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媒介品牌論書評

媒介品牌論書評——基于文化與商業契合的核心競爭力培育

? 作者背景介紹：陳兵，江蘇啟東人。浙江大學傳媒研究院博士。現為浙江傳媒學院管理學院副院長、副教授，浙江省新世紀151人才工程培養對象，浙江傳媒學院中青年學科帶頭人。研究方向：媒介管理學、傳播學。以負責完成兩項浙江省社科規劃項目，參與完成國家級和省部級課題五項。著有《電視品牌建構》、《媒介戰略管理》、《浙江制造》等多部著作。在核心期刊發表學術論文20余篇。

? 本書的主要內容：約翰.克羅斯比在《喧囂的時代》一文中寫道：“20世紀是喧囂的時代，物質之聲、精神之聲和理想之聲——我們掌握著所有這些聲音的歷史記錄。事情毫不奇怪，因為我們幾乎所有令人驚嘆的技術力量都已投入到當前反對寂靜的攻擊中去了。”在這種攻擊中，電視這樣的媒介勢如破竹，把現代的“喧囂”直接送上了教堂、學校和家庭，并讓人們逐漸上癮而無法脫身。

大眾媒介是大眾文化的主要代表。大眾文化極其顯著的作用把我們從過去那種虛假的宏大敘事中解脫出來，回復我們介入現實問題的能力。但“不幸的是，大眾逐漸在對大眾文化的酷愛和欣賞中喪失對社會事業的熱情，大眾文化對他們來說已經成了一種暫時從那種快節奏的緊張生活中解脫出來和尋找慰藉的麻醉品”。媒介機構在晝夜不停地向公眾提供新聞、知識和娛樂的同時，也獲得了巨額利潤，為自身的發展插上了騰飛的翅膀。

然而在文化和商業的困境中，媒介結構的身份逐漸模糊、隱蔽，但沒有對其影響力有絲毫的削弱與遞減，相反，卻在加強與遞增。如果說媒介機構還有壓力，那么其壓力主要來自結構內部，來自競爭對手對同質化受眾、廣告主、市場的瘋狂搶奪。

這本書的主題不只是是對媒介現象的批判，關注的重點是對媒介的重構，通過品牌的方式，在文化與商業的的困境中找到一種契合、一種依托、一種改變，由此重新審視媒介品牌的信任力，親和力與競爭力。作者將這本書的研究意義理解成一種拯救，盡管力量微薄，希望把迷失的媒介控制時代拉回來，還受眾一個真實的世界。

在緒論的部分，作者主要敘述了媒介的無處不在，并通過對現在媒介的現狀進行分析，得出媒介機構自身在文化和商業中兩難的困境，想要通過媒介品牌的建構來為媒介機構塑造良好的美譽度和公信力，來達到解決媒介機構自身困境的目的，使大眾媒介上升到 一個健康有序，有文化內涵傳播的層次。不僅如此，作者還通過對媒介品牌實質的解讀，以及對媒介品牌進行理性與辯證的哲學思考來告訴讀者，什么是媒介品牌，并讓我們思考“如何選擇一種更好地與媒介同在”的生活，而是真切需要這種生活。書中的一段對媒介品牌的描寫特別的精辟，作者說道：媒介品牌不只是一個商品，他穿越受眾在生活中的認知、體驗、信任和感情，贏得一席之地后建立深厚的感情、可靠的關系。奧美公司的解釋非常迷人：‘品牌就如同坐火車旅行一樣，在站臺啟程的是產品，抵達終點站的才是一部完整的品牌》’。媒介品牌是受眾在心靈上獲得的一次真實性的回歸。

在第一章里，本書首先分析了媒介和媒介品牌陷入文化與商業的困境的背景，認為文化與商業的溝通需要有效的媒介品牌建構。在第二章中，對媒介品牌消費的受眾心理進行分析，著重闡述了“媒介品牌—受眾關系”，特別關注媒介品牌忠誠與媒介品牌崇拜等問題。緊接著的第三章，本書提出以受眾導向的媒介品牌傳播觀點，闡述受眾媒介品牌選擇動機、知覺與記憶、態度與決策行為。并細化媒介品牌傳播過程，指出其障礙，對效果給予評估。這兩章都是從受眾的視角對媒介品牌建構進行觀照和鋪墊，實際上是媒介品牌建構的必要根基。在接下來的兩章里，主要從媒介的視角對媒介品牌建構問題進行深入剖析。在第四章中，作者認為媒介機構可以在文化和商業的困境中崛起，關鍵是進行基于核心價值的媒介品牌建構，重點內容是媒介品牌生命周期、媒介品牌核心價值、媒介品牌定位、媒介品牌延伸、媒介品牌敘事。可能是媒介品牌敘事這一觀點的特殊性和創新性，所以作者專門辟出了第五章進行了專門研究。第六章研究媒介品牌價值，主要是剖析媒介品牌價值的內涵、媒介品牌核心價值的形成、媒介品牌核心價值的傳播學角度解讀以及媒介品牌核心價值的塑造。第七章作為最后一章，主要關注媒介品牌核心競爭力的主要特征、媒介品牌核心競爭力的影響要素、媒介品牌核心競爭力的建構與擴散，以及媒介品牌核心競爭力的文化延續與突圍等四個關鍵問題。? 本書閃光點的評析：

① 研究方法：本書受興于20世紀40年代的西方傳播學理論特別是傳播主體論、傳播客體論和傳播受體論的啟發，主要采用質的研究方法展現媒介、媒介品牌和受眾的關系。這種研究方法與媒介傳播理論緊密的結合，形象具體的為我們展現了媒介、媒介品牌和受眾三者的關系，即使是我們這些才剛入門的探索者，也能非常清晰地看懂作者所要闡述的觀點和了解媒介品牌建構的重要性。此外，本書還以傳播學、消費者行為學為指導，結合拉斯維爾、奧斯古德、邵培仁的傳播模式論以及媒介傳播藝術學理論，以過程剖析的方式闡述媒介品牌傳播過程及其遭遇的阻礙；以品牌學，管理學相關理論為主線，研究媒介品牌建構的多維層面；最后從文學、美學、敘事學的角度進入媒介品牌敘事的解讀。這樣的研究與寫作的方法，使得本書內容豐富，專業性強，我們不僅能從書中學到關于品牌建構的知識，還能學習到社會心理學，行為學等其他方面的知識和各個傳播學大家的精辟觀點，可以說從研究方法來看，此書就是“以點帶面的百科全書式的精裝叢書”。

② 選題創新，內容豐富：文化與商業困境中的媒介品牌建構的研究是一個新穎的領域，涉及多門學科的交叉融合。本書的創新性在以下的五個方面：一是闡述“媒介品牌——受眾”關系，這一關系現在還沒有專門論述。本書受到西方文學中的接受理論，接受美學、心理學、自我管理理論啟發研究這兩者關系。二是提出基于核心價值的媒介品牌建構這一觀點。對簡單模式化的媒介品牌建構方法給予否定。三是整章的篇幅重點研究媒介品牌敘事。對這一新穎的觀點從概念、要素、傳達與主體等視角進行觀照。四是提出媒介品牌價值這一觀點，并將其與媒介資產區分。五是對媒介品牌核心競爭力的建構和擴散進行分析。本書不僅富有創新性的理論，而且在書中有大量媒介機構建立媒介品牌的具體事例，如在談到媒介品牌的生命周期的時候，巧妙地運用到了美國新聞雜志型節目CBS的《60分鐘》的例子，介紹“《60分鐘》從1968年9月創辦至今，已經走過了40個春秋。這個每次只播出一個小時的節目實際上是一個“娛樂和新聞的混血兒”。它的報道風格多樣化，在40年來形成了具有優勢的獨特性，如節目介紹、具體報道、安迪.魯尼的評論，以及并非每期均有的受眾來信選播。具體闡述《60分鐘》媒介品牌的長壽并非偶然，而是它了解受眾對于真相的追求，由此它利用故事的編排方法迎合受眾的接觸期待，這真正成就了《60分鐘》。”這個《60分鐘》的例子形象具體的展現了一個好的媒介品牌保持“青春永駐”形態的重要原因，并使我們思考生命在于運動的不變真理。即使商業表現不錯的媒介品牌，也需要不斷調整，只有增強對媒介品牌的“保養”維持媒介品牌的聲望，才能永遠“活下去”。書中類似這樣精彩的案例俯拾皆是，所以本書既是理論的，又是實在的，非常值得一讀，能大大擴展讀者對于傳播學領域知識的了解，并接受作者所要闡述的新穎觀點，說服性很強。

③ 切實可行，貼近實際：在書中第六章的講述中，作者不僅從各方面解讀了媒介品牌的核心價值，還在章節的后續部分，提出了塑造品牌核心價值的具體方法。作者先從媒介品牌價值的前提有二：媒介品牌化決策和品牌定位入手，具體闡述了在媒介品牌初創期、成長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的價值塑造方法，如在初創期的主要任務是：創建品牌的認知度、提高品牌的知名度。這有賴于媒介品牌的設計與傳播——品牌名稱、品牌標識、色彩設計、視頻創意以及廣告制作等；又如在衰退期要注意媒介品牌的在定位，為老的媒介品牌注入新鮮血液，調整品牌的形象，如中央電視2006年將其廣告語換成“相信品牌的力量”，以此來代替原先的“心有多大，舞臺就有多大”。此外，作者還談到了媒介品牌的增值，運用品牌組合、品牌創新、品牌延伸、品牌管理的方法來實現媒介品牌的增值，已獲得媒介品牌的生命長青和收益的增長，如在說到品牌延伸時，作者談到了產品延伸，名稱延伸和概念延伸的方法，還列舉了上海文廣傳媒集團推出《第一財經》電視頻道和廣播頻道后，又與廣州日報報業集團、北京青年報社聯合推出《第一財經日報》，《第一財經》成為統一品牌的例子來說明產品延伸的可行性。由此可以看出，本書利用充實準確的數據和資料，來印證作者闡述觀點的切實可行性，是貼近實際的，具有指導性和操作性的好書。

? 總結：通過對本書的學習，讓我增進了非常多關于對傳播學領域學習的知識，而且讓我了解到媒介品牌的建構對于媒介在文化與商業兩難困境中的重要作用，也是對媒介日益偏離主流文化的救贖，不僅能使大眾文化能夠愈行愈遠，而且能夠與受眾建立深厚的感情聯系，是媒介品牌與受眾共同朝著健康，和諧的方向發展，脫離低俗，脫離平庸。此外還學習到了如何構建一個好的媒介品牌，如何塑造一個有核心競爭力的媒介品牌，并將其增值和發展下去，永葆青春。最后希望中國的媒介機構能夠重置發展的規劃，建立更多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媒介品牌，實現社會進步，人際和諧，我們的媒介品牌能更上一層樓！

對媒介品牌論學習后的思考——關于建立藝傳周刊品牌的思考！

第二篇：品牌媒介策略

品牌媒介策略

自1988年，娃哈哈第一支兒童營養液一炮打響，這個原來的小作坊企業已經發展了22年，已成為國內乃至國際著名企業之一。其中必然少不了廣告和媒體策略的功勞。

1988年，宗慶后推出娃哈哈的第一款產品——娃哈哈口服液。當時，娃哈哈請來了兩家地方電視臺洽談廣告。幾經商議，對方要求至少20萬的廣告費，而娃哈哈公司當時全部的流動資金只有10萬元。結果，宗慶后面不改色地在合同上簽下自己的大名。

也就是在這輪廣告中，娃哈哈率先在全國推出了“實證廣告”的方式——讓自己的產品擁有中國營養學會的推薦。結果，這輪廣告尚未播完，“喝了娃哈哈，吃飯就是香”的廣告語早已響徹南北，訂單已若雪片般飛來，提貨的車造成交通堵塞，當年娃哈哈的銷售收入就達到了488萬元。

1991年，娃哈哈進軍廣州。當時，作為廣州紙質媒體的大哥大——《南方日報》每周的全部廣告版面是5個整版，娃哈哈一個不漏悉數吃進。于是在當年6月，廣州市民們一覺醒來，輿論媒體異口同聲，鋪天蓋地全是一個聲音——娃哈哈！

難怪很多人都說，在國內本土的企業家中，宗慶后確實是少數最早具有營銷意識的人。

從上面兩例事件可以看出，早期的娃哈哈在選擇媒體和廣告上很有膽識和眼光，并且廣告的確取得了很好的成績。

再后來，娃哈哈的產品發展更加多樣化，為了塑造不僅是兒童品牌的形象，娃哈哈開始啟用明星做代言，在這一策略上娃哈哈同樣是先驅者。

1996年夏，娃哈哈純凈水的成功上市策劃，使得這一品牌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里榮登市場份額冠軍的寶座，并保持至今。它的意義不僅止于一個成功的行銷事件，而且揭開了一個長期的國產品牌策略的序幕，那就是“明星歌曲路線”。所謂 “明星歌曲路線”，即使用流行歌曲作為載體，啟用明星作為產品形象代言人推廣產品。

十幾年來，娃哈哈一直采取的就是此策略，景崗山、毛寧、陳明、李玟、謝娜、張杰、王力宏等先后做過娃哈哈的代言人。廣告中的歌曲都是代言人的作品，隨著廣告的播放和代言人本身的明星效應，娃哈哈的每首廣告歌曲基本上都成為大街小巷傳唱的經典歌曲，從《我的眼里只有你》到《心中只有你》再到《愛你等于愛自己》，隨著時間的流逝，愈發顯示出這些歌曲的魅力和經典所在，這些歌曲的廣泛傳唱更將品牌深深印入消費者的心中。

在明星代言人的選擇上，很有必要說上兩句，娃哈哈在這方面做得是比較成功的。最初的景崗山、毛寧都是當時歌壇小有名氣的明星，并且形象成熟、穩重、自然，為剛出道的娃哈哈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再到后來，直到現在還是娃哈哈合作伙伴的王力宏，更是在與娃哈哈的合作中創造了代言在娛樂圈的奇跡。王力宏被稱作“代言之神”、食品飲料界的“廣告寵兒”，而王力宏的純凈、年輕、誠懇、都市感和時尚感正是“娃哈哈純凈水”所要表達的產品特質和形象。雙方從 1999 年代言娃哈哈純凈水開始至今已愉快合作了 8 年，從廣告代言、廣告、歌曲創作到新專輯簽售、歌迷見面會再到演唱會，或配合娃哈哈新品上市，或配合王力宏新專輯發布和演唱會，雙方的合作是多方位的，是一種深度、雙贏的合作。還有李玟、謝娜、張杰等，娃哈哈都考慮了他們各自的特質與娃哈哈品牌形象的結合。

甚至有業內人士這樣評價：“娃哈哈與藝人合作都很愉快，這也是不少藝人選擇代言娃哈哈產品的重要原因之一，彼此之間超越商業合作關系，融入了娃哈哈的大家庭中，這是一個值得深究和肯定的現象。”

娃哈哈的廣告發布媒體包括活動廣告和常規廣告兩部分，體現了整合性特點。

推廣活動廣告，包括密集的電視廣告、廣播廣告、現場海報、掛旗、氣模等。（早期還配合以各種電視臺、電臺的采訪報道以及歌曲點播，使推廣活動所到之處，大街小巷都能聽到“我的眼里只有你”。）

常規廣告，包括電視廣告、平面廣告、戶外廣告、POP廣告幾種，平面類作品幾乎皆以廣告的標版為原型。利用讓人印象最為深刻的畫面，達到提示消費者回憶電視廣告及提示購買的作用。

在電視媒體的廣告投放上，娃哈哈更是采用“高舉高打”的策略，牢牢把握中央電視臺這個老朋友的媒體老大地位，開展廣告攻勢。

1996年，娃哈哈純凈水廣告在中央電視臺黃金時段播出后，迅速影響到全

國電視觀眾，娃哈哈純凈水一時紅遍大江南北。1998年，在中國市場可口可樂與百事可樂二分天下的態勢下，娃哈哈推出了非常可樂。當“喝中國人自己的可樂”這一廣告語通過中央電視臺播出后，非常可樂這一飲料品種迅速走紅。

2001年，娃哈哈集團進軍茶飲料，在中央電視臺招標時段投放1000萬元，創造了數億元的銷售佳績，奠定了娃哈哈茶飲料市場中的領軍地位;

2002年，娃哈哈集團推出果汁飲料，在持續投放中央電視臺招標段的前提下，僅在1-8月娃哈哈果汁飲料的銷售就突破6億元;

2004年，娃哈哈集團涉足功能性飲料，依托中央電視臺的有效傳播，為激活2004年的市場表現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娃哈哈通過中央電視臺大密集的廣告投放，配合代言人王力宏積極參與的地面促銷推廣活動，僅僅三個月時間，“激活”這一產品已成功推向全國各地市場。從今年3月到7月，僅4個月時間“激活”的銷量已經突破1300萬箱。

2004年11月18日在中央電視臺廣告部舉行的2005黃金時段招標會現場，娃哈哈以8900萬和8000萬分別競得上下半年的“黃金檔電視劇特約播映”，而累計中標額達到3.02億元。這是娃哈哈集團作為長期品牌戰略的關鍵一步。

1～2月份正值中華民族傳統的新春佳節，娃哈哈抓住這一良機在央視展開宣傳攻勢，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為娃哈哈2005年整體的營銷傳播計劃勾勒出濃墨重彩的一筆。1－2月份央視一套黃金段位電視劇好戲連連，《漢武大帝》熱播之后，《完美》粉墨登場，兩部劇均帶來了良好的收視效果，《漢武大帝》平均收視率高達到6.38%，確保了娃哈哈廣告的有效到達和傳播。

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后經常對記者提起投放央視的五個理由:

一、中央電視臺是啟動全國市場不可或缺的宣傳平臺，娃哈哈在央視的廣告投入與其市場效績成正比;

二、中央電視臺能給經銷商、消費者甚至是企業員工以最大的信心支持，特別給人以實力感與價值感。在央視投放廣告，更容易獲取信任，贏得信心;

三、中央電視臺的不少資源是獨有的，是其他任何媒體都無法替代的，尤其是國家及國際重大事件、重大賽事和全民性節目的獨家播報權;

四、中央電視臺頻道的專業化更適于多品牌產品的宣傳，這對于像娃哈哈這樣旗下擁有多品牌產品企業是非常有利的;

五、中央電視臺的廣告價格日趨合理，在此投放廣告更加物有所值。

借助知名媒體（央視）進行強勢品牌宣傳，這種做法充分體現了娃哈哈集團對媒介資源的重視，他們把媒介尤其是優質媒介資源作為企業的重要戰略工具來運用。娃哈哈作為全國飲料市場的成熟品牌，每年穩步增長的產銷量與銷售額除了歸功于過硬的產品質量、日趨成熟的營銷網絡外，還離不開與中央電視臺的緊密合作。從第二屆招標開始，娃哈哈已連續9年與中央電視臺招標段攜手，9年來，伴隨中央電視臺資源的不斷豐富與創新，招標的科學與成熟，娃哈哈每年的產銷量和銷售額穩步增長，已成為行業內的絕對領導品牌。

現在，隨著媒介的發展，娃哈哈也在不斷改變和調整策略。在新興媒體網絡上也有著自己的營銷策略，配合線下的促銷活動，建立了相關的網頁，如開箱贏大獎活動，娃哈哈專門建立了這樣的網頁，一方面是活動能夠更加順利方便進行，另一方面也宣傳了活動。如由李玟代言的娃哈哈HELLO-C的廣告，在各大電視臺及視頻網站高頻次投放，性感美麗的李玟，擺出“C”的手勢魅力十足，頗為吸引眼球。想在國際上有更廣闊的市場，娃哈哈會與互聯網媒體有更深更廣泛的合作。

第三篇：《君主論》書評

評《君主論》

受老師推薦，去圖書館借了一本《君主論》來閱讀，感受頗多。我讀的是馬基雅維里著，王水翻譯的《君主論》。書的封面就印了這樣一句話”這不僅是一本有關政治斗爭的書，同時也是一本經管勵志的書，它可以讓“壞人”變得更“壞”，讓“好人”變得更強大！”，剛借到書就對這句話好奇，但是讀完書后突然覺得這句話說的很對！這書是最有名的政治學著作，其實我看也是成功勵志學。

《君主論》以第一人稱敘寫，語言很有號召力，讀著它就好像作者在你的耳邊敘說，它的字里行間有一種魅力讓你沉浸在里面，享受在里面都不愿出來。讀著它，它好像牽引著你的思緒，你都能感覺到它要告訴你很多有用東西。它帶你一起為法國國王路易十二嘆息，一起去評判羅馬帝國的亞歷山大大帝，一起去總結那些王國的失敗與成功。讓你感覺自己也是一個馬基雅維里，自己也是一個政客，感覺自己也可以合縱天下一樣！

本書雖說只有136頁，但是頁頁是精華，它共有二十六章，其內容基本上涵蓋了君主權力的形成、來源、管理和維持。書中沒有啰嗦的言語，用詞簡潔準確、通俗易懂，每一個案例分析都非常到位，每一個結論的論證都非常經典。

我覺得這本書有很多現代意義：

（一）管理學上。這本書了在論述君主如何管理國家的篇章中，有許多理論可以運用到現代企業管理學中，把書中君主換作成一個企業的領導，把國家換作成企業。

（二）政治學上。這本書雖說在政治學方面，它的有很多糟粕，但是只要我們愿意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這本書的精華方面還是有很大借鑒意義的。

（三）歷史學上。這本書它反映了文藝復興時期的西方政治思想的發展，以及當時人們生活的政治環境，它對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的歷史研究有借鑒意義。

這本書還有其他學科等的研究意義，我就不一一列舉了。我想說的是，雖然它小，但是它的確像個小寶藏。

如果說孔子曹雪芹等是中國被誤解的最多的人，可能馬基雅弗利則是西方被誤解最多的人之一吧。馬基雅弗利顯然不是“馬基雅弗利者”，雖然他的作品有著許多冷酷殘忍的評價。但不見得作者就是這樣的人。他應該只是把自己的研究結論如實的寫了出來。正如同研究癌癥的醫生顯然不是癌癥患者是一個道理。馬克思曾評論此書：馬基雅維里使“政治的理論”擺脫了道德，而把“權力”作為法的基礎，由此就揭開了政治思想史上新的一頁。他的權術思想又代表一種新的思維方式誕生。

除了書中的各種分析外。我倒是總結了一下此書給我的三個結論。要做一個偉大的君主，其一是要勇于打破過去的不符合自己利益的舊規則，建立新的適合自己利益的新規則；其二則是盡可能遵守符合自己利益的舊規則；其三在建立完新規則后，為了消除民眾的怨恨要推出一個替罪羊。

此書上佳。不過由于自己見識淺薄難以領會其中精華罷了。以后還需要細細品讀。

14行管2班黎春亮 2014111207

2016年4月10日

第四篇：《自殺論》書評

《自殺論》書評

楊璟（武漢大學 社會學系，湖北 武漢 430072）[作者簡介]楊璟，（1988—），女，苗族，湖南湘西人，武漢大學社會學系2010級碩士研究生，主要學習和研究城市社會學。

[內容摘要]迪爾凱姆是社會學的創始人之一，他的《自殺論》把“自殺”這一病態的社會現象作為分析研究對象，作者先對人們常常認為引起自殺的心理因素與自然因素進行否證，接著又對自殺現象的結果做出分類，由結果推論出自殺是因為社會整合程度過低或過高及社會規范出現混亂和真空引起的，從而實證自殺的社會歸因，在否證與實證的過程中，迪爾凱姆的研究不僅體現出他一直以來的學術觀點即社會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個人生活，社會事實具有客觀性，外在性，強制性的特點，而且作為實證主義研究的始祖，迪爾凱姆在研究中對數據資料的分析方法也有里程碑式的意義，本文是《自殺論》的書評，不僅會分析這本書的方法論意義而且會分析它的理論貢獻與現實意義。

[關鍵詞] 自殺 ； 自殺率 ；

社會整合 ； 自殺的分類

一、筆者未讀該書之前及之后的不同心里感受

筆者相信，每個人應該都有遇到挫折、不幸，內心極度難受、極度痛苦以至于想要自己放棄自己生命的時候，我們大家都非常清楚自殺當然就是自己放棄自己的生命，放棄自己生命的人要不然就是經受了很大的挫折和痛苦，要不然就是心里有問題，人們更傾向于去相信和人為自殺的人是因為自己本身有問題無法得到解決，或者至少是在當時他無法解決和面對，從而選擇用結束自己生命的方式去逃避，逃避自己無法解決的事情，或者已經預見到的將來自己不想也認為自己無法面對的事情。筆者以前認為自殺是一種逃避，或者是一種自我解放，逃避不想面對的事情，將自己從紛繁復雜的瑣事中解放出來，自殺也有可能只是自殺者當時一種錯誤的心態，他們無法從那種錯誤的心境中走出來，或者沒有人能夠有效的勸導他們，將他們導向正確的心境。或者有時候自殺是人們無法理解和接受自己的一種狀態，自己都無法接受自己，無法明白自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知道自己將做什么，覺得自己很沒用，活在這個世界上已經沒有價值了，等等，筆者認為大多數的自殺者不僅逃避現實而且不喜歡自己，至少對自己不滿意，當然不同的人對自己滿意的標準各不相同，當人們自己對自己極度失望的時候，也有可能采取了結自己生命的方式，但是可能很少有人將自殺歸因于社會的原因。很簡單的事情，從名字就可以看出來“自殺”就是自己殺自己，自己了結自己的生命，與他人有什么關系，與社會就更談不上什么關系了。

但是讀了這本書后你會有一個強烈的感受，就是任何人，只要他出生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中，那么他的任何行為，即使是在我們看來很私人的行為，必然已經打下了當時社會行為標準，社會規范，或者社會環境的烙印，因為從我們一生下來我們就生長在了特定的社會環境、歷史環境或者自然環境中，這些我們都無法改變，在我們看來很理所當然的事情其實就是我們所生長的環境在不斷塑造我們，影響我們，改變我們。哪個自己才是真實的自己，不被任何東西影響的自己，或者已經沒有了吧，我們試圖去發現和了解的是，社會環境是如何塑造我們，影響我們與改變我們的，一直以來，我都很喜歡《自殺論》這本書，從最初的看不太懂，到終于明白，還記得自己曾經在學校的食堂用《自殺論》這本書占過座位，遠遠的就看見周圍的同學從旁邊走過都會不由自主的被他的名字所吸引，忍不住會看兩眼，或者目光停留在上面的時間總是比較長，可能所有人最初看見這本書時的感受都是一樣的，大家心里肯定都在嘀咕著，還有這種書？還有專門研究自殺的？這樣的書也可以是本名著？那這本書究竟寫的都是些什么呢？難道是寫人們是怎么自殺的？我覺得所有人都對自殺有著自己的理解，但

是我們或許很少去想自己認為很私人的行為究竟是如何發生的呢？真的只有自己的行為和狀態會影響嗎？那自己的行為和狀態又是怎么得來的呢？迪爾凱姆就是帶我們去發現塑造或影響我們私人行為的社會原因。

二、本書概述

自殺作為一種病態的社會現象，在任何社會都存在，但人們往往把它歸因于個人，認為是由精神錯亂等心理因素或酗酒、仿效等個人因素引起的也有人認為是由自然原因如氣候的變化等引起的，而迪爾凱姆的研究假設認為是由社會整合程度過低或過高，社會規范出現混亂或真空引起，迪爾凱姆先對心理因素和自然因素進行否證，然后又對自殺現象分類，由果溯因對引起自殺的社會原因進行實證，通過一駁一立使研究具有很強的說服力。下面進行詳細的分析：

1、概念的界定——操作性定義——對作者認為非自殺現象的排除

迪爾凱姆在書中對自殺現象做出這樣的定義：“人們把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會產生這種結果的某種積極或消極的行動直接或間接引起的死亡叫做自殺”（《自殺論》，11）這樣就（1）將當事人的意圖或動機排除在外，而只根據當事人的行為與結果這兩個外顯的特征進行定義（2）排除了那些當事人沒有意識到行為后果的死亡現象。

2、否證自殺現象是由心理因素引起的A、對精神錯亂的否證：心理論認為，自殺現象是由心理因素引起的，理由是，在統計規律上，有一些不正常的心理因素如精神錯亂的年發生率與自殺現象一樣，在某個社會里相對的穩定，而在不同的民族又有相當大的差別。而且，自殺和精神錯亂一樣，城市比農村多。迪爾凱姆認為這種說法是站不住腳的，因為（1）所有的統計資料都證實，在精神病院里，住院病人中女性略多于男性；由于推論，如果說自殺率與神經衰弱之間有什么因果關系的話，那么婦女的自殺率就必然高于男人的自殺率，至少應該一樣高，但是根據自殺的統計資料來分析，在每個國家中，男性的自殺率是女性的4倍左右；（2）猶太教徒中的精神錯亂病人比其他教徒中多得多，如果說自殺率與精神錯亂之間有什么因果關系的話，那么猶太教徒的自殺率就必然高于其他教徒的自殺率，然而，相反的是猶太教徒中的自殺傾向卻很微弱；（3）在所有的國家里，在一定的年齡階段（從童年到老年），自殺傾向是逐步增強的，而在壯年時期更經常地突發精神錯亂，如果自殺率與精神錯亂之間有什么因果關系的話，這種統計結果同樣也是無法解釋的；（4）瘋子最少的國家卻是自殺最多的國家；（5）下層社會中精神錯亂很少，自殺卻時有發生。

B、對酗酒的否證：還有些人認為，酗酒是導致自殺的另一個不正常心理因素。迪爾凱姆用兩個統計事實批駁了這種說法。（1）在法國國內，酒鬼最多的地區是自殺傾向最嚴重的地區，而酒鬼最少的地區也不是自殺傾向最不嚴重的地區。（2）比較不同國家情況，一個國家人均酒的消費量和這個國家自殺率之間也沒有相關性。

C、對種族遺傳的否證：接著為了排除自殺是由正常的心理因素如個人的體質所引起的這種可能，迪爾凱姆又進行了否證，因為自殺率確實因種族而異，而一個種族和另一個種族的區別在于它的身心特點。迪爾凱姆首先將種族的核心界定為遺傳。（1）通過比較分布在不

同國家（社會）的同一種族人群的自殺傾向，結果相差很大，證實了種族和自殺沒有關系；（2）自殺率隨年齡的增長而有規律的增高。因為人體的一切都受著生命節律的支配，依次經過生長的階段、停滯的階段和最后一個衰退的階段。由于沒有什么心理或生理特點是無止境地發展的，所有的特點都在達到一個頂峰之后趨于衰退。相反，自殺卻在人生的最后階段才達到它的頂點。

D、對仿效的否證：（1）同首先對自殺現象進行操作化定義一樣，迪爾凱姆還是先對仿效下了他的定義：“當一種行為有一種類似的，以前由別人完成的行為的表現作為直接的先例，沒有明確的或不明確的思想活動介乎這種表現和實施之間來影響這種重復行為的本來性質，那么仿效是存在的。”（《自殺論》，114）（2）迪爾凱姆指出，仿效是一種純粹的心理現象，它可能在沒有任何社會聯系的個人之間發生，他指出仿效必須先有被仿效的對象，如果自殺是仿效引起的，那么自殺率就應該以被仿效對象所在的地方為中心向周圍逐漸減小，但是從自殺率的分布圖上看，自殺根本不是圍繞某些中心發生，從這些中心均勻的擴散開來，而是以差不多同樣的數量成批的發生沒有任何中心。

3、否證自殺現象是由自然因素引起的（1）否證氣候類型與自殺率之間的關系，自殺率同樣高的地區可以屬于不同的氣候類型，意大利自殺人數最多是北方而英國和比利時自殺人數最多的卻是南方。（2）對是否存在最有利于自殺的季節的證偽：迪爾凱姆按照溫度的變化來排列一年中的4個季節和12個月份，并未發現季節或者月份的變化與自殺率變化之間的對應關系。（3）迪爾凱姆對統計資料顯示人們傾向于在白天而不是晚上自殺的觀點：他認為這不是自然因素的影響，真正的原因在于白天事務最繁忙，人際交往最復雜，社會生活最緊張。

4、實證——倒果溯因的分類溯因論證法

以上迪爾凱姆否證了精神錯亂、酗酒、種族遺傳、仿效等心理因素，也否證了氣候、季節、溫度、白天黑夜等自然因素，那么剩下的就只有社會因素了，而迪爾凱姆的高明之處在于他是通過對自殺現象進行分類來尋找原因的，他認為各種原因之間的特殊差別意味著各種結果之間的特殊差別，通過探索不同自殺類型產生的社會條件，就將結果和原因聯系起來。通過結果來尋找原因。

迪爾凱姆將自殺分為四種類型，即“利己主義自殺”“利他主義自殺”“反常性自殺”以及“宿命型自殺”。（1）利己主義自殺。其成因是個人與社會的疏離，所以那些不能很好的整合進較大的社會單位并盛行個人主義的集體、社區和群體，其利己主義自殺的比率一般都比較高；（2）利他主義自殺。它發生在“社會整合過于強烈之時”。此時，高度的社會整合使得個性受到相當程度的壓抑，個人的權力被認為是微不足道的，他們被期待完全服從集體的需要和利益。（3）失范性自殺，主要發生在社會控制瓦解之時，在正常和穩定的社會條件下，個人的愿望總是受到由一般道德原則支撐的規范的調節的，他們保證了個人的愿望或抱負大體上于可以運用的手段相一致。但是，當社會控制減弱，上述規范受到破壞時，對個人愿望的制約就不復存在。此時，個人的生活目標和人生抱負失調，他們增長出難以實現的個人愿望，這必然導致挫折很多，以及自殺率的上升。（4）宿命性自殺。這種自殺的典型形式是那些倍受壓迫和制約的奴隸采取自絕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他們面臨的是一些無法抗拒和改變的壓迫。

社會整合和自殺率之間的關系：（1）利己主義自殺和失范性自殺與社會整合程度成反比，即社會整合程度越低，自殺率越高；（2）利他主義自殺與社會整合程度成正比，社會的整合程度越高，自殺率也越高；（3）自殺率在相當程度上體現了社會整合程度的變化，擔不是惟一的經驗表現形式。犯罪、越軌、酗酒、離婚率以及精神疾患的患病率的變化都能反映一個社會的整合類型與程度。

5、結論

（1）通過以上的論證，迪爾凱姆證實了他的三個命題：自殺人數的多少；A、與宗教社會一體化的程度成反比；B、與家庭社會一體化程度成反比；C、與政治社會一體化的程度成反比。

（2）自殺與其他社會現象的關系：迪爾凱姆認為自殺和殺人之間有關系而且要視自殺的類型而定。A、利己主義自殺和殺人呈負相關。因為有利己主義子自殺傾向的人所崇拜的是人的個性而不是社會的共性，既然尊重個性的張揚就不會看不起別人的生命。B、利他主義的自殺與殺人有著共同的機制，當自殺者認為自己在社會的壓力面前是如此渺小，無能為力時，他也不會重視別人的生命。C、反常的自殺則要具體來說。反常的社會結構所導致的實際上是一種激怒或者厭煩的狀態，這種狀態根據不同的情況可以針對別人或者轉而針對自己：前者引起殺人，后者則引起自殺。

（3）對自殺現象迪爾凱姆提出的解決辦法：通過否證過去的宗教以及現代的家庭都不能成為維系現代人們關系的感情紐帶，迪爾凱姆不是想把現代社會拉回到過去，而是堅決主張建立職業團體或行會以恢復社會對自殺的免疫能力，讓人們在集體生活中找到已經失落的社會思想和感情。

三、本書在作者思想體系中的地位

1、社會的影響力，主導地位：縱觀迪爾凱姆的學術生涯與著作，從《社會分工論》、《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社會學方法論準則》中我們都不難發現作者的思想一直都圍繞著社會和個人的關系問題，他認為作為社會這個整體是高于個人的，并一直都致力于研究與證實社會生活是在極大程度上影響、決定和塑造個人的。在《自殺論》這本書中，迪爾凱姆將大多數人認為是由個人動機或行為等心理因素引起的病態現象進行分析，在否證與實證的過程中，在嚴謹的論證體系中讓人們清晰的發現以前自己人知的錯誤，對社會的影響力有了全新的認識。

2、社會事實：在《自殺論》這一本書中，作者通過對自殺這一病態社會現象的研究，再一次以一種案例研究的方式向人們證實了他的思想：社會事實是客觀存在的，具有客觀性、強制性、外在性、普遍性的特點，它影響塑造著人們及他們的行為，因此只能通過一種社會事實來解釋另一種社會事實，在書中，迪爾凱姆就用社會整合程度的高低來解釋自殺現象及其類型。

四、本書的影響與意義

1、方法論意義：（1）清晰的概念定義：可操作化的定義是進行社會研究的前提，在書的開篇作者就對自殺現象做了自己的定義，排除個人的主觀動機與行為及作者認為不是自殺的死亡現象，使自殺現象成為可具體研究的客觀存在，而在之后對仿效的否證中作者也進一步對仿效做出常人可理解、可研究、解釋、論證的操作化定義，并強調概念的界定對研究的重要意義，對后人的研究有重大的啟發。（2）研究變量的引用：自殺率的引入將看起來是個人原因的自殺現象變為可用宏觀社會結構來解釋的社會事實。迪爾凱姆的高明之處就在于他將人們往往看來理應是由個人的心理或動機引起的個人自殺現象通過一個研究變量——自殺率的引入，變為可在不同城市、地區、國家之間進行比較研究從而揭示影響自殺率變化之宏觀社會結構的客觀社會事實。讓實證主義方法在社會科學中得到發展。（3）否證與實證相結合，強有力的論證脈絡：通過前面的概述，我們發現迪爾凱姆先對人們常常認為可能影響自殺率的心理因素、自然因素等進行否證，當只剩下社會因素時，他就對社會因素進行實證，論證結構十分嚴謹以至于不少人認為“證偽”的思想不是被波普諾開創的，迪爾凱姆才是“證偽”方法的祖師爺。（4）共變和控制變量等實證方法的運用：由于社會現象之間的因果關系隱藏在大量復雜的可變因素背后，而社會研究又不能完全像自然科學那樣獲得能夠嚴格控制各種因素的實驗條件。因此，為了排除那些變量之間的非因果性相關，他采用了“共變法”、“控制變量”等分析技術。如：若自殺率與心理變態有關系，則精神并發病比率越高的地方自殺率越高；若自殺與仿效有關則必定使自殺率以自殺率最高的地方為中心依次向周圍減小。而通過引入控制變量——年齡，他論證了不是婚姻本身，而是與子女的聯系影響著已婚者自殺率的高低。（5）根據現象分類，倒果溯因，求因果關系：在《自殺論》中，對社會原因的實證方面，根據原因與結果的關系，不同的原因會引起不同的結果，從而通過對自殺現象的分類探討引起這些類型自殺不同的社會條件從而探求出原因來。這種分類法，及倒果溯因的方法的運用也是實證社會學的一個里程碑。

通過將要檢驗命題的經驗性事實累計整合或理論性推斷并加以檢驗，使其具有可信度與包容力，是迪爾凱姆的《自殺論》教給我們的東西。

2、本書在社會學及整個社會科學中的地位：迪爾凱姆的《自殺論》是實證社會學的典型研究，其方法論意義與理論意義同樣巨大，通過前面對其方法論的探討，我們發現雖然由于科學技術水平的限制迪爾凱姆沒有我們現在的統計軟件，但他的共變法與控制變量的引入及否證與實證的完美結合卻是現代社會學及社會科學實證研究的方法論源頭。

在理論方面，《自殺論》是迪爾凱姆通過對自殺這一病態社會現象的研究對他自己理論觀點即社會生活對個人的影響決定作用，社會事實有客觀性、強制性、外在性、普遍性，可用一種社會事實去解釋另一種社會事實的案例詮釋。他強調社會對個人的影響，將人們的視線引向社會這個大整體來，對社會整合需適度及社會規范是否穩定對自殺影響的討論讓人們對社會和個人，國家和社會關系又有了新的認識。迪爾凱姆在人和社會的關系討論中對社會決定性作用的強調也引發了學者們的不同觀點，從而產生了互動論、交換論、現象學等理論流派。

3、現實意義：書中迪爾凱姆區分了我們前面提到的四種類型自殺。由于現代社會中人與人之間越來越疏離，我們確實應該看到利己型自殺與社會整合的關系及它的現實意義。而由于我國正處于改革轉型時期，貧富差距、地域之間的差距也越來越大，社會規范對人的制約作

用，對人目標和價值的確立作用也經常起變化，因此反常自殺在我國社會轉型這個特殊時期尤其值得我們關注。

五、自己的思考

1、主觀的溯源分類法：大多數人認為迪爾凱姆在《自殺論》中主要是用了實證的方法，有很強的客觀性，但我認為在他的書中也典型的采用了心理解釋策略，有主觀的成分，比如對自殺類型的區分，根據迪爾凱姆實證主義方法的一貫精神，科學研究應當從客觀觀察入手，根據對象所表現出來的可明確識別的外在特征來劃分對象類型，這種叫做形態分類法。但在對自殺現象做出類型劃分時迪爾凱姆并沒有采用這類分類法，而是采用另外一種溯源學的分類法，他重點區分了利己型、利他型、和反常型自殺，顯然這種分類具有心理溯源的性質

2、軟實證的經驗研究——從定量不知不覺走向定性：（1）社會整合的抽象概括，無法量化、測量與檢驗：經驗研究的要義在于以存在的社會事實為根據，以現實材料為手段，通過實驗、觀察、搜集分析資料的方式對社會中客觀存在的現象進行分析和歸納研究。但是通讀該書，從迪爾凱姆的經驗概推中我們不能直接得知制約自殺率的主要社會原因是什么，迪爾凱姆于是通過建立命題結構，提出了在經驗命題中獲得直觀的最高假設：社會整合程度決定自殺率。這是一個在邏輯上能隱含經驗事實但并不直接來自經驗數據的一般性概括，它的產生不是通過歸納推導出來的而是哲學的思辨，并且社會整合的程度如何才算適度，不高也不低，并不能對之進行量化，測量和檢驗。

（2）迪爾凱姆在書中體現的社會與個人相互作用取向：我們的社會學研究常常探討因果關系，一種現象是如何由怎樣的另一種現象引起的，把一個事物的發生或演變與另一個事物的存在和運動聯系起來，有明確的引起和被引起的關系，把一種社會現象歸結到另一種社會現象那里，不論這種解釋充分還是不完全，都表現了某種決定意義。迪爾凱姆在本書中選擇的解釋項是“社會整合水平”，被解釋項是“社會自殺率”，而自殺者則被當做一個潛在的被解釋項，因而存在著兩個相互關聯的被解釋項，當社會整合水平異常時，自殺者只有萬分之幾的比例，處境相同的多數人并未選擇自殺。這一結果可能使迪爾凱姆意識到：作為潛在的被解釋項的自殺者個人對環境的反應差異也影響著自殺現象。于是，迪爾凱姆是采用心理溯源性質的分類法，提示著社會與個人相互作用的意義，因此無意識的將決定論與相互作用論結合在一起，并算不上嚴格意義上的實證研究，互動論的學者是不是從這里得到互動論的啟發呢？

最后，我想說雖然后人對迪爾凱姆的這本書還有很多批評，比如統計資料的失真，推論的失誤（新教盛行國家的自殺行為并不一定都發生在新教徒身上，因此“新教盛行國家的自殺率高不等于新教徒自殺率高”）等，但是迪爾凱姆的這本書及其在社會學和實證社會科學中都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在當時的技術水平下他嚴謹的科學實證態度和方法都值得后人欽佩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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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書評--《論法律》

評《論法律》

前不久，看了西塞羅的《論法律》一書。該書以對話體寫成，西塞羅為主講人。全書分為三卷，第一卷談法的本質——自然法，第二卷談宗教法，第三卷談官職。我個人認為，第一卷關于自然法的論述是全書的精華，也是西塞羅法哲學思想的精華。從某種角度來看，西塞羅的《論法律》可以稱得上是一部自然法的宣言。

眾所周知，自然法觀念是西方歷史上最古老的法學觀念，自希臘形成以來一直延續至今已有幾千年的歷史。在古代自然法階段，自然法理論在法學中占據著統治地位，成為法學的基礎理論。斯多葛學派提出人們根據自然中恒定的原則即理性來生活和構建社會秩序。以斯多葛學派的自然法觀念為基本出發點，西塞羅在《論法律》中將自然法理論系統化，使《論法律》成為了自然法的宣言。

下面將就《論法律》一書三卷的內容做一個簡單的評論。

第一卷法的本質——自然法

在本卷中，西塞羅系統、明確的闡釋了其自然法思想。其基本觀點是：“法律乃是植根于自然的最高理性，它允許做應該做的事情，禁止相反的行為。法的始源應導源于法律，因為法律乃是自然之力量，是明理之士的智慧和理性，是公正和不公正的標準。”

西塞羅在論證法的本質時采用的方法類似在做數學證明，極具邏輯性。在系統地闡釋法的自然法本質之前，西塞羅先將法分為了兩類：自然法（神法）和人法（成文法）。他在一開始便強調，要找到法律的根源，必須先弄清楚人們之間到底存在著怎樣的自然聯合。他論證了這樣三個前提：

一、人是由神的禮物裝備和美化的。首先，神明用他們的力量、本性、權利、智慧統治著整個自然，其靈智不可能沒有理性而存在，而人是為神明所創造的“有預見能力，感覺敏銳，感情復雜，善于觀察，能記憶，有理性和智力的被置于可以說是最佳的狀態動物”。理性成為人與神明的第一種共有物。因為法律即理性，那么法律便源于神明，人與神共有法律。其次，人與神具有同一德性，即“達到完善，進入最高境界的自然”。最后，人與神之間有著更為緊密牢固的聯系，自然為人類提供生存的物質條件，給予人心智、形體、感覺、表情等等，而這些都是神 明的創造和賜予，神明“希望人成為其他一切事物的基礎”。

二、人們中間存在一種同樣的、共同的生活法則。西塞羅認為，人類不存在任何差異，理性和智慧人人共有，每個人都有學習能力、認識能力，只是因為受教育程度不同而有所差異。

三、人們彼此之間由某種天生的仁慈和善意以及法的共同性相聯系。西塞羅認為，自然創造人類的目的在于讓人類共同分配和享受法，自然賦予了人類理性，并且這種理性是正確的，因此自然也便賦予了人類法律，因為法律是允行禁止的正確理性。而如果自然賦予人們法律，那也便賦予了人類法。因為自然賦予所有人理性，因此也便賦予了所有人法。

在證明上述三點之后，西塞羅得出結論：法源于自然。自然法應該是人們內心的準則與理性，是一種使人類社會聯合起來的允行禁止的正確理性，應該受到人們的無比崇敬以至于會從內心深處認為違背這種理性是十分可鄙的行為。

在論證了法的自然法本質之后，西塞羅論述了正義與自然法的關系。他認為正義源于自然法，自然法是評判正義的標準。他認為，由人民的法令、統治者的決定、法官們的判決確定的法并不一定是公正的、正義的。“如果正義在于服從成文法律和人民的決議，如果正像那些哲學家斷言的那樣，一切都應該以是否有利來衡量，那么這些法律便會遭到任何一個人的蔑視和破壞”，因此，正義與利益無關。

另外，善與惡依自然而存在而不是依賴于人們的意見。因此他主張善與惡應依自然法判斷而非根據任何外在看法。正義只能從自然法中尋找，自然法是正義的唯一化身。法的一般意義和實質是某種憑借允行禁止之智慧管理整個世界的永恒之物，是根據最古老的、一切事物的始源自然表述的對正義和非正義的區分，是至高無上的理性。實在法必須符合正義才可成為“法”。換言之，正義源于自然，那么實在法必須符合自然法。自然法是至高無上的法則，實在法只是自然法通過人民和統治者的決定具體化的事物，是自然法的衍生。當人違背自然，從個人或某個集體的利益出發通過一些愚蠢罪惡的“法律”時，這樣的“法律”因為違背了自然理性而不能被稱之為“法”。他堅信只有符合自然的法才稱得上法，才能體現公意。

基于以上論述，西塞羅認為人們應當遵守自然法。并且人應該為了法和各種高尚品性本身而追求他們，而不是為了追求利益、逃避懲罰。

以上環環緊扣的論證看起來滴水不漏，充分顯示出西塞羅的演說及辯論天賦。但是如果仔細來看，還是會發現其中的漏洞。

首先，西塞羅論證法的自然法本質的前提存在一些欠妥之處。西塞羅認為“人是由神的禮物裝備和美化的”，其論證的前提——神明無法被感知，其是否存在也值得懷疑。這一論證體現了西塞羅在世界觀上的唯心主義。

其次，西塞羅認為自然賦予人類的必定是正確的理性，這一點，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西方倫理學中善德原理的影響。但是，以“善德”作為法律制度建構之前設的前提是“人之初，性本善”。然而“人之初”究竟是善還是惡，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因此，說“自然賦予人類的是正確理性”就只能算得上一種假設。以這樣一個假設的前提來論證法的自然法本質，得出的結論顯然還不足夠使人信服。

盡管本卷論證的前提上存在一些欠妥之處，但是并不足以掩蓋西塞羅法哲學思想的光輝。在第一卷的論述中，有兩處觀點給我的印象最深。第一個是西塞羅的平等思想。在西塞羅的思想中，整個人類無論身份貴賤都是完全平等的。他不僅認為同一等級人之間是平等的，不同等級的人即使是奴隸也是平等，甚至包括上帝在內的一切人與神都是完全平等的，至少在法律上是這樣的。這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在當時看來是及其超前的。另外一個是西塞羅關于正義的一段論述：“若仁善是不計酬勞的，那它便是無償的；如果仁善要求酬報，那它便是被買來的??正義既不要求任何報酬，也不要求任何賞金，從而是為其自身的追求??為正義尋求報酬，本身便是最大的不正義。”西塞羅的正義無償說摒棄世俗的功利價值觀，在今天看來仍然有很大的現實意義。

第二卷宗教法

意識具有歷史局限性，總是無法超越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的政治、經濟、文化水平。在古羅馬時期，宗教在社會生活中的主要地位深深地反映在了西塞羅的法律思想中。

西塞羅在《論法律》第二卷中談了宗教法，涉及羅馬宗教的各個方面。他首先回顧了第一卷對法和正義的本質的解釋，他指出“法律不是由人的智慧想出來的，也不是各民族的什么決議，而是某種允行禁止之智慧管理整個世界的永恒之物”。而理性“成為法律并非始自它成文之日，而是始自它產生之時，它是同神明的靈智一起產生的。因此，真正的第一條具有允行禁止能力的法律是至高的尤皮特的正確的理性”。西塞羅關于法和正義的解釋一個很重要的地方是強調了神，認為法和正義是人和神共同擁有的正確理性。而且在西塞羅的思想里，他認為宗教的法律指令我們要純潔地接觸眾神，這就是心靈的純潔。應正直誠實令神愉悅，而應避免大量的費用，保證人們在神面前的平等。西塞羅還指出，懲罰不服從的不是人間的法官，而是神他自己。而且，他還認為崇拜私人的神，無論新的或外來的，會導致宗教的混亂。總的歸納，西塞羅跟柏拉圖、亞理士多德的思想同樣也是強調了神的理性和作用。

西塞羅在本卷中提出了一系列關于祭典、誓言、節日、戰和事務、墳墓等等與宗教相關的規范并稱其為法律，并且是“能夠維護我們這個最完美國家體制的法律”，但是這些所謂的法律卻毫無可操作性可言，而只能停留在價值層面上。同時，這些宗教法律觀念又與其階級地位緊密相連，“任何人不得另奉特別的神明，無論是新創設的神明還是外來的神明，國家承認的神明除外”，從維護宗教秩序、通過統一的宗教觀念來維護國家體制的角度出發，國家享有設定神明的權利，人民不能有宗教信仰自由。這一點反映了西塞羅宗教法思想上的階級局限性。

通過將宗教與神明相聯系，西塞羅將他所認為的自然法世俗化了為宗教法。

關于墳墓，西塞羅秉承柏拉圖的思想詳細地解釋了喪葬耗費、哀悼哭泣、墳墓規格與花費、殯葬習俗等各相關方面的規范。其中十二銅表法規定：“不得將死者在城里埋葬或焚化。”在回答阿提庫斯關于“許多著名人士在銅表法公布之后仍然埋在城里”的疑問時，西塞羅說，“我想這或者是那些在此法公布之前即因其英勇精神而享有這種權利的人”，這里儼然有法律不溯及既往的意味，但“并且他們的后代也依法享有這種權利”卻不禁讓人疑惑：這里的“法”到底是什么法呢？又是怎樣來源于自然呢？只因為出生身份與階級的差別，不同的人在法律面前就處于不平等的地位，法律的階級性又一次被暴露無遺。這些滲透著濃厚宗教色彩的規定反映了古羅馬時期祭司對法的干涉以及宗教法向世俗法的轉變，同時也是西塞羅自然法理論的延伸，是他所信奉的正義、理性、智慧與自然原則的具體化。

總的來講，在我看來，西塞羅的宗教法思想是其自然法思想的世俗化，并且其宗教法思想透露出了一定的階級性，這與其先前的“平等”思想有些矛盾。

第三卷官職法

西塞羅在法律篇的第三卷中主要探討了有關官職的法律。在這一卷里，西塞羅對羅馬官制進行了分析，指出其弊端，特別是由于設立平民保民官而出現的矛盾和沖突。

西塞羅認為“官員的職責在于治理和發布。由于法律治理著官吏，因此正確的、有益的、與法律相一致的政令。猶如法律指導官員，官員也這樣指導人民，因此完全可以說，官員是說話的法律，法律是不說話的官員”。“沒有官員的智慧和盡心，國家便不可能存在，整個國家管理靠官員之間的權力分配來維持。不僅應對官員的權力限度作出規定，而且應對公民的服從程度作出規定。要知道，盡管一個人可能會很好的行使權利，但他總有一天也要服從他人，而一個恭順的服從他人的人顯然也應該有一天能統治他人。因此，應該讓服從他人者希望自己有一天也會統治他人，讓統治他人者想到自己很快也會服從于他人”。由西塞羅的觀點，我們可以看到官吏與法律的關系：官吏必須是法律忠實的執行者和公仆。而這是一個國家建設法治的基本前提，因為連法律的執行者都不忠實法律，公民就不可能服從法律的權威。后世的西方法學家都強調官員行動與法律的一致性，或者法治就是首先要求政府遵守法令。另外，有一點很重要的是，統治者必須服從法律，而且在西塞羅思想里，似乎沒有誰是終身統治者，每個人都既有可能當統治者，又有可能當被統治者，當然這也是與西塞羅主張共和政體有關。在共和政體中，存在各種不同官職機構相互制衡，不僅有執政官、元老院、保民官和占卜官等，而且，在西塞羅看來這些官職的權力都有一種邪惡的因素。因此，必須通過制衡和妥協的機制來協同各種權力，這也是解救國家的唯一辦法。

小結

讀完本書，雖然深深折服于西塞羅的辯論及演說天賦，但對于其自然法思想卻并不贊同。西塞羅在論證其自然法思想時，給我們構建了一種理想中的狀態、一種理所當然的存在。但是這種理想的“自然狀態”并非真正存在過，它只是自然法學家們的假設而已。正如梅因所認為的：自然法理論不過是純理論的推測。而以一種推測作為前提論證出來的結論——法的本質是自然法——當然不足以讓人信服。

雖然在論述法的自然法本質時，過多的引入了“神明”、“理性”等觀念，存在許多漏洞，但不可否認的是，西塞羅的自然法思想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仍然有很重要的地位。《論法律》一書對自然法的發展也有很大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