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互聯網輿情分析報告

? 人民網：2009年中國互聯網輿情分析報告

（發表于：2009-12-29 13:5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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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發布2009年中國互聯網輿情分析報告

撰稿人：祝華新、單學剛、胡江春

人民網北京12月22日電：中國社科院2010年《社會藍皮書》正式對外發布，人民網輿情監測室三位輿情分析師祝華新、單學剛、胡江春撰寫的《2009年中國互聯網輿情分析報告》也同時發表。這是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研究人員連續第三年為藍皮書撰寫了“年度互聯網輿情分析報告”。報告全文如下：

在《2008年中國互聯網輿情分析報告》中，我們提出了“新意見階層”這個概念，用以描述關注新聞時事、在網上表達意見的網民。近年來，他們憑借互聯網“所有人對所有人的傳播”優勢，對中國社會發展中的種種問題暢所欲言，能在極短時間內凝聚共識，發酵情感，誘發行動，影響社會。2009年“新意見階層”規模進一步擴大。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調查，截至2009年6月30日，中國網民達到3.38億人，僅半年時間就增長了4000萬人;全國互聯網普及率25.5%，超過世界平均水平[①]。在世界金融危機的背景下，中國30年經濟增長和社會轉型所積累的各種矛盾凸顯，在有些時候、有些地方呈現激化態勢。網民的表達意愿和參與意識持續高漲，踴躍發聲建言。在一系列突發事件上，“新意見階層”進一步顯示出巨大的輿論能量。政府一方面強化網絡管理，以抑制過于偏激的言論;另一方面對網絡輿論的反應提速，從中央到地方初步形成了政府對網絡民意的監測、反饋和吸納機制。

一 2009年網絡熱點事件和流行語

(一)年度網絡熱點事件 2009年網絡熱點事件為數眾多。根據對五大網絡社區熱點事件發帖數量的統計，發帖超過5000份的熱點事件有16項(見表1)，其中發帖過萬份的事件有5項。這些熱點事件主要涉及公民權利保護、公共權力監督、公共秩序維護和公共道德伸張等一系列重大社會公共問題，體現了廣大網民積極的社會參與意識。

統計說明：

①入選輿情指的是較為具體的事件，龐大且籠統的事件只選取其中具體事件。

②以上數字均為BBS原帖數，不含跟帖。

③此數據通過設置多個關鍵字多途徑、全文搜索得出統計結果，并剔除了重復的帖子。

④隨著網絡熱點事件的發展，有可能衍生出網絡新詞，存在一些帖子并不是討論該事件本身，而是引用網絡新詞的狀況，這里也一并計入。

⑤以上數字不包含已被社區管理員從根目錄徹底刪除的帖子，但包括刪除后還存在“快照”的帖子。

⑥統計數據截至2009年11月10日24時，表2-3同此。

(二)年度網絡流行語

2009年網絡流行語多戲謔，反復引用和強調某些人的言論，突出其不合理性，以達到諷刺、鞭撻的功效，有些流行語也不乏自嘲或者搞笑的成分。必須結合具體網絡熱點事件，在熟悉該典故的人群中使用，它們才能有非常好的效果;若單獨使用或者講給不熟悉典故的人聽，會顯得莫名其妙。截至2009年11月10日24時，網絡跟帖使用超過100萬次的網絡流行語有10個(見表2)，它們無不具有上述某種或幾種特征。

二 網絡輿論載體的新進展

(一)互聯網成為新聞輿論獨立源頭

人民網輿情監測室對2009年77件影響力較大的社會熱點事件的分析表明，其中由網絡爆料而引發公眾關注的有23件，約占全部事件的30%(見表3)。也就是說，約三成的社會輿論因互聯網而興起。特別是在傳統媒體因為種種顧慮而缺席或反應遲鈍的情況下，互聯網孤軍深入，成為網民自發爆料和集結輿論的平臺。例如2009年5月7日晚，杭州鬧市區發生飆車撞人案，當地多數報紙第二天未作報道。但當晚杭州著名論壇“19樓”發帖《富家子弟把馬路當F1賽道，無辜路人被撞起5米高》，回帖達到14萬條，網民對蔑視生命的“富二代”給予強烈譴責。加上杭州警方明顯偏袒肇事車主激起眾怒，BBS上網民“人肉搜索”肇事者背景，受害者譚卓的畢業院校浙江大學學子致杭州市長的公開信也從浙江大學內部論壇流傳到公網，飆車案迅速成為全國關注的公共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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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web2.0與web1.0形成意見反差

在傳統媒體中，編輯部與受眾之間是“我寫你讀”、“我念你聽”和“我演你看”的關系。門戶網站的新聞頁面也屬于信息單向傳播的web1.0形態，擔負著宣傳政府方針政策和輿論導向的使命。然而，以互動為特色的網絡社區，屬于網民自主發聲、信息反向傳播的web2.0形態。web2.0與web1.0之間經常形成一種隔閡和反差。在web2.0意見平臺上，網民議政心直口快，某些政府管理措施經常處于被質疑的狀態。

以曾經被要求推廣的“綠壩——花季護航”上網過濾軟件為例，各網站刊載有關方面的新聞通稿說：92%的用戶認為有必要由政府采購過濾軟件，70%以上的用戶對軟件表示滿意。但一些門戶網站的在線調查結果顯示，超過80%的網友反對強行安裝這款軟件。

(三)互聯網與手機結合，網絡輿論更具殺傷力

有線載體(互聯網)和無線終端(手機)結合，網友通過手機能夠進行更為便捷的信息傳播，而且不限于文字，還可以將現場拍攝圖片、視頻上傳。特別是微博客，在2009年十分活躍。微博客可通過手機或網頁登陸，隨時隨地發布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一次不超過140字。在微博客上跟從網民，無須對方同意。一些“意見領袖”的Twitter(總部在美國的微博客提供商)“跟從”者過萬，對網民的感召力或煽動性極強。與西方微博客多談論網民日常起居不同，中國微博客強烈關注時事。網民通過“跟從”鏈接而形成的微博客群落，相當于一個小型的時政新聞平臺和論壇。由普通網民臨時客串的“公民報道者”，可在微博客上對突發事件進行“現場直播”。例如，在石首騷亂中，一位匿名網民在飯否網上實時播報街頭消息約200條。微博客有效地突破了某些信息屏障，趕在了傳統媒體報道和政府新聞發布的前面，第一時間發布大量第一手的信息，成為殺傷力最強的輿論載體。

互聯網和無線終端嫁接的另一個產品是微視頻。微視頻是短則幾十秒、長不過半小時的視頻短片，在突發事件現場，用手機、DV等非專業設備拍攝，然后發布到網上。例如2009年元宵節晚9時左右央視新址配樓大火，第一個報道的是網民“加鹽的手磨咖啡”，9時4分在天涯社區發帖《CCTV大樓元宵夜起大火了嗎》，上傳了手機拍攝的火災現場照片。2009年夏天土豆網等發布了一段網民視頻《北京街頭最痛心的一幕》，反映一女子在協和醫院門口被公交車蹭倒受傷流血，撥打120急救電話40分鐘仍未得到救護。網民跟帖感嘆：“當別人發生災難，在我們眼里就是故事。豈不知，當自己發生災難，在別人眼里也是故事。這個世界不能太冷漠!”網友信奉“無圖無真相”，特別是城市管理中一些老大難問題，如城管與商販、拆遷戶與開發商沖突的現場畫面傳到網上，更容易激起網民的強烈不滿，引爆輿論。

(四)互聯網和傳統媒體相互借力，放大輿論

網絡輿論已深刻地影響到傳統媒體。報紙記者、編輯和電視主持人習慣于到網上尋找新聞線索;網絡“意見領袖”也樂于為報刊撰寫專欄，到電視臺做嘉賓訪談。網上的爆料，由傳統媒體接手深入采訪和評論，提升了可信度，更能引起政府重視;而傳統媒體對社會不良現象的批評報道，經互聯網的放大，迅速凝聚民意，產生強大的輿論壓力。新老媒體相互借力，推動了不少社會問題的解決。例如，上海交通管理部門“釣魚執法”問題的解決，就是互聯網和傳統媒體聯手推進的結果。職業經理人張軍9月8日開私家車搭載一個聲稱胃疼的路人而“被釣”，12日他以“公子羿”為ID在天涯社區發帖控訴。“80后”作家韓寒在博客中轉述和評論此事，引起了更大的關注。國慶節過后，傳統媒體大舉介入，挖掘出上海其他“釣魚”案例，某區對黑車罰款獲取天價收入，法院與交通管理部門串通制定審判指導意見，等等。特別是司機孫中界助人“被釣”后憤而斷指自證清白的事件發生后，傳統媒體在第一時間追蹤報道，把輿論推向高潮。

(五)體制內報紙、電視臺和網站積極回應網民關切

在上海“釣魚執法”案中，央視《經濟半小時》欄目曝光上海可能存在“職業攔車群體”，《新聞1+1》欄目制作專題調查，《人民日報》連續發表《人民時評》，與網民的憤怒和都市報的質疑相呼應，迫使上海浦東新區和閔行區政府認錯。近年來《人民日報》、中央電視臺、《中國青年報》等傳統主流媒體在一系列突發事件中，不缺席、不失語，特別是勇于舉起社會公正的旗幟，與某些基層政府的不作為、亂作為和少數無良官員相區隔，表現出體制內改良政務管理、傾聽民意、化解民怨的堅強決心。

中央重點新聞網站在2009年針對政府處理公共事務的得失加大了輿論監督力度。例如，在王帥因為發帖被“跨省抓捕”后，人民網于4月組織了四次在線訪談。第一次訪談時，當事人王帥剛剛取保候審，在一個秘密的角落上網講述事件真相。在第三次訪談中，河南省副省長兼公安廳廳長秦玉海承認警方執法錯誤，將對王帥進行國家賠償。人民網還針對石首騷亂、杞縣鈷60事件、上海“釣魚執法”等組織了一系列訪談，作出權威解讀，有時走在都市報的前面發聲，增強了政府背景網站的公信力。

從2009年11月份起，《人民日報·人民時評》專欄、《中國青年報》“法制社會”版和《冰點》專刊、中央電視臺《新聞1+1》欄目與人民網輿情監測室聯手，在天涯社區開設“主流媒體”頻道，這是體制內媒體深入網絡社區與網民對話的一次集體嘗試。

(六)調整網絡表達形式，抑制“群體極化”現象

中國網民群體，包括網絡管理員和版主在內，多為30歲以下的年輕人。閱歷和思想認識水平的局限性，使其很難在短時間內厘清事情背后復雜的社會和心理動因，非理性和過于主觀的聲音經常容易占據上風。從河北容城縣“艾滋女”和279名“嫖客”案件看，網民和媒體都有可能以訛傳訛，推波助瀾，對當事人造成傷害。

所謂“群體極化”(GroupPolarization)，是傳媒學者詹姆斯·斯托納提出來的，指群體中原已存在的傾向性通過相互作用而得到加強，使一種觀點朝著更極端的方向轉移，即保守的會更保守，激進的會更冒險。互聯網的匿名環境、海量帖文的氣氛渲染，觀點相近人群的頻繁溝通，更容易產生“群體極化”，并可能發展為人身攻擊，甚至威脅社會正常秩序。為遏制網絡“群體極化”，各網站、BBS和政府管理部門動了不少心思。如網易放棄了著名的“無跟帖，不新聞”的浪漫口號，代之以“文明上網，登陸發帖”的叮嚀。繼BBS以后，門戶網站也開始要求注冊發帖，讓網民在登陸后多花一點時間來沉淀思考。新聞跟帖的顯示比例縮水，有時顯示數只有實際發帖數的幾分之一。一些網站取消了新聞跟帖中的贊成、反對功能，似有避免單一網友的聲音被過度放大的考慮;有的網站甚至把“反對”改成“舉報”，更有壓制偏激言論的意圖。人氣旺盛的天涯社區遇到敏感話題，經常鎖帖或把跟帖控制在5頁以內。

三 網民社會心理和行為的演變

(一)網民社會階層的分野

目前網上草根民眾和知識精英的輿論并行發達。草根類輿論體現在眾多新聞跟帖和普通網民的個人博客中;精英類言論則集中于微博客，文化界名人博客，凱迪網絡、中國改革論壇等BBS，五柳村、中國選舉與治理網等學術文化類網站。據2005年底對凱迪網絡用戶的調查，他們多分布在經濟發達地區和城市，擁有手機、筆記本電腦、汽車和房產的比例高;與全國網民平均水平相比，本科學歷高出21.8個百分點，研究生學歷高出9.4個百分點，而在校生比例低了32.5個百分點;男性多，多數已結婚生子，喜歡閱讀和旅游[②]。這些數據均提示他們在社會上具有較高的經濟文化地位，這是凱迪網絡成為知識分子思想園地的人口學基礎。

網絡草根和精英都同情弱勢群體，痛恨社會不公，關注公權力盡責和誠信，維護社會道德底線。2009年，在張海超“開胸驗肺”、孫中界斷指抗議“釣魚執法”等新聞事件上，精英和草根的意見高度一致。但在另一些問題上，網絡精英與草根之間意見分歧往往很大。例如，在如何看待山西煤礦“國進民退”改制的問題上，普通網民多為口碑糟糕的“煤老板”絕大多數被整合而興奮，但知識界對于山西政府是否尊重私營經濟產權和市場契約頗有疑慮。

(二)網民的社會關懷大幅提升

網上參與人數最多的言論形式是新聞跟帖。例如，2009年6月12日、13日寶馬、奔馳國產車型入選公務車的新聞跟帖踴躍，搜狐1430條，網易3261條，新浪14002條。這三大商業門戶網站的用戶三教九流都有，尤以學生和底層民眾居多，因此，新聞跟帖更像“草根的圍觀”，他們強烈的社會和道德批判精神，提示所謂當今中國人“政治冷漠”的印象并不準確。

截至2009年6月底，1.81億網民開設了個人博客或個人空間，其中1.13億人平均每個月至少更新一次。過去，寫博客主要是記述個人生活;2008-2009年上半年，針對“社會現象”發言的作者所占比例達到54.5%，比2007年上升了44.5個百分點[③]。以新浪博客為例，與“孫偉銘死刑”相關的博文271600篇，網民熱議酒后駕車肇事應否抵命，該以交通肇事罪還是危害公共安全罪論處。重慶“打黑”也是博客熱門話題，在新浪可找到與“王立軍重慶”相關的博文423308篇，找到與“文強重慶”(“打黑”中落馬的最高官員)相關的博文1088049篇。網民強烈的社會關懷提示民氣可用、民怨可畏。

(三)網民的組織化程度提高

隨著網絡言論載體的逐漸發達，相當多的網民已經不再是孤立的個體，他們在網上結成各種虛擬的社群，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騰訊QQ網民結成的QQ群，據稱有5000萬個之多。依托于同學、同事、同鄉等現實社會關系的除外，其他如影視音樂、動漫、游戲、車行天下、旅游、體育聯盟、追星族、星座緣分等類別的QQ群，基本上源于虛擬的網絡交往。在鄧玉嬌事件中，《新京報》和《南方人物周刊》記者在巴東縣野三關被不明身份的人圍困，記者被打，相機被搶，媒體QQ群里幾乎是實時播報。接著，記者編輯們在群里商量由誰來報道，財經網編輯自告奮勇嘗試發稿。果然，半小時后，財經網掛出記者被打的新聞。由于網友經常加入不止一個QQ群，信息和圖片可在瞬間從一個群復制流傳到其他的群，具有病毒似的傳染性，因此QQ群的動員和組織潛力巨大。

近一年來崛起的社交類網站SNS(SocialNetworkSite)，能為用戶提供個人博客、群組、照片、視頻、音樂等多種朋友互動功能。如開心網面向白領，注冊用戶逾5000萬;而校內網則壟斷了在校大學生市場。現階段SNS以娛樂內容為主，比如偷菜、占車位，但不乏關注社會問題的潛質。如新華社入住開心網后，開設“新華社電視”頻道，從2009年5月11日清晨6時到13日下午推出汶川地震一周年電視直播節目，網民寄語留言多達63萬條。SNS很可能成為今后中國社會一種重要的組織資源。

“百度貼吧”是一種特殊形態的BBS，網友基于關鍵詞而自由創建。百度平均每天新建貼吧8000余個，發新帖200萬個。由于貼吧進行的是特定主題的深度交流，能夠尋找和聚集利益相關人群，給一些地方政府和社區型國有大型企業帶來很大輿論壓力。例如，在石首騷亂中，當地政府封鎖消息，在長達80個小時的時間里只發布了3條新聞，其中還包括一條匪夷所思的石首街頭舉行多部門聯合消防演習的新聞通稿。但在“百度貼吧·石首吧”里，出現了近500個與此案有關的主帖，追蹤報道石首街頭的真實情況。

其他網絡社群組織形式，包括BBS的版聚(活躍在同一論壇的網民線下聚會)，作者社會背景相同或博文主題相近的博客圈(僅搜狐博客就有11825個圈子)，豆瓣網的討論群組(2.2萬個)，還有一些小的專業類網站，如戶外運動類網站結成的“驢友”社群，當年率先質疑周正龍虎照的“色影無忌”攝影愛好者網站。

有學者認為，網絡社群“加強了民眾之間的聯系與集體行動”，因而擁有比西方更大的民主潛力[④]。上海團市委一項調查顯示，僅與團市委建立固定聯絡的網絡社團就有幾十個，包括車友會、音樂發燒友、收藏發燒友等。這些網絡社團大都沒有經過正式注冊，但組織能力強，經常開展線上和線下的活動[⑤]。現階段這些網絡社團沒有政治色彩，至多只是某種意識形態或審美、價值偏好的小圈子。

(四)網民開始走下互聯網

2009年，在一些突發事件中，部分網民不滿足于網上的“口水戰”，企圖在網下有所表達。例如，在杭州飆車案中，就在警方宣布肇事車速僅70碼的當晚，不少網友來到車禍地點文二西路，點起蠟燭、獻上菊花，表示對遇害者的哀悼和公正辦案的訴求。在鄧玉嬌案中，一些網友紛紛到巴東“旅游”，有的還請求為鄧玉嬌立“烈女碑”。當地政府感到壓力巨大，長江航線巴東碼頭自抗日戰爭以來首次停航，賓館宣布客滿。在北京，西客站附近廣場出現“行為藝術”，一個女青年以紗布層層纏裹自己，呈極力掙扎卻無法掙脫狀，身邊擺放著幾個大字：“誰都可能成為鄧玉嬌”。

7月16日，網友郭寶鋒因在網上發布嚴曉玲“被輪奸致死”的流言，被福州警方以涉嫌誹謗而拘留。恰恰在這一天，“百度貼吧·魔獸世界吧”傳出一句無厘頭的貼文“賈君鵬，你媽媽喊你回家吃飯”。知名網民“北風”受此啟發，在線發起“一人一張明信片，喊郭寶鋒回家吃飯”的活動。兩個星期內，上百張明信片從全國各地寄往福州市第二看守所，每張上面都寫著“郭寶鋒，你媽媽喊你回家吃飯”。7月31日下午，郭寶鋒取保候審，走出了看守所。律師認為，郭寶鋒是被網民用明信片“喊”回了家。

可以這么說，互聯網上的“新意見階層”已經結成了一個有現實影響力的虛擬“壓力集團”，面對貧富沖突、勞資矛盾、城市拆遷、農村土地流轉、環境污染、醫療教育、道德失范等問題，特別是政府施政缺失和司法不公，形成巨大輿論壓力。網民從自身利益出發評議公共政策，經常能夠有效地改變決策方向。

例如上網過濾軟件“綠壩——花季護航”就是在網民的質疑和激烈反對中，在7月1日強制安裝起始日的前夕——6月30日晚工業和信息化部緊急宣布推遲預裝;后來又改口說，“絕不會出現在所有銷售的計算機里一律強制安裝的問題”，改進后的預裝方案主要限制在學校、網吧等公共場合的計算機。“綠壩”事件是2009年網民作為“壓力集團”整體發聲和發力的一個標志性事件。但這種虛擬“壓力集團”不是政治組織，現階段在若干具體利益問題上具有溫和表達不滿和不服從的特征，不會對社會穩定產生顛覆性影響。

(五)網絡非理性情緒值得關注

2009年群體性事件對抗性增強。例如，在石首事件中，約7萬民眾走上街頭，與數千名武警對峙，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街頭騷亂。現階段群體性事件多發生在中西部縣域，影響多具有局部性和一過性。但在2009年群體性事件和其他一些突發事件中，現場民眾和網民非理性情緒抬頭，有蔓延趨勢。例如，7月24日，吉林通化鋼鐵公司股權調整引發職工不滿，民營企業派駐的總經理被活活打死。新聞跟帖幾乎一邊倒地贊揚通鋼“工人階級了不起”，幸災樂禍于“打死個把資本家有什么了不起”。這場網絡起哄屬于“泄憤事件”，也就是絕大多數參與者與最初引發的事件并沒有直接利益關系，主要是路見不平或借題發揮，表達對社會不公的不滿[⑥]。

網絡非理性情緒的另一個預警信號，是鄧玉嬌案中的“屠夫”現象。網民“屠夫”在凱迪網絡向其他網民募捐，得到資助后趕到巴東，促成鄧家聘請北京律師，到鄧玉嬌被羈押的精神病院會見了鄧玉嬌，并在博客里以第一手圖片和文字報告案件進展。繼鄧玉嬌案后，“屠夫”又到昆明為“小學生賣淫案”“鬧場”，被云南秉持理性批評的“躲貓貓”調查委員會的網民“邊民”用一場溫和對話擊退。“屠夫”“用殺豬方式參與社會個案的模式”，公民責任心可嘉，卻不能歸結為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常態，其對社會的潛在破壞性值得憂慮和警醒。

四 政府與網民互動，順應與管理平衡

(一)政府上網從web1.0走向web2.0

政府上網工程啟動10年來收效顯著，到2008年底，中央政府部門和地方省市一級已全部建立政府門戶網站，地市級和縣級政府擁有門戶網站的比例也分別達到99%和92%，很多街道、鄉鎮甚至村(居)委會都建立了網站或網頁。

網絡留言板成為黨政機關了解民情、聽取民意、集中民智的新形式。影響最大的是人民網“地方領導留言板”，截至2009年11月上旬，接收網友留言40多萬條，37位書記或省長、95位地市主要領導作出公開回應。據不完全統計，約6000項網友提出的問題得到落實和解決。“地方領導留言板”也因此獲得了2009年中國新聞獎一等獎。河南、天津等省市還以文件的形式明確了辦理留言要求，安徽還規定不及時認真解決網友問題，造成嚴重后果的將予以嚴肅問責。越來越多的領導干部“觸網”，現身論壇、博客。2009年中，有15位正省部級以上領導來到人民網社區做在線訪談，回答網民關注的問題。7月，云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伍皓現身凱迪網絡“貓眼看人”論壇，就昆明“小學生賣淫案”實名發帖，回應網絡和媒體的質疑，并提出宣傳部門要從“捂蓋子”思維向“揭蓋子”思維轉變：“一壺已經燒開的水，如果還使勁捂著蓋子，結果只能是連壺底都被燒穿;而蓋子一揭，盡管有可能會燙著自己的手，但沸騰的民意也就會變為蒸汽慢慢消散。”10月，廣東15個省直單位全部設立“網絡發言人”。

(二)網絡輿論應對提速，官員問責力度加大

面對網絡輿論影響與日俱增的形勢，2009年，從中央部委到地方政府，普遍建立快速應急機制，回應網民關切，網絡輿情應對提速。如成都“6·5”公交車燃燒事件發生僅兩個小時，成都市政府就召開了首場新聞發布會，當天連開三場，不斷公布傷亡、救治和現場情況，讓真相趕在傳言前邊。6月6日第四場發布會主動回應市民有關疑問，使質疑聲音減弱。7日第五場發布會認定“有人帶油上車”，網民轉而追查縱火者，民眾的思路和情緒與政府逐漸合拍。最終這一突發惡性事件平穩落幕。10月7日新疆建設兵團“最牛團長夫人”敦煌打人事件被天涯社區曝光，10日兵團領導批示進行調查，兵團新聞辦立即向天涯社區發去回應，12日相關人員被免職。貴州省思南縣一起“引水工程”引發的官民對峙，就是因為網上一篇帖子悄然改變了發展軌跡：鄉政府表示放棄該工程，重新尋找水源。發帖人說：“多種力量匯合，最終促成楊家坳鄉政府順應民意，懸崖勒馬，避免了流血沖突事件。這件事能夠出現轉機，應主要歸功于網絡。”

一個偏遠地區鄉政府能夠如此重視網絡輿論，與兩年前“黑磚窯”事件中山西洪洞縣政府對網絡輿論沸騰一無所知形成鮮明對照，提示網上官民良性互動的局面正在中國形成。

2009年中央進一步加大了對嚴重違背民意、招惹民怨的官員問責力度。6月30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在問責的6種情形中，包括“對群體性、突發性事件處置失當，導致事態惡化，造成惡劣影響的”情形。2009年中在網上網下造成惡劣影響的王帥案、鄧玉嬌案、石首騷亂、開胸驗肺案、“替黨說話，還是替老百姓說話”事件、重慶高考加分作弊案等事件發生后，當事官員先后被問責。

另外，由于近年來大量貪腐問題經網絡舉報后得到查處，2009年政府拓寬了網絡舉報的通道，鼓勵實名，允許匿名。中央紀委、監察部于10月28日統一開通全國紀檢監察舉報網站，受理群眾對黨員、黨組織和行政監察對象違反黨紀政紀行為的檢舉控告，開通之初一度因訪問過多而導致服務器無法承受。中組部“12380”舉報網站、最高人民法院法官違法違紀舉報中心網站、最高人民檢察院舉報網站(12309)等也相繼開通。

(三)突發事件中的網絡管理得失互見

遭遇突發事件特別是群體性事件，控制信息流動、統一宣傳口徑，成為一些干部的思維定式。就像陜西綏德縣某官員所言：“以前沒有網絡的時候多好啊，想讓他們怎么說就怎么說!”在2009年，出現了一些人為制造“沒有網絡”的情形。在鄧玉嬌案中，其家鄉湖北巴東縣野三關鎮的電視和網絡信號一度因為“防雷擊”而中斷。無獨有偶，湖北石首事件發生后，石首市區網吧斷網，事發地一帶還一度斷電，但這都并未能阻止網上的輿論浪潮。

更荒唐的事情是河南杞縣重現“杞人憂天”。6月7日杞縣一輻照廠發生放射物卡源事故，情況在網上流傳、發酵，政府卻一直失語，7月17日，隨著“放射源將***”謠言的出現，大批群眾紛紛奔向周邊縣市“避難”，杞縣縣城一度幾成空城。在這起事件中，看似謠言是引發大規模社會恐慌的誘因，但其背后隱含的，卻是公共事務透明度低下和政府公信力缺失。事后，杞縣政府未能反躬自省，反而遷怒于網民，抓了5名在網上夸大事故危險性的“造謠者”和轉帖者。

近年來，一些黨政部門經常使用“網絡群體性事件”這個概念。群體性事件有嚴格定義，指聚眾實施未經法律允許或批準的行為，如集體上訪、***示威、罷工、罷市、罷課、絕食***、圍堵交通、圍攻黨政機關等。而“網絡群體性事件”，從字面看上看，容易被理解成通過網上組織串聯，導致網下聚眾行動、制造事端。但考察近幾年的情況，因為互聯網而產生網下聚眾行為的事件并不多。像2007年廈門部分市民反對PX化工項目而上街“散步”，互聯網(BBS和QQ群)和無線網(手機短信)的確起到了信息溝通和鼓動作用。但在更多的群體性事件中，一些基層政府采取了斷網、屏蔽手機信號甚至中斷電視轉播的做法，事態的惡化跟互聯網沒有直接關系。而適度開放網絡輿論，讓公眾的利益關切和焦慮、不滿得到宣泄，恰恰可能減少群體性事件的發生。

2009年同時存在另一個方向的改革嘗試。如云南省委宣傳部嘗試推動云南媒體和網絡“新政”。在年初“躲貓貓”事件發生后，云南省委宣傳部在QQ群中發出邀請，由網民組成調查委員會。雖然網民參與司法調查于法無據，但畢竟體現了政府重建公信力的誠意和努力。8月，云南省陸良縣發生一起煤礦與村民因施工糾紛引發的沖突，省委宣傳部發出緊急通知，要求新聞媒體在報道類似突發公共事件時，不得隨意給群眾亂扣“刁民”、“惡勢力”等帽子，禁用、慎用“不明真相的群眾”和“別有用心”、“一小撮”等形容詞。在這一事件中，群眾提出7個方面的訴求，有6個獲得圓滿解決，剩下1個因不夠合理而被勸阻。長期以來，“不明真相”和“別有用心”一直是一些政府部門用來抵制民意、搪塞監督的借口。云南表現出地方當政者轉換官方話語體系和處事思維的大膽探索，推動了以群眾訴求為中心處理突發事件和群體性事件的機制創新，被譽為社會轉型期“官民交流的范本”。

(四)修復政府公信力是輿論應對的核心問題

網絡輿情應對的核心，是修復政府公信力。在涉及政府與民眾關系的問題上，網民形成了傳播學中的所謂“刻板印象”，如對公權力的不信任感，對社會公正的缺乏信心，這類認知和情緒似乎不斷得到某些突發事件的驗證。另外，據2009年初中國青年報社調中心委托騰訊網所作調查，網民選擇的舉報方式依次為：網絡曝光(35.8%)、傳統媒體曝光(31.3%)、向紀委舉報(17.2%)、向檢察院舉報(11.4%)、向上級政府機關舉報(3.3%)、向公安部門舉報(0.5%)。在健全的法治環境下本應成為首選的向檢察院和公安部門舉報，網民意向卻如此之低。有網民感嘆“信法(律)不如信(上)訪，信訪不如信(互聯)網”。如何切實樹立政府公信力和法制的權威，值得深思。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與鼓勵網絡舉報和網民監督截然相反，當前也有一些地方政府往往把不中聽的批評視為誹謗，不僅刪帖、封堵IP，甚至動用警力抓捕發帖人。在王帥案中，人民網作過一個網民調查：“河南靈寶青年發帖舉報被囚八日，官方稱其傷害領導，您怎樣看?”投票結果認為這是“以?誹謗?政府為由打壓民聲”的占到了93.4%。可見，這種做法對于政府公信力會造成多么嚴重的不良影響。理性地說，在正確對待網絡輿論方面，不僅要合理拓寬網絡舉報和公民參與的渠道，更要慎用“網絡誹謗”之類名目治罪。另外，網絡言論的監管技術，包括要求網站提供網民IP地址，以收歸中央管理為宜，主要用于國家安全目的;尤其不應允許地方基層政府把網絡(包括互聯網和移動通信網)監管技術濫用于地方政治，特別是打擊報復網民對領導干部個人的批評監督。

總體來說，現階段政務信息透明度已然較高，網絡輿論應急處置做得不錯;但黨務和人大、政協系統的信息透明度和輿論應對意識還有待提高和加強。如何利用現代信息技術推動黨務公開，促進黨的組織建設創新，是一個新的課題。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建立黨委新聞發言人制度，辦好黨報黨刊和黨建網站，是黨建工作在互聯網時代與時俱進的一項重要部署。人民網“強國論壇”網民稱贊：“黨委新聞發言人一小步，黨務公開一大步。”

(原載于2010年《社會藍皮書》，作者系人民網輿情監測室輿情分析師)

[①]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第24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以下未特別標明的網絡數據均來源于此。

[②]廣西南寧波普市場調查公司：《凱迪網絡受眾調查報告》，2006。

[③]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2008-2009博客市場及博客行為研究報告》。

[④]胡泳：《網絡社群的崛起》，《南風窗》2009年第22期。

[⑤]《〈?望〉文章：網絡意見領袖“顯性化”》，新華網，2008年6月24日。

[⑥]于建嶸：《中國的社會泄憤事件與管治困境》，《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雙月刊)2008年第1期。

第二篇：2009年中國互聯網輿情分析報告

2009年中國互聯網輿情分析報告 撰稿人：祝華新、單學剛、胡江春

人民網北京12月22日電：中國社科院2010年《社會藍皮書》正式對外發布，人民網輿情監測室三位輿情分析師祝華新、單學剛、胡江春撰寫的《2009年中國互聯網輿情分析報告》也同時發表。這是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研究人員連續第三年為藍皮書撰寫了“互聯網輿情分析報告”。報告全文如下：

在《2008年中國互聯網輿情分析報告》中，我們提出了“新意見階層”這個概念，用以描述關注新聞時事、在網上表達意見的網民。近年來，他們憑借互聯網“所有人對所有人的傳播”優勢，對中國社會發展中的種種問題暢所欲言，能在極短時間內凝聚共識，發酵情感，誘發行動，影響社會。2009年“新意見階層”規模進一步擴大。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調查，截至2009年6月30日，中國網民達到3.38億人，僅半年時間就增長了4000萬人；全國互聯網普及率25.5％，超過世界平均水平[①]。在世界金融危機的背景下，中國30年經濟增長和社會轉型所積累的各種矛盾凸顯，在有些時候、有些地方呈現激化態勢。網民的表達意愿和參與意識持續高漲，踴躍發聲建言。在一系列突發事件上，“新意見階層”進一步顯示出巨大的輿論能量。政府一方面強化網絡管理，以抑制過于偏激的言論；另一方面對網絡輿論的反應提速，從中央到地方初步形成了政府對網絡民意的監測、反饋和吸納機制。

一 2009年網絡熱點事件和流行語

（一）網絡熱點事件

2009年網絡熱點事件為數眾多。根據對五大網絡社區熱點事件發帖數量的統計，發帖超過5000份的熱點事件有16項（見表1），其中發帖過萬份的事件有5項。這些熱點事件主要涉及公民權利保護、公共權力監督、公共秩序維護和公共道德伸張等一系列重大社會公共問題，體現了廣大網民積極的社會參與意識。

統計說明：

①入選輿情指的是較為具體的事件，龐大且籠統的事件只選取其中具體事件。②以上數字均為BBS原帖數，不含跟帖。

③此數據通過設置多個關鍵字多途徑、全文搜索得出統計結果，并剔除了重復的帖子。

④隨著網絡熱點事件的發展，有可能衍生出網絡新詞，存在一些帖子并不是討論該事件本身，而是引用網絡新詞的狀況，這里也一并計入。⑤以上數字不包含已被社區管理員從根目錄徹底刪除的帖子，但包括刪除后還存在“快照”的帖子。⑥統計數據截至2009年11月10日24時，表2-3同此。

2009年網絡流行語多戲謔，反復引用和強調某些人的言論，突出其不合理性，以達到諷刺、鞭撻的功效，有些流行語也不乏自嘲或者搞笑的成分。必須結合具體網絡熱點事件，在熟悉該典故的人群中使用，它們才能有非常好的效果；若單獨使用或者講給不熟悉典故的人聽，會顯得莫名其妙。截至2009年11月10日24時，網絡跟帖使用超過100萬次的網絡流行語有10個（見表2），它們無不具有上述某種或幾種特征。

二 網絡輿論載體的新進展

（一）互聯網成為新聞輿論獨立源頭

人民網輿情監測室對2009年77件影響力較大的社會熱點事件的分析表明，其中由網絡爆料而引發公眾關注的有23件，約占全部事件的30％（見表3）。也就是說，約三成的社會輿論因互聯網而興起。特別是在傳統媒體因為種種顧慮而缺席或反應遲鈍的情況下，互聯網孤軍深入，成為網民自發爆料和集結輿論的平臺。例如2009年5月7日晚，杭州鬧市區發生飆車撞人案，當地多數報紙第二天未作報道。但當晚杭州著名論壇“19樓”發帖《富家子弟把馬路當F1賽道，無辜路人被撞起5米高》，回帖達到14萬條，網民對蔑視生命的“富二代”給予強烈譴責。加上杭州警方明顯偏袒肇事車主激起眾怒，BBS上網民“人肉搜索”肇事者背景，受害者譚卓的畢業院校浙江大學學子致杭州市長的公開信也從浙江大學內部論壇流傳到公網，飆車案迅速成為全國關注的公共事件。

（二）web2.0與web1.0形成意見反差

在傳統媒體中，編輯部與受眾之間是“我寫你讀”、“我念你聽”和“我演你看”的關系。門戶網站的新聞頁面也屬于信息單向傳播的web1.0形態，擔負著宣傳政府方針政策和輿論導向的使命。然而，以互動為特色的網絡社區，屬于網民自主發聲、信息反向傳播的web2.0形態。web2.0與web1.0之間經常形成一種隔閡和反差。在web2.0意見平臺上，網民議政心直口快，某些政府管理措施經常處于被質疑的狀態。

以曾經被要求推廣的“綠壩——花季護航”上網過濾軟件為例，各網站刊載有關方面的新聞通稿說：92％的用戶認為有必要由政府采購過濾軟件，70％以上的用戶對軟件表示滿意。但一些門戶網站的在線調查結果顯示，超過80％的網友反對強行安裝這款軟件。

（三）互聯網與手機結合，網絡輿論更具殺傷力

有線載體（互聯網）和無線終端（手機）結合，網友通過手機能夠進行更為便捷的信息傳播，而且不限于文字，還可以將現場拍攝圖片、視頻上傳。特別是微博客，在2009年十分活躍。微博客可通過手機或網頁登陸，隨時隨地發布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一次不超過140字。在微博客上跟從網民，無須對方同意。一些“意見領袖”的Twitter（總部在美國的微博客提供商）“跟從”者過萬，對網民的感召力或煽動性極強。與西方微博客多談論網民日常起居不同，中國微博客強烈關注時事。網民通過“跟從”鏈接而形成的微博客群落，相當于一個小型的時政新聞平臺和論壇。由普通網民臨時客串的“公民報道者”，可在微博客上對突發事件進行“現場直播”。例如，在石首騷亂中，一位匿名網民在飯否網上實時播報街頭消息約200條。微博客有效地突破了某些信息屏障，趕在了傳統媒體報道和政府新聞發布的前面，第一時間發布大量第一手的信息，成為殺傷力最強的輿論載體。

互聯網和無線終端嫁接的另一個產品是微視頻。微視頻是短則幾十秒、長不過半小時的視頻短片，在突發事件現場，用手機、DV等非專業設備拍攝，然后發布到網上。例如2009年元宵節晚9時左右央視新址配樓大火，第一個報道的是網民“加鹽的手磨咖啡”，9時4分在天涯社區發帖《CCTV大樓元宵夜起大火了嗎？？？？》，上傳了手機拍攝的火災現場照片。2009年夏天土豆網等發布了一段網民視頻《北京街頭最痛心的一幕》，反映一女子在協和醫院門口被公交車蹭倒受傷流血，撥打120急救電話40分鐘仍未得到救護。網民跟帖感嘆：“當別人發生災難，在我們眼里就是故事。豈不知，當自己發生災難，在別人眼里也是故事。這個世界不能太冷漠！”網友信奉“無圖無真相”，特別是城市管理中一些老大難問題，如城管與商販、拆遷戶與開發商沖突的現場畫面傳到網上，更容易激起網民的強烈不滿，引爆輿論。

（四）互聯網和傳統媒體相互借力，放大輿論

網絡輿論已深刻地影響到傳統媒體。報紙記者、編輯和電視主持人習慣于到網上尋找新聞線索；網絡“意見領袖”也樂于為報刊撰寫專欄，到電視臺做嘉賓訪談。網上的爆料，由傳統媒體接手深入采訪和評論，提升了可信度，更能引起政府重視；而傳統媒體對社會不良現象的批評報道，經互聯網的放大，迅速凝聚民意，產生強大的輿論壓力。新老媒體相互借力，推動了不少社會問題的解決。例如，上海交通管理部門“釣魚執法”問題的解決，就是互聯網和傳統媒體聯手推進的結果。職業經理人張軍9月8日開私家車搭載一個聲稱胃疼的路人而“被釣”，12日他以“公子羿”為ID在天涯社區發帖控訴。“80后”作家韓寒在博客中轉述和評論此事，引起了更大的關注。國慶節過后，傳統媒體大舉介入，挖掘出上海其他“釣魚”案例，某區對黑車罰款獲取天價收入，法院與交通管理部門串通制定審判指導意見，等等。特別是司機孫中界助人“被釣”后憤而斷指自證清白的事件發生后，傳統媒體在第一時間追蹤報道，把輿論推向高潮。

（五）體制內報紙、電視臺和網站積極回應網民關切

在上海“釣魚執法”案中，央視《經濟半小時》欄目曝光上海可能存在“職業攔車群體”，《新聞1＋1》欄目制作專題調查，《人民日報》連續發表《人民時評》，與網民的憤怒和都市報的質疑相呼應，迫使上海浦東新區和閔行區政府認錯。近年來《人民日報》、中央電視臺、《中國青年報》等傳統主流媒體在一系列突發事件中，不缺席、不失語，特別是勇于舉起社會公正的旗幟，與某些基層政府的不作為、亂作為和少數無良官員相區隔，表現出體制內改良政務管理、傾聽民意、化解民怨的堅強決心。

中央重點新聞網站在2009年針對政府處理公共事務的得失加大了輿論監督力度。例如，在王帥因為發帖被“跨省抓捕”后，人民網于4月組織了四次在線訪談。第一次訪談時，當事人王帥剛剛取保候審，在一個秘密的角落上網講述事件真相。在第三次訪談中，河南省副省長兼公安廳廳長秦玉海承認警方執法錯誤，將對王帥進行國家賠償。人民網還針對石首騷亂、杞縣鈷60事件、上海“釣魚執法”等組織了一系列訪談，作出權威解讀，有時走在都市報的前面發聲，增強了政府背景網站的公信力。

從2009年11月份起，《人民日報·人民時評》專欄、《中國青年報》“法制社會”版和《冰點》專刊、中央電視臺《新聞1+1》欄目與人民網輿情監測室聯手，在天涯社區開設“主流媒體”頻道，這是體制內媒體深入網絡社區與網民對話的一次集體嘗試。

（六）調整網絡表達形式，抑制“群體極化”現象

中國網民群體，包括網絡管理員和版主在內，多為30歲以下的年輕人。閱歷和思想認識水平的局限性，使其很難在短時間內厘清事情背后復雜的社會和心理動因，非理性和過于主觀的聲音經常容易占據上風。從河北容城縣“艾滋女”和279名“嫖客”案件看，網民和媒體都有可能以訛傳訛，推波助瀾，對當事人造成傷害。

所謂“群體極化”（GroupPolarization），是傳媒學者詹姆斯·斯托納提出來的，指群體中原已存在的傾向性通過相互作用而得到加強，使一種觀點朝著更極端的方向轉移，即保守的會更保守，激進的會更冒險。互聯網的匿名環境、海量帖文的氣氛渲染，觀點相近人群的頻繁溝通，更容易產生“群體極化”，并可能發展為人身攻擊，甚至威脅社會正常秩序。為遏制網絡“群體極化”，各網站、BBS和政府管理部門動了不少心思。如網易放棄了著名的“無跟帖，不新聞”的浪漫口號，代之以“文明上網，登陸發帖”的叮嚀。繼BBS以后，門戶網站也開始要求注冊發帖，讓網民在登陸后多花一點時間來沉淀思考。新聞跟帖的顯示比例縮水，有時顯示數只有實際發帖數的幾分之一。一些網站取消了新聞跟帖中的贊成、反對功能，似有避免單一網友的聲音被過度放大的考慮；有的網站甚至把“反對”改成“舉報”，更有壓制偏激言論的意圖。人氣旺盛的天涯社區遇到敏感話題，經常鎖帖或把跟帖控制在5頁以內。

三 網民社會心理和行為的演變

（一）網民社會階層的分野

目前網上草根民眾和知識精英的輿論并行發達。草根類輿論體現在眾多新聞跟帖和普通網民的個人博客中；精英類言論則集中于微博客，文化界名人博客，凱迪網絡、中國改革論壇等BBS，五柳村、中國選舉與治理網等學術文化類網站。據2005年底對凱迪網絡用戶的調查，他們多分布在經濟發達地區和城市，擁有手機、筆記本電腦、汽車和房產的比例高；與全國網民平均水平相比，本科學歷高出21.8個百分點，研究生學歷高出9.4個百分點，而在校生比例低了32.5個百分點；男性多，多數已結婚生子，喜歡閱讀和旅游[②]。這些數據均提示他們在社會上具有較高的經濟文化地位，這是凱迪網絡成為知識分子思想園地的人口學基礎。

網絡草根和精英都同情弱勢群體，痛恨社會不公，關注公權力盡責和誠信，維護社會道德底線。2009年，在張海超“開胸驗肺”、孫中界斷指抗議“釣魚執法”等新聞事件上，精英和草根的意見高度一致。但在另一些問題上，網絡精英與草根之間意見分歧往往很大。例如，在如何看待山西煤礦“國進民退”改制的問題上，普通網民多為口碑糟糕的“煤老板”絕大多數被整合而興奮，但知識界對于山西政府是否尊重私營經濟產權和市場契約頗有疑慮。

（二）網民的社會關懷大幅提升

網上參與人數最多的言論形式是新聞跟帖。例如，2009年6月12日、13日寶馬、奔馳國產車型入選公務車的新聞跟帖踴躍，搜狐1430條，網易3261條，新浪14002條。這三大商業門戶網站的用戶三教九流都有，尤以學生和底層民眾居多，因此，新聞跟帖更像“草根的圍觀”，他們強烈的社會和道德批判精神，提示所謂當今中國人“政治冷漠”的印象并不準確。

截至2009年6月底，1.81億網民開設了個人博客或個人空間，其中1.13億人平均每個月至少更新一次。過去，寫博客主要是記述個人生活；2008-2009年上半年，針對“社會現象”發言的作者所占比例達到54.5％，比2007年上升了44.5個百分點[③]。以新浪博客為例，與“孫偉銘死刑”相關的博文271600篇，網民熱議酒后駕車肇事應否抵命，該以交通肇事罪還是危害公共安全罪論處。重慶“打黑”也是博客熱門話題，在新浪可找到與“王立軍重慶”相關的博文423308篇，找到與“文強重慶”（“打黑”中落馬的最高官員）相關的博文1088049篇。網民強烈的社會關懷提示民氣可用、民怨可畏。

（三）網民的組織化程度提高

隨著網絡言論載體的逐漸發達，相當多的網民已經不再是孤立的個體，他們在網上結成各種虛擬的社群，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騰訊QQ網民結成的QQ群，據稱有5000萬個之多。依托于同學、同事、同鄉等現實社會關系的除外，其他如影視音樂、動漫、游戲、車行天下、旅游、體育聯盟、追星族、星座緣分等類別的QQ群，基本上源于虛擬的網絡交往。在鄧玉嬌事件中，《新京報》和《南方人物周刊》記者在巴東縣野三關被不明身份的人圍困，記者被打，相機被搶，媒體QQ群里幾乎是實時播報。接著，記者編輯們在群里商量由誰來報道，財經網編輯自告奮勇嘗試發稿。果然，半小時后，財經網掛出記者被打的新聞。由于網友經常加入不止一個QQ群，信息和圖片可在瞬間從一個群復制流傳到其他的群，具有病毒似的傳染性，因此QQ群的動員和組織潛力巨大。

近一年來崛起的社交類網站SNS（SocialNetworkSite），能為用戶提供個人博客、群組、照片、視頻、音樂等多種朋友互動功能。如開心網面向白領，注冊用戶逾5000萬；而校內網則壟斷了在校大學生市場。現階段SNS以娛樂內容為主，比如偷菜、占車位，但不乏關注社會問題的潛質。如新華社入住開心網后，開設“新華社電視”頻道，從2009年5月11日清晨6時到13日下午推出汶川地震一周年電視直播節目，網民寄語留言多達63萬條。SNS很可能成為今后中國社會一種重要的組織資源。

“百度貼吧”是一種特殊形態的BBS，網友基于關鍵詞而自由創建。百度平均每天新建貼吧8000余個，發新帖200萬個。由于貼吧進行的是特定主題的深度交流，能夠尋找和聚集利益相關人群，給一些地方政府和社區型國有大型企業帶來很大輿論壓力。例如，在石首騷亂中，當地政府封鎖消息，在長達80個小時的時間里只發布了3條新聞，其中還包括一條匪夷所思的石首街頭舉行多部門聯合消防演習的新聞通稿。但在“百度貼吧·石首吧”里，出現了近500個與此案有關的主帖，追蹤報道石首街頭的真實情況。

其他網絡社群組織形式，包括BBS的版聚（活躍在同一論壇的網民線下聚會），作者社會背景相同或博文主題相近的博客圈（僅搜狐博客就有11825個圈子），豆瓣網的討論群組（2.2萬個），還有一些小的專業類網站，如戶外運動類網站結成的“驢友”社群，當年率先質疑周正龍虎照的“色影無忌”攝影愛好者網站。

有學者認為，網絡社群“加強了民眾之間的聯系與集體行動”，因而擁有比西方更大的民主潛力[④]。上海團市委一項調查顯示，僅與團市委建立固定聯絡的網絡社團就有幾十個，包括車友會、音樂發燒友、收藏發燒友等。這些網絡社團大都沒有經過正式注冊，但組織能力強，經常開展線上和線下的活動[⑤]。現階段這些網絡社團沒有政治色彩，至多只是某種意識形態或審美、價值偏好的小圈子。

（四）網民開始走下互聯網

2009年，在一些突發事件中，部分網民不滿足于網上的“口水戰”，企圖在網下有所表達。例如，在杭州飆車案中，就在警方宣布肇事車速僅70碼的當晚，不少網友來到車禍地點文二西路，點起蠟燭、獻上菊花，表示對遇害者的哀悼和公正辦案的訴求。在鄧玉嬌案中，一些網友紛紛到巴東“旅游”，有的還請求為鄧玉嬌立“烈女碑”。當地政府感到壓力巨大，長江航線巴東碼頭自抗日戰爭以來首次停航，賓館宣布客滿。在北京，西客站附近廣場出現“行為藝術”，一個女青年以紗布層層纏裹自己，呈極力掙扎卻無法掙脫狀，身邊擺放著幾個大字：“誰都可能成為鄧玉嬌”。

7月16日，網友郭寶鋒因在網上發布嚴曉玲“被輪奸致死”的流言，被福州警方以涉嫌誹謗而拘留。恰恰在這一天，“百度貼吧·魔獸世界吧”傳出一句無厘頭的貼文“賈君鵬，你媽媽喊你回家吃飯”。知名網民“北風”受此啟發，在線發起“一人一張明信片，喊郭寶鋒回家吃飯”的活動。兩個星期內，上百張明信片從全國各地寄往福州市第二看守所，每張上面都寫著“郭寶鋒，你媽媽喊你回家吃飯”。7月31日下午，郭寶鋒取保候審，走出了看守所。律師認為，郭寶鋒是被網民用明信片“喊”回了家。

可以這么說，互聯網上的“新意見階層”已經結成了一個有現實影響力的虛擬“壓力集團”，面對貧富沖突、勞資矛盾、城市拆遷、農村土地流轉、環境污染、醫療教育、道德失范等問題，特別是政府施政缺失和司法不公，形成巨大輿論壓力。網民從自身利益出發評議公共政策，經常能夠有效地改變決策方向。

例如上網過濾軟件“綠壩——花季護航”就是在網民的質疑和激烈反對中，在7月1日強制安裝起始日的前夕——6月30日晚工業和信息化部緊急宣布推遲預裝；后來又改口說，“絕不會出現在所有銷售的計算機里一律強制安裝的問題”，改進后的預裝方案主要限制在學校、網吧等公共場合的計算機。“綠壩”事件是2009年網民作為“壓力集團”整體發聲和發力的一個標志性事件。但這種虛擬“壓力集團”不是政治組織，現階段在若干具體利益問題上具有溫和表達不滿和不服從的特征，不會對社會穩定產生顛覆性影響。

（五）網絡非理性情緒值得關注

2009年群體性事件對抗性增強。例如，在石首事件中，約7萬民眾走上街頭，與數千名武警對峙，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街頭騷亂。現階段群體性事件多發生在中西部縣域，影響多具有局部性和一過性。但在2009年群體性事件和其他一些突發事件中，現場民眾和網民非理性情緒抬頭，有蔓延趨勢。例如，7月24日，吉林通化鋼鐵公司股權調整引發職工不滿，民營企業派駐的總經理被活活打死。新聞跟帖幾乎一邊倒地贊揚通鋼“工人階級了不起”，幸災樂禍于“打死個把資本家有什么了不起”。這場網絡起哄屬于“泄憤事件”，也就是絕大多數參與者與最初引發的事件并沒有直接利益關系，主要是路見不平或借題發揮，表達對社會不公的不滿[⑥]。

網絡非理性情緒的另一個預警信號，是鄧玉嬌案中的“屠夫”現象。網民“屠夫”在凱迪網絡向其他網民募捐，得到資助后趕到巴東，促成鄧家聘請北京律師，到鄧玉嬌被羈押的精神病院會見了鄧玉嬌，并在博客里以第一手圖片和文字報告案件進展。繼鄧玉嬌案后，“屠夫”又到昆明為“小學生賣淫案”“鬧場”，被云南秉持理性批評的“躲貓貓”調查委員會的網民“邊民”用一場溫和對話擊退。“屠夫”“用殺豬方式參與社會個案的模式”，公民責任心可嘉，卻不能歸結為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常態，其對社會的潛在破壞性值得憂慮和警醒。

四 政府與網民互動，順應與管理平衡

（一）政府上網從web1.0走向web2.0

政府上網工程啟動10年來收效顯著，到2008年底，中央政府部門和地方省市一級已全部建立政府門戶網站，地市級和縣級政府擁有門戶網站的比例也分別達到99％和92％，很多街道、鄉鎮甚至村（居）委會都建立了網站或網頁。

網絡留言板成為黨政機關了解民情、聽取民意、集中民智的新形式。影響最大的是人民網“地方領導留言板”，截至2009年11月上旬，接收網友留言40多萬條，37位書記或省長、95位地市主要領導作出公開回應。據不完全統計，約6000項網友提出的問題得到落實和解決。“地方領導留言板”也因此獲得了2009年中國新聞獎一等獎。河南、天津等省市還以文件的形式明確了辦理留言要求，安徽還規定不及時認真解決網友問題，造成嚴重后果的將予以嚴肅問責。越來越多的領導干部“觸網”，現身論壇、博客。2009年中，有15位正省部級以上領導來到人民網社區做在線訪談，回答網民關注的問題。7月，云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伍皓現身凱迪網絡“貓眼看人”論壇，就昆明“小學生賣淫案”實名發帖，回應網絡和媒體的質疑，并提出宣傳部門要從“捂蓋子”思維向“揭蓋子”思維轉變：“一壺已經燒開的水，如果還使勁捂著蓋子，結果只能是連壺底都被燒穿；而蓋子一揭，盡管有可能會燙著自己的手，但沸騰的民意也就會變為蒸汽慢慢消散。”10月，廣東15個省直單位全部設立“網絡發言人”。

（二）網絡輿論應對提速，官員問責力度加大

面對網絡輿論影響與日俱增的形勢，2009年，從中央部委到地方政府，普遍建立快速應急機制，回應網民關切，網絡輿情應對提速。如成都“6·5”公交車燃燒事件發生僅兩個小時，成都市政府就召開了首場新聞發布會，當天連開三場，不斷公布傷亡、救治和現場情況，讓真相趕在傳言前邊。6月6日第四場發布會主動回應市民有關疑問，使質疑聲音減弱。7日第五場發布會認定“有人帶油上車”，網民轉而追查縱火者，民眾的思路和情緒與政府逐漸合拍。最終這一突發惡性事件平穩落幕。10月7日新疆建設兵團“最牛團長夫人”敦煌打人事件被天涯社區曝光，10日兵團領導批示進行調查，兵團新聞辦立即向天涯社區發去回應，12日相關人員被免職。貴州省思南縣一起“引水工程”引發的官民對峙，就是因為網上一篇帖子悄然改變了發展軌跡：鄉政府表示放棄該工程，重新尋找水源。發帖人說：“多種力量匯合，最終促成楊家坳鄉政府順應民意，懸崖勒馬，避免了流血沖突事件。這件事能夠出現轉機，應主要歸功于網絡。”

一個偏遠地區鄉政府能夠如此重視網絡輿論，與兩年前“黑磚窯”事件中山西洪洞縣政府對網絡輿論沸騰一無所知形成鮮明對照，提示網上官民良性互動的局面正在中國形成。

2009年中央進一步加大了對嚴重違背民意、招惹民怨的官員問責力度。6月30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在問責的6種情形中，包括“對群體性、突發性事件處置失當，導致事態惡化，造成惡劣影響的”情形。2009年中在網上網下造成惡劣影響的王帥案、鄧玉嬌案、石首騷亂、開胸驗肺案、“替黨說話，還是替老百姓說話”事件、重慶高考加分作弊案等事件發生后，當事官員先后被問責。

另外，由于近年來大量貪腐問題經網絡舉報后得到查處，2009年政府拓寬了網絡舉報的通道，鼓勵實名，允許匿名。中央紀委、監察部于10月28日統一開通全國紀檢監察舉報網站，受理群眾對黨員、黨組織和行政監察對象違反黨紀政紀行為的檢舉控告，開通之初一度因訪問過多而導致服務器無法承受。中組部“12380”舉報網站、最高人民法院法官違法違紀舉報中心網站、最高人民檢察院舉報網站（12309）等也相繼開通。

（三）突發事件中的網絡管理得失互見

遭遇突發事件特別是群體性事件，控制信息流動、統一宣傳口徑，成為一些干部的思維定式。就像陜西綏德縣某官員所言：“以前沒有網絡的時候多好啊，想讓他們怎么說就怎么說！”在2009年，出現了一些人為制造“沒有網絡”的情形。在鄧玉嬌案中，其家鄉湖北巴東縣野三關鎮的電視和網絡信號一度因為“防雷擊”而中斷。無獨有偶，湖北石首事件發生后，石首市區網吧斷網，事發地一帶還一度斷電，但這都并未能阻止網上的輿論浪潮。

更荒唐的事情是河南杞縣重現“杞人憂天”。6月7日杞縣一輻照廠發生放射物卡源事故，情況在網上流傳、發酵，政府卻一直失語，7月17日，隨著“放射源將爆炸”謠言的出現，大批群眾紛紛奔向周邊縣市“避難”，杞縣縣城一度幾成空城。在這起事件中，看似謠言是引發大規模社會恐慌的誘因，但其背后隱含的，卻是公共事務透明度低下和政府公信力缺失。事后，杞縣政府未能反躬自省，反而遷怒于網民，抓了5名在網上夸大事故危險性的“造謠者”和轉帖者。

近年來，一些黨政部門經常使用“網絡群體性事件”這個概念。群體性事件有嚴格定義，指聚眾實施未經法律允許或批準的行為，如集體上訪、游行示威、罷工、罷市、罷課、絕食靜坐、圍堵交通、圍攻黨政機關等。而“網絡群體性事件”，從字面看上看，容易被理解成通過網上組織串聯，導致網下聚眾行動、制造事端。但考察近幾年的情況，因為互聯網而產生網下聚眾行為的事件并不多。像2007年廈門部分市民反對PX化工項目而上街“散步”，互聯網（BBS和QQ群）和無線網（手機短信）的確起到了信息溝通和鼓動作用。但在更多的群體性事件中，一些基層政府采取了斷網、屏蔽手機信號甚至中斷電視轉播的做法，事態的惡化跟互聯網沒有直接關系。而適度開放網絡輿論，讓公眾的利益關切和焦慮、不滿得到宣泄，恰恰可能減少群體性事件的發生。

2009年同時存在另一個方向的改革嘗試。如云南省委宣傳部嘗試推動云南媒體和網絡“新政”。在年初“躲貓貓”事件發生后，云南省委宣傳部在QQ群中發出邀請，由網民組成調查委員會。雖然網民參與司法調查于法無據，但畢竟體現了政府重建公信力的誠意和努力。8月，云南省陸良縣發生一起煤礦與村民因施工糾紛引發的沖突，省委宣傳部發出緊急通知，要求新聞媒體在報道類似突發公共事件時，不得隨意給群眾亂扣“刁民”、“惡勢力”等帽子，禁用、慎用“不明真相的群眾”和“別有用心”、“一小撮”等形容詞。在這一事件中，群眾提出7個方面的訴求，有6個獲得圓滿解決，剩下1個因不夠合理而被勸阻。長期以來，“不明真相”和“別有用心”一直是一些政府部門用來抵制民意、搪塞監督的借口。云南表現出地方當政者轉換官方話語體系和處事思維的大膽探索，推動了以群眾訴求為中心處理突發事件和群體性事件的機制創新，被譽為社會轉型期“官民交流的范本”。

（四）修復政府公信力是輿論應對的核心問題

網絡輿情應對的核心，是修復政府公信力。在涉及政府與民眾關系的問題上，網民形成了傳播學中的所謂“刻板印象”，如對公權力的不信任感，對社會公正的缺乏信心，這類認知和情緒似乎不斷得到某些突發事件的驗證。另外，據2009年初中國青年報社調中心委托騰訊網所作調查，網民選擇的舉報方式依次為：網絡曝光（35.8％）、傳統媒體曝光（31.3％）、向紀委舉報（17.2％）、向檢察院舉報（11.4％）、向上級政府機關舉報（3.3％）、向公安部門舉報（0.5％）。在健全的法治環境下本應成為首選的向檢察院和公安部門舉報，網民意向卻如此之低。有網民感嘆“信法（律）不如信（上）訪，信訪不如信（互聯）網”。如何切實樹立政府公信力和法制的權威，值得深思。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與鼓勵網絡舉報和網民監督截然相反，當前也有一些地方政府往往把不中聽的批評視為誹謗，不僅刪帖、封堵IP，甚至動用警力抓捕發帖人。在王帥案中，人民網作過一個網民調查：“河南靈寶青年發帖舉報被囚八日，官方稱其傷害領導，您怎樣看？”投票結果認為這是“以‘誹謗’政府為由打壓民聲”的占到了93.4％。可見，這種做法對于政府公信力會造成多么嚴重的不良影響。理性地說，在正確對待網絡輿論方面，不僅要合理拓寬網絡舉報和公民參與的渠道，更要慎用“網絡誹謗”之類名目治罪。另外，網絡言論的監管技術，包括要求網站提供網民IP地址，以收歸中央管理為宜，主要用于國家安全目的；尤其不應允許地方基層政府把網絡（包括互聯網和移動通信網）監管技術濫用于地方政治，特別是打擊報復網民對領導干部個人的批評監督。

總體來說，現階段政務信息透明度已然較高，網絡輿論應急處置做得不錯；但黨務和人大、政協系統的信息透明度和輿論應對意識還有待提高和加強。如何利用現代信息技術推動黨務公開，促進黨的組織建設創新，是一個新的課題。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建立黨委新聞發言人制度，辦好黨報黨刊和黨建網站，是黨建工作在互聯網時代與時俱進的一項重要部署。人民網“強國論壇”網民稱贊：“黨委新聞發言人一小步，黨務公開一大步。”

（原載于2010年《社會藍皮書》，作者系人民網輿情監測室輿情分析師）

[①]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第24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以下未特別標明的網絡數據均來源于此。

[②]廣西南寧波普市場調查公司：《凱迪網絡受眾調查報告》，2006。

[③]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2008-2009博客市場及博客行為研究報告》。

[④]胡泳：《網絡社群的崛起》，《南風窗》2009年第22期。

[⑤]《〈瞭望〉文章：網絡意見領袖“顯性化”》，新華網，2008年6月24日。

[⑥]于建嶸：《中國的社會泄憤事件與管治困境》，《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雙月刊）2008年第1期。

第三篇：2010中國互聯網輿情分析報告

2010中國互聯網輿情分析報告

中國社會科學院12月15日上午召開了“2011年《社會藍皮書》發布暨中國社會形勢報告會”，2011年《社會藍皮書》正式對外發布，由人民網輿情監測室輿情分析師祝華新、單學剛、胡江春撰寫的《2010年中國互聯網輿情分析報告》同時面世。這是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研究人員連續第四年為社會藍皮書撰寫“互聯網輿情分析報告”，引發了媒體和網民的廣泛關注。

在即將過去的2010年中，中國網絡輿論繼續著迅猛發展的勢頭，截至6月30日，中國的網民數量達4.2億人，互聯網普及率達到31.8%，往往是某個突發事件在網上剛一曝光，即可迅速引爆全國輿論，把地區性、局部性和帶有某種偶然性的問題，變成全民“圍觀”的公共話題。

今年的報告研究周期內（2009年11月11日至2010年11月8日），盡管沒有出現2009年“欺實馬”事件、鄧玉嬌事件、“釣魚執法”事件這樣影響力巨大的事件，但根據五大網絡社區和新浪微博客的統計，一年來圍繞熱點事件的發帖數量依然有較大增長，在全年20大熱點事件中，帖子超過5萬條的熱點事件有13項，其中發帖超過10萬條的事件有7項，超過100萬條的有2項。這些熱點事件主要涉及公民權利保護、公共權力監督、公共秩序維護、公共道德伸張等一系列重大社會問題，體現了中國網民積極的社會參與意識。

新疆智障“包身工”事件

·時間：2010年12月13日

·地點：新疆吐魯番地區托克遜縣佳爾思綠色建材化工廠

·事件：10多名工人（其中8人為智障者）三四年來在該工廠遭到非人待遇

工廠“黑雇工”

惡劣環境下，一年工作365天，一分工錢都領不到

12月10日，冬天的戈壁灘寒冷而荒涼，托克遜縣庫米什鎮工業園區內大部分工廠已經歇工，只有佳爾思綠色建材化工廠機聲隆隆，忙碌依舊。

走進工廠，只見地上近20厘米厚的粉塵沒過腳踝，飛塵四揚。一位穿著破爛夾襖的工人把大石頭一點點敲碎，另一位工人蹣跚著，推著小推車，把石碴送到粉碎機旁；機器旁一位工人鏟一锨石碴，停一下，提提系著尼龍繩的褲子，再鏟一锨??簡單、重復的勞動，呆滯的眼神，遲緩的動作，沒有一個人說話。

工人們頭上、衣服上都落滿了厚厚的粉塵，除了一名工人的鼻子上“掛”了片爛布外，沒有一個人戴防護口罩。

2008年年初，李興林夫婦承包了這家工廠。談起使用“智障工”，老板李興林非常得意：“工人在這里可以吃上飯，從某種程度上說，我是行善。”

40歲的工人王力偷偷告訴記者，他的家在黑龍江望奎縣，兩年間他逃跑過兩回，都被追回來，慘遭毒打。被問到是否領過工錢，已經干了4年活的劉雙輝說：“還沒跟老板說呢。”

附近一家石英廠的王老板說，“庫米什鎮工業園區的工廠一般每年10月停工，來年3月復工。因為勞動強度大，工人每天的工資最少150元。可一年365天，佳爾思廠從來沒停過工，這些工人一分工錢都領不到。”

后經查實，該工廠的12名“黑雇工”都是智力障礙人員，其中，四川籍5人，安徽籍1人，黑龍江籍1人，河南籍4人，甘肅籍1人。

新疆吐魯番地區托克遜縣庫米什鎮佳爾思綠色建材化工廠非法使用“智障工”事件經媒體曝光后，引起社會高度關注。

12月13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春賢作出批示：即使“上天入地”，也要把不法分子緝拿歸案、依法嚴懲、公開處理，還人民群眾一個公道。

黑色利益鏈

一人“收集”，一人使用，智障者成“掙錢機器”

面對記者調查時，老板李興林并不承認非法用工。“我和四川省渠縣乞丐收養所（也稱四川省渠縣殘疾人自強隊）簽訂過用工協議。”果然，李興林拿出了一份《勞務協議》。

這份協議的簽訂時間是2008年9月9日，上面沒有任何公證機關證明，只有兩人的指印。協議書上寫著：經甲（李興林）、乙（曾令全）雙方協商，甲方用乙方（渠縣殘疾人自強隊）第二批隊員5名，并一次性支付乙方9000元，甲方支付每人每月工資300元，以銀行匯款方式支付給乙方。如果甲方丟失乙方隊員，每丟失一名賠償1000元。

用比市場價低得多的人工成本，獲得更高利潤，是李興林的如意算盤。他的合作者——四川“渠縣殘疾人自強隊”負責人曾令全做的卻是“無本買賣”：從社會上“收集”智障流浪漢，“賣”到佳爾思建材廠當工人，工人工資全部匯到他的個人賬戶。兩人合伙組成了一條非法倒賣、雇傭“智障工”的黑色利益鏈。

12月13日，記者電話詢問四川省渠縣民政局，相關負責人表示，“渠縣殘疾人自強隊”等單位從未在該縣登記注冊過。

誰的責任？

成立工作組，調查監管不力的部門和人員責任

目前，12名智力障礙的“黑雇工”已被成功解救，政府對他們進行了妥善安排。托克遜縣政府將核實12人在佳爾思建材廠打工期間勞務報酬，盡快發還其本人。

這次事件，再一次挑戰了人們的良知和道德的底線。驚愕、憤慨之余，引發人們更多的思考。

人們不禁要問：企業非法用工多年，相關行政執法部門是如何履行職責的？四川這家派遣公司打著福利機構的幌子，多年掛牌非法販賣勞動力，為何不予查處？

新疆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所長、副研究員白莉認為，正是這種監督的乏力、不力、甚至不作為，才使得非法經營者能夠蔑視人的健康和尊嚴，挑戰法律和道德的底線。

托克遜縣常務副縣長楊錦也表示，“黑雇工”事件和政府部門監管不力有關。庫米什鎮佳爾思綠色建材化工廠從2006年成立至今，其“黑雇工”問題一直未被發現，政府有關部門和工作人員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托克遜縣委組織部、紀檢委已經成立工作組，對相關監管不力的部門和工作人員進行徹底調查，將追究相關責任人的責任。同時，組成數個工作組對全縣勞動用工情況進行“地毯式”大排查。

白莉說，我國已經出臺了一系列保障智障人士權利的法規。然而，仔細研究條文，不難發現有些規定過于籠統，具體落實存在問題。

比如，政府建立的社會救助站，只規定救助城市無家可歸的乞討人員。在城市以外的農村，家庭無力供養和無人監護的智障人員如何獲得救助？救助站僅僅解決智障人員暫時無人看管的問題。他們被遣返回去之后，如果又遭家人遺棄或無力照管，他們的權利如何得到保護和救助？

白莉認為，應當建立一種可持續的、長效的法律機制，才能使智障人員得到更加人性化的保護。

白莉告訴記者，“只有司法部門的嚴格執法，才是智障人員得到保護的最后一道防線。惟此，悲劇才能不再發生。” 處理結果：

12月14日20時30分，新疆托克遜縣人民政府通報：在四川警方幫助下，佳爾思建材廠非法用工案主要犯罪嫌疑人李興林（佳爾思建材廠法人代表）已于14日被抓獲，隨后李興林之子李成龍在成都被抓獲。另外一名犯罪嫌疑人曾令全也被四川警方以“非法經營罪”拘押。被李氏父子帶走的12名“黑雇工”全部獲救。職業壓力排行榜 時間：12月8日

近來，關于職業壓力排行榜的走紅備受爭議，最引人注目的是位于榜首的公務員的職位，明星，農民工均榜上有名，而其中，曠工居于最后一位也讓網友議論紛紛。一份研究稱十大壓力最大行業 公務員居首，礦工墊底

8日，有媒體報道，某課題組研究發現，領導層級越高，心身健康水平相對越低。

該課題組統計發現，壓力分數從高到低依次是：管理中層為80分；經理層為75分；教職員工為75分；一般管理技術人員為72分；醫務工作者為68分；社區人員為68分；下崗人員為68分；礦工為60分；一般企業工人為59分。其中，綜合評定認為，中國公務員壓力指數為10，排名第一。公務員 職業壓力指數：10 播音員 職業壓力指數：9 演藝明星職業壓力指數：8 作家 職業壓力指數：7 運動員 職業壓力指數：6 農民 職業壓力指數：5 農民工 職業壓力指數：4 小攤販 職業壓力指數：3 下崗工人 職業壓力指數：2 礦工 職業壓力指數：1

360行，公務員壓力排名第一？這兩天，《壓力最大職業排行榜》在網絡上迅速走紅，3 其中將公務員排在了排行榜的第一名。雖然這則帖子的排名廣受質疑，但工作、生活的壓力越來越大卻是大家感同身受的。

作為都市人，從踏出校園那一刻開始，工作、房子、孩子、升職??壓力層層加碼，直到自己變成了“高壓鍋”。昨天，本報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很多大家眼中的熱門行業，如今都成了高壓行業—— 臺州“房票門”

臺州“房票門”源于今年11月初，臺州一工商干部被曝出涉嫌倒賣“房票”牟利20萬元，引起社會廣泛關注。11月中旬，臺州市紀委出面成立聯合調查小組，重點整肅“房票”等房地產業亂象。

何謂“房票”？其實就是靠關系低價購買內部房，再轉手獲利。

臺州市民小陳上半年為了購置婚房，跑了多家房產公司，卻屢屢被告知“沒房了”。有中介告訴他，對熱門房源，只有通過買“房票”，才能買到“直改名”的一手房。

“直改名”就是對于那些還沒辦理房產證的房子，賣房人把房子轉手賣掉，然后通過開發商和房管部門的內部關系讓買房人與開發商重簽一份合同，一切仍是按照商品房買賣手續辦理，而“房票”就是這種非正規交易的產物。

“房票”曾一度壟斷臺州熱門樓市。掌握了一手房源的房東，在收取買房者房票的加價后，私下里將房源直接改名轉讓給買房者，但不通過二手房交易的正規程序。模擬題：

一、請問你對章子怡的詐捐門事件如何看待？

二、請問你對張家界將南天一柱改名為哈里路亞現象怎么看？

三、請問你對北大才子賣豬肉，高考狀元賣糖葫蘆，新聞媒體為他們宣傳后都讓他們找到了相應的工作怎么看？

四、如何看待方舟子被肖傳國雇人行兇事件？

五、如何看待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老老實實做人、干干凈凈做事”？

第四篇：2013年中國互聯網輿情分析報告完整版

2013年中國互聯網輿情分析報告

祝華新 單學剛 劉鵬飛 盧永春 齊思慧

2013年，網絡輿論板塊發生重要變化。政府加大了對互聯網的管理力度，一些違法違規的“大V”受到沉重打擊，加上微信的分流，微博熱度大幅度下降。微信用戶增長迅速，新聞客戶端也在發展中，移動互聯網開始成為社會輿論的新信源。

在突發事件中，政務微博發聲成為政府新聞發布的“標配”，中央級媒體和各級黨報紛紛開設法人微博，經常成為事態演變的重要變量。

2013傳統媒體的話語權威在媒企之爭中被削弱；與此同時，自媒體話語權也在打擊網絡謠言中暴露出先天缺陷。主流媒體如何恪守新聞專業精神，為網絡信息把好關，矯正引導網民情緒，關系到國民心態的和諧與社會的穩定發展。

一、2013年網絡輿情熱點

2013年20件熱點網絡輿情

（統計時間：2012年11月1日—2013年10月31日）

（一）網絡謠言治理初見成效

2013年8月19日，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提出：互聯網已經成為輿論斗爭的主戰場。很多人特別是年輕人基本不看主流媒體，大部分信息都從網上獲取。要把網上輿論工作作為宣傳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來抓。8月以來，有關部門加大互聯網管理力度，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的。

隨著網絡傳播的日趨碎片化和網絡生態的復雜化，在保障公眾表達和社會監督的積極功能之外，網絡輿論潛在的負面效應也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來。網民的媒介素養不夠，經常見風就是雨。某些網絡“大V”粉絲數量眾多，不經核實轉發一些謠言，擴大了謠言的負面影響。此外，某些網絡公關公司為了商業利益，編制和傳播謠言。網絡誹謗、敲詐勒索、非法經營、網絡虛假信息擾亂資本市場，讓不少公民、官員和上市公司深受其害。

公安部部署專項行動，集中打擊網絡有組織制造傳播謠言等違法犯罪，2013年8月20日開始見諸媒體報道。在互聯網蓄意制造傳播謠言、惡意侵害他人名譽、非法攫取經濟利益的秦志暉（網名“秦火火”）、楊秀宇（網名“立二拆四”）等人被抓獲。此后，陸續有數名“大V”（加V認證的微博“意見領袖”）被拘，包括：擁有超過1200萬微博粉絲的超級“大V”薛必群（網名“薛蠻子”，嫖娼）；活躍于云南的地方“意見領袖”董如彬（網名“邊民”，“惡意編造謠言牟利”）。9月9日，最高法、最高檢《關于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司法解釋》出臺。

經過幾個月的清理，網上負面的聲音明顯減少，帖文情感詞力度下降，積極正面的聲音日漸增多。本文抽取100位活躍“意見領袖”的微博，發現以2013年8月10日國信辦主任魯煒提出互聯網“七條底線”為拐點，此前兩個月累計發博72481條，此后兩個月累計發博65126條，下滑10.2%。

而8月10日以后，體制內媒體微博和政務微博的發博量超過了“意見領袖”，提示微博輿論場這兩支“國家隊”迅速崛起。

然而，打擊謠言和網絡犯罪也出現了一些引發質疑的案件。如河北清河縣女網友發帖詢問命案“真相”被行政拘留5日，甘肅張家川一名16歲的初中生上網質疑一起死亡事件有內情被刑拘，甚至在政法系統內部對有些案件也有不同看法。互聯網是否構成刑事入罪的“公共場所”，如何界定網上“尋釁滋事罪”，是各方討論的焦點。

（二）司法案件引發的輿論熱點猛增

在2013年20個熱點輿情事件中，司法案件占半數以上。9月，繼舉世矚目的***案一審宣判之后，陜西“房姐”龔愛愛案、“高鐵一姐”丁書苗案陸續開審，北京大興摔童案、李某某強奸案、河北王書金強奸案等相繼宣判，沈陽攤販殺死城管案主犯夏俊峰被執行死刑，更是使得司法公正成為空前集中的網絡議題。

不過，各類司法案件折射出的民眾心態卻各不相同。***案公審、劉志軍貪腐案審理和多起高官被查處案件，使民眾對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既打‘蒼蠅’，又打‘老虎’”的期望大增；李某某案與夏俊峰案中，網民對罪犯態度的強烈對比，折射出民眾對當下社會階層分化、強弱群體生活反差的不滿和憂慮；湖南特大非法集資案主犯曾成杰被執行死刑，則成為繼吳英案后又一起引發中產階層震動的案件。

（三）民生仍是輿情焦點，個人暴力表達有所增強

2013年，新一屆黨中央、國務院改善民生的決心和努力被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然而，中國仍處于社會轉型期，民生問題和個人權益保護依然是網絡輿情的熱點領域。2013年年初的香港奶粉“限購令”，上海黃浦江漂浮死豬，下半年的延遲退休之爭，基層政府和百姓之間、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各種摩擦事件，都涉及民眾的安全感和尊嚴，掀起情感波瀾。

從陜西延安城管暴力執法，到湖南臨武瓜農與城管沖突中意外死亡，再到河北唐山城管面對下跪商販面帶微笑，截至2013年11月初，新浪微博有關“城管”的詞頻已經高達6000萬條，不少網友傾向于“城管是社會戾氣的制造者和激化者”。而對一些攤販的暴力抗法行為等，網絡輿論則傾向于選擇性忽略。

醫患糾紛由來已久，隨著2013年10月下旬發生的浙江溫嶺患者殺醫案變得格外尖銳，出現了醫護人員集體抗議，全國上百家醫院聲援。據中國醫院協會統計，2012年每所醫院平均發生的糾紛事件由2008年的20.6起增至27.3起。與2012年哈爾濱殺醫案中不少網友的幸災樂禍相比，這次網民對被殺的醫生普遍表達了同情，不變的是對當下醫療環境和醫療體制改革的牢騷不滿。

這一年中值得深思的，是某些弱勢群體在艱難的處境下，失去對社會的信心和耐心，選擇以個人暴力的方式宣泄不滿。2013年6月7日，廈門中年男人陳水總在快速公交縱火導致47人死亡，其中包括一些高考生。7月20日，山東農民冀中星因上訪無門在首都國際機場引爆了自制炸彈。冀在進京前的最后一篇博客寫道：“我叫天，天不應，叫地，地無聲。”有網友對此作出點評：領導多融入群眾，就不會產生冀中星、陳水總。

（四）吏治反腐話題依然火爆，年輕干部遭遇“扒糞”

2013年，涉及年輕干部選拔任用的網絡熱點案例漸多，僅5月至6月出現的案例就達30多起。廣東揭陽市揭東區副區長江中詠“父子接棒”，安徽安慶驚現22歲團縣委書記，湖南衡陽市雁峰區副區長參加工作10個月提拔正科、4年提拔副處，湖南官員外甥女28歲任副縣長，參加選美后獲重用等話題，在網上議論紛紛。一時間，圍繞年輕干部出身經歷的“扒糞”風起云涌。干部年輕化本身是好事，網民擔憂的是缺乏一個公平、公正、公開的選拔程序。

網絡反腐從2012年歲末開始也變得更加集中而尖銳，網民反腐的類型多樣化、起因復雜化、爆料實名化，黨政機關查處快速化。位高權重的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國家能源局局長劉鐵男被實名舉報拉下馬，被曝光多塊名表的“表哥”、陜西省安監局局長楊達才獲刑14年，上海法官集體嫖娼被曝光??網絡反腐與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反腐倡廉的堅強決心是吻合的，但領導干部一旦被舉報就面對網民一邊倒的指控，被污名化。此外，網絡反腐易被商業敲詐和官場惡斗所利用，需要加以必要的規范。國信辦2013年再次查處了若干借反腐之名行網絡敲詐之實的輿論監督網站。9月2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正式開通，日均收到網絡舉報800件。這都有利于引導網民利用正規渠道和平臺進行合法舉報，實現網絡反腐與制度反腐的無縫對接。

在2013年的反腐案例中，有些央企的腐敗問題備受關注。中央巡視組進駐中儲糧，此前黑龍江糧庫大火，使得這家企業問題不斷被曝光。而8月以來中石油發生一系列人事地震，先后有包括國務院國資委主任、中石油原董事長蔣潔敏在內的多名高管涉嚴重違紀被調查，更是被網民冠以“窩案”“勝利（油田）系”等標簽而大力炒作。部分央企、國企脫胎于政府機關，沒有完全實現去行政化，也就承擔了社會輿論對整個公權力不滿的情緒。

（五）微信等移動通信工具分流微博用戶

微信從2012年下半年開始流行，目前用戶已達5億，海外用戶超過1億。加上米聊、來往和新近出現的易信，移動通信工具對微博用戶的分流作用明顯。從微博上陌生人的集體吐槽，轉向微信熟人間的相互取暖，提示社會參與的無力感增強。

2013年，微信公眾賬號大量涌現。2013年4月1日，中央電視臺新聞頻道推出認證公眾賬號，僅第一天訂戶增長22萬，收到用戶回復信息12萬多條。在央視《新聞聯播》結束前，新聞主播都會提醒大家關注其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在四川蘆山地震中，@人民日報、@央視新聞都通過微信為災區祈福，發布一些倡議和號召，如私家車為救援車輛讓路等，有很強的號召力。

新聞客戶端是一種基于手機的信息供給，囊括熱點新聞、體育、軍事、娛樂、購物、八卦以及網友評論等。用戶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訂閱內容，開啟了社交閱讀新時代。目前，不僅有《人民日報》、中央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等傳統媒體入駐，還吸納了不少自媒體。如原記者陳鳴開設的“濾鏡菲林”，提供新聞當事人的陳述，屬于開放式的新聞平臺；獨立時事評論員徐達內辦有“徐達內小報”，提供私人式的新聞解讀。搜狐宣布，搜狐新聞客戶端入駐媒體超過1000家，其中包括近400家自媒體，用戶總訂閱量超過6億。

（六）斯諾登事件促中國網民同步參與世界熱點

2013年的輿情熱點中，涉及國際和地區事務的議題仍占有相當比重。除釣魚島、南海問題等持續發酵外，2013年6月，美國中央情報局原雇員愛德華·斯諾登在曝光美國國家安全局的絕密電子監聽計劃“棱鏡”項目后逃亡香港，引發了中國網民的廣泛關注。“棱鏡門”讓美國人從2012年希拉里有關互聯網自由的兩次談話所標榜的道德高地跌落，也使得中國網民有了一次近距離同步參與世界熱點的機會。網友沿用“如果斯諾登是某國人”造句，表達了對美式自由雙重標準的諷刺：“如果斯諾登是中國人，奧巴馬總統肯定已邀請他前往白宮共進晚餐，還會提名他為下一屆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美國政府只在恰當時機捍衛自由與人權。”

二、“意見領袖”在輿論場的作用

（一）300名“意見領袖”影響互聯網議程設置

在這次互聯網整治中，一些違法違規的“大V”被清理，但網絡“意見領袖”仍將是一個客觀存在。根據“二級傳播”理論，大眾傳媒往往是通過民間“意見領袖”的中介作用，才能影響公眾。這種現象在互聯網平臺上更為突出。

據統計，全國103家微博客網站的用戶賬號總數已達12億個，其中新浪微博用戶賬號5.36億個，騰訊微博用戶賬號5.4億個。隨著微博客用戶群體的迅速擴大，產生了一批粉絲數超過10萬的“大V”賬號。新浪微博、騰訊微博中，擁有10萬以上粉絲（聽眾）的微博超過1.9萬個，100萬以上的超過3300個，1000萬以上的超過200個。

在一些突發事件和公共議題上，網絡“意見領袖”的影響力常常超過媒體和政府在微博中的影響力。據統計研究，平時有大約300名全國性的“意見領袖”影響著互聯網的議程設置。

（二）“意見領袖”的人口學、社會學特征

我們抽取了活躍度較高的300名網絡“意見領袖”作為樣本，進行了人口學與社會學特征分析。

1.性別特征：男性“意見領袖”更積極地參與網絡公共話題

300名“意見領袖”資料顯示，男性占據絕大多數，男性、女性人數分別為271、29，比率約為9∶1。

2.年齡段分布：以40—60歲的中年人居多

300名“意見領袖”中，出生于20世紀20年代的為3人，占樣本總數的1%；30年代的為6人，占2%；40年代的為23人，約占7.7%；50年代的80人，占26.7%；60年代的101人，約占33.6%；70年代的69人，占23%；80年代的17人，約占5.7%；90年代的僅為1人，占0.3%。

圖1 300名“意見領袖”的出生年代分布

從統計數據明顯可以看出，“意見領袖”中出生于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的人居多，合計為250人，占據樣本總人數的83%，300名“意見領袖”中以40—60歲年齡段的中年人居多。

3.出生地與現居地分析：多來自二線區域，現居一線城市

分析300名“意見領袖”的出生地可以看到，出生于一線城市（省會及直轄市）有56人；境外的有8人；多數人出生于二線區域，有236人，其中，農村區域（含縣城及其以下）為163人，城市區域73人。

圖2 “意見領袖”的出生地分布

從近兩年的所在地來看，絕大多數“意見領袖”生活在一線大城市。北京成為樣本中人數最多的城市，高達190人，約占據樣本總人數的63%；上海次之，為25人，約占8%；廣州+深圳居第三位，有18人，占6%。其他國內各省區市之和僅為42人，合計占樣本總人數的14%。

多數“意見領袖”從二線區域闖入一線城市，對草根社會的觀察和體驗有切膚之痛，而其個人奮斗的經歷對年輕人有吸引力。有少量網絡“意見領袖”則生活在境外（含港澳臺），有25人，占8%，如我國臺灣的李敖、香港的馬鼎盛及新加坡的作家六六，日本人士加藤嘉一等。

4.學歷與學科背景：學歷水平偏高，文科居多

300名“意見領袖”中，多數人具備較高的學歷，其中，擁有博士研究生學歷的有96人，占32%；擁有碩士研究生學歷的有68人，約占23%；大學及大專學歷的有114人，占38%；沒上過大學的僅有22人，約占7%。另外，在這300名“意見領袖”中，95人有過境外學習的經歷。

據統計，在278名有大學以上學歷的“意見領袖”中（占樣本總數的93%），知識背景為文科、理工科、軍事學科的人數分別為253人、22人和3人，所占比例分別約為91%、8%和1%。在253名文科類“意見領袖”中，中文學科類知識背景的人數最多（達77人），新聞傳播學科類的有65人，經濟學科類的有47人，管理學科類的有39人，法學學科類的有37人，政治學科類的有21人，教育學科類的有19人，歷史學科類的有18人。

圖3 文科類“意見領袖”的學科分布

5.職業分布概況：媒體圈、高校人數最多

從300名“意見領袖”的從事行業與所屬單位性質來看，新聞媒體圈人數最多，有83人，占28%；其次為高等院校，有61人，約占20%；第三是企業組織，有42人，約占14%。自由職業者有34人，約占11%；研究機構有30人，約占10%；退休人員有11人；從事社會團體與公益事務的有10人。另外，來自黨政軍系統的人數也不少，其中，黨政機構26人，軍方3人。

圖4 300名“意見領袖”職業分布

值得一提的是，在300名“意見領袖”中，除去目前黨政軍系統的29人，還有120人有過體制內職業經歷。如網友“十年砍柴”曾工作于國家某部委，因國務院機構精簡分流到媒體，后成為獨立專欄作家和網絡名人。

圖5 300名“意見領袖”體制內經歷情況

6.年收入水平：10萬—60萬元收入者居多

統計顯示，300名“意見領袖”年收入在10萬元以下者僅16人，約占5%；年收入在10萬至60萬元之間的居多，共209人，約占70%；60萬至200萬元的有48人，約占16%；200萬元以上的有27人，占9%。

圖6 300名“意見領袖”的收入情況

7.多數能在傳統媒體發聲

300名“意見領袖”中，絕大多數人和傳統媒體保持較好的互動關系。檢索發現，2013年，有263人在傳統媒體發表過署名文章或在電視臺出鏡。“意見領袖”在傳統媒體發聲，有助于對國情的理性把握、平和表達，進一步提升個人的影響力。

（三）“意見領袖”的傾向性分析

從300名“意見領袖”中進一步抽取更為活躍的100人，進行帖文語義分析。篩選出影響網絡輿論的20個批判性詞語，統計每個“意見領袖”使用這些關鍵詞的次數，試圖歸納出其意見傾向性。

運用新浪微博高級搜索功能，可發現100名“意見領袖”提及次數最多的20個詞匯依次是：政府、改革、自由、兒童、腐敗、司法、舉報、道德、謠言、公平、城管、房價、校長、移民、上訪、強拆、民生、霧霾、轉基因、性侵。其中，提及“政府”的微博占樣本總量的27.37%，提及“改革”的占12.29%，提及“自由”的占11.20%，提及“兒童”和“腐敗”的分別占5.31%和5.29%。這些微博都超越了對個人生活境遇的關切，多與國家政策走向相關，顯示出“意見領袖”的家國情懷。

在監測時段內，這100名“意見領袖”的微博總量為46.3萬條。通過統計每個職業類別的人數與微博總數，發現作家的人均微博最多，達7667條；其次是律師、資深媒體人和公益人士，人均發博分別約為5308條、4649條和4624條；而黨政干部、普通記者和主持人的人均微博數都在1000條以下。

圖7 網絡輿情關鍵詞分析

（注：樣本量48148條，時間跨度為2012年互聯網輿情報告截稿的2012年11月1日至2013年10月31日）

進一步分析表明，學者群體在各類輿情事件中最為活躍。如學者劉勝軍關注與“改革”“腐敗”“公平”“移民”相關的事件，“改革”是其微博的主旋律，“腐敗”論與“公平”論常引起共鳴。在關鍵詞涉及的具體事件中，大部分學者希望中國能進行深層改革，扶助民生，進而改良現狀。

數據顯示，律師群體在吏治反腐類的司法輿情，以及涉及上訪、強拆的輿情事件中尤為活躍。律師一方面維護當事人權益，要求政府給出合理解釋；而另一方面，在多起重大司法案例中也有發動“輿論審判”的嫌疑。無論是李某某案還是夏俊峰案，一些未經查證的情況和觀點都在不同程度上誤導了輿論，有悖于律師職業倫理。《檢察日報》文章《律師發動輿論審判的惡果》指出，“輿論審判對于法律的權威、對于司法的公信而言，只會產生更加嚴重的打擊和傷害，而不是拯救”。

媒體人群體是微博議程設置的關鍵角色。媒體人實名舉報掀起了網絡反腐高潮，但在重大公共事件中某些情況和觀點的“偏差”，也加劇了社會對抗性情緒，提高了輿情處置的難度。

概括而言，“意見領袖”這個族群已在網絡空間活躍很久，同時對現實的社會進程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社會轉型期，他們一定程度上成為民意的代言人，向政府陳情，施加輿論壓力，但又經常畸形放大某些超越現實可行性的偏激訴求。在2008年中國互聯網輿情分析報告中，我們把關注新聞時事、在網上直抒胸臆的網民稱為“新意見階層”，網絡“意見領袖”就是這個階層最活躍、較有影響力的部分。客觀評估他們的建設性和合作精神，去包容他們，減少其對體制的對抗性，是意識形態工作和社會管理創新的重要方面。

三、打擊謠言與網絡輿論格局的新變化

（一）互聯網治理的四個節點

2013年8月以來的打擊網絡謠言，警方抓捕違法“大V”，急風暴雨的治理對全社會產生震撼，似乎對互聯網的態度以打壓為主。其實，近年來互聯網治理已經形成一整套較為完整的剛柔并濟的思路，有如下4個重要節點：

2011年10月13日，國信辦召開“積極運用微博客服務社會經驗交流會”，鼓勵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開設微博客、用好微博客。

2012年7月21日北京暴雨之夜，人民日報開通法人微博，現在已經成為了第一大媒體微博，并帶動一批體制內媒體前進到微博輿論場域中，積極引導輿論。

2013年8月10日，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主任魯煒提出互聯網“七條底線”，體現了網民自律和網絡社區自治的柔性治理思路。

2013年9月9日，“兩高”出臺《關于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標志著對網絡消極現象從被動應對變成主動依法治理。

四個節點表明，有關部門和單位對互聯網既有強力管制，也要生態調節，既要善管，更要善用。

（二）政務微博和媒體微博的成長

到2013歲末，政務微博約有20萬家，已經成政府新聞發布和突發事件處置的“標配”。黨政部門通過政務微博第一時間通報權威信息，成為新聞信源和事態演變的重要變量。濟南市中院官方微博直播***案審理，僅在人民網的賬號，就有粉絲115萬，庭審四天半所發微博的總閱讀量達到5億。在陳水總制造公交車起火案后，@廈門警方在線發布9條微博，不僅通報案件信息和救援情況，而且發出“今晚無眠，廈門之痛”“堅強廈門，愛廈門，共努力”等充滿哀思的微博，累計收獲網民轉評近2萬條。而在曾成杰被執行死刑后，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官方微博稱：“法律沒有明文規定，對犯人執行死刑時，犯人必須跟親人見面。”網友稱為“冰冷回復”，群起而攻之。半小時后，法院刪除此條，微博道歉帖收獲超7萬次的轉評數，甚至有網友敦促院長引咎辭職。

體制內媒體微博以@人民日報一馬當先，它詮釋主流立場、回應網民關切，促進政府和民眾之間的相互理解與包容，有了較高的黏合度。人民日報的新浪微博，截至2013年10月底，被“@”2700萬次，這與其1100萬粉絲同樣重要。

體制內媒體在黨政領導人出訪、干部人事貪腐案件、重大自然災害事故、社會安全事件、公共衛生事件等方面，介入及時，力度大，發揮了輿論主導作用。以2013年各地發生的禽流感事件為例，體制內媒體的反應速度已經逐漸趕超網民和市場化媒體。在四川雅安蘆山地震中，4月20日8時8分，新華網官方微博@新華網發布四川雅安5.9級地震的消息，是最早發布地震消息的媒體。9時10分，新華社官方微博@新華視點發消息稱其報道組正在前往災區的路上。9時55分，《解放軍報》記者部官方微博@軍報記者發消息稱“成都軍區第一批抗震救災工作組已經出發，趕往災區”。而地震發生地的四川衛視形成了電視主播、微博配合、連線現場的三位一體式報道。對微博提供的各種求救線索和事件，現場記者都進行了后續的追蹤，微博發布者與電視臺記者完美地進行了任務的交接。例如，“地震寶寶”的后續報道，救災途中軍車墜入懸崖的報道，寶興縣孤島的報道，災區寫生學生順利返家的報道等。

（三）網上體制內外的力量對比

目前互聯網輿論的力量構成，主要分為民間“意見領袖”、市場化媒體、體制內媒體和政務微博四支力量。

本文抽取2013年的熱點輿情100件，發現首發曝光的媒介中，體制內媒體所占比例接近三成；市場化媒體首發曝光的約占1/4；而網民和網絡認證用戶通過互聯網自媒體曝光的則接近半數，但很多爆料也是因為市場化媒體或體制內媒體的介入而迅速升級擴散（見圖1）。

圖1 100件熱點輿情中首發曝光的媒介

互聯網為大眾提供了信息互動的平臺，不斷成長為新聞曝光、輿情發酵以及傳播的主要渠道（見表

1、圖2）。

圖2 100件熱點輿情的話語權分布

（注：話語權數值主要參考事件發生過程中，不同類型微博在事件曝光、發酵、升級和輿情處置中的覆蓋面與活躍度，以是否成功實現議程設置或使輿情發生重要轉折，評估某一事件中哪一類型微博話語權最高，并對全部案例進行統計。）

表1 2013年網絡自媒體首發的熱點輿情

很多輿情事件更多是復合型的議程設置，民間“意見領袖”、傳統媒體、草根網友常常形成“默契”，共同推動話題升溫。

數據顯示，僅就入選的3類微博而言：微博凈增數，體制內媒體微博第一；政務微博第二；網絡“意見領袖”居末位，只有體制內媒體微博的約1/3。博文轉評總數，“意見領袖”第一；體制內媒體微博第二；政務微博居末位，不足“意見領袖”的14%；體制內媒體微博和政務微博兩組相加，數量仍遜于“意見領袖”。這顯示出微博輿論場上“國家隊”在帖文數量上已取得優勢，下一步需要提高正面輿論的說服力、感染力（見表2）。

表2 政務微博、體制內媒體微博和網絡“意見領袖”微博互動效果

（注：3類微博各選取較為活躍的10個賬戶，統計時段為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1月5日。）

（四）媒企博弈挑戰媒體公信力

媒體和企業的博弈，是2013年輿論生態的一個重要側面，媒體前所未有地遭遇公信力危機。特別是《新快報》記者涉嫌收取50萬元好處費炮轟中聯重科，讓媒體人在這一年過得沉重。

專家指出，媒體也是一種“隱性公權”，要謹防尋租。不能因為警方執法的程序瑕疵，而原諒《新快報》記者人格和報格的失守。打鐵還要自身硬，新聞媒體的公器私用有負于輿論監督的社會責任和公眾信賴。而企業的不正當競爭，各自供養記者和官員，掩蓋或歪曲真相，也侵蝕著媒體的操守。

《京華時報》發70多個版面與農夫山泉的對峙，似也深陷利益糾葛。有網友評《京華時報》的報道《四問農夫山泉，請你正面回答》：這種意氣十足的標題，已失去了媒體監督的分寸感。“你，你，你”，中立客觀感沒有了。而農夫山泉的微博則回擊：這個問題，你必須給公眾講清楚。《京華時報》，你跑不掉，也別想跑。

在這對“你和我”的矛盾沖突中，雙方都丟掉了一個更重要的第三方，即消費者和公眾。媒體在監督報道中如何擺正位置，超越利益糾葛、還原事實真相？中國記協在這場有巨大爭議的媒企之爭中，如何給媒體人提供一些職業價值規范？

中央電視臺等體制內媒體對蘋果、星巴克不惜篇幅的批評性報道，也引起了網絡輿論的反彈。國家級媒體維護本國消費者的權益，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好事，但同時需要傾注更大的心力關注和監督國內企業所提供的產品、服務，如奶粉安全，因為后者更關乎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四、互聯網的生態治理

互聯網在中國經過狂飆突進的發展，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最大變量”。本屆政府強化了互聯網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陣地”意識，要求守土有責，守土盡責。預測2014年和今后十年互聯網的發展和管理，需要處理好如下幾對矛盾。

（一）互聯網與體制的磨合

從2001年人民網突破地方政府的封鎖，率先披露廣西南丹礦難，到孫志剛事件中網絡輿論沸騰，推動《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廢止，互聯網十幾年來就是在與體制的摩擦和磨合中，從BBS、QQ、博客前進到微博、微信，獲得持續發展。

2013年秋季開始的互聯網整治，不妨視為新一屆執政團隊開啟新的十年、奮發有為的雄心。在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時，需要奠定一個維護體制威權的輿論環境。

但是，中國不可能回到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大一統局面。互聯網是中國社會的出氣孔和安全閥，草根網民的呼聲，哪怕是偏激的訴求，釋放出來也有利于政府和全社會發現問題，及時解決，避免小事拖大、大事拖炸。自下而上的民意表達有助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深化改革，增加體制的彈性和張力。

體制需要認可和接納網民這種新的社會參與力量；與此同時，網民的意見表達和政治參與也要學會克制。這種克制表現為：立足于制度的修復和完善，補臺而不是拆臺；從具體而微的民生問題和老百姓個人權利維護問題做起，不執著于宏大的政治敘事，放棄在網絡空間極易被放大和追捧的英雄主義情結，水滴石穿般推進中國社會進步；自覺在體制的空白缺漏處拾遺補缺。這些體現在近年基于互聯網的微公益活動中，從“微博打拐”“免費午餐”到“光盤行動”“大病醫保”，“微公益”成為官民聯手改良中國的試驗田。

從打擊網絡謠言推測中國政府企圖撲滅互聯網是沒有依據的，互聯網在中國的發展不會出現大倒退。2013年10月15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強政府信息公開回應社會關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見》，規定與宏觀經濟和民生關系密切以及社會關注事項較多的政府部門原則上每季度至少舉辦一次新聞發布會，主動做好重要政策法規解讀，妥善回應公眾質疑，并積極探索利用政務微博、微信等新媒體。打擊造謠傳謠的治本之策在于推動政務公開，提升政府公信力，提高網民的媒介素養。

2013年8月，國務院還印發了《關于促進信息消費擴大內需的若干意見》，設想基于互聯網的新型信息消費規模年均增長30%以上。

互聯網是我們面臨的“最大變量”，處置不好是“心頭之患”，處置得當就是黨和政府“公共治理”與基層民主的新平臺。在新十年的開端，在互聯網的發展和管理之間如何取得平衡，政府在善管與善用互聯網之間斟酌損益，未來還有很大想象空間。

（二）互聯網的泡沫和土層

目前互聯網信源豐富多彩，從微博、微信到新聞客戶端，但信息碎片化。特別是前幾年叱咤風云的時政類“大V”，往往是在自己不熟悉的領域發言，有的還好勇斗狠，卻擁有百萬、千萬量級的粉絲，屬于網絡輿論的泡沫。大力擠掉泡沫，有利于塑造理性平和的輿論生態，但手法尚待完善。

在一些違法違規“大V”落馬之際，可以考慮包容專家型“中V”在自己熟悉的領域理性建言。例如，通過對10位有代表性的專業“中V”的考察，發現以2013年8月10日提出互聯網“七條底線”為基點，后2個月發博數比前2個月增加961條。青少年教育專家孫云曉在8月10日前的2個月里日均發帖11.57條，后2個月為15.79條；新聞學教授陳昌鳳每條微博的平均轉評數由6月的29.5條上升到10月的35.5條。

（三）網民的自律、自治和他律

政府的網上輿論工作，需要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把打擊網絡謠言納入法制的軌道，需要把握好政策和法律的界限。對于網上的雜音，要分清娛樂（審美趣味）、道德和法律三個層面，分類處置；要分清文化批評和法律制裁，多用舌頭少用拳頭。

尊重和鼓勵網絡社區的自律與自治，不僅涉及網絡輿論生態的健康，而且涉及未來的社會轉型，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之外，進行社會建設，包容和鼓勵民間自組織力量的培育，也是推進治理現代化的重要途徑。

（四）自媒體的勃興和專業媒體的制衡

近年來在網絡輿論的研究中，出現了高估自媒體作用的傾向。其實，網友的“公民報道”和“圍觀”只是業余隊，而新聞媒體、門戶網站才是專業隊。治理網絡亂象，不必只盯著自媒體。“凈網”是不可能的，互聯網本來就是在信息的自由流動和觀點的對沖碰撞中，逐漸還原事實真相、凝聚社會共識的。比自媒體更重要的，是傳統媒體和門戶網站發揮好紛亂網絡信息的“把關人”和偏激的網民情緒“定海神針”的作用。

抽取2013年20件由黨報、國家電視臺、重點新聞網站曝光和第一時間介入的輿情案例，發現體制內媒體的及時報道對市場化媒體和行業媒體更能形成強大示范效應（見表1）。其中，有50%黨報黨刊報道總數超300篇的事件，上升為全國排名前20的事件。而這些事件全部為都市綜合類報紙和行業報刊上排名最高的事件，最低熱度分別超650篇和200篇。在網絡輿論空前發達的今天，黨報臺網、市場化媒體和行業媒體對輿論議程仍發揮主導作用。

近年來，有些媒體的報道成為網帖的印刷版，媒體微博的立論成為網絡“意見領袖”的尾巴，有損于專業媒體的高度和使命。需要專業媒體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包括維護法治、國家利益，促進社會對話而不是對抗，倡導建設性心態等方面，超越網上極化思維，勇于發出中道理性之聲。（全文完）

表1 2013年體制內媒體最先曝光事件的新聞報道情況

（注：新聞檢索時間為2013年1月1日至11月4日；檢索媒體：人民網中文報刊監測系統中收錄的355家黨報黨刊、343家都市綜合報、374家行業報刊。）

第五篇：人民網輿情監測室：2010中國互聯網輿情分析報告

人民網輿情監測室：2010中國互聯網輿情分析報告

人民網北京12月15日電中國社會科學院12月15日上午召開了“2011年《社會藍皮書》發布暨中國社會形勢報告會”，2011年《社會藍皮書》正式對外發布，由人民網輿情監測室輿情分析師祝華新、單學剛、胡江春撰寫的《2010年中國互聯網輿情分析報告》同時面世。這是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研究人員連續第四年為社會藍皮書撰寫“互聯網輿情分析報告”，引發了媒體和網民的廣泛關注。2010年中國互聯網輿情報告解讀之一

互聯網進入全民“圍觀”時代

在即將過去的2010年中，中國網絡輿論繼續著迅猛發展的勢頭，截至6月30日，中國的網民數量達4.2億人，互聯網普及率達到31.8%，往往是某個突發事件在網上剛一曝光，即可迅速引爆全國輿論，把地區性、局部性和帶有某種偶然性的問題，變成全民“圍觀”的公共話題。

今年的報告研究周期內(2009年11月11日至2010年11月8日)，盡管沒有出現2009年“欺實馬”事件、鄧玉嬌事件、“釣魚執法”事件這樣影響力巨大的事件，但根據五大網絡社區和新浪微博客的統計，一年來圍繞熱點事件的發帖數量依然有較大增長，在全年20大熱點事件中，帖子超過5萬條的熱點事件有13項，其中發帖超過10萬條的事件有7項，超過100萬條的有2項。這些熱點事件主要涉及公民權利保護、公共權力監督、公共秩序維護、公共道德伸張等一系列重大社會問題，體現了中國網民積極的社會參與意識。2010年中國互聯網輿情報告解讀之二

網絡輿論載體多樣化微博客影響力陡升

人民網北京12月15日電由人民網輿情監測室輿情分析師祝華新、單學剛、胡江春撰寫的《2010年中國互聯網輿情分析報告》中的研究成果表明，在即將過去的2010年中，各種網絡輿論載體的力量對比也在悄然發生著變化，以微博客、網絡社群等為代表的新興輿論載體的作用非常突出，而傳統的網絡論壇、博客爆料功能弱化，門戶網站新聞影響力降低，新聞跟帖數量減少。

微博客可以通過電腦、手機等客戶端即時發布消息，每條僅140字左右，便于簡短地表達見聞和感受。2008年微博客在國內逐漸興起，2009年以來，新浪微博測試版上線，截至2010年10月底粉絲數超過百萬的博主已達63個，逐漸成為國內影響力最大的微博，人民網、騰訊、搜狐、網易、天涯社區等也紛紛推出自己的微博平臺。據新浪發布《中國微博元年市場白皮書》數據顯示，2010年3~6月，國內微博市場月覆蓋人數從5452.1萬人增長到10307萬人，月度有效瀏覽時間從761.07萬小時增長到3035.69萬小時。

隨著微博影響力的擴大，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社會名人和突發事件當事人開始使用微博，微博話題也從日常瑣事轉向社會事件，微博客因而成為了網民收發信息的首選載體之一，其涉及領域已滲透到網民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無論是在重大事件、防災救災，還是公民權益、社會救助等各個領域，微博客都成為重要的信息發布載體之一，往往也對事件的發展起到重大的影響和推動作用。微博客還實現了對突發事件的“現場直播”，通過手機等無線終端，每個人都可以輕而易舉地成為信息發布者，在突發事件中成為了報道的主要載體和言論表達的開放平臺。在江西宜黃拆遷自焚事件中，微博客的作用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特別是當事人鐘如九自己開通微博，直播事情的后續進展，9月26日晚，鐘如九更新微博，發出母親自焚后病危的消息，被轉發1.3萬次。經過網民信息接力，28日鐘母轉往北京解放軍總醫院治療。微博客網友以每個人都承擔一份責任的方式，成為推動社會良性發展的“微動力”。

以QQ群和SNS(Social Network Services)社交網站為主要形式的中國網絡社群同樣發展迅猛，在網絡社群中，成員之間的關系往往以現實社會中的關系為基礎，因而信息傳播的真實度很高。據公開數據，目前中國QQ群已經超過5000萬個，開心網的注冊用戶數已經達到8000萬個，人人網(原校內網)更是達到了1.2億個。這樣龐大的用戶群不僅為相互聯絡提供了便利，也為公共信息傳播提供了一條新的通道。雖然目前國內社交網站的主要作用是娛樂與交友，較少介入社會公共事務，但考慮到社群成員在組織上相對緊密的優勢，所以，在未來的突發事件中，網絡社群很可能成為繼微博客之后又一種影響力極強的傳播工具。

微博客和網絡社群不僅僅是言論表達平臺，也是參政議政的良好工具，是政府陽光執政不可缺少的通道。在這種形勢下，高度重視并積極研究網絡輿情的新趨勢、新特點，有利于各級黨政機關把握社會發展的脈搏和“痛點”，找到網絡良性互動的渠道，為和諧社會的構建創造條件。

2010年中國互聯網輿情報告解讀之三

網絡問政開辟官民良性互動的全新平臺

人民網北京12月15日電由人民網輿情監測室輿情分析師祝華新、單學剛、胡江春撰寫的《2010年中國互聯網輿情分析報告》揭示，在即將過去的2010年中，中央和地方各級黨政機關越來越意識到網絡民意的重要性，都在持續探索通過互聯網有效聽取民意、匯集民智、排解民怨的方法和途徑，取得了很多值得總結和推廣的經驗，可以說，網絡問政開辟了黨和政府與人民群眾之間更好交流的全新平臺。2010年2月27日，溫家寶總理再次與網友在線交流，就房地產市場調控、醫療體制改革、社會財富分配等問題回答網友提問，網民通過新華網“發展論壇”發出的帖子就超過了10萬條。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在法制網與網友在線交流，透露中央政法委機關每個月向他報告一次網民意見和建議。

網民留言板這一形態在2010年繼續快速發展。曾在2009年獲得中國新聞獎的人民網“地方領導留言板”繼續得到各地黨政機關的積極回應，截至目前已經有45位省委書記、省長和超過170位地市級一把手對“留言板”中的網友留言做出公開回復，涉及全國28個省區市，促成各地大量實際問題的及時解決，有力化解了社會矛盾。在這一經驗的鼓舞下，人民網“部委領導留言板”、“知名企業留言板”等板塊相繼開通，公安部先后11次集中回復人民網網友留言，教育部、衛生部、國資委等部門也都先后回復了網友反映的問題。截至目前，全國已有山西、安徽等15省區市以“文件”的形式，建立起回復辦理包括人民網“留言板”在內的網民留言的固定工作機制，明確了辦理機構和流程，吉林省委辦公廳組建了網友留言督辦處，云南、天津等信訪部門組建了網絡信訪處，制度化辦理網民留言成為“時尚”。

地方網絡問政平臺的發展也很迅猛。廣東的奧一網網絡問政平臺在2009年7月升級改版，建成了地方第一個系統化的“網絡問政平臺”，“捎話汪書記”、“有話問黃省長”等常設板塊吸引了大批網民留言。天津政務網和北方網共同創辦的網絡互動平臺“政民零距離”欄目，推行“件件有回復、件件能落實”，讓網民倍感親切。被譽為“最務實也最有個性的官方網站”的成都市新都區“香城新都網”問政平臺，以個性化回復，一改政府“刻板形象”，受到追捧。寧夏石嘴山市開設了“石嘴山人民議政網”，政府在網站上公開評議信訪問題，公布信訪事件的處理過程、處理結果，市長的批件也清晰可見。

靈活運用各種新形式，提高網上互動效率也是今年網絡問政的新特點之一。網絡發言人制度2009年開始在部分地區試水后，逐漸在全國范圍內推廣。江蘇南京市委宣傳部在“中國南京網”開設了“網絡發言人論壇”，90名網絡發言人均由所在地區、單位的班子成員或中層領導擔任。繼云南省政府新聞辦、湖南桃源縣政府率先開設政府微博之后，公安系統微博在2010年如雨后春筍般出現。2010年2月，廣東開設我國首批公安微博群，此后，河北公安微博群、濟南公安微博群等相繼浮出水面。8月1日，北京公安正式開通官方微博“平安北京”后，20天內訪問量突破210萬人次，“粉絲”近5萬人。目前，新浪微博中帶有“公安”標簽的已達244家。

在突發事件中，積極利用網絡空間發布消息、澄清事實，也越來越得到地方各級黨政機關的重視。在2010年9月江西上饒縣一起拆遷沖突中，當地政府主動將沖突現場的大量圖片、視頻資料和一些證明文檔在網上公開發布。雖然拆遷戶和政府至今依然各執一詞，但這對長期以來政府、拆遷戶之間的糾紛解決提供了新路徑。

事實證明，網絡問政的發展有助于緩解民怨，維護社會和諧穩定。江蘇睢寧縣委書記王天琦在“西祠胡同”實名注冊亮相，網友也踴躍跟帖發帖，全縣各個單位均明確一名領導班子主要成員兼任網絡發言人，同時設有一名網絡聯絡員，及時掌握網絡信息，在48小時之內回復網民們提出的問題。2008年10月后被問責的108名干部中，78人與“網絡問政”有關。2009年睢寧縣進京、去省、到市上訪總量同比批數下降32%，人次下降41%。這些舉措有效緩解了社會矛盾，減少了上訪，推動了和諧社會的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