止于社會道德的展現，更在于能使讀者從作品中接觸了另外一種人生，他要表現一種優美、健 2

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從這種人生景象中有所啟示，對生命能作更深一層的理解。這也就是通常說的文學的特殊功能，可以喚起人的感覺、想象，讓人能重新體驗、思考和發現生活。在沈從文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所謂“生命的明悟”，“明白人生各種形式”，“激發生命離開一個動物人生觀”，正是文學所要達致的最高的境界。這種比較超越現實功利的文學觀，與同時代一些作家相比，他的作品常避開尖銳的社會

沖突和階級矛盾，與時代文藝主潮存在著相當的距離，甚至有意識地淡化故事的時代背景，不能很好地挖掘社會歷史根源，少了一種鮮明的時代感和現實感。以致使沈從文在當時和后來很長一段時間，都是被主流的批評家視為回避現實、置身于“烏托邦”的消極作家，這以許是他們沒有真正去閱讀、理解沈從文的作品，只是從他作品的文字表面去看待的原因。從表面看，沈從文的文學追求似乎不能適應那個時代的需求，或者說，在那個更需要文學擔負直接干預社會的功能的時代，對于沈從文所追求和提倡的這一方面文學的功能，還沒有具備能夠充分接受的社會心理條件和需求。但是如果我們拉開了歷史距離，從文學的多種功能的角度重新評價沈從文，會發現沈從文的這種文學觀正好又發揮了近百年來中國文學發展中的比較欠缺的人性審視及道德完善的功能。他反感于都市的污濁和“衣冠社會”人性的丑陋，才刻意描寫鄉村的安寧靜謐纖塵不染，由衷地贊美鄉村兒女善良正直、古樸天成的美好天性。使作品中的人物具有完美的品格和人性，閃現著理性主義的光彩。膚淺看是超越現實，實質是他深刻理解社會之后，以具自己深層說的對社會的期盼愿望，在作品中的反映。

三、城市文學與鄉村文學的對照

在沈從文的創作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有著作者理想的美與善完美結合的“湘西世界”和展現現代都市病態世界。沈從文以鄉土為題材的全部作品，都是都市里的田園之歌。他對鄉村生命形式的探索，是以都市人生作為參照的。他對鄉村世界的敘寫，全部都是都市人生思考的反撥。這不僅表現為在他的全部以鄉土為題材的作品中，幾乎都穿插著對都市文明的批判，而且，他筆下的都市人生，在整體上也與他筆下的鄉村世界對立。

1、完美理想的鄉村文學： “湘西世界”就是沈從文理想人生的縮影，是他現實與夢幻的交織。這夢幻難免與現實持有距離，但作者的目的似乎是從人性道德的視角，去透視一個民族可能的生存狀態及未來走向。沈從文是具有現代意識的作家，他在思索“湘西世界”常態的一面的同時，也在反思變動的一面。他一方面試圖在文本中挽留湘西的神話，另一方面在作品中已經預見到“湘西世界”的無法挽回的歷史命運。在暴風雨之夜猝然倒掉又重修的白塔，象征著一個原始而古老的湘西的終結，和對重造湘西未來的渴望。在這個世界里，沈從文正面提取了未被現代文明浸潤扭曲的人生形式，這種人生形式表現的極致，便是對“神性”的贊美。在沈從文的美學觀中，“神性”就是“愛”與“美”的結合，這是一種具有泛神論色彩的美學觀念。他認為：“我過于愛有生一切。??在有生中我發現了美；而美即或由上帝造物之手所產生，它就是‘可以顯出那種圣境’的‘神’”。如《龍朱》、《月下小景》從現代文明之前的歷史中尋繹理想的人生形式，而所贊的愛和美都上升到人性的極致。在《邊城》里用人性描繪了一個瑰麗而溫馨的“湘西世界”，一個充滿“愛”與“美”的天國。留在沈從文生命初期年輪里最深刻的印象，是湘西無水山邊水畔，河街碼頭的雜色人事。那里男人們豪爽仗儀，熱情能干，那里的女人們善良真誠，淳樸厚道。他重然諾、守信義，敢愛敢恨，又對愛情忠貞不渝。這里人性皆真、善、美，人人勤勞，為他人作奉獻。這動人的故事，美好的人性，便成了沈從文永遠的生命圖騰。在那幾乎與世隔絕的角落古風猶存，人們身上更多一些淳樸，作家也對它作了美化，用以表現對“人性”美的向往與追求。其中翠翠便是這種自然人性的化身，是沈從文的理想人物。在這個理想人物的身上，閃耀著一種神性之光，體現著人性中莊嚴、健康、美麗、虔 3

誠的一面。老船夫忠于職守，對過河人分文不收，實在難卻的則買了煙茶再招待鄉親。船總順順雖是富人，但常常體恤窮苦人，老船夫死后，他資助并組織安排料理喪事。商客、妓女等各式人均待人以誠，表現出仁厚、純樸的土性鄉風。加上美麗的自然環境，儼然是如詩如畫的世外桃源。而且集中表現“邊城”世界人性美的，是發生在這里的一個愛情悲劇，這個故事也同樣建立在人性思想的基礎之上。船總的兩個兒子天保、儺送同時愛上了老船夫的外孫女翠翠，而翠翠卻是心屬儺送。天保求婚未成，失望之下駕船外出而以外溺水而死。船總在大兒子死后，一時未答應儺送娶翠翠的要求，使儺送與其父發生爭吵而遠走他鄉。這種種的“不巧”，使翠翠與儺送的愛情終成“善”的悲劇。天保與儺送，對翠翠展開自由競爭，未傷同胞之情。這對親兄弟，雖是富家兒，卻非紈挎子第，而是勤儉能干的年輕人。忽然有一天，他們發現兩人同時愛上了翠翠，而成為情敵。卻不想退讓，但也沒有采取長刀決斗的方式解決問題，而是依當時風俗。走“車路”和“馬路”，在這場奇異的情感角逐中，兄弟二人都展示了坦蕩磊落的情懷，正直尚義的品格。因此這二男一女雙風求凰的愛情糾葛決不是世俗中庸劣庸俗的三角戀愛，而是一首充滿凄美蒼涼意味的田園牧歌，具有詩話化的抒情性，營造了一種濃郁的浪漫主義氣息，洋溢著一派湘西鄉村渾樸溫情發韻致。

2、病態畸形的都市文學：沈從文的作品也展現與“湘西世界”相對照的現代都市的病態文明景觀。《八駿圖》、《紳士的太太》、《都市一婦人》等作品常用譏諷的調侃，刻寫城市各色人等，特別是“高等人”的虛偽、無聊、壓抑和變態，展現“文明”的繩索如何反過來捆綁人類自己，導致生命力欠缺的都市“閹寺病”。這些描寫都市人生的小說，實際上對于沈從文并沒有完全獨立的意義，它總是作為整個“鄉村敘述體”即“湘西世界”的一個陪襯物或一種批判性的觀照而存在的。這是一個人性失落的天地，是都市上流社會沉淪的人生圖景。在《八駿圖》、《紳士的太太》、《自殺》、《來客》、《煙斗》、《大小阮》等一系列作品中，沈從文以諷刺的筆觸，抓住都市上流社會的言與行、表與里的分裂，從不同側面揭露都市“現代文明”培育的虛偽、自私、怯懦、自大、庸俗。人的本質的失落，人性違反自然，是貫穿這些作品始終如一的線索。描寫幾個城市上層家庭的日常生活狀態，盡意而窮相，以冷雋的筆調揭露了紳士淑女們的種種丑行。如《紳士的太太》里那些“紳士淑女”們玩著“愛”的游戲，在相互欺騙中進行“沒有愛的接吻”，還居然混和了笑與淚；這是一個人性失落的天地，是都市上流社會沉淪的人生圖景。《八駿圖》里的大學教授們，外表上的“老成”、“莊嚴”，滿口的“道德名分”，卻與人性有點沖突，不大自然，則以犀利的諷刺之筆畫出了八位教授的精神病態。他對都市兩性關系虛假性的揭示最不遺余力，這同他贊美湘西少女的純美，鄉村性愛形式的大膽、自然，民間傳說中愛情悲劇的壯美，幾乎是同時出現在筆端的。這是他觀察不同生命形態的結果，他要由此探討不同文化制約之下的人性的健全或病態。在他的描寫中，面對性愛或隱或顯的涌動，鄉下人總是能返樸歸真，求得人性的諧和；而都市的“智者”卻用由“文明”制造的種種繩索捆綁住自己，拘束壓制自己，跌入更加不文明的輪回圈中。沈從文在這里是把性愛當作人的生命存在、生命意識的符號來看待的，所肯定的是人的自然、和諧、健康的生命，反對在人類文明進程中的某種倒退，反對生命的被戕害。沈從文對都市上流社會的價值估量，除了帶有３０年代民主主義作家的共同傾向，即從人性角度暴露了都市社會的黑暗，還反映出沈從文獨有的特點：以“鄉下人”的眼光去看待都市人生的荒謬。用鄉下人的淳樸去審視都市人的虛偽，他以一種旁觀者清的姿態，觀照出都市的病態。這沈從文的都市世界，洞悉出了時代都市的庸俗與麻醉，也反襯出他的清醒與深邃。從而讓我們看到了一個豐滿的沈從文。

從沈從文文學思想中“兩個文學世界”對照的總體敘述結構看，的確有文化審視與 4

觀照的功能，然而對一般讀者而言，“湘西世界”更有特殊的審美價值，更能讓人了解另一種“人生形式”，從而獲得“生命的明悟”。筆者以為，要明悟這一種人生形式，又要具有文化良知和文學修養、文學悟性。因此，本文所論僅觸及皮毛，但我也受益匪淺。對沈老的文學思想，博大而深邃。本文僅就三個方面淺論，雖然膚淺，卻是自己的思考，其間不乏錯誤和幼稚。我深刻知道文學研究的復雜性與深刻性，僅就我個人而言，我喜歡沈老遺世獨立的超越，又喜歡他眷戀故土的情懷，也喜歡他憤世邪惡的正義與良心，更喜歡他營造的湘西世界。

文獻資料：

1、《中國現代文學史》

2、《沈從文傳》

3、網絡查找

第四篇：汪曾祺和沈從文

汪曾祺和沈從文：經過比較,我們發現這兩位在現當代文學史上都被視為獨異的作家,風格中有幾點相同的特征:

1.他們的作品都是著力表現對貧困、愚昧、落后而近于麻木的生活的不滿與思考,對封建主義舊道德舊傳統的鞭韃,對美好人性和理想的追求。從沈從文家境中衰與少年時的行伍生涯,和而汪曾祺文革前后這段經歷,使他們一生都在追求一種人性的溫暖。

2.他們的作品都是“主情”式的,文章不拘格式,受感情波動的支配。《邊城》、《受戒》中兩者都不拘泥于故事的首尾照應、高潮的設置安排、人物的來龍去脈,而是以感情去牽動讀者。

3.字里行間蘊含著歌的節奏、詩的韻律、畫的色彩。《受戒》《邊城》里有很多詩意化的其樂融融的自然鄉村美景的畫面。

不同：從思想內容看,二人都著力表現對人的尊嚴的肯定與追求,但沈從文更多地對不平等的物質生活加以鞭笞,更多地要求人生存的基本權利。汪曾祺則是在生存溫飽基礎上求發展,是對人生存狀態的文化反思。

2.所顯現的感傷色彩和成分來看,沈從文更憂郁些、壓抑些,追求的前景有時不夠明確,呈現在作品中更多地表現為一種生命的頑強和民族品德的重造。而汪曾祺追求的理想的前景比較清晰,所呈現的力度是一種為理想斗爭的頑強精神。:“《邊城》是對過去純真美好童年的迷戀，塑造了翠翠勇敢善良的女孩形象。

3.3.從表現手法來看,沈從文節奏迂緩,敘說中寫實成份較多,而汪曾祺迂緩中夾雜著跳蕩,有一些心理探索,還有哲理性議論。

第五篇：淺論汪曾祺小說

淺論汪曾祺小說《受戒》的語言運用藝術

孫漢利

摘 要：汪曾祺的小說《受戒》在文壇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尤其在語言運用上，汪曾祺不僅有著深厚的古典文學積累，而且善于學習民間語言，同時也不乏現代意識。在其小說語言中，他有著自己獨特的語言風格。本文主要從以下三方面來論述汪曾祺小說《受戒》的語言運用藝術。

一、方言和文言的借鑒與融合；

二、疊言的運用；

三、短句的使用。

關鍵詞：語言；短句；疊言；方言；文言

Abstract:Wang Zengqi novel “Initiation” in the literary world has made great success.Especially in the use of language, Wang Zengqi not only have profound accumulation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but also good at learning of civil language, but also many modern consciousness.Language in his novels, he has his own unique style.This article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to describe Wang Zengqi novel “Initiation” the language arts.First, dialects and classical Chinese lessons and integration;Second, the use of overlapping words;Third, the use of the phrase.Key words: language;phrase;Permian statement;dialect;Classical Chinese.1980年汪曾祺發表的《受戒》使人耳目一新，人們驚異地發現汪曾祺文化小說的別一樣風格和別一樣的情趣。其代表作《受戒》的語言更是別具一格的，簡潔明快，紆徐平淡，流暢自然，生動傳神。

文學是語言的藝術，作品藝術風格的形成，語言表達的作用不可忽視。作家的藝術追求也可以從其語言風格特點上反映出來。”汪曾祺有著深厚的古典文學積累，善于學習民間語言，同時也不乏現代意識，在其小說語言中，就能充分展示出他的文化修養及美學追求”。[1]《受戒》的語言簡潔自然、清新明快，從中我們可以體會到作者不拘世俗、熱愛自然的人生追求。下面本文就從三方面來分析汪曾祺小說《受戒》的語言運用藝術。

一、方言和文言的借鑒與融合；

二、疊言的運用；

三、短句的使用。

一、方言和文言的借鑒與融合 《受戒》是以汪曾祺的故鄉蘇北水鄉為背景，小說強烈地傳達出了一種清新雋永、淡泊高雅的風俗化效果。閱讀《受戒》猶如在欣賞一幅美妙的風俗畫。《受戒》中運用的俗字、方言、俚語，以及口語化的語句，使小說的地方色彩更加濃厚，對小說的風俗效果化功不可沒。

“這地方的忙活是栽秧、車高田水，薅頭遍草、再就是割稻子、打場子。” “荸薺的筆直的小蔥一樣的圓葉子里是一格一格的，用手一捋，嗶嗶地響。” “車”、“薅”、“打”、“捋”等，蘇北水鄉人們的日常生活用語，這些詞語對于我們來說很新鮮，能提高讀者的閱讀興趣，使讀者加深對文本的理解。方言或俚語使表達事情或描寫事物更加準確生動，形象地展示作者所要表現的場景。

小說在對人物形象進行刻畫時，也使用了大量的蘇北方言或俚語。例如在對趙大伯形象描述時。

“趙大伯是個能干人。他是一個“ 全把式”，不但田里場上樣樣精通，還會罩魚、洗磨、鑿礱、修水車、修船、砌墻、燒磚、箍桶、劈篾、絞麻繩。他不咳嗽，不腰疼，結結實實，像一棵榆樹。人很和氣，一天不聲不響。”

“能干人”、“全把式”說明趙大伯是個手藝多樣的能人。“罩魚”、“洗磨”、“鑿礱”、、“箍桶”、“劈篾”等一系列動賓短語的描寫，是對趙大伯具體手藝的展示，他行行精通。這些詞語讀起來也是朗朗上口、干凈利落，增添語言的音樂美。在對趙大伯兩個女兒形象刻畫時，作者也舍棄了常用的修飾性書面語言，充分運用民間語言。

“兩個女兒，長得跟她娘像一個模子里托出來的。眼睛長得尤其像，白眼珠鴨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時如清水，閃動時像星星。渾身上下，頭是頭，腳是腳。頭發滑溜溜的，衣服格掙掙的。”

“鴨蛋青”、“棋子黑”、“清水”、“星星”，新鮮、形象、生動，在接連不斷的比喻中，表現了兩位鄉村少女的質樸與美麗，洋溢著濃郁的鄉土氣息。

在小說語言上,汪曾祺還注重對文言的借鑒和運用。古代漢語經過長期的運用和發展，具有了許多現代漢語不可比的長處，凝練、含蓄、古樸、省儉等。例如：

“于是明子就開蒙入學，讀了《三字經》、《百家姓》、《四言雜字》、《幼學瓊林》、《上論、下論》、《上孟、下孟》，每天還寫一張仿。”

“只有仁渡，沒有叫他“渡師父”的，因為聽起來不像話，大都直呼之為仁渡。”

“小人她偷偷地看過，人很敦厚，也不難看，家道也殷實，她滿意。” 現代漢語中，“開蒙入學”就是“上學讀書”，“直呼之為”即“叫” 或“喊”，“家道”即“家境”。汪曾祺避開現代漢語中一般的書面語言，而采用古代漢語的詞語，使得文章語言更簡潔、凝練。

對方言和文言的借鑒和融合，使小說語言簡潔明快、通俗易懂。也表明了汪曾祺有著深厚的古典文學積累，善于學習民間語言，充分體現了他的獨特的語言風格。

二、疊言的運用

“汪曾祺曾自稱‘通俗抒情詩人’。所謂‘通俗’就是要語言貼近民眾，貼近生活，口語化，所謂‘抒情’，除了內容之外，在語言方面則要求有美感，包括音律美。”疊言在民眾口語里很活躍，在抒情作品里亦多見。汪曾祺的小說里疊言使用頻率高，與他的藝術追求和語言風格是一致的，是他的語言風格的具體體現。在小說《受戒》全文中使用疊言達到了30多處，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汪曾祺慣用疊言，也體現了他的藝術風格和美學追求。

汪曾祺在《受戒》中除了使用疊言頻率高外，還有一個特點是疊言使用形式多種多樣。

（一）AA式

“五個小小的趾頭，腳掌平平的，腳跟細細的，腳弓部分缺了一塊。” “小英子早早就把船劃到荸薺庵門前。不知是什么道理，她興奮得很。她充滿了好奇心，想去看看善因寺這座大廟，看看受戒是個啥樣子。”

前一句寫小英子在田埂上赤腳留下的腳印，“小小”、“平平”、“細細”三個疊字，將腳印描繪得如此美妙，表現出一種輕輕淡淡的物象美。后一句是描敘小英子送明海去善因寺受戒的場景。“早早”、“看看”充分表現了一個十五六歲小女孩的好奇心，不僅是自己沒到過善因寺，更重要了的是她是要送心上人明海去善因寺受戒。

（二）A了A式

“他舅舅給他相了相面，叫他前走幾步，后走幾步，又叫他喊了一聲趕牛打場的號子：‘格當*N——’。”

“她又去轉了轉羅漢堂，爬到千佛樓上看了看，真有一千個小佛！”

（三）AAB式 “明子點點頭。”

（四）ABB式

“大娘精神得出奇。五十歲了，兩個眼睛還是清亮亮的。不論什么時候，頭都是梳得滑溜溜的，身上衣服都是格掙掙的。”

“荸薺藏在爛泥里。赤了腳，在涼浸浸滑滑溜的泥里踩著。” [2]“蘆葦長得密密的，當中一條水路，四邊不見人。劃到這里，明子總是無端端地覺得心里很緊張，他就使勁地劃槳。”

第一句是對趙大娘形象的刻畫，“滑溜溜”、“格掙掙”描寫了趙大娘衣著整齊、干凈，打扮得得體，說明她是個愛漂亮的人，對生活充滿了希望，有一顆永遠年輕的心。第二句是小英子“捋荸薺“時的情景，“涼浸浸”、“滑滑溜”不僅從觸覺上逼真地描寫了踩在爛泥里的感覺，而且還能讓人聯想到小英子的活潑可愛。第三句“無端端”把一個十六七歲的男孩的害羞感表現得淋漓盡致。文中還有如“涼嗖嗖”、“胖礅礅”，“笑嘻嘻”等等，這類疊詞的使用增添了語言的節奏感，形成了一種鮮活的語言音樂美。

（五）ABAB式

“船上有一個五十來歲的瘦長瘦長的大伯，船頭蹲著一個跟明子差不多大的女孩子，在剝一個蓮蓬吃。”

“荸薺的筆直的小蔥一樣的圓葉子里是一格一格的，用手一捋，嗶嗶地響，小英子最愛捋著玩，——荸薺藏在爛泥里。赤了腳，在涼浸浸滑滑溜的泥里踩著，——哎，一個硬疙瘩！伸手下去，一個紅紫紅紫的荸薺。”

前一句“瘦長瘦長”表明趙大伯身體依然硬朗，沒有被生活的艱辛所壓倒。后一句“一格一格”、“紅紫紅紫”形象生動地描述了荸薺葉和荸薺的具體形態，給讀者留下了豐富想象空間。

（六）AABB式

“不叫‘方丈’，也不叫‘住持’，卻叫‘當家的’，是很有道理的，因為他確確實實干的是當家的職務。”

“他平常可是很規矩，看到姑娘媳婦總是老老實實的，連一句玩笑話都不說，一句小調山歌都不唱。”

前一句“確確實實”肯定了仁山在寺中的地位，就是個管家務的角色。后一句“老老實實”描述了仁渡平時的表現，另一方面也反襯了他在某些時候的不老實。

在《受戒》中，汪曾祺除了使用現代漢語疊詞的普通形式外，還創新了一種疊詞形式，即“ABBB”式。

“野菱角開著四瓣的小白花。驚起一只青樁（一種水鳥），擦著蘆穗，撲魯魯魯飛遠了。”

在這句中本來用“撲魯魯”就可以了，作者在這去又加了“魯”成了“撲魯魯魯”，描寫青樁發出的聲音更加形象，給人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

《受戒》的疊音形式音節勻稱、具有和諧的音韻美。疊言又多以兩兩相對或排比形式出現，符合漢民族“成雙作對”的民族心理，從而增添了行文的流暢自然和連綿不斷的回環美。而且小說的語言非常生活化，而生活化的語言便是口語化，疊字疊詞正是我國漢民族口語詞匯的一大特點，大量運用疊言手法，可以說很大程度上與作者追求自然和諧的藝術效果有關，疊言的運用使《受戒》的語言既富有音樂美有親切自然。

三、短句的使用

在《受戒》的語言句式中，短句占了統治地位。大量短句的使用，使句式變化多樣，避免了行文節奏上的呆板與單調，而且句子短就形成了文體的干凈，無拖泥帶水之病，且跳蕩活潑，富于生氣。例如：

“這地方的忙活是栽秧、車高田水，薅頭遍草、再就是割稻子、打場子。這幾薦重活，自己一家是忙不過來的。這地方興換工。排好了日期，幾家顧一家，輪流轉。不收工錢，但是吃好的。一天吃六頓，兩頭見肉，頓頓有酒。干活時，敲著鑼鼓，唱著歌，熱鬧得很。其余的時候，各顧各，不顯得緊張。”

全段共一百零九個字，卻形成了二十三句。這些句子以短句為主，最長的一句也不過十字。句子字數時多時少，長短不齊，抑揚頓挫，好似一首優美的散文詩，輕快而平緩，將江南水鄉的人情世故表現得淋漓盡致，展現了南方群眾的熱情及友愛。

汪曾祺《受戒》中對短句的使用還體現在對人物對話的描寫。小說人物對話往往兩三字一句，既簡潔又生動，而且極富詩的韻味。如明海燙戒后與小英子隔河對話式的場景。

“明子！” “小英子！” “你受戒了嗎？” “受了。”

“疼嗎？” “疼。”

“現在還疼嗎？” “現在疼過去了。” “你哪天會去？” “后天。” “上午？下午？” “下午。” “我來接你！” “好！” ?? 這些語句看似平淡，然而細細回味，卻又韻味深長。不僅精到地刻畫出人物內心世界的微妙變化，而且從文本中我們可以覺察到英子和明子之間的愛慕之情。讀這段對話象猶如在欣賞一首詩，讀者可以從中領略到敘述中的詩意美，也表現了汪曾祺深厚的文學功底。

汪曾祺說：“要使語言生動，要把句子盡量寫得短，能切開就卻開。”短句的運用，使小說語言變得簡潔、準確，看似平淡無奇，卻又韻味十足，形成了干凈簡潔、自然流暢的語言風格。

以《受戒》為代表的汪曾祺文化小說在文壇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也是人們對新時期小說創作多元化趨勢的第一次認同。而小說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的震撼力和影響力，與作者語言風格有著密切的聯系。正如朱志剛在《節奏與詞語的選擇》中說道：“汪曾祺對語言運用是如此的熟練、老到，他通過對語言節奏的把握和對特定詞語的準確選擇，使得其小說整體上突出了一種飽含韻味的、不疾不徐的、充滿節奏感的和諧美，一種由特定詞語幻化出的富有地域特色、充滿人情味的、江南水鄉的風俗美。”[3] 通過分析《受戒》語言運用的技巧，我們可以看出正是因為汪曾祺善于運用語言，且形成了他獨特的語言風格，這對他文化小說的成功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注釋 ：[1]陳燕 《汪曾祺小說的語言魅力》《東岳論壇》2005年5月第22卷第3期 133頁

[2]夏云珍 《汪曾祺小說中的疊言用法》《修辭學習》第5、6期合刊 72頁

[3]朱志剛《節奏與詞語的選擇》《名作欣賞·語文講堂》高中語文讀本第四冊 52頁

參考文獻

[1]朱棟霖 丁帆 朱曉進 主編 《中國現代文學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年8月 [2]汪曾祺著 《汪曾祺全集·一·小說卷》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1998年8月 [3]陳望道著 《修辭學發凡》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年第4版 [4]黃伯榮 廖序東主編 《現代漢語》（增訂三版）上冊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年1月第1版 2002年7月第三版

[5]陳燕 《汪曾祺小說的語言魅力》《東岳論壇》2005年5月第22卷第3期

[6]夏云珍 《汪曾祺小說中的疊言用法》《修辭學習》 第5、6期合刊

[7]朱志剛《節奏與詞語的選擇》《名作欣賞·語文講堂》 高中語文讀本第四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