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對農場地區檢察監督職能的認識
對農場地區檢察監督職能的認識
毛毅佳
內容摘要 根據我國憲法規定,人民檢察院有行使檢察監督的權力。我國刑法、刑訴法都概括規定了實行檢察監督的方式和方法。本文以地處安徽南部的上海市白茅嶺農場地區的檢察監督工作為例,主要通過對白茅嶺地區派駐檢察的歷史延續,探討檢察機關在監獄及農場地區的職能。
關鍵詞 農場地區 檢察監督 主要職能
根據我國憲法規定,人民檢察院有行使檢察監督的權力。我國刑法、刑訴法都概括規定了實行檢察監督的方式和方法。我國刑訴法第222條、223條、224條、最高法刑訴解釋第353條、365條、最高檢刑訴規則第412條到436條等法律、司法解釋都詳細規定了人民檢察院對刑罰執行監督的內容。上海市目前在安徽南部有軍天湖、白茅嶺兩處監獄,其前身為軍天湖農場、白茅嶺農場,另在江蘇北部有兩處農場,實行勞動教養。本文以皖南白茅嶺農場為例,主要探討檢察機關在監獄及農場地區的職能。
一、農場及農場檢察院簡介
農場地區簡介。以地處安徽省南部的上海市白茅嶺農場 為例,上海市白茅嶺監獄,又稱上海市白茅嶺農場,建于皖南郎溪、廣德兩縣交界的丘陵地帶,占地40.5平方公里,1956年3月開始,作為上海市內游民、殘老、流浪兒童和孤兒的教養外移基地。60年代后期,白茅嶺農場開始接受法院判決后的服刑人員(已決犯)進行勞動改造。20世紀90年代,上海曾有將近一半的服刑人員在白茅嶺農場接受勞動改造。2004年4月,白茅嶺農場中心監獄建成,服刑人員集體搬遷至中心監獄服刑,結束了以往幾十年的“農田散放”的改造方式,服刑人員的生活條件、勞動條件都有極大改善。同時白茅嶺農場分為了大墻內的監獄和大墻外的社區兩個獨立管理單位,實行由上海市監獄管理局統一領導、分別管理的模式。
白茅嶺農場區檢察院的歷史:1980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部、公安部聯合下達的通知中提出:“北京、上海兩市設在外地的勞改單位,應由該兩市中級人民法院派出法庭,人民檢察院應當派出和法院相適應的檢察機構。”。1984年,上海市白茅嶺地區檢察院開始籌建,1985年11月,經最高人民檢察院、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第八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批準,正式成立了上海市白茅嶺地區人民檢察院,作為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的派出機構,行使縣級檢察機關職權。白茅嶺檢察院內部機構設臵1室1科,即辦公室、業務科。其干部配備由上海市人民檢察院、上海市人民檢察院分院、各區、縣人民檢察院派出,每 1~2年輪換一次。地址在安徽省郎溪縣白茅嶺農場內。1988年10月1日,經最高人民檢察院和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批準,易名為上海市白茅嶺農場區人民檢察院。2005年4月20日,根據上海市人民檢察院調整派駐檢察機構,整合監所檢察資源的思路,上海市軍天湖農場區人民檢察院與上海市白茅嶺農場區人民檢察院實行合并,上海市白茅嶺農場區人民檢察院的機構被撤銷,其全部業務職能由上海市軍天湖農場區人民檢察院新設的駐白茅嶺監獄檢察室承擔。目前,軍天湖檢察院承擔著對上海市軍天湖監獄和上海市白茅嶺監獄的檢察監督職責,駐白茅嶺檢察室干部日常辦公、住宿仍在白茅嶺農場內。
二、白茅嶺檢察機關的職能
綜上可見,農場檢察院最初主要為刑罰執行監督而設立。而所謂刑罰執行監督,即檢察監督的主要任務集中在對監獄的監管活動,對人民法院裁定減刑、假釋是否合法實行監督;對刑罰執行和監管活動中的職務犯罪案件進行立案偵查,開展職務犯罪預防工作;對罪犯又犯罪案件審查逮捕、審查起訴,對立案、偵查和審判活動是否合法實行監督;受理被監管人及其近親屬、法定代理人的控告、舉報和申訴等工作。
2005年后,隨著白茅嶺中心監獄的投入使用,農場、監獄的分離,農場檢察院的職能范圍逐步擴大,從以往單純以駐監檢察為主轉變為以駐監檢察、縣級檢察院基本職能并重的格局。截止2010年末,白茅嶺監獄在押犯1800余人,分為五個監區,白茅嶺農場地區人口5000余人,有社區機關、監獄機關、部隊、學校、醫院、工貿公司、茶場、超市、酒店、浴室等機關、企業、個體工商戶等數十家單位。農場人口已經大大超越監獄在押犯人數。農場內經濟、社會活動逐年增多,屬于檢察機關職能范圍的案件、事件也逐漸顯現。具體體現在:
(一)駐白茅嶺監獄檢察室日常的工作職責已經超越駐監檢察的范疇,包含了監所檢察條線的所有業務內容。如監外執行的檢察監督按職能不屬于駐監檢察室職責范圍,但在2010年底,就出現戶籍地在農場地區的刑事犯罪人員被裁定暫予監外執行返回原籍的情況,駐監檢察室同白茅嶺地區公安局、社區相互配合,由駐監檢察室干部赴上海外調,調取監外執行人員基本情況及在上海常住地的表現,并監督農場公安局將該人員納入重點人員列管之中。
(二)駐監檢察室的職能也體現在預防犯罪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方面。上海發生“11〃15”特大火災后,農場社區機關、農場公安局同駐監檢察室密切配合,在農場地區開展排查消防安全隱患行動,由農場檢察院向相關部門發出檢察建議書,列明檢查情況和安全隱患、要求督促落實消防安全責任制。
(三)辦理刑事案件方面。近幾年來白茅嶺農場地區社會穩定,刑事案件甚至治安案件都處于偶發甚至不發的狀態,但也曾發生過故意殺人未遂、強奸等案件,此類案件都 由駐監檢察室辦理,并由駐監檢察室檢察員代表檢察機關出庭公訴。
(四)法制宣傳教育方面。駐監檢察室定期同駐地武警部隊開展法律知識問答,在武警部隊內部報刊上登載《檢察官說法》欄目,豐富官兵的法律常識。社區機關、監獄紀委等則不定期邀請檢察干部為農場干部、干警開展法制教育和反腐倡廉教育。
(五)其他工作方面。如在2010年7月的安徽當地大暴雨中,農場駐軍及干警為確保白茅嶺地區安全,全力抗洪搶險、駐監檢察室則及時制發公函,逐一列明監獄、社區的重點部位,要求農場機關及時制定、傳達防汛預案和措施。
由此可見,白茅嶺農場駐監檢察室的職責已不局限于大墻之內,而是立足于整個農場地區,干部編制5人的白茅嶺駐監檢察室,堪稱最小的“檢察院”。據此,筆者認為,根據目前各區縣檢察院的職能分工,目前農場地區檢察院的主要職責應當包含如下內容:
(一)依法對轄區內貪污賄賂犯罪、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瀆職犯罪和利用職權實施的非法拘禁、刑訊逼供、報復陷害、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人身權利與民主權利的犯罪案件進行偵查,(二)對轄區內刑事犯罪案件依法審查批捕,對公安機關的立案和偵查活動進行法律監督。
(三)對轄區內一般刑事犯罪案件依法審查起訴,對人民法院的刑事審判活動進行法律監督。
(四)依法對監獄刑罰執行活動進行法律監督。
(五)依法對轄區內民事和行政案件審判活動進行法律監督。
(六)受理公民控告、申訴和檢舉,辦理刑事賠償事項;受理對貪污賄賂等犯罪的舉報工作。
(七)分析、研究轄區內貪污賄賂、瀆職和侵權犯罪的動態、特點、規律及社會治安狀況,提出防治對策;開展預防犯罪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
(八)對于檢察工作中遇到的應用法律問題,向有關部門提出解釋和建議。
(九)承辦應由農場檢察院負責的其他事項。在農場地區檢察院的職責中,依法對監獄刑罰執行活動進行法律監督、保障刑罰的順利實施、維護服刑人員的合法權益,則又是所有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具體則是對減刑、假釋、保外就醫等開展同步檢察工作,即在監獄機關對服刑人員開展減刑、假釋、保外就醫審查的同時,進行書面的合法性審查,同服刑人員談話,了解其大帳收支、以及重點人員的減刑假釋開庭審理的現場監督等工作。
三、目前面臨的主要問題和對策
派駐農場檢察機關已有將近三十年的歷史,為確保監管場所的安全穩定做出了極大的貢獻,為當地農場社區的經濟 發展起到了保駕護航的良好作用,也培養、鍛煉了一大批熟悉監所檢察業務的檢察干部。但是農場檢察機關在日常工作中也同樣面臨各種問題,筆者在此提出以期探討。
一是農場檢察院檢察員的法律資格問題。農場院目前干部由各單位選派,每兩年輪換一次,檢察長、副檢察長任期三年。根據檢察官法第五章第十二條規定,“檢察官職務的任免,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的任免權限和程序辦理〃〃〃〃〃〃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由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和罷免,副檢察長、檢委會委員和檢察員由本院檢察長提請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任免〃〃〃〃〃〃〃在省、自治區內按地區設立的和在直轄市內設立的人民檢察院分院檢察長、副檢察長、檢察委員會委員和檢察員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提請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任免。”,農場地區當前并無人民代表大會,由社區管委會行使政府行政管理職能,農場居民戶口在農場本地、本市寶山、閔行等區。目前農場院正副檢察長由上海市人大常委會任命,則據此,檢察員也應由市人大任命。而現實情況是農場院干部的檢察員資格由各所屬區縣人大任命,檢察員的工作權限應在本轄區范圍內,農場地區則明顯不屬于各區縣所屬。那么是否可以通過由檢察長臨時性任命助理檢察員來解決這個問題,亦或是具有檢察官資格的派駐干部由原所在區人大常委會撤銷其檢察員資格,改由市人大常委會任命? 二是駐白茅嶺監獄檢察室是否可以將“監獄”二字去掉,更名為駐白茅嶺檢察室?如前所述,農場檢察機關的工作已不僅僅局限于大墻內的監所檢察,而在農場檢察院設立之初,就已規定了行使縣級檢察院職能,白茅嶺檢察院雖然已與軍天湖檢察院合并,但駐白茅嶺檢察室的職能仍與合并前相同。根據農場當地社情民情,檢察機關的職能應得到加強,即根據需要,充分履行縣級檢察院的職能,為維護農場地區的穩定發展而服務。
三是是否可以通過市人大立法,或者部門規章、工作紀要、備忘錄等形式,加強監獄與農場檢察機關的橫向聯系。排除目前部分監檢關系靠“各自為政”、“各自為戰”,熟人好辦事、生人走不通的局面,使全市監、檢部門監督與被監督的形式、內容大致統一,排除人為的干擾因素。如白茅嶺監獄同軍天湖檢察院目前每半年召開一次聯席會議,總結前半年工作、計劃下半年安排,白茅嶺檢察室則每周參加監獄工作例會。如果能在更上層以文件形式固定橫向聯系的方式方法,則能對所有駐監檢察室、監獄產生約束力。
四是農場區檢察院沒有對轄區內民事和行政案件審判活動進行法律監督的權力。這一點可能是因為農場內沒有派駐法院,而農場干警、職工甚至服刑人員在面臨民事法律問題時,一般在安徽當地法院或返回上海戶籍地及居住地的法院尋求解決途徑。但這一點卻造成了農場區檢察院行駛縣級 檢察院職能的不健全。為保護農場地區居民的法律權利,農場地區檢察院的民事檢察權力是否可以得到認可呢?
交大法碩班 毛毅佳 67號 2011年4月21日
第二篇:檢察監督申請書
檢察監督申請書
申請人:周廣洪,男,漢族,職業個體戶,農民,1949年4月18日出生。身份證號碼:***513,住址:濟寧市高新區柳行街道辦事處南營村文明西街115號。
申請事項:請求濟寧市人民檢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檢察監督意見,對申請人認為福建省龍巖市中級人民法院所作的(2013)巖法委賠字第1號賠償決定確有錯誤所提的申訴一案,指令下級法院重新審查并依法在兩個月作出決定,或直接審查并依法作出決定。事實和理由:本案被申請執行人沈忠鑫在養豬有利潤的情形下不按約定歸還申請人(原告、申請執行人、違法確認申請人、賠償申請人、賠償申訴人)為其代借款和代加工飼料費共計363618元,經法院一審、二審判決,沈忠鑫應在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支付人民幣363618元給原告羅沂太,并支付自2007年2月3日起至履行完畢之日止按月利率1%計算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決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金錢義務,應依法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福建省連城縣人民法院于2007年10月29日對本案執行立案。時正值全國自改革開放以來養豬業的最高暴利期,連城縣法院只要依法查封、扣押沈忠鑫的豬場生豬(指定其自行保管),沈忠鑫就會用金錢履行判決義務,如其不用金錢履行判決義務,則依法拍賣、變賣此生豬也即可使本案在法定的6個月內執行結案。但連城縣人民法院卻違反相關執行的法律、法規,推延不執行此可供執行財產,直到立案執行13個月以后在執行他案時,才將沈忠鑫豬場經廉賣轉移后所剩的老弱病殘豬叫申請人先行接收處理,后指使連城縣價格認證中心抬高價格,將當日只值35100元的生豬通過剝奪申請人的復議權于1個月后違法裁定為79396元,共給申請人造成判決財產權(含利息)至2009年11月2日止損失達53萬余元。申請人根據2010年12月1日前施行的國家賠償法的違法賠償原則,向龍巖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對連城縣人民法院的執行行為進行違法確認,以求獲取相應賠償。連城縣人民法院在不爭的事實下明知難以推卸責任,就利用工作之便利自己制造假證并指使他人制造假證。而龍巖市中級人民法院也明知這些假證與之前已確認可作為定案依據的真實證據相沖突,但還是采用這些假證于2010年7月27日以(2010)巖確字第1號《裁定書》作出連城縣人民法院執行行為不違法的確認。申請人不服,向福建省人民法院申訴。但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卻不理會申訴人的申訴意見(附《申訴意見書》),不查清事實,不依據法律,于2010年12月13日(2010)以閩確申字第4號《裁定書》裁定連城縣人民法院的執行行為不違法。申請人只得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訴,然最高人民法院竟也違反自家制定的相關執行工作的規定,違反《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之條、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二百二十六條之規定,對連城縣人民法院的執行行為不確認違法,于2011年5月13日以(2011)確監字第71號《駁回申訴通知書》駁回申請人的申訴,致使申請人本應依法獲得賠償而沒有獲得賠償。2010年12月1日起施行新的國家賠償法取消了違法賠償原則。2011年3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廢止了違法確認程序。申請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3月18日起施行的《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一)》第一條、第二條之規定,認為本案適用新的國家賠償,于2012年10月15日向龍巖市中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直接申請司法賠償。幾經周折,龍巖市中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才于2013年1月21日立案受理,3月5日舉行質證。但龍巖市中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通過質證,已經知道連城縣人民法院無法(不能)對其實際的執行行為的正確性、合法性進行舉證,依法應承當賠償責任,卻仍以兩年前早已被新的國家賠償法所取消的違法賠償原則,以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不違法確認裁定文書作不予賠償的定案依據,于2013年3月13日《(2013)巖法院賠委字第1號賠償決定書》里駁回申請人的賠償申請,違反最高人法院《關于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審理國家賠償案件程序的規定》第十九條第(二)項、第(三)項之規定,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十條之規定。申請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第三十條[重新審查程序]之規定,于2013年4月17日向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申訴。但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在無正當理由駁回申訴的情形下,則以法律沒有明確規定期限應當對申訴作出決定為由至今已過80天沒有決定(并表示將永遠不作決定),嚴重違反國家賠償法重新審查程序的規定。另申請人曾于2013年5月13日向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打報告請求指下令下級法院重新審查或直接審查本案,也至今未有回復。綜上,由于各級人民法院不對本案因執行錯誤給申請人造成的損失依國家賠償法作相應的賠償,不僅導致申請人造成直接、間接損失各過百萬元,還導致申請人的花生油廠、飼料加工廠停產、倒閉,現每月還應支付利息等各種費用1.7萬余元。為此,現唯有懇請最高人民檢察院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第三十條賠償委員會重新審查程序第三款之規定向最高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提檢察監督意見,申請人的合法權益才能依法得以保護,故懇望貴院能予以大力支持,為盼!此致 最高人民檢察院 申請人:羅沂太 2013年7月8日
第三篇:民事行政檢察職能知識
民事行政檢察職能知識
(一)人民檢察院民行檢察部門的主要職能:抗訴
抗訴,是指對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行政判決、裁定,發現確有錯誤、違反法定程序或審判人員存在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為的,依法提起抗訴:
(二)人民檢察院民行檢察部們的其他職能:
1、執行監督:對人民法院執行活動違法或不當,依法進行監督:
2、支持(督促)起訴:督促受損害的國有集體單位行使訴權;支持弱勢群體提起訴訟;
3、公益訴訟:對侵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以原告身份提起公益拆訟;
4、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因犯罪行為導致國家集體利益損失,依法提起訴訟;
5、初查、偵查:對審判人員、執行人員貪污、受賄、徇私枉法等職務行為進行初查、偵查;
6、調解監督:對法院調解結案的案件,當事人惡意串通以達成調解協議的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依法進行監督。
(三)人民法院已經生效的判決裁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申請檢察院提起抗訴:
1、有新的證據,足以推翻原判決、裁定的;
2、原判決、裁定認定的基本事實缺乏證據證明的;
3、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是偽造的;
4、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未經質證的;
5、對審理案件需要的證據,當事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書面申請人民法院調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調查收集的;
6、原判決、裁定適用法律確有錯誤的;
7、違反法律規定,管轄錯誤的;
8、審判組織的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應當回避的審判人員沒有回避的;
9、無訴訟行為能力人未經法定代理人代為訴訟或者應當參加訴訟的當事人,因不能歸責于本人或者其訴訟代理人的事由,未參加訴訟的;
10、違反法律規定,剝奪當事人辯論權利的;
11、未經傳票傳喚,缺席判決的;
12、原判決、裁定遺漏或者超出訴訟請求的;
13、據以作出原判決、裁定的法律文書被撤銷或者變更的。
14、對違反法定程序可能影響案件正確判決、裁定的情形,或者審判人員在審理該案件時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為的。
(四)人民法院在執行活動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當事人可以向檢察院申請進行執行監督:
1、法院啟動民事、行政執行程序違法,據以執行的法律文書不符合法院受理執行案件的規定;
2、有證據證明執行裁定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不足,適用法律確有錯誤,嚴重違反法定程序,可能影響案件正確裁定的;
3、擅自解除查封、扣押、凍結被執行人財產給當事人造成一定損失的;
4、超標查封、扣押、凍結、拍賣、變賣被執行人財產給當事人造成一定損失的;
5、故意違法執行第三人或案外人財產的;
6、鑒定、評估、拍賣被執行人財產時為謀私利或者一方當事人利益,指使、暗示有關部門和人員違反規定故意壓低或者抬高價格損害當事人利益的;
7、采取訴前財產保全和訴訟中的財產保全違法;
8、作出的不予執行、中止執行和終結執行等裁定違法;
9、擅自使用、截留、挪用、侵吞、私分案件執行款及其孳息或者其他財產的;
10、執行人員消極執行的;
11、執行人員存在貪污、受賄、玩忽職守、濫用職權等違法違紀行為的;
12、其他需要進行執行監督的案件。
(五)人民檢察院執行監督的方式有:檢察建議、糾正違法通知書、暫緩執行建議書等。
(六)向人民檢察院申訴時需要提供的材料;
1、申訴狀,申訴狀內容包括:申訴書名稱、申訴人和被申訴人基本情況、申訴請求事項、案件事實與申訴理由、申訴人簽名或蓋章、申訴時間;
2、人民法院生效的裁判文書或據以執行的文書;
3、證明申訴主張的證據材料;
4身份證明(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應當提交營業執照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證明),當事人也可以委托他人代理申訴,如委托律師、法律服務所或司法所的工作人員以及其他自己信任的人;委托申訴的,要有委托書。
(七)審查期限
對于申請抗訴的案件,人民檢察院在立案后調(借)閱人民法院審判案卷,并在調(借)閱審判案卷后3個月內審查終結。
(八)受理費
人民檢察院辦理申訴案件,不收取案件受理費,復制費用可以由當事人承擔。
第四篇:會計對內部管理的監督職能
淺談會計人員對企業內部管理工作的監督職能譚京
凡是學過會計的人或者稍微接觸過會計工作的人,相信都知道會計人員的兩大職能:會計核算和會計監督。這兩大職能從我們學習財務知識的第一天起就深深的伴隨在我們左右,從畢業到工作,從初級到注會,每天他們都在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出現。就在中南土木集團2012年財務工作報告中,“會計監督”這個的關鍵詞又再次被公司主管領導反復的提起,在公司面對日益惡劣的市場競爭環境和嚴峻的財務狀況時,主管領導再三要求公司廣大會計人員在履行好自身會計核算職能的同時也要充分發揮自身對公司內部管理工作的監督職能。從領導們嚴厲的話語中不難看出,監督職能正是目前公司很多會計人員有所欠缺的。而做好現代財務管理工作已要求基層會計人員不能只是簡單的會計核算,記賬算賬,做一個傳統式記賬先生,更重要的是做好公司的管家,做好內部的監督和控制,做好公司的最后一道屏障。而要想所有的會計人員心中樹立會計監督的意識,自身完成由核算到監督職能性的轉變,財務部門還需要做一系列的工作。
如何更好的發揮財務人員的監督職能,我認為應從以下三點入手。
一、會計人員自身提高業務水平,樹立會計監督的意識。
在公司內部,會計工作是企業管理的中心環節,企業的產、供、銷、人、財、物等幾乎全部經濟業務都要經過會計環節轉換為會計信息,會計人員能夠全面掌握企業的各種經濟活動和企業的財務狀況。
而監督職能反映了會計工作參與企業管理進行內部控制的作用,由會計人員進行內部控制,首先要會計人員必須自身先提高業務水平,提高溝通能力,樹立風險防范和監督意識。這就要求我們的會計人員一定要在平時日常工作中要熟知公司的各項規章制度,將公司的各項財務制度銘記于心,了解國家的各種政策法規,以便自身在遇到問題和風險的時候能夠及時的解決,遇到解決不了的問題時還要及時與政府職能部門的人員進行溝通,盡最大努力減少公司的損失,將各種可能出現問題扼殺在搖籃之中,總而言之,會計人員要想更好的履行監督職能首先要在心中樹立起主人翁精神,樹立自己會計監督的意識。
二、會計人員深入到業務中去,真正了解所在單位的經濟業務。
沒有哪家企業的財務部門,能夠擺脫繁瑣的記帳管理。很大程度上,財務部門的工作就是對業務結果進行記錄。業務部門需要向財務支取費用花錢去,財務部門的人會本能地考慮費用是否出自預算,費用是否合理。而在業務部門眼里,財務部門的人員似乎總在和自己過不去。于是我們就總能聽見業務部門的人在說,“今天這個費用為什么不能報”,“那個費用為公司辦事情怎么還要我自己掏”,“我上個月那個報銷怎么現在還沒下來“。另一面我們的財務人員從來都是拖著,這月拖到下月,下月拖到下下月,他們的理由很簡單,財務周期沒到,資金緊張,審批不合規,諸如此類的問題比比皆是,跟財務打交道真是煩透了!”這是公司業務部門的人在向財務部門抱怨。事實并非如此,財務部門來解釋這一系列的問題的時候,也有他們的理由:誰想當他們業務的“拌腳石”?財務有財務上的制度,業務部門總是想當
然,他們根本不懂得財務管理要求,那些要求都是無理要求,我們就是按流程辦事。看似這點點滴滴的小問題,有時候還真成了業務部門和財務部門矛盾的交點。業務部門為的是能更廣泛地開拓市場,擴大銷售額,而財務部門的目的是嚴格執行財務制度,將經營風險降至最低。誰也沒錯,然而這種各自為利的部門利己主義卻成了“拌腳石”。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主要在于兩個部門的人員之間缺少交圈,財務人員方面則是缺少對業務本身的熟悉和了解。他們有時候更多是只為自己不出現錯誤,不承擔責任考慮,有時候難免忽視了對整個業務前進步伐的把握。從另外一方面也體現了現在公司里的許多會計、出納,他們僅僅是干好手頭的事情而已,從不關注外面的世界。所以要想協助好業務部門做好工作,讓自身工作水平有所提高,廣大會計人員就必須多了解公司的一些戰略發展,一些最新精神,一些經濟業務的工作流程和細節,多向業務部門請教。了解了公司的業務實質,知道了經濟業務活動中每一個細節的會計,才知道哪些費用需要支出,哪些費用可以暫緩支付,哪些報銷費用可能存在弄虛作假的情況。這樣的財務人員再不是本位思考問題,他們就會從規避財務風險和促進業務發展雙贏的角度去考慮問題,找到這一平衡點。而從這一刻起,一個會計人員也就真正體現了自身的價值和財務部門的價值。
三、公司通過不斷完善績效考核體系,激發會計人員的主動性。
作為一個在外打工的人,說的再多說為了公司之類的話歸根到還是為了自己。所以公司在要求會計人員提高自身業務水平多為公司發展做出貢獻的同時,對財務人員的薪酬與績效考核體系也要和以往有
所不同,新的績效考核指標,財務人員績效評估指標中不僅僅是要有原有的事務性工作的評價指標,更應將考核重點放在會計人員能夠發現公司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并且能夠推進問題的解決等更高層次的選項上,當財務人員監督職能履行的同時能夠得到領導和公司的肯定,并且能夠得到回報,相信也會大大提高了會計人員工作的積級性,會計人員的主動性和監督的意識才會真正的挖掘出來。
第五篇:檢察對刑事偵查明的監督
淺議檢察對刑事偵查的監督xxx xxx 偵查權是指司法機關對刑事案件進行專門調查和采取強制措施的權力,檢察對刑事偵查明的監督。它雖然只直接關涉到少數人(嫌疑人)的利益但它有著極強的力度,極易造成嚴重后果,給當事人造成巨大損害。偵查是重要的審判前程序,在整個訴訟活動中處于靠前位置,偵查質量的高低直接影響著以后各個環節階段的質量,合理合法的偵查才能帶來公正的審判結果。不受約束的權力必然會帶來腐敗,偵查權也不例外。建立有效的監督制約機制是防止權力異化的重要途徑。在我國,檢察院是法律監督機關,擔負著監督立案,偵查、審判、執行整個訴訟過程的重任。如何建立高效的監督將是消除現存弊端的關鍵,本文將對檢察院在偵查監督中存在的問題作一探討,以期拋磚引玉。
一、當前偵查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可以肯定我國各級偵查機關對刑訴法中有關偵查的制度和規范的執行情況,總的是好的,但也確實存在一些問題,主要是偵查權缺少制約,對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保護不夠,進而影響案情的切實查證。1.超期羈押犯罪嫌疑人。這種情況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檢察機關都有,主要發生在某些案情較為復雜的案件的偵查過程中。一是有的案件罪與非罪的界限難以劃清,擔心把人放掉會放縱罪犯;二是偵查工作出現“反復”,比如犯罪嫌疑人串供、翻供等,偵查陷入僵局,羈押期滿而未能結案;三是少數案情確實復雜,雖經批準延長羈押期,仍然未能查清全案;四是共同犯罪的同案犯在逃,對被羈押的犯罪嫌疑人不按有關規定處理。五是由于鑒定的原因等等。
2、對犯罪嫌疑人采用肉刑或變相肉刑以逼取口供,以及誘供、套供、騙供等問題時有發生。
3、偵查活動同刑事政策不能很好地結合起來。如在嚴打斗爭中,偵查手段的選擇缺乏合理性,傾向于選擇最嚴厲的方法,從而使嚴打的概括性精神轉向具體化,往往使嫌疑人受到不應有的傷害。
4、其他不按刑訴法辦事的情況。例如,不允許犯罪嫌疑人對詢問筆錄中遺漏或差錯提出實事求是的補充或改正意見;實施勘驗,檢查,扣押物證,書證,偵查實驗等偵查行為不邀請見證人到場見證,等等。
二、檢察對刑事偵查監督的途徑、方法及其不足。我國檢察院目前對偵查活動進行監督的途徑主要有:(1)通過審查逮捕、起訴工作進行監督。(2)通過派員參加偵查機關對重大案件的討論和其他偵查活動進行監督。根據刑事訴訟法第六十六條和第一百零七條的有關偵查機關的勘驗、檢查,認為需要復驗、復查的,可以要求偵查機關復驗復查,并且可以派檢察人員參加。(3)通過受理有關控告進行監督。根據刑事訴訟法第十四條第三款的規定,訴訟參與人對于偵查人員侵犯公民訴訟權利和人身侮辱的行為,有權提出控告。因此,訴訟參與人對于偵查機關或者偵查人員侵犯其訴訟權利和人身侮辱的行為提出控告的,人民檢察院應當受理,并及時審查,發現偵查活動中確實存在違法行為的,要依法處理。(4)通過審查偵查機關執行人民檢察院批準或者不批準逮捕決定的情況以及釋放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或者變更逮捕措施的情況,進行監督。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在第六十八條、第六十九條、第七十三條、第一百三十條中有相應規定。人民檢察院實施刑事偵查活動監督的具體方法主要有以下幾種:(1)口頭通知糾正違法行為。這種監督方法適用于情節較輕的違法行為。(2)書面通知糾正違法行為。這種監督方法適用于情節較重的違法行為。即對于偵查活動中情節較重的違法行為,應當報請檢察長批準后,向偵查機關發出《糾正違法通知書》。(3)追究有關偵查人員的刑事責任。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有關司法解釋的規定,人民檢察院發現偵查人員在采取偵查措施或者決定、執行、變更、撤銷強制措施等活動中的違法行為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應當立案偵查。目前偵查監督機制的不足表現在以下幾方面:(1)我國警檢關系的基本模式:公安機關主要負責偵查,檢察機關主要負責起訴。檢察機關無權指揮公安機關。偵查和起訴在程序上被明顯分開,偵查是獨立的訴訟階段。偵查機關獨立進行偵查,除逮捕外可自行采取任何強制措施。檢察機關主要通過批捕和審查起訴進行監督。這種模式存在以下幾個問題:檢察機關實施監督的滯后性和被動性,往往導致難以有效預防和及時糾正違法,不利于保護犯罪嫌疑人及其他有關公民的合法權益不受非法侵犯。檢察機關審查批捕和審查起訴的大量工作都是書面審查偵查機關報送的材料,而偵查活動違法的情況很難想像能夠反映在案卷中,即使犯罪嫌疑人等向檢察機關反映警察在偵查中有刑訊、誘供等違法行為。如果無明顯證據證明,實際上多數也難以查實,有些雖然能夠查實并對違法犯罪行為人給予了適當制裁,但侵犯公民合法權益已成事實,由此造成的損失和惡劣影響已難以收回。依照法律,檢察機關可以參與公安機關的復驗復查但其前提條件是檢察機關要求公安機關復驗,而且復查的案件,一般僅限于大案、要案。實踐中,絕大多數案件的偵查活動,檢察機關都不參與。在偵查程序中檢察機關法律監督的滯后性,參與程度的有限性與活動的被動性都使其預防和糾正偵查違法的作用大打折扣,調查報告《檢察對刑事偵查明的監督》。另一方面,公安機關享有廣泛的職權,在程序上缺少有效的制約機制,除逮捕犯罪嫌疑人必須經過檢察機關批準外,其他涉及公民人身、財產權利的強制措施如勘驗、檢查、搜查、扣押、鑒定、取保候審監視居住乃至拘留等,均可以自行決定,自行執行。權力如果缺乏真正有效的制約,往往導致濫用。特別是刑事偵查權的行使頻繁涉及公民最基本的權利,就使得這一問題的解決尤為重要和緊迫。(2)檢察院缺乏中立、超然地位,監督帶有傾向性。檢察機關盡管屬于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卻事實上擔負著審查起訴和提起公訴的職責,它們本質上也屬于國家追訴犯罪機構,在訴訟目標和訴訟角色方面與偵查機構是一致的。這就使得檢察機關在監督警察心理上就不是那么堅決和明朗。盡管法律要求檢察機關要尊重事實真相,并同時注意收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證據,但刑事偵查的一個基本情況表明,檢察機關無論作為偵查機構還是作為公訴機關,往往更加重視對嫌疑人不利的證據和事實,即使進行法律監督,也經常是從如何有效進行追訴的角度進行法律監督。法律在不提高嫌疑人地位、不設立中立裁判者的情況下,片面強調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地位,必然造成追訴力量的過于龐大和辯護方力量的繼續萎縮,同時也無助于對偵查活動的司法控制。這顯然表明,只靠偵查機構負責人實施的內部制約或者檢察機關進行的法律監督,偵查活動將很難受到有效的司法控制。事實上,沒有中立司法機構的介入,沒有嫌疑人訴訟主體地位的確立和辯護律師參與范圍的擴大,中國的偵查將很難受到有效的司法控制,也很難被完全納入訴訟的軌道。現代意義上的“訴訟”的一個基本涵義就是控辯雙方在中立裁判者的主持下進行對抗,裁判者居中裁判。這是一個被廣泛接受的理念。我國的審判方式改革就是基于這個理念進行的。任何一個訴訟制度的形成都要經過長期的歷史積累,并形成一系列與它相配套的制度。改革一項制度必須考慮與它相配套的制度,例如我國的庭審方式改革就引發了起訴方式的改革,同樣對抗式審判也要求偵查制度的改革。因為對抗的前提是控辯雙方力量的均衡,這就要求建立一個中立裁判者對偵查機關進行制約。而我們目前恰恰缺少一個中立的裁判者,因而由中立司法機構主持的司法審查和授權機制并不存在。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拘留、逮捕、搜查、扣押的實施,還是對犯罪嫌疑人長時間的羈押,都是由偵查機構自己或者檢察機關通過秘密審查來發布許可令狀的,而沒有類似法院這樣一個中立的司法授權機構,也不經過專門的授權程序。即使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師要求將羈押措施變更為取保候審,也無法向承擔偵查和公訴職責的司法機構提出申請。這樣,那種由司法機構主持進行的所謂“程序性審查”活動在中國偵查程序中就不可能存在;那種由控辯雙方同時參與的聽審活動在偵查程序中也無從進行。一句話,中國的偵查程序不具有“訴訟”的形態,而完全屬于一種超職權主義的、行政化的單方面追訴活動。在這里,無論是專門性調查活動,還是有關限制公民基本自由和權益的強制性措施,都是由偵查機構或是由公訴機構自行決定,而不是由中立司法機構進行授權。這種制度設計不符合“控訴與裁判職能分離”、“司法最終裁決”等一系列現代法治基本原則,也會經常帶來諸如羈押、超期羈押、非法搜查、任意扣押等現象,主要導源于這種由追訴機構兼負司法審查職能的偵查構造。(3)偵檢脫離影響起訴質量。偵查畢竟屬于刑事追訴機制的一個環節,刑事追訴的成功與否,最終還要取決于檢察機關能否成功地說服法庭作出有罪判決。在刑事訴訟中,案件不論是由檢察機關還是由公安機關立案偵查,最后的出庭支持公訴都要由檢察機關統一負責實施。可以說,在確保已經偵破的案件取得最終“勝訴”方面,檢察機關要比公安機關承擔著更大、也更為關鍵的責任。但是,中國目前實行的檢警分離的體制,卻造成負責對大多數案件進行偵查的機關,與負責對所有案件支持公訴的機關各行其是的局面。在司法實踐中,公安機關普遍存在著這樣一種觀念:只要將案件偵破完畢,其余的追訴工作也就由檢察機關去做了。于是,在法庭審判過程中,負責偵破案件和實施鑒定的公安人員極少有出庭作證的,負責支持公訴的檢察人員很難獲得公安機關的繼續支持和配合。另外檢察機關不能直接命令和指揮公安人員進行偵查,而只能在必要時請求公安機關派員協助,這樣一來檢察機關就無法從起訴的角度對偵查進行指導,進而大大影響了刑事追訴的效果。(4)檢察機關與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實際上脫離,也不利于促使偵查人員提高素質。公安機關偵查活動較少受到制約的現狀使偵查人員缺少一種外在的壓力,在辦案過程中往往忽視提高自身素質及改進偵查方法和提高技術手段,而是習慣于過多地依賴和使用強制處分權,尤其是偏重羈押和對犯罪嫌疑人的訊問,而這些手段使用不當又極易侵犯公民的合法權益。實踐中存在的違法搜查、扣押刑訊逼供等現象,不能說與此無關,由于對違法偵查缺乏制約機制而不能有效預防及時制止并予以相應制裁,反過來又會強化偵查人員對這種現象的無所謂態度,形成惡性循環。
三、對完善檢察對偵查監督的思考。偵查程序在刑事訴訟中的地位是極為重要的。從目前的司法實踐來看,大多數侵犯個人基本權益的現象都發生在這一階段。那些受到刑事追訴的公民還難以具有基本的抗衡能力,而只能被動地接受刑事追訴機構帶有行政治罪色彩的追究。因此,在重新構建這一程序時必須提高嫌疑人的防御能力,為刑事追訴活動設立一系列程序性障礙,以達到在國家追訴和公民基本權利保障之間形成抗衡的目標。另一方面,偵查程序又是刑事追訴機構發現事實真相、收集有罪證據的關鍵階段。可以說,偵查機構能否成功地將刑事案件予以偵破,檢察機關能否在法庭上成功地說服法庭,將被告人予以判罪,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偵查追訴活動質量的高低和效果的好壞。從這一角度來講,刑事偵查程序的設計也必須考慮到提高訴訟效益這一價值目標。根據以上認識,筆者認為,中國刑事偵查程序應當借鑒有關西方國家的經驗,結束這種分離化和松散化的局面,走向一體化的訴訟格局。將刑事追訴的各個具體環節視為一個具有內在邏輯結構的統一整體,視為追訴機構為發現事實真相、懲治犯罪而必經的訴訟階段,使得檢察機關對刑事追訴活動的成功承擔最終責任。與此同時,為防止刑事追訴的集中化所可能帶來的權力濫用情況,應當同時確保刑事追訴活動的各個環節受到有效的司法控制,使得所有不利于某一個人的追訴行為和決定,都能受到中立司法裁判機構的授權、審查和救濟。從我國實際出發,這種構造同刑訴法規定有著很大的距離,因此,在短期內不會實現。當前最為緊迫的是找到檢察機關同偵查機關最有效的切入點,筆者認為,可以在偵查機關設置檢察室,檢察機關直接監督偵查活動,以增加透明度,從而使偵查與公訴真正成為一體,檢察機關與偵查機關都能夠充分發揮各自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