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汪曾祺小說與沈從文小說藝術風格之異同(陶建秋)

論汪曾祺小說與沈從文小說藝術風格之異同

陶建秋

摘要：汪曾祺繼承了其師沈從文的小說藝術風格，他們的小說大多是在鄉村和城市題材的空間里，通過對人性和病態世界的對比，嚴肅地探討認識，謳歌健全的人生形式，從而表現出了相同的藝術風格；沈從文是30年代“京派”作家，而汪曾祺是80年代作家，兩個人處于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出身背景，同時汪曾祺作為一個獨具特色的小說家，其作品與民俗關系之深，在二十世紀的中國作家中是首屈一指的，創作比其師沈從文更深，就使得兩個人的藝術風格有了差異。

關鍵詞：藝術風格 語言藝術特色 審美態度 淡化主題 反抒情

一

汪曾祺繼承了其師沈從文的小說藝術風格，他們的小說大多是在鄉村和城市題材的空間里，通過對人性和病態世界的對比，嚴肅地探討人生，謳歌健全的人生形式，從而表現出了相同的藝術風格。

汪曾祺與沈從文在小說語言藝術特色上有相同的地方。小說語言都別具一格，簡潔明快，古樸簡約。汪曾祺的《受戒》中明海燙戒后與小英子隔河相對的話語；《大淖紀事》中十一子養傷時和巧云的一段悄悄話，都極為簡潔平常，然而仔細回味，其中韻味綿長，不僅精到地刻畫人物內心世界的微妙變化，同時使你讀出了敘事中的詩意美來。沈從文的《邊城》描寫翠翠的一段文字：“翠翠在風日里長著，把皮膚變的黑黑的，接站目為青山綠水，一對瞬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長養她且教育她，為人天真活潑，處處儼然如一只小獸物。人又那么乖，如山頭黃鹿一樣，從不想到殘忍事件，從不發愁，從不動氣。。。。”這段文字句式參差簡峭，繪形傳神，古樸清新，富有表現力。他倆的小說注重以人物語言，動作和細節來展示人物的內心世界，達到表現一個至善至美心靈世界的良好藝術風格效果。

在審美態度上，兩個人的小說中業體現出來了相同的藝術風格。他們的小說往往在濃郁的鄉土風俗畫的描寫之中滲透著作者傳統的哲學意識和審美態度。汪的《受戒》和《大淖紀事》等作品看似有一種超脫的人生境界，實則正是作者對于健康人性的呼喚和追求，是合乎人們傳統美德的理想規范的。沈的《邊城》、《丈夫》表現的也是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 乎人性的人生形式，體現著人性美和人情美。汪和沈筆下的人物總是暗合傳統的真善美，并在假善丑的對立中獲得美的升華，他們既重視小說的創作的潛移默化的作用，同時又欣賞和玩味順乎自然，超脫功利的人生境界，成為他們小說創作的審美態度和道德尺度。

從總體風格的角度考察，他倆的小說強烈地傳達出了一種清新攜永，淡薄高雅的風格化效果。汪曾祺對故鄉蘇北水鄉的風土人情爛熟于心，《受戒》和《大淖紀事》之所以吸引讀者，其中重要的因素是它們那種富有別種風情的風俗描寫。《受戒》結尾處那充滿著生活情趣的水蕩景色描繪那樣楚楚動人，猶如一幅美麗的畫面恒恒地定格在讀者視覺中。沈從文是從湘西風情，構建了他的湘西世界。他的《邊城》頭三章集中筆力描繪了湘西水圖畫和風俗習慣。幽壁的遠山、清澈的溪水、溪邊的白塔、翠綠的竹篁等山水風景于端午賽龍舟，捉鴉子比賽及男女唱山歌等民族風俗。整整三章用萬字篇幅介紹湘西風情，而沒進入情節敘事，讓我們充分地感到了邊地的安靜和平、淳樸渾厚的文化氛圍。汪曾祺繼承了沈從文的“邊地”小說，使得他倆的小說中，濃重的鄉土風俗和氛圍和在這種氛圍中活動著的人，相互形成了有機的整體，自然天成，別具情趣和意味。

二

汪曾祺作為一個獨具特色的小說家，其作品與民俗之間的關系之深在二十世紀的中國作家中堪稱首屈一指，創作比其師沈從文更深，再加上有不同的出身背景，不同的時代，使得小說風格有了差異。

汪曾祺小說的藝術特色，首先是淡化主題。在他的作品中，塑造有個性的人物基本上不是他的藝術追求。有過長篇編劇經歷的汪曾祺，是在有意地反戲劇化。他的作品基本上沒有矛盾，沒有戲劇沖突，更沒有戲劇高潮，甚至沒有大部分小說通常具有的吸引人的情節。所以他的小說就呈現出“散文化”、“筆記小說”的特點。他淡化了矛盾、淡化了沖突、淡化了高潮、淡化了情節，常常離題萬里，因而作品有一種未完成感。總體來說，他的不妨稱為散體小說。

其次是反抒情。這也是一個會令許多讀者感到意外的看法，正是因為汪曾祺的大部分讀者正是被他小說的濃郁抒情性所吸引。正因為汪氏小說的反抒情性，所以他說：“小說不宜直接抒情的，否則就會濫情乃至煽情的俗套。”

再次，汪曾祺的小說具有散文化和詩化的特征。如在《八千歲》中，作者隨心所欲地描寫離題甚遠的販馬人“宋侉子”、旗人娼妓虞子蘭、土匪軍官“八舅太爺”，真是撲朔迷離，峰回路轉，最后才寫到“八千歲”，然而這些人物并不是展示他們與“八千歲”故事的因果鏈條關系，而是在真善美與假惡丑的對立中尋覓一種健康人性的詩意美的境界。

而沈從文小說的藝術特色。首先，如《丈夫》中，鄉下女人為生計所迫不得賣身進城，而丈夫目睹妻子受辱而不能救助，這是多么嚴酷的現實！然而，作者在鋪陳悲劇故事的情節時，卻不是嚴正地直訴苦難和血淚，而是采用漫不經心，甚至是幽默徑輕的筆調，讓讀者從笑中落淚，喜中見悲，這又是沈從文在小說創作中所貫用的一種獨特的藝術。

其次，作者采用荒誕手法來寫人記事，因而使他所描述的人和事物便顯得荒唐而可笑。妓女春明明賣身是一種骯臟低下的事情，但作者卻以輕松的口吻調侃道：“船上人，把這件也象其余地方一樣稱呼這叫做生意。他們都是做生意而來的，在名分上，那名稱與別的工作同樣，既不和道德相沖突，也不違反健康”。女人賣身與做生意是風牛馬不相及的兩碼事，把這二者硬扯在一起加以類比，使人感到荒誕滑稽。

最后，小說還使用夸張類比刻畫人物，使人物形象更加鮮明突出。小說《丈夫》中，在舊社會，水保只是一個夠不上品級的芝麻綠豆官，但作者卻故作驚人地寫道：“他（指水保）的權力在這些小船上，比一個中國的皇帝、總統在地面的權力還統一集中”，爾后，又再從丈夫的角度看水保，稱他做“偉人”，說他是“一個督府的派頭，一個省長的身份”，這種將水保跟皇帝、總統作如此聳人聽聞的夸張和類比，既顯示了水保在船戶妓女心中的顯赫威嚴，也表現了丈夫的卑微低下，兩相對照，相映益彰，使人物的形象躍然紙上，栩栩如生。

三

總的來說，汪曾祺與沈從文的藝術風格有許多異同，就看讀者怎樣去理解，各有各的見解和看法。

參考文獻：

[1]《中國現代文學作品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93-300 [2]《中國現代文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12-250 [3] 沈從文《沈從文短篇小說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48-55 4

第二篇：沈從文小說選集讀后感之邊城

《沈從文小說選集讀后感之邊城》

“小溪流下去，繞山岨流，約三里便匯入茶峒的大河。人若過溪越小山走去，則只一里就到了茶峒城邊。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遠近有了小小差異。小溪寬約二十丈，河床為大片石頭作成。靜靜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卻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魚來去皆可以計數。”

取名邊城，顧名思義，先生所寫的是與自然相近的人文氣息，想表達的是遠離利所染的淳樸風土人情。但也體現了理想中的世界與現實的差距，只有在邊城才能體會到那種淳樸的名風。我總在想,取名邊城,在先生心里就這么“遙遠”嗎,還是在先生心靈深處正守護著什么?其實我們每個人心靈深處不都有一座“邊城”?也許先生那座悲天憫人的城以隨歷史的洪流沉入那厚重的底色中,而留給我們的是對人生和社會的思考.文中所出現背景和事物大都為自然物或與自然融為一體的東西――自然和人互相握手的產物，河流，山，渡頭，渡船，竹林，茅屋，小鎮。文中的人也是不功利的。爺爺擺渡死不肯收錢，反而到處請人喝酒，買豬肉互相推錢，小鎮里婚嫁自由，只要兒女們喜歡。即便是文中最有錢的順順，也是一個不十分在意錢的人，慷慨得很。而小鎮里，有錢人家的兒子喜歡窮人家的姑娘，拋了門當戶對的聘禮，要娶窮人家姑娘，也不是什么新聞。可見，邊城，這樣一個地方，是重義輕利的，不為商業氣息所熏染變質。由此表現出先生也是以重義輕利的人。

文中幾處自豪的提到茶峒人平素品德，而正因為爺爺的性格正符合茶峒人的道德觀，所以為人們所推崇，提起渡船，無人不知那個豪爽老人，當然，可以說每個人都擺渡，所以知道她，但是，從文中人們對老人的熟悉和態度可以看出，人們對他性格的尊敬，甚至他去買東西，“一定有許多鋪子上商人送他粽子與其他東西，作為對這個忠于職守的劃船人一點敬意”。文中有個細節，翠翠不愿去看熱鬧，要與爺爺守船時，爺爺便拿茶峒人品德去壓她，以使她乖乖去玩。為什么要品德壓一個女孩子呢，因為對爺爺自己，這是最具權威性的東西，所以下意識的拿來“恫嚇”翠翠。

文中描述了當事情與錢發生關系時，爺爺的處理方式—-一定是互相推諉，仿佛錢是人人都不要的東西般，在這些爭執里，誰要是最后占了錢的便宜，誰就是輸家。這倒是讓我想起了故鄉的風情，有時也是如此。互相推諉前遍，來來去去沒個停，有時甚至擲錢與地上，而人奔走開了。

文中也安排了幾個推錢的場景，讀來就如生活中發生的事般真實。令人印象最深的就是與屠夫的爭執，還有一個定要留錢的擺渡客。沈先生對此類場景津津樂道，可見他對這種風情的喜愛。人人以情義為重，一不要錢為榮，這便是沈先生所念念不忘的人土風情

這就是先生帶給我們的他的邊城,一座沉默的城,從開始到結束似乎都在隱忍著什么.翠翠就是這座成的化身,從戀上那個可以讓她連做夢都能被他的歌帶的很遠的人開始,她就選擇了沉默,雖然內心起伏不定,表面卻始終如一.祖父在雷雨夜里去世,天保淹死,白塔坍塌,翠翠依舊無法擺脫母親的命運,惟有等待, “那人也許永遠不會回來,也許明天就會回來.”

第三篇：沈從文創作小說的偶然與必然

沈從文創作小說的偶然與必然

沈從文創作小說的偶然與必然

摘要：聯系沈從文的生平和文學作品會發現其進行小說創作的一個特點：偶然性和必然性相結合。本文從其“個人經歷”和“他人影響”兩個方面來闡述沈從文的一些偶然經歷對其創作小說的必然影響。研究其創作小說的偶然與必然，不僅可以了解其步入文壇的復雜心路歷程，還可以把握其創作小說的獨特性。

關鍵詞：沈從文 小說創作 偶然 必然

沈從文在《水云》一文中這樣說道：“我們生命中到處是‘偶然’，生命中還有比理性更具勢力的‘情感’，一個人的一生可以說即由偶然和情感乘除而來。你雖不迷信命運，新的偶然和情感，可將形成你明天的命運，還決定后天的命運。”[1]95筆者從此看出其進行小說創作的初衷有偶然性因素，進而研究其小說創作，發現這些偶然性因素卻對其創作造成了必然性的影響。本文將從“個人經歷”和“他人影響”兩個大的方面來論證這個問題。

一、個人經歷（1）幼年時期

沈從文在6歲的時候就進入了私塾，但他的作品卻不是正統的模樣。原因在于他并沒有接受私塾的正統教育，從小就討厭讀書，經常逃學。他“常常把書籃寄放到一個土地堂的土地菩薩身后，托她保管，卻灑腳灑手跑到十里八里遠的鄉場上去看牛馬牲口交易，看擺渡和打鐵，看打魚榨油和其他種種玩意兒”[1]404。他因為逃學被迫換了四個私塾，但是即使老師用鞭子打得再重，他還是會找機會逃學。他覺得私塾里的書本太過于陳舊，外面廣闊而新鮮的世界才是他所喜愛的。他認為“從生活中學到的永遠比從舊書本子學的，既有趣味又切實有用得多。” [1]404

幼年時候不懂事的逃學頑童生活是每個人都可能經歷的事，只是沈從文身上的一個偶然事件，但他逃學期間見識到的生活這本“大書”卻對他的小說創作造成了必然性的影響。沈從文說他的逃學，從另一角度看，可說是他“正想盡辦法，極力逃脫那個封建教育制度下只能養成‘祿蠹’的囚籠，而走到空氣清新大自然中去，充分使用我的眼、耳、鼻、口諸官覺，進行另外一種學習。”[2]388這種自我教育的方式不僅讓他讀了一本內容無比豐富而充實的大書，增加了不少有用的“做人”的知識；還鼓舞了他于二十歲時兩手空空去北京閱讀一本篇幅更大的新書。這些幼年時期的偶然經歷在他心里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成為了他后來進行文學創作的源泉。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偶然性的經

沈從文創作小說的偶然與必然

歷必然影響了沈從文在那個時期顯得十分獨特的小說創作。

沈從文幼時逃課也不全是關注市井生活，他也有小孩子玩兒的天性。他會和同街比鄰的壞小子一起，脫光身子從懸崖高出向河水中躍去，在河水中泡上一下午，有時候會碰上六月例行的行雨。在這個時候，他“必一面望著河面的水泡，或樹枝上反光的葉片，想起許多事情。”“因為雨制止了我身體的活動，心中便把一切看見的經過的皆記憶溫習起來了。”[3]184

沈從文一面看雨一面溫習過去的經驗只是他的習慣，是一種偶然，但在他十五歲以后，他的生活同一條辰河產生了聯系，他在那條河流邊住了約五年的日子。從湯湯流水上，他“明白了多少人事，學會了多少知識，見過了多少世界！” [3]185沈從文在這條河邊擴大了想象力，思考了過去、現在以及未來的很多事。沒想到這種偶然的思考習慣卻對他后來的創作造成了深刻而必然的影響。他后來雖然是離開那條河了，但是他所寫的故事多數是水邊的故事，故事中他最滿意的文章也常是用船上、水上作為背景，甚至在他所寫的故事中人物的性格，也全是他在水邊船上所見到的人物性格。他在《我的寫作與水的關系》一文中這樣寫道：“檐溜，小小的河流，汪洋萬頃的大海，莫不對于我有過極大的幫助。我學會用小小腦子去思索一切，全虧得是水。我對于宇宙認識得深一點，也虧得是水。” [3]183

（2）少年時期

少年時期的沈從文經歷了一段近乎流浪的歲月，15歲高小畢業后輟學當兵，剿過匪，扎過營，經歷了很多分分合合甚至濫殺無辜的場景。但這些生命中的偶然性事件，卻深深地體現在了他后來的小說創作中。沈從文在《邊城》題記中這樣寫道：”對于農民和士兵，懷了不可言說的溫愛，這點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隨處都可以看出。我不隱諱這點感情。” [4]后來部隊被神兵突襲全軍覆沒，他被遣散回家，做了統領官陳渠珍的書記。這段時間的創作沈從文自己是這樣評價的：“在軍營里作書記時，我學得一種老守在桌邊的‘靜’，過去日子又似乎過的十分‘閑’，所以就寫成了那么些小說故事罷了。”

[5]

沈從文雖說自己的這些經歷寫進小說只是一種偶然，一種消遣，實則不然。這些流浪的歲月中的經歷都是他后來“文學創作的根基”。“他的家鄉是湖南，好奇進取，遇見轉機就轉，是有地方的特性。任清而善適應環境，所以不悲觀，多感而不鐘情，所以不頹廢，行己而‘不恥’，不學而有術，這都是個性的特異，硬練就一副結實的人格。”[6]205畢樹棠對沈從文的評價正可以看出其小說創作的成功不是偶然，不是一蹴而至，而是“作者久寫小說，文筆獨特，習慣成自然，有simplicity之美，非偶然所能至者。”[6]207

沈從文創作小說的偶然與必然

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這樣評價沈從文的這段歲月：“這一段流浪的歲月，對沈從文后來的寫作生活，非常重要，不但因為他可以從此獲得不少見識和刺激性的經驗，而且，最重要的是，使他增加了對歷史感和事實的認識。”[7]因此，沈從文偶然的流浪生活也是影響他后來小說創作的必然性因素。

二、他人影響

沈從文的生活中，總是有各種各樣的“貴人相助”，這些人，有的給他啟蒙，有的讓他迅速成長，有的給他精神上的支持，有的給他物質上的幫助。

因為逃課的原因，小學私塾的學習對沈從文的影響不大。但沈從文為當兵之后去芷江投親，親戚中娘舅和姨夫二人常在一起吟詩唱和，他代為抄寫，于是學會了作舊體詩和臨小楷帖。姨夫還是熊希齡的胞弟，因此他在熊府有機會讀到許多林（紓）譯小說，其中狄更斯的作品對他后來從事創作產生了久遠影響。小說《顧問官》就是受狄更斯的影響而創作的，沈從文體會到“面前這個社會許多部分都正在發霉腐爛，許多事情都極不合理，遠比狄根司文學作品中所表現的英國社會還野蠻惡劣”[1]411。當時一位胖大頭軍法官和一個在高級軍僚中極不受尊敬，但在本地商人中稱“智多星”的顧問官，是沈從文作品的忠實讀者，殊不知沈從文在《顧問官》中諷刺的就是他們本身。生活中這些人陪司令老師長坐在官廳里玩牌的偶然事件和偶然讀過的狄更斯的作品卻影響了沈從文這個時期小說創作的內容和風格。

后來沈從文在陳渠珍身邊作書記時，替陳渠珍保管大量古書和文物，也便涉獵，獲得了很多知識。在書記處的同事中，沈從文年紀特別小，但是幻想卻特別多。《聊齋志異》、《鏡花緣》、《奇門遁甲》等書都擴大了他幻想的范圍。沈從文在《沈從文小說選集》題記中這樣說道：“繼續推之向前的力量，與其說是物質上的成功希望，還不如說是相去遙遠、另一時代另外一些人的成就的鼓勵。由《楚辭》、《史記》、曹植詩到‘桂枝兒’小曲，什么我都歡喜看看。從小又讀過《聊齋志異》和《今古奇觀》，外國作家中契訶夫和莫泊桑短篇正介紹進來，加之由魯迅先生起始以鄉村回憶做題材的小說正受廣大讀者歡迎，我的學習用筆，因之獲得不少勇氣和信心。”[2]374在他進行創作的時候，“也特別注意到文字風格和藝術風格，不僅仔細分析契訶夫或者其他作家作品的特征，也同時注意到中國唐宋小說表現方法、組織故事的特征。”[1]419到自己能獨立動手寫短篇時，最大的注意力，就是“求明白作品給讀者的綜合效果，文字風格、作品組織結構，和思想表現三者綜合形成的效果。”[1]420

受“五四”余波的影響，沈從文只身一人從湘西去往了北京。剛到北京的時候身上

沈從文創作小說的偶然與必然

什么也沒有，想要投靠的親戚又不接納他，他窮極無路就給素不相識的郁達夫寫信求助。郁達夫因此還專門跑到他住的簡陋地下室去看他，事后還寫了一篇《給一個文學青年的公開狀》來鼓勵他。初到北京時，沈從文的身邊唯一師傅是一部《史記》，隨后不久，才偶然得到一本破舊《圣經》。他“并不迷信宗教，卻喜歡那個接近口語的譯文，和部分充滿抒情的篇章”[2]372。從偶然獲得的這兩本書的反復閱讀中，他學到了寫小說的要訣：《圣經》教會了他如何抒情，《史記》教會了他如何敘事。這些方法對其后來的小說創作有著必然的影響。沈從文后來在《習作選集代序》中公開感謝郁達夫，徐志摩，胡適之等人，并說：“如果沒有他們的種種幫助和鼓勵，這集子里的作品不會產生，不會存在。”[8]

這些看似平常的偶然事件和不經意出現的人物及其作品，實際上都一步一步在將沈從文引向小說創作的道路，并在不同的層面對沈從文小說創作的目的，創作的內容，以及創作的手法都有必然的影響。沈從文的人生經歷非常豐富，但讓人意想不到的是這些偶然經歷卻能在冥冥之中造就一個優秀的作家，并且成為其小說創作的必然因素。在沈從文去往北京這個轉變之前，他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會成為一個作家，但在轉變之后，他“仿佛一條猛獸穿林越谷，登上一座山峰，回頭一望，好一片世界也！”[6]207

沈從文人生經歷的復雜性導致其身邊發生的偶然性事件增加，而這些偶然性事件冥冥之中將其引向了小說創作的道路，并影響了其小說創作的獨創性。研究沈從文小說創作的偶然和必然，不僅可以了解沈從文小說創作的背景，還有助于我們在進行創作或者分析他人創作時思維的發散和創新。但是沈從文又是一個在創作的過程中漸漸走向自覺藝術的小說家。在創作初期沈從文接受的文學創作方面的方法技巧還很少，只能根據自己的生活體驗來進行創作，沒有固定的模式或者方法套路，僅僅是用他的筆寫他想寫的故事，其創作的偶然性在這個時期很突出。慢慢走上文學的道路之后，他也開始漸漸掌握文學創作的脈絡，創作成為了一種謀生的工具，或者增加了其他的功能。這個時候，創作小說的必然性因素突出，于是后期的創作沒有初期那種明顯的獨創性，而是“進入了人民隊伍里”，成為他過去深深希望的‘公民’之一員，“踏踏實實，大步向共同目標走去”。[1]423因此在其創作后期，創作小說的偶然和必然體現并不明顯，這也是筆者研究該問題的一個疏漏，這個問題還可以從其他方面進一步探究其后期小說為何缺乏偶然性因素的影響。

參考文獻：

沈從文創作小說的偶然與必然

［1］沈從文．沈從文全集：卷12（散文卷）［M］．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95，404，411，419－420，423．

［2］沈從文．沈從文全集：卷16（文論）［M］．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388，374，372．

［3］沈從文．抽象的抒情［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183-185．

［4］沈從文．邊城 題記［A］．學生閱讀經典 鳳凰于飛[M]．上海：文滙出版社，2005． ［5］沈從文．沈從文全集：卷17(文論)［M］．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 ［6］畢樹棠．從文自傳[A]．沈從文研究資料(上)［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205-207

［7］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8］沈從文．沈從文全集：卷9（小說）［M］．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

第四篇：論沈從文小說的審美救贖之途(11)

論沈從文小說的審美救贖之途

莫 付 歡

摘 要：沈從文的小說具有一種審美救贖的文化品格。沈從文通過對湘西“邊城世界”的精心營構創造一個詩意的審美意象，給予現代人以一種“幻象性”的審美滿足，他以“鄉下人”的文化立場對“現代文明”所帶來的人性異化進行堅強的審美抵抗，以“供奉人性”的精神旨向對現實的世俗社會進行審美救贖。

關鍵詞：沈從文；審美救贖；烏托邦；文化立場；供奉人性

沈從文是中國20世紀最為優秀的小說家之一，其小說無論是對湘西“邊城世界”那優美自然景觀、淳樸鄉土風情的深情描繪，還是對都市社會中人性異化、道德喪失的嚴厲批判，都彰顯了文學審美救贖的文化品格。

一、鄉土烏托邦：審美救贖的意象營構

在中外文學史上，“烏托邦”式書寫模式一直是文學發展的一個主要路徑，“烏托邦”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學審美意象或審美意識形態有著自身獨特的藝術魅力。“文學的深邃之處就在于它是對人的心靈世界的一次次探險,是對人的有限性的一次次揚棄與超越,是對無限與永恒的理想性世界的追求。”無論是在意境設置上，還是精神意蘊構建上，沈從文小說中所營構的“湘西世界”則是對中國古代烏托邦社會理想的承接與超越。在沈從文精心構筑的“湘西世界”中，到處都彌漫著一股濃郁清新的鄉土氣息，在這里人們幾乎處在一種詩意化的生存環境下，如同海德格爾所說“棲居于詩意的大地”。《邊城》是沈從文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小說描繪了地處湘、川、黔交界的邊城茶峒神秘優美自然景觀，“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溪水清澈透明，河中游魚來去可以計數”，主人翁翠翠“在風日里長養著，把皮膚變得黑黑的，觸目為青山綠水，一對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長養她且教育她”。為人天真活潑，處處儼然如一只小獸“人不發愁，從不動氣”。《邊城》的愛情故事也是美麗的讓人心醉。翠翠與天保、儺送之間的愛情是那樣的恬適、純情、優美，“走車路”的戀愛競爭方式呈現出對手足之情與男女愛情的雙重尊重；翠翠的母親同茶峒屯防軍人“不能聚首白頭，便相約死去”，表現出愛情的忠貞不渝與神圣，即便妓女也是“重義輕義，又能守信自約”，在“相熟之后，錢便在可有可無之間??相約分手后各自不許胡鬧”，以后便“自己的心緊緊縛定遠遠的一個人。”“《邊城》這樣的詩化敘事總是在不經意間透露其對人生困擾的深切思量??沈從文的小說在給人一種懷古的幽情??對湘西的向往與肯定實際是這種生命意識的一種流露，以這種生命主題超越自己充滿矛盾的鄉土記憶與體驗。”[2]正如劉洪濤所言，《邊城》中寄喻的是一種“牧歌情節”，它“代表著對鄉土和家園的守望，對民族身份的追尋對民族形象的詩性想象”[3]。《三三》中碾坊主人的女兒三三盡管是一個從未讀過書一字不識的村姑，但她有一種詩人般的浪漫情懷，她生活在“屋墻上爬滿了青藤，繞屋全是葵花同棗樹”環境下，因為黃昏太美，而停在楓樹下“還要母親也陪她坐一會，送那片云過去再走”。其母親同樣具有一種詩一般的美麗情懷。她親自為三三縫制新圍裙，“裙上還扣了朵小花，式樣秀美，充滿了一種天真的嫵媚”。三三家的水潭邊，常有人來釣魚，三三母女熱情相待，還以土產相贈。客人們釣的魚也分一些給三三家，這些魚母女倆并不吃，而是用鹽瞏了曬干，“等待有客時，這些干魚同辣子炒在一個碗里待客。”在湘西這個“邊城世界”中，1 [1]

人文景觀優美和諧人與人之間淳厚古樸，儼然是一個活生生的世外桃源。“邊城”意象無疑表達了現代人對詩意生存之境的夢想。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夢想”其實質就是一種文學“審美幻象”，這種“審美幻象是作為人類社會掌握世界的一種基本方式，作為個體與環境、[4]個人與群體相互溝通的情感性話語實踐形式而存在的??一種審美交流的媒介。”湘西“邊

城世界”是沈從文營構鄉土烏托邦的藝術符號或表征，它所呈現出來的審美意象給予人的是一種“幻象性”的審美滿足。作者通過構筑一個詩意的鄉土烏托邦，創造一個幻象性的審美場域，它向人們敞開了一個現代科學技術無法提供的關于生存意義的思考；同時又把人們帶回到“本真”的領域，喚起人們去追尋被現代文明遮蔽、消解的人類真正的人格品質，重新確證自我存在的價值，從而實現對現代人類社會的精神救贖。

二、“鄉下人”的文化立場：審美救贖的路徑選擇

美國文藝理論家雷·韋勒克說：“偉大的小說家都有一個自己的世界，人們可以從中看出這一個世界和經驗世界的部分重合。但是從他的自我連貫的可理解性來說，它又是一個與經驗世界不同的獨特世界。”[5]如果說沈從文筆下所描繪的“鄉土烏托邦”是其自身經驗世界的集體表征，那么“鄉下人”的文化立場則體現了他獨特文學批判視角，這也是其小說審美救贖的獨特路徑。

沈從文不僅對湘西“邊城世界”的自然山水和風土人情給予了鐘情描述和深情贊美，而且對于現代文明所帶來的種種弊端也給予應有的審視。在《長河》中沈從文曾對現代文明這樣描述到：“表面上看來，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極大進步，試仔細注意，便見出在變化中墮落趨勢。最明顯的是，即農村社會所保有那點正直素樸人情美，兒乎快要消失無余。??‘現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體的東西，不過是點綴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輸入??”。他說：“我是個鄉下人，走到任何一處照例都帶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通社會總是不合。一切來到我命運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來證實生命的價值和意義。我用不著你們名叫‘社會’為制定那個東西，我討厭一般標準。尤其是什么思

[6]想家為扭曲蠹蝕人性而定下的鄉愿蠢事。”在沈從文的小說創作中，我們不難感受到其“鄉

下人”的身份意識。對于現代文明所滋生的各種弊端和都市上流社會人性的墮落與丑陋，沈從文予以了徹底的披露。在《有學問的人》中，沈從文形象的描繪了教授天福先生，在夜間上燈時分，趁著太太不在家，與太太女友挑逗暖昧的狠瑣過程，揭露了知識分子的虛偽和丑陋。在《八駿圖》中，是沈從文生動刻畫了八位“人人皆赫赫大名”教授，他們或大談泛愛主義，或標榜清心寡欲，或宣揚獨身主義，或滿腹社會道德。這些表面上的正人君子，其實質上是一群被“現代文明”異化而人性盡失的都市可憐蟲。細細品味沈從文的小說，我們不難發現，在他的潛意識中建構出這樣一組對抗性的文學審美形式：“邊城”社會：人文景觀——寧靜、優美，人性表征——淳樸、善良，人際關系——互助互愛、和諧共處；都市世界：人文景觀——喧嘩、污濁，人性表征——自私自利、奸詐陰險，人際關系——爾虞我詐、勾心斗角。韋伯說:“在理智主義和生活的合理化的發展之下??藝術變成一個以自身權利存在的越來越有意識地把握到的價值的宇宙。藝術已經接管了此世之拯救的功能，不論這種拯救如何理解。它提供了擺脫日常生活循規蹈矩，特別是從理論和實踐理性主義壓力中獲得拯救的途徑。”[7]沈從文通過“邊城世界”與都市世界這樣一組對抗性的審美形式來反襯現代都市文明的虛偽和墮落，他一方面以“鄉下人”個體經驗和

文化立場去反抗現代化進程對人性的異化，另一方面以審美之維來思考人類真正的生存方式和生命的價值，從而實現對在“理論和實踐理性主義壓力”下的現代人的精神救贖。

三、供奉人性：審美救贖的價值歸依

在沈從文看來，作家應該是“人性的治療者”[8]。他“不承認一切富人專有的‘道德仁義’，所理會的是一種自然道德形式”。他說：“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選山地作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致、結實、勻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理想的建筑。這神廟供奉的是‘人性’”[9]。

在沈從文的小說中，湘西“邊城世界”無疑是其供奉人性的主體，而人性的供奉又是以“人性本善”的倫理道德為基準的。他說：“我活到這世界有所愛。美麗、清潔、智慧，以及對令人幸福的幻影，皆永遠覺得是一種德性，也因此永遠使我對它崇拜和傾心。??我將在各個作品各個形式里，表現我對這個道德的努力。”[10]《邊城》正是他構筑“希臘小廟”和表現“德性”的理想之作，在《邊城》中他精心營構了一個德治的鄉土烏托邦，“為人類‘愛’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說明”[11]。此外，沈從文在《龍朱》、《月下小景》等作品中所描繪的那種超功利性、詩意化的男女愛情觀念，也體現了他對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執著追求。《月下小景》中所追求得是一種“不要牛，不要馬，不要果園，不要田土，不要狐皮褂子同虎皮坐褥”的愛情。《龍朱》中所倡導的愛情是一種“抓出自己的心，放在愛人的面前，方法不是錢、不是貌、不是門閥，也不是假裝的一切，只有真實熱情的歌”。沈從文說：“在有生中我發現了‘美’，那本身形與線即代表一種最高的德性，使人樂于受它的統制，受它的處治。人的智慧無不由此影響而來。典雅詞令與華美文字，與之相比都見得黯然無光，如細碎星點在朗月照耀下同樣黯然無光。”[12]“我要表現的本是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9]

縱觀沈從文的小說創作，無論是對“邊城社會”的熱情謳歌，還對都市社會的嚴厲批判，都寄托他對理想生命形式的追尋和對人生意義與生命價值的終極性探究。“作為一個具有強烈人性意識的作家，沈從文的獨特之處在于，既張揚順乎自然的人性形式，把彰顯自然人性作為其創作的核心命題，又能超越自然人性固有的局限，賦予自然人性以神性的光輝。”[13]可以說，“人性本善”和“人性皆善”始終是沈從文小說創作的有一個重要主題，而供奉人性、彰顯“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沈從文觀照現實人生，實現審美救贖的價值歸依。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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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沈從文.蕭乾小說集·題記[N].天津《大公報·文藝》第128期，1934-12-15.[11]沈從文.沈從文文集：第11卷.廣州：花城出版社，1984：278.[12]沈從文.沈從文全集：第12卷[M].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23.[13]吳投文.論沈從文生命詩學的內在構成[J].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1）：154.

第五篇：“水”與汪曾祺的小說創作

“水”與汪曾祺的小說創作 東莞市輕工業學校 賴 超 許多學者都注意到了汪曾祺的小說與“水”的關系。如“水的存在給人的印象如此深刻，和情節的聯系又如此緊密，有時簡直起了主角的作用。”（1），“用‘水’作為汪曾祺小說風格的直觀化詮釋，真是抓住了關節。不過除了‘柔軟’，‘和平’之外，似乎還應該加上‘明徹’、‘鮮活’以及‘天籟自然’。”（2）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但是沒有人從創作論的角度深入探索汪曾祺小說與“水”是如何發生并融合成風格獨特的“汪體小說”的。下面我試圖通過全局觀照汪曾祺的小說創作和他的人格氣質的影響，探討“汪體小說”的“水”的風格的形成。

（一）法國學者安妮·居里安認為汪曾祺的小說里總有水，即便沒有寫到水，也有水的感覺。這種說法是完全貼切的。縱觀汪曾祺小說，“水”的表現至少有兩層特征： 其一，顯層特征。主要表現在有關“水”的語言文字。《大淖記事》寫道：“淖，是一片大水。說是湖泊，似乎不夠，比一個池塘可要大得多，春夏水盛時，是頗為浩淼的。這是兩條水道的河源。淖中央有一條狹長的沙洲。沙洲上長滿茅草和蘆荻。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許多紫紅色的蔞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綠了。”“挑鮮貨是她們的專業。大概是覺得這種水淋淋的東西對女人更便宜，男人們是不屑去挑的。這些‘女將’都生得碩長俊俏，濃黑的長發上涂了許多梳頭油，梳得油光水滑。”“一二十個姑娘媳婦，挑著一擔擔紫紅的荸薺、碧綠的菱角、雪白的連枝藕，走成一長串，風擺柳似的嚓嚓地走過，好看的很！”《受戒》結尾寫道：“英子跳到中艙，兩只槳飛快地劃起來，劃進了蘆葦蕩。蘆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蘆穗，發著銀光，軟軟的，滑溜溜的，像一串絲線。??驚起一只青樁（一種水鳥），擦著蘆穗，撲魯魯魯飛遠了。”《雞鴨名家》里放鴨的白蓮湖。此外，其他小說中提到的高郵湖，泰山廟前的澄河，澄河里的“黃瓜魚”，隋唐時的臨運河，到處都是水的語言和水的意象。評論家凌宇曾說過：“汪曾祺的語言很奇怪，拆開來看，都很平常，放在一起，就有一種韻味。”這種韻味就是語言的流動性。“語言是活的，滾動的。語言不像蓋房子，一塊磚一塊磚疊出來的。”（3）汪曾祺說：“語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雖然有時“水”對小說的情節、主題并未起多大作用，但我們

１ 所觸目之外皆潤潤的一汪水，蘇北水鄉的情景縈繞腦海浮現眼前。在這里，“水”主要起營造一種氛圍的作用。其

二、隱層特征。主要體現在：第一、小說的人物具有“水”的性格特征。《受戒》中的小英子“白眼珠鴨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時如清水，閃動時像星星。”她赤著腳走在柔軟田埂上，留下一串腳印。“五個小小的趾頭，腳掌平平的，腳跟細細的，腳弓部分缺了一塊。明海看著她的腳印，傻了。他覺得心里癢癢的。”她的一舉一動，姿態優美，性格開朗，全身都散發著農村水鄉少女的氣息。《大綽記事》中的巧云“瓜子臉，一邊有個很深的酒窩。眉毛黑如鴉翅，長入鬢角。眼角有點吊，是一雙鳳眼。睫毛很長，因此顯得眼睛經常是瞇目希 著；忽然回頭，睜得大大的，帶點吃驚而專注的神情，好像聽到遠處有人叫她似的。”活脫脫一個水靈靈的少女。不僅大綽的女人是水做的，而且水邊的男人也浸透出一種特別的靈氣來，如十一子“長得挺拔廝稱，肩寬腰細，唇紅齒白，濃眉大眼。頭戴遮陽草帽，青鞋凈襪，全身衣服整齊合體。天熱的時候，敞開衣扣，露出扇面也似的胸脯，五寸寬的雪白的板帶煞得很緊。高抬腳，輕著地、麻溜利索。”《名士和狐仙》里楊漁隱和水蓮子不避世俗，追求自由生活是作者理想中的靜態人生體現。《鑒賞家》里季陶民與葉三是一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千古知己。其他如《故里雜記》的李三，侉奶奶；《故鄉人》中的金大力，釣魚醫生王淡人；《八千歲》中的“八千歲”；《薛大娘》中的“薛大娘”；《橋邊小說三篇》中的詹大胖子，都隱約表現出一種恬靜如水，與世無爭的理想人格來。第二，小說的結構松散、隨便，如行云流水般自然。《受戒》題目是“受戒”，但作者一開始從庵趙莊寫起。介紹這個地方“出和尚”，然后講荸芥庵，講和尚可以娶老婆、吃肉、賭博，拉拉雜雜，一直寫到明海與小英子朦朧的愛情，最后只有四分之一的篇幅才寫明海的受戒。《異秉》同樣是這樣，講王二，扯到源昌煙店，又扯到保全堂，直到結尾才借張漢軒之口講出“異秉”的緣由。《大淖記事》簡直就是江南水鄉風景畫和民俗風情畫。“美的形式是自由形式。”汪曾祺傾向“為文無法”——隨便。他尤其向往蘇軾的“如行云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與所當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明袁宏道要求詩“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王國維說：“古今之大文學家無不以自然勝。”中國優良傳統藝術都是鄙視矯情偽飾，推崇真實自然的。汪曾祺在一篇文章中說：“我是不贊成把小說的結構規定出若干公式的。??我

２ 認為有多少篇小說就有多少種結構方法。我的《大淖記事》發表后，有人認為小說的結構很不均衡。小說共五節，前三節都是寫大淖的風土人情，沒有人物，主要人物到第四節才出現。??我認為一篇小說的結構是這篇小說所表現的生活所決定的。生活的樣式，就是小說的樣式。”（4）汪曾祺在《小說的散文化》一文中說：“大概傳統的，嚴格意義上的小說有一點像山，而散文化的小說則像水。”

（二）上面簡要分析了汪曾祺小說的中“水”的表現特征，但是“水”這種物質載體是如何和他的小說結合得如此完美而自我一格的，即“水”與“汪曾祺”的小說創作究竟有怎樣的內在聯系？從他的小說創作過程來看,我認為他是有意為之的；同時由于他的人格、氣質又影響了他的小說創作潛意識地靠近“水”。汪曾祺出生于一個殷實家庭，祖父汪嘉銘中過清朝末科的撥貢，父親汪淡如也是當地一個小有名氣的畫家。“汪家雖然沒有出過大官，卻還有些文化，家里人大都讀過書，書畫、字貼之類的物件也不少。這一點對爸爸走上文學之路不無影響。”（5）汪曾祺的兒女們如是說。的確，汪曾祺從小接受中國傳統文化，對他以后的人格氣質的形成以及對創作的影響都有必然的內在聯系的。汪曾祺說過：“在中國，不僅是知識分子，就是勞動人民身上也有中國傳統文化思想，有些人盡管沒讀過老子、莊子的書，但可能有老莊的影響。一個真正有中國色彩的人物，與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不能分開的。”（6）書香世家的門第以及良好的藝術訓練（書法、繪畫、戲曲都懂一點），使得以“情趣”、“樂感”為主要特征的精神閑游成為汪曾祺更為傾心的境界。他說：“我的作品不是悲劇，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壯的美。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諧。這是一個作家的氣質所決定的，不能勉強。”（7）汪曾祺的確是一位淡泊寧靜的性情中人，他的這種平和隨意的性格得益于他的家庭環境和受父親的熏陶。他在《多年父子成兄弟》中說：“我十七歲初戀，暑假里，在家寫情書，他（指他的父親）在一旁瞎出主意。”可見他的父親是主張父母與子女之間應平等相處、互相尊重，像親兄弟般無說不談的。汪曾祺后來回憶說：“他的這種脾氣傳給了我。不但影響了我和家人子女，朋友后輩的關系，而且影響了我對所寫人物的態度以及對讀者的態度。”他的兒

３ 女們叫他為“老頭兒”，“多年父子成兄弟”是老頭兒父親的話。到了爸爸這兒，不僅“父子成兄弟”，而且父女也成兄妹了。他把我們當伙伴，當朋友，從不擺“父親”的架子。我們叫他“老頭兒”，他叫我們“大狗、二狗、小狗！”（8）中國古語“文如其人”，用在汪曾祺身上是再貼切不過了。汪曾祺的這種恬淡和諧的性格氣質決定了他不可能像柳青一樣寫充滿陽剛之氣的《創業史》，他不具備“對這個世界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拷問和卡夫卡式的陰冷的懷疑”，他只能抒寫一種“如清風，如云，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的陰柔小品。中國傳統藝術風格的審美取向似乎更傾于簡淡、空靈、自然一類的陰柔品格，這是受老莊思想的影響，因此在藝術形式上更看重“芙蓉出水”的自然風格。林語堂對此有深刻的見解，他說：“中國人的心靈的確有許多方面是近乎女性的。‘女性型’這個名詞為唯一足以統括各方面情況的稱呼法。心性靈巧與女性理性的性質，即為中國人之心之性質。中國人的頭腦近乎女性的神經機構，充滿著‘普通的感性’。”（9）可見，汪曾祺被定性為“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正是因為他骨子里就流動著“知者樂水”的士大夫雅趣。但是汪曾祺一生真正與“水”結下不解之緣還是在碰到沈從文之后。汪曾祺的小說創作受沈從文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他當時在西南聯大讀中文系，師承沈從文，與他的關系很密切。兩人經常下飯館、泡茶館、吃小吃，情如父子。無論從人格性情和創作上都直接影響了汪曾祺，當時他發表在一些報刊上的文章大多數是經沈從文這手介紹出去的。但汪曾祺一開始寫作并未受他多大影響，從40年代寫的《復仇》、《小學校的鐘聲》、《雞鴨名家》等來看，顯然更多地接受了從西方引進的意識流手法。汪曾祺真正繼承沈從文的風格并把它發揚光大是在幾十年后改革開放的春風下“老樹開花”，并且“一發不可收拾”。

（三）汪曾祺說過，作家所偏愛的作品往往會影響他的氣質和創作，并成為他個性的一部分。“有人問我受哪些作家影響較深，我想：古人里是歸有光，中國現代作家是魯訊、沈從文、廢名，外國作家是契訶夫、阿左林。”（10）相比之下，他還是受沈從文的影響最大，尤其是受他的“水世界”的影響。他幾乎是繼承并發展了沈從文的風格，改革開放之后，沈從文就在汪曾祺的血

４ 液里復活了。請看沈從文有關“水”的敘述： “到十五歲之后，我的生活同一條辰河無從分開??我雖離開了那條河流，我所寫的故事，卻多數是水邊的故事。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為我在水邊船上所見到的人物的性格。??我文字風格，假若還有些值得注意處，那只是因為我記得水上人的言語太多了。”（11）“我感情流動而不凝固，一波清波給予我的影響實在不小。我幼小時較美麗的生活，大部分都同水不能分裂。我的學校可說是在水邊的，我認識美，學會思索，水對我有極大的關系。”（12）“在我的一個自傳里，我曾經提到水給我種種的印象。??我學會用小小的腦袋去思索一切，全虧得是水。我對于宇宙認識得深一點，也虧得是水。”（13）“水的德為兼容并包，柔濡中有強韌，從表面看極容易范圍，其實則無堅不摧。水教給我粘合卑微人生的平凡哀樂，并作橫海揚帆的美夢，刺激我對工作永遠的渴望，以及超越普通人功利得失，追求理想的熱情洋溢。”（14）汪曾祺也常常提到“水”對他的創作的巨大影響作用。“我的小說以水為背景，是非常自然的事。記憶中的人和事多帶有點泱泱的水氣。人的性格多平靜如水，流動如水，明澈如水。”（15）“我的家鄉是一個水鄉，我是在水邊長大的，耳目之所接無非是水。水影響了我的性格，也影響了我的作品的風格。”（16）“水不但于不自覺中成了我的一些小說背景，并且也影響了我的小說風格。水有時是洶涌澎湃的，但我們那里的水平常總是柔軟的，平和的靜靜地流著。”（17）比較上面文字，沈從文“水”的敘述與汪曾祺“水”的敘述竟是如此的相近，不得不令人相信汪曾祺是有意向沈從文靠近。其實汪曾祺也并不避嫌地承認了這一點，他曾多次談到“小英子，巧云身上隱隱約約有翠翠、三

三、夭夭的影子”。他不太同意有人把他的小說歸入鄉土文學行列。他說：“我的小說有點水氣，卻不那么土氣，還是不要把我納入鄉土文學的范圍為好。”（18）看來，汪曾祺是有意要把自己從鄉土文學中拔出，另立“鄉水文學”一派了。他說：“我這樣做是有意的（也是經過苦心經營的）。我要對‘小說’這個概念進行一次沖決：小說是談生活，不是編故事；小說要真誠，不能耍花招。”（19）可見汪曾祺并非一味地繼承沈從文的風格，他有自己的見解。

５ 他把沈從文埋藏在作品中濃郁的憂愁和孤獨沖淡了，融入自己清新和明徹的人格和氣質，同時為百花齊放的新時期寫作添上一些新的東西，使他的作品具有一股更健康的活力，更能受到廣大群眾的喜愛。他是有意為之的。這就是汪曾祺的創新。但“水”的影響，從沈從文到汪曾祺，是從來沒有改變的。如果說沈從文寫“水”寄托了一些更深沉的宇宙人生認識，那么汪曾祺的“水”則更加流暢、活潑、輕松、平淡了。

（四）汪曾祺非常清楚自己的性格和氣質，能寫什么，不能寫什么。“我知道，即使我有那么多時間，我也寫不出大作品，寫不出有分量，有氣魄、雄辯、華麗的論文。這是我的氣質所決定的。一個人的氣質：不管是由先天或后天形成，一旦形成，就不易改變。我的氣質大概是一個通俗抒情的人，我永遠只是個小品作家。”（20）因此他的小說讀來如潺潺流水，寧靜沖遠，他賦予小說一種“淡泊”的旨趣，抒寫的是一種靜態的水的人生關懷。《異秉》里說的是王二艱澀的發跡史，但小說卻寫的平淡沖遠，知足常樂。《歲寒三友》寫的不過是開絨線店的王瘦吾，開炮仗店的陶虎臣和畫畫的靳彝甫三個平凡人的生活經歷，其中有歡樂、有淚水、有好運、有困頓，但他們經歷了冷暖世事后仍保留著一分真誠的友誼。還有像《皮鳳三楦房子》里的高大頭，是一個無欲無求，天然恬淡的“活莊子”，《徙》中的教師高北溟一生經風歷雨，浮浮沉沉，但他都坦然面對。“他習慣于把人世間的痛苦嚼碎了，咽到肚子里，然后緩緩化解成一種經久永恒的味。痛恨，但不咬牙切齒；歡樂，但得意忘形。他習慣于勇敢地承受事世，然后涵化丑，融化惡，這使他的文學具有了獨特的人格力量。”（21）他喜歡寫舊社會的生活，回到童年的回憶。因為他認為“小說是回憶。必須把熱騰騰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樣，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經過 反復沉淀，除凈火氣，特別是除凈傷感主義，這樣才能形成小說。”（22）汪曾祺的這種大和平心，使他的小說像一條河流，一潭池水，“發纖禾農 于簡古，寄至味于淡泊”，達到了“其稱文小而其旨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的高遠境界。注：（1）安妮·居里安《筆下浸透了水意》，《北京文學》1989年第1期（2）馬風《汪曾祺與新時期小說》，《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1995年第10期

６（3）（4）汪曾祺《思想·語言·結構》，《塔上隨筆》，群眾出版社，1993年版（5）（8）《老頭兒汪曾祺——我們眼中的父親》汪朗、汪明、汪朝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6）汪曾祺《回到現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北京文學》，1983年第2期（7）《汪曾祺自選集·自序》，漓江出版社，1987年出版（9）《吾國與吾民》，林語堂著，華齡出版社，P80（10）《談風格》，《塔上隨筆》，群眾出版社（11）（13）沈從文《我的寫作與水的關系》（12）《從文自傳》沈從文著（14）《一個傳奇的本事》沈從文（15）（18）汪曾祺《菰蒲深處·自序》浙江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16）汪曾祺《蒲橋集·序》作家出版社，1989年版（17）汪曾祺《自報家門》（19）（22）《橋邊小說三篇·后記》汪曾祺（20）《晚翠文談·序》浙江文藝出版社，1988年版（21）《永遠的汪曾祺》徐卓人，《當代作家評論》，1998年第3期 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