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費孝通：我對中國農民生活的認識過程

費孝通：我對中國農民生活的認識過程

（原編者按：本文是趙旭東根據已故的社會學家費孝通教授1999年4月17日的一次演講錄音整理而成，費孝通教授生前曾經對整理稿做過詳盡的校對，從留存下來的費先生用鉛筆親自改過的校對稿中，我們依舊能夠感受到先生對于文字的那份認真負責的態度。此文部分內容曾經在《費孝通文集》第十五卷中有所收錄，但并非完全一樣。這里刊出此錄音稿，一是用來體味費先生一生對于中國農民認識的逐步積累的過程，另一方面也是在于緬懷先生對于中國社會科學的重大貢獻。這也許才是對老先生的一種最好的紀念方式。）

我昨天剛剛從江蘇回到北京，在家鄉跑了一個多月。沒有能很好的準備這一次講話。在車上我想了一下決定就講我自己研究農村的經過。我的話還是以家鄉話為主，有些同志可能不一定聽得懂，不過會錄音記錄下來，整理出來可以再看。

我所講的題目是“我對中國農民生活的認識過程”，這就是要講我自己怎么樣進入到有關中國問題的研究中的，也就是要講我自己的學術自傳。我的話就從1930年進入未名湖畔講起。

我從東吳大學轉學到燕京大學是在1930年秋季，那時候我只有20歲，我是1910年出生的。我那個時候與現在在座的各位差不多年紀。但是一轉眼已經有幾十年了，到今年我已經快90歲了。在這70年的過程里面，我經過了風風雨雨，到了今天與大家來講講我是怎樣度過這70年的，怎樣進入到農村調查的學術領域，我有什么體會。我不講我自己的歷史，而是講我自己思想發展的過程，也可以說是我對于中國農村的認識過程，講到現在我在這方面研究些什么問題。也就是說從以前的小伙子，到今天的老頭子，在這70年的時間中，我的思想是怎么變動的。但這個題目還是很廣，一個半小時的時間內恐怕講不完，我就能限定在一個方面來講。

第一個問題是講我為什么要挑這么一個農村和農民問題來研究，也就是我挑定研究對象的問題。一個人的思想活動，往往都是由時代決定的。我是辛亥革命前一年出生的，因而我還算是清朝的遺民，曾屬于清朝的人，我的哥哥就拖過辮子。我是從一個封建王朝，經歷了五十年才進入現在的人民中國。

我在1930年20歲，才到未名湖畔來學習的。這年秋季我從蘇州東吳大學的“醫預科”轉入燕京大學的，我進大學時是想學點知識，幫助人解決痛苦。到了1930年，有一點歷史知識的人都知道，那一年在中國的歷史上是一個大轉彎的年代，剛經過國民黨的北伐軍跟北方的軍閥打仗的時期，即所謂軍閥混戰時期。在那個革命的時代里，我進入了大學。碰到了一個革命時期的開始，很多同我一樣年紀的人，不少給殺掉了。我當時的很多同學現在都碰不到了。前些日子我還想找過去的老同學，都是90歲上下的人，找他們談一談，談談我們當時青年人的思想，因為只有我們還記得，你們現在是不會碰到這樣一個局面了，所以也不容易理解當時我們這些青年人的經歷。

當時對于青年人來說，“亡國”是一個很具體的可能，那個時候要“救亡”，“亡國奴”做不得！你們不會知道，也不容易理會。那個時候的青年人的心里很清楚，就是不能當“亡國奴”，那怎么能不當亡國奴呢？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想法，我那時是在東吳大學，這是個教會學校。我在東吳大學上了兩年學，進了醫預科，主要學的是生物學，目的是要治病救人，后來經過了當時的大革命，事情變得很清楚了，中國的問題不是一兩個人生病的問題，而是中國人會不會亡國的問題。這個問題從1930年代開始已經很清楚了。我恰是在這個時候來到未名湖畔的燕園，帶著這個心情想要了解中國，進而來救中國，目的是不要亡國。這種心情當然不是你們現在的心情，而是我們當時的心情。要不亡國，我們自己能夠做點什么事情？我是個知識分子，也是一個知識分子家庭里面出來的人，特別是經過“五四”運動，相信科學救國。我們希望的是從了解中國的問題上面，能夠找到一條出路來。這是當時時代賦予我們青年人的一種向往。這一切的思想活動都是和一定的歷史時代聯系在一起的，現在的時代與那個時代相差就很遠了。我們當時最大的問題，就是不要亡國。因為在我們叫做帝國主義的時代，列強從四面八方守著我們，用各種不平等條約加在了我們的頭上，那是一種國恥時代！當時青年人感情很激動，民族意識也很強。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到了燕京大學，決定不念自然科學了，下了決心要研究中國的社會。因為五四運動不是講科學救國嗎？我們要從科學道路上面來了解中國社會和文化是怎么樣的，為什么到今天我們會碰到了這么一個危機。那個時候，燕京大學就在現在的北大這里，我就進入了社會學系，這個時候社會學的情況怎么樣呢？當時我們一般都是用英文上課的，1930年我進入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的時候，系里面只有一位先生叫吳文藻的，他不但用中文講課，講北京話，而且還提出來了社會學要中國化，要研究中國，用我們的科學知識來了解中國的社會。就是我初進燕京大學的時候，中國的社會學正在醞釀走這樣的一條路子，一種風氣。就是要用我們社會科學的知識、方法來理解中國的社會文化，來改造它，找到一條出路。來使得我們不要走上亡國的道路。這是我在像你們這樣的一個年紀所碰到的問題。當時我們下決心在學術方面做出我們的貢獻。

我在燕京大學念了三年，三年里面就自己以為找到一條路子了，就是社會學要走上中國化的道路。要我們青年人帶頭下鄉去研究中國社會，為什么要下鄉呢？因為我們中國人中最多的是農民，這一點大家也清楚，不用我在這里多講了。我們要認識中國，就要認識我們中國的農民生活。這個時候認識農民生活的問題就提出來了。但是還沒有具體研究，只是口頭上這么講，要這樣子做。我有好幾個同學下農村了，不過現在活著的已經沒有幾個了。其中有一個是同我一起的楊慶堃，曾在美國教書，匹茲堡大學的社會學教授，恢復社會學時我請他到中國來幫助我們重建社會學。他現在還活著，可是腦筋已經不行了，聽說最近已經得了癡呆癥了，不能講課了（他是1999年1月10日逝世的，我此次演講時還不知道）。

還有一位也是我的同學叫廖太初，他就住在中關村，他主要是研究，農村的私塾，到山東去做調查的，這兩個我都記得很清楚，現在還在，都是90歲的人了，我當時算年輕的一個。

我們這些年輕人開始就跟著吳文藻老師，吳文藻老師指出了這條路子，可是他自己沒有下去調查。我們這批年輕人不管怎么樣就下去調查了，看中國農民是怎么生活的。這個方法就是從“五四運動”開始的，即empiricism（經驗主義），就是要從實際出發獲取知識。去年北大一百周年校慶時，我出了一本書，名字叫《從實求知錄》，“從實求知”這四個字就是指從實際出發求得知識。我們要從實際出發，看農民是怎么生活的，理解農民為什么這么生活。這個道理是“五四運動”喊出來的科學和民主這兩個所謂“德先生”和“賽先生”的精華。“五四”這套想法是從美國來的，是從杜威（他當時是我們崇拜的一個人物）開始，他說的是我們的知識問題，我們的人是從哪里去找知識呢？要從實際里面去找，不要空談，不要光用腦筋去想，想出許多花樣來，那個不行。要去看，看了以后要用科學方法再去看，自己看，別人看，最后再來看看對不對。這樣的方法開辟了中國社會研究和歷史研究的科學精神。這一點我們還要歸功于“五四”運動的時候這一批比我前一代的學者。

那么，到我這一代呢，要去實踐了，要真的去做，真的下鄉，去看農民是怎么生活，并試圖把所看到的東西系統化理論化，那個時候我們的出發點就在于此。可是我不是農民，家里面沒有種過田。我的父親是知識分子，搞教育的，是一位老師，我的媽媽當時很摩登，畢業于上海的一座女校。現在這個學校不知道怎么樣了。這座學校是一座新式學校，她的頭發，不像現在的燙發，70年前時髦的婦女所梳的頭是日本式，上邊一個結，兩邊分開來。同現在不一樣了，變化啊！她教育出來的孩子們不讓他們走上舊的道路，而是要走上新道路。當時不叫現代化，而叫新法或新學。

我們當時追求的是能不能夠用科學方法找到一條比較符合實際的社會發展道路。這是我一生的追求，到現在還沒有變。變很難，總的觀念問題，出發點，我們這一代人想把自己投身到學術里面去，尋求愛國救國的道路，這樣的觀念一生沒有變。就是想用科學的知識來救國，那是當時帝國主義壓迫出來的，我們做的很具體，我們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之下，走上了社會學中國化這條路。

這條路是我的老師吳文藻先生首先提出來的。關于這條道路我還寫了一系列的文章，其中講到我們在燕京大學請了兩個外國教授，一個是美國的，芝加哥大學的，叫派克（Robert Park）；第二個是英國的，叫拉德克里夫-布朗。后來我的老師馬林諾夫斯基過世后，他就成了英國人類學的帶頭人了。他們兩個都主張社會學同人類學相結合。人類學的方法就是用參與觀察的方法，來研究人們的實際生活的方法。他們的上一代的人類學者還是講理論的，講猜想的，用演繹法來解決問題的。我的上一代老師，特別是我自己跟著他做研究生的老師馬林諾夫斯基，有相當長的時間就是生活在當時被稱為野蠻人也就是殖民地上面的土人中間，研究他們的生活，后來寫了很多的書出來，奠定了用實際調查方法體驗生活，并將此看成是作為一種真正認識社會生活的方法。他們是我的上一輩，現在都不在了。我講到過的那幾個老師都過去了。輪到我還沒過去，不過又是一代人了。對你們講來，可以說是早了一代。因之你們出生的時代，你們早年碰到的生活，就不是我早年所碰到的生活，已經變了樣了。中國的社會在這中間有個很大變化。這是第一段，我交代一下我為什么研究農村的農民生活。

為什么農民生活成為我的研究對象，我們所用的方法就是實地去看，實際去體味農民的生活。可是我不是農民，我早年并沒有接觸農民，也沒有種過田。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強迫我去種田了，種了兩年田，種棉花。這很重要，因為真正同農民一起生活，所說的同吃、同住、同勞動，我做到了。真正做到了同吃、同住、同勞動，主要還是我們在干校時下放到村里跟農民一起種田、種棉花的經驗。我現在還懂得怎么種棉花，當然已經變化不少了。像我們以前那樣哺秧，現在沒有了。利用種子放在土里面讓它長出來，這個做法現在農民不搞了。引進了一種現代化的，先把種子特別保養，吃偏飯，長得好點才下田。這叫做營養缽。從種棉花一直到采棉花我干過。自己做過了幾遍。懂也不一定懂，可是卻實際地進入到我的生活里面了。我和農民一起住一起吃，過了兩三個月。結識個老朋友，我最近還去看望過，他還在那里做農民。我們現在不做農民了，又出來做知識分子了。

經過這一段，從1930年代到解放，這一段是我學術生命的第一段。這段時間里面，我寫了幾本書，都是寫我實際調查過的，這種實際調查并不是說我實際參加了農民的生活，我是住在農村里面，是我的姐姐帶著我。她在農村里面辦了一個繅絲廠，培養蠶，一直把絲繅或線，這是我們江南太湖流域的主要副業。30年代這個時候的副業已經不景氣，賣不起錢了，原因在這里就不講了。那個時候農民很窮，副業衰敗了。我的姐姐從日本學回來這一套新法養蠶，算是有了科學方法了。她跟我一樣是同一個時代的人，比我大七年。還在那兒養蠶繅絲。我過90歲生日的時候，他送過我一塊絲巾，就是她自己手做出來的，用絲綿打出來的。她今年97歲了，一直也沒有改變過她早期的要為農民改良生產的理想，現在的說法叫“科技下鄉”，叫農民改良他們傳統的養蠶方法，而且進一步叫他們用機器生產，不要用土法做絲了。機器生產日本比我們早，日本的力量把我們比下去了。她辦了一個“生產銷售合作社”，從生產到加工再到銷售。這是從農業到工業，或者說農業的副業到工業，工業再進一步到銷售賣到外國去。這是從生產（農業）到出口一條龍，是她發明的。

我的姐姐很能干。我覺得她還是中國改革的一個先驅。她很小（17歲）就到日本去學習，學回來之后。真正拿來用到農村里面去。她是第一批的學生，現在都有70多歲的。我在江蘇碰到這幾個老太太還在農村里面幫助農民搞絲。她的這個傳統還會繼續下去。

我在燕京大學畢業之后，因為吳文藻先生說，我們的出路，就學術方面講，社會學一定要走上人類學的道路。用人類學的方法來研究自己的社會，這是他提出來的。后來我根據他這一見解實際做了，他送我到清華大學去念人類學。有個老師叫史祿國（Shirokogoroff），前年我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人不知而不慍”。他雖名氣不響，可是他的結果影響很大。這是我作為他的學生講的。后來我到蘇聯去，前十幾年了。蘇聯的科學院請我去，碰到他們研究人類學的人，同我說他們現在已經給他恢復了名譽，那個時候他是被斯大林趕出來的。斯大林講民族問題，還是根據他的一些基本的思想，可是人家都不知道史祿國。我叫他“人不知而不慍”。“慍”是指心理面不嘀咕，人家不知道我做的好事，不要嘀咕，不要抱怨人家看不起我，最后人家還是會知道的。

史祿國就這樣在清華呆了幾年。沒人認識他的本領，他的本領實際上是世界級的一個權威。在人類學方面，他與我的另一位名聞天下的老師馬林諾夫斯基不同，他寫的書大的要命，但是就是沒有人去看它。他是俄國人，用英文寫，寫出來，說老實話不容易看，我很多看不懂，這是理解上的問題，因為他要用自己的概念，不愿意用英美的傳統的概念來表達他的意思。所以他用字很難，創造很多新的名字出來，他的最后一本最重要的書的名字叫做Psychol-mental complex，兩個指心理的詞合起來了用。現在我叫它做心態，文化的心態。這是我想出來的。不是指我們的行為、我們的動作，而是指思想意識。而且把感情都包括在里面。他叫Psychol-mental complex這是一個文化里面最高的一層，不光是指人同人的關系，我在這里講課，你們坐在那里聽，這是人同人的關系。有著不同的定位，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身份，可是還有一套就是我剛才講的我的這一套思想，這就是他所說的Psychol-mental complex，不是我的講話，不是我的行動，而是我講話內容的意義和感情，我很希望你們能聽懂我的話，這是我的感情，雖然你們還是聽不懂我的話，可是我的心態方面還是有這個意識，要使我的思想轉到你們腦子里面去，這是人類一個最高的活動。就是說我們還有個層次，我叫做心態，就是指思想、意識感情，愛好，這一套東西是在人的思想里面，感情里面存在著而成為影響到我們整個的文化生活的基礎，這一點我還沒有寫出來，如果再給我十年，我希望能用中國話把它寫得更清楚一點。這一點我也不敢說了，因為我還有多少年，我也不知道了。這是第一段我想講的，就是我開頭講的我是怎么投入社會學的，就是想要用社會學的方法、科學的方法去研究中國的社會，中國的文化。這一點我講了很多，文化自覺，也就是史祿國教給我的。這一段我講完了。

我接下來講第二段。第二段我進入到一個學術的圈子里面去了，清華畢業以后我是靠“庚子賠款”把我送出去留學的，所以我一直跟國恥，跟帝國主義壓迫聯系在一起的。當時我還是一個青年，二十五歲清華大學研究院畢業，畢業后我就到瑤山去做調查。這是吳文藻、史祿國都同意的，那是因為要認識中國的實際比較不容易，最好要到一個比較不同的社會里去，取得一個參考體系（reference）。你天天生活這樣，吃飯拿筷子，不會感覺到有什么特別。從小父母就教我們大家用筷子吃飯，可是用筷子吃飯是中國文化的特點，他們叫筷子文化。筷子日本人也用，是東方文化。西方人不懂，要學一學。要懂得中國就要先學用筷子吃飯。這不是一個小事情，沒有筷子不行，但是沒有一個中國人會想到筷子是怎么來的？怎么就開始用筷子了？到現在我也不懂，我們的文化就是從小養成的，不去問為什么這樣。我們大家坐在這里聽，聽我講，這都有一套老辦法，就是傳統的辦法在那里進入我們的生活。要理解它，孟子講“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一點大家都聽說過，是不是？“知之”就是理解它為什么這樣，毛主席則說“問個為什么”。就是要“由之”而“知之”。

平時做事情是不問為什么的。為什么可以叫媽媽為“媽媽”，為什么可以向媽媽吃奶。這是不必問的。她當然要給我吃奶啊！這不是個問題，不進入到理性的生活里面去。我們把我們生活的一套辦法，吃飯、吃奶，一直到最深層的文化大革命都是視作當然，文化大革命到現在沒有人講得清楚。是怎么來的，是怎么個意思。現在大家也不去想了，大家“由之”而不“知之”了。來了就算了，去了就過去了。要真正有個理解，有個知識，就是我所說的“從實求知”的“知”。

一般人是不講這個的。生活的方法都是學來的，叫做學而時習之。跟人家學了之后，自己跟著再做。我們的生活是從學人家的樣子就自己把它repeat，repeat（重復），就叫做學而時習之，成了習慣化，習慣化了就是不去想了，不去理解了。現在我們說的科學，就是要把普通尋常的東西講出個道理來，講個道理就是進入到理性生活，一般人是不進去的。我們從“五四”運動以后，受西方文化的影響開始要求一個rational，要追求一個理性，現代的中國人，包括你們在內，很多還沒有懂得什么叫理性，什么叫習慣性，就這么做了，這就對了，就是不講道理，不講道理的生活，也可以說沒有道理的生活，這叫“由之”，跟著做。

現在我們要進入到農民的生活中，把農民生活的道理講出來，有什么辦法呢？那就是去看、去了解，去體會他們。自己參與他們的生活，同吃、同住、同勞動就是參與（participation），要進去。進得進人家的生活，這不容易。你自己的生活有時好像是被包裹起來的，因而不理解自己是怎么生活的。現在我們就是要進一步提高一步，問為什么要像你們這樣子的生活。這樣才有教育改革，改革要通過理性的reflection（反思），這是考慮、思想，要進得去。我從1930年代燕京大學到1949年一直在這個路上摸索。寫了幾本書。我寫了一本我姐姐辦的鄉村合作社的書，這種合作社不是解放以后的合作社，是解放以前那個時候農民自己辦起來的生產銷售的組織，就是后來的鄉鎮企業。我在瑤山里面受傷了，回去到鄉下養病，我就住在這個工廠里面，這里面我就接觸到江村（前幾天我還去過一次，這是第23次到這個村子里面去，看看老朋友，看看現在的變化），江村就是開弦弓村，是吳江縣廟港鄉的一個村子。

我在那住了一段時間，也不長，一個多月，我當時就覺得很有意思，我自己也覺得我姐姐的科學下鄉是一個很重大的開始。是改變農村生活的開始。農民需要這個知識，沒有這個科學知識，養不好蠶是要死的。蠶要是一病，全都會死的，都要倒到水里面去，整個投資沒有收獲，所以很多養蠶戶就吊死了。一次蠶瘟不但死蠶還要死很多人，養蠶虧了本，不好交代了就上吊了。那個時候的解決辦法就是上吊！

我覺得我姐姐做的事情很有意義。我就記下了很多的東西，1936年夏天，清華大學把我送到英國去念書了，跟馬林諾夫斯基這位老師學習人類學，叫做社會人類學（social anthropology），就是研究人同人的關系，不同西方文化的這種人同人的關系。我跟著他兩年，就把我在江村看到的材料整理出來，寫了一本叫《江村經濟》，有很多同志都看到過，這本書到現在已經有60年了，38年我寫完，39年在英國出版。我的博士論文是用英文寫的，當時出版商（他們是進入到了市場經濟了）一看這個名字不行，我原來用的書名叫《開弦弓--中國農民的生活》，他說不要這個書名，變成Peasant Life in China，翻譯過來叫《中國農民生活》。

有人就批評我，中國這么大，你怎么能用一個村子的材料講整個中國呢？批評得對。可是我說，我開始沒有要用一個村子的材料來講全中國農民的生活。中國的農民有幾億呀，我怎么能夠用一個村子的材料來講全中國呢？可是，這里看到的江村這樣一個村子的農民生活，也是中國農民生活的一部分。

這個爭論持續了很久，英國也進行了爭論，爭論的核心就是微觀的田野調查怎能夠得出宏觀的結論這樣的問題。這里我提到了逐步接近對中國社會的認識的觀點，今天不談這一點了。

接下來就是抗戰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就有很多年輕紅衛兵問我，你為什么在抗戰的時候回國？你為什么不在外國呆下去呢？一定是特務，你要不是特務，沒有壞心思，就不會回中國來了。這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思考路線，你回國一定是一個思想不良的人，那個時候在英國，有人請我教書，那為什么又回來了呢？現在的一個留學生出去謀得一個職業之后，他就“老子不怕”了，就想不到要回中國來工作了。他不知道中國需要他。可是我們那個時候的青年從心理上還是要救國的。要回去做一些事情。救中國不要走上亡國的道路，這是我們的責任。所以我們沒有想到不回國的道理。畢業考試完了我就回國了。

到中國的時候，已不能夠回我家鄉了。家鄉被日本人占領了。我在輪船上就聽說連廣東都淪陷了，就剩下一個昆明，叫做后方，只有西南半邊了。我們就在過去叫安南現在叫越南上岸，從西貢直奔昆明。這個時候幾個大學都到昆明了，北大、清華、南開等學校組成了西南聯大。同時我們清華算學系的老教師熊慶來，他是一個數學家，當了云南大學的校長。熊慶來把吳文藻請去了。不久我也到了云南，同吳文藻接上了頭。到昆明后的兩個星期我就下鄉了。目的是要了解后方的內地農村。我直接去調查的村子叫祿村（祿豐），現在他們還記得我。這個村完全沒有副業，沒有工業，是靠土地為生活的。我那個時候在那個村子里做調查，住在房東家里。我住的房東的孫子現在已經成了一個小的企業家，他在祿村辦了一個小廠，我到他的廠里去看過一下。

在那次研究之后，我們就在云南大學成立了一個研究中心，專門有一批年輕人，主要是清華和聯大的畢業生跟著我辦了一個名叫“魁閣”（是在魁星閣里面，現在這個地方還在）的研究中心。當時我們還都是青年人，下面是第二代（這第二代現在也七十多歲，故去了的也不少了），如在社會科學院的張子毅，我們幾個人調查了三個村子，我們后來編成了一本書，叫《云南三村》。我們做完之后，美國請我去講學一年，學沒有講，倒是寫了一本書。那時派克老師的女兒幫我寫了一本叫做Earthbound China的書，這是我第二本用英文出版的書。后來我把中文原稿重新印出來叫做《云南三村》，你們要看可以看看，《江村經濟》接下來的就是《云南三村》。

這是我第二期的調查報告，這里面我就具體地提出了鄉鎮企業的概念，那是在抗戰的最后一段時間，30年代到40年代，還沒有解放之前。日本投降之后我又寫了兩本書叫《鄉土中國》和《鄉土重建》。我把十幾年來我對中國社會特點的認識講給學生們聽，講完以后寫下來。后來北大出版社在百年校慶的時候又給我重印了一遍，去年出版的。這里寫的是我調查里面的體會。我認為傳統中國社會根本是一個鄉土社會。

以上是從我回國到解放前不到二十年中做的工作。是我的第一段學術生命，是1957年結束的。1957年我被劃為右派分子。把我排除在普通人的社會之外。連一般人的社會權利都沒有了。右派是不能接觸的人，不能碰的。碰了你自己也會成右派，就像傳染病一樣，所以要把右派分子從正常社會中孤立起來。使得他不要感染人家。就像得感冒的人，不要讓他來開會，一來大家也得感冒，感冒就流行了。右派就是這樣子的，實質上來講，就是社會的隔離問題，這個社會不準許他進入，把他排斥到外面去。當右派是很苦的，你們看過季羨林先生寫的《牛棚雜記》，他描寫了一點，但沒有全寫下來，他沒有當過右派。我是從頭當到尾，從57年到80年，這些年對我也有好處，我學習了人生。特別是勞動，接觸了真正的農民的生活，同時也知道了什么是社會。什么叫social，什么叫social circle。

人同人構成的社會是一個圈子。一旦被排除出來，就得不到正常的生活，有如西方小說里的背著一個紅十字的人，羅馬時代有一種刑法，稱作不受保護的人，別人隨時可以羞侮他，這就是我當右派時所體會到的，當右派當出來的認識。我能真正懂得什么叫social了，進入不了社會這意思就是將你隔離起來。文化大革命時你們還是小將，還沒有經過這一套。最主要的一點就是social isolation，你不能進入到這個圈子里面去，這是異己分子的圈子，同社會中心的人不同。那個時候叫做“劃清界限”，不要站錯了立場。這就是社會學的根本東西，劃了一條線，你不能隨意跨過這條線，比如說大學這個圈子。你沒有經過“考試”，就進不進去，要花很大的力氣進入到這個圈子中來，進入了圈子，你不孤立了，你覺得有一個靠山了。這就是社會對你的一個支持，你要花很大力量做這個事情。所以我寫了那篇“圈外人語”的文章，就是想講明白這樣的一個事情，圈子之外的人被人家孤立起來了，不能進入到社會圈子的這一段歷史。這一段境界、心態，我把它寫了出來，把它表達了出來。其實這種事情在每個社會每個時代里面都發生的。

我的這一段歷史是從解放到1980年，1980年我被改正了，我又重新進入到我的老圈子了，進到了知識分子這個圈子里面了。以前是被排斥出去的。1957年到1980年，這23年的生活也很有意思，使我對于社會學的理解深了一層，沒有這一段的實際生活，你不懂得什么叫社會。社會的意思是你要同人家接觸，要人家接受我，這一點是很關鍵的。經過這一段，我有感性的知識了，懂得什么叫social了，接下去是1980年到現在是我第二次生命。

第二次生命的標題就是“行行重行行”，就是一次一次地出去跑。昨天還是在跑，不斷地出去跑、去看，因為我沒有辦法去做農民了，不要我了，我也做不動了，種田我種不動了。只能看人家怎么種了，我要看別人的變化。第二次生命從80年代開始。在1980年代開始的時候，我就說了幾句話，這是在統戰部的宣布我不是右派的會上說的。那時我已經70歲了，老頭了，在過去就是快死的人了。我就說我希望不大，希望再活十年，所以我就說我身邊只有十塊錢了。十塊錢就是表示我的生命不長了。打算還有十年。我說我得好好用了。不能買花生米吃，因為我喜歡買零食吃。我要把十塊錢集中起來買一個心愛的東西。

到了1990年我80歲了。當時統戰部請客，給我祝壽，吃飯的時候人家問我：“你這一生干的事情，推動你的力量是什么？”我當時就說了四個字：“志在富民”，目的是在富民，是要讓老百姓富起來。其實我在《江村經濟》的結論里面早已經說過了，我說中國的問題，饑餓是真正的關鍵，農民最大的問題是吃不飽。

1930年代我在江村調查的時候，大家關心的問題是要吃飽飯的問題。吃飽穿暖是當時農民最大的要求，當時的農民窮啊，所以我說我的責任就是要解除農民的窮困，要使他們吃飽穿暖，這是第一步，是最基本的。現在看來是與小平同志的理論是相符合的。就是要提高生產力，不能靠人家給，要自己掙出來，要提高生產力。第二個問題就是，為什么中國窮呢？我在《江村經濟》里面也講了，我說中國農村經濟的關鍵很簡單地講是要工農相輔，不能只靠農業，只靠農業是活不了的。到現在還是這樣，一定要有副業，一定要工農相輔，這樣配起來，講得清楚一點，我們有七月七牛郎織女鵲橋相會的傳說。這里“牛郎”就是“農”，“織女”就是“工”，工農相輔。牛郎織女到七月七見一次面。大家忙得很。

中國農村經濟的基礎是工農相輔。這種工農相輔的中國經濟碰到了外來比我們高的科技，我們的舊有的手工業就跌下來了。中國的紡織業是很早的，去年我到寧波的河姆渡遺址參觀，在過去七八千年前，住在我們江蘇太湖流域的人已經有很發達的文化了，這時已經會織布了。大概是真的，我看了。那時已經是有副業了，已經是不完全靠農業生活了。河姆渡是屬于良洙文化，這個時候農業相當發達，現在還可以看到那個時候遺留下來的谷子。農業有了一定的發展，而且有紡織了。這在《孟子》當中也可以看得到，他說一處院落，四周種上桑樹，老年人就可以有衣服穿了，這就是談農工要結合。到了30年代傳統的工業衰落了，因為它趕不上西方的科技，這個時候機器工業出來了，我們傳統的工業吃不消了。退化了，一退化，農村經濟就失調了。原來的工農相輔的結構不行了。所以農民就貧困吃不上飯。在文化大革命當中，真正有人餓死的。

工農結合的這樣一個基本結構是我討論工業下鄉的一個基礎。這是我的認識基礎，在解放前一段時間對鄉鎮企業，在知識分子中間爭論的很厲害，我說中國要發展鄉鎮企業，才能解決中國農民的吃飽穿暖的問題。也有很多人反對，說這不符合歷史發展的規律，到了工業化的時候要搞大工業。但是我還是堅持要在農村里面搞鄉鎮企業，這叫工業下鄉。其實這兩種想法都不錯，現在大家都知道鄉鎮企業是發展中國經濟的必由之路。開始我們搞了大工業，學習蘇聯的工業體系，開始的兩個五年計劃就是解決中國的工業體系的問題。現在還靠它，所以現在我們有一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這不是市場經濟里面出來的，而是計劃經濟里面出來的。不要只看這一方而不看另一方。中國是多方面發展起來的，有的時候我們批了一面，而強調另一面，出了很多的毛病。計劃經濟的時候，大家吃不飽，因為中國掙的錢有限，拿錢投到大工業里面去，別的地方就沒有了。毛主席的那一代給中國的工業打下了一個基礎，這是必要的，沒有這個基礎不行。這是要承認的，可是他忽視了農民生活的溫飽問題。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大躍進，上面的領導聽不到下面的實際情況了。那個時候我到徐水去參觀過，說是一畝地可以打一萬斤糧食。我們大家都去參觀了，都說好啊好啊，其實是假的。當時的口號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這把我們的領導迷糊了，其實是自己制造出來的一個風氣。結果害了自己，農民餓死，在我們江村就有餓死的人。所以一個事情都有兩方面，走了極端就要出毛病。當時領導人的出發點還是好的，是要中國發展起來嘛，后來還是得要走工農相輔這條路。

我的第二段生命開始，就是去三訪江村。第二次是在我當右派的前夕，我當時批評了政府忽視發展當時農村里的副業，農民是有飯吃沒有錢花。農村的市場經濟合并到國家的市場經濟里面去，結果農民就吃不到飯了。那是真的吃不到飯了，有人餓死了。我把這個事情講了，我批評政府，政府說我是反革命，打成右派。打成右派的原因還有許多其它的事情，這里不講。我出來之后，重新進入第二次生命，我就開始再下去調查，當時我說還有十塊錢，那這十塊錢怎么花呢？我說要存起來放在研究城鄉關系上面。我是研究農民生活的，中國不只是農民問題還有其它問題，我沒有精力去調查研究了。十塊錢要集中花，花在行行重行行上，到處去看農民的生活。

80年代，我那時70歲了，一般人會在家里養老，但是我還是要出去走，全中國各省都走到了，除了西藏不許我去，海拔太高，去了就回不來了，領導上決定不能讓我去西藏。臺灣不讓我去，除了臺灣、西藏中國各個省我都去過了。都是到農村里去，現在不行了，太苦的地方不讓我去了。醫生說讓我去那些出了毛病馬上就可以送醫院的地方。這一段我就是行行重行行，行行重行行的開頭在83年，我寫了一篇文章叫《小城鎮，大問題》，當時是一個問題，那時我想的很簡單，沒有現在這么復雜，我想人口那么多，農村里要容得下么？農村里邊吸收不了這么多人，出來到哪兒去？都到上海、天津這樣的大城市我們不僅養不起，連住的地方都沒有，人是要就業要生活的。12億人口中80%是農民，中國城市里面是容納不下這么多人的。所以我提出了一點，要多搞幾個人口的蓄水池。

這個概念也不是憑空想出來的，82年在江蘇我的家鄉調查，調查什么呢？我就把吳江縣傳統的小城鎮一個一個地跑了一圈，鎮的人口傳統年代的時候有1到3萬人，可是經過了解放以后的重工輕農，我們花大量的財政都投到了工業里面，第一、第二個五年計劃，大工業都起來了，工業里的工人要吃飯的，那就要有農民來幫助，實際上是以農支工，那段時間農民就很苦了。解放之后農民得到了土地但窮。到了人民公社的后來這幾年，人太多了，大家搶工分啊，你們都不懂了，那時我也不懂，沒有資格到公社里面去，我是右派，是圈子之外的人，沒有實際去看公社是怎么活動的，現在聽得很多，公社也有許多特點，比如吃大鍋飯，家里的鍋都放到公社里面去了，同你們差不多，農民像北大的學生差不多都到食堂里面去吃飯，不是很好么？不過當時一下子就吃完了，沒有東西吃了，沒有辦法。那個時候會真的餓死人的，這是我簡單化的講。

我在全國跑了之后，才看到鄉鎮企業異軍突起，這是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一件最清楚的事情，現在大家都承認了，當時還不行。當時認為鄉鎮企業不是走社會主義道路，差一點我又被打成右派了，第二次要被打成右派，沒打成。后來才承認中國農民必須要走工業化的道路。一定要工業下鄉。在我的《行行重行行》里面就談到，一個地方發展不發展要有個指標，這個指標就是工農比例，工和農的比例，當時我們蘇南，農工各一半。在長江北岸，不到一半，農比工大。到了蘇北就是8：2，20%的工80%的農。

當時一個大的爭執就是，怎么發展農村呢？是發展工業，或說鄉鎮企業呢？還是發展農業。這個官司打了好幾年，來來去去地打，左傾右傾地批評，一直到小平同志說不要爭了，不要去掙姓“社”姓“資”了。有的人說，鄉鎮企業也是“公”，因為它是從人民公社當中出來的。講我自己我是主張要發展鄉鎮企業，可是鄉鎮企業各個地方不同，因此我全國跑，我看到江蘇南部有一種模式，我叫它是“蘇南模式”，我提出模式的概念，就是指各個地方都有各自的特點，到溫州我看到它是特點，是“小商品大市場”，我還以此為題寫過一篇文章，這里是做紐扣，做小的生活用品，一直到電器工業，還有像打火機這樣的東西，都是小商品。這是人民生活所必需的小商品，同時他們搞全國性的大市場。出去推銷，帶著商品出去跑。一時浙江人漫天飛，溫州人漫天飛，到處都可以看得到。我到了內蒙邊區的小鎮上，到處都有溫州人。農村里養活不了那么多人了，都跑出來走四方，帶著東西出來賣，一直賣到外國。這是他們的傳統。我叫它溫州模式。到后來我歸納全國的鄉鎮企業為三個主要模式。第一個是以公社社隊工業為基礎，比如像從農機修配站發展起來的鄉鎮企業，原來只有幾千塊錢，現在發展的有幾十億啊，發展到這么大。我們一路都看見了，這是“蘇南模式”。現在出問題了，蘇南模式怎樣改制？就是要變成股份制。第二種模式就是剛才講的“小商品大市場”，搞家庭工業，都是家里制造的，像紐扣、電器用品。這個市場里面，農民造出來的商品質量不高，可是他造出來了，而且推銷出去了。他們有一支推銷的大軍，以溫州來說，大約有一百萬人在外面，這叫商品經濟，這種商品經濟是從那里來的呢？終究還是從農民那里來的。我在珠江三角洲看到了第三種模式，就是三來一補的鄉鎮企業，來源是香港。

香港的工業很有趣，是從上海開始的，像容毅仁他們家傳的那樣的民族工業。抗日勝利后，他們本來是想在蘇南發展民族工業，機器都買來了，到香港就停下了。不敢回來了，回來怕挨斗爭，所以他們在香港落腳了，由此奠定了香港的工業基礎。是用我們內地去的這些民族資本家為基礎，發展了香港工業，到現在還是寧波幫、上海幫最大。后來，改革開放以后他們又回來投資了，叫港資。這種模式是利用外資發展起來的。這叫“借船出海”，也叫“三來一補”，就是資本、原料、技術等都是外面引進的，用中國的勞動力，這叫三來一補，即借船出海做生意。后來發展成為自己造船出海，最后發展到現在的三資企業。

去年年底我們在珠江三角洲跑，從深圳到珠海這條線都跑了都看了。看了之后就發現，他們現在基本的經濟是靠外資。鄉鎮企業是在吸引外資，外國的企業，外國的市場，外國的資本，現在有80%是外資了，現在的經濟基礎已經不是十年前的經濟基礎了。像蘇州工業園，都有自己的開發區。搞開發區吸引外資，自己去造市場，這個很復雜。為什么這次東南亞的金融**對國內影響沒有那么大，這里原因之一就是結構上的不同。現在我們的工業結構主要是靠外資，外國人拿大頭。中國人拿一小頭。勞動力是中國的，市場也是外國的。我們只是拿了小頭，可是這個小頭把我們托起來了。變成市場化、工業化的社會了，這到江蘇看看就知道了。（我要講得快一點了，時間不早了，你們也要去吃飯了。有時候我上課會忘記時間，講下去我可以回家吃飯，你們不行。要去排隊買菜，排在后面，好菜都給買走了。）

最后一段就是講最近的90年代。去年我退休了，只留了一個北京大學的教授，還是名譽教授，不拿錢的，是做奉獻的。退休之后，我想還有幾年活嘛，看上去身體還可以，還可以講兩個鐘點，不錯了。出去跑了兩趟，珠江三角洲跑了一趟，蘇南跑了一趟。現在許多新問題都出來了，小城鎮現在不是大問題了，而是大戰略了，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小平同志說，鄉鎮企業是農民致富的必由之路。農村的經濟發展要靠工業下鄉和科技下鄉。現在有些地方的農村，農民住的房子有的比我的還要好，造一座房子要20萬塊錢吧。里面高級的電器都有了，基本電氣化。到農民人均年收入超過5000元的時候，可以享用這一套東西了，蘇南基本上是超過了。

但是到了中西部地區，一半還沒有到，3000塊還沒有到。到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兩三千塊錢算好的了，少數民族地區情況還要比這差，鄉鎮企業沒有發展，沒有地方拿得到錢，農民哪里去弄錢啊！現在有個問題是，很多的農村人口外流，農業機械化速度發展很快，搞農業已經不要多少人了。我舉一個例子，在張家港的一個村辦企業，是從幾十萬塊錢開始的，經過十年已經達到了幾十億。造什么東西呢？就是造房子用的鋼筋，是用鋼錠制造鋼筋。這樣的生意一年翻一翻，現在產值幾十個億。全村的人都造了新房子了，同我的房子差不多，內部沒有我的房子好，沒有書。可是生活的環境改變了，這里也出現了一個問題，管理生產的總經理說，現在他買了最先進的拖拉機、收割機，農業都可以機械化了。幾十個人把整個村子的地都包了，不需要那么多的人去種田。這樣就有一大批的人剩余下來，這批人出來后怎么辦呢？有一部分就被吸收到鋼廠里面去，但是也吸收不了這么多人啊，怎么辦？大批的人口多余了，多余的勞動力成為了一個問題。他們要做事的，做事就有一個就業的問題。農業現代化擠出來大量的勞動人口，有個同志跟我講，有三分之二的人要剩余出來。剩余出來的人不是光要吃飯，那位老總就說，吃飯沒問題，我們養活他們，但是他們不要，他們要想自己做事，但是現在哪有那么多的事情讓他們去做啊！

在城市也一樣，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下崗的問題，這個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但是在現在的農村里面，由于機械化的原因，大量的農民下崗，對于這樣的一批人，我們怎么辦呢？不能都把他們推到上海去吧。只有小城鎮才能夠成為一個人口的蓄水池，這是我十年前講的。蓄水池就是水流在里面等一等，可是蓄水池里面的人也要有職業，要不蓄不住的。所以必須要發展其他產業，不發展產業蓄不住這么多人。你們也知道，現在大學畢業后不容易找到職業了，經濟不發展，找不到職業的。那就要靠牌子競爭，北大、清華的畢業生也許畢業后容易找工作。可是整個來看，我們能不能夠給他們職業，這是一個大問題。這是我現在考慮的問題，怎么樣再來一個大發展，來吸收從農村擠出來的人口。

人口問題到現在又是一個現實的問題了。我當年像你們這樣的年紀的時候是講計劃生育的，我只有一個女兒，我說我是第一個實行計劃生育的人，不是遵照國家政策，而是根據一個理論，認為中國的人口不能再膨脹了。現在是個現實問題了，已經膨脹了，不能夠叫他們死啊！要給他們生活，給他們職業。這說起來容易，但做起來難，要有工廠、產業。這是現在面臨的大問題，這個問題是你們這一代人必須要加以解決的。從未來看，中國將會有三四億的人口要從農村里面出來，要離土。但是離土之后還要活著，還要吃飯呢，要有職業。這樣的問題變成了全國的大問題。

你們這一代的當家人要想出一個辦法出來，吸收住這么大量的人口。到那時中國又進一步到世界經濟里面占一個比較穩的地位。否則還是很危險。在我快要謝幕的時候，我要警告我的下一代的同志們要注意到這樣子的一個問題。現在的農村問題不是一個空談的問題了，不是我當初想象的問題，而是面臨的一個具體問題，要創造幾億人的職業。通過科技，但科技是不需要多少人的，勞動力吸收不了，吸收不了不得了啊，這個社會不能安定，這是現在面臨的一個大問題。

最后，我還是要提出“小城鎮大問題”，還是一個大問題！這是一個很不容易解決的問題，要費腦筋，要費力量，要費資本，要一直投下去。怎么樣個做法，我也說不出來了。就講到這里，我謝謝大家。（編者按：本文是趙旭東根據已故的社會學家費孝通教授1999年4月17日的一次演講錄音整理而成，費孝通教授生前曾經對整理稿做過詳盡的校對，從留存下來的費先生用鉛筆親自改過的校對稿中，我們依舊能夠感受到先生對于文字的那份認真負責的態度。此文部分內容曾經在《費孝通文集》第十五卷中有所收錄，但并非完全一樣。這里刊出此錄音稿，一是用來體味費先生一生對于中國農民認識的逐步積累的過程，另一方面也是在于緬懷先生對于中國社會科學的重大貢獻。這也許才是對老先生的一種最好的紀念方式。）

我昨天剛剛從江蘇回到北京，在家鄉跑了一個多月。沒有能很好的準備這一次講話。在車上我想了一下決定就講我自己研究農村的經過。我的話還是以家鄉話為主，有些同志可能不一定聽得懂，不過會錄音記錄下來，整理出來可以再看。

我所講的題目是“我對中國農民生活的認識過程”，這就是要講我自己怎么樣進入到有關中國問題的研究中的，也就是要講我自己的學術自傳。我的話就從1930年進入未名湖畔講起。

我從東吳大學轉學到燕京大學是在1930年秋季，那時候我只有20歲，我是1910年出生的。我那個時候與現在在座的各位差不多年紀。但是一轉眼已經有幾十年了，到今年我已經快90歲了。在這70年的過程里面，我經過了風風雨雨，到了今天與大家來講講我是怎樣度過這70年的，怎樣進入到農村調查的學術領域，我有什么體會。我不講我自己的歷史，而是講我自己思想發展的過程，也可以說是我對于中國農村的認識過程，講到現在我在這方面研究些什么問題。也就是說從以前的小伙子，到今天的老頭子，在這70年的時間中，我的思想是怎么變動的。但這個題目還是很廣，一個半小時的時間內恐怕講不完，我就能限定在一個方面來講。

第一個問題是講我為什么要挑這么一個農村和農民問題來研究，也就是我挑定研究對象的問題。一個人的思想活動，往往都是由時代決定的。我是辛亥革命前一年出生的，因而我還算是清朝的遺民，曾屬于清朝的人，我的哥哥就拖過辮子。我是從一個封建王朝，經歷了五十年才進入現在的人民中國。

我在1930年20歲，才到未名湖畔來學習的。這年秋季我從蘇州東吳大學的“醫預科”轉入燕京大學的，我進大學時是想學點知識，幫助人解決痛苦。到了1930年，有一點歷史知識的人都知道，那一年在中國的歷史上是一個大轉彎的年代，剛經過國民黨的北伐軍跟北方的軍閥打仗的時期，即所謂軍閥混戰時期。在那個革命的時代里，我進入了大學。碰到了一個革命時期的開始，很多同我一樣年紀的人，不少給殺掉了。我當時的很多同學現在都碰不到了。前些日子我還想找過去的老同學，都是90歲上下的人，找他們談一談，談談我們當時青年人的思想，因為只有我們還記得，你們現在是不會碰到這樣一個局面了，所以也不容易理解當時我們這些青年人的經歷。

當時對于青年人來說，“亡國”是一個很具體的可能，那個時候要“救亡”，“亡國奴”做不得！你們不會知道，也不容易理會。那個時候的青年人的心里很清楚，就是不能當“亡國奴”，那怎么能不當亡國奴呢？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想法，我那時是在東吳大學，這是個教會學校。我在東吳大學上了兩年學，進了醫預科，主要學的是生物學，目的是要治病救人，后來經過了當時的大革命，事情變得很清楚了，中國的問題不是一兩個人生病的問題，而是中國人會不會亡國的問題。這個問題從1930年代開始已經很清楚了。我恰是在這個時候來到未名湖畔的燕園，帶著這個心情想要了解中國，進而來救中國，目的是不要亡國。這種心情當然不是你們現在的心情，而是我們當時的心情。要不亡國，我們自己能夠做點什么事情？我是個知識分子，也是一個知識分子家庭里面出來的人，特別是經過“五四”運動，相信科學救國。我們希望的是從了解中國的問題上面，能夠找到一條出路來。這是當時時代賦予我們青年人的一種向往。這一切的思想活動都是和一定的歷史時代聯系在一起的，現在的時代與那個時代相差就很遠了。我們當時最大的問題，就是不要亡國。因為在我們叫做帝國主義的時代，列強從四面八方守著我們，用各種不平等條約加在了我們的頭上，那是一種國恥時代！當時青年人感情很激動，民族意識也很強。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到了燕京大學，決定不念自然科學了，下了決心要研究中國的社會。因為五四運動不是講科學救國嗎？我們要從科學道路上面來了解中國社會和文化是怎么樣的，為什么到今天我們會碰到了這么一個危機。那個時候，燕京大學就在現在的北大這里，我就進入了社會學系，這個時候社會學的情況怎么樣呢？當時我們一般都是用英文上課的，1930年我進入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的時候，系里面只有一位先生叫吳文藻的，他不但用中文講課，講北京話，而且還提出來了社會學要中國化，要研究中國，用我們的科學知識來了解中國的社會。就是我初進燕京大學的時候，中國的社會學正在醞釀走這樣的一條路子，一種風氣。就是要用我們社會科學的知識、方法來理解中國的社會文化，來改造它，找到一條出路。來使得我們不要走上亡國的道路。這是我在像你們這樣的一個年紀所碰到的問題。當時我們下決心在學術方面做出我們的貢獻。

我在燕京大學念了三年，三年里面就自己以為找到一條路子了，就是社會學要走上中國化的道路。要我們青年人帶頭下鄉去研究中國社會，為什么要下鄉呢？因為我們中國人中最多的是農民，這一點大家也清楚，不用我在這里多講了。我們要認識中國，就要認識我們中國的農民生活。這個時候認識農民生活的問題就提出來了。但是還沒有具體研究，只是口頭上這么講，要這樣子做。我有好幾個同學下農村了，不過現在活著的已經沒有幾個了。其中有一個是同我一起的楊慶堃，曾在美國教書，匹茲堡大學的社會學教授，恢復社會學時我請他到中國來幫助我們重建社會學。他現在還活著，可是腦筋已經不行了，聽說最近已經得了癡呆癥了，不能講課了（他是1999年1月10日逝世的，我此次演講時還不知道）。

還有一位也是我的同學叫廖太初，他就住在中關村，他主要是研究，農村的私塾，到山東去做調查的，這兩個我都記得很清楚，現在還在，都是90歲的人了，我當時算年輕的一個。

我們這些年輕人開始就跟著吳文藻老師，吳文藻老師指出了這條路子，可是他自己沒有下去調查。我們這批年輕人不管怎么樣就下去調查了，看中國農民是怎么生活的。這個方法就是從“五四運動”開始的，即empiricism（經驗主義），就是要從實際出發獲取知識。去年北大一百周年校慶時，我出了一本書，名字叫《從實求知錄》，“從實求知”這四個字就是指從實際出發求得知識。我們要從實際出發，看農民是怎么生活的，理解農民為什么這么生活。這個道理是“五四運動”喊出來的科學和民主這兩個所謂“德先生”和“賽先生”的精華。“五四”這套想法是從美國來的，是從杜威（他當時是我們崇拜的一個人物）開始，他說的是我們的知識問題，我們的人是從哪里去找知識呢？要從實際里面去找，不要空談，不要光用腦筋去想，想出許多花樣來，那個不行。要去看，看了以后要用科學方法再去看，自己看，別人看，最后再來看看對不對。這樣的方法開辟了中國社會研究和歷史研究的科學精神。這一點我們還要歸功于“五四”運動的時候這一批比我前一代的學者。

那么，到我這一代呢，要去實踐了，要真的去做，真的下鄉，去看農民是怎么生活，并試圖把所看到的東西系統化理論化，那個時候我們的出發點就在于此。可是我不是農民，家里面沒有種過田。我的父親是知識分子，搞教育的，是一位老師，我的媽媽當時很摩登，畢業于上海的一座女校。現在這個學校不知道怎么樣了。這座學校是一座新式學校，她的頭發，不像現在的燙發，70年前時髦的婦女所梳的頭是日本式，上邊一個結，兩邊分開來。同現在不一樣了，變化啊！她教育出來的孩子們不讓他們走上舊的道路，而是要走上新道路。當時不叫現代化，而叫新法或新學。

我們當時追求的是能不能夠用科學方法找到一條比較符合實際的社會發展道路。這是我一生的追求，到現在還沒有變。變很難，總的觀念問題，出發點，我們這一代人想把自己投身到學術里面去，尋求愛國救國的道路，這樣的觀念一生沒有變。就是想用科學的知識來救國，那是當時帝國主義壓迫出來的，我們做的很具體，我們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之下，走上了社會學中國化這條路。

這條路是我的老師吳文藻先生首先提出來的。關于這條道路我還寫了一系列的文章，其中講到我們在燕京大學請了兩個外國教授，一個是美國的，芝加哥大學的，叫派克（Robert Park）；第二個是英國的，叫拉德克里夫-布朗。后來我的老師馬林諾夫斯基過世后，他就成了英國人類學的帶頭人了。他們兩個都主張社會學同人類學相結合。人類學的方法就是用參與觀察的方法，來研究人們的實際生活的方法。他們的上一代的人類學者還是講理論的，講猜想的，用演繹法來解決問題的。我的上一代老師，特別是我自己跟著他做研究生的老師馬林諾夫斯基，有相當長的時間就是生活在當時被稱為野蠻人也就是殖民地上面的土人中間，研究他們的生活，后來寫了很多的書出來，奠定了用實際調查方法體驗生活，并將此看成是作為一種真正認識社會生活的方法。他們是我的上一輩，現在都不在了。我講到過的那幾個老師都過去了。輪到我還沒過去，不過又是一代人了。對你們講來，可以說是早了一代。因之你們出生的時代，你們早年碰到的生活，就不是我早年所碰到的生活，已經變了樣了。中國的社會在這中間有個很大變化。這是第一段，我交代一下我為什么研究農村的農民生活。

為什么農民生活成為我的研究對象，我們所用的方法就是實地去看，實際去體味農民的生活。可是我不是農民，我早年并沒有接觸農民，也沒有種過田。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強迫我去種田了，種了兩年田，種棉花。這很重要，因為真正同農民一起生活，所說的同吃、同住、同勞動，我做到了。真正做到了同吃、同住、同勞動，主要還是我們在干校時下放到村里跟農民一起種田、種棉花的經驗。我現在還懂得怎么種棉花，當然已經變化不少了。像我們以前那樣哺秧，現在沒有了。利用種子放在土里面讓它長出來，這個做法現在農民不搞了。引進了一種現代化的，先把種子特別保養，吃偏飯，長得好點才下田。這叫做營養缽。從種棉花一直到采棉花我干過。自己做過了幾遍。懂也不一定懂，可是卻實際地進入到我的生活里面了。我和農民一起住一起吃，過了兩三個月。結識個老朋友，我最近還去看望過，他還在那里做農民。我們現在不做農民了，又出來做知識分子了。

經過這一段，從1930年代到解放，這一段是我學術生命的第一段。這段時間里面，我寫了幾本書，都是寫我實際調查過的，這種實際調查并不是說我實際參加了農民的生活，我是住在農村里面，是我的姐姐帶著我。她在農村里面辦了一個繅絲廠，培養蠶，一直把絲繅或線，這是我們江南太湖流域的主要副業。30年代這個時候的副業已經不景氣，賣不起錢了，原因在這里就不講了。那個時候農民很窮，副業衰敗了。我的姐姐從日本學回來這一套新法養蠶，算是有了科學方法了。她跟我一樣是同一個時代的人，比我大七年。還在那兒養蠶繅絲。我過90歲生日的時候，他送過我一塊絲巾，就是她自己手做出來的，用絲綿打出來的。她今年97歲了，一直也沒有改變過她早期的要為農民改良生產的理想，現在的說法叫“科技下鄉”，叫農民改良他們傳統的養蠶方法，而且進一步叫他們用機器生產，不要用土法做絲了。機器生產日本比我們早，日本的力量把我們比下去了。她辦了一個“生產銷售合作社”，從生產到加工再到銷售。這是從農業到工業，或者說農業的副業到工業，工業再進一步到銷售賣到外國去。這是從生產（農業）到出口一條龍，是她發明的。

我的姐姐很能干。我覺得她還是中國改革的一個先驅。她很小（17歲）就到日本去學習，學回來之后。真正拿來用到農村里面去。她是第一批的學生，現在都有70多歲的。我在江蘇碰到這幾個老太太還在農村里面幫助農民搞絲。她的這個傳統還會繼續下去。

我在燕京大學畢業之后，因為吳文藻先生說，我們的出路，就學術方面講，社會學一定要走上人類學的道路。用人類學的方法來研究自己的社會，這是他提出來的。后來我根據他這一見解實際做了，他送我到清華大學去念人類學。有個老師叫史祿國（Shirokogoroff），前年我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人不知而不慍”。他雖名氣不響，可是他的結果影響很大。這是我作為他的學生講的。后來我到蘇聯去，前十幾年了。蘇聯的科學院請我去，碰到他們研究人類學的人，同我說他們現在已經給他恢復了名譽，那個時候他是被斯大林趕出來的。斯大林講民族問題，還是根據他的一些基本的思想，可是人家都不知道史祿國。我叫他“人不知而不慍”。“慍”是指心理面不嘀咕，人家不知道我做的好事，不要嘀咕，不要抱怨人家看不起我，最后人家還是會知道的。

史祿國就這樣在清華呆了幾年。沒人認識他的本領，他的本領實際上是世界級的一個權威。在人類學方面，他與我的另一位名聞天下的老師馬林諾夫斯基不同，他寫的書大的要命，但是就是沒有人去看它。他是俄國人，用英文寫，寫出來，說老實話不容易看，我很多看不懂，這是理解上的問題，因為他要用自己的概念，不愿意用英美的傳統的概念來表達他的意思。所以他用字很難，創造很多新的名字出來，他的最后一本最重要的書的名字叫做Psychol-mental complex，兩個指心理的詞合起來了用。現在我叫它做心態，文化的心態。這是我想出來的。不是指我們的行為、我們的動作，而是指思想意識。而且把感情都包括在里面。他叫Psychol-mental complex這是一個文化里面最高的一層，不光是指人同人的關系，我在這里講課，你們坐在那里聽，這是人同人的關系。有著不同的定位，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身份，可是還有一套就是我剛才講的我的這一套思想，這就是他所說的Psychol-mental complex，不是我的講話，不是我的行動，而是我講話內容的意義和感情，我很希望你們能聽懂我的話，這是我的感情，雖然你們還是聽不懂我的話，可是我的心態方面還是有這個意識，要使我的思想轉到你們腦子里面去，這是人類一個最高的活動。就是說我們還有個層次，我叫做心態，就是指思想、意識感情，愛好，這一套東西是在人的思想里面，感情里面存在著而成為影響到我們整個的文化生活的基礎，這一點我還沒有寫出來，如果再給我十年，我希望能用中國話把它寫得更清楚一點。這一點我也不敢說了，因為我還有多少年，我也不知道了。這是第一段我想講的，就是我開頭講的我是怎么投入社會學的，就是想要用社會學的方法、科學的方法去研究中國的社會，中國的文化。這一點我講了很多，文化自覺，也就是史祿國教給我的。這一段我講完了。

我接下來講第二段。第二段我進入到一個學術的圈子里面去了，清華畢業以后我是靠“庚子賠款”把我送出去留學的，所以我一直跟國恥，跟帝國主義壓迫聯系在一起的。當時我還是一個青年，二十五歲清華大學研究院畢業，畢業后我就到瑤山去做調查。這是吳文藻、史祿國都同意的，那是因為要認識中國的實際比較不容易，最好要到一個比較不同的社會里去，取得一個參考體系（reference）。你天天生活這樣，吃飯拿筷子，不會感覺到有什么特別。從小父母就教我們大家用筷子吃飯，可是用筷子吃飯是中國文化的特點，他們叫筷子文化。筷子日本人也用，是東方文化。西方人不懂，要學一學。要懂得中國就要先學用筷子吃飯。這不是一個小事情，沒有筷子不行，但是沒有一個中國人會想到筷子是怎么來的？怎么就開始用筷子了？到現在我也不懂，我們的文化就是從小養成的，不去問為什么這樣。我們大家坐在這里聽，聽我講，這都有一套老辦法，就是傳統的辦法在那里進入我們的生活。要理解它，孟子講“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一點大家都聽說過，是不是？“知之”就是理解它為什么這樣，毛主席則說“問個為什么”。就是要“由之”而“知之”。

平時做事情是不問為什么的。為什么可以叫媽媽為“媽媽”，為什么可以向媽媽吃奶。這是不必問的。她當然要給我吃奶啊！這不是個問題，不進入到理性的生活里面去。我們把我們生活的一套辦法，吃飯、吃奶，一直到最深層的文化大革命都是視作當然，文化大革命到現在沒有人講得清楚。是怎么來的，是怎么個意思。現在大家也不去想了，大家“由之”而不“知之”了。來了就算了，去了就過去了。要真正有個理解，有個知識，就是我所說的“從實求知”的“知”。

一般人是不講這個的。生活的方法都是學來的，叫做學而時習之。跟人家學了之后，自己跟著再做。我們的生活是從學人家的樣子就自己把它repeat，repeat（重復），就叫做學而時習之，成了習慣化，習慣化了就是不去想了，不去理解了。現在我們說的科學，就是要把普通尋常的東西講出個道理來，講個道理就是進入到理性生活，一般人是不進去的。我們從“五四”運動以后，受西方文化的影響開始要求一個rational，要追求一個理性，現代的中國人，包括你們在內，很多還沒有懂得什么叫理性，什么叫習慣性，就這么做了，這就對了，就是不講道理，不講道理的生活，也可以說沒有道理的生活，這叫“由之”，跟著做。

現在我們要進入到農民的生活中，把農民生活的道理講出來，有什么辦法呢？那就是去看、去了解，去體會他們。自己參與他們的生活，同吃、同住、同勞動就是參與（participation），要進去。進得進人家的生活，這不容易。你自己的生活有時好像是被包裹起來的，因而不理解自己是怎么生活的。現在我們就是要進一步提高一步，問為什么要像你們這樣子的生活。這樣才有教育改革，改革要通過理性的reflection（反思），這是考慮、思想，要進得去。我從1930年代燕京大學到1949年一直在這個路上摸索。寫了幾本書。我寫了一本我姐姐辦的鄉村合作社的書，這種合作社不是解放以后的合作社，是解放以前那個時候農民自己辦起來的生產銷售的組織，就是后來的鄉鎮企業。我在瑤山里面受傷了，回去到鄉下養病，我就住在這個工廠里面，這里面我就接觸到江村（前幾天我還去過一次，這是第23次到這個村子里面去，看看老朋友，看看現在的變化），江村就是開弦弓村，是吳江縣廟港鄉的一個村子。

我在那住了一段時間，也不長，一個多月，我當時就覺得很有意思，我自己也覺得我姐姐的科學下鄉是一個很重大的開始。是改變農村生活的開始。農民需要這個知識，沒有這個科學知識，養不好蠶是要死的。蠶要是一病，全都會死的，都要倒到水里面去，整個投資沒有收獲，所以很多養蠶戶就吊死了。一次蠶瘟不但死蠶還要死很多人，養蠶虧了本，不好交代了就上吊了。那個時候的解決辦法就是上吊！

我覺得我姐姐做的事情很有意義。我就記下了很多的東西，1936年夏天，清華大學把我送到英國去念書了，跟馬林諾夫斯基這位老師學習人類學，叫做社會人類學（social anthropology），就是研究人同人的關系，不同西方文化的這種人同人的關系。我跟著他兩年，就把我在江村看到的材料整理出來，寫了一本叫《江村經濟》，有很多同志都看到過，這本書到現在已經有60年了，38年我寫完，39年在英國出版。我的博士論文是用英文寫的，當時出版商（他們是進入到了市場經濟了）一看這個名字不行，我原來用的書名叫《開弦弓--中國農民的生活》，他說不要這個書名，變成Peasant Life in China，翻譯過來叫《中國農民生活》。

有人就批評我，中國這么大，你怎么能用一個村子的材料講整個中國呢？批評得對。可是我說，我開始沒有要用一個村子的材料來講全中國農民的生活。中國的農民有幾億呀，我怎么能夠用一個村子的材料來講全中國呢？可是，這里看到的江村這樣一個村子的農民生活，也是中國農民生活的一部分。

這個爭論持續了很久，英國也進行了爭論，爭論的核心就是微觀的田野調查怎能夠得出宏觀的結論這樣的問題。這里我提到了逐步接近對中國社會的認識的觀點，今天不談這一點了。

接下來就是抗戰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就有很多年輕紅衛兵問我，你為什么在抗戰的時候回國？你為什么不在外國呆下去呢？一定是特務，你要不是特務，沒有壞心思，就不會回中國來了。這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思考路線，你回國一定是一個思想不良的人，那個時候在英國，有人請我教書，那為什么又回來了呢？現在的一個留學生出去謀得一個職業之后，他就“老子不怕”了，就想不到要回中國來工作了。他不知道中國需要他。可是我們那個時候的青年從心理上還是要救國的。要回去做一些事情。救中國不要走上亡國的道路，這是我們的責任。所以我們沒有想到不回國的道理。畢業考試完了我就回國了。

到中國的時候，已不能夠回我家鄉了。家鄉被日本人占領了。我在輪船上就聽說連廣東都淪陷了，就剩下一個昆明，叫做后方，只有西南半邊了。我們就在過去叫安南現在叫越南上岸，從西貢直奔昆明。這個時候幾個大學都到昆明了，北大、清華、南開等學校組成了西南聯大。同時我們清華算學系的老教師熊慶來，他是一個數學家，當了云南大學的校長。熊慶來把吳文藻請去了。不久我也到了云南，同吳文藻接上了頭。到昆明后的兩個星期我就下鄉了。目的是要了解后方的內地農村。我直接去調查的村子叫祿村（祿豐），現在他們還記得我。這個村完全沒有副業，沒有工業，是靠土地為生活的。我那個時候在那個村子里做調查，住在房東家里。我住的房東的孫子現在已經成了一個小的企業家，他在祿村辦了一個小廠，我到他的廠里去看過一下。

在那次研究之后，我們就在云南大學成立了一個研究中心，專門有一批年輕人，主要是清華和聯大的畢業生跟著我辦了一個名叫“魁閣”（是在魁星閣里面，現在這個地方還在）的研究中心。當時我們還都是青年人，下面是第二代（這第二代現在也七十多歲，故去了的也不少了），如在社會科學院的張子毅，我們幾個人調查了三個村子，我們后來編成了一本書，叫《云南三村》。我們做完之后，美國請我去講學一年，學沒有講，倒是寫了一本書。那時派克老師的女兒幫我寫了一本叫做Earthbound China的書，這是我第二本用英文出版的書。后來我把中文原稿重新印出來叫做《云南三村》，你們要看可以看看，《江村經濟》接下來的就是《云南三村》。

這是我第二期的調查報告，這里面我就具體地提出了鄉鎮企業的概念，那是在抗戰的最后一段時間，30年代到40年代，還沒有解放之前。日本投降之后我又寫了兩本書叫《鄉土中國》和《鄉土重建》。我把十幾年來我對中國社會特點的認識講給學生們聽，講完以后寫下來。后來北大出版社在百年校慶的時候又給我重印了一遍，去年出版的。這里寫的是我調查里面的體會。我認為傳統中國社會根本是一個鄉土社會。

以上是從我回國到解放前不到二十年中做的工作。是我的第一段學術生命，是1957年結束的。1957年我被劃為右派分子。把我排除在普通人的社會之外。連一般人的社會權利都沒有了。右派是不能接觸的人，不能碰的。碰了你自己也會成右派，就像傳染病一樣，所以要把右派分子從正常社會中孤立起來。使得他不要感染人家。就像得感冒的人，不要讓他來開會，一來大家也得感冒，感冒就流行了。右派就是這樣子的，實質上來講，就是社會的隔離問題，這個社會不準許他進入，把他排斥到外面去。當右派是很苦的，你們看過季羨林先生寫的《牛棚雜記》，他描寫了一點，但沒有全寫下來，他沒有當過右派。我是從頭當到尾，從57年到80年，這些年對我也有好處，我學習了人生。特別是勞動，接觸了真正的農民的生活，同時也知道了什么是社會。什么叫social，什么叫social circle。

人同人構成的社會是一個圈子。一旦被排除出來，就得不到正常的生活，有如西方小說里的背著一個紅十字的人，羅馬時代有一種刑法，稱作不受保護的人，別人隨時可以羞侮他，這就是我當右派時所體會到的，當右派當出來的認識。我能真正懂得什么叫social了，進入不了社會這意思就是將你隔離起來。文化大革命時你們還是小將，還沒有經過這一套。最主要的一點就是social isolation，你不能進入到這個圈子里面去，這是異己分子的圈子，同社會中心的人不同。那個時候叫做“劃清界限”，不要站錯了立場。這就是社會學的根本東西，劃了一條線，你不能隨意跨過這條線，比如說大學這個圈子。你沒有經過“考試”，就進不進去，要花很大的力氣進入到這個圈子中來，進入了圈子，你不孤立了，你覺得有一個靠山了。這就是社會對你的一個支持，你要花很大力量做這個事情。所以我寫了那篇“圈外人語”的文章，就是想講明白這樣的一個事情，圈子之外的人被人家孤立起來了，不能進入到社會圈子的這一段歷史。這一段境界、心態，我把它寫了出來，把它表達了出來。其實這種事情在每個社會每個時代里面都發生的。

我的這一段歷史是從解放到1980年，1980年我被改正了，我又重新進入到我的老圈子了，進到了知識分子這個圈子里面了。以前是被排斥出去的。1957年到1980年，這23年的生活也很有意思，使我對于社會學的理解深了一層，沒有這一段的實際生活，你不懂得什么叫社會。社會的意思是你要同人家接觸，要人家接受我，這一點是很關鍵的。經過這一段，我有感性的知識了，懂得什么叫social了，接下去是1980年到現在是我第二次生命。

第二次生命的標題就是“行行重行行”，就是一次一次地出去跑。昨天還是在跑，不斷地出去跑、去看，因為我沒有辦法去做農民了，不要我了，我也做不動了，種田我種不動了。只能看人家怎么種了，我要看別人的變化。第二次生命從80年代開始。在1980年代開始的時候，我就說了幾句話，這是在統戰部的宣布我不是右派的會上說的。那時我已經70歲了，老頭了，在過去就是快死的人了。我就說我希望不大，希望再活十年，所以我就說我身邊只有十塊錢了。十塊錢就是表示我的生命不長了。打算還有十年。我說我得好好用了。不能買花生米吃，因為我喜歡買零食吃。我要把十塊錢集中起來買一個心愛的東西。

到了1990年我80歲了。當時統戰部請客，給我祝壽，吃飯的時候人家問我：“你這一生干的事情，推動你的力量是什么？”我當時就說了四個字：“志在富民”，目的是在富民，是要讓老百姓富起來。其實我在《江村經濟》的結論里面早已經說過了，我說中國的問題，饑餓是真正的關鍵，農民最大的問題是吃不飽。

1930年代我在江村調查的時候，大家關心的問題是要吃飽飯的問題。吃飽穿暖是當時農民最大的要求，當時的農民窮啊，所以我說我的責任就是要解除農民的窮困，要使他們吃飽穿暖，這是第一步，是最基本的。現在看來是與小平同志的理論是相符合的。就是要提高生產力，不能靠人家給，要自己掙出來，要提高生產力。第二個問題就是，為什么中國窮呢？我在《江村經濟》里面也講了，我說中國農村經濟的關鍵很簡單地講是要工農相輔，不能只靠農業，只靠農業是活不了的。到現在還是這樣，一定要有副業，一定要工農相輔，這樣配起來，講得清楚一點，我們有七月七牛郎織女鵲橋相會的傳說。這里“牛郎”就是“農”，“織女”就是“工”，工農相輔。牛郎織女到七月七見一次面。大家忙得很。

中國農村經濟的基礎是工農相輔。這種工農相輔的中國經濟碰到了外來比我們高的科技，我們的舊有的手工業就跌下來了。中國的紡織業是很早的，去年我到寧波的河姆渡遺址參觀，在過去七八千年前，住在我們江蘇太湖流域的人已經有很發達的文化了，這時已經會織布了。大概是真的，我看了。那時已經是有副業了，已經是不完全靠農業生活了。河姆渡是屬于良洙文化，這個時候農業相當發達，現在還可以看到那個時候遺留下來的谷子。農業有了一定的發展，而且有紡織了。這在《孟子》當中也可以看得到，他說一處院落，四周種上桑樹，老年人就可以有衣服穿了，這就是談農工要結合。到了30年代傳統的工業衰落了，因為它趕不上西方的科技，這個時候機器工業出來了，我們傳統的工業吃不消了。退化了，一退化，農村經濟就失調了。原來的工農相輔的結構不行了。所以農民就貧困吃不上飯。在文化大革命當中，真正有人餓死的。

工農結合的這樣一個基本結構是我討論工業下鄉的一個基礎。這是我的認識基礎，在解放前一段時間對鄉鎮企業，在知識分子中間爭論的很厲害，我說中國要發展鄉鎮企業，才能解決中國農民的吃飽穿暖的問題。也有很多人反對，說這不符合歷史發展的規律，到了工業化的時候要搞大工業。但是我還是堅持要在農村里面搞鄉鎮企業，這叫工業下鄉。其實這兩種想法都不錯，現在大家都知道鄉鎮企業是發展中國經濟的必由之路。開始我們搞了大工業，學習蘇聯的工業體系，開始的兩個五年計劃就是解決中國的工業體系的問題。現在還靠它，所以現在我們有一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這不是市場經濟里面出來的，而是計劃經濟里面出來的。不要只看這一方而不看另一方。中國是多方面發展起來的，有的時候我們批了一面，而強調另一面，出了很多的毛病。計劃經濟的時候，大家吃不飽，因為中國掙的錢有限，拿錢投到大工業里面去，別的地方就沒有了。毛主席的那一代給中國的工業打下了一個基礎，這是必要的，沒有這個基礎不行。這是要承認的，可是他忽視了農民生活的溫飽問題。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大躍進，上面的領導聽不到下面的實際情況了。那個時候我到徐水去參觀過，說是一畝地可以打一萬斤糧食。我們大家都去參觀了，都說好啊好啊，其實是假的。當時的口號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這把我們的領導迷糊了，其實是自己制造出來的一個風氣。結果害了自己，農民餓死，在我們江村就有餓死的人。所以一個事情都有兩方面，走了極端就要出毛病。當時領導人的出發點還是好的，是要中國發展起來嘛，后來還是得要走工農相輔這條路。

我的第二段生命開始，就是去三訪江村。第二次是在我當右派的前夕，我當時批評了政府忽視發展當時農村里的副業，農民是有飯吃沒有錢花。農村的市場經濟合并到國家的市場經濟里面去，結果農民就吃不到飯了。那是真的吃不到飯了，有人餓死了。我把這個事情講了，我批評政府，政府說我是反革命，打成右派。打成右派的原因還有許多其它的事情，這里不講。我出來之后，重新進入第二次生命，我就開始再下去調查，當時我說還有十塊錢，那這十塊錢怎么花呢？我說要存起來放在研究城鄉關系上面。我是研究農民生活的，中國不只是農民問題還有其它問題，我沒有精力去調查研究了。十塊錢要集中花，花在行行重行行上，到處去看農民的生活。

80年代，我那時70歲了，一般人會在家里養老，但是我還是要出去走，全中國各省都走到了，除了西藏不許我去，海拔太高，去了就回不來了，領導上決定不能讓我去西藏。臺灣不讓我去，除了臺灣、西藏中國各個省我都去過了。都是到農村里去，現在不行了，太苦的地方不讓我去了。醫生說讓我去那些出了毛病馬上就可以送醫院的地方。這一段我就是行行重行行，行行重行行的開頭在83年，我寫了一篇文章叫《小城鎮，大問題》，當時是一個問題，那時我想的很簡單，沒有現在這么復雜，我想人口那么多，農村里要容得下么？農村里邊吸收不了這么多人，出來到哪兒去？都到上海、天津這樣的大城市我們不僅養不起，連住的地方都沒有，人是要就業要生活的。12億人口中80%是農民，中國城市里面是容納不下這么多人的。所以我提出了一點，要多搞幾個人口的蓄水池。

這個概念也不是憑空想出來的，82年在江蘇我的家鄉調查，調查什么呢？我就把吳江縣傳統的小城鎮一個一個地跑了一圈，鎮的人口傳統年代的時候有1到3萬人，可是經過了解放以后的重工輕農，我們花大量的財政都投到了工業里面，第一、第二個五年計劃，大工業都起來了，工業里的工人要吃飯的，那就要有農民來幫助，實際上是以農支工，那段時間農民就很苦了。解放之后農民得到了土地但窮。到了人民公社的后來這幾年，人太多了，大家搶工分啊，你們都不懂了，那時我也不懂，沒有資格到公社里面去，我是右派，是圈子之外的人，沒有實際去看公社是怎么活動的，現在聽得很多，公社也有許多特點，比如吃大鍋飯，家里的鍋都放到公社里面去了，同你們差不多，農民像北大的學生差不多都到食堂里面去吃飯，不是很好么？不過當時一下子就吃完了，沒有東西吃了，沒有辦法。那個時候會真的餓死人的，這是我簡單化的講。

我在全國跑了之后，才看到鄉鎮企業異軍突起，這是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一件最清楚的事情，現在大家都承認了，當時還不行。當時認為鄉鎮企業不是走社會主義道路，差一點我又被打成右派了，第二次要被打成右派，沒打成。后來才承認中國農民必須要走工業化的道路。一定要工業下鄉。在我的《行行重行行》里面就談到，一個地方發展不發展要有個指標，這個指標就是工農比例，工和農的比例，當時我們蘇南，農工各一半。在長江北岸，不到一半，農比工大。到了蘇北就是8：2，20%的工80%的農。

當時一個大的爭執就是，怎么發展農村呢？是發展工業，或說鄉鎮企業呢？還是發展農業。這個官司打了好幾年，來來去去地打，左傾右傾地批評，一直到小平同志說不要爭了，不要去掙姓“社”姓“資”了。有的人說，鄉鎮企業也是“公”，因為它是從人民公社當中出來的。講我自己我是主張要發展鄉鎮企業，可是鄉鎮企業各個地方不同，因此我全國跑，我看到江蘇南部有一種模式，我叫它是“蘇南模式”，我提出模式的概念，就是指各個地方都有各自的特點，到溫州我看到它是特點，是“小商品大市場”，我還以此為題寫過一篇文章，這里是做紐扣，做小的生活用品，一直到電器工業，還有像打火機這樣的東西，都是小商品。這是人民生活所必需的小商品，同時他們搞全國性的大市場。出去推銷，帶著商品出去跑。一時浙江人漫天飛，溫州人漫天飛，到處都可以看得到。我到了內蒙邊區的小鎮上，到處都有溫州人。農村里養活不了那么多人了，都跑出來走四方，帶著東西出來賣，一直賣到外國。這是他們的傳統。我叫它溫州模式。到后來我歸納全國的鄉鎮企業為三個主要模式。第一個是以公社社隊工業為基礎，比如像從農機修配站發展起來的鄉鎮企業，原來只有幾千塊錢，現在發展的有幾十億啊，發展到這么大。我們一路都看見了，這是“蘇南模式”。現在出問題了，蘇南模式怎樣改制？就是要變成股份制。第二種模式就是剛才講的“小商品大市場”，搞家庭工業，都是家里制造的，像紐扣、電器用品。這個市場里面，農民造出來的商品質量不高，可是他造出來了，而且推銷出去了。他們有一支推銷的大軍，以溫州來說，大約有一百萬人在外面，這叫商品經濟，這種商品經濟是從那里來的呢？終究還是從農民那里來的。我在珠江三角洲看到了第三種模式，就是三來一補的鄉鎮企業，來源是香港。

香港的工業很有趣，是從上海開始的，像容毅仁他們家傳的那樣的民族工業。抗日勝利后，他們本來是想在蘇南發展民族工業，機器都買來了，到香港就停下了。不敢回來了，回來怕挨斗爭，所以他們在香港落腳了，由此奠定了香港的工業基礎。是用我們內地去的這些民族資本家為基礎，發展了香港工業，到現在還是寧波幫、上海幫最大。后來，改革開放以后他們又回來投資了，叫港資。這種模式是利用外資發展起來的。這叫“借船出海”，也叫“三來一補”，就是資本、原料、技術等都是外面引進的，用中國的勞動力，這叫三來一補，即借船出海做生意。后來發展成為自己造船出海，最后發展到現在的三資企業。

去年年底我們在珠江三角洲跑，從深圳到珠海這條線都跑了都看了。看了之后就發現，他們現在基本的經濟是靠外資。鄉鎮企業是在吸引外資，外國的企業，外國的市場，外國的資本，現在有80%是外資了，現在的經濟基礎已經不是十年前的經濟基礎了。像蘇州工業園，都有自己的開發區。搞開發區吸引外資，自己去造市場，這個很復雜。為什么這次東南亞的金融**對國內影響沒有那么大，這里原因之一就是結構上的不同。現在我們的工業結構主要是靠外資，外國人拿大頭。中國人拿一小頭。勞動力是中國的，市場也是外國的。我們只是拿了小頭，可是這個小頭把我們托起來了。變成市場化、工業化的社會了，這到江蘇看看就知道了。（我要講得快一點了，時間不早了，你們也要去吃飯了。有時候我上課會忘記時間，講下去我可以回家吃飯，你們不行。要去排隊買菜，排在后面，好菜都給買走了。）

最后一段就是講最近的90年代。去年我退休了，只留了一個北京大學的教授，還是名譽教授，不拿錢的，是做奉獻的。退休之后，我想還有幾年活嘛，看上去身體還可以，還可以講兩個鐘點，不錯了。出去跑了兩趟，珠江三角洲跑了一趟，蘇南跑了一趟。現在許多新問題都出來了，小城鎮現在不是大問題了，而是大戰略了，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小平同志說，鄉鎮企業是農民致富的必由之路。農村的經濟發展要靠工業下鄉和科技下鄉。現在有些地方的農村，農民住的房子有的比我的還要好，造一座房子要20萬塊錢吧。里面高級的電器都有了，基本電氣化。到農民人均年收入超過5000元的時候，可以享用這一套東西了，蘇南基本上是超過了。

但是到了中西部地區，一半還沒有到，3000塊還沒有到。到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兩三千塊錢算好的了，少數民族地區情況還要比這差，鄉鎮企業沒有發展，沒有地方拿得到錢，農民哪里去弄錢啊！現在有個問題是，很多的農村人口外流，農業機械化速度發展很快，搞農業已經不要多少人了。我舉一個例子，在張家港的一個村辦企業，是從幾十萬塊錢開始的，經過十年已經達到了幾十億。造什么東西呢？就是造房子用的鋼筋，是用鋼錠制造鋼筋。這樣的生意一年翻一翻，現在產值幾十個億。全村的人都造了新房子了，同我的房子差不多，內部沒有我的房子好，沒有書。可是生活的環境改變了，這里也出現了一個問題，管理生產的總經理說，現在他買了最先進的拖拉機、收割機，農業都可以機械化了。幾十個人把整個村子的地都包了，不需要那么多的人去種田。這樣就有一大批的人剩余下來，這批人出來后怎么辦呢？有一部分就被吸收到鋼廠里面去，但是也吸收不了這么多人啊，怎么辦？大批的人口多余了，多余的勞動力成為了一個問題。他們要做事的，做事就有一個就業的問題。農業現代化擠出來大量的勞動人口，有個同志跟我講，有三分之二的人要剩余出來。剩余出來的人不是光要吃飯，那位老總就說，吃飯沒問題，我們養活他們，但是他們不要，他們要想自己做事，但是現在哪有那么多的事情讓他們去做啊！

在城市也一樣，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下崗的問題，這個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但是在現在的農村里面，由于機械化的原因，大量的農民下崗，對于這樣的一批人，我們怎么辦呢？不能都把他們推到上海去吧。只有小城鎮才能夠成為一個人口的蓄水池，這是我十年前講的。蓄水池就是水流在里面等一等，可是蓄水池里面的人也要有職業，要不蓄不住的。所以必須要發展其他產業，不發展產業蓄不住這么多人。你們也知道，現在大學畢業后不容易找到職業了，經濟不發展，找不到職業的。那就要靠牌子競爭，北大、清華的畢業生也許畢業后容易找工作。可是整個來看，我們能不能夠給他們職業，這是一個大問題。這是我現在考慮的問題，怎么樣再來一個大發展，來吸收從農村擠出來的人口。

人口問題到現在又是一個現實的問題了。我當年像你們這樣的年紀的時候是講計劃生育的，我只有一個女兒，我說我是第一個實行計劃生育的人，不是遵照國家政策，而是根據一個理論，認為中國的人口不能再膨脹了。現在是個現實問題了，已經膨脹了，不能夠叫他們死啊！要給他們生活，給他們職業。這說起來容易，但做起來難，要有工廠、產業。這是現在面臨的大問題，這個問題是你們這一代人必須要加以解決的。從未來看，中國將會有三四億的人口要從農村里面出來，要離土。但是離土之后還要活著，還要吃飯呢，要有職業。這樣的問題變成了全國的大問題。

你們這一代的當家人要想出一個辦法出來，吸收住這么大量的人口。到那時中國又進一步到世界經濟里面占一個比較穩的地位。否則還是很危險。在我快要謝幕的時候，我要警告我的下一代的同志們要注意到這樣子的一個問題。現在的農村問題不是一個空談的問題了，不是我當初想象的問題，而是面臨的一個具體問題，要創造幾億人的職業。通過科技，但科技是不需要多少人的，勞動力吸收不了，吸收不了不得了啊，這個社會不能安定，這是現在面臨的一個大問題。

最后，我還是要提出“小城鎮大問題”，還是一個大問題！這是一個很不容易解決的問題，要費腦筋，要費力量，要費資本，要一直投下去。怎么樣個做法，我也說不出來了。就講到這里，我謝謝大家。

第二篇：我對過程裝備與控制工程的認識

我對過程裝備與控制工程的理解

我對過程裝備與控制工程的理解

我于09年6月考入大連理工大學過程裝備與控制工程專業，剛開始對這個專業不是特別了解，但入學半年后，聽到老師、學長們對本專業的評價，教授對本專業知識的介紹，自己到網上搜索，到圖書館搜索相關書籍，我自己對本專業有了一定的認識，并逐漸喜歡上了這個專業。那么我就憑借我對本專業的了解，對過程裝備與控制工程專業進行簡要的介紹。

專業介紹

過程裝備與控制工程專業，隸屬于一級學科動力工程及工程熱物理，二級學科化工過程機械，是機械大類學科的一個分支。它自己是屬于機械領域，同時又服務于過程工業，自身的發展又需要機電控制。所謂過程工業，是指通過化學

和物理的方法以達到改變物料性能的加工業，它涵蓋了化學、化工、石油化工、食品、制藥，甚至于冶金等眾多行業部門。過程工業所涉及的對象是流程性物料，從原料到產品需經過復雜的工藝過程，因而整個過程需要由為數眾多的單元構成，而每一個單元均需要 由能實現這一功能的設備來完成，將這些單元設備連在一起便構成過程裝備。而要保證每個設備直至整個裝備能正常運行，必需對其流程性參數進行嚴格的控制，如壓力、溫度、流量、液位、濃度等。因此，與其相關的行業包括：工藝過程（化工，石油化工，食品，制藥，輕工等），機械設計及制造（機械設計，機械制造，工程材料等），以及裝備的控制（重點在流程性參量，不同于機械行業的位置、位移和速度的控制）。

本專業的培養目標：本專業培養具備化學工程、機械工程、控制工程和管理工程等方面的知識，能在化工、石油、能源、輕工、環保、醫藥、食品、機械及勞動安全等部門從事工程設計、技術開發、生產技術、經營管理以及工程科學研究等方面工作的高級工程技術人才。

本專業的培養要求：本專業學生主要學習化學、物理、物理化學、化工計算、工程熱力學、化工原理、流體力學、粉體力學、工程力學、機械設計及計算機控制技術方面的基本理論和基本知識，受到工程設計、測控技能和工程科學研究的基本訓練、掌握對化工單元設備及成套裝備的優化設計、創新改造和新型化工裝置技術開發研究的基本能力。

從名稱上就不難看出該專業各學科的交叉性，曾經有人這么解釋過過程裝備與控制工程專業：學過程裝備與控制工程的比學化工的多懂些機械，比學機械的多懂些控制，比學控制的多懂些工藝，這是一個比較生動的說法。過程裝備與控制工程學子具有綜合型人才的特點，可以涉及與這四個工程相關的工作，真是“廣闊天地，大有作為”。

發展歷史

過程裝備與控制工程專業的前身是化工設備與機械專業。我國高校化工設備與機械（簡稱“化機”）專業創立于1951年，當時我國工業經濟的體系亟待建立，急需掌握化工過程和機械方面的復合型工程師，遂在高等院校設立了當時名為“化學生產機器與設備”專業。自20世紀50年代至90年代，化機專業的人才對我國化工、石油化工、制藥等行業的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98年教育部對普通高校本科專業目錄進行調整，將化工設備與機械（本科）專業更名為過程裝備與控制工程專業，歸入機械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到2004年為止，全國設置有過程裝備與控制工程專業的普通本科高校有76所。化工過程機械學科是國務院學位委員會1981年批準的首批具有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授予權的學科之一。1951年大連工學院首先成立“化學生產機器與設備”專業。1952年全國大學院系大調整，天津大學、浙江大學、華東化工學院、華南工學院、成都工學院、杭州化工學校(中專班)等，成立“化學生產機器與設備”專業，簡稱為化機專業。化工學院中一般都設有化工機械系，早期的化機專業是化工加機械。60年代化學工程專業興起，不少老學校對化機專業淡化了化工。同時，西方壓力容器技術的發展又為化機展現了嶄新的、廣闊的空間。英美國家的化工系一般分成兩個方向：一部分搞工藝，一部分搞設備。當時按照蘇聯的模式，化工與機械并重。1954年，蘇聯專家莫斯科化工機械學院副教授杜馬什涅夫，在大連工學院講學。全國各校選派了12位教師和10位研究生去進修，重新修訂教學計劃。他們考察了大連、吉林等地的蘇聯援建項目。由大連工學院出面，召集了天津大學、浙江大學、華東化工學院等校教師與杜馬一起制定我國第一份化工機械的教學計劃。培養的化工機械畢業生要做什么工作？當時的思路是化工廠需要大量能夠從事化工設備運轉的工程技術人員，包括設備的采購、安裝、維護、及零配件管理等方面的工作。主要是應該有一定的設計能力。從教學角度大學不宜教運轉、維修，應該教設計，教原理和原則。設備與機器的關系是以設備為主，以機器為輔。因為設備是非定型的，需要設計，而機器是定型的只要會選用就行。化機專業的第一輪教學計劃，從1954年到1955年醞釀，到1956年形成，矛盾很多，化工的味道很重。1956年教育部與各部委聯合成立了教材編審委員會，要編自己的教材。同時，教育部在北京石油學院等院校又增加了一批化機專業。這樣全國的化機專業已增加到十幾所院校。當時大多數人認為，教學以設計為主，但是培養目標是為企業培養運行和維修工程師。針對化機專業“化而不機”的狀況，加強了機械，削減了化工的分量，減少了化工原理與物理化學的課程，增加了“泵和壓縮機”、及“化機制造”，這樣，在原來的塔器、換熱器等分量不變的情況下，增加了機械的內容，本質上是培養化工廠的機械師。設計院也是化機畢業生的一條出路，他們也很需要化機人才。化機的畢業生好在懂化工工藝專業的小樣圖，可以看得懂，可以討論，可以修改。80年代初重建化機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時，許多學校已開始招收化機專業碩士生。當初懂化工的化學工程專業已經成為很大的專業。化機專業要加強機械，教育內容要現代化。專業課內容大膨脹。壓力容器、化工設備、化工機器及化機制造，這四門課獨立設課。80年代以來，化機專業學生的出路一直很好。但是招生的生源，在不同地區有很大差別。大城市的生源不好，而地方高校的生源很好。九十年代，我國經歷了建國以來最大規模的專業調整。從一千多個專業，合并成五百多個專業(1993)，又從五百多個專業，減少為二百五十個專業(1998)。在調整中，化工部化工機械教學指導委員會做了巨大的工作。分析了國內外化工類和機械類高等教育的現狀、存在問題和未來的發展，提出了把“化工設備與機械” 改建為“過程裝備與控制工程” 的總體設想和專業發展規劃建議書，于1998年3月獲得教育部的正式批準。在新目錄中，更名為“過程裝備與控制工程”專業，歸入機械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教育部在01年11號文“關于成立2001－2005年教育部高等學校有關科類教學指導委員會的通知”中，成立29個教學指導委員會。在機械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成立五個教學指導分委員會：機械設計制造及其自動化專業指導分委員會；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教學指導分委員會；工業設計教學指導分委員會；過程裝備與控制工程專業教學指導分委員會；機械基礎課程教學指導分委員會。這樣就在最大規模的專業調整中，保留了化機專業的地位。把它拓寬為“過程裝備與控制工程”，為化工機械專業開辟了更加美好的前程。化機專業為新中國的化工、石油化工和相關流程工業的發展壯大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今后國家更需要大量過程裝備方面的高級人才。1999年7月，國家教育委員會高等教育司編《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和專業介紹》，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從五百多個專業，減少為二百五十個專業。其中“0303機械類”由17個專業減少為4個專業，它們是：030301 機械設計制造及自動化；030302 材料成形加工工藝及設備；030303 工業設計；030304 過程裝備與控制工程。

專業要求

作為過程裝備與控制工程的本科大學生，我們要學習的課程有很多，包括：化學、物理、物理化學、化工計算、化工原理、工程熱力學、流體力學、粉體力學、工程力學、機械設計、計算機應用技術、計算機控制技術、化工裝置設計、控制與管理技術等，金工實習、認識實習、生產實習、機械設計程設計、化工工藝及設備課程設計、畢業設計（論文）等，流體力學實驗、熱力學實驗、粉體力學實驗、設備強度實驗、微機測量與控制實驗、化工裝置實驗等。

四年后我們要畢業，我們必須掌握的知識和能力主要有：

1．掌握化學工程、動力工程及工程熱物理、機械工程、控制工程

等學科的基本理論、基本知識；

2.掌握化工單元設備和成套裝備的設計方法與控制技術；

3．具有對新裝備、新技術進行開發研究與創新設計以及對化工裝置項目進行成本評估與投資決策的初步能力；

4．熟悉國家關于化工裝置設計、開發、研究、環境保護和安全防災等方面的方針、政策和法規。

5.了解化工裝備與控制工程的理論前沿，了解新裝置、新技術、新工藝的發展動態：

6．掌握文獻檢索、資料查詢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學研究和實際工作能力；

7．具有創新意識和獨立獲取知識的能力。

就業前景

過程裝備與控制工程的就業前景是十分美好的，在新浪教育網公布的2008年全國應屆本科生最容易就業的十個專業中就有過程裝備與控制工程專業，工資收入也很可觀。09年，過程裝備與控制工程本科就業率已達到全國第一名。

由于該專業已經滲入到航空、航天、原子能、材料冶金、化工、制藥、石油、輕工、環保、食品等領域中真空技術和過程裝備的設計與控制等諸多方面。可以說，只要是與化工設備機械有關的單位，該專業的畢業生都可以去就業。與化工設備有關的公司或者企業可分為三類：一類是化工設備制造企業，比如壓力容器制造，空分設備制造；第二類是化工廠，該專業的畢業生主要是承擔設備管理工作；第三類就是化建公司（專門負責建立化工廠），畢業生主要負責所建化工廠的整體規劃布局以及化工設備的安裝工作。就目前來看，大多數畢業生的去向都在上述三類企業之內。如果對設計方面比較感興趣并且設計方面的功底比較好的話，可以選擇到化工機械制造公司設計部門工作，但這里要強調的一點就是，同學們要對機械制圖掌握的比較精，達到運用熟練程度，另外還要掌握一些常用的繪圖軟件，如CAD、3D max等。我國的化工類行業是相當繁榮的，并且一直保持良好的發展勢頭。煤化工和石油化工基本上囊括了所有的化工企業，過程裝備與控制工程學子可以在這兩類企業中大顯身手，很多畢業生分配到企業的管理機構工作，特別是在中層的管理方面突顯出本專業的優勢。

科研情況

過程裝備與控制工程的科研方向：

1、特殊流動，天然氣處理；

2、超壓泄放，安全裝置；

3、環境流體，換熱設備；

4、結構強度，安全評定；

5、超臨界流體過程，超高壓生物處理。

過程裝備與控制工程專業確實是一個有著明顯優勢的專業，它是我們大連理工大學的特色專業之一，是我校就業率較高的優勢專業。上學期聽過一個教授關于本專業的講座，他解釋了我們專業在工廠都是干什么的，其中一條給我的印象最深，就是我們專業知識可以鑒別工廠設備的安全系數，對不安全的設備進行改造，這關系到整個工廠的工人的安全，意義重大，所以我對過程裝備與控制工程專業而感到自豪。通過和別的專業的對比，我發現我們過程裝備與控制工程專業所學的課程比較多，給我們的學習造成了一些困難，但是相比于我們專業的重要性和就業率，我想這些都是值得去克服的。

還記得剛開學時，我們曾對過程裝備與控制工程專業的就業和考研產生了懷疑，認為我們專業學業重，但就業情況很差，甚至產生了轉專業的想法，很多同學對本專業也產生了很多的不滿情緒。不過，經過了這半年的學習，對本專業的了解，我逐漸喜歡上了我們的專業，并對我們專業充滿了信心，它不僅僅是本科就業率第一的專業，而且它在實際工作中占據著非常重要的位置，對工業生產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所以現在我決定繼續認真學習本專業的知識，不再考慮轉專業的事，因為我選擇了一個偉大的專業——過程裝備與控制工程。

現在，我最大的夢想就是能夠讀化工過程機械學科的研究生，因為現在我喜歡這個專業，我想把我的時間、精力投入到這個專業領域中去，所以我們應該努力學好專業知識，為將來能夠勝任工作打下基礎；同時，我們應把握好每次專業實習機會，豐富自己的實踐經驗，為將來就業做好準備。

第三篇：對黨的認識過程

*同志政治上時刻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堅決擁護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積極向黨組織靠攏，積極學習“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深刻內涵，能夠自覺冷靜地分析自己、評價自己、發揚虛心學習、謹慎工作的作風，積極向優秀黨員同志學習，不斷充實和完善自己，在實踐中與強者共同進步，該同志具有極強的集體觀念和團隊精神，具有為集體服務、為集體爭光的自 覺意識。在日常生活中能夠從身邊小事做起，能夠做到急群眾之所急，想群眾之所想，將幫助群眾的工作切實落到實處，能夠正確地處理集體與個人利益之間矛盾。同時，該同志時刻不忘提醒自己保持勤儉節約的優良作風，不追求物質享受，注意個人文明素質，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不斷地充實自己、完善自己，不斷提高精神追求，曾多次向組織提出申請迫切要求加入黨組織，為了促使其早日成長為一名合格的共產黨員，黨組織安排他參加了入黨積極分子培訓。通過學習，他對黨的認識逐漸加深，組織上還有意給其交任務、壓擔子，讓他在實際工作中接受鍛煉和考驗，并安排了兩名正式黨員負責對其培養和考察。經過黨組織的培養教育，該同志進一步明確了黨的性質、任務，表示堅決履行黨的根本宗旨，能積極參加黨支部組織的各項活動，端正了入黨動機，思想進步較快。在工作和生活中能更加嚴格要求自己，在工作崗位上能任勞任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工作積極努力，工作成績比較突出。能經常以共產黨員的標準對

照檢查和要求自己，思想覺悟提高很快。

第四篇：我對過程裝備與控制工程的認識專題

我對過程裝備與控制工程的理解

我對過程裝備與控制工程的理解

我于09年6月考入大連理工大學過程裝備與控制工程專業，剛開始對這個專業不是特別了解，但入學半年后，聽到老師、學長們對本專業的評價，教授對本專業知識的介紹，自己到網上搜索，到圖書館搜索相關書籍，我自己對本專業有了一定的認識，并逐漸喜歡上了這個專業。那么我就憑借我對本專業的了解，對過程裝備與控制工程專業進行簡要的介紹。

專業介紹

過程裝備與控制工程專業，隸屬于一級學科動力工程及工程熱物理，二級學科化工過程機械，是機械大類學科的一個分支。它自己是屬于機械領域，同時又服務于過程工業，自身的發展又需要機電控制。所謂過程工業，是指通過化學

我對過程裝備與控制工程的理解

和物理的方法以達到改變物料性能的加工業，它涵蓋了化學、化工、石油化工、食品、制藥，甚至于冶金等眾多行業部門。過程工業所涉及的對象是流程性物料，從原料到產品需經過復雜的工藝過程，因而整個過程需要由為數眾多的單元構成，而每一個單元均需要 由能實現這一功能的設備來完成，將這些單元設備連在一起便構成過程裝備。而要保證每個設備直至整個裝備能正常運行，必需對其流程性參數進行嚴格的控制，如壓力、溫度、流量、液位、濃度等。因此，與其相關的行業包括：工藝過程（化工，石油化工，食品，制藥，輕工等），機械設計及制造（機械設計，機械制造，工程材料等），以及裝備的控制（重點在流程性參量，不同于機械行業的位置、位移和速度的控制）。

本專業的培養目標：本專業培養具備化學工程、機械工程、控制工程和管理工程等方面的知識，能在化工、石油、能源、輕工、環保、醫藥、食品、機械及勞動安全等部門從事工程設計、技術開發、生產技術、經營管理以及工程科學研究等方面工作的高級工程技術人才。

本專業的培養要求：本專業學生主要學習化學、物理、物理化學、化工計算、工程熱力學、化工原理、流體力學、粉體力學、工程力學、機械設計及計算機控制技術方面的基本理論和基本知識，受到工程設計、測控技能和工程科學研究的基本訓練、掌握對化工單元設備及成套裝備的優化設計、創新改造和新型化工裝置技術開發研究的基本能力。

從名稱上就不難看出該專業各學科的交叉性，曾經有人這么解釋過過程裝備與控制工程專業：學過程裝備與控制工程的比學化工的多懂些機械，比學機械的多懂些控制，比學控制的多懂些工藝，這是一個比較生動的說法。過程裝備與控制工程學子具有綜合型人才的特點，可以涉及與這四個工程相關的工作，真是“廣闊天地，大有作為”。

發展歷史

過程裝備與控制工程專業的前身是化工設備與機械專業。我國高校化工設備與機械（簡稱“化機”）專業創立于1951年，當時我國工業經濟的體系亟待建立，急需掌握化工過程和機械方面的復合型工程師，遂在高等院校設立了當時名為“化學生產機器與設備”專業。自20世紀50年代至90年代，化機專業的人才對我國化工、石油化工、制藥等行業的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98年教育部對普通高校本科專業目錄進行調整，將化工設備與機械（本科）專業更名為過程裝備與控制工程專業，歸入機械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到2004年為止，全國設置有過程裝備與控制工程專業的普通本科高校有76所。化工過程機械學科是國務院學位委員會1981年批準的首批具有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授予權的學科之一。1951年大連工學院首先成立“化學生產機器與設備”專業。1952年全國大學院系大調整，天津大學、浙江大學、華東化工學院、華南工學院、成都工學院、杭州化工學校(中專班)等，成立“化學生產機器與設備”專業，簡稱為化機專業。化工學院中一般都設有化工機械系，早期的化機專業是化工加機械。60年代化學工程專業興起，不少老學校對化機專業淡化了化工。同時，西方壓力容器技術的發展又為化機展現了嶄新的、廣闊的空間。英美國家的化工系一般分成兩個方向：一部分搞工藝，一部分搞設備。當時按照蘇聯的模式，化工與機械并重。1954年，蘇聯專家莫斯科化工機械學院副教授杜馬什涅夫，在大連工學院講學。全國各校選派了12位教師和10位研究生去進修，重新修訂教學計劃。他們考察了大連、吉林等地的蘇聯援建項目。由大連工學院出面，召集了天津大學、我對過程裝備與控制工程的理解

浙江大學、華東化工學院等校教師與杜馬一起制定我國

我對過程裝備與控制工程的理解

粉體力學、工程力學、機械設計、計算機應用技術、計算機控制技術、化工裝置設計、控制與管理技術等，金工實習、認識實習、生產實習、機械設計程設計、化工工藝及設備課程設計、畢業設計（論文）等，流體力學實驗、熱力學實驗、粉體力學實驗、設備強度實驗、微機測量與控制實驗、化工裝置實驗等。

四年后我們要畢業，我們必須掌握的知識和能力主要有：

1．掌握化學工程、動力工程及工程熱物理、機械工程、控制工程等學科的基本理論、基本知識；

2.掌握化工單元設備和成套裝備的設計方法與控制技術；

3．具有對新裝備、新技術進行開發研究與創新設計以及對化工裝置項目進行成本評估與投資決策的初步能力；

4．熟悉國家關于化工裝置設計、開發、研究、環境保護和安全防災等方面的方針、政策和法規。

5.了解化工裝備與控制工程的理論前沿，了解新裝置、新技術、新工藝的發展動態：

6．掌握文獻檢索、資料查詢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學研究和實際工作能力；

7．具有創新意識和獨立獲取知識的能力。

就業前景

過程裝備與控制工程的就業前景是十分美好的，在新浪教育網公布的2008年全國應屆本科生最容易就業的十個專業中就有過程裝備與控制工程專業，工資收入也很可觀。09年，過程裝備與控制工程本科就業率已達到全國

我對過程裝備與控制工程的理解

3、環境流體，換熱設備；

4、結構強度，安全評定；

5、超臨界流體過程，超高壓生物處理。

過程裝備與控制工程專業確實是一個有著明顯優勢的專業，它是我們大連理工大學的特色專業之一，是我校就業率較高的優勢專業。上學期聽過一個教授關于本專業的講座，他解釋了我們專業在工廠都是干什么的，其中一條給我的印象最深，就是我們專業知識可以鑒別工廠設備的安全系數，對不安全的設備進行改造，這關系到整個工廠的工人的安全，意義重大，所以我對過程裝備與控制工程專業而感到自豪。通過和別的專業的對比，我發現我們過程裝備與控制工程專業所學的課程比較多，給我們的學習造成了一些困難，但是相比于我們專業的重要性和就業率，我想這些都是值得去克服的。

還記得剛開學時，我們曾對過程裝備與控制工程專業的就業和考研產生了懷疑，認為我們專業學業重，但就業情況很差，甚至產生了轉專業的想法，很多同學對本專業也產生了很多的不滿情緒。不過，經過了這半年的學習，對本專業的了解，我逐漸喜歡上了我們的專業，并對我們專業充滿了信心，它不僅僅是本科就業率

第五篇：談對黨的認識過程

談對黨的認識過程

我是一名平凡的大學生，但我有著不平凡的人生理想。在我心中，中國******是一個先進和光榮的政治組織，而且隨著年齡的增長我越來越堅信，中國******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是我最根本的人生目標。為建設更加美好的社會貢獻自己的力量并在此過程中展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完善自我是我內心深處的愿望。所以，我再一次懇請加入中國******。

黨中央決定，從2005年1月開始，用一年半左右時間，在全黨分三批開展以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主要內容的保持******員先進性教育活動。這是認真貫徹落實黨的十六大和十六屆四中全會精神，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基礎工程。中國******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以及她作為全國人民利益忠實代表和中國社會主義事業領導核心的性質，從根本上解釋了她光榮的歷史和繁榮的現在，也預言了其必然的燦爛未來。在生活中，只要一提到黨員，人們就會想起先進。記得去年回家時，（提示：此處舉個親自的小例子，如下）我告訴只上過小學二年級的母親我從黨校畢業的消息時，她特別欣慰，對我說我有個長輩一生特別有能力可就是追求入黨一直都未如愿；在母親心中，她的兒子才二十多歲就快已從黨校畢業（也就是他馬上就要成為一名******員了）這證明兒子很優秀。后來我也對那位已經退休的長輩說起這件事時，他也對我大大的表揚了一番。是的，盡管我們也常看到一些黨員****分子，但是毋庸置疑在人民的心中，黨員幾乎成了積極分子的代名詞。在人民需要幫助的時候首先想到的就是中國******員。

在2002年剛進入大學的時候，我向黨組織遞交了第一份入黨申請書。我是一個喜歡上進，不甘落后的人，從童年到高中時代的生活經歷讓我堅信中國******是一個先進集體和光榮組織，因此早在中學時代我就盼望著能早日入黨。

（提示：此處說明自己的情況，以例子的形式表達自己對黨的認識過程，如沒有合適的例子，可刪去這一部分。加點關于黨員先進性和構建和諧社會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