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司法腐敗的社會后果

司法腐敗的社會后果

安立志

北宋末年，山東似乎還有著良好的自然生態。即以老虎為例，不僅武松在魯西南的陽谷縣打死一只老虎，李逵在魯中山區的沂水縣還消滅過一個老虎家庭。本文說的是解氏兄弟在膠東半島登州（即今之煙臺）城外打虎的故事。

《水滸傳》第四十九回開頭有一闋《西江月》：“忠義立身之本，奸邪壞國之端。狼心狗幸濫居官，致使英雄扼腕。奪虎機謀可惡，劫牢計策堪觀。登州城郭痛悲酸，頃刻橫尸遍滿。”這首詞雖然在藝術并非佳品，但卻極其凝練地概括了一起重大案件。

解珍、解寶兄弟二人根據政府指令在登州城外的山上設下圈套，捕得一只為害百姓的斑斕猛虎。不想這只虎帶著藥箭落入本地財主毛太公的后院。毛太公為了侵吞這只老虎（書中稱為“大蟲”），蓄意陷害解氏兄弟。本來這是一起十分簡單的民事案子，由于“狼心狗幸濫居官”，竟然導致以登州兵馬提轄孫立為首的官員、百姓上百人暴力劫獄并反上梁山的重大政治事件。

這起事件演變到如此地步，始作俑者是毛太公的女婿王正。這個登州府里的“六案孔目”，至多相當于煙臺市政府的中層干部。為使老丈人的貪欲得逞，他不僅稟報了登州府主要領導同志并得到恩準，而且買通了負責政法工作的包節級。一切都擺平了，于是給解氏兄弟捏造了“混賴大蟲，各執鋼叉，搶擄財物”的罪名，為免后患而決定將解氏兄弟斬草除根。

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梁山眾人并非真正的農民起義，108人幾乎沒有農民，而只有以打魚為生的阮氏兄弟和以打獵為生的解氏兄弟接近于勞動人民。且不論皇上如何昏庸，奸臣如何當道，但就《水滸傳》描寫的情節看，北宋的各級地方政權早已不掌握在“清官廉吏”手中。正因為公權力的普遍腐敗，底層民眾的生存空間才會日益逼仄，或者動輒得咎，或者禍從天降。在行政、司法一體的封建體制之下，司法作為社會正義的最后防線最終淪陷，更使得民眾叫天不應、呼地不靈，走投無路的人們，只好嘯聚山林，落草為寇，而這就是《水滸傳》給出的官逼民反的基本邏輯。解氏兄弟的遭遇只是繼林沖、武松之后的又一案例。

由解氏兄弟這一案件所詮釋的北宋地方政府的司法腐敗有何啟示呢？一是“土豪劣紳”劫掠百姓往往有著官方背景。如同今世的強拆一樣，只有公權力的介入（或隱在背后），才會對民眾權益構成深層次和大面積的侵害。毛太公意欲侵吞解氏兄弟的獵獲物，不過是倚仗他的女婿在州里吃著官飯，手里握有公權力。有所仗勢才敢為非作歹。二是官府本身是一個利益共同體。王正的職務是“六案孔目”，何謂“六案”？指的是吏、戶、禮、兵、刑、工六個系統。今天與之對應的部委廳局，雖然分工更為細密，名目更為繁多，但其本質都是官僚機構的組成部分。這些機構在履行職責時，雖然形同“一袋土豆”，但在利益格局上卻是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在本案中，只為貪占老虎這樣一件民事糾紛，登州府主要領導同志竟然與司法人員沆瀣一氣，共同作惡。在這里，哪有什么“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的官場邏輯？三是司法人員的殘民以逞。作為司法人員的包節級，一方面收受毛家的賄賂，一方面接受王孔目的請托。為此案件，知府大人是否主動關照或者被動默許，書中沒說，恐怕也是包節級毫無顧忌的內在原因。在這樣的內外條件之下，什么是非、什么善惡、什么罪與非罪，在好處與利益面前統統失去了標準與繩墨。

在此情況下，解氏兄弟盼不來死刑審核的程序保障，也盼不來《十五貫》里況鐘知府的驚世朱筆，他的結局已經確定，只會被包節級、王孔目害死在獄中。幸虧解氏兄弟在登州還有著諸多的社會關系。在中國，無論古代還是現代，打官司，打的不是法律，而是關系。于是就有了樂和的傳遞信息，顧大嫂伉儷的密謀劫獄，鄒淵鄒潤的鼎力相助，孫立將軍的無奈支持。一樁普通的民事糾紛，因為財主的貪婪、司法的腐敗，竟然引發了登州官方與民間的一場政治地震。事件是如何了結的呢？包節級、王孔目死于非命，毛太公一家慘遭滅門，登州監獄的司法人員尸橫遍野。照常規，登州知府大人的官位斷難保住。

由此可見，司法腐敗并不單純，它所破壞的不僅是公權力本身的權威與形象，更為嚴重的是它直接破壞了民眾對公權力的信任與信心。如果民眾對公權力的信任與信心尚未喪失凈盡，那么通過改革與改良或許還可彌補與挽救；如果民眾對于公權力的信任與信心喪失殆盡，拋棄、推翻這樣的公權力就會成為必然選擇，而其路徑只會是造反、起義或革命。這已為無數的歷史事實所證明。從這個意義來講，導致司法腐敗的相關官員，對于一個政權的危害，實在是比外敵的入侵更為直接、更為可怕、更具根本性。

第二篇：司法腐敗

2006-11-30

關于司法腐敗現象透視及對策

——武漢市漢南區地方人大研究會會長 吳大新

一些司法部門和司法人員中確實存在著司法不公、司法腐敗問題。它是怎樣產生的？如何加以治理?筆者談點一孔之見。

司法腐敗作為一種復雜的社會現象，它的產生既有社會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也有現時的經濟因素和體制因素。具體地講：

一、司法權力本質上不屬于社會資源的范疇，但它可能成為一種用來交換的社會資源。司法權力又稱為國家最后的權力，這種權力具有權威性、排它性、強制性，其設置的本意是用于管理國家和社會，本質上是為公眾服務的，不屬于社會資源的范疇。但是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市場經濟的等價交換原則、競爭原則、效益原則等滲透到社會各個領域，對司法權力主體的思想觀念也構成了巨大的沖擊。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對某些國家司法機關公職人員產生了極大的誘惑力，于是，少數司法權力主體便將人民賦予的司法權力作為商品交換的資本，直接或間接地利用司法權力謀取私利和小團體利益。這種情況下，司法權力就異化為可以交換的社會資源，司法權力主體由執法者異化為賣法賣權，進行權錢、權色交易的經營者。

二、司法權力“人命關天”，存在著強勁的買方市場和便捷的交換渠道。司法權力的運用直接關系到當事人的切身利益，權力主體有權以國家的名義，剝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生命權、人身自由權，也可以調整當事人之間的人身和財產等民事法律關系。可謂“翻手為云，覆手為雨”。因此，當事人出于自身利害關系的需要，總是希望司法人員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裁決。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不少當事人通過各種渠道和關系，直接或間接拉攏和腐蝕司法人員，于是部分意志不堅定的司法人員抵擋不住金、錢、美色等誘惑而貪贓枉法、徇私舞弊，也有極少數司法人員主動索賄、賣權賣法。

三、．司法權力的交換價值大于自身勞動力價格，存在著一定的“剪刀差”。目前我國公務員實行低工資制，司法人員除了享受國家規定的工資補貼外，沒有其他額外收入，即使是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司法人員年工資收入也在一萬多元這個水平。這與案件中部分廠長、經理和個體大老板及律師的收人相比，形成較大的反差，而且司法權力主體在行使權力時，涉及當事人的經濟利益，多則幾十萬、上百萬，甚至上千萬上億。有的案件還涉及當事人的生命權、人身自由權等，當事人更會不惜重金向司法人員行賄，這樣權力資本帶來的高額利潤對權力主體產生巨大的誘惑力，于是少數司法人員為了獲得司法權力資本而不擇手段，鋌而走險。現實生活中，我們不時看到和聽到：有的人進入司法機關后又競爭熱點部門和熱點崗位，其目的并不都是為了工作，有的就是為了獲得司法腐敗的權力資本。這部分人掌握司法權力后，立即表現出極大的貪婪性，迫不及待地運用司法權力謀取私利。

四、司法權力監控乏力，司法腐敗有一定的生存土壤和活動空間。目前由于立法滯后和制度不完善等原因，客觀上造成司法人員的自由裁量權過大，個人或少數人說了算的人治問題難以根除。于是，有的司法人員隨意解釋法律，鉆法律空子；有的主觀臆斷，枉法裁判。而對這些現象內外部監督又不夠嚴格有力。公、檢、法、司幾大機關，雖然內外上下都有監督機制，內部有內設監督機構監督，相互間有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還有人大和上級機關的監督。按理來說，能有效地防止司法腐敗。但目前的現狀是：內部監督怕痛護短，相互監督怕影響關系，人大和上級機關監督又怕影響獨立司法權，挫傷辦案人員積極性等，致使監督不到位、不得力。治理司法腐敗，確保司法公正，既是人民群眾的強烈呼喚，更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方略的必然要求。1998年以來，反對司法腐敗，深化司法改革，強化司法監督，被提上中

共中央、全國人大的重要議事日程，高法、高檢、公安部、司法部先后出臺了一系列維護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敗的重要措施。從隊伍整頓人手，延伸到改革司法制度、機構等方面，動了真格，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治理司法腐敗，仍舊任重道遠，必須標本兼治、重在治本。當前和今后一段時間，尤其要注意抓好這樣幾個方面：

一、正視現狀，堅定信心，多管齊下，著力提高司法隊伍整體素質。

首先，對司法隊伍的總體估價，要堅持兩分法。既要看到主流——絕大多數政法干警忠于黨、忠于人民、忠于法律、愛崗敬業，為保障改革、促進發展、維護穩定做出了應有的貢獻，是完全值得信賴的。但又要看到支流——極少數“害群之馬”違法亂紀、有法不依、執法不嚴、貪贓枉法、欺壓百姓、人民群眾反映強烈，不清除不足以平民憤。對主流、支流，我們要綜合起來看。看到主流，我們才會增強信心；看到支流，我們才會下定決心。只有正確分析現狀，才能打好治理司法腐敗的總體戰。其次，要堅持不懈地抓好司法隊伍的教育培訓工作。司法腐敗，說到底是人的素質問題；而人是可以教育轉化的，不能“不教而誅”。各司法機關要針對市場經濟條件下隊伍建設的新情況、新特點，有的放矢地強化思想政治工作，堅持不懈地進行黨性、黨風、黨紀教育，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教育，大局意識、責任意識、公仆意識、法制意識、奉獻意識教育，理想宗旨、艱苦奮斗、勤政廉政教育等，通過教育，解決為誰執法、怎樣執法等基本問題，爭做人民滿意政法干警。再次，要加大司法腐敗的查處力度。各司法機關對清除司法腐敗不能喊在嘴上，寫在紙上，停留在會議、文件上，要從已發現的違法紀亂案件人手較真，不要怕家丑外揚，凡是發現濫用司法權力進行權錢交易、權色交易，應一律清除出司法隊伍，并依法從嚴追究刑事責任。同時，在經濟上也要給以重罰，直至傾家藹產，身敗名裂。要營造一種氣氛，司法人員必須公正司法，否則不僅會失去公職，而且要受到比一般國家公職人員更加嚴厲的懲罰。這樣通過增加司法腐敗的成本，提高付出的代價，最終使妄圖搞司法腐敗的人望而怯步，不越雷池半步。

二、突出重點，攻克難點，分步推進，切實抓好司法改革措施落實。

解決司法腐敗問題，根本的出路還在于深化司法改革，鏟除司法腐敗賴以生存的土壤。根據黨的十五大關于推進司法改革的總體要求，近年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先后出臺了各自的改革綱要和具體實施意見，在政法系統內外產生了較好的反響思路可謂確定，現在關鍵是抓好落實。首先，要突出重點。不同的司法機關改革的重點不一樣，如法院系統改革著重點主要是：以落實公開審判原則為主要內容，進一步深化審判方式改革；以強化合議庭和法官職責為重點，建立符合審判工作特點和規律的審判管理機制；以加強審判工作為中心，改革法院內設機構，使審判人員和司法行政人員的力量得到合理配置；堅持黨管干部的原則，進一步深化法院人事管理制度的改革，建立一支政治強、業務精、作風好的法官隊伍。檢察院系統改革著重點主要是：改革檢察業務工作機制，突出法律監督的地位和作用；改革檢察機關的機構等組織體系，加強檢察機關上下級之間的領導關系；改革檢察官辦案機制，全面建立主訴(辦)檢察官辦案責任制；改革人事制度，實行檢察官、書記員、司法警察、司法行政人員分類管理，建立充滿生機與活力的用人機制等。公安系統、司法系統也有各自的側重點。如果各司法機關偏離這些重點，改革就將失去方向，也極容易流于形式走過場，因此，我們要牢牢把握這些重點來深化司法改革。其次，要攻克難點。司法改革和其他改革一樣，也是一場深刻的革命，不可能沒有“陣痛”。遇到“陣痛”，各司法機關不能“繞道走”。如政法干警的“進門出門”問題，就需要通過公開招考制度把好“進門關”，通過考核淘汰制度把好“出門關”，徹底改變“進門容易出門難”的狀況。不管是誰，一律平等，公開、公正、公平。又如推行錯案責任追究制、執法違法責任制，就要做到不論職務高低，一旦認定是錯案或違法，就要分清責任，實施責任追究。這樣，才能加強政法干警嚴格執法、秉公辦案的責任感和自覺性，預防和減少錯案的發生，不斷提高辦案質量和執法水平，確保憲法和法律法規的正確實施。再次，要注意分步推進。司法改革涉及到司法觀念、工作方法、管理機制、司法制度等各個方面，是關系政法工作全局的重要舉措。因此在實施改革方案過程中，要堅持從各地實際情況出發，廣泛聽取各界群眾和有關方面的意見，廣開言路，擇善而從。要立足當前，考慮長遠，抓好分步實施。

三、履行職責，加大力度，求真務實，努力增強司法監督實際效果。

司法腐敗的產生、蔓延，原因固然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條還是司法監督沒有到位。我國現行的監督體系不能說不完

備，就司法系統監督而言，有政黨監督、人大監督、民主監督、輿論監督，還有各個司法機關系統自身的內部監督。在走向依法治國的今天，人們有理由相信：只要相關的機關、部門和人民群眾齊心協力，共同行動起來，履行各自的監督職責，司法腐敗就沒有藏身之地。這里，特別要提及的是作為最權威的監督體制——人大監督問題。

人大的監督，具有廣泛的代表性、法定的權威性、權力制約的有效性。作為權力機關的人大，在國家體制中居于核心地位，其他國家機關由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就是說，人大同行政、司法機關的關系，不是資本主義的主權制衡所謂鼎立關系，而是決定和執行、監督和被監督、制約和被制約的關系，它有法定的權力和手段能遏制司法腐敗問題。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必須切實履行監督職責，加大監督力度，以求真務實的精神，努力提高司法監督的實際效果。首先，要敢于監督，維護法律權威。其次，要善于監督，突出監督重點。再次，要樂于監督，不負人民重托。人大機關從事具體司法監督的人員，更要以兢兢業業、一絲不茍的態度，做好基礎性工作，處理好每一件人民群眾的來信來。同時，要不斷加強業務學習，提高監督工作的水平，向時代和人民交出滿意的答卷，為治理司法腐敗、實現司法公正作出應有的努力。

第三篇：解決司法腐敗

正如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所闡述：“權力不受監督，必然導致腐敗，要防止掌權者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去制約權力。”腐敗來源于權力濫用，從司法自身的角度來看，更有針對性的應對方案，還在于進一步加強對于司法權力的制約與監督。

1、積極推進司法體制改革，從法律上保證司法機關獨立行使職權。國家必須實行由中央政府對司法機關的人財物予以單獨立項、單獨調配，制定相應的制度，保證司法機關人事安排、辦案經費等方面的獨立性，以擺脫司法機關對地方財政的依賴關系。當然，司法改革也必須置于國家政治體制改革的大環境中來進行，脫離國家政治體制改革的大背景來進行司法改革，只能是一廂情愿，孤掌難鳴。立法、行政、司法是國家的三種政治權力，三機關緊密配合而各有分工，任何一方權力的增勢必意味著另兩方面權力的減弱，反之亦然。同時，三機關都必然要接受的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在現有體制下會有不同的方式，對各方的側重也有不同。司法機關的改革，勢必影響到黨對三者領導方式的變革，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這種情況下，司法改革只有與政治體制改革一同推進，方能從政治和法律等方面同時得到支撐，從而比較好地彌補現行司法體制的漏洞及司法制度的缺陷，最大限度地減少司法腐敗的可能性。

2、重視并提高基層審判人員素質，尤其是業務素質。為了使司法權得到正確、合法、及時、有效的行使，司法人員必須具有良好的綜合素質，特別是業務素質。要建立嚴格的任用制，確保司法人員進入時即具有較高的綜合素質。

3、加強司法人員的職業保障，提高其社會地位。這可以迫使司法人員在試圖用司法權換取個人利益時，慎重考慮其得與失、成本與收益，這是保障司法公正和廉潔的根本所在。實行職業保障的目的在于免除司法官員受免職和調離等的威脅，使其能獨立地依據法律進行審判或其他司法工作，確保司法公正與廉潔。

5、建立權力運行的監督制約機制，公開司法活動。監督是防范腐敗、源頭治腐最有效的措施。法院可從四個方面完善監督制約機制：一是邀請人大代表協助案件調解，搭建主動接受監督的平臺；二是聘請執法監督員，不斷完善長效監督機制；三是實行信訪聽證制度，疏通監督渠道；四是改進院長接待日方式，加強院領導與當事人的溝通，便于當事人對審判或執行結果意見的直接訴說。

6、加大懲處違法違紀的力度，減少司法腐敗。司法腐敗現象日趨嚴重的一個重要因素是查處不力、治“官”不嚴。懲治有力，才能增強教育的說服力、制度約束力和監督的威懾力。

吳英案還沒有終結，最高人民法院償在對其死刑核準中，吳英仍有希望活下來，這說明是司法正義尚未窒息,而我們關心的不僅僅在于吳英是否能活下來，我們關心的是司法腐敗有多少矯正的可能，還記得兩會期間崔永元說：“，對法律失望，再也不打官司了！”若是社會大眾都這么想該有多悲哀！

第四篇：司法腐敗案例1

美女企業家遭書記強奸筆錄泄露之謎

2010年11月15日11:01南方周末黃秀麗 周華蕾我要評論(422)字號：T|T 麗平趕回曲周，發現政府賓館欄桿、河邊電線桿、磚頭上，到處貼著整整7頁的筆錄，上面詳細記錄著當晚案發的經過，包括強奸的具體行為等極為隱私的細節。

遭縣人大代表、鄉黨委書記強奸；警方立案后遲遲不抓人；強奸詢問筆錄被人從警方復印出來，滿縣城散發，并在百度貼吧里四處張貼；一次一次被強迫承認筆錄是自己泄露出去的??這是河北省邯鄲市曲周縣張麗平（化名）兩年半里的遭遇。

張麗平是一個鄉村企業家，在曲周縣屬于“先富起來”的一批人。不過兩年半前的一次強奸事件以及強奸筆錄被外泄，讓長相漂亮的她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目前，49歲的張麗平已身患抑郁癥，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她一直堅持戴墨鏡，害怕自己被人認出來。

2010年10月15日，邯鄲市叢臺區法院作出再審后的一審判決書：被告人邯鄲市河南灘鄉黨委書記石書章被法院宣布無罪。而一年前，法院以強奸罪判處他有期徒刑4年。

“始終有人在阻止這件事的調查。”邯鄲市公安系統一名知情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稱。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一個簡單的強奸案在當地久拖不決，又是誰故意泄露了強奸筆錄？

河北邯鄲一強奸案詢問筆錄被四處張貼，受害人兩年來苦苦追問。（漫畫中國/東方IC/圖）

“滿大街貼著詢問筆錄”

在5萬人左右的曲周縣城，張麗平一家屬于較早富裕起來的階層。她和丈夫在外做生意，開有幾家工廠。

2008年3月21日，正值邯鄲市召開兩會，張麗平在市里催討欠款時，遇到了石書章。由于生意上的需要，兩家一直有往來。據張麗平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石書章約她吃飯后將她灌得暈暈乎乎，強行與她發生了性關系。

之后，張麗平向邯鄲市叢臺公安分局報案。最初公安接警、調查取證，都很順利。張麗平回憶說，當時負責此案的王永志辦事認真負責，筆錄做了一半，王就說：先取證！他擔心時間太久，怕影響體液的提取。

一周后，王永志告訴她傳喚石書章不來。她隱約感到，案子可能辦不下去了。石是曲周本地人，曾任縣委辦公室副主任，一年多前剛升任河南灘鄉黨委書記。他還是縣人大代表。

3個多月過去，石依然擔任著河南灘鄉黨委書記的職務，“我走到哪兒，他就跟到哪兒，用各種辦法要挾我撤案。”張麗平說，一次她在外地，石也跟蹤而至，令她懷疑自己的手機被監控。

奧運前夕的一天，一個朋友問張麗平：你跟石書章發生什么事了？滿大街都貼著公安局的詢問筆錄呢。

“我腦袋嗡的一下。”張麗平回憶。她趕回曲周，發現政府賓館欄桿、河邊電線桿、磚頭上，到處貼著整整7頁的筆錄，上面詳細記錄著當晚案發的經過，包括強奸的具體行為等極為隱私的細節。

張麗平和家里人跑了一天，將筆錄一份份撿回來，共撿回二十多份。筆錄的外泄令張麗平幾乎精神失常，無法在曲周立腳。“全縣城不知道多少人知道了我這件丟人的事兒。”從此，她只要在曲周出現，總要戴一副大大的墨鏡。一旦被人認出來，她感覺“就像被人脫光了衣服”。

更麻煩的是，這份“很黃很暴力”的強奸筆錄原文，竟然迅速出現在百度貼吧“曲周吧”里，吸引了許多圍觀者。張向百度投訴、花錢刪帖子，怎么也趕不上帖子的“生長速度”。張17歲的小兒子看到之后，離家出走二十多天。是誰在背后搗鬼？張麗平托人查到發帖IP地址出自曲周縣委。此時，石書章仍擔任河南灘鄉黨委書記，未被刑拘。張麗平請求曲周縣公安局立案偵查，遭到拒絕。張麗平懷疑是石書章干的。她對記者回憶，事發前不久，石找到她，拿出了一疊材料，說：“我連這個都拿到手了，你要是不撤訴，我就把它扔出去。” 家里也亂套了。78歲的老母親一句話不說，看著她默默地流淚。在邢臺上中專的二兒子拎著一把菜刀，跑到石書章住的怡馨花園家門口，嚷著要殺人。據張向記者回憶，此時石書章依然在跟蹤她，以各種方式要挾，要和她談撤案的事。

而以前認真辦案的王永志，態度也有變化。有一天，王叫她去叢臺分局，拿出一份撤案申請，說她簽了字后兒子就安全了。張麗平說，“那時我已經被那個人逼得精神崩潰，糊里糊涂地簽了字。”簽完了她就后悔了。

三天后，張麗平到邯鄲市公安局和市紀委“告狀”，稱自己不撤案了

[導讀]這份“很黃很暴力”的強奸筆錄原文，竟然迅速出現在百度貼吧“曲周吧”里，吸引了許多圍觀者。

兩份截然不同的判決

2009年1月，叢臺公安分局終于對石書章采取了強制措施，此時離案發已有8個多月。張麗平認為這源于自己反復上訪，給有關部門造成了壓力。事實上，邯鄲市公安局有人堅持抓石書章。“這是一起掛賬督辦的案件。”一位接觸此案的知情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此案案情簡單，當事人陳述、物證、人證都非常明確地指向石涉嫌強奸，公安當即就該抓人。

不過，礙及石的縣人大代表身份，不方便抓捕，又顧慮曲周縣人大不敢做決議，叢臺分局特地將情況反映到邯鄲市人大，請求罷免石的人大代表身份。“從道德品行上來講，最起碼他不能當人大代表了。”

罷免人大代表、抓人、提起公訴，2009年年底，叢臺區法院一審以強奸罪判處石書章有期徒刑4年。石書章不服上訴，邯鄲市中院以事實不清為由發回重審。

今年10月15日，叢臺區法院作出再審后的一審判決，判決書態度發生180度大轉彎，認定石書章強奸證據不足，石無罪。

判決書顯示，叢臺法院做出這樣的認定源于采信了另外兩方面的證據。一是石書章的口供和他的親屬、上下級提供的證詞，證詞均稱石、張二人案發前后都保持著性關系。二是張在邯鄲市公安局的撤案申請和在市紀委做的陳述。張麗平的代理律師趙文斌向叢臺區檢察院提出了抗訴申請。他認為，強奸存在與否，只與當晚發生的事實有關，只需看石的性侵犯行為是否違背張的意志。對此，公訴方原有的證據，包括體液、張反抗時揪下的石的紐扣、賓館服務員的證詞等，已充分證明了石的強奸罪成立。原一審判決是適當的。

而再審時，法院單方面采信的兩方面證據只與案發前和案發后有關，與當晚事實無關。另外，石的親屬和上下級與他有利害關系，證詞真實性大打折扣；而張在市公安局和市紀委做的陳述是在家人人身安全遭到威脅的情況下做出的，法院卻沒有認真審查，就草率認定。

“這是領導壓力下的判決。”一名了解此案的警察對本報記者說。涉及公安內部人士？

到底是誰泄露了強奸詢問筆錄？

2008年年底，在石書章被刑拘前，辦案民警王永志被停職。邯鄲警方向外發布信息，王要對強奸筆錄泄露承擔直接責任。今年下半年，又有消息傳出王已經被逮捕。

張麗平認為筆錄不是王泄露出去的。據她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她從縣城大街上撿回筆錄后，立刻給王打電話試探：“案子的筆錄材料有可能到別人手上嗎？”“不可能！”王回答很干脆，沒有支吾和驚慌。張又問：“那我的材料有沒有可能到別人的手上？”王立刻問：“怎么回事？這事兒絕對不可能，筆錄保管得很嚴密。”

本報獲取了一份王永志停職前后的錄音。在錄音里，王稱先后有局長馬金獻、主管刑偵的李姓副局長等4位正副局領導調過卷，還有市紀委的領導也調過卷。在張麗平和五六名叢臺公安分局領導會談的錄音里，王永志說：“現在責任都讓我扛了，我怎么辦啊？”他的聲音越來越大：“我知道有多嚴重，我沒有辦法，我喝醉了酒鬧過，鬧得很難堪，把領導都罵了一通??”

王還表示：“我跟你說你要有證據你就告，不要怕影響到我。我真希望你有證據把他們拿掉，還我一個清白。”

據邯鄲市公安局一位知情人士稱，事發之后，公安局就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在案子偵破期間，刑偵筆錄屬于秘密。“他們分析是公安內部人士搞的，王永志是個替罪羊。”

據悉，市公安局相關人士迅速到叢臺分局調查，“感到推不動了，就不再涉入了。”此時，走投無路的張求助于媒體。今年5月，一家北京媒體報道了此事。輿論在邯鄲市政法系統掀起了大**。邯鄲市公安局紀委成立了三十多人的調查組，邯鄲市檢察院也抽調各區縣檢察官成立專案組。

4天后，邯鄲市公安局打電話給張，說要解決這個問題。據張回憶，在市委黨校的一個招待所，有人拿出了一份書面材料讓她簽字。材料上面寫石書章將筆錄給了她，她自己復印散發出去的。上面有五六個人簽字證明。“我堅決不簽。我把自己被強奸的事往外說，我有病啊？”

據《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黎光壽向本報記者回憶，當時他在邯鄲市采訪，張和專案組的人走后3個多小時，他接到張的短信，稱心臟病發作，很危險。黎趕到這個招待所，給張送去了速效救心丸和水，看到“她頭發凌亂，神色疲憊”。黎光壽和辦案人員交涉了三四個小時后，張才被放出來。

不久，邯鄲市檢察院專案組由邯山區檢察院反貪局局長杜保生帶隊，約見了張麗平。和杜保生合作辦過案的人大都認為杜為人較為公正，張麗平起初對他十分信任。錄音、錄像、取證，一切都很順利。幾天后，她外出做生意，檢察院到她家里搜查另外的筆錄材料。

被張麗平稱作“抄家”的行為發生了兩次，都是趁張不在家時行動。張認為檢方想將剩下筆錄復印件拿走后銷毀。此時的張麗平已經對辦案機關徹底失去了信任。無論是王永志，還是杜保生，起初給她的印象都不錯，“他們是真心想辦案的”，然而過了段時間，“事情不對勁兒了”。

給她印象最深的是，她曾將錄有石書章威脅她撤案的錄音筆交給叢臺分局，結果在庭審期間公安機關稱錄音筆找不到了。另一件事是，市檢察院插手不久，幾位撿到過筆錄材料的證人被檢察院反復叫去“聊天”，結果證詞全部發生了變化。

目前，強奸筆錄泄露一案仍懸在半空。當年的調卷人之一——叢臺公安分局局長馬金獻已經升任邯鄲市公安局主管信訪的副局長。馬是邯鄲市永年縣人，歷任永年、雞澤、武安等縣公安局局長。警察王永志已被逮捕，關于案情具體情況，是否有其他人涉案，杜保生拒絕了南方周末記者的采訪。

第五篇：孫立平：金融危機的邏輯及其社會后果

孫立平：金融危機的邏輯及其社會后果

提要：目前中國的經濟問題是在美國金融危機沖擊的背景下發生的，但從根本上來說是一場從生活必需品時代向耐用消費品時代轉型轉不過去而形成的傳統的生產過剩危機。原發于美國的金融危機只是引發了正在醞釀中的中國生產過剩危機。因此，美國的問題不一定是中國的問題。中國目前所面臨的問題更具有傳統的生產過剩危機的特點。這是我們分析中國在這次危機中一些重要問題的前提，而對經濟危機社會后果的討論，也必須建立在這樣一種前提的基礎之上。中國所面臨的問題主要是表現在實體經濟的層面，以及實體經濟層面的問題向社會層面的傳導。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面臨的重要任務是，利用經濟危機的機會，真正實現發展方式的轉變，為從生活必需品時代順利轉型到耐用消費品時代創造條件；同時進行社會安全網絡的建設，形成可以隔絕或減緩經濟危機向社會層面傳導的過濾機制。

一、金融危機中中國面對的問題是什么？

在面對目前這場金融危機的時候，我們必須有一個清醒的認識：盡管這場金融和經濟危機是由美國引起的，但美國的問題不一定是中國的問題，進一步說，即使中國的問題是由美國引起的，美國的問題也不一定是中國的問題。截至目前為止，美國的金融危機并沒有對中國的金融產生嚴重的影響，美國金融危機中的一些核心要素在中國幾乎都不存在。中國沒有美國那種大面積的房貸斷供，沒有明顯的信貸鏈條的斷裂，沒有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倒閉破產，整個金融系統在正常運轉。中國股市的大幅度下跌，從時間上看似乎是在美國次貸危機之后，但兩者實際上并沒有什么直接的關系，因為中國股市在2007年10月跌勢開始的時候，其時美國的次貸危機盡管已經發生，但其世界性的影響，尤其是對中國的實質性影響還沒有發生。危機中“中國的經濟問題”反倒是表現在另外的方面。

目前“中國經濟問題”的出現，是兩個因素交織在一起的產物，換言之，是內因和外因這兩個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產物。我說的這兩個因素，外部的當然是指世界金融危機，即金融危機導致世界經濟整體下滑，外部需求減少，外部訂單減少，出口困難。內部因素我具體指的是，中國正在發生一場從生活必需品時代向耐用消費品時代轉型的過程，而這個轉型遲遲轉不過去。現在就是這兩個因素交織在一起了。從生活必需品時代向耐用消費品時代轉型轉不過去，核心的問題是內需和市場的問題，而金融危機給中國出口造成的困難，恰恰是擊在我們的軟肋上。這就是金融危機背景下“中國經濟問題”的實質。也許更確切地說，是中國本來正在醞釀一場從生活必需品時代向耐用消費品時代轉型轉不過去而形成的傳統的生產過剩危機，恰在此時，由世界金融危機導致的經濟衰退阻斷了中國避免這場生產過剩危機的出口，從而引爆了中國的生產過剩危機。明確以上問題的意義是：

第一，中國目前所面臨的問題更具有傳統的生產過剩危機的特點。應當看到，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這場經濟危機是一種嶄新的經濟危機，與歷史上曾多次發生過的傳統生產過剩危機是不一樣的。比如，在這場危機的原發地美國，危機發生前幾乎沒有任何生產過剩的跡象，相反倒是“消費過旺”。如果說這次危機中也存在生產過剩因素的話，這種過剩也是在世界經濟整體的意義上存在的，是在危機的非原發地存在的（如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而在相當長的時間里，美國的“寅吃卯糧”則使這種過剩維持了表面的平衡。就危機原發地美國本身而言，是在金融危機爆發，特別是金融危機轉化為經濟危機之后，由于信貸緊縮，人們對于未來的預期惡化，才出現了生產過剩的問題（美國大量耐用消費品的消費是建立在信用消費的基礎上），而且盡管如此，直到目前這個問題并沒有到達一種很嚴重的程度，并不是其經濟危機中的主要問題。而傳統的生產過剩危機則不一樣。傳統的生產過剩危機一開始就是發生在實體經濟的環節上，生產過剩是引發經濟危機的直接原因。對于生產過剩危機形成的原因，特別是對其“周期性發生”的原因，盡管人們提供了許多不同的解釋，但筆者則傾向于認為，生產過剩危機是耐用消費品時代轉特有的現象。因為耐用消費品時代打破了生活必需品時代生產與消費之間的直接性，擴大了產能的彈性，從而也就強化了生產與消費之間不均衡的風險[1]。中國在這次金融危機中所面臨的問題，與其說同今天的美國相近，不如說同歷史上生產過剩危機的情況更相近。第二，原發于美國的金融危機只是引發了正在醞釀中的中國生產過剩危機。對于目前中國經濟所發生的問題，實際上既可以看作是世界性金融危機的一個組成部分，也可以看作是一種相對獨立的危機過程。從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開始，中國進入從生活必需品時代向耐用消費品時代轉型的過程。但正如此前在西方發達國家已經發生的過程那樣，這個轉型是相當艱難的。如果一個社會的生產已經全面轉向耐用消費品，而同時該社會還形不成全面消費耐用消費品的條件，生產過剩危機就有可能形成。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出現的“內需不足，市場疲軟”現象，就是這種生產過剩危機的端倪[2]。不過，冷戰結束后突然加速的全球化過程，特別是由于西方發達國家制造業外移過程對“中國制造”的需求，緩解了這個問題。有一種看法認為，如果沒有新全球化的影響，中國早在2005年就會進入傳統市場經濟式的生產過剩危機，新全球化使中國面臨的危機得以遲緩，但也在被推遲后以更大的程度出現[3]。而這種危機的發生，可能會取決于許多可能的引爆因素。克拉斯穆爾·佩佐夫在2004年寫就的《中國的大蕭條》一文中就指出，以下幾種情形可能會成為中國蕭條的觸發點：（1）一場世界范圍的貨幣、銀行或者衍生產品危機，（2）美國的一次衰退，（3）扼制通貨膨脹的措施，（4）中國失去貿易盈余，還有，（5）一場石油供應危機[4]。當然，這不是說中國目前的經濟問題與這場世界性的金融危機沒有關系。但這種關系更多的是一種引爆的關系，或者說是擠壓金融泡沫和資產泡沫的過程演變為擠壓中國生產過剩的過程[5]。這是我們分析這次危機中一些重要問題的前提，而對經濟危機社會后果的討論，也必須建立在這樣一種前提的基礎之上。

第三，生產過剩危機將會是我們今后將不時面對的一個問題。改革開放30年中中國的經濟發展，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轉型期的非常規發展過程。但在30年后的今天，這種非常規發展過程將會逐步轉變為一種常規的發展過程。在常規性發展中，有兩個問題是必須加以正視的。第一，中國有可能將告別兩位數高增長時代[6]，我們也許要習慣一位數的增長。當然，這種變化也許是在若干年之后。第二，生產過剩危機將可能周期性發作。西方發達國家在兩次大戰之間用了差不多30年的時間才真正完成從生活必需品時代向耐用消費品時代的轉型，其間要解決消費信貸、城市化、中產階層發育、社會保障制度建立等一系列問題，以為進入耐用消費品時代創造條件。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在這些問題解決之前，周期性生產過剩危機的不時爆發將會是不可避免的。強調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因為直到目前為止，人們還有兩種誤解。一是以為這場金融危機只是一個插曲，插曲總會過去，一旦插曲過去一切又可以回復往常。二是以為就中國本身的發展來說，這次的危機是一個偶然性的事件，而且是由外部因素引起的。這兩種誤解將會導致我們對今天和將來的一些重大問題做出錯誤的判斷。

二、危機的波浪式推進：危機波與沖擊波

就這次金融危機本身來說，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即猶如海浪一樣，一波接著一波。而且，自2008年10月前后金融危機演變為經濟危機之后，金融層面的沖擊和實體經濟層面的沖擊可能會交替而來。不過，這里我們需要更加注意的是，在這場危機原發地美國形成的危機波與對世界經濟形成的沖擊波并非是一回事。而現在人們對于這兩者往往是混為一談，這可能會導致對一些問題的誤判。

作為原發地的美國，這場金融危機至少已經經歷了兩波，人們現在預測的是，第三波會不會到來，以及何時到來。第一波開始于2007年2月，即通常所說的次貸危機。2007年4月，美國第二大次貸供應商新世紀金融公司宣告破產。繼之，美國次貸幾乎整個行業崩潰，超過20家次貸供應商或是宣布破產，或是遭受巨額損失，或是尋求被收購。2008年9月7日，美國政府出資2000億美元接管“兩房”。這標志次貸危機達到一個高峰。9月15日，美國第四大投銀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產。同日，美國第三大投行美林公司被美國銀行收購。至此，次貸危機已經轉化為全面的金融危機。

第二波則始于2008年9月。美國次貸危機加深，金融危機開始向實體經濟轉移，經濟衰退的跡象出現。典型的標志性事件是，美國通過7000億救市計劃以應對經濟衰退，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宣布金融危機演變為經濟危機，美國三大汽車巨頭陷入困境。受金融危機影響，美國汽車制造業和建筑業對鋼鐵的需求大幅下降，鋼鐵生產急劇下滑。這個過程發生的非常突然。前9個月，鋼鐵這個傳統產業還似乎充滿勃勃生機，生產率和利潤都達到創紀錄的水平，全行業呈現出近年少見的繁榮景象。然而華爾街金融風暴以及隨后接連出現的全球經濟放緩和衰退讓鋼鐵工業迅速由顛峰滑落到谷底。美國鋼鐵協會公布的數據顯示，在2008年8月底，美國鋼鐵產量約為每周210萬噸，而到12月底，這一數字已降至每周102萬噸。減少了50%[7]。

對于有可能到來的第三波沖擊，目前人們還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第三波的金融危機將發生在今年的夏季。不過對于這一波金融危機形成的原因人們還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這一波的沖擊將主要來自信用卡危機的沖擊，也有人認為會由垃圾債券等因素所導致。就其程度而言，甚至有人認為，這一波可能要比上兩波的程度更為猛烈[8]。如果金融危機真的會發生這第三波，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沖擊的范圍和程度，可能就要重新進行評估。但也有人認為，這一波的金融危機可能不會發生。更樂觀的說法是狹義的金融危機已經過去。持有這種觀點的學者是認為，盡管金融危機在延續，但其核心區域已經轉到實體經濟，而非金融機構[9]。經濟評論家葉檀就認為，“金融機構確實面臨著信貸違約率上升等風險，但有兩大因素可以對沖這一風險。首先，工業貸款與個人信用貸款沒有進行瘋狂的資產證券化，泡沫與房貸相比，是大巫見小巫；其次，奧巴馬可以將剩余的救助資金，直接轉向企業與消費者，以印鈔隱性豁免債權的方式，直接修補企業與消費者的資產負債表”[10]。對于原發地美國本身金融危機未來的走勢，可能還會繼續存在爭論，但我們更應該關注的一個問題是，原發地美國本身金融危機的發作及其對美國經濟的影響，與對外部的沖擊所產生的影響，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而且，我們可以大體看到一個趨勢，越是到后來，這種差異就越大；越是到后來，受沖擊國家受影響的實際過程，就會愈加取決于其內部的因素。換言之，越是到危機的后期，各個國家所面對的問題就越是受內部邏輯的支配，就越是“自己的問題”。認識到這個問題的意義是可以使我們看到，在危機原發地美國要解決的問題，與受沖擊的國家所要解決的問題，是不完全一樣的。

我們可以看到，在金融危機第一波沖擊中受打擊最沉重的，往往是金融體系最脆弱的國家，特別是虛擬經濟比重比較大的國家，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冰島。冰島是個人口僅32萬、國土面積10.3萬平方公里的島國。冰島曾長期躋身“世界最幸福國家”之列，多次被聯合國評為“最宜居國家”，其國民的人均收入也在全球前列。但冰島也是全球內負債水平最高、虛擬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例最高的國家之一。截至2008年6月30日，冰島三大銀行的資產規模總計達到1280億美元，而其2007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僅為193.7億美元，銀行業的資產總值高達該國GDP總值的8倍。同時，其外債超過1383億美元，以冰島32萬人口計算，這大致相當于每名冰島公民身負37萬美元的債務。在亞洲，首當其沖的則是被稱為“亞洲第一倒霉蛋”的韓國。從去年９月底開始，韓國金融市場出現嚴重恐慌情緒，股市和匯市一路暴跌。但總起來說，在這一波沖擊中，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受到的影響較為有限。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有人認為中國甚或亞洲的經濟發展已經與歐美等國家脫鉤，在金融危機中可以置身事外。但事實證明，當時幾乎整個世界都低估了這場金融危機的嚴重性和對整個世界經濟的威脅程度。當美國的金融危機演變為經濟危機的時候，其對外部的第二次沖擊也就開始了。這第二波沖擊主要是以影響實體經濟的方式展開的。美國的金融危機導致了美國、日本和歐洲相繼宣布進入經濟衰退過程。美國2008年第三季度的情況顯示：作為總需求主要構成部分的消 費支出下降3.1％，GDP負增長0.3％[11]。由于金融緊縮，經濟衰退，需求減少，進口大量縮減。在這一波中受打擊最大的，無疑是嚴重依賴對外出口的新興市場。也正是在這一波中，中國開始明顯感受到金融危機的壓力。盡管珠三角企業中小企業的倒閉潮發生的時間更早，但整體來說，珠三角和長三角經濟情況的惡化主要是發生在這個時期。但盡管如此，中國，包括其他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在這一波中受到的主要還是外部的“沖擊”。

但更值得關注的是第三波可能的沖擊。盡管目前對在美國是否會發生金融危機波還有不同的看法，但我的看法是，即使原發地美國本身不發生金融危機的第三波，或者由金融危機引起的經濟危機不會明顯惡化，其危機對外部的第三波沖擊也會發生。在這種情況下，第三波沖擊也可以看作是前兩波沖擊在其他國家內部的再次回響，或者是危機在受沖擊國家內部的發酵過程。在這一波沖擊中受打擊最大的，可能將會是內部經濟結構問題最大的國家。可以想象的是，在主要發達國家進入經濟衰退之后，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有可能興起，新興市場國家內部問題以全球化解決的空間縮小，內部經濟結構的問題將會進一步突出出來。如果說在第二波沖擊中中國就已經明確意識到不可能獨善其身的話，那么，在這一波的沖擊中，中國遇到的挑戰會更有實質性。事實是，在金融危機發生前，一些過度借貸、盲目擴張和投資的企業就已經存在嚴重的隱患，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一到來，這些企業就會陷入困境，甚至出現破產、倒閉。比如，2007年以253.5億元人民幣榮登福布斯中國富豪榜榜首的張茵擁有的玖龍紙業據傳陷于困境，就與其盲目擴張、債務沉重等因素有著直接關系。因此這一時期將是內部結構問題在金融危金沖擊下徹底顯露的時期。

尤其需要關注的是，在這一波沖擊發生的時候，也正是目前各國政府采取的緊急應對措施效果開始顯現的時候。這一次金融危機中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各國政府聯手對危機進行干預，主要國家政府都出臺了大手筆的救市措施。在短期內，這些措施對于防止危機的惡化，無疑會起到明顯作用的，如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經濟下滑等。但同時必須看到，這些措施中的許多是倉促出臺的，在緩一時之急后其某些消極效果會逐步暴露出來；一些措施只是使問題的爆發推后了，或減緩了，而不是解決了，過一段時間，問題還會暴露出來；更重要的是，無論是貨幣政策還是財政政策，都無法從根本上消解金融危機，特別是無法消解實體經濟危機。因此可以想見，在一些最初的應對措施潛力釋放完畢之后，造成這些危機的那些因素還會浮現出來。甚至目前的一些應對措施，也可能正在埋下未來的隱患。正因為如此，像克魯格曼這樣一些經濟學家在提醒，全球經濟可能陷入日本式的長期經濟低迷期。在一些國家，急風暴雨式的金融危機可能演變為一種慢性病。

危機波與沖擊波的差異，會讓我們想到一個問題，這次危機最后會不會導致一個令人驚訝的結果，即作為原發地的美國在經濟上所受到的實質性損失并不大，甚至會成為最后的贏家，而處在危機邊緣的國家，反而成了最大的受害者？如果這樣的事情發生，不但對于相關國家的發展，而且對于整個世界格局都會產生巨大的影響。

三、危機的傳導過程及其機制

本次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特別是在金融危機轉變為經濟危機之后，人們就在不斷地探尋這樣的問題，危機下一步會怎么發展？危機會導致什么樣的結果？金融危機會不會導致上個世紀30年代那樣的大蕭條？所有這一切都取決于危機的傳導過程及其機制。從理論上來說，完整的危機要經過兩步的傳導過程。

一個是從金融危機到經濟危機的傳導。在美國，金融危機肇端于2007年春季，而演變為經濟危機則是2008年秋季。也就是說，金融危機演變為經濟危機用了差不多一年半的時間。2008年10月3日，美國國會通過7000億救市方案，說明人們已經意識到金融危機傳導到實體經濟危機的可能性。11月底，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宣布，金融危機已經演化為經濟危機。接著，美國三大汽車巨頭宣布瀕臨破產邊緣，更標志這個傳導過程的發生。隨之而來的，將會是明顯的經濟衰退過程。

另一個傳導則是經濟危機向社會危機的傳導。金融危機引發社會方面的問題，并最終演變為社會危機，是在金融危機演變為經濟危機之后。當然這不是說，在純粹金融危機的階段就不會產生社會問題。但在金融危機演變為經濟危機之前，其對社會生活的影響是很有限的。正因為如此，在美國國會第一次表決7000億救市計劃的時候，特別是之前，很多人還是把當時的金融危機僅僅看作是華爾街的事情。只有當金融危機演變為經濟危機，經濟衰退的前景已經明朗的時候，真正的社會危機才會發生。產生兩個傳導的因素是完全不同的。導致金融危機演變為經濟危機的因素，最主要的是金融系統不能正常運作而導致的資金鏈的斷裂。美國三大汽車巨頭之所以陷入困境，中國的一些中小企業之所以會破產倒閉，直接的原因之一就是資金鏈的斷裂（需求不足則是背后更深刻的原因）。而導致經濟危機演變為社會危機的最直接的因素，則是企業倒閉、裁員所引致的失業問題。正因為如此，失業問題往往成為在經濟危機中各國政府要面對的最嚴峻的問題之一。因為失業意味著相當一部分人失去穩定的收入來源，結果就是貧困、生活無著、社會矛盾等現象的發生。同時，相當一部分人失去穩定的收入來源，也意味著社會中的購買力會進一步下降，需求不足的問題會進一步嚴重，人們對于前景的預期也會惡化。明確危機的兩步傳導過程，對于我們深入認識這場金融危機中的一些問題，是有重要的啟發意義的。

首先，是中國在這次金融危機中所面臨的問題的獨特性。美國是這次金融危機的源發地，因此，美國必然要經歷一個完整的危機兩步傳導過程。但盡管如此，美國在這次危機中所遭遇的問題，可能更多是在金融的層面以及金融影響實體經濟的傳導。美國的問題主要是在這里。這不是說在美國經濟危機就不會傳導到社會的層面，失業問題也會是美國面臨的一個嚴重的問題，比如，如果通用汽車公司真的破產了，不僅會涉及到公司本身12萬工人的飯碗，還會影響相關產業幾十萬甚至上百萬人的就業。但盡管如此，有兩點是需要我們注意的。第一，由于美國特有的產業結構，即使是金融危機已經演變為實體經濟的危機，其就業問題并沒有傳統經濟危機中那樣嚴重。到目前為止，美國的失業率上升很有限，而且所涉及的主要是非美、非歐籍職員。第二，美國的失業相對是比較好辦的，因為它有一個相對完善的社會安全網。

而中國的問題卻明顯不同。如果說美國的危機是內源性的，而中國的問題則是外致性的。中國經濟問題的產生不是中國金融系統本身出現的問題導致的，而是美國的金融危機導致的。而且，美國金融危機的沖擊也不是直接沖擊到中國的金融體系本身，而是經由經濟衰退沖擊到中國的實體經濟。更進一步說，正如吳敬璉先生早就指出的，實際上，在金融危機發生之前，中國的經濟就已經出現問題了[12]。前面我也曾將這個問題概括為從生活必需品時代進入耐用消費品時代這個坎兒邁不過去。但不管怎么說，中國的經濟問題是直接發生在實體經濟的層面。所以，中國的問題可能更多是在實體經濟的層面以及經濟危機向社會層面的傳導。在最初的階段上，首當其沖的是出口導向型的企業。而在實體經濟的問題深化之后，房地產、汽車和IT將成為受沖擊最嚴重的行業。而且，這當中還需要注意的一個問題是，就實體經濟本身而言，中國國內可能會有一個內部地區間傳導的過程。珠三角和長三角是這次危機首當其沖，也是受影響最嚴重的兩個地區。但在短暫的混亂過后，這兩個地區會將自己本來外銷的產品轉向內銷。由于這兩個地區原來工業的基礎及其配套設施就比較好，其在國內的競爭中會有明顯的優勢。這樣可以預期的是，其他地區的經濟可能會受到這些轉向內銷企業產品的沖擊。

更進一步的，就是實體經濟危機向社會危機的傳導。如前所述，其中最核心的環節就是失業。特別是需要看到，在這個環節上，中國與美國相比是明顯不同的。首先，中國的產業結構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的。同樣的經濟減速，在中國產生的就業問題會比美國更為嚴重。第二，在中國受沖擊最嚴重的產業中就業的，主要是農民工。根據有關部門的數字，在本地鄉村工業中就業的農民和外出打工的農民工共有2.3億人。即使是5%的失業率，就是1000多萬人。第三，中國沒有美國那種比較完善的社會安全網，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極為不健全。因此，在社會層面遭遇的問題中國會比美國更為麻煩。由于缺少相關的社會保障制度，中國的失業問題可能會導致更多的社會矛盾。而且，近些年來中國農村居民收入的增加主要靠的是外出打工的收入，因此，大量農民工的失業會導致農民增收的困難，經濟危機也會由此而導入到農村。

其次，多次傳導和反向傳導將決定危機的深度。其實，前面所說的兩個傳導過程當然是理論上的。現實中的傳導過程決不會如此簡單。這當中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多次傳導和反向傳導的過程。

我們都知道，這一次的金融危機有一個特點，即猶如海浪一樣，一波接著一波。換言之，這次金融危機是逐級引爆的。到目前為止，明顯的就已經有兩波。第一波是2007年春季的次貸危機。第二波是2008年秋季的金融危機惡化及演變為實體經濟危機。但問題是，當金融危機已經演變為實體經濟危機之后，金融危機本身的過程還沒有結束，還可能在繼續引爆的過程中。這樣就會出現金融危機與經濟危機交替出現，而且是互相加強的現象。現在人們就在預測第三波金融危機發生的可能性。而更為值得關注的，則是危機的反向傳導問題。因為反向傳導將會導致惡性循環過程的發生。傳導中最關鍵的問題是，這種傳導是單向的還是循環的？如果是單向的，事情就比較簡單。最麻煩的是在傳導中惡性循環的出現。

反向傳導主要會體現在兩個環節上。首先，是金融危機與經濟危機的反向傳導。也就是說，金融危機導致實體經濟的危機，而實體經濟的危機，如需求下降，企業利潤降低，企業破產倒閉，再導致銀行壞賬的產生，從而對金融體系形成新的沖擊。在這當中，需要人們密切關注的是，美國和歐洲金融危機對其實體經濟的影響究竟會達到什么樣的程度，還有就是實體經濟的危機會不會反過來進一步加重金融危機。最近中國銀行副行長朱民撰文指出，中期內國際金融市場還將持續動蕩，由實體經濟衰退帶來的工業貸款、個人信用貸款違約率上升，可能引發第二波的金融危機[13]。在我國，類似的問題也是存在的。應當說，中國在這次金融危機中的幸運之處，是自己的金融系統處于比較健康的狀態。無論是銀行債務、企業債務、家庭債務還是政府債務，都處在可控狀態。但至少從理論上來說，實體經濟狀況惡化導致金融風險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進入2009年之后，花旗銀行等一些外資機構和一些大的投資者，在香港股票市場連續大量拋售中資銀行股。其中的解釋之一是，境外投資者擔心內地轉趨積極的貨幣政策，加上行政化干預，會很快導致國內銀行壞賬增加，銀行盈利前景轉壞。這就是一個值得注意的跡象。

另外一個環節就是社會危機、社會問題向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反向傳導。前面說過，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向社會傳遞主要是通過失業。而失業意味著社會中相當一部分人失去穩定的收入，結果是社會購買力的進一步下降，社會中貧困問題進一步嚴重，人們對未來的預期惡化。這些結果的出現無疑會反過來對實體經濟產生影響，即購買力下降，需求進一步減少，生產過剩問題進一步嚴重。同時，人們收入的減少和預期的變壞，也會影響到金融的層面，收入的減少意味著償還債務能力的下降，銀行的壞賬會增加，金融衍生品種的問題進一步加重。在中國，尤其要注意的是實體經濟的危機向社會層面危機的傳導。必須看到，西方已經經歷了無數次大大小小的經濟危機，其構筑的社會安全網要比我們堅固得多。而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對于我們在很大程度上還是一種新鮮事，我們幾乎完全沒有應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經驗，在制度層面上準備就更是不夠。因此，在同樣程度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中，我們在社會層面產生的問題將會更為嚴重，社會層面問題對金融和實體經濟的影響也更加之的關注。

當然，實際的傳導過程的發生，不僅取決于危機本身演變的規律，也取決于人為的應對與干預。應當看到，與此前歷次經濟危機相比，在這次金融危機中社會應對危機的能力已經大大增強。人們普遍認為，中國政府在面對危機時所采取的應對措施，在下半年甚至第二季度就有可能產生一定的結果。因此，上述的傳導過程有可能不會完整地發生。但認識這些傳導的過程，認識其機制和規律，對于我們深化對危機的認識是有益的。

四、社會結構在危機中的重組

經濟危機是社會結構重組的過程，因為經濟危機是一場消滅財富的戰爭。在這樣的一場戰爭中，失敗者既有窮人也有富人，或者換句話來說，是窮人和富人一起遭殃。但如果仔細分析，在經濟危機中，不同階層的人所受到的實際影響，卻各有其特點。大體可以說，富人在財產上的損失最大，中產階層在信心上受到的打擊最為沉重，而窮人所面臨的問題則最為突出。由于經濟危機是一場消滅財富的戰爭，富人的財富消失無疑是最快的。在“2008胡潤百富榜”上，統計顯示，2008年個人財富突破100億元的有50位，比2007年少了25位，上榜富豪的平均財富為30億元，比2007年下降22%。其中，超過50%的企業家財富呈下降狀態，僅有不到20%的企業家財富小幅上升。在這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上市地產富豪的身價在一年內縮水六成。統計顯示，擁有上市公司的房地產富豪在過去一年的財富平均縮水60%，而非上市的房地產富豪的財富平均縮水30%。在2008年財富減少最多的十大企業家中，有九位是房地產開發商，最為典型的是去年排在富豪榜首位的楊惠妍，她的財富在過去一年縮水了近75%，由去年的1300億元驟減到2008年的330億元[14]。據香港大公報報道，2008年港股忽高忽低，曾有“亞洲股神”美譽的恒地主席李兆基除私人公司資產減少1000億港元，旗下上巿公司巿值亦蒸發1742億港元；李嘉誠持有的公司巿值縮水更達3900億港元。連同新地郭氏家族及新世界，四大富豪的公司足足蒸發近萬億港元巿值[15]。窮人在危機中的狀況則呈現出另一種情景。2008年10月，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表示，在這次金融危機中，窮人可能損失最大。他對于窮人在金融危機可能承受最嚴重損失表示憂慮。佐利克指出，今（2008）年以來已有一億人陷入貧窮，而這個數字還會持續成長，需要維持對窮人的經濟援助[16]。佐利克這里所說的窮人受損失最嚴重，當然指的不是其財富損失的絕對數，而是指其生活狀況的惡化，其生存所受的直接威脅。聯合國不久前表示，隨著金融危機的加深，2009年人類歷史上將首次出現多達10億人因糧食短缺而挨餓。其原因是，隨著糧食價格下跌，歐洲和北美的農民將會降低明年的糧食產量，而第三世界國家的農民也會因為買不起種子和化肥降低產量。即使是在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情況也不容樂觀。根據美國國會公布的數字，在從2008年10月開始的財政，將有2800萬美國人依賴政府發放的食品券購買生活必需品，這一數字是上世紀60年代實施食品券這一食品福利計劃以來的最高數字[17]。由于經濟危機對窮人的影響往往意味著對基本生存條件的威脅，因此，在危機中最關鍵的，是要保住窮人的生存底線。正因為如此，在30年代大蕭條中，羅斯福新政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社會救濟。而羅斯福新政中的社會救濟，又有相當一部分是通過以工代賑的方式進行的。這就意味著不僅保住窮人的生存底線，而且以特殊就業的形式給了他們一份信心和希望。

就我國的情況而言，有兩點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在經濟危機的背景下，農民增收更加困難。據估計，目前農民收入的40%-70%來自外出打工。據國家統計局湖北調查總隊對全省3300個農戶的抽樣最新調查顯示，2005年工資性收入對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的貢獻率達到89.1%[18]。在這次金融危機中，農民工返鄉增多，加上金融危機導致的國際糧價下跌，2009年我國農民增收將會面臨極大困難。二是城市中的失業群體。前面我們曾經指出，在這次危機導致的失業中，首當其沖的是農民工和大學畢業生，目前社會上對失業的關注也主要是集中在這兩部分人身上。但首當其沖的群體不見得是問題最突出的群體。因此，盡管農民工是危機中受失業沖擊最嚴重的群體，但其所導致的社會問題可能沒有想象的那么嚴重。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大多數農民工還有承包的土地。有人說，許多新一代的農民工連地都沒有種過。這是不錯的。但同時也要看到，種地相對來說是好學的。大學畢業生失業者的情況與之相類似，因為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還沒有結婚，失業對于他們來說只不過是成為新的啃老族而已，或者是延續啃老的時間而已。可能問題最突出的，是城市中已經有工作經歷而且又是已經成家的失業者。對于他們來說，失業即意味著最基本生存條件的喪失。其中，有的還承擔著房貸等承重的債務嚴厲。對于這一部分人，也許應當給予更多的關注。

在金融危機中，中產階層所受打擊往往是媒體關注的重點。這不僅是因為中產階層在危機中發生的變化具有很強的戲劇性，而且也在于中產階層本來就是引人注目的群體。而且，富人的變化可能是沒有原來那么富了，窮人的變化是比原來更窮了。而中產階層的變化可能是在階層間跌落。據洛杉磯媒體去年年底的報道，隨著金融危機進一步加劇，洛杉磯地區的無家可歸者人數大幅增加，而且許多中產階級者加入了無家可歸者的隊伍。報道說，因生意破產、失業等多種原因，一些律師、公司業主、實習醫生等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近來也成為無家可歸者，目前只能靠政府救濟為生。報道援引洛杉磯伯班克臨時援助中心主任霍威爾的話說，在過去的18個月里，來中心求援的無家可歸者增加了66%，其中約一半人屬中產階級[19]。中產階層在危機中所受打擊最明顯在這樣幾點上。第一，財產性損失最大。住房的縮水，股市的虧損，承受的主體主要是中產階層。第二，中產階層債務沉重。在中產階層中，其消費的耐用消費品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以信貸消費的方式實現的。在正常的情況下，償還這些債務對于其中的大部分人來說不是問題。但在經濟危機中，由于失業和減薪，債務將會成為部分中產階層沉重的負擔。第三，中產階層在經濟危機中的損失，除了財富之外，更重要的是信心的受挫。有人在網上說，現在過的最慘的就是中產階層，因為富人早就有了房子和車子，窮人沒錢買房子和股票，只有中產階層，剛剛買了房子卻成了房奴，僅有的一點積蓄買了股票還被徹底套牢。

金融危機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危機，對于緩慢形成中的中國中產階層來說無疑是一場噩夢。有人說中國的股市一年就消滅了中產階級，這話固然有點夸張，但也離事實不遠。中央電視臺對76萬投資者調查說，92%的股民虧損[20]。這對其形成過程本身就異常艱難的中國中產階層來說，無疑是非常沉重的打擊。實際上，過去幾年中，這個社會階層正日益面臨著巨大的就業壓力，同時背負著房價飛漲、醫藥費高昂、子女教育成本上升的沉重包袱。人們通常所說的“房奴”也主要指這個群體。在近年來出臺的調節貧富差距的政策措施中，中產階層正在成為調節貧富差距的犧牲品。調節貧富差距的重要措施之一，是規范收入分配、強化稅收調節。而中產階層的收入往往是規范化程度最高的，因此，就出現一種可能性，即富人群體因為收入高度非規范化而脫避調控時，中產階層卻成為稅收調節的主要對象。此外，在燃油稅等調控措施中，中產階層都可能會首當其沖。這里特別要指出的一點是，一個社會在開始進入耐用消費品時代的時候，以中產階層為主體的社會結構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中產階層就是耐用消費品的市場。對于中國這樣剛剛開始向耐用消費品轉型的國家來說，這個因素就顯得尤為重要。

金融危機是利益格局調整的過程，而對金融危機的應對措施，也會導致利益關系和利益格局的劇烈調整。目前世界各國的救市措施或刺激經濟增長措施，大多屬于有人稱之為的“第三方付款”模式。而由政府承擔的“第三方付款”直接面對的就是政府財政的硬約束。解決這個約束的方式，無非一是增加貨幣的投放，二是加大稅收征收力度，三是發行債務。無論是哪種方式，都會對社會中的利益格局產生重要影響。增加貨幣投放有可能加劇通貨膨脹，增加稅收會加大企業甚至個人的負擔，而發債也等于向民間抽血[21]。而存貸款利率的大幅度下調，將嚴重損害存款人的利益而有利于貸款人。由于目前中國居民儲蓄余額高達20萬億，每下調一個點的利率，每年存款人將損失2000億元。而資金使用過程中有可能導致的問題就更是不容忽視。

就經濟刺激措施對社會中利益格局的影響而言，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以損害普通勞動者的權益來支持企業發展的傾向。前一段就有學者呼吁，要謹防假經濟危機做空勞動者權益[22]。應當說，這種擔心不是沒有道理的。最近一段時間里，類似的消息不斷傳來，比如為了保企業，宣布暫緩執行新勞動合同法；為了保企業，一些地方宣布凍結最低工資；一些地方對勞動者爭取自己權益的行動采取了更為嚴厲的壓制措施等。而在另一方面，有關方面負責人則強調，對涉嫌犯罪企業的正常經營帳戶、資金，要慎用查封、扣押、凍結措施，對負責企業正常經營的高管人員也要慎用拘留、逮捕措施。諸如此類的措施，對于解決危機中一些根本性問題來說，完全是南轅北轍。

五、失業是經濟危機轉化為社會危機的關鍵因素

2008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表的半《世界經濟展望》報告指出，當前主要發達經濟體的經濟狀況“已經或接近于衰退”。報告預計2008年全球經濟增長繼續放緩，增長率只有3.9%；2009年將下降到3%，這將是2002年以來最低的年增長率[23]。國際勞工組織的數據則顯示，全球失業率2007年為6.0%，預計2008年為6.1%，2009 年可能會高達6.6%[24]。到2009年底，全球失業總人口可能上升至2.1億。國際勞工組織總干事胡安·索馬維亞在日內瓦表示，根據該組織的評估，“到2009年年底，失業人口將從2007年的1.9億增加到2.1億”，這是“全球失業人口歷史上第一次突破2.1億關口”，也是10年來全球失業人數首次突破2億人。索馬維亞還指出，如果目前世界各國推出的救市措施不能迅速奏效的話，失業人口數量還可能會進一步上升[25]。

世界性金融危機發生之后，人們普遍關心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金融危機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危機會不會傳導到社會，會不會導致社會危機的發生？這當中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失業。可以說，失業是經濟危機轉化為社會危機的最基本鏈條。茅于軾先生說過，如果不是因為失業問題，經濟危機本身其實也沒有什么可怕的[26]。在一次論壇上，有的學者對于就業問題甚至用了這樣的說法，人們在買房子的時候，強調的是地段、地段、地段，而在經濟危機中，最關鍵的問題就是就業、就業、就業。而失業問題在中國還有一層獨特的含義。在前面我們曾經指出，目前在中國發生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國際金融危機引爆的傳統生產過剩危機，問題主要是集中在實體經濟的層面，特別是那些低端的、面向出口的、勞動密集型的產業。這就意味著，同樣程度的經濟問題，在中國引起的失業問題會更為嚴重。

金融危機中的失業問題是發生在我國就業壓力本來就很大的背景下。數據顯示，2009年我國需要安排就業的人數達2400萬人。其中包括1300萬全國城鎮新增勞動力和800萬下崗失業人員，此外還有300多萬其他人員需要等待就業安置。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報告表明，城鎮失業率已經攀升到9.4%，是官方數字的兩倍[27]。有的學者甚至認為，實際的失業率可能比上述數字更高。金融危機的沖擊，無疑會為這種狀況雪上加霜。就目前的情況而言，農民工和大學畢業生已經成為就業形勢轉差的兩個最大受害群體。2008年6月以來，在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等沿海經濟發達地區，許多工廠倒閉，大量農民工待業或返鄉。實際上，沿海地區大量出口企業倒閉，農民工失業早在全球金融危機大規模爆發前就開始了。其主要原因是美元下跌、人民幣升值，出口退稅取消，尤其是實行緊縮貨幣政策后，企業貸款 緊張等。金融危機對中國的沖擊發生后，形勢進一步嚴峻化。有人估計，在2008年底，返鄉農民工的數量有可能超過1000萬人。此外，大學生畢業后就業難，已經成為一個普遍的問題。2009年應屆高校畢業生將達到610萬，加上歷年沒有就業人員，超過700萬畢業生需要解決就業問題。

白領或中產階層的失業問題看似不如農民工那樣集中，規模也不如前者大，但由于這部分人在社會中獨特的位置，其失業造成的社會影響可能會更大。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白領或中產階層失業的特點之一，是其失業過程中造成的職位不穩定感和職業不安全感遠遠超過實際的失業狀況，因此，這部分人失業帶來的職業恐慌和信心危機，將會是更為嚴重的，并可能由此導致嚴重的社會問題。

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想首先提出兩個分析性的概念，即“削底式裁員”與“削邊式裁員”。在由金融危機導致的企業裁員中，發生的是“削底式裁員”還是“削邊式裁員”，兩者是有很大區別的。所謂“削底式裁員”是指，被裁減的是底層的一線工人或下層職員。而“削邊式裁員”則是指，不同層次的就業職位基本按照同樣的比例裁員，在這種裁員中，高管和中層管理人員要和下層職員甚至一線工人同樣面臨失業的威脅。在人們一般的想象中，可能會覺得金融危機中的裁員或失業會以削底式的方式進行，但從目前已經發生的情況看，更可能的是以削邊的方式進行的。因為一個高層或中層管理人員的工資要相當于多少個下層管理人員或一線工人的工資，裁減中高層管理人員能更有效地減少企業費用和工資成本，而且在底層人員被裁減之后，處于過剩狀態的中高層管理人員被裁減就成為必然。去年年底的一則報道題目就是《美國銀行裁員之刀伸向高管》。報道說，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 Corp.)不久前裁減了約20位高層主管，其中包括首席執行長肯尼斯?劉易斯(Kenneth Lewis)的一些長期擁護者。2008年11月，匯豐銀行宣布裁減亞太區500名員工，被裁減的員工分布于多個部門，亦涉及中、高層人員，包括月薪逾 10萬港元的經理級別。美國的一項調查表明，56%企業高層預期來年裁員，47%員工憂慮失業，25%人開始翻閱招聘廣告或更新自己的履歷表，為可能面對的失業做準備[28]。甚至有人開玩笑說，危機時期千萬不要要求提薪，因為薪金高的人更容易被裁掉。特別是，在金融危機中，往往是整個企業整個企業地倒閉，在整個企業倒閉的過程中，無論哪個層面上的人都不可能幸免。

“削邊式裁員”導致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逐級踢下效應”的形成。即一個位置較高的專業人員的失業，會導致逐級的向下頂替，當然這種頂替往往不是發生在企業內部，而是發生在企業之間，特別是不同層次的企業之間。這意味著一個上層的就業崗位的失去，可能會導致若干個崗位上人員的更替。換言之，在這樣的失業中，由失業造成的工作的不穩定性要遠遠大于失業本身，由此形成的工作不穩定性的預期會由此而大大放大。形象地說，最終就業位置每減少一個，可能會有十個人經歷短暫失業或工作變動，一百個人產生工作的不安全感。在這種情況下，職業的不安全感就會產生，甚至形成大范圍擴散。與此相聯系的就是社會信心受到沉重打擊。在中國，由于中產階層家庭負債率普遍偏高，許多人都有大筆的“房貸”需要按月償還，因此，工作不穩定性帶來的影響將會是巨大的。

正因為如此，各國政府在應對經濟危機的時候，一個要考慮的重要問題就是如何保障就業，至少使失業問題不至于過分惡化。在中國政府不久前出臺的系列性應對措施中，一個重 要的考慮也是要解決就業問題。一般地說，失業問題的嚴重程度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人口結構以及每年進入勞動年齡人口的比例，二是經濟增長的速度。有專家曾經根據各國人口構成的情況，以經濟增長能保證勞動力就業增長的需要為依據，界定過各國經濟衰退的臨界點：中國8%，印度6%；其它發展中國3-5%，歐美等發達國家0%，人口老化嚴重，勞動力數量在減少的日本，輕度負增長不算衰退。在國內，也形成了這樣一個普遍的共識，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一定要保障8%以上，否則失業問題就會惡化。有一種說法，經濟增長每下降1%，就將增加約千萬失業人群。因此，保增長就成為應對失業問題的最重要的措施。但經濟增長與就業的關系，并非僅僅取決于經濟增長的速度，同時也取決于經濟增長的模式。有時后者的影響甚至更為重要。因此，8%的經濟增長與就業之間并不存在固定的關系。有數據顯示，在不同產業部門增加邊際投入1萬元，能形成的就業機會是不一樣的，商飲業可以帶動就業0.247人，而包括金屬制造、電力、機械制造、化工等在內的重化工業都在0.05人以下。有經濟學家認為，修一條地鐵投資50億元，能提供2000人就業就已經不錯了。類似的，修高速公路、鐵路、水電站、核電站這些都一樣，都無法創造大量就業崗位。相反，加強對創業和中小企業的資金、政策扶持則意味著創造很多就業機會。因此，如何將應對金融危機、保增長的措施真正落實到擴大就業上來，是目前迫切要解決的問題。

六、社會矛盾會增加，但不太可能導致大的社會動蕩

經濟危機中社會矛盾的增加甚或激化，幾乎可以說是一種必然的現象。因此，在歷史上發生歷次經濟危機中，總會伴隨不同程度的社會矛盾、社會沖突，甚至社會動蕩。

在上個世紀30年代大蕭條中，大量財富的消失、大面積的失業、生活的日益艱難、越來越絕望的情緒，使得當時美國乃至西方主要國家的社會矛盾不斷尖銳起來，社會開始成為一個火藥桶。其中很有名的就是美國退伍軍人的抗議活動及其由此引起的震蕩。1932年，大批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美國退伍軍人，為了獲得退伍補償金和工作機會，集聚在華盛頓，舉行持續了長達兩個月之久的抗議活動。雖然組織嚴明有序，不讓激進分子參加，但依然遭到了胡佛命令的，麥克阿瑟親自指揮，巴頓為先鋒的軍隊的鎮壓。因為他們認為退伍軍人的抗議有可能引起社會**。武力鎮壓導致兩名退伍軍人死亡、數十人受傷。1933年3月退伍軍人又陸續返回華盛頓。到了5月份，已有3千人住在為他們而設立的帳篷里。但這時候羅斯福總統已經就職，新政杠杠展開，他下令陸軍將功補過，在華盛頓外圍的一處舊軍 營里設立住所，讓老兵住進去。第一夫人親自前往營地視察，還和老兵們問寒噓暖，共唱圣歌。1934年6月份老兵就拿到了第一筆戰爭獎金。抗議事件總算和平解決。

2001年年底，阿根廷由于債務問題而出現了一場金融危機，這場金融危機被看作是自 1891年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這場嚴重的金融危機最終演變成了社會動蕩和政治危機。2001年12月19日，阿根廷爆發了10年來最大規模的**，政府被迫宣布戒嚴，經濟部長及總統相繼辭職，隨后兩周內連換5任總統。

本次金融危機發生后，雖然危機原發地的美國大體太平無事，但歐洲卻爆發了多次較為嚴重的社會沖突。2008年10月，希臘國營和私營企業的數百萬工人舉行全國大罷工，抗議政府的經濟政策。罷工使希臘的交通和公共服務受到嚴重影響，并在一定程度上使整個國家陷入癱瘓。同年12月，希臘發生大規模騷亂。騷亂除了在希臘全國蔓延，隨著金融危機帶來的不安情緒波及到歐洲其它國家，甚至有歐洲有年輕人喊出了“歐洲革命”的口號。元旦前夜，在受金融危機首波沖擊最嚴重的冰島，數百名示威者闖進總理召開的每年例行的常務會議的會場，同警察發生毆斗，造成一名警員受傷，并對總理進行追打，向全國電視直播的會議被迫中斷。有媒體分析希臘**的原因時認為，騷亂的發生與金融危機不無關系，“當國家經濟每年保持3%到4%的成長率，社會弊端尚可粉飾掩蓋，但當時至今日經濟惡化，所 有問題便像火山爆發”，因此，“任何一個社會事件，都足以點燃街頭火炬”[29]。危機中社會矛盾的增加甚至激化，無疑是必須正視的問題。但同時也有可能產生另一個傾向，即對社會矛盾的嚴重性產生夸大性誤判。在這種情況下，對由金融危機導致的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進行準確的把握，并理性地處理此類問題，是至關重要的。我認為，隨著金融危機向實體經濟危機的轉化，特別是失業的大面積發生，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增加的趨勢幾乎是可以肯定的。但同時要看到，就總體而言，這次金融危機引起大規模社會動蕩的可能性并不大。在國際上如此，在中國也是如此。

這當中首先一個值得重視的直接因素就是，各國政府和國際社會對危機的應對，其處理危機的能力和方式，不僅與30年代大蕭條的時候有很大不同，即使是與 1997年金融風暴時候比也有明顯區別。在30年代大蕭條時，那時各國政府基本是各自為戰，自己處理自己的問題，有的國家甚至是以鄰為壑。1997年金融風暴發生時，冷戰剛剛結束，各國政府協調性程度很低。而這一次則是各國政府聯手，國際社會救市的速度非常快，也非常有力度，中國政府也積極參與了這次國際合作。加之有1997年處理金融風暴的經驗教訓，各國政府采取的措施是比較有效的。盡管有時候政府的干預對于解決一些根本性的問題功效有限，但對于緩解危機嚴重程度所能起到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其次，就經濟發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而言，已經遠非30年代大蕭條發生的那個時代能比。那時候，生活水平一降低就會威脅到基本生存，而現在即使是經濟危機發生了，對人們生存的影響是很有限的。而且，由于二戰以來社會保障事業的發展，社會安全網絡已經與30年代大蕭條時有了質的區別。就此來看，金融危機引起大的社會動蕩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此外還有一個因素也是需要考慮在內的，即這次金融危機來源于外部，這種認識會提高人們對危機中一些問題的忍受程度。

金融危機發生之后，國內對群體性事件的警惕性明顯增強，有人斷言2009年將是群體性事件的多發年。但對于這個問題還需要做具體的分析。

就中國的具體情況而言，有可能引起社會矛盾的因素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如果股市或房地產崩盤造成的大規模財富消失。二是由于企業破產倒閉或裁員引發的失業下崗，導致的社會矛盾與社會沖突。三是可能的通貨膨脹導致的社會動蕩。但這些因素與群體性事件的關系并不是線形的，其實際的結果還要取決于許多其他因素的作用。比如，在2008年年初，有經濟學家就認為，若股市崩盤將引起一次大規模社會危機。還有學者不斷提醒，如果中國房價急劇下跌，會引發社會大動蕩。然而一年多的事實證明，在A股市場發生70%深幅下跌，股市市值蒸發掉20多萬億（當然不全部是真金白銀）的情況下，并沒有引起導致社會動蕩的事件，甚至連大規模的群體性事件也沒有發生。失業問題對社會矛盾、社會沖突的影響要更為直接，前一段時間在珠三角地區由此引起的群體性事件有明顯上升的趨勢。不久前《財經》雜志與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合作進行的百位經濟學家調查顯示，90％的經濟學家認為2009年中國經濟面臨的最大風險是“失業人數增加”[30]。但盡管如此，還需要看到如下幾個因素的作用。第一，這次失業涉及的最主要的群體是農民工。第二，大部分農民工失業后仍然有地可種。第三，失業后返鄉的農民工是高度分散的，其發生大規模群體性事件的可能性并不大。當然這不是說農民工失業問題不值得重視，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不在于直接引起大規模社會動蕩，而更多地是在于引發農民增收的困難以及由此導致的農村經濟社會危機的深化。

值得警惕的倒是在有關調控措施開始發揮作用，經濟出現復蘇的時候，如果這時導致通貨膨脹的發生，對社會穩定的影響可能會更為嚴重。各國政府在刺激經濟時的大量投入，過分寬松的貨幣和財政政策，以及到時候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都有可能加大通過膨脹的可能性。在前些年國企改制導致的大規模失業下崗浪潮中，社會動蕩之所以沒有發生，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當時的經濟比較低迷，物價也比較低。當時我們曾有一個結論，飛漲的物價將會是壓垮城市底層的最后一根稻草[31]。但通貨膨脹導致社會動蕩，必須是通貨膨脹達到相當高的水平，貨幣大幅貶值。但在目前中國的產能已經全面過剩的情況下，惡性通貨膨脹發生的可能性并不大。但這個因素無疑是需要特別警惕的。

因此，在這樣一場突如其來的金融危機中，對于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對于群體性事件的發生，要有清醒的頭腦。既不能掉以輕心，也不能估計過于嚴重。在目前的情況下，尤其要防止的是后一種傾向。對于社會穩定問題，要有一個總體性的判斷。對此，我一直講三句話。第一句話，經濟快速發展；第二句，政治基本穩定；第三句話，社會矛盾突出。經濟持續增長為我們解決很多問題提供了余地，很多事情發生在經濟迅速增長的時期還是經濟蕭條的時期是完全不一樣的。政治基本穩定是說，對于目前的政治制度的框架，人們基本是認同的。退一步說，盡管人們對其也有種種批評，也確實存在諸多的弊端，但至少絕大多數人認同目前也只能如此。同時也要承認社會矛盾是突出的，但對這些社會矛盾的性質與特點，要有恰如其分的把握。概括地說，盡管這次金融危機對我國的經濟社會生活會造成較大的沖擊，由此引起的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也會增加，但即便如此，發生大規模社會動蕩的可能性并不大。但社會治安有可能明顯惡化。

七、重建信心是走出危機的關鍵

在金融危機中，無論是原發地危機按照邏輯的深化和蔓延，還是對其他地方產生的沖擊，其中一個重要的鏈條，就是對于信心的摧毀。而且還可以說，在危機向外部產生沖擊的過程中，信心的因素就占有一個更重要的地位。有人至用一種極端的方式說，“全球金融危機除美國外，其他地區都是信心造成的”。這樣的說法當然是不準確的，但也說明信心這個因素在危機中的極端重要性。

經濟危機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信心危機。曼徹斯特在《光榮與夢想》中描述30年代大蕭條時這樣寫道：許多人自小就相信，誰賣力氣，誰就有出息。現在呢，不管勤的懶的，一概倒霉，所以人人感到精神沮喪。李普曼當時就寫道：“整個民族精神不振，人人覺得自己孤零零的，誰也不信，啥事也不信，甚至對自己不信任了”。可以說，金融危機決不僅是一場經濟的危機，同時也是一場社會的危機；它不僅是一場在社會的經濟層面上發生的危機，同時也是一場發生在社會各個層面的危機。金融危機中信心的重要性是在于，金融危機導致信心的下降，而信心的下降會進一步惡化危機。

危機對經濟社會生活的影響，一種是實在的影響，一種是對人們預期的影響。最后可能 會造成“自證預言”。“自證預言”是社會學家默頓提出的一個概念，指的是先入為主的一個判斷，無論它的準確性如何，都將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一個人接下來的認知和行為，最后使這個無因由的判斷實現了[32]。通俗地說，一件事情可能本不是這么回事，但人們都把它當作這么回事，最后還真就成了這么回事。人們經常舉的例子就是，比如某銀行本來是在正常經營，但在特定的背景下，人們傳說這個銀行經營不善，快要破產，如果不盡快提款，存款就要泡湯了。結果人們急急忙忙加入到提款的行列，而銀行也真的因為一時無法應付過于龐大的提款隊伍而宣告破產。這個例子表明，由于市場是一種非組織化的人群所參與的場所，這種自證預言常常會通過影響人們的認知而對市場本身發揮重要的作用。因為市場中的行為往往受預期的支配。比如在股市中，牛市的預期可能會導致更多的股民把更多的金錢投入進去，結果可能是使股市走牛。而當熊市的預期形成的時候，這種預期又可以使人們慌忙地逃離股市，從而造成股市大幅下跌。

在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中，自證預言的作用就更為明顯。從一定意義上可 以說，危機是一個互相感染的過程，這種互相感染最后甚至能成為左右危機走勢的一個重要因素。危機的走勢取決于個人、企業、銀行的選擇，而這種選擇是以預期為前提的。比如，個人對職業和收入前景的預期會影響他的消費行為，企業對行業和市場前景的預期會影響其投資行為，銀行對前景的預期會影響其對貸款的態度等等。因此，在面對危機的時候，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信心。1933年3月4日，羅斯福終于成為美國第三十二任總統。羅斯福在他的總統就職演說中告訴美國人：“我堅決相信，我們唯一引為恐怖的只是恐怖本身。”溫家寶總理在談到美國金融危機時曾說。“在金融危機襲來的時候，第一重要的是信心。信心比黃金和貨幣更重要。”在2008年10月舉行的第七屆亞歐首腦會議上，溫家寶總理指出，這次會議確定把應對金融危機作為主要議題具有現實意義，我對應對這場危機認為應當做的可以概括為六個字，那就是“信心、合作和責任”。所謂信心，就是所有的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應當盡快地采取果斷措施，穩定金融市場，從而使人們獲得信心。我們高興地看到，許多國家已經采取了措施，并初步見到了效果，但是現在看來還不夠，還要繼續努力。在危機中重建人們的信心，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制止恐慌情緒的蔓延。經濟危機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即其爆發往往是很突然的。當然這不是說經濟危機發生前沒有任何預兆，學者們更可能在事后發現危機發生前的種種蛛絲馬跡。但盡管如此，危機的確認，往往是在重大的災難性事件發生之后，比如人們往往稱之為“黑色星期幾”的股災，比如著名的銀行或金融機構的倒閉等等。在30年代大蕭條時是1929年10月24日那場著名的股災，在這次金融危機中，則是雷曼兄弟等金融機構的倒閉。在雷曼兄弟及美林等金融機構倒閉的最初一段時間，全球金融都出現了恐慌，許多國家股市暴跌，一批金融機構相繼出現倒閉。如果這種恐慌不能得到及時的制止，情況將不堪設想。幸運的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各國政府都出臺了一系列救市計劃，有效地制止了恐慌的蔓延。在這個過程中，一個基本的共識開始形成，即盡管這場金融危機本身的情況相當嚴重，甚至有人認為可能不遜于30年代那場大蕭條，但形成30年代大蕭條那樣的嚴重衰退的可能性并不大。

在危機中重建信心，不是要說要粉飾太平，也不是對問題諱莫如深，更不是對有關的舉措不能討論爭論；重新信心最關鍵的是要有重建信心的機制。在上個世紀30年代大蕭條中，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即美國人信心的恢復是在羅斯福當選，而新政的那些政策還沒有出臺的時候。從中可以看到大選對于信心恢復的作用。中國的情況與此不同。中國具有獨特的信心資源。在中國，信心的拐點取決于政策信號。此種情況下對政策信號的要求不是多，不是狂轟濫炸，而是有效性。自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政府積極加強與世界各國的合作，進行了一系列政策調整，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應對危機。特別是2008年11月9日，中國推出了擴大內需的10項措施，確定了4萬億人民幣經濟刺激計劃，獲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好評。一些經濟刺激措施，其實既是經濟上的，也是心理上的。關于“4萬億”發揮效應的時間，最近的一項調查顯示，7％的經濟學家認為“4萬億”發揮效應時間是2009年一季度，33％認為是2009年二季度，53％認為是2009年下半年，3％認為是2010年，只有4％認為“作用不大”[33]。這表明，至少在專家那里，中國經濟的前景已經開始變得明朗。盡管這些經濟刺激計劃對于解決一些深層的問題還很慢起到有效的作用，有的可能還會帶來一些負面作用，但對于危機中信心的恢復來說，是作用是不可小視的。

在中國，股市的回暖將會是社會恢復信心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從技術的層面來看，中國的股市不但跌得早，而且是在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實質性影響發生前就已經一步跌到位，現在已經有了觸底反彈甚至反轉的條件。其次，股市對經濟的反應一般要提前半年左右的時間，而對中國經濟的預測是2009年下半年甚至更早會出現回暖，因此股市的反彈甚至反轉，具備經濟條件的支撐。更重要的是，股市牽連到經濟的許多方面，比如企業的融資功能，比如個人的消費行為。在這當中尤其是要看到，近一年多來中國股市的巨幅下跌，對經濟社會生活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這種影響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就顯得尤為突出。股市的回暖不僅可以使大量的現金解套，而且會改變人們對未來的預期。因此，可以考慮將股市反彈，作為撬動信心恢復的一個杠桿。

危機條件下信心的恢復還取決于社會和市場中的確定性。近些年來，市場秩序對經濟發展的影響越來越突出。毒奶事件不僅在國內，而且在國家上造成中國的食品危機。市場的非規范化幾乎毀掉了一個產業。在金融危機下，市場秩序惡化的可能性進一步加劇了。最近網上的一個帖子講道：我朋友是開電腦公司的，最近他接到一筆很大的訂單，一家大公司要50臺電腦，用在辦公上。這家大公司的工廠有幾千人，該公司開出的條件也很優厚，如果能接下來，可以說，利潤相當豐厚，但是要電腦公司先供貨，2周后結算。朋友覺得現在生意難做，難得有這么大的訂單，雖然有風險，但是覺得這么大一家公司，應該沒有問題吧？就先發貨給對方了，沒想到，前天去該工廠查看時，發現那家公司的老板已經跑了，幾千名工人12月的工資沒有了著落，辦公室門口還聚集了幾十家供應商，都在催要貨款。他提醒人們，如果大家所在的公司突然接到很大的訂單，一定要擦亮眼睛看清楚，以免上當受騙！在他的帖子之后，很快就有一個跟貼，表示遇到類似的狀況，并留下電子郵箱[34]。市場秩序惡化的結果，將會是交易成本的上升。這對市場信心的恢復無疑有著重要的影響。

八、危機中最重要的機遇是轉變發展方式

在有關這場金融危機或經濟危機的討論中，人們經常說這樣一句話，即這場經濟危機對于中國來說既是挑戰也是機遇。但如何理解這個機遇？目前國際上大宗商品價格大幅度下降，趁機建立資源儲備是一個機會；世界上其他地方出現空白，我們填補進去是一個機會。但我認為，最大的機遇，就是在經濟危機的壓力之下，下決心進行社會變革，實現發展方式的轉變。理解機遇的前提是理解挑戰。這次金融危機對于我們來說是一場挑戰，而且是一場嚴峻 的挑戰，對此也許沒有人會有不同意見。但問題是，這種挑戰是一種什么樣的挑戰。僅僅是國際上的經濟衰退造成了我們出口的下滑？僅僅是我們的實體經濟增長速度下降？也許這場金融危機對我們的最大挑戰，是沖垮了我們過去的發展方式，是我們過去的發展方式在新的背景下無法持續下去了。而這里說的無法持續，不是指在金融危機這樣一種特定的背景下無法持續下去了，而是說，它標志著一種發展方式的終結。認識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在面對這場危機的時候，如果我們只是將其作為一個突如其來的挑戰加以應對，而忽視進行相應的制度變革和結構的調整，不但會錯過轉變發展方式的大好機會，很可能會導致過去那種傳統發展方式的回歸。就此而言，可以說是短痛易止，長痛難消。轉變發展方式的核心是轉到以內需為基礎的發展上來。解決內需問題在今天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30年代大蕭條時美國面臨的是內需的問題，我們今天面臨的也是內需的問題。而內需問題，正如前面的分析所表明的，是一個社會進入耐用消費品時代要解決的一個根本性問題。以加大投資力度為主調的經濟刺激措施可以在一時之內將GDP的增長速度拉動起來，可以將大量的產品生產出來，甚至通過其他的努力可以提高產品的質量、改善產品的性能，但假如東西賣不出去，一切都無從談起。但如果不能通過社會變革解決一個社會進入耐用消費品時代需要具備的基本社會條件，導致今天危機發生的一些深層的、根本性的問題就無法解決。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今天不能只是一般地談社會變革、社會改造和社會進步，這種社會變革和社會進步應當圍繞內需問題來展開。內需是連接經濟與社會的重要環節。在目前有關中國經濟問題的討論中，或隱或顯地存在這樣一種假設，即中國現在的經濟問題是由美國和西方的金融危機以及由此而來的經濟衰退引起的，而金融危機無論如何也是一個插曲，西方國家經濟的回暖只是時間的問題；一旦西方的經濟回暖了，我們過去那種發展模式不是又可以持續下去了嗎？這個假設是存在問題的。首先，西方經濟的回暖可能比人們預想的要慢；其次，這次金融危機給了西方社會一個很深的教訓，在危機中和危機后，改變過去的消費模式和生活方式，將會漸成趨勢；更重要的是，其實是如果沒有這場金融危機，我們嚴重依賴對外出口的模式也已經快走到了盡頭。因此，趁著金融危機的壓力，真正實現發展方式的轉變，對于今天的中國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但問題是，內需和市場的問題不是今天才提出來的。這個問題折磨我們的社會已經有超過至少10年的時間了。在這10多年的時間里，可以說內需是啟而不動、擴而不大。這表明，也許我們過去啟動內部的思路有問題，真正阻礙內需形成的關鍵性因素沒有解決。內需問題不是一個簡單地讓老百姓花錢的問題。30年代大蕭條及羅斯福新政給我們的一個直接啟示就是，要通過社會利益關系的調整，通過社會結構的轉型，通過相關社會制度的建設，這個問題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