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近五十年城市規劃理論演變

從雅各布斯到緊湊城市：近五十年城市規劃理論演變

摘要：文本選擇了近五十年來有關西方城市規劃和城市設計的12本經典譯著進行回顧。從1961年出版的《城市發展史》和《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七十年代的《城市設計》、八十年代的《拼貼城市》、九十年代關于歷史街區的理論，到近年研究亞太城市和高密度緊湊城市的相關理論，本文的研究試圖從中探尋人類理解城市、發展城市、設計城市的思想變遷脈絡，以期對當下各類城市實踐提供參鑒。

關鍵詞：規劃理論、城市設計、歷史街區、緊湊城市

城市是一個如此迷人的話題，之所以把時間倒退到五十年前而不是更久遠的年代，是因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是西方城市規劃理論發展的重要轉折時期。在1961年，兩部對規劃理論產生深遠影響的巨著正式出版：《城市發展史》和《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它們從各自的角度顛覆了二戰之前的經典現代主義建筑與城市規劃的理論。提出了更人文、更富有包容性的規劃主張，而且頗有意味的是：這兩位作者其實都不是城市規劃師。

《城市發展史》（The City inHistory，1961）是學術界第一次通過多維視角，系統地闡述城市起源和發展的專著。作者芒福德(LewisMumford)是一位杰出的技術哲學家，他將城市的宗教、政治、經濟、社會等各種活動與城市規模、結構、形式和設施等的演變結合起來，并揭示了這兩方面的相互聯系和影響：城市不僅僅是一個土地空間、經濟空間、文化空間，而且是一個更高文明層級的社會空間。對于這樣的研究對象，僅僅從城市規劃角度去研究它，那是遠遠不夠的。芒福德強調城市研究者的首要任務應是了解城市更遠古的結構和更原始的功能，因而把類似于后來城市功能之一的“貯存生命的容器”上溯到人類還未出現的史前時代。他沒有將各種典型的重大事件和原因影響之類的直接點出，而是以自己的思想方式和表達方式來述說文明與城市起源發展的關系，同時又不顯得生硬，可見功力深厚，以及內心堅定的信念。雖然本書名曰“城市發展史”，但其論述對象多是西方城市，上古有北非和西亞，中世紀在歐洲，近現代又側重美洲，東方城市特別是中國很少提到，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這可能出于芒福德從來都是堅持親身經歷與觀察的研究方法，他因沒有到過中國，無法描述東方城市文明。然而有趣的是：芒福德在書中引用的最后一幅插圖竟是張擇端繪制的《清明上河圖》，并附注說“只有極少數幾個城市具有這張中國畫所顯示的城市品質；多樣的景觀、多樣的職業、多樣的文化活動??當人物、景觀、自然環境與社會文化融合為一體的景象出現時，豈不就是中國傳統文化“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

如果說《城市發展史》是一本帶有學院痕跡、意義悠遠的經典論著，那么相比之下，同年出版的另一本專著《美國大城市生與死》（The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Cities，1961）可以說“一石激起千層浪”般地引發轟動，它的影響從美國蔓延到世界各地，至今仍是全世界銷量最高的城市規劃類圖書。它被規劃與建筑學界反復推崇，甚至很多規劃師都承認自己是受到作者雅各布斯的觸動才步入規劃行業的。

其實《美國大城市生與死》是一本開本很小、也不太厚的“小冊子”，全書不到20萬字，幾乎一個晚上就能讀完。此書剛出版時，美國主流規劃界的認定它“除了給規劃帶來麻煩，其余什么也沒有”-從1949到1970的三十年中，培根先生扎根于美國費城的規劃實踐，先后擔任費城住宅建設協會總經理和費城規劃委員會負責人。在他的領導下，費城以從事一個持續的修復改建計劃而舉世聞名。作為規劃實踐和思考的總結，《城市設計》以出色的圖文綜合能力，將歷史實例與現代城市規劃原理聯系起來，告訴我們決定一個偉大城市形態的基礎性的設計力和所應注意的問題。顯然，這本書在規劃理論上的最大貢獻，在于提出了“同時運動諸系統”理論，它與培根的導師、美國著名建筑師沙里寧教授（ElielSaarinen）的“體型環境設計”理論有一脈相承的關系，是一種介于規劃與建筑設計之間的思考范疇。培根和他的研究團隊考察了倫敦、羅馬和紐約的城市運動系統，提出“當面臨制定一個城市大范圍開發設計的問題時，明智的辦法是一開始就細致地研究基本的運動格局，以便在一個相當有節制的規模上開始建立建設性的，有目的的運動系統??每個系統的正確設計必須聯系運動的速度和周圍環境的一般性質，快速路系統要求自由流暢的形式和曲線以及間隔寬闊的網絡劃分；步行運動系統還要求情趣變化和急劇變換的印象，這可以通過頻繁使用焦點和標志性的目標加以實現??”。簡單說來，“同時運動諸系統”主要反映在兩個層面，一是在城市功能層面把空間和運動結合起來，包括步行和車行、公共交通和私人交通的關系；另一個層面在于將更多的現代視覺藝術理論注入城市空間的研究范疇，研究空間變化、色彩和透視對城市居民的影響，動態地提升了城市設計和建筑空間藝術理念。盡管培根在《城市設計》一書中明確呼喚建筑空間對城市的價值，而真正確立建筑學在規劃理論中的重要地位，則來自另一本由意大利建筑師撰寫的巨著歷史街區的價值、歷史街區復興的目標、歷史街區復興的關鍵步驟、歷史街區復興的具體策略等都缺乏系統、科學的理論指導。

《城市歷史街區的復興》的作者史蒂文·蒂耶斯德爾（StevenTiesdell）和蒂姆·希思（TimHeath）都是英國學者，他們的研究認為：如果說歷史街區保護的目的就是希望通過保留既定的歷史環境，使人們更好地認識和理解它們所反映的那個時代的社會生活狀態與文化特征的話，那就應當想方設法使具有很高文化價值的歷史空間成為能夠接納某些現代和未來城市功能的容器，并通過合理而必要的保護、修復與整治措施，適當提高這個容器的適應能力。在這一觀點的基礎上，書中提出歷史街區復興的多元化策略的四個依據：一是將歷史街區置于城市的整體環境中重新定位；二是充分認識街區的資產和資源，確定街區的適當角色；三是創立一種多樣化的經濟基礎，并在不同的需求中取得平衡；四是有效管理“兩個不可避免的相互對立的過程”，即建筑和街區的振興與保護。這套理論確立了以歷史街區多樣性的品質和價值為基礎，以實現街區物質、經濟、社會的全面振興為目的，以功能轉換和多元化策略為手段的的歷史街區保護和復興模式，被數百個城市實踐沿用至今，成為這一領域的經典論綱。

臨近世紀之交，一本以規劃學科的角色演變為研究對象的《1945年后西方城市規劃理論的流變》（UrbanPlanning Theory since1945）于1998年在英國出版。這是一本觸及“城市規劃”學科本質的重要論著，作者是英國的規劃學者尼格爾·泰勒教授（NigelTaylor）。他率先提問一個令人措手不及的問題：究竟什么是城市規劃理論(urban planningtheory)？這個問詰讓很多兢兢業業從事實踐工作的規劃師對自己工作的理論根源進行了有益的反思。一般說來，用以支撐城市規劃的各類通用理論應當包括三個基本內核：良好城市環境的構成元素是什么？在什么樣的條件下最有可能實現這樣的城市環境？如果作為公共部門的城市規劃是其中的條件之一，那么它應該怎么辦？對這些問題的主流認知的演變，構成這本著作的內在線索。

從世界范圍內刊，二戰之后的城市規劃理論的主流認知仍然延續了戰前現代主義時期的物質規劃觀點，認為城市規劃是對物質環境的規劃，它以設計為核心，有時候呈現出“建筑設計的擴大化”特征。這個時期的人們認為城市規劃工作應該象建筑師或者工程師那樣，為城市土地使用和空間形態的構架提供具有同等精細程度和終極狀態意義的統領規劃或詳細藍圖等成果它在不同時期的經濟環境和國情背景下，引發出相當差異化的實施策略，其中一些設計方法正在得到更多實踐的驗證和修正。從“田園城市”到“緊湊城市”，我們意識到，幾百年前我們厭惡、反感、渴望逃離的都市，竟然可以成為比田園鄉村更低碳、更高效、更舒適的生活場所。置身于中國如火如荼的城市化浪潮，我們看到，中國的城市規劃擁有全世界目前最生動的實踐機遇，卻依然沒有產生世界公認的規劃理論。也許我們實踐太多，思考太少。而今日實施的這些規劃，能否禁得起時間的考驗？作為城市的研究者和設計者，我們需要反復自問：我們筆下的城市夠不夠緊湊？有沒有多樣化的公共空間？如何獲得更好的活力？但愿中國城市在國際規劃理論演變的“主線”之下，能夠找到適合自己的那條路。

第二篇：城市規劃理論小結

城市規劃理論小結

1． 空想社會主義：代表

托馬斯·莫爾——烏托邦；羅伯特·歐文——新協和村；傅立葉——法郎吉。

2． 田園城市：田園城市是為健康、生活以及產業而設計的城市，它的規模能足以提供豐富的社會生活，但不應超過這一程度；四周要有永久性的農業地帶圍繞；城市的土地歸公眾所有，由委員會受托管理。霍華德提出。

田園城市的城區平面呈圓形，中央是一個公園，有六條主干道路從中心向外輻射，把城市分成六個扇形地區。在其核心部位布置一些獨立的公共建筑（市政廳、音樂廳、圖書館、劇場、醫院和博物館）。在城市走私線的外1/3處設一條環形的林陰大道，并以此形成補充性的城市公園，在此兩側均為居住用地。在居住建筑地區中，布置學校和教堂。在城區的最外圍地區建設各類工廠、倉庫和市場，一面對著最外層的環形道路，一面對著環形的鐵路支線，交通非常方便。

3． 衛星城市：衛星城的概念強化了與中心城市（又稱母城）的依賴關系，在其功能上強調中心城的疏解，因此，往往被視作為中心城市某一功能疏解的接受地。恩溫提出。4． 新城：新城的概念更強調了城市的相對獨立性，它基本上是一定區域范圍內的中心城市，為其本身周圍的地區服務，并且與中心城市發生相互作用，成為城鎮體系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對涌入大城市的人口起到一定截流作用。

5． 現代城市設想：勒·柯布西埃

霍華德是希望通過新建城市來解決過去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中所出現的問題，而柯布西埃則希望通過對過去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本身的內部改造，使這些城市能夠適應城市社會發展的需要。“明天城市”、“光輝城市”。6． 線形城市：索里亞·瑪塔提出。城市沿交通運輸線成帶狀發展。

7． 工業城市：戈涅提出。這一思想直接孕育了《雅典憲章》所提出的功能分區的原則。8． 城市形態研究：西諦出版了《根據藝術原則建設城市》一書，通過對城市空間的各類構成要素相互關系的探討，建立起城市空間的豐富多彩和人的活動空間的有機構成。9． 格迪斯的學說：“先診斷后治療”。現代城市規劃過程的公式：“調查-分析-規劃”。10． 有機疏散理論：是沙里寧為緩解由于城市過分集中所產生的弊病而提出的關于城市發展及其布局結構的理論。方法：“對日常活動進行功能性的集中”、“對這些集中點進行有機的分散”

11． 廣畝城市：賴特在《寬闊的田地》中正式提出了廣畝城市的設想。這是一個把集中的城市重新分布在一個地區性農業的方格網格上的方案。他認為，在汽車和廉價電力遍布各處的時代里，已經沒有將一切活動都集中于城市中的需要，而最為需要的是如何從城市中解脫出來，發展一種完全分散的、低密度的生活居住就業相結合在一起的新形式，這就是廣畝城市。

12． 《雅典憲章》（1933年）：國際現代建筑會議（CIAM）第四次會議的主題是“功能城市”，會議發表了《雅典憲章》。提出了城市規劃應當處理好居住、工作、游憩和交通的功能關系，并把該憲章稱為現代城市規劃的大綱。

《雅典憲章》在思想上認識到城市中廣大人民的利益是城市規劃的基礎，強調“對于從事于城市規劃的工作者，人的需要和以人為出發點的價值衡量是一切建設工作成功的關鍵”；在內容上，從分析城市活動入手提出了功能分區的思想和具體做法，并要求以人的尺度和需要來估量功能分區的劃分和布置，為現代城市規劃的發展指明了以人為本的方向，建立了現代城市規劃的基本內涵。

《雅典憲章》的思想方法是奠基于物質空間決定論的基礎之上的。這一思想在城市規劃中的實質在于通過物質空間變量的控制，就可以形成良好的環境，而這樣的環境就能自動地解決城市中的社會、經濟、政治問題，促進城市的發展和進步。這是《雅典憲章》所提出來的功能分區及其機械聯系的思想基礎。

《雅典憲章》最為突出的內容就是提出了城市的功能分區，而且對以后的城市規劃的發展影響也最為深遠。它認為，城市活動可以劃分為居住、工作、游憩和交通四大活動提出城市規劃研究和分析的“最基本分類”。

13． 區域規劃理論：貝瑞等人結合城市功能的相互依賴性、城市區域的觀點、對城市經濟行為的分析和中心地理論，逐步形成了城市體系理論。

完整的城市體系分析包括三部分內容：特定地域內所有城市的職能之間的相互關系——依據經濟學的地域分工和生產力學說；城市規模上的相互關系——等級-規模分布”關系；地域空間分布上的相互關系——遵循中心地理論。

區域規劃奠基于格迪斯和芒福德等人的理論努力。第一次五年計劃、俄羅斯電氣化計劃以及有關于經濟區劃的理論研究

14． 綜合理性規劃思潮：目標是采用科學技術來使城市規劃更加合理，而城市規劃的價值取向也可以通過技術手段來解決。更好地輔助決策過程。

綜合規劃的理論基礎是系統思想及其方法論，從思想基礎上來看，綜合理性規劃的本質就是將邏輯實證主義運用于規劃中

15． 《馬丘比丘憲章》（1977年）：該憲章申明：《雅典憲章》仍然是這個時代的一項基本文件。《馬丘比丘憲章》首先強調了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對于城市和城市規劃的重要性，并將理解和貫徹這一關系視為城市規劃的基本任務。摒棄了《雅典憲章》機械主義和物質空間決定論的思想基石，宣揚社會文化論的基本思想。社會文化論認為，物質空間只是影響城市生活的一項變量，而且這一變量并不能起決定性的作用而起決定性作用的應該是城市中各人類群體的文化、社會交往模式和政治結構。規劃從人的需要和人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出發，《馬丘比丘憲章》針對于《雅典憲章》和當時城市發展的實際情況，提出了一系列的具有指導意義的觀點。

《馬丘比丘憲章》提出《雅典憲章》所崇尚的功能分區“沒有考慮城市居民的人與人之間關系，結果使城市患了貧血癥，在那些城市里建筑物成了孤立的單元，否認了人類的活動要求流動的、連續的空間這一事實”。強調把已經失掉了它們的相互依賴性和相互關聯性，并已經失去其活力和涵義的組成部分重新統一起來”。

《馬丘比丘憲章》認為城市是一個動態系統，要求“城市規劃師和政策制定人必須把城市看作為在連續發展與變化的過程中的一個結構體系”。改變了過去將城市規劃視作對終極狀態進行描述的觀點，強調城市規劃的過程性和動態性。

16． 《華沙宣言》（1981年）：國際建筑師聯合會第十四屆世界會議通過。確立了“建筑-人-環境”作為一個整體的概念，并以此來使人們關注人、建筑和環境之間的密切的相互關系，把建設和發展與社會整體統一起來進行考慮。

《華沙宣言》強調一切的發展和建設都應當考慮人的發展，滿足人們的各種需求，包括生理的、智能的、精神的、社會的和經濟的各種需求，這些需求即是同等重要的，又是必須同時得到滿足的。將生活質量作為評判規劃的最終標準，建立了一個整體的綜合原則，改變了《雅典憲章》以來的以要素質量進行評價的缺陷和《馬丘比丘憲章》對整體評價的忽視，賦予了規劃在具體處理城市問題過程中的靈活性。提出建筑師和規劃師的基本職責就是要在創造人類生活環境的過程中，為滿足這樣的要求而負擔起他們應當承擔的責任。

《華沙宣言》提出“規劃工作必須結合不斷發展中的城市化過程，反映出城市及其周圍地區之間實質上的動態統一性，并確立鄰里、市區和城市其他構成要素之間的功能聯系”。強調：“任何一個范圍內的規劃，都應包括連續不斷的協調，對實施進行監督和評價，并在不同水平上用有關人們的反映進行檢查。” 《華沙宣言》同樣強調城市規劃過程中公眾參與對于城市規劃工作成功的重要性。

《華沙宣言》在強調人和社會的發展以及規劃和建筑學科作用和職責的同時，尤為關注環境的建設和發展，強調對城市綜合環境的認識，并且將環境意識視為考慮人和建筑的一項重要的因素。

17． 《環境與發展宣言》和《21世紀議程》（1992年）： 1992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世界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的《環境與發展宣言》（以下簡稱《宣言》）和《21世紀議程》（以下簡稱《議程》）確立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并將其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戰略。

可持續發展的定義是指“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損害子孫后代滿足其需求能力的發展”。

18． 經濟基礎理論： H·霍伊特于1939年提出。在城市經濟中，所有產業可以劃分為兩個部分：基礎產業和服務性產業。經濟基礎理論認為，基礎產業是城市經濟力量的主體，它的發展是城市發展的關鍵。

19． 核心—邊緣理論： J·R·弗里德曼于1966年提出，理論依據是經濟發展具有階段性，區域發展具有不平衡性。這一理論由兩部分組成，一是空間經濟增長的階段，一是不同區域類型的劃分。

空間經濟增長的四個階段（1）前工業階段，工業產值比重小于10%。經濟發展水平的區域不平衡現象不顯著；（2）過渡階段，工業產值比重在10%-25%之間，此時，國內具有區位優勢的地區表現出很高的增長速度，從而使核心-邊緣的對比開始出現；（3）工業階段，工業產值比重25%-50%。此時，邊緣區域內部相對優越的部分出現了經濟增長的高速度，國家規模上的核心-邊緣結構逐步轉變為多核結構；（4）后工業階段，工業產值比重開始下降，工業活動逐步由城市向外擴散，特大城市區域內的邊緣區域逐漸被特大城市的經濟所同化，在職能上相互依存的城市體系產生，即形成大規模城市化區域。

區域類型的劃分揭示區域不平衡的性質和程度。第一種類型是核心區域；第二種類型是向上的過渡區域，它不斷受到核心區域的影響，具有向內移民、資源集約使用和經濟持續增長等特征。這個區域有可能成為包含有新城市的、附屬的或次一級的核心區域；第三種類型是資源型邊緣區域，由于資源的發現和開發，經濟出現了增長局面。與此同時，新的聚落、新的城市形成。這種區域也有可能發展發展成為次一級的核心區域；第四種類型是向下的過渡區域，這類區域曾經具有中等城市的發展水平，但由于初級資源的消耗，以及某些工業部門的放棄，與核心區域的聯系又不緊密，經濟增長放慢，甚至停滯衰退，趨于蕭條。

20． 行為—空間理論：通過對空間中所發生的行為的分析來認識城市的空間而產生的一組理

論。主要是針對于對物質空間決定論的批判而建立起來的。行為—空間理論從城市中人的活動和活動的需要出發探討城市空間的形成和組織。

21． 綜合規劃：綜合規劃的概念是從總體規劃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綜合規劃包括了城市和區域的社會經濟因素。綜合規劃的理論基礎是系統思想及其方法論。綜合規劃的特征在于它的綜合性、總體性和長期性：

22． 鄰里單位： C·A·佩里提出，其目的是要在汽車交通開始發達的條件下，創造一個適合于居民生活的、舒適安全的和設施完善的居住社區環境。

鄰里單位由六個原則組成：

（1）規模：一個居住單位的開發應當提供滿足一所小學的服務人口所需要的住房，它的實際的面積則由它的人口密謀所決定。

（2）邊界：鄰里單位應當以城市的主要交通干道為邊界，這些道路應當足夠寬以滿足交通通行的需要，避免汽車從居住單位內穿越。

（3）開放空間：應當提供小公園和娛樂空間的系統，它們被計劃用來滿足特定鄰里的需要。

（4）機構用地：學校和其他機構的服務范圍應當對應于鄰里單位的界限，它們應該適當地圍繞著一個中心或公地進行成組布置。

（5）地方商業：與服務人口相適應的一個或更多的商業區應當布置在鄰里單位的周邊，最好是處于交通的交叉處或與臨近相鄰鄰里的商業設施共同組成商業區。

（6）內部道路系統：鄰里單位應當提供特別的街道系統，第一條道路都要與它可能承載的交通量相適應，整個街道網要設計得便于單位內的運行同時又能阻止過境交通的使用。

23． 連續性城市規劃： M·C·布蘭奇于提出。他的立論點在于對總體規劃所注重的終級狀態的批判。城市問題產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城市規劃對終極狀態的過度重視，而忽視了對規劃過程的認識。規劃應當統一地考慮總體的和具體的、戰略的和戰術的、長期的和短期的、操作的和設計的、現在的和終極狀態的等等。

連續性城市規劃包含兩部分的重要內容。首先，應當明確區分城市中的一些因素需要進行長期的規劃，有些因素只要進行中期規劃，有些甚至就不要去對其作出預測，而不是對所有的內容都進行統一的以20年為期的規劃。城市規劃應當定期進行修訂，有時也需要全面地修訂，并且根據需要能夠快速地予以修改。除此之外，規劃還必須充分地跟上時代的變化情況，規劃應當領先于各種行動而不是在追隨這些行動。

24． 人文生態理論：城市不僅是一個經濟系統，也是一個人文系統。它的最重要概念主要有兩個：一個是競爭，另一個是“統治”。

25． 可達性理論： A·Z·古騰貝格于1960年發表論文揭示了交通設施的可達性與城市發展之間的相互關系。所謂可達性，就是交通通達的方便程度。

26． 通訊理論：由B·L·邁耶在1962年出版的《城市發展的通訊理論》一書中提出的。他認為，城市是一個人類相互作用所構成的系統，而交通與通訊是人類相互作用的媒介。27． 區位理論：J·H·杜能的農業區位理論是區位理論的基礎。他通過抽象的方法，假設了一個與世隔絕的孤立城邦來研究如何而已農業才能從每一單元面積土地上獲得最大利潤的問題。

28． 工業區位理論： 杜能關于工業區位的主要思想認為運輸費用是決定利潤的決定因素，而運輸費用則可視作工業產品的重量和生產地與市場地之間距離的函數。因此，工業生產區位是依照產品重量對它的價值比例來決定的，這一比例越大，其生產區位就越接近市場地。

韋伯的工業區位理論認為，影響區位的因素有區域因素和聚集因素。前者指運輸成本和勞動力成本兩項因素，后者指生產區位的集中。

A·廖士在區位理論中，第一個引入了需求作為主要的空間變量。任何產品總有一個最大的銷售范圍，并且至少要占有一定范圍的市場，這種市場最有利的形狀是六邊形。市場網絡是廖施區位理論的最高表現形式。

W·伊薩德的基本觀點是一般區位理論能以與經濟理論中的其他方面同樣的方法來發展，可以依據替代方法來分析企業家作決策時如何組合不同生產要素的成本，以此來確定成本最小而效益最佳的地點。

29． 中心地理論：由克里斯塔勒于提出。中心地是指可以向居住在它周圍地域（腹地范圍）的居民提供各種貨物和服務的地方，由中心地提供的貨物和服務就稱為中心地功能。提供中心地功能的地方必須獲得足夠的支持以維持它的運營，而這最低支持門檻可用人口規模來定義從而獲得空間上的意義。這樣，每一個中心地都有它的作用范圍。為了使中心地的作用遍及整個空間地域，代表各個中心地實際作用范圍的圓必須互相重疊，經過對重疊范圍的再劃分，便形成了六邊形的網絡構架。

30． 同心圓理論：由E·W·伯吉斯于提出。城市可以劃分成5個同心圓區域：

居中的圓形區域是中心商務區；第二環是過渡區，是中心商務區的外圍地區，是衰敗了的居住區；第三環是工人居住區；第四環是良好住宅區；第五環是通勤區。這一理論

特別關鍵的一點是，這些環并不是固定的和靜止的，在正常的城市增長的條件下，每一個環通過向外面一個環的侵入而擴展自己的范圍，從而揭示了城市擴張的內在機制和過程。

31． 扇形理論：H·霍伊特提出。城市就整體而言是圓形的，城市的核心只有一個，交通線路由市中心向外作放射狀分布，隨著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將沿交通線路向外擴大，同一使用方式的土地從市中心附近開始逐漸向周圍移動，由軸狀延伸而形成整體的扇形。也就是說，對于任何的土地使用均是從市中心區既有的同類土地使用的基礎上，由內向外擴展，并繼續留在同一扇形范圍內。

32． 多核心理論：這是由C·D·哈里斯和E·L·烏爾曼于1945年提出的理論。提出了影響城市中活動分布的四項基本原則：

（1）有些活動要求設施位于城市中為數不多的地區（如中心商務區要求非常方便的可達性，而工廠需要有大量的水源）；

（2）有些活動受益于位置的互相接近（如工廠與工工人住宅區）；

（3）有些活動對其他活動容易產生對抗或有消極影響，這些活動應當避免同時存在（如富裕者優美的、大片的開闊綠地被布置在與濃煙滾滾的鋼鐵廠毗鄰的地區）；

（4）有些活動因負擔不起理想場所的費用，而不得不布置在不很合適的地方（如倉庫被放在冷清的城市邊緣地區）。

第三篇：梳理城市規劃理論

梳理城市規劃理論——城市規劃作為一級學科的理論問題

一門獨立學科之所以成為獨立學科，在于具有自己獨立的核心理論。

第三，在中國，城市規劃的理論問題更加復雜，不但面臨著和美國規劃界相似的理論—實踐關系問題，而且由于大部分所謂的“現代規劃理論”源于西方，中國規劃界還面臨著西方規劃理論在中國應用的可能性與局限性問題，以及由此引出的建立中國自己的規劃理論體系的必要性及實施問題。

毫無疑問，這些問題無法在短時期內解決，有些問題也許永遠無法完全解決(如作為人類認知過程的理論—實踐關系問題)。作為起點，本文認為有必要對城市規劃理論進行一些正本清源式的梳理，盡可能理出規劃理論的主干、演變及當代發展的趨勢。1.“城市規劃理論”的多重定義

“城市規劃理論”一詞包含著多方面的內涵。首先，“城市規劃理論”應該分成“城市理論”（urban theory）和“規劃理論”（planning thory）兩部分，兩者是不同的理論。

歸根結底，城市研究關注的是社會學、經濟學在城市問題中的應用，而不是這些社會科學本身。而且城市理論關注城市問題的機理，一般也不討論解決具體城市問題的方案(如具體的交通問題、住房問題等)。

規劃理論(planning theory)則關注作為人類干預城市發展、解決城市問題的一種努力即規劃工作，因此規劃理論不僅研究城市這個客體，更著重于研究如何通過規劃手段來解決城市問題，目的是以規劃理論來指導具體的規劃方案。

法因斯坦特別反對把城市理論和規劃理論完全分隔，她認為規劃無法脫離其工作背景即具體的城市，脫離了城市，規劃就沒有了工作對象（Fainstein，2005）。規劃理論本身又包括了兩方面的內容：規劃學科自身的理論，以及為了編制各種規劃而對規劃編制對象的理論研究。荷蘭規劃教授法呂迪（Faludi，1973）指出：對規劃可以有兩種理解。一種規劃是“功能性”（function）的，這樣的規劃是已知工作目標，規劃師在給定目標的條件下，研究“如何做規劃”；另一種規劃是“規范性”（nomative）的，目的是在理性選擇的框架內，為規劃工作自身制定目標，即“為何做規劃”。與此對應，規劃理論也有兩種，“功能性”的規劃理論被稱為“規劃中的理論”（theory in palnning），“規范性”的規劃理論被稱為“規劃的理論”（theory of planning）。

第一種功能性規劃理論即“規劃中的理論”關注的是在目標給定以后，如何為落實目標而提出規劃建議，中心是不同功能的具體規劃的編制原則及方法（例如用地規劃、交通規劃等的原則及方法）。“規劃中的理論”指導著具體的規劃工作，所以其內容比較密切地反映了城市不同發展階段的需求。

第二種是規范性規劃理論，研究規劃工作的自身，包括規劃行業的發展歷史、基本目標、社會功能、工作程序等，中心是規劃這個學科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價值觀和職業道德。法呂迪把它稱為“規劃的理論”（theory of planning），它受到哲學、社會學的極大影響，具有明顯的人文科學屬性，但由于比較抽象，往往和具體城市問題有脫節。2 研究城市規劃理論的目的

“純規劃理論”的核心恰恰是強調規劃目標及價值觀問題。然而，對于規劃教育界來說，培育規劃師必須包括三個內容：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及職業道德（ethics），首要問題是使學生建立正確的規劃價值觀，因此“規劃的理論“十分重要。

弗理德曼認為，規劃的理論“第一個任務是在規劃中融入經過深思熟慮的人文哲學，并探尋它對規劃實踐的影響。這是規劃理論的哲學任務。第二個任務是幫助規劃實踐適應現實世界中尺度、復雜性及時間的約束??我稱其為規劃理論的適應任務。第三個任務是將其他領域產生的理念和知識轉化到我們自己的領域，使他們易于獲得、并有益于規劃及其實踐。我稱其為規劃理論的轉譯任務。

為什么要研究規劃理論？康奈爾大學的著名規劃理論學者J·福里斯特（J.Forester）被問到為什么進行規劃理論研究時，他的答復是：第一，為了反對、糾正傳統規劃行業中存在的一些誤區，例如對待種族及男女不平等問題的缺陷。第二，在學術層面討論重要的規劃實質性問題，例如土地利用中的價值觀問題。第三，改變某些規劃實踐——有些問題在實踐中有解決的辦法，但是在理論上卻無法解釋這些辦法；也有些問題在理論上提出了解決辦法，但是在實踐中卻無法實施。它們都需要重新研究，重構理論基礎。第四，為了更好地理解城市及城市空間以改進規劃理論。他提出：“城市規劃是重新構筑希望，而不僅僅是解決城市問題。”（Planning is the reorganization of hope，not just for solving problems）解決具體城市問題需要“規劃中的理論”，而重構希望則依靠“規劃的理論”。3 城市規劃理論的演變

西方規劃理論可以分成四個時期：前現代規劃時期；現代規劃理論時期（第一代）；現代規劃理論修正時期（第二代）；后現代規劃理論時期（第三代）。

在現實中，理論的演變是多向性的、漸變的、前后重疊覆蓋的，而不是線性的、突變的、前后隔離斷裂的。在嚴格意義上，可以說并沒有明確的代際區劃或“代溝”。

廣為流傳的雅各布斯的《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J.Jacobs，1961)，極力維護城市的復雜性及多樣性，其實是規劃領域最早的后現代主義著作，標志著規劃范式離開現代主義的根本轉變。新一代的規劃工作并非完全替代了老一代的規劃工作，理論演變也不是簡單的新中心“點”對于老中心“點”的替代關系，而是中心“點”擴展到“面”的擴展關系：規劃理論涉及的問題越來越多，包含的內容越來越全面。與此同時，關注的中心點也在漸漸轉移。以集體理性客服個體理性的缺點。

規范的聯絡性規劃為規劃制定了一套具有排外性的規范，導致無法解釋現實中真正的規劃工作。事實上理解規劃需要懂得廣闊的現實、理解多樣化的城市運作機制，而不僅僅是交流。狹義的聯絡性規劃過于強調“只有規劃師所作的聯絡工作才能夠對城市發展起作用”，忽視了其他更強勢的社會機構、組織對城市發展的影響。天真的聯絡性規劃把規劃作為一個公共政策過程，認為這個過程可以脫離更加強大的社會機構的影響，僅僅通過公眾參與來實現公平，卻忽視了現實政府的強大影響。聯絡性規劃客觀上將規劃師同相關的政治力量分離出來，導致不恰當地提升了規劃師的重要性，誤導人們對社區破壞原因的認識。事實上規劃師僅僅為他們背后的權力服務，規劃師不是決策者。

事實上很多被當作理智的東西，其實只是被權威宣揚、并再三重復而看起來合理的東西。如果未能證明制度轉型可以產生實質性成果，就不可能引發群眾廣泛地參與變革的熱情。當代國際規劃理論研究無疑仍然以美國為首，英國規劃只有霍爾及希利兩位受到關注，其他西方國家的恩規劃理論優化（除了法呂迪（Faludi）在美國幾乎無人提及，X論發展中國家的規劃理論及實踐。

第四篇：淺析梁啟超中國近五十年歷史之思考

淺析梁啟超中國近五十年歷史之思考

摘要：1840年（道光二十年），英國侵略者向處在封建制度末期的中國發動了第一次鴉片戰爭。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開始由獨立的封建國家逐步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中華民族開始了長達一百多年屈辱、苦難、探索、斗爭的歷程。從1861年到1919年的五十多年間，中國的各個階層陸續登上歷史的舞臺，紛紛提出自己救亡圖存的方案，從學器物，學制度，再到學文化，無不體現出中華兒女為挽救國家和民族于危亡之際的赤子之心。本文主要是對梁啟超先生的這五十多年間中國進化的思考的簡要剖析。

關鍵詞：現代化洋務運動戊戌變法梁啟超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辛亥革命 1840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西方用堅船利炮打開了閉關鎖國的中國大門，中國面臨著數千年來最強大敵人的挑戰。從洋務派到農民階級、資產階級維新派，再到資產階級革命派和無產階級，他們紛紛提出自己救國救民的方案，而最終只有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無產階級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取得了勝利。而梁啟超先生將中國近五十多年來近代化進程分為三個時期，分別是：學習器物、學習制度、學習文化三個時期。雖然步履維艱，屢遭挫折，但中國的近代化進程還是邁出了一步又一步，也為后來的新中國成立奠定了政治、經濟、文化基礎。

中國的近代化始于洋務運動，近代化也叫現代化。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看，近代相對于傳統而言，近代化的過程就是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變遷過程，它將引起社會生產力、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乃至人們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心理態度的多元化等各個方面的變革，其核心是經濟的工業化和政治的民主化。

學習器物方面最為代表的是洋務運動，又稱自救運動，該運動從1861年至1894年。在洋務運動的前期，洋務派官員提出的口號是“師夷長技以自強” ①，在全國創辦了各類官辦和官商合辦的軍工企業和民間企業。洋務運動的后期又以“求富”為口號，增加民用工業部門。洋務運動在中央以恭親王奕?為代表，地方以曾國藩、張之洞、左宗棠等為代表。整個洋務運動期間最具有代表性的近代企業有安慶內軍械所、江南制造總局、福州船政局、輪船招商局、開灤煤礦、漢陽鐵廠、湖北織布局等。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最終以北洋水師全軍覆沒，中國戰敗而告終，這也宣告了洋務運動的破產。甲午戰爭的結果是給清朝政府帶來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而最終導致腐朽的清朝的滅亡。洋務運動是一場以富國強兵為目的的自上而下的經濟改革運動。它沒有實現強國夢，但它為中國的近代化開辟了道路。導致國人由學習西方“器物”轉向學習“制度”的決定因素是中華民族資本主義的興起和發展。中國的有識之士意識到，只有政治制度上的變革，物質技術方面的學習才能行之有效。這種日益高漲的制度改革思潮，最終演變成為一場全國規模的政治運動——戊戌變法。戊戌變法是指從1898年六月起以康有為、梁啟超等為首的資產階級維新派通過沒有實權的光緒帝所進行的一場資產階級政治改良運動。該變法主要內容為學習西方，提倡科學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發展農、工、商業等。變法遭受到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派的強烈反對，同年九月慈禧太后發動政變，歷時一百零三天的變法最終宣告失敗，因此戊戌變法又稱為百日維新。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資產階級勢力太弱小，封建勢力過于強大，缺乏軍隊支持，敵視革命，脫離群眾等。戊戌變法雖然失敗了，但它作為中國近代史上一件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永久載入史冊。戊戌變法是一次愛國救亡運動。它要求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和擴大資產階級政治權力，不僅符合當時中國發展的歷史趨勢，因此也是一次具有進步意義的政治改良運動。它傳播了資產階級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義舊文化、舊思想，又是一次思想啟蒙運動。它有利于資本主義發展和西方科學技術的傳播，為資產階級思想的傳播奠定了基礎，具有愛國和進步作用。它使越來越多的民眾認識到要救亡圖存，就必須進行革命，推翻清朝

統治者，建立起民主共和制。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由于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社會上出現了一股尊孔復古的逆流。在這種歷史背景下，一部分進步青年從思想文化領域探討革命失敗的原因，掀起了一場新文化運動。這也就是西方的學習文化。新文化運動的興起以《新青年 》的創辦為標志。其主要代表人物有：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等。新文化運動是一場轟轟烈烈的思想革命，其提倡民主與科學（“德先生”與“賽先生”），主要內容圍繞著“四提倡，四反對”來進行。運動前期其實質是資產階級的新文化反對封建舊文化的斗爭。后期則以先進的知識分子極力宣揚馬克思主義為主。新文化運動動搖了封建思想的統治地位，封建思想遭到前所未有的沖擊批判，人們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使民主和科學思想得到弘揚；為五四運動的爆發作了思想準備；有利于文化的普及和繁榮。

中國人在學習西方的過程中，經歷了由物質技術到政治制度，再到思想文化的艱難探求和辛苦跋涉，最終改變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

鴉片戰爭后，中國開啟近代化進程，但卻屢遭挫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1、封建勢力過于強大。

2、沒有廣泛發動人民群眾。

3、外國列強的入侵，國家沒有獨立，民族沒有解放。

4、沒有先進的指導思想。

5、缺少必要的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技術、人才和思想的準備不足。

而在梁啟超先生所撰《五十年來中國進化概論》中，故意忽略孫中山和革命派的歷史作用。在我看來，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1、康梁早年在信中提到，曾認為孫中山是 “憤嫉時變之流”，梁認為“孫氏主張革命，陳勝、吳廣之流也”。在梁啟超眼中，孫中山的所為也就是“農民起義”，梁啟超的少年中舉，學富五車，是有名的才子，有著士大夫的優越感，自然對不把“農民起義”放在眼里。

2、梁啟超希望通過開啟民智，進而實現以“憲政”為標志的政治改良，實行君主立憲制。孫中山則希望通過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制。

3、之后梁啟超到達檀香山，成立保皇派，并宣言說：名為保皇，實為革命。他得到孫中山的鼎力相助后，宣言與事實卻背道而馳。孫于是大罵梁啟超名為保皇實為革命就是掛羊頭賣狗肉，背信棄義，挖人墻角。

4、革命黨與保皇黨間本來還有一線緩和的余地，可宮崎事件一發生，一切都無法再扭轉了。自興中會、同盟會至國民黨，孫中山與梁啟超水火不容、勢不兩立。

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雖步履維艱，屢遭挫折，近代化的啟動和發展過程，充滿著前進與倒退，革新與守舊的斗爭，但是為實現國家獨立，民族解放，一代又一代人前仆后繼，繼往開來。總之，民族獨立，是國家富強和現代化前提。改革開放，學習西方先進技術思想文化，是世界歷史發展潮流，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保證。解放思想，更新觀念是推動近代化的首要條件。科教興國，是實現現代化的科學決策。

注釋：

①魏源在《海國圖志·敘》中指出：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

②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創刊，初名為《青年雜志》。1916年9月1日出版第二卷第一號改名為《新青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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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沫蘭 洋務運動和中國近代化關系問題的討論[J].東岳論叢，1990，(1)

第五篇：生涯輔導理論的演變

生涯輔導理論的演變

與心理輔導的其他理論一樣，生涯輔導理論也是源于人格理論。生涯輔導理論從職業輔導開始的特質因素論到后來的生涯發展理論以及其他一些理論，顯示出生涯輔導理論與人格理論的密切關系。因此，從人格的發展這一維度來考察，我們認為可以把生涯輔導理論歸為兩大類，即特質因素論和生涯發展論。下面我們分別對這兩大類理論進行述評。

一、特質因素論

特質因素論是最早提出的職業輔導理論，強調個人的特質與職業選擇的匹配關系。帕森斯是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被譽為是“職業輔導之父”。帕森斯認為在選擇職業時，首先須通過心理測量工具評估個人的能力，及對自己的態度、能力、興趣等有一清楚的了解；其次，要了解各行各業達到成功的需要和條件、優缺點、酬勞、機會以及未來展望等；最后要以個人和職業的互相配合作為職業輔導的最終目標。他認為，只有這樣，人才能適應工作，并且使個人和社會同時得益。因而，測驗工具的使用和有關職業資料的提供這兩方面是特質因素論所強調的輔導重心。

達維斯和洛夫奎斯特（Dawis＆Lofquist）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的工作調適理論是對帕森斯特質因素論的進一步修正和改進。他們除了和傳統的特質因素論強調對工作者的能力、價值觀、人格和興趣的評定，以及這些因素和職業的相互關系以外，還強調一種工作的調適，即工作者不斷尋求并完成和維持與工作環境之間的調和性。這其中，個人對自身工作的滿意度以及雇主所認為的員工工作的適合度是非常重要的兩個評估成分。特質因素論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它著重于個人性向、成就、興趣、價值觀、人格與職業條件的匹配上，而沒有關注到個人的成就、性向、興趣、價值觀和人格是如何變化的，即忽視了生涯發展的發展性，因而逐漸為后來的生涯發展理論所取代。

二、生涯發展理論

繼特質因素論產生之后，人們逐漸認識到人格并不是靜止不變的，而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因此，在生涯輔導上，生涯發展理論逐漸產生并發展起來。許多學者雖然同是基于人格的發展展開研究，但是因為研究的側重點不同，因此提出了眾多的理論模式，具體地說，有以下幾種理論。

（一）生涯發展的特殊重點理論

這些理論都是基于人格發展的觀點，認為生涯也是一個發展的過程。但是他們往往強調生涯發展的某個點或面，從這些點或面著手提出他們的理論。

1．羅伊（Roe）的親職影響理論

繼帕森斯的特質因素論后，羅伊于20世紀50年代末期提出了親職影響理論。這一理論強調了兒童時期人格成長對職業選擇的影響。羅伊的人格發展和生涯抉擇理論，其中心主軸就在于需要的概念上。他吸收了馬斯洛的需要層次說來表明她的觀點，提出兒童期的孺要滿足經驗可影響個人的職業選擇與職業行為的假設。而兒童期的需要滿足主要通過父母來實現。因而，羅伊（1957）提出了親子互動模式，將親子之間的關系分為三種形態，即注意孩子、逃避孩子和接受孩子。每一種形態都會滿足兒童不同的需要而形成兒童不同的人格形態從而影響到職業的選擇。因而，人們所選擇的工作環境，往往會反映出幼年時的家庭氣氛。

2．鮑丁（Bordin）等人的心理動力理論

此后，鮑丁等人于20世紀60年代提出了心理動力論。心理動力論起源于精神分析，強調人內在動力與需要等動態因素的心理作用在個人選擇職業歷程中的重要性。如同羅伊，他們強調早期的雙親—兒童間相互作用的重要性，該相互作用將在其后導致個人需要層次的確立。鮑丁等人認為，職業是用以滿足個人需要的，如果個人有自由選擇的機會，必定會選擇以自我喜好的方式來尋求滿足需要而避免焦慮的職業。

3．霍蘭（Holland）的類型理論

霍蘭是生涯輔導理論的又一發展者。他的類型論源于人格心理學的概念，認為生涯的抉擇與生涯的調整是個人在對特定職業類型進行認同后，個人人格在工作世界中的表露或延伸。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霍蘭提出了一連串的研究假設與研究成果。其四個基本假設為：在我們的文化中，多數人均能被分類到六種類型中，即實際型、研究型、藝術型、社會型、企業型、傳統型；環境也可分為六種類型，即實際型、研究型、藝術型、社會型、企業型、傳統型；人們將搜尋可以讓他們發揮技能與能力，表達他們的態度及價值，并承擔問題及扮演角色的環境；一個人的行為是由他的人格及所在的環境特性所決定的。此外，他還將人格與環境類型分別按照一個固定的順序排成一個六角形。依據此一六角形模型，霍蘭又發展了四個概念，它們分別是一致性、分化性、身份認定以及適配性。其中適配性是最為重要的一個假設，它是指不同類型的人需要不同的生活或工作環境，人與職業配合得當，其適配性就高。依據霍蘭的假設，適配性的高低，可以預測個人的職業滿意程度、職業穩定性以及職業成就。

4．泰德曼（Tiedeman）的生涯決定理論

泰德曼的生涯決定理論十分強調個人生涯抉擇上的復雜性與獨特性。個人整體的認知發展與系列的決定過程是其理論的主要焦點。他將生涯發展概念化為一個不斷辨別自我認定、處理發展性任務和解決心理社會危機的過程。這些持續的活動被認為是發生在一個時間階段的架構之內。根據他的觀點，生涯決定是經由一個有系統的問題解決的形態而被達成，包括七個階段，即探索、結晶化、選擇、澄清、歸納、革新和整合。泰德曼理論的主要貢獻，在于強調生涯決定過程中漸增的自我覺察的重要性與必要性。

5．格特弗蘭德森（Gotthedson）的職業抱負理論

職業抱負的發展是格特弗蘭德森發展性理論的主題。依據他所言，在職業發展中的自我概念是選擇生涯的主要因素，因為人們要的工作是要能與他們的自我形象相符合的。而自我概念發展的主要決定因素包括個人的社會階段、智力水準以及其他性別類型的經驗等。他認為個人的發展將經歷四個階段，即大小及力量導向、性別角色導向、社會評價導向、內在獨特自我導向。在這一發展的模型中，職業偏好融合了生理及心理成長所伴隨而來的復雜性。而職業偏好的主要決定因素，是在自我概念發展過程中漸增的職業抱負限制，也就是說兒童在成長過程中，隨著認知的深入發展，職業抱負水平也將有相應的變化與發展，從而影響職業生涯的選擇與改變。6．克魯姆伯爾茨（Krumboltz）的社會學習理論

克魯姆伯爾茨的社會學習理論是以社會學習的觀點來解釋人類生涯選擇的行為，特別強調社會因素和學習經驗對生涯選擇的影響。克魯姆伯爾茨（1979）認為四類因素將影響到一個人的生涯決定，這就是遺傳天賦、環境條件和事件、學習經驗以及任務進行技巧。其中，環境條件和事件包括了社會因素、教育條件和職業條件，而任務進行技巧是通過遺傳天賦、環境以及不同的學習經驗的交互影響而形成的技巧，包括目標設定、價值澄清、確認選擇方案以及職業信息的獲得等。按照社會學習理論的觀點，上述這四類因素在不斷地相互作用，交互作用的結果是形成個體對自己的能力、興趣、價值觀的推論，個體對世界的推論和任務進行技巧。而個體的行為是綜合以前所有的學習經驗、自我與世界的推論以及具備的各種能力的結果。基于對環境影響作用的重視，社會學習理論認為生涯的選擇是一種相互的歷程，這種選擇不僅反映個人自主的選擇結果，也反映社會所提供的就業機會與要求。同時，社會學習理論也認為生涯決定是人生長期的歷程，不只是發生在一生中的某一階段，而是由從出生到退休連續不斷的各種事件與任務進行技巧所決定的。因而，必須在教育與生涯輔導中重視生涯決定技巧的教導。

克魯姆伯爾茨等人于1977年發展出的生涯決策的系統性七步驟法正是以提高個人決策能力為目的的。

7．克內菲爾坎姆（Knefelkamp）和斯列皮茲（Slipitza）的認知發展理論 克內菲爾坎姆和斯列皮茲于20世紀70年代提出了認知發展的生涯發展模式。他們將認知發展心理學上的發展階段觀念應用于生涯輔導中。他們認為學生的生涯認知也是有一循環漸進的發展階段的，他們對于生涯發展、生涯知識及生涯抉擇的看法是從最簡單的層級逐步向復雜多元的層級推進的。學生對這些不同區域的觀點，會影響到他們整個生涯發展的方式。克內菲爾坎姆等人認為生涯發展的過程會有一連串的質變現象，概括地說，共有九項，即語義結構、自我處理能力、分析的能力、對變通觀點的開放、承擔責任的能力、扮演新角色的能力、控制點、綜合的能力、自我冒險的能力。根據這九個質變項，其所構成的生涯認知發展模式可分為四個時期、九個階段，這四個時期分別是二元關系期、多元關系期、相對關系期和相對關系承諾期。這九個質變項在這四個時期、九個階段中會呈現出不同的發展情形，將形成一個系列，由此構成從簡單的分法的觀點到復雜的多元化的生涯觀點這一連續的認知過程，其發展層次逐漸朝向對于個人的認同、個人的價值以及整體的生涯這三者關系的整合，從而個人就能作出滿意的生涯抉擇。根據上述論述，生涯輔導的目標在于促進個體對生涯發展各時期的認知，并以當前的時期和階段為基準，提供一些挑戰與支持，從而促使個體往下一個時期和階段發展。

（二）生涯發展的生命全期理論

與前面的理論不同，運用在生涯發展上的生命全期理論，關心的是個人在一生當中處理生涯議題時的各種成長和變化，而非只是某個時間階段的生涯議題。因為生涯發展是被視為終身的過程，所以生涯輔導方案應該依個人在一生中各階段的需求而設計。金斯的格（Ginsberg，1951）通常被視為是首先就發展性立足點來探討關于職業選擇的心理學首創者。他將職業選擇的發展性歷程分為三個階段，即幻想、試驗和實際階段。舒伯是自帕森斯之后又一位里程碑式的大師。他集差異心理學、發展心理學、職業社會學及人格發展理論之大成，進行了長期的研究，系統地提出了有關生涯發展的觀點。他認為生涯發展是一連續不斷、循序漸進且不可逆轉的過程，并將生涯發展階段劃分成成長、試探、決定、保持和衰退五個階段。這五個階段中，每個階段都有一些特定的發展任務需要完成，而前一階段發展任務的達成與否關系到后一階段的發展。此后，舒伯（1980）對發展任務的看法又向前跨了一步。他認為在人一生的生涯發展中，各個階段同樣要面對成長、試探、決定、保持和衰退的問題，因而形成“成長—探索—建立—維持—衰退”的循環。同時，舒伯視自我概念為確立一個人將終身依循的關鍵力量。他于1951年設計了一個研究，研究九年級男孩的職業發展。那些被視為在九年級中職業成熟的學生，在成長為青年人時，明顯地較為成功。他的結論建議說，生涯成熟和青春期中的自我覺察程度、職業的知識，與發展出的規劃能力之間，存在相互影響。此外，舒伯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又提出拱門模型，以描述一個人在一生當中所經歷到的不同角色的多變性。此模型的應用，說明生理上、心理上以及社會經濟上的決定因素如何影響生涯的發展，從而彌補了舒伯前期理論較忽略經濟、社會因素對生涯發展方面的影響的缺陷。就舒伯的理論來說，整個演變的階段任務占了很重要的地位，而演變階段任務中的人生角色也會因為個人在人生中的不同階段而產生不同的變化，對兒童、青少年以及成人都應有不同的發展要求，而生涯成熟度就是衡量他們是否達到他們所在階段所要達到的發展任務的重要指標。

三、生涯輔導理論的演變對我們的啟示

通過以上對生涯輔導理論的概述，我們不難看出，雖然這些理論有各種不同的名稱，但均強調個人的獨特特質與社會特質間的關系；這些理論之中的主要差別，是生涯決定歷程中影響因素的性質，但所有的理論對生涯輔導都有共通的啟示。

（1）生涯發展發生于與年齡有關的階段，但是受到社會文化環境中很多的因素所影響。因為生涯發展是一個終身的歷程，生涯輔導方案必須是為了符合個人一生需求而加以設計。

（2）每個人都應該被認為是獨一無二的。這獨特性是很多來源的產物，包含社會文化的背景、遺傳、個人的教育經驗、家庭關系與社區資源。在這些當中，價值、興趣、能力和行為傾向對于生涯發展是重要的。

（3）自我概念影響生涯決定。自我概念不是一個靜態的現象，而是一個前進的歷程，并可能隨人們和情境的變化而逐漸或突然地改變。正確的自我概念對生涯成熟是有重要貢獻的。

（4）個人的個性和特質經由標準化評量工具而被評定，被確認的特質將用于預測未來適應的成果。將工作要求與個人個性相配合，是一些生涯輔導方案的一個重要部分。

（5）介紹有關職業性質和就業機會的信息，與發展適當使用信息的技能，是生涯心理輔導的目標之一，并且這項需求將持續一生。（6）生涯發展包括終身系列的選擇，通過對生涯規劃及生涯決策能力的培養，可協助個人作適當的選擇。

同時，從生涯輔導理論的演變過程中，我們也不難發現，繼特質因素論之后，大量涌現的生涯輔導理論有著一個明顯的共同發展默契，那就是逐漸擺脫傳統特質因素論的影響，使得生涯輔導理論不再狹隘地單單進行人與職業的配對組合，而是將生涯輔導引向個體連續的生涯發展歷程中，融人個體的自我發展進程、角色發展的進程中，直至擴展到終身發展的領域與范圍。這樣，也就使得生涯輔導在時間與內容廣度上都有了大幅度的延伸。明確生涯輔導理論的這一發展態勢，對于今后在我國開展生涯輔導工作有著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