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明清社會變遷與商人意識形態

中國經濟思想史學會第十一屆年會參會論文

明清社會變遷與商人意識形態

——以明清商書為個案

①

（論文提要）

明清時期，是中國傳統經濟面臨轉型、東西方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領域多方位的交匯碰撞時期。這一時期，社會經濟較之前代有了長足發展，商品流通規模，市場發育程度，以及商人資本的實力，都較以往社會有了很大提高。其中，明清時期大量區域性商人集團——商幫的出現，并成為社會不可忽視的一個群體力量，尤令人關注。明清時期的社會變遷不可避免地影響著這一時期商人群體思想意識的變化，并對其經營與發展產生重要影響；同時，商人們的經濟活動及生活方式，也影響著其活動區域的經濟發展、社會風氣及社會思潮的變化。因此，這一時期，商人群體的思想意識形態應予以重視。

到目前為止，關于明清時期（明朝至清鴉片戰爭前）商人思想意識的研究，國內外學者的研究角度，大多側重于明清時期各區域商幫的商業道德、商人的倫理觀念、經營方式、商人形象等方面，尚無專文以明清商書為資料，就明清時期商人的“意識形態”作一總體考察。本文從最能體現明清“商人意識形態”的明清商書入手，具體分析這一傳統社會面臨轉型的特殊時期，傳統文化對明清商人的影響、商人們對自身群體的社會地位、社會角色的認知及其經營理念等方面的認識。

一、明清大量商業書的面世——商人意識的凸現

明清社會變遷，其對經濟思想領域的主要影響表現在，明代中后期，“工商亦本業”、“農商互利論”的思想日益為社會所接受，經商已開始不再成為一種為人輕視的職業，“棄農從賈”（棄本從末）乃至“棄儒從商”、“士商滲透”之現象越來越多。出于學習經商之道，適應商海競爭的需要，明清時期出現了許多日用類書，其中有些即屬專門性的商業用書（本文簡稱商業書或商書）。為數眾多的商書，有的是商人們自己動手，根據商業的實際需要來編纂，有的則延請文人學士為之編纂。其所纂內容不僅有水陸路程、商業條規、物價、商品生產、流通、市場、經營方法等經商必備基本知識方面的內容，還包括商業道德、經商行為準則、行為規范等方面的內容。這些商書比較真實地記錄了商人的經商之道，又大多出于當時人之手，比較真實地記錄了同時代商人的經營形態，因此，也更能準確地反映當時商人們 ①②②本成果為復旦大學亞洲研究中心資助項目。原文兩萬字，將刊登于《復旦史學》第一輯（2005年1月）

主要代表性商書有：明 黃汴《一統路程圖記》八卷，隆慶四年刊；明 陶承慶《商程一覽》二卷，萬歷刊；明 余象斗《新刻天下四民便覽三臺萬用正宗》，萬歷二十七年刊；明 周文煥、周文煒的《新刻天下四民便覽萬寶全書》三十五卷，萬歷間刊；明 壯游子《水陸路程》，萬歷四十五年刊；明 商?！端懧烦獭钒司?，萬歷四十五年刊；明 程春宇《士商類要》六卷，天啟六年刊；明 李德晉《新刻客商一覽醒迷天下水陸路程》，崇禎八年刊； 憺漪子《士商要覽》三卷，明末刊；明 鼎鋟《商賈指南》抄本（主要內容為余象斗《新刻天下四民便覽三臺萬用正宗》中的《商旅門》）；清 崔亭子《路程要覽》二卷，清刊；清 賴盛遠《示我周行》全三卷附續集，清刊；清乾隆年間吳中孚《商賈便覽》八卷；清乾隆間王秉元《生意世事初階》等。另見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研究》第六章。張正明等譯，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出版；陳學文《明清時期商業書及商人書之研究》，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羅麗馨《

十六、十七世紀的商業書》，載（臺灣）《中興大學學報》第七期（1997年6月）等論著的介紹。

中國經濟思想史學會第十一屆年會參會論文 的思想意識和經營理念。

明清大量商書的刊行，說明了社會經商、行商風氣之盛，同時它本身也凸現了商人意識的覺醒，它說明了經商者自身對這一職業的認可與重視。另一方面，大量商書的刊行，也說明這一時期的商人們，已不僅僅滿足于傳統的憑經驗行事的小商小販，而是開始重視商業知識的累積和傳播，并對子弟、生徒授以商賈職業的教育，而有些商書的書名及章節——如《士商類要》等名稱本身，就反映了士人從商的社會現實以及人們思想上將士商并列的觀念變化。此外，明清商書的出版形式也值得注意，它不是以秘傳的形式，而是以有關日常生活的書籍——萬寶全書（或日用類書），公開示于世人的。由此也不難想見，書中所述觀點不僅是商人自身思想意識的體現，也反映了當時社會人們對商業的普遍看法，具有普遍意義的知識和訓誡，可以說是當時社會商品經濟發展和商業日趨繁榮的社會現實的反映。

以往學界關于商書的研究多是從經濟史的角度或經濟史料的運用等方面來分析研究商書及其研究價值的，從社會變遷的角度探討商書所體現的明清時代商人的思想意識（文中亦稱為“商人意識形態”），尚不多見。本文主要根據目前所翻閱到的明清商書，著重探討其中所體現的明清時代商人的思想意識。

二、傳統倫理觀念與商人意識形態

商業是社會所必需的一種職業，商業行為本質上是講求利益的，不可避免地會帶著唯利是圖的屬性。但中國傳統文化中又很注重利義關系，強調以義取利，不能見利忘義。如何諧調這二者的關系，始終是中國傳統社會中，商人們共同面臨的問題。

明清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蓬勃發展，人們對商人的地位及態度開始有所轉變，“四民異業而同道”的觀念開始為人們所接受，并出現了“新四民論”。傳統的重義輕利的“義利觀”發生了很大變化，出現了“士好言利”的社會氛圍和士人“棄儒從賈”的社會現象。但總體而言，社會風氣導向仍然是傳統倫理中的以義為重，利為輕，反對見利忘義，這一傳統的“義利觀”對明清商人具有深刻的影響，并在商書中有非常鮮明的體現。

從商書記載來看，在“利”、“義”關系問題上，對商人的要求便是：要重信義，守然諾，不刻剝；強調君子之財，取之有道。

關于商人的職業道德和道德規范方面，商書強調艱苦創業，節儉為本。

因商業經營的特殊性，商人們大多在財利場中應付周旋，無時不受風流場所“酒池肉林”的誘惑。因此，在個人修養方面，商書反復告誡人們要潔身自好，不能貪圖奢侈生活享受。

在經營理念方面，中國傳統倫理中所提倡的“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①的信用為本的誠信觀尤受重視。商書反復強調不僅要公平交易，光明正大；而且要誠實無欺，重恩守信。

同時，傳統的倫理觀念中匡扶正義、扶弱濟貧的思想也深深影響著傳統的中國商人，商書中不時可見“救困扶危存博濟，莫因傾倒共推人”、“輕炎拒勢，謂之正人；濟弱扶傾，方 ① 《禮記·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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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杰士”、“趨顯者防敗，附勢者必?！?、“倚官勢，官解則傾”的訓誡。

綜觀明清時期的商書，可以看出，商書非常注重對商人誠信為本的商業道德的培養，傳統的倫理道德思想對其影響至深，中國傳統文化、人倫道德的規范作用，在明清商人的意識形態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從經濟學的角度言之，市場經濟的運行是需要一系列社會秩序作保證的；而社會秩序是一個需要多元支撐的系統，缺少其中的任何一個支柱，都會造成經濟的畸形發展?？傮w而言，中國古代的市場交易始終缺乏相關的法律條文和制度機制的保護，如果再沒有信用支撐，那么市場運作的交易成本就會高得無任何效率可言。透過明清商書中的諄諄教誨，我們看到，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仁、義、禮、智、信”的道德規范，對維護正常的商業運作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在法律條文和制度保護成為市場經濟中稀缺資源的情況下，儒家倫理中重德重于重利的教誨，以義取利的諸多訓誡和誠信為本的倫理提倡，成為市場交易的無形約束，對保證傳統中國社會正常的商業經濟運作，具有重要意義。

三、經營環境與商人意識形態

經營環境對商人意識形態的影響不能忽視。明清各類商書中，多處可見著述者對經商不易之感嘆。這中間既有對春夏秋冬漂泊異鄉之辛勞的感慨，更有對經營途中騙子盜賊之覬覦的提防。從萬歷間的《三臺萬用正宗》中的《商旅門·客商規鑒論》，至清乾隆間吳中孚的《商賈便覽·江湖必讀原書》、賴盛遠的《示我周行·江湖十二則》，無不多次鄭重告誡經商者，從經商外出的結伴搭伙，到路上住店行船等等，要時刻注意人身財產安全。程春宇《士商類要·為客十要》的前三要便首談安全問題。

如果說客觀上的生活環境令商人們缺少安全感，外出經營如履薄冰，那么制度保障上的缺陷則直接影響了明清商人們的意識形態。中國古代始終缺乏完整的保護商人利益的法律制度，這一點到明清時期也未有大的改觀。雖然清代政府的工商政策趨向寬松，各級官員的“恤商”思想也有所發展，政府時有恤商、寬商之詔諭，可以說提供了一種比較有利于工商業發展和提高商人地位的制度環境，但并沒有明確保護商人利益的相關法律或制度保障機制。明清時期民間的商事糾紛，仍然多由各級地方官員依據具體情況，“酌以情理”斷案。這一制度環境對商人意識形態的直接影響，便是明清商書中所體現的商人普遍敬官、畏官及至依賴于官的現象。他們時常不得不對當權者要謙卑恭敬，或者通過與之結合，“官商融合”，以期獲得經營的成功。

商書中對經商人員的告誡也讓我們看到，中國古代商人時常處于一種矛盾的兩難之中，一方面，傳統的倫理道德輕視附炎趨勢、倚官仗勢之輩，尤將那些附炎趨勢之輩視同小人，另一方面，“官無大小”，“權可制人”的現實，又令他們不得不“是官當敬”，謹小慎微，甚至委曲求全。在傳統的“學而優則仕”的社會環境中，商人們最終仍多有“萬般惟有讀書高”之感慨。最終，明清時期的商人意識形態，也只能局促于這一社會體制之下，難以超越社會制度的局限，商人們在對自己社會角色的認知上，便難有自己獨立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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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客商規鑒論》與《生意世事初階》的代表性意義

明清時期的商品貿易，大多借區域間的距離賺取商品差價，或低買貴賣，囤積居奇，把持行市，這是眾多商人獲取利潤的主要方法。因此，商人特別需要注意各種物產的季節、產地、價格、品質、年成豐歉等信息。為此，商書時時告誡人們，經商不是簡單的買賣，必須掌握基本的專業知識，順應天時地利，審時度勢，膽大心細，勤訪多問。同時，商海風云，詭譎多變?！柏浻惺⑺ィ瑑r無常例”，稍有不慎，經營不當，便會傾家蕩產，血本無歸。因此，商書特別強調對經商者基本素質的重視，強調要掌握市場信息和變化規律，審時度勢，靈活經營。在這方面，萬歷間《三臺萬用正宗》中的《客商規鑒論》和王秉元的《生意世事初階》頗具代表性。

《三臺萬用正宗·商旅門·客商規鑒論》是現存明代最早的一篇有關商業經營規范的篇章，其基本內容是關于客商應有的姿態、作為商人必須具備的商品知識及思想準備，它非常概括地論述了經商的基本原則與要求，規范了經商的行為準則，是一篇非常典型的商人入門的必讀文。它從出門亦始所需注意之安全、結伴搭伙之事項，到經商途中的投宿問店，及至必備的經商專業知識，均有涉及。其中對商人的職業道德尤為強調，即商人要注重自身的修養，戒驕戒奢，勤儉樸素；商業經營要合乎規范，誠實不欺人，特別強調不能見利忘義。后來幾乎所有商書有關商業經營內容和商人的道德要求都由此而延伸、衍生、釋繹出來?！犊蜕桃庤b論》的出現，也標志著中國商業在經過了數千年的發展后，開始進入了一個自身要求必須規范化的新階段，表明明清商人日趨成熟，其自我意識開始覺醒，開始注重自身的修養和培養新生商賈。

《生意世事初階》作為培養“坐賈”的專業商書，同樣強調對經營人員在人品、能力等基本素質方面的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客商規鑒論》和《生意世事初階》做為較具代表性的商業書，它們特別強調從業者要善于察言觀色，處理好各方面的人事關系。換言之，商書認為當時客商的主要困難不僅僅是路艱程遠，更主要的還是人事關系，并將此視為經商成敗與否的關鍵。由此可以看出，在當時商人眼中，諸種紛繁復雜的人事關系的處理，遠勝于經營過程的技術管理，并成為經商獲利的關鍵，這確是中國封建社會商業活動中值得探討的一種社會現象。

①①此書系抄本，署名為句曲（按句曲為江蘇句容縣的古稱）王秉元開初氏纂集，沙城西麓主人汪淏增訂。從書中汪淏序中得知，它是汪淏依據王秉元之書重加增刪潤色而成，而王秉元之成書時間，當在乾隆五十一年以前。詳見羅侖、范金民《清抄本<生意世事初階>述略》，文載《文獻》，1990年第2期。此后，在王秉元此稿本的基礎上，又有《貿易須知》（上海圖書館藏光緒五年刊本），該本題有嘉慶十四年王秉元序，道光24年杭州項名達續刊；光緒五年蠡城言慎金在王、項兩刊本基礎上，“不揣鄙陋，重加厘訂”，再刊。內容多與《生意世事初階》相似。還經清代山西商人在“《生意世事初階》基礎上增刪而成的更適合山西人使用”的（炳記）《貿易須知》，主要內容也與之類同，見張正明《晉商興衰史》第335頁，附錄二。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民國十一年，上海宏大善書局石印《生意經絡》（不分卷）（上海圖書館藏本），封面為“王秉元著”，卷內又名《貿易指南》（不分卷），“句曲王秉元著”。較之《生意世事初階》，所論學徒規矩相同之處甚多，只是內容更加豐富，增加了“如何辨識洋鈿”、“鴉片之危害”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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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思想遺產與商人意識形態

嚴格地說，商書應以商業經營為主要內容，應含商業經營思想、體制、職業道德、方法、知識等方面的內容。但是，仔細翻閱明清時期的各類商書，我們又會發現，這些商書內容非常龐雜，凡是與商業有關聯者均采擷其中，還包容旅游、交通、氣象、養生、卜驗、交際應酬、安全、文化娛樂等，成為應用性很強的商業百科全書。這也說明，當時商業思想還沒有完全成為一種獨立的思想意識引起人們的特別關注。在某種程度上，人們仍然是按傳統的經驗亦或感覺行事。此外，在名目繁多的日用類書中，有關經商知識的內容分布則顯得頗不平均。如《商旅門》，其在明代僅見于《三臺萬用正宗》一個版本；發展至清代版本中，則不論是前期的三十卷版本或后期的二十卷版本，均未設有專門的商旅門，亦不見于其它類目中刊載相關內容?？梢娚虡I門類在民間日用類書并非普遍的內容，這說明商業活動在明清時期雖較以往來得活潑熱絡，商人地位亦較以往提高許多，然商業活動涉及許多專業知識的配合，非一般的敘述或說明能交代清楚。真正欲從事商業活動者仍應透過專門的商業書，經由一定的訓練過程，由學徒而正式行走江湖。這種情況直到清末才有改觀。

此外，商業書的最大特色是將視點著重在經營、致富的方法上，提出了對經商能力和品德的要求，認為這是經商致富之法，但對于商人應如何使用財富，尤其是如何利用已取得的財富進行“二次創業”，如擴大經營規模、投資擴大再生產等，則很少觸及。“總之，在他們身上看不到企圖建立超越倫理觀的經商之道和積極地為商人在買賣中獲得利益提供理論的動機，這就必然使他們的著作在對現實生活中的商人提出要求時，局限于單純的品德和個人的機智方面”，而缺少經營管理的技術角度的分析與創新。從這個意義上講，明清商書中所體現的“商人意識形態”的理論意義還是比較有限的。

日本學者泰薩·莫里斯—鈴木指出，經濟思想的產生與社會背景的密切相關，“在不同國家和歷史的不同階段，各種不同形式的經濟思想一再被創造出來。然而它們所具有的相對的重要性是受地域的和暫時的經濟環境的影響的”。同時，“新經濟觀念的范圍在某種程度上受產生這些思想觀念的知識遺產的限制”，還受經濟理論家在社會結構中所處的地位的影響③②

①。從這個角度言之，也就不難理解明清時期商人思想意識發展所面臨的各種窘境了。

在思想觀念上，盡管明清時期儒學思想有所變化，更趨于入世和務實，直接推動了明清之際的啟蒙思潮，并間接影響到明清商人的商業行為和倫理，出現了“工商皆本”、“士好言利”的社會思想及至“棄儒從商”的社會現象，但“士農工商”仍作為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的官方意識形態，明清時期綜合性、系統性地反映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客觀要求的思想還不多見，不僅當時思想界主流對商品經濟發展的認識相對來講是滯后的，即便已有的一些比較開明的經濟思想（如工商皆本、奢能致富、敢于言利等）也并沒有得到廣泛的傳播，或成為當時社會的主流思想。傳統“士農工商”意識形態的思維定式，成為商人們觀念更新的最 ①④吳蕙芳《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生活實錄》，第218—219頁。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1年7月 ②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第六章，第298頁。張正明等譯，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出版 ③泰薩·莫里斯—鈴木《日本經濟思想史》，第3—4頁，商務印書館，2000年11月

④ 對此，筆者另有專文《明清商品經濟思想的總體評述》予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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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桎梏。這便是明清時期商人們所面臨的“知識遺產”的限制，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他們無法超越這一限制。

此外，就經濟環境與政策環境而言，在中國封建社會，政府較早地開始能充分地運用經濟與市場手段對市場進行宏觀調控。封建官府的干預控制與抑商政策（主要是抑制民間商人的發展），加之濃厚的倫理道德規范與輕商觀念，是明清商人所無法逾越的傳統制度的“結構性制約”。仔細探討明清時期所出現的各種重商思想，其主要內容大多為商賈的“末業”地位鳴不平，其所達到的最高境界也莫過于于“工商皆本”，在士商觀方面并沒有大的突破。在官方宣揚的社會準則方面，商人和農工的平等地位尚不可得，而和高踞于四民之“長”的士相比就更有天壤之別了。在這種氛圍里，商賈盡管腰纏萬貫，也始終無法獲得政治地位上的認同。而輕商傳統的嚴重后果之一，便是“歷史上少有獨立之商務經營與成就之記錄，凡有一麟半爪之出現，均不免于附麗于政治問題之中。是以中國史上本有之工商家英杰賢士，其能為人所知者，卻少而又少。??商人經驗、成就與貢獻，商業經營、規制與方法，既無學術記錄流傳，一切多留存于心摹口授之間，在中國史上自亦難有商學一門之出現。”

這一特點在明清商書中表現的尤其明顯。明清商人們自己編纂的、最能體現商人“意識形態”的商書，最主要的是將經商視為一種正常的謀生之略，而缺少對自身職業社會功能、社會意義的深刻認知，更少有汪道昆“良賈何負閎儒”之自豪感嘆。其表現出的諸多商人意識，并未超越同時期的文人傳記文集、商人墓志銘等所體現的商人“自足”世界，筆者認為，在某種程度上，還要保守一些。

“知識遺產”的不同，社會制度的制約，經濟環境的差異，不可避免地帶來了明清商人意識形態發展境遇的先天不足。鴉片戰爭后，隨著大量外國資本的強行進入，中國的傳統工業面臨嚴峻挑戰，中國知識分子也廣泛醒悟，并發出了“商戰”的應對口號。但據王爾敏先生研究，直至19世紀后期，在他所統計的提出“商戰”口號的二十五人中，大多數為受傳統教育之知識分子，并且多為科甲出身。純為商人者，僅有鄭觀應、鄢廷輝2人。商人群體思想意識上的局限性，最終限制了商人們在經濟轉折時期的創業意識。因此，中國“近代商人精神”——世界市場觀念、競爭精神、贏利與投資意識、科學管理觀念、公平觀念等等，只能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進入而移植進來，并伴隨著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對峙、抗爭和滲透融合而逐漸發展。這一點，從最能反映明清商人意識形態的商書中已窺見端倪。

作者：張海英，復旦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歷史學博士 工作單位：上海市 復旦大學歷史系，郵政編碼：200433； E—mail: haiying6563@sohu.com ③

②

① ①②王爾敏《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第200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8月 王爾敏前引書，第221頁。③馬敏前引書，第23頁。

第二篇：明清地域商人與江南城市文化

明清地域商人與江南城市文化

（內容提要）

[南京大學] 范 金 民

社會各個階層共同譜寫了燦爛的江南城市文化，構筑了江南城市文化的宏偉大廈，也為江南城市文化的建設作出了相應的貢獻。本文從商人活動的角度，考察明清時期客籍地域商人在江南城市的文化活動，探討其與江南城市文化的關系，希望有助于豐富和深化明清江南社會經濟和城市文化的研究。

一、經營文化商品

明清時期的江南，蘇州、南京、杭州、常熟、無錫、湖州等地是著名的刻書印書中心，刻印書籍數量之多，類別之眾，?？敝盀槿珖N楚。而南京、蘇州等刻書中心汗牛充棟的書籍，不少就是由外地商人刻印的。商人自己編寫商業書，絕不僅是簡單的文獻流布之事，而更是有意識的商業文化經營活動。上述刻書中心耗用的不計其數的紙張，以及江南市場上的部分書籍，更是由江西商人、福建商人、安徽商人和浙南商人等地域商人直接販運到江南的。

外地商人特別是徽商喜歡憑借雄厚的財力收購積蓄書畫冊籍。以往論者多將商人的這種行為認定為附庸風雅，裝裝門面。這未免小看了商人特有的眼力，低估了商人的商品意識和經營能力。商人購買書畫文物，自有假充風雅者，但保值增值，作為文化投資者恐不乏其人。經營書畫文物，具眼力者，利潤極為豐厚。徽商之法眼看來不能以等閑視之。

明后期起，各地域商人兔馳鳥鶩，十分活躍，書畫市場也極為紅火。藝術品價格飚升，推原其故，由吳人濫觴而徽人導引?；杖藢б?，看好的是賞鑒之風興起后的潛在市場。賞鑒工藝品，本是雅事，江南縉紳群相效仿，附弄風雅，新安大估看準市場，開辟投資新途徑，在收購販賣工藝品過程中，與生產者特別是鼓吹者江南縉紳一起，哄抬價格，多方炒作，操縱控制著藝術品市場。江南工藝品市場的形成，工藝品行情的不斷看漲，江南縉紳與新安大賈都是有力的推動者。在工藝品行市中，最為活躍的是徽州商人，獲利最豐的可能也正是徽州商人。

二、推進戲曲文化

明清時期的江南是極為著名的戲曲中心。先是海鹽腔、昆山腔、弋陽腔三曲流行，后是昆曲一枝獨秀，清中期后各種地方戲更爭奇斗艷，各地的戲曲班子在江南十分活躍。嘉靖年間南京兩大戲班的前后兩次競爭性演出，都是由徽商策劃和贊助的。毫無疑問，商人的策劃和贊助是戲班提高著名度的重要條件，也促使著演員不斷提高表演水平。清代，商人資請戲班演出更為常事。商人在著名戲班的組成、存在中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至于江南各地迎神賽會活動時商人出資演戲更為活躍在江南城鄉的大小戲班提供了謀生和發展的機會。江南戲曲班子還應商人之聘到外地演出。昆曲自明后期改革一新后，流行全國各地，形成南昆、北昆兩大支派，而又出現“四方歌者必宗吳門”的局面，這與各地商人的種種活動大有關系?？梢姡侠デ谌珖鞯匮莩?，商人是出了大力的。

據說蘇州的戲園，也是因為商家會館利用來宴客才產生的。清代蘇州戲曲演出由搖擺晃蕩的水上卷梢船轉移到岸上固定宏敞的戲園，正是因了商人的需要。戲園平常演戲的出資者是商人。金、閶一帶是蘇州最為繁華的商業區，各地商人云集在那里，戲館也集中在那里，清楚地表明戲館是因商人的需要開設的，利用者也主要是商人，戲館因為商人的需要而產生，而增加，而興盛。江南戲曲表演，明末清初限于家班，清前期演變擴充為戲館戲園，商人是這一轉移過程的重要推動力量。

商人不但聘請、資助劇團演出，而且各地商人大多在會館內筑有戲臺，上演各種地方戲。外地商人在會館中演家鄉戲，江南市人千百聚觀，撇開對于江南市民的生活文化影響，單是各地戲劇文化對江南戲曲的沖擊影響就值得探究。

自昆曲流行到清乾隆中期，整整二百年間，江南文化市場上的上演戲曲，幾乎清一色是昆曲，而且影響及于全國。清中期起，原來廣泛流行演唱于華北、華中、江淮大地的秦腔、弋陽腔、梆子腔、羅羅腔、二簧調、弦索這些稱為亂彈的花部，搶占了傳統昆曲戲的江南市場。外地戲曲能夠在交流范圍并不廣的吳語區內站穩腳跟，并日益興盛，與傳統的昆曲爭奪演出市場，得力于各地商人的贊助推介?？梢院敛豢鋸埖卣f，江南城市戲班林立，各種劇本精彩紛陳，各地戲曲交流匯演，爭奇斗艷，戲曲文化光彩奪目，正是由外地商人在會館內外大力贊助持久演出推動的。

三、營造地域文化

明清時期，各地商人在江南紛紛建立會館，前代所無。這些會館，結構考究，形式精美，本身就是有形的文化，也從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各不相同的地域建筑文化。有清一代江南各地外地商人建筑的大大小小220余所會館，鑲嵌在江南建筑群中，極為醒目，又融為一體。清代江南的建筑文化，已受到了全國各地的影響，又吸收包容了林林總總的各地建筑特色，徽派造形、浙東風格、閩粵式樣，在江南城市中都有所展示。

各地商幫在江南的會館，也充分利用了江南的自然條件，吸取了江南人的選址構筑理念。清代江南建筑，較之明代，園林化的趨勢更為突出。各地商人的會館，本身就是一處處景致宜人、造型獨特、可資游覽的園林佳構。會館這些佳構勝境，使得江南的園林更加精巧別致，令人流連忘返，江南園林的數量更加繁夥，指不勝屈，也使得江南園林文化更加大放異彩，意蘊無窮。商人會館在江南園林史中應當占有一席之地。

各地地域商幫的會館，大多座落在江南城市的繁華市肆區，其分布空間就富有特色。江南城市的這些外地商人會館，地處繁華市口或交通要道，在便利各地商人活動的同時，烘托出了江南城市濃重喧鬧的商業文化氣息。

明清地域商幫的神靈崇拜經歷了由單一神到眾神兼祀的發展演變，關圣天妃，財神土神，鄉賢名宦，釋祖先達，都作為了崇祀對象，反映出各地域商幫的多方面企求。各地商幫崇祀的主神和附神各種神靈，本身就是地域文化的體現，代表了各地的民俗文化，也使得江南地方神形象更為眾多，或對某些神靈的崇拜更為普遍。各地的地方神，形象不同，寓意不一，但在江南社會都有不同程度的展示，江南的神祗崇拜，兼容并蓄，全國各地的地方神均有相應的位置，商人的活動無疑是重要因素。

各地商幫在江南還直接從事各種民俗活動，弘揚民俗文化。在南京，每年正月有舉辦燈會的習俗，徽商特別是徽州木商承辦的燈會最有氣派。江南內容豐富的民俗文化有不少就是有賴各地商幫的活動得以傳承發揚的。

江南各地，凡節令時序，神靈誕辰，民間慶典，迎神賽會不斷，成為大眾文化的重要內容。迎神賽會之風到清中期尤盛。江南迎神賽會演戲活動之所以如此興盛，與商賈叢集，資

金易措大有關系。迎神賽會，本是社區居民春秋祈報的禱神禳災活動，商人熱衷于此，又最盛于商品經濟發達之區，就使得功利色彩更為濃厚。商人是迎神賽會的積極策劃者和大力支持者。商人迎合了江南迎神賽會的大眾習俗，日甚一日的迎神賽會又為商人創造出日益眾多的商業機會和可觀的商業利潤。誠然，迎神賽會由于商人的參與，次數更頻，形式更多，聲勢規模更為宏大，內容更加豐富多彩，對于地域社會和民眾日常生活影響也更為深遠。商人以儒家的仁義為標榜，企圖樹立良賈義賈的形象，因此凡是地方廟宇寺觀等宗教文化設施，每多外地商人的身影，不少寺觀的建造、修葺乃至香火維持，就是由商人出資或贊助的。江南的地方慈善公益設施，很多是由外地商人捐款或贊助而建立的。這些慈善公益設施的維持也要靠商人的資助。

各地地域商人建造會館、祀神祈福、推動迎神賽會、襄助地方公益善舉等種種營造地域文化的活動，既使得江南城市的地域文化更加豐富多彩，江南城市的文化內涵更加意韻深刻，也使得各地的地域文化在互相交融互相砥礪中不斷增強著再生機制，在江南城市中流布繁榮。地域商人的活動，是地域文化得以傳承發展的一個重要途經。

四、交結文化名士

繁華的明清江南城市，是當時極為重要的文化中心，更是江南文士活動的重要場所。在這些文化中心，商人與江南名士，各展其長各有所好。文士是輿論的重要制造者和傳播媒介，毀譽之間，較一般民眾具有更大的影響力。商人因其地位，風雅之外，也多攀附，有些商人本身雅有儒風，具有一定的文化素養，更易與文士詩文酬唱；文人因商人多金，利之所在，故趨之若鶩。

商人遍交四方大夫、江南名士，動機復雜。附弄風雅者自不待言，一旦得貴人名士片言只語，珍若拱璧，以抬身價。不少人則企圖借名士這些人望之口廣播輿論，博取美好聲譽，造成良賈廉賈義賈形象。最為普遍的也許旨在培養子弟。商人與大夫名士詩酒往還，也有的是為了獲得奧援靠山，無論競爭商務還是涉訟公庭，都能獲勝?；丈萄庞腥屣L者多，培養子弟科舉入仕最為成功，與人訴訟常操勝券，與其擅長交結當道結納廣大名士不無關系。與大夫名士的關系客觀上也影響到商幫的實力。

文士因商人多金，利之所在，視商人為衣食父母、居停主人、贊助對象。士人主動交好商人的現象極為普遍。在商人看來，商人憑才智經營謀利，文士憑文化文字謀生，其途雖異，其旨相同。商人出資，從文人處獲得應景詩作、諛墓文字，夸耀閭里，見重同行；文人以應酬篇什，涂鴉畫作，或以為結納資本，或直接收取潤筆費，賣得越多，名聲越大，價格越高，收入越豐。文人交好商人，有著具體實在的利益。各地商人在江南長袖善舞，江南城市集中了大批知識精英，浸淫于金錢世界，以貨利為急的江南名流，很容易形成對商人較為客觀的看法，視與商人往來為平常事，從而與商人頻繁往來，收取潤筆，置酒高會，文思泉涌而錢財日進。

觥籌交錯，攬勝賞景之外，撰寫壽文志銘，成為另一非常普遍的文士與商人往來的重要內容，甚者更直接作商人的槍手。江南文士與各地商人的熱絡關系，完全是出自雙方的自覺自愿。在為商人作文作為重要的經濟來源的動機下，江南文史大家或達官名流如歸有光、唐順之、王世貞世懋兄弟、徐階、茅坤、焦竑、馮夢禎、董其昌、申時行、陳子龍、陳繼儒、李日華、張溥、張采、顧炎武、歸莊、錢謙益、、吳偉業、汪琬、徐乾學、錢大昕等，或為徽商，或為寧波商，或為福建商人及其家屬等撰寫過充斥褒美之辭的壽文、墓表墓志、傳贊類文字。金錢驅使著這些聲名顯赫的高人大家保持著與商賈水乳交融的關系。商人與文士，原是相互攀結、相互利用、各有所需、各得其所的關系。

第三篇：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

二輪復習綜合專題三

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歷史進步

【專題考察角度：】

考題分布：16年一卷40題明清到晚晴時期人口問題及認識

16年二卷40題近代中國及西方人口遷移及認識 14年二卷東北移民特點及作用

16年三卷明清時期與近工業革命社會救濟比較 15年二卷41題新中國成立以來節假日變遷 13年一卷40題中國古代與近代海洋利用 12年工業革命城市化帶來交通信號燈變遷

【考向分析與知識定位】

一、歷史變遷與人口問題，關注經濟發展中“人”的因素。

1、中國古代農耕經濟發展、經濟重心南移與人口遷移，租佃關系與明清時期人地矛盾。

2、人口遷移和人口增減的原因、內容與影響。原因：

內容：

影響：

二、從社會史觀角度，看待社會救濟、節假日、交通變遷等，以歷史的眼光關注社會現實問題。

1、古今中外經濟發展歷程、近代社會生活衣食住行變遷。

2、社會生活變化的原因、領域和影響 原因：

領域：

影響：

【典型訓練】：

1、閱讀材料，回答問題

材料一 明代自宣德以后，我國大部分省區發生過規模巨大的流民浪潮。這些流民的出現，其根本原因是皇族、勛戚、官僚地主通過賜田、投獻、圈占等手段，侵占小農土地；苛重的賦役，使農民不堪重負而逃亡。其直接誘因是全國范圍內大部分地區不時出現嚴重的自然災害，迫使無數失去土地的農民扶老攜幼、背井離鄉，匯集成一股洪流，對當時社會產生重大影響。在此基礎上，社會力量發生了新的洪流影響。在此基礎上，社會力量發生了新的分化，傳統的四民之說已經無法規范社會大發展下社會各階層力量的新變化。正是在這種前提下，明人姚旅才重新提出了“二十四民”之說。所謂“二十四民”，就是在士、農、工、商、兵、僧之外，新添了“十八民”，有道士、醫者、卜者、星命、相面、相地、小唱、優人等。這新增的“十八民”，全都是“不稼不穡”之民。“四民”或“六民”向“二十四民”的轉化，顯然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明代社會大流動的一種格局。

——摘編自陳寶良《明代社會流動性初探》

材料二 英國在 16—18 世紀是一個社會流動尤其顯著的社會。英國社會各個階層在社會 流動中表現出不同的特征：貴族的開放式單向度的；中間階層向全社會成員開放，成為一 個生機勃勃的社會階層；社會下層逐漸向無產階級過度，沒新社會準備了一個重要的部件。這種頻繁社會流動的一個主要表現是貴族構成發生變化。伊麗莎白統治時期，一共任命 了 18 人，雖然貴族的總數基本不變，但是貴族的構成卻發生了變化。伊麗莎白任命的 18 名貴族中，只有兩人出生于老貴族家庭，絕大部分貴族都是新貴族。他們有非貴族階層躋 身貴族階層，甚至一躍而成貴族。——摘編自劉貴華《近代早期英國的大學教育與社會流動》

（1）根據材料一并結合所學知識，概括明代人口流動的主要特點及引起人口流動的原因。（15 分）

（2）依據材料二和所學知識，概括近代英國人口流動的原因。根據材料一、二并結合所 學知識，概括人口流動對中英兩國產生的共同影響。（10 分）

2．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制度直接影響到民生和社會穩定，也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閱讀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在社會濟貧問題上，宋代貫徹“由胎養到祭祀”主要是指慈幼。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修胎養令，規定凡下戶懷妊而不能自存者，以粟頒賜之。寶祐四年(1257年)，令“天下諸州建慈幼局”。事實上，除慈幼局外，養老之居養院亦肩負育幼任務，且養至十五歲并免費入學。關于貧民之收養，設有專門機構，唐代有悲田院，宋因其舊于京師置東西福田院，以稟老疾孤窮丐者……至于漏澤園，是由政府提供公地，“埋葬無主死人……每年三元春冬醮記”。南渡后仍維持此制。這種由“胎養到祭祀”的福利，雖比當代福利國家所提供的涵益較廣，但卻主要是選擇性，局限于貧而無告者之特殊對象。不過，在兩宋，社會互助觀念業已產生。社會互助始于宗族，這是以范仲淹的義莊為濫觴。這些義莊義田，是利用其田租以贍族人。南宋時，這種互助由宗族擴及鄉黨，這可從朱熹所提倡的社倉看出。

——侯家駒《中國經濟史》

材料二

16世紀以前，英國救濟窮人問題多通過基督教會、個人慈善捐款等方式解決，國家并未將其視為自己的責任。英國圈地運動開始后，偷盜者、乞討者日益增多，社會的不安定因素增加。為穩定社會秩序，1601年都鐸王朝頒布了《伊麗莎白濟貧法》，救濟辦法因類而異：(1)強壯有力而不愿工作的不能得到任何救濟，他們要接受強制勞動；(2)老弱殘疾而不能工作的貧民可以得到救濟；(3)不幸而找不到工作的規定濟貧官有幫助其找到工作的義務。

——摘編自陳曉律《英國福利制度的由來與發展》

材料三

英國稅收與福利對家庭收入的影響(1983—1984)

二戰后，英國經濟與社會矛盾都演變到及其嚴重地步。工黨政府采取“福利國家”政策，這對于消除社會公平、保障居民基本生存條件、促進社會民生公正方面，確實發揮了重要影響和作用；同時社會改革，可謂順乎歷史潮流的明智選擇，它也產生了緩和社會矛盾、促進政治安定、鞏固資產階級政治制度的重要影響和作用。另一方面，隨著社會發展，“福利國家”越來越成為英國政府的沉重負擔，它與經濟發展的效率發生了矛盾，又產生了新的社會問題，如人才外流，人口老齡化，中產階級日漸削弱。這個問題發展為“英國病”的新病因。

——摘編自吳于廑齊世榮主編《世界史》現代編

(1)根據材料一、二，指出宋代濟貧政策和英國福利制度的共同目的，并概括其實施過程中體現的相同特點。

(2)根據材料二、三和所學知識，指出英國福利制度的影響與宋代有何不同，并分析其原因。

(3)綜合以上材料，談談你對社會保障或社會福利制度的認識。

1、（1）特點：社會分化明顯，多階層出現；行業特征突出;主要從農業流向商業、手工業等部門；雙向流動。（答出3點給6分，答出4點給7分）原因：明代商品經濟發展（商業的發展）；政府的控制放松（人身依附關系松弛）；賦役沉重；土地兼并加劇；科舉制度的推動；自然災害頻繁等。（答出其中4點即可，8分）

（2）原因：近代早期民族國家興起，孕育了大量職業官僚人員；資本主義萌芽發展，新 航路開辟，產生大量富有的商人、新貴族；以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為形式的文化運動，培 養了大批適應社會發展的知識分子。（6 分）共同影響：促進新的經濟因素（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英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推動具 有民主色彩的思想產生。（4 分）

2、(1)共同目的：救濟弱勢群體；維護社會穩定；鞏固政治統治。

相同特點：政府制定相關法令、制度予以保障；國家救濟和社會互助相結合；因救濟對象不同而采取不同救濟措施。

(2)不同影響：在保障社會穩定、推動社會進步上效果更為顯著；導致政府財政負擔過重，制約了經濟發展；導致了新的社會問題的產生；增強了人們的社會保障意識和福利觀念。

原因：“二戰”后英國的社會矛盾尖銳；執政黨為了取悅于民眾；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實力雄厚；人們對政府職能認識的深入增強了維權意識。(3)認識：福利水平要與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福利制度既要照顧眼前利益，又要著眼長遠發展；福利制度要適時改革，兼顧效率與公平；福利的形式可以通過多種途徑來實現。

第四篇：教育與社會變遷

第四章：社會變遷與教育??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刻之停息。這是我國哲學家和教育家對社會變遷的感慨。不僅如此，我國哲學家莊周也曾說過：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如此，社會總是在不斷的變遷之中，那么作為人的一種生存方式的教育應如何才能與社會的變遷相適應呢？教育與社會的變遷又有什么關系呢？學完這一章您將得到答案！?當下我國社會所正在經歷的變遷屬于社會分化而非社會革命類型，其變遷的結果是：在人口結構這方面，最明顯的特征就是農民這一階層的分化，出現了目前非常龐大而又備受各界關注的社會群體農民工。農民工指擁有農業戶口、被人雇用去從事非農活動的農村人口。????

一、社會變遷概述??社會變遷是社會的發展、進步、停滯、倒退等一切現象和過程的總和。社會變遷既包含社會的進步和退步，又包括社會的整合和解體。社會變遷的內容涉及社會生產、生活的所有領域，主要包括自然環境變遷、人口變遷、經濟變遷、社會制度和結構變遷、社會價值觀的變遷、生活方式的變遷、文化變遷、科技變遷等。社會變遷的表現形式也是多樣的，主要有社會整體和局部的變遷、社會的漸變與突變、社會的進步與退步等。?

二、教育與社會變遷的關系?一?教育是社會變遷的結果???社會變遷?尤其是劇烈的社會革命?會對教育產生巨大影響。學校教育的產生、教育制度的變革、教育目標和教育觀念的變化、教育功能的變革等幾乎都是社會變遷的結果??二?教育是社會變遷的動因???教育是社會變遷的動因．主要體現在教育培養入、傳遞新的意識形態、進而推動科技發展、經濟振興、文化繁榮與政治革新等方面。??三?教育是社會變遷的條件???教育既可能成為一種社會變遷的動因，也可能成為另一種社會變遷的條件。教育具有雙重功能：教育的顯性功能?即預期達成的目標?往往是在教育引起社會變遷的意義上加以設計的；教育的隱性功能?即在未被預計的情況下，在完成顯性功能的過程中附帶產生的功能?正是導致其他社會變遷的條件??

三、教育與現代化?現代化?社會現代化是世界各國社會變遷的共同趨向。關于社會現代化的研究從??世紀??年代開始。托夫勒從?技術至上?角度論對社會現代化做了系統論述。關于現代化的研究，有的從社會組識與政治結構的演變研究現代化，有的從文化變革研究現代化。（從??世紀（一說是??世紀）開始世界現代化的進程。）?現代化有兩種類型：??原發型的現代化?（內源性現代化）和?趕超型的現代化?（外源性現代化）。?原發型的現代化?是一個自發的、逐步成熟的自然過程；?趕超型的現代化?是在國家領導下自上而下的、自覺定向的進程。??中國于????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第一次明確提出要實現四個現代化的任務，????年把這一任務列入黨的八大所通過的黨章中。????年??月，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目標的?兩步走?設想。?

????????????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把四個現代化量化為，到二十世紀末，爭取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人均????美元。鄧小平把這個目標稱為?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即?小康之家?

三、教育與現代化??現代化?不同于?現代?，也不同于?工業化?。???現代化??是現代社會演進的一種歷史形態，是個文明的概念，它是指一種以現代科學為標志、以工業化為基礎，并包括一切與此基礎相適應的上層建筑的現代文明。?現代化是一種特殊的社會變遷，是一種自覺、有目的、有計劃地實施的一種社會變遷過程。??現代化?的概念由兩部分內容構成：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前者屬于?物?的范疇，在世界各國是趨同的；后者表示各民族按自己的文化傳統、意識形態來設計，屬于上層建筑的范疇。?現代化與教育的關系體現在現代化的兩個主要組成部分與教育的活動關系上，即以科技發展為主要標志的?物?的現代化與教育的關系，以及人的觀念變革與教育的關系。???

三、教育與現代化?人的現代化是現代化的關鍵?現代人的特征（英格爾斯?）：樂于接受新事物與新思想；愿意以新的行動方式去生活與創造；思路廣闊、頭腦開放、尊重并愿意考慮各方面的意見；注意現時與未來、守時惜時；強烈的個人效能感，堅信能克服來自社會與自然的一切困難；個人發展的計劃性；尊重知識、尊重科學；普遍的信任感；信奉并愿意遵循、公平待人?原則；重視新式教育；尊重權威，但不盲從；公民意識強，熱心社會活動。?

三、教育與現代化?教育是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途徑?教育是促進社會現代化的一條切實有效的途徑。?世紀末期，人類社會進入知識經濟社會。所謂?知識經濟?，是指?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的簡稱。?知識經濟是一種以高新技術產業為主要產業支柱，以智力資源為首要依據的可持續發展的新型經濟。?知識經濟的特點表現在：知識經濟是促進人與自然協調、持續發展的經濟；知識經濟是以無形資產投入為主的經濟，知識、智力等無形資產的投入起決定作用；知識經濟是世界經濟一體化條件下的經濟，世界大市場是知識經濟持續增長的主要因素之一；知識經濟是以知識決策為導向的經濟，科學決策的宏觀調控作用在知識經濟中有日漸增強的趨勢。?????

三、教育與現代化?教育是實現人的現代化的重要途徑。?人的現代化在整個社會中處于核心地位，是社會現代化成敗關鍵。??科學技術革命的發生離不開人的參與，而人的培養又離不開教育的參與。有目的、有計劃地培養人，在分工合作為聯系紐帶的現代社會中，是學校教育的特定社會職能。?

三、教育與現代化?現代化要求教育要實現自身的現代化?國際組織對教育現代化的定量指標包括：??歲以上人口的識字率、平均預期受教育年限、中等教育的毛人學率、高等教育的毛人學率、每萬人口在校大學生人數、公共教育經費占???的比例、人均公共教育經費等。?教育在實現自身現代化過程中都存在哪些沖突？如何解決？?現代教育觀取代傳統教育觀，確立終身學習觀念?。??教學內容現代化、課程設置合理化。??教學過程集約化、教學手段科學化。?改變傳統的教育體制和管理體制，提倡多種類型、多種教育形式并舉。??自然環境變遷

社會變遷的過程總是在一定的自然環境中進行，自然環境為社會的生存和發展提供自然資源和物質條件。自然環境依其自身規律演變,影響社會的變遷,人類作用于自然環境引起自然環境的變化，也會影響社會的變遷。人口的變遷

人口變遷主要指人口數量、質量、構成及人口流動和分布的變化。一定的人口是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本前提，人是社會生活和社會活動的主體。人口的變化給整個社會的變化以極大的影響。經濟變遷

它包括生產力的變化、生產關系的變化、生產量的增長和生產質的提高。社會經濟的變化與發展是社會變遷的主要內容之一，給整個社會變遷以決定性的影響。社會結構變遷

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社會功能性結構的變化，表現為人們為了滿足生存和發展的需要，各種經濟、政治、組織、制度等結構要素的分化和組合；二是社會成員地位結構的變化，表現為社會成員由于其經濟地位、職業、教育水平、權力、社會聲望等的不同和變化，所造成的社會階級和階層關系的變化。價值觀念變遷

社會價值觀念的變遷主要是通過人們的行為規范和思想體系表現出來。人們的社會活動都是程度不同地在價值觀念指導下發生的，社會價值觀念的變化往往成為整個社會變遷的先聲?？茖W技術變遷

科學技術作為社會結構體系中獨立存在的知識系統，對于現代社會的變遷有著越來越大的影響?？茖W技術發明創造的變化和研究規模、組織形式的變化，一方面直接影響到社會經濟、政治、觀念和生活方式的變化，另一方面促使現代社會變遷日益加速。文化變遷

這是分析社會變遷內容的一種綜合角度，主要是指文化內容或結構的變化，包括因文化的積累、傳遞、傳播、融合與沖突而引起的新文化的增長和舊文化的改變。?

第五篇：商人與政治

商人與政治

1911年4月，同盟會在廣州傾全力籌劃的起義，以近百人的犧牲宣告失敗，孫中山等革命派領導一時心灰。沒想到半年后，10月10日武昌槍響，200多年的大清王朝轟然坍塌。

這半年間，究竟發生了什么，導致這種“戲劇性”的變化？

最重要、最根本性的原因是紳商對清王朝與革命黨的態度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他們的態度決定了清王朝是存是亡，革命是成是敗。發動辛亥革命的是革命黨，但決定革命能否成功的卻是紳商。

鴉片戰爭后，中國社會開始轉型。在這個過程中，紳商由不關心政治到不得不關心政治；從支持清王朝改革、立憲，反對革命，到最后背棄清王朝，支持激進的革命。這個階層的“心路歷程”，引人深思。

“富商大賈視官宦如帝天”

“抑商”是中國傳統。鴉片戰爭使中國面臨現代性挑戰。創辦大機器生產的現代企業是現代化的主要內容，然而，現代企業在清末的發展卻困難重重，致使中國的現代化轉型也步履蹣跚。

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和國內農民戰爭的沖擊，使統治階級內部的少數開明派開始認識到洋槍洋炮的厲害，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中取得一定權力的漢族地方官員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成為“洋務運動”的主要動力，這些封疆大吏在自己的“勢力范圍”內開始興辦現代企業，即以大機器生產新式武器的軍工廠。

興辦生產新式武器的現代軍工企業對鎮壓農民起義、反對外患至為重要，可以說關乎清王朝的生死存亡，但遇到的阻力之大超乎想象。對中國要不要引進大機器生產，一些“理論家”們堅決反對。他們提出只要“讀孔孟之書，學堯舜之道”便可“明體達用”，“何必令其習為機巧，專明制造輪船、洋槍之理乎？”他們根據《論語》，認為“民勞則善心生”，把科學技術說成是使人懶墮狡詐、貪財噬利、人心變壞、破壞儒家倫理道德的“奇技淫巧”。只有儒學綱常是“立國之本”，引進科技自然便是破壞“國本”。

在經濟政策上，頑固派以《論語》為據，堅決反對此時出現的“重商富民”思想，并論說機器生產是“末富”，傳統勞作才是“本富”；現代工商業是“末富”，傳統農業耕織才是“本富”；所以排斥、拒絕機器生產和工商業就是“固本”，西方重商富民則是舍本逐末。

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這樣的權勢之強辦新式企業阻力尚且如此巨大，無權無勢的平民、商人在這種環境中就更不可能興辦現代企業。如19世紀70年代初曾有華僑商人在廣東南海設立以蒸汽為動力的繅絲廠，結果卻被官方以“沿海各省制辦機器，均系由官設局，奏明辦理，平民不得私擅購置”為由，將其拆除。

話又說回來，曾、左、李是官員，辦的是“官企”，“所有權”屬于官家，朝廷可以有否決的權利。但是，民辦企業所有權不屬于官家，按說他們是用傳統方式生產還是用現代機器生產應是他們的自由。然而官家卻就是有權禁止其用新式機器，甚至將違令者查封。這說明，商人其實只有有限“產權”，禁與否，權力全在官方。因此，沿海某些地區想經辦現代企業的商人，只能給洋人當買辦。久而久之，這些商人積攢了大量財富，因為不能自立門戶，只能“掛靠”在洋商名下，如美國旗昌洋行其實一大半都是華商股本。

政府本就禁止商人興辦新式企業，再加上反對新式機器生產的保守力量十分強大，所以中國商人根本不可能興辦新式工商企業。為解決此問題，李鴻章想出了“官督商辦”的方法。即“由官總其大綱，查其利病，而聽該商董等自立條議，悅服眾商。冀為中土開此風氣，漸收利權”。簡單說，就是從法律上說是“官辦”企業，但股本與實際經營，主要靠商人。這種由商人出資認股、政府委派官員經營管理的模式當時對新式民用企業的建立、民間工商資本的發展都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此后開辦了開平礦務局、電報局、上海紡織織布局等一系列大型企業。由于有政府的保護、支持并取得相當壟斷權，官督商辦企業獲利豐厚，并在一些方面開始與外資競爭。洋務運動從“軍工”轉向“民用”、從“求強”深化為“求富”、由“官辦”轉向“官督商辦”，意義非同尋常。

“官督商辦”主要是靠頗為現代的發行股票募集商股方式興辦，剛開始商人大都對此持觀望態度，但隨著幾個企業的成功經營，商人對“官督商辦”企業的信心大增，許多買辦紛紛從洋行撤資，入股利潤更加豐厚的中國“官督商辦”企業。以官督商辦的方式經營現代企業，促使中國第一批資本主義民用企業后來脫穎而出，中國最早的資本家也是由這些投資者轉化而來。

然而，如何對待“商”，清政府內部一直有兩種截然對立的觀點。曾任駐英公使的郭嵩燾在1875年上了一道奏折，強調西方富強之本在于政府保護工商，“惟其以保護商賈為心”，所以有養兵的財力。中國應“先欲通商賈之氣，以立循用西法之基”。這種觀點，遭到保守力量的強烈批判。批判者認為如果發展工商，人民財富過多，就會破壞中國“政令統于一尊，財富歸諸一人，尊卑貴賤體制殊嚴”的傳統社會結構，所以朝廷必須“閉言利之門”、“不尚理財之說”，中國必須繼續實行傳統的重農抑商、重官抑商政策：“中國制治必須朝廷操利權”，如此才能“使富商大賈視官宦如帝天，偶一盼睞便以為至榮極寵，斯匍匐以獻其財力而惟恐不納矣”。這是千百年來中國官對商的基本態度和原則。

“官”給了官督商辦企業種種好處，但這些企業需要受“官”很多管轄。許多人具有“官”、“商”雙重身份。早期，這些企業多以“商”為主，“商”大于“官”，所以發展很快。隨著這些企業帶來豐厚的利潤，“官”見有大利可圖，于是加強了對企業的“管理”或曰干預，將其視同“官產”。官場的任人唯親、貪污腐敗開始在這些企業迅速蔓延，安排的許多“總”“皆不在其事，但掛名分肥而已”。而且，清政府從上到下都將這些官督商辦企業視為己產，予取予奪，經常無償征索。

最大的問題是“所有制”問題，即“產權不明”，這些企業究竟是官府所有，還是商人所有？官方認為本就是官辦企業，當然歸官所有。商人認為雖然名為官辦，但主要是商人投資、經營發展起來，當然歸商所有。一開始官商矛盾就不斷，而后爭斗越來越激烈，結果總是官勝商敗。

生于廣東香山、世居澳門，后到上海為外商當買辦的鄭觀應對中西之間的“落差”感受格外強烈。他在《論中國輪船進止大略》一文中，明確提出發展現代航運業的主張特別針對官辦造船企業存在的弊病，他建議“改官造為商造”。因為企業由商人自辦，“則該事系商人身家性命所關，即無人督責，亦不慮其不造乎精巧”，這才是“操泰西立法之大旨本源”。

在李鴻章的延攬下，鄭觀應逐漸參與洋務運動，對政府與商人的關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有了更深入的思考。1880年，李鴻章正式委派鄭觀應為織布局總辦，此后他在上海電報局、輪船招商局、漢陽鐵廠和商辦粵漢鐵路公司等擔任要職。職位越高、時間越久，涉入官商矛盾越深。他看到這些官商惡斗中，商人權益最終被政府侵吞。1894年，他在新著《盛世危言》中深入地闡述了“重商”的道理，對經濟制度與國家政治制度有密不可分的內在聯系的認識更加深刻，專寫了長長的《議院》一文，詳論議院作用與功能。他對幾個重要西方國家議院的組織結構、上下院的不同作用、議員選舉方法等都作了詳細的介紹。他強調中國也應該設立議院，選舉議員。他認為議院能使“昏暴之君無所施其虐，跋扈之臣無所擅其權，大小官司無所卸其責，草野小民無所積其怨，故斷不至數代而亡，一朝而滅也”。

不是別人，而是商人鄭觀應，代表了那個時期國人對議院、對現代政治認識的最高水平。商人鄭觀應的《盛世危言》直接啟發了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等人，后來對青年毛澤東，也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由于沒有法律對政府權力進行限制和對商人進行保護，越是在王朝末年，官督商辦企業中官對商的壓迫越嚴重。鄭觀應在《商務嘆》中對官商關系作了精辟概括：“電報貶價歸國有，不容商董請公估。輪船局權在直隸，商欲注冊官不許?？傓k商董舉自官，不依商律由商舉。”“名為保商實剝商，官督商辦勢如虎?！彪m然此時僅鄭觀應個人明確表達出了這種感嘆和認識，但如果沒有根本性體制改革，整個商人階層遲早會集體明確地表達出這種感嘆和認識。

“實業之發達，必持有完備之法律”

甲午戰爭中國慘敗于君主立憲的日本，維新失敗，庚子之亂，日本戰敗君主專制的俄國……這十年的風云劇變與個人體驗，使越來越多的人，尤其是商人，開始認識到中國實行憲政的必要性。另一個重要因素是，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失敗后被迫在《馬關條約》中允許日本在通商口岸設立工廠。外國在華投資設廠取得合法地位，清政府也就沒有理由再禁止本國人民投資建廠，不得不放寬了對民間設廠的限制。中國興起了一次民間投資實業的熱潮。據不完全統計，1895年-1900年這5年間，全國新設立的創辦時資金總額在萬元以上的私人企業有127家，資本總額為2027萬銀元，相當于鴉片戰爭后到《馬關條約》簽訂前50年間資本總額的一倍。商人的力量空前壯大，具備了“爭立憲”的客觀力量。

然而，是由下而上經暴力革命實現憲政還是由上而下經有序改革實現憲政，是中國面臨的兩條道路選擇。

當時支持革命者并不多，贊同、支持革命的商人更少。人們大都希望經溫和改革而不是激烈的暴力革命實現立憲。社會中上層的商人，當然更不希望社會動蕩。

中國向來有行會，但現代商會，卻是在西方影響下，遲至1902年才成立上海商業會議公所。1904年，商業會議公所改組為上海商務總會。在上海商會的示范和清政府新政的支持下，各地紛紛成立商會?，F代商會的建立，為商人參與政治提供了一個平臺。

商人希望立憲，使自己的財產權獲得根本保障，認為以前的工商不振，是“困厭于專制政體者久矣”。但同時，他們又反對革命，希望保持社會穩定，生意不受影響?！傲椗伞币陨獭W兩界為主，“商”的力量比“學”大得多，是“立憲派”的基本力量。立憲派的態度、主張，實質就是商人的態度、主張。

由于主張立憲，當清政府在1906年秋宣布“預備立憲”時，得到了各地商會的高度贊揚和熱烈響應?；蛑码娭醒胝皻g欣鼓舞，翹盼實行”，或發表布告，要本地商家張燈結彩，游行慶賀。

清廷緊接著宣布，為了預備立憲，必須先改官制。政治體制根本改革前，先進行行政體制改革。“路線圖”并無大錯，然而，由于朝廷內各種既得利益集團都不愿官制改革中利益受損，結果是爭斗激烈、丑聞不斷。最后，清廷不得不宣布了官制改革中的“五不議”：第一，軍機處之事不議；第二，內務府事不議；第三，八旗事不議；第四，翰林院事不議；第五，太監事不議。在此框架內，朝廷最終裁定中央新官制只有少數舊部被裁并，多數未動，軍機處仍舊保留而不設責任內閣，宗人府、翰林院、欽天監、內務府等滿人所掌管的部門全部保留。打破了以前形式上的“滿漢平衡”，滿族官員的權力更大。

官制改革結果一公布，立憲派對清廷是否真準備立憲大起疑心，甚至直斥其為“偽改革”、“襲皮相而竟遺精神”。參與保皇會之憲政會組建的徐佛蘇當即評論道：“政界之事反動復反動，竭數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來面目。軍機之名亦尚不改動，禮部仍存留并立，可嘆。政界之難望，今可決斷……誠傷心事也。”

為使朝廷“真改革”，立憲派從1907年秋冬開始發動了全國性的國會請愿運動，到1908年夏進入高潮。在立憲派的壓力下，清廷為顯示為立憲真做準備，在1908年7月公布了《各省咨議局章程》、《咨議局議員選舉章程》，并諭令各省限一年之內一律設立咨議局。咨議局為立憲派提供了一個比商會更直接的參政平臺。

張謇是商界代表性人物，本是“末代狀元”，但1894年狀元及第后不肯做官，轉身興辦實業，卓有成效，成為工商界聲動全國的實業家。他是一個成功的實業家，但同時又深深地介入政治，對晚清最后時刻的政局產生了重要影響。

1903年，張謇訪問日本四個月，認識到憲政對工商業和國家強盛的重要性，回國后就開始熱心鼓吹立憲運動。朝廷規定成立咨議局時，張謇主動為江蘇咨議局草擬了章程，并于1909年當選為江蘇省第一屆咨議局議長。江蘇省咨議局成立后，與位高權重的兩江總督屢有矛盾、沖突，張謇

領導咨議局毫不退讓，據理力爭，最后取得勝利。雖然這些勝利的象征意義大于實質意義，但以商人為主體的立憲派竟能公然與地方大員相爭，畢竟反映出商人政治意識的覺醒，而且影響全國，意義深遠。

各省咨議局第一次開會時，張謇發起組織咨議局聯合會。他的提議得到各地的熱烈響應，先后有16省咨議局代表50余人于1909年12月中旬陸續到達上海，開會商量請愿速開國會之事。經過精心籌劃，組成了16省議員共33人的國會赴京請愿代表團。

請愿代表團于1910年1月中旬正式向清廷呈遞速開國會請愿書，要求1911年開國會，但被朝廷拒絕。代表團并不甘心，駐留北京，籌劃第二次請愿。第二次請愿運動比第一次的規模大得多，除各省咨議局代表外，還有各省商會、華僑商會及其他政團代表參加。在向都察院遞交的10份請愿書中，其中商會代表遞交的就有3份。商界幾份請愿書要求不盡相同，言辭亦軟硬不一，有的堅持“在商言商”，有的則有明確的政治性要求，大體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立憲是國民義務，商人在國民中占有相當的比例，參加請愿責無旁貸。

二、中國工商不興的根本原因在于沒有法律，政府不受議院監督，導致“民窮財盡，公私交困”?！皣?、地方之行政經費，彼得以為所欲為，商人不敢過問”，“人民對于國家只有擔任義務之勞，永無安享利權之望”。無國會則國家銀行無信用，實際無國家政策，無法制止政府亂收稅。因此，必須開國會，成立議院。

三、以事實證明如果不開國會，商界的行為“庶幾可告無罪于國人”，是“國家之負我商界，非我商界之敢忘國也”。

四、如果最終不開國會，不僅四萬萬人努力不夠有責，最主要的責任應商人承擔。

從中不難看出，所謂“在商言商”部分，也是要求開國會。在一個經濟、商業被政治緊密束縛、阻礙其發展的體制中，要求發展經濟、繁榮工商，必然要求去其束縛，“言商”不可能不“議政”。對第二次請愿，清廷堅決拒絕，并訓示代表“毋得再行瀆請”。但立憲派并未被朝廷的嚴辭厲聲所嚇倒，反而激起更大憤怒，決定發動第三次請愿。

1910年10月，立憲派發起第三次國會請愿，這一次與前兩次的明顯不同之處是全國18省總督、巡撫、將軍共19人也聯名上奏要求次年開國會。經過御前會議討論，清廷在11月初發布上諭，宣布立即組織內閣，于宣統五年開國會。宣統五年是1913年，比原定1916年提前了三年，但比立憲派和士紳要求的1911年則晚了兩年。

由于清廷宣布立即成立責任內閣，以張謇等為代表的溫和派對此充滿期待。清政府危機眼見已過，但1911年5月8日，清廷卻利令智昏地出臺了一個壟斷權力的“皇族內閣”。這個內閣由13人組成，9名為滿人（其中7名為皇族成員）。這種“組閣”完全違背了皇族成員不能入閣當國務大臣的基本原則，實際向世人宣示清廷所謂“立憲”只是一個幌子，其實根本不愿放棄一丁點權力的真實面目。士紳、商人階層憤怒異常，抱有一線希望者也與其迅速疏遠，最終棄它而去。

就在皇族內閣成立的次日，清政府即副署了舉借外債與實行全國鐵路干線國有政策的詔令。從理論上來說，舉借外債與鐵路干線國有政策未嘗不可。但問題在于，各省商辦鐵路收歸國有關系到本省的利權存廢，屬于省咨議局職權，必須經咨議局決議通過。然而，皇族內閣對所有的建議、勸

告、反對、警告都充耳不聞，一意孤行。此舉不僅違背了立憲原則，而且也損害了人民、尤其是投資最多的紳商的利益。投資鐵路較多者，更是商人中的上層，且多是立憲派上層的活躍人物。

為了維權，湖南、湖北、廣東和四川的立憲派立即領導群眾開展了保路運動。很多立憲派的著名人物，成為保路運動中的領導人，在后來的辛亥革命中又起了重要作用。

從1910年國會請愿運動起到清政府最后拒絕妥協的政策標志“皇族內閣”和“鐵路國有”的出臺，是立憲派迅速走向革命、與革命黨“合流”的最直接原因。清政府倒行逆施，使自己的統治基礎都離它而去。一個沒有基礎的巨大建筑，轟然垮塌只是時間問題了。

豈止“袖手旁觀”

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平地槍響，大清王朝轟然坍塌。武昌首義的成功，就在于得到了以士紳、商人為主體的“立憲派”的支持。10月11日，湖北革命黨人占領了武昌城，由于原先安排好的領導人或傷或逃，一時群龍無首，亟欲找聲望素著的人物充當新政權的領袖。清軍協統黎元洪被革命黨推舉為湖北軍政府都督，而政務、交涉之事，則期望湖北省咨議局議長湯化龍出面負責。湯被任命為民政部長，在籌款、鼓舞士氣、穩定社會秩序、保持地方治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擔任全國性的各省咨議局聯合會主席的湯化龍是具有全國影響的湖北立憲派領袖，他的表態使湖北其他立憲派人士迅即以實際行動支援革命黨，籌款捐款，維持地方。這對革命黨解除后顧之憂，專心抗擊清軍的反撲，使新政權獲得相對穩定的環境，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武昌起義的初步勝利、新政權的漸漸鞏固及湯化龍等人的通電，使不少省份咨議局迅速響應革命，反過來又大大鼓舞了更多省份的民眾和立憲派，推動了更多地方響應武昌起義。

張謇在幾十天中也從開始堅決主張鎮壓武昌起義、力勸清廷馬上立憲，轉變為支持共和。他的轉變典型地表明了商人態度的變化。

武昌起義發生時，張謇正在武漢。他于1911年10月4日到武昌，參加他承租的大維紗廠正式開工儀式，準備以此為基地在華中大大擴展自己的實業。10日晚，他登舟東下，只見長江對岸火光沖天，原來武昌起義已經打響。一直不贊成革命的張謇經安慶到南京，請求江寧將軍鐵良、兩江總督張人駿立即前往武昌鎮壓起義。調動軍隊畢竟要經過朝廷，張謇此議并無結果。反對革命而力主改革是張謇的兩個基點，在建議武力鎮壓革命的同時，他又趕往蘇州，連夜替江蘇巡撫程德全起草《改組內閣宣布立憲疏》，力勸朝廷改革，立即解散“皇族內閣”，馬上立憲。他提出，此時對革命黨人無論是“剿”還是“撫”，都只是治標之策。而“治本之法，不外同民好惡，實行憲政”。

10月下旬，各省紛紛獨立，他認為共和已是無法逆轉的大勢，轉而支持共和。他與伍廷芳等人聯名致電攝政王載灃，勸清王朝和平退位，接受共和?！笆蔷髁椪w斷難相容于此后之中國。為皇上、殿下計，正宜以堯舜自待，為天下得。倘行幡然改悟，共贊共和，以世界文明公恕之道待國民，國民必能以安富尊榮之禮報皇室，不特為安全滿旗而已。否則戰禍蔓延，積毒彌甚，北軍既慘無人理，大位又豈能獨存?！弊詈螅麄儽硎咀约骸安蝗套^，敢為最后之忠告。聲嘶淚竭，他無

可言”。11月上旬，他打電報給奉命進攻湖北民軍的袁世凱，勸告袁要順應時勢趕往北京，以防皇室逃亡，要盡快與南方達成協議，確定共和政體，以穩定時局。11月中下旬，他當選為由咨議局改組的江蘇臨時議會議長，標志承認、參加新政權，同時拒絕接受清廷授以農工商大臣、東南宣慰使的任命，公開叛離大清王朝。12月14日，他終于將作為忠于清朝的最后標志的辮子剪掉，并且在日記上寫道：“此亦一生之大紀念日也?！?/p>

從武昌首義至四川軍政府成立，50天內，共有14個省脫離了清朝的統治。清政府的半壁江山已去，為最后傾覆清廷，民國肇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起義各省，立憲派、紳商都不同程度地協助了反清的“獨立”運動，相當一部分省份是以立憲派為主，甚至某些省份還是由立憲派獨自完成。辛亥革命，立憲派功莫大焉。就社會階層來說，立憲派的主體紳商最有力量，而孫中山以前武裝起義未獲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沒有得到立憲派（紳商）的支持。立憲派革命化，從根本上說是清政府拒不改革、拒不妥協、拒不放棄利益的結果。連張謇這樣與清政府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員都有密切聯系、直到革命槍響后仍力主鎮壓的商人，最后都轉而支持共和，足以說明清政府政策的整體性失敗。

中國傳統，商人謹守“在商言商”的原則，確是“富商大賈視官宦如帝天”。然而在晚清的最后時刻，他們參與政治的熱情卻空前高漲。正是他們的向背，決定了一個王朝的存亡。歷史上，中國商人從未擔當過如此重任。根本原因在于，在中國社會現代性轉型中，傳統商人漸漸轉化成為現代新型商人。新的社會階層的誕生與崛起，必然引起社會結構的改變，自然要求規范既往社會結構的種種制度，包括政治制度。

與傳統商業相比，現代商業對法治的要求更為強烈、更為復雜，其中，對政府權力的規范與限制尤為重要?！皩崢I之發達，必持有完備之法律，以為監督保障。內地各種已舉之實業，旋起旋滅，非法律不備，即用法不善，有以蹙其性命?！边@是商業的基本規則，也是晚清商人的切身感受。所以，他們再不甘心“視官宦如帝天”的地位，他們的認識由淺而深，有此認識的人數由少而多，越來越積極地參加立憲運動。其最終目的，當然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基本權利、是為了商業的根本利益。要言之，在沒有憲政的語境下，商人“在商言商”必然會要求立憲，而商人要求立憲，也就是“在商言商”。

（雷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