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汪曾祺與沈從文

汪曾祺散文的特色

汪曾祺的散文沒有結構的苦心經營，也不追求題旨的玄奧深奇，平淡質樸，娓娓道來，如話家常。汪曾祺曾說過：“我覺得傷感主義是散文的大敵。挺大的人，說些姑娘似的話??我是希望把散文寫得平淡一點，自然一點，家常一點的。”因此品讀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聽一位性情和藹、見識廣博的老者談話，雖然話語平常，但饒有趣味。如《葡萄月令》

葡萄抽條，絲毫不知節制，它簡直是瞎長！幾天功夫，就抽出好長的一節的新條。這樣長法還行呀，還結不結果呀？因此，過幾天就得給它打一次條。葡萄打條，也用不著什么技巧，一個人就能干，拿起樹剪，劈劈啦啦，把新抽出來的一截都給它鉸了就得了。一鉸，一地的長著新葉的條。

汪曾祺的散文寫風俗，談文化，憶舊聞，述掌故，寄鄉情，花鳥魚蟲，瓜果食物，無所不涉。在《夏天的昆蟲》中，他向讀者介紹了蟈蟈、蟬、蜻蜓、螳螂的品種、習性和孩童捕捉昆蟲的情形。如他說：“叫蚰子（蟈蟈的俗稱）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樹枝火中，一會兒就熟了。味極似蝦”。說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膠捉蟬。作者小時候用蜘蛛網捉蟬。選一根結實的長蘆葦，一頭撅成三角形，用線縛住，看見有大蜘蛛網就一絞，三角里絡滿了蜘蛛網。瞅準了一只蟬，輕輕一捂，蟬就被黏住了。讀到此處，不覺會心一笑，好像說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

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質樸，不事雕琢，緣于他心地的淡泊和對人情世物的達觀與超脫，即使身處逆境，也心境釋然。在被打為右派下放勞動的日子里，他奉命畫出了一套馬鈴薯圖譜。他認為在馬鈴薯研究站畫圖譜是“神仙過的日子”，畫完一個整薯，還要切開來畫一個剖面，畫完了，“薯塊就再無用處，我于是隨手埋進牛糞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說，像我一樣吃過那么多品種的馬鈴薯，全國蓋無二人。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觀念的灌輸，但發人深思。如《吃食的文學》和《苦瓜是瓜嗎》，其中談到苦瓜的歷史，人對苦瓜的喜惡，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談到文學創作問題：“不要對自己沒有看慣的作品輕易地否定、排斥”“一個作品算是現實主義的也可以，算是現代主義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個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說它是瓜也行，說它是葫蘆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汪曾祺在回顧自身的成長經歷時，曾不無自豪地說：“沈先生很欣賞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說是得意高足。”兩人亦師亦友的情誼，經受了戰亂和運動的考驗，穿越了百年的歷史風云。

沈從文幫助汪曾祺渡過難關

汪曾祺輾轉來到上海，原想通過熟人或朋友找一份職業，不料卻連碰釘子，手頭僅有的一點錢也快花光了，即將落魄街頭，以致他情緒異常低落，甚至想到自殺。當他把這里的遭遇寫信告訴沈從文之后，老師很快回信責罵他說：“為了一時的困難，就這樣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殺，真是沒出息！你手里有一枝筆，怕什么！”信中還舉了自己當年在舉目無親的情況下闖蕩北京，戰勝厄運發奮創作的例子，使汪曾祺既感動又慚愧。沈從文還致信上海的李健吾，請其對汪多加關照，并讓夫人張兆和從蘇州寫了一封長信來安慰汪曾祺。

由于沈從文的多次推薦，李健吾已了解了汪曾祺，并也很欣賞其才氣。現在汪曾祺找上門來，他便熱情地給予鼓勵，并舉薦汪到一所私立致遠中學任教，使汪在此過了一年多相對穩定的生活，且有幸結識了著名作家巴金。巴金的夫人蕭珊畢業于西南聯大，巴金又是沈從文的好朋友，于是汪曾祺在巴金家與黃裳相識了。同時相識的還有黃永玉。

汪曾祺1947至1948年在上海，和黃永玉、黃裳過從甚密，三人都是二十多歲，神采飛揚，書生意氣，這是歲月揮之不去的一段美好記憶，“幾乎如老酒一般，那段日子真是越沉越香”。黃永玉在《太陽下的風景》中說：“朋友中，有一位是沈從文的學生，他邊教書邊寫文章，文章又那么好，使我著迷到了極點。人也像他的文章那么灑脫，簡直渾身的巧思。”黃永玉在《黃裳淺識》中一直對朋友鼓吹三樣事：汪曾祺的文章、陸志庠的畫、鳳凰的風景。李國濤《“文體家”黃裳》一文，也談到了三人意趣相通、惺惺相惜：“在那時，其實三人都不過是普通作者和畫家，未來發展，全不可知。后來，不用說，一個個都成為可入文學史，可入畫史，可入學術史的頂尖人物了。當時他們就親密如此，可見互為伯樂，互為千里馬，互相間有一種馬與馬之間的氣味相投。??而黃永玉在畫外談文，總是一語到位，得過沈從文的真傳。那是氣質。氣質，氣質！這也是馬與馬得以相親的原因。” 汪曾祺與沈從文的師生情

著名作家汪曾祺在回顧自身的成長經歷時，曾不無自豪地說：“沈先生很欣賞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說是得意高足。”而一代小說大家沈從文在向文藝界推薦這位學生的作品時，也總是說：“他的小說寫得比我好。”那么，在我國現當代文壇上相映生輝的這兩顆雙子星，究竟有著怎樣的師生情誼呢?

西南聯大拜沈從文為師

1939年夏，年僅19歲的汪曾祺懷揣著已讀了多遍的《沈從文小說選》等書籍，告別了故鄉高郵，千里迢迢輾轉來到昆明，順利考入心儀已久的西南聯大中文系。關于個中緣由，他后來曾不止一次地說過：“我好像命中注定要當沈從文先生的學生??我到昆明考大學，報了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就是因為這個大學中文系有聞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還有沈從文先生。”

實際上，自從汪曾祺深深地喜愛上沈從文小說的那一天起，他心中就深深埋下了一個沈從文情結。進校伊始，他就渴望著盡快拜見這位作家老師。初次在校園內見到沈老師時，他好像有些面熟，但又想不起在哪兒見過。當旁人告訴他，這就是大名鼎鼎的小說家沈從文時，他才恍然大悟。他多么想走上去恭恭敬敬地鞠一躬，問一聲好，因為羞怯而稍一猶豫，沈從文已經走了過去。后來，他多次在校園中見到沈老師迎面走來，總是謙恭地與同學們一道禮貌地退立一旁讓老師先過，他含笑點頭。直至大學二年級，由于選修了沈從文開設的三門課“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和“中國小說史”，汪曾祺才得以正式拜謁這位老師。

首次聽沈從文講課，汪曾祺激動萬分。如此近距離地端詳著剛踏進教室的這位老師，他覺得與想象中的沈從文實在不同：那瘦小的身軀上罩著一件半新不舊的藍布長衫，眉清目秀貌若女子，略顯蒼白的面龐上，卻輝映著一雙亮而有神的眼睛。在緊張中沉默了幾分鐘之后，沈從文終于在同學們的笑聲中操著濃重的湘西口音開講了。加之他講課時不用手勢，缺乏舞臺道白式的腔調，且聲音又低，因此有不少同學對沈從文的課熱情日減，惟獨汪曾祺越聽越有味，并深有體會地告訴同學：“聽沈先生的課，要像孔子的學生聽孔子講課一樣，‘舉一隅而以三隅反’”。

沈從文教創作課主要是讓學生“自由寫”，他鼓勵學生們想寫什么就寫什么。即便有時在課堂上出兩個題目，也非常具體，像“我們的小庭院有什么”、“記一間屋里的空氣”等，意在讓學生像初進廠的青年工人那樣，先學會車零件，然后才能學會組裝。對于學生的習作，他除了仔細點評，寫出很長的讀后感而外，還將一些與這篇作文寫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作品介紹給學生閱讀，使其在對比中找到差距，得到提高。沈從文教的這些創作方法，讓汪曾祺受益終生。

汪曾祺寫過一篇名為《燈下》的短篇小說習作，沈從文讀后，卻從其稚嫩的文筆中欣喜地發現了汪長于白描，有能夠抓住一個個富于特征性的細節，鋪展開來羅織成一幅幅幾乎和生活本身完全一樣的圖畫的本領。他遂特意到圖書館找來幾篇類似于《燈下》寫法的作品，其中包括他自己寫的《腐爛》，讓汪曾祺認真品讀、揣摩。在老師的精心指導下，經汪曾祺反復修改，將《燈下》改為《異秉》，由沈從文推薦發表在1948年3月《文學雜志》第2卷第10期上；汪曾祺的另一篇小說《小學校的鐘聲》，好幾年找不到地方發表，也是沈親手幫助寄給上海的鄭振鐸、李健吾，在他們主辦的《文藝復興》雜志上發表的。由于沈從文很欣賞汪曾祺的文學才氣，故而曾把他二年級的作業拿給四年級學生去看，還曾給他的一篇課堂習作打了120分。這些對于初踏文學路的汪曾祺來說，無疑是一個極大的鼓勵。

沈從文在創作課上曾有一句口頭禪——“要貼到人物來寫”，對此一些同學要么不在意，要么領會不深，汪曾祺聽了卻如同醍醐灌頂、豁然開朗。這天，沈老師有意讓他對同學們談談自己對這句話的理解，汪即侃侃而談：“我以為這是小說學的精髓。據我的理解，沈先生這句極其簡略的話包含這樣幾層意思：小說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導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環境描寫、作者的主觀抒情、議論，都只能附著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離，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樂。作者的心要隨時緊‘貼’著人物。什么時候作者的心‘貼’不住人物，筆下就會浮、泛、飄、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虛，失去了誠意。而且，作者的敘述語言要和人物相協調。寫農民，敘述語言要接近農民，寫市民，敘述語言要近似市民。小說要避免‘學生腔’。”如此透徹的理解，不僅讓同學們聽得入了神，更使沈從文欣喜不已。

沈從文除了在課堂上認真講，在課外熱情輔導學生而外，還以其刻苦的創作精神、嚴謹的創作態度為學生們樹立了好榜樣。有一個時期，他每月都要發表幾篇小說，每年總要出幾本書，被譽為“多產作家”。由于他常常夜以繼日地寫作，以致辛勞過度，落下個愛流鼻血的毛病。汪曾祺曾多次親眼見過沈老師染有鼻血的手稿，引起他內心極大的震動，從而使他懂得了創作不僅僅需要才能，更需要老師的這種鍥而不舍、持之以恒的“耐煩”精神。

在西南聯大就讀的后期，汪曾祺與沈從文往還密切，情同父子。有一天，正患牙痛的汪曾祺去看望老師。前來開門的沈從文一見汪的腮幫子腫得老高，便默默地出去買了幾個橘子抱回來，看著汪吃下兩個，又將剩余的塞到他懷中，叮囑他多吃以便清火。

在老師扶掖下終有所成

1943年，汪曾祺因兩門功課考試不及格而從西南聯大肄業。此后，他先是在昆明市郊的一所名叫中國建設中學的私立學校當了兩年教員，有機會近距離地觀察社會與人生；后毅然離開云南，輾轉來到上海，原想通過熟人或朋友找一份職業，不料卻連碰釘子，手頭僅有的一點錢也快花光了，即將落魄街頭，以致他情緒異常低落，甚至想到自殺。當他把這里的遭遇寫信告訴沈從文之后，老師很快回信責罵他說：“為了一時的困難，就這樣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殺，真是沒出息!你手里有一枝筆，怕什么!”信中還舉了沈從文當年在舉目無親的情況下闖蕩北京，戰勝厄運發奮創作的例子，使汪曾祺既感動又慚愧。沈從文還致信上海的李健吾，請其對汪多加關照，并讓夫人張兆和從蘇州寫了一封長信來安慰汪曾祺。

此前，從沈從文的多次推薦中，李健吾已了解了汪曾祺，并也很欣賞其才氣。現在汪曾祺找上門來，他便熱情地給予鼓勵，并舉薦汪到一所私立致遠中學任教，使汪在此度過了一年多相對穩定的生活，且有幸結識了著名作家巴金。

由于沈從文分別于1942年、1947年和1948年三次遭到文藝界有關人士的圍攻，甚至被斥罵為“一直是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致使他在新中國成立前后，曾一度陷入嚴重的精神危機，并忍痛放棄了文學創作，轉而從事文物考古研究工作。老師的這種激流勇退，著實讓汪曾祺感到惋惜，他擔心老師能否在文物研究上搞出什么名堂來。但沒過幾年，當讀到沈從文那些既有見地又不乏文采的文物考古文章時，他就放心了。許多年后，在為慶賀沈從文的80壽辰而寫的祝辭里，汪曾祺還不無由衷地贊美道：“玩物從來非喪志，著書老去為抒情。”

反“右”運動中，時任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民間文學》編輯的汪曾祺因文獲罪，在1958年夏被打為“右派”，撤了職務，工資待遇連降3級，并被下放到張家口沙嶺子農業科學研究所勞動改造。在這里，他不僅與農業工人一道起豬圈、刨凍糞、扛麻袋等，還熱心參加并指導所里群眾性的文化娛樂活動。孤寂苦悶的時候，他就給家人、給老師沈從文、給老朋友寫信，從那一封封充滿親情和友情的回信中，他得到了莫大的精神撫慰。

1960年年底，汪曾祺被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宣布結束勞動改造，因原單位不接收，他遂暫留在農科所協助工作。當時身患高血壓病住在阜外醫院治療的沈從文從來信中得悉此情后，不禁欣喜萬分，立即給汪曾祺復信。因等不及家人為他找來信箋，他就從練習本上撕下幾張紙急匆匆地寫起來。他全然不聽夫人的勸阻，不怕因激動而使血壓升高，洋洋灑灑，一氣呵成長達12頁、近6000字的回信。

在信中，沈從文對于汪曾祺下放勞動后的收獲，感到由衷的高興；而對于其在信中流露出的因一時回不了北京所產生的苦悶，則給予了語重心長的撫慰與鼓勵：“得到你1月15日的信，應當想像得出我高興的心情。能保持健康，擔背得起百多斤洋山芋，消息好得很!時代大，個人渺小如浮漚，應當好好的活，適應習慣各種不同的生活，才像是個現代人!一個人生命的成熟，是要靠不同風晴雨雪照顧的??你應當始終保持用筆的愿望和信心!好好把有用生命，使用到能夠延續生命擴大生命有效工作方面去??你應當在任何情形下永遠不失去工作信心。你懂得如何用筆寫人寫事。你不僅是有這種才能，而且有這種理解。在許多問題上，理解有時其實還比才能重要!” 不久，沈從文出院回家后，還曾將此信用毛筆在竹紙上重寫了一次，寄給遠在沙嶺子的汪曾祺。從老師的這些諄諄教誨之中，汪曾祺獲得了直面現實生活、戰勝艱難困苦的極大勇氣。后經過長期堅持不懈的刻苦努力，至20世紀80年代上半葉，汪曾祺終于以短篇小說《受戒》和《大淖記事》等而名揚中外，由此確立了他在我國當代文壇上的著名小說家的地位。================================== 汪曾祺和沈從文的淵源

-----從<<邊城>>和<<受戒>>的藝術特色看二人的契合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沈從文與汪曾祺可謂兩位重要的作家，同時他們也是一對情深意重的師生。汪曾祺是沈從文的大弟子，也是以廢名、沈從文、凌叔華、蕭乾等為代表的“京派”文學的最后傳人。沈從文是“京派”文學成就最大的作家。不管是從師生情誼還是文學風格與流派的傳承、發揚上，汪曾祺都成為沈從文的繼承和發揚的不二人選。

汪曾祺當仁不讓地寫出《沈從文和他的〈邊城〉》、《又讀沈從文》等多篇“沈從文”論。汪曾祺當年隨同祖父和父親避戰亂而由家鄉高郵，經香港，到越南，再到昆明，最終報考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時隨身帶著的那本《沈從文小說選》，而在他拜讀過《邊城》之后，更加敬重沈從文，始終對沈從文執弟子之禮甚恭。多年之后，汪曾祺的一篇《受戒》更是宣告了他對老師的繼承和作為最后一名“京派”文學傳人的身份。因此，從〈〈邊城〉〉和〈〈受戒〉〉的比較可以看出沈從文和汪曾祺的淵源。

對美的抒寫的繼承。《邊城》是沈從文最負盛名的作品，代表了他重要的風學風格。文中對美的抒寫更是猶如一首抒情詩。對人美的描寫在于人性之善，純凈質樸，超功利而又不沾染任何世俗氣。在人與人的交往過程中，總是抱有善良的愿望在交往。老船公和翠翠相依為命，一拉船為生，卻不收坐船人的錢，生活得自由自在，心靈也不受任何羈畔。甚至，老船公死后，鄉親們都幫助翠翠，楊馬兵如父親一般照顧翠翠。

汪曾祺也說“我寫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時候都需要的。”〈〈受戒〉〉的主人公是餑薺庵里的小和尚，和尚們的世俗生活以及逾越“門禁”的殺豬，吃肉，打牌，搓麻將的描寫，打破了人與宗教的隔膜，展示了人性最本真的自由，有一種反撲歸真的美。

人之美還在于人情之美，人情之美在于愛情之美，親情之美，鄉情之美。〈〈邊城〉〉里的翠翠與儺送的愛情，少女之戀清新，純凈而又青澀。而〈〈受戒〉〉用抒情的筆調描寫了了一個小和尚和村姑的戀愛故事。“字里行間，只覺得景美，情美，文美，宛如清澈的小溪漫過心頭。又如多年老釀，回味無窮。”〈〈邊城〉〉里翠翠與老船公的祖孫情以及老船公與女兒的父女情流露在“門外高崖上月光下”，“翠翠抱膝坐在月光下，傍著祖父身邊”，聽祖父時而講著母親的乖巧時而又吁一口氣，“可是卻無從把那東西挪開。”天保和儺送都愛翠翠，但兄弟間的親情超越了愛情，哥哥天保死后，儺送無法面對翠翠，兄弟情深深地壓著他，以致淡淡的悲傷。〈〈受戒〉〉里小和尚明海因為舅舅的關系得以到餑薺庵當和尚，也是一種出路。小英子照顧姐姐趕嫁妝，田里的零碎生活小英子全包了。最深刻的是鄉情，忙活重活的時候，“幾家顧一家，輪流轉，不收工錢，但是吃好的。”要是有“嫁閨女，陪嫁妝，磁壇子，錫罐子”，趙大娘“都要用梅紅紙剪出吉祥的花樣，貼在上面”，甚至“二三十里的人家都來請她”。而〈〈邊城〉〉里老船公死后，幫忙的人都來了，“家中人出出進進”，船總順順來了，帶來了一口袋米，一壇酒，一腿豬肉，楊馬兵為大家唱喪堂歌。不可忽略的另一種美則是景美。純凈的溪水，綠綠的翠竹，屋后的白塔上飄著“桃紅色的薄云”，溫柔，美麗，平靜的黃昏，到“月光如銀子，無處不可照及。”〈〈邊城〉〉的自然，純凈之美，正是猶如圓潤的珠玉。而汪曾祺展現給讀者的也是一幅幅親信雋永，沒有任何浸染的純然的寧靜的境界。文章結尾出更是把景美寫到極致，“蘆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蘆穗，發著銀光，軟軟的，滑溜溜的，像一串絲線。有的地方結了蒲棒，通紅的，像一枝一枝小蠟燭。青浮萍，紫浮萍。長腳蚊子，水蜘蛛。野菱角開著四瓣的小白花。驚起一只青樁（一種水鳥），擦著蘆穗，撲魯魯飛遠了??”

汪沈二人與水都有不解之緣。他們的小說是水孕育出來了，水孕育出了他們優美的水鄉小說。〈〈邊城〉〉是沈從文以家鄉小城鳳凰為背景描寫的湘西邊境靠近川東的小城茶峒。故事以水城為背景，“有一小溪，溪邊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戶人家。”祖孫兩人就住在溪邊的屋子里。汪曾祺與沈從文相似，〈〈受戒〉〉是以汪曾祺的家鄉高郵為背景的。他的家鄉是一個水鄉，他從小生長在水邊，“耳木之所接無非是水。”文中餑薺庵門前是一條河，明海做了一只船才到達。因此，他們師徒的緣分是“水”，他們描寫的故鄉的小說被稱為“水鄉小說”，他們的小說似水，“水性”構成了他們二人水鄉小說的共同底色。

“水影響了我的性格，也影響了我作品的風格。”汪曾祺曾說。他們的小說的語言如流水一般自由，有一種流動美，充滿了水的隨意性和散漫性。表現出語言的散文化和詩化的特征，采取了白描了手法，并沒有非常激烈的情節設置，猶如小溪一般寧靜自然。〈〈邊城〉〉里的語言清新，自然。“靜靜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卻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魚來去皆可以計數。”這種散漫性的語言風格使得翠翠母親的故事，妓女的故事得以自然地插入，形成統一的整體，文章柔美而連貫。〈〈受戒〉〉里的語言簡潔而有干凈，節制而又有彈性，對景物的隨意鋪寫，呈現出自然與隨和，表面雜亂無章，繁雜無矩，卻有一種內在的聯系，構成整體的水鄉畫面。如對餑薺庵的描寫，“過穿堂，是一個不小的天井，種著兩棵白果樹。天井兩邊各有三間廂房。走過天井，便是大殿，供著三世佛。佛像連盒才四尺來高。大殿東邊是方丈，西邊是庫房。大殿東側，偶一個小小的六角門，百門綠字，刻著一副對聯??”

從選裁方面看，汪沈二人都寫的是水邊普通人的平凡事，以水為聯系，構成全文。《邊城》里的老船公一拉船為生，水手和妓女的愛情，翠翠母親白喝冷水而死，天保溺水而死，他們的命運與水相關聯。《受戒》里的明海與小英子第一次相遇因為坐船過河，常常坐小英子家的船“給庵里買香燭，買油鹽。”小英子送明海去“受戒”，又在“散戒”之后接明海回庵。最后，在船尾，小英子表達了對明海的愛。他們的愛情與船密切相關，又怎能與水無關？沈從文一溫愛的筆調描寫了水邊普通人的真實的生活狀態，而汪曾祺同樣以溫潤的筆調勾畫出水鄉人淳樸和善良。三 同樣濃重的鄉土風俗風情的描寫。

《受戒》中汪曾祺用心描寫了風土人情，對故鄉蘇北水鄉的風土人情的敘述游刃有余，當然與他師承沈從文密切相關。《邊城》中敘述了湘西邊境小城的風俗，以唱情歌的方式表達愛情。天保和儺送夜里給翠翠唱歌，歌聲優美柔和。當年楊馬兵也是“牽了馬匹到碧溪組來對翠翠母親唱情歌”。翠翠樂意聽祖父唱歌，也“哼著巫師十二月里為人還愿迎神的歌玩——你大仙，你大神，睜眼看看我們這里人??”而《受戒》中唱歌得以延續，明海的三師父仁渡會放“花焰口”，卻也情不過鄉親，唱起山歌小調。

此外，《受戒》中，融各種鄉土風俗與作品里。開頭則寫出“他的家鄉不叫‘出家’，叫‘當和尚’，他的家鄉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獵的，有的地方出織席子的，有的地方??”表明一個地方出一種職業，這已經是既成的風俗。和尚們每天出門，掃地，燒香，磕頭，念經，這是佛教的習俗。對放“花焰口”的描寫，以及“十五六歲的姑娘，就都梳上頭了”的風俗，剪紙的名俗等的描寫。

在文章中，風俗作為背景出現，不僅吸引人們對鄉土風情的感受，而且對文章的整體美作鋪墊，又不時地影響著人物的塑造和推動情節的發展。《邊城》里天保走車路失敗又走馬路，而走馬路只有儺送有份，美妙的歌聲使翠翠夢里摘虎耳草，這一走馬路的風俗直接推動著他們愛情的發展。《受戒》里小英子在明海受戒后對明海的關心，他們蒙朧的愛情更加突顯，受戒這一佛教儀式推動了他們的戀愛。四 汪沈二人共通的美學追求。

沈從文作為“京派”文學的最具代表作家，高度奉行著“京派”所倡導的尊從古典文學，吸收中國傳統文學優秀的部分，崇尚一種靜穆、和平雋永的審美觀點，追求藝術的健康和純正。《邊城》是充分體現他的審美趣味的作品。作者把故事柔和化，表現出中國古典的中和之美，溫柔敦厚。汪曾祺深受他的影響，繼承發展了“京派”的美學觀點，其美學追總體趨于和諧。

《邊城》里，沈從文對小說采取的是淡化處理，翠翠內心沖突的淡，只一心牽掛儺送，并非是十分激烈的復雜的心里沖突。悲劇的成分淡化，翠翠母親的愛情悲劇只在祖父口中提及，減輕了悲劇的壯烈性，使其變得柔和。天保和儺送兩兄弟都愛著翠翠，但有相互幫忙夜里輪流給翠翠4唱歌，深厚的兄弟情超越了愛情，也阻礙了愛情，表面上對兄弟情深的表達，其實也給愛情造成了淡淡的悲傷。對少女之愛的描寫，本來也是羞澀蒙朧，淡淡的感情，又融之于淡淡的悲劇故事，體現出整篇文章的柔和之美。而把歷史上一切慘烈的東西背景化，并沒有影響到文章的柔和，而是留下淡淡的傷痛，卻也是永久的痕跡。美和愁相融，淡淡的愁和寧靜的美綿遠延長，中和之美躍然。《受戒》之中汪曾祺對自然與人的和諧的描寫，小英子一家人與和尚都自食其力，趙大伯是個“全把式”，荸薺庵的和尚也照樣挑水，喂豬，租地收租，放債收債，與自然和諧相處。人與自然的相融相合，也有人與人之間真純質樸和睦的相處。小和尚和村姑的愛情，也是宗教和與世俗的和諧。資深的老方丈，也在繡花房里藏了一個十九歲的小老婆，“這個庵里無所謂清規，連這兩個字也沒人提起。”在這樣和諧溫婉的環境里，小英子和明海的戀情的誕生也就合乎情理。

汪曾祺似乎比沈從文多了些文人境界。沈從文的悲愁情緒在汪曾祺那里化為了樂觀感受，泯滅了深刻與尖銳，凸顯了和諧，文章顯得和平優美。就如汪曾祺自己所說：“我追求的不是深刻，是和諧。”全文并沒有激烈的矛盾沖突，宗教和世俗共存，人們并每喲指責和尚犯戒，二師父仁海的家眷“每年夏秋之間”去庵里住幾個月，“因為庵里涼快”，“仁山、仁海叫他嫂子，明海叫她師娘。”庵里不叫“方丈”，也不叫“主持”，卻叫“當家的”，收租，放債，也有燒香，磕頭，念“南無阿彌陀佛”，敲磬，念經。和尚是出家人，也和普通人一樣娶妻生活。這樣融宗教、歷史、倫理、愛情為一體的生活十分和諧，在折中和諧的氛圍里，人們喜歡純潔的愛情，而不會深究其違背倫理的過錯，人性之純真自由撼動人心。

作為中國鄉土小說重要支脈的“京派”，是與“海派”想區別的，“魯迅認為鄉土文學可說是現實主義文學，而沈從文的作品更具有一種浪漫的氣息。魯迅心目中的鄉土文學像是杜甫的‘三吏’、‘三別’一類面對現實的作品，沈從文呢，寫的是陶淵明。”甚至有人認為“《邊城》是《桃花源記》的現代版。”沈從文抒情式的小說，對愛、美、自由的追求發出悲哀的聲音，出于對“人性”的虔誠，通過對鄉土的贊美，“以擴大中國文化來重造人心。”即使“京派想像的社會圖式和民族精神帶著不輕的烏托邦的色彩。”以審美為美學取向，也不可否認沈從文即“京派”給中國文學帶來的重要影響。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中國傳統文化小說的重要的一支，有著很高的美學價值和文學史意義。

汪曾祺師承沈從文，連續了被中斷和遺忘的小說風格，散文化小說的傳統延續下來了，《受戒》洋溢著沈從文式的詩情，著力與情緒氛圍的營造，對愛、美、自由的繼續抒寫，人性之美，人性之善，人性解放，呈現出《邊城》一般唯美的感受，“京派”文學得到很好的繼承和發展！

車胤，字武子，晉代南平（今湖北公安市）人，他的祖父車浚，三國時期作過東吳的會稽太守。因災荒請求賑濟百姓，被昏庸的吳主孫皓處死，此后車胤的家境就一貧如洗了。車胤立志苦讀，廣泛涉獵各種知識，太守王胡之曾對他的父親車育說：“此兒當大興卿門，可使專學”。因家中貧寒，晚上看書沒錢點燈。一個夏天的晚上，他正坐在院子里默默背書，見到許多螢火蟲在空中飛舞，象許多小燈在夜空中閃動，心中不由一亮，他立刻捉上一些螢火蟲，把他們裝在一個絹做的口袋里，螢光就照射出來。車胤借著螢火蟲發出的微弱燈光，夜以繼日地苦讀。

在他父親的指導下，車胤終于成了一個很有學問的人，一生中做過吳興太守、輔國將軍、戶部尚書等官職。唐朝楊弘貞、楊番、蔣防都著有《熒光照學賦》，均是談車胤之事。

第二篇：汪曾祺和沈從文

汪曾祺和沈從文：經過比較,我們發現這兩位在現當代文學史上都被視為獨異的作家,風格中有幾點相同的特征:

1.他們的作品都是著力表現對貧困、愚昧、落后而近于麻木的生活的不滿與思考,對封建主義舊道德舊傳統的鞭韃,對美好人性和理想的追求。從沈從文家境中衰與少年時的行伍生涯,和而汪曾祺文革前后這段經歷,使他們一生都在追求一種人性的溫暖。

2.他們的作品都是“主情”式的,文章不拘格式,受感情波動的支配。《邊城》、《受戒》中兩者都不拘泥于故事的首尾照應、高潮的設置安排、人物的來龍去脈,而是以感情去牽動讀者。

3.字里行間蘊含著歌的節奏、詩的韻律、畫的色彩。《受戒》《邊城》里有很多詩意化的其樂融融的自然鄉村美景的畫面。

不同：從思想內容看,二人都著力表現對人的尊嚴的肯定與追求,但沈從文更多地對不平等的物質生活加以鞭笞,更多地要求人生存的基本權利。汪曾祺則是在生存溫飽基礎上求發展,是對人生存狀態的文化反思。

2.所顯現的感傷色彩和成分來看,沈從文更憂郁些、壓抑些,追求的前景有時不夠明確,呈現在作品中更多地表現為一種生命的頑強和民族品德的重造。而汪曾祺追求的理想的前景比較清晰,所呈現的力度是一種為理想斗爭的頑強精神。:“《邊城》是對過去純真美好童年的迷戀，塑造了翠翠勇敢善良的女孩形象。

3.3.從表現手法來看,沈從文節奏迂緩,敘說中寫實成份較多,而汪曾祺迂緩中夾雜著跳蕩,有一些心理探索,還有哲理性議論。

第三篇：沈從文汪曾祺專題閱讀課

楊寨中學初三專題閱讀課教學設計

主備教師： 劉延聰 授課教師： 備課時間：2014.08.23 NO.5-1 課題：沈從文 汪曾祺

一、閱讀目標：

1、簡單了解沈、汪二人的生平、寫作風格。

2、從《邊城》、兩篇文章中品味、感受二人的平淡質樸的藝術風格、思想感情。

3、拓展閱讀相關的其他文章、著作。

二、材料準備：

1、二人生平簡介。

2、見微知著，從二人作品的細微之處品味其寫作風格、藝術特色。

3、簡單學習這種平淡的有韻味的風格的寫作。

三、上課流程

（一）激趣導入：選取湘西鳳凰美景和高郵湖的風景圖片，截取其二人的代表作《邊城》和《受戒》里面的經典片段來賞析。

（二）方法引領

1.從精選的材料中，精讀幾篇。2.了解二人的風格的傳承與比較。

沈從文（1902－1988），原名沈岳煥，字崇文。湖南鳳凰縣人。沈從文是作家、歷史文物研究家。撰寫出版了《長河》、《邊城》等小說，《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等1931年－1933年在青島大學任教。抗戰爆發后到西南聯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學任教，建國后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歷史的研究。1987年、1988年沈從文入選諾貝爾文學獎。沈從文的創作風格趨向浪漫主義，他要求小說的詩意效果，融寫實、紀夢、象征于一體，語言格調古樸，句式簡峭、主干突出，單純而又厚實，樸訥而又傳神，具有濃郁的地方色彩，凸現出鄉村人性特有的風韻與神采。

汪曾祺（1920.3.5～1997.5.16），江蘇省高郵市人，中國當代作家、散文家、戲劇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畢業于西南聯大，著有小說集《邂逅集》，小說《受戒》《大淖記事》，散文集《蒲橋集》。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后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汪曾祺的散文沒有結構的苦心經營，也不追求題旨的玄奧深奇，平淡質樸，娓娓道來，如話家常。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觀念的灌輸，但發人深思。

汪曾祺的老師是沈從文。汪曾祺的創作風格的形成，與沈從文有密切相關，汪曾祺就是沈從文的影子。二人的成長經歷及審美理念、作品風格極為相似。

沈從文與汪曾祺是中國文學史上具有代表性的鄉土小說作家。沈從文以一顆“執拗”的“鄉下人”的心表示著對鄉土的親和、對都市的逃離。汪曾祺則是跨越時代的富于靈性的作家，在鄉土小說方面卓有建樹。沈、汪兩位作家鄉土小說的創作取向及其技巧乃同中之異，而從人生哲學看，汪曾祺從感情上接受了儒家樸素的人道主義精神，沈從文則更多地體現在憂國意識和維護文學的獨立性方面。

3.通過朗讀感知、語句品析、比較閱讀、等方法，閱讀文本。（見閱讀材料）

（三）拓展運用

1.學寫片段或大作文。可整理成讀書筆記。2.推薦閱讀：

沈從文：沈從文《邊城》、《長河》；

張新穎《沈從文的后半生：1948-1988》；

卓雅《沈從文和他的湘西》；

上海文匯：《鳳凰于飛：沈從文卷》。汪曾祺：汪曾祺《大淖事記》、《受戒》；

汪朗《老頭兒汪曾祺》；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

（四）課后延伸

1、可以自己去查閱百度百科，維基百科等關于沈汪二人的資料。可積累成讀書筆記。

2、可以參閱錢理群《現代文學三十年》（北大出版社）之沈從文、汪曾祺章節。

3、可以閱讀關于二人的作品，如上文“相關資料”里提到的作品。

4、如果個人比較喜歡或者欣賞這類風格的作品，可以自己去深入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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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論汪曾祺小說與沈從文小說藝術風格之異同(陶建秋)

論汪曾祺小說與沈從文小說藝術風格之異同

陶建秋

摘要：汪曾祺繼承了其師沈從文的小說藝術風格，他們的小說大多是在鄉村和城市題材的空間里，通過對人性和病態世界的對比，嚴肅地探討認識，謳歌健全的人生形式，從而表現出了相同的藝術風格；沈從文是30年代“京派”作家，而汪曾祺是80年代作家，兩個人處于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出身背景，同時汪曾祺作為一個獨具特色的小說家，其作品與民俗關系之深，在二十世紀的中國作家中是首屈一指的，創作比其師沈從文更深，就使得兩個人的藝術風格有了差異。

關鍵詞：藝術風格 語言藝術特色 審美態度 淡化主題 反抒情

一

汪曾祺繼承了其師沈從文的小說藝術風格，他們的小說大多是在鄉村和城市題材的空間里，通過對人性和病態世界的對比，嚴肅地探討人生，謳歌健全的人生形式，從而表現出了相同的藝術風格。

汪曾祺與沈從文在小說語言藝術特色上有相同的地方。小說語言都別具一格，簡潔明快，古樸簡約。汪曾祺的《受戒》中明海燙戒后與小英子隔河相對的話語；《大淖紀事》中十一子養傷時和巧云的一段悄悄話，都極為簡潔平常，然而仔細回味，其中韻味綿長，不僅精到地刻畫人物內心世界的微妙變化，同時使你讀出了敘事中的詩意美來。沈從文的《邊城》描寫翠翠的一段文字：“翠翠在風日里長著，把皮膚變的黑黑的，接站目為青山綠水，一對瞬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長養她且教育她，為人天真活潑，處處儼然如一只小獸物。人又那么乖，如山頭黃鹿一樣，從不想到殘忍事件，從不發愁，從不動氣。。。。”這段文字句式參差簡峭，繪形傳神，古樸清新，富有表現力。他倆的小說注重以人物語言，動作和細節來展示人物的內心世界，達到表現一個至善至美心靈世界的良好藝術風格效果。

在審美態度上，兩個人的小說中業體現出來了相同的藝術風格。他們的小說往往在濃郁的鄉土風俗畫的描寫之中滲透著作者傳統的哲學意識和審美態度。汪的《受戒》和《大淖紀事》等作品看似有一種超脫的人生境界，實則正是作者對于健康人性的呼喚和追求，是合乎人們傳統美德的理想規范的。沈的《邊城》、《丈夫》表現的也是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 乎人性的人生形式，體現著人性美和人情美。汪和沈筆下的人物總是暗合傳統的真善美，并在假善丑的對立中獲得美的升華，他們既重視小說的創作的潛移默化的作用，同時又欣賞和玩味順乎自然，超脫功利的人生境界，成為他們小說創作的審美態度和道德尺度。

從總體風格的角度考察，他倆的小說強烈地傳達出了一種清新攜永，淡薄高雅的風格化效果。汪曾祺對故鄉蘇北水鄉的風土人情爛熟于心，《受戒》和《大淖紀事》之所以吸引讀者，其中重要的因素是它們那種富有別種風情的風俗描寫。《受戒》結尾處那充滿著生活情趣的水蕩景色描繪那樣楚楚動人，猶如一幅美麗的畫面恒恒地定格在讀者視覺中。沈從文是從湘西風情，構建了他的湘西世界。他的《邊城》頭三章集中筆力描繪了湘西水圖畫和風俗習慣。幽壁的遠山、清澈的溪水、溪邊的白塔、翠綠的竹篁等山水風景于端午賽龍舟，捉鴉子比賽及男女唱山歌等民族風俗。整整三章用萬字篇幅介紹湘西風情，而沒進入情節敘事，讓我們充分地感到了邊地的安靜和平、淳樸渾厚的文化氛圍。汪曾祺繼承了沈從文的“邊地”小說，使得他倆的小說中，濃重的鄉土風俗和氛圍和在這種氛圍中活動著的人，相互形成了有機的整體，自然天成，別具情趣和意味。

二

汪曾祺作為一個獨具特色的小說家，其作品與民俗之間的關系之深在二十世紀的中國作家中堪稱首屈一指，創作比其師沈從文更深，再加上有不同的出身背景，不同的時代，使得小說風格有了差異。

汪曾祺小說的藝術特色，首先是淡化主題。在他的作品中，塑造有個性的人物基本上不是他的藝術追求。有過長篇編劇經歷的汪曾祺，是在有意地反戲劇化。他的作品基本上沒有矛盾，沒有戲劇沖突，更沒有戲劇高潮，甚至沒有大部分小說通常具有的吸引人的情節。所以他的小說就呈現出“散文化”、“筆記小說”的特點。他淡化了矛盾、淡化了沖突、淡化了高潮、淡化了情節，常常離題萬里，因而作品有一種未完成感。總體來說，他的不妨稱為散體小說。

其次是反抒情。這也是一個會令許多讀者感到意外的看法，正是因為汪曾祺的大部分讀者正是被他小說的濃郁抒情性所吸引。正因為汪氏小說的反抒情性，所以他說：“小說不宜直接抒情的，否則就會濫情乃至煽情的俗套。”

再次，汪曾祺的小說具有散文化和詩化的特征。如在《八千歲》中，作者隨心所欲地描寫離題甚遠的販馬人“宋侉子”、旗人娼妓虞子蘭、土匪軍官“八舅太爺”，真是撲朔迷離，峰回路轉，最后才寫到“八千歲”，然而這些人物并不是展示他們與“八千歲”故事的因果鏈條關系，而是在真善美與假惡丑的對立中尋覓一種健康人性的詩意美的境界。

而沈從文小說的藝術特色。首先，如《丈夫》中，鄉下女人為生計所迫不得賣身進城，而丈夫目睹妻子受辱而不能救助，這是多么嚴酷的現實！然而，作者在鋪陳悲劇故事的情節時，卻不是嚴正地直訴苦難和血淚，而是采用漫不經心，甚至是幽默徑輕的筆調，讓讀者從笑中落淚，喜中見悲，這又是沈從文在小說創作中所貫用的一種獨特的藝術。

其次，作者采用荒誕手法來寫人記事，因而使他所描述的人和事物便顯得荒唐而可笑。妓女春明明賣身是一種骯臟低下的事情，但作者卻以輕松的口吻調侃道：“船上人，把這件也象其余地方一樣稱呼這叫做生意。他們都是做生意而來的，在名分上，那名稱與別的工作同樣，既不和道德相沖突，也不違反健康”。女人賣身與做生意是風牛馬不相及的兩碼事，把這二者硬扯在一起加以類比，使人感到荒誕滑稽。

最后，小說還使用夸張類比刻畫人物，使人物形象更加鮮明突出。小說《丈夫》中，在舊社會，水保只是一個夠不上品級的芝麻綠豆官，但作者卻故作驚人地寫道：“他（指水保）的權力在這些小船上，比一個中國的皇帝、總統在地面的權力還統一集中”，爾后，又再從丈夫的角度看水保，稱他做“偉人”，說他是“一個督府的派頭，一個省長的身份”，這種將水保跟皇帝、總統作如此聳人聽聞的夸張和類比，既顯示了水保在船戶妓女心中的顯赫威嚴，也表現了丈夫的卑微低下，兩相對照，相映益彰，使人物的形象躍然紙上，栩栩如生。

三

總的來說，汪曾祺與沈從文的藝術風格有許多異同，就看讀者怎樣去理解，各有各的見解和看法。

參考文獻：

[1]《中國現代文學作品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93-300 [2]《中國現代文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12-250 [3] 沈從文《沈從文短篇小說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48-55 4

第五篇：沈從文與道家思想

沈從文與道家思想

道家思想是我國歷史上影響深遠的一種哲學思想，雖然它沒有儒家思想那么根深蒂固地影響著國人，但在文學發展史上他同樣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學家們。在現當代文學史上有這樣一位獨立獨行、別具個性的引人注目的文學大師，他的作品很少去描繪驚心動魄的社會巨變或是激烈復雜的政治矛盾沖突，他終身為他自己所構建的“湘西世界”進行著不斷的努力和探索，從而創造出了與當時的文學主潮流相去甚遠的深遠自然、清靈純樸、和諧雋永的美麗的人性湘西世界，給我們讀者耳目一新的感覺。他就是沈從文。沈從文從文體到文風的形成可以說都受到了道家思想深遠的影響。

一、人生經歷與道家思想

沈從文出生在湖南西部邊遠地區一個漢苗雜處的小小山城里，山城周圍數十里全是山重山，只臨到城邊時，西邊一點才有一壩平田出現。城東南還是群峰羅列，一年四季隨同節令的變換，山上草木巖石也不斷變換顏色，形成不同畫面，神秘奇麗。山城里的人們終日與古樸、寧靜、和諧、美妙如畫而又充滿靈性的大自然為伴，擁有原始、野性、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他們的人性、人情、道德與孕養他們的大自然保持著一種異質同構的關系。這種地域性文化呈現出某些和道家文化相同的價值取向，如對自然的順應，對與自然相契的人性的凸現等。沈從文擁有濃烈厚重的鄉土情結，這一情結使他在走上創作道路后一直生活在對家鄉土地的印象中。這一文化背景為沈從文提供了一個有利的道家文化的接受場。

沈從文的祖父和父親都是職業軍人，家人對他本抱有很大的期望，但沈從文小時侯非常頑皮，完全是個充滿童心、野性”自然之子”，“任何方法都不能拘束這顆小小的心”，他經常逃學，在逃學中學會了許多生活知識和人情世故。他到市場觀察打鐵、殺牛、織蕈子、罵架、打獵，學會了游泳，賭博，甚至偷別人家的李子枇杷，結識了許多奇人趣事，沉湎于大自然中，認識了三十種樹木名稱，十多草藥，觀察了“大千世界微妙的光，稀奇的色，以及萬匯百物的動靜”。在他的眼里，自然是主體，人是大自然中的風景。這造就了沈從文“不安于當前事務，卻常常為人生遠景而凝眸”的性格，形成了他順應自然，回歸天性的審美趣味和生命理念。

辛亥革命時，起義軍攻打鳳凰城失敗。他的父親和叔父卷入了那次攻城，而表哥險些被害。年僅九歲的沈從文就聽叔父說衙門從城邊抬回了410個人頭，一大串耳朵，死者上千。這些對于一個年紀才九歲的孩子來說可謂記憶深刻。而這種殺戮持續了約一個多月。作者說：“我剛好知道‘人生’時，我知道的原來就是這些事情。”辛亥革命后不久，年僅十歲的沈從文便親歷了家庭的變故：父親因謀刺袁世凱失敗而流亡關外；1917年，沈從文聰明美麗的二姐不幸夭折：同年，受家境所迫，沈從文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不得不“以補充兵名義，隨軍隊同去辰州”；從軍期間，初涉人世的沈從文更是親眼目睹了生命的嚴酷與人生的無常：在茈江的鄉下四個月看殺人一千；“扮過觀音菩薩”的蓮姑、堂兄沈萬林??這些生命圖景，與此前湘西革命黨人失敗后地方官兵用抽簽方式決定苗人的生死的畫面聯系在一起，使少年沈從文“感到了生死的莫測”。沈從文的少年經歷令他看到人生的大起大落，生命的漂泊無定。親人的聚散無常使他的人生態度逐漸形成，學會超越個人榮辱得失，以平常心對待一切，超利害、齊物我、等生死、泯是非，在虛靜中“物化”，在淡泊中“心與物游”（《莊子·齊物論》），這正是道家的人生觀。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當時的文化先驅者對道家思想采取的是一種批判的態度。但隨著五四高潮過后，處于苦悶彷徨中的部分現代作家將目光轉向了道家，以求靈魂的解脫和心靈的安慰。沈從文也正是在這種急劇變動的社會氛圍中走近了道家。如何在動蕩的歲月中保持一種平和的心態？如何為命運多桀的中國人尋求一條新生之路？沈從文在苦苦地思索著，而道家主張遠離政治，遠離暴力，無為而治，這些都非常符合沈從文的心境，道家的“尚柔”、“守雌”“無為而無不為”的人生哲學，也都成為他精神力量的源泉之一。難怪沈從文為了表示他與其他作家的不同，沈從文很喜歡強調自己的農村背景，在《習題》里他這樣寫道：“我實在是個鄉下人，說鄉下人我毫無驕傲，頁捕在自貶，鄉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遠是鄉巴佬的性情，愛憎和哀樂自有它獨特的式樣，與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頑固，哀土地，也不缺少機警，卻不甚懂詭詐。他對一切事照例十分認真，似乎太認真了，這認真處某一時就不免成為‘傻頭傻腦’。” 他一直自稱為“鄉下人”，就是想強調自己對遠離政治，追求自然的一種渴望。

(1)

二、文化追求與道家思想

莊子之“道”的文化特色是什么呢？即“乃在直下扣緊人生之問題，而標出人之成為至人、真人、天人、神人之理想。”莊子教人們面對現實追求理想，面對天地萬物和人間生活而成為至人、真人、神人。道家追求的是在精神上、心靈上超脫現實人生，達到“身與物

(2)2 化”，“身于物游”的自由的人格理想。人格的獨立和精神的自由就是莊子美學極力張揚的核心所在。

保持人格的獨立，追求心靈的自由，不媚世俗，不逐主流，是沈從文留給我們世人的主要印象。沈從文由“中國近30年內政最黑暗糊涂的時代”，“覺察出社會的拙劣和人的愚心”。他認為，改變“社會的拙象”、救治“人的愚心”，最好的途徑在于文學，“以小說代經典”。以小說影響國民的心靈，因此，他對文壇上的政治功利傾向與商業化色彩，多次展開過嚴厲批判。他對海派文學冠以“商業競賣”的頭銜，由此引發了現代文學史上著名的“京派”、“海派”之爭。沈從文反對“文以載道”的文學觀，也就必然會反對文學從屬于、附庸于政治的羽翼之下。他也反對文藝的商業化傾向，認為那代表了新文學的“墮落”。沈從文眼中的文學可以作為一個民族、國家、或者一個人的生命“指南”與“經典”，卻萬萬不可“淪落”為政治家、商人手中的“工具”和“銷售對象”。在卷入的文壇的多次論爭中，沈從文都處于被批評的孤立地位，但是，在孤立面前，沈從文仍能特立獨行，始終堅定自己的信念，保持自己獨立的思考和見解，決不盲從和隨眾。堅守孤獨而不動搖自己的信念，從中可見道家思想對他的文化追求上深刻的認識。

三、湘西小說與道家思想

1、自然的景觀

在道家思想中強調要忘記自己的現實存在，與天地融為一體，超越人世一切外在的欲望、厲害、是非、善惡、美丑，達到與自然的完全融合.“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與造物者之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氣”，可見在道家思想中是熱愛自然，崇尚自然的。

而我們知道沈從文留給我們最深刻的就是他所構建的有著原始大自然本色的湘西世界，他筆下的湘西世界是美麗迷人的。這里山高水長，地苦霧多。湘西的山水既有奇險的一面，又充滿了靈性。沈從文更多的是用清新淡雅的色彩來描繪它。這幅湘西山水風情畫，不僅有高山流水，險灘行舟，舟人覆沒的驚心動魄的場面，而且更多的是，清風徐徐的春日，月華如水的夏夜，氣爽清朗的秋色，煙波江上，水霧林梢，水船水手欹乃櫓歌，吊腳樓燈光情意綿綿。沈從文對湘西景物的描寫不僅具有濃郁的地方色彩，還給人以無限的美感享受。這也與道家思想對美的追求有著相通之處。“靜靜的河水即或深到一蒿不能見底，卻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魚來去都可以計數”這是他在《邊城》中寫茶峒的美，“兩岸多高山，山中

(4)(3)3 多可以造紙的細竹，長年作深翠顏色，逼人眼目”。潭是“三丈五丈深潭可清澈見底。”水是“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紋的瑪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人家呢“多在桃杏花里，春天里只需注意，有花處必有人家。”山村房屋“在懸崖上的，濱水的，無不朗然入目。黃泥的墻、烏黑的瓦，位置卻永遠那么妥帖。且與四周環境及其調和.”可以說這是自然美與人工美的產物，這一切都像是陶淵明筆下的世外桃源，造就了一副如詩如畫的境界。他的筆下的湘西世界，古樸、寧靜、原始、野性而又十分和諧，充滿蓬勃的生命力，與道家崇尚自然的觀點暗合。

(5)

2、自然的人性

沈從文曾在他的《月下小景》的序中這樣說：“這世界尚或又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樓杰閣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選山地作基石，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致、結實、勻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理想的建筑，這神廟奉的是‘人性’”。沈從文在他的作品中追求著他自己信奉的人性。這種人性就是自然人性。

而我們再來看看道家思想的代表莊子，在他的代表作《逍遙游》之中，他把人性的全部理想都寄托在神人的身上：“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卓約若處子，不食五谷，吸風飲露，乘云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癆而年谷熟。”可見莊子崇尚的人性也是要遠離世俗塵囂，是自然美好的。老子的《道德經》是道家思想的代表，老子貫穿核心的一個思想就是“道”的思想，而道法又是自然的，《道德經》的第二十五章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類是依靠地上的生物生存的，地上的生物又是在不斷地和宇宙中各種自然現象搏斗以求得生存發展，而各種自然現象又是客觀規律作用的結果，客觀規律則是依著自然萬物而存在的。人應當效法自然并且順應生命的自然，這樣才能保持人的純正本性，保持人性的健全。在《莊子》的開篇，就給我們講了這么一個故事：“北冥有魚，其名曰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云??鵬之徙于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為什么要說這些呢？其后又寫野馬，然后又加了一句“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為后面解釋“鵬”為什么一飛就可以水擊三千里，扶搖而上九萬里作了鋪墊，并借助斥鴳的嘲笑道明了一個關鍵所在“此小大之辨也。”在莊子看來，要想達到逍遙的境

(8)

(7)

(6)4 界，就必須在精神上解放自己，這樣才可以獲得真正的自由。老子和莊子不管是在關注萬事萬物還是在他們的理想追求中都提出了一切都是要崇尚自然的。他們都推崇自然人性觀。

而沈從文也不例外。他向往自然的人生，追求自然的人性。他筆下的主人公可謂都是自然之子。他筆下的湘西少女就如這神秘的湘西世界一樣，純潔善良，不食人間煙火。她們的美是天然而成的，翠翠是在風日里長養著，把皮膚變得黑黑的，觸目為青山綠水，一對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長養她且教育她，為人天真活潑，處處儼然如一只小獸物。人又那么乖，和山頭黃廘一樣，從不想道殘忍事情，從不發愁，從不動氣。平時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對她有所注意時，便把光光的眼睛瞅著那陌生人，作成隨時都可舉步逃入深山的神奇，但明白了面前的人無機心后，就又從容容的在水邊玩耍了。從這一段對翠翠的描寫中我們就可以看到翠翠所有的一切都是自然賦予的，不管是容貌還是性格，沈從文把她比作自然中本身存在的動物，更是為了突出人物的這種自然性情。生活簡單而又自足，勤勞自然、美麗溫和、寧靜執著構成了她的人性美的全部。

如果說這些少女體現了自然和諧與人性恬靜優美的一面，那么他筆下的男性則帶有自然原始的力量和生命的沖動。《柏子》中的青年水手，《龍朱》中的長子，甚至是《邊城》中的老船夫都充滿這自然原始的頑強生命力。

而在描寫少男少女們的愛情、婚姻和兩性關系時。作者也是把它作為一種健康、單純、真摯、淳樸的人性來長養。《龍朱》中苗族族長的兒子，品貌雙全，被人們敬若神靈，“在龍朱面前。人人覺得極卑小，把男女之愛全抹殺，因此這族長的兒子，卻仿佛永遠無從愛女人了”，只有當他以普通山民的一份子并用傳統的對歌方式求愛時，才得到了愛情，因為“抓住自己的心，放在愛人的面前的方法不是錢，不是貌，不是門閥也不是假裝的一切，只有真實熱情的對歌”。《阿黑小史》中，油坊工人的兒子五明偏偏愛上了油坊主人的女兒阿黑，沒有門第的阻礙，也不受財產的束縛，苗家兒女的愛情是那么真摯、純潔和真誠，他們沉醉在大自然的愛巢之中，不知此外世界上還有眼淚與別的什么東西。還有《旅店》里年輕健壯的寡婦黑貓毫無顧忌對愛情的近乎瘋狂的追求，這種質樸的愛都充滿了生命的力量，在《柏子》中，柏子粗獷的愛的背后還隱伏著純樸的人性，隱伏著某種精神的追求。柏子為了和吊腳樓上相好的妓女兩個月一次的約會，即使花去自己辛苦掙來的全部血汗錢也在所不惜。他的生命來自自然，又在自然中滿足了一切。不管是描寫人物還是人物的愛情，甚至是涉及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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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性關系上，在沈從文的作品中我們看到的都是真誠自然，是毫不虛偽，它體現了人們的習慣、樂趣和愿望，反映了生命的需求和生命的趨向，完全符合人的生理自然和心理自然，彰示出生命的自由，生存的灑脫、這種順應自然的處于自在狀態的理想的生命形態，與道家自然人生關一脈相承。只是道家強調以自然為本體的人與自然化二為一，而沈從文則更看重人，凸現人的本體需求和存在價值。

當然他的這種自然人性觀也表現在他對城市文明扭曲人性的批判中，這與他所構建的湘西世界是截然不同的。都市文明是人性的毀滅的根源。在沈從文看來，城市使得“農村社會所保有的那點正直樸素的人情美，幾乎快要消滅無余，代替而來的卻是近二十年實際社會培養成功的一種唯利庸俗的人生觀。”如在《八駿圖》中，表面看上去文質彬彬的八個教授無一不是性壓抑與性變態者，性愛本是人之本性，都市卻用“文明”加以壓抑，這正與鄉村中自然和諧的愛情相對，這里所謂的城市文明，道德都是虛假的，這里的道德都是建立在人性扭曲基礎上的，而真正的道德正如莊子在《莊子·齊物論》中所說：“不仁之仁”、“不義之義”，也就是對合乎自然、超然淡泊精神的追求。

3、自然的命運

老子在《道德經》中說“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在老子看來自然萬物都產生于道，再大道無為創生精神籠罩嚇，萬物因無絲毫壓力而能夠自己掌握自己命運，從而呈現出“自然”。道家思想中還有“委天知命”的說法，莊子《達生》篇中講：“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名也。”《德充符》又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可見在道家看來命運是人所不能控制，也不能理解的。這也就自然與悲劇命運密切相關了。

當然沈從文并沒有他們那么消極，但小說中也貫穿著這種樂天知命的思想。他總是用抒情的暖色調把人生的悲劇性包裹起來，使之化成淡淡的哀愁。在他的小說《初八那日》，在初八這一天，定親的幸福與死亡同天發生。作者這樣安排，不僅僅是為了進入一種偶然時間，主要是為了揭示偶然性中的必然。《媚金，豹子和那羊》中，小說中的“媚金”是一個美人兒，“她是一個白臉苗中頂美的女人”，而那羊，也很美，“一身白得像積雪”，在命運面前人和羊根本沒什么區別，豹子是媚金剛定情的情人，這天晚上，他要去找一只能送給媚金的羊，好帶著這只羊在寶石洞與媚金有個美麗的幽會，可他找遍了全村，找了一整夜.羊全看過了，6 很奇怪的事是竟無一只合適的小羊，于是他又決定到另一個村里去買羊，終于在半路上，在路旁深坑里發現了那羊。可等他抱著那羊興沖沖去到寶石洞時，東方的天已經快明了。此時的媚金因以為豹子辜負、欺騙了她而自殺了。這里，美麗的生命被毀滅，都是因為那羊，為什么豹子不聽地保的話，在地保家隨便揀一只羊送給媚金？為什么豹子找了那么久都找不到那羊？似乎這一切都是天意的安排，這溫順的羊在冥冥之中蘊藏著一種神秘的巨大的力量，它在主宰著媚金和豹子的命運。

我們在來看看《邊城》中翠翠的命運，同時愛上翠翠的天保、儺送兄弟，三個人，一個死，一個走，一個如自己的母親，優美的地方，優美的故事，潛伏著悲苦的命運。僅看小說的結尾，久可發現作者所表露出的對命運不可知的沉重情緒。翠翠的爹、娘、大佬和爺爺一個個死去，愛她的二佬又生死未卜，這些陰影集中地照在最后孤獨生活在渡口邊的翠翠身上。母親的愛人自殺了，女兒的愛人遠走了，天保的死夜被鄉人們歸為天意，老船公在雷雨之夜死去，難道不是天意嗎？“這個人也許永遠不回來了，也許明天回來”到底會不會回來，不可知，只能聽天由命了。他對命運的悲劇保持著一種適當距離的姿態，這與道家因順自然的修養境界也是相通的。

四、詩化的意境與道家的文風

沈從文的小說有鮮明的文體特征，濃厚的詩化意蘊，獨特的人情風俗，靈動的抒情筆致，多姿的敘述形式。沈從文的湘西系列小說，實際上寫的是他追求的理想和將這一理想藝術化而產生的夢境，他以夢境和理想為骨架，以想象為翅膀，以古樸山野鄉村人性人情之美為血肉，營造出一個明麗、輕快的純凈審美世界，把讀者拉向一個超越其生存時空的瑰麗迷人的天地，洋溢著濃郁的浪漫色彩。他筆下的湘西世界是其理想的夢的天堂:美麗的茶峒小“邊城”,有長滿竹篁的翠綠沁人的大山,清澄透明的溪水,鋪滿瑪瑙石的白河;灑滿柔輝的“月下小景”,微風搖蕩,稻草飄香,一對戀人相依相偎;玉家母子的“菜園”,種著各式的花木,晚風中吹來陣陣素馨蘭花和茉莉花的香味;七個野人的山洞,吳甘二姓族居的烏雞河??都是當地居民或游客所看不見和無法到達的世界,是他用“文字去捕捉自我的感覺與事象,儼然與外界絕緣,不相粘附”，是人事和夢結合起來的超現實的藝術再現。他無不在追求著這樣一種美好的夢境，《邊城》中曾描寫儺送二老的歌聲進入翠翠的夢境，把翠翠的靈魂托起,翠翠的靈魂在美妙的歌聲中“仿佛輕輕的各處飄著,上了白塔,下了菜園,到了船上,又復飛 7 竄過對山懸崖半腰——去作什么呢?摘虎耳草!??”作者通過夢境藝術地表達了翠翠內心深處對二老真摯的愛情。《月下小景》中描寫儺佑對著熟睡的戀人唱歌,而女孩在睡夢里聽到歌聲并能應和著情人的歌聲,唱出心中的愛。在這迷朦的夢里兩個年輕的靈魂真正粘合成一體。沈從文善于在一種美妙的詩的夢境中利用夢象把富有“神”性的“全然的美”呈現給讀者,挖掘出人物內在的靈魂甚至原始生命的自由之美,給人以一種自內而發的審美感受。這些都與老莊散文尤其是莊子的那些浪漫而又充滿象征意蘊的散文異曲同工。

道家思想博大精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組成部分。他主張回歸自然，天人合一。人的一切思想和行為與自然相一致、相協調，不能違背自然，更不能破壞自然的和諧。同時他還保持和發揚著人原有的樸素的自然本性：提倡返樸歸真、敦厚樸實，反對浮華輕薄。認為人應當：“見素抱樸，少私寡欲”,這些與自然一致的思想都影響這沈從文，沈從文從來都是自稱自己為“鄉下人”，他就算進了北京城，心還留在自己的家鄉，這種心情可以說貫穿了他創作的一生。他為我們展示了湘西世界的純樸和美麗，他把最自然最原始的東西展示在我們讀者面前，讓我們這些整天沉浸在都市文明中的讀者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覺。他同樣崇尚自然，超然淡泊，還有著自由飄逸的美學理想。他把筆伸向他熱愛的故鄉湘西，在其中尋到一種“健康、優美、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讓他在心中建立了一個堡壘、一塊根據地，也是一個精神上的支撐點。

⑹ 注釋：

⑴《從文小說習作選》之序言 第3－4頁 1949年開明版 ⑵《中國哲學原論》 第324頁 唐君毅著 香港新亞研究所,1976.⑶，⑷，⑸，⑽，⑾《鳳凰》第210，168，351，335，350，417頁 沈從文著 凌宇編選 文化藝術出版社

⑹《沈從文文集第三卷——小說》第108頁

⑺，⑼《莊子解》 第45，87頁 王夫之著 王孝魚點校 中華書局

⑻《老子解讀》第7頁 劉坤生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參考文獻目錄：

1、沈從文 《鳳凰》 凌宇編選 文化藝術出版社

2、吳立昌 《沈從文作品賞析》 廣西教育出版社

3、《沈從文文集第三卷——小說》

4、賀興安 《沈從文評論——出天鳳凰不死鳥》 成都出版社

5、邵華強 《沈從文研究資料》（上、下）花城出版社

6、沈從文

7、劉坤生

8、王夫之

《從文自傳》 人民文學出版社 《老子解讀》 上海古籍出版社 王孝魚點校 《莊子解》 中華書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