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社會變遷中的人民調解委員會

社會變遷中的人民調解委員會

社會變遷中的人民調解委員會 該文章轉載自無憂考網：http://www.51test.net/show.asp?id=1006681&Page=7

【摘要】本文考察了改革開放以來人民調解委員會制度的變遷，著重在政策、學說和實踐三個層面關注了人民調解委員會地位的衰退、功能的弱化。本文在立足于現 代性社會理論，指出人民調解委員會面臨嚴重困境的原因在于改革者對本土資源的漠視和對西方話語的依賴，而人民調解制度的復興不僅需要重視傳統資源，而且需 要認清當下中國的國情。

【關鍵詞】人民調解委員會；政策；學說；實踐；現代性；本土資源

【正文】

此文為筆者本科期間承擔南京大學法學院本科科研資助項目而提交的論文，本欲通過實證調查分析人民調解委員會的現實運作，后因多種原因未能實現原定計劃。本文算是“替代品”，無論分析框架，還是論證策略，抑或語言表達，均存在甚多問題。但恰是通過寫作這樣不成熟的小論文，筆者獲得求知之樂，現貼于此，諸多問題還望讀者海涵！

一、研究的緣起、方法和相關概念界定

人民調解委員會是村民委員會和居民委員會下設的調解民間糾紛的群眾性組織。中華文明長期受到儒家倫理滋養熏陶，推崇天人合一、和諧共處的生存理念，“無訟”和“和為貴”的觀念深入人心。當鄉土社會中出現財物糾紛、倫常失范的情形時，人們更多地借助于鄉土士紳調處解決，而較少的訴諸官府。[1]這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在現代中國也受到了重視和挖掘，從抗日戰爭時期后方的“馬錫五審判模式”到建國后廣泛設立的人民調解委員會，中國人民可謂對傳統的糾紛解決模式實現了“創造性轉化”，建構了具有社會主義特色的人民調解制度，甚至于被外國學者稱之為具有“毛澤東特色”的糾紛解決制度。[2]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國經濟迅速騰飛、創造中國奇跡之時，在法制建設如火如荼、邁向現代化之時，人民調解委員會制度的發展經歷了意想不到的困難和坎坷，今日其衰敗冷清的狀況以至于難以將其納入“現代性糾紛解決機制”的“主力陣容”。我們的問題是：何以人民調解委員會制度的運作在現代性語境中會遭遇到如此的困境？在現代化的法制建設格局下，人民調解委員會的地位、功能如何？人民調解委員會的改革如何樣維系其民族文化傳統和社會主義的特色？對于當下人民調解委員會制度改革的方針、政策和具體建議，我們如何樣才能保持適當的距離，做認真而冷靜地審視，以便真正恰切的把握人民調解委員會制度改革的方向和關鍵？這正是本文意欲回答的問題。

欲想深入地檢討當下人民調解委員會制度所面臨的困難，不僅要看到表面缺陷，更要深刻反思內在痼疾。因此，我們要認真檢討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有關人民調解委員會的政策和方針，透過“語言游戲”中語詞使用的“場景”和“策略”，去捕捉社會變遷格局中人民調解委員會地位的升降、功能的隱顯。[3]我們還需要立足于國家轉型背景下的復雜社會結構，去洞察法律現代化格局中紛繁的利益糾葛和觀念變遷、倫理演化，去領會人民調解委員會在運作過程中所遭遇到的重重困境以及應對策略。簡言之，我們要穿越“詞”與“物”的迷宮，使得人、制度周圍彌漫的暮靄消散，洞徹現代性語境下人民調解委員會的真實面貌，真正把握人民調解委員會制度盛衰和社會變遷的緊密關聯。[4]因此，本為堅持使用“文本分析”和“功能分析”兩種手段，旨在客觀地揭示人民調解在現代化法制建構格局下的地位變遷及功能發揮的障礙。當然本文的落腳點并不在此，筆者不揣淺陋，意欲說明法治文明的塑造和法治秩序的建構過程中，應當如何樣恰切的利用本土資源，對現代性的困境保持應有的警惕并最終超越現代性樊籠的束縛。限于閱歷、學力所限，筆者的解答尚膚淺蒼白，但無論如何，它昭示著一種方向，一種理想，對于那些“自負”的“現代化理性建構者”構成一種善意的提醒吧！

需要說明的是，人民調解委員會乃民間自治組織，它雖受到司法機關、行政機關的指導，卻具有本質上的獨立性，由于現代調解制度實踐發展的需要，本文中的人民調解委員會不限于村民委員會和居民委員會下設的人民調解委員會，還包括設在廠礦、學校等單位的人民調解委員會，盡管后者的領導機制、工作方式、糾紛范圍等因素和傳統有較大差異，但其“基層性”和“自治性”的本質并沒有影響到我們的觀察、思考。本文中的“詞”指涉的是體現國家對人民調解委員會方針和政策的法律、法規、規章以及其他規范性文件。國家司法部門負責人對于相關法律文件進行解讀的文章、講話亦是我們破解“詞”的“迷宮”的重要工具，并且因其內容之翔實、意圖之清晰往往更具分析價值。“物”指與人民調解委員會運作相關的組織機制、人員構成、物質投入等因素。當然我們不能忽略與之有重要關聯的基層司法、行政機構，如鄉鎮政府中的司法所以及基層人民法庭，甚至于人民調解委員會工作人員的工作方式、工作態度都是我們不可缺少的分析素材。本文重在突出在現代性語境中觀察人民調解委員會的地位、功能的變遷，需要指出的是“現代性”并非純粹時間性概念，而是與工業文明相適應的政經制度、文化倫理、心性秩序，其制度的變遷、觀念的演變與民族國家的形成有密切關系，對于當下中國法律的制度的“現代性”構建而言，一要擺脫西方中心論的支配，尋找自身法治建設的正當性法理基礎，二是恰當挖掘本土資源的同時，也要摒棄傳統體制的約束和限制。[5]

二、“詞”的“除魅”

1、規范話語的解構

此處“規范話語”指的是以人民調解委員會為規范內容的法律、法規、規章和其他規范性文件，鑒于這些規范性文件對于人民調解委員會的設立目的、性質、組織、任務、工作原則和工作方式等事項做出了詳細而明確的規定，并且直接約束、指導人民調解委員會的設立和運作，它們是我們穿越“詞”的迷宮的第一站。只有細致而認真地解讀這些規范文本，我們才能對人民調解委員會的地位和功能的變遷獲致一個大體的印象。

新中國成立初期，人民政府致力于新生政權的鞏固，民主體制建設尚未全面起步，因此也未對人民調解委員會的運作有相應的制度規定，人民調解委員會的運作雖然在基層地方政府的指導下逐步邁入規范化，但依然停留于“民間糾紛解決機制”階段，其與現代法律意義上的糾紛解決機制在各方面上存在較大差距。1953年召開全國司法工作會議，會議決定在全國有領導、有步驟地逐步健全人民調解組織。直到1954年3月22日《人民調解委員會暫行組織條例》頒布施行，人民調解委員會的運作才邁入規范化階段，在舊法統被摧毀、新法制體系尚未健全的情況下，人民調解委員會對于社會各領域的糾紛尤其是倫常生活中的糾紛解決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與國家司法機構服務于階級斗爭需要、鞏固革命成果的職能定位形成鮮明對比。因此在民事領域人民調解委員會處理的案件往往是人民法院處理案件的數十倍，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改革開放初期。[6]1982年《憲法》規定了人民調解委員會的地位（參見《憲法》第111條的規定），這不僅確認了人民調解委員會作為自治組織的性質，無疑也是對建國以來人民調解委員會充分發揮糾紛解決功能的肯定，同時也反映了廣大人民希望人民調解委員會繼續穩固其地位、發揮其功能。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社會轉型速度加快，一系列的社會問題、群眾糾紛涌現，人民調解委員會因自身體制的局限難以適應社會變遷的需要。因此1989年5月5日國務院第四十次常務會議通過新的《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并于1989年6月17日頒布后正式施行。該條例明確了人民調解委員會建立的目的在于“及時調解民間糾紛，增進人民團結，維護社會安定，以有利于社會主義建設”（第1條），其任務在于“調解民間糾紛，通過調解工作宣傳法律、法規和政策，教育公民遵紀守法、尊重社會公德”（第5條），確立了“依法調解”、“自愿調解”和“充分尊重當事人訴訟權利”的工作原則（第6條），對于人民調解委員會的組成、成員資格以及工作方式做出了更為詳盡的規定。為了充分鼓勵糾紛當事人接受調解和有效激勵調解員開展工作，該條例規定人民調解委員會開展工作不收費（第11條），并對人民調解員實行有效獎勵和適當補貼（第13條）。這無疑體現了政府對人民調解工作的重視和關注，但該條例的頒布并沒有改變人民調解委員會邁入“下坡路”的困境。有資料統計2001年-2004年人民調解委員會受理的案件和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比例分別為1.7：

1、1.3：

1、1.33：

1、1.25：1，[7]人民調解委員會制度的發展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和尷尬，因為一方面社會矛盾糾紛日趨復雜多樣，另一方面作為傳統糾紛解決機制的人民調解制度的生存空間卻日益逼仄。國家也充分認識到了這一問題的嚴重性，開始著力強調應當“充分發揮人民調解工作功能，努力開創人民調解工作的新局面”，并要求“切實增強做好新時期人民調解工作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這不僅為應對“民間糾紛出現的新情況”而“建立完善的解決社會矛盾糾紛的長效機制”的現實需要，而且更為重要的是“這是實踐三個代表思想”的重要工作。[8]而國家領導人也在不同的場合多次強調人民調解工作的重要性。[9]由此可見，人民調解工作已經得到了高度重視。為此，司法部專門組織了全國性人民調解研討會，會議上司法部領導提出要“進一步強化新時期下人民調解組織調處民間糾紛的功能，努力營造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進一步加強人民調解委員會預防糾紛、防止矛盾激化的功能，努力減少，民轉刑案件的發生”，“進一步加強人民調解委員會法制宣傳、教育功能，努力提高基層群眾法律素質”，“進一步加強人民調解委員會工作覆蓋面”，并要求“司法行政機關加強對人民調解委員會工作的指導”。[10]而司法機關的負責人也相應的強調“要切實把人民調解工作放在司法機關的重要議事日程，加強對于人民調解工作的支持和重視”，特別是“加強基層司法機關對于人民調解委員會的指導”。[11]在眾多機關齊心協力的推動下，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關于進一步加強新時期人民調解工作的意見》出臺，隨后相應的司法解釋《關于審理涉及人民調解協議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也頒布，特別是后者確認民事調解協議具有同生效契約同樣的效力，這不僅有利于人民法院審判工作和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工作的效力銜接，而且更為重要的是有利于人民調解委員會工作的開展和權威的維系，學者甚至稱“人民調解工作的另一個春天”即將來臨。[12]

以上簡略的文字考古足以表明國家方針、政策中人民調解委員會功能和地位的變遷，但筆者的興趣并不在此。從人民調解委員會制度的衰退軌跡和相關政策方針亦步亦趨的變動而言，我們發現國家政策、方針對于人民調解委員會缺乏明確的定位和建設綱領，其并沒有對于社會急速變遷下人民調解工作的任務、范圍、組織、保障等問題提供前瞻性的應對策略，相反其是在人民調解委員會已經無法應對社會發展需要的情況下進行的“笨拙”的自我調整，這種“亡羊補牢”的做法固然可以給我們帶來許多“意義期待”，但作為優良傳統的調解文化和制度被逐漸邊緣化后，其重建的努力又何其的艱巨和漫長？而這種滯后的“補救”思維乃根源于“整體認知”的缺乏，在社會變遷、法治推進的大格局中，決策者對于糾紛解決機制缺乏整體認識，執著于西方意義上法制建設圖景的規劃和建構，而對發源于本土的人民調解制度以及中國大多數地區仍處于鄉土社會的國情缺乏認識。本文不欲檢討政策話語中對于西方的迷戀和想象，我們只需要注意前述文本中對于“國情分析”的欠缺，對于人民調解委員會功能的講話、認識便可推知其何以遭遇“滑鐵盧”原因之一二了。因為不分時序格局的功能期待并不能給我們許諾太多美好的未來，此為解讀規范話語迷宮后的感喟和無奈。

2、理論話語的解構

如果說“忙碌”而“幼稚”的中國法學專注于“法治”、“權利”這些大寫命題的考證，那么我們只能從海外漢學和受到海外漢學影響的極少數年輕知識分子的著述中找尋人民調解委員會的論題，透過表面的“不重要”去探尋真正具有生命的理論邏輯。事實上恰如此。正如學者所總結的那樣：“對糾紛解決的社會功能分析、文化解釋和權力技術與社會結構分析構成了我們理解調解制度和調節實踐的三種不同的理論路徑或者立場。”[13]

文化解釋的方法首先值得關注，因為國內大部分論及人民調解委員會的文章均將其視為儒家文化的產物。在文化解釋學的視野中，人民調解工作不僅是一種糾紛解決方式，而且反映了中華民族宇宙秩序的安排，其內隱了和諧共處的文化價值理念。[14]學者多論證今天的調解制度乃是傳統調解制度的延續，并借以論證人民調解制度的獨特性。但文化的變遷往往滯后于社會經驗、政治結構的變遷，文化的變遷也無法通過自身來說明，特別是在當下人民調解委員會的功能及其運作遭遇困境的情況下，文化視角的解釋往往無法尋求突圍困境的道路和舉措。[15]對于人民調解委員會的功能分析固然能夠消除文化解釋視角的形而上學迷霧，國外學者尤其著眼于中國政治體制的轉型，從等級結構、經濟體制、治理方式變遷的背景中把握人民調解的政治功能，這無疑對于全面了解人民調解委員會的運作和功能有重要作用。但這種功能主義的分析一直停留于“外部視角”，其無法觸及人民調解委員會制度變遷的內在動力和外在趨勢，也無法揭示社會變遷與人民調解委員會功能演化的內在關聯。[16]而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國一批年輕學者借助福柯“權力技術”分析模式，對于人民調解組織及其活動進行貼近“中國法律現代性情境”的反思。借助這種“關系-事件”的理論范式，我們能夠感觸到中國法制現代化過程中的“中國性”，從而獲得迥異于概念性的構想“法制現代化”的體悟和經驗。[17]

但無論如何，在感喟于上述三種觀察模式的深刻和獨到的同時，我們也發現這些分析并沒有反映人民調解委員會運作的真實圖景。理論研究固然受制于特定的理論范式，尤其在社會科學本土化和規范化討論的背景下更需如此，但這并不成為妨礙我們深入認識人民調解委員會的理由。通過上述簡要地分析可以發現，文化解釋、功能解釋、權力分析多側重人民調解委員會的倫理意含、政治意含，學者想象圖景中的人民調解委員會取代了現實中困境重重的人民調解委員會，人民調解委員會的組織、工作、物質保障等諸多制約人民調解委員會功能發揮的環節，均因論述目的需要而被遮掩，這種觀察視域的偏狹恰恰妨礙了人們真切地把握人民調解委員會的現狀，因此人民調解委員會在當下的困境也有認識的根源。

3、“除魅”后的小結

無論立足于規范話語的分析，還是理論話語的結構，我們均穿透了語詞的迷宮，不斷刺破偽裝和粉飾，在獲知真知灼見的同時也看到了人民調解委員會理論基礎和規范基礎的蒼白，這固然與中國法學“先天不足”的傳統密切相關，但它無疑也昭示了理論法學突圍和創新的方向所在。

三、“物”的“顯現”

我們不僅要清除人民調解委員會語詞之上的概念迷霧，而且要面向事情的本身，從源頭處考察人民調解委員會的真實面貌，唯如此我們才能對人民調解委員會的地位和功能有整體認識，才能做出恰切實際的診斷。欲要達成此目的，就必須既有宏觀的鳥瞰，又有微觀的剖析，唯有著眼于整體和部分的反復觀察才能發現問題所在。

改革開放以來的二十年間，人民調解委員會的功能經歷了一個明顯“盛衰期”。在初期，人民調解委員會受理大量的民事糾紛案件，并且通過人民調解員的工作，大部分糾紛都得到了有效地解決，糾紛當事人也能夠自愿履行調解協議，人民調解委員會的運作確實發揮了“第一道防線”的作用，對于改革開放起步時期社會秩序地維護和矛盾糾紛的解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社會觀念的變遷，民間糾紛類型日益多元化，在傳統的合同糾紛、婚姻家庭糾紛之外出現了一些難以應對的新型案件類型，比如消費者權益糾紛、交通事故損害賠償糾紛、房地產糾紛、環境侵權糾紛等，這無疑使得人民調解委員會無法加以全面處理，人民調解委員會處理糾紛的整體數量增長緩慢。改革開放過程中各種新觀念不斷涌入，良莠不齊、魚龍混雜，人民的道德信仰熱情在上述觀念的沖擊下有所降低，加之社會流動性增大，傳統“熟人社會”中逐漸納入“生人社會”的因素。一些市場主體缺乏良好信用，寬容協商、自我控制的能力也較差，道德輿論等規范的約束有所減弱。這些因素均導致了人民調解委員會作用難以發揮。[18]而近二十年又是中國法制建設的黃金時期，法制框架、司法體系逐漸完善，“為權利而斗爭”、“司法救濟”的觀念深入人心。于此同時，傳統的人民調解委員會制度也逐漸喪失其昔日之榮耀，今日面臨的挑戰非“一日之寒”，而是長期固守舊體制且未及時加以變革的后果。

人民調解委員會整體功能的弱化有其外在因素的推動，而其內部組織隊伍、工作方式、物質投入方面的缺陷則是其地位下降、功能弱化的根本原因。盡管《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對于人民調解委員會的性質和組成有較為明確的規定，但現實狀況是雖然大多數基層群眾自治性組織設立了人民調解委員會，但對于其地位和功能仍然欠缺明確的認識，人民調解委員會的組建多流于形式，其組成極不規范，多數人民調解員并非由群眾選舉產生，基層人民政府和基層人民法院疏于指導，人民調解委員會的“形式功能”大于其“實質功能”。人民調解員多為村民委員會或者居民委員會的成員兼任，其大多數為基層社會中的“精英分子”，熟悉鄉土人情、熟稔說情講理，但其法律知識和政策水平并不一定真正符合人民調解委員會制度的“法定要求”，特別是在偏遠山區，鄉土精英的“地方性知識”可能有悖于“法律秩序”，“山杠爺的悲劇”即是顯例。[19]司法行政部門并沒有定期組織人民調解工作人員加以培訓的機制，沒有“送法下鄉”和“教魚游泳”的法律知識普及策略，人民調解在紛繁法律規范精心包裝下的現代糾紛解決機制面前失去吸引力乃是理所當然。而人民調解委員會在物質資源層面的匱乏則是制約其功能發揮的關鍵因素，《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規定人民調解委員會的運作費用由基層村民委員會或者居民委員會保障，人民調解員應得到適當補貼，但現實狀況是村民委員會或居民委員會難以認同“出力還出錢”的“荒謬邏輯”，而這并非可以簡單的歸結為人民調解委員會和基層群眾自治組織之間的非獨立性，我們完全可以以此為契機思考中國的公共產品供應機制。如果在農村地區廣泛推廣人民調解制度并加以良好的物質保障，則廣大農民接受的司法服務要比“法律援助”制度帶來的實惠多得多，而這種嘗試在上海市長樂區已經開始并且已經取得很好的效果。[20]人民調解委員會和基層人民政府、基層司法機構關系的“疏離”也有目共睹。當然這種疏離并非“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式的隔絕與孤立，而是內在功能層面的相互排斥。盡管我們在一起民間收貸案中看到村支書主動配合派出法庭的法官和司法所的工作人員依法收貸，并且無論話語策略還是場面控制，村支書都掌握了關鍵的操縱權，但這并非一起簡單的民事調解案，無處不伸展的“國家權力觸角”恰恰提醒我們“司法工作”剝奪了“調解工作”的生存空間。[21]盡管學者的工作更趨向于“合法律性”的論證，但就“合法性”層面的正當性論證而言，兩者并沒有拼出高劣，只不過前者借助許多資源取得了表面的勝利。但這種勝利或許僅僅是一種“自負的瘋狂”！

當我們穿透了“詞”與“物”的迷宮，才終于接近事物的本原，人民調解委員會作為極其寶貴的資源，其本身與訴訟機制相比并沒有天然的低劣性，只不過過多的人為“語詞”和“行動”的迷霧遮蓋了它內在的豐韻和光芒。但我們并不能因此而忽視社會變遷對人民調解委員會制度帶來的挑戰和困難，前面的審視已經揭示當下對于人民調解委員會的診斷多失之于空疏，那么在現代性的語境中，人民調解委員會的發展面臨的真正困難和困境何在？我們必須超越簡單事實分析和與語詞反思，跨入現代性的思考視域對人民調解委員會制度作更清晰的洞察。

四、人民調解委員會的現代性審視

現代性的最大特征莫過于是對啟蒙革命塑造的“理性精神”的信奉。啟蒙運動以來，理性的光亮幾乎照徹人類思想以及行為的一切領域，而人類行為的治理、法律領域的現代化恰是理性化的關鍵領域之一。“理性化”的“現代性圖景”是我們注定走不出的背景、不得不擔當的命運，但是這種命運圖景的接受并非完全被動，我們不能復制其他國家、其他民族的現代性歷程，而必須在自己的文化傳統中找尋自己的“現代性之路”，否則只能通向“奴役之路”而非“復興之路”。令人遺憾的是，我們的改革處處充滿著對于“他者”的想象，固執于“理性制度”的建構和推廣，而對本土資源和傳統文化缺乏恰切體悟和認同。人民調解委員會的命運便是最好的說明。在“現代性法制圖景”中，立法、司法和守法均是一種規范性行為，法律體系的健全、司法體系的獨立、守法意識的增強在當下中國固然有其重要性，但這些話語無非是對少數西方國家成功法治經驗的復制，圍繞這些話語的理性制度建構更多的充滿了對于異域的想象，從儀式到話語、從組織到運作處處向西方看齊，以至于當“本土資源”這樣具有“本土情懷”的反思出現時立即激起熱烈的爭論。由此看來人民調解委員會在既有的經濟體制、司法格局下衰敗有其必然性，人們在觀念上不重視、財政上不支持，司法機制排擠、行政指導懈怠，因為人民調解委員會并非西方意義上的“理性制度”，其程序上的隨意性、依據的分散性、效力的可變更性使得其被排擠出“現代糾紛解決機制”的范圍。人民調解委員會作為非正式制度完全被邊緣化，意味著普通百姓不得不踏入現代意義上的法制框架而后遭遇的卻是“秋菊的困惑”，意味著我們不得不放棄依靠倫理整合社會秩序的努力而放任當下社會道德觀念的“滑坡”、漠視“道心唯危、人心唯微”的窘迫境遇，意味著我們不得不尋求“他者話語”中的幸福而放棄自己對于幸福的想象！

反觀當下對于人民調解委員會功能提升的建議，我們發現這些建議多著眼于人民調解立法、人民調解委員會的組織、成員、物質投入、工作方式、司法行政指導等具體方面，這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小智小慧”固然能夠為當下問題的解決尋找到合適的“進路”，但當我們立足于現代性視域就必須有整體的危機感。前述分析已經讓我們體認到了今天所面臨的挑戰決非“小病小痛”，而是關系到“生死存亡”的整體性危機，其涉及到國家、社會、文化等諸多關鍵命題，而人民調解委員會的發展更涉及到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維系。因此，我們必須拋棄罔顧國情的“充滿理性主義色彩”的改革想象，認真而細致的認識當下中國的社會結構、文化傳統、改革資源以及國際挑戰，把政經制度、文化倫理和個體心性放置在更為廣闊的視野內，尋找到人民調解委員會改革的恰當路徑。這就是本文的追求所在，盡管這種分析和論證顯得蒼白無力。

【注釋】

[1]中華民族“無訟”的傳統與鄉土社會的社會格局、心理結構密切相關。“無訟”理念與儒家倫理的關聯則涉及到儒家思想演變的歷程，本文主題不在此，故略去不談。參見費孝通：《鄉土中國、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54—58頁。

[2]參見陸思禮：“毛澤東和調解：共產主義中國的政治與糾紛解決”，徐旭譯，載強世功編：《調解、法制與現代性：中國調解制度制度研究》，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203頁。

[3]語詞的使用只有放置于特定的語境才能獲得獨立的意義，因此觀察人民調解委員會在不同文本中的地位、功能就好比玩一場語言游戲，而這正是維特根斯坦語言哲學的應用之一。參見維特根斯坦：《哲學研究》，陳嘉映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本文的分析之所以采取穿越“詞”與“物”的迷宮的策略，乃受到福柯的啟發，有關知識考古的分析及應用參見（法）米歇爾·福柯：《知識考古學》，謝強、馬月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第二版，米歇爾·福柯：《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莫偉民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版。

[5]參見劉小楓：《現代型社會理論緒論》，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

[6]1982年時任全國人大委員長的彭真同志就人民調解制度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有過一段精彩的論述，他說：“有一個統計說，去年全國各級法院受理的一審民事案件約60多萬件，前年月58萬件，兩年調解委員會調解的民間糾紛是處理一審民事案件的10倍左右，起了很好的作用，既可以避免一些矛盾激化，又減輕了法院負擔。”由此可見當時人民調解委員會工作的重要性。參見王玨：“簡論人民調解立法的實踐基礎”，載《中國司法》，2005年第5期，第48-51頁。

[7]同上，第51頁。

[8]參見張福森：“充分發揮人民調解三大職能，努力開創人民調解工作新局面”，載《中國司法》，2004年第3期，第12-14頁。

[9]1999年江澤民同志在農村工作會議上強調：“要采取各種措施，充分發揮人民調解委員會的作用，積極調解疏導民事糾紛，化解社會矛盾，消除不安定因素。”2003年胡錦濤書記在視察湖南省長沙市開福區某社會矛盾調解中心時指出：“人民調解是中國的特色，要變被動調解為主動調解，深入開展矛盾糾紛的排查調處工作。”參見前引6，第50頁。

[10]2004年5月20日，司法部在河北省石家莊市召開全國人民調解工作現場會，學習推廣石家莊人民調解工作經驗。胡澤君在會議上發言，提出了上述改革綱領。參見李雙全：“人民調解工作的創新發展”，載《中國司法》，2004年第7起，第55-59頁。

[11]參見肖揚：“人民法院應加強對人民調解工作的支持與指導”，載《中國司法》，2004年第3期，第9-11頁。

[12]參見胡澤君：“人民調解工作的改革與發展”，載《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3年第6期，第24-26頁。

[13]參見強世功：《法制與治理——國家轉型中的法律》，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46-262頁。

[14]參見梁治平編：《法律的文化解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1-171頁。

[15]參見蘇力：“法律文化類型學研究的一個評析”，載趙汀陽、賀照田編：《學術思想評論》，第二輯，沈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67-186頁。

[16]參見傅華伶：“后毛澤東時代的人民調解制度”，王晴譯，郭丹青：“中國的糾紛解決”，王晴譯，陸思禮：“毛澤東與調節：共產主義中國的政治與糾紛解決”，徐旭譯，載強世功編：《調解、法制與現代性》，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64-418頁。

[17]同上，第429-533頁。

[18]林險峰、李明哲：“當前人民調解工作的困境與出路”，載《中國司法》，2004年第11起，第38-41頁。

[19]參見蘇力：《法制及其本土資源》，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3-40頁。馮象：《政法筆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129頁。

[20]在我的老家，我看到了村民委員會下發的《茅坪村村規民約》，其中規定“調解一次收費100元”。關于上海市長樂區政府“購買調解服務”的情況參見范愉：“社會轉型中的人民調解制度——以上海市長寧區人民調解組織改革的經驗為視點”，載《中國司法》2004年第10期，第70-72頁。

[21]參見前引16，第429-461頁。（比薩大學法學院·夏小雄）

第二篇：2011鄉人民調解委員會

劉黨發〔2011〕23號

關于調整劉家坪鄉及

各村人民調解委員會的通知

各村黨支部、村委會，鄉直各單位：

由于人事變動，為更好地化解人民內部矛盾，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經會議研究，調整劉家坪鄉及各村人民調解委員會成員。先將調整后組成人員通知如下：

一、劉家坪鄉人民調解委員會

主任：劉曉東

副主任：黃進勇陶彥

委員：張爍張富勤安寧

張慶榮朱文碩司永強

二、各村人民調解委員會

劉家坪村

主任：安寧

副主任：廖林崗

委員：任小峰張愛民

關口村

主任：張永勤

副主任：尹曉輝

委員：張云勤張代成陳愛東

深溝村

主任：馬武一

副主任：楊建平

委員：楊寶忠周云全楊春耀王炳國

關頭村

主任：王忠誠

副主任：李永俠

委員：羅長云羅貴林張夭全

二0一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主題詞：調整調委會機構通知共印10份

2中共劉家坪鄉委員會2011年7月21日印發

第三篇：a村人民調解委員會先進材料

aaa人民調解委員會先進材料

aaa村，距aa縣縣城27公里，距ab縣城13公里，平均海拔1400米，轄3個村民小組，共246戶，1086人，羌族占98.8%，主產蔬菜和水果，是全州第一個規劃的生態示范村、全國新農村建設科技示范村、省級文明村、州委表彰的“五個好”村黨支部，近年來，a村的經濟社會各項事業取得了長足的發展，轄區呈現出經濟繁榮、社會安定、政通人和的欣欣向榮的美好景象。一個在“5。12”中受損最重的村、一個建設最早、最好的村，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呢？用村兩委領導的話說：“這當中調解委會功不可沒”。據統計，2009年a調委會共組織矛盾糾紛排查32次，受理糾紛16件，調處16件，調解率100%，調解成功16件，成功率達100％。那么，a調委會是如何在維護轄區和諧穩定、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作用的呢？

一、調委會組織保障力強而穩。

a村按照中央兩辦《關于進一步加強新時期人民調解工作的意見》的精神，根據司法部《人民調解工作若干規定》的要求和a縣縣委、縣政府下發《關于構建“大調解” 工作體系有效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的實施方案》，成立了“a村調解委會”，村支部書記任調委會主任，村主任任副主任，成員包括村委成員、各組組長。為進一步加強街道調委會規范化建設，a村在鎮黨委政府

和鎮調委的支持下設立了“a村中心調解室”，不失時機的抓緊組織實施，按照“有場所、有標示、有制度、有人員”的要求，成立 “人民調解室”，作為村調委會的工作載體，并招聘了專職人民調解員充實的調解室，實現“有專人做事”。構筑了以鄉鎮、村、組及中心戶長的四級相互銜接配合的“大調解”工作體系。

二、調委成員專而精

調委會從增強調解工作效能入手，依托各組調委會、居民調解小組形成的覆蓋轄區的調解網絡，堅持在“防”字上做文章，在“調”字上下工夫，不斷提高調委會糾紛調處力，使大量的矛盾糾紛能夠“發現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處置得好”，真正構筑起了維護轄區社會穩定的“第一道防線”。

q,a村人民調解員。提起這位60歲的老者，a羌寨羌族百姓無不豎起拇指。無論是東家長西家短的鄰里糾紛，還是是劍拔弩張的宅基地糾紛，q總是第一個到達現場，第一時間平息化解糾紛。幾十年來，不管哪個家庭出了問題，還是鄰里之間鬧點矛盾，甚至是兩口子吵架，都常常找q評理。大家信任這位老調解員，有時候冬季里三九天村民們打電話找他解決矛盾，他也二話不說立馬趕到。就是這樣一個沒有任何津貼、無名無利的人民調解工作，q做得一點也不馬虎，現任村支書更是對他信任有加：“有q大爺在，我們在村里干工作就順當，他雖然不是村干部，但卻是我們每一個村干部學習的榜樣。”

三、調解方式巧而準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村基層是矛盾糾紛的發源地，同時也是化解點，家庭、鄰里、經濟糾紛等等，都需要在第一時間，第一地點進行化解。針對這一情況，a村調委通過深入學習法律法規，逐步探索出一套適應形勢發展要求、群眾容易接受的調解方法：搞好排查，把握時機，及時介入；因人施調，息事寧人；真情打動，化解恩怨；多方聯動，掌握情況；迂回避讓，防止激化；先入為主，情法相融。

災后重建中，農戶宅基地都是重新尋址，重建農房，因此，產生了較多的宅基地糾紛，而這種新形勢的宅基糾紛，往往不如以往的宅基糾紛那樣，有人證、物證和界線等明顯的依據。為解決a村羅某與楊某長達1年之久的宅基地糾紛，村調委成員們不辭勞苦，不停奔走于兩戶和周邊了解情況的農戶之間，先后串門30余次，反復作思想工作，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經過一年時間的不懈努力，終于讓糾紛劃上句號。

災后重建中，大量的建筑施工隊伍進入重建戰場，勞資糾紛呈多發趨勢。一旦發生這種糾紛，往往就涉及民工十余名，而且勞資糾紛由于處于弱勢的民工一方，情緒不穩定，使這種糾紛最易激化。在解決這種糾紛，村調委成員們通過及時介入、主動介入、積極協調，努力促勞資糾紛順利化解，有效防止了矛盾糾紛的激化。09年3月，黃某將自己承包的農房工程轉包給了楊某，楊某則請了李某等農民工替其做工。工程完工后，因資金周轉難楊某欠發李某等民工3000元，并寫下了借條。李某多次向楊某

討要工資，但楊某以未結清工程款為由不予支付，a村調解委員會了解這一情況后，立即與楊某、黃某等取得聯系，了解事實情況，分析此糾紛的緣由，通過面對面的溝通和近三個小時的協商，最終，三方達成了一致意見，順利化解矛盾糾紛。

第四篇：村人民調解委員會先進事跡

**縣頭塘鎮頭塘村人民調解委員會先進事跡

頭塘村9個自然屯，20個村民小組，3651人，在鎮鎮黨委、政府的正確領導下，在上級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下，堅持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黨的十七大精神為指導，本著“預防為主、調處結合”的方針，充分調動轄區各方面的力量，強化基礎工作，著力排查調處矛盾糾紛，切實擔負起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責任，維護了轄區大局的穩定。

一、狠抓組織建設，健全調解網絡

為把人民調解工作真正落到實處，村調解委建立起多層次的調解組織結構，健全了調解網絡。一是加大對本村矛盾糾紛的調處力度，負責協調、處理本村重大的、疑難的、群眾關心的熱點、難點矛盾糾紛。將一批有調解工作經驗、工作責任心強、熱心為群眾辦事和熱愛調解工作的同志吸收到調解隊伍中來，不斷充實了基層調解隊伍力量。二是加強自身建設，提高調解工作水平。充分利用學校等載體，采取集中授課、以會代訓等多種形式組織村組干部及村里舉辦調解人員培訓班，對調解人員進行集中培訓。使廣大調解員的業務水平和工作能力得到進一步的提高。繼續發揚村組干部艱苦奮斗，甘于奉獻精神，利用節假日進行義務勞動，美化村屯環境。為了適應工作要求，結合先進性教育活動的開展，村民委制定完善了工作調度制度、信息反饋制度、學習制度、考勤制度和提合理化建議制度。同時每名村組干部都配備了工作日志本、會議記錄本、學習筆記本和來電、來信、來訪登記表。同時，建立了調解辦理制度，認真接待村民的來信、來訪、來電。通過各項措施的制定和實施，規范了工作行為，調動了村組干部的積極性，提升了村委整體工作水平，為開展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礎。

二、把握有利時機，及時化解矛盾

為將“預防為主、調處結合”工作方針落到實處，我們及時做好本村矛盾糾紛的排查工作，抓住要害部位、關鍵環節、主要矛盾，切實把工作做實、做細，不留死角死面。通過排查做到三個“心中有數”，即對過去排查出來的未解決的矛盾糾紛心中有數；對本次排查出來的矛盾糾紛及時解決情況心中有數；對可能影響本村、管區穩定的重大、復雜、疑難糾紛心中有數。在排調中，做到早發現、早控制、快調處，把矛盾糾紛及時消滅在基層，防止和避免排查不及時，調處不及時導致矛盾激化或誘發新問題，嚴控信訪案件的發生和矛盾激化。

在調解村民矛盾時，我們摸索出了一些經驗，通常調解鄰里糾紛分三個步驟：一是聽，在矛盾沖突后當事人雙方各說各的理，各執一詞，只強調自身的利益，爭執不下。這時不妨讓他們都說出來，出出氣。二是勸，首先要掌握時機，雙方都在氣頭上時，不能勸，要耐心等待消氣、理智后進行勸說，同時順著各自的想法提出假設，推論出壞的結果；然后進行換位思考，從對方的角度分析，勸說雙方各退一步；最后從影響彼此關系的角度闡述其厲害關系。三是調，依照法律和人情進行調解，梳理矛盾，分清責任，解決實際問題，徹底化解糾紛。

去年來，在調解委員會的不懈努力下，調解各類矛盾糾紛案件23起，調解率為100%，調解成功率達到98%以上。其中引導群眾走司法程序3件，沒有一件因民間糾紛引發的群體性上訪、群體性械斗或民轉刑案件，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鄉鎮”，調解隊伍成為了化解當地社會矛盾、宣傳社會主義法制、維護基層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

三、調解普法兩結合，標本兼治見效果

調處已發生的矛盾和糾紛，只是治“標”，更重要的治“本”工作則要通過抓好公民的普法學習教育來提高公民學法、知法、用法、守法的自覺性，從而更加有效地避免或減少人民內部矛盾和糾紛的發生。

按照這一思路，我們廣泛開展了法律進村屯、進學校區活動。組織村民上普法課，學習各類法律知識。去年共舉辦法制宣傳教育課8次，受教育面達2500人次。向居民發放新《信訪條例》2000余份，加深了村民對新條例的認識。利用宣傳欄不定期刊出了《反對邪教，幸福安康》2期、《信訪條例》2期，并開辟了法律知識專欄，開展經常性和針對性的法制教育，把村民群眾思想統一到講穩定、講大局、講奉獻上來。結合我村的工作特點，開展多種形式的普法宣傳教育。如邀請農民藝術團到本村進行文藝演出，及時宣傳黨和國家的政策及法律法規。開展小學生交通安全安全教育活動，舉辦了“交通安全知識競賽”。通過參加公共設施管護、發放宣傳資料、幫孤助殘等一系列社會實踐活動，倡導文明禮貌、助人為樂、愛護公物、保護環境的社會風氣。由于宣傳到位，教育到位，本村干部群眾基本做到了學法、用法、懂法、守法，有效提高了公民遵紀守法、依法辦事和誠信待人的意識，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本轄區矛盾糾紛的發生和群眾集體上訪。

第五篇：我是民中人演講

尊敬的領導，老師，親愛的同學們： 大家晚上好！（鞠躬）

此刻，站在這個舞臺上，我的感覺就好象是兩個集合，集合A緊張，集合B興奮。一句話：集合A并集合B，緊張并興奮著！

今天我能站在這里演講，首先要感謝我的家人和同事，是她們給了我勇氣和力量；還要感謝在座的各位同學，是你們給了我自信和堅強。最后，我要感謝的，也是最應該感謝的，那就是我們的學校——南澗民中。

所以今天我演講的題目是《我是民中人》。

如果有人問，南澗哪個學校最出色？我肯定毫不猶豫地說：“是我們民族中學！民族中學有默默無聞、無私奉獻的老師；民族中學有朝氣蓬勃、刻苦努力的學子，難道還不能說是最出色的學校嗎？今天請允許我盡情地贊美民中和民中所有的人。

不知從何時起，我開始關注電視、報紙上有關民中的新聞，那怕只一小段，我也會高興好幾天，不知從何時起，我特別在意別人對民中的看法，聽到別人說民中的不好，我會很生氣;不知從何時起，我多么希望能像你們一樣能把校服穿在身上，就為了向別人炫耀校服上的那幾個字“MinZuMIDDLE SCHOOL”。

我贊美民中，民中是學習的天堂。清脆、悅耳的到瑯瑯書聲讓人陶醉；清晰、有節奏的“沙沙”寫字聲讓人清醒；悠揚、動聽的鋼琴曲讓人神往；青春、活力的颯爽英姿讓人羨慕。

我贊美民中，民中的老師是辛勤的園丁。你聽過這樣一個美麗的故事嗎？說的是古時候，歐洲有個國王舉行了一次最隆重的授獎典禮，全國所有的能工巧匠、英雄豪杰、詩人學者都云集到京城等待國王的授獎。第一個是畫家，他捧著心愛的畫冊，要國王把獎授給他。國王看了他的畫，比阿爾卑斯山的春天還要美麗，可國王卻對他搖了搖頭。第二個是醫生，他走到國王跟前，說：“我醫術高明，去年流行瘟疫，我親手治好了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個病人，連王妃的病都是我治好的。”國王說：“可是，你卻不能獲得這個獎賞。”第三個走上授獎臺的是個偉大的詩人，他向國王朗誦了一首贊美功德的頌歌，讓國王聽得如醉如癡，詩人說：“獎我吧，只有我的詩能獲得此殊榮。”國王對他微笑了一下，說：“今天，我要獎賞的是對人類最有貢獻的人，而你還不是。”于是，又有好些認為對人類最有貢獻的人走上領獎臺，可又都空手而回。人們開始議論，今天的獎賞究竟發

給誰呢？最后，在一片金色的霞光里，一個小女孩挽著一位滿頭銀發的老教師來到了國王的跟前，說：“陛下，祖國遍地桃花都開了??”國王走下寶座，滿面春風地來到老教師跟前，滿懷敬意地向他鞠了一個躬，然后把一枝艷紅的桃花插到了老教師的胸前，說：“沒有你辛勤勞動，就沒有詩人、醫生、學者，也不會有畫師??”廣場上，頓時發出了一陣雷鳴般的掌聲。

是的，老師，加減乘除，開方平方，算不盡您做出的奉獻！詩詞歌賦，頌不完對您的崇敬！您的品格和精神，可以用兩個字就是－－燃燒！不停的燃燒！您講的課，是那樣豐富多彩，每一個章節都仿佛在我面前打開了一扇窗戶，讓我看到了一個斑斕的新世界??老師，您用人類最崇高的感情－－愛，播種春天，播種理想，播種力量??在這不尋常的節日里，讓我們祝愿天下所有的老師永遠幸福、安康！道一聲：老師您辛苦了！（鞠躬）

我贊美民中，民中的學子是勤勞的蜜蜂。每天早晨，你們朝氣蓬勃地邁進校園，書聲瑯瑯，讓我們為之振奮；課堂上,你們極積的思考,勇于發言,讓我們為之學習；國旗下，你們那飽含理想、必勝的眼神；讓我們為之自信；考試后，你的優異成績，讓我們為之驕傲。你那持之以恒、鍥而不舍、水滴石穿、專心致志的學習態度，讓我們為之感動，你們真不愧為民中的莘莘學子，是你們托起民中的希望，謝謝，謝謝你們！（鞠躬）

昨天，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來到民中，今天，我以身在民中而自豪，明天我將我的一切獻給民中。民中是我的家，民中是莘莘學子的魂，我無愧于對民中的選擇，無論身在何方，我都會挺起胸膛，驕傲地大聲呼喊：我是民中人!

我的演講到此結束，謝謝大家！（鞠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