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社會變遷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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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變遷論文

1摘 要：由于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當今中國正經歷著從封閉社會到開放社會，從政治社會到商業社會的轉變，伴隨著這些巨大變化而來的是中國價值觀的變遷。通過價值觀的變遷可以透視時代的變遷、社會的運動，從而更加深刻地理解當代中國經濟體制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之間的互動發展關系。

關鍵詞：社會價值觀；計劃經濟；市場經濟；變遷

學術界關于價值觀有狹義和廣義兩種觀點。狹義的價值觀是指人們關于好壞、得失、善惡、美丑等具體價值的立場、看法、態度和選擇。廣義的價值觀，相當于哲學基礎理論中的“價值論”，是關于價值的基本理論、觀點和方法。而這篇文章中所說的價值觀就是指廣義的價值觀。

一、由一元價值觀向一元主導與多元并存的價值觀的轉變

一元價值觀是指一個社會只有一種價值觀，這種價值觀在這個社會中具有核心價值觀的地位，并發揮著對其他各種價值觀的主導作用，那么這種價值觀就具有 “一元”的性質。多元價值觀則表明一個社會擁有兩個以上相互作用的價值觀[1]。建國之后，為適應全國財經統一、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并集中力量進行工業化建設的需要，逐步建立起全國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體制。為了發展經濟，建立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當時極端落后的生產力狀況和極端稀缺的資源，也決定了實施計劃經濟的必然性。而計劃經濟意味著中央和各級政府是一切資源配置和使用的主要決策者。也就是說，建國以后，中國逐漸形成了以單位制的社會結構、單一公有制、計劃經濟、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單一化為特征的社會結構。這種社會結構使得中國社會總的來說是以一元價值觀為特征的，這種一元價值觀主要表現為集體主義價值觀。集體主義價值觀處于絕對的統治和主導地位，其他價值觀處于邊緣地位。

隨著經濟規模不斷擴大，經濟聯系日益復雜，計劃經濟體制在完成其歷史使命后日益顯示出其固有的弊端，經濟體制的改革刻不容緩。十一屆三中全會明確了黨的首要任務是解放生產力，大力發展生產力，解決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需要與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開辟了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新時期。中共十四大正式確立了中國的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在市場經濟時代，中國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突飛猛進，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外資企業、港澳臺企業營業額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逐年上升，非公有制經濟中的多種經濟成分已占相當比重。在這樣的經濟背景下，作為上層建筑的思想文化領域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國外的思想文化逐漸傳播到中國，作為國際壟斷資本全球擴張的衍生物，新自由主義思潮也涌入中國。中國的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不斷地碰撞和交流，使得西方國家的許多價值觀念傳播到中國，功利主義價值觀滲透到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各個領域，個人主義、享樂主義、拜金主義等西方價值觀念成為新經濟關系背景下一些人所信奉的價值理念[2]。在國內，傳統文化根深蒂固，由于中國是一個傳統文化悠久且沉重的國度，加之社會生產長期以來仍帶有傳統方式的痕跡，社會體制結構的改革也不可能一蹴而就[3]。因此，傳統思想觀念的影響，不可能根本消除。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摩擦，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使得當前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價值觀呈現出多元化的態勢。但是不可否認的是，當前市場經濟體制下，集體主義價值觀依然是社會的主導價值觀。因此，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價值觀實現了由計劃經濟時代的一元主導價值觀到當下的一元主導與多元并存的價值觀的轉變。

二、由偏重集體價值觀向集體與個體和諧共生的價值觀的轉變

計劃經濟時期的集體價值觀是與一定的生產關系狀況相適應的，并反映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客觀要求。集體主義與單一公有制、計劃經濟、單位社會和集權政治等密切關聯、互為表里、相輔相成，并且是這些因素的必然產物。首先，只有以集體主義為價值取向才能真正維護單一公有制。其次，計劃經濟必須以集體主義為價值取向才能得以貫徹執行。人們通常將計劃經濟時代稱之為集體化時代，主要是因為計劃經濟是以集體主義為價值取向的。再次，單位社會必須以集體主義為價值取向才能得以順利運行。最后權力高度集中的一元化領導也只有以集體主義為價值取向才能得以廣泛推行[4]。由此可見，計劃經濟時期中國的價值觀是偏重于集體主義的。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單位社會的終結以及政治權力向公民權利的轉型，與計劃經濟相伴生的依附觀念、等級觀念、平均觀念正在讓位于自主意識、平等意識、競爭意識；伴隨著科技發展與工業的現代化，與計劃經濟關系密切的安貧思想、自足思想、保守思想正在被致富意識、創業意識、開拓意識所取代；伴隨著全球化浪潮的到來，與計劃經濟相關聯的閉鎖心理、排拒心理、狹隘心理正在逐漸被開放意識、協調意識、全球意識所代替[3]。在這些思想觀念的變化中，最重要的就是人們自主意識的增強，以及隨之而來的自我意識、主體意識的凸顯。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人們的個體自主性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人們不再滿足于計劃經濟時代的普遍貧困、平均主義和物質貧乏，開始追求個體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方面的利益。伴隨市場經濟基本理念諸如民主、自由、平等、競爭、信用等思想觀念的潛移默化，人們開始排斥過去那種無條件服從集體利益的集體主義，主張建立一種保護個人正當利益的集體主義，同時旗幟鮮明地主張以個人權利、個人獨立等個體價值為核心的個體價值觀。也就是說人們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既尊重集體利益，又追求個體正當利益，形成了集體與個體和諧共生的價值觀。

三、由偏重精神價值觀向精神與物質協調發展的價值觀的轉變

人是由物質和精神、肉體與靈魂二者所構成的，每個人都既有物質利益的追求，也有精神思想的追求，物質追求能滿足人的生命存在的需要，精神追求則能滿足人的精神生活的需要[5]。精神價值觀和物質價值觀主要是從價值主體的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這兩種生活態度以及精神世界和物質世界這兩種價值世界的角度而言的。計劃經濟時期，中國的物質匱乏、資源有限，生產力狀況極端落后，實行單一公有制、計劃經濟體制和平均主義分配方式，導致勞動者的生產熱情不高，勞動效率相對也比較低下，國家和社會的各個單位可以支配和可供分配的社會消費資料匱缺，人民群眾節衣縮食、只求溫飽，生活狀況也只能維持在較低的水平。“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被當時的人民群眾津津樂道，這也充分體現了計劃經濟時代人們不注重物質但卻偏重精神的價值取向。

計劃經濟時期，極“左”地宣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喚醒人民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狂熱的信仰和追求。在這種社會心理作用和意識形態的影響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辯證關系在一定程度和范圍內被忽視了，人們的主觀能動性被過分夸大，導致“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出現，在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高指標、大規模、高速度、瞎指揮、虛報風、浮夸風等嚴重盛行，導致中國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并給經濟建設造成了嚴重的損失。為了擺脫困境，使國民經濟走上理性、健康發展的軌道，1960年中共中央提出和實行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對國民經濟進行了調整。這次調整雖然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但是在國民經濟大調整過程中，“左”的錯誤思想再次抬頭且愈演愈烈，在“左”的錯誤思想指導下，“文化大革命”在中國全面發生，從此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軌道上來。人們在計劃經濟時代主要是通過開展思想政治工作，或者是通過發動政治運動提高人民群眾的勞動積極性。所有這些思想指導和精神鼓勵使我們看到，計劃經濟時代的價值觀是偏重精神的價值觀。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和全球化浪潮的沖擊，物質一詞充斥著現代社會的很多角落。物質價值觀逐漸凸顯，馬克思的名言“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與人們的利益有關”，成了改革開放以后人們對物質利益追求的理論武器。物質利益和物質價值在中國得到了第一次的承認和肯定，并成為了人們追逐的重要目標，物質價值觀在當前成為社會的基本價值觀之一。我們應該看到當下絕大多數人都是既注重精神需要，又追求物質滿足的。

在鄧小平倡導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思想指導下，精神價值觀與物質價值觀的協調發展體現在一系列的行為中。首先，政府部門在追求國民生產總值提高的同時，對于嚴重破壞生態環境、造成自然環境污染的企業堅決予以取締，保留了人們對于自然和生態的敬畏，使人們可以在工作之余傾心大自然，感受大自然帶給人們精神上的愉悅[6]。其次，社會中各行各業的人們都忙在不同的生產流水線和工作室內，都在創造著物質價值，同時他們也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以自己的誠實勞動和勇于奉獻的精神，詮釋著自己對精神價值觀的理解和追求。最后，個人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在追求物質滿足基本生存需要的同時，都在追求親情、友情和愛情等人類社會中高尚的情感，遵循著人類社會中最基本的家庭倫理和社會倫理規范。精神價值觀和物質價值觀的協調發展，使我們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參考文獻：

[1] 廖小平.價值觀變遷與核心價值體系的解構和建構[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2] 葉啟績，譚毅，等.當代中國經濟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互動發展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3] 趙渭榮.轉型期的中國政治社會化研究[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76.[4] 廖小平.論改革開放之前三十年中國社會的價值取向[J].學習與實踐，2012，（11）.[5] 蔡毅.當代中國社會價值觀的變遷[J].云南社會科學，2011，（2）.[6] 宣兆凱.中國社會價值觀現狀及演變趨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中國社會變遷論文

2自1840年戰爭開始的中國現代化歷程充滿曲折和艱難。長期閉關鎖國的清朝政府在與西方列強的一系列對峙中失敗，無論從政治、經濟、軍事還是文化上，傳統的王朝都難以應對新型國家的各種挑戰。傳統的中國社會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下，發生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近代中國最具有完整維新思想的理論家鄭觀應（1842—1921）出生在第一次1840年戰爭失敗的1842年，去世在中國共產黨成立的1921年。早在1880年，鄭觀應就編輯發行了反映其改良主義思想的《易言》一書。在書中，他提出了一系列以富國強兵為中心的內政改革措施。在一個長期“士農工商”的傳統社會，鄭觀應主張發展機器工業，加快工商業發展，鼓勵民間投資，通過新辦開礦、造船、修建鐵路等產業來實現救國救民的理想。在《易言》中，他還大力宣揚西方議會制度，力主中國變革政治制度，實行君主立憲制。1894年甲午戰爭的戰敗，更是深深刺痛了像鄭觀應這類先進思想的中國人，在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簽定的背景下，一部體現他成熟而完整變革思想的《盛世危言》終于完成。《盛世危言》貫穿了鄭觀應對近代中國如何擺脫積貧積弱的痛苦思考。如何實現“富強救國”的理想，他開出的藥方是改革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和教育。通過發展教育，培養掌握現代知識的新式人才；通過發展經濟實現“制西人以自強”的目標。少年毛澤東在讀了《盛世危言》后，深受啟發，并對他走上救國之路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現代化進程中誕生的政黨組織

1840年戰爭以后的中國社會矛盾不斷激化，終于發生了100年前的辛亥革命。中華民國政府的建立，并沒有使中國進入和平發展的新時代。國家的富強、民族的獨立，人民的幸福仍然是中國人未完成的目標。袁世凱“君主立憲”也在舉國的反對中失敗。如何才能實現中國人的百年期盼，如何在中國這樣一個外有帝國主義壓迫，內有傳統專制統治的國家實現民族和國家的解放？時代要求新的政黨組織、新的政治和社會力量的誕生。

中國共產黨是應時代變更而誕生的新型政黨組織。陳獨秀成為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重要領導人，他扮演的不僅是中國新文化運動先驅者的角色。1915年9月，他創辦的《青年雜志》（后改名《新青年》），以進化論觀點和個性解放思想為主要武器，舉起民主與科學的旗幟，傳播民主與科學思想，啟蒙了幾代中國青年。在民主與科學思想影響下，1921年7月，在近代中國發展得最快的現代都市上海，中國共產黨誕生了。或許誰也沒有想到，僅僅在28年以后，這個成立時僅有50多位黨員的政黨會開啟中華民族新的歷史篇章。

作為新型政治組織的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組織起來的現代政黨。成立以后的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為自己的意識形態，動員民眾，整合各種力量，迅速凝聚起曾經一盤散沙的中國社會。在此后90年的時間內，中國共產黨根本改變了幾千年不變的古老國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多年以來，執政黨領導人民不斷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發展之路，初步完成了在中國這樣的一個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的夢想。正如美國學者李侃如指出的，“由于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保持了對于一個有著如此規模和如此多樣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確是令人驚嘆的強大的行政能力。”中國發生了前所未有的社會變遷。

中國共產黨促成了歷史上最大的社會變遷

社會變遷是指一切社會現象發生變化的動態過程及其結果。在社會學中，社會變遷這一概念比社會發展、社會進化具有更廣泛的含義，包括一切方面和各種意義上的變化。任何社會在運行過程中，都不可避免地會發生一系列變遷。自近代政黨政治產生以來，社會的變遷便離不開代表一定階級和階層利益的政黨主導。

社會變遷既包含社會的進步和退步，又包括社會的整合和解體。中國共產黨成立90年的歷史，就是傳統中國社會既不斷解體又不斷整合的歷史。90年來，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扮演著重要的角色。90年的中國共產黨歷史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不斷推動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前進的歷史，盡管這一歷程充滿曲折和艱難。

在60多年治國理政的實踐中，中國共產黨不斷探索、不斷實踐著自己成立時的理想和宗旨，使中國發生了前所未有的社會變遷。特別是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執政黨通過對社會主義的重新認識，繼續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經濟社會發展之路，努力在發展還很不平衡的國家，通過不斷發展生產力，來實現國家強盛、人民幸福的現代化主題。也正是在這一建設和改革的偉大歷史進程中，中國共產黨加深了對“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社會主義本質的理解和實踐。

中國的社會變遷體現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各個方面。特別是表現在廣大民眾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的各個方面。中國人從老死不相往來的小農社會，變成了在全球化、信息化、市場化中生存的社會。今天中國已經有超過50%的人口，離開了世代生活的鄉土社會，開始了他們在都市的全新生活。他們的生存方式、交往方式發生的變化是革命性的。僅以通訊方式的變化為例，2010年，中國的手機用戶就已經超過8億，計算機上網的網民也超過4億。而微博也正在改變中國這個巨型社會。

不僅是生活方式的巨大變化引起世人的關注，更使世人關注的是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從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到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社會主要有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知識分子的“兩階級、一階層”。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和分化，使中國社會日益階層化。2002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完成的《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將當代中國社會分化為十個階層，報告認為，標志中國現代社會結構雛形的基本形成。

2004年“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研究”課題組推出了又一部研究報告《當代中國社會流動》。報告指出，未來8至10年，中國的社會中間階層將有一個跳躍式擴大。報告的核心發現是，現有的社會階層結構，還不能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要求。對于將現代化作為自己追求和實現目標的現代政黨組織而言，當前中國的社會階層結構還只是現代化國家的雛形。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在其名著《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出：“現代性孕育著穩定，而現代化進程則滋生著**”。社會的穩定需要有一個追求穩定的中產階層，而一個維護社會穩定的中產階層在中國還遠遠沒有形成，努力創造條件以形成一個橄欖型的社會結構，是中國共產黨仍然面臨著的一個巨大挑戰。

當代中國處于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的時代，所有的變化都使中國社會發展呈現出一系列階段性特征。當前中國社會發展中出現了貧富差距擴大，地區發展不平衡、利益分配不均衡、資源浪費與環境污染、群體性的事件激增等一系列發展中問題。如何順應廣大人民群眾發展的新要求，滿足人民群眾的新期待，執政黨仍然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改變不適應時代潮流和社會發展趨勢的舊發展觀與發展模式，以新的思想、新的理論、新的思路、新的路徑積極回應和解決中國社會發展進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

當代中國的社會變遷對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黨的執政基礎必須適應時代和社會發展的需要。未來學家奈斯比特在《中國大趨勢》中強調：“支撐中國新社會長治久安最重要、最微妙也是最關鍵的支柱就是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力量的平衡。這是中國穩定的關鍵，也是理解中國獨特的政治理念的關鍵”。2011年6月1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啟動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標志著中國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全覆蓋，這對于實現人人享有基本養老保險，促進社會和諧，具有重大意義。當中國共產黨高舉起公平正義首要價值的旗幟，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堅定不移地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推進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實現國家各項工作法治化的時候，當中國共產黨開始將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放在和經濟工作一樣重要位置的時候，當推進政治、社會體制改革，擴大公共服務，完善社會管理已經成為一個有著近8000萬黨員，世界上最大執政黨的工作目標和責任的時候，我們應該堅信，在中國這樣一個古老的國家，一定能建設一個以人為本的可持續發展的和諧社會！

結語

中國共產黨成立90年以來的社會變遷反映在社會制度、社會結構、社會價值觀、生活方式等各個方面。中國的社會變遷仍在繼續，中國劇烈的社會變遷對執政的中國共產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面對已經進入風險時代的現代社會，中國共產黨唯有充分認識和尊重經濟、社會發展規律，不斷轉變自己的執政理念，不斷提高自己的執政能力，才能領導發展中的中國走向一個更有希望的未來。

第二篇：當代中國社會變遷論文

當代中國價值觀念的變遷

——基于郭興華老師的講課內容

當代中國社會價值觀存在的實體背景發生了變化，價值觀演變空前活躍，需要建構新的價值觀體系來協調新的社會生活。厘清當代中國社會價值觀演變的基本問題，明析價值觀中的“變因”和“常態”，把握主流價值觀念的主旨變遷和價值觀改革的歷史脈動與邏輯發展順序，對于科學認識、調節和化解社會矛盾，學習和貫徹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重要意義。

一、社會轉型與價值觀念的變遷 1.什么是社會轉型？

在研究“十一五”時期浙江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思路中，提出了“社會轉型”的問題。關于 “社會轉型”的含義，在我國社會學學者的論述中，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個是體制轉型，即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二是社會結構變動，它是指一種整體的和全面的結構狀態過渡，而不僅僅是某些單項發展指標的實現；三是社會形態的變遷，即“指中國社會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封閉性社會向開放性社會的社會變遷和發展”。

2.什么是價值觀念？

價值觀念是一種主觀意識，它會隨客觀環境變化而改變，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念對人們的成長很有幫助。價值觀念是對政治、道德、金錢等事物是否有價值而進行主觀判斷后，形成的主觀看法。一個人的價值觀念會不斷變化，人接觸任何事物都會下意識的運用與之相近的、已有的對某一方面的價值觀念對新事物進行評價，然后指導自己的下一步反應。

3.推動社會轉型的因素？（1）生產力的發展：

人類社會的發展，就是先進生產力不斷取代落后生產力的歷史進程。

首先，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類社會是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這一社會基本矛盾的作用下不斷向前發展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的形成和發展是由生產力的發展狀況所決定的，生產力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是人類全部歷史的基礎。其次，江澤民在《七一講話》中指出：人類社會的發展，就是先進生產力不斷取代落后生產力的歷史過程。這樣就把決定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與社會發展、社會進步的本質統一起來，突出了生產力特別是先進生產力在社會發展中的意義。最后，我們為實現現代化而奮斗，最根本的就是要通過改革和發展，使我國形成發達的生產力。對于我國目前仍然存在的

不適應先進生產力和時代發展要求的一些落后的生產方式，既不能脫離實際地簡單化的加以排斥，也不能采取安于現狀、保護落后的態度，而要立足實際，創造條件加以改造、改進和提高，通過長期努力，逐步使它們向先進適用的生產方式轉變。只有這樣，才能不斷地使先進生產力得到發展。

（2）價值觀念的變遷： 50年代的價值觀：

剛剛從戰火硝煙中走出來的中國社會，似乎處處涌動著一種歌頌革命、崇敬英雄、愛戴領袖的情懷。在整個小學語文課本的編排上，也擺脫不了這樣幾個主要的內容：國家、偉人、軍事、革命戰爭、英雄、勞動者和接班人等。50年代人們對領袖的愛戴之情在小學課本上可見一斑，當時的選文中有不少是描寫列寧和毛澤東的，如《列寧怎樣作文》《列寧和衛兵》《毛主席尊敬老師》等等。這樣的編排方式在充分體現了當時人民剛剛獲得解放、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之后對于指揮，領導革命取得勝利的領袖老師的愛戴之情。另有一些文章則是圍繞革命、戰爭、英雄等核心展開的故事，里面充滿斗爭的味道。比如《軍民一家》。我們不難看出，這更多以培養學生愛黨愛軍愛國的價值觀為出發點，其中對于不怕犧牲、舍己為人等精神的渲染使得教育的生命意識被政治生活中的一些外在東西所掩蓋。到了50年代后期，在全國各地掀起的“大躍進”狂潮影響下，一批藝術水準較高的文學作品被大量政治時文取代。和魯迅同時期的名家集體消失，取而代之的則是反應和歌頌“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的作品。語文教科書幾乎成了時事宣傳手冊。有人曾經統計過，當時一側語文書的31篇文章中，馬列經典占15篇，其中6篇是報道農業生產大躍進，2篇表揚大煉鋼鐵，4篇進行革命傳統教育和憶苦思甜教育。60、70年代的價值觀：

隨著中國社會生活的整體漸趨政治化，小學課本中原來僅有的一點反映生活的內容也漸漸被刪除，大量反應階級斗爭、政治路線等課文都被選進來。特別是“文革”爆發以后，領袖的語錄、詩詞基本成為課本全部。這一時期的知識面都很狹窄，基本上以“紅一色”說教為主。這也是社會價值觀念單純化得反應，以集體至上為代表的價值觀念取向被無限放大。課本封面大多是紅色毛主席像，毛主席語錄占了課本的大部分內容。與紅寶書幾無兩異，丟失了太多屬于自己的品質。將這一時期社會價值觀中那種單純性集中反映出來，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超越了語言文學教育功能。

80年代價值觀：

1976年，持續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終于宣告結束。隨著這一重大社會變遷，價值觀

念也發生了變化。開始了“去政治化”的過程。這不能不說明國家逐步走向改革開放。人們的關注點已逐步由政治化像科學、自然、社會轉變，并通過簡單的內容對學生進行潛移默化的知識教育。到了80年代，教育內容中生命意識體現了一種從前一階段的遮蔽到復歸的走向。純粹政治的內容從教育中消失了，原來被她們取代的優美散文、勵志文字等內容重新回到小學課本上。整個社會的活力和新價值觀念被激發出來。

新世紀的價值觀：

沿著八九十年代的變革步伐，社會的價值觀念有了進一步的改變。更加注重時代氣息、人文色彩和情感因素，而摒棄空洞乏味的說教。課本中每一篇都講述一個有趣的故事，同時配上精美的圖畫。六七十年代的紅寶書變成現今的童話書，這也是新時期對兒童教育反思的成果。新的價值觀念已經不僅僅是單純的愛黨愛國，而是更多的與人們日常生活緊密聯系的價值判斷與價值選擇。

隨著社會轉型，價值觀念的轉變，整個社會已經不再是單純地將一種一元化的價值觀灌輸給社會成員了，也不再強調集體至上而忽略個體成長。這種變化正是反映了中國社會正在走向多元化的尊重個體的價值觀念時代。

二、當代中國社會價值觀演變的基本表現和成因

我國當代社會變遷促進價值觀的變革，是價值觀變革的根本動因。我國當代社會分層的 精細化促成了社會階層的多樣化，不同社會階層的成員在生活方式、價值觀念上必然存在差異。我國當前正經歷著由現代化向后現代化的邁進過程，價值觀變遷也隨之經歷了由價值混亂而向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健康發展。信息化在價值觀變遷中的兩面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信息世界極大地豐富了個體的精神世界和生命體驗，并促進了新的價值觀的形成；但這種人--機交流的模式卻在無形中異化了人與人之間正常的接觸和心理情感上的交往，從而引發一些價值觀的危機。

政治價值觀依然是我國價值觀演變中意識形態性的依托和體現。當前我國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政治價值觀相應也從封閉轉向開放。潘維認為價值觀變遷的主要動力是社會關系的變遷，并對社會關系的穩定性有反作用。意識形態性是政治價值觀最本質的特征之一，無論社會以何種方式變遷，政治價值觀都不可能遵從所謂的“普適”性原則，因此我們無論何時都決不能消解價值觀教育的意識形態功能，否則我們就可能從整體上迷失我們的價值方向，重蹈前蘇聯的覆轍。

農村生活的價值觀發生的變化是當代社會價值觀變遷最深刻的體現。當代的價值觀多元化發展還體現在社會生活的不同行業和領域中，其中廣大農村和農民的生活發了最為空前的

變化。當代新型農民工階層的涌現使得傳統的農村生活生產方式和價值思想觀念均發生了徹底的改變，生產和生活方式的變遷是他們價值觀念變化的根本依據。當代農民的價值觀由傳統轉向了現代，但幾千年來的傳統價值觀念依然有較深刻影響，因此，新舊價值觀并存是我國當代農民價值觀的顯著特點。農村的物質生活得到提升后，價值觀念的重構向時代提出新的要求。

當代家庭結構的變遷引發了家庭倫理觀念的變遷并對個體的道德價值觀的生成產生多種影響。隨著單親家庭、留守家庭、空巢家庭及流動人口家庭等新型結構家庭的出現，人們的婚姻價值觀、兩性價值觀、代際價值觀均發生了變化，代際價值觀的沖突在當代有了新的表現。同時家庭結構變遷還致使價值觀傳遞方式發了變遷，這種變遷對子代價值觀形成產生了正負兩面的影響，其中負面影響對個體的道德價值觀的形成造成了很多損害，從而引發了一定的社會道德價值觀危機。

三、我國當代價值觀演變應對策略

應對不同層次價值觀演變的策略應體現差異性。不同層次的價值觀念其變化的強度與速 度有所不同，通常處在于價值觀核心位置的那些最基本的要素，也有學者稱之為“樸素價值觀”，它們具有較強的穩定性，同時對于維護社會關系的穩定和民族的文化傳統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因此它們是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它們總是緊跟時代和社會生活的變遷而呈現出不同的形式。

同一時空背景下價值觀的評價標準應具有相對的統一性。價值觀本身是一種價值的判斷，是觀念意識的體系。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因此價值觀是隨社會生產的變化而處于動態的發展之中，價值觀變遷客觀上是社會生產方式變革的反映。盡管變遷是價值觀的本質特征之一，但在不同體制和時代背景下，價值觀在變遷的速度、方式、領域和影響上會存在差異。對價值觀變遷的評價既要依據倫理與價值的標準，也應考慮時空標準。現實中的價值觀念選擇和實現往往不只一種途徑，面對各種具體價值情境時，某一價值實現會有不同的方式，這也是尊重多元價值觀存在的依據之一。在不同情境的變遷中我們始終應把握的是主流價值觀與非主流價值觀、主流價值觀與主導價值觀的矛盾發展，洞察價值觀變遷中的正向展與負向發展的對立統一。

主導價值觀的基本理論應與價值觀結構的核心部分相一致。不同時代與社會體制現下會衍生出與其社會文化習俗相一致的價值體系，并隨著社會變遷以不同的內容和形式呈現。一個社會的主導價值觀通常并不能自發形成，而是需要通過一定的政治手段植入其中，需要意識形態上的控制和干預，具有鮮明意識形態性。社會制度的基本特征決定其主導價值觀的核

心內容，主導價值觀的科學性與凝聚力對于維護社會關系的穩定起至關重要的作用。同時個體價值觀在形成方式也有相對穩定的身心發展規律，也即是說雖然人們的價值觀念是處于不斷變化之中，但價值觀的形成規律是客觀的，因此我們會越來越注重個體價值觀形成的心理研究，而在這方面西方發達國家已給我們提供了一些借鑒。

共享價值理念應成為當代社會主導價值觀的基本內容之一。現代社會中人口頻繁流動與遷移，人們的生活方式也處于變化之中，人們不再像傳統社會那樣具有共同的身份或共同的目的，分享一個比較固定的共同體中的文化和價值觀念。人們很難形成或維系一個較為固定的生活共同體，但這是從某種相對意義上而言的，這種傳統意義上的共同體是以共同生活或勞動為基本因素的，當代社會中隨著這種傳統共同體的消亡，又會形成許多新形式的共同體，比如網絡共同體、經濟共同體等，人們總是面臨著許多共同的生存語境。這種共享的價值觀念還有利于消解傳統社會中“主客二元對立”的價值觀念，確立人與自然、社會和詣共生的價值觀念，而這是與我國當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體系相一致的。

在社會持續的變革中，我們要堅持在社會變遷的大背景下考察價值觀變遷的發端、誘因和主控因素，明析價值觀中的“變因”和“常態”，把握主流價值觀念的主旨變遷和價值觀改革的歷史脈動與邏輯發展順序，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健康和諧發展。

第三篇：中國社會變遷與憲法

中國社會變遷與憲法

——中國憲法學研究會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暨2011年年

會綜述

? 2012-08-03 14:09:58

來源：愛思想 2012年08月03日

【核心提示】社會轉型期的中國亟須憲法重塑社會價值觀，辛亥革命百年紀念之年也需要重新認識憲法的貢獻。基于以上共識，10月22日至23日在西安召開的中國憲法學研究會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暨2011年年會將會議主題確定為“中國社會變遷與憲法”。此次會議由中國憲法學研究會、西北政法大學主辦，陜西省人大常委會辦公廳、蘭州大學法學院協辦，于2011年10月22日至23日在古城西安召開。在為期兩天的會議中，來自全國各地的近三百位專家、學者圍繞“社會轉型與憲法、中央地方關系法治化、憲法與國家權力的結構與運作、財政立憲主義與社會保障、憲法與刑法的關系”等問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討論，會議達到了預期目的,獲得了圓滿成功。

現將本次會議的主要內容綜述如下：

一、大會主題發言社會轉型涉及各個方面，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政治制度的轉型。我們從清末開始就一直在努力實現一個以憲法為基礎的治理模式。這其中，憲法學者做出哪些貢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內務司法委陳斯喜副主任認為，前幾代憲法學者至少已經完成了以下幾大任務：第一個是完成了憲法的啟蒙，憲法意識在全社會得到普及；第二個是經過清末、民國、新中國的探索，已經找到適合中國的民主道路；第三個是為我國制定了一部比較好的憲法，經過長期實踐，現行憲法是比較好的憲法；第四個是進行了初步的憲政實踐。那么，我們這代憲法學者有什么任務？陳斯喜副主任認為，第一項任務是推動憲法的實施，第二項任務是努力形成中國憲法學自身的理論體系。

憲政主義所具有的普適價值為越來越多的東方國家所接受和認可。在亨廷頓所稱的20世紀后期第三波全球性民主化的浪潮之中，亞洲憲政主義的發展引人注目，其已經顯示的路徑、圖景亦與西方古典憲政模式具有一些不同的特征。香港大學法學院陳弘毅教授指出，難以確定在亞洲存在特殊的“亞洲式”的憲政模式或政治憲制制度，也沒有足夠證據顯示亞洲文化與價值觀與憲政主義難以兼容。恰恰相反，證據顯示憲政主義能否在某一國家或地區得以發揚光大，更多地取決于政治因素，以及戰爭、外國干預等歷史事件的偶然影響，而不是取決于文化與價值觀。陳弘毅教授認為，對于憲政主義在亞洲的前景，和它在亞洲疆域的適應能力可以提供一個審慎樂觀的視野。具體到中國的憲法實施，憲政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其中一個不可或缺的元素即是憲政的建立。

1982年以來，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對于這些變化憲法應做出哪些回應？華東政法大學童之偉教授認為，雖然憲法已經做出不少積極回應，例如憲法序言和相關條款的修改，也基本形成了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但是，應該做出的回應本應當更多，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違憲審查制度、言論自由等方面的滯后；二是經濟生活已經市場化，但政治生活仍然計劃化；三是立法方面的不作為；四是憲法發展遠遠落后于社會發展；五是憲法學基礎理論研究雖有所突破，但多少脫離中國現實；六是憲法學的影響力有待拓展，不能過分拘泥于傳統媒體，要重視學術網站、博客、微博等新興交流模式；七是憲法學研究可能要面臨憲法全面修改的問題，因此，必須對修憲進行系統研究。

一百多年來，我國已經頒行了14部憲法。與14部憲法相伴生的，是“立憲法易而行憲政難”的不盡感慨。“憲法”與“憲政”，雖是一字之差，卻已然百年之別。武漢大學法學院周葉中教授認為，社會基礎是中國從憲法走向憲政的關鍵環節，我們需要從三個方面著手加強社會基礎建設：一是塑造合格的公民，這是加強社會基礎的基礎性工作；二是保障階層對話為培育政治共同體的構建提供基礎；第三，以公民社會為目標構建憲政的社會基礎。只有如此，才能使得憲法真正從空中走向地面，從憲法走向憲政。

關于憲法的實施。北京大學法學院王磊教授提出了“憲法法律論” 的觀點，他認為憲法是法律，憲法應該具有法律所具有的一般特征，憲法的實施與普通法律的實施必然分享某些共同特征。

關于憲法權威問題。中國政法大學李樹忠教授認為，憲法權威的性質應該是法權威，并且是最高法權威，它具有優于法律的優先權，即憲法優于立法機關，這是最高法權威的全部思想，同時指出憲法的權威來自人民的制定。

二、社會轉型與憲法的適應性關于憲法學研究拓展的可能性。西北政法大學行政法學院鄭軍教授認為，在社會轉型期間，基于國家職責精準實施與人權保障細化的要求，憲法學研究應拓展其研究視閾，關注社會性別主流化問題，確立適應變革、合理且先進的憲法學理念，緩解憲法學理論與社會生活的疏離狀況，進一步彰顯憲法學應有的公平、正義等象征性價值和學科生命力，以及憲法學對法學科發展、法秩序建構的引領和規范作用。

信訪在當下社會是一種糾紛解決與權利救濟的特殊制度，贊成和主張徹底廢除信訪制度的聲音皆而有之。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王書成研究員認為，信訪的立法發展過程反映了其逐步制度化的法治進程，但實踐中制度化進程也逐步暴露了信訪在制度上的方向偏離，并沒有在根本上達到維護社會穩定、保障公民權利的目的。信訪不能起到解決糾紛的功能，信訪制度的糾紛解決的立法角度是好的，但是社會效果卻并不理想，因此，應該廢除信訪的糾紛救濟角色，因為信訪是機關內部的糾紛解決體制，讓機關內部來解決自己的糾紛是不可行的。同時，應該將信訪的救濟功能取消，但不能取消其政治功能。香港城市大學林峰副教授則認為信訪制度和多元化的爭端解決機制是不沖突的，當然，信訪制度對多元化的爭端解決機制只是補充，而不能替代多元化的爭端解決機制。

關于社會轉型期間釋憲機制的創新。江西財經大學法學院劉國副教授認為，轉型期社會情勢的復雜性與變易性使其異于常規社會，轉型期的社會關系變動、社會制度變遷、利益和矛盾沖突都對釋憲機制提出了異于常規社會的特殊要求。為應對轉型期社會變遷對憲法解釋提出的挑戰，及時構建一套合理的釋憲機制是攸關第二次轉型成敗的關鍵。但究竟什么樣的釋憲機制才能適應社會變遷的需要和社會管理創新的要求？劉國副教授指出，二元釋憲機制是構建和完善轉型期我國釋憲機制的合理選擇。其基本思路是：在保留現有釋憲機制基礎上，適應轉型社會的特殊需要，建立一種常態釋憲機制，形成常態釋憲機制和原有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非常態釋憲機制并存的二元釋憲機制格局。

社會轉型對執政黨權力的科學運行提出了新的要求。上海師范大學石文龍副教授認為，在中國的現實語境中，“執政黨的權力”常常被稱之為“黨權”，執政權與領導權是兩個既有聯系也有區別的概念，兩者存在著“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現象。執政黨的權力觀不是一成不變的，法治時代執政黨的權力觀需要“與時俱進”。執政黨的權力源之于人民，這是人民主權的基本內容之一。當前，我們需要在憲法上構筑執政黨與人民之間的關系，從而回答在憲法領域中什么是執政為民，怎么樣執政為民？

在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背景下，如何基于深思熟慮與自由選擇以維系政府的良好運作，實現共和國公民的自由全面發展與社會的和諧穩定，是當代中國面臨的重大挑戰。廣東商學院戴激濤副教授提出了協商憲政這一構思，認為協商憲政作為融匯中國“和合”傳統與西方協商民主、憲政理念的概念模型，可以在繼承“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的中華傳統基礎上，借鑒協商民主理念、憲政制度路徑吸納共同體的力量，實現每個公民的自由發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偉大復興。

吉林大學法學院李海平副教授則根據自己對民間組織所進行的實務研究提出社會憲政概念。他認為民間組織也需要憲政，社會憲政既不同于傳統的國家憲政，也不同于所謂的“新憲政”論，它是以規范和調控社會公權力為核心的憲政形式。民間組織所面臨的困境是外部干擾和內部不規范，而社會組織憲政也是憲法下的憲政。

關于政黨執政合法性問題。西北政法大學胡曉玲講師認為，執政理念和執政方式對于執政者是否擁有執政合法性休戚相關。現行憲法確立的“依法治國”方略，時下大力宣傳普及的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事實上對黨依法執政指明了方向的同時也提出了重大要求：黨要依法執政，黨的執政方式必須程序化，要在加強內部自律的同時建立健全社會監督機制，這些基于當下的執政方略構建的初步考量，客觀上為黨執政的合法性奠定著理論和進一步制度論證的基礎。

三、財政立憲主義與社會保障在我國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市場經濟的實行和法治國家的建設均呼喚財政立憲主義理念的落實。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王廣輝教授認為，財政立憲主義理念的核心是對國家稅收權的制約。為此，不僅需要從憲法的意義上對“稅收”的內涵進行解讀，而且需要從征稅權的行使、稅收收入的使用、納稅人的權利保護、征稅權的合理劃分等制度上進行建設和完善，方能在通過財政立憲推進中國憲政進程方面見到實效。在財政立憲主義的語境下，對稅收權的控制，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征稅必須得到民意代表機關的同意；二是稅收的使用必須遵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則；三是政府舉債也應納入民意機關的監督之下；四是稅收立法權的分配應符合法治的精神；五是納稅人權利的保障。大連海事大學法學院王世濤教授認為，以不同的分析工具，對財政稅收會有不同的認識。以憲政經濟學為視角，憲法作為元規則是財政稅收效率最大化的根本。從“個人主體性”出發，效益意味著“一致同意”，其憲法裝置是議會，而對議會稅收立法的憲法審查實現了帕累托改進；以產權理論為視角，稅收源于產權的私有，并促進憲政的萌發，同其他財政征收方式相比，稅收是效率最優選擇；以博弈論為視角，稅收是零和博弈，但是合作博弈的非均衡賽局；以國家和社會理論為視角，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分化，產權與國家的分離是稅收產生的基礎，根據“國家補充原則”，社會私經濟免受國家的不當干預，通過私經濟的優先發展從而保證稅源和稅基；以人性論為視角，每個人都有自私的本性，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偏好，“稅痛”喚發公民權利主體意識、參與意識和監督意識。

從“統收統支”到“統一領導、分級管理”、“劃分收支、分級包干”，再到分稅制，我國的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總體上因循了從集權走向分權的基本思路。上海財經大學法學院徐健講師認為，財政分權的策略及其實踐并未轉化成穩定的法律制度。1994年確立的分稅制，也僅僅是一個低層次的制度化開端。這種低層次性主要體現在憲法規范的缺失、法律規范的碎片化和低位階性、制度化范圍的局部性，以及事實行動的制度外溢等諸方面。正當的制度只能逐步建設和改進，這是制度塑成與變遷的一般規律。但在改革三十年亦跨過了“摸著石頭過河”的困頓的情況下，中央與地方財政權力配置領域的整體性制度卻依然未能有效形成。

香港回歸以后，由于《基本法》及《議事規則》的限制，立法會在公共財政方面雖然手握否決權，卻幾乎不擁有提案權，其修改權也受到很大限制。但香港大學顧瑜博士通過對1998-2010年的數據及個案分析卻證實，憲制上的權力不等于真實的權力。作為民意代表機構，香港立法會的自主性和影響力正在逐漸增強。而決定其影響力的，是議席的分布、民意的走向以及議題本身的性質，這也是一個走向民主的政治體制更加成熟的表現。因此可以預見，隨著政治改革的逐步推行，立法會的影響力將會進一步增強。

許多國家的憲政史首先就是一部財政入憲史，政府的稅收和公共開支政策一貫會引起法律和憲法上的爭論。華北水利水電學院黃建水教授提出“憲法稅”這個新概念，認為憲法中關于稅的條款即“憲法稅”。對于我國憲法稅條款的完善，黃建水教授提出以下建議：第一，修改憲法第一章，總綱部分的第13條，明確稅收法定原則；第二，修改憲法第三章，國家機構部分的第62條，明確人民代表大會的稅立法職權，以體現稅權民主；第三，修改憲法第一章，總綱部分的第13條，明確稅負公平原則，在憲法修正案第22條即憲法第13條后增加一款：“賦稅應依據法律規定在全體公民之間按其能力平等分攤”；第四，應將“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公民的私有財產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修改為：“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除依據法律規定對公民征稅外，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公民的私有財產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公平補償。”另外，從整個憲法結構來看，公民財產權和繼承權規定在憲法“總綱”中，而“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一章沒有公民財產權的內容，似乎有點結構不合理，將來如果修改憲法，擬調整其位置將是十分必要的。河南工業大學法學院譚波副教授從社會保障角度探討了財政立憲。社會保障作為“社會本位”和人本主義的一大體現，和財政立憲不可分離、分立。兩者的聯動需要的是內在的互聯而不是表面的牽強附會。他認為我國社會保障在財政立憲主義下的缺失表現在:一是財政立憲中的社會保障外延狹隘，價值模糊；二是違反社會保障憲法規范的責任機制的缺失；三是社會保障財政監督檢查的乏力。其改革進路在于：強化財政支出與社會保障之聯動機制；確立憲法預算的內涵和規范機制，將憲法中的“預算”細化；確立各類預算尤其是社會保障預算的不同規范機制；強化社會保障預算憲法監督，力推憲法公開，強化憲法監督機構和責任機制；確認社會保障與財政支出的價值聯動機制。湖南大學法學院肖艷輝副教授認為，我國社會轉型所帶來的體制性缺陷而引發的社會風險和諸多不和諧現象與財政立憲主義的基本理念發生了根本沖突。社會保障制度作為收入再分配制度，可以彌補和救濟第一次分配中的不正義、不公平和不合理現象。蘊含在社會保障立法精神中的生存權保障原則、抵制社會風險原則、主要政府責任原則、普遍平等原則和分配正義原則契合了財政立憲主義的內在品質，對于彌補和糾正因社會轉型所帶來的體制性缺陷而致的社會不和諧現象有著重要的作用。安徽財經大學金玉副教授認為，我國憲法對財政權的規定以及實踐中對于國家財政權的規制，還存在下述問題；

1、在國家財政收入方面，從公民基本義務上來規定，是在國家優越的理念指導下來界定稅收；我國憲法沒有詳細規定國家稅收方面的立法限制，沒有規定財政法案相應的審議程序；憲法沒有明確將我國一切政府收入納入財政預算，沒有明確國庫集中收付制度。

2、在國家財政支出方面，財政的“錯位”、“越位”和“缺位”現象嚴重，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低下，公費旅游、公車私用、公款吃喝現象普遍存在。

3、在國家財政預算審查方面，人大這一職權形同虛設，人大會議期比較短，但是需要審議并作出決定的事項過多；當選的人大代表來自社會的各個領域和階層，專業技能和文化水平差異較大，本職工作又很繁重，難以完成預算審議這樣專業性強的工作。

4、在國家財政監督方面，只是行政機關的內部監督，這不利于國家權力機關有效地行使對行政機關財政權的控制和監督。

5、在中央和地方財政分權方面，我國憲法沒有明確中央與地方間的財政關系以及財政權劃分，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中央、尤其是中央國家行政機關財政權力過大；同時還促使幾乎壟斷了稅收立法權和收入歸屬權的中央亂收稅和具有地利優勢的地方亂收費。

四、央地關系與立法權力中央與地方立法權力關系是國家法律體系建構中無法回避的理論和實踐問題之一。南京審計學院程乃勝教授認為，在中央與地方關系中，起決定作用的是中央與地方的利益關系，中央與地方利益沖突原因復雜、多樣。地方權力的憲法化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是一國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的法律體現。地方權力憲法化是單一制和聯邦制國家憲法的共同規定，舊中國的憲法和《共同綱領》對地方權力作了明確的規定；二戰以后，地方自治和地方權力的憲法化成為世界憲政發展的潮流，就連具有中央集權傳統的法國也在1982年開始了地方自治和地方分權的改革。我國憲法應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和順應世界憲政發展的潮流，盡快明確規定地方權力。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王鍇副教授指出，地方立法權的來源在理論上不明確，認為地方立法權應當來自地方的自治權，而且將地方立法權定位為行政權也是不妥當的。云南大學法學院沈壽文副教授認為，我國現行憲法關于國家權力的橫向配置制度表現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實際上還包含了縱的關系，而且我國的國家權力結構具有復雜性，并不是平時所說的純粹單一制國家。沈壽文副教授指出，我國國家權力的縱向配置包括三種情況：一是我國中央與特別行政區的關系，由于存在中央與特別行政區出現矛盾的具體解決方法的規定，因此更容易發揮中央和地方的積極性，在理論上也更貼近國際意義上的地方自治的模式；二是民族區域自治，他認為這種自治并不是國際意義的地方區域自治，實際上高度集權的模式；三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他認為這是一種特殊的模式，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國家權力縱向配置上導致中央集權、地方分權的性質，破壞了國家權力的縱向配置的關系，帶來不可調和的矛盾，民主集中制正好掩蓋了此項矛盾。中國政法大學姚國建副教授指出，對地方立法的“不抵觸原則”不能狹隘理解，認為在內涵上，“抵觸”與“不一致”不相同，也與“根據”、“變通”有別。應以立法目的與規范事項兩個標準確定“上位法”的范圍，并且不能將憲法排除在外。抵觸分為對上位法原則的抵觸和規范的抵觸。在判斷是否與上位法原則抵觸時，除應具體考量每個上位法的具體原則外，還應考量上位法意圖在全國建立最高、最低標準或統一標準；在判斷是否與上位法規范相抵觸時，應著重考察其是否侵犯中央專有立法權、超出授權范圍等方面。

關于大部制改革。汕頭大學法學院鄧劍光教授指出，確認、尊重和實現人的價值與尊嚴，促成全體人的人格全面發展，是憲政中國的價值目標，這一目標的實現，必須借助若干機制，其中之一便是民主機制。大部制改革的根本動因是政府對社會訴求的回應，可以視之社會回應性的自覺改革，具有民主內涵，必將促進憲政價值的實現。合理的權力配置是憲政價值實現的基礎。在中國，政府機構改革一直圍繞著政治體制改革進行，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當下的大部制改革，實際上具有優化權力配置體系的功能，并最終有利于憲政中國目標的實現。

民國初年,湖南曾經率先制定了省憲法,成為第一個依法“自治”的省份，然而不旋踵間就在南北夾擊中廢憲。這一“憲政史上的奇跡”為何難逃失敗的命運？鄭州大學法學院侯宇副教授認為，聯省自治和省憲運動的失敗雖然與時機不成熟有關，但主要在于憲政文化的缺失。憲政是一種寬容、妥協、誠信與合作的積極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它強調的是人類的理性自治。是由于在私人生活中秉持寬容、妥協、誠信與合作的精神，人類才能逐步認識到在公共政治領域踐行它們的重要性，才能真正摒棄暴力實施憲政，自治才成為可能。憲政隱含于我們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中，只有充分領略憲政的內涵，加強思想的啟蒙以及制度重構，中國憲政才能跳出泥潭。

對于港澳基本法的合憲性問題。深圳大學法學院葉海波副教授認為，現行憲法第31條中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一個集立法機關、總括機關和主權機關三位一體的特殊機關，享有憲法權力和主權性權力，可以不同的法律形式規定特別行政區制度，并不限于基本法律的形式。當全國人大以主權機關的身份作出政治決斷時，應當以憲法典作為政治決斷的外在法律表現形式，而不可載之以普通法律形式，否則會造成主權決斷內容與形式的背離。港澳基本法是普通法律，但其承載的卻是主權決斷的內容，存在著主權邏輯與法律形式的背離，并在實踐中以港澳基本法是否符合憲法的疑問呈現出來。對于此種矛盾的化解，只能采行促成形式與內容統一的方式，即修改現行憲法，吸納港澳基本法中主權決斷性的內容，使港澳基本法從內容到形式皆符合普通法律的要素，化解港澳基本法的合憲性危機。

關于規范審查權。河南師范大學法學院袁勇副教授認為，規范審查權力衍生于我國政體和國家結構之上，分屬于人大監督權、行政領導權與司法權三個脈絡。從其內部構成及運作機制來看，現行規范審查權力整體上表現為國家機關相互協調的自組織權力。在私人普遍缺場的情況下，我國規范審查權力的運作尚未達到監督國家機關抽象行為、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的憲法要求。正因如此，建立健全我國規范審查權力體系的基本方向是賦予私人更多、更強的啟動權，并讓其有機會充分參與規范審查判斷的說理、論辯過程。如此，方能增加規范審查權力運作的人權保障之維。

第四篇：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

二輪復習綜合專題三

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歷史進步

【專題考察角度：】

考題分布：16年一卷40題明清到晚晴時期人口問題及認識

16年二卷40題近代中國及西方人口遷移及認識 14年二卷東北移民特點及作用

16年三卷明清時期與近工業革命社會救濟比較 15年二卷41題新中國成立以來節假日變遷 13年一卷40題中國古代與近代海洋利用 12年工業革命城市化帶來交通信號燈變遷

【考向分析與知識定位】

一、歷史變遷與人口問題，關注經濟發展中“人”的因素。

1、中國古代農耕經濟發展、經濟重心南移與人口遷移，租佃關系與明清時期人地矛盾。

2、人口遷移和人口增減的原因、內容與影響。原因：

內容：

影響：

二、從社會史觀角度，看待社會救濟、節假日、交通變遷等，以歷史的眼光關注社會現實問題。

1、古今中外經濟發展歷程、近代社會生活衣食住行變遷。

2、社會生活變化的原因、領域和影響 原因：

領域：

影響：

【典型訓練】：

1、閱讀材料，回答問題

材料一 明代自宣德以后，我國大部分省區發生過規模巨大的流民浪潮。這些流民的出現，其根本原因是皇族、勛戚、官僚地主通過賜田、投獻、圈占等手段，侵占小農土地；苛重的賦役，使農民不堪重負而逃亡。其直接誘因是全國范圍內大部分地區不時出現嚴重的自然災害，迫使無數失去土地的農民扶老攜幼、背井離鄉，匯集成一股洪流，對當時社會產生重大影響。在此基礎上，社會力量發生了新的洪流影響。在此基礎上，社會力量發生了新的分化，傳統的四民之說已經無法規范社會大發展下社會各階層力量的新變化。正是在這種前提下，明人姚旅才重新提出了“二十四民”之說。所謂“二十四民”，就是在士、農、工、商、兵、僧之外，新添了“十八民”，有道士、醫者、卜者、星命、相面、相地、小唱、優人等。這新增的“十八民”，全都是“不稼不穡”之民。“四民”或“六民”向“二十四民”的轉化，顯然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明代社會大流動的一種格局。

——摘編自陳寶良《明代社會流動性初探》

材料二 英國在 16—18 世紀是一個社會流動尤其顯著的社會。英國社會各個階層在社會 流動中表現出不同的特征：貴族的開放式單向度的；中間階層向全社會成員開放，成為一 個生機勃勃的社會階層；社會下層逐漸向無產階級過度，沒新社會準備了一個重要的部件。這種頻繁社會流動的一個主要表現是貴族構成發生變化。伊麗莎白統治時期，一共任命 了 18 人，雖然貴族的總數基本不變，但是貴族的構成卻發生了變化。伊麗莎白任命的 18 名貴族中，只有兩人出生于老貴族家庭，絕大部分貴族都是新貴族。他們有非貴族階層躋 身貴族階層，甚至一躍而成貴族。——摘編自劉貴華《近代早期英國的大學教育與社會流動》

（1）根據材料一并結合所學知識，概括明代人口流動的主要特點及引起人口流動的原因。（15 分）

（2）依據材料二和所學知識，概括近代英國人口流動的原因。根據材料一、二并結合所 學知識，概括人口流動對中英兩國產生的共同影響。（10 分）

2．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制度直接影響到民生和社會穩定，也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閱讀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在社會濟貧問題上，宋代貫徹“由胎養到祭祀”主要是指慈幼。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修胎養令，規定凡下戶懷妊而不能自存者，以粟頒賜之。寶祐四年(1257年)，令“天下諸州建慈幼局”。事實上，除慈幼局外，養老之居養院亦肩負育幼任務，且養至十五歲并免費入學。關于貧民之收養，設有專門機構，唐代有悲田院，宋因其舊于京師置東西福田院，以稟老疾孤窮丐者……至于漏澤園，是由政府提供公地，“埋葬無主死人……每年三元春冬醮記”。南渡后仍維持此制。這種由“胎養到祭祀”的福利，雖比當代福利國家所提供的涵益較廣，但卻主要是選擇性，局限于貧而無告者之特殊對象。不過，在兩宋，社會互助觀念業已產生。社會互助始于宗族，這是以范仲淹的義莊為濫觴。這些義莊義田，是利用其田租以贍族人。南宋時，這種互助由宗族擴及鄉黨，這可從朱熹所提倡的社倉看出。

——侯家駒《中國經濟史》

材料二

16世紀以前，英國救濟窮人問題多通過基督教會、個人慈善捐款等方式解決，國家并未將其視為自己的責任。英國圈地運動開始后，偷盜者、乞討者日益增多，社會的不安定因素增加。為穩定社會秩序，1601年都鐸王朝頒布了《伊麗莎白濟貧法》，救濟辦法因類而異：(1)強壯有力而不愿工作的不能得到任何救濟，他們要接受強制勞動；(2)老弱殘疾而不能工作的貧民可以得到救濟；(3)不幸而找不到工作的規定濟貧官有幫助其找到工作的義務。

——摘編自陳曉律《英國福利制度的由來與發展》

材料三

英國稅收與福利對家庭收入的影響(1983—1984)

二戰后，英國經濟與社會矛盾都演變到及其嚴重地步。工黨政府采取“福利國家”政策，這對于消除社會公平、保障居民基本生存條件、促進社會民生公正方面，確實發揮了重要影響和作用；同時社會改革，可謂順乎歷史潮流的明智選擇，它也產生了緩和社會矛盾、促進政治安定、鞏固資產階級政治制度的重要影響和作用。另一方面，隨著社會發展，“福利國家”越來越成為英國政府的沉重負擔，它與經濟發展的效率發生了矛盾，又產生了新的社會問題，如人才外流，人口老齡化，中產階級日漸削弱。這個問題發展為“英國病”的新病因。

——摘編自吳于廑齊世榮主編《世界史》現代編

(1)根據材料一、二，指出宋代濟貧政策和英國福利制度的共同目的，并概括其實施過程中體現的相同特點。

(2)根據材料二、三和所學知識，指出英國福利制度的影響與宋代有何不同，并分析其原因。

(3)綜合以上材料，談談你對社會保障或社會福利制度的認識。

1、（1）特點：社會分化明顯，多階層出現；行業特征突出;主要從農業流向商業、手工業等部門；雙向流動。（答出3點給6分，答出4點給7分）原因：明代商品經濟發展（商業的發展）；政府的控制放松（人身依附關系松弛）；賦役沉重；土地兼并加劇；科舉制度的推動；自然災害頻繁等。（答出其中4點即可，8分）

（2）原因：近代早期民族國家興起，孕育了大量職業官僚人員；資本主義萌芽發展，新 航路開辟，產生大量富有的商人、新貴族；以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為形式的文化運動，培 養了大批適應社會發展的知識分子。（6 分）共同影響：促進新的經濟因素（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英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推動具 有民主色彩的思想產生。（4 分）

2、(1)共同目的：救濟弱勢群體；維護社會穩定；鞏固政治統治。

相同特點：政府制定相關法令、制度予以保障；國家救濟和社會互助相結合；因救濟對象不同而采取不同救濟措施。

(2)不同影響：在保障社會穩定、推動社會進步上效果更為顯著；導致政府財政負擔過重，制約了經濟發展；導致了新的社會問題的產生；增強了人們的社會保障意識和福利觀念。

原因：“二戰”后英國的社會矛盾尖銳；執政黨為了取悅于民眾；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實力雄厚；人們對政府職能認識的深入增強了維權意識。(3)認識：福利水平要與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福利制度既要照顧眼前利益，又要著眼長遠發展；福利制度要適時改革，兼顧效率與公平；福利的形式可以通過多種途徑來實現。

第五篇：教育與社會變遷

第四章：社會變遷與教育??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刻之停息。這是我國哲學家和教育家對社會變遷的感慨。不僅如此，我國哲學家莊周也曾說過：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如此，社會總是在不斷的變遷之中，那么作為人的一種生存方式的教育應如何才能與社會的變遷相適應呢？教育與社會的變遷又有什么關系呢？學完這一章您將得到答案！?當下我國社會所正在經歷的變遷屬于社會分化而非社會革命類型，其變遷的結果是：在人口結構這方面，最明顯的特征就是農民這一階層的分化，出現了目前非常龐大而又備受各界關注的社會群體農民工。農民工指擁有農業戶口、被人雇用去從事非農活動的農村人口。????

一、社會變遷概述??社會變遷是社會的發展、進步、停滯、倒退等一切現象和過程的總和。社會變遷既包含社會的進步和退步，又包括社會的整合和解體。社會變遷的內容涉及社會生產、生活的所有領域，主要包括自然環境變遷、人口變遷、經濟變遷、社會制度和結構變遷、社會價值觀的變遷、生活方式的變遷、文化變遷、科技變遷等。社會變遷的表現形式也是多樣的，主要有社會整體和局部的變遷、社會的漸變與突變、社會的進步與退步等。?

二、教育與社會變遷的關系?一?教育是社會變遷的結果???社會變遷?尤其是劇烈的社會革命?會對教育產生巨大影響。學校教育的產生、教育制度的變革、教育目標和教育觀念的變化、教育功能的變革等幾乎都是社會變遷的結果??二?教育是社會變遷的動因???教育是社會變遷的動因．主要體現在教育培養入、傳遞新的意識形態、進而推動科技發展、經濟振興、文化繁榮與政治革新等方面。??三?教育是社會變遷的條件???教育既可能成為一種社會變遷的動因，也可能成為另一種社會變遷的條件。教育具有雙重功能：教育的顯性功能?即預期達成的目標?往往是在教育引起社會變遷的意義上加以設計的；教育的隱性功能?即在未被預計的情況下，在完成顯性功能的過程中附帶產生的功能?正是導致其他社會變遷的條件??

三、教育與現代化?現代化?社會現代化是世界各國社會變遷的共同趨向。關于社會現代化的研究從??世紀??年代開始。托夫勒從?技術至上?角度論對社會現代化做了系統論述。關于現代化的研究，有的從社會組識與政治結構的演變研究現代化，有的從文化變革研究現代化。（從??世紀（一說是??世紀）開始世界現代化的進程。）?現代化有兩種類型：??原發型的現代化?（內源性現代化）和?趕超型的現代化?（外源性現代化）。?原發型的現代化?是一個自發的、逐步成熟的自然過程；?趕超型的現代化?是在國家領導下自上而下的、自覺定向的進程。??中國于????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第一次明確提出要實現四個現代化的任務，????年把這一任務列入黨的八大所通過的黨章中。????年??月，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目標的?兩步走?設想。?

????????????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把四個現代化量化為，到二十世紀末，爭取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人均????美元。鄧小平把這個目標稱為?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即?小康之家?

三、教育與現代化??現代化?不同于?現代?，也不同于?工業化?。???現代化??是現代社會演進的一種歷史形態，是個文明的概念，它是指一種以現代科學為標志、以工業化為基礎，并包括一切與此基礎相適應的上層建筑的現代文明。?現代化是一種特殊的社會變遷，是一種自覺、有目的、有計劃地實施的一種社會變遷過程。??現代化?的概念由兩部分內容構成：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前者屬于?物?的范疇，在世界各國是趨同的；后者表示各民族按自己的文化傳統、意識形態來設計，屬于上層建筑的范疇。?現代化與教育的關系體現在現代化的兩個主要組成部分與教育的活動關系上，即以科技發展為主要標志的?物?的現代化與教育的關系，以及人的觀念變革與教育的關系。???

三、教育與現代化?人的現代化是現代化的關鍵?現代人的特征（英格爾斯?）：樂于接受新事物與新思想；愿意以新的行動方式去生活與創造；思路廣闊、頭腦開放、尊重并愿意考慮各方面的意見；注意現時與未來、守時惜時；強烈的個人效能感，堅信能克服來自社會與自然的一切困難；個人發展的計劃性；尊重知識、尊重科學；普遍的信任感；信奉并愿意遵循、公平待人?原則；重視新式教育；尊重權威，但不盲從；公民意識強，熱心社會活動。?

三、教育與現代化?教育是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途徑?教育是促進社會現代化的一條切實有效的途徑。?世紀末期，人類社會進入知識經濟社會。所謂?知識經濟?，是指?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的簡稱。?知識經濟是一種以高新技術產業為主要產業支柱，以智力資源為首要依據的可持續發展的新型經濟。?知識經濟的特點表現在：知識經濟是促進人與自然協調、持續發展的經濟；知識經濟是以無形資產投入為主的經濟，知識、智力等無形資產的投入起決定作用；知識經濟是世界經濟一體化條件下的經濟，世界大市場是知識經濟持續增長的主要因素之一；知識經濟是以知識決策為導向的經濟，科學決策的宏觀調控作用在知識經濟中有日漸增強的趨勢。?????

三、教育與現代化?教育是實現人的現代化的重要途徑。?人的現代化在整個社會中處于核心地位，是社會現代化成敗關鍵。??科學技術革命的發生離不開人的參與，而人的培養又離不開教育的參與。有目的、有計劃地培養人，在分工合作為聯系紐帶的現代社會中，是學校教育的特定社會職能。?

三、教育與現代化?現代化要求教育要實現自身的現代化?國際組織對教育現代化的定量指標包括：??歲以上人口的識字率、平均預期受教育年限、中等教育的毛人學率、高等教育的毛人學率、每萬人口在校大學生人數、公共教育經費占???的比例、人均公共教育經費等。?教育在實現自身現代化過程中都存在哪些沖突？如何解決？?現代教育觀取代傳統教育觀，確立終身學習觀念?。??教學內容現代化、課程設置合理化。??教學過程集約化、教學手段科學化。?改變傳統的教育體制和管理體制，提倡多種類型、多種教育形式并舉。??自然環境變遷

社會變遷的過程總是在一定的自然環境中進行，自然環境為社會的生存和發展提供自然資源和物質條件。自然環境依其自身規律演變,影響社會的變遷,人類作用于自然環境引起自然環境的變化，也會影響社會的變遷。人口的變遷

人口變遷主要指人口數量、質量、構成及人口流動和分布的變化。一定的人口是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本前提，人是社會生活和社會活動的主體。人口的變化給整個社會的變化以極大的影響。經濟變遷

它包括生產力的變化、生產關系的變化、生產量的增長和生產質的提高。社會經濟的變化與發展是社會變遷的主要內容之一，給整個社會變遷以決定性的影響。社會結構變遷

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社會功能性結構的變化，表現為人們為了滿足生存和發展的需要，各種經濟、政治、組織、制度等結構要素的分化和組合；二是社會成員地位結構的變化，表現為社會成員由于其經濟地位、職業、教育水平、權力、社會聲望等的不同和變化，所造成的社會階級和階層關系的變化。價值觀念變遷

社會價值觀念的變遷主要是通過人們的行為規范和思想體系表現出來。人們的社會活動都是程度不同地在價值觀念指導下發生的，社會價值觀念的變化往往成為整個社會變遷的先聲。科學技術變遷

科學技術作為社會結構體系中獨立存在的知識系統，對于現代社會的變遷有著越來越大的影響。科學技術發明創造的變化和研究規模、組織形式的變化，一方面直接影響到社會經濟、政治、觀念和生活方式的變化，另一方面促使現代社會變遷日益加速。文化變遷

這是分析社會變遷內容的一種綜合角度，主要是指文化內容或結構的變化，包括因文化的積累、傳遞、傳播、融合與沖突而引起的新文化的增長和舊文化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