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政府組織中的支持關系

論政府組織中的支持關系

內容摘要：美國現代行為科學家倫西斯〃李克特認為在一個高效運營的組織中存在著一種上下級之間的支持關系。這種支持關系理論是建立在每個人都希望自己對于組織具有某種價值的假設基礎之上的。政府組織中的支持關系對于提高政府組織的績效具有重要意義。本文通過分析李克特支持關系思想的內涵，探討政府組織中的支持關系對提高政府組織績效的意義，并從領導者角色重新定位、組織結構適應性變革兩個關鍵問題入手，提出建立政府組織中支持關系的基本對策。

關鍵詞：政府組織 支持關系 績效

一、支持關系的含義

美國現代行為科學家倫西斯〃李克特（Rensis Likert）通過對處于高效運營中的企業的研究，提出了支持關系理論。李克特的支持關系思想的內涵是：“領導以及其他類型的組織工作必須最大限度地保證每個成員都能夠按照自己的背景、價值準則和期望所形成的視角，從自己的親身經歷和體驗中確認組織與其成員之間的關系是支持性的，組織里的每個人都受到重視，都有自己的價值”。

這里的支持，是指處于組織環境中的職工通過工作交往所感受和體驗到的領導者及各方面的支持和重視，從而認識到自己的價值，進而支持領導和同事的工作，支持組織目標的實現。這里的領導和同事是“支持性”的，這樣的環境也就是“支持性”的。

內部具有良好支持關系的組織可以稱之為“支持性組織”。通常具有以下特征：第一，組織的領導者從讓員工認識自我價值出發，鼓勵組織成員不斷進步，并及時予以表揚，使員工獲得成就感；讓員工承擔更大的責任和權力，使員工能夠充分發揮探索和創新精神，從而實現自我價值；讓員工有安全感，享受滿意的福利和保障，無后顧之憂，安心工作。第二，組織成員對待工作、對待組織的目標態度積極，與上級和其他成員相互信任，協調配合。第三，組織是一個由互相聯結的多個工作集體組成的有效系統，系統內充滿協作、參與、溝通、信任、互相照顧的氣氛和集體意識。第四，對員工的考核以工作集體為主，考核的目的不是單純用作監督和控制，更主要的是用于員工自我導向。第五，組織內有運轉靈活的信息溝通渠道，上情下達和下情上達暢通，員工愿與他人分享信息。第六，具有良好的支持關系的組織通常都具有較高的組織績效。

分析李克特的支持關系理論不難看出：支持關系是建立在每個人都希望自己對于組織具有某種價值的假設基礎之上，因而要形成組織的支持環境，關鍵就在于使其成員的這種希望得到盡可能充分的滿足。

二、支持關系對政府組織績效的意義

李克特提出的支持關系理論雖然基于高效運營的企業研究，但對于建立高效的政府組織同樣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政府組織是以實現公共利益為目標的組織，它擁有公共權力，負有公共責任，以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管理公共事務為基本職能的組織。政府組織的管理目標是實現公共利益，政府組織的工作績效與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息息相關，因而提高政府組織的工作績效尤為重要。

然而，我國的政府組織由于受傳統科層制結構的影響，使得組織內部權力等級分明、工作范圍和責任界線清楚，基本上是“一對一”的上下級關系，由一把手領導負責全面工作，其他副手和下級分管所轄范圍的工作，組織成員個人也是各司其職、各負其責。這種管理方式曾經對提高組織績效起到過積極作用。

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組織內部人員能力和素質的提高，人們自我價值實現的需求較之以往更加強烈。這些因素的變化，使得科層制組織結構和傳統管理方式的負效應日益顯現出來。主要表現為：一些部門的領導者站在小單位的立場上，爭局部利益而不顧整體效果；個別人為個人提升對領導察言觀色，阿諛奉承；各部門人員之間缺乏合作精神，有意排斥和防范，甚至互相拆臺；組織內出現信息傳遞阻滯和失真，等等。種種弊端導致組織管理低效或無效，甚至損害公眾的利益。這種現象可以稱之為行政管理失效。現實中這種行政管理失效的現象也確實存在。例如，由安徽省原副省長王懷忠貪污受賄案引出了安徽省阜陽市建世界最大動物園計劃成為半截子工程和投資數億元的大機場工程勞民傷財，建成后遠遠沒有收到預期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這樣的行政管理失效的事件。事實上，這種依小 團體或個人政治需要盲目實施“形象工程”，而損害國家和百姓利益的現象絕非僅有。這樣的一些事件不僅給公眾利益造成巨大損失，更使政府組織的公信力遭到了嚴重破壞。可見，政府組織借鑒高效企業的管理經驗，建立政府組織中的支持關系，對于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改善和提高政府組織管理效益具有重要意義

三、建立政府組織中支持關系的基本對策

要真正建立起政府組織的支持關系，必須實現組織結構和領導方式兩個方面的根本變革。

（一）領導者角色的重新定位

支持關系的核心是每個人都希望自己對于組織具有某種價值。這種希望能否滿足主要來自于上級對自己工作的評價。而上級能否對下級做出正確評價，與上級能否正確地自我定位有著直接的、必然的聯系。通過對李克特支持關系理論的分析可以看出，支持關系形成的關鍵在于領導對下級的支持。傳統觀念上，領導者通常都希望得到下級的支持，并且認為這種支持源于組織的職能權力。很少有人真正認識到來自于下級的支持只能是上級對下級支持的結果。由此可見，作為政府組織的各級領導者，要獲得下級真心實意的支持，則必須重新進行自我定位。以下幾個角色轉變是領導者應該努力做到的：

1、組織領導者不僅是權力的承載者，更是責任的承載者。既要對組織負責，也要對下級負責。必須身體力行，隨時準備為下級提供支持和幫助。辦不到時要對下級做清晰的解釋。

2、領導者是下級的同事、同學。任何一個下級都可能是上 級最好的參謀，尤其是決策時，上下級之間更是一種同學關系。

3、領導者是下級自我價值的發掘者。每個下級對組織來說都具有重要的價值。上級應完全信任他們的能力、干勁和誠實，努力找到和挖掘他們的長處并使之充分發揮出來。

4、領導者是下級自我價值實現的見證者。領導者要盯住下級的成績，及時地論功行賞。下屬遇到困難或不能勝任時，則盡力幫助或重新安排其職位。

5、領導者應是從善如流的人。領導者應樂于與高水平的下級共事并讓他們承擔更重要的權力和責任。

（二）組織結構的適應性變革

要建立起政府組織內部的支持關系，最重要的是在政府組織結構的適應性變革中，始終以服務社會公眾、增進公共利益為宗旨，并且牢牢把握住一條信念：組織應該是由多個內聚力強、運轉靈活、善于協作和富有績效的工作集體構成的一個系統，組織成員分布在一個個這樣的工作集體之中而發揮作用。也就是說，組織結構系統基礎單元的設立原則應該是突出集體績效而不是強調個人功勞。

基于上述變革理念的組織模式可有以下幾種：以公眾的服務請求為“終端”，構成柔性服務鏈；以“項目團隊”或“簇群組織”為基礎單元構成“虛擬組織”；設臵“雙重（多重）身份成員”把各個工作集體聯結起來，雙重（多重）身份成員是指某一部門的領導者或成員同時是其他工作集體或項目團隊的成員；設臵各種長期或臨時的跨部門、跨基層單位的工作委員會或工作組，從而把組織聯結起來。

參考文獻：

1、趙文明,黃成儒.百年管理思想精要[M].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2002

2、婁成武，鄭文范.公共事業管理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3、何精華,徐曉林.信息化與公共管理的變革與創新[J].中國行政管理，2002(10)

第二篇：論社區自治組織與政府的關系

論社區自治組織與政府的關系

摘要：隨著我國經濟體制轉型以及政治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以往政府和單位包辦式管理模式已經不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政府和單位的職能向社會分流，社區建設被提上日程，社區組織層出不窮，面臨的與政府的關系也受到各方面的關注。在二者的相互協調過程中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同時也積累了不少經驗。本文舉例了社區居民委員會、業主委員會、非政府組織等自治組織與政府的關系，為我們以后的研究打下基礎。

關鍵詞：社區自治組織政府關系

20世紀90年代，隨著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中國開始興起城市社區建設，在《經濟師》2006年第6期、《關于非政府組織若干問題的探討》、《促進我國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合作關系的對策研究》等文獻中都提出了如何處理自治組織與政府的關系問題。然而，由于歷史的原因，人們對社區自治應有的內涵存在不同的認識，不同的學者在著作中也有不同的解釋，對在現階段能否實現社區自治仍然存在懷疑。社區自治與中國管理體制背道而馳，自治組織的提出和建立無疑是對政府權力的挑釁，不少學者就自治組織與政府的關系進行了假設和論證，意圖找到適合自治組織法治化的途徑，卻在一次次的實踐中失敗，又在一次次的失敗中找到新的界點。因此，“服務型政府建設”、“社區自治組織與政府功能互動”、“政府職能社會化”等新名詞的出現，對社區自治組織與政府關系的研究達到一個最高點，自治組織與政府的關系日益明朗化，為我們的研究打開了一缺口，指明了方向。

社區自治組織是指城市、鎮的居民通過選舉產生的群眾性自治組織，社區組織主要包括社區居民委員會、物業管理公司、業主管理委員會、非政府組織等，這些組織在城市社區管理體制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為了解決城市管理中的各種問題，城市管理體制改革被提上議程，“兩級政府，三級管理”的管理模式成為大城市改革的目標。在這個過程中，社區自治組織作為居民自治組織，是這項改革最為基本的工作，政府要退出不該管的、也管不好的居民生活領域，讓居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從而為整個城市改革體制創造一個良好的居民輿論，所以在新形式下加強居民自治組織的建設對政府來說就顯得很有必要。

一、業主委員會與政府的關系 城市社區自治從整合邏輯上來說是一種新的城市社會結構形式，從治理方式上來說，它指的是那種與傳統的“國家—單位—個人”的控制方式不同的、由城市居民自己管理自己尤其是與自身私有財產密切相關的事宜。隨著城市各種專業從事社區物業管理的公司的出現，各社區業主委員會的成立也就成為了必然的趨勢和要求。業主委員會是指在物業管理區域內代表全體業主對物業實施自治管理的組織，它是依法成立的并監督物業管理公司管理運作的一個群眾性自治組織，其權力基礎是對物業的所有權，它代表該物業的全體業主，對該物業有關的一切重大事項擁有決定權。社區中的每一個私人業主，作為物業的所有者，是物業管理市場的主體。成立業委會代表業主選擇和監督物業公司是住房市場真正得以建立的關鍵問題。除此之外，這也是社區私人業主的財產權得到有力保障、真正實現城市社區自治的前提和基礎。而國家審時度勢，早在1994年國家建設部第33號令《城市新建住宅小區管理辦法》中明確規定了“代表和維護住宅小區內房地產產權人和使用人的合法權益”的相應基本原則，也為城市社區的這一必然發展趨勢作了法律上的鋪墊和準備。因此，政府必須重視和加強業主委員會的地位和作用，成為業主委員會順利處理日常事務的依靠力量；與此同時，建議居民大會委員會與業主委員會合二為一，是避免造成組織資源、社會資源、民主資源浪費的理性選擇的結果。

二、社區居民委員會與政府的關系

社區居民委員會是居民在進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在社區自治建設的實踐過程中，居委會遭遇種種尷尬，如:社會建設健全自治組織的努力導致的反是其行政化的加強，雖是法定的群眾性自治組織但并未得到居民群眾的認可，居委會干部與其說是“居民的頭”，不如說是“政府的腿”，政府的指導自覺不自覺地變成了政府的領導等，因而社區居委會無論是在工作內容上，還是工作方式上都帶有比較濃厚的“行政化”色彩，政府的大多數管理職能都延伸到居委會，政社不分，而居委會忙于應付行政性工作而使得自己的“三自”任務淪為附屬，在基層政府和居民自治之間形成了尷尬的局面。所以，必須做好居委會和政府之間的橋梁工作，有效的進行管理體制的改革和完善。居委會的特殊身份使得居委會從歷史發展和組織沿革的繼承性上來說無疑是我國城市社區自治組織當仁不讓的首選，而居委會作為城市社區自治組織也不可避免的需要進行適當的角色轉變。這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實現由“街居制”向“社區制”的轉型，即居委會應當從一個半官方、半民間的組織真正成為一個民間自治組織，真正做好“居民的頭”；政府則轉變職能，建立起新型城市基層管理體制，真正落實“權隨責走，費隨事轉”。

三、非政府組織與政府的關系

非政府組織是英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的意譯，1952年聯合國經社理事會在其決議中將非政府組織定義為“凡不是根據政府間協議建立的國際組織都可被看作非政府組織”，它是解決政府職能下移和居委會減負二者的矛盾癥結的途徑之一，以其彈性的組織結構、扎實的專業背景、高效的組織運作為社區建設帶來了先進的理念和管理方法，給社區建設注入了勃勃生機。許多國家的發展經驗表明，非政府組織對推動治理的發展，達致“善治”是不可或缺的。它是連接政府和社會的紐帶。隨著城市社區的發展，非政府組織的發展是一種必然，在政府不能有效管理或暫時無法管理方面，比如幫助弱勢群體、增進公眾參與等發揮著重要作用；在提供諸如社會福利這類公共產品方面，相比政府，非政府組織具有優勢。因此中國政府必須加大對非政府組織的支持，加強與非政府組織合作，從而使社會和經濟的發展更具有可持續性，有利于實現社區中公眾與政府間關系的良性互動。

社區自治組織與政府之間的關系歷來被人們所關注，它不僅關系到我們的切身利益，也與我們社會發展的文明程度和民主程度息息相關。它肩負著上傳下達的使命，維系著公眾與政府之間的關系，而隨著社會的發展，它的作用將越來越突出，公眾對它的依賴也會越來越明顯。

第三篇：論政府在勞動關系中的作用

論政府在勞動關系中的作用

摘要：建立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基礎和基本內容。和諧社會的基本內涵，應當是各種社會關系的和諧。生產活動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生產關系是社會關系中最基礎的關系，而勞動關系是生產關系的主要內容。因此，勞動關系的狀況成為社會是否和諧的晴雨表、風向標。所以，要促進社會和諧發展，就要求我們深入研究和正確把握當前的勞動關系，妥善處理勞動關系矛盾，積極構建和諧穩定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型勞動關系。

政府作為勞動關系的重要主體之一，在勞動關系中發揮著重要而特殊的作用。本文通過對勞動關系及主體的介紹，分析了我國勞動關系存在的問題，介紹了政府在勞動關系中的角色，地位和作用。

關鍵詞：勞動關系 政府 角色 地位 作用

政府作為勞動關系三方主體之一，它介入勞動關系是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必然要求。勞動關系作為一種社會經濟關系，絕不僅僅是勞資之間的關系，政府作為第三方，在構建和諧勞動關系中始終居主導地位，政府的價值取向、政策導向及行政方式對勞動關系運行態勢起決定性影響。同時，勞動運行態勢也對政府的經濟目標和社會目標以及執政黨和政府的合法性產生基礎性影響。所以，在勞動關系問題上，政府不僅責無旁貸，而且必須積極作為。

一．勞動關系及勞動關系主體

勞動關系，是指管理方與勞動者個人及團體之間產生的、由雙方利益引起的表現為合作、沖突、力量和權力關系的總和，它會受到一定社會的經濟、技術、政策、法律制度和社會文化背景的影響。勞動關系是雇員與雇主之間在勞動過程中形成的社會經濟關系的統稱。

勞動關系主體是指勞動關系中勞動力所有者和勞動力使用者，即擁有勞動力的雇員和使用勞動力的雇主。包括：雇員、雇員團體、雇主、雇主組織、政府。

二．我國勞動關系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原因分析

（一）勞動關系不穩定。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隨著企業用人自主權和勞動者擇業自主權的確立，企業越來越重視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效益，力求降低人工成本。而勞動者為了取得最大化的勞動報酬，追求更好的勞動條件，充分實現自身的價值，勞動關系呈現動態化發展。

（二）勞動關系雙方力量失衡。弱勢勞動者群體的基本臺法權益缺乏有效保障盡管契約化是勞動關系的基本特征，勞動關系建立在平等和自愿的基礎上，勞動雙方現實上還是不平等的。勞動關系運行呈現以經營者為主導的體制特征。

（三）勞動管理功能弱化。20世紀90年代以來，政府對市場的直接干預程度弱化，勞動力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不斷增強。與此同時，勞動立法和執法工作滯后。

（四）政府監管不力，管理缺位。我國現階段，政府行政干預能力不足，不能滿足勞動關系調整和維護勞動者權益的需要。勞動保障監察和勞動爭議仲裁都長期處于力量薄弱、疲于應對的狀況。

三．政府在勞動關系中的角色

我們可以將政府在勞動關系中的角色歸納為五種角色，即“五P”角色。

（一）勞動者基本權利的保護者

政府的第一個角色是保護者。政府通過立法機關制定法律，介入和影響勞動關系。政府的角色在于制定勞動政策并推進其實施。政府制定的政策與法律不僅反映了勞資雙方施加的壓力，而且反映了公共輿論以及勞資力量對比的變化。政

府是否頒布勞動保護立法以及該法律保護的程度，直接反映了政府是否維持 勞動力市場的社會正義，并反映了政府對勞動關系的基本理念。它確定了勞動關系的調整框架，為保護勞動者的基本權益提供了各項制度和規范。同時，政府還要監察勞動標準以及勞動安全衛生的執行，勞動監察是政府的第一個角色衍生出的重要任務。

（二）集體談判與雇員參與的促進者

政府的第二個角色是促進者。根據不同的經濟、社會問題，政府要采取不同的方針、政策和行動，為管理方和工會之間開展集體談判創造宏觀環境，積極促進雙方自行談判與對話，促使其在遵循勞動法基本規則和基本勞動標準基礎上發展適合其特點的勞動條件。政府是以促進者，而不是直接干預者的角色，推動集體談判的開展以及雇員參與。

（三）勞動爭議的調停者

政府的第三個角色是勞動爭議的調停者，有時也是調解者或仲裁者。為了維持良好的勞動關系，政府通常作為中立的第三方提供調解和仲裁服務。理想的政府應該作為中立的仲裁者，為勞動關系營造一個公平的外部環境，使勞資雙方能夠平等 地通過協商或談判來解決內在沖突，使產業沖突減少到最小程度。

（四）就業保障與人力資源的規劃者

政府的第四個角色是規劃者，為全體勞動者建立一套就業保障體系。這個體系包括三大支柱：職業培訓、就業服務和失業保險。在當今自由化、國際化和競爭日趨 激烈的社會，政府應該在教育培訓、研究開發、人力資源規劃等領域進行整體設計，提供更多、更有力的支持，以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政府的角色在于保持勞動關系穩定、促進勞資合作和實現經濟繁榮。

（五）公共部門的雇傭者

政府的第五個角色是公共部門的雇傭者。公共部門的雇員包括政府與地方公務人員，在一些國家還包括公用事業部門的雇員，其規模和人數在各 國不盡相同，但都占相當比重。政府作為公共部門的雇主，應該提供合法、合理的勞動條件，以模范雇主的身份參與和影響勞動關系，使之成為私營部門勞動關系的“樣本”。

政府在扮演這五種角色時，作為保護者和規劃者，政府應該積極而主動地完成任務；作為促進者和調停者，政府應該采取中立和不多干預的態度；至于政府作為雇傭者的角 色，必須要真正成為民營企業家的表率，合法化、企業化和民主化是基本要求。

三．我國政府在勞動關系中的作用

政府在勞動關系中發揮著重要而特殊的作用，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

（一）勞動政策的制定。

（2）勞動力市場的建立和完善：就業保障。

（3）勞動條件的維持與提高：勞動標準。

（4）勞動關系的協調。

鑒于我國處于社會轉型期、勞動方式也處于轉型階段，同時又在追求一種和諧的勞動關系，我國政府在勞動關系中起以下作用：

（一）健全和完善勞動法律和法規

我國的立法，多采用的是政策——行政法規——法律的漸進模型。在一線城市，一些新的法律法規正在進行試點，在反復檢驗后逐漸向全國推行。政府為建立協調穩定的勞動關系，在加強勞動立法和宏觀調控方面做

了大量工作，先后承認和批準了23個涉及勞動者權力的國際公約，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等基本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等與之配套的部分法律法規，在勞動關系的調整上發揮著很大的作用。

（2）建立和完善勞動力市場隨著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我國出現了企業下崗工人、新增勞動力和農村勞動力的三股就業壓力。對此，我國政府開展了類似職業培訓、就業指導、失業救濟（完善失業保險制度，健全有利于促進就業的社會保障體系）等等，為勞動力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3）初步建立勞動爭議處理體制目前我國已初步建立起勞動爭議處理體制，雖然還不完善，但其整體運行還算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妥善的解決了大量的勞資糾紛，對協調我國的勞資關系

由于我國勞動關系的發展處于轉型期，政府在勞動關系中所起到的作用并沒有像發達國家那樣有效，甚至還存在著諸多缺陷和不足，但我們要相信，在不久的將來，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進一步完善，我國的勞動關系將在政府逐漸成熟的推動力下，達到長期穩定和諧的狀態。

參考文獻

[1]《勞動關系學》（第三版）程延園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2常凱,《勞動關系學》[M]，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5

6高景芳 《論和諧勞動關系構建中的政府角色定位》上海財經大學2004

11]李環.和諧社會與中國勞動關系[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

第四篇：論工會法律援助與政府法律援助的關系

論工會法律援助與政府法律援助的關系

政府法律援助的含義是：國家在司法制度運行的各個環節和各個層次上，對因經濟困難及其他因素而難以通過通常意義上的法律救濟手段保障自身基本社會權利的社會弱者，免費提供法律幫助的一項法律保障制度。工會法律援助的含義是：為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的職工、工會工作者和工會組織提供無償法律服務；工會法律援助是政府法律援助的必要補充。同時，工會法律援助接收司法行政機關（主要是各級政府法律援助機構）的業務指導。由此可見，工會法律援助是政府法律援助的一種特殊形式，其在維護職工、工會工作者權益領域內是對政府法律援助的一種有效補充。

一、“訴訟式”的法律援助存在諸多問題

（一）訴訟式的援助對于職工維權治標不治本

法律制定的目標，在于規范人的行為。“訴訟”只是法律規范人們行為的一種方式，它使參與者能夠從訴訟的過程中領悟法的真諦，從而規范自我行為，同時又影響周邊人群。但目前，卻沒有完全達到這樣的效果——法律援助機構每年受理的勞動爭議類案件數量仍呈上升趨勢。

除因受整體經濟形式未有完全復蘇影響外，筆者發現目前勞動爭議案件發生的又一原因存在于職工的過度“維權”，即職工與企業之間缺乏“和諧”的用工關系。因此從這個角度上說，法律援助的援助行為其實并不“成功”的。

（二）訴訟式的援助使得職工在訴訟權利得到維護的同時，卻失去了更多權利

訴訟維權不能從整體上維護職工根本利益。當以“訴訟”方式每援助一名職工打贏勞動爭議官司，使他們的訴求得到實現的同時，也使他們的權益遭受到重大損失——目前勞動爭議的訴求大多是要求企業支付經濟補償金或賠償金，但是提出這個訴求的前提是職工必須跟企業解除勞動關系，所以當職工實現訴求的同時，也就自然失去了再在這個企業繼續工作的機會，或者準確說是謀生的機會。而當這些職工到新企業后，他們會不自覺的隱瞞他們的這段訴訟史，為什么呢？答案應該不言而喻。所以，“訴訟”式援助對于參與訴訟維權的職工而言，可以等同于“飲鴆止渴”。

（三）訴訟式的援助往往是以更多職工利益受損為“代價”

訴訟式的維權使得維權成本不斷增加，逐漸使得維權進入了一個“怪圈”。當一名職工通過“訴訟”的方式成功維權后，企業往往不是檢討自身的過錯，而是采用了“亡羊補牢”式的應對措施來彌補自己之前在訴訟中所產生的遺漏，以此應對其他在職職工可能對其提出的訴請。這樣一來，對于其他權利正在或將被侵犯的職工而言，他們的損失將會更大，維權成本將會更高。而一些職工的訴訟方式，也使得自2008年《勞動合同法》出臺后相應的司法解釋不斷進行修訂，而這些“修訂”也使得今天或明天將要維權的職工越來越難以實現他們的訴求。

另一方面，我們也要考慮到這樣一個問題：一名或數名職工成功通過“訴訟”方式取得“巨額”補償或賠償后，將可能直接導致“敗訴”的企業發生經營性危機，由此產生的后果將會直接波及到該企業的其他在職職工，那么這些職工的利益又將如何維護呢？

二、工會、政府法援力量整合不夠，難以發揮更大力量

法律援助其實質是法律服務的一種特殊類型。而法律服務是指律師、非律師法律工作者、法律專業人士（包括法人內部在職人員、離、退休政法人員等）或相關機構以其法律知識和技能為法人或自然人實現其正當權益、提高經濟效益、排除不法侵害、防范法律風險、維護自身合法權益而提供的專業性活動。因此，法律援助的形式就不能僅僅限于“訴訟”一種模式，而應更多的體現出防范風險，降低風險損害的法律服務性質。

工會與政府法援均有自己的組織形式和辦案力量，但兩家在資源共享方面存在不足。現工會法援機構一般以政府法援機構的分部形式存在，但其實是獨立的組織，可以自行處理自己受理的案件，僅在自身援助力量不足時才尋求政府法援機構的支持；而政府法援機構在案件處理上較為獨立，很少與工會進行互動。但筆者在處理一些輕微勞動爭議案件及一些處于爭議萌芽狀態的案件時發現，如果政府法援機構能與工會進行聯合辦案，則一些矛盾會很在萌芽時得到有效化解。

三、協調工會與政府法援力量有機結合，實現共同目標

2014年9月19日，南京市棲霞區總工會和南京市棲霞區司法局（棲霞區法援中心）在南京紫金創業園聯合舉辦了一場“送法進園區”的活動。當天有三百多園區職工及園區企業的人事干部到場參與活動。律師通過案列分析點評的方式與與會者進行溝通，現場氣氛十分活躍。生動的案例，樸實的語言將枯燥的法條、法理生動的表現出來。會后參與者均表示通過這樣的交流使得他們對于《勞動合同法》及相關法規的理解更深刻了，同時也糾正了之前對于法條的一些錯誤認識。筆者認為，這樣的活動恰是工會法援與政府法援力量有機結合的一種初步表現，但就本次活動的結果看卻十分豐碩：第一、工會利用其在企業中的基層力量組織相關人員參與活動；第二、政府法援利用司法行政資源組織律師參與“送法”；第三、參與的職工及企業人事干部可以零距離的與律師進行溝通，對于涉及自身及身邊法律問題及本身對于法律的認知與律師進行交流，這樣參與活動就不存在走形式、走過場；第四、組織者、包括參與活動的律師均處于中立地位，或者說沒有參與具體案件的辦理，這樣就能從客觀的角度對于具體問題進行分析，更能使參與的職工和人事干部們信服。

但這樣的活動從開展的次數來說，畢竟不會太多；從參與的人數來說，畢竟有限；從活動涉及的法律領域上看，畢竟狹窄。因此，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加強政府法援與工會法援的工作：

（一）改變“救火”式的援助模式

“隱患險于明火，防范勝于救災”，所以援助應當從源頭開始，即把援助模式從最后的“訴訟援助”模式轉變為“預防援助”模式。這就是要引入“法律服務”的概念。即通過工會組織，在各企業工會組建法律援助服務站，向企業職工、更向企業的實際管理層普及正確的勞動法律知識，使得勞資雙方都對法律有正確的理解。同時，利用“中立”的地位向勞資雙方提出法律意見和建議，盡量做到將“矛盾”化解于萌芽。

（二）在現有的模式下強化工會法援與政府法援的組織工作

首先，強化法律援助隊伍建設。逐步吸收愿意從事該項事業，并具有一定專業知識和技能的律師加入法律援助隊伍。該隊伍可以由政府法律援助和工會法援共同構建，但應當保障該隊伍的持久性、穩定性，避免松散的管理模式。

其次，建立多元化的考核機制。應當根據律師承辦案件的質量、數量、案件復雜難易程度、案件處理的社會效果、處理非訴訟案件的社會影響等綜合因素來對律師的工作質量進行考評。

再次，加大分工，使得法援工作更加細化、更加專業。社會化大分工直接促進生產力的迅猛發展，那么在法援的工作中也應該逐步細化分工，根據律師的知識領域劃分承辦的案件種類，這樣會使律師能更專業的辦理相關案件。

最后，深入企業開展法律援助服務工作。將法律援助服務工作開展到基層一線，才能更好的體現法援的成效。法援是為了幫助職工維護權利，而最好的維權方式應當是預防式的維權。將法援設置在企業的工會內，可以最直接的促進勞資雙方對于法律認知，只有勞資雙方都能夠依法規范行為，才能最終達到勞資關系的“和諧”。

第五篇：請求政府支持申請

淄博圣源納菲爾鎢合金表面工程有限公司

關于高效清潔多元鎢合金新型表面處理技術

請求政府扶持的申請

一、承建單位情況介紹

淄博圣源納菲爾鎢合金表面工程有限公司位于淄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于2004年4月1日注冊成立，利用原關停的水泥廠存量資產，主要從事利用清潔鎢合金表面處理技術對金屬表面進行防腐、耐磨處理，占地100余畝。經過數年的研究，克服了重重困難，建設了鎢基合金生產線兩條。主導產品為：鎢合金防腐油管、防腐抽油桿、防腐耐磨管（桿）接箍，防腐耐磨螺桿鉆具、防腐耐磨抽油泵的泵筒和柱塞、液壓起重耐磨件、煤礦機械液壓支柱、耐磨連桿等。

產品已在勝利油田、大慶油田、中原油田等得到廣泛使用。并出口至美國、加拿大、迪拜、中東等，得到了高度評價，引起國內外的高度關注。

公司現有廠房5000平方米，可利用土地90余畝。水、電、暖、通訊設備齊全，交通便利，為企業的后續發展提供了保障。

本項目所采用的鎢合金納米晶表面處理技術擁有自主產權，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申請多項國家專利。2010年通過專家鑒定，該技術在產業化應用方面達到了國際領先水平，并于同年被評為山東省環境保護示范工程。2011年獲得科技進步二等獎。

二、該技術主要創新點

鍍硬鉻是電鍍行業中應用最廣泛的鍍種之一，但六價鉻也是最嚴重的、最難處理的電鍍工業的污染源之一。本技術的研發是目前電鍍行業解決重金屬污染的重要途徑，本技術工藝節電，節水，物料利用率高，是電鍍行業的一次革命。

（1）本工藝開發了新型電鍍液，避免了鉻、氰的使用帶來的環境風險。新鍍液

具有良好的分散能力、覆蓋能力和高的電流效率，鍍層硬度與鍍硬鉻相當，但是耐磨、耐蝕性要優于傳統鍍硬鉻鍍層。

（2）建立電沉積多元鎢合金的新工藝。通過pH值、電流密度和沉積溫度等工藝參數的調控，使能耗和水耗比傳統鍍硬鉻技術均有大幅下降，主要原料資源利用率達到98%，實現電鍍過程高效、清潔、環保。

（3）通過應用自動補加裝置，實現鍍液的循環利用；通過使用不溶性陽極和新型鍍液，避免電鍍污泥的產生和排放，突破電沉積多元鎢合金產業化的技術瓶頸，并實現該技術的產業化。

三、實施意義

由于傳統的電鍍鉻工藝已在人們心中根深蒂固，它因成本低而被廣泛應用，但是在這樣要求低碳生活的條件下，它已遠遠不適合人類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但是從現在各地區的電鍍生產情況看，傳統鍍鉻生產廠家往往采取游擊戰術、隱蔽生產、逃避環境監管，且偷逃稅款。落后的生產工藝嚴重污染著環境。而同時卻得不到嚴重的處罰，對他們來說仍然有利可圖。

今天，我們已經有了可代替傳統鍍鉻的的新技術，這項技術是符合國際社會和中國可持續發展觀的好項目，關閉傳統鍍鉻生產廠家刻不容緩。

發展工藝清潔、耐磨耐蝕的表面工程技術并實現產業化，是替代目前能耗高，污染重的硬鉻電鍍技術的必由之路。清潔的鎢合金表面工程技術的研發與應用，對推動我國表面工程技術的發展和再制造水平的提高、減少環境的污染、節約資源和能源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四、目前公司困難及需要解決的問題

公司從事鎢基合金電鍍技術的研發、生產以來，前期科研及市場拓展投入數額達4000多萬元。但是相對來說現有設備還比較簡陋，離自動化生產差距很大。為了

將鎢基合金電鍍這種零排放，清潔生產工藝大力推廣應用，需投入1000萬元對現有設備進行改造升級。現在我們擁有高新技術、節能、環保的新工藝、新產品卻無法將企業做大、做強。產能的擴大，產量的提高需要巨額資金做保障。我們懇求各級政府、職能部門予以真誠的幫助與扶持。

我們呼吁各級政府及執法部門要盡一步加大監管力度，徹底關停傳統鍍鉻生產線和生產廠家，杜絕污染源的存在。對創新技術加大扶持力度，從政策、資金等各方面給予傾斜，早日使環保節能的新技術全面推廣，以此造福人類。

淄博圣源納菲爾鎢合金表面工程有限公司 2011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