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汪曾祺和沈從文
汪曾祺和沈從文:經過比較,我們發現這兩位在現當代文學史上都被視為獨異的作家,風格中有幾點相同的特征:
1.他們的作品都是著力表現對貧困、愚昧、落后而近于麻木的生活的不滿與思考,對封建主義舊道德舊傳統的鞭韃,對美好人性和理想的追求。從沈從文家境中衰與少年時的行伍生涯,和而汪曾祺文革前后這段經歷,使他們一生都在追求一種人性的溫暖。
2.他們的作品都是“主情”式的,文章不拘格式,受感情波動的支配。《邊城》、《受戒》中兩者都不拘泥于故事的首尾照應、高潮的設置安排、人物的來龍去脈,而是以感情去牽動讀者。
3.字里行間蘊含著歌的節奏、詩的韻律、畫的色彩。《受戒》《邊城》里有很多詩意化的其樂融融的自然鄉村美景的畫面。
不同:從思想內容看,二人都著力表現對人的尊嚴的肯定與追求,但沈從文更多地對不平等的物質生活加以鞭笞,更多地要求人生存的基本權利。汪曾祺則是在生存溫飽基礎上求發展,是對人生存狀態的文化反思。
2.所顯現的感傷色彩和成分來看,沈從文更憂郁些、壓抑些,追求的前景有時不夠明確,呈現在作品中更多地表現為一種生命的頑強和民族品德的重造。而汪曾祺追求的理想的前景比較清晰,所呈現的力度是一種為理想斗爭的頑強精神。:“《邊城》是對過去純真美好童年的迷戀,塑造了翠翠勇敢善良的女孩形象。
3.3.從表現手法來看,沈從文節奏迂緩,敘說中寫實成份較多,而汪曾祺迂緩中夾雜著跳蕩,有一些心理探索,還有哲理性議論。
第二篇:汪曾祺與沈從文
汪曾祺散文的特色
汪曾祺的散文沒有結構的苦心經營,也不追求題旨的玄奧深奇,平淡質樸,娓娓道來,如話家常。汪曾祺曾說過:“我覺得傷感主義是散文的大敵。挺大的人,說些姑娘似的話??我是希望把散文寫得平淡一點,自然一點,家常一點的。”因此品讀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聽一位性情和藹、見識廣博的老者談話,雖然話語平常,但饒有趣味。如《葡萄月令》
葡萄抽條,絲毫不知節制,它簡直是瞎長!幾天功夫,就抽出好長的一節的新條。這樣長法還行呀,還結不結果呀?因此,過幾天就得給它打一次條。葡萄打條,也用不著什么技巧,一個人就能干,拿起樹剪,劈劈啦啦,把新抽出來的一截都給它鉸了就得了。一鉸,一地的長著新葉的條。
汪曾祺的散文寫風俗,談文化,憶舊聞,述掌故,寄鄉情,花鳥魚蟲,瓜果食物,無所不涉。在《夏天的昆蟲》中,他向讀者介紹了蟈蟈、蟬、蜻蜓、螳螂的品種、習性和孩童捕捉昆蟲的情形。如他說:“叫蚰子(蟈蟈的俗稱)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樹枝火中,一會兒就熟了。味極似蝦”。說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膠捉蟬。作者小時候用蜘蛛網捉蟬。選一根結實的長蘆葦,一頭撅成三角形,用線縛住,看見有大蜘蛛網就一絞,三角里絡滿了蜘蛛網。瞅準了一只蟬,輕輕一捂,蟬就被黏住了。讀到此處,不覺會心一笑,好像說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
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質樸,不事雕琢,緣于他心地的淡泊和對人情世物的達觀與超脫,即使身處逆境,也心境釋然。在被打為右派下放勞動的日子里,他奉命畫出了一套馬鈴薯圖譜。他認為在馬鈴薯研究站畫圖譜是“神仙過的日子”,畫完一個整薯,還要切開來畫一個剖面,畫完了,“薯塊就再無用處,我于是隨手埋進牛糞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說,像我一樣吃過那么多品種的馬鈴薯,全國蓋無二人。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觀念的灌輸,但發人深思。如《吃食的文學》和《苦瓜是瓜嗎》,其中談到苦瓜的歷史,人對苦瓜的喜惡,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談到文學創作問題:“不要對自己沒有看慣的作品輕易地否定、排斥”“一個作品算是現實主義的也可以,算是現代主義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個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說它是瓜也行,說它是葫蘆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汪曾祺在回顧自身的成長經歷時,曾不無自豪地說:“沈先生很欣賞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說是得意高足。”兩人亦師亦友的情誼,經受了戰亂和運動的考驗,穿越了百年的歷史風云。
沈從文幫助汪曾祺渡過難關
汪曾祺輾轉來到上海,原想通過熟人或朋友找一份職業,不料卻連碰釘子,手頭僅有的一點錢也快花光了,即將落魄街頭,以致他情緒異常低落,甚至想到自殺。當他把這里的遭遇寫信告訴沈從文之后,老師很快回信責罵他說:“為了一時的困難,就這樣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殺,真是沒出息!你手里有一枝筆,怕什么!”信中還舉了自己當年在舉目無親的情況下闖蕩北京,戰勝厄運發奮創作的例子,使汪曾祺既感動又慚愧。沈從文還致信上海的李健吾,請其對汪多加關照,并讓夫人張兆和從蘇州寫了一封長信來安慰汪曾祺。
由于沈從文的多次推薦,李健吾已了解了汪曾祺,并也很欣賞其才氣。現在汪曾祺找上門來,他便熱情地給予鼓勵,并舉薦汪到一所私立致遠中學任教,使汪在此過了一年多相對穩定的生活,且有幸結識了著名作家巴金。巴金的夫人蕭珊畢業于西南聯大,巴金又是沈從文的好朋友,于是汪曾祺在巴金家與黃裳相識了。同時相識的還有黃永玉。
汪曾祺1947至1948年在上海,和黃永玉、黃裳過從甚密,三人都是二十多歲,神采飛揚,書生意氣,這是歲月揮之不去的一段美好記憶,“幾乎如老酒一般,那段日子真是越沉越香”。黃永玉在《太陽下的風景》中說:“朋友中,有一位是沈從文的學生,他邊教書邊寫文章,文章又那么好,使我著迷到了極點。人也像他的文章那么灑脫,簡直渾身的巧思。”黃永玉在《黃裳淺識》中一直對朋友鼓吹三樣事:汪曾祺的文章、陸志庠的畫、鳳凰的風景。李國濤《“文體家”黃裳》一文,也談到了三人意趣相通、惺惺相惜:“在那時,其實三人都不過是普通作者和畫家,未來發展,全不可知。后來,不用說,一個個都成為可入文學史,可入畫史,可入學術史的頂尖人物了。當時他們就親密如此,可見互為伯樂,互為千里馬,互相間有一種馬與馬之間的氣味相投。??而黃永玉在畫外談文,總是一語到位,得過沈從文的真傳。那是氣質。氣質,氣質!這也是馬與馬得以相親的原因。” 汪曾祺與沈從文的師生情
著名作家汪曾祺在回顧自身的成長經歷時,曾不無自豪地說:“沈先生很欣賞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說是得意高足。”而一代小說大家沈從文在向文藝界推薦這位學生的作品時,也總是說:“他的小說寫得比我好。”那么,在我國現當代文壇上相映生輝的這兩顆雙子星,究竟有著怎樣的師生情誼呢?
西南聯大拜沈從文為師
1939年夏,年僅19歲的汪曾祺懷揣著已讀了多遍的《沈從文小說選》等書籍,告別了故鄉高郵,千里迢迢輾轉來到昆明,順利考入心儀已久的西南聯大中文系。關于個中緣由,他后來曾不止一次地說過:“我好像命中注定要當沈從文先生的學生??我到昆明考大學,報了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就是因為這個大學中文系有聞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還有沈從文先生。”
實際上,自從汪曾祺深深地喜愛上沈從文小說的那一天起,他心中就深深埋下了一個沈從文情結。進校伊始,他就渴望著盡快拜見這位作家老師。初次在校園內見到沈老師時,他好像有些面熟,但又想不起在哪兒見過。當旁人告訴他,這就是大名鼎鼎的小說家沈從文時,他才恍然大悟。他多么想走上去恭恭敬敬地鞠一躬,問一聲好,因為羞怯而稍一猶豫,沈從文已經走了過去。后來,他多次在校園中見到沈老師迎面走來,總是謙恭地與同學們一道禮貌地退立一旁讓老師先過,他含笑點頭。直至大學二年級,由于選修了沈從文開設的三門課“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和“中國小說史”,汪曾祺才得以正式拜謁這位老師。
首次聽沈從文講課,汪曾祺激動萬分。如此近距離地端詳著剛踏進教室的這位老師,他覺得與想象中的沈從文實在不同:那瘦小的身軀上罩著一件半新不舊的藍布長衫,眉清目秀貌若女子,略顯蒼白的面龐上,卻輝映著一雙亮而有神的眼睛。在緊張中沉默了幾分鐘之后,沈從文終于在同學們的笑聲中操著濃重的湘西口音開講了。加之他講課時不用手勢,缺乏舞臺道白式的腔調,且聲音又低,因此有不少同學對沈從文的課熱情日減,惟獨汪曾祺越聽越有味,并深有體會地告訴同學:“聽沈先生的課,要像孔子的學生聽孔子講課一樣,‘舉一隅而以三隅反’”。
沈從文教創作課主要是讓學生“自由寫”,他鼓勵學生們想寫什么就寫什么。即便有時在課堂上出兩個題目,也非常具體,像“我們的小庭院有什么”、“記一間屋里的空氣”等,意在讓學生像初進廠的青年工人那樣,先學會車零件,然后才能學會組裝。對于學生的習作,他除了仔細點評,寫出很長的讀后感而外,還將一些與這篇作文寫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作品介紹給學生閱讀,使其在對比中找到差距,得到提高。沈從文教的這些創作方法,讓汪曾祺受益終生。
汪曾祺寫過一篇名為《燈下》的短篇小說習作,沈從文讀后,卻從其稚嫩的文筆中欣喜地發現了汪長于白描,有能夠抓住一個個富于特征性的細節,鋪展開來羅織成一幅幅幾乎和生活本身完全一樣的圖畫的本領。他遂特意到圖書館找來幾篇類似于《燈下》寫法的作品,其中包括他自己寫的《腐爛》,讓汪曾祺認真品讀、揣摩。在老師的精心指導下,經汪曾祺反復修改,將《燈下》改為《異秉》,由沈從文推薦發表在1948年3月《文學雜志》第2卷第10期上;汪曾祺的另一篇小說《小學校的鐘聲》,好幾年找不到地方發表,也是沈親手幫助寄給上海的鄭振鐸、李健吾,在他們主辦的《文藝復興》雜志上發表的。由于沈從文很欣賞汪曾祺的文學才氣,故而曾把他二年級的作業拿給四年級學生去看,還曾給他的一篇課堂習作打了120分。這些對于初踏文學路的汪曾祺來說,無疑是一個極大的鼓勵。
沈從文在創作課上曾有一句口頭禪——“要貼到人物來寫”,對此一些同學要么不在意,要么領會不深,汪曾祺聽了卻如同醍醐灌頂、豁然開朗。這天,沈老師有意讓他對同學們談談自己對這句話的理解,汪即侃侃而談:“我以為這是小說學的精髓。據我的理解,沈先生這句極其簡略的話包含這樣幾層意思:小說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導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環境描寫、作者的主觀抒情、議論,都只能附著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離,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樂。作者的心要隨時緊‘貼’著人物。什么時候作者的心‘貼’不住人物,筆下就會浮、泛、飄、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虛,失去了誠意。而且,作者的敘述語言要和人物相協調。寫農民,敘述語言要接近農民,寫市民,敘述語言要近似市民。小說要避免‘學生腔’。”如此透徹的理解,不僅讓同學們聽得入了神,更使沈從文欣喜不已。
沈從文除了在課堂上認真講,在課外熱情輔導學生而外,還以其刻苦的創作精神、嚴謹的創作態度為學生們樹立了好榜樣。有一個時期,他每月都要發表幾篇小說,每年總要出幾本書,被譽為“多產作家”。由于他常常夜以繼日地寫作,以致辛勞過度,落下個愛流鼻血的毛病。汪曾祺曾多次親眼見過沈老師染有鼻血的手稿,引起他內心極大的震動,從而使他懂得了創作不僅僅需要才能,更需要老師的這種鍥而不舍、持之以恒的“耐煩”精神。
在西南聯大就讀的后期,汪曾祺與沈從文往還密切,情同父子。有一天,正患牙痛的汪曾祺去看望老師。前來開門的沈從文一見汪的腮幫子腫得老高,便默默地出去買了幾個橘子抱回來,看著汪吃下兩個,又將剩余的塞到他懷中,叮囑他多吃以便清火。
在老師扶掖下終有所成
1943年,汪曾祺因兩門功課考試不及格而從西南聯大肄業。此后,他先是在昆明市郊的一所名叫中國建設中學的私立學校當了兩年教員,有機會近距離地觀察社會與人生;后毅然離開云南,輾轉來到上海,原想通過熟人或朋友找一份職業,不料卻連碰釘子,手頭僅有的一點錢也快花光了,即將落魄街頭,以致他情緒異常低落,甚至想到自殺。當他把這里的遭遇寫信告訴沈從文之后,老師很快回信責罵他說:“為了一時的困難,就這樣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殺,真是沒出息!你手里有一枝筆,怕什么!”信中還舉了沈從文當年在舉目無親的情況下闖蕩北京,戰勝厄運發奮創作的例子,使汪曾祺既感動又慚愧。沈從文還致信上海的李健吾,請其對汪多加關照,并讓夫人張兆和從蘇州寫了一封長信來安慰汪曾祺。
此前,從沈從文的多次推薦中,李健吾已了解了汪曾祺,并也很欣賞其才氣。現在汪曾祺找上門來,他便熱情地給予鼓勵,并舉薦汪到一所私立致遠中學任教,使汪在此度過了一年多相對穩定的生活,且有幸結識了著名作家巴金。
由于沈從文分別于1942年、1947年和1948年三次遭到文藝界有關人士的圍攻,甚至被斥罵為“一直是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致使他在新中國成立前后,曾一度陷入嚴重的精神危機,并忍痛放棄了文學創作,轉而從事文物考古研究工作。老師的這種激流勇退,著實讓汪曾祺感到惋惜,他擔心老師能否在文物研究上搞出什么名堂來。但沒過幾年,當讀到沈從文那些既有見地又不乏文采的文物考古文章時,他就放心了。許多年后,在為慶賀沈從文的80壽辰而寫的祝辭里,汪曾祺還不無由衷地贊美道:“玩物從來非喪志,著書老去為抒情。”
反“右”運動中,時任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民間文學》編輯的汪曾祺因文獲罪,在1958年夏被打為“右派”,撤了職務,工資待遇連降3級,并被下放到張家口沙嶺子農業科學研究所勞動改造。在這里,他不僅與農業工人一道起豬圈、刨凍糞、扛麻袋等,還熱心參加并指導所里群眾性的文化娛樂活動。孤寂苦悶的時候,他就給家人、給老師沈從文、給老朋友寫信,從那一封封充滿親情和友情的回信中,他得到了莫大的精神撫慰。
1960年年底,汪曾祺被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宣布結束勞動改造,因原單位不接收,他遂暫留在農科所協助工作。當時身患高血壓病住在阜外醫院治療的沈從文從來信中得悉此情后,不禁欣喜萬分,立即給汪曾祺復信。因等不及家人為他找來信箋,他就從練習本上撕下幾張紙急匆匆地寫起來。他全然不聽夫人的勸阻,不怕因激動而使血壓升高,洋洋灑灑,一氣呵成長達12頁、近6000字的回信。
在信中,沈從文對于汪曾祺下放勞動后的收獲,感到由衷的高興;而對于其在信中流露出的因一時回不了北京所產生的苦悶,則給予了語重心長的撫慰與鼓勵:“得到你1月15日的信,應當想像得出我高興的心情。能保持健康,擔背得起百多斤洋山芋,消息好得很!時代大,個人渺小如浮漚,應當好好的活,適應習慣各種不同的生活,才像是個現代人!一個人生命的成熟,是要靠不同風晴雨雪照顧的??你應當始終保持用筆的愿望和信心!好好把有用生命,使用到能夠延續生命擴大生命有效工作方面去??你應當在任何情形下永遠不失去工作信心。你懂得如何用筆寫人寫事。你不僅是有這種才能,而且有這種理解。在許多問題上,理解有時其實還比才能重要!” 不久,沈從文出院回家后,還曾將此信用毛筆在竹紙上重寫了一次,寄給遠在沙嶺子的汪曾祺。從老師的這些諄諄教誨之中,汪曾祺獲得了直面現實生活、戰勝艱難困苦的極大勇氣。后經過長期堅持不懈的刻苦努力,至20世紀80年代上半葉,汪曾祺終于以短篇小說《受戒》和《大淖記事》等而名揚中外,由此確立了他在我國當代文壇上的著名小說家的地位。================================== 汪曾祺和沈從文的淵源
-----從<<邊城>>和<<受戒>>的藝術特色看二人的契合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沈從文與汪曾祺可謂兩位重要的作家,同時他們也是一對情深意重的師生。汪曾祺是沈從文的大弟子,也是以廢名、沈從文、凌叔華、蕭乾等為代表的“京派”文學的最后傳人。沈從文是“京派”文學成就最大的作家。不管是從師生情誼還是文學風格與流派的傳承、發揚上,汪曾祺都成為沈從文的繼承和發揚的不二人選。
汪曾祺當仁不讓地寫出《沈從文和他的〈邊城〉》、《又讀沈從文》等多篇“沈從文”論。汪曾祺當年隨同祖父和父親避戰亂而由家鄉高郵,經香港,到越南,再到昆明,最終報考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時隨身帶著的那本《沈從文小說選》,而在他拜讀過《邊城》之后,更加敬重沈從文,始終對沈從文執弟子之禮甚恭。多年之后,汪曾祺的一篇《受戒》更是宣告了他對老師的繼承和作為最后一名“京派”文學傳人的身份。因此,從〈〈邊城〉〉和〈〈受戒〉〉的比較可以看出沈從文和汪曾祺的淵源。
對美的抒寫的繼承。《邊城》是沈從文最負盛名的作品,代表了他重要的風學風格。文中對美的抒寫更是猶如一首抒情詩。對人美的描寫在于人性之善,純凈質樸,超功利而又不沾染任何世俗氣。在人與人的交往過程中,總是抱有善良的愿望在交往。老船公和翠翠相依為命,一拉船為生,卻不收坐船人的錢,生活得自由自在,心靈也不受任何羈畔。甚至,老船公死后,鄉親們都幫助翠翠,楊馬兵如父親一般照顧翠翠。
汪曾祺也說“我寫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時候都需要的。”〈〈受戒〉〉的主人公是餑薺庵里的小和尚,和尚們的世俗生活以及逾越“門禁”的殺豬,吃肉,打牌,搓麻將的描寫,打破了人與宗教的隔膜,展示了人性最本真的自由,有一種反撲歸真的美。
人之美還在于人情之美,人情之美在于愛情之美,親情之美,鄉情之美。〈〈邊城〉〉里的翠翠與儺送的愛情,少女之戀清新,純凈而又青澀。而〈〈受戒〉〉用抒情的筆調描寫了了一個小和尚和村姑的戀愛故事。“字里行間,只覺得景美,情美,文美,宛如清澈的小溪漫過心頭。又如多年老釀,回味無窮。”〈〈邊城〉〉里翠翠與老船公的祖孫情以及老船公與女兒的父女情流露在“門外高崖上月光下”,“翠翠抱膝坐在月光下,傍著祖父身邊”,聽祖父時而講著母親的乖巧時而又吁一口氣,“可是卻無從把那東西挪開。”天保和儺送都愛翠翠,但兄弟間的親情超越了愛情,哥哥天保死后,儺送無法面對翠翠,兄弟情深深地壓著他,以致淡淡的悲傷。〈〈受戒〉〉里小和尚明海因為舅舅的關系得以到餑薺庵當和尚,也是一種出路。小英子照顧姐姐趕嫁妝,田里的零碎生活小英子全包了。最深刻的是鄉情,忙活重活的時候,“幾家顧一家,輪流轉,不收工錢,但是吃好的。”要是有“嫁閨女,陪嫁妝,磁壇子,錫罐子”,趙大娘“都要用梅紅紙剪出吉祥的花樣,貼在上面”,甚至“二三十里的人家都來請她”。而〈〈邊城〉〉里老船公死后,幫忙的人都來了,“家中人出出進進”,船總順順來了,帶來了一口袋米,一壇酒,一腿豬肉,楊馬兵為大家唱喪堂歌。不可忽略的另一種美則是景美。純凈的溪水,綠綠的翠竹,屋后的白塔上飄著“桃紅色的薄云”,溫柔,美麗,平靜的黃昏,到“月光如銀子,無處不可照及。”〈〈邊城〉〉的自然,純凈之美,正是猶如圓潤的珠玉。而汪曾祺展現給讀者的也是一幅幅親信雋永,沒有任何浸染的純然的寧靜的境界。文章結尾出更是把景美寫到極致,“蘆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蘆穗,發著銀光,軟軟的,滑溜溜的,像一串絲線。有的地方結了蒲棒,通紅的,像一枝一枝小蠟燭。青浮萍,紫浮萍。長腳蚊子,水蜘蛛。野菱角開著四瓣的小白花。驚起一只青樁(一種水鳥),擦著蘆穗,撲魯魯飛遠了??”
汪沈二人與水都有不解之緣。他們的小說是水孕育出來了,水孕育出了他們優美的水鄉小說。〈〈邊城〉〉是沈從文以家鄉小城鳳凰為背景描寫的湘西邊境靠近川東的小城茶峒。故事以水城為背景,“有一小溪,溪邊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戶人家。”祖孫兩人就住在溪邊的屋子里。汪曾祺與沈從文相似,〈〈受戒〉〉是以汪曾祺的家鄉高郵為背景的。他的家鄉是一個水鄉,他從小生長在水邊,“耳木之所接無非是水。”文中餑薺庵門前是一條河,明海做了一只船才到達。因此,他們師徒的緣分是“水”,他們描寫的故鄉的小說被稱為“水鄉小說”,他們的小說似水,“水性”構成了他們二人水鄉小說的共同底色。
“水影響了我的性格,也影響了我作品的風格。”汪曾祺曾說。他們的小說的語言如流水一般自由,有一種流動美,充滿了水的隨意性和散漫性。表現出語言的散文化和詩化的特征,采取了白描了手法,并沒有非常激烈的情節設置,猶如小溪一般寧靜自然。〈〈邊城〉〉里的語言清新,自然。“靜靜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卻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魚來去皆可以計數。”這種散漫性的語言風格使得翠翠母親的故事,妓女的故事得以自然地插入,形成統一的整體,文章柔美而連貫。〈〈受戒〉〉里的語言簡潔而有干凈,節制而又有彈性,對景物的隨意鋪寫,呈現出自然與隨和,表面雜亂無章,繁雜無矩,卻有一種內在的聯系,構成整體的水鄉畫面。如對餑薺庵的描寫,“過穿堂,是一個不小的天井,種著兩棵白果樹。天井兩邊各有三間廂房。走過天井,便是大殿,供著三世佛。佛像連盒才四尺來高。大殿東邊是方丈,西邊是庫房。大殿東側,偶一個小小的六角門,百門綠字,刻著一副對聯??”
從選裁方面看,汪沈二人都寫的是水邊普通人的平凡事,以水為聯系,構成全文。《邊城》里的老船公一拉船為生,水手和妓女的愛情,翠翠母親白喝冷水而死,天保溺水而死,他們的命運與水相關聯。《受戒》里的明海與小英子第一次相遇因為坐船過河,常常坐小英子家的船“給庵里買香燭,買油鹽。”小英子送明海去“受戒”,又在“散戒”之后接明海回庵。最后,在船尾,小英子表達了對明海的愛。他們的愛情與船密切相關,又怎能與水無關?沈從文一溫愛的筆調描寫了水邊普通人的真實的生活狀態,而汪曾祺同樣以溫潤的筆調勾畫出水鄉人淳樸和善良。三 同樣濃重的鄉土風俗風情的描寫。
《受戒》中汪曾祺用心描寫了風土人情,對故鄉蘇北水鄉的風土人情的敘述游刃有余,當然與他師承沈從文密切相關。《邊城》中敘述了湘西邊境小城的風俗,以唱情歌的方式表達愛情。天保和儺送夜里給翠翠唱歌,歌聲優美柔和。當年楊馬兵也是“牽了馬匹到碧溪組來對翠翠母親唱情歌”。翠翠樂意聽祖父唱歌,也“哼著巫師十二月里為人還愿迎神的歌玩——你大仙,你大神,睜眼看看我們這里人??”而《受戒》中唱歌得以延續,明海的三師父仁渡會放“花焰口”,卻也情不過鄉親,唱起山歌小調。
此外,《受戒》中,融各種鄉土風俗與作品里。開頭則寫出“他的家鄉不叫‘出家’,叫‘當和尚’,他的家鄉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獵的,有的地方出織席子的,有的地方??”表明一個地方出一種職業,這已經是既成的風俗。和尚們每天出門,掃地,燒香,磕頭,念經,這是佛教的習俗。對放“花焰口”的描寫,以及“十五六歲的姑娘,就都梳上頭了”的風俗,剪紙的名俗等的描寫。
在文章中,風俗作為背景出現,不僅吸引人們對鄉土風情的感受,而且對文章的整體美作鋪墊,又不時地影響著人物的塑造和推動情節的發展。《邊城》里天保走車路失敗又走馬路,而走馬路只有儺送有份,美妙的歌聲使翠翠夢里摘虎耳草,這一走馬路的風俗直接推動著他們愛情的發展。《受戒》里小英子在明海受戒后對明海的關心,他們蒙朧的愛情更加突顯,受戒這一佛教儀式推動了他們的戀愛。四 汪沈二人共通的美學追求。
沈從文作為“京派”文學的最具代表作家,高度奉行著“京派”所倡導的尊從古典文學,吸收中國傳統文學優秀的部分,崇尚一種靜穆、和平雋永的審美觀點,追求藝術的健康和純正。《邊城》是充分體現他的審美趣味的作品。作者把故事柔和化,表現出中國古典的中和之美,溫柔敦厚。汪曾祺深受他的影響,繼承發展了“京派”的美學觀點,其美學追總體趨于和諧。
《邊城》里,沈從文對小說采取的是淡化處理,翠翠內心沖突的淡,只一心牽掛儺送,并非是十分激烈的復雜的心里沖突。悲劇的成分淡化,翠翠母親的愛情悲劇只在祖父口中提及,減輕了悲劇的壯烈性,使其變得柔和。天保和儺送兩兄弟都愛著翠翠,但有相互幫忙夜里輪流給翠翠4唱歌,深厚的兄弟情超越了愛情,也阻礙了愛情,表面上對兄弟情深的表達,其實也給愛情造成了淡淡的悲傷。對少女之愛的描寫,本來也是羞澀蒙朧,淡淡的感情,又融之于淡淡的悲劇故事,體現出整篇文章的柔和之美。而把歷史上一切慘烈的東西背景化,并沒有影響到文章的柔和,而是留下淡淡的傷痛,卻也是永久的痕跡。美和愁相融,淡淡的愁和寧靜的美綿遠延長,中和之美躍然。《受戒》之中汪曾祺對自然與人的和諧的描寫,小英子一家人與和尚都自食其力,趙大伯是個“全把式”,荸薺庵的和尚也照樣挑水,喂豬,租地收租,放債收債,與自然和諧相處。人與自然的相融相合,也有人與人之間真純質樸和睦的相處。小和尚和村姑的愛情,也是宗教和與世俗的和諧。資深的老方丈,也在繡花房里藏了一個十九歲的小老婆,“這個庵里無所謂清規,連這兩個字也沒人提起。”在這樣和諧溫婉的環境里,小英子和明海的戀情的誕生也就合乎情理。
汪曾祺似乎比沈從文多了些文人境界。沈從文的悲愁情緒在汪曾祺那里化為了樂觀感受,泯滅了深刻與尖銳,凸顯了和諧,文章顯得和平優美。就如汪曾祺自己所說:“我追求的不是深刻,是和諧。”全文并沒有激烈的矛盾沖突,宗教和世俗共存,人們并每喲指責和尚犯戒,二師父仁海的家眷“每年夏秋之間”去庵里住幾個月,“因為庵里涼快”,“仁山、仁海叫他嫂子,明海叫她師娘。”庵里不叫“方丈”,也不叫“主持”,卻叫“當家的”,收租,放債,也有燒香,磕頭,念“南無阿彌陀佛”,敲磬,念經。和尚是出家人,也和普通人一樣娶妻生活。這樣融宗教、歷史、倫理、愛情為一體的生活十分和諧,在折中和諧的氛圍里,人們喜歡純潔的愛情,而不會深究其違背倫理的過錯,人性之純真自由撼動人心。
作為中國鄉土小說重要支脈的“京派”,是與“海派”想區別的,“魯迅認為鄉土文學可說是現實主義文學,而沈從文的作品更具有一種浪漫的氣息。魯迅心目中的鄉土文學像是杜甫的‘三吏’、‘三別’一類面對現實的作品,沈從文呢,寫的是陶淵明。”甚至有人認為“《邊城》是《桃花源記》的現代版。”沈從文抒情式的小說,對愛、美、自由的追求發出悲哀的聲音,出于對“人性”的虔誠,通過對鄉土的贊美,“以擴大中國文化來重造人心。”即使“京派想像的社會圖式和民族精神帶著不輕的烏托邦的色彩。”以審美為美學取向,也不可否認沈從文即“京派”給中國文學帶來的重要影響。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中國傳統文化小說的重要的一支,有著很高的美學價值和文學史意義。
汪曾祺師承沈從文,連續了被中斷和遺忘的小說風格,散文化小說的傳統延續下來了,《受戒》洋溢著沈從文式的詩情,著力與情緒氛圍的營造,對愛、美、自由的繼續抒寫,人性之美,人性之善,人性解放,呈現出《邊城》一般唯美的感受,“京派”文學得到很好的繼承和發展!
車胤,字武子,晉代南平(今湖北公安市)人,他的祖父車浚,三國時期作過東吳的會稽太守。因災荒請求賑濟百姓,被昏庸的吳主孫皓處死,此后車胤的家境就一貧如洗了。車胤立志苦讀,廣泛涉獵各種知識,太守王胡之曾對他的父親車育說:“此兒當大興卿門,可使專學”。因家中貧寒,晚上看書沒錢點燈。一個夏天的晚上,他正坐在院子里默默背書,見到許多螢火蟲在空中飛舞,象許多小燈在夜空中閃動,心中不由一亮,他立刻捉上一些螢火蟲,把他們裝在一個絹做的口袋里,螢光就照射出來。車胤借著螢火蟲發出的微弱燈光,夜以繼日地苦讀。
在他父親的指導下,車胤終于成了一個很有學問的人,一生中做過吳興太守、輔國將軍、戶部尚書等官職。唐朝楊弘貞、楊番、蔣防都著有《熒光照學賦》,均是談車胤之事。
第三篇:沈從文汪曾祺專題閱讀課
楊寨中學初三專題閱讀課教學設計
主備教師: 劉延聰 授課教師: 備課時間:2014.08.23 NO.5-1 課題:沈從文 汪曾祺
一、閱讀目標:
1、簡單了解沈、汪二人的生平、寫作風格。
2、從《邊城》、兩篇文章中品味、感受二人的平淡質樸的藝術風格、思想感情。
3、拓展閱讀相關的其他文章、著作。
二、材料準備:
1、二人生平簡介。
2、見微知著,從二人作品的細微之處品味其寫作風格、藝術特色。
3、簡單學習這種平淡的有韻味的風格的寫作。
三、上課流程
(一)激趣導入:選取湘西鳳凰美景和高郵湖的風景圖片,截取其二人的代表作《邊城》和《受戒》里面的經典片段來賞析。
(二)方法引領
1.從精選的材料中,精讀幾篇。2.了解二人的風格的傳承與比較。
沈從文(1902-1988),原名沈岳煥,字崇文。湖南鳳凰縣人。沈從文是作家、歷史文物研究家。撰寫出版了《長河》、《邊城》等小說,《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等1931年-1933年在青島大學任教。抗戰爆發后到西南聯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學任教,建國后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歷史的研究。1987年、1988年沈從文入選諾貝爾文學獎。沈從文的創作風格趨向浪漫主義,他要求小說的詩意效果,融寫實、紀夢、象征于一體,語言格調古樸,句式簡峭、主干突出,單純而又厚實,樸訥而又傳神,具有濃郁的地方色彩,凸現出鄉村人性特有的風韻與神采。
汪曾祺(1920.3.5~1997.5.16),江蘇省高郵市人,中國當代作家、散文家、戲劇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畢業于西南聯大,著有小說集《邂逅集》,小說《受戒》《大淖記事》,散文集《蒲橋集》。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后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汪曾祺的散文沒有結構的苦心經營,也不追求題旨的玄奧深奇,平淡質樸,娓娓道來,如話家常。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觀念的灌輸,但發人深思。
汪曾祺的老師是沈從文。汪曾祺的創作風格的形成,與沈從文有密切相關,汪曾祺就是沈從文的影子。二人的成長經歷及審美理念、作品風格極為相似。
沈從文與汪曾祺是中國文學史上具有代表性的鄉土小說作家。沈從文以一顆“執拗”的“鄉下人”的心表示著對鄉土的親和、對都市的逃離。汪曾祺則是跨越時代的富于靈性的作家,在鄉土小說方面卓有建樹。沈、汪兩位作家鄉土小說的創作取向及其技巧乃同中之異,而從人生哲學看,汪曾祺從感情上接受了儒家樸素的人道主義精神,沈從文則更多地體現在憂國意識和維護文學的獨立性方面。
3.通過朗讀感知、語句品析、比較閱讀、等方法,閱讀文本。(見閱讀材料)
(三)拓展運用
1.學寫片段或大作文。可整理成讀書筆記。2.推薦閱讀:
沈從文:沈從文《邊城》、《長河》;
張新穎《沈從文的后半生:1948-1988》;
卓雅《沈從文和他的湘西》;
上海文匯:《鳳凰于飛:沈從文卷》。汪曾祺:汪曾祺《大淖事記》、《受戒》;
汪朗《老頭兒汪曾祺》;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
(四)課后延伸
1、可以自己去查閱百度百科,維基百科等關于沈汪二人的資料。可積累成讀書筆記。
2、可以參閱錢理群《現代文學三十年》(北大出版社)之沈從文、汪曾祺章節。
3、可以閱讀關于二人的作品,如上文“相關資料”里提到的作品。
4、如果個人比較喜歡或者欣賞這類風格的作品,可以自己去深入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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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沈從文和張兆和
沈從文和張兆和
“我這一輩子走過許多地方的路,行過許多地方的橋,看過許多次數的云,喝過許多種類的酒,卻只愛過一個正當年齡的人。”——沈從文,
有些故事說起來,其實是很悲傷的,悲傷得無法用語言來形容。
沈從文這一生,只愛上過一個女人,他經歷了千辛萬苦追求到了這個女人,與她結婚,并相守一輩子,然而,在他死去之后,這個女人卻說,從文和我相處,這一生,究竟是幸福還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這個女人在后面又說,她直到后來才逐漸開始了解他,可這個了解,也是在沈從文死去之后,女人整理沈從文的文稿才逐漸發現的。最終,她發現的,也不過是認為沈從文是一個稀有的善良的人。
這個女人的名字叫張兆和。她曾經是沈從文的學生,也是沈從文一生之中唯一的妻子。1922年,年僅二十歲的沈從文,從湖南湘西鳳凰來到了當時中國的文化中心——北京,他的夢想是想當一個作家。然而,只有小學文憑的他,遭到了別人無情的恥笑,以至于當胡適先生聘請他去老師,他教的還是一些低年級的學生,這也在當時開了一個先例,由一個只讀過小學的“鄉下人”,去教一群高素質高文化的大學生。
沈從文初來北京的時候,他無處謀生,幸好碰上了丁玲的丈夫胡也頻。他們兩個人一起創辦文學雜志,一起開始進行文學創作。1928年以前的沈從文,寫出來的文章,還相當的稚嫩,以至于并沒有留下多少可以影響后來的文學作品。然而,也就是此時,胡適先生發現了他,并對人說,沈從文是一個天才,這樣的天才,需要別人的好好呵護。
沈從文被胡適先生聘請到上海當了老師。這樣,沈從文就有了穩定的經濟收入來源。也就是當上老師的第一節課上,他認識了他后來的結發妻子,張兆和。
張兆和出身于江南的名門世家。她的父親,是江南有名的財主。而且張兆和雖然皮膚有點黝黑,但卻生得和江南的蓮花一樣清秀。當時,在學校里追求張兆和的男生,可以用排隊來形容。張兆和的一個女同學這樣來評價沈從文,說沈從文不過是追求張兆和的男人中,癩蛤蟆第十三號。
沈從文第一次給張兆和她們上課,便給她們留下了并不好的印象。沈從文此人生性木訥,說話帶著很重的湘西口音,第一次給人上課就開始怯場,以至于有十幾分鐘呆立在講臺上,燥紅著臉,說不出話來。講臺下的學生一片哄堂大笑,開始捉弄這個文弱的書生。捉弄的人當中,就有生性活潑的張兆和。
就是這個木訥的沈從文,卻不可救藥地愛上了那個捉弄過他的學生——張兆和。沈從文不停地給張兆和寫情書。一開始,張兆和就直接地拒絕了沈從文的求愛。可沈從文并不死心,他一直堅持給張兆和寫情書,并還揚言,如果張兆和不答應,就去自殺。張兆和被沈從文逼急了,拿著一大摞情書,遞到當時的校長胡適先生的辦公桌上。胡適先生卻笑著對張兆和說,你答應他罷,他是一個難得的天才,這樣的天才需要好好的呵護。
沈從文,確實是一個怯弱的天才。他遇上了張兆和,無法該用幸福與不幸來形容。他追求張兆和的過程,是一把眼淚一把鼻涕,逼得后來張兆和也有些心軟了,只好對他說,如果她的父親答應的話,她就不反對兩個人進行交往。幸運的是,張兆和的父母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并不反對接受沈從文這個文弱的湖南湘西人做他們的女婿。
1933年,張兆和與沈從文在北京結婚。
從1931年開始,也就是沈從文與張兆和的關系開始密切的時候,沈從文逐漸創作出了他的幾部奠定了他文學大師的文學作品,分別是《邊城》,《湘行散記》等等。在他的好幾部作品里,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無一例外地是皮膚黝黑,相貌清秀,比如《邊城》中的翠翠。而這種相貌的原型,便是他的妻子張兆和。沈從文還寫過一篇名叫《三三》的小說,里面敘述的是一個年輕少女的初戀。而沈從文就是一直以“三三”這樣來稱呼張兆和的,張兆和反 1
過來稱呼沈從文作“三哥”。
沈從文與張兆和結婚后不久,他就獨自一個人回到了湖南。他在回家的途中寫下了著名的《湘行散記》。除了寫文章之外,他不停地給張兆和寫信,他在信中說,他原本計劃是用一半的時間給張兆和寫信,一半的時間用來寫文章,可是,離開張兆和之后,他卻一心地只想給張兆和寫信,張兆和并沒有隨同沈從文南下的原因,我們無法得知。但是,后來的沈從文好幾次寫信催張兆和南下,都遭到了張兆和的拒絕。
到了1946年以后,張兆和和沈從文之間的感情,發生了危機。這個時候,也是沈從文出現了政治危機的時候。
沈從文曾經撰文挑起過京派與海派之爭。他批判的海派之中,就包括了代表當時文化主流的左翼文化分子。而且沈從文寫過的《邊城》,《長河》等小說一直得不到左翼文化分子的重視,甚至引起了他們的惡言相向。郭沫若則直接撰文評價沈從文為文化反動分子。可惜,同被郭沫若批判的陳西瀅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后去了臺灣,而沈從文卻留在了大陸。沈從文的命運開始急轉直下。
在1949年解放以前,沈從文和張兆和的政治見解,發生了明顯的分歧。他與自己的妻子和兒子分居,只有到每天晚上,他才能回家去吃飯,走之前,還要帶著第二天的早飯和中飯。沈從文在政治上孤立無援,在家庭上又遭到了自己結發妻子和兒子的拒絕。這種狀態,對原本就很脆弱的沈從文來說,無疑是一種精神折磨。
沈從文的精神開始出現了問題。他好幾次選擇了自殺,幸而并未自殺成功。沈從文在精神崩潰的時候,迎來了新中國的成立。
新中國成立之后,沈從文便不再進行文學創造,改而進行文物研究。他是這樣評價他的一生,他認為他這一輩子,根本就不應該寫小說,寫小說,對他來說,原本就是一個錯誤。直到1979年,沈從文的地位才開始得到改善,他被分配到研究所里,并有了自己的樓房,以及私人汽車。1988年,86歲的沈從文逝世。但這個時候的沈從文,已經不再進行文學創作了,沒有發表過任何文學作品。
他的妻子張兆和在沈從文逝世之后,開始整理沈從文的文稿。她對人這樣給她們兩個人之間的婚姻下了個結語,“從文同我相處,這一生,究竟是幸福還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來逐漸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壓,是在整理編選他遺稿的現在。過去不知道的,現在知道了;過去不明白的,現在明白了。他不是完人,卻是個稀有的善良的人。”
這大概就是一段現實得悲傷讓人透不過氣來的愛情故事。要說中國近現代作家中哪兩個人的情書最為有名,當屬王小波和沈從文。
70多年過去了,還有戀愛中的文藝青年或文藝中年能夠朗朗背誦:“我行過許多地方的橋,看過許多次數的云,喝過許多種類的酒,卻只愛過一個正當最好年齡的人。”
這是沈從文為后來成為自己妻子的張兆和寫下的,真正動人。
沈從文從1928年開始追求學生張兆和。彼時,張18歲,大一,面目秀麗,身材窈窕,性格文靜,是公認的校花,出身名門望族,姐姐妹妹都是著名的美人。沈從文是張兆和的老師,對其一見鐘情。經過3年的苦苦追求——胡適還曾為沈從文牽線做媒,這已成為才子佳人的佳話——張兆和終于接受并愛上他。
1933年夏天,他們在北京結婚。
然而——對,凡事就怕個然而——1933年8月之后(至遲不超過1935年8月),沈從文開始和文藝少女高青子“交往”,后來有人考證說此時張兆和正值懷孕生子。
初見面時,高青子的裝束就是刻意模仿沈從文小說《第四》里的女主人公的裝扮。在交往的過程中,沈從文將他和高青子的故事寫成小說(高青子也根據此事寫作了小說《紫》)。他向林徽音寫信傾訴他之煩惱,并幫助高青子出書??
沈從文已有家室,因此流言蜚語自然也傳到張兆和的耳朵里。半個世紀后,她仍對此事耿耿于懷,但肯承認高長得美。親友們居中調解,甚至要給高青子介紹對象(其中包括翻譯家羅念生),以終了她和沈從文之間的關系。但不遂。
直到1942年,高青子才像自己的小說《紫》中描寫的一樣,飄然退出沈從文的生活。沈從文事后說:“因為明白這事得有個終結,就裝作為了友誼的完美??帶有一點悲傷,一種出于勉強的充滿痛苦的笑??就到別一地方去了。走時的神氣,和事前心情的煩亂,竟與她在某一時寫的一個故事完全相同。”
最終,高青子跟一位工程師結婚。這事也許就算過去了。
1995年,曾被背叛的張兆和編完《沈從文家書》,在《后記》里說:“六十多年過去了,面對書桌上這幾組文字,校閱后,我不知道是在夢中還是在翻閱別人的故事。??有微笑,有痛楚;有恬適,有憤慨;有歡樂,也有撕心裂肺的難言之苦。從文同我相處,這一生,究竟是幸福還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來逐漸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壓,是在整理編選他的遺稿的現在。過去不知道的,現在知道了,過去不明白的,現在明白了。他不是完人,卻是個稀有的善良的人。”
時光的洪水沖過。張兆和的這些話既蒼茫又慈悲。
終于懂得,所以慈悲
第五篇:沈從文和孫犁
沈從文和孫犁的“鄉土審美”比較
學號:200902010100 班級:09級漢語言文學(1)班 姓名:鐘揚揚 【內容提要】 沈從文和孫犁兩位作家在中國鄉土小說史上都有著一定的地位,兩人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以表現濃郁的鄉土色彩見長,有著獨特創作風格的作家。他們的鄉土小說存在著相似之處,都有著田園牧歌般的詩情,都以表現美和善的人性為基點,在很多方面展示出相似或相同的特征。但我們也應該注意到相似中的個體差異,因為無論是在生活經歷、情感體驗、創作思想還是藝術手法上,他們二人都有著不同之處。在這些種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下,沈、孫兩位作家的鄉土小說呈現出了各自獨異的特色,各顯風韻。通過對沈從文和孫犁二人“鄉土審美”的比較研究,我們不僅可以更加了解沈從文、孫犁的鄉土小說,同時也可以加深對鄉土小說甚至是鄉土文學的感受和理解。【關鍵詞】 沈從文 孫犁 鄉土抒情 人性 美與善
【正文】
“五四”以來,魯迅先生開創了現代小說的鄉土抒情之風,促成了現當代文學中的鄉土抒情意識。他曾說過: “蹇先艾敘述過貴州,裴文中關心著榆關,凡在北京用筆寫出他的胸臆來的人們,無論他自稱為用主觀或客觀,其實往往是鄉土文學,從北京這方面說,則是僑寓文學的作者。”【1】從廣義上來說,鄉土文學就是指那些描寫鄉村、反映鄉村、描寫農民的文學作品。而所謂的“鄉土審美”,則是指帶入了城市、工業、商業文明的背景,在城鄉二元對立的格局中來表現描寫鄉村,這種描寫把鄉村當做自己的精神家園,也就是把鄉村詩意化、審美化、虛幻化甚至神話的文學表現。【2】其中,30年代沈從文的湘西小說無疑是當時鄉土文學的杰出代表,閃耀著湘西邊地原始的神秘性和特異性,散發著令人驚嘆和沉醉的神異魅力。到了四十年代,孫犁以其清新明麗的“水邊文學”在解放區文學中獨樹一幟,受到廣大群眾的歡迎。這兩位對中國現代文學作出巨大貢獻的作家,其鄉土小說創作既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又展現出本質的區別,像兩顆璀璨的明珠,各自閃爍著獨特的光芒。
鄉土文學一向都表現出自然、沖淡、新鮮、明媚的風格。在這種大體風格中,各個鄉土作家的風格又各具特色,于細微處辨差別。沈從文和孫犁鄉土小說都是散文化和詩化的。他們的作品,都表現出濃郁的詩情美。只是,沈從文的作品,更像一曲古樸典雅的田園牧歌,孫犁的作品,則更像一首清新明麗的抒情詩。
首先,沈從文和孫犁都善于通過動作、語言、細節表現人物的內心世界,特別是女性豐富的情感。沈從文在邊城中描寫翠翠情竇初開時的情態,除了正面表現外,還通過許多語言、動作的細微處來刻畫。如她坐在船上剝碗豆,沉思中猛然站起身時把碗豆全都傾入了河里這一細節,非常傳神地表現了一個少女情竇初開時的可愛情態。孫犁也善于通過語言、動作表現女性心理。《荷花淀》中水生告訴妻子自己要到大部隊上去時,“女人的手指震動了一下”,表面看來,似乎是被葦葉劃破了手指,實際上卻寫出了丈夫去部隊前妻子的感情波動。只是,沈從文在刻畫人物內心世界時,不僅有作者敘述、人物對話、動作,還善于表現意識流動,捕捉幻覺,展示夢境,使人物更加豐滿生動,觸手可及。而孫犁展示人物性格多依賴動作和對話,手法較為單一。其次,沈從文和孫犁創作的思想中心,都是執著于對美和善的人性的探索與追求。沈從文的湘西小說主要是描寫湘西古***俗和原始的生命,描繪未被社會文明侵蝕污染的邊地質樸醇厚的“人生形式”,從中進行人性探索,挖掘自然的人性美。沈從文的筆下,大多是農人、士兵、妓女、水手等下層人民,正是在這些勞動者身上,他發現了愛與美,善與真。他的代表作《邊城》,可以說就是一幅描繪人性的風俗畫,一首謳歌人性的贊美詩。老船夫的醇厚善良,翠翠的自然純真,船總順順的仗義豪俠等,無不閃爍著人性美的光輝。小說自始至終貫穿著一個“愛“字:自然的愛情,溫馨的親情淳樸的鄉情等。即使對于妓女、水手,沈從文也總是用飽含著同情與贊美的筆觸,描寫他們沉重生活中人性美的一面。在他的筆下,譜成了一曲曲優美的人性之歌。【3】孫犁的“白洋淀”小說,通過戰火硝煙、軍民關系,也著重發掘新時代氛圍中的人情美和人性美,塑造了一系列堅強而美麗的精魂。《荷花淀》中的水生夫婦,《山地回憶》中妞兒一家等,都充分體現了孫犁對美和善的的鐘愛。在這些人物形象上的身上,他更多的表現的是人民群眾愛民族、愛國家、愛同志的高尚思想和優美情操。
沈從文和孫犁在抒寫人物、探索人性美時,最擅長刻畫的,是一些生長于山野湖畔的青年女子。沈從文《邊城》里的翠翠,《長河》里的夭夭,短篇里的三
三、蕭蕭等,都是一些剛剛告別童年,步入青春期的女孩子,天真純樸、美麗慧潔。孫犁筆下最精彩的人物,也是一些真誠勇敢、淳樸善良、勤勞聰慧的少女少婦,包括《荷花淀》的水生嫂,《蘆花蕩》的大菱、二菱,《山地回憶》的妞兒,《鐵木前傳》的九兒等。美總是與女性相關相聯的。在這兩位作家筆下,更賦予了在自然中長大的女孩自然美好的天性,更好地體現了盡善盡美的人性美。
然而,現實并不只是美好的。沈從文和孫犁都在軍隊中生活過,經歷過殘酷的戰爭,都親眼目睹過許多殘忍的、丑陋的事情。即使是農村,也已逐漸被城市文明所侵蝕,為戰爭所破壞,失去了許多正直樸素的東西,更多的是貧窮與丑陋。沈從文曾說過:“最明顯的事,即農村社會所保有那點正直樸素人情美,幾乎快要消失無余,代替而來的卻是近20年實際社會培養成功的一種唯實唯利庸俗人生觀。”【4】沈從文對現實社會中人性的墮落和淪喪十分不滿,非常懷念過去那種質樸的,有著氏族社會純樸遺風的鄉村生活,因此他試圖展現現實生活中并不存在的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5】作為“人性”的療法,于是才有了如夢如幻的湘西世界。孫犁的小說是詩意寫實。但是,他的實也大多只包含美和善的東西。他曾說過:“看到真美善的極致,我寫了一些作品。看到邪惡的極致,我不愿意寫。這些東西,我體驗很深,可以說鏤心刻骨。可是我不愿意去寫這些東西。我也不愿意回憶它。”【6】這些話充分體現了孫犁對現實丑惡的摒棄和對美的向往與追求,這與沈從文的創作審美觀點驚人的一致。正因為這種美學理想,加上他個人的氣質性情,在他筆下,才出現了那么多美的東西和善德東西。
沈從文和孫犁的鄉土小說都是以表現人性,追求真善美為基點的,但他們的創作思想和手法又有著差異。概括的說,沈從文是一個浪漫的人性歌者,孫犁則是一個浪漫的革命詩人。沈從文在對人性的追求中無處不隱藏著隱憂與思索,深入到了人性的深層次中,具有超時代意義。而孫犁則是純粹的謳歌與贊美,比較直率、淺顯,更富有時代風貌。沈從文用古樸雅潔的語言托起了一個個自然純樸的靈魂,展示了一個遙遠、奇特而略帶神秘色彩的自然人性的天地。他的作品,更適合于知識階層的讀者欣賞。而孫犁則以平易、凝煉、清麗明快、通俗易懂的語言譜寫了一首首戰爭風云中農民人情美和人性美的贊歌,描繪了一幅幅白洋淀明麗美好的水彩畫。他的作品,更適合廣大人民群眾的閱讀趣味,更具有大眾化的傾向。所以,沈從文和孫犁的鄉土小說,雖然風姿各異,但它們都為人民所需用,所喜愛,是中國文學中不可或缺的寶貴財富。
【參考文獻】
【1】《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 魯迅 【2】《中國鄉土小說史》丁帆 【3】《從邊城走向世界》 凌宇 【4】《長河·題記》沈從文
【5】《中國現代小說史(第二卷)》 楊義 【6】《試論孫犁的美學理想和短篇小說》 金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