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沈從文汪曾祺專題閱讀課
楊寨中學初三專題閱讀課教學設計
主備教師: 劉延聰 授課教師: 備課時間:2014.08.23 NO.5-1 課題:沈從文 汪曾祺
一、閱讀目標:
1、簡單了解沈、汪二人的生平、寫作風格。
2、從《邊城》、兩篇文章中品味、感受二人的平淡質樸的藝術風格、思想感情。
3、拓展閱讀相關的其他文章、著作。
二、材料準備:
1、二人生平簡介。
2、見微知著,從二人作品的細微之處品味其寫作風格、藝術特色。
3、簡單學習這種平淡的有韻味的風格的寫作。
三、上課流程
(一)激趣導入:選取湘西鳳凰美景和高郵湖的風景圖片,截取其二人的代表作《邊城》和《受戒》里面的經典片段來賞析。
(二)方法引領
1.從精選的材料中,精讀幾篇。2.了解二人的風格的傳承與比較。
沈從文(1902-1988),原名沈岳煥,字崇文。湖南鳳凰縣人。沈從文是作家、歷史文物研究家。撰寫出版了《長河》、《邊城》等小說,《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等1931年-1933年在青島大學任教。抗戰爆發后到西南聯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學任教,建國后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歷史的研究。1987年、1988年沈從文入選諾貝爾文學獎。沈從文的創作風格趨向浪漫主義,他要求小說的詩意效果,融寫實、紀夢、象征于一體,語言格調古樸,句式簡峭、主干突出,單純而又厚實,樸訥而又傳神,具有濃郁的地方色彩,凸現出鄉村人性特有的風韻與神采。
汪曾祺(1920.3.5~1997.5.16),江蘇省高郵市人,中國當代作家、散文家、戲劇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畢業于西南聯大,著有小說集《邂逅集》,小說《受戒》《大淖記事》,散文集《蒲橋集》。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后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汪曾祺的散文沒有結構的苦心經營,也不追求題旨的玄奧深奇,平淡質樸,娓娓道來,如話家常。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觀念的灌輸,但發人深思。
汪曾祺的老師是沈從文。汪曾祺的創作風格的形成,與沈從文有密切相關,汪曾祺就是沈從文的影子。二人的成長經歷及審美理念、作品風格極為相似。
沈從文與汪曾祺是中國文學史上具有代表性的鄉土小說作家。沈從文以一顆“執拗”的“鄉下人”的心表示著對鄉土的親和、對都市的逃離。汪曾祺則是跨越時代的富于靈性的作家,在鄉土小說方面卓有建樹。沈、汪兩位作家鄉土小說的創作取向及其技巧乃同中之異,而從人生哲學看,汪曾祺從感情上接受了儒家樸素的人道主義精神,沈從文則更多地體現在憂國意識和維護文學的獨立性方面。
3.通過朗讀感知、語句品析、比較閱讀、等方法,閱讀文本。(見閱讀材料)
(三)拓展運用
1.學寫片段或大作文。可整理成讀書筆記。2.推薦閱讀:
沈從文:沈從文《邊城》、《長河》;
張新穎《沈從文的后半生:1948-1988》;
卓雅《沈從文和他的湘西》;
上海文匯:《鳳凰于飛:沈從文卷》。汪曾祺:汪曾祺《大淖事記》、《受戒》;
汪朗《老頭兒汪曾祺》;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
(四)課后延伸
1、可以自己去查閱百度百科,維基百科等關于沈汪二人的資料。可積累成讀書筆記。
2、可以參閱錢理群《現代文學三十年》(北大出版社)之沈從文、汪曾祺章節。
3、可以閱讀關于二人的作品,如上文“相關資料”里提到的作品。
4、如果個人比較喜歡或者欣賞這類風格的作品,可以自己去深入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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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汪曾祺和沈從文
汪曾祺和沈從文:經過比較,我們發現這兩位在現當代文學史上都被視為獨異的作家,風格中有幾點相同的特征:
1.他們的作品都是著力表現對貧困、愚昧、落后而近于麻木的生活的不滿與思考,對封建主義舊道德舊傳統的鞭韃,對美好人性和理想的追求。從沈從文家境中衰與少年時的行伍生涯,和而汪曾祺文革前后這段經歷,使他們一生都在追求一種人性的溫暖。
2.他們的作品都是“主情”式的,文章不拘格式,受感情波動的支配。《邊城》、《受戒》中兩者都不拘泥于故事的首尾照應、高潮的設置安排、人物的來龍去脈,而是以感情去牽動讀者。
3.字里行間蘊含著歌的節奏、詩的韻律、畫的色彩。《受戒》《邊城》里有很多詩意化的其樂融融的自然鄉村美景的畫面。
不同:從思想內容看,二人都著力表現對人的尊嚴的肯定與追求,但沈從文更多地對不平等的物質生活加以鞭笞,更多地要求人生存的基本權利。汪曾祺則是在生存溫飽基礎上求發展,是對人生存狀態的文化反思。
2.所顯現的感傷色彩和成分來看,沈從文更憂郁些、壓抑些,追求的前景有時不夠明確,呈現在作品中更多地表現為一種生命的頑強和民族品德的重造。而汪曾祺追求的理想的前景比較清晰,所呈現的力度是一種為理想斗爭的頑強精神。:“《邊城》是對過去純真美好童年的迷戀,塑造了翠翠勇敢善良的女孩形象。
3.3.從表現手法來看,沈從文節奏迂緩,敘說中寫實成份較多,而汪曾祺迂緩中夾雜著跳蕩,有一些心理探索,還有哲理性議論。
第三篇:汪曾祺與沈從文
汪曾祺散文的特色
汪曾祺的散文沒有結構的苦心經營,也不追求題旨的玄奧深奇,平淡質樸,娓娓道來,如話家常。汪曾祺曾說過:“我覺得傷感主義是散文的大敵。挺大的人,說些姑娘似的話??我是希望把散文寫得平淡一點,自然一點,家常一點的。”因此品讀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聽一位性情和藹、見識廣博的老者談話,雖然話語平常,但饒有趣味。如《葡萄月令》
葡萄抽條,絲毫不知節制,它簡直是瞎長!幾天功夫,就抽出好長的一節的新條。這樣長法還行呀,還結不結果呀?因此,過幾天就得給它打一次條。葡萄打條,也用不著什么技巧,一個人就能干,拿起樹剪,劈劈啦啦,把新抽出來的一截都給它鉸了就得了。一鉸,一地的長著新葉的條。
汪曾祺的散文寫風俗,談文化,憶舊聞,述掌故,寄鄉情,花鳥魚蟲,瓜果食物,無所不涉。在《夏天的昆蟲》中,他向讀者介紹了蟈蟈、蟬、蜻蜓、螳螂的品種、習性和孩童捕捉昆蟲的情形。如他說:“叫蚰子(蟈蟈的俗稱)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樹枝火中,一會兒就熟了。味極似蝦”。說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膠捉蟬。作者小時候用蜘蛛網捉蟬。選一根結實的長蘆葦,一頭撅成三角形,用線縛住,看見有大蜘蛛網就一絞,三角里絡滿了蜘蛛網。瞅準了一只蟬,輕輕一捂,蟬就被黏住了。讀到此處,不覺會心一笑,好像說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
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質樸,不事雕琢,緣于他心地的淡泊和對人情世物的達觀與超脫,即使身處逆境,也心境釋然。在被打為右派下放勞動的日子里,他奉命畫出了一套馬鈴薯圖譜。他認為在馬鈴薯研究站畫圖譜是“神仙過的日子”,畫完一個整薯,還要切開來畫一個剖面,畫完了,“薯塊就再無用處,我于是隨手埋進牛糞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說,像我一樣吃過那么多品種的馬鈴薯,全國蓋無二人。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觀念的灌輸,但發人深思。如《吃食的文學》和《苦瓜是瓜嗎》,其中談到苦瓜的歷史,人對苦瓜的喜惡,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談到文學創作問題:“不要對自己沒有看慣的作品輕易地否定、排斥”“一個作品算是現實主義的也可以,算是現代主義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個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說它是瓜也行,說它是葫蘆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汪曾祺在回顧自身的成長經歷時,曾不無自豪地說:“沈先生很欣賞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說是得意高足。”兩人亦師亦友的情誼,經受了戰亂和運動的考驗,穿越了百年的歷史風云。
沈從文幫助汪曾祺渡過難關
汪曾祺輾轉來到上海,原想通過熟人或朋友找一份職業,不料卻連碰釘子,手頭僅有的一點錢也快花光了,即將落魄街頭,以致他情緒異常低落,甚至想到自殺。當他把這里的遭遇寫信告訴沈從文之后,老師很快回信責罵他說:“為了一時的困難,就這樣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殺,真是沒出息!你手里有一枝筆,怕什么!”信中還舉了自己當年在舉目無親的情況下闖蕩北京,戰勝厄運發奮創作的例子,使汪曾祺既感動又慚愧。沈從文還致信上海的李健吾,請其對汪多加關照,并讓夫人張兆和從蘇州寫了一封長信來安慰汪曾祺。
由于沈從文的多次推薦,李健吾已了解了汪曾祺,并也很欣賞其才氣。現在汪曾祺找上門來,他便熱情地給予鼓勵,并舉薦汪到一所私立致遠中學任教,使汪在此過了一年多相對穩定的生活,且有幸結識了著名作家巴金。巴金的夫人蕭珊畢業于西南聯大,巴金又是沈從文的好朋友,于是汪曾祺在巴金家與黃裳相識了。同時相識的還有黃永玉。
汪曾祺1947至1948年在上海,和黃永玉、黃裳過從甚密,三人都是二十多歲,神采飛揚,書生意氣,這是歲月揮之不去的一段美好記憶,“幾乎如老酒一般,那段日子真是越沉越香”。黃永玉在《太陽下的風景》中說:“朋友中,有一位是沈從文的學生,他邊教書邊寫文章,文章又那么好,使我著迷到了極點。人也像他的文章那么灑脫,簡直渾身的巧思。”黃永玉在《黃裳淺識》中一直對朋友鼓吹三樣事:汪曾祺的文章、陸志庠的畫、鳳凰的風景。李國濤《“文體家”黃裳》一文,也談到了三人意趣相通、惺惺相惜:“在那時,其實三人都不過是普通作者和畫家,未來發展,全不可知。后來,不用說,一個個都成為可入文學史,可入畫史,可入學術史的頂尖人物了。當時他們就親密如此,可見互為伯樂,互為千里馬,互相間有一種馬與馬之間的氣味相投。??而黃永玉在畫外談文,總是一語到位,得過沈從文的真傳。那是氣質。氣質,氣質!這也是馬與馬得以相親的原因。” 汪曾祺與沈從文的師生情
著名作家汪曾祺在回顧自身的成長經歷時,曾不無自豪地說:“沈先生很欣賞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說是得意高足。”而一代小說大家沈從文在向文藝界推薦這位學生的作品時,也總是說:“他的小說寫得比我好。”那么,在我國現當代文壇上相映生輝的這兩顆雙子星,究竟有著怎樣的師生情誼呢?
西南聯大拜沈從文為師
1939年夏,年僅19歲的汪曾祺懷揣著已讀了多遍的《沈從文小說選》等書籍,告別了故鄉高郵,千里迢迢輾轉來到昆明,順利考入心儀已久的西南聯大中文系。關于個中緣由,他后來曾不止一次地說過:“我好像命中注定要當沈從文先生的學生??我到昆明考大學,報了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就是因為這個大學中文系有聞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還有沈從文先生。”
實際上,自從汪曾祺深深地喜愛上沈從文小說的那一天起,他心中就深深埋下了一個沈從文情結。進校伊始,他就渴望著盡快拜見這位作家老師。初次在校園內見到沈老師時,他好像有些面熟,但又想不起在哪兒見過。當旁人告訴他,這就是大名鼎鼎的小說家沈從文時,他才恍然大悟。他多么想走上去恭恭敬敬地鞠一躬,問一聲好,因為羞怯而稍一猶豫,沈從文已經走了過去。后來,他多次在校園中見到沈老師迎面走來,總是謙恭地與同學們一道禮貌地退立一旁讓老師先過,他含笑點頭。直至大學二年級,由于選修了沈從文開設的三門課“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和“中國小說史”,汪曾祺才得以正式拜謁這位老師。
首次聽沈從文講課,汪曾祺激動萬分。如此近距離地端詳著剛踏進教室的這位老師,他覺得與想象中的沈從文實在不同:那瘦小的身軀上罩著一件半新不舊的藍布長衫,眉清目秀貌若女子,略顯蒼白的面龐上,卻輝映著一雙亮而有神的眼睛。在緊張中沉默了幾分鐘之后,沈從文終于在同學們的笑聲中操著濃重的湘西口音開講了。加之他講課時不用手勢,缺乏舞臺道白式的腔調,且聲音又低,因此有不少同學對沈從文的課熱情日減,惟獨汪曾祺越聽越有味,并深有體會地告訴同學:“聽沈先生的課,要像孔子的學生聽孔子講課一樣,‘舉一隅而以三隅反’”。
沈從文教創作課主要是讓學生“自由寫”,他鼓勵學生們想寫什么就寫什么。即便有時在課堂上出兩個題目,也非常具體,像“我們的小庭院有什么”、“記一間屋里的空氣”等,意在讓學生像初進廠的青年工人那樣,先學會車零件,然后才能學會組裝。對于學生的習作,他除了仔細點評,寫出很長的讀后感而外,還將一些與這篇作文寫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作品介紹給學生閱讀,使其在對比中找到差距,得到提高。沈從文教的這些創作方法,讓汪曾祺受益終生。
汪曾祺寫過一篇名為《燈下》的短篇小說習作,沈從文讀后,卻從其稚嫩的文筆中欣喜地發現了汪長于白描,有能夠抓住一個個富于特征性的細節,鋪展開來羅織成一幅幅幾乎和生活本身完全一樣的圖畫的本領。他遂特意到圖書館找來幾篇類似于《燈下》寫法的作品,其中包括他自己寫的《腐爛》,讓汪曾祺認真品讀、揣摩。在老師的精心指導下,經汪曾祺反復修改,將《燈下》改為《異秉》,由沈從文推薦發表在1948年3月《文學雜志》第2卷第10期上;汪曾祺的另一篇小說《小學校的鐘聲》,好幾年找不到地方發表,也是沈親手幫助寄給上海的鄭振鐸、李健吾,在他們主辦的《文藝復興》雜志上發表的。由于沈從文很欣賞汪曾祺的文學才氣,故而曾把他二年級的作業拿給四年級學生去看,還曾給他的一篇課堂習作打了120分。這些對于初踏文學路的汪曾祺來說,無疑是一個極大的鼓勵。
沈從文在創作課上曾有一句口頭禪——“要貼到人物來寫”,對此一些同學要么不在意,要么領會不深,汪曾祺聽了卻如同醍醐灌頂、豁然開朗。這天,沈老師有意讓他對同學們談談自己對這句話的理解,汪即侃侃而談:“我以為這是小說學的精髓。據我的理解,沈先生這句極其簡略的話包含這樣幾層意思:小說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導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環境描寫、作者的主觀抒情、議論,都只能附著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離,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樂。作者的心要隨時緊‘貼’著人物。什么時候作者的心‘貼’不住人物,筆下就會浮、泛、飄、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虛,失去了誠意。而且,作者的敘述語言要和人物相協調。寫農民,敘述語言要接近農民,寫市民,敘述語言要近似市民。小說要避免‘學生腔’。”如此透徹的理解,不僅讓同學們聽得入了神,更使沈從文欣喜不已。
沈從文除了在課堂上認真講,在課外熱情輔導學生而外,還以其刻苦的創作精神、嚴謹的創作態度為學生們樹立了好榜樣。有一個時期,他每月都要發表幾篇小說,每年總要出幾本書,被譽為“多產作家”。由于他常常夜以繼日地寫作,以致辛勞過度,落下個愛流鼻血的毛病。汪曾祺曾多次親眼見過沈老師染有鼻血的手稿,引起他內心極大的震動,從而使他懂得了創作不僅僅需要才能,更需要老師的這種鍥而不舍、持之以恒的“耐煩”精神。
在西南聯大就讀的后期,汪曾祺與沈從文往還密切,情同父子。有一天,正患牙痛的汪曾祺去看望老師。前來開門的沈從文一見汪的腮幫子腫得老高,便默默地出去買了幾個橘子抱回來,看著汪吃下兩個,又將剩余的塞到他懷中,叮囑他多吃以便清火。
在老師扶掖下終有所成
1943年,汪曾祺因兩門功課考試不及格而從西南聯大肄業。此后,他先是在昆明市郊的一所名叫中國建設中學的私立學校當了兩年教員,有機會近距離地觀察社會與人生;后毅然離開云南,輾轉來到上海,原想通過熟人或朋友找一份職業,不料卻連碰釘子,手頭僅有的一點錢也快花光了,即將落魄街頭,以致他情緒異常低落,甚至想到自殺。當他把這里的遭遇寫信告訴沈從文之后,老師很快回信責罵他說:“為了一時的困難,就這樣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殺,真是沒出息!你手里有一枝筆,怕什么!”信中還舉了沈從文當年在舉目無親的情況下闖蕩北京,戰勝厄運發奮創作的例子,使汪曾祺既感動又慚愧。沈從文還致信上海的李健吾,請其對汪多加關照,并讓夫人張兆和從蘇州寫了一封長信來安慰汪曾祺。
此前,從沈從文的多次推薦中,李健吾已了解了汪曾祺,并也很欣賞其才氣。現在汪曾祺找上門來,他便熱情地給予鼓勵,并舉薦汪到一所私立致遠中學任教,使汪在此度過了一年多相對穩定的生活,且有幸結識了著名作家巴金。
由于沈從文分別于1942年、1947年和1948年三次遭到文藝界有關人士的圍攻,甚至被斥罵為“一直是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致使他在新中國成立前后,曾一度陷入嚴重的精神危機,并忍痛放棄了文學創作,轉而從事文物考古研究工作。老師的這種激流勇退,著實讓汪曾祺感到惋惜,他擔心老師能否在文物研究上搞出什么名堂來。但沒過幾年,當讀到沈從文那些既有見地又不乏文采的文物考古文章時,他就放心了。許多年后,在為慶賀沈從文的80壽辰而寫的祝辭里,汪曾祺還不無由衷地贊美道:“玩物從來非喪志,著書老去為抒情。”
反“右”運動中,時任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民間文學》編輯的汪曾祺因文獲罪,在1958年夏被打為“右派”,撤了職務,工資待遇連降3級,并被下放到張家口沙嶺子農業科學研究所勞動改造。在這里,他不僅與農業工人一道起豬圈、刨凍糞、扛麻袋等,還熱心參加并指導所里群眾性的文化娛樂活動。孤寂苦悶的時候,他就給家人、給老師沈從文、給老朋友寫信,從那一封封充滿親情和友情的回信中,他得到了莫大的精神撫慰。
1960年年底,汪曾祺被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宣布結束勞動改造,因原單位不接收,他遂暫留在農科所協助工作。當時身患高血壓病住在阜外醫院治療的沈從文從來信中得悉此情后,不禁欣喜萬分,立即給汪曾祺復信。因等不及家人為他找來信箋,他就從練習本上撕下幾張紙急匆匆地寫起來。他全然不聽夫人的勸阻,不怕因激動而使血壓升高,洋洋灑灑,一氣呵成長達12頁、近6000字的回信。
在信中,沈從文對于汪曾祺下放勞動后的收獲,感到由衷的高興;而對于其在信中流露出的因一時回不了北京所產生的苦悶,則給予了語重心長的撫慰與鼓勵:“得到你1月15日的信,應當想像得出我高興的心情。能保持健康,擔背得起百多斤洋山芋,消息好得很!時代大,個人渺小如浮漚,應當好好的活,適應習慣各種不同的生活,才像是個現代人!一個人生命的成熟,是要靠不同風晴雨雪照顧的??你應當始終保持用筆的愿望和信心!好好把有用生命,使用到能夠延續生命擴大生命有效工作方面去??你應當在任何情形下永遠不失去工作信心。你懂得如何用筆寫人寫事。你不僅是有這種才能,而且有這種理解。在許多問題上,理解有時其實還比才能重要!” 不久,沈從文出院回家后,還曾將此信用毛筆在竹紙上重寫了一次,寄給遠在沙嶺子的汪曾祺。從老師的這些諄諄教誨之中,汪曾祺獲得了直面現實生活、戰勝艱難困苦的極大勇氣。后經過長期堅持不懈的刻苦努力,至20世紀80年代上半葉,汪曾祺終于以短篇小說《受戒》和《大淖記事》等而名揚中外,由此確立了他在我國當代文壇上的著名小說家的地位。================================== 汪曾祺和沈從文的淵源
-----從<<邊城>>和<<受戒>>的藝術特色看二人的契合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沈從文與汪曾祺可謂兩位重要的作家,同時他們也是一對情深意重的師生。汪曾祺是沈從文的大弟子,也是以廢名、沈從文、凌叔華、蕭乾等為代表的“京派”文學的最后傳人。沈從文是“京派”文學成就最大的作家。不管是從師生情誼還是文學風格與流派的傳承、發揚上,汪曾祺都成為沈從文的繼承和發揚的不二人選。
汪曾祺當仁不讓地寫出《沈從文和他的〈邊城〉》、《又讀沈從文》等多篇“沈從文”論。汪曾祺當年隨同祖父和父親避戰亂而由家鄉高郵,經香港,到越南,再到昆明,最終報考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時隨身帶著的那本《沈從文小說選》,而在他拜讀過《邊城》之后,更加敬重沈從文,始終對沈從文執弟子之禮甚恭。多年之后,汪曾祺的一篇《受戒》更是宣告了他對老師的繼承和作為最后一名“京派”文學傳人的身份。因此,從〈〈邊城〉〉和〈〈受戒〉〉的比較可以看出沈從文和汪曾祺的淵源。
對美的抒寫的繼承。《邊城》是沈從文最負盛名的作品,代表了他重要的風學風格。文中對美的抒寫更是猶如一首抒情詩。對人美的描寫在于人性之善,純凈質樸,超功利而又不沾染任何世俗氣。在人與人的交往過程中,總是抱有善良的愿望在交往。老船公和翠翠相依為命,一拉船為生,卻不收坐船人的錢,生活得自由自在,心靈也不受任何羈畔。甚至,老船公死后,鄉親們都幫助翠翠,楊馬兵如父親一般照顧翠翠。
汪曾祺也說“我寫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時候都需要的。”〈〈受戒〉〉的主人公是餑薺庵里的小和尚,和尚們的世俗生活以及逾越“門禁”的殺豬,吃肉,打牌,搓麻將的描寫,打破了人與宗教的隔膜,展示了人性最本真的自由,有一種反撲歸真的美。
人之美還在于人情之美,人情之美在于愛情之美,親情之美,鄉情之美。〈〈邊城〉〉里的翠翠與儺送的愛情,少女之戀清新,純凈而又青澀。而〈〈受戒〉〉用抒情的筆調描寫了了一個小和尚和村姑的戀愛故事。“字里行間,只覺得景美,情美,文美,宛如清澈的小溪漫過心頭。又如多年老釀,回味無窮。”〈〈邊城〉〉里翠翠與老船公的祖孫情以及老船公與女兒的父女情流露在“門外高崖上月光下”,“翠翠抱膝坐在月光下,傍著祖父身邊”,聽祖父時而講著母親的乖巧時而又吁一口氣,“可是卻無從把那東西挪開。”天保和儺送都愛翠翠,但兄弟間的親情超越了愛情,哥哥天保死后,儺送無法面對翠翠,兄弟情深深地壓著他,以致淡淡的悲傷。〈〈受戒〉〉里小和尚明海因為舅舅的關系得以到餑薺庵當和尚,也是一種出路。小英子照顧姐姐趕嫁妝,田里的零碎生活小英子全包了。最深刻的是鄉情,忙活重活的時候,“幾家顧一家,輪流轉,不收工錢,但是吃好的。”要是有“嫁閨女,陪嫁妝,磁壇子,錫罐子”,趙大娘“都要用梅紅紙剪出吉祥的花樣,貼在上面”,甚至“二三十里的人家都來請她”。而〈〈邊城〉〉里老船公死后,幫忙的人都來了,“家中人出出進進”,船總順順來了,帶來了一口袋米,一壇酒,一腿豬肉,楊馬兵為大家唱喪堂歌。不可忽略的另一種美則是景美。純凈的溪水,綠綠的翠竹,屋后的白塔上飄著“桃紅色的薄云”,溫柔,美麗,平靜的黃昏,到“月光如銀子,無處不可照及。”〈〈邊城〉〉的自然,純凈之美,正是猶如圓潤的珠玉。而汪曾祺展現給讀者的也是一幅幅親信雋永,沒有任何浸染的純然的寧靜的境界。文章結尾出更是把景美寫到極致,“蘆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蘆穗,發著銀光,軟軟的,滑溜溜的,像一串絲線。有的地方結了蒲棒,通紅的,像一枝一枝小蠟燭。青浮萍,紫浮萍。長腳蚊子,水蜘蛛。野菱角開著四瓣的小白花。驚起一只青樁(一種水鳥),擦著蘆穗,撲魯魯飛遠了??”
汪沈二人與水都有不解之緣。他們的小說是水孕育出來了,水孕育出了他們優美的水鄉小說。〈〈邊城〉〉是沈從文以家鄉小城鳳凰為背景描寫的湘西邊境靠近川東的小城茶峒。故事以水城為背景,“有一小溪,溪邊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戶人家。”祖孫兩人就住在溪邊的屋子里。汪曾祺與沈從文相似,〈〈受戒〉〉是以汪曾祺的家鄉高郵為背景的。他的家鄉是一個水鄉,他從小生長在水邊,“耳木之所接無非是水。”文中餑薺庵門前是一條河,明海做了一只船才到達。因此,他們師徒的緣分是“水”,他們描寫的故鄉的小說被稱為“水鄉小說”,他們的小說似水,“水性”構成了他們二人水鄉小說的共同底色。
“水影響了我的性格,也影響了我作品的風格。”汪曾祺曾說。他們的小說的語言如流水一般自由,有一種流動美,充滿了水的隨意性和散漫性。表現出語言的散文化和詩化的特征,采取了白描了手法,并沒有非常激烈的情節設置,猶如小溪一般寧靜自然。〈〈邊城〉〉里的語言清新,自然。“靜靜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卻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魚來去皆可以計數。”這種散漫性的語言風格使得翠翠母親的故事,妓女的故事得以自然地插入,形成統一的整體,文章柔美而連貫。〈〈受戒〉〉里的語言簡潔而有干凈,節制而又有彈性,對景物的隨意鋪寫,呈現出自然與隨和,表面雜亂無章,繁雜無矩,卻有一種內在的聯系,構成整體的水鄉畫面。如對餑薺庵的描寫,“過穿堂,是一個不小的天井,種著兩棵白果樹。天井兩邊各有三間廂房。走過天井,便是大殿,供著三世佛。佛像連盒才四尺來高。大殿東邊是方丈,西邊是庫房。大殿東側,偶一個小小的六角門,百門綠字,刻著一副對聯??”
從選裁方面看,汪沈二人都寫的是水邊普通人的平凡事,以水為聯系,構成全文。《邊城》里的老船公一拉船為生,水手和妓女的愛情,翠翠母親白喝冷水而死,天保溺水而死,他們的命運與水相關聯。《受戒》里的明海與小英子第一次相遇因為坐船過河,常常坐小英子家的船“給庵里買香燭,買油鹽。”小英子送明海去“受戒”,又在“散戒”之后接明海回庵。最后,在船尾,小英子表達了對明海的愛。他們的愛情與船密切相關,又怎能與水無關?沈從文一溫愛的筆調描寫了水邊普通人的真實的生活狀態,而汪曾祺同樣以溫潤的筆調勾畫出水鄉人淳樸和善良。三 同樣濃重的鄉土風俗風情的描寫。
《受戒》中汪曾祺用心描寫了風土人情,對故鄉蘇北水鄉的風土人情的敘述游刃有余,當然與他師承沈從文密切相關。《邊城》中敘述了湘西邊境小城的風俗,以唱情歌的方式表達愛情。天保和儺送夜里給翠翠唱歌,歌聲優美柔和。當年楊馬兵也是“牽了馬匹到碧溪組來對翠翠母親唱情歌”。翠翠樂意聽祖父唱歌,也“哼著巫師十二月里為人還愿迎神的歌玩——你大仙,你大神,睜眼看看我們這里人??”而《受戒》中唱歌得以延續,明海的三師父仁渡會放“花焰口”,卻也情不過鄉親,唱起山歌小調。
此外,《受戒》中,融各種鄉土風俗與作品里。開頭則寫出“他的家鄉不叫‘出家’,叫‘當和尚’,他的家鄉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獵的,有的地方出織席子的,有的地方??”表明一個地方出一種職業,這已經是既成的風俗。和尚們每天出門,掃地,燒香,磕頭,念經,這是佛教的習俗。對放“花焰口”的描寫,以及“十五六歲的姑娘,就都梳上頭了”的風俗,剪紙的名俗等的描寫。
在文章中,風俗作為背景出現,不僅吸引人們對鄉土風情的感受,而且對文章的整體美作鋪墊,又不時地影響著人物的塑造和推動情節的發展。《邊城》里天保走車路失敗又走馬路,而走馬路只有儺送有份,美妙的歌聲使翠翠夢里摘虎耳草,這一走馬路的風俗直接推動著他們愛情的發展。《受戒》里小英子在明海受戒后對明海的關心,他們蒙朧的愛情更加突顯,受戒這一佛教儀式推動了他們的戀愛。四 汪沈二人共通的美學追求。
沈從文作為“京派”文學的最具代表作家,高度奉行著“京派”所倡導的尊從古典文學,吸收中國傳統文學優秀的部分,崇尚一種靜穆、和平雋永的審美觀點,追求藝術的健康和純正。《邊城》是充分體現他的審美趣味的作品。作者把故事柔和化,表現出中國古典的中和之美,溫柔敦厚。汪曾祺深受他的影響,繼承發展了“京派”的美學觀點,其美學追總體趨于和諧。
《邊城》里,沈從文對小說采取的是淡化處理,翠翠內心沖突的淡,只一心牽掛儺送,并非是十分激烈的復雜的心里沖突。悲劇的成分淡化,翠翠母親的愛情悲劇只在祖父口中提及,減輕了悲劇的壯烈性,使其變得柔和。天保和儺送兩兄弟都愛著翠翠,但有相互幫忙夜里輪流給翠翠4唱歌,深厚的兄弟情超越了愛情,也阻礙了愛情,表面上對兄弟情深的表達,其實也給愛情造成了淡淡的悲傷。對少女之愛的描寫,本來也是羞澀蒙朧,淡淡的感情,又融之于淡淡的悲劇故事,體現出整篇文章的柔和之美。而把歷史上一切慘烈的東西背景化,并沒有影響到文章的柔和,而是留下淡淡的傷痛,卻也是永久的痕跡。美和愁相融,淡淡的愁和寧靜的美綿遠延長,中和之美躍然。《受戒》之中汪曾祺對自然與人的和諧的描寫,小英子一家人與和尚都自食其力,趙大伯是個“全把式”,荸薺庵的和尚也照樣挑水,喂豬,租地收租,放債收債,與自然和諧相處。人與自然的相融相合,也有人與人之間真純質樸和睦的相處。小和尚和村姑的愛情,也是宗教和與世俗的和諧。資深的老方丈,也在繡花房里藏了一個十九歲的小老婆,“這個庵里無所謂清規,連這兩個字也沒人提起。”在這樣和諧溫婉的環境里,小英子和明海的戀情的誕生也就合乎情理。
汪曾祺似乎比沈從文多了些文人境界。沈從文的悲愁情緒在汪曾祺那里化為了樂觀感受,泯滅了深刻與尖銳,凸顯了和諧,文章顯得和平優美。就如汪曾祺自己所說:“我追求的不是深刻,是和諧。”全文并沒有激烈的矛盾沖突,宗教和世俗共存,人們并每喲指責和尚犯戒,二師父仁海的家眷“每年夏秋之間”去庵里住幾個月,“因為庵里涼快”,“仁山、仁海叫他嫂子,明海叫她師娘。”庵里不叫“方丈”,也不叫“主持”,卻叫“當家的”,收租,放債,也有燒香,磕頭,念“南無阿彌陀佛”,敲磬,念經。和尚是出家人,也和普通人一樣娶妻生活。這樣融宗教、歷史、倫理、愛情為一體的生活十分和諧,在折中和諧的氛圍里,人們喜歡純潔的愛情,而不會深究其違背倫理的過錯,人性之純真自由撼動人心。
作為中國鄉土小說重要支脈的“京派”,是與“海派”想區別的,“魯迅認為鄉土文學可說是現實主義文學,而沈從文的作品更具有一種浪漫的氣息。魯迅心目中的鄉土文學像是杜甫的‘三吏’、‘三別’一類面對現實的作品,沈從文呢,寫的是陶淵明。”甚至有人認為“《邊城》是《桃花源記》的現代版。”沈從文抒情式的小說,對愛、美、自由的追求發出悲哀的聲音,出于對“人性”的虔誠,通過對鄉土的贊美,“以擴大中國文化來重造人心。”即使“京派想像的社會圖式和民族精神帶著不輕的烏托邦的色彩。”以審美為美學取向,也不可否認沈從文即“京派”給中國文學帶來的重要影響。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中國傳統文化小說的重要的一支,有著很高的美學價值和文學史意義。
汪曾祺師承沈從文,連續了被中斷和遺忘的小說風格,散文化小說的傳統延續下來了,《受戒》洋溢著沈從文式的詩情,著力與情緒氛圍的營造,對愛、美、自由的繼續抒寫,人性之美,人性之善,人性解放,呈現出《邊城》一般唯美的感受,“京派”文學得到很好的繼承和發展!
車胤,字武子,晉代南平(今湖北公安市)人,他的祖父車浚,三國時期作過東吳的會稽太守。因災荒請求賑濟百姓,被昏庸的吳主孫皓處死,此后車胤的家境就一貧如洗了。車胤立志苦讀,廣泛涉獵各種知識,太守王胡之曾對他的父親車育說:“此兒當大興卿門,可使專學”。因家中貧寒,晚上看書沒錢點燈。一個夏天的晚上,他正坐在院子里默默背書,見到許多螢火蟲在空中飛舞,象許多小燈在夜空中閃動,心中不由一亮,他立刻捉上一些螢火蟲,把他們裝在一個絹做的口袋里,螢光就照射出來。車胤借著螢火蟲發出的微弱燈光,夜以繼日地苦讀。
在他父親的指導下,車胤終于成了一個很有學問的人,一生中做過吳興太守、輔國將軍、戶部尚書等官職。唐朝楊弘貞、楊番、蔣防都著有《熒光照學賦》,均是談車胤之事。
第四篇:沈從文出課教案
人教新課標版高二《中外傳記作品選讀》《沈從文:逆境也是生活的恩賜》教案
一、教學三維目標:
1、知識與能力
整體把握內容,理清作者沈從文的人生軌跡
2、過程與方法
小組合作,篩選出作者生活中的艱辛事,品味關鍵性語句,體會作者的生活態度和對人生的思考。
3、情感態度和價值觀
品味關鍵性的語句,體會作者的生活態度和對人生的思考。
二、教學重難點:
1、整體把握內容,篩選出作者生活中的艱辛事
2、品味關鍵性語句,體會作者的生活態度和對人生的思考。
3、體味“逆境也是生活的恩賜”內涵,及對我們生活的啟迪
三、課時安排:一課時
四、教學方法:
采用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學方式,引導學生通過本課對人生逆境的體味
五、教具: 多媒體課件
教學過程
一、新課導入:有這樣一位先生,一部《邊城》使他享譽世界文壇。他只有小學畢業的學歷,卻成了大學教授;他初次走上講臺竟好半天說不出一句話只得在黑板上寫道:“見你們人多,怕了”。他總是微笑著面對已經成為過去的歷史,微笑著凝視這世界,他由一個邊城鄉下人終于成為獨具一格的文壇巨匠??沈從文,這節課,我們就從他的自傳中來了解他艱難曲折的經歷,從而更好地理解他的創作;同時,同學們還可將這篇傳記看做是關于人在逆境中成長的教科書。它告訴我們:困苦和艱辛可以轉化為人生寶貴的精神財富,可以鍛造人堅韌的性格。
二、自主閱讀,整體感知:(快速略讀,理清傳主人生軌跡。)讀完后歸納概括每一小標題部分的中心內容
?(一)私塾
讀小書,又讀大書:逃學獵奇的鄉野童年?(二)小學 上許多課仍然不放下那一本大書:“身在?
曹營心在漢”式的童真與童趣?(三)軍旅 書記處求職:默默奮斗、健康?
生活的行伍少年?(四)報館 由校對到只身遠行:接受新知、思考人生、?
胸懷抱負、開辟轉機的青年生涯明確:由學生作總結性回答(板書)
階段
經歷
三、合作學習:
略讀提示:這是一篇散文化手法寫成的傳記,選材十分廣泛。同學們初讀可能不明中心,但散文的特點是“形散神聚”,所以,只需抓住這篇文章的“神”快速閱讀就行了。那么,這篇文章的神是什么呢?就是文章標題中“逆境也是生活的恩賜”。下面,就請同學們快速閱讀課文,閱讀時,分小組合作學習可圍繞下面的問題和任務進行:(一二組合作找前兩個小標題,三四組合作找后兩個小標題)
(師)問題:從文中可看出作者的生活非常寬廣,但這樣的生活中卻始終伴隨著哪些艱辛呢?作者是怎樣面對這些艱辛的 ?
明確:
(一)我讀一本小書又讀一本大書:家鄉學校中不能滿足自己的夢想,就到社會生活中去追夢,卻經常遇到諸如打架威脅、惡狗傷人的事件。
(二)我上許多課仍然不放下那一本大書:新式學校依然不能嘗到知識,就到各種場合滿足自己的好奇心,就有狩獵的艱難、打架的流血、游泳的危險伴隨著自己。
(三)保靖:到保靖想當兵,卻沒人可依靠,就只能當一個護兵,但自己的勤奮沒有讓艱難的生活壓倒,生活剛有所好轉卻又要經受虎狼的威脅。
(四)一個轉機:進報館使自己的學問和能力不斷長進,調回去后又經歷了疾病的煎熬和同學淹死的驚駭,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終于決心向北京進發。
從上述過程中我們能否發現作者寫作這篇自傳時取材的用心嗎?
——相信同學們已經有了深刻認識。這篇傳記是一篇散文化傳記,所以選材的范圍十分廣泛,時間跨度長、地域范圍廣,但是,卻緊緊圍繞“艱難曲折”,然而,傳主又并沒有被這樣的艱辛所壓倒,而他始終對自己的人生道路充滿著理想和希望,才最終能成長為一個作家和教授。
四、深層閱讀:(過渡)倘若我們太弱,就把我們的頭枕在他們的膝上休息一會兒吧。他們會安慰我們。在這神圣的心靈中,有一股清明的力量和強烈的慈愛,象激流一般飛涌出來。甚至無須探尋他們的作品或傾聽他們的聲音,就在他們的眼里,他們的行為里,即可看到生命從沒有像處于患難時的那么偉大,那么豐滿,那么幸福。——羅曼·羅蘭《名人傳》
(師)說: 羅曼.羅蘭這段文字有撼人心魄的力量,此時此刻的你是否已經感受到了沈先生的這股清明的力量了嗎?感受到它的偉大與豐滿了嗎?那么你是怎樣感受到的,是文章的作者對人生思考的語句,現在請同學們找出感動你的句子,說一說你讀后的感受。(引導學生對文本的進一步理解。)如:(1)在我面前的世界已夠寬廣了,但我似乎就還得一個更寬廣的世界。——這表明傳主永遠積極向上、永不滿足的生活態度。盡管自己的生活中充滿艱辛,但從沒讓自己消極,而是向往到更寬廣的世界中去闖蕩,去實現自己的人生抱負。
(2)我們雖各在收入最少卑微的位置上做事,卻生活得十分健康。有時即或胡鬧,把所有點點錢完全花到一些最可笑事情方面去,生活也仍然是健康的。我們不大關心錢的用處,為的是我們正在生活,有許多生活,本來只需我們用身心去接近,去經驗,卻不必用一筆錢或一本書來做居間介紹。——這表明傳主對自己卑微生活的樂觀精神。正是傳主用這種健康、樂觀的心理態度,戰勝了生活中的艱難曲折,也正因為他有著正確的“金錢觀”,才能夠驅 散卑微生活所帶來的陰影而有著積極向上的生活態度。
(3)我們各人都知道行將有一個機會要來的,機會來時我們會改造自己變更自己的,會盡我們的一分氣力去好好做一個人的。應死的倒下,腐了爛了,讓他完事。可以活的,就照分上派定的憂樂活下去。
——這表明盡管傳主的生活舉步維艱,但永不失去對生活的希望、在艱苦中的奮斗精神,心中常有理想,也甘愿為理想受苦奮斗。
(4)為了讀過些新書,知識同權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權力。我明白人活到社會里,應當有許多事情可做,應當為現在的別人去設想,應當如何去思索生活,且應當如何去為大多數人犧牲,為自己一點點理想受苦,不能隨便馬虎過日子,不能委屈過日子。
——這表明傳主的人生理想和奮斗的方向。能夠支撐他戰勝各種“艱難曲折”的正是這種寬廣的胸懷,也正是這種積極的人生態度,才使他最終能成長為教授和大作家。(5).各種生活營養到我這個魂靈,使它觸著任何一方面時皆若有一閃光焰。到后來我能在桌邊一坐下來就是8個鐘頭,把我生活中所知道所想到的事情寫出,不明白什么叫做疲倦。這分耐力與習慣,都出于我那做書記的習慣和命運。
-----表明 這段文字以飽蘸深情的筆墨抒寫了作者在閱讀和學習“生活”這本大書中所得到的深切感悟和生命體驗,尤其是抒寫了自己青年時代的坎坷經歷對自己今后的人生所產生的巨大影響,表達了自己對生活,甚至是對苦難的深深感恩之情。在作者眼中,生活中的種種坎坷和磨難非但不是那么的可惡和可怕,相反卻“營養到我的魂靈”,開拓了“我”的視野,豐富了“我”的創作素養,磨礪了“我”的意志,培養了“我”良好的生活和創作習慣,從而成了生活對“我”的豐厚恩賜。這充分表現了作者對自然和生命無比好奇和熱愛及泰然面對一切殘忍和苦難的生活觀,不僅對于我們深入理解沈從文的生活閱歷、創作思想和創作源泉有著重要的幫助,而且對于我們正確地面對逆境、正確地看待生活都有著深刻的啟迪。
五、探究閱讀:
(師)問:探究問題:我們不能不深深慨嘆:這位確實從美麗的湘西世界走來沒上過多少學,又確實沒讀過多少書,并且童年時期還經常逃學、撒謊,經歷同一般貪玩散漫的鄉野兒童似乎并無二致甚至在貪玩野性方面還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平凡人物,這位在早年的生活中并沒有表現出偉大明確的志向抑或顯示什么獨特的文學和寫作天賦的“鄉下人”,居然最終能成為著名的教授和大作家,確實令人感到匪夷所思,傳奇之至,堪稱奇跡!
奇跡就是把不可能變為可能,把渺小變成偉大。那么,這樣一位看似極不可能偉大的渺小人物居然可能并且無可爭議地偉大起來,這一奇跡到底是怎樣創造出來的?文中是否也給我們以某些啟示?古往今來也曾涌現過許許多多這種把不可能變為可能、把渺小變成偉大的傳奇式的人物和傳奇式的事跡,那么他們又是怎樣創造出這種奇跡的?這些人都具有怎樣獨特的氣質和素養?從中我們可以學到什么?
六、結束語: 一個人活到世界上,就是做事來的。不能做大事,就做點小事,不能打天下,就幫著治天下。不能治天下,就盡一個人活著的責任。
——沈從文 致沈從文(師生齊讀)
聽濤山的鮮花為誰開放? 沱江水的號子為誰歌唱? 鮮花開放是獻給一位大師,江水歌唱是銘記文豪華章。
他從邊城出發走向世界之邦: 一步一個腳印,踏遍了山山水水,一筆一段樂章,奏起了人生理想。鄉土之戀呵,是大師的終身美德,亦人亦文都印上故鄉的山水風光。而今,他乘著仙鶴又魂歸故里,鳳凰也展翅起舞來為他壯行護航。
“照我思索,能理解我; 照我思索,可認識人。” 富有哲理的天下名句,毅然鑲嵌在大師的五彩屋上。
我捧上聽濤山的一束鮮花,站在墓地巨大的五彩石旁。深深地,向大師深深地鞠躬啊,默默地,獻上后來人的虔誠仰望。
七、作業:通過學習本文,請大家寫一小段你的感悟(200字左右),把你認為好的句子摘錄到積累本上。
第五篇:沈從文
沈老先生擅長用極為精簡的筆墨勾勒出湘西的山水人物。在他的筆下,人是鮮活的,景是生動的,物是立體的。這段文字描寫的是湘西酉水邊常常能見到的景致。比如古老的鳳凰城,里耶鎮,還有我更熟悉的母親的家鄉洗車河鎮。
到底是古鎮,說道文化還是有些底蘊的。一些古老的土家族習俗還沒有被現代文明迅速地淹沒到無處尋覓蹤跡的地步。在這里你還能見到古老的西蘭卡普織錦;在這里你還能品嘗到地地道道的苞谷燒酒和糯米粑;在這里你還能聽到粗獷純樸的情歌和號子聲;在這里你還能趕上哭嫁的媳婦背親的隊伍;在這里有純凈的天空清澈的泉水;在這里有清新的晨霧和晶瑩的露珠;在這里有熱情的鄉里人家有活潑精靈的孩子。
鎮上人家有在沿河居住的,也有像星星一樣散居在沿河山上的。一串又長又陡的青石板石梯一直從山腳竄到山頂,淹沒到密密麻麻的樹叢中。石梯兩邊是大大小小的庭院,現在還有一些木石結構的吊腳樓依稀可見。
站在高處看山腳,又是另外一番景致。因為是深秋,河水很細,從高處看更像是青悠悠的玉帶了,玉帶乖巧地從一座木橋下穿過,河岸兩邊的吊腳樓高高低低,錯落有致.清一色的黑瓦,同一色的原木色房板。河床邊樹木叢生,雖然掉了葉子,可是枝條依舊風姿綽越。不難讓人想到春天,碧綠的枝條撫著柔波蕩漾的河水的樣子。
到黃昏時分,各家各戶的瓦檐上開始升騰起淡淡的輕煙。這是山里人用拾來的柴火開始做晚飯了。樅樹枝的香氣和著米飯的香味慢慢在山坡上散開來,在河邊玩耍的小孩不用大人吆喝,聞到香味就紛紛蹦上石梯跑回各自家門。
被現代文明化了的小鎮人家傳出了流行的旋律,給小鎮的夜晚增添了新鮮與活力。
如今的小鎮平時就像是躲在閨閣的少女,含蓄文靜。只有到了趕集和賽龍舟的時候,才會像出嫁的姑娘,打扮得隆重漂亮,引得各方的人爭看熱鬧。賽龍舟時,安靜的小街頓時變窄了,變小了,寧靜的河也歡騰起來了。大大小小的船只停在同一直線上,只等鑼聲一響,眾船齊發,力爭上游,岸邊圍觀看熱鬧的人也不閑著,揮著手臂為各自的隊伍加油。拍掌的,喊叫的,跟著船向前跑的,把窄窄的街道擠的密密匝匝。有女孩子們忙著和商販討價還價,趁機購買自己喜歡的物件,也有借此機會同媒人物色到的小伙子見面相親的。這里不比城市,天天熱鬧反覺得不熱鬧。倒是這一年里數得到次數的集體盛會方顯得其隆重讓人留有念想。
讀沈老先生的文章,使我了解湘西,摯愛湘西。
今日讀至《湘行散記》書末,閱遍近二十年之心作,始得先生之愛之深,痛之切,才成其悲憫心,單純心。人生自是有情癡,此事不關風與月。沈從文筆下的翠翠,湘西,遠非刻板式的異族情調可比。先生這種游記的寫法,讓普通人汗顏,好搏命,好投入,主客一體不分彼此,好像有意從另一方向注解了斯特勞斯的名句“我討厭旅行,我恨探險家”。那里有性情飽滿,愛恨分明的生命之張揚,可城市里,他找不到一條生命之河。彼時的城市,54,新文化運動方興未艾,再美好的教育理想貫徹下去,舊文化斷截,新文化被庸人當急就章,往往敷衍了事,成就于皮毛與末節,反被投機分子鉆了空。
40年代初霓虹燈下浮浪翻卷的人事已經讓先生厭惡之極,“所謂得失哀樂,離我多遠”。“沉默正是這場戰爭的發展。”后來人事疾速扭曲顛倒,先生棄文從史,實為自然,封以守節。如果先生尚在世,精神狀況應該和現在的王朔差不多,又一種自沉,核心同樣是守節。將愛超度,進一步抽象化。---“我看到生命一種完整的形式,這一切都在抽象中好好存在,在事實前反而消失。”
關于新近的大學教育,在彼時激進的大背景下,沈從文有更人性化理性化的認識,批評一種新式的庸俗,“生命無性格,生活無目的,生存無幻想”。先生對現代女子教育的呼聲聲小卻理在,誓突破表面上“男女平等”之流俗,倡導“改造”比“解放”重要,“做人”比“做事”重要。否則,以《玩偶之家》《傷逝》為鑒,即是娜拉,也只有死路一條。不由想到眼下的《蝸居》,格調地下,不值一提,理由很簡單,不能因為普遍的差而只求相對的好,實乃托兒也。
沈從文在自傳中說自己的情感流動不凝固,受水的影響很大。其文字也似溪水,風格清淺而跳躍,沒有故作深沉,沒有沉淀的郁結,只講平凡哀樂,卻也歌聲嘹亮。曾經有段時間,我無比艷羨這樣的人,健康熱忱,簡單良好,能隨時產生足夠的熱度來化解冰冷的郁結,能迸發出強勁的生命力在傷疤上重新長出鮮活的新肉。
今日才知,沈從文原來是極其悲觀的人,內心常痛切,而于文字不可達之處,更增絕望。同樣要求完美,但不能如錢鐘書置身事外,對人對事不能不持有同情關愛,心理負擔上始終不能輕裝自保,所以也是一直心累。即便終生愛人張兆和,在沈逝世后才道出,“從文同我相處,這一生,究竟是幸福還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真正理解他的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壓,是在整理編選他遺稿的現在。”恍惚之間,似乎襯托起“我一輩子走過許多地方的路,行過許多地方的橋,看過許多次數的云,喝過許多種類的酒,卻只愛過一個正當最好年齡的人”之絕然。
我讀《湘行散記》
文 / 藍鍵飛聲
中文系的課上曾聽老師介紹過沈從文的文章,《湘行散記》是有名的一例,對他創作的具有民俗風情的小說略有所聞,當時便為他的小說震驚,將民間的故事寫得如此細致感人,又不落俗套的,唯他一人,絕對大師風范。
不知道沈老有多少奇聞逸事,從北岳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這本集子里收錄的為數不多的文章中,感受頗深的卻是七尺男兒對她心愛的女人濃濃的情意,幾百里河水流淌的全是殷殷關愛的細語,你聽“我在溫習你的一切,你占去了我的感情全部。為了這點幸福的自覺,我嘆息了”,“你會明白我如何愛你。我眼淚濕濕的想著你一切的過去”。
愛是無數年輕人心中的圣殿,愛是什么?原來這便是愛情,在時間的河流上,一頁一頁化為文字的傾述,遠在異鄉沒有一點距離只有思念。現代人曾為虛假的愛情所迷惑,彷徨、恐懼、悲哀、痛苦和逃避在沈老的記述里皆無痕跡,有的是溫柔和感動,有的是對湘西山水人物愛的向往,完全沒有都是人情的嬌縱與老辣,一字一句樸實真切發自內心。
為這撲面的純真而欣悅提筆的是我,一個木訥于文字的人,一個感覺遲鈍的人,忽然心念所動,無須壓抑,不怕譏訕,迅速地用文字表達出自己想說的話,這是很久以來不曾有過的激情,為這本生活的書籍,為沈老的情懷。沽名釣譽鉆營取巧,所謂的文韜武略,已無足輕重,卸下偽裝,只見一葉小舟行于桃源兩岸。
前半部分是個人心歷,注重情感。后一部分關注人生成長,體現人文精神。全文以審慎關照的個人視角,極其細膩委婉的文字語言,間雜口語式的記述,詳實記錄作者回鄉之行的所見所聞,許多鮮有所聞的民間故事耐人尋味。通過閱讀可感知哪個年代里人們的生活狀態與環境控制下,變化不安的現實并沒有使作者放棄寫作,相反更是沉著冷靜的思考,平淡的字里行間是豐富內涵的顯露,意蘊獨特。
書中第三部分《新湘行散記》有一篇《張八寨二十分鐘》里與一撐船的小姑娘對話,隨意的一句話,卻激起作者心靈的水化,在鄉村女孩的眼中,他不過是寄生城市里的“蛀米蟲”,同在自然中成長,生存在湘西村落里的居民,生命的發展卻如此的不同,湍湍的流水中,作者深切地感到命運是一種深刻的變化,時時提醒著善于生活的人們。
最后表白,對于鄉下的人事,我知道的多是百八十年前的老樣式,至于正在風情雨雪里成長,起始當家作主的新人,如何當家作主,我知道的實在太少。這種文明的存在,以示一代知識分子對民間疾苦的無私關懷,它伴隨每一個生命相濡以沫。
就你筆觸所及看來,如能夠試用于散文,人事景物兼敘,將農村土地人民為無終止戰亂,所摧毀殘殺傷心慘目無可奈何的種種,于篇章中試作各種設計來加以審慎處理,定必有更高成效。近二十年來所處理這方面題材的,如蘆焚、廢名、沙汀、艾蕪諸先生,多因文格各自不同,使景物人事鮮明突出,各有成就。……最近見天津《大公報?星期文藝》常載邢楚均先生有關西南地方故事,用屠格涅夫寫《獵人日記》方法,揉游記散文和小說故事而為使人事凸浮于西南特有明朗天時地理背景中。一切還帶點“原料”意味,值得特別注意。十三年前我寫《湘西散記》時,即具有這種企圖,以為這種方法處理有地方性問題,必容易見成功。①
在這里,沈從文所談的主要是鄉村地方題材的寫作問題。他由張白的“筆觸所及”談到蘆焚、廢名等人的鄉村題材處理,再由邢楚均的西南地方故事聯想到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最后又涉及他自己的《湘西散記》。很明顯,沈從文之所以將這些作家聯系在一起,其根本原因乃在于他們的作品都“帶點?原料?意味”。質言之,“帶點?原料?意味”不僅是沈從文進行文學批評的重要標準,而且也是他《湘西散記》的創作追求與特色。
自然,作為《湘西散記》的第三篇散文,《鴨窠圍的夜》也“帶點?原料?意味”。首先,這種“原料”意味最為明顯的表現便是作品真實而又客觀地記錄了作者夜泊鴨窠圍的所見所聞。閱讀作品可以知道,在一個飄雪的黃昏,“我”包定的小船在鴨窠圍泊岸,眼中所見的有雪花、大石,有兩岸高處的“吊腳樓”,還有在大大小小的船只上忙著燒火、做飯的一個個水手。接著是“黑夜占領了全個河面”,“木筏上的火光,吊腳樓窗口的燈光,以及上岸下船在河岸大石間飄忽動人的火炬紅光”互相輝映;水手們有的鉆進硬棉被休息,有的上岸烤火談天,有的躲進吊腳樓去吃“葷煙”,還有的因不敢冒昧闖進婦人家里而只好回船看人打牌;而與此同時,岸上船上皆有人說話,吊腳樓上的婦人的歌聲、男人們的笑嚷聲、吊腳樓下的小羊的叫聲,以及遠處不知什么地方的鑼鼓聲高低混雜,遠近呼應。到了半夜,水手們陸續回到了船上,一切的聲音也已經全部安靜,“我”先是聽到了一種“單調”、“古怪”的聲音,而后又目睹了一幕水上打魚的場景。可以說,這就是作者所經歷的鴨窠圍之夜的全部,它雖然只有從黃昏到半夜的短短幾個時辰,但所見所聞的內容已經十分繁雜豐富,并且,作者的敘述描畫既沒有刻意的剪裁選擇,也沒有肆意的渲染修飾,所有的只是對本來生活的原原本本的“記錄”。其次,說《鴨窠圍的夜》“帶點?原料?意味”還在于它所表現的人生自然而又率真。眾所周知,在沈從文所表現的湘西人生中,水手和妓女的生活是描寫最多、也是最富有湘西地方特色的一類。在這些人的身上,盡管作者有時也揭示他們的生存艱難與悲慘命運,但展現更多的還是他們的“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②。就《鴨窠圍的夜》來講,它重點展現的也是這樣的一種人生。這里且不說作者“仿佛看到”的吊腳樓上的吃“葷煙”情景,也不說“婦人”“一面唱曲一面把那只手理著鬢角”的“動人”圖畫,僅就吃過“葷煙”以后的那些“囑咐”來說,就足以見到“婦人”與“船上人”的性格態度:
“大老你記著,船下行時又來!”“好,我來的,我記著的。”“你見了順順就說:會呢,完了;孩子大牛呢,腳膝骨好了,細粉捎三斤,冰糖捎三斤。”“記得到,記得到,大娘你放心,我見了就說:會呢,完了。大牛呢,好了。細粉來三斤,冰糖來三斤。“楊氏,楊氏,一共四吊七,莫錯賬!”“是的,放心呵,你說四吊七就四吊七,年三十夜莫會要你多的!你自己記著就是了!”
顯然,這個“婦人”與“船上人”雖然只是萍水相逢,但他們半夜之間已經產生了感情;他們的關系雖然主要以物質為基礎,但其中也不乏做人的耿直、豪放與單純,并且,他們對于這種“人生形式”既不掩藏,也不害羞,而是一任自己的“人性”自然而自由地發揮。第三,如果再從作品的景色描寫來看,《鴨窠圍的夜》的“原料意味”還包含著“原始”“神秘”的成分。如作品前面的兩段描寫就告訴我們,鴨窠圍作為一個水深、山高的深潭,它不但因為兩山深翠而令人感到生機盎然與神秘莫測,而且還由于吊腳樓的“希奇的樓房形體”而讓人驚嘆“奇跡”。當然,如果說深潭與高山襯托之下的吊腳樓景觀還是一個靜的“奇跡”,那么,文章結束時的打魚場面則因其人、魚、聲、光俱在而讓人感到轟轟烈烈和驚心動魄:
河面一片紅光,古怪聲音也就從紅光一面掠水而來。日里隱藏在大巖下的一些小漁船,在半夜前早已靜悄悄的下了攔江網。到了半夜,把一個從船頭伸出水面的鐵藍,盛上燃著熊熊烈火的油柴,一面敲著船舷各處走去。身在水中見了火光而來與受了柝聲吃驚四竄的魚類,便在這種情形中觸了網,成為漁人的俘虜。
很明顯,這里的黑夜與火光相映,鼓聲、柝聲與馬達聲交織,水中的魚與水面的漁人相搏,它(他)們共同構成了一幅原始、神秘而又悠遠的捕魚圖畫。因此也就難怪,作為旅行者的“我”非但對于那種“古怪的聲音”不感到“單調”,反而“默聽著那個單調的聲音”,看到了“一種原始人與自然戰爭的情景”。無疑,在沈從文的眼中,原始的捕魚方式就是一種“人生形式”!
這樣,我們已經可以看出,盡管沈從文在創作中具有表現“原料”的明顯“企圖”,但他作為一個“鄉下的紳士”,特別是當他重新面對和審視自己曾經經歷的生活時,他不僅不能無動于衷,而且還自覺不自覺地注入了“個人的想象與感情”。這就正如他在《湘西散記?序》中所說,當他寫作《湘西散記》等散文的時候,他的心里常常“具有一種?悲憫?感”,而當他面對那些纖夫和水手等平凡人物的時候,他對于他們的過去和當前又“都懷著不易形諸筆墨的沉痛和隱憂”③。由此看來,包括“沉痛”和“隱憂”等在內的“悲憫”不僅是沈從文對待“鄉下人”的態度,而且也是他鄉土寫作的情感主調。
具體到《鴨窠圍的夜》,沈從文的這種“悲憫”情懷不但表現得相當熱烈,而且還始終貫注全文。我們看到,當他聽到小羊發出“固執而又柔和”的叫聲時,他的心里曾經突然覺得十分“憂郁”和“柔和”;當他“眺望”著吊腳樓的燈光,特別是“估計”著里面的男男女女正在那里打發著“是眼淚也是笑”的日子的時候,他不僅“認識”了他們的“哀樂”,而且還正同閱讀描寫西伯利亞方面的農人生活的動人作品一樣,不覺“掩卷引起無言的哀戚”;而到了深夜,當他看到那個獨自上岸的水手不敢冒昧闖進婦人家里而只好回船看牌的時候,他一邊“溫習”著自己十五年前的舊事,一邊又“對于命運感到十分驚異”……不待說,這里的“憂郁”、“柔和”、“哀戚”和“驚異”正是作者面對著生命、女人和往事時所產生的情感與哲思,它們與上述的“沉痛和隱憂”一樣,在在都表現了沈從文宗教徒般的“悲憫”情懷。也許,沈從文的這種“悲憫”只是他本人的來源于“古老民族氣質上的固有弱點”,或者只是他自己的“來自外部生命受盡挫傷的一種反應現象”,但不可回避的是,這種由“弱點”或“挫傷”而產生的“悲憫”,卻也使他的作品“浸透了一種?鄉土性抒情詩?氣氛”④。
綜上所述,表現“原料”的人生與抒發“悲憫”的情懷既是《鴨窠圍的夜》的鮮明特征,也是沈從文鄉土寫作的共同追求,而兩者的同時并存與自然融合不僅昭示出沈從文獨特的文學思維和審美理想,而且還顯示了其高妙的文學表現技巧。
在沈從文的全部創作中,《湘行散記》和《湘西》具有特殊意義,不僅代表沈從文散文創作的最高成就,而且是中國現代散文的藝術杰構。如果說沈從文的小說是對湘西生命形式烏托邦式的的詩意化想象,那么,他的這兩部散文集則在寫實與?造夢?的有機融合,在對湘西的現實與歷史、人事?常?與?變?的勾連與對照中,將小說中對湘西世界的詩意想象還原為對湘西現實的冷靜諦視和具有現場感的寫實性追憶,由此彰顯出湘西世界在時代變動中的真實圖景,使小說中湘西世界的詩性形象在一種蒼涼的憂郁和喟嘆中以別樣的形式出現。《湘行散記》和《湘西》都聚焦于真實的湘西世界,是沈從文對于湘西生命形式的另一種詩性言說,從中不僅可以發現一個現代知識者立足于現實的深沉歷史意識和一種潛隱于內心近乎宿命感的生命創痛,而且可以發現一個現代知識者經由返觀故土所表現出來的現實憂患意識和對于現代性的質疑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復雜心態。
《湘行散記》的構思幾乎是與《邊城》的寫作同時開始的。1933年9月9日,沈從文和張兆和在北平結婚,租住西城府右街附近達子營的一套民房。這是一個有三間正房外帶一個小廂房的小院落,院子里有一棵棗樹和一棵槐樹,被沈從文稱作?一棗一槐廬?。沈從文在這里開始寫作《邊城》,但未及完稿,11月底從湘西家中傳來母親病重的消息。沈從文在處理好手頭的一些緊急事務后,于1934年1月7日一個人離京赴湘。由于沿途戰事激烈,湘西的形勢也非常緊張,處于風雨飄搖之中,路上的情形頗為艱險。沈從文行前與張兆和約定,途中每天用書信的形式向張兆和報告回湘途中的見聞,以釋愛人對自己的擔心與掛念,同時也可排遣自己在旅途中的寂寞。沈從文按約每天給張兆和寫信,還興之所至把沿途景物描畫下來作為書信的插圖。盡管沈從文回鄉途中寫給張兆和的這些書信結集為《湘行書簡》出版,已經是遲至1992年的事情,但這些書信的基本內容作為《湘行散記》的雛形早已廣為人知。1934年2月沈從文從湘西老家返回北京后,就在給張兆和書信的基礎上加工整理成十二篇散文,自當年4月起陸續在各報刊上發表,1936年3月由商務印書館結集為《湘行散記》出版。表面上看來,《湘行散記》是沈從文這次回鄉的直接產物,實際的情形卻要復雜得多,從中不僅可以發現沈從文對湘西故鄉縈懷于心的情感,更重要的是可以發現沈從文在深心里對湘西未來前景不可驅除的憂慮。沈從文在晚年回顧《湘行散記》的寫作時說:
《湘行散記》是我于一九三三年冬還鄉,經過一個月時間寫回北京家中一堆通信,后來加以整理貫串完成的。乍一看來,給人印象只是一份寫點山水花草瑣瑣人事的普通游記,事實上卻比我許多短篇小說接觸到更多復雜問題。……
這個小冊子表面上雖只象是涉筆成趣不加剪裁的一般性游記,其實每個篇章都于諧趣中有深一層感慨和寓意,一個細心的讀者,當很容易理會到。內中寫的盡管只是沅水流域各個水碼頭及一只小船上纖夫水手等等瑣細平凡人事得失哀樂,其實對于他們的過去和當前,都懷著不易形諸筆墨的沉痛和隱憂,預感到他們明天的命運——即這么一種平凡卑微生活,也不容易維持下去,終將受一種來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勢能所摧毀。生命似易實同,結束于無可奈何情形中。
顯然,對沈從文來說,《湘行散記》是一部寄托甚深的作品,從沈從文一個人的旅行,從他一個人在旅途上的心境,折射出湘西邊地民族在向現代轉型過程中的復雜心路歷程。與《湘行書簡》的?有意寫得十分輕松愉快而有趣?不同,《湘行散記》在總體基調上是憂郁和蒼涼的,在文字的后面有著深一層的感慨和寄托,潛隱著沈從文對湘西民族命運發自深心的沉憂隱痛。
與《湘行散記》一樣,《湘西》是沈從文另一次回鄉的產物,也有著更深一層的用意和直接服務于抗戰的目的。盧溝橋事變爆發后,整個華北岌岌可危。1937年8月12日,沈從文接到教育部的秘密通知,丟下一家老小,和北大、清華的一批教授一起離開淪陷不久的北平,途經南京、武漢、長沙和湘西等地,輾轉顛簸,歷盡波折,才在次年4月20日抵達云南昆明,此后旅居昆明八年,直到1946年8月復員北平。從北平到昆明的長途遷徙,可以說是沈從文創作《湘西》系列散文的直接契機,正是在取道湘西去云南的途中,他開始痛苦地思索著湘西在抗戰中的地位和存在的現實問題。在逗留湘西期間,他曾在大哥的住處?蕓廬?邀請新任湘西行署主任陳渠珍和?同鄉文武大老?就團結穩定湘西大后方,支持全國抗戰的大局作長時間的墾談,要求家鄉人?識大體,顧大局,盡全力支持這個有關國家存亡的戰事,內部絕對不宜再亂。?到達昆明后不久,沈從文就著手創作《湘西》系列散文,這些散文于1938年8月25日至11月17日在香港《大公報?文藝》連載,1939年8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單行本。沈從文在《題記》中指出:?我這本小書只能說是湘西沅水流域的雜記,書名用‘沅水流域識小錄’,似乎還切題一點。?不過,沈從文并不想把《湘西》寫成一般性的游記或通訊,顯然也與一般的地方志有所不同,他自己對此有過說明:
到達昆明不久,就又寫了這本《湘西》,比較有系統把一條縱橫延長將達千里的沅水流域和五個支流地方的?人事?、?生產?作個概括性的介紹,并用沅陵和鳳凰作為重點,人事上的好處和壞處,都敘述得比較詳盡些,希望取得?辟謬理惑?的效果。而把外人對于兩地一些荒唐不經的傳說,試為加以較客觀分析。某些方面實由于外來貪污官吏無知商人的造作附會,某些方面又和地方積習分不開。特別是地方政治上顯明不過的弱點,新的負責人,也應當明白有許多責任待盡應盡。優點和弱點都得有個較新的認識,才可能面臨艱巨,一改舊習,共同把地方搞好。
從《湘行散記》到《湘西》,有一條一以貫之的情感主脈,那就是沈從文對湘西生命形式在時代變動中的傾心與凝眸,這使兩部作品在主題意向上顯示出某種共通性,?這兩部作品內容互為表里,結構互為經緯,以湘西的歷史、現實、未來的發展為中心,融會作品對人生的觀察與思考,從湘西的政治、經濟和人的精神狀態的聯系中,去把握湘西下層人民的生命形式。?由于時代的巨大變動和國家遭逢空前浩劫的現實教訓,盡管兩部作品的創作相隔只有四年時間,沈從文的心境卻已大為不同,《湘行散記》在某種程度上的私語性抒情特征已被《湘西》急于?辟謬理惑?的公共話語特征所取代,這不僅造成兩部作品在敘述視角上的差異,而且使兩部作品在風格形態上也表現出不同的特色。
沈從文散文中的湘西世界具有原生態特征,往往給人一種真實的現場感,仿佛讓人臵身于湘西的山水懷抱中,與湘西的鄉野人物共同承受著生之哀樂與靈魂在自然風光中的淘洗,與沈從文小說中的湘西世界相比,更容易使人感受到一種在溫暖中雜糅著憂郁的懷鄉之痛和游子情懷。沈從文的早期散文《市集》就已經初步顯示出這種特色,編者徐志摩特撰一則《志摩的欣賞》附后,由衷地贊嘆說:?這是多美麗多生動的一幅鄉村畫。?不過,沈從文早期散文中的湘西世界雖是對故鄉人物與風情的寫實或素描,但畢竟顯得過于純凈和單一,多少散發出具有草根味的夢幻氣息,還遠遠說不上是對湘西生命世界的深度開掘。即使是《從文自傳》中的湘西世界,給人的感覺仍然是?造夢?的成分多于寫實,湘西世界在整體上給人的印象仍然是模糊的,一定程度上對湘西嚴峻現實的揭示并不能掩飾住作品骨子里的牧歌情調,作品中所包含的人生意蘊還缺乏堅實的現實支撐,這使《從文自傳》與嚴格意義上的自傳存在著內在的裂痕。從根本上說,沈從文是帶著一種?他者?的眼光來創作這部?自傳?的,《從文自傳》中的?我?是作為?他者?的一個替代性符號出現的,因此,《從文自傳》中對于湘西世界的塑造雖然源于沈從文自身的生命體驗,并有著充分的現實依據,卻仍然停留于烏托邦式的詩性想象,著意展示湘西生命形式的莊嚴與幻美,而莊嚴與幻美背后真實的湘西悲劇人生形式則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在沈從文悲憫的微笑影子里,沈從文顯然在湘西嚴峻的現實面前還缺乏敏銳的?問題意識?。
《湘行散記》和《湘西》的意義就在于沈從文對湘西世界的?重塑?與?還原?,以及在?重塑?與?還原?中貼近湘西現實的批判精神和強烈的使命意識。在沈從文的全部創作中,對湘西世界的?重塑?是一種基本的創作選擇,其小說中的湘西世界正是這種?重塑?的產物,但小說中?重塑?出來的湘西世界顯然不能視同為湘西的本真狀態,這也是在一般讀者看來沈從文小說中的湘西世界未免現出過多空幻色彩與牧歌情調的原因。誠然《湘行散記》和《湘西》也是對湘西世界的?重塑?,卻是另一種形式的?重塑?,這次的?重塑?是貼著湘西的原生態形式進行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還原性意義。沈從文在《湘行散記》和《湘西》中對湘西世界的?還原?傳達出一種深沉的民族憂患意識和蒼涼的人生悲劇意識,從中可以發現沈從文的深刻用心所在和一個現代知識者在時代大變動中曲折隱微的心路歷程。
從文本的顯性層面來看,《湘行散記》和《湘西》都呈現出游記的結構形態。沈從文采取以沿沅水溯流而上的時空轉換方式和移步換形的觀察視角作為作品的結構線索,把一條延長千里的沅水及其上游各支流的自然景觀、民風習俗、地理物產、人事變遷、歷史事件、原始遺跡等鮮活地展示在讀者面前,組成一個由湘西風情畫、歷史沿革史和人物譜系圖雜糅為一體的完整的藝術體系,長河沅水是這個藝術體系的中心形象。在沈從文的筆下,沅水是作為一個具有整體感和個性色彩的文學形象而出現的,就此而言,《湘行散記》和《湘西》是關于一條長河的?自傳?,而沈從文不過是一個忠實的代言者或記錄者而已。長河作為作品中的中心形象不僅是寫實性的,同時是象征性的,在沈從文建構的湘西藝術世界中,可以說是一個具有巨大包容性和概括力的精神性?實體?,負載著沈從文豐盈而沉重的文化鄉思與歷史省察。經由這條長河的?自傳?,《湘行散記》和《湘西》呈現出湘西社會真實而嚴峻的生存狀態。作品涉及到湘西社會中方方面面的人物,諸如水手、纖夫、妓女、商人、地方下層官員、兵士、土匪、礦工、農民和鄉村社會中的腐壞人物等,可以說是一個由各色人等組成的湘西人物譜。作品以深沉的悲憫意識反映出長期以來受壓抑的少數民族的孤獨感和悲劇性的生存境遇,彰顯出一種在現代性壓抑下具有獨特形態的生命形式,由此形成作品的深層意義結構。
在延長千里的沅水及其上游各支流上,生活著不計其數的水手、纖夫以及其他從事水上工作的苦力。由于湘西地處偏僻,當時陸路交通非常不便,水路航行成為聯結外部的一種主要交通方式,船只對于湘西地方上的運輸和人們的日常出行都極為重要,河與船往往聯結著湘西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成為沈從文創作中重要的表現對象。沈從文在談及自己的創作時說:?我所寫的故事,卻多數是水邊的故事。故事中我所最滿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為背影,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為我在水邊船上所見到的人物性格。我文字中一點憂郁氣分,便因為被過去十五年前南方的陰雨天氣影響而來,我文字風格,假若還有些值得注意處,那只因為我記得水上人的言語太多了。?在沈從文早年的行伍生涯中,曾常常棲身在船上和水邊,這使他對水手和水上生活異常熟悉,水手和水上生活是其創作中經常出現的題材。由于長年在船上、水邊風餐露宿,過著漂泊無定且兇險無常的生活,這些卑微的水上人物有著不同于常人的獨特生活形態。與小說《柏子》中的同名主人公一樣,沈從文散文中的水手也顯示出生命存在的本真之美,然而散文中對生存嚴酷與艱難情狀的描寫更貼近生活的真實狀態。《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中有一種強烈的歷史意識和對于命運神秘意義的叩問,沈從文在文中描繪了這樣幾個場景:在寒冬臘月里,一只大船擱淺在激流中,一個水手赤裸著全身,毫不遲疑地向水中跳去,馬上就被大水沖走了,岸上的人追著喊著,水中的那一個則回答些遺囑之類,人轉瞬間就不見蹤影了。命運攤派了他們這份職業,他們也就把生命和一條長河緊緊連在了一起,并不怨恨命運的不公,照樣在險濤惡浪里縱情笑罵,任性放歌,在與風浪的搏擊中釋放生命的能量。一個七十七歲的老水手,牙齒已脫,白須滿腮,卻同古羅馬人那么健壯,身手還是那樣敏捷,他不放過任何一次賣力氣的機會,為一百錢的得失與人爭吵不休,?但小船已開出后,老頭子方不再堅持那一分錢,卻趕忙從大石上一躍而下,自動把背后纖板上短繩,縛定了小船的竹纜,躬著腰向前走去了。?這就是湘西水手的生活常態,在四時的嚴酷交替中,他們承受著人生的那份哀樂,簡單而莊嚴地生活著。想起十六年來湘西故土的人事變遷,沈從文不禁發出輕輕的嘆息:?歷史對于他們儼然毫無意義,然而提到他們這點千年不變無可記載的歷史,卻使人引起無言的哀戚。?沈從文以憂郁和悲憫的目光注視著這些水上人物的苦難人生,對他們懷著無法言說的溫愛,?我心中似乎毫無渣滓,透明燭照,對百匯萬物,對拉船人與小小船只,皆那么愛著,十分溫暖的愛著!?在《湘行散記》和《湘西》的人物譜系中,水手是沈從文最為著力展示的人物群體,他們大都有一個簡單、粗野、奔放然而徹底忠實的靈魂,情感形態是完全裸露的,有著與湘西自然山水同樣充滿韌性的質地;他們也許顯得放浪不羈,但在職責的承擔上則不允許馬虎;他們大多有著原始野性般的強力,坦然應對險惡的自然環境和艱苦的工作條件,然而當懷著一顆粗陋的心去吊腳樓里與情人相會時,又顯出不無童稚氣的柔腸與深情;在平常的生活中,他們見不得恃強凌弱的惡行,同情弱小被他們奉為做人應有的美德。在他們的身上表現出湘西鄉下人堅韌頑強的生存意志和融匯自然山水與自然人性于一體的神性氣質,這正是沈從文所傾心與神往的生命形式。
在沈從文的創作中,大凡有水手的地方,總會有吊腳樓里從事特殊職業的女人。水手與妓女畸形的婚戀關系不僅構成沈從文觀察湘西底層社會的一個獨特視角,而且本身構成沈從文湘西藝術世界中的苦難敘事,這使沈從文的創作中呈現出一個充滿雜色,具有江湖氣味的生命世界,從中可以發現沈從文看取湘西生命形式的獨特情感取向和倫理道德態度。由于湘西地方上的極端貧困,手足貼地的鄉下人不管如何勤苦耐勞,總不容易把生活對付下去,這就使女人以身體謀生的傳統方式也在湘西地方上普遍存在。不過,沈從文筆下的妓女卻不是慣常所見的那類風塵女子,她們出賣肉體卻不賣出自己的靈魂,有樸實得近乎簡單的信仰,在她們身上,湘西鄉下人做人處事的美德并沒有被悲慘的命運和卑賤的身份所玷污。因此,在沈從文的小說中,妓女往往是以充分詩化的藝術形象出現的,讀者所看到的往往并不是她們真實的生活情狀,而是從她們的靈魂深處迸發出來的詩意和光華,沈從文從中提煉出獨特的人性之美,與都市的婚戀形態形成鮮明的對照。沈從文的這種創作取向同樣在《湘行散記》和《湘西》中表現出來,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沈從文在小說中彰顯出來的主要是湘西世界的詩性形象,當地妓女的悲慘境遇在很大程度上被虛化為一種堅韌從容的人生態度,這種刻意對湘西世界的遠距離凝視無疑具有一種遮蔽作用。因此,當沈從文重回湘西,把目光轉向當地妓女真實的生活狀態時,他發現的是一幅幅底層婦女遭受摧殘的可怕圖景和令人顫栗的悲哀。在《桃源與沅州》一文中,沈從文對當地妓女的真實生活狀況有幾段近乎總括性的描寫:
還有個名為?后江?的地方,住下無數公私不分的妓女,很認真經營她們的業務。有些人家在一個菜園平房里,有些卻又住在空船上,地方雖臟一點倒富有詩意。這些婦女使用她們的下體,安慰軍政各界,且征服了往還沅水流域的煙販,木商,船主,以及種種過路人,挖空了每個顧客的錢包,維持許多人生活,促進地方的繁榮。……
妓女的數目,占城中人口比例數不小。因此仿佛有各種原因,她們的年齡皆比其他都市更無限制。有些人年在五十以上,還不甘自棄,同孫女輩行來參加這種生活斗爭,每日輪流接待水手同軍營中火夫。也有年紀不過十三四歲,乳臭尚未脫盡,便在那兒接待客人過夜的。……
這些人有病本不算一回事,實在病重了,不能作生活掙飯吃,間或就上街走到西藥房去打針,六零六三零三扎那么幾下,或請走方郎中配副藥,朱砂茯苓亂吃一陣,只要支持得下去,總不會坐下來吃白飯。直到病倒了,毫無希望可言了,就叫毛伙用門板抬到那類住在空船中孤身過日子的老婦人身邊去,盡她咽最后那一口氣,死去時親人呼天搶地哭一陣,罄所有請和尚安魂念經再托人賒購副四合頭棺木,或借?大加一?買副薄薄板片,土里一埋也就完事了。
這些妓女大都生活在狹小骯臟的吊腳樓里和空船上,把出賣肉體當作一種賴以謀生的?職業?,沈從文把她們的屈辱人生和悲劇命運內化為一種異常沉重的蒼涼和悲哀,把當地妓女一部血淚斑斑卻無處傾訴的屈辱史異常冷峻地呈現在讀者面前,這是怎樣的孤獨和悲哀!這使他的作品中始終流著一種凄婉與哀傷的調子。《辰溪的煤》中,礦工向大成的大女兒在十三歲時被當地駐軍的一個排長誘奸,淪為妓女,最后在屈辱中吞吃鴉片而死。更可悲的是,這個礦工因礦難而死,二女兒才十二歲,全家人轉而把謀生的希望寄托在她的身上,再過四年,她也要從事她姐姐那樣的?職業?。掙扎在沅水流域用身體謀生的這些妓女,地獄儼然就是為她們而設的,?永遠用血和淚在同樣情形中打發日子?。然而,這些掙扎在地獄底層的婦女卻對生活懷著深切的愛,她們與水手相依為命,相互從對方身上獲得精神上的慰藉和生存下去的勇氣,他們愛得如此真誠而熱烈,完全袒露出生命中的神性之美,使城市文明人表面上溫情脈脈的愛情相形見拙。《一個多情水手和一個多情婦人》一文中,水手牛保在和吊腳樓女子一夜的歡娛后,又要起錨遠行,那年青婦人露出?鬢發散亂的頭顱,向河下人銳聲叫將起來:‘牛保,牛保,我同你說的話,你記著嗎?’?牛保知道?婦人起身到窗邊時,是還不穿衣服的?,怕她冷著,就大聲叫著要她快上床去,那婦人賭氣說:?我等你十天,你有良心,你就來——?牛保在得到沈從文的四個蘋果后,不怕耽誤開船的時間,又跑回吊腳樓里,一股腦兒全送給那年青婦人。酷寒的天氣,近乎粗俗的鄉野語言,吊腳樓女子赤裸的身體,在眾目睽睽下的依依惜別,這一切既有原生態的生活氣息,又經過了作者精心的藝術過濾,全然沒有肉欲的感覺和骯臟交易的丑惡。美麗的妓女夭夭被一個年過五旬的老煙鬼霸占,只要誰有錢財和煙土就讓床讓位,但夭夭那顆年輕的心卻無從拘束,她?把一雙放光的眼睛盡瞅著我?,使作者?幾乎本能的就感到了這個小婦人是正在愛著我的?,然而,夭夭的幻想只能在她敏感多情的心上馳騁,卻不可能落到生活的實處,她對于愛的渴望終究是空幻的。沈從文把水手和妓女之間那點可憐的?露水恩情?和他們對于愛情的渴望升華為一種發光的生命形式,從這些底層人物身上挖掘出自然人性之美和誠實道德之善,寄托著沈從文試圖用湘西原始魂魄重塑民族品德,用湘西生命形式強化民族生命活力的良苦用心。
在《湘行散記》和《湘西》所展開的藝術世界中,土匪和游俠因其元氣淋漓和具有濃烈江湖氣味的生命形態,成為湘西人物譜系中最為特殊的一群。長期以來,在局外人眼里,?湘西是個苗區,同時又是個匪區。婦人多會放蠱,男子特別喜歡殺人。?湘西的詩性形象被外界扭曲為?匪區?,這是沈從文長久的心頭之痛。當時就有人公開在報刊上發表文章,指責湘西?匪就是民,民就是匪,民與匪沒有區別。?這篇帶有地區和民族歧視的文章使沈從文深受刺激,他創作《湘西》系列散文在一定程度上出于為湘西?解蔽?和?去魅?的心理動因。對湘西留給外界的?匪區?形象,沈從文多有辯護,也在《湘西》中作過比較客觀的分析:
因兵役法的缺憾,和執行兵役法的中間層保甲制度人選不完善,逃避兵役的也多,這些壯丁拋下他的耕牛,向山中走,就去當匪。匪多的原因,外來官吏苛索實為主因。鄉下人照例都愿意好好活下去,官吏的老式方法居多是不讓他們那么好好活下去。鄉下人照例一入兵營就成為一個好戰士,可是辦兵役的卻覺得如果人人都樂于應兵役,就毫無利益可圖。土匪多時,當局另外派大部隊伍來?維持治安?,守在幾個城區,別的不再過問。
由兵役法的缺憾和外來官吏的苛索所造成的?湘西多匪?現象,在沈從文的創作中多有表現。沈從文創作獨特性的一個重要側面,就在于他看取湘西問題時的獨特眼光,沈從文對土匪和游俠者詩性形象的塑造關聯著他對湘西問題的獨特理解。他不是以局外人的眼光,甚至也不是以湘西本土人的眼光,而是用近于一個游俠者本身的眼光來傳達出一種犀利而又充滿痛楚的文化選擇,一種滿含溫情實則絕望到虛無的大悲情和大哀痛。作為敘述者的沈從文實際上是土匪和游俠者的另一個?化身?,是與土匪和游俠者化為一體的另一個詩性形象。沈從文同時作為一個代言者在作品中出現,他的立場不僅僅是他個人的,而且代表一個群體從湘西泥土中發出來的聲音,因此,土匪與游俠者作為湘西?草根?民性的集中體現,在沈從文的筆下盡管多以另類者的形象出現,但卻迥異于人們通常對土匪和游俠者的想象和社會定位。《沅陵的人》中那個土匪團長平時干些打家劫舍的勾當,卻也知書達理,而且長得?實在英俊標致?,全然沒有人們印象中那種青面獠牙的匪氣。他愛慕?合掌洲?的周家夭妹,強搶她和自己成親,卻極講究禮儀,沒有委屈夭妹,把一場婚事辦得熱鬧風光,而且派人送信給夭妹的父母,尊稱岳父岳母,?報告夭妹安好,不用掛念。信還是用紅帖子寫的,詞句華而典,師爺的手筆。還同時送來一批禮物!?這個土匪團長的故事在沈從文的創作中曾以不同的形式多次出現。沈從文著力表現的是一種雄強有力的人生形式,土匪在他的筆下并非天生的惡人,從中也許可以發現沈從文較之常人對湘西問題更深一層的理解。《鳳凰》中的俠客田三怒威震一方,號稱?龍頭大哥?,一面行俠仗義,一面又濫殺無辜,一生?結怨甚多,積德亦多?,在遲暮之年,仍然保持著一代俠客的英雄本色,最后死得慘烈而悲涼。《虎雛再遇記》中的虎雛也多次出現在沈從文的創作中,他身上的游俠者氣質似乎屬于另一類型,骨子里更多一份軍人剛性的鈣質,對敵出手時毫不含糊。作者曾想把虎雛調教成一個有教養的讀書人,甚或幻想他在將來成個偉人,但這頭小豹子卻從小性情暴烈,?只宜于深山大澤方能發展他的生命?,到他十八歲時,已親手放翻六個敵人,?雖一再犯罪卻不應受何種懲罰?,在沈從文的眼里,虎雛是?好一個漂亮戰士!?他超越通常的善惡是非標準,在虎雛的身上發掘出一種燃燒著湘西民族激情的強健自然精神。
就法律角度而言,?土匪?被定義為專事搶劫的暴力團伙成員。在農耕時代,俠匪們往往出身于農民,走投無路的農民通過落草為匪可以獲得生存上的庇護,因此,盡管政府與上層階級視俠匪為罪犯,并加以強力征剿,但在廣大的民間,對俠匪的態度就復雜得多。在特殊的時期和某種特定的情境下,民眾會對俠匪抱同情的態度,甚至把他們作為英雄來崇拜,?在民眾的眼中,他們是勇士,是復仇者,是獻身正義的無畏斗士,甚至是自由的領路人,他們因此而得到景仰和幫助。?在民間的想象中,俠匪反抗強權與暴政的行為往往被放大,乃至被塑造為除暴安良的化身。反映在文學創作中,俠匪的形象固然異常斑駁,但也大體上和民間對于俠匪的想象同源而合流。嘯聚成群的俠匪并不是必然作為廣大民眾的冤家對頭出現的,這在文學作品中是一個顯而易見的現象。沈從文?匪?與?俠?的觀念顯然是完全民間化的,在他涉及到俠匪題材的作品中,他似乎從未作為一個局外人對俠匪進行斥責和咒罵,倒是可以發現沈從文對俠匪有一種隱秘的崇拜情結,這使他筆下的俠匪往往站在人性和神性之間,代表一種雄強有力且不乏道德圓滿性的生命形式。對沈從文來說,從《湘行散記》到《湘西》意味著從?一個人的旅行?到?一個民族的旅行?,從沈從文一個人孤獨的旅途中折射出一個邊地民族在向現代轉型過程中蛻變新生的復雜心路歷程。在沈從文著力展開的湘西人物譜系中,在水手、妓女、土匪與游俠等?非常態性?人物之外,還擁有一個更為開闊的藝術視野和觀察視角,沈從文把一條延長千里的長河和湘西地方民族的人事變遷與歷史命運融匯為一片在現代性沖擊下真實而嚴峻的生命圖景。《湘行散記》是沈從文?一個人的旅行?,從開篇的《一個帶水獺皮帽子的朋友》到末篇《滕回生堂的今昔》,沈從文一個人在旅途上的心境是荒涼而寂寞的,他在一條長河上行走的身影,近似于一個歷史沉思者在漫長孤旅中漂泊的形象。沈從文返歸故鄉的路途布滿現代性設臵的重重障礙,他懷著深切的憂思清理沉積在湘西歷史皺褶里厚重而蕪雜的人生內容,反思湘西民族在不可抗拒的現代化浪潮中所遭遇的巨大精神困境,?這個民族,在這一堆長長的日子里,為內戰,毒物,饑饉,水災,如何向墮落與滅亡的大路走去。一切人生活習慣,又如何在巨大壓力下失去了它原來的純樸型范,形成一種難于設想的模式!?沈從文重返湘西故鄉所目睹的這種嚴峻墮落趨勢和生命形式令人沉痛的萎縮,激起他對湘西未來民族命運較之此前更深一層的思考。沈從文行走的步履和思考卻是猶疑和艱難的,在一種近似于夢一般的恍惚狀態中呈現出湘西生命形式的真實狀態,這使《湘行散記》在總體上呈現出憂郁、沉重與蒼涼的底色,在文字的后面浸潤著湘西民族長期以來被壓抑和邊緣化的孤獨感和悲劇感,同時可以發現沈從文重造民族生命的理想和愿望。
相對而言,《湘西》更近于?一個民族的旅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湘西地方志的性質,是對湘西民族性格和湘西地方文化的真實紀錄與詩性提煉,呈現出湘西民族的總體詩性形象和生命形式。在《湘行散記》中,?我?不僅僅是航行在長河上的一個旅行者,代表一個主體性的觀察視角,在?我?的身上固然去不掉沈從文本人的身份印記,但更重要的是?我?作為一個獨立的文學形象而存在。?我?作為?一個人的旅行?并不僅僅是沈從文一個人的旅行,而是指向更為寬泛的存在個體,沈從文把?一個人的旅行?在一條長河上展開,在彰顯自己作為一個湘西人的身世感之外,顯然還有著更深一層的寄托。在《湘西》中,?我?的退場形成一種客觀化的敘述視角,取而代之的是湘西民族的總體形象,從首篇《常德的船》到末篇《苗民問題》,沈從文沒有簡單地停留于對湘西問題?辟謬理惑?的辯解,而是在一種初步展開的現代性視野下,以自己完整而純粹的鄉土經驗,詩性地呈現出?一個民族的旅行?。這種由現代性與鄉土經驗交匯而形成的雙重視角,使《湘西》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一部充滿矛盾的作品。沈從文這種游移于現代性與鄉土經驗之間的文化選擇,使《湘西》的寫作目的與實際效果之間顯然無法達成有機的協調,由此造成《湘西》內部的文本裂痕。湘西民族在一條古老長河上的旅行,是朝向現代性的?橋頭堡?,還是返回到原本充滿詩性而且完整而純粹的鄉土經驗中去,沈從文由此陷入到更深的矛盾和困惑之中。
《湘行散記》和《湘西》作為沈從文兩次重返故鄉的產物,關聯著沈從文對于湘西的全部個人經驗,并經由這種個人經驗的放大與改寫,在懷鄉與追憶中,用一種極其個性化的方式把湘西的詩性形象凸顯出來,成為?鄉土中國?的一個微型縮影。因此,沈從文筆下的湘西形象既是其個人的,同時也是中國的,是其個人記憶在現代性背景下對?鄉土中國?的詩性重構,對跋涉在現代性泥淖中的中國鄉村來說,也許具有整體象征意義。
小時候上圖畫課,我總喜歡拿著毛筆點了色蘸著水,在畫本上一層層地涂畫,任由色彩浸潤暈開。那時不懂什么原理,只想著一會兒海水就會由藍變綠,樹會由近及遠,天空漸漸開闊,炊煙順著風的方向裊裊升起,驚起的林間小鳥越飛越遠…… 這樣涂畫著,本子很快濕漉漉起來,晾干,交上去,老師判下的分數卻是高分。便由衷地對水彩畫有了好感。
看書,有描繪景色的片段,腦子里往往不由自主地將其想像成一幅幅水彩畫:暗的、亮的、淺的、深的、黑的、白的、綠的、紅的……勾勒出背景,加進活動的人,和作者刻意構思的事,畫面便活了。文字生成了畫面,想像又把畫面連動成了電影,于腦海中不停地放映……喜歡上這種文字的“水彩畫”,任由自己喜好地安排剪輯、放大縮小、感動憤怒……
這可能是一種閱讀的毛病,常常是主觀地把外在的文字隸屬成自己內心世界的一部分,由己量文,再感同身受。這兩天讀沈從文的《湘行散記》,再次致命地執迷于自己的閱讀習慣。
應該說,《湘行散記》的“寫意”讓我不忍卒“讀”。意由景起,情由意生。
“一列青黛嶄削的石壁,夾江高矗,被夕陽烘炙成為一個五彩屏障。”“四點左右,黃昏已逐漸腐蝕了山巒與樹石輪廓,占領了屋角隅。”“船停了,真靜。一切聲音皆為大雪以前的寒氣凝結了,只有船底的水聲,輕輕的輕輕的流過去,——使人感覺到它的聲音,幾乎不是耳朵卻只是想象。”……沈從文筆下的巖壁、石窟、碼頭、河道、漁網、船櫓、白帆、落日、云影、暮色、薄冰……都微微敷了一層閑淡的色彩,悠悠地在宣紙上渲染、行走,畫面澄明、清澈、純稚、簡潔,到處罩著一層冬日里爐火邊的暖意,就連當地水手的粗野對話,也顯得極具溫情和愜意:“牯子大哥,你怎么的,天氣冷得很,大清早還趕來送我!”他鉆進艙里笑著輕輕地向我說:“牯子老弟,我們看好了的那幅畫,我不想買了。我昨晚看過更好的一本冊頁!”“什么人畫的?”“當然是仇十洲。我怕仇十洲那雜種也畫不出。牯子老弟,好得很……”話不說完他就大笑起來。我明白他話中所指了。“你又迷路了嗎?你不是說自己年已老嗎?”“到了桃源還不迷路嗎?自己雖老別人可年青……”
三十年代辰河的水手,長年與湍急的灘頭激流為伴,在浪聲哮吼中求活。惟一的樂趣便是小船泊到泥灘后,不再蜷伏在潮濕冰冷的船里,而是燒段爛纜繩,照著路,從跳板一端搖搖蕩蕩地上岸,直向河街頭走去,到吊腳樓暖被窩吃“葷煙”:河面靜靜的,木筏上火光小了,船上的燈光也很少了,另外一處吊腳樓上,又有了婦人唱小曲的聲音,燈光搖搖不定,且有猜拳的聲音……這是沈從文筆下的水彩畫。第二天天光還不很亮,許多在吊腳樓寄宿的人,從婦人熱被里脫身,皆在河灘大石間踉蹌走著,回歸船上。婦人們恩情所結,也多和衣靠著窗邊,與河下人遙遙傳述那種種“后會有期各自珍重”的話語。
過眼云煙的情和欲,支撐著搖曳的小舟于汪洋不被吞沒。沈從文在《一個多情水手與一個多情婦人》中曾想給一個水手幾角錢,讓他遂吃“葷煙”的愿。也曾在一戶人家屋里烤火時碰到一雙放光的眼睛,“我幾乎本能地感到這個小婦人是正在對我懷著一點癡想頭的。不用驚奇,我們若稍懂人情,就會明白一張為都市所折磨而成的白臉,同一件稱身軟料細毛衣服,在一個小家碧玉心中所能引起的一種如何幻想。”
屋里是熊熊的柴火,主人沉默了,眾人也沉默了。沉默中,沈從文體會到了一點“人生”的苦味。“我不能給那個小婦人什么,也再不做給那不手一點點錢的打算了。我覺得他們的欲望同悲哀都十分神圣,我不配用錢或別的方法滲進他們命運里去,擾亂他們生活上那一份應有的哀樂。”
寫《湘行散記》時是1936年,沈從文34歲,記錄他重歸故里的所見所聞所感。那時,他與張兆和結婚三年,已出版了《神巫之愛》、《虎雛》、《月下小景》、《阿黑小史》等多部小說集,《記胡也頻》、《記丁玲》、《從文自傳》等傳記文學。是沈的家庭事業生活穩定期。他用溫和的目光感受著辰河的水和山頭的陽光。山頭那一抹淡淡的午后陽光感動著他,水底各色圓如棋子的石頭也感動著他。“我心中似乎毫無渣滓,透明燭照,對萬匯百物,對拉船人與小小船只,一切都那么愛著,十分溫暖地愛著!”愛著故鄉的草草木木光景聲色,沈從文筆端自然而然地流淌出了淡淡的水彩畫,映照著故鄉的山水,也映照著自三十年代以來不斷湘西行的足跡。
《湘行散記》與沈從文另一部著名中篇小說《邊城》有著一脈相承之勢,都屬湘西風土人情題材。《邊城》的創作早其兩年,同樣的平和、溫情、明亮。翠翠成了美與純樸的象征。漢學家馬悅然翻譯《邊城》到西方時沈從文已去世,失去了諾貝爾文學獎的參評資格。
與1937年以后的戰亂流亡生活及解放后長時間不公平待遇相比,1936年前是沈從文最富有生命力的時期(盡管后來創作了《長河》)。“二十歲以前生活在沅水邊的土地上;二十歲以后生活在對這片土地的印象里”,有了這份故土的養育和滋潤,“我認識他們的哀樂,這一切我也有份。看他們在那里把每個日子打發下去,也是眼淚也是笑,離我雖那么遠,同時又與我那么近。我如今只用想像去領味這些人生活的表面姿態,卻用過去的一分經驗,接觸著了這種人的靈魂。”沈從文,畢竟還是有了安慰。
? 昨晚,翻出了在鳳凰購得的《湘行散記》,自去年五月買回后,未嘗翻讀過。
扉頁上蓋了沈從文故居購書留念章,還有沈老頭像。
畢業論文寫的是對沈從文譯文的分析,所以08年的冬日,父親帶我在王府井書店仔細比較,買了書,給我講沈從文的行文特點,也是自那時起,對沈從文的文字有了更全面的認識,不再偏頗。
《湘行散記》的首文,是用鄉間土語描寫家鄉風物的,這不同于多年后我見到的鳳凰。同樣是熙攘吵鬧,而前者真實,后者浮于形式,過客居多。沈從文筆下的靈秀鳳凰,早已去了豐姿,莫論涅磐。
那日清晨,薄霧籠于江面,細雨纏綿,船人推舟入江,我看到的是安靜的初醒的鳳凰。而如今,沱江依舊,那處于最美好年紀的女子去了何處?
語言是一個作家最重要的臉譜和指紋,而結構方式的優劣又是衡定一個作家藝術才能高下的主要尺度。《湘行散記》《湘西》是沈從文藝術生涯鼎盛期的作品,在上述兩方面都已是駕馭隨心,自然天成,形成獨有的風情風味、風格風華。
一
《湘行散記》《湘西》分別出版于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八年。沈從文已歷經十余年坐修,筆墨功夫已呈化境。依景屬詞,隨事而文,明心披性,辯理認知,心所欲則筆所至,幾乎無不“恰當”。
首先,語言質地簡潔而澄明。記人敘事,勾勒山水,或坦露心跡,均簡潔明快,一語中的,絕不拖沓。拒矯情,遠做作,顯本色。尤其是《湘西》中九篇作品,幾乎無一筆空疏,每字每句都貼地而生。為了以最少篇幅包容最宏富的內容,他捋去堆砌,撣掉浮華,斬去了冗言綴詞,剪落了稠枝密葉,疏疏落落,透明透亮,樸素而且簡約,老實而又忠實。傳了情,達了意,收鋒入鞘,戛然而止。
散文與小說不同,尤其是鄉情散文,山水人事皆為實在,皆與作者生命相連,魂魄相依。沈從文闊別湘西十六年,故鄉的一切自然在記憶中被不斷地翻炒熔煉。十六年后,在透骨的相思里翻越煙雨關山再度重逢,“一個生命,兩個天地,十六載似水年華,腳一踏上鄉土,心中多少感慨!”①體察之細膩,用情之深切,無以復加。一顆心澄澈如沅水,“毫無渣滓,透明燭照”,自由舒放,隨山嵐而升舉,因谿壑而下沉。吐為文字,自然清靈如水晶,明心見性,秀逸溫人。加之沈從文秉性醇厚,心根之正,能始終正視國族苦難、民生多艱,能關注廣大遮蔽下的種種生命在歡喜和憂愁,而絕無對世外桃源、逍遙生活的心迷和景慕。發為言自然是莊嚴、深切而本色。無凌空虛蹈之弊,妄言放誕之疾。筆墨縱橫均出自心源,出自人的至性常情,所以,磊磊落落,澄澄明明。
其次,運筆走勢輕捷而靈動。沈從文曾苦練過書法,深研過傳統繪畫,深知運筆走勢的精妙所在,也深知真正的大師是在細微毫芒處見功夫。所以轉為文字描寫,“他能不著痕跡,輕輕的幾筆就把一個景色的神髓,或者是人類微妙的感情脈絡勾畫出來。他在這一方面的功夫,直追中國的大詩人和大畫家。現代文學作家中,沒有一個人及得上他”②。敘事寫人,在鮮活處落筆;畫景傳情,以光色降人。忌呆板,忌鈍重,不鋪張,不深掘。用詞走筆,一如風推水波,輕靈跳蕩,轉折無痕。《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開篇寫道:
我仿佛被一個極熟的人喊了又喊,人清醒后那個聲音還在耳朵邊。原來我的小船已開行了許久,這時節正在一個長潭中順風滑行,河水從船舷輕輕擦過,把我弄醒了。
只五句,不僅將時間的綿延,場景的轉換,夢境與現實,感覺和意緒,恍惚之態與清醒之狀,以及對未來新途的一點淡淡憧憬悠然寫出,而且,也鳥跡無痕地由上篇渡入本文,開啟了新的篇章。
沈從文極善于將語言調理成進行時態,即使是靜態場景,也寫得玲瓏多姿,活色生香:
遇晴明天氣,白日西落,天上薄云由銀紅轉成灰紫。停泊崖下的小漁船,燒濕柴煮飯,炊煙受濕,平貼水面,如平攤一塊白幕。綠頭水鳧三只五只,排陣掠水飛去,消失在微茫煙波里。一切光景靜美而略帶憂郁。隨意切割一段勾勒紙上,就可成一絕好宋人畫本。(《瀘溪·浦市·箱子巖》)
這“靜美而略帶憂郁”的“宋人畫本”,是在一連串動詞的排演中完成的,“白日”“薄云”“漁船”“炊煙”“水鳧”——這些自然天象人事作為,在一個個“恰當”動詞組接中如此完美地趨合在一幅畫面里,仿佛有意又仿佛無意,似乎相離又似乎相依。一切都靈逸飛動,自在自為。洗鉛華,出意境,真純現,天趣來。曾深受沈從文影響的賈平凹說過:“語言中多用動詞,用常人不用的動詞,語言就有了場面感,有了容量和信息,有一種質的感覺。”③上引文字正是如此。
第三,用語典雅與土俗并存,富麗與樸素同在。沈從文曾在寫給青年作家的一封信中說道:“兼敘人事的散文??容許你在景物印象、語言對比、觀念詮釋、人事發展上作各種不太謹嚴的拼和,涂金繪彩至于奢侈,素樸無華近于貧儉,粗俗中增飾嫵媚,莊素中注入了點點幽默。”④這是沈從文給青年作家的指點,也是他自身語言表達的寫照。
在遣詞造句方面,沈從文是受古典文學影響最深的現代作家。他把古典詞匯中典雅、高貴、精致、飛揚的一面,經過心靈的篩選和內化、編織和組裝,裁制成現代散文的金縷玉衣,既古色古香又華嚴端莊。不僅使一些在白話巨浪中奄奄待斃的古典詞匯和句式,再度青蔥郁發,熠熠生輝,而且,這文辭的“仿古”與湘西的蒼老又是如此的相得益彰,歷史感與滄桑感倏然而生。
由源陵南岸看北岸山城,房屋接瓦連椽,較高處露出雉堞,沿山圍繞;叢樹點綴其間,風光入眼,實不俗氣。由北岸向南望,則河邊小山間,竹園、樹木、廟宇、高塔、民居,仿佛各個位置在最適當處。山后較遠處群峰羅列,如屏如障,煙云變幻,顏色積翠堆藍。早晚相對,令人想象其中必有帝子天神,駕螭乘盩,馳驟其間。繞城長河,每年三四月春水發后,洪江油船顏色鮮明,在搖櫓歌呼中連翩下駛。長方形大木筏,數十精壯漢子,各據筏上一角,舉橈激水,乘流而下。就中最令人感動處,是小船半渡,游目四矚,儼然四圍是山,山外重山,一切如畫。水深流速,弄船女子,腰腿勁健,膽大心平,危立船頭,視若無事??(《沅陵的人》)
用詞走筆顯然有駢麗之痕、詩賦之跡,但已濾清了古奧和艱澀,留下了富麗和典雅。這種以現代語匯為磚石、以古典句式為框架的“沈氏筆法”,既嚴謹、整飭、內斂,又暢達、流麗、放脫。造句中,舍去一切虛字浮詞,只保留肌肉和筋骨,所以峭拔警邁、簡練柔韌。一個個短小精悍的句段,攜著景的壯麗、人的“歌呼”,在鏗鏘節奏中一如這“洪江油船”、“顏色鮮明”、“連翩下駛”。既古韻悠揚又新姿勃發。可誦可吟,可品可鑒,風騷獨在。
然而,如果是以人物對話為主體的生活實錄,則一改優雅和唯美,粗言俗語往往逼面而來。《湘行散記》多著意于凡人瑣事,流連于俗世間真樸的溫馨。文中多次記述水手互相間的辱罵,粗語臟字脫口而出。但沈從文不改動,不修正,照本鋪陳。因為“他們并不是吵架,不過在那里‘說話’罷了。這些人說話照例永遠得使用個粗野字眼兒,也正同我們使用標點符號一樣,倘若忘了加上去,意思也就很容易不清楚了,這樣粗野字眼兒的使用,即在父子兄弟間也少不了”⑤。作品要展露的正是這種生命的本相,展露他們為人的簡單而簡明。愛恨張于外,不掩藏,不偽飾,心口如一。一切優雅文字都將“隔斷”這份真實與真純,世俗和樸素。
第四,節奏舒緩從容,張弛適度。讀慣了當下作家的散文,再讀沈從文,在語言節奏上顯然不適應——它總是與我們的習慣和思維“慢”半拍。作者似乎有意要讓我們緩下腳步,定定心,入入神,最好是“停車坐愛楓林晚”。如果像閱讀當下小報副刊上的“快餐”小品那樣一目十行,是難以走進沈從文散文世界的。我們必須合著他舒緩從容的語言節奏,適應他遣詞造句的優雅古風,方能對其描述的一切深究細賞。
這感覺上的舒緩從容,當然首先是因為沈從文言詞上的“仿古”放緩了語言的流速,讀者必須細嚼慢咽,才能品出滋味。而不是如當下散文語言的純白和口語化,可大塊鯨吞,到嘴到肚。其次,《湘行散記》《湘西》均是散文中的“大制作”,須從容地鋪敘,緩緩地勾描,猶如萬米長跑,當以穩健見長。而我們看慣的小品多是一題一世界,一篇一情懷,如百米沖刺,轉瞬即完。再就是沈從文對表達對象的把握程度遠在一般作家之上,入骨的鄉愁和巨大的生命悲情往往是深斂而緩發,每字每句均從心底流出,深摯而綿長。“將整個的民族,數千年的歷史,濃縮為心靈的哀歡”⑥化為文字,一如那無底的長河水,悠悠而來,緩緩東去。
然而,沈從文的散文語速也并非總是這樣“緩”,也常有揚帆飛渡的時候。當他目睹湘西在歷史巨變中百業凋零、民生維艱的落寞景況時,總生發無限感慨。但他不譴責,不控訴,不批判,而是拉直了百結愁腸,把一腔憐憫和無奈,失望和憂郁,化為大段抒情獨白,一泄而出。清詞麗名如點點風帆,“不著一點氣力,‘輕舟已過萬重山’”⑦。
在結構藝術上,沈從文常用的方式有下列五個方面:
一是點與線鏈接。《湘行散記》以還鄉歷程為“線”,以小船停泊處為“點”,點線相連,徐徐展開一幅幅湘西風情畫。“線”延展的是長度與寬度,“點”開掘的是深度與力度。作品以“我”的還鄉路線為中軸,“我”從常德乘車臨桃源買舟上行,經沅陵,過辰州,穿越無數急流長灘,目睹大小數十碼頭,最終抵達出生地鳳凰。一路寫來雖然是生活實景的再現,但從藝術處理看,更是一種刻意的選擇和框定,把湘西這樣一個遼闊、紛紜、瑣碎、千頭萬緒的社會,規約在特定的時空連線中,以“我”為視點,或描或敘,或議或嘆。隨著一個個小船停泊地漸次出現——桃源、鴨窠圍、楊家咀、箱子巖、辰溪、瀘溪、辰州??這“點”與“點”的累積乘加、互通互融,終于綴珠成鏈,片羽成翼,疊閣成樓。于是,湘西的山河歲月,人倫物態,風情流轉,如錦屏彩幛,纖毫畢現地呈在每個讀者視野中。
而《湘西》則以地理方位的遷移——由邊緣向縱深轉換為敘述線,將常德、沅陵、辰州直至湘西腹地鳳凰連成一體。前后次序雖與《湘行散記》相同,但幅員要遼闊得多,遠遠越出了沅水兩岸。每個“點”的切入視角又以張顯地方特色為重點:從常德的“船”,沅陵的“人”,白河流域的“碼頭”,瀘溪、辰溪、浦市、箱子巖的風俗遺存,到辰溪的“煤”,沅水上游的民情物產,以及關于鳳凰苗人“放蠱”“趕尸”“落洞”等神秘傳聞??一一寫來,全方位多層次地介紹了湘西近二十縣的歷史沿革和現實狀況。意在告訴“生于斯,長于斯,將來與這地方榮枯永遠不可分的同鄉”,“故鄉山川風物如此美好,一般人民如此勤儉耐勞,并富于熱忱與藝術愛美心,地下所蘊聚又如此豐富,實寄無限希望于未來”⑧。
二是實與虛互動。在《湘行散記》《湘西》中,有大量“假定”的場景與故事。如《鴨窠圍的夜》近半篇幅是寫“我”想象中的人事哀樂:“我把我的想象,追隨了一個唱曲時清中夾沙的婦女到她的身邊去了。于是仿佛看到了一個床鋪,下面是草薦,上面攤了一床用帆布或別的舊貨做成臟而又硬的棉被,擱在床正中被單上面的是一個長方木托盤,盤中有一把小茶盞,一個小煙匣,一支煙槍,一塊小石頭,一盞燈。盤邊躺著一個人燒煙,唱曲子的婦女,或是袖了手捏著自己的膀子站在吃煙者的面前,或是靠在男子對面的床頭,為客人燒煙。??”“我到船頭上去眺望了一陣,河面靜靜的,木筏上火光小了,船上的燈光已很少了,遠近一切只能借著水面微光看出個大略情形。另外一處的吊腳樓上,又有了婦人唱小曲的聲音,燈光搖搖不定,且有猜拳聲音,我估計那些燈光同聲音所在處,不是木筏上的簰頭在取樂,就是水手們小商人在喝酒。婦人手指上說不定還戴了水手特別為從常德府捎帶來的鍍金戒指,一面唱曲一面把那只手理著鬢角,多動人的一幅圖畫!”(《鴨窠圍的夜》)這里所引并不是正在發生的故事。人物、言語、動作、表情,“燈光搖搖”下的種種設施,均是作者依據過去經驗所進行的虛擬和想象。而現實的場景是,時當深夜,遠處的山,近處的水,身邊的船,沿岸一排排吊腳樓,都深隱在黑暗中。而且,小船又限定了作家的活動空間,成為觀察的死角,水與岸遙遙相望,沒有實際上的空間轉換。然而,沈從文的天才之舉正在于能將無可寫處寫得絢麗奇目,在沒有轉身之地,拓出一片藍天。他把留存在記憶中的種種影像不著痕跡地切換到現實場景里,過去與當下同在,想象與實景融合。亦幻亦真,亦虛亦實。或以實帶虛,或避實就虛;實是虛的支撐,虛是實的升華。就在這虛與實的互補互動中,我們感到時間不斷地涌前退后,感到歷史與現實在倏忽間的重疊與分解。從而不自覺地引發對歷史、生命等終極命題的思索。
二
在《湘西》系列散文里,沈從文時常虛擬一個“陌生人”對湘西作種種誤解或曲解:
一個北方人,一個長江下游人,一個廣東人(假定他是讀書的),從不到過湖南,如今擬由長沙,經湘西,過貴州,入云南,人到長沙前后,自然從一般記載和傳說,對湘西有如下幾種片斷印象或想象:
一、湘西是一個苗區,同時又是一個匪區。婦人多會放蠱,男子特別歡喜殺人。、公路極壞,地極險,人極蠻。??
三、??經過辰州,那地方出辰州符,出辰砂。且有人會“趕尸”。??
四、地方文化水準極低,土地極貧瘠,人民蠻悍而又十分愚蠢。(《湘西·引子》)
這里為種種域外傳聞或荒唐想象設定了一個“替身”和“傀儡”,由此作為“立論”的憑依。隨著九篇作品的逐一出現,猶如九扇一一推開的門窗,從不同方位,不同視角,不同層面,將這些“誤解和曲解”一一破解,并在破解中展現出湘西的實況。這種以虛引實,以實擊虛的招數收到了事半功倍、一箭雙雕之效果——破了誤解,立了正解。
三是遠與近結合。在《湘行散記》《湘西》里,“十六年前”“十六年后”、“百年前”“百年后”、“過去”“如今”等表達時間遠近的詞語出現頻率很高。作品正是以時間的不斷錯位與轉換,在散文這一彈丸之地演繹出宏闊而又深邃的生活內容。敘事抒情小品,歷來被看作是小制作:尺幅山水,一剪風物,點滴情懷。而沈從文恰恰用時間的分割與組接,將遠去的風景、近處的百態,溶凝到三五頁紙面,既表現出大時代風云流變,又包容了復雜的人生哀樂。時間遺留在湘西的履履屐痕,民族在失血衰萎中的處處傷疤,如刻如鏤,觸目驚心。對我們這些蕓蕓眾生來說,時間無處不在卻又處處難尋,遠去的歲月總是不斷被近處的瑣碎所填充,時間這面篩子是如何無情地過濾掉金子或沙粒,我們似乎并不關注。當沈從文站在小船甲板上向回望,時間的印痕竟是如此清晰地由遠而近一縷縷逶迤而來,使我們在驚悚中頓感到時光的巨大魔力,它是那么殘酷地改變著一切,留下了片片廢墟!
在空間構圖上,沈從文更是深得中國山水畫的神髓,將遠處的山痕,近處的懸崖,身旁的清流長灘,以及飛鳥花樹,茅屋炊煙,時常恰到好處地整合在同一個畫面里。看似隨意點染實則深藏功力。即便是眼前的人事物態,落筆勾描也同樣是遠近高低層次明晰井然有序。《一個多情水手與一個多情婦人》中寫水手牛保與妓女的“露水恩情”,離別時雙方充滿纏綿與期待。當牛保從河岸長灘搖搖擺擺向停船處走來時,懸崖高處吊腳樓上妓女的殷切呼叫,山腳長灘處牛保的遙遙回應,“我”身旁其他水手帶著幾分嫉妒幾分不平的咒罵,這些從不同方位傳來的聲息,將一個開放的、流動的敘述空間霎時架構起來,山、水、人、事,人物的顏容笑貌,甚至隱含在背后的情節,都在這遠近格局里聚合碰撞,并在碰撞中綻放出人性的光焰。
四是動與靜相融。沈從文的心靈本質上是善于觀察的心靈,也是善于沉思的心靈。《湘行散記》《湘西》便是這觀察和沉思的結晶。對一個普通的旅行者來說,山長水遠、驛路遙遙往往是沉悶而寂寞的。然而,沈從文的《湘行散記》卻將千里辰河的艱難旅程,演繹成一串生意盎然的“動感地帶”,以其入微的觀察和精細的捕捉,以“強盜一樣好大膽的手筆”“把死的,靜的,變成活的,動的,立體的”⑨。一路寫來,山形水勢,地貌人情;從容的飛鳥,迎人的翠竹;漸行漸遠的街市碼頭,日出日落的云影霞光;遠去的帆,近前的人??無不是一派活潑潑的生命場景。即便是“我”容身其間的一葉扁舟,以及舟上的老少水手,也是人事叢結,故事連綿,或驚心動魄,或笑謔生趣。
然而,與種種動態場景緊密相連的,還有作者心靈世界對諸多見聞的回應和反芻。由“自我”沉思生發而來的一個一個“靜”場:
我坐到后艙口日光下,向著河流清算我對于這條河水這個地方的一切舊賬。原來我離開這地方已十六年。十六年的日子實在過得太快了一點。想起從這堆日子中所有人事的變遷,我輕輕的嘆息了好些次。??
望著湯湯的流水,我心中好像忽然徹悟了一點人生,同時又好像從這條河上,新得到了一點智慧。的的確確,這河水過去給我的是“知識”,如今給我的是“智慧”。??
看到日夜不斷千古長流的河水里石頭和沙子,以及水面腐爛的草木,破碎的船板,使我觸著了一個使人感覺惆悵的名詞,我想起“歷史”。??(《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八》)
這些在記敘和描寫中延宕開來的文字,莊重慈和,綿軟深情,以淡淡的傷感與悲涼,撫慰著每個讀者因種種笑與淚在心頭累積的生命之沉。這種在不經意間將生命的表層喧鬧翻轉過來,讓人們看看這喧鬧背后的意義和價值等“自我”靜思,不僅開掘了思想深度,淘深了情感之河,而且,也順乎自然地把讀者引向了對生命、人生、歷史、未來等終極命題的體悟和感知。
正是這種動靜相糅、張弛適度的藝術處理,把原本尋常的系列記游散文,升華為一部生命的流動史和心靈的探索史。
五是明與暗交織。《湘行散記》就篇幅而言,白晝陽光下的所見所思與夜晚星辰下的所聞所感幾乎平分秋色。白日里,小船溯江而上,“我”側重在“看”:“看”山形的“風姿娟秀”,云影的“五色相渲”;“看”“白浪從船旁跑過快如奔馬”;“看”大小船只上下來去“掛帆起風”;“看”掌舵艄公攔頭水手的“鎮定從容”;“看”市街碼頭、村舍田疇的安落布張;“看”“裸露的泥灘”和“堤上的枯葦”;“看”“各種生命的美麗脆弱”和“各樣人事的愛怨交縛”??夜晚,小船泊定后,“我”側重在“聽”:“聽”“某個人家禳土酬神還愿巫師的鑼鼓”聲;“聽”吊腳樓妓女“唱曲時清中夾沙”聲;“聽”漁夫捕魚時“用木棒有節奏地敲著船舷”聲;“聽”“鄰近船上炒菜落鍋聲音”和城門邊“賣糖人的小鑼??”;“聽”水手們相互間的辱罵、老婦人“火塘邊”的喃喃自語??
就在這日月交替山水明滅間,沈從文舉重若輕地勾勒出多種人生世相,張顯出湘西的風情風味風格風華。伴隨著“看”“聽”而來的是作者對故鄉深情的關愛、理解、寬恕和祈愿。是對人類苦難永久的同情。一切“思”與“感”都緊緊圍繞著人類最基本的困境和時代的重大難題而展開。每當黑夜降臨、探索無果時,深沉的憂郁和溫婉的悲憫,便從靈魂深處如月光水流般彌漫上來,流灌在字里行間,也流灌在每個讀者心頭。
這里所說的明暗交織還有另外一層解讀,那就是作品的明面故事與隱含情節之間的取舍和重組。在《湘行散記》《湘西》里,沈從文多次寫到水手與妓女的離合聚散。但有趣的是,他突出的是“散”,而隱去了“聚”。重點放在“牛保們”的“離船”與“回船”上。那有褻文字美麗的“過程”一概被放在暗場里悄然省略。只是通過水手間的譏嘲與笑罵帶出那么一點“意思”。沈從文亮給讀者的是陽光下的一面,淡出了陰暗中的另一面。因為這故事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些故事所透現出的那份粗糲、質樸、剽悍、俠與野相糅的民族性格。所以在寫到田三怒等匪首時,沈從文也同樣隱去了種種丑陋和殘惡的場景,隱去他們嘯聚山林、打家劫舍、刀頭舔血等酷烈生涯,而重在勾勒他們謝幕時的那份從容和慷慨。也許正是這明與暗處理的“恰當”,沈從文的文字遠離了俗艷和粗鄙,而終能保持一份莊嚴和高貴。
美麗傷感的夜》——讀沈從文《鴨窠圍的夜》
1934年,沈從文為探母病,遠離新婚妻子,只身前往故鄉鳳凰。以沿途記錄下的感想及寫給妻子的大量家信為素材,回來后創作出一篇篇精美散文,結集出版,這就是我們熟知的《湘行散記》。一直以來我都覺得,這本散文集是沈先生才華的集中體現,其成就甚至超過那本最富盛名的《邊城》,因為它感情真、刻畫細,是直接從心底流出的語言,絲毫不露雕琢之跡。這其中,我又自以《鴨窠圍的夜》為諸篇之首。
鴨窠圍是什么地方,單從名字看,我們絕猜不出,看了,才知道,原來它是一個深潭。而從沈從文在《湘行書簡》中另有三篇寫此潭的書信且因其與翠翠的家鄉相像(《湘行書簡》之《夜泊鴨窠圍》)來看,我們又知道,先生對它是喜愛尤佳的。應該承認,那地方確實很美,它緊挨一片沙岨,兩岸聳立挺拔偉岸的山,山上盡是“黛色如屋的大巖石”、“長年翠色逼人”的竹子及離開水面三十丈上下的吊腳樓。這樣一個地方,當夜幕緩緩降臨,天空灑下大把雪花時,又會是怎樣一副景致呢?沈從文看到了,事后回想仍按耐不住內心的感動,流露筆端。于是,我們也看到了。
夏志清教授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將沈從文的文風納為“田園牧歌”式(這是文學史上重新發現老作家時第一次系統地為沈從文定性,往后的評論家一貫承襲此說),我認為實乃真知灼見,這“田園牧歌”的情調在《鴨窠圍的夜》中展現得淋漓盡致。且不說寒風中披雪靜默的山石竹樓如何相映成趣;急于尋找適當靠岸處而將篙子點擊岸石的船夫如何眉頭緊蹙、口說俚語;船上生火架鍋傾入熱油炒菜時散發的香味如何迷醉誘人;單看整個河面終被夜色籠罩時——“木筏上的火光,吊腳樓窗口的燈光,以及上岸下船在河岸大石間飄忽動人的火炬紅光。”——我們的眼前便展開一副充滿詩情的美麗畫卷。但畫卷不是靜止的,旋即有婦人在吊腳樓的唱曲聲、臨窗與船夫的對話聲、人們的笑嚷聲、吊腳樓下等待過年被宰的小羊悲哀的“咩咩”聲,此起彼伏傳來。我們仿佛身臨其境體念到這聲色并茂攪動畫卷的一幕,同時相信先生的心在那一刻亦如石子丟入水平如鏡的湖面,蕩起一圈圈漣漪,思緒之弩由此拉開滿弓之箭。
三流作者寫景寫情,或按部就班,橫鋪直敘;或變換花樣,插敘倒敘,終究甩不掉眼前所見,脫不開現實底子。沈從文的筆卻慣于虛實相映,當他見聞當下實景后,筆鋒貌離神合地開始轉向。我們發現先生那一晚其實至始至終沒有離開那條小船,但通篇文字有大半筆墨都用來描寫街上、吊腳樓中細致入微的場景,這便是虛寫的效果。更妙處在于,雖是虛寫,一字一句卻步步落實,一大段一大段言之鑿鑿,實為虛中有實、實中有虛。粗心的讀者卻要到翻過兩大頁才恍然竟一律將其認為實筆,陷入先生有意無意布置的一個迷局。
只有對遠離多年而終于有機會重返的那片土地熟悉又飽含深情,當記憶一發不可收拾泛起時,才有百般感觸由心底溢出。而沈從文把想象跟定上岸的水手,如數家珍地敘述了鴨窠圍一帶各色人物、風俗舊物后,一種更深刻的思考在他腦海萌生。他從貼在吊腳樓臨街小屋三堵木板壁一面的一個“供奉祖宗的神龕”下空白或另一面的“一些大小不一的紅白名片”出發,想到名片的主人“如今也許早已死掉了??然而這些名片卻依然將好好的保留下去。也許有些人已成了富人名人,成了當地的小軍閥,這些名片卻仍然寫著催租人,上士等等的銜頭??”這樣的思考之所以深刻,因為它道出了一個永恒的主題,即命運的難以捉摸及人生的飄忽不定。而我每讀到此處,總猜疑沈從文是在反觀自己這32年走過的路程,他從最初“離鄉背井,隨了那一群肩扛刀槍向外發展的武士為生存而戰斗。”(《湘行散記》之《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到在北京西河街沿一家小客店的旅客簿上登記,進到社會這個永遠無從畢業的大學校,來學那課永遠學不盡的人生(《從文自傳》之《一個轉機》),再到運用手中的筆終于在文壇初現端倪——整個經歷難道不正是人生飄忽的最好注釋嗎?沈從文的心應該傷感一點,但思考并不就此打住,因為即刻有更神圣的一幕在這河面上演。
那時已到午夜十二點,河面為黑暗籠罩,不見一絲亮光。忽而有一種奇特的聲音在寂靜中響起,沈從文透過船艙的罅隙望去,只見無數紅光耀人眼目。他憑經驗知道這是漁人開始了捕魚行動,他們白天下了攔江網,夜里出動,在船頭鐵兜中燃燒油柴,用木棒敲擊船舷發出響聲,以這樣的方式驚嚇水中的魚,讓其紛紛落網。
沈從文出神地望著這聲光交織為生存而搏斗的方式,說它“已在這河面上存在了若干年,且將在接連而來的每個夜晚依然繼續存在。”這一刻,我們明白,先生想到了歷史——歷史猶如一條河(《湘行書簡》之《歷史是一條河》),亙古不變的河水夾雜泥沙滔滔向前,較之個人得失,命運浮沉變遷,長河軌跡依然。面對長河的人,不免感嘆自身的渺小及對方的壯闊,醒悟一生的喜怒哀樂投向河面,除了像一顆小石子般濺起一朵水花,旋即復歸平靜,還能造成多大的影響?
想念及此,先生自言“弄明白了”,但究竟是明白后轉而釋然還是陷入愈加無法自拔的傷感,先生沒說,我們不得而知。我們單知道,先生在全文最末,期待的只是看到那個鄰船上岸水手歸來時留在雪地的腳印,醒來時卻終未見,因為“小船已離開那個泊船處很遠了”。鴨窠圍美麗的夜及一夜沉思融入船槳撥水蕩開的水痕中,久散不去。
返鄉之人,還在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