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婚約財產糾紛及對策和建議

婚約財產糾紛及對策和建議

婚約，是男女雙方以將來結婚為目的所作的事先約定。訂立婚約的行為，稱為訂婚或者定婚。婚約成立后，男女雙方產生未婚夫妻身份。按照傳統習俗和習慣，訂立婚約時往往要求一方或雙方給以對方一定的財物，這里將按習俗、習慣給付的財物稱為“彩禮”。

婚前給付彩禮的現象在我國比較相當盛行，已經形成了當地的一種約定俗成的習慣，甚至還有著比較統一的標準并且禮金數額呈逐年上升的趨勢。有的當事人為了給付彩禮，不得不全家舉債，家庭生活苦不堪言，如果雙方最終未能結婚，往往發生彩禮返還的糾紛。我國《婚姻法》對婚約財物糾紛如何處理，由于法律、法規對返還財物的類型、數額、主體都沒有明確規定，要做到在司法實踐中正確認識和把握此類案件的處理任然是值得探討和研究的。

一、婚約關系的法律效力

關于婚約的效力，大陸法系國家一般都認為訂立婚約是結婚的一個階段，但不認為婚約是一種契約之債，所以當一方不履行婚約時，另一方不得提起履行婚約之訴，也不得追究違約責任。而英美法系國家婚約的效力較大，認為婚約是以婚姻為目的的契約行為，當一方不履行婚約時，另一方可追究毀約的違約責任。

我國婚姻法不把訂婚作為結婚的法定程序，并不等于禁止當事人訂立婚約。只是這種婚約沒有法律上的約束力，它的履行是以雙方自愿為條件的，只要有一方要求解除，婚約即自行取消。一方要求解除婚約，可徑行通知對方，無須征得對方的同意，更無須經過調解或訴訟程序。因為無婚姻關系的男女雙方的婚約關系甚至同居關系，并不屬于法律保護的社會關系。然而，訂立了婚約，不等于雙方將來就一定會結婚，一旦雙方結婚不成，就會對此期間的財產往來形成糾紛，由于婚約的解除，往往引起給付財物一方與收受財物一方彩禮方面的糾紛。彩禮屬于財產的范疇，受我國民法的調整，且訴訟到法院的也越來越多。《婚姻法》第八條規定：“要求結婚的男女必須親自到婚姻登記機關進行登記。符合本法規定的，予以登記，發給結婚證。取得結婚證，即確定夫妻關系。”由此可見，在我國男女雙方是否存在夫妻關系，到婚姻登記機關辦理結婚登記是唯一條件。

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解釋

（二）第十條是這樣規定的：“當事人請求返還按照習俗給付的彩禮的，如果查明屬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應當予以支持：

（一）雙方未辦理結婚登記手續；

（二）雙方辦理結婚登記手續，但確未共同生活的；

（三）婚前給付并導致給付人生活困難的。”對于第（二）、第（三）項規定比較簡單也好理解，以雙方進行了婚姻登記為前提，既是發生糾紛，也應按照離婚糾紛來處理，在此不作過多贅述。在審判實踐中對于如何理解和運用第（一）規定，分歧較大。一種觀點認為：凡是雙方未辦理結婚登記，當事人請求返還按照習俗給付的彩禮的，查證屬實，應一律全部予以返還。第二種觀點認為：不能一刀切，應具體案件具體分析，結合《民法通則》總則有關“公平”原則進行處理。這里的“應當予以支持”包括全部支持，也包括部分支持、甚至不支持。筆者傾向第二種意見。最高人民法院的這一司法解釋，使得我國對婚約問題的處理有法可依。

二、婚約財產案件上升的原因

1、同案不同判引發標準失衡

因2003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第十條并沒有用“酌情返還”限制返還比例，也沒有對經濟困難作出法律定義，使得司法者因自身道德結構、社會閱歷不同致返還標準不一，最終引起守法者的內心失衡，此類案件鄉、村組織難以調解，誰都怕吃虧，直至到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線（法院訴訟）仍不接受調解。

2、打工文化釀就速配婚姻多

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每年出外打工人數眾多，很多年輕人初中一畢業就外出打工，打工時因不愿離開家鄉和父母，不愿和外地青年結婚，可在家的時間又短，只有春節時才在家里呆上十幾天，打理好家務、孝敬父母后，所剩時間很少。捷徑就是找當地媒婆介紹鄰鄉、村的未婚男女談婚論嫁，五六天時間就完成相親—訂婚—農村習俗成婚同居的過程，這種“速配”婚姻往往要以高額彩禮為代價，男女雙方無充分的了解，他們之間的感情時常是同居后培養起來的親情或現實的愛情，見面時只注重相貌和文化程度。可想而知，此種打工文化釀就的婚姻有點“懸”，很容易崩盤。

3、訂婚同居帶來的情法之爭

目前各鄉鎮男、女青年在性觀念、貞操意識上處于新、舊交接時期，反映在現實中有的過于淡薄，有些過于保守，但農村90%以上在婚約確定之時，又伴隨著同居生活。保守的人認為辦理結婚登記只是一種形式，有時為規避計劃生育，等生育男孩后才進行結婚登記。于是同居就是結婚在老百姓心中占有較大的份量。淡薄的人一般是接受西方文化較快的年輕人，他們認為，同居是雙方愿意的事，與解除婚約是兩碼事。所以對同居時間較長，或生育了小孩，因未辦理結婚登記是否返還彩禮在民間習俗中的情理與法律之間產生沖突致糾紛增多。

4、彩禮名目越來越多，數額越來越高造成一次性返還難

現在彩禮名目繁多，如見面禮、禮金（有些鄉鎮叫長金）、小心禮、三金錢、衣服錢、手機錢等，數額從過去的8、9千漲到如今的7、8萬元。女方得到禮金有的蓋了房，有的又用作禮金了，一次性返還存在很大困難，男方為確保債權，不得不打官司。三、一般處理我國政策、法律對婚約的態度和處理原則

1、訂婚不是婚姻成立的必要手續和條件，是否訂立婚約由當事人自主決定，法律不予干涉，但訂立婚約必須完全由男女雙方自愿，其他人不得強迫干涉。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1950年6月26日公布的《有關婚姻法施行的若干問題與解答》中作出了規定1953年3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發布的新的《有關婚姻問題解答》此后，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法律的解釋以及在司法實踐中，都堅持了同樣的原則。

2、婚約沒有法律約束力。婚約訂立后，任何一方均可作出解除婚約的意思表示，無須征得對方同意，即產生婚約解除的效力。這是因為，婚姻是男女雙方基于愛情的結合，而且是雙方自主自愿，如果一方要求解除婚約，說明在他們之間已不存在結婚的基礎條件，因此應當允許，否則即是干涉婚姻自由。對因解除婚約而引起的財物糾紛，應區別對待。對屬于包辦買賣性質的訂婚所收受的財物，應依法沒收或酌情返還。對以訂婚為名詐騙錢財的，原則上應歸還受害人。對以結婚為目的的所為之贈與（包括定婚信物），價值較高的，應酌情返還。對婚約期間的無條件贈與，受贈人無返還義務。

3、對因解除婚約而引起的財物糾紛，應區別對待。對屬于包辦買賣性質的訂婚所收受的財物，應依法沒收或酌情返還。對以訂婚為名詐騙錢財的，原則上應歸還受害人。對以結婚為目的的所為之贈與（包括定婚信物），價值較高的，應酌情返還。對婚約期間的無條件贈與，受贈人無返還義務。

2003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在第十條中規定，當事人請求返還按照習俗給付的彩禮的，如果查明屬于下列情形，人民法院應當予以支持：

（一）雙方未辦理結婚登記手續的；

（二）雙方辦理結婚登記手續但確未共同生活的；

（三）婚前給付并導致給付人生活困難的。在第（二）項、第（三）項情形下，應當以當事人離婚為條件。最高人民法院的這一司法解釋，使得我國對婚約問題的處理有法可依。但由于這一解釋，沒有明確說明婚約解除后彩禮的返還，與離婚后彩禮的返還的具體區別，如返還的數額如何把握，對生活困難如何確定等。導致審判人員由于認識的分歧，對同一案件的處理會出現不同的結果。我們認為，應將婚約財產糾紛案件與離婚糾紛案件中彩禮的返還區別對待，我們通常理解的，要把“導致給付人生活困難”作為彩禮返還的條件，而生活困難，有絕對困難和相對困難之分。所謂絕對困難，是指其生活靠自己的力量已經無法維持當地最基本的生活水平。所謂相對困難，可以是與給付彩禮之前相比，由于給付造成了前后相差比較懸殊，相對于原來的生活條件來說變得困難了。離婚時彩禮的返還要以導致給付人生活絕對困難為條件，但處理婚約財產糾紛案件時，只要造成了給付人生活相對困難，就應予以返還。該司法解釋規定的三種情形，在處理婚約財產糾紛案件時，只要符合其中之一，就可以判另被支付方返還彩禮，而不能要求三種情形全部存在。對于返還的數額，在處理離婚糾紛案件中的彩禮返還時，人民法院可以根據當事人的訴訟請求并結合查證的彩禮數額予以判決。而婚約彩禮糾紛案件中，只要是屬于法院查明的彩禮部分，即應全額返還。

四、婚約財產糾紛的對策和建議

1、提高婚嫁男女自身防范意識

婚約財產糾紛的發生從上面調研的特點規律來說，有它一定的必然性。對那種“上午交錢，晚上同居”的艷遇，雖然看上去很美，卻給以后艱難的婚約財產返還埋下了隱患，這難道不覺得十分“后怕”？所以，筆者在此告誡各位婚嫁男女，牢記以下婚約口訣：“談婚論嫁靠愛情，金錢婚姻不久長。不要僅聽媒妁言，眼見為實才是真。身體疾病莫隱瞞，免得婚后起紛爭。男女需自愛，未婚莫同居。婚姻不是戲，千萬要三思。”

2、訴訟中加大訴訟財產保全力度

經筆者調查發現，我院對婚約財產案件，逐步加大了在起訴時對女方財產保全的力度，先根據線索查清女方彩禮存放銀行，再進行凍結。對彩禮進行財產保全的案件，90%以上都能得到調解結案，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明顯，有的開庭前女方就找到男方自行協商，很少出現扯皮、躲貓貓的情況，起到審執兼顧的效果。

3、婚嫁男女、收受彩禮當事人應共同列為訴訟主體

如果把婚嫁男女、收受彩禮當事人割裂開來，很容易發生就案辦案，忽略社會效果。把婚嫁男女列為當事人，一可以體現男女雙方解除婚約的真實意愿；二可以查明解除婚約的過錯責任；三有利于查明婚約財產的來源及去向；四可以判決女方承擔彩禮返還的連帶責任，更有利于案件的執行。

4、嚴格區分借婚姻索取財物、騙婚與按習俗給付彩禮的性質

區分好借婚姻索取財物、騙婚與按習俗給付彩禮的性質，不會混淆視聽，放縱違法犯罪份子，還有利于建立社會誠信體系，提高人們的道德意識和道德水平，有利于構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對借訂立婚約索取財物、買賣婚姻的，屬于非法所得應追繳，對以訂婚為名詐騙錢財的應將詐騙所得全部退還受害人，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還要追究責任人的刑事責任；對于少數以戀愛、訂婚為名，以送對方財物為手段玩弄異性者，因送交財產具有非法目的，解除婚約時，其要求返還財產請求不應得到支持。

婚約和婚約財產糾紛是現實中長期存在的現象，婚約是從古代沿襲下來的，在我國根深蒂固，而且以后還會存在相當長的時間，這是一個不可回避的現實問題。鑒于我國的這種現實情況，最好和最有效的解決方法是制定一部統一的法律。我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法律的健全和法制的統一是我們追求的目標。近年來隨著各種法律的不斷出臺，媒體的宣傳，以及普法力度的加強，人們的法律意識也不斷加強，用法律統一人們的思想觀念有現實的社會群眾基礎也有法律基礎。既然我們無力改變這種所謂的“陳規陋俗”，考慮到法律的統一，法律的嚴肅性，適用法律的統一性，以及解決問題的現實性，都有必要出臺一部法律，以解決這種無法可依的混亂局面，法律可以把原先體現在法律解釋、民事政策中關于婚約效力的態度上升為法律，在婚姻法中明確宣告婚約不具有法律效力，任何一方當事人可隨時解除婚約，并為婚約財產糾紛的解決提供一個符合大多數人利益的切實可行的依據，為一方當事人解除婚約以及解決婚約財產糾紛提供明確的法律依據和法律武器。這樣有法可依，可以實現法律利益的最大化，實現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

第二篇：法院分析當前農村婚約財產糾紛的特點及對策建議

法院分析當前農村婚約 財產糾紛的特點及對策建議

法院調研發現，近年來，該院審理的婚約財產糾紛案件不斷增多。

此類案件呈現出如下特點：一是案件主體身份混亂。案件的原、被告身份不統一，有以男方本人為原告的，也有以男方父母雙方或其中一人為原告的，還有以男方本人及父母為共同原告的。被告的身份同樣呈現出如此混亂的狀態；二是涉案標的額較大。訂婚時男方給付女方的禮金及金器等財務數額從幾萬元至十幾萬元不等，遠遠高于同期城鄉居民的人均收入，且呈逐年增長趨勢，許多家庭因此背上沉重債務負擔；三是案件事實難以查清。男女雙方在談婚論嫁、給付彩禮時，不論是男方給付禮金還是女方還禮，一般是雙方父母或媒人在場，而沒有字據等書面證據，對于所給付的禮金數額或者金器的數量、品質等僅依靠媒人證言，而媒人又多為一方親戚，證人證言采信度不高，很難形成完整的證據鏈，案件事實難以查清；四是雙方“助陣”人數較多。此類案件不僅是原、被告雙方的糾紛，更是雙方家庭乃至兩個宗族的矛盾，調解或者開庭時旁聽席常常座無虛席，雙方情緒激動，嚴重影響訴訟進程，并且容易引發群體性、突發性事件。

針對案件特點，有如下建議：一是加強法制宣傳，倡導健康的婚戀觀，源頭治理糾紛形成。加大婚姻法律法規的宣傳力度，1

積極提倡移風易俗，摒棄借婚姻索取財物、高額彩禮等不良習俗，防范把婚姻建立在金錢關系之上，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二是出臺相應司法解釋，明確訴訟主體，方便案件進程。訴訟中，被告方多以主體不合格抗辯，導致原告或撤訴后重新起訴，或追加訴訟主體，嚴重影響訴訟進行，延緩糾紛的盡早解決。三是強化民間調解，促進矛盾化解，便于查明事實。充分發揮基層調解組織的作用，提早介入，努力把糾紛解決在萌芽狀態，也有利于收集保存證據，為日后法院審理案件、查明事實提供便利。四是嚴密安保措施，做好應急預案，防止糾紛擴大化。依托庭所共建機制，請求基層派出所提供警力支持；設臵必要的隔離設施，嚴格執行安檢制度；庭審中嚴肅庭審紀律，對少數嚴重擾亂庭審秩序的且不聽制止的旁聽人員，依法果斷采取強制措施；在調解過程中，安排雙方親屬在不同的區域等候，避免其相互爭執、吵鬧甚至爭斗，防止糾紛擴大化；五是加大訴訟調解和巡回審判力度，力爭了解一案，教育一片。加大訴訟調解力度，把握案件事實及矛盾原因，平衡法律規定和民間習俗，釋法明理，實現案結事了，加大巡回審判力度，用鮮活的案例，引導民眾形成健康的婚戀觀。

第三篇：婚約財產糾紛主體認定1

婚約財產糾紛主體如何認定

婚約財產糾紛主體不限于男女雙方

婚約財產糾紛是指以結婚為目的的男女雙方在婚約關系存在期間因維持該關系而產生的財產糾紛。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規定了三種情形：(一)雙方未辦理結婚登記手續的;(二)雙方辦理結婚登記手續卻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給付并導致給付人生活困難的。屬于這三種情形的，如果給付人要求返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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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中，給付人和接受人不一定是訂立婚約關系的男女雙方，因此，對何人能作為原告主張權利，何人能作為被告承擔義務認識不一。有人認為，婚約關系就是訂婚男女雙方之間的關系，因此，婚約財產產生糾紛的當事人應是男女雙方而不應是其他人。

筆者認為，這類案件的主體不應限于男女雙方，原因是：就給付人而言，有時給付人是男方本人，有時給付人是男方父母或其他近親屬;就接受人而言,有時接受人是女方本人，有時接受人是女方父母或近親屬。從彩禮的來源看，有些是男方本人打工所掙，有些是全家共同財產，有些是全家共同舉債。由此看來，給付彩禮的問題，并不單單是男女雙方當事人的事情，它往往涉及雙方的家庭關系。

基于此，在處理婚約財產糾紛案件確定原告時應注意的是：當給付的彩禮是來源于男方本人勞動收入或者其他合法收入時，糾紛發生后，原告只能是男方本人，其父母或其他近親屬均無權提起訴訟;當給付的彩禮來源于男方全家共同財產時，男方及其父母均可作為原告提起訴訟。確定被告時應注意的是，給付方在給付彩禮時已明確說明給付女方或其父母而女方或者其父母接受的，應將女方或者其父母列為被告;當給付方給付彩禮時，女方或其父母均在場，而給付人也沒有明確表示彩禮是給付誰的，發生糾紛后，如果女方及其父母相互推諉的，可將女方及其父母作為共同被告。

第四篇：彩禮與婚約財產糾紛裁判案例精選

彩禮與婚約財產糾紛裁判案例精選

2015-12-07 何文駿 承鳳家事 承鳳家事

2015年11月25日，《人民法院報》刊載文章“為婚外情人買車買房，分手后能要回來嗎？——法院判決：有違公序良俗，駁回訴訟請求”，法院審理認為，兩起案件中，雙方之間的財物往來均系基于雙方之間的不正當男女關系，有違社會公德，為社會主義法治下的公序良俗觀念所不允許。王飛、杰克作為不法行為的當事人，不應享有相應的追償或要求返還權利。此文一經發布，又一次引發了關于彩禮、婚約財產糾紛等問題的討論，本文就此相關問題，檢索部分案例予以分享。

宣某與祝某甲、祝某乙等婚約財產糾紛申請再審民事裁定書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2014）浙民申字第1484號

本院認為：本案系婚約財產糾紛。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第十條的規定，雙方未辦理結婚登記手續的，當事人請求返還按照習俗給付的彩禮，法院應當支持。宣某與祝某甲未辦理結婚登記手續，所給付的彩禮應當予以返還。由于雙方已按當地習俗舉行婚禮，并共同生活了一段時間，宣某亦未能提供證據證明系因女方過錯致其解除婚約，結合宣某醫療就診情況以及農村風俗習慣等情節，原審酌情確定祝某甲等返還彩禮75000元，并無不當。現宣某提交診斷證明一份作為新證據，以證明其無性功能障礙，原審認定事實有誤，應全額返還彩禮。因該診斷證明不能否認宣某曾因性功能障礙接受治療的事實，且身體病癥只是原審考慮彩禮返還金額的眾因素之一，原審是在綜合考量各種因素之后對彩禮返還金額作出認定。故該診斷證明不屬于再審新的證據，宣某的該再審理由不能成立。

汪永存與代延生婚約財產糾紛申請再審民事裁定書青海省高級人民法院（2014）青民申字第266號

本院認為，2013年9月，代延生與汪永存通過婚姻介紹所相識并建立戀愛關系后，代延生分兩次給付汪永存彩禮款共計57000元的事實清楚，應予確認。代延生與汪永存雖舉行了結婚儀式，但未領取結婚證，屬非法同居，不受法律保護，汪永存所收受彩禮依法應予退回。二審法院將汪永存的陪嫁物品酌情認定價值2000元，從汪永存應退還的57000元彩禮中予以扣減，并無不當。汪永存關于其父收取彩禮46000元，但未參與訴訟活動，遺漏了案件當事人的申請再審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本案系婚約財產糾紛，不屬于離婚案件，汪永存關于代延生未參加訴訟活動，違反了民事訴訟法第六十二條規定的申請再審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納。一審法院認為代延生與汪永存在戀愛期間，代延生為汪永存購買衣物、汪永存為代延生購買手機屬贈與行為，相互不再返還正確。

黃某甲、黃某乙、陳某甲與鄧某甲婚約財產糾紛案二審民事判決書達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5）達中民終字第269號

一審法院認為，原告鄧某甲與被告黃某甲雖已同居生活，但并未辦理結婚登記，且同居生活時間較短，原告方給付的彩禮金額較大，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第十條第一款“當事人請求返還按照習俗給付的彩禮的，如果查明屬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應當予以支持：

（一）雙方未辦理結婚登記手續的??”之規定，被告方應當返還原告彩禮。原告給付的彩禮雖由被告黃某甲、陳某甲各收取了部分，但被告黃某乙與被告陳某甲系夫妻關系，與被告黃某甲系父女關系，應視為被告方家庭的共同行為，應當承擔共同返還責任，故原告要求三被告返還彩禮的訴訟請求，予以支持。鑒于原被告已經同居生活，可酌情返還30000元。給付彩禮前提是基于締結婚約關系而形成，返還彩禮則是解除或未締結婚姻關系，原告作為締結婚姻關系的一方當事人請求返還彩禮，其主體資格適格；同時，介紹人楊某某僅是見證人而已，因此被告辯稱原告鄧某甲的訴訟主體資格不適格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納。

二審院認為，被上訴人鄧某甲為與黃某甲締結婚姻關系而給付上訴人彩禮，后鄧某甲與黃某甲雖然舉辦了婚禮、同居但未登記結婚，黃某甲也已于2013年與他人結婚，鄧某甲因未能與黃某甲締結婚姻關系請求返還為締結婚姻關系給付的彩禮，其糾紛符合婚約財產糾紛的特征，因此原審人民法院將本案案由確定為婚約財產糾紛正確。鄧某甲的父親鄧某乙給付上訴人彩禮的行為，是一種代理行為，鄧某甲作為締結婚姻關系的一方當事人請求返還彩禮，主體適格。上訴人稱原審案由確定錯誤、被訴人主體不適格的理由不成立。

上訴人認為《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第十條第一款第（一）項規定針對的是雙方并未共同生活的情形，但是在婚約財產糾紛案件中，當事人請求返還以結婚為條件而給付的彩禮，如果未婚男女雙方確已共同生活但最終未登記結婚，人民法院可以根據雙方共同生活的時間、彩禮數額并結合當地農村的風俗習慣等因素，確定是否返還及返還數額。原審法院沒有將本案中禮尚往來贈予性質的財物確定為彩禮，確定為44000元的彩禮又酌定返還30000元已經充分考慮了本案的各種因素。因此，上訴人上訴稱鄧某甲同居前給付黃某甲的婚約彩禮沒有納入法律保護范圍因而不應返還的理由依法不能成立。

汪某甲、汪某乙與林某婚約財產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4）榕民終字第1834號

本院認為，根據民間風俗習慣，在訂立婚約時男方會給付女方一定的彩禮，通常情況下接受彩禮的是女方父母，彩禮由女方父母保管，用于女方辦置嫁妝的費用以及結婚時的其他開銷等等。因此，婚約財產糾紛與女方及其父母有直接的利害關系。一審法院將女方汪某甲之父汪某乙共同列為本案當事人符合案件實際情況和民間婚俗習慣。現上訴人主張一審法院將汪某乙列為本案一審被告是錯誤的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納。

周某與汪某一案二審民事判決書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15）深中法民終字第2530號

一審認為，本案為婚約財產糾紛。雙方同居或戀愛期間，一方以結婚為目的贈與另一方較大數額財物，分手后請求另一方返還贈與財物的，應視為附條件贈與行為，如果條件不成就或者條件消失，給付方可請求返還該財物。本案中，原告轉款行為發生在原告龐某與被告周某戀愛期間，且原告在銀行轉款時已經明確該款項為訂婚彩禮，故原告龐某向被告汪某的付款行為應視為附條件的贈與。被告雖抗辯稱原告轉給被告的80萬元并不是結婚彩禮，但被告并未提供相關證據予以證明，而原告在該筆款項的轉賬備注列明為：龐某訂婚彩禮。被告的抗辯主張無事實和法律依據，法院不予支持。原告龐某與被告周某分手后，該80萬元贈與所附條件已經消失，原告作為給付方要求收受人返還該款項，有事實和法律依據，法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張被告支付80萬元彩禮的利息，無法律依據，法院不予支持。

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2015）連民初字第1393號民事判決書

本院認為，婚約財產糾紛中的彩禮是以締結婚姻關系為目的，按照民間風俗習慣，婚前由男方給付給女方的數額較大的金錢和物品。給付財禮是一種附條件 的贈與行為，既不為法律所提倡，也不為法律所禁止。當婚約雙方未能締結婚姻關系或者解除婚姻關系，符合法定條件時，彩禮可予酌情返還。本案原告給付被告聘金53000元及首飾三件均系原告為達到與被告黃某甲締結婚姻關系的目的而給付的，且數額較大，均應認定屬彩禮范疇，被告辯解首飾不屬彩禮無據，本院不予采納。本案雙方對原告給付被告聘金53000元及首飾三件的事實沒有爭議，雙方爭議的焦點系被告是否應當返還彩禮。對此，本院認為，原告與被告黃某甲經人介紹訂立婚約，并于2014年3月14日登記結婚，婚后共同前往南安市水頭鎮同居生活數月有余，而且被告黃某甲在雙方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確有受孕事實。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第十條的規定，原告主張全額返還已支付的聘金，于法無據，本院不予支持。但考慮到原告與被告黃某甲共同生活時間尚短，雙方尚未建立持續穩定的夫妻關系，未能達到原告希望通過訂立婚約、給付彩禮締結美好婚姻的意愿，原告支付的彩禮可予酌情返還。因本案雙方均未能提供確實證據證實雙方對解除婚姻關系的過錯程度，且原告也未能提供首飾的具體品牌、型號、重量大小等價值因素，本院結合原告系農村居民及農村訂婚等習俗附帶的見面禮、親屬紅包等支出情況，并考慮首飾的現金價值和避免執行爭議，酌情確定被告方應返還原告彩禮人民幣8000元。

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2014）遼審三民申字第23號再審民事裁定書

本院認為，雙方當事人對于程浩給付彩禮款55000元，及收取返還的彩禮款25000元的事實沒有異議，一、二審判決認定案件基本事實具備證據證明。對于返還25000元的性質是否為雙方對返還彩禮問題的合意，屬于適用法律范疇，并非認定事實錯誤。劉長生、韓玉書、劉小艷主張程浩接收部分彩禮是同意其處理彩禮的意見，對此并未提供雙方經協商一致達成合意的證據，返還部分彩禮僅是其單方意思表示，不足以代表對方意愿。對彩禮的處理方案，應由雙方共同協商，由單方作出后強加給對方明顯與法律規定相悖。程浩在婚約解除，彩禮自然應當返還的情況下，接收對方返還的部分彩禮，符合日常經驗法則，不能將此隨意擴大理解為同意對方的彩禮處理方案。而要求程浩拒絕接收才能代表不同意部分返還，也有悖常理。況且，程浩及時提起返還之訴，也證明其不同意對方的彩禮處理方案。因婚約而給付彩禮的行為是一種附條件的贈與，因此在婚約解除時，受贈人拒不返還的則構成民法上的不當得利。《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第十條第一款第一項規定，雙方未辦理結婚登記手續的，當事人請求返還按照習俗給付的彩禮，人民法院應當支持。二審法院根據當事人的具體情況判決適當返還彩禮，適用法律正確。關于訴訟主體問題，按照農村婚姻習俗，收取彩禮的主體往往是以家庭為單位，并不僅僅限于婚約的一方。結婚后，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彩禮也不會由結婚的雙方占有，而由收取彩禮一方的家庭成員占有。因此，程浩要求取得不當利益的劉長生、韓玉書、劉小艷返還財產，訴訟主體適當。

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2015）川民申字第123號申請再審民事裁定書

本院認為：本案爭議的焦點主要為種某某是否應當將楊某某主張的“彩禮”予以返還。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第十條的規定：“當事人請求返還按照習俗給付的彩禮的，如果查明屬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應當予以支持：??雙方辦理結婚登記手續但確未共同生活的”。楊某某主張雙方在婚后并未共同生活，進而要求種某某返還彩禮，則應當舉證證明其支付了種某某彩禮以及請求種某某返還彩禮符合以上司法解釋規 定的情形。楊某某主張支付種某某禮金共計11余萬元，但種某某除認可收到楊某某購買的相機及電腦以外，對其他款項均不予認可。楊某某提交的短信記錄、取款憑證等證據不能夠證明楊某某已將相應的款項以彩禮的形式支付給種某某。同時，即便按照楊某某的主張，其婚前為種某某購買了相機、電腦，將自己的銀行卡交與種某某，種某某取款60000余元，給付種某某5000元用于償還銀行按揭貸款，婚后給付種某某母親40000元，但支付、使用以上錢款及物品也并不符合婚姻法司法解釋規定的“按照習俗給付的彩禮”的性質。綜上，楊某某提交的證據不能證明其已向種某某支付彩禮，也不能證實其返還彩禮的請求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第十條規定的應予返還的情形。楊某某要求種某某賠償其工資及獎金損失38000元，因沒有事實及法律依據，依法不能支持。

張增彬、顧秀蘭、馮睿睿婚約財產糾紛民事裁定書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申字第1086號

張增彬與馮睿睿于2004年9月30日在新加坡相識，后雙方產生感情，于2006年1月26日在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登記結婚。張增彬于2005年4月11日給付馮睿睿50,000新幣（合294,570.44元人民幣），2005年6月22日給付馮睿睿33,000美元（合273,124.50元人民幣），2005年12月給付馮睿睿183,000美元、2006年4月19日給付馮睿睿125,000澳元、2006年5月25日給付馮睿睿50,000澳元、2006年6月5日給付馮睿睿75,000澳元（合2,949,050.66元人民幣）。張增彬提出馮睿睿婚后以各種借口不與其共同生活，自2007年7月10日雙方發生矛盾后就未在一起共同生活過。張增彬以顧秀蘭與馮睿睿（系母女關系）為共同被告，以借婚姻索取財物為由，要求二被告返還前述款項。

經過撫順中院一審、遼寧省高院二審、最高人民法院再審認為，張增彬請求返還的財產并不完全是在婚前給予女方，大部分是在婚后支付的，其請求返還的主體是顧秀蘭，馮睿睿則應對此承擔連帶返還責任。案涉財產雖為張增彬婚前和婚后所給付，但無據證明系馮睿睿以結婚為條件而索取。張增彬雖然向撫順中院提交了相關的錄音證據，但其內容并不能證明顧秀蘭、馮睿睿自認了借婚姻索取財物的事實，張增彬亦無其他證據證明該事實。因此，張增彬關于顧秀蘭返還財產并由馮睿睿承擔連帶責任的主張缺乏事實依據。因此，張增彬要求返還財物的請求未得到支持。

第五篇：對新農村建設中婚約財產糾紛現象的法律思考

對新農村建設中婚約財產糾紛現象的法律思考

張建國

, 湯學明

雖然社會發展讓各種婚嫁的繁文縟節精簡了許多，但訂婚時女方父母收受彩禮在廣大農村卻被大多數人認為天經地義，尤其近年來彩禮數格有一年高過一年的態勢。經筆者過調查統計，2008年江西省于都縣人民法院受理婚約財產糾紛案件36件，平均涉案標的3萬余元，2009年受理婚約財產糾紛案件58件，平均涉案標的5萬余元。這說明有關彩禮中隱含的道德、法律和社會問題需引起高度關注。為此，筆者從法律的角度來分析法院如何在婚約財產糾紛中發揮自己的司法能動作用，為我國新農村建設、婚嫁新風尚、構建和諧社會作出應有的努力。

一、婚約財產案件上升的原因

同案不同判引發標準失衡

因2003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第十條并沒有用“酌情返還”限制返還比例，也沒有對經濟困難作出法律定義，使得司法者因自身道德結構、社會閱歷不同致返還標準不一，最終引起守法者的內心失衡，此類案件鄉、村組織難以調解，誰都怕吃虧，直至到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線（法院訴訟）仍不接受調解。

打工文化釀就速配婚姻多

江西是個勞務輸出大縣，每年出外打工人數眾多，很多年輕人初中一畢業就外出打工，打工時因不愿離開家鄉和父母，不愿和外地青年結婚，可在家的時間又短，只有春節時才在家里呆上十幾天，打理好家務、孝敬父母后，所剩時間很少。捷徑就是找當地媒婆介紹鄰鄉、村的未婚男女談婚論嫁，五六天時間就完成相親—訂婚—農村習俗成婚同居的過程，這種“速配”婚姻往往要以高額彩禮為代價，男女雙方無充分的了解，他們之間的感情時常是同居后培養起來的親情或現實的愛情，見面時只注重相貌和文化程度。可想而知，此種打工文化釀就的婚姻有點“懸”，很容易崩盤。

訂婚同居帶來的情法之爭

目前各鄉鎮男、女青年在性觀念、貞操意識上處于新、舊交接時期，反映在現實中有的過于淡薄，有些過于保守，但農村90%以上在婚約確定之時，又伴隨著同居生活。保守的人認為辦理結婚登記只是一種形式，有時為規避計劃生育，等生育男孩后才進行結婚登記。于是同居就是結婚在老百姓心中占有較大的份量。淡薄的人一般是接受西方文化較快的年輕人，他們認為，同居是雙方愿意的事，與解除婚約是兩碼事。所以對同居時間較長，或生育了小孩，因未辦理結婚登記是否返還彩禮在民間習俗中的情理與法律之間產生沖突致糾紛增多。

彩禮名目越來越多，數額越來越高造成一次性返還難

現在彩禮名目繁多，如見面禮、禮金（有些鄉鎮叫長金）、小心禮、三金錢、衣服錢、手機錢等，數額從過去的8、9千漲到如今的7、8萬元。女方得到禮金有的蓋了房，有的又用作禮金了，一次性返還存在很大困難，男方為確保債權，不得不打官司。

二、婚約財產糾紛的特點

糾紛頻發地點、主體、原因、期間規律性

婚約財產糾紛越多的地方彩禮越高，也越容易發生糾紛。發生糾紛的當事人女方一般為養女、遠嫁女、身體缺陷女、未到婚齡女，男方主要是家庭貧困者、患不宜結婚疾病人員、有不良嗜好者。糾紛的原因除男方主動解除婚約外，大部分是女方外出，杳無音訊。糾紛發生的期間一般在男女訂婚同居后的三至四個月，這段時間雙方經過了一定了解，會發現彼此的一些不足。糾紛還有個明顯特點是大多數是媒人介紹成婚，不是自由戀愛。

糾紛的尖銳性、群體性

有時女方不要男方，怕承擔返還彩禮的責任，故意躲避冷落男方，甚至在陪男方外出打工時玩失蹤，一走了之，造成男方人財兩空，而男方家長則會以女兒到你家后走失與其無關為由，拒不返還。表面上的情理讓男方深感委屈，求助法律又出不起高額的律師費，因此很多人就拉攏親友用群體打架斗毆的方式解決，構成新的社會不安定因素，影響社會和諧。即使走了訴訟程序，情緒失控大鬧法庭的事也常有發生。

調解難度大，執行效果差

婚約財產返還比例公平尺度不一，良莠不齊，于是老百姓都根據自己有利原則創想出一番“理”來，然后在為爭這個理互不相讓，致使調解難以成功。即使法官判決后，雙方都不服判決上訴、上訪情況也仍然存在。也就是因為他固守住自己的這份“理”，給判決的執行帶來很大阻礙。執行效果差的表現還在于高額的彩禮一般均用于建房或還債、治病，農村家庭很少能及時返還，而另一邊則急等這筆錢去娶新的媳婦，因此，法院工作要得到雙方認同、理解需要做的非常多的工作。

三、婚約財產案件中存在的問題

如何認定婚約條款的效力

婚約涉及人身、財產的約定均不受法律保護，當事人不能起訴法院要求成婚或支付彩禮。至于婚約中約定“男方反悔則彩禮不予返還，女方反悔彩禮就要返還”的約定是否應得到遵循，民間習俗一般是彩禮不超過1萬元，男、女雙方又訂婚同居了的，大家都能恪守該約定，超過1萬元，爭議就頗大，延伸到法學界也有不同看法，有一種意見認為，婚約本身不受法律保護，所以該約定也無約束力，男方解除婚約后按《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第十條規定要求返還彩禮應予支持。另一種意見則認為，因婚姻法只禁止借婚姻索取財物，并未禁止按當地習俗自愿給付的彩禮，所以只要雙方約定“男方反悔則彩禮不予返還，女方反悔彩禮就要返還”未違反法律、法規禁止性規定就應為有效，婚約當事人雙方彩禮返還要遵守該約定，況且該約定在農村得到了大部分群眾的理解和接受，符合情理。對此，筆者認為，訂婚本身不是一種法律行為，它只受道德的約束，我們不能對簽訂婚約條款作出有效或無效的認定，婚約協議只是作為收取了多少彩禮的證據使用，并且雙方約定“男方反悔則彩禮不予返還，女方反悔彩禮就要返還”純粹是將金錢關系變成約束婚姻自由的砝碼，故對該約定不應討論其效力，而是作為返還比例的一個參考因素。

如何確定婚約財產返還的主體

在審判實踐中，是單獨將彩禮的給付人、收受人還是婚約男女雙方作為當事人有一些混亂現象，有些還影響的案件的社會效果。如不讓婚約男女參加訴訟，不分清婚約未成的是非過錯，只講彩禮返還，或只講解除婚約，不讓實際彩禮收受人承擔彩禮返還責任，這些筆者認為均不妥當。應當將婚約男、女，收付彩禮的當事人共同作為訴訟當事人才有利于案結事了。

婚約財產范圍界定

在司法實踐中，大部分只將禮金（長金）認定為彩禮，對見面禮，小心錢，酒席錢，媒人、親屬紅包，金銀手飾、衣服錢都不認定為彩禮。小心錢數額不大，一般孝敬爺爺奶奶，酒席錢用于招待親朋好友，媒人、女方親屬紅包是男方自愿給媒婆或女方親屬的，這些不予返還情理可通，可為結婚目的給付女方的見面禮、金銀手飾、衣服錢，若有證據證明每項價值高于1千元，根據我縣實際生活水平，依法應當認定為彩禮，屬于返還之列。

返還比例參考因素

究竟返還比例多少才算公平，應該要考慮哪些因素，究竟什么叫“婚前給付并導致給付人生活困難”這些都讓法官感到為難，也影響到法院的公信力。所以筆者在下文首先提出必須規范法官在此類案件中的自由裁量權，以確保法律在同一地區的統一性。

四、婚約財產糾紛的對策和建議

由各地區法院審委會統一規范本院法官的自由裁量權

各地區的審判委員會要根據本地區特點，征求廣大人民群眾及司法人員的意見，共同制定婚約財產案件審理指導意見，指導本地區的審判實踐，做到同區同案同判，從而推廣到全地區司法實踐（各基層調解組織參考）。規范自由裁量權主要認定多少數額財產屬彩禮，彩禮返還考慮的因素，不同情況返還比例幅度。

各鄉鎮民政部門、婦聯正月期間聯合毗鄰鄉鎮組織“相親大會”，倡導婚姻新風尚

高額彩禮的背后，凸現了農民群眾固有婚姻上的渴求與無奈，也反映了他們缺乏交流和正常戀愛生活的現狀。我們黨和政府在此之前，也許更多的是關注打工農民工資和農村的經濟發展，至于他們的婚姻是否幸福、家庭是否安定、文化娛樂是否愉快、社會交往是否健康卻關注不夠。面對這種狀況，筆者認為，各鄉鎮黨委政府完全可以利用打工者回家之際，協同毗鄰鄉鎮，組織好“相親大會”，為打工農民搭建起有利于愛情、婚姻質量的平臺。從源頭上斷掉鄉村媒婆介紹的速配婚姻，將高額彩禮降下來，讓騙婚者無利可撈。適時提倡移風易谷，運用社會輿論的力量表揚、宣傳好典型事跡，適時教育農村青年婦女自尊、自立、自信、自強，樹立正確、文明的婚戀觀，使農村女性懂得婚前如何保護自己，懂得如何自重。

提倡婚約當事人自愿選擇婚檢

婚檢不僅可以發現不應當結婚的疾病和優生優育，還可以對婚約的解除起到一定的預防作用，提高婚姻幸福和質量。據調查統計，因為男、女一方患有禁止結婚的疾病是占解除婚約的30%。

對反復性案件法院開辟專欄公開曝光

現實中，無論女性騙婚還是男性騙婚，都有一定的隱蔽性，很難認定并對其進行處罰。筆者就遇到幾個未到法定婚齡的女孩把訂婚同居當作過“家家”，未到20周歲就已經嫁了三、四家，墮了幾次胎，有的用嫁下次的彩禮返還上次的彩禮，對如此喪盡廉恥的婚嫁男、女，法庭除庭后教育、幫教之外，筆者建議要將其名單及相應的法律文書通過媒體曝光，起威懾作用。

提高婚嫁男女自身防范意識

婚約財產糾紛的發生從上面調研的特點規律來說，有它一定的必然性。對那種“上午交錢，晚上同居”的艷遇，雖然看上去很美，卻給以后艱難的婚約財產返還埋下了隱患，這難道不覺得十分“后怕”？所以，筆者在此告誡各位婚嫁男女，牢記以下婚約口訣：“談婚論嫁靠愛情，金錢婚姻不久長。不要僅聽媒妁言，眼見為實才是真。身體疾病莫隱瞞，免得婚后起紛爭。男女需自愛，未婚莫同居。婚姻不是戲，千萬要三思。”

訴訟中加大訴訟財產保全力度

經筆者調查發現，我院對婚約財產案件，逐步加大了在起訴時對女方財產保全的力度，先根據線索查清女方彩禮存放銀行，再進行凍結。對彩禮進行財產保全的案件，90%以上都能得到調解結案，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明顯，有的開庭前女方就找到男方自行協商，很少出現扯皮、躲貓貓的情況，起到審執兼顧的效果。

婚嫁男女、收受彩禮當事人應共同列為訴訟主體

如果把婚嫁男女、收受彩禮當事人割裂開來，很容易發生就案辦案，忽略社會效果。把婚嫁男女列為當事人，一可以體現男女雙方解除婚約的真實意愿；二可以查明解除婚約的過錯責任；三有利于查明婚約財產的來源及去向；四可以判決女方承擔彩禮返還的連帶責任，更有利于案件的執行。

嚴格區分借婚姻索取財物、騙婚與按習俗給付彩禮的性質

區分好借婚姻索取財物、騙婚與按習俗給付彩禮的性質，不會混淆視聽，放縱違法犯罪份子，還有利于建立社會誠信體系，提高人們的道德意識和道德水平，有利于構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對借訂立婚約索取財物、買賣婚姻的，屬于非法所得應追繳，對以訂婚為名詐騙錢財的應將詐騙所得全部退還受害人，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還要追究責任人的刑事責任；對于少數以戀愛、訂婚為名，以送對方財物為手段玩弄異性者，因送交財產具有非法目的，解除婚約時，其要求返還財產請求不應得到支持。

最后，筆者還要強調一下，有的給付婚約財產一方當事人落個“人財兩空”確實值得同情，但不能寄希望法院判決返還的越多越好，最主要的是提高自己的防范意識，很多買賣婚姻，“送”的財產都應當沒收，沒有返還，那買方是不是更值的同情呢？因此，只有靠大家共同努力，樹立社會主義婚姻新風尚，降低直至消除彩禮，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也許法院判決返還少一點，下次大家談婚論嫁時就不會再那么高的彩禮了（因為付彩禮方有血本無歸的心理準備了）。總之，法院能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莫大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