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
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
（赫魯曉夫1956年2月25日在蘇共二十大的秘密報告）
背景介紹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蘇聯共產黨在莫斯科召開第20次黨的代表大會。赫魯曉夫代表蘇共中央向大會作了總結報告。但是，在會議結束前夕的2月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赫魯曉夫又作了長達4個半小時的題為《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報告，但報告完后并沒有就此進行討論。這就由此揭開了斯大林問題在蘇聯的蓋子。這在國際社會引起極其巨大的震動。
同志們：
在黨中央委員會的報告和許多代表在代表大會的發言中，以及以前歷次黨中央全會上，對于個人崇拜和它所造成的有害后果已談了很多。
斯大林逝世以后，黨中央委員會開始執行如下方針：堅定而不懈地指明：夸大某個人的作用，把他變成具有神仙般非凡品質的超人，是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神相違背的，是不能容許的。這個人似乎無所不知，洞察一切，能代替所有人的思考，能做一切事情，他的行為沒有半點錯誤。
多年來，我們養成了用這樣的觀點去看待人，具體地說就是這樣看待斯大林的。
我這個報告不想全面評述斯大林的生平事跡。關于斯大林的功績，還在他活著的時候，就寫了大量的書籍、小冊子和研究論文，已經進行了足夠的研究，斯大林在準備和實現社會主義革命中，在國內戰爭中，以及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斗爭中所起的作用，是盡人皆知的。現在，我們關心的，是一個對我們黨的現在和將來都有重大意義的問題，那就是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是怎樣逐步形成的，它怎樣在一定階段上變成一系列極其嚴重地歪曲黨的原理，歪曲黨的民主和革命法制的根源。
由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充分認識到個人崇拜所造成的實際后果以及因破壞黨的集體領導原則而帶來的巨大危害，同時由于個人獨攬大權這一事實，黨中央認為絕對有必要向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報告有關這個問題的材料。
首先，請允許我提示一下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是怎樣嚴厲斥責個人崇拜的任何表現的。
馬克思在給德國政治活動家威廉·布洛斯的信中說：「由于厭惡一切個人迷信，在國際存在的時候，我從來都不想公布那許許多多來自各國的、使我厭煩的歌功頌德的東西，我甚至從來也不予答復。偶爾答復，也只是加以斥責。恩格斯和我最初參加共產主義者秘密團體時的必要條件是：摒棄章程中一切助長迷信權威的東西。原來，拉薩爾的所作所為卻恰恰相反。」
不久以后，恩格斯也寫道：「馬克思和我，我們一直反對公開宣揚個人，只有為了達到某種重大目的才可例外。我們尤其反對那些在我們活著的時候，對我們個人所做的宣揚。」
大家都知道革命的天才——列寧是非常謙虛的。列寧永遠強調人民作為歷史創造者的作用，強調黨作為一個活生生的具有主動精神的整體的領導和組織作用，強調中央委員會的作用。
馬克思主義并不否定工人階級領導者在領導革命解放運動中的作用。
列寧在指出群眾領袖和組織者的重大作用的同時，無情地揭露了個人崇拜的各種表現，同敵視馬克思主義的「群氓」觀點進行了不可調和的斗爭，并堅決反對把「英雄」塞給人民群眾。
列寧教導說，黨的力量在于同群眾保持密切的聯系，在于人民——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跟隨黨一起前進。列寧說過：「只有相信人民，扎根于生動的群眾創造性源泉的人，才能勝利，才能掌握住政權。」
列寧自豪地說，布爾什維克黨，共產黨是人民的領袖和導師，他號召一切重大問題由覺悟的工人來決定，由自己的黨來決定。他說：「我們相信黨，我們把黨看成是我們時代的智慧、榮譽和良心。」
列寧堅決反對縮小和削弱黨對于蘇維埃國家的領導作用的一切企圖。他制定了黨的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原則和黨的生活準則。他強調指出集體領導是黨的領導的指導原則。還在革命前的年代里，列寧就稱黨中央委員會是領導者的集體，是黨的原則的保護者和說明者。他說：「在兩屆代表大會期間，黨的各項原則由中央委員會維護并由它解釋。」
在強調黨中央委員會的作用和它的權威時，列寧指出：「我們的中央已經形成為一個嚴格集中而有高度威信的集團。」
在列寧活著的時候，黨中央委員會真正地體現了對于黨和國家的集體領導。列寧作為戰斗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在原則問題上毫不妥協，但永遠沒有強迫同自己一起工作的同志接受自己的觀點，他耐心地解釋自己的意見，使別人信服。列寧歷來都嚴格地監督執行黨的生活準則、遵守黨章，及時召開黨代表大會和中央全會。
列寧對于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的勝利，對于我黨的勝利和科學共產主義思想的實現所作的一切是偉大的。除此以外，他的洞察力還表現在，他及時地從斯大林的身上看出一些不良品質，這些不良品質在后來造成了嚴重后果。列寧由于關懷黨和蘇維埃國家的未來命運，他為斯大林做了完全正確的鑒定，他提出過應該研究改變斯大林的總書記職務問題，因為斯大林過于粗暴，對同志關心不夠，任性和濫用職權。
列寧在寫給黨代表大會的信里說過：「斯大林同志當了總書記，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有把握。」
這份在我黨歷史上稱之為列寧「遺囑」的極其重要的政治文獻，已經發給了二十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們。你們已經讀過這個文件，而且毫無疑問你們會再讀它幾遍。請你們深入地考慮一下，列寧所說的下列這些真誠的話，這些話體現了他對黨、人民、國家以及黨的未來政治方針的關懷。
他說：「斯大林粗暴，這個缺點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共產黨人的來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總書記的職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議同志們想個辦法把斯大林從這位置上調開，另外指定一個人擔任總書記，這個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樣，只是有一點強過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順、更和藹，更關心同志，少任性等等」。
列寧的這個文件在第十三次黨代表大會的代表團中宣讀過，代表團并且討論了撤銷斯大林總書記職務的問題。各代表團贊成斯大林留任，希望他認真考慮列寧的批評，從而改正這些深為列寧所擔心的缺點。
同志們！有必要向黨代表大會報告兩個新的文件，這兩個文件證實了列寧在他的「遺囑」中給斯大林所下的評語。
這兩個文件就是：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夫娜·克魯普斯卡婭給當時在政治局擔任書記的加米涅夫的信和列寧寫給斯大林的信。
我現在宣讀一下這些文件。
克魯普斯卡婭的信：
「列夫·波里索維奇（即加米涅夫）。
「關于我經過醫生允許在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口授下寫的一封短信問題，昨天斯大林對我的態度是非常粗暴的。我在黨內不是一天了。在這30年里，我一次也沒有聽到那怕是一個同志的一句粗暴的話。黨和伊里奇的利益對我比斯大林更為寶貴。可是現在我需要的是最大的克制。和伊里奇能談什么和不能談什么，我比任何醫生都了解，因為我知道什么問題會使他不安，不管怎樣比斯大林要了解。現在我請求你和格里哥里（即季諾維也夫），因為你們是弗·伊的最親近的朋友，請你們保護我，使我的個人生活免遭粗暴的干涉和不應有的謾罵和威脅。斯大林用以威脅我的監察委員會的一致協議，我是不懷疑的，但我沒有力量也沒有時間去搞那個愚蠢的爭吵。我也是個活人，我的神經已緊張到了頂點。
這封信是克魯晉斯卡婭在1922年12月23日寫的。過了兩個半月以后，即1923年3月，列寧給斯大林寫了這樣一封信：
「斯大林同志，「副本抄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你曾粗魯地給我的妻子打電話罵了她。雖然她已向您表示愿意忘記說過的話，但是這件事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從她那里知道了。我并不愿意輕易忘記反對我的事情，在這里不必說，我認為反對我妻子的事就是反對我的。
因此，請您酌情考慮，你是否同意收回你說過的話并表示道歉？還是愿意斷絕我們之間的關系？致敬。
列寧，1923年3月5日」
同志們！我不想評述這些文件，這些文件本身已經令人信服地說明了問題。如果還在列寧活著的時候，斯大林能夠采取這種態度，能夠這樣地對待克魯普斯卡婭——列寧的忠實朋友和從我黨誕生起就為黨的事業而積極奮斗的戰士，那么可以想象，斯大林是怎樣對待其他工作人員的。斯大林的這些不良品質愈來愈發展，在晚年已達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
后來的事實證明，列寧的擔心不是沒有根據的。在列寧逝世后的初期，斯大林還考慮他的指示，而后來則逐漸輕視列寧的嚴重警告。
如果我們分析一下斯大林領導黨和國家的實際活動，考慮一下他所犯的全部過失，我們必須相信列寧的擔心是正確的。
斯大林的一些不良品質在列寧活著的時候還只是處于萌芽狀態，但在以后年代里已經發展到嚴重地濫用職權的地步，因而給我們黨造成莫大的損失。
我們必須嚴正地研究和正確地分析這個問題，以便消除任何可能性，不再重復斯大林在世時所犯下的一切過失。斯大林根本不允許實現集體領導和集體工作，他不僅對反對他的人要施加暴力，而且由于他的任性和專橫，連被他看成與他的思想相違背的人，也要施以暴力。斯大林不是通過說服、解釋和耐心地同別人合作，而是把他的思想強加于人，要別人無條件接受他的意見。凡是反對他這種做法的人，或者力圖證明自己的觀點，證明自己正確的人，都必然會被開除出領導機關，接著就會受到精神上的折磨和肉體上的消滅。在第十七次黨代會以后的這個時期內，這一點表現得更加明顯。許許多多忠實于共產主義事業的、黨的卓越活動家和黨的一般工作人員都成了斯大林專橫的犧牲品。
應該說，黨在反對托格茨基分子，反對右派分子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方面進行了重大的斗爭，從思想上粉碎了列寧主義的一切敵人。這次思想斗爭進行得很成功，在斗爭中黨更加鞏固了，受到了更大的鍛煉。斯大林在這方面也起了積極的作用。
黨領導了一場巨大的政治思想斗爭，反對自己隊伍中發表反列寧主義綱領的人們，他們是敵視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政治路線的代表人物。這是一場頑強而艱苦的斗爭，然而是一場必要的斗爭，因為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集團和布哈林分子的政治路線，實質上是要復辟資本主義和向世界資產階級投降。我們可以想象，如果1928—1929年右傾政治路線在黨內取得勝利，或者把「棉布服裝工業化」作為方向，或者轉向富農，其結果將會怎樣？我們那時就不會有強大的重工業，不會有集體農莊，我們在資本主義包圍的面前就會赤手空拳，處于軟弱無力的地位。
因此，黨才從思想上進行了不可調和的斗爭，向全體黨員和非黨群眾說明托洛茨基反對派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對列寧主義主張的害處和危險性。黨在說明黨的路線方面所做的巨大工作也收到了成效。無論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政治上都被孤立起來，黨內絕大多數都擁護列寧的路線，因此，黨才能夠鼓舞和組織勞動群眾去實現黨的列寧路線。去建成社會主義。
下述這種情況是值得重視的。甚至在進行熾烈的殘酷的思想斗爭的時候，對于托洛茨基分子、季諾維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等都沒有采取極端的鎮壓辦法。當時的斗爭是在思想方面進行的。但是過了幾年以后，當社會主義已經基本上在我國建成，剝削階級基本上被消滅，蘇維埃社會的社會結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敵對的政黨、政治派別和集團的社會基礎已大大縮小，黨的思想敵人在政治上早已粉碎的情況下，反而對他們開始采取鎮壓的措施。
正是在1936－1938年這個時期，開始在國家機關當中大肆鎮壓，首先是鎮壓那些早已被黨從政治上粉碎了的列寧主義的敵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諾維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然后也鎮壓了許多正直的共產黨人，鎮壓了黨的干部，這些人親身經歷了國內戰爭和工業化與集體化最艱苦的年代，他們為了保衛黨的列寧路線同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分子進行了積極的斗爭。
斯大林首創「人民敵人」這個概念。這一名詞可以使犯了思想錯誤或只卷入爭論的人毋須證明自己所犯錯誤的性質，它可以自動給這些人加上這個罪名，可以破壞革命法制的一切準則，對他們實施最殘酷的迫害，以對付在某一點上不同意斯大林的人，對付那些只是被懷疑有敵意的人，對付那些受到誣陷的人。「人民敵人」這個概念，實質上已經排除了任何思想斗爭和就某些問題那怕是實際問題表達自己意見的可能性。定罪的主要依據，實質上唯一的證據就是被告本人的「自供」，然而這種「自供」后來經查明，乃是對被告施行肉刑逼出來的，這種做法與現代法學的一切標準是完全違背的。
于是就導致明目張膽地破壞革命法制，使許許多多過去維護黨的路線的無辜的人成了犧牲品。
應該說，即使那些曾經反對黨的路線的人們，也沒有那么多重大理由一定要把他們從肉體上消滅掉，并為了從肉體上消滅這些人，便特別采用「人民敵人」這個概念。
很多被控為黨和人民的敵人而在后來被槍決的人，在列寧活著的時候都是同列寧一起工作的。其中的一些人在列寧在世的時候就犯過錯誤，但盡管如此。列寧還是給他們工作做，糾正他們的錯誤，想盡辦法使他們留在黨內，引導他們跟隨著自己前進。
在此，應該向黨代會的代表介紹一下以前沒有發表過的，列寧關于1920年10月寫給中央政治局的一個短箋。列寧在規定監察委員會的任務時寫到，必須把這個委員會變成真正的「黨和無產階級良心的機關」。
列寧指出：「監察委員會的一項特別任務是要和反對派的代表建立一種深切的個人關系，有時甚至采取治病的方式去對待他們；他們因為在蘇維埃或黨的工作中遭受挫折而產生了心理危機。應盡力安慰他們，同志式地給他們講明情況，給他們安排（不是用命令方式）適合他們心理特點的工作。關于這方面的意見和規定由中央委員會組織局制定。」
大家都很清楚，列寧對于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敵人和那些離開黨的正確路線的人是不調和的。但同時從讀過的文件中也可以看出，列寧在領導國家的整個活動中，都要求從黨的立場出發，慎重地對待那些表現過動搖、離開過黨的路線，但是還能夠回到黨的路線上來的同志。他建議耐心地教育這些人，不要對他們采取極端措施。
列寧對待人，對待干部的英明也就在于此。
斯大林對待人則完全另外一個樣，列寧的特點是耐心地做人的工作，循循善誘地教導他們，不是用強迫的方法，而是通過整個集體從思想上影響他們，引導他們跟隨他前進。這一切與斯大林完全不同。斯大林拋棄了思想斗爭的方法，代之以行政暴力，大規模的鎮壓和恐怖手段。他愈來愈廣泛地、愈來愈堅決地利用懲罰機關，往往破壞現存的一切道德標準和蘇維埃法律。
一個人的專橫也就慫恿了另外一些人的專橫，把成千的人大批逮捕和流放，不經法庭審訊和正規調查就處以死刑等等。
它產生了人和人的不信任，引起了不安、恐怖和絕望狀態。這當然不會促進黨的隊伍的團結和勞動人民各階層的團結，相反，是消滅了那些忠誠的但不為斯大林喜歡的干部，或者是把他們從黨內排擠出去。
我們黨為實現列寧建設社會主義的計劃進行了斗爭。這是一場思想斗爭，如果在這場斗爭中能夠遵循列寧主義的原則，善于把黨的原則性同對人的深切關懷結合起來，不排斥和毀掉一些人，而是把他們吸引到自己方面來，那么，我們肯定不會有這類粗暴破壞革命法則的事，成千上萬的人就不會成為恐怖手段的犧牲品。只有對真正犯了反對蘇維埃制度的罪行的人，才可以采取極端的措施。
現在，我們舉出歷史上的幾件事實。
在十月革命以前的日子里，兩名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反對列寧的武裝起義計劃。他們甚至在10月18日孟什維克報《新生活》上發表聲明，公布布爾什維克準備武統起義的消息，他們還說這是冒險行動。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就是這樣向敵人泄露了中央委員會發動武裝起義的決定，并且說起義已組織就緒，不久即將進行。
這種行動是背叛黨和革命事業的。因此，列寧寫道：「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把自己黨中央關于武裝起義的訣議出賣給羅將科和克倫斯基了。」于是，他向中央提出了開除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出黨的問題。
但是，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之后，大家知道，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受命擔任領導職務。列寧把他們放在完成黨的極其重要任務的崗位上，他們積極參與了黨和蘇維埃的機關的領導工作。大家知道，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還在列寧活著的時候就犯了不少其他的大錯誤。列寧在自己的「遺囑」中警告說，「當然，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事件不是偶然的。」但是，列寧并沒有提出逮捕，尤其沒有提出槍決他們的問題。
再拿托洛茨基分子做例子吧！
現在，經過很長一段歷史時間以后，我們可以平心靜氣地來談反對托派的斗爭，可以非常客觀地來分析這個案件。托洛茨基周圍的人決不是出身資產階級的分子，其中一部分人是黨的知識分子，而某一部分則是工人出身的。我們可以舉出很多人，他們最初曾經靠近托洛茨基分子，但他們也積極地參加了革命前的工人運動，參加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鞏固這一偉大成果的斗爭。其中很多人與托洛茨基脫離了關系，而轉到列寧的立場上。難道有必要從肉體上把這些人消滅掉嗎？我們深信，如果當時列寧還在世的話，是不會對其中的很多人采取這種極端措施的。
這只是在歷史上的幾件事實。難道能夠說，在必要的情況下，列寧就沒有決定過對革命的敵人采取嚴厲的手段？不，任何人都不能這樣說。列寧要求嚴厲鎮壓反革命和工人階級的敵人，必要的時候無情地使用這種手段。請大家回憶一下，1918年列寧在反對社會革命黨所組織的反蘇維埃的暴動和反革命富農的斗爭時，曾毫不動搖地對這些敵人采取了最堅決的措施。但是，列寧采取這種辦法是用來反對真正的階級敵人的，而不是用來反對那些犯了錯誤，迷失了方向，但是仍能用思想影響的辦法引導前進，甚至還能繼續擔任領導工作的人們。
在非常必要的情況下，譬如，剝削階級瘋狂地反對革命，斗爭你死我活，而且必須具有最尖銳的形式，直到采取國內戰爭的形式時，列寧是采取了嚴厲的措施的。而斯大林采取最極端的辦法，是在革命已經取得了勝利，蘇維埃國家業已鞏固，剝削階級已被消滅，社會主義關系在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已經確立，而且我們黨在政治上業已鞏固，無論從數量上和思想上來看已經受到了鍛煉的時候。事情很明顯，斯大林在很多情況下都表現了不耐心、粗暴和濫用職權。他不是去證明自己在政治上的正確性，不是動員群眾，而是往往采用鎮壓和肉體消滅的手段，不僅鎮壓和消滅真正的敵人，而且鎮壓和消滅對黨和蘇維埃政權沒有犯罪的人們。在這方面毫無英明可言，有的只是炫耀暴力，而列寧對此曾很擔心。
黨中央委員會在最近，特別是在貝利亞匪幫被揭露以后，審查了這個匪幫所制造的許多案件。審查之中發現了與斯大林的錯誤行為相聯系的粗暴專橫的極丑惡的情況。事實證明，斯大林利用無限的權力，濫用職權，以中央的名義行事，但不征求中央委員們，甚至中央政治局委員們的意見。斯大林做了許多專橫的事，他經常個人決定黨和政府極其重要的事務，連政治局委員也不通知。v當我們研究個人崇拜問題時，我們首先必須弄清，個人崇拜對我黨的利益有何危害。
弗·伊·列寧經常強調黨在領導工農社會主義國家中的作用和意義，將它視作在我國順利建設社會主義的主要條件。列寧在指出布爾什維克黨作為蘇維埃國家統治的政黨的巨大責任時，號召嚴格遵守黨的生活的一切準則，實現對黨和國家集體領導的原則。領導的集體制是由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礎上的我黨根本性質所決定的。
「這就是說，」——列寧講道——「黨的一切事務是直接地或經過代表進行的，所有的黨員權利平等。沒有例外，同時所有負責的人員，所有領導人員及一切黨的機構由選舉產生，要報告工作，他們可以更換。」
眾所周知，列寧本人即表現了最嚴格遵守這些原則的范例。列寧對每個重要問題，從來不是由個人作決定，都是和大多數中央委員或中央政治局委員商議和取得同意之后決定的。
在黨和國家最困難的時期，列寧認為必須正常地召開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中央全會，這些會議討論一切最重要的問題，通過由領導者集體研究制定的決議。
比如，在1918年，國家遭受到帝國主義干涉者進犯的威脅。在這樣的情況下，召開了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討論極其重要和迫切的問題——關于和平的問題。1919年，國內戰爭正激烈進行，這時，召開了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會上通過了新的黨綱，解決了重要的問題，如對農民群眾的態度，建立紅軍，黨在工人蘇維埃中的領導作用，改善黨的社會成份問題等。1920年召開了黨第九次代表大會，確定了黨在經濟建設領域開展工作的指導原則。1921年第十次黨代會通過了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和「關于黨的統一」的歷史性的決議。
列寧在世時，黨代表大會都按時召開，在黨和國家發展中的每一個轉折關頭，列寧認為黨必須對內外政策以及有關黨和國家發展的問題進行深入的討論。
很值得指出的是列寧將其最后所寫的文章、信件和札記都寄給了黨的最高機關——黨代表大會。在代表大會休會期間，黨中央委員會就是嚴格遵守黨的原則，實現黨的政策的最富有威望的領導集體。
列寧在世的情況就是如此。
在列寧逝世后，我們黨的神圣的列寧主義原則是否被遵守了呢？
如果說，在列寧逝世后的最初幾年內，黨代表大會和中央全會多少還正常召開的話，那么，后來當斯大林開始愈加濫用職權的時候，這些原則就被粗暴地破壞了。這在斯大林生前最后十五年表現得尤為明顯。在第十八次和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之間經過了十三年，在這一時期內我們黨和國家經歷了不少重大事件。這些事件堅決要求黨對在衛國戰爭時的國防問題以及戰后年代和平建設問題作出決議。此外，甚至在戰爭結束后七年多也未召開代表大會。難道可以認為這是正常的嗎？
中央全會幾乎也未召開過。只要說一點就夠了，即在偉大的衛國戰爭年代中，事實上未舉行過一次中央全會。的確，1941年10月曾想召開中央全會。中央委員們特地從全國各地被召致莫斯科。他們等全會開會等了兩天，但沒有等到，斯大林甚至不愿和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們見面談話。這一事實說明，在戰爭頭幾個月內斯大林灰心喪氣到了何種地步，它也說明，斯大林對待中央委員們又是怎樣的傲慢和輕侮。
這一事實表明，斯大林無視黨的生活準則，踐踏黨的集體領導原則。
斯大林對黨、對黨中央委員會的專橫態度在1934年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后充分暴露出來了。
中央委員會在掌握了大量可以證明對黨的干部施以粗暴專橫的事實后，組織了一個中央主席團領導下的委員會，責成它詳細地調查，對聯共十七次代表大會選出的黨中央委員會大多數的正式和候補委員所進行的大規模的迫害是如何造成的。
委員會調閱了人民內務委員會檔案中大量材料及其他材料，是閱了許多偽造的、虛假的控訴，不能容忍的破壞社會主義法制的事實，它曾使許多無辜的人犧牲了。它查明，1937——1938年被控為「敵人」的許多黨的、蘇維埃的、經濟的工作人員其實根本不是敵人、特務和破壞者，而是一貫正直的共產黨人，他們只是遭盡誣陷，有時不能忍受獸性的折磨而自己給自己加上了（在偽造證件的審判員的授意下）各種各樣嚴重而不可思議的罪名。委員會向中央委員會主席團提供了大量關于迫害十七大代表和十七大選出的中央委員材料。中央委員會主席團審查了這個材料。
經查明，在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選出的139名正式和候補委員被逮捕和遭槍決（主要是在1937—1938年）的有98人，即70％。（全場群情激動）
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代表成份如何呢？大家知遇，十七次黨代表大會有表決權的代表84％是在地下革命工作時期和國內戰爭時期，即在1920年前參加黨的。從社會出身來說，代表大會的代表基本上是工人（占有表決權的代表60％）。所以，由這樣成份的黨代表大會所選出的黨中央委員會的多數居然是黨的敵人，是完全不能想象的事。僅僅由于正直的共產黨人被誣陷，加上了偽造的控告，以至極端破壞了革命的法制，十七次黨代表大會的委員和候補委員竟有70％被宣布為黨和人民的敵人。遭到這樣命運的不僅是中央委員會委員，十七次黨代表大會的大多數代表也遭到同樣的命運。代表大會有表決權和發言權的1966名代表中，因被控犯有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占一半以上——1108人。僅這一事實說明，如現在已查明的，十七次黨代表大會的大多數參加者被控為反革命罪行的捏造是多么荒謬、野蠻和違反了正常的思想。（全場群情激動）
應該指出，十七次黨代表大會是作為勝利者的代表大會而載入史冊的。代表大會代表都是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建設的積極參加者，他們之中許多人在革命以前的年代，在地下以及在國內戰爭的前線上，為黨的事業進行了艱苦的斗爭，他們英勇地同敵人搏斗，他們的生命不止一次地遭到危險，但從未動搖過，怎么能夠相信，在政治上粉碎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和右派分子之后，以及在社會主義建設勝利之后的時期內，這樣的人竟變成了「兩面派」并參加了社會主義敵人的陣營？
這是斯大林濫用職權所造成的。斯大林開始對黨的干部實行大規模的恐怖。
為什么在黨的十七次代表大會后對積極分子的大規模的恐怖會加劇了呢？因為斯大林在這個時期已經站在黨和人民之上他完全不顧及黨中央委員會和黨了。如果在十七次黨代表大會前他還考慮集體的意見，而在政治上完全粉碎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布哈林分子后，當這一斗爭和社會主義勝利的結果達到了黨的團結、人民的團結的時候，斯大林更加不顧及中央委員會委員乃至政治局委員了。斯大林認為他現在可以決定一切事務，他所需要的只是統計員，他使得別人處于只應聽從和歌頌他的地位。
在基洛夫同志被慘害后，開始了大規模的恐怖及對社會主義法制的粗暴違反。1934年12月1日傍晚，根據斯大林的倡議（沒有政治局的決議——這僅在兩天之后才提出）由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書記葉奴啟澤簽署了下列決定：
「
1、偵訊機關——加速審理策劃或進行恐怖行為的案件。
「
2、司法機關——不要因該類罪犯提出赦免的申請而推遲執行死刑的判決，因為蘇聯執行委員會主席團認為不可能受理這類申請。
「
3、內務人民委員會的機關——在法庭作出死刑判決后對上述類別的罪犯立即執行。」
這一決議被作為大規模破壞社會主義法制的根據。在許多偽造的審訊案件中，被告者被加上「策劃」恐怖行為的罪名，這就剝奪了重審案情的可能，即便他們在法庭上陳述自己的「供詞」出于被迫，并堅決否認對他們的控告，情況也是這樣。
應該說與暗害基洛夫有關的情況，至今還有許多令人費解、莫名奇妙的地方，需要仔細地加以調查。有根據可以這樣想，殺害基洛夫的兇手——尼古拉也夫受到了保衛基洛夫的人們之中的某個人的幫助。在基洛夫被害的一個半月前，尼古拉也夫因行跡可疑而被捕，但又被釋放，甚至未加搜查，更可疑的是，當派在基洛夫處的保衛人員于1934年12月2日被送去受審時，在汽車「失事」時死去了，但與他同車的人卻沒有受傷。基洛夫被害后，列寧格勒內務人民委員會的領導人員只受到非常輕微的處分，但在1937年卻又被槍決。可以想象，所以把他們槍決是為了掩蓋謀殺基洛夫的組織者的痕跡（會場騷動）
在斯大林、日丹諾夫1936年9月25日從索契打給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及其他政治局委員的電報以后，1936年底起大規模的鎮壓便大大加強了。該電報中稱：
「我們認為，十分必要緊急地任命葉若夫同志為內務人民委員。亞哥達在揭發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同盟案件的工作中清楚地表現出不能勝任。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破獲此案件延誤了4年。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全體黨的干部以及內務部多數州的代表都持這種意見。」嚴格說來，我們應當了解斯大林從未和黨的干部見過面，因此他們的意見他是無從知道的在實行大規模鎮壓時，斯大林的這一論斷即「內務人民委員會延誤了4年」，以及必須「彌補」先前工作中的疏忽，直接促進了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工作人員施行大規模逮捕和槍殺。
不得不指出，1937年聯共（布）中央2月至8月的全會被迫接受了這一論斷。全會根據葉若夫關于「破壞者、暗殺者和日本—德國—托洛茨基特務活動的教訓」報告，通過了的決議稱：
「聯共（布）中央全會認為，在調查反蘇維埃的托洛茨基總部及其同謀者的案件過程中所查明的事實表明，在揭發人民最險惡的敵人中，內務人民委員會至少耽誤了4年。」
大規模鎮壓當時是在反托洛茨基的旗幟下進行的。實際上當時托洛茨基分子對我們黨和蘇維埃國家有否這性的危險？應該指出，在1927年，即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前，投票贊成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對派的只有4000人，而贊成黨的路線的有724000人。在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至中央2—3月全會的十年內，托洛茨基主義已被完全粉碎，許多原來的托洛茨基分子放棄了自己原有的觀點并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崗位上工作著。顯然，在社會主義勝利的條件下，在國內實行大規模恐怖是沒有根據的。
斯大林在1937年中央2—3月全會上《論黨的工作的缺點和消滅托洛茨基兩面派及其它兩面派的辦法》的報告中，企圖給大規模恐怖政策予以理論根據，所用的借口是，隨著我們的社會主義的進展，階級斗爭應當愈來愈尖銳。斯大林并且說，歷史是這樣教導我們的，列寧是這樣教導我們的。
事實上，列寧說，之所以必需采用革命暴力是由于剝削階級的反抗，這也指剝削階級還存在并且強大的時期。當國內政治情況好轉，在1920年1月紅軍奪取了羅斯托夫，并取得了對鄧尼金的勝利之后，列寧即指示捷爾任斯基取消大規模恐怖手段和死刑。列寧在1920年2月2日中央執行委員會上的報告中是這樣來證明蘇維埃政權這一重要政治措施的：
「恐怖手段是協約國的恐怖主義強加在我們身上的，是在世界列強毫無忌憚地以其兵團侵犯我們的時候，如果對這些軍官和白黨的企圖不予以無情的回擊，我們連兩天也支持不了，而這就是恐怖手段，但這是協約國的恐怖手段加給我們的。但當我們還在戰爭結束以前獲得了決定性勝利的時候，在羅斯托夫剛一占領后，我們就拒絕實行死刑。這表明，我們是照著我們所承諾的來對待自己的綱領的。我們說，采用暴力是由鎮壓剝削者、鎮壓地主和資本家的任務而引起的。當這一切解決之后，我們即放棄任何的非常方法。我們在事實上證明了這一點。」
斯大林背離了列寧這些直接明了的綱領性指示。在我國國內一切剝削階級被消滅之后，采用非常辦法實行大規模恐怖已失去任何重要依據的時候，斯大林卻要黨和內務人民委員會去實行大規模恐怖。
這種恐怖手段事實上不只用來反對被擊敗的剝削階級殘余，而是反對黨和蘇維埃國家的正直干部。他們被加上了虛假、誣陷、荒唐的「兩面派」、「特務分子」、「破壞分子」等帽子，說他們策劃某種臆想的「陰謀」活動。
在黨中央2——3月全會（1937年）上，許多中央委員的發言，實際上表示了懷疑在同「兩面派」斗爭掩蓋下進行大規模鎮壓的正確性。
這些懷疑在波斯蒂舍夫同志的發言中表現得最明顯。他說：
「我是這樣考慮的，經過了激烈斗爭的年代，腐化了的黨員已經身敗名裂或投向了敵人，健康的黨員為黨的事業進行了斗爭。這是工業化和集體化的年代。我怎么也未想到，在這激烈斗爭年代之后，卡爾波夫和類似他的人會投奔敵人的陣營。但根據所述情況，似乎卡爾波夫從1934年就被托洛茨基分子招募了。我個人認為，在1931年一個正直的共產黨員為了黨和社會主義事業曾同敵人作過長期的艱難的斗爭，現在竟然加入了敵對陣營，這是不可思議的。我不相信這點??我不能設想，和黨一起渡過了艱難年代的人怎么會在1934年投向托洛茨基分子，這真是奇事??」（全場騷動）
斯大林關于愈接近社會主義，敵人被愈多的論斷以及中央二——三月全會根據葉若夫報告所通過的決議，就被人加以利用，這就是鉆進國家保安機關的破壞者，以及無恥的野心家，他們開始以保衛黨的名義對黨和蘇維埃國家干部、普通的蘇聯公民實行大規模恐怖。只指出一點就足以說明，被誣告為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人數在1937年較1936年增加了九倍多。
大家知道，粗暴專橫也涉及到黨的領導人員。十七次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章是根據第十二次黨代會闡述的各項列寧主義原則而制訂的。這個黨章規定，凡需對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黨的監察委員會委員采取開除出黨的極端措施，「必須召開中央全會，并邀請所有候補委員、監察委員會全體委員列席」，只有在這種黨員負責人會議上有三分之二的票數認為必需這樣做，才能將中央委員或候補委員開除出黨。
由第十七次代表大會選出并在1937－1938年受逮捕的大多數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都被開除了黨籍，這是非法的，它粗暴地違犯了黨章，因為關于開除他們的問題從未在中央全會討論過。
在調查了某些所謂「特務」和「破壞者」案件后，現已查明，這些案件全系偽造。許多被捕者的供詞以及從事敵對活動的指控都是用慘無人道的折磨方法取得的。
正如當時政治局委員們告知我們的，斯大林當時并未把一些被誣告的政治家的許多聲明散發給大家看，這些政治家否認了自己的軍事審判庭上的供詞，要求對他們的案件進行客觀的調查。這樣的聲明很多，斯大林毫無疑問是知道這些聲明的。
中央委員們認為有必要向代表大會報告許許多多這類對十七次黨代表大會選出的中央委員所偽造的案件。
無恥挑撥，惡意偽造、罪惡破壞革命法制的例證就是前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黨和蘇維埃國家著名活動家，1905年的黨員埃赫同志的案件。（全場激動）
埃赫同志在1938年3月29日根據捏造的材料而遭逮捕，未經蘇聯最高檢查官的批準，只是在逮捕后15個月才交檢查官受理。
對埃赫案件的調查是在粗暴歪曲蘇維埃法制。獨斷專行和偽造的情況下進行的。
埃赫是在嚴刑逼供之下，在事先擬好的審訊記錄上簽字、審訊記錄誣告埃赫及許多著名的黨和蘇維埃干部有反蘇維埃的活動。
1939年10月1日埃赫交給斯大林一份聲明，堅決否認自己有罪過，要求調查他的案件。他在聲明中寫道：
「最大的痛苦莫過于蹲在我一直為之奮斗的政府的監獄中。」
埃赫在1939年10月27日給斯大林的第二份聲明也保存著，聲明依據事實堅決駁斥對他的誣告，他指出這些誹謗性的指控，一方面是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干的，因為他作為西部西伯利亞邊區黨委第一書記曾批準過逮捕他們的命令，他們陰謀報復他，另一方面這也是檢查官偽造材料的結果。埃赫在聲明中寫道：
「今年10月25日向我宣布了我的案件調查工作已經結束，并允許我看有關的調查材料。如果這些材料中所說的罪行，那怕有百分之一是我犯的罪，那么我就不敢向您提出這份臨終的申訴，但被指訴是我犯的罪行里，我一件也沒有做過。我的心靈里卑鄙的影子從未有過。我一生中從來沒有對您說過半句假話，現在當我的兩條腿已站在墳墓里時，我還是向您說實話。我的整個案子是陰謀、中傷和違犯革命法則的最起碼原則的典型??在調查我的案子時，揭露我的那些交代不僅荒謬，而且在某些方面是對聯共（布）中央及人民委員會議的誣蔑，因為在這些交代里聯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員會議的一些正確決議被說成是根據我的建議通過的反革命組織的暗害活動，而這些決議不是采納我的意見，甚至是在我沒有參與的情況下通過的??
「現在我來談我生命中最可恥的一頁，也是我在黨和您面前真正的罪過，就是我承認進行了反革命活動??事情是這樣的：我沒有經受住烏沙科夫和尼古拉也夫對我使用的嚴刑和虐待，特別是烏沙科夫，他乘我的脊椎骨骨折后還沒有愈合之機，讓我受到難以忍受的痛苦，逼著我誣告自己和別人。
「我的交代大部分是馬沙科夫授意或口授的，其余的是我把我記得的內務人民委員部有關西伯利亞的材料抄了一遍，把其中提到的事實加到自己頭上。如果發現由烏沙科夫的和我簽字的故事有不妥善之處，他們就逼著我在另一方案上面簽字。例如：對魯希莫維奇就是這樣做的，開始叫我把他寫進『后備中心』，但后來什么都沒有告訴我就把他勾掉了，同樣的情況發生在所謂1935年布哈林建立的『后備中心』并由他擔任主席問題上。我開始時寫上我是主席，但后來他們建議寫上梅日拉馬克，還有許多其它類似情況「我請求并懇求您委托人把我的案件全部調查清楚，這不是為了使您寬恕我，而是為了揭露這一卑鄙的陰謀，它象毒蛇一樣把許多人纏住了，其中也有因為我的脆弱和有罪的誣告造成的后果。對您和黨我始終沒有叛變過。我知道，我是因為黨和人民的敵人制造了反對我的卑鄙和丑惡的陰謀而將要犧牲。」
按理說，這樣重要的聲明應該在中央委員會上討論，但并未這樣做。聲明書送給了貝利亞，對政治局候補委員埃赫同志的嚴刑仍繼續著。
1940年2月2日埃赫被提交法庭。在法庭上埃赫不承認自己有罪，并作了如下聲明：
「在所有我的所謂供詞中，沒有一個字是我自己寫的，除去審訊記錄下面我被迫的簽字。口供是在檢查員壓力下招出的，他從逮捕我后就開始毒打我。之后我就開始寫各種胡說八道的東西??對我最重要的是向法庭、黨和斯大林說，我沒有罪。我從未參加任何陰謀活動。我帶著對黨政策正確性的信任死去，正如我一生信任它一樣。」
2月4日埃赫被槍決了。（全場激動）現已無可爭辯地查明，埃赫案件純屬偽造，他已得到昭雪。在法庭上全部推翻被迫作出的口供的，還有政治局候補委員盧祖塔克，他是1905年的黨員，沙皇時代蹲過10年勞工營。最高法院軍事審判庭審判會議記錄記載了盧祖塔克下列聲明：「他對法庭唯一請求是，告訴聯共（布）中央，內務人民委員部有一個沒有被割除的膿瘡，它假造一些案件，逼著無辜的人們承認自己有罪。他認為對被指控的事實沒有進行審查，沒有給被告以任何機會來證明自己和那些別人供出的罪行并無任何關系。偵查的方法逼得被告胡編罪行和誣告完全無罪的人們，被告對自己的問題更不用說了。他請求法庭給他機會把這一切寫給聯共（布）中央。他向法庭保證，他本人從來沒有反對我黨政策的壞思想，因為他從來完全同意黨在經濟和文化建設方面的全部政策。」
盧祖塔克的這一聲明并沒有受到注意，盡管盧祖塔克是當時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而根據列寧的想法，這個委員會是為了黨的團結而建立的。這個具有高度權威的黨的機構的主席就成了粗暴專橫的犧牲品。他甚至沒有被召到中央政治局來，斯大林不愿和他談話。他在二十分鐘之內就判了罪，然后就被槍斃了。（群情激動）1955年進行了仔細調查，確定盧祖塔克被控事件是捏造的，根據造謠中傷的材料把他判了罪，盧祖塔克已被昭雪。
從羅布森魯姆（1906年黨員，1937年被內務人民委員會列寧格勒局逮捕）的口供中可以看出，內務人民委員會工作人員如何用挑撥方法制造出各種「反蘇中心」和「集團」。
1955年檢查內務人民委員會前審判員科馬羅夫案件時，羅布森魯姆談到下列事實：1937年被捕時，他遭到嚴刑拷打，在拷打中向他索取關于他自己和其他一些人的假口供。后來把他帶到扎科夫斯基的辦公室，后者表示只要他在法庭中就1937年內務人民委員會所捏造的「關于列寧格勒暗害、間諜、破壞、恐怖中心事件」做假口供，就可以釋放他。（全場激動）扎科夫斯基以令人難以置信的厚顏無恥的態度說穿了故意制造的「反蘇陰謀」的卑鄙「把戲」。
羅布森魯姆說：「扎科夫斯基首先在我面前展現了建立個這中心及其分部設想的幾種方案??在向我介紹了這些方案以后，扎科夫斯基說，內務人民委員部正在籌備有關這個中心的案件，而且審訊將是公開的。將來受審判的是中心的頭目，共四五人：丘多夫、烏加羅夫、斯莫羅金、波捷恩、沙波什尼科娃（丘多夫的妻子）等人，每個分部審判2、3人??關于列寧格勒中心的案件應該搞得象個樣子，這里證人起決定作用。同樣重要的是證人的社會地位（當然，是過去的地位）和黨齡。扎科夫斯基說：什么都用不著你自己去編，內務部會為你準備好底稿，每個分部分開交代，你的任務是把底稿背下來，記住在法庭中可能提出的所有問題。這一案件可能要準備3、4個月，也可能半年，在這期間你就好好準備，不要使審訊人員和自己下不了臺。審訊的過程和結果將決定你今后的命運。害怕了或說錯了，只能怪自己。經受住了，你的腦袋可以保下來，將來公家管你的吃穿，一直到死。」（全場騷動）
在州里面，偽造口供的事件就更盛行了。在那個時候就是這樣制造卑鄙事件的。內務人民委員會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分局「破獲」了所謂「烏拉爾起義總部」，是一個由右翼分子、托派、社會革命黨、教會人士組成的集團，據說由黨的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委員會書記和聯共（布）中央委員卡巴科夫（1914年黨員）領導。根據當時的各種口供材料來看，幾乎在所有的邊區、州和共和國里都有過所謂「右翼托洛茨基派、間諜、恐怖、破壞、暗殺組織和中心」，而這些「組織」和「中心」不知道為什么都是由各州委、邊區委或共和國中央的第一書記來領導。（全場騷動）
由于這種駭人聽聞的偽造「案件」，其結果使人們相信了各種誹謗的「供詞」，加上大肆強迫交代自己和揭發別人，致使數千名正直的、清白的共產黨員就此犧牲。對黨和國家的卓越活動家——柯秀爾、邱巴爾、波斯蒂舍夫、薩列夫及其他人也以同樣方式捏造了種種「案件」。
在這些年代里，大規模進行了沒有根據的鎮壓，使黨的干部遭受了重大損失。最惡劣的做法是要內務人民委員會在擬定提交軍事法庭審判名單時，事先就定了這些人的刑罰。名單由葉若夫交給斯大林本人審批預定的懲處辦法。1937年到1938年共有383份名單交給斯大林，涉及數千名黨的、蘇維埃的、共青團的、軍事的和經濟的工作人員，并得到了他的批準。
大部分這些案件現都在重新審理，其中大量是捏造和毫無根據的案件，因而宣告無效。僅舉一例足以說明，即自1954年到現在，最高法院軍事法庭已經恢復了7679人的名譽，其中很多人是昭雪的。
大量逮捕黨的、蘇維埃的、經濟的、軍事的工作人員給我們國家，給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招致了重大的損失。大規模鎮壓消極地影響了黨的政治和精神狀態，產生了不確定感，使病態的懷疑得以蔓延，在共產黨員中散布了互不信任的氣氛。各色誹謗家和野心家都積極活動起來了。
1938年聯共（布）中央一月全會的決議使黨的組織有了一定的復原。但廠泛的鎮壓在1938年仍繼續著。
僅僅因為我黨具有偉大的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力量，它才能經受住1937年到1938年種種困難事件，培養了新干部。但毫無疑問，如果不是由于1937年到1938年大規模的沒有根據的和不公正的鎮壓，使干部遭受如此重大的損失，我們向社會主義前進和國防上的準備就會實現得更加順利一些。
我們控訴葉若夫毒化了1937年，我們的控訴是正確的。但是應該回答這樣一個問題：難道葉若夫不通過斯大林就能逮捕如柯秀爾嗎？關于這個問題是否交換過意見？是否有政治局的決定？不，沒有過，正如其他案件一樣沒有過的。難道葉若夫能夠決定諸如著名黨的活動家的命運這樣重要的問題嗎？不能，如果以為這只是葉若夫一手造成的，那就太天真了。很明顯，這些案件是斯大林決定的，沒有他的指示，沒有他的批準，葉若夫是不能夠做的。
現在我們弄清了這些案件，恢復了阿秀爾、盧祖塔克、波斯蒂舍夫、柯薩列夫和其他人的名譽。有什么理由來逮捕他們和判決他們呢？經過對材料的研究，證明沒有任何理由。他們和其他人一樣，未經檢察官的批準就遭到了逮捕。在那種情況下，根本不需要任何批準：在斯大林決定一切的時候，還要什么批準？在這些案件中他是總檢察官。斯大林不僅給予了許可，而且根據自己的倡議發出逮捕的指示。關于這些都是應該說出來的，以便代表大會的代表們都明確了解，使你們能作正確的估計并得出相應的結論。
事實證明：許多濫用職權的事都是根據斯大林的指示做的，根本不顧黨的準則和蘇維埃法制。斯大林是個非常不信任旁人的人，有病態的疑心，我們和他一起工作，都知道這一點。他會看著一個人說：「你的眼睛今天為什么躲躲閃閃的？」或者說：「你今天為什么扭轉頭去，不敢正眼看我？」病態的疑心使他不加區別地對人不信任，其中也有他認識多年的黨的杰出的活動家。他到處都看到「敵人」、「兩面派」、「間諜」。由于擁有無限的權力，他嚴酷專橫，不僅在肉體上而且在精神上壓制了人。過去形成了這種情況，使人們沒有可能來表達自己的意志。
當斯大林說某人應該逮捕，就應該相信他已是「人民敵人」，在國家保安機關中為非作歹的貝利亞匪幫就會用盡一切辦法來證明被逮捕者的罪行和他們所捏造的材料的正確性。拿出的證據是什么呢？被逮捕者的招供。審判員就相信這些「招供」，并以此為據。怎么使一個沒有犯罪的人招供自己有罪？只有一個辦法，就是采用嚴刑逼供的辦法，嚴刑拷打，使他失去知覺，失去理智，失去人的尊嚴。如此這般，「供詞」即到手了。
1939年當大規模的鎮壓浪潮開始緩和下來時，當地方黨組織的領導人開始責備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對被逮捕者實行逼供的時候，斯大林在1939年1月10日向州委、邊區委、共和國中央、內務人民委員會、內務人民委員會各局局長發出了一份密電，內容如下：
「聯共（布）中央說明，內務人民委員部使用體罰是從1937年起經聯共（布）中央允許的。大家知道，所有資產階級的偵查機構都對社會主義無產階級代表使用體罰，而且其方式無奇不有。試問，為什么社會主義偵查機構對資產階級的頑固特務，對工人階級和集體農莊的兇惡敵人應該更人道一些呢？聯共（布）中央認為，體罰方式今后還必須使用，是對那些顯然是人民敵人的而又不肯繳械投降的人作為例外情況而使用的。這是完全正確的和適宜的方式。」
因此，最最粗暴的破壞蘇維埃法制，對一些無辜的人實行嚴刑拷打，逼迫他們交代自己和揭發別人的事，是由斯大林以聯共（布）中央的名義批準的。
不久前，就在代表大會召開前幾天，我們黨中央主席團開會時，把當時審訊柯秀爾、邱巴爾和柯薩列夫的審訊員羅多斯叫來審問。這是一個無用的鼠目寸光的人，一個道德墮落的敗類。就是這個人，他決定了黨的活動家的命運，并且也決定了在這個問題上的政策，因為他證明他們有罪的，也同時提供了作出重大政治結論的材材。
請問，難道這樣一個人的智力就能領導審訊工作，去證明象柯秀爾這樣的人物有罪嗎？不能，他如果沒有相應的指示，能做的事不多。在中央主席團會議上他對我們說：「人家告訴我，說柯秀爾和邱巴爾是人民的敵人，因此，我作為一個審訊人員，就應該逼他們招供自己是敵人。」（群情激動）
他只能通過長期的拷打才能做到這一點，在接到貝利亞具體指示后，他就這么干了。應該說明，在中央主席團會議上羅多斯無恥地說：「我認為我執行了黨的命令。」斯大林關于對被捕者采用逼供辦法的指示，就是這樣實踐貫徹的。
這些和許多類似的情況說明，黨正確地決定問題的一切準則都被破壞了，一切都服從了一個人的專橫。
斯大林集大權于一身，這在偉大衛國戰爭中造成了嚴重后果。
假使拿我們的許多長篇小說、電影、歷史、「學術研究論文」來看，把斯大林在衛國戰爭中的作用寫得荒唐透頂。斯大林能預見一切，根據斯大林早已制定的戰略計劃蘇軍實行了「積極防御」的戰術，即大家所熟悉的，先把德國人讓到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城下的戰術。蘇軍實行了這種戰術，而且僅僅由于斯大林的天才，這才轉入進攻，消滅了敵人。蘇聯武裝力量，我們英勇的人民所取得的歷史性勝利，就在這類小說、電影和「學術研究論文」中被徹頭徹尾形容為斯大林軍事領導的天才。
我們應該仔細弄清楚這個問題，因為這不僅對歷史，而且在政治上、教育上和實際上都有巨大意義。
這個問題的實際情況如何？
戰前，我們的報紙和全部政治教育工作就大吹其牛，說什么如果敵人侵犯神圣的蘇聯領土，就給敵人以三重的打擊，我們要在敵人的領土上進行戰爭，并且要以較少的犧牲取得勝利。但這些極其自信的宣言并無具體事實根據確保我們的邊界不受侵犯。
在戰時和戰后期間，斯大林曾提出這樣的論點：我們人民在戰爭初期所經歷的那種悲劇，是由于德國人對蘇聯「突然」襲擊的結果。可是，同志們，這完全不符事實。希特勒在德國剛一登臺，就提出了要消滅共產主義這一任務。法西斯匪徒是公開這樣說的，不曾掩蓋他們的計劃。為了實現這一侵略目標就簽定了各種協定，建立了各種集團，諸如臭名遠揚的柏林——羅馬——東京軸心。在戰前，無數事實明顯地說明，希特勒竭盡全力要發動一場反蘇戰爭，他集中了大量的兵力，其中有坦克部隊，而且集結在蘇聯邊界。
從現在已發表的文件中可以看出，還在1941年4月3日，丘吉爾就通過駐蘇大使克里浦斯當面提醒過斯大林，說德軍開始重新布署，準備進攻蘇聯。很明顯，丘吉爾這樣做不是因為他對蘇聯人民有友好的感情。他這樣做是有他帝國主義的目的，那就是讓德蘇兩國投入一場血戰，從而加強大英帝國的地位。同樣，丘吉爾在他的文集中證實，他要「斯大林注意到威脅的危險性」。丘吉爾在4月18日以及以后幾次電報中都反復強調了這一點。但這些警告均被斯大林當作耳邊風。相反的，斯大林指示說不要相信這類情報，以免挑起事端。
應當指出，從我們軍方和外交渠道我們也得到了德軍入侵蘇聯領土的威脅這類情報，但由于領導上的這種成見，在送呈這些情報時，人們都膽戰心驚，在佑計其可靠性時，便大留余地。
例如，1941年5月6日我們駐柏林的武官沃龍佐夫從柏林報告說：「蘇聯公民包澤爾??報告海軍副武官說，從希特勒總部的一個軍官口中知道，德國準備5月14日經過芬蘭、波羅的海、拉脫維亞入侵蘇聯。同時還準備對莫斯科和列寧格勒進行大規模的空襲，在國境線還要空投傘兵部隊??」。
1941年5月22日，我駐德副武官赫洛波夫報告說：「德國軍隊向我國進攻擬定為6月15日，但也可能在6月初開始??」
1941年6月8日，我駐倫敦大使館報告說：「就目前局勢而言，克里浦斯深信德蘇軍事沖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它的發生不會遲于6月中旬。克里浦斯說，目前德國集結在蘇聯邊境的部隊（包括空軍和輔助部隊）共有147個師??」。
盡管已有這些非常嚴重的警告，但并沒有采取必要的步驟，準備好保衛國土，防止突然襲擊。
我們是否有時間和能力來作這樣的準備呢？有的。既有時間，又有能力。我們工業已完全有可能保證蘇軍一切必需品。事實證明，戰爭開始以后，敵人雖然占領了烏克蘭、北高加索和我國西部其他地區，我們幾乎喪失了整個工業的一半，失去了重要的工業區和產糧區，但蘇聯人民仍然能夠在東部組織一切軍用品，把從西部搬來的裝備安裝起來，為我們武裝部隊提供消滅敵人的一切必需品。
假如我們的工業能及時地被動員起來，保證軍隊獲得必需的物資，我們在戰時的損失會少得多。從戰爭開始的頭幾天，可看出我軍裝備很差，沒有足夠的大炮、坦克和飛機來回擊敵人。
蘇聯的科學和技術在戰前已提供了極好型號的坦克和大炮。但未曾組織好大量生產，而我們改裝軍隊只是在戰爭前才開始的。因此，當敵人入侵蘇聯國土時，我們既沒有足夠的制造武器的舊機器，因為軍工生產已不再使用這類機器，也沒有新式武器，因為軍工生產剛計劃引進這類機器。高射炮的情況也很糟。反坦克武器的生產尚未組織好。許多防區在戰爭開始時沒有防衛能力，因為舊武器已要回去，而新武器還未發下來。
但事情還不止于坦克、大炮和飛機。戰爭開始時，我們甚至還沒有足夠的步槍去武裝被召入伍的人們。我記得，在那幾天里，我從基輔打電話給馬林科夫說：“人們都志愿入伍了，要求發武器。請給我們送些軍火來吧。”馬林科夫回答道：“我們不能送武器來，步槍全要送給列寧格勒，你們自己設法武裝起來吧。”（全場騷動）
武器狀況就是這樣。
在此同時，也不能不提起這樣一件事：在希特勒軍隊入侵蘇聯之前不多久，基輔特別軍區司令員科爾波諾斯（后來犧牲在前線）曾寫信給斯大林，說德軍已到了布格河，正準備進攻，看來，最近就要進攻了。由于這個情況，科爾波諾斯建議組織一條可靠的防線，從邊境地區遷走30萬居民，并在那里組織起幾個強大的據點，挖好反坦克壕，筑起隱蔽部等等。
莫斯科對這些建議的回答是，這是挑釁行為，邊境地區不用任何準備措施，不要給德國人以借口，免得發動針對我國的軍事行動。因此，我們的邊境未曾做過足以回擊敵人的準備工作。
當法西斯部隊已經侵入蘇聯領土并開始了作戰行動時，從莫斯科來的命令是一槍不還擊。為什么呢？因為斯大林認為戰爭尚未開始，邊境地區是德軍個別不守紀律部隊的挑釁，如果我們回擊，那就會成為德國發動戰爭的借口。
我們知道還有這樣的事。在希特勒軍隊侵犯蘇聯領土前夕，有一個德國人逃奔到我國境線上來，說德國部隊接到命令將在6月22日夜晚3時發動對蘇聯的進攻。當時立即把這事報告了斯大林，但是，這一信號仍然沒有引起注意。
你們看，忽視了一切，既忽視了個別軍事首長的警告，也忽視了逃兵的報告，甚至忽視了敵軍的明顯行動。在這歷史上千鈞一發的時刻，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警惕性難道就是這樣嗎？這種漠不關心，這種忽視明顯事實的結果是什么呢？結果就是在最初數小時，在最初幾天里，敵人在我國邊境地區摧毀了我們大量的空軍、炮兵和其他軍事設施，消滅了我們大量干部，瓦解了部隊的指揮，接著，我們已無法阻擋敵軍深入我國：同時，1937年到1941年間，由于斯大林根據捏造的控訴而發生懷疑的結果，清洗了大量軍事指揮員和政治工作干部，這也產生了嚴重后果，特別是在戰爭初期。在這幾年之中，一部分指揮員從連、營直到高一級軍事機關都遭到了鎮壓，那些在西班牙和遠東有過作戰經驗的領導干部在這段時期內幾乎全被消滅。
大規模鎮壓軍事干部的政策還破壞了部隊紀律，因為在這幾年之間黨和青年團支部的各級指揮員，甚至士兵，都已習慣于“揭發”上級指揮員為暗藏的敵人。（全場騷動）這在戰爭初期對部隊紀律當然有很壞的影響。
大家知道，在戰爭爆發前，我們有卓越的軍事干部，他們無限忠于黨和祖國。只要說說這一情況就夠了，那些雖然在監獄里受盡折磨，但掙扎著活下來的人，從戰爭最初幾天起就證明自己是真正的愛國者，他們英勇地為祖國榮譽而戰。我指的是像羅科索夫斯基（他坐過牢），戈爾巴托夫，梅里茨柯夫（他參加這次代表大會），波德拉斯（他是個很好的軍官，已犧牲在前線）和許許多多其他同志。但有很多這樣的指揮員卻在集中營或在監獄中死去了，軍隊再沒有和他們見過面。
這一切都發生在戰爭初期的局面中，這對我們祖國是個巨大的威脅。
我們不要忘記，在前線遭到沉重的挫折和失敗之后，斯大林曾經認為，一切都完結了。在這些日子的一次談話中，他說，“列寧所締造的一切，我們已經永遠喪失了。”
在這之后，斯大林實際上長時間沒有領導作戰，并停止做任何工作。只在一些政治局委員跑到他面前并和他說：必需立即采取某些措施來改善前線狀況，他才重新領導起來。
因此，在戰爭初期，祖國之所以危在旦夕，很大程度上是由斯大林領導黨和國家的錯誤方法造成的。
但問題還不僅在于戰爭的開始時刻，當時嚴重地瓦解了我們的軍隊并使我們遭到了沉重的損失，就是在戰爭開始之后，斯大林在干預戰事過程中所表現的那種神經質和歇斯底里，也使我軍遭受了嚴重的損失。
斯大林根本不了解前線的真實情況，這是自然的，因為在整個衛國戰爭時期，他沒有到過一個戰線的區段，也沒有到過一個解放了的城市，除了在前線局勢穩定時刻曾經坐車到莫扎伊斯基公路（在莫斯科）短短地兜了一回。而對這次出行卻寫了不知多少異想天開的文學作品。然而，斯大林仍直接干預作戰過程，發布命令，這些命令根本不考慮戰線該段的實際情況而不能不造成人員的巨大損失。
我可以舉一個典型的事實證明斯大林如何領導前線。巴格拉米揚元帥出席了這次代表大會，他當時是西南戰線的指揮員，可以證實我現在向你們講的話。
1942年，哈爾科夫地區我軍遭到了極端嚴重的局面，我們當時通過了停止包圍哈爾科夫的正確決定，因為在當時的實際情況下，繼續進行這一戰斗，將會對我軍造成嚴重的后果。
我們向斯大林報告此事，說情況要求我們改變行動計劃，以免敵人消滅我們集中在一起的大部隊。斯大林一反常識，拒絕了我們的建議。他命令我們繼續進行包圍哈爾科夫的戰役，而當時我們許多兵團已面臨包圍受殲的現實威脅。
我打電話給華西列夫斯基，對他說，“請拿起地圖，阿列克賽·米哈依羅維奇，”華西列夫斯基現坐在這里，“請給斯大林同志看看情況是多么的復雜。”要知道斯大林是按地球儀計劃戰役的。（全場活躍）是的，同志們，他的確常常拿著地球儀，在上面尋找戰線的。我當時對華西列夫斯基同志說：“拿地圖給斯大林同志看，在目前情況下，已不能繼續原來的戰役。為了事業的利益，應修改原來的決定。”華西列夫斯基對我說，斯大林早已研究過這個問題，并且他華西列夫斯基不能再向斯大林談這件事，因為斯大林不愿再聽取關于這一戰役的任何意見。
在和華西列夫斯基談話后，我打電話到斯大林別墅，但斯大林不接電話，由馬林科夫來接。我對馬林科夫同志說，我從前線打電話，想親自同斯大林談話。斯大林通過馬林科夫告訴我，我應該跟馬林科夫談。我再次表示想親自向斯大林報告前線的嚴重情況，但斯大林認為沒有必要聽電話，再次要我通過馬林科夫同他談。
用這種方式“聽取”了我的請示后，斯大林說：“一切照原來的辦”。
結果呢？結果發生了我們估計的最壞情況，德國人包圍了我們的部隊，使我們損失數十萬士兵。這就是斯大林的“軍事天才”，這就是我們的代價！（全場騷動）
戰后某一天，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員見面時，米高揚說起赫魯曉夫當時關于哈爾科夫戰役的電話是對的；當時不應該不支持他。
你們不知道當時斯大林怎樣地火冒三丈！他怎么能夠承認他，斯大林，當時竟是錯誤的！他不是“天才”嗎？天才不可能是錯誤的。任何人都會犯錯誤，但斯大林認為他從來不會犯錯誤，永遠是對的。他從來也沒有對誰承認過自己大的或小的錯誤，盡管事實是，他在理論問題上和實際活動中已犯了不少錯誤。代表大會后，我們應該對許多戰役的評價重新審查，應對它們作出正確的解釋。
在我們阻止敵人、轉入進攻之前，斯大林所堅持的戰術使我們付出了巨大的血的代價，因為他根本不了解作戰的實質。
軍人們知道，早在1941年底，斯大林為了一個村莊一個村莊的爭奪，要求以連續的正面進攻來代替從側翼迂回、深入敵后的大規模運動戰。我們便因此遭受了巨大的損失，直到我們這些肩負指揮整個戰爭重擔的將軍們扭轉了局勢，開始了靈活、機動的戰術，才使戰線上的局勢立刻發生有利于我們的重大變化。
最可鄙的是，在我們付出了巨大代價，打敗了敵人，取得偉大勝利后，斯大林即開始攻擊許多在戰爭中作出貢獻的將領，因為斯大林不愿意將前線上的功績除了他自己以外，歸功于任何一個人。斯大林對于朱可夫同志作為一個軍事指揮員的評價很感興趣。他不止一次問過我對朱可夫的看法，我對他說，“我很早就知道朱可夫，他是個很好的將軍，很好的司令員”。
戰爭結束后，斯大林就開始散布各種各樣關于朱可夫的謠傳，例如他對我說，“你總是稱贊朱可夫，可他不值得如此贊揚。有人說朱可夫在戰役開始前，總是抓一把土聞一聞，然后說‘可以開始進攻’，或者相反地說‘不能按計劃進行’。”那時，我回答道：“斯大林同志，我不知道誰這樣說，這不是事實”。
看來，這是斯大林自己這樣說的，以便降低朱可夫元帥的軍事才能和作用。
在這個意義上，斯大林自己非常用心地來渲染自己是個偉大的將領，千方百計地向人們灌輸這樣的說法，即蘇聯人民在偉大衛國戰爭中獲得的一切勝利與他人無關，都應歸功于斯大林的勇敢、果斷和天才。就象庫斯瑪·克留契可夫（著名的哥薩克士兵，在反抗德國人時，立下英雄業績——英譯者注）一槍挑死七個人一樣。（全場活躍）
請大家回憶一下《攻克柏林》，影片上只有斯大林一個人在活動，他在放著空椅的大廳里發布命令，只有一個人走近他，向他低聲報告些什么，這個人就是波斯克列貝舍夫，斯大林忠貞不渝的侍從。（笑聲）
而軍事領導者在哪里？政治局在哪里？政府又在哪里？他們在做些什么，關心些什么呢？這在影片中看不到。斯大林包攬一切，不和任何人商量，也不需要聽別人的意見。一切的一切就是用這種歪曲的形式放映給人民看的。為了什么？為了頌揚斯大林，而這一切是違反事實，違反歷史事實的。
試問，肩負整個戰爭重擔的軍人在哪里？在影片中看不到他們，除斯大林外，沒有他們的位置。
不是斯大林，而是我們整個的黨，蘇聯政府，我們英勇的軍隊，它的干練的將軍和勇敢的士兵，全體蘇聯人民，他們才是保證偉大衛國戰爭勝利的人。（長時間的熱烈掌聲）
黨中央委員、部長、經濟人員、蘇聯文化工作者、地方黨和蘇維埃的領導人、工程師和技師，每個人都在自己的崗位上為保證戰勝敵人，貢獻著自己的力量和知識。
我們的后方，表現了無上的英雄主義，光榮的工人階級、集體農民、蘇聯知識界在黨組織的領導下，他們克服了戰爭時期的艱難困苦，將自己的一切力量貢獻給保衛祖國的事業。
我們的蘇聯婦女，在戰爭中也立下了極偉大的功績，她們挑起了在工廠、農莊、經濟文化各部門生產工作的重擔。我們的英勇的青年也立下了功績，他們在前線和后方的各個崗位上，為保衛蘇維埃祖國，粉碎敵人作出了貢獻。
我們的蘇聯軍人，各級軍事指揮員和政治工作干部的功勛是不朽的。他們在戰爭初期失去了相當一部分隊伍，但并未因此驚慌失措，他們在戰爭中進行整編，在戰爭中建立和鍛煉出一支能擊退強大而狡猾的敵人的進攻并能粉碎它的隊伍。
蘇聯人民在偉大的衛國戰爭中拯救了東西方億萬人民免受法西斯奴役威脅的這一極偉大的功績，將永遠活在世世代代人類心中。（熱烈的掌聲）
勝利地結束戰爭的主要作用和功勛歸于我們的共產黨，蘇聯的武裝力量和千百萬為黨所培養的蘇聯人民。（長時間的熱烈掌聲）
同志們！現在談談其它一些事實。蘇聯有權利被認為是多民族國家的范例，因為居住在我們偉大祖國的一切民族的友誼和權利，在事實上已得到了保證。斯大林所做的粗暴破壞蘇維埃國家民族政策和列寧主義原則的行為是不可容忍的。這就是把整個民族包括所有的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從生長的地方大規模遷走，而這種遷移絕不是從軍事方面考慮而決定的。
還在1943年底，即偉大的衛國戰爭前線上已經發生了有利于蘇聯的決定性轉折的時候，通過并實行了將所有卡臘查耶夫人從占有的土地上遷出的決定。在同一時期，1943年12月底，卡爾梅茨自治共和國的全體居民遭到了同樣的命運。1944年3月，切禪和印古什人從自己居住的地方全部遷出，切禪印古什自治共和國則被取消了。1944年4月，從卡巴爾達—巴爾卡爾自治共和國境內將所有巴爾卡爾人遷到遙遠的地方，共和國則改名為卡巴爾達自治共和國。烏克蘭人避免了這樣的命運，因為他們人口太多，沒有地方遷移，否則，他也會把他們遷到別處去。（笑聲，全場活躍）
不要說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任何思想健全的人也想象不出，可以把個別人或個別集團的敵對行動的責任，加在包括婦女、孩子、老人、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在內的整個民族頭上，使他們蒙受大規模的迫害和痛苦。
衛國戰爭結束后，蘇聯人民以自豪的心情慶祝用巨大犧牲和艱苦奮斗的代價所取得的勝利。國家的政治熱情極為高漲，戰爭結束后，黨更加團結了，戰爭烈火鍛煉了黨的干部。在這樣的情況下，任何人都不會想到在黨內會有陰謀的可能。
恰恰在這個時候，突然發生了所謂“列寧格勒事件”。現已證實，這個事件是偽造的。無辜犧牲的，有沃茲涅先斯基、庫茲涅佐夫、羅吉昂諾夫、波普科夫等同志。
眾所周知，沃茲涅先斯基和庫茲涅佐夫是很有才干的著名領導人。他們一度很接近斯大林。只說明一點就足以證明。是斯大林提拔沃茲涅先斯基為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庫茲涅佐夫為中央書記的。斯大林還委托庫茲涅佐夫監督國家保安機關，這一事實足以說明他受到多么大的信任。
這些人被宣布為“人民敵人”并被消滅一事是怎樣發生的呢？
事實說明，“列寧格勒事件”也是斯大林對黨和干部實行專橫的結果。
如果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情況還正常的話，這類性質的事件就會按照黨內的規定來加以研究，查清一切事實，這事以及其他類似的事，就不會發生。
應該說，戰后時期情況更加復雜了。斯大林更加任性、易怒、粗暴，尤其是他的猜疑心更加滋長了。迫害狂到了驚人的程度。在他的眼中，許多人都成了敵人。戰后，斯大林更加脫離集體，完全是個人專斷獨行，不顧任何人和任何事。
可恥的挑撥者、卑鄙的敵人貝利亞巧妙地利用了斯大林的猜疑，殺害了成千上萬的共產黨人和正直的蘇聯人。沃茲涅先斯基和庫茲涅佐夫的提升使貝利亞感到恐慌。現已查明，正是貝利亞把他和他的部下炮制的聲明、匿名信、各種謠傳材料送給斯大林的。
黨中央委員會審查了所謂“列寧格勒事件”，無辜受難的人現在已恢復了名譽，恢復了光榮的列寧格勒黨組織的榮譽。此事的偽造者阿巴庫莫夫等人已交法庭，在列寧格勒審判和受到應得的懲罰。
會有人問，為什么現在才來搞清此案，而不在以前，不在斯大林生前使無辜的人免于犧牲呢？這是因為斯大林親自處理“列寧格勒事件”，當時政治局大多數委員不了解案件情況，因而無法干預。
斯大林接到貝利亞和阿巴庫莫夫送來的某些材料后，在沒有研究這些假材料的情況下，就指示審查沃茲涅先斯基和庫茲涅佐夫的“案件”，這就注定了他們的命運。
關于據說在格魯吉亞存在的民族主義組織的案件也是有教益的事。大家知道，對這個問題蘇共中央在1951年11月和1952年3月通過了決議。這些決議未經政治局事前討論，是斯大林親自寫的。這些決議包含了對許多正直的共產黨員的誣告。根據這些偽造的材料斷定在格魯吉亞似乎存在著民族主義組織，目的是要依靠帝國主義國家的幫助，消滅該共和國的蘇維埃政權。
據此逮捕了格魯吉亞許多負責的黨和蘇維埃干部，以后經查明，這是對格魯吉亞黨組織的污蔑。我們知道，在格魯吉亞和其它共和國內，曾有過當地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表現。問題是，在通過上述決議期間，民族主義傾向是否已發展到格魯吉亞脫離蘇聯并加入土耳其的危險程度？（全場活躍，笑聲）這當然是胡說八道。很難想象人們腦子中會有這種念頭。大家知道，在蘇維埃政權年代，格魯吉亞在經濟和文化上是怎樣發展起來的。
格魯吉亞共和國的工業生產較革命前增加26倍，共和國內新建了革命前所沒有的許多工業部門，如黑色冶金、石油工業、機器制造等。文盲早已消滅，而革命前格魯吉亞的文盲占人口78％。把自己共和國的情況和土耳其勞動者的貧困狀況作一對比之后，格魯吉亞人會希望和土耳其合并嗎？1955年，格魯吉亞鋼產量按人口計算，是土耳其的18倍，格魯吉亞電力生產按人口計算九倍于土耳其。按1950年人口調查材料，土耳其居民有65％是文盲，而婦女則為80％。格魯吉亞有19所高等學校，約39000名大學生，是土耳其的八倍以上。在蘇維埃政權時期內，格魯吉亞勞動者的生活大大提高了。顯然，隨著格魯吉亞經濟文化的發展，勞動者社會主義覺悟的提高，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所依賴的基礎日益消失了。
事實是在格魯吉亞并沒有什么民族主義組織，成千上萬無辜的蘇聯人，成了專橫不法的犧牲品。所有這一切，都是在格魯吉亞人對自己同鄉喜歡稱呼的“格魯吉亞偉大的兒子”、“天才”的斯大林領導下做出來的。（全場騷動）
斯大林的專橫不僅表現在國內問題上，而且也表現在蘇聯的對外關系上。
在七月全會上詳細討論了因南斯拉夫產生糾紛的原因。這方面斯大林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南斯拉夫事件”的一切問題，都可以通過黨內同志式的討論，得到解決。產生這樣的事件，是沒有重大根據的，完全可以不同這個國家斷絕外交關系。但并不是說，南斯拉夫的領導沒有錯誤和缺點，這些錯誤和缺點被斯大林駭人聽聞地予以夸大了，使得我們同友好的國家斷絕了外交關系。
我想起當初蘇聯和南斯拉夫的糾紛被人為地擴大的最初時候的情況。有一次，我從基輔來到莫斯科，斯大林請我到他那兒去，他把不久前寫給鐵托的信件抄本給我看并問，“你看過嗎？”沒有等我的回答就又說道，“只要我動一下小手指，鐵托就不存在了，他就垮了。”
“動一下小手指”，對我們的代價是非常大的。這種說法表現了斯大林的自大狂，但他確是這樣做的。動一下小手指，搞掉了柯秀爾，再動一下小手指，波斯蒂舍夫、邱巴爾沒有了，再動一下小手指，沃茲涅先斯基、庫茲涅佐夫和許多人也消滅了。
但這對鐵托不起作用。不管斯大林怎樣動小手指，而且動了他所能動的一切，鐵托并未垮掉。為什么？這是因為，在和南斯拉夫同志爭論時，鐵托身后有個國家，有經過為自己的自由和獨立而斗爭的人民，支持其領導者的人民。
這是斯大林自大狂造成的結果。他完全喪失了現實感，不僅對國內的個別人員，而且對所有其他黨和國家也是這樣的猜疑和傲慢。
現在，我們仔細研究了“南斯拉夫事件”，并找到了正確的解決辦法，它受到蘇聯和南斯拉夫人民的支持，也受到人民民主國家所有勞動者和全世界進步人類的支持。消除同南斯拉夫的不正常關系，符合社會主義陣營和鞏固世界和平的利益。應該提到醫生暗殺者的案件。（全場騷動）實際上，什么“案件”也沒有，只有女醫生舒瑪克的報告，她可能受到別人的影響或根據指示——她原來曾是國家保安機關的秘密工作人員——寫報告給斯大林，信中說，醫生似乎采取了錯誤的治療方法。
斯大林只要接到這樣一封信就夠了，他馬上下結論說，蘇聯有醫生暗殺者，并下了指示，逮捕蘇聯醫學界一大批有名的專家。他親自指示如何調查，如何審問被捕者。他說，應給維諾格拉多院士加上鐐銬，應拷問什么人。這里在座的代表中有前國家保安部長伊納捷夫同志，斯大林曾直接對他說：“如果弄不到醫生的招供，就要搬掉你的腦袋”。（群情激憤）斯大林親自召見檢察員，指示應使用的審訊方法，方法很簡單，那就是拷打又拷打。
醫生們被捕不久，我們政治局委員接到了附有醫生自供記錄的文件。斯大林散發文件后對我們說：“你們都是些象小貓一樣的瞎子！沒有我怎么辦？國家就要亡了，因為你們不知道怎樣識破敵人”。
事情弄到這樣地步，沒人能去核對作為審訊根據的事實，也沒有可能接觸提出供詞的人來檢驗這些事實。
但是，我們覺得逮捕醫生這件事有問題，因為有許多人是我們熟悉的，他們醫治過我們的病。斯大林死后，我們研究了這一案件，發現從頭到尾都是假的。
這個不光彩“事件”是由斯大林立的案，但他來不及做到底，醫生們便得以幸免。現在，他們都恢復了名譽，在原崗位上工作，醫治領導干部，也為政府工作人員看病。我們充分信任他們，他們都象從前一樣，勤勤懇懇，忠于職守。
在羅織各種各樣骯臟無恥的事件中，我們黨的死敵、外國間諜代理人、取得斯大林信任的貝利亞起了極為卑鄙的作用。這個挑撥者怎樣在黨和國家中取得了這種地位，成為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員的呢？現已查明，這個惡棍是以數不清的尸體作為他爬上政府高位的階梯的。
有沒有人反映貝利亞是黨的敵人呢？有的。早在1937年，在中央全會上，前衛生人民委員卡敏斯基曾說貝利亞在姆瓦特諜報機關工作過。中央全會還沒有結束，卡敏斯基就被捕了，并被槍決了。斯大林有否核查過卡敏斯基的話？沒有。因代表提供了關于貝利亞在迫害卡爾特拉什維里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貝利亞的罪惡動機的詳細證詞”。
我認為有必要把它當作與此案有關的一個重要事實并報中央，我認為把它放在審訊文件中是不恰當的。1931年10月30日，在聯共（布）中央組組局會議上聽取了外高加索邊區委員會書記卡爾特拉什維里的報告。邊區委員會的所有委員都出席這次會議，在這些區委中，只有我還活著。在這次會議上，斯大林在結束發言時，建議組成邊區委員會書記處，由卡爾特拉什維里任第一書記，貝利亞為第二書記。這是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把貝利亞的名字作為黨的領導職位的候選人提出來。卡爾特拉什維里說，他對貝利亞了解很清楚，因此堅決拒絕和他一道工作。當時斯大林建議不作決定，以后通過工作程序來解決。兩天之后，決定由貝利亞擔任黨的工作，將卡爾特拉什維里調離外高加索。
當時參加那次會議的米高揚和卡岡諾維奇同志可以證明這一點。卡爾特拉什維里和貝利亞多年不和是人所共知的，其根源始于謝爾哥·奧爾忠尼啟澤同志在外高加索工作的時候，當時，卡爾特拉什維里是謝爾哥最親密的助手。與卡爾特拉什維里的不和，驅使貝利亞炮制反對卡爾特拉什維里的“案件”。足以說明問題的，是在這個“案件”中，卡爾特拉什維里被指控為對貝利亞施行恐怖手段。
在關于貝利亞案件的起訴書中，已詳細說明了他的罪狀。但還有一些事情值得一提，尤其是并非所有的代表都看過這個文件。我想提一下貝利亞對克德羅夫、戈路貝夫和戈路貝夫的繼母巴特林娜的殘酷迫害，他們曾試圖將貝利亞的叛變活動報告中央。他們未經審判就被槍決了，審判書是在槍決之后才寫成的。
這是老黨員克德羅夫給中央委員會安德列也夫同志的信：
“從列沃爾托夫監獄陰暗的牢房里，我向您發出求救的呼聲。當您聽到我悲慘的呼聲時，請不要置之不理，來保護我吧，請幫助我們除掉那些殘酷不堪的審訊把，揭發錯誤吧。
“我無辜受迫害。請相信我，時間會證明我的。我不是沙皇暗探局的特務奸細，不是間諜，不是反蘇組織的成員，這些指控都是根據誣陷材料提出來的。我對黨對祖國從來沒有犯過任何罪行。我是一個老布爾什維克，我沒有玷污過這個稱號，我在黨內為人民的福利和幸福忠誠奮斗了已快40年。
“然而，今天偵查人員對我這62歲的老人，施用了更厲害、更殘酷、更具有侮辱性的肉體上的折磨手段，來進行威脅。他們沒有能力認識自己的錯誤，他們已沒有能力承認自己對我的做法是非法的和不能容忍的。他們把我說成是最兇惡的、不肯放下武器投降的敵人，并且堅持加緊對我的迫害，用來為自己辯解。讓黨知道，我是無辜的，任何辦法都不能使黨的忠誠的兒子、至死忠于黨的人變成敵人。
“但我沒有別的出路。我無法避開日益迫近的、新的、沉重的打擊。
“一切總會有個結束。我已疲憊到了極點。我的健康已被糟踏完了，精力已耗盡，最后時刻快來臨了。臉上帶著可恥的特務和祖國叛徒的金印死在蘇維埃監獄中——對一個誠實的人來說還有什么比這更可怕的事呢！多么使人毛骨悚然！最大的悲哀和痛苦使我的心都快不能跳動了。不能就此結束！不能！我在呼救，不能這樣死去，不應該這樣死去。黨和蘇維埃政府都不能允許這樣殘酷的、無法糾正的不公正事情發生。
“我相信，當心平氣和地、公正地、不用謾罵，沒有險惡的用心，不加以可怕的侮辱去進行調查以后，那么，就很容易斷定所有的指控都是毫無根據的。我深深地相信，真理和公正會取得勝利。我相信，我相信??”
軍事法庭宣告老布爾什維克克德羅夫無罪。盡管如此，根據貝利亞的命令，他還是被槍斃了。（群情激動）
貝利亞對奧爾忠尼啟澤同志的家屬也進行了殘酷的迫害。為什么？因為奧爾忠尼啟澤阻止貝利亞實現陰謀計劃。貝利亞要把一切可能妨礙他的人都排除掉。奧爾忠尼啟澤一向反對貝利亞，并將這一點告訴了斯大林。但斯大林不采取適當步驟去調查這個問題，反而允許消滅奧爾忠尼啟澤的兄弟。奧爾忠尼啟澤本人則被逼到這一地步，不得不開槍自殺。（群情激動）貝利亞就是這么個人。
斯大林死后不久，中央委員會就揭發了貝利亞。經過特別仔細的法律程序，查明貝利亞犯有滔天罪行，他被槍決了。問題是摧殘了數以萬計的黨和蘇維埃干部的貝利亞，為什么沒有在斯大林在世時被揭發呢？因為斯大林信任貝利亞，而這對于貝利亞已經是足夠的了。只要斯大林信任，無論什么人都不敢說出相反意見的話，誰敢發表相反意見，就會遭到類似卡敏斯基的命運。他在以前沒有被揭發，是因為他善于利用斯大林的弱點，煽動他的猜疑心，在各方面討好斯大林，在他的支持下行事。
還有一些其他的反映。斯涅戈夫同志給黨中央委員會的聲明是有意思的，順便說一下，他在集中營呆了17年，不久前才恢復名譽。他在聲明中寫道：“由于提出了恢復前中央委員拉夫連季·卡爾特拉什維里的名譽問題，我向國家安全部指出：
同志們！個人崇拜達到如此駭人聽聞的程度，主要是因為斯大林本人千方百計地鼓勵和支持對他個人崇拜。有無數事實可以為證。斯大林自我吹噓和缺乏最起碼的謙虛精神的典型表現之一，就是l948年他的《傳略》的出版。這是一部毫無節制阿諛奉承的書，把斯大林寫成神，使他成了一個永不犯錯誤的圣人，歷史上各民族的“最”
沒有必要再在這里列舉充塞讀書令人作嘔的馬屁字眼了。我們只須強調一點，那就是這些句子都是斯大林親手寫在清樣上的。
斯大林認為必須寫在這本上的是些什么呢？他想幫他的《傳略》編寫者的阿諛熱情降點溫嗎？不是的。他修改的，恰恰是他認為對他的功績！贊美得不夠的地方。
這里是斯大林親手寫的關于評述斯大林活動的一些例子：
“列寧逝世后，在同信心不強的人、妥協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派、布哈林派和加米涅夫派的斗爭中，最后形成了黨的領導核心??這個核心捍衛了列寧的偉大旗幟，將黨團結在列寧的遺訓周圍，并領導蘇維埃人民走上了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廣闊道路。這一核心的領導人和黨與國家的領導力量就是斯大林同志”。
這是斯大林親手寫的！他接著寫道：“斯大林卓絕地執行著黨和人民的領袖的往務，得到了全體蘇維埃人民的充分支持，但他絕不允許在他的活動中有自命不凡和驕傲自滿的影子。”
什么地方，什么時候，有哪個領導人如此吹噓自己的？這配稱馬克思列寧主義式的領導人嗎？不配。馬克思、恩格斯恰恰最堅決反對這一點。弗·伊·列寧對此也一向尖銳地予以譴責的。
在這本書的清樣上有這樣一句話：“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寧”。斯大林看了，意猶未盡，親手改動如下：“斯大林不愧為列寧事業的繼承者，或正如我黨所說，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寧。”你們看，說得多好。不過，這不是人民說的，而是斯大林自己說的。
可以舉出斯大林親手在該書清樣上所作的許許多多此種自我吹噓的話。他特別熱心于贊揚自己的軍事天才、贊揚他的戰略才干。
讓我們再舉一個斯大林對斯大林軍事天才所作的補充吧！
斯大林寫道：“斯大林同志進一步發展了蘇維埃的軍事科學。斯大林制定了關于經常起作用的，決定戰爭命運的因素，關于積極防御和反攻與進攻的法則，關于在現代戰爭條件下各兵種和戰術技術協同動作，關于在現代戰爭中坦克集群和空軍作用的原理。在戰爭的各個階段里，斯大林的天才都找到了正確的答案，完全考慮到了情況的特點。”（全場騷動）
斯大林繼續寫道：“斯大林在防御和進政兩方面都表現了他通曉軍事的才能。斯大林同志的天才，使他憑直覺便預知敵軍的計劃并擊退他們。斯大林同志領導蘇軍所進行的戰并乃是作戰藝術的卓越典范。”
斯大林就是這樣被頌揚為戰略家的。被誰頌揚？被斯大林自己。然而這時斯大林本人已不是作為一個戰略家，而是扮演了作者兼編者，一部自我贊揚的自傳的主要炮制者的角色了。
同志們，事實就是這樣。應該直截了當地說，這是可恥的事實。
在期大林的“傳略”中，還有另一個事實。
大家知道，《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是由黨中央的一個編輯委員會編寫的。
順便說一下，這也是一部充滿個人崇拜的著作，由中央指定一批作家寫成。但在斯大林“傳略”的清樣中，這一事實卻被寫成：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的編輯委員會在斯大林同志領導下，并在他最積極地參與下，創作了《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
但斯大林還不滿于這種提法，于是在《斯大林傳略》定稿時改成：“1988年《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出版了，這本書是由斯大林同志執筆寫成的，并且得到聯共（布）中央編輯委員會的批準。”這還能再說什么呢？（全場活躍）
你們看，多么令人奇怪，一部集體創作竟然成了斯大林一個人所寫的書籍。至于這個變化怎樣和為什么會發生，就不必再說了。
人們自然會提出這樣的問題：既然斯大林是本書的作者，他為什么要這樣歌頌自己？為什么把我們光榮的共產黨在十月革命后的這段歷史，僅僅寫成是“斯大林天才”的活動？
我們黨在國家的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建設和工業化、農業集體化方面的努力，以及黨在沿著列寧所規劃的道路堅定不移地前進時所執行的其他各項措施，在這部書里是否得到了應有的反映呢？那里談的，主要是斯大林，是他的演說和報告，什么都與斯大林的名字聯系在一起，一點例外也沒有。
斯大林本人說《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是他自己寫的，這至少令人感到驚奇。難道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可以這樣描寫自己，可以把自己吹得天花亂墜嗎？
我們再以斯大林獎金為例。（全場騷動）就連沙皇也沒有以他們的名字來設立這種獎金。
斯大林本人認為蘇朕國歌的歌詞是最好的，它只字不提共產黨，但對斯大林卻大肆歌頌：“斯大林培育了我門，鼓舞我們忠于人民，鼓舞我們勞動和建立功勛。”
在國歌的這幾行字里，把偉大列寧黨的全部教育、領導和鼓舞作用，都歸功于斯大林一個人了。這顯然背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公然縮小和降低黨的作用。應當告訴大家，中央委員會主席團已決定草擬新的國歌，新國歌將表現出人民和黨的作用。（長時間的熱烈掌聲）
難道在斯大林并不知情的情況下，許多大城市和企業能夠以他的名字命名嗎？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下，全國各地能夠到處樹立斯大林自念碑——這些“生前的紀念像”嗎？斯大林1951年7月2日簽署了蘇聯部長會議在伏爾加—頓河運河上建立斯大林巨型雕像的決議，9月4日簽發了關于撥銅33噸用于建立該像的命令。這些都是事實。誰到過斯大林格勒，誰就會看見那聳立的巨大銅像，而且這個銅像是擺在人們少去的地方的。為了建造這座銅像，花了大量經費，可與此同時，這個地區的人們戰后仍住在破房子里面。
請大家考慮一下，斯大林在自己“傳略”中說他“在自己的活動中沒有一點自大和驕傲”是否對？
同時，斯大林對于紀念列寧是不尊重的。還在三十年前就已經決定修建蘇維埃宮用來紀念列寧，但直到現在還沒有建立起來，而且一拖再拖，以致把它忘在腦后。
應該回憶一下蘇維埃政府1925年8月14日“關于設立列寧科學獎金”的決議，這個決議已經在報刊上發表，但直到現在也沒有什么列寧獎金，這種情況也應該糾正。（長時間的熱烈掌聲）
在斯大林活著的時候，由于采取了某些方法——我在上面已舉了《斯大林傳略》的例子，在一切事件中，甚至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中，列寧似乎只起了次要的作用。在很多電影和文學作品里，列寧的形象是表現得不正確的，是令人不能容忍地被歪曲了的。
斯大林很喜歡看《難忘的1919年》這部電影，影片實際上把他描寫成站在鐵甲車的踏板上，舉起大刀砍殺敵人。請我們親愛的朋友伏羅希洛夫鼓起勇氣寫出斯大林的真實情形。因為他是知道斯大林怎樣打仗的。伏羅希洛夫同志做這件事，當然不容易，但他做的話，那是好的。我們所有的人，我們的人民和黨都會贊成這件事，連我們的子孫也會感激。（長時間的掌聲）
在闡明與十月革命和國內戰爭有關的事件時，總是把事情說成這樣，處處是斯大林起主要作用，總是他提醒列寧應當怎樣做，做什么。這是對列寧的誹謗。（長時間的掌聲）假如我說在座的99％在1924年以前很少聽說過斯大林，可我們都知道列寧，我這樣說，大概沒有犯違背事實真相的罪過吧。全黨都知道列寧，我們全體人民，從天真的孩子到白發蒼蒼的老人都知道列寧。（長時間的熱烈掌聲）
對于這一切都應該堅決予以修正，一定要把列寧的作用，黨的作用，以及人民是創造性建設者的作用，在歷史、文學和藝術中得到正確的反映。（掌聲）同志們！個人崇拜助長了黨的工作和經濟活動中的有害方法，粗暴地破壞了黨內民主和蘇維埃民主，產生了命令主義，各種歪風，掩飾缺點和粉飾現實。我們這里曾經有過不少奉承拍馬、擅長欺騙和虛報成績的人。
不能不看到，由于許多黨和蘇維埃以及經濟工作領導人遭到逮捕，我們許多干部開始對工作失去信心，顧慮重重，害怕新鮮事物，甚至連自己的影子都提防，在工作中逐漸消沉下去。就拿黨和蘇維埃機關的決議來說吧，它們照套公式，往往不考慮具體情況。事情甚至發展到這種地步，黨的干部即便在一些不大的會議上發言，都照本宣讀。這種作法會使黨和蘇維埃的工作公式化，使機關官僚主義化。
斯大林不了解現實生活，不考慮地方的具體情況，這可以從他領導農業的例子中看得很清楚。
凡是對國內情況稍感興趣的人，就會發現農業狀況是很嚴重的，但斯大林卻從未注意到這點。我們向斯大林說過沒有呢？是的，我們說過。但他不支持我們。為什么？因為斯大林一直沒有下去過，沒有同工人和農民見過面，不了解下情。
斯大林只是從電影上知道國內情況和農業的，這些影片把農業狀況大大美化了，集體農莊生活在很多電影里被描寫成火雞肥鵝滿桌。斯大林顯然認為，實際情況就是如此。
列寧對待生活的態度完全不同，他任何時候都密切地聯系群眾，接見農民代表，經常到工廠去講演，到農村同農民談話。
斯大林一向同人民隔絕，他一直沒有下去過，幾十年都是如此。他在1928年1月去西伯利亞解決糧食采購問題，是他去農村的最后一次。可見，他怎么能了解地方上的情形呢？
當斯大林在一次會上聽到我們的農業狀況很嚴重，肉類及其他高產品的生產情況更糟，于是成立了一個委員會，責成它起草“關于進一步發展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中獸牧業的措施”的決議草案。我們起草了決議草案。
當然，我們當時建議并沒有包括一切可能性，但確實規定了提高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畜牧業產量的辦法。當時建議提高這些產品的價格，使集體農莊莊員、農業機器站和國營農場的工人更加從物質利益出發來關心畜牧業的發展。但是，我們起草的決議案未被通過，在1953年2月終于完全被拋在一旁。
在研究這個決議案的時候，斯大林還建議把集體農莊和莊員們的稅額再增加400億盧布，因為在他看來，農民生活已很富裕，一個社員只消賣一只小雞，就能繳清國家的稅收。你們可以想象，這意味著什么。400億盧布是一筆很大的數目，農莊莊員把全部產品賣給政府，也換不來這筆錢。例如，1952年集體農莊和農莊在員繳納和賣給政府的全部產品才值262億8千萬盧布。
難道斯大林的上述建議是有某種材料作根據嗎？當然沒有。在這方面，他對事實和材料都不感興趣。既然斯大林這樣說了，事情也必然就是這樣，因為他是“天才”，而天才是決不需要計數的，只要看一下就能立即下指示。他說了以后，其他人必須隨聲附和，并頌揚他的英明。
但提高農業稅400億盧布的建議有多少英明呢？一點也沒有。因為這項建議不是從對現實的真實估計出發，而是一個脫離了生活的人空想出來的。現在，我們在農業方面已逐步開始擺脫困境。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代表們的發言，使我們感到振奮。許多代表說，有一切條件，不是在五年內，而是在兩三年內，完成第六個五年計劃關于生產主要畜牧產品的任務。我們相信，新五年計劃的任務，一定會勝利完成。（長時間的掌聲）
同志們！當我們現在尖銳地批評斯大林生前廣泛流行的個人崇拜，分析它是怎樣地與馬克思主義精神不相容時，各方面的人會問：怎么會這樣呢？斯大林領導我們黨和國家已三十年，并在他生前取得了許多勝利，難道可以否認這一點嗎？我認為，提出這樣問題的，只能是被個人崇拜蒙蔽和迷惑了的人，他們不了解革命和蘇維埃國家的本質，不是真正的、列寧主義式的了解黨和人民在蘇維埃社會發展中的作用。
社會主義革命是由工人階級以及受到部分中農支持的貧農完成的，是布爾什維克黨所領導的人民完成的。列寧的偉大功績在于，他建立了工人階級戰斗的政黨，用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發展規律的理論，用無產階級同資本主義斗爭的勝利學說武裝了它，他從人民群眾革命斗爭的火焰里鍛煉了黨。在斗爭過程中，黨一貫捍衛人民的利益，成為人民的久經考驗的領袖，引導勞動者取得政權，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你們都清楚地記得列寧所說的英明的話，即蘇維埃國家之所以強大，是因為有千百萬創造歷史的人民群眾的覺悟性。
由于黨的組織工作，由于許多地方組織，由于我們偉大人民的自我犧牲的勞動，我們取得了歷史性的勝利。這些勝利是整個黨和人民付出巨大努力和積極工作的結果，絕非個人崇拜時期所說的，僅僅是斯大林個人領導的成果。
如果我們作為馬克思主義者和列寧主義者來看這個問題，那么應該直截了當地說，斯大林在世最后幾年內形成的領導狀況，成了蘇維埃社會發展道路上的嚴重障礙。
斯大林長期不考慮黨和國家生活許多重要和最迫切的問題。在斯大林的領導下，我們同其他國家的和平關系時常受到威脅，因為個人的決定只能而且往往確實使問題復雜化。
近年來，當我們設法排除個人崇拜的有害做法并在內外政策上采取了適當措施后，大家可以看到，人們的積極性多么高漲，廣大勞動群眾的積極性發展得有多快，在我們的經濟和文化建設中發揮了多么巨大的作用。（掌聲）
某些同志會問：中央政治局委員當時干什么去了？他們當時為什么不反對個人崇拜，而要到目前才來反對呢？
首先應該了解，政治局委員對這些問題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看法。起先，許多人都積極支持斯大林，因為斯大林是馬克思主義最強的一個，他的邏輯，他的力量和意志，對于干部和黨的工作有著巨大的影響。
大家知道，斯大林在列寧逝世后，特別在頭幾年內，曾積極為列寧主義而斗爭，反對列寧學說的敵人和歪曲者。根據列寧的學說，以它的中央委員會為首的黨，在全國開展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農業集體化和文化革命。當時斯大林很得人心，人們同情他，支持他。
黨當時要進行斗爭，反對那些使我們國家離開正確的列寧道路的人，同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右派、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進行斗爭。這個斗爭是必需的。但在以后，斯大林愈來愈濫用職權，開始迫害黨和國家的著名人物。如上所說，斯大林正是這樣對待我們黨和國家的杰出活動家如柯秀爾、盧祖塔克、埃赫、波斯蒂舍夫及其他許多人。
當時如果有人試圖對毫無根據的懷疑和誣告提出反對意見，結果會使提意見的人遭到迫害。波斯蒂舍夫同志被清洗就是例證。在一次談話中，斯大林表示了對波斯蒂舍夫不滿，并問道：“你究竟是什么人？”波斯蒂舍夫清楚地回答說：“我是個布爾什維克，斯大林同志，一個布爾什維克。”這句話起先被認為是對斯大林的不尊重，后來被看成是有害行為，最后則毫無根據地宣布波斯蒂舍夫為“人民敵人”而處決掉了。
對于那時形成的氣氛，我同布爾加寧曾不止一次地談起過。一次，我倆同乘一輛車，他對我說，“有時一個人到斯大林那兒去，是被當作朋友請去的，可當他在斯大林那兒坐下后，他就不知道下一步會送他到那里，送回家，還是送進監獄？”
顯然，這種氣氛使政治局委員置于極端困難的境地，如果再考慮到最近幾年沒有召開中央全會，政治局會議也偶爾召開，那么就會明白，政治局委員要反對某種不合理或錯誤的措施，反對領導工作的嚴重錯誤和缺點，是多么的困難。
如上面所說，許多決議是一個人作出的，或只是傳閱征詢意見，并未經過集體的討論。大家熟悉被斯大林迫害致死的政治局委員沃茲涅先斯基同志的悲慘命運。應當指出，關于撤銷他政治局職位的決議，并未經過討論，只是決定后通知了事。同樣，關于撤銷庫茲涅佐夫和羅吉昂夫同志職務的建議，也是這樣的。
中央政治局的作用被大大降低了，它的工作被政治局內部的各種小委員會即所謂“五人小組”、“六人小組”、“七人小組”、“九人小組”等分割掉了。例如，1946年10月3日政治局的決議稱：
“斯大林建議：
“
1、政治局外事委員會（六人小組）今后除考慮對外事務外，還應負責國內建設和對內政策。
“
2、蘇聯國家計委主席沃茲涅先斯基同志參加六人小組，六人小組改名為七人小組。
中央委員會書記約·斯大林（簽字）”
這簡直是玩撲克的人使用的語匯！（笑聲）
在政治局內成立“五人小組”、“六人小組”、“七人小組”和“九人小組”等各種委員會，顯然破壞了集體領導的原則，結果，政治局一些委員就處于這種境地，被排除參加最重要問題的決定。
我們黨最老的黨員之一伏羅希洛夫同志發現他的處境十分尷尬。多年來，他實際上被剝奪參加政治局會議的權利。斯大林禁止他出席政治局會議，不準送文件給他。當伏羅希洛夫同志得知政治局開會時，每次他都打電話問，他可否出席會議，斯大林有時準許，但總表示不滿意。由于極端的過敏和猜疑，斯大林甚至達到荒謬可笑的地步，如懷疑伏羅希洛夫似是英國特務。（笑聲）是的，確實懷疑他是英國間諜，并在他家里安裝了專門的竊聽器，竊聽他的談話。（群情激憤）
斯大林也排除了政治局委員安德列也夫參加政治局工作。這是最肆無忌憚的專橫。
舉第十九次代表大會后第一次中央全會為例，斯大林在會上發了言，并在全會上給莫洛托夫和米高揚做了鑒定，對我黨這些老干部提出了毫無根據的譴責。如果斯大林再繼續領導幾個月，莫洛托夫和米高揚同志可能就不會在這次黨代表大會上發言了，這種情況不是不可能的。
斯大林顯然有自己的計劃去迫害一些老的政治局委員。他不止一次地說，政治局應該換一批新人。他在第十九次黨代會后，建議選舉二十五人的中央委員會主席團的目的，就是要排除一些老的政治局委員，選入一些經驗較少的入，以便百般頌揚他。可以設想，這樣做是為了以后消滅政治局的老委員，以便把我們正在研究的斯大林的一切無恥行徑掩蓋起來。
同志們！為了不重復過去的錯誤，中央委員會宣布堅決反對個人崇拜。我們認為，斯大林被過分考大了。毫無疑問，斯大林過去對黨、對工人階級和國際工人運動是有巨大功績的。問題由于上述情況而復雜起來，即上面所講的一切是斯大林在世時，在他領導下，得到他的同意而干下的。斯大林還相信這一切乃是捍衛勞動者的利益不受敵人陰謀和帝國主義陣營的進攻和侵害所必需。他把這一切都看成是為了保衛工人階級的利益，勞動人民的利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勝利的利益。我們不能不說這是一個輕率的暴君的行為。他認為這是為了黨和勞動群眾的利益，為了保衛革命成果的利益所應該做的事。整個悲劇就在于此。
同志們！列寧不止一次地強調，謙虛是一個真正布爾什維克絕對必需的品質。列寧本人就體現了最偉大的謙虛。我們不能說在這個問題上，在各個方面，我們都遵循了列寧的榜樣。僅舉一例即足以說明問題。我們的許多城市、工廠、集體農莊、國營農場、蘇維埃和文化機構都被當作一份“私有財產”，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分給了現在還健在的一些黨和國家的活動家，即以他們的名字來命名。我們許多人都參與了這一行動，用我們的名字命名城鎮、事業和集體農莊。應該糾正這種情況。（掌聲）
但這應當沉著鎮靜，逐步去做。中央將仔細研究這個問題，以便不在這個問題上再犯錯誤，發生偏差。我還記得當時烏克蘭得知柯秀爾被捕的情況。基輔電臺平時總這樣開始廣播的：“這里是柯秀爾廣播電臺”，因為電臺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有一天廣播時，不提柯秀爾的名字，聽眾馬上知道他出了問題，知道他也許被捕了。所以，如果我們到處改換招牌，改變名稱，人們可能認為這些同志，這些企業、集體農莊、城市的命名者，又出了什么問題，大概他們又被捕了。（全場活躍）
平常我們以什么來評判某個領導者的威信和作用呢？就看有多少城市、工廠和集體農莊、國營農場是以他的名字來命名的。難道現在還不是結束這種“私有財產”和實行工廠、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國有化”的時候嗎？（笑聲、掌聲和呼聲：“對”）這對我們的事業是有利的，況且，個人崇拜也表現在這個方面。
我們必須極其嚴肅地對待個人崇拜這個問題。我們不能把這件事捅到黨外，尤其不能捅到報刊上去發表。正因為如此，我們才在代表大會關起門來的會議上，報告這個問題。我們應當知道分寸，不要把炮彈送給敵人，不要在他們面前宣揚我們的家丑。我想代表大會的代表會正確理解和對待這些措施的。（熱烈的掌聲）
同志們！我們必須堅塊徹底地揭露個人崇拜，無論在思想理論上和實際工作中，都要作出相應的結論。
為此，必須：
第一，布爾什維克式地譴責和根除個人崇拜，把它看成是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相敵對，與黨的領導原則和黨的生活準則毫不相容的東西，要同形形色色恢復個人崇拜的一切企圖，進行無情的斗爭。
要在我們黨的全部思想工作中，恢復并且堅決貫徹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最重要的原則，即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人類一切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馬克思主義政黨在改造社會和爭取共產主義勝利斗爭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
在這方面，我們要做大量的工作，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立場出發，批判地審查和糾正歷史、哲學、經濟學以及文學藝術等方面因個人崇拜而廣泛流行的那些錯誤觀點。特別是必須在最近的將來，根據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客觀精神，編寫一部嚴肅的黨史教材，一部蘇聯社會史教材，和一部關于國內戰爭和偉大衛國戰爭的著作。
第二，一貫堅決地繼續黨中央委員會在近幾年所進行的工作，即在一切黨組織中從上到下地嚴格遵守列寧的黨的領導原則，首先是集體領導這個主要原則，遵守黨章規定的黨的生活準則，廣泛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
第三，完全恢復體現在蘇聯憲法中關于蘇維埃社會主義民主的列寧主義原則，同一切濫用職權人們的專橫行為進行斗爭。必須徹底糾正長期以來因個人崇拜的消極影響所累積而成的破壞革命的社會主義法制的罪惡現象。
同志們：
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表明了我黨團結一致、不可動搖的新力量，表明全黨團結在中央委員會周圍，表明它有決心完成建設共產主義的偉大任務。（熱烈掌聲）我們現在能夠廣泛地提出克服敵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個人崇拜和消除它造成的嚴重后果等問題，證明我們黨有著偉大的道德力量和政治力量。（長時間的掌聲）
毫無疑問，為自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歷史性決議所武裝起來的我們黨，一定會領導蘇聯人民沿著列寧的道路，走向新的勝利。（熱烈的、長時間的掌聲）
我們黨的勝利旗幟——列寧主義萬歲！（熱烈的、長時間的掌聲，全場歡呼、起立）
（完）
【附錄】秘密報告出臺內幕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大會最后一天上午，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出乎世人意料地在會上作了《關于斯大林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報告。當時為什么要作這樣的報告？蘇共中央主席團成員對斯大林問題持什么態度？報告是怎么起草的？報告人是如何確定的？對于這些問題，俄羅斯學者自上個世紀90年代下半期，隨著赫魯曉夫回憶錄、米高揚回憶錄的出版，以及有關檔案的解密，進行了認真的研究。迄今他們已在《近現代史》等雜志上發表多篇文章，披露了秘密報告出臺的內幕。
成立專門委員會，調查肅反時期案件
斯大林去世后，特別是貝利亞被捕后，30年代下半期和40年代初國家安全機關迫害黨政干部、偽造案件、刑訊逼供的罪行被揭露出來，在廣大群眾中引起極大義憤，那些受害者家屬紛紛給蘇共中央主席團寫信，要求重新審查歷史上的冤假錯案。1955年秋，蘇共中央主席團不得不責成蘇聯總檢查院處理這類案件，給無辜受害者平反昭雪。蘇聯總檢查院遂會同國家安全委員會開始重新審查肅反期間發生的一些重大案件，給許多黨政和共青團干部作出平反決定，并把所有有關材料和文件移交黨的中央檢查委員會來決定被平反者的黨籍問題，最后由蘇共中央主席團對整個案件作出處理決定。
與此同時，蘇共中央主席團收到相當多的材料，談到30年代下半期許多共產黨員和黨的領導人受到政治迫害和斯大林對其應負的責任。據米高揚回憶，他曾專門找到赫魯曉夫，單獨同他談這個問題，他認為，“應該找個時候，即使不向全黨，至少也要向斯大林去世后第一次黨代表大會的代表們報告以前的情況。”
當時蘇共中央主席團大部分委員，已經意識到自己參與斯大林這些迫害活動的責任，擔心有誰查出他們的問題，也怕代表大會詢問他們每個人在組織大規模迫害行動時擔任了什么角色。赫魯曉夫同其他主席團成員一樣，不僅希望擺脫自己的責任，而且知道最高黨政領導承認斯大林的罪行，會損害曾長期同斯大林共事并在30年代擔任過政治局委員的現主席團成員的威信，所以他也表示同意米高揚的這個建議。
1955年12月31日，主席團舉行會議，討論了30年代發生的種種迫害事件，并決定成立以中央書記波斯別洛夫為首的專門委員會，研究有關迫害的各種材料。
如何評價斯大林，主席團內部意見不一
在主席團會議上，委員們嚴肅認真地討論了斯大林的問題。赫魯曉夫直接提出：“我們有沒有勇氣講事實真相？”米高揚、波斯別洛夫和謝羅夫引證具體事實指出，斯大林直接領導了大規模的恐怖活動，向市、州、共和國提出了逮捕名額，并親自批準了“通知單”。赫魯曉夫提議把這些事實寫進報告。布爾加寧、米高揚等表示支持。
然而，莫洛托夫的發言引起了激烈的辯論。他說，報告中一定要指出斯大林作為偉大領導人和列寧事業繼承者的作用。米高揚第一個起來反對，然后是薩布羅夫反對。后者說：“如果事實確鑿，難道這是共產主義嗎？這不能饒恕。”馬林科夫同意米高揚和薩布羅夫的意見。他認為，提出斯大林問題是正確的，應該向黨說明這一點。布爾加寧也發言表示支持赫魯曉夫。他強調說，在報告中不要過分稱贊斯大林。惟有伏羅希洛夫無條件地支持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有條件地支持。莫洛托夫和伏羅希洛夫提出要對事實材料進行更深入的研究。他們認為，在代表大會上講波斯別洛夫委員會的結論為時尚早。
會議結束時，赫魯曉夫說，應本著黨的利益作出決定。他強調指出：“斯大林曾忠實于社會主義事業，但他做事很野蠻，他毀滅了黨。他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反復無常，喪失了人所具有的神圣的東西。”他號召“加強對個人崇拜的抨擊”，清理標語、書籍，學習馬克思和列寧的榜樣。
1956年2月初，波斯別洛夫委員會完成了工作，向主席團提出約70頁的打字稿報告。2月9日，蘇共中央主席團聽取了波斯別洛夫委員會的報告。據米高揚回憶，報告人是波斯別洛夫，報告的斯大林罪行事實令人感到震驚。報告第一部分是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關于開展大規模肅反活動的命令。
在2月9日的主席團會議上，關于對斯大林這個政治人物的評價問題、關于他對組織30年代下半期到40年代初的肅反活動的責任問題，提得很尖銳。辯論中出現了兩種截然相反的意見，實際上，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和卡岡諾維奇反對在代表大會上作關于肅反運動和關于個人崇拜的單獨報告。其余主席團委員和主席團候補委員完全贊同赫魯曉夫的意見。赫魯曉夫在這次會議上提出的重要問題之一，是應在哪里講斯大林的問題。他當即作出回答說，在代表大會的秘密會議上。他建議給大會代表印發列寧的“遺囑”和“關于民族問題的信”。
在這次會議上，主席團最后決定：“向中央全會提出建議：中央主席團認為，有必要在大會的秘密會議上作關于個人崇拜的單獨報告，確定赫魯曉夫為報告人。”由此可見，作關于斯大林個人崇拜的單獨報告和報告人，是在大會開幕前一天，由十九大選出的中央委員會作出的決定。
赫魯曉夫口授報告內容
就在2月13日，即大會開幕前一天，中央全會召開前幾個小時，主席團會議作出決定：通知全會，在大會上將作關于斯大林個人崇拜的單獨報告。主席團會議還討論了由誰來作報告的問題。所有主席團委員和主席團候補委員都發了言。米高揚建議，由波斯別洛夫代表委員會作報告。他認為，這樣做會是客觀的。既然作報告是我們確定的，那么大家就會明白，報告是以我們名義作的，而不是以中央名義。赫魯曉夫也提由波斯別洛夫作報告，說波斯別洛夫主持了委員會工作，給主席團寫了報告，把這個報告改寫一下在大會上宣讀就行了。但多數委員不同意這種意見，認為這樣做不妥，因為人們會認為，這樣重大的問題，第一書記不作報告，而讓別的書記作報告，這是逃避責任，所以他們建議由赫魯曉夫作報告。
1956年2月19日，赫魯曉夫口授報告稿。《報告》的最后稿發給了主席團委員和主席團候補委員，他們審閱后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基本贊同這個稿子。到2月23日，報告稿準備就緒。
二十大舉行秘密會議，報告出臺
1956年2月24日，蘇共二十大舉行會議，選舉黨的領導機構。次日，即2月25日上午，舉行秘密會議，赫魯曉夫作《關于斯大林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報告。
秘密會議進行得非同尋常，會議由蘇共中央主席團領導，而不是大會主席團。除大會代表外，還有新當選的中央委員出席。赫魯曉夫作報告時，大廳里鴉雀無聲。報告一開始，援引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個人崇拜的語錄和列寧關于領袖和共產黨領導人應該是什么樣的人的論述，引證文件說明列寧對斯大林的否定態度，譴責斯大林的粗魯，特別是表現在對克魯普斯卡婭的態度上。
《報告》中詳細談了30年代下半期對黨政干部的迫害，捏造案件、刑訊逼供，指責斯大林在衛國戰爭前夕犯了大錯誤，說斯大林對戰爭頭幾個月的嚴重失利負有責任。《報告》有很大一部分是說斯大林制造個人崇拜，說他親自審定準備出版的個人傳記，寫進幾整頁過分夸獎自己的文字，說自己是人民的領袖、偉大的統帥、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天才的學者。
報告結束后，主持會議的布爾加寧建議《報告》不做討論，也未請大家向報告人提問題。他宣讀了大會“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決議稿，請大家審議，與會者一致通過。會議還作出把《報告》發至各級黨組織、不見諸報端的決定。
1956年3月1日，《關于斯大林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報告在作一些改動和補充后，連同赫魯曉夫寫給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和主席團候補委員以及中央書記的一個便函正式下發各級黨組織。不久又決定傳達到共青團組織積極分子和蘇維埃機關工作人員。30多年之后，即到1989年才向蘇聯全體國民公布。
第二篇：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赫魯曉夫秘密報告)
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
（赫魯曉夫1956年2月25日在蘇共二十大的秘密報告）
背景介紹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蘇聯共產黨在莫斯科召開第20次黨的代表大會。赫魯曉夫代表蘇共中央向大會作了總結報告。但是，在會議結束前夕的2月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赫魯曉夫又作了長達4個半小時的題為《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報告，但報告完后并沒有就此進行討論。這就由此揭開了斯大林問題在蘇聯的蓋子。這在國際社會引起極其巨大的震動。
同志們：
在黨中央委員會的報告和許多代表在代表大會的發言中，以及以前歷次黨中央全會上，對于個人崇拜和它所造成的有害后果已談了很多。
斯大林逝世以后，黨中央委員會開始執行如下方針：堅定而不懈地指明：夸大某個人的作用，把他變成具有神仙般非凡品質的超人，是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神相違背的，是不能容許的。這個人似乎無所不知，洞察一切，能代替所有人的思考，能做一切事情，他的行為沒有半點錯誤。多年來，我們養成了用這樣的觀點去看待人，具體地說就是這樣看待斯大林的。
我這個報告不想全面評述斯大林的生平事跡。關于斯大林的功績，還在他活著的時候，就寫了大量的書籍、小冊子和研究論文，已經進行了足夠的研究，斯大林在準備和實現社會主義革命中，在國內戰爭中，以及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斗爭中所起的作用，是人盡皆知的。現在，我們關心的，是一個對我們黨的現在和將來都有重大意義的問題，那就是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是怎樣逐步形成的，它怎樣在一定階段上變成一系列極其嚴重地歪曲黨的原理，歪曲黨的民主和革命法制的根源。
由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充分認識到個人崇拜所造成的實際后果以及因破壞黨的集體領導原則而帶來的巨大危害，同時由于個人獨攬大權這一事實，黨中央認為絕對有必要向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報告有關這個問題的材料。
首先，請允許我提示一下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是怎樣嚴厲斥責個人崇拜的任何表現的。馬克思在給德國政治活動家威廉〃布洛斯的信中說：「由于厭惡一切個人迷信，在國際存在的時候，我從來都不想公布那許許多多來自各國的、使我厭煩的歌功頌德的東西，我甚至從來也不予答復。偶爾答復，也只是加以斥責。恩格斯和我最初參加共產主義者秘密團體時的必要條件是：摒棄章程中一切助長迷信權威的東西。原來，拉薩爾的所作所為卻恰恰相反。」 不久以后，恩格斯也寫道：「馬克思和我，我們一直反對公開宣揚個人，只有為了達到某種重大目的才可例外。我們尤其反對那些在我們活著的時候，對我們個人所做的宣揚。」
大家都知道革命的天才——列寧是非常謙虛的。列寧永遠強調人民作為歷史創造者的作用，強調黨作為一個活生生的具有主動精神的整體的領導和組織作用，強調中央委員會的作用。馬克思主義并不否定工人階級領導者在領導革命解放運動中的作用。
列寧在指出群眾領袖和組織者的重大作用的同時，無情地揭露了個人崇拜的各種表現，同敵視馬克思主義的「群氓」觀點進行了不可調和的斗爭，并堅決反對把「英雄」塞給人民群眾。
列寧教導說，黨的力量在于同群眾保持密切的聯系，在于人民——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跟隨黨一起前進。列寧說過：「只有相信人民，扎根于生動的群眾創造性源泉的人，才能勝利，才能掌握住政權。」
列寧自豪地說，布爾什維克黨，共產黨是人民的領袖和導師，他號召一切重大問題由覺悟的工人來決定，由自己的黨來決定。他說：「我們相信黨，我們把黨看成是我們時代的智慧、榮譽和良心。」
列寧堅決反對縮小和削弱黨對于蘇維埃國家的領導作用的一切企圖。他制定了黨的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原則和黨的生活準則。他強調指出集體領導是黨的領導的指導原則。還在革命前的年代里，列寧就稱黨中央委員會是領導者的集體，是黨的原則的保護者和說明者。他說：「在兩屆代表大會期間，黨的各項原則由中央委員會維護并由它解釋。」
在強調黨中央委員會的作用和它的權威時，列寧指出：「我們的中央已經形成為一個嚴格集中而有高度威信的集團。」
在列寧活著的時候，黨中央委員會真正地體現了對于黨和國家的集體領導。列寧作為戰斗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在原則問題上毫不妥協，但永遠沒有強迫同自己一起工作的同志接受自己的觀點，他耐心地解釋自己的意見，使別人信服。列寧歷來都嚴格地監督執行黨的生活準則、遵守黨章，及時召開黨代表大會和中央全會。
列寧對于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勝利，對于我黨的勝利和科學共產主義思想的實現所作的一切是偉大的。除此以外，他的洞察力還表現在，他及時地從斯大林的身上看出一些不良品質，這些不良品質在后來造成了嚴重后果。列寧由于關懷黨和蘇維埃國家的未來命運，他為斯大林做了完全正確的鑒定，他提出過應該研究改變斯大林的總書記職務問題，因為斯大林過于粗暴，對同志關心不夠，任性和濫用職權。
列寧在寫給黨代表大會的信里說過：「斯大林同志當了總書記，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有把握。」
這份在我黨歷史上稱之為列寧「遺囑」的極其重要的政治文獻，已經發給了二十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們。你們已經讀過這個文件，而且毫無疑問你們會再讀它幾遍。請你們深入地考慮一下，列寧所說的下列這些真誠的話，這些話體現了他對黨、人民、國家以及黨的未來政治方針的關懷。他說：「斯大林粗暴，這個缺點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共產黨人的來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總書記的職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議同志們想個辦法把斯大林從這位臵上調開，另外指定一個人擔任總書記，這個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樣，只是有一點強過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順、更和藹，更關心同志，少任性等等」。
列寧的這個文件在第十三次黨代表大會的代表團中宣讀過，代表團并且討論了撤銷斯大林總書記職務的問題。各代表團贊成斯大林留任，希望他認真考慮列寧的批評，從而改正這些深為列寧所擔心的缺點。
同志們！有必要向黨代表大會報告兩個新的文件，這兩個文件證實了列寧在他的「遺囑」中給斯大林所下的評語。
這兩個文件就是：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夫娜〃克魯普斯卡婭給當時在政治局擔任書記的加米涅夫的信和列寧寫給斯大林的信。
我現在宣讀一下這些文件。
克魯普斯卡婭的信：
「列夫〃波里索維奇（即加米涅夫）。
「關于我經過醫生允許在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口授下寫的一封短信問題，昨天斯大林對我的態度是非常粗暴的。我在黨內不是一天了。在這30年里，我一次也沒有聽到哪怕是一個同志的一句粗暴的話。黨和伊里奇的利益對我比斯大林更為寶貴。可是現在我需要的是最大的克制。和伊里奇能談什么和不能談什么，我比任何醫生都了解，因為我知道什么問題會使他不安，不管怎樣比斯大林要了解。現在我請求你和格里哥里（即季諾維也夫），因為你們是弗〃伊的最親近的朋友，請你們保護我，使我的個人生活免遭粗暴的干涉和不應有的謾罵和威脅。斯大林用以威脅我的監察委員會的一致協議，我是不懷疑的，但我沒有力量也沒有時間去搞那個愚蠢的爭吵。我也是個活人，我的神經已緊張到了頂點。
這封信是克魯晉斯卡婭在1922年12月23日寫的。過了兩個半月以后，即1923年3月，列寧給斯大林寫了這樣一封信：
「斯大林同志，「副本抄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你曾粗魯地給我的妻子打電話罵了她。雖然她已向您表示愿意忘記說過的話，但是這件事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從她那里知道了。我并不愿意輕易忘記反對我的事情，在這里不必說，我認為反對我妻子的事就是反對我的。
因此，請您酌情考慮，你是否同意收回你說過的話并表示道歉？還是愿意斷絕我們之間的關系？致敬。列寧，1923年3月5日」
同志們！我不想評述這些文件，這些文件本身已經令人信服地說明了問題。如果還在列寧活著的時候，斯大林能夠采取這種態度，能夠這樣地對待克魯普斯卡婭——列寧的忠實朋友和從我黨誕生起就為黨的事業而積極奮斗的戰士，那么可以想象，斯大林是怎樣對待其他工作人員的。斯大林的這些不良品質愈來愈發展，在晚年已達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
后來的事實證明，列寧的擔心不是沒有根據的。在列寧逝世后的初期，斯大林還考慮他的指示，而后來則逐漸輕視列寧的嚴重警告。
如果我們分析一下斯大林領導黨和國家的實際活動，考慮一下他所犯的全部過失，我們必須相信列寧的擔心是正確的。
斯大林的一些不良品質在列寧活著的時候還只是處于萌芽狀態，但在以后年代里已經發展到嚴重地濫用職權的地步，因而給我們黨造成莫大的損失。
我們必須嚴正地研究和正確地分析這個問題，以便消除任何可能性，不再重復斯大林在世時所犯下的一切過失。斯大林根本不允許實現集體領導和集體工作，他不僅對反對他的人要施加暴力，而且由于他的任性和專橫，連被他看成與他的思想相違背的人，也要施以暴力。斯大林不是通過說服、解釋和耐心地同別人合作，而是把他的思想強加于人，要別人無條件接受他的意見。凡是反對他這種做法的人，或者力圖證明自己的觀點，證明自己正確的人，都必然會被開除出領導機關，接著就會受到精神上的折磨和肉體上的消滅。在第十七次黨代會以后的這個時期內，這一點表現得更加明顯。許許多多忠實于共產主義事業的、黨的卓越活動家和黨的一般工作人員都成了斯大林專橫的犧牲品。
應該說，黨在反對托洛茨基分子，反對右派分子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方面進行了重大的斗爭，從思想上粉碎了列寧主義的一切敵人。這次思想斗爭進行得很成功，在斗爭中黨更加鞏固了，受到了更大的鍛煉。斯大林在這方面也起了積極的作用。
黨領導了一場巨大的政治思想斗爭，反對自己隊伍中發表反列寧主義綱領的人們，他們是敵視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政治路線的代表人物。這是一場頑強而艱苦的斗爭，然而是一場必要的斗爭，因為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集團和布哈林分子的政治路線，實質上是要復辟資本主義和向世界資產階級投降。我們可以想象，如果1928—1929年右傾政治路線在黨內取得勝利，或者把「棉布服裝工業化」作為方向，或者轉向富農，其結果將會怎樣？我們那時就不會有強大的重工業，不會有集體農莊，我們在資本主義包圍的面前就會赤手空拳，處于軟弱無力的地位。
因此，黨才從思想上進行了不可調和的斗爭，向全體黨員和非黨群眾說明托洛茨基反對派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對列寧主義主張的害處和危險性。黨在說明黨的路線方面所做的巨大工作也收到了成效。無論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政治上都被孤立起來，黨內絕大多數都擁護列寧的路線，因此，黨才能夠鼓舞和組織勞動群眾去實現黨的列寧路線。去建成社會主義。
下述這種情況是值得重視的。甚至在進行熾烈的殘酷的思想斗爭的時候，對于托洛茨基分子、季諾維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等都沒有采取極端的鎮壓辦法。當時的斗爭是在思想方面進行的。但是過了幾年以后，當社會主義已經基本上在我國建成，剝削階級基本上被消滅，蘇維埃社會的社會結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敵對的政黨、政治派別和集團的社會基礎已大大縮小，黨的思想敵人在政治上早已粉碎的情況下，反而對他們開始采取鎮壓的措施。
正是在1936－1938年這個時期，開始在國家機關當中大肆鎮壓，首先是鎮壓那些早已被黨從政治上粉碎了的列寧主義的敵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諾維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然后也鎮壓了許多正直的共產黨人，鎮壓了黨的干部，這些人親身經歷了國內戰爭和工業化與集體化最艱苦的年代，他們為了保衛黨的列寧路線同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分子進行了積極的斗爭。
斯大林首創「人民敵人」這個概念。這一名詞可以使犯了思想錯誤或只卷入爭論的人毋須證明自己所犯錯誤的性質，它可以自動給這些人加上這個罪名，可以破壞革命法制的一切準則，對他們實施最殘酷的迫害，以對付在某一點上不同意斯大林的人，對付那些只是被懷疑有敵意的人，對付那些受到誣陷的人。「人民敵人」這個概念，實質上已經排除了任何思想斗爭和就某些問題哪怕是實際問題表達自己意見的可能性。定罪的主要依據，實質上唯一的證據就是被告本人的「自供」，然而這種「自供」后來經查明，乃是對被告施行肉刑逼出來的，這種做法與現代法學的一切標準是完全違背的。
于是就導致明目張膽地破壞革命法制，使許許多多過去維護黨的路線的無辜的人成了犧牲品。
應該說，即使那些曾經反對黨的路線的人們，也沒有那么多重大理由一定要把他們從肉體上消滅掉，并為了從肉體上消滅這些人，便特別采用「人民敵人」這個概念。
很多被控為黨和人民的敵人而在后來被槍決的人，在列寧活著的時候都是同列寧一起工作的。其中的一些人在列寧在世的時候就犯過錯誤，但盡管如此。列寧還是給他們工作做，糾正他們的錯誤，想盡辦法使他們留在黨內，引導他們跟隨著自己前進。
在此，應該向黨代會的代表介紹一下以前沒有發表過的，列寧關于1920年10月寫給中央政治局的一個短箋。列寧在規定監察委員會的任務時寫到，必須把這個委員會變成真正的「黨和無產階級良心的機關」。
列寧指出：「監察委員會的一項特別任務是要和反對派的代表建立一種深切的個人關系，有時甚至采取治病的方式去對待他們；他們因為在蘇維埃或黨的工作中遭受挫折而產生了心理危機。應盡力安慰他們，同志式地給他們講明情況，給他們安排（不是用命令方式）適合他們心理特點的工作。關于這方面的意見和規定由中央委員會組織局制定。」
大家都很清楚，列寧對于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敵人和那些離開黨的正確路線的人是不調和的。但同時從讀過的文件中也可以看出，列寧在領導國家的整個活動中，都要求從黨的立場出發，慎重地對待那些表現過動搖、離開過黨的路線，但是還能夠回到黨的路線上來的同志。他建議耐心地教育這些人，不要對他們采取極端措施。
列寧對待人，對待干部的英明也就在于此。
斯大林對待人則完全另外一個樣，列寧的特點是耐心地做人的工作，循循善誘地教導他們，不是用強迫的方法，而是通過整個集體從思想上影響他們，引導他們跟隨他前進。這一切與斯大林完全不同。斯大林拋棄了思想斗爭的方法，代之以行政暴力，大規模的鎮壓和恐怖手段。他愈來愈廣泛地、愈來愈堅決地利用懲罰機關，往往破壞現存的一切道德標準和蘇維埃法律。
一個人的專橫也就慫恿了另外一些人的專橫，把成千的人大批逮捕和流放，不經法庭審訊和正規調查就處以死刑等等。
它產生了人和人的不信任，引起了不安、恐怖和絕望狀態。這當然不會促進黨的隊伍的團結和勞動人民各階層的團結，相反，是消滅了那些忠誠的但不為斯大林喜歡的干部，或者是把他們從黨內排擠出去。
我們黨為實現列寧建設社會主義的計劃進行了斗爭。這是一場思想斗爭，如果在這場斗爭中能夠遵循列寧主義的原則，善于把黨的原則性同對人的深切關懷結合起來，不排斥和毀掉一些人，而是把他們吸引到自己方面來，那么，我們肯定不會有這類粗暴破壞革命法則的事，成千上萬的人就不會成為恐怖手段的犧牲品。只有對真正犯了反對蘇維埃制度的罪行的人，才可以采取極端的措施。
現在，我們舉出歷史上的幾件事實。
在十月革命以前的日子里，兩名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反對列寧的武裝起義計劃。他們甚至在10月18日孟什維克報《新生活》上發表聲明，公布布爾什維克準備武統起義的消息，他們還說這是冒險行動。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就是這樣向敵人泄露了中央委員會發動武裝起義的決定，并且說起義已組織就緒，不久即將進行。
這種行動是背叛黨和革命事業的。因此，列寧寫道：「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把自己黨中央關于武裝起義的訣議出賣給羅將科和克倫斯基了。」于是，他向中央提出了開除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出黨的問題。
但是，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之后，大家知道，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受命擔任領導職務。列寧把他們放在完成黨的極其重要任務的崗位上，他們積極參與了黨和蘇維埃的機關的領導工作。大家知道，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還在列寧活著的時候就犯了不少其他的大錯誤。列寧在自己的「遺囑」中警告說，「當然，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事件不是偶然的。」但是，列寧并沒有提出逮捕，尤其沒有提出槍決他們的問題。
再拿托洛茨基分子做例子吧！
現在，經過很長一段歷史時間以后，我們可以平心靜氣地來談反對托派的斗爭，可以非常客觀地來分析這個案件。托洛茨基周圍的人決不是出身資產階級的分子，其中一部分人是黨的知識分子，而某一部分則是工人出身的。我們可以舉出很多人，他們最初曾經靠近托洛茨基分子，但他們也積極地參加了革命前的工人運動，參加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鞏固這一偉大成果的斗爭。其中很多人與托洛茨基脫離了關系，而轉到列寧的立場上。難道有必要從肉體上把這些人消滅掉嗎？我們深信，如果當時列寧還在世的話，是不會對其中的很多人采取這種極端措施的。
這只是在歷史上的幾件事實。難道能夠說，在必要的情況下，列寧就沒有決定過對革命的敵人采取嚴厲的手段？不，任何人都不能這樣說。列寧要求嚴厲鎮壓反革命和工人階級的敵人，必要的時候無情地使用這種手段。請大家回憶一下，1918年列寧在反對社會革命黨所組織的反蘇維埃的暴動和反革命富農的斗爭時，曾毫不動搖地對這些敵人采取了最堅決的措施。但是，列寧采取這種辦法是用來反對真正的階級敵人的，而不是用來反對那些犯了錯誤，迷失了方向，但是仍能用思想影響的辦法引導前進，甚至還能繼續擔任領導工作的人們。
在非常必要的情況下，譬如，剝削階級瘋狂地反對革命，斗爭你死我活，而且必須具有最尖銳的形式，直到采取國內戰爭的形式時，列寧是采取了嚴厲的措施的。而斯大林采取最極端的辦法，是在革命已經取得了勝利，蘇維埃國家業已鞏固，剝削階級已被消滅，社會主義關系在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已經確立，而且我們黨在政治上業已鞏固，無論從數量上和思想上來看已經受到了鍛煉的時候。事情很明顯，斯大林在很多情況下都表現了不耐心、粗暴和濫用職權。他不是去證明自己在政治上的正確性，不是動員群眾，而是往往采用鎮壓和肉體消滅的手段，不僅鎮壓和消滅真正的敵人，而且鎮壓和消滅對黨和蘇維埃政權沒有犯罪的人們。在這方面毫無英明可言，有的只是炫耀暴力，而列寧對此曾很擔心。
黨中央委員會在最近，特別是在貝利亞匪幫被揭露以后，審查了這個匪幫所制造的許多案件。審查之中發現了與斯大林的錯誤行為相聯系的粗暴專橫的極丑惡的情況。事實證明，斯大林利用無限的權力，濫用職權，以中央的名義行事，但不征求中央委員們，甚至中央政治局委員們的意見。斯大林做了許多專橫的事，他經常個人決定黨和政府極其重要的事務，連政治局委員也不通知。當我們研究個人崇拜問題時，我們首先必須弄清，個人崇拜對我黨的利益有何危害。
弗〃伊〃列寧經常強調黨在領導工農社會主義國家中的作用和意義，將它視作在我國順利建設社會主義的主要條件。列寧在指出布爾什維克黨作為蘇維埃國家統治的政黨的巨大責任時，號召嚴格遵守黨的生活的一切準則，實現對黨和國家集體領導的原則。領導的集體制是由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礎上的我黨根本性質所決定的。
「這就是說，」——列寧講道——「黨的一切事務是直接地或經過代表進行的，所有的黨員權利平等。沒有例外，同時所有負責的人員，所有領導人員及一切黨的機構由選舉產生，要報告工作，他們可以更換。」
眾所周知，列寧本人即表現了最嚴格遵守這些原則的范例。列寧對每個重要問題，從來不是由個人作決定，都是和大多數中央委員或中央政治局委員商議和取得同意之后決定的。
在黨和國家最困難的時期，列寧認為必須正常地召開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中央全會，這些會議討論一切最重要的問題，通過由領導者集體研究制定的決議。
比如，在1918年，國家遭受到帝國主義干涉者進犯的威脅。在這樣的情況下，召開了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討論極其重要和迫切的問題——關于和平的問題。1919年，國內戰爭正激烈進行，這時，召開了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會上通過了新的黨綱，解決了重要的問題，如對農民群眾的態度，建立紅軍，黨在工人蘇維埃中的領導作用，改善黨的社會成份問題等。1920年召開了黨第九次代表大會，確定了黨在經濟建設領域開展工作的指導原則。1921年第十次黨代會通過了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和「關于黨的統一」的歷史性的決議。
列寧在世時，黨代表大會都按時召開，在黨和國家發展中的每一個轉折關頭，列寧認為黨必須對內外政策以及有關黨和國家發展的問題進行深入的討論。
很值得指出的是列寧將其最后所寫的文章、信件和札記都寄給了黨的最高機關——黨代表大會。在代表大會休會期間，黨中央委員會就是嚴格遵守黨的原則，實現黨的政策的最富有威望的領導集體。
列寧在世的情況就是如此。
在列寧逝世后，我們黨的神圣的列寧主義原則是否被遵守了呢？
如果說，在列寧逝世后的最初幾年內，黨代表大會和中央全會多少還正常召開的話，那么，后來當斯大林開始愈加濫用職權的時候，這些原則就被粗暴地破壞了。這在斯大林生前最后十五年表現得尤為明顯。在第十八次和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之間經過了十三年，在這一時期內我們黨和國家經歷了不少重大事件。這些事件堅決要求黨對在衛國戰爭時的國防問題以及戰后年代和平建設問題作出決議。此外，甚至在戰爭結束后七年多也未召開代表大會。難道可以認為這是正常的嗎？
中央全會幾乎也未召開過。只要說一點就夠了，即在偉大的衛國戰爭年代中，事實上未舉行過一次中央全會。的確，1941年10月曾想召開中央全會。中央委員們特地從全國各地被召致莫斯科。他們等全會開會等了兩天，但沒有等到，斯大林甚至不愿和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們見面談話。這一事實說明，在戰爭頭幾個月內斯大林灰心喪氣到了何種地步，它也說明，斯大林對待中央委員們又是怎樣的傲慢和輕侮。
這一事實表明，斯大林無視黨的生活準則，踐踏黨的集體領導原則。
斯大林對黨、對黨中央委員會的專橫態度在1934年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后充分暴露出來了。
中央委員會在掌握了大量可以證明對黨的干部施以粗暴專橫的事實后，組織了一個中央主席團領導下的委員會，責成它詳細地調查，對聯共十七次代表大會選出的黨中央委員會大多數的正式和候補委員所進行的大規模的迫害是如何造成的。
委員會調閱了人民內務委員會檔案中大量材料及其他材料，是閱了許多偽造的、虛假的控訴，不能容忍的破壞社會主義法制的事實，它曾使許多無辜的人犧牲了。它查明，1937——1938年被控為「敵人」的許多黨的、蘇維埃的、經濟的工作人員其實根本不是敵人、特務和破壞者，而是一貫正直的共產黨人，他們只是遭盡誣陷，有時不能忍受獸性的折磨而自己給自己加上了（在偽造證件的審判員的授意下）各種各樣嚴重而不可思議的罪名。委員會向中央委員會主席團提供了大量關于迫害十七大代表和十七大選出的中央委員材料。中央委員會主席團審查了這個材料。
經查明，在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選出的139名正式和候補委員被逮捕和遭槍決（主要是在1937—1938年）的有98人，即70％。（全場群情激動）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代表成份如何呢？大家知道，十七次黨代表大會有表決權的代表84％是在地下革命工作時期和國內戰爭時期，即在1920年前參加黨的。從社會出身來說，代表大會的代表基本上是工人（占有表決權的代表60％）。所以，由這樣成份的黨代表大會所選出的黨中央委員會的多數居然是黨的敵人，是完全不能想象的事。僅僅由于正直的共產黨人被誣陷，加上了偽造的控告，以至極端破壞了革命的法制，十七次黨代表大會的委員和候補委員竟有70％被宣布為黨和人民的敵人。遭到這樣命運的不僅是中央委員會委員，十七次黨代表大會的大多數代表也遭到同樣的命運。代表大會有表決權和發言權的1966名代表中，因被控犯有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占一半以上——1108人。僅這一事實說明，如現在已查明的，十七次黨代表大會的大多數參加者被控為反革命罪行的捏造是多么荒謬、野蠻和違反了正常的思想。（全場群情激動）
應該指出，十七次黨代表大會是作為勝利者的代表大會而載入史冊的。代表大會代表都是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建設的積極參加者，他們之中許多人在革命以前的年代，在地下以及在國內戰爭的前線上，為黨的事業進行了艱苦的斗爭，他們英勇地同敵人搏斗，他們的生命不止一次地遭到危險，但從未動搖過，怎么能夠相信，在政治上粉碎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和右派分子之后，以及在社會主義建設勝利之后的時期內，這樣的人竟變成了「兩面派」并參加了社會主義敵人的陣營？
這是斯大林濫用職權所造成的。斯大林開始對黨的干部實行大規模的恐怖。
為什么在黨的十七次代表大會后對積極分子的大規模的恐怖會加劇了呢？因為斯大林在這個時期已經站在黨和人民之上他完全不顧及黨中央委員會和黨了。如果在十七次黨代表大會前他還考慮集體的意見，而在政治上完全粉碎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布哈林分子后，當這一斗爭和社會主義勝利的結果達到了黨的團結、人民的團結的時候，斯大林更加不顧及中央委員會委員乃至政治局委員了。斯大林認為他現在可以決定一切事務，他所需要的只是統計員，他使得別人處于只應聽從和歌頌他的地位。
在基洛夫同志被慘害后，開始了大規模的恐怖及對社會主義法制的粗暴違反。1934年12月1日傍晚，根據斯大林的倡議（沒有政治局的決議——這僅在兩天之后才提出）由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書記葉奴啟澤簽署了下列決定：
「
1、偵訊機關——加速審理策劃或進行恐怖行為的案件。
「
2、司法機關——不要因該類罪犯提出赦免的申請而推遲執行死刑的判決，因為蘇聯執行委員會主席團認為不可能受理這類申請。
「
3、內務人民委員會的機關——在法庭作出死刑判決后對上述類別的罪犯立即執行。」
這一決議被作為大規模破壞社會主義法制的根據。在許多偽造的審訊案件中，被告者被加上「策劃」恐怖行為的罪名，這就剝奪了重審案情的可能，即便他們在法庭上陳述自己的「供詞」出于被迫，并堅決否認對他們的控告，情況也是這樣。
應該說與暗害基洛夫有關的情況，至今還有許多令人費解、莫名奇妙的地方，需要仔細地加以調查。有根據可以這樣想，殺害基洛夫的兇手——尼古拉也夫受到了保衛基洛夫的人們之中的某個人的幫助。在基洛夫被害的一個半月前，尼古拉也夫因行跡可疑而被捕，但又被釋放，甚至未加搜查，更可疑的是，當派在基洛夫處的保衛人員于1934年12月2日被送去受審時，在汽車「失事」時死去了，但與他同車的人卻沒有受傷。基洛夫被害后，列寧格勒內務人民委員會的領導人員只受到非常輕微的處分，但在1937年卻又被槍決。可以想象，所以把他們槍決是為了掩蓋謀殺基洛夫的組織者的痕跡（會場騷動）
在斯大林、日丹諾夫1936年9月25日從索契打給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及其他政治局委員的電報以后，1936年底起大規模的鎮壓便大大加強了。該電報中稱：
「我們認為，十分必要緊急地任命葉若夫同志為內務人民委員。亞哥達在揭發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同盟案件的工作中清楚地表現出不能勝任。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破獲此案件延誤了4年。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全體黨的干部以及內務部多數州的代表都持這種意見。」嚴格說來，我們應當了解斯大林從未和黨的干部見過面，因此他們的意見他是無從知道的。在實行大規模鎮壓時，斯大林的這一論斷即「內務人民委員會延誤了4年」，以及必須「彌補」先前工作中的疏忽，直接促進了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工作人員施行大規模逮捕和槍殺。
不得不指出，1937年聯共（布）中央2月至8月的全會被迫接受了這一論斷。全會根據葉若夫關于「破壞者、暗殺者和日本—德國—托洛茨基特務活動的教訓」報告，通過了的決議稱：
「聯共（布）中央全會認為，在調查反蘇維埃的托洛茨基總部及其同謀者的案件過程中所查明的事實表明，在揭發人民最險惡的敵人中，內務人民委員會至少耽誤了4年。」
大規模鎮壓當時是在反托洛茨基的旗臶下進行的。實際上當時托洛茨基分子對我們黨和蘇維埃國家是否有這樣的危險？應該指出，在1927年，即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前，投票贊成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對派的只有4000人，而贊成黨的路線的有724000人。在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至中央2—3月全會的十年內，托洛茨基主義已被完全粉碎，許多原來的托洛茨基分子放棄了自己原有的觀點并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崗位上工作著。顯然，在社會主義勝利的條件下，在國內實行大規模恐怖是沒有根據的。
斯大林在1937年中央2—3月全會上《論黨的工作的缺點和消滅托洛茨基兩面派及其它兩面派的辦法》的報告中，企圖給大規模恐怖政策予以理論根據，所用的借口是，隨著我們的社會主義的進展，階級斗爭應當愈來愈尖銳。斯大林并且說，歷史是這樣教導我們的，列寧是這樣教導我們的。
事實上，列寧說，之所以必需采用革命暴力是由于剝削階級的反抗，這也指剝削階級還存在并且強大的時期。當國內政治情況好轉，在1920年1月紅軍奪取了羅斯托夫，并取得了對鄧尼金的勝利之后，列寧即指示捷爾任斯基取消大規模恐怖手段和死刑。列寧在1920年2月2日中央執行委員會上的報告中是這樣來證明蘇維埃政權這一重要政治措施的：
「恐怖手段是協約國的恐怖主義強加在我們身上的，是在世界列強毫無忌憚地以其兵團侵犯我們的時候，如果對這些軍官和白黨的企圖不予以無情的回擊，我們連兩天也支持不了，而這就是恐怖手段，但這是協約國的恐怖手段加給我們的。但當我們還在戰爭結束以前獲得了決定性勝利的時候，在羅斯托夫剛一占領后，我們就拒絕實行死刑。這表明，我們是照著我們所承諾的來對待自己的綱領的。我們說，采用暴力是由鎮壓剝削者、鎮壓地主和資本家的任務而引起的。當這一切解決之后，我們即放棄任何的非常方法。我們在事實上證明了這一點。」
斯大林背離了列寧這些直接明了的綱領性指示。在我國國內一切剝削階級被消滅之后，采用非常辦法實行大規模恐怖已失去任何重要依據的時候，斯大林卻要黨和內務人民委員會去實行大規模恐怖。
這種恐怖手段事實上不只用來反對被擊敗的剝削階級殘余，而是反對黨和蘇維埃國家的正直干部。他們被加上了虛假、誣陷、荒唐的「兩面派」、「特務分子」、「破壞分子」等帽子，說他們策劃某種臆想的「陰謀」活動。
在黨中央2——3月全會（1937年）上，許多中央委員的發言，實際上表示了懷疑在同「兩面派」斗爭掩蓋下進行大規模鎮壓的正確性。
這些懷疑在波斯蒂舍夫同志的發言中表現得最明顯。他說：
「我是這樣考慮的，經過了激烈斗爭的年代，腐化了的黨員已經身敗名裂或投向了敵人，健康的黨員為黨的事業進行了斗爭。這是工業化和集體化的年代。我怎么也未想到，在這激烈斗爭年代之后，卡爾波夫和類似他的人會投奔敵人的陣營。但根據所述情況，似乎卡爾波夫從1934年就被托洛茨基分子招募了。我個人認為，在1931年一個正直的共產黨員為了黨和社會主義事業曾同敵人作過長期的艱難的斗爭，現在竟然加入了敵對陣營，這是不可思議的。我不相信這點……我不能設想，和黨一起渡過了艱難年代的人怎么會在1934年投向托洛茨基分子，這真是奇事……」（全場騷動）
斯大林關于愈接近社會主義，敵人愈多的論斷以及中央二——三月全會根據葉若夫報告所通過的決議，就被人加以利用，這就是鉆進國家保安機關的破壞者，以及無恥的野心家，他們開始以保衛黨的名義對黨和蘇維埃國家干部、普通的蘇聯公民實行大規模恐怖。只指出一點就足以說明，被誣告為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人數在1937年較1936年增加了九倍多。
大家知道，粗暴專橫也涉及到黨的領導人員。十七次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章是根據第十二次黨代會闡述的各項列寧主義原則而制訂的。這個黨章規定，凡需對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黨的監察委員會委員采取開除出黨的極端措施，「必須召開中央全會，并邀請所有候補委員、監察委員會全體委員列席」，只有在這種黨員負責人會議上有三分之二的票數認為必需這樣做，才能將中央委員或候補委員開除出黨。
由第十七次代表大會選出并在1937－1938年受逮捕的大多數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都被開除了黨籍，這是非法的，它粗暴地違犯了黨章，因為關于開除他們的問題從未在中央全會討論過。
在調查了某些所謂「特務」和「破壞者」案件后，現已查明，這些案件全系偽造。許多被捕者的供詞以及從事敵對活動的指控都是用慘無人道的折磨方法取得的。
正如當時政治局委員們告知我們的，斯大林當時并未把一些被誣告的政治家的許多聲明散發給大家看，這些政治家否認了自己的軍事審判庭上的供詞，要求對他們的案件進行客觀的調查。這樣的聲明很多，斯大林毫無疑問是知道這些聲明的。
中央委員們認為有必要向代表大會報告許許多多這類對十七次黨代表大會選出的中央委員所偽造的案件。
無恥挑撥，惡意偽造、罪惡破壞革命法制的例證就是前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黨和蘇維埃國家著名活動家，1905年的黨員埃赫同志的案件。（全場激動）
埃赫同志在1938年3月29日根據捏造的材料而遭逮捕，未經蘇聯最高檢查官的批準，只是在逮捕后15個月才交檢查官受理。
對埃赫案件的調查是在粗暴歪曲蘇維埃法制。獨斷專行和偽造的情況下進行的。
埃赫是在嚴刑逼供之下，在事先擬好的審訊記錄上簽字、審訊記錄誣告埃赫及許多著名的黨和蘇維埃干部有反蘇維埃的活動。
1939年10月1日埃赫交給斯大林一份聲明，堅決否認自己有罪過，要求調查他的案件。他在聲明中寫道：
「最大的痛苦莫過于蹲在我一直為之奮斗的政府的監獄中。」
埃赫在1939年10月27日給斯大林的第二份聲明也保存著，聲明依據事實堅決駁斥對他的誣告，他指出這些誹謗性的指控，一方面是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干的，因為他作為西部西伯利亞邊區黨委第一書記曾批準過逮捕他們的命令，他們陰謀報復他，另一方面這也是檢查官偽造材料的結果。埃赫在聲明中寫道：
「今年10月25日向我宣布了我的案件調查工作已經結束，并允許我看有關的調查材料。如果這些材料中所說的罪行，哪怕有百分之一是我犯的罪，那么我就不敢向您提出這份臨終的申訴，但被指訴是我犯的罪行里，我一件也沒有做過。我的心靈里卑鄙的影子從未有過。我一生中從來沒有對您說過半句假話，現在當我的兩條腿已站在墳墓里時，我還是向您說實話。我的整個案子是陰謀、中傷和違犯革命法則的最起碼原則的典型……在調查我的案子時，揭露我的那些交代不僅荒謬，而且在某些方面是對聯共（布）中央及人民委員會議的誣蔑，因為在這些交代里聯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員會議的一些正確決議被說成是根據我的建議通過的反革命組織的暗害活動，而這些決議不是采納我的意見，甚至是在我沒有參與的情況下通過的……
「現在我來談我生命中最可恥的一頁，也是我在黨和您面前真正的罪過，就是我承認進行了反革命活動……事情是這樣的：我沒有經受住烏沙科夫和尼古拉也夫對我使用的嚴刑和虐待，特別是烏沙科夫，他乘我的脊椎骨骨折后還沒有愈合之機，讓我受到難以忍受的痛苦，逼著我誣告自己和別人。
「我的交代大部分是馬沙科夫授意或口授的，其余的是我把我記得的內務人民委員部有關西伯利亞的材料抄了一遍，把其中提到的事實加到自己頭上。如果發現由烏沙科夫的和我簽字的故事有不妥善之處，他們就逼著我在另一方案上面簽字。例如：對魯希莫維奇就是這樣做的，開始叫我把他寫進『后備中心』，但后來什么都沒有告訴我就把他勾掉了，同樣的情況發生在所謂1935年布哈林建立的『后備中心』并由他擔任主席問題上。我開始時寫上我是主席，但后來他們建議寫上梅日拉馬克，還有許多其它類似情況「我請求并懇求您委托人把我的案件全部調查清楚，這不是為了使您寬恕我，而是為了揭露這一卑鄙的陰謀，它象毒蛇一樣把許多人纏住了，其中也有因為我的脆弱和有罪的誣告造成的后果。對您和黨我始終沒有叛變過。我知道，我是因為黨和人民的敵人制造了反對我的卑鄙和丑惡的陰謀而將要犧牲。」
按理說，這樣重要的聲明應該在中央委員會上討論，但并未這樣做。聲明書送給了貝利亞，對政治局候補委員埃赫同志的嚴刑仍繼續著。
1940年2月2日埃赫被提交法庭。在法庭上埃赫不承認自己有罪，并作了如下聲明：
「在所有我的所謂供詞中，沒有一個字是我自己寫的，除去審訊記錄下面我被迫的簽字。口供是在檢查員壓力下招出的，他從逮捕我后就開始毒打我。之后我就開始寫各種胡說八道的東西……對我最重要的是向法庭、黨和斯大林說，我沒有罪。我從未參加任何陰謀活動。我帶著對黨政策正確性的信任死去，正如我一生信任它一樣。」
2月4日埃赫被槍決了。（全場激動）現已無可爭辯地查明，埃赫案件純屬偽造，他已得到昭雪。在法庭上全部推翻被迫作出的口供的，還有政治局候補委員盧祖塔克，他是1905年的黨員，沙皇時代蹲過10年勞工營。最高法院軍事審判庭審判會議記錄記載了盧祖塔克下列聲明：「他對法庭唯一請求是，告訴聯共（布）中央，內務人民委員部有一個沒有被割除的膿瘡，它假造一些案件，逼著無辜的人們承認自己有罪。他認為對被指控的事實沒有進行審查，沒有給被告以任何機會來證明自己和那些別人供出的罪行并無任何關系。偵查的方法逼得被告胡編罪行和誣告完全無罪的人們，被告對自己的問題更不用說了。他請求法庭給他機會把這一切寫給聯共（布）中央。他向法庭保證，他本人從來沒有反對我黨政策的壞思想，因為他從來完全同意黨在經濟和文化建設方面的全部政策。」
盧祖塔克的這一聲明并沒有受到注意，盡管盧祖塔克是當時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而根據列寧的想法，這個委員會是為了黨的團結而建立的。這個具有高度權威的黨的機構的主席就成了粗暴專橫的犧牲品。他甚至沒有被召到中央政治局來，斯大林不愿和他談話。他在二十分鐘之內就判了罪，然后就被槍斃了。（群情激動）1955年進行了仔細調查，確定盧祖塔克被控事件是捏造的，根據造謠中傷的材料把他判了罪，盧祖塔克已被昭雪。
從羅布森魯姆（1906年黨員，1937年被內務人民委員會列寧格勒局逮捕）的口供中可以看出，內務人民委員會工作人員如何用挑撥方法制造出各種「反蘇中心」和「集團」。
1955年檢查內務人民委員會前審判員科馬羅夫案件時，羅布森魯姆談到下列事實：1937年被捕時，他遭到嚴刑拷打，在拷打中向他索取關于他自己和其他一些人的假口供。后來把他帶到扎科夫斯基的辦公室，后者表示只要他在法庭中就1937年內務人民委員會所捏造的「關于列寧格勒暗害、間諜、破壞、恐怖中心事件」做假口供，就可以釋放他。（全場激動）扎科夫斯基以令人難以臵信的厚顏無恥的態度說穿了故意制造的「反蘇陰謀」的卑鄙「把戲」。
羅布森魯姆說：「扎科夫斯基首先在我面前展現了建立個這中心及其分部設想的幾種方案……在向我介紹了這些方案以后，扎科夫斯基說，內務人民委員部正在籌備有關這個中心的案件，而且審訊將是公開的。將來受審判的是中心的頭目，共四五人：丘多夫、烏加羅夫、斯莫羅金、波捷恩、沙波什尼科娃（丘多夫的妻子）等人，每個分部審判2、3人……關于列寧格勒中心的案件應該搞得象個樣子，這里證人起決定作用。同樣重要的是證人的社會地位（當然，是過去的地位）和黨齡。扎科夫斯基說：什么都用不著你自己去編，內務部會為你準備好底稿，每個分部分開交代，你的任務是把底稿背下來，記住在法庭中可能提出的所有問題。這一案件可能要準備3、4個月，也可能半年，在這期間你就好好準備，不要使審訊人員和自己下不了臺。審訊的過程和結果將決定你今后的命運。害怕了或說錯了，只能怪自己。經受住了，你的腦袋可以保下來，將來公家管你的吃穿，一直到死。」（全場騷動）
在州里面，偽造口供的事件就更盛行了。在那個時候就是這樣制造卑鄙事件的。內務人民委員會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分局「破獲」了所謂「烏拉爾起義總部」，是一個由右翼分子、托派、社會革命黨、教會人士組成的集團，據說由黨的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委員會書記和聯共（布）中央委員卡巴科夫（1914年黨員）領導。根據當時的各種口供材料來看，幾乎在所有的邊區、州和共和國里都有過所謂「右翼托洛茨基派、間諜、恐怖、破壞、暗殺組織和中心」，而這些「組織」和「中心」不知道為什么都是由各州委、邊區委或共和國中央的第一書記來領導。（全場騷動）
由于這種駭人聽聞的偽造「案件」，其結果使人們相信了各種誹謗的「供詞」，加上大肆強迫交代自己和揭發別人，致使數千名正直的、清白的共產黨員就此犧牲。對黨和國家的卓越活動家——柯秀爾、邱巴爾、波斯蒂舍夫、薩列夫及其他人也以同樣方式捏造了種種「案件」。
在這些年代里，大規模進行了沒有根據的鎮壓，使黨的干部遭受了重大損失。最惡劣的做法是要內務人民委員會在擬定提交軍事法庭審判名單時，事先就定了這些人的刑罰。名單由葉若夫交給斯大林本人審批預定的懲處辦法。1937年到1938年共有383份名單交給斯大林，涉及數千名黨的、蘇維埃的、共青團的、軍事的和經濟的工作人員，并得到了他的批準。
大部分這些案件現都在重新審理，其中大量是捏造和毫無根據的案件，因而宣告無效。僅舉一例足以說明，即自1954年到現在，最高法院軍事法庭已經恢復了7679人的名譽，其中很多人是昭雪的。
大量逮捕黨的、蘇維埃的、經濟的、軍事的工作人員給我們國家，給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招致了重大的損失。大規模鎮壓消極地影響了黨的政治和精神狀態，產生了不確定感，使病態的懷疑得以蔓延，在共產黨員中散布了互不信任的氣氛。各色誹謗家和野心家都積極活動起來了。
1938年聯共（布）中央一月全會的決議使黨的組織有了一定的復原。但廠泛的鎮壓在1938年仍繼續著。
僅僅因為我黨具有偉大的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力量，它才能經受住1937年到1938年種種困難事件，培養了新干部。但毫無疑問，如果不是由于1937年到1938年大規模的沒有根據的和不公正的鎮壓，使干部遭受如此重大的損失，我們向社會主義前進和國防上的準備就會實現得更加順利一些。
我們控訴葉若夫毒化了1937年，我們的控訴是正確的。但是應該回答這樣一個問題：難道葉若夫不通過斯大林就能逮捕如柯秀爾嗎？關于這個問題是否交換過意見？是否有政治局的決定？不，沒有過，正如其他案件一樣沒有過的。難道葉若夫能夠決定諸如著名黨的活動家的命運這樣重要的問題嗎？不能，如果以為這只是葉若夫一手造成的，那就太天真了。很明顯，這些案件是斯大林決定的，沒有他的指示，沒有他的批準，葉若夫是不能夠做的。現在我們弄清了這些案件，恢復了阿秀爾、盧祖塔克、波斯蒂舍夫、柯薩列夫和其他人的名譽。有什么理由來逮捕他們和判決他們呢？經過對材料的研究，證明沒有任何理由。他們和其他人一樣，未經檢察官的批準就遭到了逮捕。在那種情況下，根本不需要任何批準：在斯大林決定一切的時候，還要什么批準？在這些案件中他是總檢察官。斯大林不僅給予了許可，而且根據自己的倡議發出逮捕的指示。關于這些都是應該說出來的，以便代表大會的代表們都明確了解，使你們能作正確的估計并得出相應的結論。
事實證明：許多濫用職權的事都是根據斯大林的指示做的，根本不顧黨的準則和蘇維埃法制。斯大林是個非常不信任旁人的人，有病態的疑心，我們和他一起工作，都知道這一點。他會看著一個人說：「你的眼睛今天為什么躲躲閃閃的？」或者說：「你今天為什么扭轉頭去，不敢正眼看我？」病態的疑心使他不加區別地對人不信任，其中也有他認識多年的黨的杰出的活動家。他到處都看到「敵人」、「兩面派」、「間諜」。由于擁有無限的權力，他嚴酷專橫，不僅在肉體上而且在精神上壓制了人。過去形成了這種情況，使人們沒有可能來表達自己的意志。
當斯大林說某人應該逮捕，就應該相信他已是「人民敵人」，在國家保安機關中為非作歹的貝利亞匪幫就會用盡一切辦法來證明被逮捕者的罪行和他們所捏造的材料的正確性。拿出的證據是什么呢？被逮捕者的招供。審判員就相信這些「招供」，并以此為據。怎么使一個沒有犯罪的人招供自己有罪？只有一個辦法，就是采用嚴刑逼供的辦法，嚴刑拷打，使他失去知覺，失去理智，失去人的尊嚴。如此這般，「供詞」即到手了。
1939年當大規模的鎮壓浪潮開始緩和下來時，當地方黨組織的領導人開始責備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對被逮捕者實行逼供的時候，斯大林在1939年1月10日向州委、邊區委、共和國中央、內務人民委員會、內務人民委員會各局局長發出了一份密電，內容如下：
「聯共（布）中央說明，內務人民委員部使用體罰是從1937年起經聯共（布）中央允許的。大家知道，所有資產階級的偵查機構都對社會主義無產階級代表使用體罰，而且其方式無奇不有。試問，為什么社會主義偵查機構對資產階級的頑固特務，對工人階級和集體農莊的兇惡敵人應該更人道一些呢？聯共（布）中央認為，體罰方式今后還必須使用，是對那些顯然是人民敵人的而又不肯繳械投降的人作為例外情況而使用的。這是完全正確的和適宜的方式。」
因此，最最粗暴的破壞蘇維埃法制，對一些無辜的人實行嚴刑拷打，逼迫他們交代自己和揭發別人的事，是由斯大林以聯共（布）中央的名義批準的。
不久前，就在代表大會召開前幾天，我們黨中央主席團開會時，把當時審訊柯秀爾、邱巴爾和柯薩列夫的審訊員羅多斯叫來審問。這是一個無用的鼠目寸光的人，一個道德墮落的敗類。就是這個人，他決定了黨的活動家的命運，并且也決定了在這個問題上的政策，因為他證明他們有罪的，也同時提供了作出重大政治結論的材材。
請問，難道這樣一個人的智力就能領導審訊工作，去證明象柯秀爾這樣的人物有罪嗎？不能，他如果沒有相應的指示，能做的事不多。在中央主席團會議上他對我們說：「人家告訴我，說柯秀爾和邱巴爾是人民的敵人，因此，我作為一個審訊人員，就應該逼他們招供自己是敵人。」（群情激動）
他只能通過長期的拷打才能做到這一點，在接到貝利亞具體指示后，他就這么干了。應該說明，在中央主席團會議上羅多斯無恥地說：「我認為我執行了黨的命令。」斯大林關于對被捕者采用逼供辦法的指示，就是這樣實踐貫徹的。
這些和許多類似的情況說明，黨正確地決定問題的一切準則都被破壞了，一切都服從了一個人的專橫。
斯大林集大權于一身，這在偉大衛國戰爭中造成了嚴重后果。
假使拿我們的許多長篇小說、電影、歷史、「學術研究論文」來看，把斯大林在衛國戰爭中的作用寫得荒唐透頂。斯大林能預見一切，根據斯大林早已制定的戰略計劃蘇軍實行了「積極防御」的戰術，即大家所熟悉的，先把德國人讓到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城下的戰術。蘇軍實行了這種戰術，而且僅僅由于斯大林的天才，這才轉入進攻，消滅了敵人。蘇聯武裝力量，我們英勇的人民所取得的歷史性勝利，就在這類小說、電影和「學術研究論文」中被徹頭徹尾形容為斯大林軍事領導的天才。
我們應該仔細弄清楚這個問題，因為這不僅對歷史，而且在政治上、教育上和實際上都有巨大意義。
這個問題的實際情況如何？
戰前，我們的報紙和全部政治教育工作就大吹其牛，說什么如果敵人侵犯神圣的蘇聯領土，就給敵人以三重的打擊，我們要在敵人的領土上進行戰爭，并且要以較少的犧牲取得勝利。但這些極其自信的宣言并無具體事實根據確保我們的邊界不受侵犯。
在戰時和戰后期間，斯大林曾提出這樣的論點：我們人民在戰爭初期所經歷的那種悲劇，是由于德國人對蘇聯「突然」襲擊的結果。可是，同志們，這完全不符事實。希特勒在德國剛一登臺，就提出了要消滅共產主義這一任務。法西斯匪徒是公開這樣說的，不曾掩蓋他們的計劃。為了實現這一侵略目標就簽定了各種協定，建立了各種集團，諸如臭名遠揚的柏林——羅馬——東京軸心。在戰前，無數事實明顯地說明，希特勒竭盡全力要發動一場反蘇戰爭，他集中了大量的兵力，其中有坦克部隊，而且集結在蘇聯邊界。
從現在已發表的文件中可以看出，還在1941年4月3日，丘吉爾就通過駐蘇大使克里浦斯當面提醒過斯大林，說德軍開始重新布署，準備進攻蘇聯。很明顯，丘吉爾這樣做不是因為他對蘇聯人民有友好的感情。他這樣做是有他帝國主義的目的，那就是讓德蘇兩國投入一場血戰，從而加強大英帝國的地位。同樣，丘吉爾在他的文集中證實，他要「斯大林注意到威脅的危險性」。丘吉爾在4月18日以及以后幾次電報中都反復強調了這一點。但這些警告均被斯大林當作耳邊風。相反的，斯大林指示說不要相信這類情報，以免挑起事端。
應當指出，從我們軍方和外交渠道我們也得到了德軍入侵蘇聯領土的威脅這類情報，但由于領導上的這種成見，在送呈這些情報時，人們都膽戰心驚，在估計其可靠性時，便大留余地。
例如，1941年5月6日我們駐柏林的武官沃龍佐夫從柏林報告說：「蘇聯公民包澤爾……報告海軍副武官說，從希特勒總部的一個軍官口中知道，德國準備5月14日經過芬蘭、波羅的海、拉脫維亞入侵蘇聯。同時還準備對莫斯科和列寧格勒進行大規模的空襲，在國境線還要空投傘兵部隊……」。
1941年5月22日，我駐德副武官赫洛波夫報告說：「德國軍隊向我國進攻擬定為6月15日，但也可能在6月初開始……」
1941年6月8日，我駐倫敦大使館報告說：「就目前局勢而言，克里浦斯深信德蘇軍事沖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它的發生不會遲于6月中旬。克里浦斯說，目前德國集結在蘇聯邊境的部隊（包括空軍和輔助部隊）共有147個師……」。
盡管已有這些非常嚴重的警告，但并沒有采取必要的步驟，準備好保衛國土，防止突然襲擊。
我們是否有時間和能力來作這樣的準備呢？有的。既有時間，又有能力。我們工業已完全有可能保證蘇軍一切必需品。事實證明，戰爭開始以后，敵人雖然占領了烏克蘭、北高加索和我國西部其他地區，我們幾乎喪失了整個工業的一半，失去了重要的工業區和產糧區，但蘇聯人民仍然能夠在東部組織一切軍用品，把從西部搬來的裝備安裝起來，為我們武裝部隊提供消滅敵人的一切必需品。
假如我們的工業能及時地被動員起來，保證軍隊獲得必需的物資，我們在戰時的損失會少得多。從戰爭開始的頭幾天，可看出我軍裝備很差，沒有足夠的大炮、坦克和飛機來回擊敵人。
蘇聯的科學和技術在戰前已提供了極好型號的坦克和大炮。但未曾組織好大量生產，而我們改裝軍隊只是在戰爭前才開始的。因此，當敵人入侵蘇聯國土時，我們既沒有足夠的制造武器的舊機器，因為軍工生產已不再使用這類機器，也沒有新式武器，因為軍工生產剛計劃引進這類機器。高射炮的情況也很糟。反坦克武器的生產尚未組織好。許多防區在戰爭開始時沒有防衛能力，因為舊武器已經回收，而新武器還未發下來。
但事情還不止于坦克、大炮和飛機。戰爭開始時，我們甚至還沒有足夠的步槍去武裝被召入伍的人們。我記得，在那幾天里，我從基輔打電話給馬林科夫說：?人們都志愿入伍了，要求發武器。請給我們送些軍火來吧。?馬林科夫回答道：?我們不能送武器來，步槍全要送給列寧格勒，你們自己設法武裝起來吧。?（全場騷動）
武器狀況就是這樣。
在此同時，也不能不提起這樣一件事：在希特勒軍隊入侵蘇聯之前不多久，基輔特別軍區司令員科爾波諾斯（后來犧牲在前線）曾寫信給斯大林，說德軍已到了布格河，正準備進攻，看來，最近就要進攻了。由于這個情況，科爾波諾斯建議組織一條可靠的防線，從邊境地區遷走30萬居民，并在那里組織起幾個強大的據點，挖好反坦克壕，筑起隱蔽部等等。
莫斯科對這些建議的回答是，這是挑釁行為，邊境地區不用任何準備措施，不要給德國人以借口，免得發動針對我國的軍事行動。因此，我們的邊境未曾做過足以回擊敵人的準備工作。
當法西斯部隊已經侵入蘇聯領土并開始了作戰行動時，從莫斯科來的命令是一槍不還擊。為什么呢？因為斯大林認為戰爭尚未開始，邊境地區是德軍個別不守紀律部隊的挑釁，如果我們回擊，那就會成為德國發動戰爭的借口。
我們知道還有這樣的事。在希特勒軍隊侵犯蘇聯領土前夕，有一個德國人逃奔到我國境線上來，說德國部隊接到命令將在6月22日夜晚3時發動對蘇聯的進攻。當時立即把這事報告了斯大林，但是，這一信號仍然沒有引起注意。
你們看，忽視了一切，既忽視了個別軍事首長的警告，也忽視了逃兵的報告，甚至忽視了敵軍的明顯行動。在這歷史上千鈞一發的時刻，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警惕性難道就是這樣嗎？這種漠不關心，這種忽視明顯事實的結果是什么呢？結果就是在最初數小時，在最初幾天里，敵人在我國邊境地區摧毀了我們大量的空軍、炮兵和其他軍事設施，消滅了我們大量干部，瓦解了部隊的指揮，接著，我們已無法阻擋敵軍深入我國：同時，1937年到1941年間，由于斯大林根據捏造的控訴而發生懷疑的結果，清洗了大量軍事指揮員和政治工作干部，這也產生了嚴重后果，特別是在戰爭初期。在這幾年之中，一部分指揮員從連、營直到高一級軍事機關都遭到了鎮壓，那些在西班牙和遠東有過作戰經驗的領導干部在這段時期內幾乎全被消滅。
大規模鎮壓軍事干部的政策還破壞了部隊紀律，因為在這幾年之間黨和青年團支部的各級指揮員，甚至士兵，都已習慣于?揭發?上級指揮員為暗藏的敵人。（全場騷動）這在戰爭初期對部隊紀律當然有很壞的影響。
大家知道，在戰爭爆發前，我們有卓越的軍事干部，他們無限忠于黨和祖國。只要說說這一情況就夠了，那些雖然在監獄里受盡折磨，但掙扎著活下來的人，從戰爭最初幾天起就證明自己是真正的愛國者，他們英勇地為祖國榮譽而戰。我指的是像羅科索夫斯基（他坐過牢），戈爾巴托夫，梅里茨柯夫（他參加這次代表大會），波德拉斯（他是個很好的軍官，已犧牲在前線）和許許多多其他同志。但有很多這樣的指揮員卻在集中營或在監獄中死去了，軍隊再沒有和他們見過面。
這一切都發生在戰爭初期的局面中，這對我們祖國是個巨大的威脅。
我們不要忘記，在前線遭到沉重的挫折和失敗之后，斯大林曾經認為，一切都完結了。在這些日子的一次談話中，他說，?列寧所締造的一切，我們已經永遠喪失了。?
在這之后，斯大林實際上長時間沒有領導作戰，并停止做任何工作。只在一些政治局委員跑到他面前并和他說：必需立即采取某些措施來改善前線狀況，他才重新領導起來。
因此，在戰爭初期，祖國之所以危在旦夕，很大程度上是由斯大林領導黨和國家的錯誤方法造成的。
但問題還不僅在于戰爭的開始時刻，當時嚴重地瓦解了我們的軍隊并使我們遭到了沉重的損失，就是在戰爭開始之后，斯大林在干預戰事過程中所表現的那種神經質和歇斯底里，也使我軍遭受了嚴重的損失。
斯大林根本不了解前線的真實情況，這是自然的，因為在整個衛國戰爭時期，他沒有到過一個戰線的區段，也沒有到過一個解放了的城市，除了在前線局勢穩定時刻曾經坐車到莫扎伊斯基公路（在莫斯科）短短地兜了一回。而對這次出行卻寫了不知多少異想天開的文學作品。然而，斯大林仍直接干預作戰過程，發布命令，這些命令根本不考慮戰線該段的實際情況而不能不造成人員的巨大損失。
我可以舉一個典型的事實證明斯大林如何領導前線。巴格拉米揚元帥出席了這次代表大會，他當時是西南戰線的指揮員，可以證實我現在向你們講的話。
1942年，哈爾科夫地區我軍遭到了極端嚴重的局面，我們當時通過了停止包圍哈爾科夫的正確決定，因為在當時的實際情況下，繼續進行這一戰斗，將會對我軍造成嚴重的后果。
我們向斯大林報告此事，說情況要求我們改變行動計劃，以免敵人消滅我們集中在一起的大部隊。斯大林一反常識，拒絕了我們的建議。他命令我們繼續進行包圍哈爾科夫的戰役，而當時我們許多兵團已面臨包圍受殲的現實威脅。
我打電話給華西列夫斯基，對他說，?請拿起地圖，阿列克賽〃米哈依羅維奇，?華西列夫斯基現坐在這里，?請給斯大林同志看看情況是多么的復雜。?要知道斯大林是按地球儀計劃戰役的。（全場活躍）是的，同志們，他的確常常拿著地球儀，在上面尋找戰線的。我當時對華西列夫斯基同志說：?拿地圖給斯大林同志看，在目前情況下，已不能繼續原來的戰役。為了事業的利益，應修改原來的決定。?華西列夫斯基對我說，斯大林早已研究過這個問題，并且他華西列夫斯基不能再向斯大林談這件事，因為斯大林不愿再聽取關于這一戰役的任何意見。
在和華西列夫斯基談話后，我打電話到斯大林別墅，但斯大林不接電話，由馬林科夫來接。我對馬林科夫同志說，我從前線打電話，想親自同斯大林談話。斯大林通過馬林科夫告訴我，我應該跟馬林科夫談。我再次表示想親自向斯大林報告前線的嚴重情況，但斯大林認為沒有必要聽電話，再次要我通過馬林科夫同他談。
用這種方式?聽取?了我的請示后，斯大林說：?一切照原來的辦?。
結果呢？結果發生了我們估計的最壞情況，德國人包圍了我們的部隊，使我們損失數十萬士兵。這就是斯大林的?軍事天才?，這就是我們的代價！（全場騷動）
戰后某一天，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員見面時，米高揚說起赫魯曉夫當時關于哈爾科夫戰役的電話是對的；當時不應該不支持他。
你們不知道當時斯大林怎樣地火冒三丈！他怎么能夠承認他，斯大林，當時竟是錯誤的！他不是?天才?嗎？天才不可能是錯誤的。任何人都會犯錯誤，但斯大林認為他從來不會犯錯誤，永遠是對的。他從來也沒有對誰承認過自己大的或小的錯誤，盡管事實是，他在理論問題上和實際活動中已犯了不少錯誤。代表大會后，我們應該對許多戰役的評價重新審查，應對它們作出正確的解釋。
在我們阻止敵人、轉入進攻之前，斯大林所堅持的戰術使我們付出了巨大的血的代價，因為他根本不了解作戰的實質。
軍人們知道，早在1941年底，斯大林為了一個村莊一個村莊的爭奪，要求以連續的正面進攻來代替從側翼迂回、深入敵后的大規模運動戰。我們便因此遭受了巨大的損失，直到我們這些肩負指揮整個戰爭重擔的將軍們扭轉了局勢，開始了靈活、機動的戰術，才使戰線上的局勢立刻發生有利于我們的重大變化。
最可鄙的是，在我們付出了巨大代價，打敗了敵人，取得偉大勝利后，斯大林即開始攻擊許多在戰爭中作出貢獻的將領，因為斯大林不愿意將前線上的功績除了他自己以外，歸功于任何一個人。斯大林對于朱可夫同志作為一個軍事指揮員的評價很感興趣。他不止一次問過我對朱可夫的看法，我對他說，?我很早就知道朱可夫，他是個很好的將軍，很好的司令員?。
戰爭結束后，斯大林就開始散布各種各樣關于朱可夫的謠傳，例如他對我說，?你總是稱贊朱可夫，可他不值得如此贊揚。有人說朱可夫在戰役開始前，總是抓一把土聞一聞，然后說‘可以開始進攻’，或者相反地說‘不能按計劃進行’。?那時，我回答道：?斯大林同志，我不知道誰這樣說，這不是事實?。
看來，這是斯大林自己這樣說的，以便降低朱可夫元帥的軍事才能和作用。
在這個意義上，斯大林自己非常用心地來渲染自己是個偉大的將領，千方百計地向人們灌輸這樣的說法，即蘇聯人民在偉大衛國戰爭中獲得的一切勝利與他人無關，都應歸功于斯大林的勇敢、果斷和天才。就象庫斯瑪〃克留契可夫（著名的哥薩克士兵，在反抗德國人時，立下英雄業績——英譯者注）一槍挑死七個人一樣。（全場活躍）
請大家回憶一下《攻克柏林》，影片上只有斯大林一個人在活動，他在放著空椅的大廳里發布命令，只有一個人走近他，向他低聲報告些什么，這個人就是波斯克列貝舍夫，斯大林忠貞不渝的侍從。（笑聲）
而軍事領導者在哪里？政治局在哪里？政府又在哪里？他們在做些什么，關心些什么呢？這在影片中看不到。斯大林包攬一切，不和任何人商量，也不需要聽別人的意見。一切的一切就是用這種歪曲的形式放映給人民看的。為了什么？為了頌揚斯大林，而這一切是違反事實，違反歷史事實的。
試問，肩負整個戰爭重擔的軍人在哪里？在影片中看不到他們，除斯大林外，沒有他們的位臵。
不是斯大林，而是我們整個的黨，蘇聯政府，我們英勇的軍隊，它的干練的將軍和勇敢的士兵，全體蘇聯人民，他們才是保證偉大衛國戰爭勝利的人。（長時間的熱烈掌聲）
黨中央委員、部長、經濟人員、蘇聯文化工作者、地方黨和蘇維埃的領導人、工程師和技師，每個人都在自己的崗位上為保證戰勝敵人，貢獻著自己的力量和知識。
我們的后方，表現了無上的英雄主義，光榮的工人階級、集體農民、蘇聯知識界在黨組織的領導下，他們克服了戰爭時期的艱難困苦，將自己的一切力量貢獻給保衛祖國的事業。
我們的蘇聯婦女，在戰爭中也立下了極偉大的功績，她們挑起了在工廠、農莊、經濟文化各部門生產工作的重擔。我們的英勇的青年也立下了功績，他們在前線和后方的各個崗位上，為保衛蘇維埃祖國，粉碎敵人作出了貢獻。
我們的蘇聯軍人，各級軍事指揮員和政治工作干部的功勛是不朽的。他們在戰爭初期失去了相當一部分隊伍，但并未因此驚慌失措，他們在戰爭中進行整編，在戰爭中建立和鍛煉出一支能擊退強大而狡猾的敵人的進攻并能粉碎它的隊伍。
蘇聯人民在偉大的衛國戰爭中拯救了東西方億萬人民免受法西斯奴役威脅的這一極偉大的功績，將永遠活在世世代代人類心中。（熱烈的掌聲）
勝利地結束戰爭的主要作用和功勛歸于我們的共產黨，蘇聯的武裝力量和千百萬為黨所培養的蘇聯人民。（長時間的熱烈掌聲）
同志們！現在談談其它一些事實。蘇聯有權利被認為是多民族國家的范例，因為居住在我們偉大祖國的一切民族的友誼和權利，在事實上已得到了保證。斯大林所做的粗暴破壞蘇維埃國家民族政策和列寧主義原則的行為是不可容忍的。這就是把整個民族包括所有的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從生長的地方大規模遷走，而這種遷移絕不是從軍事方面考慮而決定的。
還在1943年底，即偉大的衛國戰爭前線上已經發生了有利于蘇聯的決定性轉折的時候，通過并實行了將所有卡臘查耶夫人從占有的土地上遷出的決定。在同一時期，1943年12月底，卡爾梅茨自治共和國的全體居民遭到了同樣的命運。1944年3月，切禪和印古什人從自己居住的地方全部遷出，切禪印古什自治共和國則被取消了。1944年4月，從卡巴爾達—巴爾卡爾自治共和國境內將所有巴爾卡爾人遷到遙遠的地方，共和國則改名為卡巴爾達自治共和國。烏克蘭人避免了這樣的命運，因為他們人口太多，沒有地方遷移，否則，他也會把他們遷到別處去。（笑聲，全場活躍）
不要說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任何思想健全的人也想象不出，可以把個別人或個別集團的敵對行動的責任，加在包括婦女、孩子、老人、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在內的整個民族頭上，使他們蒙受大規模的迫害和痛苦。
衛國戰爭結束后，蘇聯人民以自豪的心情慶祝用巨大犧牲和艱苦奮斗的代價所取得的勝利。國家的政治熱情極為高漲，戰爭結束后，黨更加團結了，戰爭烈火鍛煉了黨的干部。在這樣的情況下，任何人都不會想到在黨內會有陰謀的可能。
恰恰在這個時候，突然發生了所謂?列寧格勒事件?。現已證實，這個事件是偽造的。無辜犧牲的，有沃茲涅先斯基、庫茲涅佐夫、羅吉昂諾夫、波普科夫等同志。
眾所周知，沃茲涅先斯基和庫茲涅佐夫是很有才干的著名領導人。他們一度很接近斯大林。只說明一點就足以證明。是斯大林提拔沃茲涅先斯基為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庫茲涅佐夫為中央書記的。斯大林還委托庫茲涅佐夫監督國家保安機關，這一事實足以說明他受到多么大的信任。
這些人被宣布為?人民敵人?并被消滅一事是怎樣發生的呢？
事實說明，?列寧格勒事件?也是斯大林對黨和干部實行專橫的結果。
如果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情況還正常的話，這類性質的事件就會按照黨內的規定來加以研究，查清一切事實，這事以及其他類似的事，就不會發生。
應該說，戰后時期情況更加復雜了。斯大林更加任性、易怒、粗暴，尤其是他的猜疑心更加滋長了。迫害狂到了驚人的程度。在他的眼中，許多人都成了敵人。戰后，斯大林更加脫離集體，完全是個人專斷獨行，不顧任何人和任何事。
可恥的挑撥者、卑鄙的敵人貝利亞巧妙地利用了斯大林的猜疑，殺害了成千上萬的共產黨人和正直的蘇聯人。沃茲涅先斯基和庫茲涅佐夫的提升使貝利亞感到恐慌。現已查明，正是貝利亞把他和他的部下炮制的聲明、匿名信、各種謠傳材料送給斯大林的。
黨中央委員會審查了所謂?列寧格勒事件?，無辜受難的人現在已恢復了名譽，恢復了光榮的列寧格勒黨組織的榮譽。此事的偽造者阿巴庫莫夫等人已交法庭，在列寧格勒審判和受到應得的懲罰。
會有人問，為什么現在才來搞清此案，而不在以前，不在斯大林生前使無辜的人免于犧牲呢？這是因為斯大林親自處理?列寧格勒事件?，當時政治局大多數委員不了解案件情況，因而無法干預。
斯大林接到貝利亞和阿巴庫莫夫送來的某些材料后，在
第三篇：《反對個人崇拜及其后果》--赫魯曉夫的內部報告全文
《反對個人崇拜及其后果》--赫魯曉夫的內部報告 作者：
來源：網上文摘 來源日期：2003-9-3 本站發布時間：2003-9-3 閱讀量：1255次
同志們：
在黨中央委員會的報告和許多代表在代表大會的發言中，以及以前歷次黨中央全會上，對于個人崇拜和它所造成的有害后果已談了很多。
斯大林逝世以后，黨中央委員會開始執行如下方針：堅定而不懈地指明：夸大某個人的作用，把他變成具有神仙般非凡品質的超人，是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神相違背的，是不能容許的。這個人似乎無所不知，洞察一切，能代替所有人的思考，能做一切事情，他的行為沒有半點錯誤。
多年來，我們養成了用這樣的觀點去看待人，具體地說就是這樣看待斯大林的。
我這個報告不想全面評述斯大林的生平事跡。關于斯大林的功績，還在他活著的時候，就寫了大量的書籍、小冊子和研究論文，已經進行了足夠的研究，斯大林在準備和實現社會主義革命中，在國內戰爭中，以及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斗爭中所起的作用，是盡人皆知的。現在，我們關心的，是一個對我們黨的現在和將來都有重大意義的問題，那就是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是怎樣逐步形成的，它怎樣在一定階段上變成一系列極其嚴重地歪曲黨的原理，歪曲黨的民主和革命法制的根源。
由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充分認識到個人崇拜所造成的實際后果以及因破壞黨的集體領導原則而帶來的巨大危害，同時由于個人獨攬大權這一事實，黨中央認為絕對有必要向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報告有關這個問題的材料。
首先，請允許我提示一下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是怎樣嚴厲斥責個人崇拜的任何表現的。
馬克思在給德國政治活動家威廉·布洛斯的信中說：「由于厭惡一切個人迷信，在國際存在的時候，我從來都不想公布那許許多多來自各國的、使我厭煩的歌功頌德的東西，我甚至從來也不予答復。偶爾答復，也只是加以斥責。恩格斯和我最初參加共產主義者秘密團體時的必要條件是：摒棄章程中一切助長迷信權威的東西。原來，拉薩爾的所作所為卻恰恰相反。」
不久以后，恩格斯也寫道：「馬克思和我，我們一直反對公開宣揚個人，只有為了達到某種重大目的才可例外。我們尤其反對那些在我們活著的時候，對我們個人所做的宣揚。」
大家都知道革命的天才——列寧是非常謙虛的。列寧永遠強調人民作為歷史創造者的作用，強調黨作為一個活生生的具有主動精神的整體的領導和組織作用，強調中央委員會的作用。
馬克思主義并不否定工人階級領導者在領導革命解放運動中的作用。
列寧在指出群眾領袖和組織者的重大作用的同時，無情地揭露了個人崇拜的各種表現，同敵視馬克思主義的「群氓」觀點進行了不可調和的斗爭，并堅決反對把」英雄」塞給人民群眾。
列寧教導說，黨的力量在于同群眾保持密切的聯系，在于人民——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跟隨黨一起前進。列寧說過：「只有相信人民，扎根于生動的群眾創造性源泉的人，才能勝利，才能掌握住政權。」
列寧自豪地說，布爾什維克黨，共產黨是人民的領袖和導師，他號召一切重大問題由覺悟的工人來決定，由自己的黨來決定。他說：「我們相信黨，我們把黨看成是我們時代的智慧、榮譽和良心。」
列寧堅決反對縮小和削弱黨對于蘇維埃國家的領導作用的一切企圖。他制定了黨的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原則和黨的生活準則。他強調指出集體領導是黨的領導的指導原則。還在革命前的年代里，列寧就稱黨中央委員會是領導者的集體，是黨的原則的保護者和說明者。他說：「在兩屆代表大會期間，黨的各項原則由中央委員會維護并由它解釋。」
在強調黨中央委員會的作用和它的權威時，列寧指出：「我們的中央已經形成為一個嚴格集中而有高度威信的集團。」
在列寧活著的時候，黨中央委員會真正地體現了對于黨和國家的集體領導。列寧作為戰斗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在原則問題上毫不妥協，但永遠沒有強迫同自己一起工作的同志接受自己的觀點，他耐心地解釋自己的意見，使別人信服。列寧歷來都嚴格地監督執行黨的生活準則、遵守黨章，及時召開黨代表大會和中央全會。
列寧對于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的勝利，對于我黨的勝利和科學共產主義思想的實現所作的一切是偉大的。除此以外，他的洞察力還表現在，他及時地從斯大林的身上看出一些不良品質，這些不良品質在后來造成了嚴重后果。列寧由于關懷黨和蘇維埃國家的未來命運，他為斯大林做了完全正確的鑒定，他提出過應該研究改變斯大林的總書記職務問題，因為斯大林過于粗暴，對同志關心不夠，任性和濫用職權。
列寧在寫給黨代表大會的信里說過：「斯大林同志當了總書記，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有把握。」
這份在我黨歷史上稱之為列寧「遺囑」的極其重要的政治文獻，已經發給了二十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們。你們已經讀過這個文件，而且毫無疑問你們會再讀它幾遍。請你們深入地考慮一下，列寧所說的下列這些真誠的話，這些話體現了他對黨、人民、國家以及黨的未來政治方針的關懷。
他說：「斯大林粗暴，這個缺點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共產黨人的來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總書記的職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議同志們想個辦法把斯大林從這位置上調開，另外指定一個人擔任總書記，這個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樣，只是有一點強過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順、更和藹，更關心同志，少任性等等」。
列寧的這個文件在第十三次黨代表大會的代表團中宣讀過，代表團并且討論了撤銷斯大林總書記職務的問題。各代表團贊成斯大林留任，希望他認真考慮列寧的批評，從而改正這些深為列寧所擔心的缺點。
同志們！有必要向黨代表大會報告兩個新的文件，這兩個文件證實了列寧在他的「遺囑」中給斯大林所下的評語。
這兩個文件就是：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夫娜·克魯普斯卡婭給當時在政治局擔任書記的加米涅夫的信和列寧寫給斯大林的信。
我現在宣讀一下這些文件。
克魯普斯卡婭的信：
「列夫·波里索維奇（即加米涅夫）。
「關于我經過醫生允許在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口授下寫的一封短信問題，昨天斯大林對我的態度是非常粗暴的。我在黨內不是一天了。在這30年里，我一次也沒有聽到那怕是一個同志的一句粗暴的話。黨和伊里奇的利益對我比斯大林更為寶貴。可是現在我需要的是最大的克制。和伊里奇能談什么和不能談什么，我比任何醫生都了解，因為我知道什么問題會使他不安，不管怎樣比斯大林要了解。現在我請求你和格里哥里（即季諾維也夫），因為你們是弗·伊的最親近的朋友，請你們保護我，使我的個人生活免遭粗暴的干涉和不應有的謾罵和威脅。斯大林用以威脅我的監察委員會的一致協議，我是不懷疑的，但我沒有力量也沒有時間去搞那個愚蠢的爭吵。我也是個活人，我的神經已緊張到了頂點。
這封信是克魯晉斯卡婭在1922年12月23日寫的。過了兩個半月以后，即1923年3月，列寧給斯大林寫了這樣一封信：
「斯大林同志，「副本抄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你曾粗魯地給我的妻子打電話罵了她。雖然她已向您表示愿意忘記說過的話，但是這件事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從她那里知道了。我并不愿意輕易忘記反對我的事情，在這里不必說，我認為反對我妻子的事就是反對我的。
因此，請您酌情考慮，你是否同意收回你說過的話并表示道歉？還是愿意斷絕我們之間的關系？
致敬。
列寧，1923年3月5日」
同志們！我不想評述這些文件，這些文件本身已經令人信服地說明了問題。如果還在列寧活著的時候，斯大林能夠采取這種態度，能夠這樣地對待克魯普斯卡妮——列寧的忠實朋友和從我黨誕生起就為黨的事業而積極奮斗的戰士，那么可以想象，斯大林是怎樣對待其他工作人員的。斯大林的這些不良品質愈來愈發展，在晚年已達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
后來的事實證明，列寧的擔心不是沒有根據的。在列寧逝世后的初期，斯大林還考慮他的指示，而后來則逐漸輕視列寧的嚴重警告。
如果我們分析一下斯大林領導黨和國家的實際活動，考慮一下他所犯的全部過失，我們必須相信列寧的擔心是正確的。
斯大林的一些不良品質在列寧活著的時候還只是處于萌芽狀態，但在以后年代里已經發展到嚴重地濫用職權的地步，因而給我們黨造成莫大的損失。
我們必須嚴正地研究和正確地分析這個問題，以便消除任何可能性，不再重復斯大林在世時所犯下的一切過失。斯大林根本不允許實現集體領導和集體工作，他不僅對反對他的人要施加暴力，而且由于他的任性和專橫，連被他看成與他的思想相違背的人，也要施以暴力。斯大林不是通過說服、解釋和耐心地同別人合作，而是把他的思想強加于人，要別人無條件接受他的意見。凡是反對他這種做法的人，或者力圖證明自己的觀點，證明自己正確的人，都必然會被開除出領導機關，接著就會受到精神上的折磨和肉體上的消滅。在第十七次黨代會以后的這個時期內，這一點表現得更加明顯。許許多多忠實于共產主義事業的、黨的卓越活動家和黨的一般工作人員都成了斯大林專橫的犧牲品。
應該說，黨在反對托格茨基分子，反對右派分子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方面進行了重大的斗爭，從思想上粉碎了列寧主義的一切敵人。這次思想斗爭進行得很成功，在斗爭中黨更加鞏固了，受到了更大的鍛煉。斯大林在這方面也起了積極的作用。
黨領導了一場巨大的政治思想斗爭，反對自己隊伍中發表反列寧主義綱領的人們，他們是敵視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政治路線的代表人物。這是一場頑強而艱苦的斗爭，然而是一場必要的斗爭，因為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集團和布哈林分子的政治路線，實質上是要復辟資本主義和向世界資產階級投降。我們可以想象，如果1928—1929年右傾政治路線在黨內取得勝利，或者把「棉布服裝工業化」作為方向，或者轉向富農，其結果將會怎樣？我們那時就不會有強大的重工業，不會有集體農莊，我們在資本主義包圍的面前就會赤手空拳，處于軟弱無力的地位。
因此，黨才從思想上進行了不可調和的斗爭，向全體黨員和非黨群眾說明托洛茨基反對派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對列寧主義主張的害處和危險性。黨在說明黨的路線方面所做的巨大工作也收到了成效。無論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政治上都被孤立起來，黨內絕大多數都擁護列寧的路線，因此，黨才能夠鼓舞和組織勞動群眾去實現黨的列寧路線。去建成社會主義。
下述這種情況是值得重視的。甚至在進行熾烈的殘酷的思想斗爭的時候，對于托洛茨基分子、季諾維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等都沒有采取極端的鎮壓辦法。當時的斗爭是在思想方面進行的。但是過了幾年以后，當社會主義已經基本上在我國建成，剝削階級基本上被消滅，蘇維埃社會的社會結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敵對的政黨、政治派別和集團的社會基礎已大大縮小，黨的思想敵人在政治上早已粉碎的情況下，反而對他們開始采取鎮壓的措施。
正是在1936－1938年這個時期，開始在國家機關當中大肆鎮壓，首先是鎮壓那些早已被黨從政治上粉碎了的列寧主義的敵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諾維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然后也鎮壓了許多正直的共產黨人，鎮壓了黨的干部，這些人親身經歷了國內戰爭和工業化與集體化最艱苦的年代，他們為了保衛黨的列寧路線同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分子進行了積極的斗爭。
斯大林首創「人民敵人」這個概念。這一名詞可以使犯了思想錯誤或只卷入爭論的人毋須證明自己所犯錯誤的性質，它可以自動給這些人加上這個罪名，可以破壞革命法制的一切準則，對他們實施最殘酷的迫害，以對付在某一點上不同意斯大林的人，對付那些只是被懷疑有敵意的人，對付那些受到誣陷的人。「人民敵人」這個概念，實質上已經排除了任何思想斗爭和就某些問題那怕是實際問題表達自己意見的可能性。定罪的主要依據，實質上唯一的證據就是被告本人的「自供」，然而這種「自供」后來經查明，乃是對被告施行肉刑逼出來的，這種做法與現代法學的一切標準是完全違背的。
于是就導致明目張膽地破壞革命法制，使許許多多過去維護黨的路線的無辜的人成了犧牲品。
應該說，即使那些曾經反對黨的路線的人們，也沒有那么多重大理由一定要把他們從肉體上消滅掉，并為了從肉體上消滅這些人，便特別采用「人民敵人」這個概念。
很多被控為黨和人民的敵人而在后來被槍決的人，在列寧活著的時候都是同列寧一起工作的。其中的一些人在列寧在世的時候就犯過錯誤，但盡管如此。列寧還是給他們工作做，糾正他們的錯誤，想盡辦法使他們留在黨內，引導他們跟隨著自己前進。
在此，應該向黨代會的代表介紹一下以前沒有發表過的，列寧關于1920年10月寫給中央政治局的一個短箋。列寧在規定監察委員會的任務時寫到，必須把這個委員會變成真正的「黨和無產階級良心的機關」。
列寧指出：「監察委員會的一項特別任務是要和反對派的代表建立一種深切的個人關系，有時甚至采取治病的方式去對待他們；他們因為在蘇維埃或黨的工作中遭受挫折而產生了心理危機。應盡力安慰他們，同志式地給他們講明情況，給他們安排（不是用命令方式）適合他們心理特點的工作。關于這方面的意見和規定由中央委員會組織局制定。」
大家都很清楚，列寧對于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敵人和那些離開黨的正確路線的人是不調和的。但同時從讀過的文件中也可以看出，列寧在領導國家的整個活動中，都要求從黨的立場出發，慎重地對待那些表現過動搖、離開過黨的路線，但是還能夠回到黨的路線上來的同志。他建議耐心地教育這些人，不要對他們采取極端措施。
列寧對待人，對待干部的英明也就在于此。
斯大林對待人則完全另外一個樣，列寧的特點是耐心地做人的工作，循循善誘地教導他們，不是用強迫的方法，而是通過整個集體從思想上影響他們，引導他們跟隨他前進。這一切與斯大林完全不同。斯大林拋棄了思想斗爭的方法，代之以行政暴力，大規模的鎮壓和恐怖手段。他愈來愈廣泛地、愈來愈堅決地利用懲罰機關，往往破壞現存的一切道德標準和蘇維埃法律。
一個人的專橫也就慫恿了另外一些人的專橫，把成千的人大批逮捕和流放，不經法庭審訊和正規調查就處以死刑等等。
它產生了人和人的不信任，引起了不安、恐怖和絕望狀態。這當然不會促進黨的隊伍的團結和勞動人民各階層的團結，相反，是消滅了那些忠誠的但不為斯大林喜歡的干部，或者是把他們從黨內排擠出去。
我們黨為實現列寧建設社會主義的計劃進行了斗爭。這是一場思想斗爭，如果在這場斗爭中能夠遵循列寧主義的原則，善于把黨的原則性同對人的深切關懷結合起來，不排斥和毀掉一些人，而是把他們吸引到自己方面來，那么，我們肯定不會有這類粗暴破壞革命法則的事，成千上萬的人就不會成為恐怖手段的犧牲品。只有對真正犯了反對蘇維埃制度的罪行的人，才可以采取極端的措施。
現在，我們舉出歷史上的幾件事實。
在十月革命以前的日子里，兩名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反對列寧的武裝起義計劃。他們甚至在10月18日孟什維克報《新生活》上發表聲明，公布布爾什維克準備武統起義的消息，他們還說這是冒險行動。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就是這樣向敵人泄露了中央委員會發動武裝起義的決定，并且說起義已組織就緒，不久即將進行。
這種行動是背叛黨和革命事業的。因此，列寧寫道：「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把自己黨中央關于武裝起義的訣議出賣給羅將科和克倫斯基了。」于是，他向中央提出了開除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出黨的問題。
但是，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之后，大家知道，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受命擔任領導職務。列閹欠旁諭瓿傻車募渲匾撾竦母諼簧希腔斡肓說澈退瘴５幕氐牧斕脊ぷ鰲４蠹抑潰九滴卜蠔圖用啄蚧乖諏心鈄諾氖焙蚓頭噶瞬簧倨淥拇蟠砦蟆Ａ心謐約旱摹敢胖觥怪芯嫠擔傅比唬九滴卜蠔圖用啄虻氖率錄皇橋既壞摹！溝牽心⒚揮刑岢齟叮繞涿揮刑岢鑾咕鏊塹奈侍狻?nbsp;
再拿托洛茨基分子做例子吧！
現在，經過很長一段歷史時間以后，我們可以平心靜氣地來談反對托派的斗爭，可以非常客觀地來分析這個案件。托洛茨基周圍的人決不是出身資產階級的分子，其中一部分人是黨的知識分子，而某一部分則是工人出身的。我們可以舉出很多人，他們最初曾經靠近托洛茨基分子，但他們也積極地參加了革命前的工人運動，參加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鞏固這一偉大成果的斗爭。其中很多人與托洛茨基脫離了關系，而轉到列寧的立場上。難道有必要從肉體上把這些人消滅掉嗎？我們深信，如果當時列寧還在世的話，是不會對其中的很多人采取這種極端措施的。
這只是在歷史上的幾件事實。難道能夠說，在必要的情況下，列寧就沒有決定過對革命的敵人采取嚴厲的手段？不，任何人都不能這樣說。列寧要求嚴厲鎮壓反革命和工人階級的敵人，必要的時候無情地使用這種手段。請大家回憶一下，1918年列寧在反對社會革命黨所組織的反蘇維埃的暴動和反革命富農的斗爭時，曾毫不動搖地對這些敵人采取了最堅決的措施。但是，列寧采取這種辦法是用來反對真正的階級敵人的，而不是用來反對那些犯了錯誤，迷失了方向，但是仍能用思想影響的辦法引導前進，甚至還能繼續擔任領導工作的人們。
在非常必要的情況下，譬如，剝削階級瘋狂地反對革命，斗爭你死我活，而且必須具有最尖銳的形式，直到采取國內戰男問絞保心遣扇×搜俠韉拇朧┑摹６勾罅植扇∽羆說陌旆ǎ竊詬錈丫〉昧聳だ瘴９乙狄壓蹋鶻準兌馴幌穡緇嶂饕騫叵翟詮窬玫母鞲霾棵乓丫妨ⅲ椅頤塹吃謖紊弦狄壓蹋蘼鄞郵可蝦退枷肷俠純匆丫艿攪碩土兜氖焙頡Ｊ慮楹苊饗裕勾罅衷諍芏嗲榭魷露急硐至瞬荒托摹⒋直┖屠撓彌叭āＫ皇僑ブっ髯約涸謖紊系惱沸裕皇嵌比褐冢峭捎謎蜓購腿馓逑鸕氖侄危喚穌蜓購拖鷲嬲牡腥耍藝蜓購拖鴝緣澈退瘴Ｕ揮蟹缸锏娜嗣恰Ｔ謖夥矯婧廖抻⒚骺裳裕械鬧皇慶乓┝Γ心源嗽艿Ｐ摹?nbsp;
黨中央委員會在最近，特別是在貝利亞匪幫被揭露以后，審查了這個匪幫所制造的許多案件。審查之中發現了與斯大林的錯誤行為相聯系的粗暴專橫的極丑惡的情況。事實證明，斯大林利用無限的權力，濫用職權，以中央的名義行事，但不征求中央委員們，甚至中央政治局委員們的意見。斯大林做了許多專橫的事，他經常個人決定黨和政府極其重要的事務，連政治局委員也不通知。v當我們研究個人崇拜問題時，我們首先必須弄清，個人崇拜對我黨的利益有何危害。
弗、伊、列寧經常強調黨在領導工農社會主義國家中的作用和意義，將它視作在我國順利建設社會主義的主要條件。列寧在指出布爾什維克黨作為蘇維埃國家統治的政黨的巨大責任時，號召嚴格遵守黨的生活的一切準則，實現對黨和國家集體領導的原則。領導的集體制是由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礎上的我黨根本性質所決定的。
「這就是說，」——列寧講道——「黨的一切事務是直接地或經過代表進行的，所有的黨員權利平等。沒有例外，同時所有負責的人員，所有領導人員及一切黨的機構由選舉產生，要報告工作，他們可以更換。」
眾所周知，列寧本人即表現了最嚴格遵守這些原則的范例。列寧對每個重要問題，從來不是由個人作決定，都是和大多數中央委員或中央政治局委員商議和取得同意之后決定的。
在黨和國家最困難的時期，列寧認為必須正常地召開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中央全會，這些會議討論一切最重要的問題，通過由領導者集體研究制定的決議。
比如，在1918年，國家遭受到帝國主義干涉者進犯的威脅。在這樣的情況下，召開了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討論極其重要和迫切的問題——關于和平的問題。1919年，國內戰爭正激烈進行，這時，召開了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會上通過了新的黨綱，解決了重要的問題，如對農民群眾的態度，建立紅軍，黨在工人蘇維埃中的領導作用，改善黨的社會成份問題等。1920年召開了黨第九次代表大會，確定了黨在經濟建設領域開展工作的指導原則。1921年第十次黨代會通過了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和「關于黨的統一」的歷史性的決議。
列寧在世時，黨代表大會都按時召開，在黨和國家發展中的每一個轉折關頭，列寧認為黨必須對內外政策以及有關黨和國家發展的問題進行深入的討論。
很值得指出的是列寧將其最后所寫的文章、信件和札記都寄給了黨的最高機關——黨代表大會。在代表大會休會期間，黨中央委員會就是嚴格遵守黨的原則，實現黨的政策的最富有威望的領導集體。
列寧在世的情況就是如此。
在列寧逝世后，我們黨的神圣的列寧主義原則是否被遵守了呢？
如果說，在列寧逝世后的最初幾年內，黨代表大會和中央全會多少還正常召開的話，那么，后來當斯大林開始愈加濫用職權的時候，這些原則就被粗暴地破壞了。這在斯大林生前最后十五年表現得尤為明顯。在第十八次和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之間經過了十三年，在這一時期內我們黨和國家經歷了不少重大事件。這些事件堅決要求黨對在衛國戰爭時的國防問題以及戰后年代和平建設問題作出決議。此外，甚至在戰爭結束后七年多也未召開代表大會。難道可以認為這是正常的嗎？
中央全會幾乎也未召開過。只要說一點就夠了，即在偉大的衛國戰爭年代中，事實上未舉行過一次中央全會。的確，1941年10月曾想召開中央全會。中央委員們特地從全國各地被召致莫斯科。他們等全會開會等了兩天，但沒有等到，斯大林甚至不愿和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們見面談話。這一事實說明，在戰爭頭幾個月內斯大林灰心喪氣到了何種地步，它也說明，斯大林對待中央委員們又是怎樣的傲慢和輕侮。
這一事實表明，斯大林無視黨的生活準則，踐踏黨的集體領導原則。
斯大林對黨、對黨中央委員會的專橫態度在1934年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后充分暴露出來了。
中央委員會在掌握了大量可以證明對黨的干部施以粗暴專橫的事實后，組織了一個中央主席團領導下的委員會，責成它詳細地調查，對聯共十七次代表大會選出的黨中央委員會大多數的正式和候補委員所進行的大規模的迫害是如何造成的。
委員會調閱了人民內務委員會檔案中大量材料及其他材料，是閱了許多偽造的、虛假的控訴，不能容忍的破壞社會主義法制的事實，它曾使許多無辜的人犧牲了。它查明，1937——1938年被控為「敵人」的許多黨的、蘇維埃的、經濟的工作人員其實根本不是敵人、特務和破壞者，而是一貫正直的共產黨人，他們只是遭盡誣陷，有時不能忍受獸性的折磨而自己給自己加上了（在偽造證件的審判員的授意下）各種各樣嚴重而不可思議的罪名。委員會向中央委員會主席團提供了大量關于迫害十七大代表和十七大選出的中央委員材料。中央委員會主席團審查了這個材料。
經查明，在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選出的139名正式和候補委員被逮捕和遭槍決（主要是在1937—1938年）的有98人，即70％。
（全場群情激動）。
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代表成份如何呢？大家知遇，十七次黨代表大會有表決權的代表84％是在地下革命工作時期和國內戰爭時期，即在1920年前參加黨的。從社會出身來說，代表大會的代表基本上是工人（占有表決權的代表60％）。所以，由這樣成份的黨代表大會所選出的黨中央委員會的多數居然是黨的敵人，是完全不能想象的事。僅僅由于正直的共產黨人被誣陷，加上了偽造的控告，以至極端破壞了革命的法制，十七次黨代表大會的委員和候補委員竟有70％被宣布為黨和人民的敵人。遭到這樣命運的不僅是中央委員會委員，十七次黨代表大會的大多數代表也遭到同樣的命運。代表大會有表決權和發言權的1966名代表中，因被控犯有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占一半以上——1108人。僅這一事實說明，如現在已查明的，十七次黨代表大會的大多數參加者被控為反革命罪行的捏造是多么荒謬、野蠻和違反了正常的思想。
（全場群情激動）。
應該指出，十七次黨代表大會是作為勝利者的代表大會而載入史冊的。代表大會代表都是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建設的積極參加者，他們之中許多人在革命以前的年代，在地下以及在國內戰爭的前線上，為黨的事業進行了艱苦的斗爭，他們英勇地同敵人搏斗，他們的生命不止一次地遭到危險，但從未動搖過，怎么能夠相信，在政治上粉碎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和右派分子之后，以及在社會主義建設勝利之后的時期內，這樣的人竟變成了「兩面派」并參加了社會主義敵人的陣營？
這是斯大林濫用職權所造成的。斯大林開始對黨的干部實行大規模的恐怖。
為什么在黨的十七次代表大會后對積極分子的大規模的恐怖會加劇了呢？因為斯大林在這個時期已經站在黨和人民之上他完全不顧及黨中央委員會和黨了。如果在十七次黨代表大會前他還考慮集體的意見，而在政治上完全粉碎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布哈林分子后，當這一斗爭和社會主義勝利的結果達到了黨的團結、人民的團結的時候，斯大林更加不顧及中央委員會委員乃至政治局委員了。斯大林認為他現在可以決定一切事務，他所需要的只是統計員，他使得別人處于只應聽從和歌頌他的地位。
在基洛夫同志被慘害后，開始了大規模的恐怖及對社會主義法制的粗暴違反。1934年12月1日傍晚，根據斯大林的倡議（沒有政治局的決議——這僅在兩天之后才提出）由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書記葉奴啟澤簽署了下列決定：
「
1、偵訊機關——加速審理策劃或進行恐怖行為的案件。
「
2、司法機關——不要因該類罪犯提出赦免的申請而推遲執行死刑的判決，因為蘇聯執行委員會主席團認為不可能受理這類申請。
「
3、內務人民委員會的機關——在法庭作出死刑判決后對上述類別的罪犯立即執行。」
這一決議被作為大規模破壞社會主義法制的根據。在許多偽造的審訊案件中，被告者被加上「策劃」恐怖行為的罪名，這就剝奪了重審案情的可能，即便他們在法庭上陳述自己的「供詞」出于被迫，并堅決否認對他們的控告，情況也是這樣。
應該說與暗害基洛夫有關的情況，至今還有許多令人費解、莫名奇妙的地方，需要仔細地加以調查。有根據可以這樣想，殺害基洛夫的兇手——尼古拉也夫受到了保衛基洛夫的人們之中的某個人的幫助。在基洛夫被害的一個半月前，尼古拉也夫因行跡可疑而被捕，但又被釋放，甚至未加搜查，更可疑的是，當派在基洛夫處的保衛人員于1934年12月2日被送去受審時，在汽車「失事」時死去了，但與他同車的人卻沒有受傷。基洛夫被害后，列寧格勒內務人民委員會的領導人員只受到非常輕微的處分，但在1937年卻又被槍決。可以想象，所以把他們槍決是為了掩蓋謀殺基洛夫的組織者的痕跡（會場騷動）
在斯大林、日丹諾夫1936年9月25日從索契打給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及其他政治局委員的電報以后，1936年底起大規模的鎮壓便大大加強了。該電報中稱：
「我們認為，十分必要緊急地任命葉若夫同志為內務人民委員。亞哥達在揭發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同盟案件的工作中清楚地表現出不能勝任。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破獲此案件延誤了4年。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全體黨的干部以及內務部多數州的代表都持這種意見。」嚴格說來，我們應當了解斯大林從未和黨的干部見過面，因此他們的意見他是無從知道的在實行大規模鎮壓時，斯大林的這一論斷即「內務人民委員會延誤了4年」，以及必須「彌補」先前工作中的疏忽，直接促進了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工作人員施行大規模逮捕和槍殺。
不得不指出，1937年聯共（布）中央2月至8月的全會被迫接受了這一論斷。全會根據葉若夫關于「破壞者、暗殺者和日本—德國—托洛茨基特務活動的教訓」報告，通過了的決議稱：
「聯共（布）中央全會認為，在調查反蘇維埃的托洛茨基總部及其同謀者的案件過程中所查明的事實表明，在揭發人民最險惡的敵人中，內務人民委員會至少耽誤了4年。」
大規模鎮壓當時是在反托洛茨基的旗幟下進行的。實際上當時托洛茨基分子對我們黨和蘇維埃國家有否這性的危險？應該指出，在1927年，即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前，投票贊成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對派的只有4000人，而贊成黨的路線的有724000人。在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至中央2—3月全會的十年內，托洛茨基主義已被完全粉碎，許多原來的托洛茨基分子放棄了自己原有的觀點并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崗位上工作著。顯然，在社會主義勝利的條件下，在國內實行大規模恐怖是沒有根據的。
斯大林在1937年中央2—3月全會上《論黨的工作的缺點和消滅托洛茨基兩面派及其它兩面派的辦法》的報告中，企圖給大規模恐怖政策予以理論根據，所用的借口是，隨著我們的社會主義的進展，階級斗爭應當愈來愈尖銳。斯大林并且說，歷史是這樣教導我們的，列寧是這樣教導我們的。
事實上，列寧說，之所以必需采用革命暴力是由于剝削階級的反抗，這也指剝削階級還存在并且強大的時期。當國內政治情況好轉，在1920年1月紅軍奪取了羅斯托夫，并取得了對鄧尼金的勝利之后，列寧即指示捷爾任斯基取消大規模恐怖手段和死刑。列寧在1920年2月2日中央執行委員會上的報告中是這樣來證明蘇維埃政權這一重要政治措施的：
「恐怖手段是協約國的恐怖主義強加在我們身上的，是在世界列強毫無忌憚地以其兵團侵犯我們的時候，如果對這些軍官和白黨的企圖不予以無情的回擊，我們連兩天也支持不了，而這就是恐怖手段，但這是協約國的恐怖手段加給我們的。但當我們還在戰爭結束以前獲得了決定性勝利的時候，在羅斯托夫剛一占領后，我們就拒絕實行死刑。這表明，我們是照著我們所承諾的來對待自己的綱領的。我們說，采用暴力是由鎮壓剝削者、鎮壓地主和資本家的任務而引起的。當這一切解決之后，我們即放棄任何的非常方法。我們在事實上證明了這一點。」
斯大林背離了列寧這些直接明了的綱領性指示。在我國國內一切剝削階級被消滅之后，采用非常辦法實行大規模恐怖已失去任何重要依據的時候，斯大林卻要黨和內務人民委員會去實行大規模恐怖。
這種恐怖手段事實上不只用來反對被擊敗的剝削階級殘余，而是反對黨和蘇維埃國家的正直干部。他們被加上了虛假、誣陷、荒唐的「兩面派」、「特務分子」、「破壞分子」等帽子，說他們策劃某種臆想的「陰謀」活動。
在黨中央2——3月全會（1937年）上，許多中央委員的發言，實際上表示了懷疑在同「兩面派」斗爭掩蓋下進行大規模鎮壓的正確性。
這些懷疑在波斯蒂舍夫同志的發言中表現得最明顯。他說：
「我是這樣考慮的，經過了激烈斗爭的年代，腐化了的黨員已經身敗名裂或投向了敵人，健康的黨員為黨的事業進行了斗爭。這是工業化和集體化的年代。我怎么也未想到，在這激烈斗爭年代之后，卡爾波夫和類似他的人會投奔敵人的陣營。但根據所述情況，似乎卡爾波夫從1934年就被托洛茨基分子招募了。我個人認為，在1931年一個正直的共產黨員為了黨和社會主義事業曾同敵人作過長期的艱難的斗爭，現在竟然加入了敵對陣營，這是不可思議的。我不相信這點??我不能設想，和黨一起渡過了艱難年代的人怎么會在1934年投向托洛茨基分子，這真是奇事??」（全場騷動）
斯大林關于愈接近社會主義，敵人被愈多的論斷以及中央二——三月全會根據葉若夫報告所通過的決議，就被人加以利用，這就是鉆進國家保安機關的破壞者，以及無恥的野心家，他們開始以保衛黨的名義對黨和蘇維埃國家干部、普通的蘇聯公民實行大規模恐怖。只指出一點就足以說明，被誣告為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人數在1937年較1936年增加了九倍多。
大家知道，粗暴專橫也涉及到黨的領導人員。十七次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章是根據第十二次黨代會闡述的各項列寧主義原則而制訂的。這個黨章規定，凡需對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黨的監察委員會委員采取開除出黨的極端措施，「必須召開中央全會，并邀請所有候補委員、監察委員會全體委員列席」，只有在這種黨員負責人會議上有三分之二的票數認為必需這樣做，才能將中央委員或候補委員開除出黨。
由第十七次代表大會選出并在1937－1938年受逮捕的大多數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都被開除了黨籍，這是非法的，它粗暴地違犯了黨章，因為關于開除他們的問題從未在中央全會討論過。
在調查了某些所謂「特務」和「破壞者」案件后，現已查明，這些案件全系偽造。許多被捕者的供詞以及從事敵對活動的指控都是用慘無人道的折磨方法取得的。
正如當時政治局委員們告知我們的，斯大林當時并未把一些被誣告的政治家的許多聲明散發給大家看，這些政治家否認了自己的軍事審判庭上的供詞，要求對他們的案件進行客觀的調查。這樣的聲明很多，斯大林毫無疑問是知道這些聲明的。
中央委員們認為有必要向代表大會報告許許多多這類對十七次黨代表大會選出的中央委員所偽造的案件。
無恥挑撥，惡意偽造、罪惡破壞革命法制的例證就是前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黨和蘇維埃國家著名活動家，1905年的黨員埃赫同志的案件。（全場激動）
埃赫同志在1938年3月29日根據捏造的材料而遭逮捕，未經蘇聯最高檢查官的批準，只是在逮捕后15個月才交檢查官受理。
對埃赫案件的調查是在粗暴歪曲蘇維埃法制。獨斷專行和偽造的情況下進行的。
埃赫是在嚴刑逼供之下，在事先擬好的審訊記錄上簽字、審訊記錄誣告埃赫及許多著名的黨和蘇維埃干部有反蘇維埃的活動。
1939年10月1日埃赫交給斯大林一份聲明，堅決否認自己有罪過，要求調查他的案件。他在聲明中寫道：
「最大的痛苦莫過于蹲在我一直為之奮斗的政府的監獄中。」
埃赫在1939年10月27日給斯大林的第二份聲明也保存著，聲明依據事實堅決駁斥對他的誣告，他指出這些誹謗性的指控，一方面是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干的，因為他作為西部西伯利亞邊區黨委第一書記曾批準過逮捕他們的命令，他們陰謀報復他，另一方面這也是檢查官偽造材料的結果。埃赫在聲明中寫道：
「今年10月25日向我宣布了我的案件調查工作已經結束，并允許我看有關的調查材料。如果這些材料中所說的罪行，那怕有百分之一是我犯的罪，那么我就不敢向您提出這份臨終的申訴，但被指訴是我犯的罪行里，我一件也沒有做過。我的心靈里卑鄙的影子從未有過。我一生中從來沒有對您說過半句假話，現在當我的兩條腿已站在墳墓里時，我還是向您說實話。我的整個案子是陰謀、中傷和違犯革命法則的最起碼原則的典型??在調查我的案子時，揭露我的那些交代不僅荒謬，而且在某些方面是對聯共（布）中央及人民委員會議的誣蔑，因為在這些交代里聯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員會議的一些正確決議被說成是根據我的建議通過的反革命組織的暗害活動，而這些決議不是采納我的意見，甚至是在我沒有參與的情況下通過的??
「現在我來談我生命中最可恥的一頁，也是我在黨和您面前真正的罪過，就是我承認進行了反革命活動??事情是這樣的：我沒有經受住烏沙科夫和尼古拉也夫對我使用的嚴刑和虐待，特別是烏沙科夫，他乘我的脊椎骨骨折后還沒有愈合之機，讓我受到難以忍受的痛苦，逼著我誣告自己和別人。
「我的交代大部分是馬沙科夫授意或口授的，其余的是我把我記得的內務人民委員部有關西伯利亞的材料抄了一遍，把其中提到的事實加到自己頭上。如果發現由烏沙科夫的和我簽字的故事有不妥善之處，他們就逼著我在另一方案上面簽字。例如：對魯希莫維奇就是這樣做的，開始叫我把他寫進『后備中心』，但后來什么都沒有告訴我就把他勾掉了，同樣的情況發生在所謂1935年布哈林建立的『后備中心』并由他擔任主席問題上。我開始時寫上我是主席，但后來他們建議寫上梅日拉馬克，還有許多其它類似情況「我請求并懇求您委托人把我的案件全部調查清楚，這不是為了使您寬恕我，而是為了揭露這一卑鄙的陰謀，它象毒蛇一樣把許多人纏住了，其中也有因為我的脆弱和有罪的誣告造成的后果。對您和黨我始終沒有叛變過。我知道，我是因為黨和人民的敵人制造了反對我的卑鄙和丑惡的陰謀而將要犧牲。」
按理說，這樣重要的聲明應該在中央委員會上討論，但并未這樣做。聲明書送給了貝利亞，對政治局候補委員埃赫同志的嚴刑仍繼續著。
1940年2月2日埃赫被提交法庭。在法庭上埃赫不承認自己有罪，并作了如下聲明：
「在所有我的所謂供詞中，沒有一個字是我自己寫的，除去審訊記錄下面我被迫的簽字。口供是在檢查員壓力下招出的，他從逮捕我后就開始毒打我。之后我就開始寫各種胡說八道的東西??對我最重要的是向法庭、黨和斯大林說，我沒有罪。我從未參加任何陰謀活動。我帶著對黨政策正確性的信任死去，正如我一生信任它一樣。」
2月4日埃赫被槍決了。（全場激動）現已無可爭辯地查明，埃赫案件純屬偽造，他已得到昭雪。在法庭上全部推翻被迫作出的口供的，還有政治局候補委員盧祖塔克，他是1905年的黨員，沙皇時代蹲過10年勞工營。最高法院軍事審判庭審判會議記錄記載了盧祖塔克下列聲明：「他對法庭唯一請求是，告訴聯共（布）中央，內務人民委員部有一個沒有被割除的膿瘡，它假造一些案件，逼著無辜的人們承認自己有罪。他認為對被指控的事實沒有進行審查，沒有給被告以任何機會來證明自己和那些別人供出的罪行并無任何關系。偵查的方法逼得被告胡編罪行和誣告完全無罪的人們，被告對自己的問題更不用說了。他請求法庭給他機會把這一切寫給聯共（布）中央。他向法庭保證，他本人從來沒有反對我黨政策的壞思想，因為他從來完全同意黨在經濟和文化建設方面的全部政策。」
盧祖塔克的這一聲明并沒有受到注意，盡管盧祖塔克是當時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而根據列寧的想法，這個委員會是為了黨的團結而建立的。這個具有高度權威的黨的機構的主席就成了粗暴專橫的犧牲品。他甚至沒有被召到中央政治局來，斯大林不愿和他談話。他在二十分鐘之內就判了罪，然后就被槍斃了。（群情激動）1955年進行了仔細調查，確定盧祖塔克被控事件是捏造的，根據造謠中傷的材料把他判了罪，盧祖塔克已被昭雪。
從羅布森魯姆（1906年黨員，1937年被內務人民委員會列寧格勒局逮捕）的口供中可以看出，內務人民委員會工作人員如何用挑撥方法制造出各種「反蘇中心」和「集團」。
1955年檢查內務人民委員會前審判員科馬羅夫案件時，羅布森魯姆談到下列事實：1937年被捕時，他遭到嚴刑拷打，在拷打中向他索取關于他自己和其他一些人的假口供。后來把他帶到扎科夫斯基的辦公室，后者表示只要他在法庭中就1937年內務人民委員會所捏造的「關于列寧格勒暗害、間諜、破壞、恐怖中心事件」做假口供，就可以釋放他。（全場激動）扎科夫斯基以令人難以置信的厚顏無恥的態度說穿了故意制造的「反蘇陰謀」的卑鄙「把戲」。
羅布森魯姆說：「扎科夫斯基首先在我面前展現了建立個這中心及其分部設想的幾種方案??在向我介紹了這些方案以后，扎科夫斯基說，內務人民委員部正在籌備有關這個中心的案件，而且審訊將是公開的。將來受審判的是中心的頭目，共四五人：丘多夫、烏加羅夫、斯莫羅金、波捷恩、沙波什尼科娃（丘多夫的妻子）等人，每個分部審判2、3人??關于列寧格勒中心的案件應該搞得象個樣子，這里證人起決定作用。同樣重要的是證人的社會地位（當然，是過去的地位）和黨齡。扎科夫斯基說：什么都用不著你自己去編，內務部會為你準備好底稿，每個分部分開交代，你的任務是把底稿背下來，記住在法庭中可能提出的所有問題。這一案件可能要準備3、4個月，也可能半年，在這期間你就好好準備，不要使審訊人員和自己下不了臺。審訊的過程和結果將決定你今后的命運。害怕了或說錯了，只能怪自己。經受住了，你的腦袋可以保下來，將來公家管你的吃穿，一直到死。」（全場騷動）
在州里面，偽造口供的事件就更盛行了。在那個時候就是這樣制造卑鄙事件的。內務人民委員會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分局「破獲」了所謂「烏拉爾起義總部」，是一個由右翼分子、托派、社會革命黨、教會人士組成的集團，據說由黨的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委員會書記和聯共（布）中央委員卡巴科夫（1914年黨員）領導。根據當時的各種口供材料來看，幾乎在所有的邊區、州和共和國里都有過所謂「右翼托洛茨基派、間諜、恐怖、破壞、暗殺組織和中心」，而這些「組織」和「中心」不知道為什么都是由各州委、邊區委或共和國中央的第一書記來領導。（全場騷動）
由于這種駭人聽聞的偽造「案件」，其結果使人們相信了各種誹謗的「供詞」，加上大肆強迫交代自己和揭發別人，致使數千名正直的、清白的共產黨員就此犧牲。對黨和國家的卓越活動家——柯秀爾、邱巴爾、波斯蒂舍夫、薩列夫及其他人也以同樣方式捏造了種種「案件」。
在這些年代里，大規模進行了沒有根據的鎮壓，使黨的干部遭受了重大損失。最惡劣的做法是要內務人民委員會在擬定提交軍事法庭審判名單時，事先就定了這些人的刑罰。名單由葉若夫交給斯大林本人審批預定的懲處辦法。1937年到1938年共有383份名單交給斯大林，涉及數千名黨的、蘇維埃的、共青團的、軍事的和經濟的工作人員，并得到了他的批準。
大部分這些案件現都在重新審理，其中大量是捏造和毫無根據的案件，因而宣告無效。僅舉一例足以說明，即自1954年到現在，最高法院軍事法庭已經恢復了7679人的名譽，其中很多人是昭雪的。
大量逮捕黨的、蘇維埃的、經濟的、軍事的工作人員給我們國家，給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招致了重大的損失。大規模鎮壓消極地影響了黨的政治和精神狀態，產生了不確定感，使病態的懷疑得以蔓延，在共產黨員中散布了互不信任的氣氛。各色誹謗家和野心家都積極活動起來了。
1938年聯共（布）中央一月全會的決議使黨的組織有了一定的復原。但廠泛的鎮壓在1938年仍繼續著。
僅僅因為我黨具有偉大的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力量，它才能經受住1937年到1938年種種困難事件，培養了新干部。但毫無疑問，如果不是由于1937年到1938年大規模的沒有根據的和不公正的鎮壓，使干部遭受如此重大的損失，我們向社會主義前進和國防上的準備就會實現得更加順利一些。
我們控訴葉若夫毒化了1937年，我們的控訴是正確的。但是應該回答這樣一個問題：難道葉若夫不通過斯大林就能逮捕如柯秀爾嗎？關于這個問題是否交換過意見？是否有政治局的決定？不，沒有過，正如其他案件一樣沒有過的。難道葉若夫能夠決定諸如著名黨的活動家的命運這樣重要的問題嗎？不能，如果以為這只是葉若夫一手造成的，那就太天真了。很明顯，這些案件是斯大林決定的，沒有他的指示，沒有他的批準，葉若夫是不能夠做的。
現在我們弄清了這些案件，恢復了阿秀爾、盧祖塔克、波斯蒂舍夫、柯薩列夫和其他人的名譽。有什么理由來逮捕他們和判決他們呢？經過對材料的研究，證明沒有任何理由。他們和其他人一樣，未經檢察官的批準就遭到了逮捕。在那種情況下，根本不需要任何批準：在斯大林決定一切的時候，還要什么批準？在這些案件中他是總檢察官。斯大林不僅給予了許可，而且根據自己的倡議發出逮捕的指示。關于這些都是應該說出來的，以便代表大會的代表們都明確了解，使你們能作正確的估計并得出相應的結論。
事實證明：許多濫用職權的事都是根據斯大林的指示做的，根本不顧黨的準則和蘇維埃法制。斯大林是個非常不信任旁人的人，有病態的疑心，我們和他一起工作，都知道這一點。他會看著一個人說：「你的眼睛今天為什么躲躲閃閃的？」或者說：「你今天為什么扭轉頭去，不敢正眼看我？」病態的疑心使他不加區別地對人不信任，其中也有他認識多年的黨的杰出的活動家。他到處都看到「敵人」、「兩面派」、「間諜」。由于擁有無限的權力，他嚴酷專橫，不僅在肉體上而且在精神上壓制了人。過去形成了這種情況，使人們沒有可能來表達自己的意志。
當斯大林說某人應該逮捕，就應該相信他已是「人民敵人」，在國家保安機關中為非作歹的貝利亞匪幫就會用盡一切辦法來證明被逮捕者的罪行和他們所捏造的材料的正確性。拿出的證據是什么呢？被逮捕者的招供。審判員就相信這些「招供」，并以此為據。怎么使一個沒有犯罪的人招供自己有罪？只有一個辦法，就是采用嚴刑逼供的辦法，嚴刑拷打，使他失去知覺，失去理智，失去人的尊嚴。如此這般，「供詞」即到手了。
1939年當大規模的鎮壓浪潮開始緩和下來時，當地方黨組織的領導人開始責備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對被逮捕者實行逼供的時候，斯大林在1939年1月10日向州委、邊區委、共和國中央、內務人民委員會、內務人民委員會各局局長發出了一份密電，內容如下：
「聯共（布）中央說明，內務人民委員部使用體罰是從1937年起經聯共（布）中央允許的。大家知道，所有資產階級的偵查機構都對社會主義無產階級代表使用體罰，而且其方式無奇不有。試問，為什么社會主義偵查機構對資產階級的頑固特務，對工人階級和集體農莊的兇惡敵人應該更人道一些呢？聯共（布）中央認為，體罰方式今后還必須使用，是對那些顯然是人民敵人的而又不肯繳械投降的人作為例外情況而使用的。這是完全正確的和適宜的方式。」
因此，最最粗暴的破壞蘇維埃法制，對一些無辜的人實行嚴刑拷打，逼迫他們交代自己和揭發別人的事，是由斯大林以聯共（布）中央的名義批準的。
不久前，就在代表大會召開前幾天，我們黨中央主席團開會時，把當時審訊柯秀爾、邱巴爾和柯薩列夫的審訊員羅多斯叫來審問。這是一個無用的鼠目寸光的人，一個道德墮落的敗類。就是這個人，他決定了黨的活動家的命運，并且也決定了在這個問題上的政策，因為他證明他們有罪的，也同時提供了作出重大政治結論的材材。
請問，難道這樣一個人的智力就能領導審訊工作，去證明象柯秀爾這樣的人物有罪嗎？不能，他如果沒有相應的指示，能做的事不多。在中央主席團會議上他對我們說：「人家告訴我，說柯秀爾和邱巴爾是人民的敵人，因此，我作為一個審訊人員，就應該逼他們招供自己是敵人。」（群情激動）
他只能通過長期的拷打才能做到這一點，在接到貝利亞具體指示后，他就這么干了。應該說明，在中央主席團會議上羅多斯無恥地說：「我認為我執行了黨的命令。」斯大林關于對被捕者采用逼供辦法的指示，就是這樣實踐貫徹的。
這些和許多類似的情況說明，黨正確地決定問題的一切準則都被破壞了，一切都服從了一個人的專橫。
斯大林集大權于一身，這在偉大衛國戰爭中造成了嚴重后果。
假使拿我們的許多長篇小說、電影、歷史、「學術研究論文」來看，把斯大林在衛國戰爭中的作用寫得荒唐透頂。斯大林能預見一切，根據斯大林早已制定的戰略計劃蘇軍實行了「積極防御」的戰術，即大家所熟悉的，先把德國人讓到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城下的戰術。蘇軍實行了這種戰術，而且僅僅由于斯大林的天才，這才轉入進攻，消滅了敵人。蘇聯武裝力量，我們英勇的人民所取得的歷史性勝利，就在這類小說、電影和「學術研究論文」中被徹頭徹尾形容為斯大林軍事領導的天才。
我們應該仔細弄清楚這個問題，因為這不僅對歷史，而且在政治上、教育上和實際上都有巨大意義。
這個問題的實際情況如何？
戰前，我們的報紙和全部政治教育工作就大吹其牛，說什么如果敵人侵犯神圣的蘇聯領土，就給敵人以三重的打擊，我們要在敵人的領土上進行戰爭，并且要以較少的犧牲取得勝利。但這些極其自信的宣言并無具體事實根據確保我們的邊界不受侵犯。
在戰時和戰后期間，斯大林曾提出這樣的論點：我們人民在戰爭初期所經歷的那種悲劇，是由于德國人對蘇聯「突然」襲擊的結果。可是，同志們，這完全不符事實。希特勒在德國剛一登臺，就提出了要消滅共產主義這一任務。法西斯匪徒是公開這樣說的，不曾掩蓋他們的計劃。為了實現這一侵略目標就簽定了各種協定，建立了各種集團，諸如臭名遠揚的柏林——羅馬——東京軸心。在戰前，無數事實明顯地說明，希特勒竭盡全力要發動一場反蘇戰爭，他集中了大量的兵力，其中有坦克部隊，而且集結在蘇聯邊界。
從現在已發表的文件中可以看出，還在1941年4月3日，丘吉爾就通過駐蘇大使克里浦斯當面提醒過斯大林，說德軍開始重新布署，準備進攻蘇聯。很明顯，丘吉爾這樣做不是因為他對蘇聯人民有友好的感情。他這樣做是有他帝國主義的目的，那就是讓德蘇兩國投入一場血戰，從而加強大英帝國的地位。同樣，丘吉爾在他的文集中證實，他要「斯大林注意到威脅的危險性」。丘吉爾在4月18日以及以后幾次電報中都反復強調了這一點。但這些警告均被斯大林當作耳邊風。相反的，斯大林指示說不要相信這類情報，以免挑起事端。
應當指出，從我們軍方和外交渠道我們也得到了德軍入侵蘇聯領土的威脅這類情報，但由于領導上的這種成見，在送呈這些情報時，人們都膽戰心驚，在佑計其可靠性時，便大留余地。
例如，1941年5月6日我們駐柏林的武官沃龍佐夫從柏林報告說：「蘇聯公民包澤爾??報告海軍副武官說，從希特勒總部的一個軍官口中知道，德國準備5月14日經過芬蘭、波羅的海、拉脫維亞入侵蘇聯。同時還準備對莫斯科和列寧格勒進行大規模的空襲，在國境線還要空投傘兵部隊??」。
1941年5月22日，我駐德副武官赫洛波夫報告說：「德國軍隊向我國進攻擬定為6月15日，但也可能在6月初開始??」
1941年6月8日，我駐倫敦大使館報告說：「就目前局勢而言，克里浦斯深信德蘇軍事沖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它的發生不會遲于6月中旬。克里浦斯說，目前德國集結在蘇聯邊境的部隊（包括空軍和輔助部隊）共有147個師??」。
盡管已有這些非常嚴重的警告，但并沒有采取必要的步驟，準備好保衛國土，防止突然襲擊。我們是否有時間和能力來作這樣的準備呢？有的。既有時間，又有能力。我們工業已完全有可能保證蘇軍一切必需品。事實證明，戰爭開始以后，敵人雖然占領了烏克蘭、北高加索和我國西部其他地區，我們幾乎喪失了整個工業的一半，失去了重要的工業區和產糧區，但蘇聯人民仍然能夠在東部組織一切軍用品，把從西部搬來的裝備安裝起來，為我們武裝部隊提供消滅敵人的一切必需品。
假如我們的工業能及時地被動員起來，保證軍隊獲得必需的物資，我們在戰時的損失會少得多。從戰爭開始的頭幾天，可看出我軍裝備很差，沒有足夠的大炮、坦克和飛機來回擊敵人。
蘇聯的科學和技術在戰前已提供了極好型號的坦克和大炮。但未曾組織好大量生產，而我們改裝軍隊只是在戰爭前才開始的。因此，當敵人入侵蘇聯國土時，我們既沒有足夠的制造武器的舊機器，因為軍工生產已不再使用這類機器，也沒有新式武器，因為軍工生產剛計劃引進這類機器。高射炮的情況也很糟。反坦克武器的生產尚未組織好。許多防區在戰爭開始時沒有防衛能力，因為舊武器已要回去，而新武器還未發下來。
但事情還不止于坦克、大炮和飛機。戰爭開始時，我們甚至還沒有足夠的步槍去武裝被召入伍的人們。我記得，在那幾天里，我從基輔打電話給馬林科夫說：“人們都志愿入伍了，要求發武器。請給我們送些軍火來吧。”馬林科夫回答道：“我們不能送武器來，步槍全要送給列寧格勒，你們自己設法武裝起來吧。”（全場騷動）
武器狀況就是這樣。
在此同時，也不能不提起這樣一件事：在希特勒軍隊入侵蘇聯之前不多久，基輔特別軍區司令員科爾波諾斯（后來犧牲在前線）曾寫信給斯大林，說德軍已到了布格河，正準備進攻，看來，最近就要進攻了。由于這個情況，科爾波諾斯建議組織一條可靠的防線，從邊境地區遷走30萬居民，并在那里組織起幾個強大的據點，挖好反坦克壕，筑起隱蔽部等等。
莫斯科對這些建議的回答是，這是挑釁行為，邊境地區不用任何準備措施，不要給德國人以借口，免得發動針對我國的軍事行動。因此，我們的邊境未曾做過足以回擊敵人的準備工作。
當法西斯部隊已經侵入蘇聯領土并開始了作戰行動時，從莫斯科來的命令是一槍不還擊。為什么呢？因為斯大林認為戰爭尚未開始，邊境地區是德軍個別不守紀律部隊的挑釁，如果我們回擊，那就會成為德國發動戰爭的借口。
我們知道還有這樣的事。在希特勒軍隊侵犯蘇聯領土前夕，有一個德國人逃奔到我國境線上來，說德國部隊接到命令將在6月22日夜晚3時發動對蘇聯的進攻。當時立即把這事報告了斯大林，但是，這一信號仍然沒有引起注意。
你們看，忽視了一切，既忽視了個別軍事首長的警告，也忽視了逃兵的報告，甚至忽視了敵軍的明顯行動。在這歷史上千鈞一發的時刻，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警惕性難道就是這樣嗎？這種漠不關心，這種忽視明顯事實的結果是什么呢？結果就是在最初數小時，在最初幾天里，敵人在我國邊境地區摧毀了我們大量的空軍、炮兵和其他軍事設施，消滅了我們大量干部，瓦解了部隊的指揮，接著，我們已無法阻擋敵軍深入我國：同時，1937年到1941年間，由于斯大林根據捏造的控訴而發生懷疑的結果，清洗了大量軍事指揮員和政治工作干部，這也產生了嚴重后果，特別是在戰爭初期。在這幾年之中，一部分指揮員從連、營直到高一級軍事機關都遭到了鎮壓，那些在西班牙和遠東有過作戰經驗的領導干部在這段時期內幾乎全被消滅。
大規模鎮壓軍事干部的政策還破壞了部隊紀律，因為在這幾年之間黨和青年團支部的各級指揮員，甚至士兵，都已習慣于“揭發”上級指揮員為暗藏的敵人。（全場騷動）這在戰爭初期對部隊紀律當然有很壞的影響。
大家知道，在戰爭爆發前，我們有卓越的軍事干部，他們無限忠于黨和祖國。只要說說這一情況就夠了，那些雖然在監獄里受盡折磨，但掙扎著活下來的人，從戰爭最初幾天起就證明自己是真正的愛國者，他們英勇地為祖國榮譽而戰。我指的是像羅科索夫斯基（他坐過牢），戈爾巴托夫，梅里茨柯夫（他參加這次代表大會），波德拉斯（他是個很好的軍官，已犧牲在前線）和許許多多其他同志。但有很多這樣的指揮員卻在集中營或在監獄中死去了，軍隊再沒有和他們見過面。
這一切都發生在戰爭初期的局面中，這對我們祖國是個巨大的威脅。
我們不要忘記，在前線遭到沉重的挫折和失敗之后，斯大林曾經認為，一切都完結了。在這些日子的一次談話中，他說，“列寧所締造的一切，我們已經永遠喪失了。”
在這之后，斯大林實際上長時間沒有領導作戰，并停止做任何工作。只在一些政治局委員跑到他面前并和他說：必需立即采取某些措施來改善前線狀況，他才重新領導起來。
因此，在戰爭初期，祖國之所以危在旦夕，很大程度上是由斯大林領導黨和國家的錯誤方法造成的。
但問題還不僅在于戰爭的開始時刻，當時嚴重地瓦解了我們的軍隊并使我們遭到了沉重的損失，就是在戰爭開始之后，斯大林在干預戰事過程中所表現的那種神經質和歇斯底里，也使我軍遭受了嚴重的損失。
斯大林根本不了解前線的真實情況，這是自然的，因為在整個衛國戰爭時期，他沒有到過一個戰線的區段，也沒有到過一個解放了的城市，除了在前線局勢穩定時刻曾經坐車到莫扎伊斯基公路（在莫斯科）短短地兜了一回。而對這次出行卻寫了不知多少異想天開的文學作品。然而，斯大林仍直接干預作戰過程，發布命令，這些命令根本不考慮戰線該段的實際情況而不能不造成人員的巨大損失。
我可以舉一個典型的事實證明斯大林如何領導前線。巴格拉米揚元帥出席了這次代表大會，他當時是西南戰線的指揮員，可以證實我現在向你們講的話。
1942年，哈爾科夫地區我軍遭到了極端嚴重的局面，我們當時通過了停止包圍哈爾科夫的正確決定，因為在當時的實際情況下，繼續進行這一戰斗，將會對我軍造成嚴重的后果。
我們向斯大林報告此事，說情況要求我們改變行動計劃，以免敵人消滅我們集中在一起的大部隊。斯大林一反常識，拒絕了我們的建議。他命令我們繼續進行包圍哈爾科夫的戰役，而當時我們許多兵團已面臨包圍受殲的現實威脅。
我打電話給華西列夫斯基，對他說，“請拿起地圖，阿列克賽·米哈依羅維奇，”華西列夫斯基現坐在這里，“請給斯大林同志看看情況是多么的復雜。”要知道斯大林是按地球儀計劃戰役的。（全場活躍）是的，同志們，他的確常常拿著地球儀，在上面尋找戰線的。
我當時對華西列夫斯基同志說：“拿地圖給斯大林同志看，在目前情況下，已不能繼續原來的戰役。為了事業的利益，應修改原來的決定。”華西列夫斯基對我說，斯大林早已研究過這個問題，并且他華西列夫斯基不能再向斯大林談這件事，因為斯大林不愿再聽取關于這一戰役的任何意見。
在和華西列夫斯基談話后，我打電話到斯大林別墅，但斯大林不接電話，由馬林科夫來接。我對馬林科夫同志說，我從前線打電話，想親自同斯大林談話。斯大林通過馬林科夫告訴我，我應該跟馬林科夫談。我再次表示想親自向斯大林報告前線的嚴重情況，但斯大林認為沒有必要聽電話，再次要我通過馬林科夫同他談。
用這種方式“聽取”了我的請示后，斯大林說：“一切照原來的辦”。
結果呢？結果發生了我們估計的最壞情況，德國人包圍了我們的部隊，使我們損失數十萬士兵。這就是斯大林的“軍事天才”，這就是我們的代價！（全場騷動）
戰后某一天，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員見面時，米高揚說起赫魯曉夫當時關于哈爾科夫戰役的電話是對的；當時不應該不支持他。
你們不知道當時斯大林怎樣地火冒三丈！他怎么能夠承認他，斯大林，當時竟是錯誤的！他不是“天才”嗎？天才不可能是錯誤的。任何人都會犯錯誤，但斯大林認為他從來不會犯錯誤，永遠是對的。
他從來也沒有對誰承認過自己大的或小的錯誤，盡管事實是，他在理論問題上和實際活動中已犯了不少錯誤。代表大會后，我們應該對許多戰役的評價重新審查，應對它們作出正確的解釋。
在我們阻止敵人、轉入進攻之前，斯大林所堅持的戰術使我們付出了巨大的血的代價，因為他根本不了解作戰的實質。
軍人們知道，早在1941年底，斯大林為了一個村莊一個村莊的爭奪，要求以連續的正面進攻來代替從側翼迂回、深入敵后的大規模運動戰。我們便因此遭受了巨大的損失，直到我們這些肩負指揮整個戰爭重擔的將軍們扭轉了局勢，開始了靈活、機動的戰術，才使戰線上的局勢立刻發生有利于我們的重大變化。
最可鄙的是，在我們付出了巨大代價，打敗了敵人，取得偉大勝利后，斯大林即開始攻擊許多在戰爭中作出貢獻的將領，因為斯大林不愿意將前線上的功績除了他自己以外，歸功于任何一個人。斯大林對于朱可夫同志作為一個軍事指揮員的評價很感興趣。他不止一次問過我對朱可夫的看法，我對他說，“我很早就知道朱可夫，他是個很好的將軍，很好的司令員”。
戰爭結束后，斯大林就開始散布各種各樣關于朱可夫的謠傳，例如他對我說，“你總是稱贊朱可夫，可他不值得如此贊揚。有人說朱可夫在戰役開始前，總是抓一把土聞一聞，然后說‘可以開始進攻’，或者相反地說‘不能按計劃進行’。”那時，我回答道：“斯大林同志，我不知道誰這樣說，這不是事實”。
看來，這是斯大林自己這樣說的，以便降低朱可夫元帥的軍事才能和作用。
在這個意義上，斯大林自己非常用心地來渲染自己是個偉大的將領，千方百計地向人們灌輸這樣的說法，即蘇聯人民在偉大衛國戰爭中獲得的一切勝利與他人無關，都應歸功于斯大林的勇敢、果斷和天才。
象庫斯瑪·克留契可夫（著名的哥薩克士兵，在反抗德國人時，立下英雄業績——英譯者注）一槍挑死七個人一樣。（全場活躍）請大家回憶一下《攻克柏林》，影片上只有斯大林一個人在活動，他在放著空椅的大廳里發布命令，只有一個人走近他，向他低聲報告些什么，這個人就是波斯克列貝舍夫，斯大林忠貞不渝的侍從。（笑聲）
而軍事領導者在哪里？政治局在哪里？政府又在哪里？他們在做些什么，關心些什么呢？這在影片中看不到。斯大林包攬一切，不和任何人商量，也不需要聽別人的意見。一切的一切就是用這種歪曲的形式放映給人民看的。為了什么？為了頌揚斯大林，而這一切是違反事實，違反歷史事實的。
試問，肩負整個戰爭重擔的軍人在哪里？在影片中看不到他們，除斯大林外，沒有他們的位置。
不是斯大林，而是我們整個的黨，蘇聯政府，我們英勇的軍隊，它的干練的將軍和勇敢的士兵，全體蘇聯人民，他們才是保證偉大衛國戰爭勝利的人。（長時間的熱烈掌聲）
黨中央委員、部長、經濟人員、蘇聯文化工作者、地方黨和蘇維埃的領導人、工程師和技師，每個人都在自己的崗位上為保證戰勝敵人，貢獻著自己的力量和知識。
我們的后方，表現了無上的英雄主義，光榮的工人階級、集體農民、蘇聯知識界在黨組織的領導下，他們克服了戰爭時期的艱難困苦，將自己的一切力量貢獻給保衛祖國的事業。
我們的蘇聯婦女，在戰爭中也立下了極偉大的功績，她們挑起了在工廠、農莊、經濟文化各部門生產工作的重擔。我們的英勇的青年也立下了功績，他們在前線和后方的各個崗位上，為保衛蘇維埃祖國，粉碎敵人作出了貢獻。
我們的蘇聯軍人，各級軍事指揮員和政治工作干部的功勛是不朽的。他們在戰爭初期失去了相當一部分隊伍，但并未因此驚慌失措，他們在戰爭中進行整編，在戰爭中建立和鍛煉出一支能擊退強大而狡猾的敵人的進攻并能粉碎它的隊伍。
蘇聯人民在偉大的衛國戰爭中拯救了東西方億萬人民免受法西斯奴役威脅的這一極偉大的功績，將永遠活在世世代代人類心中。（熱烈的掌聲）
勝利地結束戰爭的主要作用和功勛歸于我們的共產黨，蘇聯的武裝力量和千百萬為黨所培養的蘇聯人民。（長時間的熱烈掌聲）
同志們！現在談談其它一些事實。蘇聯有權利被認為是多民族國家的范例，因為居住在我們偉大祖國的一切民族的友誼和權利，在事實上已得到了保證。斯大林所做的粗暴破壞蘇維埃國家民族政策和列寧主義原則的行為是不可容忍的。這就是把整個民族包括所有的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從生長的地方大規模遷走，而這種遷移絕不是從軍事方面考慮而決定的。
還在1943年底，即偉大的衛國戰爭前線上已經發生了有利于蘇聯的決定性轉折的時候，通過并實行了將所有卡臘查耶夫人從占有的土地上遷出的決定。在同一時期，1943年12月底，卡爾梅茨自治共和國的全體居民遭到了同樣的命運。1944年3月，切禪和印古什人從自己居住的地方全部遷出，切禪印古什自治共和國則被取消了。
1944年4月，從卡巴爾達—巴爾卡爾自治共和國境內將所有巴爾卡爾人遷到遙遠的地方，共和國則改名為卡巴爾達自治共和國。烏克蘭人避免了這樣的命運，因為他們人口太多，沒有地方遷移，否則，他也會把他們遷到別處去。（笑聲，全場活躍）
不要說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任何思想健全的人也想象不出，可以把個別人或個別集團的敵對行動的責任，加在包括婦女、孩子、老人、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在內的整個民族頭上，使他們蒙受大規模的迫害和痛苦。
衛國戰爭結束后，蘇聯人民以自豪的心情慶祝用巨大犧牲和艱苦奮斗的代價所取得的勝利。國家的政治熱情極為高漲，戰爭結束后，黨更加團結了，戰爭烈火鍛煉了黨的干部。在這樣的情況下，任何人都不會想到在黨內會有陰謀的可能。
恰恰在這個時候，突然發生了所謂“列寧格勒事件”。現已證實，這個事件是偽造的。無辜犧牲的，有沃茲涅先斯基、庫茲涅佐夫、羅吉昂諾夫、波普科夫等同志。
眾所周知，沃茲涅先斯基和庫茲涅佐夫是很有才干的著名領導人。他們一度很接近斯大林。只說明一點就足以證明。是斯大林提拔沃茲涅先斯基為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庫茲涅佐夫為中央書記的。斯大林還委托庫茲涅佐夫監督國家保安機關，這一事實足以說明他受到多么大的信任。
這些人被宣布為“人民敵人”并被消滅一事是怎樣發生的呢？事實說明，“列寧格勒事件”也是斯大林對黨和干部實行專橫的結果。
如果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情況還正常的話，這類性質的事件就會按照黨內的規定來加以研究，查清一切事實，這事以及其他類似的事，就不會發生。
應該說，戰后時期情況更加復雜了。斯大林更加任性、易怒、粗暴，尤其是他的猜疑心更加滋長了。迫害狂到了驚人的程度。在他的眼中，許多人都成了敵人。戰后，斯大林更加脫離集體，完全是個人專斷獨行，不顧任何人和任何事。
可恥的挑撥者、卑鄙的敵人貝利亞巧妙地利用了斯大林的猜疑，殺害了成千上萬的共產黨人和正直的蘇聯人。沃茲涅先斯基和庫茲涅佐夫的提升使貝利亞感到恐慌。現已查明，正是貝利亞把他和他的部下炮制的聲明、匿名信、各種謠傳材料送給斯大林的。
黨中央委員會審查了所謂“列寧格勒事件”，無辜受難的人現在已恢復了名譽，恢復了光榮的列寧格勒黨組織的榮譽。此事的偽造者阿巴庫莫夫等人已交法庭，在列寧格勒審判和受到應得的懲罰。
會有人問，為什么現在才來搞清此案，而不在以前，不在斯大林生前使無辜的人免于犧牲呢？這是因為斯大林親自處理“列寧格勒事件”，當時政治局大多數委員不了解案件情況，因而無法干預。
斯大林接到貝利亞和阿巴庫莫夫送來的某些材料后，在沒有研究這些假材料的情況下，就指示審查沃茲涅先斯基和庫茲涅佐夫的“案件”，這就注定了他們的命運。
關于據說在格魯吉亞存在的民族主義組織的案件也是有教益的事。大家知道，對這個問題蘇共中央在1951年11月和1952年3月通過了決議。這些決議未經政治局事前討論，是斯大林親自寫的。這些決議包含了對許多正直的共產黨員的誣告。根據這些偽造的材料斷定在格魯吉亞似乎存在著民族主義組織，目的是要依靠帝國主義國家的幫助，消滅該共和國的蘇維埃政權。
據此逮捕了格魯吉亞許多負責的黨和蘇維埃干部，以后經查明，這是對格魯吉亞黨組織的污蔑。我們知道，在格魯吉亞和其它共和國內，曾有過當地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表現。問題是，在通過上述決議期間，民族主義傾向是否已發展到格魯吉亞脫離蘇聯并加入土耳其的危險程度？（全場活躍，笑聲）這當然是胡說八道。很難想象人們腦子中會有這種念頭。大家知道，在蘇維埃政權年代，格魯吉亞在經濟和文化上是怎樣發展起來的。
格魯吉亞共和國的工業生產較革命前增加26倍，共和國內新建了革命前所沒有的許多工業部門，如黑色冶金、石油工業、機器制造等。文盲早已消滅，而革命前格魯吉亞的文盲占人口78％。把自己共和國的情況和土耳其勞動者的貧困狀況作一對比之后，格魯吉亞人會希望和土耳其合并嗎？1955年，格魯吉亞鋼產量按人口計算，是土耳其的18倍，格魯吉亞電力生產按人口計算九倍于土耳其。按1950年人口調查材料，土耳其居民有65％是文盲，而婦女則為80％。格魯吉亞有19所高等學校，約39000名大學生，是土耳其的八倍以上。在蘇維埃政權時期內，格魯吉亞勞動者的生活大大提高了。顯然，隨著格魯吉亞經濟文化的發展，勞動者社會主義覺悟的提高，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所依賴的基礎日益消失了。
事實是在格魯吉亞并沒有什么民族主義組織，成千上萬無辜的蘇聯人，成了專橫不法的犧牲品。所有這一切，都是在格魯吉亞人對自己同鄉喜歡稱呼的“格魯吉亞偉大的兒子”、“天才”的斯大林領導下做出來的。（全場騷動）
斯大林的專橫不僅表現在國內問題上，而且也表現在蘇聯的對外關系上。
在七月全會上詳細討論了因南斯拉夫產生糾紛的原因。這方面斯大林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南斯拉夫事件”的一切問題，都可以通過黨內同志式的討論，得到解決。產生這樣的事件，是沒有重大根據的，完全可以不同這個國家斷絕外交關系。但并不是說，南斯拉夫的領導沒有錯誤和缺點，這些錯誤和缺點被斯大林駭人聽聞地予以夸大了，使得我們同友好的國家斷絕了外交關系。
我想起當初蘇聯和南斯拉夫的糾紛被人為地擴大的最初時候的情況。有一次，我從基輔來到莫斯科，斯大林請我到他那兒去，他把不久前寫給鐵托的信件抄本給我看并問，“你看過嗎？”沒有等我的回答就又說道，“只要我動一下小手指，鐵托就不存在了，他就垮了。”
“動一下小手指”，對我們的代價是非常大的。這種說法表現了斯大林的自大狂，但他確是這樣做的。動一下小手指，搞掉了柯秀爾，再動一下小手指，波斯蒂舍夫、邱巴爾沒有了，再動一下小手指，沃茲涅先斯基、庫茲涅佐夫和許多人也消滅了。
但這對鐵托不起作用。不管斯大林怎樣動小手指，而且動了他所能動的一切，鐵托并未垮掉。為什么？這是因為，在和南斯拉夫同志爭論時，鐵托身后有個國家，有經過為自己的自由和獨立而斗爭的人民，支持其領導者的人民。
這是斯大林自大狂造成的結果。他完全喪失了現實感，不僅對國內的個別人員，而且對所有其他黨和國家也是這樣的猜疑和傲慢。
現在，我們仔細研究了“南斯拉夫事件”，并找到了正確的解決辦法，它受到蘇聯和南斯拉夫人民的支持，也受到人民民主國家所有勞動者和全世界進步人類的支持。消除同南斯拉夫的不正常關系，符合社會主義陣營和鞏固世界和平的利益。應該提到醫生暗殺者的案件。（全場騷動）實際上，什么“案件”也沒有，只有女醫生舒瑪克的報告，她可能受到別人的影響或根據指示——她原來曾是國家保安機關的秘密工作人員——寫報告給斯大林，信中說，醫生似乎采取了錯誤的治療方法。
斯大林只要接到這樣一封信就夠了，他馬上下結論說，蘇聯有醫生暗殺者，并下了指示，逮捕蘇聯醫學界一大批有名的專家。他親自指示如何調查，如何審問被捕者。他說，應給維諾格拉多院士加上鐐銬，應拷問什么人。這里在座的代表中有前國家保安部長伊納捷夫同志，斯大林曾直接對他說：“如果弄不到醫生的招供，就要搬掉你的腦袋”。（群情激憤）斯大林親自召見檢察員，指示應使用的審訊方法，方法很簡單，那就是拷打又拷打。
醫生們被捕不久，我們政治局委員接到了附有醫生自供記錄的文件。斯大林散發文件后對我們說：“你們都是些象小貓一樣的瞎子！沒有我怎么辦？國家就要亡了，因為你們不知道怎樣識破敵人”。
事情弄到這樣地步，沒人能去核對作為審訊根據的事實，也沒有可能接觸提出供詞的人來檢驗這些事實。
但是，我們覺得逮捕醫生這件事有問題，因為有許多人是我們熟悉的，他們醫治過我們的病。斯大林死后，我們研究了這一案件，發現從頭到尾都是假的。
這個不光彩“事件”是由斯大林立的案，但他來不及做到底，醫生們便得以幸免。現在，他們都恢復了名譽，在原崗位上工作，醫治領導干部，也為政府工作人員看病。我們充分信任他們，他們都象從前一樣，勤勤懇懇，忠于職守。
在羅織各種各樣骯臟無恥的事件中，我們黨的死敵、外國間諜代理人、取得斯大林信任的貝利亞起了極為卑鄙的作用。這個挑撥者怎樣在黨和國家中取得了這種地位，成為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員的呢？現已查明，這個惡棍是以數不清的尸體作為他爬上政府高位的階梯的。
有沒有人反映貝利亞是黨的敵人呢？有的。早在1937年，在中央全會上，前衛生人民委員卡敏斯基曾說貝利亞在姆瓦特諜報機關工作過。中央全會還沒有結束，卡敏斯基就被捕了，并被槍決了。斯大林有否核查過卡敏斯基的話？沒有。因代表提供了關于貝利亞在迫害卡爾特拉什維里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貝利亞的罪惡動機的詳細證詞”。
我認為有必要把它當作與此案有關的一個重要事實并報中央，我認為把它放在審訊文件中是不恰當的。1931年10月30日，在聯共（布）中央組組局會議上聽取了外高加索邊區委員會書記卡爾特拉什維里的報告。邊區委員會的所有委員都出席這次會議，在這些區委中，只有我還活著。在這次會議上，斯大林在結束發言時，建議組成邊區委員會書記處，由卡爾特拉什維里任第一書記，貝利亞為第二書記。這是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把貝利亞的名字作為黨的領導職位的候選人提出來。卡爾特拉什維里說，他對貝利亞了解很清楚，因此堅決拒絕和他一道工作。當時斯大林建議不作決定，以后通過工作程序來解決。兩天之后，決定由貝利亞擔任黨的工作，將卡爾特拉什維里調離外高加索。
當時參加那次會議的米高揚和卡岡諾維奇同志可以證明這一點。卡爾特拉什維里和貝利亞多年不和是人所共知的，其根源始于謝爾哥·奧爾忠尼啟澤同志在外高加索工作的時候，當時，卡爾特拉什維里是謝爾哥最親密的助手。與卡爾特拉什維里的不和，驅使貝利亞炮制反對卡爾特拉什維里的“案件”。足以說明問題的，是在這個“案件”中，卡爾特拉什維里被指控為對貝利亞施行恐怖手段。
在關于貝利亞案件的起訴書中，已詳細說明了他的罪狀。但還有一些事情值得一提，尤其是并非所有的代表都看過這個文件。我想提一下貝利亞對克德羅夫、戈路貝夫和戈路貝夫的繼母巴特林娜的殘酷迫害，他們曾試圖將貝利亞的叛變活動報告中央。他們未經審判就被槍決了，審判書是在槍決之后才寫成的。
這是老黨員克德羅夫給中央委員會安德列也夫同志的信：“從列沃爾托夫監獄陰暗的牢房里，我向您發出求救的呼聲。當您聽到我悲慘的呼聲時，請不要置之不理，來保護我吧，請幫助我們除掉那些殘酷不堪的審訊把，揭發錯誤吧。
“我無辜受迫害。請相信我，時間會證明我的。我不是沙皇暗探局的特務奸細，不是間諜，不是反蘇組織的成員，這些指控都是根據誣陷材料提出來的。我對黨對祖國從來沒有犯過任何罪行。我是一個老布爾什維克，我沒有玷污過這個稱號，我在黨內為人民的福利和幸福忠誠奮斗了已快40年。
“然而，今天偵查人員對我這62歲的老人，施用了更厲害、更殘酷、更具有侮辱性的肉體上的折磨手段，來進行威脅。他們沒有能力認識自己的錯誤，他們已沒有能力承認自己對我的做法是非法的和不能容忍的。他們把我說成是最兇惡的、不肯放下武器投降的敵人，并且堅持加緊對我的迫害，用來為自己辯解。讓黨知道，我是無辜的，任何辦法都不能使黨的忠誠的兒子、至死忠于黨的人變成敵人。
“但我沒有別的出路。我無法避開日益迫近的、新的、沉重的打擊。
“一切總會有個結束。我已疲憊到了極點。我的健康已被糟踏完了，精力已耗盡，最后時刻快來臨了。臉上帶著可恥的特務和祖國叛徒的金印死在蘇維埃監獄中——對一個誠實的人來說還有什么比這更可怕的事呢！多么使人毛骨悚然！最大的悲哀和痛苦使我的心都快不能跳動了。不能就此結束！不能！我在呼救，不能這樣死去，不應該這樣死去。黨和蘇維埃政府都不能允許這樣殘酷的、無法糾正的不公正事情發生。
“我相信，當心平氣和地、公正地、不用謾罵，沒有險惡的用心，不加以可怕的侮辱去進行調查以后，那么，就很容易斷定所有的指控都是毫無根據的。我深深地相信，真理和公正會取得勝利。我相信，我相信??”
軍事法庭宣告老布爾什維克克德羅夫無罪。盡管如此，根據貝利亞的命令，他還是被槍斃了。（群情激動）
貝利亞對奧爾忠尼啟澤同志的家屬也進行了殘酷的迫害。為什么？因為奧爾忠尼啟澤阻止貝利亞實現陰謀計劃。貝利亞要把一切可能妨礙他的人都排除掉。奧爾忠尼啟澤一向反對貝利亞，并將這一點告訴了斯大林。但斯大林不采取適當步驟去調查這個問題，反而允許消滅奧爾忠尼啟澤的兄弟。奧爾忠尼啟澤本人則被逼到這一地步，不得不開槍自殺。（群情激動）貝利亞就是這么個人。
斯大林死后不久，中央委員會就揭發了貝利亞。經過特別仔細的法律程序，查明貝利亞犯有滔天罪行，他被槍決了。問題是摧殘了數以萬計的黨和蘇維埃干部的貝利亞，為什么沒有在斯大林在世時被揭發呢？因為斯大林信任貝利亞，而這對于貝利亞已經是足夠的了。只要斯大林信任，無論什么人都不敢說出相反意見的話，誰敢發表相反意見，就會遭到類似卡敏斯基的命運。他在以前沒有被揭發，是因為他善于利用斯大林的弱點，煽動他的猜疑心，在各方面討好斯大林，在他的支持下行事。
還有一些其他的反映。斯涅戈夫同志給黨中央委員會的聲明是有意思的，順便說一下，他在集中營呆了17年，不久前才恢復名譽。
他在聲明中寫道：“由于提出了恢復前中央委員拉夫連季·卡爾特拉什維里的名譽問題，我向國家安全部指出：
同志們！個人崇拜達到如此駭人聽聞的程度，主要是因為斯大林本人千方百計地鼓勵和支持對他個人崇拜。有無數事實可以為證。斯大林自我吹噓和缺乏最起碼的謙虛精神的典型表現之一，就是l948年他的《傳略》的出版。這是一部毫無節制阿諛奉承的書，把斯大林寫成神，使他成了一個永不犯錯誤的圣人，歷史上各民族的“最”沒有必要再在這里列舉充塞讀書令人作嘔的馬屁字眼了。我們只須強調一點，那就是這些句子都是斯大林親手寫在清樣上的。
斯大林認為必須寫在這本上的是些什么呢？他想幫他的《傳略》編寫者的阿諛熱情降點溫嗎？不是的。他修改的，恰恰是他認為對他的功績！贊美得不夠的地方。
這里是斯大林親手寫的關于評述斯大林活動的一些例子：“列寧逝世后，在同信心不強的人、妥協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派、布哈林派和加米涅夫派的斗爭中，最后形成了黨的領導核心??這個核心捍衛了列寧的偉大旗幟，將黨團結在列寧的遺訓周圍，并領導蘇維埃人民走上了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廣闊道路。這一核心的領導人和黨與國家的領導力睛就是斯大林同志”。
這是斯大林親手寫的！他接著寫道：“斯大林卓絕地執行著黨和人民的領袖的往務，得到了全體蘇維埃人民的充分支持，但他絕不允許在他的活動中有自命不凡和驕傲自滿的影子。”
什么地方，什么時候，有哪個領導人如此吹噓自己的？這配稱馬克思列寧主義式的領導人嗎？不配。馬克思、恩格斯恰恰最堅決反對這一點。弗·伊·列寧對此也一向尖銳地予以譴責的。
在這本書的清樣上有這樣一句話：“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寧”。斯大林看了，意猶未盡，親手改動如下：“斯大林不愧為列寧事業的繼承者，或正如我黨所說，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寧。”你們看，說得多好。不過，這不是人民說的，而是斯大林自己說的。
可以舉出斯大林親手在該書清樣上所作的許許多多此種自我吹噓的話。他特別熱心于贊揚自己的軍事天才、贊揚他的戰略才干。
讓我們再舉一個斯大林對斯大林軍事天才所作的補充吧！
斯大林寫道：“斯大林同志進一步發展了蘇維埃的軍事科學。斯大林制定了關于經常起作用的，決定戰爭命運的因素，關于積極防御和反攻與進攻的法則，關于在現代戰爭條件下各兵種和戰術技術協同動作，關于在現代戰爭中坦克集群和空軍作用的原理。在戰爭的各個階段里，斯大林的天才都找到了正確的答案，完全考慮到了情況的特點。”
（全場騷動）
斯大林繼續寫道：“斯大林在防御和進政兩方面都表現了他通曉軍事的才能。斯大林同志的天才，使他憑直覺便預知敵軍的計劃并擊退他們。斯大林同志領導蘇軍所進行的戰并乃是作戰藝術的卓越典范。”
斯大林就是這樣被頌揚為戰略家的。被誰頌揚？被斯大林自己。然而這時斯大林本人已不是作為一個戰略家，而是扮演了作者兼編者，一部自我贊揚的自傳的主要炮制者的角色了。
同志們，事實就是這樣。應該直截了當地說，這是可恥的事實。
在期大林的“傳略”中，還有另一個事實。
大家知道，《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是由黨中央的一個編輯委員會編寫的。
順便說一下，這也是一部充滿個人崇拜的著作，由中央指定一批作家寫成。但在斯大林“傳略”的清樣中，這一事實卻被寫成：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的編輯委員會在斯大林同志領導下，并在他最積極地參與下，創作了《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
但斯大林還不滿于這種提法，于是在《斯大林傳略》定稿時改成：“1988年《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出版了，這本書是由斯大林同志執筆寫成的，并且得到聯共（布）中央編輯委員會的批準。”
這還能再說什么呢？（全場活躍）
你們看，多么令人奇怪，一部集體創作竟然成了斯大林一個人所寫的書籍。至于這個變化怎樣和為什么會發生，就不必再說了。
人們自然會提出這樣的問題：既然斯大林是本書的作者，他為什么要這樣歌頌自己？為什么把我們光榮的共產黨在十月革命后的這段歷史，僅僅寫成是“斯大林天才”的活動？
我們黨在國家的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建設和工業化、農業集體化方面的努力，以及黨在沿著列寧所規劃的道路堅定不移地前進時所執行的其他各項措施，在這部書里是否得到了應有的反映呢？那里談的，主要是斯大林，是他的演說和報告，什么都與斯大林的名字聯系在一起，一點例外也沒有。
斯大林本人說《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是他自己寫的，這至少令人感到驚奇。難道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可以這樣描寫自己，可以把自己吹得天花亂墜嗎？
我們再以斯大林獎金為例。（全場騷動）就連沙皇也沒有以他們的名字來設立這種獎金。
斯大林本人認為蘇朕國歌的歌詞是最好的，它只字不提共產黨，但對斯大林卻大肆歌頌：“斯大林培育了我門，鼓舞我們忠于人民，鼓舞我們勞動和建立功勛。”
在國歌的這幾行字里，把偉大列寧黨的全部教育、領導和鼓舞作用，都歸功于斯大林一個人了。這顯然背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公然縮小和降低黨的作用。應當告訴大家，中央委員會主席團已決定草擬新的國歌，新國歌將表現出人民和黨的作用。（長時間的熱烈掌聲）
難道在斯大林并不知情的情況下，許多大城市和企業能夠以他的名字命名嗎？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下，全國各地能夠到處樹立斯大林自念碑——這些“生前的紀念像”嗎？斯大林1951年7月2日簽署了蘇聯部長會議在伏爾加—頓河運河上建立斯大林巨型雕像的決議，9月4日簽發了關于撥銅33噸用于建立該像的命令。這些都是事實。誰到過斯大林格勒，誰就會看見那聳立的巨大銅像，而且這個銅像是擺在人們少去的地方的。為了建造這座銅像，花了大量經費，可與此同時，這個地區的人們戰后仍住在破房子里面。
請大家考慮一下，斯大林在自己“傳略”中說他“在自己的活動中沒有一點自大和驕傲”是否對？同時，斯大林對于紀念列寧是不尊重的。還在三十年前就已經決定修建蘇維埃宮用來紀念列寧，但直到現在還沒有建立起來，而且一拖再拖，以致把它忘在腦后。
應該回憶一下蘇維埃政府1925年8月14日“關于設立列寧科學獎金”的決議，這個決議已經在報刊上發表，但直到現在也沒有什么列寧獎金，這種情況也應該糾正。（長時間的熱烈掌聲）
在斯大林活著的時候，由于采取了某些方法——我在上面已舉了《斯大林傳略》的例子，在一切事件中，甚至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中，列寧似乎只起了次要的作用。在很多電影和文學作品里，列寧的形象是表現得不正確的，是令人不能容忍地被歪曲了的。
斯大林很喜歡看《難忘的1919年》這部電影，影片實際上把他描寫成站在鐵甲車的踏板上，舉起大刀砍殺敵人。請我們親愛的朋友伏羅希洛夫鼓起勇氣寫出斯大林的真實情形。因為他是知道斯大林怎樣打仗的。伏羅希洛夫同志做這件事，當然不容易，但他做的話，那是好的。我們所有的人，我們的人民和黨都會贊成這件事，連我們的子孫也會感激。（長時間的掌聲）
在闡明與十月革命和國內戰爭有關的事件時，總是把事情說成這樣，處處是斯大林起主要作用，總是他提醒列寧應當怎樣做，做什么。這是對列寧的誹謗。（長時間的掌聲）假如我說在座的99％在1924年以前很少聽說過斯大林，可我們都知道列寧，我這樣說，大概沒有犯違背事實真相的罪過吧。全黨都知道列寧，我們全體人民，從天真的孩子到白發蒼蒼的老人都知道列寧。（長時間的熱烈掌聲）
對于這一切都應該堅決予以修正，一定要把列寧的作用，黨的作用，以及人民是創造性建設者的作用，在歷史、文學和藝術中得到正確的反映。（掌聲）同志們！個人崇拜助長了黨的工作和經濟活動中的有害方法，粗暴地破壞了黨內民主和蘇維埃民主，產生了命令主義，各種歪風，掩飾缺點和粉飾現實。我們這里曾經有過不少奉承拍馬、擅長欺騙和虛報成績的人。
不能不看到，由于許多黨和蘇維埃以及經濟工作領導人遭到逮捕，我們許多干部開始對工作失去信心，顧慮重重，害怕新鮮事物，甚至連自己的影子都提防，在工作中逐漸消沉下去。就拿黨和蘇維埃機關的決議來說吧，它們照套公式，往往不考慮具體情況。事情甚至發展到這種地步，黨的干部即便在一些不大的會議上發言，都照本宣讀。這種作法會使黨和蘇維埃的工作公式化，使機關官僚主義化。
斯大林不了解現實生活，不考慮地方的具體情況，這可以從他領導農業的例子中看得很清楚。
凡是對國內情況稍感興趣的人，就會發現農業狀況是很嚴重的，但斯大林卻從未注意到這點。我們向斯大林說過沒有呢？是的，我們說過。但他不支持我們。為什么？因為斯大林一直沒有下去過，沒有同工人和農民見過面，不了解下情。
斯大林只是從電影上知道國內情況和農業的，這些影片把農業狀況大大美化了，集體農莊生活在很多電影里被描寫成火雞肥鵝滿桌。
斯大林顯然認為，實際情況就是如此。
列寧對待生活的態度完全不同，他任何時候都密切地聯系群眾，接見農民代表，經常到工廠去講演，到農村同農民談話。
斯大林一向同人民隔絕，他一直沒有下去過，幾十年都是如此。
他在1928年1月去西伯利亞解決糧食采購問題，是他去農村的最后一次。可見，他怎么能了解地方上的情形呢？
當斯大林在一次會上聽到我們的農業狀況很嚴重，肉類及其他高產品的生產情況更糟，于是成立了一個委員會，責成它起草“關于進一步發展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中獸牧業的措施”的決議草案。我們起草了決議草案。
當然，我們當時建議并沒有包括一切可能性，但確實規定了提高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畜牧業產量的辦法。當時建議提高這些產品的價格，使集體農莊莊員、農業機器站和國營農場的工人更加從物質利益出發來關心畜牧業的發展。但是，我們起草的決議案未被通過，在1953年2月終于完全被拋在一旁。
在研究這個決議案的時候，斯大林還建議把集體農莊和莊員們的稅額再增加400億盧布，因為在他看來，農民生活已很富裕，一個社員只消賣一只小雞，就能繳清國家的稅收。你們可以想象，這意味著什么。400億盧布是一筆很大的數目，農莊莊員把全部產品賣給政府，也換不來這筆錢。例如，1952年集體農莊和農莊在員繳納和賣給政府的全部產品才值262億8千萬盧布。
難道斯大林的上述建議是有某種材料作根據嗎？當然沒有。在這方面，他對事實和材料都不感興趣。既然斯大林這樣說了，事情也必然就是這樣，因為他是“天才”，而天才是決不需要計數的，只要看一下就能立即下指示。他說了以后，其他人必須隨聲附和，并頌揚他的英明。
但提高農業稅400億盧布的建議有多少英明呢？一點也沒有。因為這項建議不是從對現實的真實估計出發，而是一個脫離了生活的人空想出來的。現在，我們在農業方面已逐步開始擺脫困境。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代表們的發言，使我們感到振奮。許多代表說，有一切條件，不是在五年內，而是在兩三年內，完成第六個五年計劃關于生產主要畜牧產品的任務。我們相信，新五年計劃的任務，一定會勝利完成。（長時間的掌聲）
同志們！當我們現在尖銳地批評斯大林生前廣泛流行的個人崇拜，分析它是怎樣地與馬克思主義精神不相容時，各方面的人會問：怎么會這樣呢？斯大林領導我們黨和國家已三十年，并在他生前取得了許多勝利，難道可以否認這一點嗎？我認為，提出這樣問題的，只能是被個人崇拜蒙蔽和迷惑了的人，他們不了解革命和蘇維埃國家的本質，不是真正的、列寧主義式的了解黨和人民在蘇維埃社會發展中的作用。
社會主義革命是由工人階級以及受到部分中農支持的貧農完成的，是布爾什維克黨所領導的人民完成的。列寧的偉大功績在于，他建立了工人階級戰斗的政黨，用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發展規律的理論，用無產階級同資本主義斗爭的勝利學說武裝了它，他從人民群眾革命斗爭的火焰里鍛煉了黨。在斗爭過程中，黨一貫捍衛人民的利益，成為人民的久經考驗的領袖，引導勞動者取得政權，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你們都清楚地記得列寧所說的英明的話，即蘇維埃國家之所以強大，是因為有千百萬創造歷史的人民群眾的覺悟性。
由于黨的組織工作，由于許多地方組織，由于我們偉大人民的自我犧牲的勞動，我們取得了歷史性的勝利。這些勝利是整個黨和人民付出巨大努力和積極工作的結果，絕非個人崇拜時期所說的，僅僅是斯大林個人領導的成果。
如果我們作為馬克思主義者和列寧主義者來看這個問題，那么應該直截了當地說，斯大林在世最后幾年內形成的領導狀況，成了蘇維埃社會發展道路上的嚴重障礙。
斯大林長期不考慮黨和國家生活許多重要和最迫切的問題。在斯大林的領導下，我們同其他國家的和平關系時常受到威脅，因為個人的決定只能而且往往確實使問題復雜化。
近年來，當我們設法排除個人崇拜的有害做法并在內外政策上采取了適當措施后，大家可以看到，人們的積極性多么高漲，廣大勞動群眾的積極性發展得有多快，在我們的經濟和文化建設中發揮了多么巨大的作用。（掌聲）
某些同志會問：中央政治局委員當時干什么去了？他們當時為什么不反對個人崇拜，而要到目前才來反對呢？
首先應該了解，政治局委員對這些問題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看法。起先，許多人都積極支持斯大林，因為斯大林是馬克思主義最強的一個，他的邏輯，他的力量和意志，對于干部和黨的工作有著巨大的影響。
大家知道，斯大林在列寧逝世后，特別在頭幾年內，曾積極為列寧主義而斗爭，反對列寧學說的敵人和歪曲者。根據列寧的學說，以它的中央委員會為首的黨，在全國開展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農業集體化和文化革命。當時斯大林很得人心，人們同情他，支持他。
黨當時要進行斗爭，反對那些使我們國家離開正確的列寧道路的人，同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右派、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進行斗爭。這個斗爭是必需的。但在以后，斯大林愈來愈濫用職權，開始迫害黨和國家的著名人物。如上所說，斯大林正是這樣對待我們黨和國家的杰出活動家如柯秀爾、盧祖塔克、埃赫、波斯蒂舍夫及其他許多人。
當時如果有人試圖對毫無根據的懷疑和誣告提出反對意見，結果會使提意見的人遭到迫害。波斯蒂舍夫同志被清洗就是例證。在一次談話中，斯大林表示了對波斯蒂舍夫不滿，并問道：“你究竟是什么人？”波斯蒂舍夫清楚地回答說：“我是個布爾什維克，斯大林同志，一個布爾什維克。”這句話起先被認為是對斯大林的不尊重，后來被看成是有害行為，最后則毫無根據地宣布波斯蒂舍夫為“人民敵人”而處決掉了。
對于那時形成的氣氛，我同布爾加寧曾不止一次地談起過。一次，我倆同乘一輛車，他對我說，“有時一個人到斯大林那兒去，是被當作朋友請去的，可當他在斯大林那兒坐下后，他就不知道下一步會送他到那里，送回家，還是送進監獄？”
顯然，這種氣氛使政治局委員置于極端困難的境地，如果再考慮到最近幾年沒有召開中央全會，政治局會議也偶爾召開，那么就會明白，政治局委員要反對某種不合理或錯誤的措施，反對領導工作的嚴重錯誤和缺點，是多么的困難。
如上面所說，許多決議是一個人作出的，或只是傳閱征詢意見，并未經過集體的討論。大家熟悉被斯大林迫害致死的政治局委員沃茲涅先斯基同志的悲慘命運。應當指出，關于撤銷他政治局職位的決議，并未經過討論，只是決定后通知了事。同樣，關于撤銷庫茲涅佐夫和羅吉昂夫同志職務的建議，也是這樣的。
中央政治局的作用被大大降低了，它的工作被政治局內部的各種小委員會即所謂“五人小組”、“六人小組”、“七人小組”、“九人小組”等分割掉了。例如，1946年10月3日政治局的決議稱：
“斯大林建議：
“
1、政治局外事委員會（六人小組）今后除考慮對外事務外，還應負責國內建設和對內政策。
“
2、蘇聯國家計委主席沃茲涅先斯基同志參加六人小組，六人小組改名為七人小組。
中央委員會書記約·斯大林（簽字）”
這簡直是玩撲克的人使用的語匯！（笑聲）
在政治局內成立“五人小組”、“六人小組”、“七人小組”和“九人小組”等各種委員會，顯然破壞了集體領導的原則，結果，政治局一些委員就處于這種境地，被排除參加最重要問題的決定。
我們黨最老的黨員之一伏羅希洛夫同志發現他的處境十分尷尬。多年來，他實際上被剝奪參加政治局會議的權利。斯大林禁止他出席政治局會議，不準送文件給他。當伏羅希洛夫同志得知政治局開會時，每次他都打電話問，他可否出席會議，斯大林有時準許，但總表示不滿意。由于極端的過敏和猜疑，斯大林甚至達到荒謬可笑的地步，如懷疑伏羅希洛夫似是英國特務。（笑聲）是的，確實懷疑他是英國間諜，并在他家里安裝了專門的竊聽器，竊聽他的談話。（群情激憤）
斯大林也排除了政治局委員安德列也夫參加政治局工作。這是最肆無忌憚的專橫。
舉第十九次代表大會后第一次中央全會為例，斯大林在會上發了言，并在全會上給莫洛托夫和米高揚做了鑒定，對我黨這些老干部提出了毫無根據的譴責。如果斯大林再繼續領導幾個月，莫洛托夫和米高揚同志可能就不會在這次黨代表大會上發言了，這種情況不是不可能的。
斯大林顯然有自己的計劃去迫害一些老的政治局委員。他不止一次地說，政治局應該換一批新人。他在第十九次黨代會后，建議選舉二十五人的中央委員會主席團的目的，就是要排除一些老的政治局委員，選入一些經驗較少的入，以便百般頌揚他。可以設想，這樣做是為了以后消滅政治局的老委員，以便把我們正在研究的斯大林的一切無恥行徑掩蓋起來。
同志們！為了不重復過去的錯誤，中央委員會宣布堅決反對個人崇拜。我們認為，斯大林被過分考大了。毫無疑問，斯大林過去對黨、對工人階級和國際工人運動是有巨大功績的。問題由于上述情況而復雜起來，即上面所講的一切是斯大林在世時，在他領導下，得到他的同意而干下的。斯大林還相信這一切乃是捍衛勞動者的利益不受敵人陰謀和帝國主義陣營的進攻和侵害所必需。他把這一切都看成是為了保衛工人階級的利益，勞動人民的利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勝利的利益。我們不能不說這是一個輕率的暴君的行為。他認為這是為了黨和勞動群眾的利益，為了保衛革命成果的利益所應該做的事。整個悲劇就在于此。
同志們！列寧不止一次地強調，謙虛是一個真正布爾什維克絕對必需的品質。列寧本人就體現了最偉大的謙虛。我們不能說在這個問題上，在各個方面，我們都遵循了列寧的榜樣。僅舉一例即足以說明問題。我們的許多城市、工廠、集體農莊、國營農場、蘇維埃和文化機構都被當作一份“私有財產”，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分給了現在還健在的一些黨和國家的活動家，即以他們的名字來命名。我們許多人都參與了這一行動，用我們的名字命名城鎮、事業和集體農莊。應該糾正這種情況。（掌聲）
但這應當沉著鎮靜，逐步去做。中央將仔細研究這個問題，以便不在這個問題上再犯錯誤，發生偏差。我還記得當時烏克蘭得知柯秀爾被捕的情況。基輔電臺平時總這樣開始廣播的：“這里是柯秀爾廣播電臺”，因為電臺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有一天廣播時，不提柯秀爾的名字，聽眾馬上知道他出了問題，知道他也許被捕了。所以，如果我們到處改換招牌，改變名稱，人們可能認為這些同志，這些企業、集體農莊、城市的命名者，又出了什么問題，大概他們又被捕了。（全場活躍）
平常我們以什么來評判某個領導者的威信和作用呢？就看有多少城市、工廠和集體農莊、國營農場是以他的名字來命名的。難道現在還不是結束這種“私有財產”和實行工廠、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國有化”的時候嗎？（笑聲、掌聲和呼聲：“對”）這對我們的事業是有利的，況且，個人崇拜也表現在這個方面。
我們必須極其嚴肅地對待個人崇拜這個問題。我們不能把這件事捅到黨外，尤其不能捅到報刊上去發表。正因為如此，我們才在代表大會關起門來的會議上，報告這個問題。我們應當知道分寸，不要把炮彈送給敵人，不要在他們面前宣揚我們的家丑。我想代表大會的代表會正確理解和對待這些措施的。（熱烈的掌聲）
同志們！我們必須堅塊徹底地揭露個人崇拜，無論在思想理論上和實際工作中，都要作出相應的結論。
為此，必須：
第一，布爾什維克式地譴責和根除個人崇拜，把它看成是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相敵對，與黨的領導原則和黨的生活準則毫不相容的東西，要同形形色色恢復個人崇拜的一切企圖，進行無情的斗爭。
要在我們黨的全部思想工作中，恢復并且堅決貫徹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最重要的原則，即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人類一切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馬克思主義政黨在改造社會和爭取共產主義勝
利斗爭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
在這方面，我們要做大量的工作，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立場出發，批判地審查和糾正歷史、哲學、經濟學以及文學藝術等方面因個人崇拜而廣泛流行的那些錯誤觀點。特別是必須在最近的將來，根據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客觀精神，編寫一部嚴肅的黨史教材，一部蘇聯社會史教材，和一部關于國內戰爭和偉大衛國戰爭的著作。
第二，一貫堅決地繼續黨中央委員會在近幾年所進行的工作，即在一切黨組織中從上到下地嚴格遵守列寧的黨的領導原則，首先是集體領導這個主要原則，遵守黨章規定的黨的生活準則，廣泛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
第三，完全恢復體現在蘇聯憲法中關于蘇維埃社會主義民主的列寧主義原則，同一切濫用職權人們的專橫行為進行斗爭。必須徹底糾正長期以來因個人崇拜的消極影響所累積而成的破壞革命的社會主義法制的罪惡現象。
同志們：
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表明了我黨團結一致、不可動搖的新力量，表明全黨團結在中央委員會周圍，表明它有決心完成建設共產主義的偉大任務。（熱烈掌聲）我們現在能夠廣泛地提出克服敵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個人崇拜和消除它造成的嚴重后果等問題，證明我們黨有著偉大的道德力量和政治力量。（長時間的掌聲）
毫無疑問，為自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歷史性決議所武裝起來的我們黨，一定會領導蘇聯人民沿著列寧的道路，走向新的勝利。（熱烈的、長時間的掌聲）
我們黨的勝利旗幟——列寧主義萬歲！（熱烈的、長時間的掌聲，全場歡呼、起立）
第四篇：沒簽勞動合同后果
沒簽勞動合同 你可要雙倍工資 芙蓉區法院審理一起勞資糾紛案，法院調解支持勞動者獲雙倍工資 2013/7/2
實例長沙某公司員工小裴最近給了公司一個教訓。小裴離職時想起公司沒與自己簽訂勞動合同，申請勞動仲裁，結果得到工作期間雙倍工資賠償的仲裁。公司不服上訴，但法院仍支持小裴。
律師提醒，簽訂勞動合同還可以保護企業，千萬不要一時疏忽，為公司帶來不必要的麻煩。
員工 離職時想起沒簽合同告公司
小裴30歲出頭，2012年6月，經人介紹入職隆平高科技園一家農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做銷售員。2013年初，公司遭遇了一起詐騙案，影響了發放工資的進度，小裴被公司拖欠了兩個月的工資，他打算離開。
此時，小裴抓住了公司的一個漏洞——工作這么久，公司始終沒與他簽訂勞動合同。于是，小裴找到長沙市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
2013年4月的勞動仲裁（非終局裁決）稱，被申請人（公司）支付申請人（小裴）2012年7月10日入職起至2013年1月31日的雙倍工資28300.96元。
公司不服，起訴到法院。7月1日上午，芙蓉區法院開庭審理此案。法庭上，針對勞動合同的問題，該公司負責人也承認“沒有簽”，稱“這是公司的疏忽”。最后，法院當庭調解，支持小裴的2.8萬元的調解方案。目前調解還沒完成。
公司 雖然他不講情面，但理在他那邊
記者聯系上該公司一位知情人。
知情人說，公司其實與許多人簽訂了勞動合同，之所以沒與小裴簽，是因為“當時負責管理人事的員工是新換來的，粗心了。還有和小裴一樣沒簽合同的”。同時，小裴除了在大
會上公開向老板提出要簽合同，其他時候，也沒有主動去找人力部門簽合同。
“沒想到小裴會起訴公司。公司里，沒簽合同的員工大有人在，但一般不會這么去做。畢竟在公司做了這么久，雖然道理在自己（指員工）這邊，但還是要講情面的。”知情人說。
簽勞動合同，其實也是保護企業
《勞動合同法》第八十二條規定：用人單位自用工之日起超過一個月不滿一年未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應當向勞動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資。
湖南萬和聯合律師事務所律師李健說，《勞動合同法》第一條就規定了，制定本法，是為了構建和發展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這是勞動合同法的宗旨和方向。《勞動合同法》強制要求簽訂書面勞動合同，除開保護法律意識參差不齊的勞動者，通過書面形式對勞動者工作過程的權利義務進行約定，其實也是發生糾紛時企業可以據此行使抗辯的一種有效憑據。
[勞動監察部門]
社保糾紛最多，拖欠工資第二
最近哪類勞資糾紛最多？長沙市勞動保障監察支隊相關負責人說，雖然沒有統計，但在印象中，由社保引發的糾紛是最多的。
一般是這樣的：公司為員工購買了保險，但并沒購買足額的保險。例如，為工資2000元的員工只購買工資1800元標準的社保。員工得知此事后，一般暫時不會聲張，“畢竟還在公司上班”。一旦辭職，往往會把公司告上法庭。這時，公司只有吃虧了。
投訴排第二的是拖欠工資。該負責人說，最近中小企業經營不景氣，拖欠工資的情況也有所增加。記者吳可
[相關鏈接]
新版《勞動合同法》或將引發大企業調整用人制度
本報長沙訊7月1日開始，新修訂的《勞動合同法》正式實施，本次修訂嚴格規范了勞務派遣的用工范圍，同時明確規定勞務派遣人員的勞動報酬應當符合同工同酬的規定。
勞務派遣是指由勞務派遣機構與被派遣勞動者訂立勞動合同，由實際用工單位向被派遣勞動者給付勞務。其最顯著特征就是勞動力的雇用和使用分離。
在長沙，勞務派遣人員主要分布在哪些企業？新版勞動法實施后，又會對用人單位帶來什么影響？長沙市勞動保障監察支隊相關負責人做了解答。
該負責人介紹，全國約有4000多萬名勞務派遣人員，長沙約10%的勞動者是勞務派遣人員。勞務派遣人員一般分布在大企業，如移動、電信、聯通、銀行、高速公路、醫院等，也有一部分分布在政府。
大企業愛使用勞務派遣人員有兩個原因。第一，這些企業往往是上市公司，上市公司要提高人均產出，這就需要減少編制。第二，減少編制的同時，又需要大量工作人員。政府方面，一方面是由于編制限制，無法大量招正式工，一方面又需要人做事，因此不得不使用勞務派遣人員。
該負責人認為，勞務派遣人員往往從事著技術含量較低的工種，但并不是所有從事技術含量較低工種的員工都是勞務派遣人員，“如在銀行，有的柜臺工作人員就是正式工”。
該負責人認為，新版勞動法頒布后，有可能引發企業調整用人制度。但其中有一個風險：企業為了規避風險，可能會裁員掉勞務派遣人員。如勞動者遇到不公正待遇，可向勞動監察部門投訴。記者吳可
第五篇：放棄檔案后果
“放棄檔案”行為對前程的消極影響
檔案作為個人經歷的記載，人事檔案不是可以隨便丟棄的“身外之物”。然而，由于種種原因，社會上一些人對自己的檔案采取了漠視的態度，成為了“棄檔族”，這種現象令人憂慮。據了解，目前存放于市人才服務中心的人事檔案（占全市流動人員檔案總數的1/10左右）中，塵封多年、失去聯絡的“死檔”就有近2萬份。
案例一
為了跳槽 大學生放棄“包袱”
從天津市某高校畢業的小林進入了某單位工作，工作還不到一年，他就萌生跳槽的念頭。然而，小林當初和單位簽訂了3年的工作合同，如果按正規手續辦理辭職，要拿回人事檔案就必須賠償單位4000元違約金。最后，小林連招呼都沒打就跳槽走人了。他不無得意地說：“如果我一直背著檔案這個?包袱?，哪能這么容易就從東家跳到西家？檔案對我而言是一種束縛。”據了解，大學畢業生對自己的檔案棄之不理已不是個別現象，很多人由于畢業后沒找到接收單位，他們便把檔案留在學校，此后也不再理會。
點評：天津市人事部門有關負責人認為，很多剛走出校門的大學畢業生只忙著就業，而忽視了檔案的接轉，給自己的工作生活帶來了不必要的麻煩和損失。作為記錄個人經歷、政治面貌、品德作風等內容的文件材料，人事檔案具有憑證、依據和參考的作用。大學生工作后，將來轉正定級、職稱申報、辦理養老保險以及開具出國、考研等有關證明，都會用到檔案。因此，大學生一定要“善待”自己的檔案，即使畢業后一時落實不了接收單位，也最好把檔案放到人事部門的人才服務中心委托管理，以免日后給自己帶來麻煩。
市教委有關負責人提醒，落實了工作的大學生，落實的工作單位如具有人事管理權，檔案應自動調到該單位；落實的工作單位如不具備人事管理權，應將人事檔案放到單位所在地的人才服務中心委托管理。沒有落實工作單位的大學生，如果沒有申請待業，人事檔案將回轉到生源所在地的人事部門，這一類大學生應該在規定時間內到當地人事部門報到，辦理人事檔案的相關手續，否則就會被認為是棄檔。
就業辦提醒：與單位簽訂三方協議時，問清楚檔案保管等細節。學校依據三方為學生轉檔。未落實戶檔去處，學校為其辦理二分回省手續，請在規定時間內到報道證所指單位報到，辦理人事檔案的相關手續，否則就會被認為是棄檔。
案例二
忽視檔案 工作業績無以為證
崔先生大學畢業后，曾在某美術學院當老師。在這期間，崔先生敏銳地感到電腦3d技術在美術設計方面的巨大潛力和前景，便積極地進行研究，并在參加工作的第六個年頭果斷“下海”，加盟了一家民營廣告公司。此后的9年中，崔先生先后在3家廣告公司供職，并憑借良好的職業素養和高超的技術成為業內小有名氣的專家。但是，他最近到一家外資廣告公司求職時遇到了一個頭疼的問題，原來公司對崔先生進行背景調查時發現，崔先生的人事檔案仍然保存在其最初工作的高校內，而且檔案里沒有任何可以證明他“下海”后的工作業績和職業信譽等方面的記錄或資料。由于9年的專業經歷沒有載入檔案，崔先生現在可能失去寶貴的職業發展機會。點評：目前，離職單位、職業介紹所等檔案保管機構經常遭到個人投訴，理由是這些機構沒有及時為當事人轉移人事檔案。但事實上，當事人離職時不重視與原單位進行溝通，也是導致此類問題的一個原因。例如，當事人離職時不辭而別甚至強行違約一走了之，導致單位無奈暫留檔案；當事人戶籍或居住地發生變化沒有及時告知有關單位，導致檔案轉移錯誤；當事人到新單位工作后，沒有及時辦理檔案調轉手續等。因此，當事人離開單位的時候，不僅要做好業務上的善后，也要做好包含人事檔案在內的一系列人事事務的交接。
人事檔案的有效性是依靠內容的不斷補充和更新來保證的，其中的內容尤其以工作表現、業績考核、職業道德、繼續進修、獎懲記錄等方面居多。哪些材料應該歸檔，哪些材料不能歸檔，是有明確規定的，在實際操作中由人事檔案的保管部門負責掌握。勞動者個人應該對此給予關注，及時協助人事部門完成變更工作。
人事檔案并非可有可無
深度分析
牛皮紙袋里裝了什么
一個牛皮紙袋，里面的材料還不到一斤重，但這些材料記錄了一個人的人生經歷。這個神秘的牛皮紙袋里究竟裝了什么東西？
據市人才服務中心人事代理專家介紹，人事檔案是某些單位招聘、提拔人才的最基本、最可靠的依據，檔案材料涉及初高中畢業登記表、高考相關檔案、填報志愿表、大學學習情況表、實習鑒定表等，此外還有學歷證書復印件、轉正手續、考核表、職稱評定（報考）表、獎懲記錄、出國記錄及各種鑒定材料。涉及黨團關系、政審、調函等一系列材料也會存放在檔案中。一個人退休后其檔案也不會被銷毀，而是繼續保存于所在單位或人才服務機構，直到該人死亡。
哪些人最易棄檔而去
據市人才服務中心人事代理專家介紹，四類人最容易成為“棄檔族”。
第一類是大學畢業生。按相關規定，大學生畢業后經個人申請，檔案可以在學校寄放兩年。于是一些尚未落實工作單位或選擇到非戶口所在地工作的大學畢業生便將檔案丟在學校，并在日后的職位流轉中無暇顧及檔案，這一類人群在“棄檔族”中所占比重較大。
第二類是自費出國留學及辦理移民手續的人員。他們可能在國外停留多年，由于身份的變化及國外不同的人事政策，檔案對他們來說已經無用。
第三類是在非公有制單位打工的人員。由于有些單位沒有保管檔案的權限，而他們自己一時也用不著，于是這些人員對檔案不聞不問。
第四類是跳槽者和異地求職人員。由于和原單位的一些人事問題尚未解決，或因檔案異地調動手續繁瑣，他們最終選擇了放棄個人檔案。
專家指出，棄檔的深層原因是很多人對檔案的重視不夠，認為檔案在現代社會中的功能日趨淡化。不少人還認為“多數情況下用不著檔案，在人才市場存著還要產生費用，沒有必要”。有些人干脆把檔案放在家里，成為“口袋檔案”。對此，專家提醒，“人檔分離”雖是我國人事制度改革的一種趨勢，是人才柔性流動或管用分離上的進步，但決不意味著會取消檔案制度，也不代表檔案是能夠隨便丟棄的“身外之物”。目前，檔案并不是可有可無的東西，對自己的檔案不聞不問、隨便放置的做法，十分不明智。
棄檔六大消極影響
影響個人利益 有了檔案，就可以享受到相關的人事、勞動、社會保障服務，如辦理社會保險、失業保險等。無論是在原單位供職的人還是辭職后另求新職者，在辦理社會保險、領取失業金時，個人檔案記錄的工齡、工資、待遇、職務、社保參保年限等都是主要依據。那些因放棄或自揣個人檔案而造成記錄斷檔的人，在個人利益上會遭到損失。專家介紹，漠視檔案，也會給自己的職業生涯造成非常大的影響。
影響畢業生轉正定級和工齡計算 很多大學畢業生找到工作后，沒有及時辦理參加工作手續，工作幾年后仍然是學生身份，從而影響了自己的轉正定級，也影響到工齡和退休金的計算。
耽誤職稱評定和工作調轉 有的畢業生自大學畢業后，檔案既沒有提交單位，也沒有存在政府指定的人才服務中心，職稱評定就會因手續不全而受到影響；有人雖在畢業后把檔案存到了人才服務機構，但沒有及時辦理就業手續，等到幾年后調動工作時，才發現需要辦理參加工作后的所有手續，并要在轉正定級后才能正式調動。
影響戶籍檔案 目前很多人開始考慮購買房屋，在銀行辦理房貸手續時要求出具貸款人的戶口證明。然而很多棄檔多年的畢業生認為檔案并不重要，沒有及時從學校轉出戶口和檔案，結果耽誤了辦理貸款。導致留學人員保險斷檔 現在自費出國留學人數與日俱增，但當許多學子海外深造歸來，榮歸故里、大展宏圖之時，卻發現由于人事檔案存放不當，自己無意間做了幾年“無業人員”，為今后的工作帶來很多不便。比如，他們交納社會保險的年限出現了斷檔，享受社會保險就會受到影響。目前，受到檔案問題困擾的“海歸”越來越多。
導致干部身份丟失 全日制普通高校畢業生，在工作滿一年即見習期滿一年時，通過辦理轉正定級手續之后，可獲得干部身份。然而，很多全日制普通高校畢業生由于種種原因將檔案存進街道，導致干部身份丟失，影響自己的職業生涯。
尋回檔案給您支招
人事檔案對個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對于用人單位來說，檔案的作用主要體現在為單位人力資源部門提供依據。檔案是個人歷史的真實記錄，通過檔案可以清楚地了解一個人過去的工作軌跡。同時，一些企業為了保護知識產權，會對新進員工進行嚴格篩查，當事人個人檔案中的學業成績及思想表現情況通常會成為重要依據。
天津市人才服務中心專家提醒大學畢業生，應按照相關規定，及時辦理畢業報到手續，并把檔案轉入政府所屬人才流動服務機構保存，使自身的合法權益和應有的社會、政治待遇得到保障。把檔案留在人才服務機構但一直沒有理會的，只要辦妥相關手續，就可將關系理順；存有“口袋檔案”的，則要盡快將檔案交回原單位或政府所屬人才服務機構，如果檔案袋被打開，里面的資料就要經過相關部門進行核實，如果檔案資料遺失，還要到原單位去補充和確認；跳槽人員將檔案遺留在原單位長期未辦理轉檔手續的，要與原單位協商，解決跳槽后的遺留問題，以便及時將檔案轉交新單位。
對于那些不知自己檔案“身在何方”的人士，專家也給出了答案——畢業生要與參加工作前最后一個學校的相關部門聯系，外地畢業生也可向原戶籍所在地的人事部門咨詢；已經多次變換工作的人要向第一家用人單位進行咨詢。如果檔案被單位遺失，應按照國家有關規定與該單位取得聯系，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你的檔案哪去了？
隨著越來越多的“單位人”變為“社會人”，導致“棄檔”現象越來越嚴重，尤其是大中專院校的畢業生，放棄人事檔案者呈逐年上升的趨勢。
辦理養老保險以及出國、升學、結婚、生育等都沒辦法離開檔案,如果檔案丟失，由學校和自己保管，會使成長記錄中斷，還會出現“雖工作，但無工齡”的損失。
臨近畢業離校，前往人才交流中心辦理檔案手續的高校畢業生絡繹不絕。與此同時，因檔案出現問題而前來咨詢的人也不在少數。記者近日探訪發現，部分高校畢業生辦理檔案托管只是“一托了之”，不懂如何維護，導致數萬份檔案長期“酣睡”在托管機構，還有少數畢業生干脆自己保存，由此帶來種種問題……
不少畢業生沒把檔案當回事
近日,27歲的徐文勇參加完公務員考試后猛然意識到一個問題:畢業時根本就沒管檔案的事，如今自己的檔案在哪里?自2006年7月從三峽大學畢業后,小徐先后在幾家公司做過業務員,公司從未要求他轉檔案,但這次一旦通過公務員考試,必須要提檔，該到哪里去找檔案呢？
事實上,和小徐面臨同樣情況的高校畢業生不在少數。記者近日走訪3家省、市檔案托管機構發現,高校畢業生檔案“休眠”現象相當普遍——武漢市人才服務中心有近3萬份檔案被主人長期閑置,約占總數的30%，其中大部分為高校畢業生檔案；在湖北省人才中心,也有近萬份高校畢業生檔案閑置。“大多數?休眠?檔案已超過3年，最長的達到10年。”其中一家機構相關負責人介紹。
省人才中心人事代理處副處長李軍介紹，高校畢業生最容易出現三種檔案問題：一是畢業時未辦任何手續，任檔案留在學校；二是雖然托管到了相關機構，但從此置之不理，只到用時才回頭查找；三是留在自己手上或干脆丟棄。
除高校畢業生，還有大量靈活就業人員的檔案“酣睡”在托管機構，無人問津。
他們為何任檔案“酣睡”？
省人才中心專家分析認為,人事制度改革后，用人單位不再接收或看重檔案，是造成高校畢業生檔案意識淡薄的主要原因。“但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畢業生對自己的檔案缺乏責任感。”李軍說。
2005年畢業于武漢某院校的顧霞,在被記者問到其檔案去處時,顯得有點茫然:“畢業時學校直接把檔案給了我們,一直保存在家里啊!有什么不妥嗎？”“檔案不能由本人經手,更不能自行保存,如果私自拆封,就成為廢檔!”武漢市人才服務中心副處長王宇晗介紹,“檔案的轉接調動,必須通過機要部門的專門渠道負責傳送。”
不過，也有畢業生認為，人才交流中心服務不到位，是他們閑置檔案的一個重要原因。2005年畢業于武漢大學，現供職于深圳的張先生說，自己的檔案托管在武漢的一家人才交流中心，“每次打電話回去查詢時，工作人員都是一種很不耐煩的聲調，后來就再也不問了。”他有點憤然的說，“收托管費時不含糊，服務起來卻太差勁。”
此外，每年180元的檔案托管費，也讓一些人感到“價格太高”。張先生說：“薄薄的一本檔案，每年要收180元，讓人感到是這個行業的暴利。”
省人才中心一位負責人解釋，每年180元的費用，是按照物價部門規定的標準執行的，且對應屆高校畢業生還有3年免費期。
需要檔案的地方其實多著呢
按規定,檔案不允許個人經手,個人并不清楚自己檔案里記載了什么。那么,那個牛皮紙袋里究竟裝了些什么？對個人有何用？
李軍介紹,高校畢業生檔案袋里所裝的材料,包括高中畢業登記表、高考相關檔案、大學學習情況、實習鑒定表、學歷證書復印件等。此外,還有轉正手續、考核表、職稱評定(報考)表、獎懲記錄及各種鑒定材料,涉及黨團關系、政審、調函等一系列材料,也都存放在檔案中。
高校畢業生看似一時用不到檔案,但當個人需要異地調動、職稱申報、報考研究生、公務員、特別是辦理社會保險、工齡工資計算、以及退休手續時,都要用到個人檔案。李軍提醒，檔案長期在托管機構“休眠”，會造成個人材料不齊，在辦理以上手續時均會遇到阻礙，因此，包括高校畢業生在內的流動人員，需及時對檔案進行維護更新，對于“休眠”和因故保留在自己手中的檔案，需盡快到托管機構補辦手續。
托管不僅僅是繳費了事
王宇晗介紹,各檔案托管機構都有詳細的托管流程,畢業生如有不明,一定要事先咨詢清楚。她還特別強調,對于因故未辦理檔案托管的高校畢業生,一定要注意保留好《報到證》,這是補辦托管手續時的重要憑證。
另外,已經辦理了檔案托管手續的畢業生,在畢業滿一年后,需要到托管機構辦理轉正定級手續。
人才交流中心相關負責人還反復強調，畢業一年后的培訓、技術等級認證、獎懲情況、工作異動，都需要在檔案中增加和反映，當聯系方式發生變更時，也一定要通知托管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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