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媒體時代政府管理思維應加速轉變

新媒體時代政府管理思維應加速轉變

戴建華

2012-8-28 14:28:26 來源：《學習時報》2012年08月27日

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階段，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調整經濟結構的任務更加緊迫和艱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發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公平和差距擴大，社會結構和利益格局深刻調整，部分地區和一些領域社會矛盾有所增加，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一些領域腐敗現象仍然易發多發，執法不公、行政不作為亂作為等問題仍然比較突出。與此同時，公民參與意識和能力不斷增強，新媒體高速發展，社會透明度越來越高。這些變化對黨和政府的執政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特別是新媒體的發展，對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產生深刻影響。

新媒體作為在數字技術和網絡技術支撐下的媒體形態，具有非線性（超媒體）、交互性、超時空、個性化、虛擬性、即時性等特征。伴隨著新媒體無中心化和不確定的傳播，社會問題可能變得更加敏感、膠著和復雜化，政府管理的社會環境空前復雜。作為社會公共權力執掌者，政府的管理思維亟需轉變，應該堅持平等合作、對話共識和柔性陽光等新思維，以適應信息化時代社會轉型的要求。

新媒體極大限度地解放了個體，個人不再被淹沒在普遍性中，更多公民具有了自我實現和被尊重的強烈需要，法治和維權意識不斷增強。因此，對于政府而言，需要樹立平等合作的管理思維，通過新媒體搭建利益表達和溝通機制，實現公民的知情、參與和監督以及政府與社會組織之間的協同合作。一方面，切實保障公民之間的平等，使得不同公民享有平等的國民待遇和均等的公共服務，充分調動和尊重公民個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讓國家權力更多向社會回歸，充分發揮社會本身的力量進行合作善治。另一方面，祛除社會組織的等級制和行政化，依據社會組織的行業性質實行分類指導和管理，實現政府和社會組織之間的平等，尊重社會組織和非政府組織等的主體性。盡管政府仍是最大的信息資源的掌控者，但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體在社會生活中的全面滲透，特別是新媒體所具有的無中心化、高度互動性的特點，使信息流通從單通道向混合型渠道轉變，讓每個人成為信息的發布者和傳播者。個體與社會組織均有了信息發布、分享與傳播權，信息權力不斷擴散，信息中心不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信息不再被個人或特定的機構壟斷。隨著信息互動和共享的民主化的趨勢日益明顯，信息管理權力與方式也必須隨之改變，通過集中管理信息的方式和行政命令的方式來實施政府管理顯得捉襟見肘。近年來一些地方的社會矛盾隨著新媒體的傳播釀成更大的群體事件，就是集中管理、命令管制讓政府陷入被動和尷尬境遇的例證。

從根本上說，現代政府必須把不同階層的民眾意見和利益要求加以聚合、綜合，變成政府的政治主張和政策。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政治體制改革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推進，民眾擁有了更多自主表達利益訴求的渠道和途徑。然而，受制于媒介體制和利益訴求渠道，民眾利益表達依然障礙重重。進入新媒體時代，借助于互聯網論壇、博客、微博等工具，自下而上的利益表達渠道開始暢通。民眾開始便捷地發出自己的聲音，表達自己真正的利益主張，利益訴求呈現出草根化和多元化的特點。民眾借助于各種新媒體獲得了更多的表達機會，也形成了自己的思維路徑與話語方式，而一些官方的話語難以像過去一樣獲得民眾的堅定信任和擁護，這尤其體現在以互聯網為代表的網絡輿論中，輿論導向有時呈現出民眾對政府的嚴重質疑和不信任。這昭示著新媒體時代政府作為社會公共利益代表者、維護者在方式方法上與民眾利益訴求直接化、多元化的矛盾加劇。因此，對于政府而言，應該放棄主觀專斷思維和為民做主的舊式執政思維，樹立對話共識思維，以新媒體為契機，站在他者立場上進行情感溝通、平等對話、理性討論，達成共同的見解、判斷或者結論，消弭民聲與官聲的斷裂甚至對立。同時，高度互動化、個性化和及時性的新媒體也為官民溝通、消除分歧、誤解，樹立政府形象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溝通環境。一方面，新媒體為多元意見表達提供了一個多元化、去中心化的開放公共空間。多元意見是共識的前提，沒有多元意見談不上共識。多元意見既包括主流意見，也應該包括非主流“異見”，還有弱勢群體的訴求。另一方面，新媒體提供了公共商談機制。以互聯網論壇、微博互動為代表的對話溝通機制，提供了傳統媒體所無法提供的即時對話、溝通與回復機制，在民眾中間以及民眾與政府之間架起了雙向溝通橋梁。另外，新媒體具有強大的聚合功能，為凝聚多元意見，尋求“公約數”、“公意”提供了技術條件。盡管新媒體使得信息越來越分散化和碎片化，但是，通過搜索引擎、網絡論壇、社交網絡、微博等卻為尋求社會共識提供了技術支持，政府要充分利用網絡技術收集、甄別民情民意，對話溝通，凝聚共識。

社會穩定和諧是政府和民眾的共同愿景，也是政府考核中的一項重要指標。社會穩定無疑是最為重要的問題之一，是經濟建設和國力持續提升的前提和基礎。然而，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利益分配格局的深刻調整，我國進入矛盾多發時期，尤其是隨著新媒體的發展，借助于各種新媒體傳播、發酵，社會問題和矛盾有不斷被放大化的趨勢。一方面，信息傳播過程難以控制，線性傳播模式呈現網格化傳播、裂變式傳播，原有的社會矛盾焦點借助于新媒體傳播效應被強化和放大。另一方面，開放性的新媒體使信息傳播暗箱化走向公開化，傳統封閉路徑信息傳播走向開放多元，可能加劇信息控制失序。另外，由于表達內容審查的缺失，網絡表達的隨意性增加，感性化、情緒化、焦慮化的表達與傳播，使得社會矛盾呈現“火上澆油”之勢，極易產生極化效應，網絡民意容易偏離正常的軌道而走向極端化和偏執化。因此，政府應從剛性壓制轉向柔性陽光治理思維，尋求社會的柔性穩定。

柔性穩定，就是動用一切社會力量，法律的、道德的、民俗的，尤其是新媒體的力量，進行有效溝通互動、勸服，推進社會治理中的陽光透明。正確對待新媒體時代民眾的利益表達訴求。借助于微博、社交網絡等新媒體，民眾意見表達和利益訴求變得更加活躍，但并不意味著社會的劇烈沖突，應該習慣性地把群體訴求看成推動建立公平公正的利益表達機制和社會分配體制的正常推力和正面動力。承認社會中不同社會組織和群體的自主性自治要求，重視各社會階層的利益表達，充分顧及社會弱勢群體的利益訴求，把群眾利益訴求及群體事件作為社會轉型中的正常現象。提升政府及各級官員柔性思維能力，放下對立沖突、壓制管治的傳統套路，真正站在草根民眾的立場，把復雜的政治社會問題柔性化、人性化地解決。學會利用新媒體進行溝通互動，軟化矛盾。新媒體在放大社會焦點的同時，也有利于化解社會矛盾和沖突。一方面，應積極主動搜集和甄別互聯網空間所反映出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做好網絡輿情的收集和甄別工作，關注各大論壇的網絡輿情，做好民情輿論的實時監測。尤其是對于各種突發事件，政府必須在第一時間做出回應和處理，把社會問題與隱患消滅于萌芽狀態乃至未萌之前。另一方面，做好透明公開，依法依規向民眾提供最新最快最全的信息來引導輿論。陽光開放的思維是暢通表達渠道，規范表達方式，讓社會柔性化、穩定化的必要途徑。在突發公共危機事件和敏感問題上不缺席、不失語、不妄語，也不遏制網上的“眾聲喧嘩”，“捂”、“壓”、“蓋”只會讓真相變得撲朔迷離，并給謠言滿天飛創造滋生的土壤，不僅無助于緩和事態、化解矛盾，相反可能惡化事態，導致輿論失控。應該利用新媒體平臺充分發展民主，建立社會減壓閥，充分發揮政府門戶網站的作用，設置民主參與平臺和政府與民眾互動平臺，壟斷信息、暗箱操作的做法與思維方式將會受到網民的強烈質疑，如果繼續在網絡空間設置層級、障礙，沿用傳統管理思維，只會激化社會矛盾，降低政府信用。

第二篇：新媒體時代政府社會管理思維的新轉變

新媒體時代政府社會管理思維的新轉變

2012年07月13日 14:27 來源：《社會主義研究》2012年1期 作者：趙春麗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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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社會管理是指“以維系社會秩序為核心，通過政府主導、多方參與，規范社會行為、協調社會關系、促進社會認同、秉持社會公正、解決社會問題、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治安、應對社會風險，為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創造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基礎運行條件和社會環境、促進社會和諧的活動。”①社會管理活動的最重要的主體是政府，社會管理思維是指政府所持有的管理社會生活、社會事務和社會組織的基本理念和方法。

所謂新媒體，主要是指以數字技術、互聯網技術、移動通信技術為基礎，以有別于傳統的傳播方式實現傳播的新型媒體，具有非線性(超媒體)、交互性、超時空、個性化、虛擬性、即時性等特征。互聯網、博客、微博、手機短信、彩信、手機報媒體、移動電視等各種移動媒體是新媒體的典型代表。新媒體不但是社會傳播的重要載體，本身已成為特有的社會符號和景觀，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事件交融、重構，成為推動社會前行的重要力量。在社會急速轉型的今天，各種社會關系變得異常復雜，不同階層的利益沖突可能激化，社會問題也日益增多，伴隨著新媒體無中心化和不確定的傳播，社會矛盾變得更加敏感、膠著和復雜化。如有學者認為：“在當今社會信息化，文化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我國的網絡文化問題日益突出，面臨嚴峻挑戰與威脅”。②然而，傳統的社會管理體制難以適應新媒體時代社會發展的要求，社會管理制度的滯后與不斷變化的現實之間的不協調已經日益凸顯。作為社會公共權力執掌者，政府應該不斷轉變思維方式，創新社會管理方式方法，以適應信息化時代社會轉型的要求。

一、放權服務思維取代集權命令思維

1.新媒體時代集權治理與分權善治的矛盾凸顯

改革開放以來，大量社會組織與團體涌現，民間社會開始自立于政府之外，構成了除官方和個體之外的第三種力量，呈現蓬勃生機。但是政府集權治理的慣性并未因此而消解，不少公共管理部門和干部卻仍沿用計劃經濟體制下金字塔式管理方式，采用政府包辦一切的思維和工作方法進行社會控制與管理，管理層級復雜，在面對突發性事件時，比較習慣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去推動工作，容易導致矛盾激化。社會治理中呈現權力過于集中、反應遲鈍和被動、手段單

一、矛盾易激化、重管制輕服務、重審批輕監管、政出多門、慣于采取行政手段和強制方式解決社會矛盾等特點。這種方式忽視或不信任民間社會力量在解決社會矛盾中的作用，導致政府集權治理與社會各種力量分權善治訴求的矛盾，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體在社會【關 鍵 詞】社會管理 新媒體 新思維 生活中的全面滲透加劇了這一矛盾。新媒體具有無中心化、高度互動性的特點，信息中心不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信息不再被壟斷于個人或機構。盡管政府仍是最大的信息資源的掌控者，但互聯網等新媒體的運用，使信息流通從單通道向混合型渠道轉變，讓每個人成為信息的發布者和傳播者，“每一個人都是中心”③，個體與社會組織均有了信息發布、分享與傳播權，信息權力不斷擴散，權力的無中心化和分散化觸及社會結構最深層，“分權心態正逐漸彌漫于整個社會之中……傳統的中央集權的生活觀念將成為明日黃花”④，信息等級結構和信息割據被打破，信息互動和共享的民主化的趨勢日益明顯，信息管理權力與方式也必須隨之改變，通過集中管理信息的方式和行政命令的方式來實施社會管理顯然捉襟見肘。近年來一些地方的社會矛盾隨著新媒體的傳播釀成更大的群體事件，表明集中管理、命令管制讓政府陷入被動和尷尬的境遇。

2.以放權服務取代集權命令思維

一方面，要進行扁平化放權式改革，超越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二元對立思維，通過電子政府打造扁平化放權式政府結構，建立整合性、動態性、發散性的電子政府架構體系，壓縮政府管理層級，實現現實政府與虛擬政府管理的結合。現實政府管理中，科層制不可或缺，是現代政府管理效率和執行能力的保障，然而，基于互聯網的以電子政府為標志的“虛擬政府”組織，則須用虛擬化思維進行政府管理，致力于減少中間管理層級，推動政府的扁平化，減少審批事項和層級，減少不適當的規制。同時，建立網上虛擬社區，利用新技術幫助人們進行自我、自主管理，推進基層社區自治，引領民眾直接參政議政。另一方面，放權的同時，利用新型媒體加強公共服務。對社會管理來說，管理是手段、服務是目的，而新媒體的精神就是免費、共享和服務，新媒體為政府提供公共服務提供了平臺和技術手段，新媒體所提供的信息辦公平臺為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提供了技術條件。應充分利用虛擬組織的靈活性和便捷性，重新構建政府、企業、民眾三者的互動關系，建立跨越時間、空間、部門的提供每天二十四小時、每周七天的全天候的“一站式”政府服務體系，實現無細縫化鏈接，一些臨時性的業務可以通過建立虛擬機構，在網上進行辦理；一些跨地區跨部門的業務也可通過網絡進行協調整合，使公眾只要登錄某政府網站，就可以享受到政府提供的所有網上服務項目，民眾不需要進入各個專門的職能部門，而是在統一的網站進行全面的服務。

二、平等合作思維取代單向監管思維

1.新媒體時代社會組織管理行政化與自治化的矛盾凸顯

改革開放以來，新的經濟成分和社會組織不斷成長，然而，其管理方式依然具有強烈的行政化色彩，沿襲了以限制和控制為主要取向的民間組織管理體制，存在著大量不利于民間組織發展的制度性因素，如對民間組織尋找業務主管單位的要求、過高的登記準入門檻、年檢的規定和請示報告制度、多頭管理體制等等，導致我國民間組織發展中存在著官辦色彩濃厚、規模實力偏小、資金缺乏、能力不強、效率不高、內部管理不規范等結構性缺陷，尚不完全具備組織性、非政府性、非營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等民間組織應當具備的基本特征。⑤

近年來，依托于互聯網，催生了大量不同于掛靠于政府部門的新民間組織，成為新的社會組織方式，深刻改變社會結構。一方面，社會不再以“單位”為縱向聚合紐帶，而是出現太多的“橫向”聯系。新媒體強化人們的“弱紐帶”聯系，實現更多聯系、更多交往，使得不同階層、地域和文化背景的人可以因為相同的興趣、愛好和主題而自發地聚合在一起，并從線上活動擴展到面對面的線下活動，打破人際交往與人際組織的社會階層、地理界限和文化隔閡，產生全新的人際交往關系和交往模式。這種模式必將映射在現實的社會結構，并不斷地構成社會關系結構重組和再造的動力。另一方面，各類社會組織借助互聯網獲得了更為強大的組織、協調、溝通等社會動員能力。“社會性軟件讓人們擁有了前所未有的組建群體和共同行動的能力，我們的能力在大幅增加，這種能力包括分享的能力、與他人互相合作的能力、采取集體行動的能力，所有這些能力都來自傳統機構和組織的框架之外。”⑥共享、合作和集體行動的障礙被徹底消除，產生了新的集體主義，“人人皆記”且實時協調代替了事前計劃，人和人可以超越傳統社會和地理與物理空間的種種限制，靈活而有效地采用微博、即時通信、移動電話、網絡日志和維基百科等新的社會性工具聯結起來，一起分享、合作乃至展開集體行動，協同合作越來越成為這個時代和社會甚至企業的必需。“知識、權力和生產能力將比歷史上任何時刻更加分散，價值創造將更快、流動性更高、變動更快。”⑦借助于新媒體，各種社會組織可以即時發布信息進行組織動員，短時間內即可發起由虛擬到現實社會的行動，“反應快、動員成本低、自我組織、互動性高以及對現實事件進程的干預性強；”⑧各種社會力量都擁有對社會事務的發言權，也昭示著政府作為單一力量進行社會治理的局限性。這一切使得靠垂直的行政管理的方式難以適應具有強大自組織能力的各類公民社會組織，社會組織管理的行政化方式亟需改變。

2.以平等合作思維取代單向監管思維

身處信息化時代的轉型社會，更需要政府與公民社會的合作與協同治理，讓國家權力更多向社會回歸，充分發揮社會本身的力量，進行合作善治。

一要在社會管理中以人為本，充分尊重公民個體的創造性，實現公民之間的平等。一方面，應充分調動和尊重公民個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新媒體以更大限度解放了個體，“后信息時代的根本特征是真正的個人化”，“個人不再被淹沒在普遍性中，或作為人口統計學中的一個子集，網絡空間的發展所尋求的是給普通人以表達自己需要和希望的聲音。”⑨另一方面，新媒體時代更多公民具有了自我實現和被尊重的強烈需要，法治和維權意識不斷增強，不同公民應享有平等的國民待遇，社會管理中要實現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二要實現社會組織的平等，實現社會組織無等級化，祛除社會組織的等級制和行政化，依據社會組織的行業性質實行分類指導和管理。三要實現政府和社會組織之間的平等，尊重社會組織和NGO等的主體性。在平等基礎上，實現公民在社會管理中的知情、參與和監督，社會組織之間的合作以及政府與社會組織之間在社會管理中的協同合作。在社會保障中，除了政府承擔的責任外，發揮社會和市場力量的作用。在社會利益協調體系中，讓新媒體的便利能夠惠及底層弱勢群體，通過新媒體搭建利益表達和溝通機制；在權益保障體系中，建立集體談判和平等協商機制。在社團管理體系中，從政治上防范、限制和控制、由許可審判式的監管到事后監督。

三、對話共識思維取代主觀專斷思維

1.新媒體時代自上而下的利益聚合與自下而上的利益表達的矛盾凸顯

現代政府執政必須要把不同階層民眾的意見和利益要求加以聚合、綜合，變成政府的政治主張和政策，并且強化其匯聚、反映表達各階層政治意向的能量與功效。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政治體制改革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推進，民眾擁有了更多自主表達利益訴求的渠道和途徑。然而，受制于媒介體制和利益訴求渠道，民眾利益表達依然障礙重重。進入新媒體時代，借助于互聯網論壇、博客、微博等工具，自下而上的利益表達渠道開始暢通。民眾開始便捷地發出自己的聲音，表達自己真正的利益主張，利益訴求呈現出草根化和多元化的特點。

一般而言，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利益表達應該具有一致性，然而，在利益主體多元化的社會急速轉型期，建立于傳統單一公有制經濟基礎上的威權式政治利益表達機制并未隨之迅速完成轉變，政治系統的特殊慣性和機制固化與新媒體時代眾聲喧嘩的民眾表達形成鮮明的反差，使得自上而下的民意聚合和自下而上的民意表達呈現一定程度的分裂性。這表現為兩者擁有各自的話語體系和表述方式，政府擁有自己的話語套路，而民眾借助于各種新媒體亦獲得了更多的表達機會，也形成了自己的思維路徑與話語方式。一些官方的話語難以像過去一樣獲得民眾的堅定信任和擁護，而民眾訴求未必能夠全部傾聽。這種分裂性尤其體現在以互聯網為代表的網絡輿論中，輿論導向呈現出民眾對政府的嚴重質疑和不信任；而政府在公共突發事件處理時的遮掩和消息發布的滯后乃至話語應對方式都與民眾訴求相距甚遠。這既昭示出政府在處理社會問題上的失當，也反映著新媒體時代政府作為社會公共利益代表者、維護者在方式方法上與民眾利益訴求直接化、多元化的矛盾加劇。

2.以對話共識思維取代主觀專斷思維

新媒體在放大自上而下的利益聚合與自下而上的利益表達的矛盾的同時，也為政府轉變觀念，樹立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提供良好的契機和政治溝通環境。一方面，在新媒體力量的倒逼下，官本位的思想和主觀專斷做法越來越難以暢行于社會管理之中，另一方面，高度互動化、個性化和及時性的新媒體又為官民溝通、消除分歧、誤解，樹立政府形象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溝通環境。因此，應以新媒體為契機，真正傾聽民意，消弭民聲與官聲的斷裂甚至對立。對此，應樹立對話共識思維，共識思維不是主觀武斷，不是天馬行空地臆想，更不是代替他人判斷，是彼此站在他者立場上的情感溝通、平等對話、理性討論、利益權衡上達成的共同的見解、判斷或者結論。應放棄主觀專斷思維，轉變為民做主的舊式執政思維，有效進行社會利益聚合。

新媒體為凝聚社會共識提供了便利的條件，一方面，新媒體為多元意見表達提供了一個多元化、去中心化的開放公共空間。多元意見是共識的前提，沒有多元意見談不上共識。多元意見既包括主流意見，也包括非主流“異見”，還有弱勢群體的訴求。另一方面，新媒體提供了公共商談機制。以互聯網論壇、微博互動為代表的對話溝通機制，提供了傳統媒體所無法提供的即時對話、溝通與回復機制，在民眾中間以及民眾與政府之間架起了雙向溝通橋梁，“以商談為形式，在辯論中產生的公共意見雖然產生在自主的公共領域中，但其影響力作用于制度化的政治系統中的協商活動，影響了法院、國務院、全國人大，并在正式決策中具有了權威的形式……這是一個政治影響轉變為政治權力的過程。”⑩最后，新媒體具有強大的聚合功能，為凝聚多元意見，尋求“公約數”、“公意”提供了技術條件。盡管新媒體使得信息越來越分散化和碎片化，但是，通過搜索引擎、網絡論壇、社交網絡、微博等卻為尋求社會共識提供了技術支持，政府要充分利用網絡技術收集、甄別民情民意，對話溝通，凝聚共識。

要進行有效對話需要不斷改進對話的方式方法。一要平民化。放低姿態，不說官話。新媒體扭轉了傳統的傳播體系中傳者和受眾的不平等地位，受眾分享了社會的話語權，政府及其官員以平等者與民眾對話，才能換取民眾理解。以居高臨下的官話與民眾溝通，勢必引起民眾的“圍觀”，造成新的隔閡。二要真心化。真話真情實意，說真話，講實話，不虛夸，不夸海口，不說大話，言必信，行必果，獲取民眾信任。三要分眾化。不同的受眾群體應該有不同的對話方式和語言風格。新媒體時代受眾是極度分化的，不同的受眾群體的知識水平、社會閱歷、認知評價、需求甚至興趣愛好都有所不同，尤其是面對中國眾多年輕的、充滿政治熱情而思維方式和文化認知都不同的80后和90后網民，使用傳統的對話方式與語言表達可能會適得其反。四要行動化。對于政府和各級政府官員來說，不是為對話而對話，更重要的在對話的基礎上，了解民情民意，以實際執政行為解決民眾所關心的議題和正當合理的利益訴求。如果僅限于網絡空間的“空對空”的溝通交流或是“高談闊論”，則會失信于民。

四、柔性開放思維取代剛性壓制思維

1.新媒體時代社會穩定和諧的政治愿景與社會問題放大化的矛盾凸顯。社會穩定和諧是政府和民眾的共同愿景，也是政府考核中的一項重要指標。社會穩定無疑是最為重要的問題之一，是經濟建設和國力持續提升的前提和基礎。然而，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利益分配格局的深刻調整，我國進入矛盾多發的高風險社會，尤其是隨著新媒體的發展，借助于各種新媒體傳播、發酵，社會問題和矛盾有不斷被放大化的趨勢。

第一，新媒體時代，社會矛盾的焦點增多。新媒體時代是一個全民皆媒體的時代，信息源難以控制，人人都是一個小媒體，而能量大的意見領袖則成為一個大媒體。在無數媒體的合力之下，曾經單一的輿論空間成為眾聲喧嘩、熱鬧異常的公共表達空間，成為意見和觀點的自由市場。這就意味著社會問題和社會焦點被不斷釋放，呈現日益增多的趨勢。第二，新媒體時代，社會矛盾焦點強化和無限擴大化。一方面，信息傳播過程難以控制，線性傳播模式呈現網格化傳播、裂變式傳播，原有的社會矛盾焦點借助于新媒體傳播效應被強化和放大。另一方面，開放性的新媒體使信息傳播暗箱化走向公開化，改變傳統的信息傳播的封閉路徑，走向開放多元，加劇信息控制失序。再次，由于表達內容審查的幾近缺失，網絡表達的隨意性增加，感性化、情緒化、焦慮化的表達以及人際關系的倍數傳播，使得社會矛盾呈現“火上澆油”之勢，極易產生極化效應，使網絡民意越來越偏離正常的軌道，走向極端化和偏執化。第三，新媒體時代，社會謠言增多，加劇社會不穩定。把關人的缺失和網絡倫理道德的淡漠，各類謠言的傳播急劇增多，加劇社會民眾心理的不穩定性。第四，新媒體時代，社會動員的力量增強，群體事件借助新媒體變得更加活躍。2011年初突尼斯、埃及等西亞北非國家的社會動蕩甚至權力更替中，社交網絡(Facebook)成為強大的助推工具，互不相識的人們也能在極短的時間內互相組織起來，因而這次社會動蕩被稱為“臉譜革命”。

這一切都使得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的焦點放大化，維護社會穩定和社會秩序變得復雜化，當然也變得透明化、柔性化，而不少政府及其官員依然慣用剛性思維，追求社會的絕對穩定，習慣封堵、壓制方式處理社會問題，對群體的請愿、動員等正當利益表達活動驚慌失措，把一切集體活動都視為違反社會管治秩序、政權顛覆的活動，對一些非政治團體的活動、一些亞文化群體聚會和思想學術交流活動等，抱以草木皆兵的警惕性，而采取強硬手段加以遏制。這些都難以獲得公民認可，反而激發民眾強烈的質疑和逆向心理，并借助新媒體傳播引發更多的群體事件乃至暴力沖突。政府需要順應新媒體發展潮流，順勢而為，借力新媒體，轉變思維方式，革新社會管理方式方法。

2.以柔性開放思維取代剛性壓制思維。面對社會矛盾不斷放大化的趨勢，政府應從剛性壓制轉向柔性治理思維，尋求社會的柔性穩定。柔性穩定，就是動用一切社會協同力量，法律的、道德的、民俗的，尤其是新媒體的力量，進行有效溝通互動、勸服，推進社會治理中的公開透明。

一要正確對待新媒體時代民眾的利益表達訴求。借助于微博、社交網絡等新媒體，民眾意見表達和利益訴求變得更加活躍，但并不意味著社會的劇烈沖突，應該習慣性地把群體訴求看成推動建立公平公正的利益表達機制和社會分配體制的正常推力和正面動力。承認社會中不同社會組織和群體的自主性自治要求，重視各社會階層的利益表達，充分顧及社會弱勢群體的利益訴求，把群眾利益訴求及群體事件作為社會轉型中的正常現象，“盡可能多地傾聽社會各方面的聲音，兌現社會公眾的表達權……在眾聲喧嘩中，盡可能打撈那些沉沒的聲音，是社會管理者應盡之責。以政府之力，維護弱勢人群的表達權，使他們的利益能夠通過制度化規范化渠道正常表達。”(11)用開放的思維，暢通表達渠道，規范表達方式，是讓社會柔性化、穩定化的正確途徑。

二是提升政府及各級官員柔性思維的能力。要能把復雜的政治社會問題的解決柔性化、人性化，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冷靜應對，不是簡單化、意識形態化，不上綱上線，就事論事。放下對立沖突、壓制管治的傳統套路，真正站在草根民眾的立場，處理沖突柔和化、彈性化，解決問題人本化。著眼于深化改革，利用新媒體平臺充分發展民主，建立社會減壓閥，充分發揮政府門戶網站的作用，設置民主參與平臺和政府與民眾互動平臺，壟斷信息、暗箱操作的做法與思維方式將會受到網民的強烈質疑，如果繼續在網絡空間設置層級、障礙，沿用傳統管理思維，不僅阻礙信息、服務的暢通無阻，還會激化社會矛盾，降低政府信用水平。建立社會公平機制，從根本上和源頭上減弱社會震蕩，探索建立釜底抽薪式的有效減震模式，防范大規模的社會動蕩，區別性質，區分輕重。

三要學會利用新媒體進行溝通互動，軟化矛盾。新媒體在放大社會焦點的同時，也有利于化解社會矛盾和沖突。一方面，應積極主動搜集和甄別互聯網空間所反映出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做好網絡輿情的收集和甄別工作，關注各大論壇的網絡輿情，做好民情輿論的實時檢測。具備敏銳的研判力和預見性，尤其是對于各種突發事件，政府必須在第一時間做出回應和處理，社會管理最高水平是把社會問題與隱患消滅于萌芽狀態乃至未萌之前。另一方面，做好透明公開，要依法依規向民眾提供最新最快最全的信息，來引導輿論。在突發公共危機事件和敏感問題上不可缺席、失語、妄語，更不能遏制網上的“眾聲喧嘩”，“捂”、“壓”、“蓋”只會讓真相變得撲朔迷離，并給謠言滿天飛創造滋生的土壤，無助于緩和事態、化解矛盾，相反可能惡化失態，導致輿論失控。最后，做好溝通互動。政府主動回應媒體捕捉新聞的需要，主動配合、真實準確、平等尊重、積極引導；主動與意見領袖對話，借力意見領袖引導公眾；主動回應輿論中民眾最為重要的關切點。

注釋：

①徐龍福、鄧求發：《社會信息化發展的網絡文化安全》，載于《江漢論壇》2010年第11期。

②馬凱：《努力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載于《求是》2010年第20期。

③[美]約翰·奈斯比特：《大趨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202頁。

④⑨[美]尼古拉·尼葛洛龐帝：《數字化生存》，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70、191頁。

⑤何增科：《中國公民社會發展的制度性障礙分析》，載于《中共寧波市委黨校學報》2006年第6期。

⑥[美]克萊·舍基：《未來是濕的》，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頁。

⑦[加]唐·泰普斯科特、[英]安東尼·D.威廉姆斯：《維基經濟學(中文版)》，中國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頁。

⑧陳立輝：《互聯網與社會組織模式重塑》，載于《社會學研究》1998年第6期。

⑩陳剩勇、杜潔：《互聯網公共論壇：政治參與和協商民主的興起》，載于《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3期。

(11)人民日報評論員：《執政者要在眾聲喧嘩中傾聽“沉沒的聲音”》，載于《人民日報》2011年5月26日。

【作者簡介】趙春麗(1982-)，女，安徽人，北京工商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法學博士，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網絡政治與民主、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第三篇：新媒體時代

新媒體時代，教師該如何閱讀

當下，隨著手機、微博、微信等新媒體技術的迅猛發展，人類已進入新媒體時代。作為教師，如何有效地利用新媒體閱讀，提升專業素養，助力教育教學實踐？

一些教師更看重傳統的紙質閱讀，排斥手機、網絡等新媒體閱讀。其實，新媒體閱讀與紙質閱讀一樣，都是全民閱讀的一種體現，以什么方式讀書，讀傳統紙質書還是電子書，完全在于個人選擇。兩者并不沖突，閱讀的深淺并不會因介質而決定。

碎片化的閱讀方式并不一定是淺嘗輒止的。從甲骨文、竹簡書、帛書、手抄紙書到今天的大批量印刷書籍，人類閱讀的介質在不斷變化，但人類思想的傳承并沒有因此而受到影響。

作為教師，海量的知識存儲十分必要。在傳統教育中，教師只是知識的傳播者，而在新媒體時代，獲取知識和信息的通道變得平等而開放，學生也可以通過網絡方便而快捷地獲取大量的知識，教師不再擁有知識霸權，而是以“學習者”、“引導者”的身份出現。新媒體閱讀可以擴大教師的知識存儲量，拓展教師的閱讀視野。教師只有廣泛地吸收各門類知識，擁有豐富的知識和信息貯備，才能更好地為學生答疑解惑。

教師閱讀需要分享，基于閱讀的專業對話、合作互動，對于教師整體素質的提高有著促進作用。在傳統閱讀時代，閱讀是一種相對獨立和私密的行為，讀者和作者之間缺少即時互動。但在新媒體時代，這種情況大大改變了，“私人筆記”變成了“公開日志”，讀書的樂趣也從“好讀書，不求甚解”變成了“評論”和“分享”。新媒體給教師提供了一個極好的平臺，教師足不出戶就能“聆聽”到教育大家的諄諄教誨，“觀摩”到杰出名師的教育示范，從他們身上找到成長的路徑，獲取提升的力量，這是傳統閱讀難以做到的。志趣相同、有共同成長意愿的教師，無論身處何方，都可以建立QQ群、微信群等閱讀群，共同制訂閱讀計劃，同步完成閱讀內容，讀后分享閱讀心得……借助新媒體，教師閱讀由個人行為擴展為群體行為，讓閱讀更有動力。

作為新媒體時代的教師，一定要讓閱讀成為一種生命狀態，堅持終身學習，不斷提升自身的教育素養和能力，做新媒體時代的優秀閱讀者，時刻成長自己，才能成就學生！

第四篇：新媒體時代如何密切聯系群眾

試論新媒體時代如何密切聯系群眾

中共內江市東興區委黨校 劉春雷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要在全黨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央政治局隨之出臺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群眾路線是黨的基本路線，這條路必須堅持不懈的走下去。

隨著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以網絡為代表的新媒體已經正式成為廣大黨員干部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之一，同時也日益成為普通民眾接受信息和利益表達的重要平臺。新媒體豐富了群眾路線的實踐形式，也提高了群眾路線的實踐效果。如何充分把握新媒體的規律和特點，利用新媒體做好新時期的黨群工作，進一步密切黨群關系，是各級黨委政府決策者們思考的一個問題。

一、新媒體對密切黨群關系的時代意義

數據顯示，到2012年12月底，我國網民規模達到5.64億，手機網民達到4.2億。精彩的網絡以其開放性、高速度、多媒體、交互式等特點，不可阻擋地走進了人們的生活。網絡的不斷普及，使人們的日常生活發生了極大變化。尤其是年輕一代，微博、微信、QQ群等新媒體正成為他們溝通聯系、獲取信息的重要來源。新媒體成為黨和政府聯系群眾的橋梁紐帶，已不可逆轉。

1、新媒體的方便快捷，有利于快速組織動員群眾。

新媒體實現了聲音、文字、圖像的即時傳遞，其超時空傳播和資源共享的優勢，既給人們提供了各種最新的信息資料，又為我黨快速動員人民，傳遞黨和政府聲音提供了新的平臺和重要渠道。如汶川特大地震，震后十幾分鐘，災情信息就由新華社向全球播發，抗震救災新聞發布會每天召開，電臺、電視臺、互聯網24小時滾動直播抗災進展，中華民族在巨災面前萬眾一心、共克時艱的表現令世界動容。

2、新媒體的廣泛覆蓋，有利于正確實施輿論引導。

新媒體時代的到來，使各種信息通過各種渠道在社會上廣泛傳播，不同群體、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年齡都可以通過新媒體及時準確地獲得信息。在重大突發事件中，民間輿論常常在新媒體上迸發出強大力量，形成很高的關注度、號召力。充分利用新媒體，采取必要的抑惡揚善，弘揚主旋律、激發正能量，對輿論實施正確引導。

3、新媒體的信息集散，有利于占領思想文化陣地。

以網絡為代表的新媒體打破了以往信息交流中的地域限制，已經成為思想文化信息和社會輿論的集散地，這為黨的意識形態建設提供了豐富的信息資源，為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傳播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各級黨政機關在各大網站開辟專欄、設立論壇，傳播先進文化、先進思想，積極搶占這一輿論陣地，可以有效地抵制不良思想侵襲，避免外部敵對勢力和消極思想對群眾的誤導。

4、新媒體的公開透明，有利于接受人民群眾監督。新媒體的開放性和互動性，不僅使信息公開化、行政透明化，而且拓展了群眾的監督空間和渠道。現在，每個受眾都可以成為記者、編輯，可以進行現場連線和現場直播。信息的公開透明和全社會的集體監督，使黨政機關在用權謀事上必須更為謹言慎行，更加注重在法律規定范圍內開展工作，更加注重、尊重與維護群眾的權益。

二、新媒體對密切黨群關系的挑戰

1、新媒體發展迅猛，對黨員干部的思想覺悟形成挑戰。

有的黨員干部認為新媒體與傳統媒體的作用大同小異，做好黨群工作無需開辟新的路徑，沒必要費時間、花力氣去學習掌握，沒有必要給予更多的關注和建設；也有的仍把新媒體看做是馴服工具、傳聲筒，不去深入研究新媒體給黨群關系帶來的新情況、新問題。

有的黨員干部對網絡的交互性、開放性、民主性知之不深，只是被動盲目地接受，不能從海量信息中獲取關鍵有用的信息，對群眾參與公共事務和政治生活認識不夠，對網民提出的意見建議不能及時充分地回應，導致群眾產生意見甚至是偏激情緒，對待網絡信息簡單地刪、封、堵，甚至在發現不良信息時，置若罔聞、任其發展，缺乏警覺性和敏感性。

有的黨員干部在發生公共事件后不愿、不敢及時公開信息，給別有用心的人煽動群眾留下機會；不敢面對記者，導致流言遮蔽真相，正確的信息被堵塞；特別是在處置突發公共事件中，個別黨員干部對媒體隱瞞事實真相，致使簡單問題復雜化、局部問題全局化、一般問題政治化、國內問題國際化，嚴重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形象和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2、新媒體監督廣泛，對黨和政府的形象維護形成挑戰。

新媒體廣泛透明和資源共享的特點，使黨員干部公開透明地暴露于媒體和公眾監督之下，如果黨員干部能力不強、作風不實，就很容易失去形象和權威，難以有效地發揮新媒體教育引導群眾的作用。目前存在的問題有以下三方面：

一是作風轉變不力。經濟快速發展，在提高群眾物質生活水平的同時，也引發了如征地拆遷、環境污染、貪污腐敗等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人們很容易利用新媒體提供的交流平臺，尋求思想共鳴、宣泄不滿情緒。這就迫切需要黨員干部加強與群眾的溝通聯系，做好群眾教育疏導工作。但少數黨員干部意識不到新媒體的力量，不能與群眾平等交流，仍習慣于高高在上、我說你聽的說教，不僅降低了群眾對領導干部的信任，更嚴重影響了黨和政府的形象和權威。

二是工作方式落后。少數黨員干部不重視新媒體的建設與運用，黨群工作方式相對滯后，互動交流渠道不暢，常常出現與發展形勢、工作任務、群眾思想脫節的現象，這必然給黨的形象和威信帶來損害。

三是監督意識淡薄。新媒體傳播多元、廣泛，人們通過各種信息渠道了解、監督黨員干部及其親屬的舉動，借以衡量黨和政府的公信度。少數黨員干部漠視網絡聲音，導致群眾對黨和政府失去信任。

3、新媒體復雜多元，對黨的意識形態工作形成挑戰。

第一，主導地位遭受沖擊。新媒體既是信息傳播工具，更是一塊爭奪異常激烈的思想輿論陣地。西方發達國家借助經濟實力和網絡技術優勢，大肆傳播資產階級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勢必對我意識形態領域造成影響和沖擊，對我們黨一元化指導思想構成挑戰。

第二，信息真假難以辨別。新媒體傳播信息的多元復雜，使人們接受的信息量很大，這些信息有的是真實有效的，有的是虛假甚至是惡意的，更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利用新媒體，散布違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客觀事實的反動言論，給人民群眾的思想帶來混亂。

第三，控制能力有所削弱。新媒體傳播的虛擬性、隱蔽性和開放性使其信息的傳遞、交流具有很大的自由空間，人們不再僅僅聽從單方面的報道和闡釋，傳播的教育色彩被淡化，傳播的娛樂價值上升。所以，在各種信息傳播中，黨的意識形態工作要說服群眾，為民眾所接受，發揮其教育引導群眾的功能，其難度越來越大。

三、運用新媒體密切黨群關系的對策思考

各種新媒體迅速發展和在群眾中的廣泛普及，使群眾的權利意識和文化素質得到不斷提高，其對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的需求不斷增強，對黨政權力的公開透明、便民高效運行，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各級黨委政府和領導干部的日常活動都處在群眾的關注和監督之下。新媒體多向即時互動、去中心化耗散傳播和交互關注的問政、反腐，無不彰顯出新媒體在溝通和動員方面的強大威力，這就需要我們在當前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善于運用新媒體，進行學習教育、查擺問題、整改落實和建章立制。

1、積極應對，提高黨員干部對新媒體的認識

新媒體時代，“人人都是通訊社，個個都有麥克風”。網絡輿論雖不是主流的聲音，但它是整個社會的一個“晴雨表”。所以，如何做到對網絡輿論既重視，又不片面迎合，這是領導干部需要重視的一個問題。

第一，不害怕。長期以來我們習慣了傳統媒體的單向傳播、單向灌輸的模式，習慣了輿論環境的單純和“大一統”，而新興媒體的興起，使過去被動接受信息的受眾變成了今天的報道員和評論員，過去許多被沉默的聲音在今天也許會引起轟動，成為關注或焦點，這樣使得有些同志感到惶恐和害怕。其實我們要看到，這些問題都是人民群眾最關心、最關注的問題，民間表達總是需要渠道，所以領導干部應該要研究面對不同聲音的包容心態，同時也要征求人民群眾提出的各種意見和建議，主動打造交流的平臺，了解人民群眾的利益訴求，改進我們的工作。

第二，不輕信。我們常說網絡創造了眼球經濟，要吸引眼球，所以網絡輿論常常比較敏感化、情緒化，有時還帶有非理性色彩。網絡傳播的即時性也往往讓人不經仔細思考、深入分析就發表意見。領導干部要提升把握輿情焦點的洞察能力，從表面深入事情的本質和核心，要密切關注網絡輿情的變化，關注社會公眾的議論和關注的問題，主動進行提示，進行有效的引導。

第三，不逃避。應該說全面網絡時代的到來是不能改變的現實。我們只能順應潮流，爭取主動，才能在開放的輿論空間中樹立起主旋律的風向標。這就要求我們領導干部要樹立引導輿論的責任意識。一是在各種文化交流、交融、交換中要保持清醒的政治頭腦和立場。二是要掌握新媒體的使用方法；三是要主動運用新媒體，引導輿論，領導干部比普通群眾應該掌握更多的信息，我們要善于運用新媒體發揮官方的公信力和權威性，占領信息發布的制高點，及時為群眾解疑釋惑。

2、廣開渠道，利用新媒體密切聯系群眾

網絡是一種建立在現代科學技術基礎之上的這樣一種手段、一種平臺。領導干部應該經常上網傾聽群眾的呼聲。比如人民網的“觀點”，光明網的“光明觀察”，新華網的“言論”。領導干部還更要重視本單位、本地區自己的網絡，了解來自網絡上的批評建議，更好地改進自己的工作。

各級黨員干部要通過個人網站、論壇、博客，開辟“民聲通道”、“網上信訪”、“人民心聲”等欄目，拓展和暢通社情民意表達渠道，使人民群眾能夠真實表達所思、所憂、所怨、所盼，從中了解民情民意，匯集民心民智。針對重大新聞事件的前端征兆，在政府網上設置熱點問題在線調查，廣泛聽取網民心聲和訴求，對群眾提出的合理化建議和需求，層層跟蹤督辦，回訪落實情況，確保群眾反映的問題件件有著落，事事有回音。要利用新媒體提供的便捷條件，創新多種監督方式和手段，依靠公眾輿論力量規范黨員干部行為，增強拒腐防變能力。

政府網站建設是利用新媒體建立通道的重要措施。現在政府網站和官方媒體的網站建立很完善，但是應用得很差。政府網站運用的效果以及老百姓對它們的期待反差非常大，甚至群眾指出網站 “撂荒”。“撂荒”指重建設、輕管理、內容陳舊、對群眾吸引力不強。某些政府網站信息和服務的覆蓋面不夠，實用性程度比較低。有的政府網站，現在看到的還是多年前對網友的一條反饋，再往下就沒了。一些政府網站已經淪為了一種擺設，空有其殼，少有實質內容。各級政府官員要樹立起為人民服務的意識、為群眾服務的意識，把網絡、政府網站作為關心群眾疾苦、了解民意、解決問題的重要平臺和通道，努力做到來信、來電要給一個回復、給一個反饋，從而樹立起良好的形象。政府網站要真正活起來、運作起來，要和對各級政府的考核掛起鉤來。

政務微博是一個新生事物，近一兩年的時間發展非常快，爆發式的增長。政務微博的創辦應該說拉近了機關和老百姓的距離，成為黨和政府與網民之間的新的溝通和政民互動的新渠道，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從長遠發展來看，政務微博將會成為今后黨和政府聯系群眾的一個主渠道，也可以成為政府對于網民有效服務、有效互動的一種橋梁。但是也出現一些情況，在發展當中需要進一步完善。一份專業報告稱，當前的政務微博當中，80%患上了“癡呆癥”，既盲又聾，一直在自言自語，起不到和群眾溝通的作用。

3、完善制度，建立危機預防和應急機制

新媒體的開放性和隱匿性，使公眾輿論往往呈現出一定的盲目性和不確定性，甚至以偏激和非理性的謾罵與攻擊來表達觀點。如果我們不能有效管理網絡媒體，一旦遭遇重大事件就可能失語或失控，勢必對社會穩定帶來災難性影響。

首先，要建立溝通協調機制。新媒體的管理涉及宣傳、廣電、通信、公安、安全等多個部門。建立多部門溝通協調機制，在一定程度上能夠避免責任不明、效率不高、推諉扯皮等現象。因此，要整合新媒體管理的相關行政資源，形成黨委統一領導、統一部署、協調各方、共同管理的體制機制，改變“多頭管理、都管都不管”的情況。要嚴格落實誰主管誰負責和屬地管理的要求，建立權威、協調、高效、完整的管理責任鏈。各省市新聞網站、商業網站和公安網監要形成互動機制，定期召開聯席會議，通報各自掌握情況，在重大事件和敏感問題上，及時溝通，統一步調，形成合力。

其次，要建立信息監管體系。加強對互聯網輿論的監管和引導，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網絡監管機制，是規范網絡秩序、凈化網絡環境的重要保證。各省市要設立信息傳播研究中心，建立一支專業民意調查隊伍，負責對社會各類信息的監測、收集和研判，確保在第一時間報送事態發展情況。還要建設一支有影響力、有說服力、貼近網民、令人信服的網絡評論員隊伍，引導公眾輿論、宣傳黨和政府主張。各級領導應定期聽取輿情綜合分析報告，針對輿論熱點敏感問題，及時發布權威信息，正確引導媒體輿論，遇有重要輿情和敏感信息要隨時進行分析和處理。要通過立法規范、網絡實名等形式，建立完善監控舉報體系，大力消除不良信息流通。要會同公安有關部門，嚴厲打擊發布惡意信息和非法內容的個人和網站，公開進行宣傳報道，警示和引導公眾自覺遵守網絡道德，共同營造文明健康的精神家園。

第三，要建立應急處理機制。實踐證明，處置突發公共事件，正確引導輿論是一個關鍵；一旦輿論引導不當，就可能造成輿論危機，引發社會危機。因此，黨員干部在處置突發公共事件中，要把握好先機，第一時間搶占信息制高點，不給謠言和小道消息以傳播空間。要按照信息公開原則，采取新聞發布會、記者專訪、網上答記者問等形式，隨時與媒體記者保持密切聯系，及時、公開、透明地提供權威信息和解釋，形成媒體監督和群眾監督的合力；要采取協商對話、現場交流、溝通引導等形式，積極疏導公眾情緒，有針對性地化解社會矛盾，盡早贏得廣大公眾的諒解和信任。

習近平指出：領導干部要深刻認識新形勢下群眾工作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堅持馬克思主義群眾觀點和黨的群眾路線，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扎實做好聯系群眾、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服務群眾、團結群眾的工作，不斷提高群眾工作水平。

當今世界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化，不斷給執政黨做好群眾工作提出了新的課題和挑戰。新媒體技術以其獨特的方式介入到社會各個領域，成為政治、文化、社會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日益成為黨群溝通的有效渠道。必須高度重視這一時代特征，不斷深入研究新形勢下的群眾工作，黨的群眾路線才能真正落到實處、收到成效。

參考資料：

1、《新媒體與黨群關系研究》（黨政干部論壇）

2、《中央黨校地廳班談“新媒體時代黨的群眾工作”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3、徐寶義：《新時期中國共產黨運用新媒體密切黨群關系初探》

4、《走好群眾路線要善用新媒體》（求是理論網）

5、《中共中央辦公廳通訊*黨的群眾教育實踐活動專刊》（2013第9期）

第五篇：論新媒體時代政府形象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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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新媒體時代政府形象的塑造

名稱：論新媒體時代政府形象的塑造 文章整理：

上海代李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日期

2014 年

07 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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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新媒體時代政府形象的塑造

摘要：在媒介高度融合的全媒體傳播時代，政府形象塑造作為常態的溝通與傳播管理，使執政理念得以流通，讓百姓在知情的前提下參與社會管理。本文將重點討論在新媒體時代對政府形象的影響以及如何塑造政府形象。關鍵詞：新媒體

政府形象

塑造

近幾年來，隨著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數字新媒體的快速發展，政府執政環境也相應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新媒體是新的技術支撐體系下出現的媒體形態，鑒于當前網絡融合、媒介融合的發展態勢，從廣義的網絡層面說，新媒體也可以稱之為網絡媒體。而政府形象塑造與網絡媒體之間關系密切，從很大程度上來說，政府執政能力建設與形象塑造都受到新媒體的巨大挑戰。

一、新媒體在塑造政府形象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現代社會是一個信息社會、公眾社會，政府形象如何，對于社會穩定和發展，特別是在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發揮著重要作用，而媒體在這方面有不可替代的責任。現代社會的不斷進步，進一步凸現了公民社會的地位與作用，而公民社會的日顯重要與新聞媒介的社會參與及輿論監督是密不可分的。作為政治國家相對獨立的社會自治領域，現代意義上的公民社會在相當程度上通過報刊、廣播、電視等傳媒，以‘公眾輿論’的形式與代表政治國家的官方進行溝通、對話，進而實現公民社會與政治國家之間良性的互動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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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廣大公民享有充分發表自己意見和觀點的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可以對國家公職人員的職務行為進行評議和監督，對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包括領導干部）的腐敗現象進行揭露、譴責和控訴，因而公眾的輿論監督可以形成一種無形而又巨大的輿論壓力，督促國家機關切實履行其為公民服務、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承諾和職責，同時對有被濫用危險的公共權力進行有力的制約，對關涉國計民生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進行有效的監督。顯然，在這里，媒體作為具有一種特殊性質的社會公器，是一個輿論載體，而公民社會中的公眾，則是一個民間的輿論場，兩者共存于當下這個社會中，形成了特殊的公共部分。媒體通過自身的得天獨厚的輿論監督加大增進了公眾對媒體的介入和信任；反過來，公眾通過媒體的輿論監督，促進了現代公民社會的形成。這兩個輿論場的重合、互動，構成了現代社會健康文明發展的有效機制。新聞輿論監督通過公民社會的形成促進社會文明進步，新聞媒體已經成為建構公民社會的重要機制之一。而這種機制，在今天，已經通過媒體、網絡，包括手機短訊等領域，深入到社會，深入到千家萬戶，深入到人的思想、行為之中。

二、新媒體時代對政府形象的挑戰

自20世紀90年代互聯網引入我國以來，以互聯網和手機為主要載體的新媒體日益成為社會輿論集散地和放大器，不論是國內重大事件還是國際重大事件，都能馬上形成網上輿論。從2003年的“網絡輿論年”、2006年的“網絡暴力”到2008年的“網絡監督”，新媒體在輿論形成和傳播過程中已完成了從配角到主角的轉換，互聯網成為新聞輿論獨立源頭，網絡結合手機成為最強輿論載體。特別是由于我國正處于急劇的社會變革時期和矛盾凸顯期，作為社會矛盾和社會利益沖突表現形式的突發公共事件頻頻發生，互聯網作為一種便捷而有效的工具，與各類突發事件緊密聯系在一起，使中國正在成為世界上少有的輿論超強磁場。與此同時，新媒體輿論關注的議題正在向社會議題、政治議題快速轉化，新媒體輿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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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化、政治化、現實化趨勢越來越明顯。

（一）影響政治上的安定團結，危害意識形態安全

新媒體作為公共信息傳播技術平臺，很容易成為西方意識形態滲透和腐朽文化傳播的新渠道，思想交鋒和輿論斗爭的新陣地。近年來，境內外敵對勢力往往借助國內重大政治活動、公共突發事件、熱點問題等機會，不斷地肆意夸大和歪曲我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矛盾，煽動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不滿情緒，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破壞民族團結，挑動民族分裂，宣揚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企圖達到“西化”、“分化”中國的目的。比如在2008年的藏獨事件等，借助新媒體的意識形態斗爭具有很強的隱蔽性，很容易誤導不明真相的群眾，這一點尤其值得警惕。

（二）損害政府的權威性和公信力，容易造成信任危機

政府的權威性和公信力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礎。失去了公信力的政府無法得到公眾支持，也無法實現對經濟社會的有效治理，甚至難以為繼。我國正處于急劇的社會轉型時期，由于非物質文化總是滯后于物質文化的發展，技術的進步快于觀念和制度的變革，因而人們總是生活在不適應狀態中，極易滋生諸如浮躁、失衡、焦慮、空虛、郁悶、偏激等不良心態。如果這種新媒體時代政府所面臨的輿論挑戰及應對策略的心態得不到有效引導，往往會形成“仇官”、“仇富”等情緒化輿論，從政府及其官員身上找到“渲泄口”，而新媒體正好提供了這樣的條件。

（三）輿論引導的難度加大，輿論領域的秩序較為混亂

新媒體消解了國家對媒體的絕對控制以及傳統媒體對話語權的壟斷，使傳統的“把關人”作用弱化以致喪失，導致輿論的源頭不可控，傳播速度不可控，內容分散不可控，輿論容易放大不可控。由于傳統的輿論引導模式在新媒體環境下的失靈，而新的引導模式又未建立，聯系電話;0451-51806797 第 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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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輿論引導空白環節，輿論失范現象時有發生 ：比如社會輿論分散、網絡色情泛濫、隱私披露、謠言增多導致妖言惑眾、偏激和非理性、謾罵與攻擊、群體盲從與沖動、國外文

［3］輿論引導在一定程度上出現的失控、失范現象，造成了思想意化入侵等問題相繼出現。識領域的混亂，也給社會穩定帶來了巨大風險和隱患。

（四）網絡群體性事件頻發，危害公共管理秩序。

憑借手機短信、即時通訊工具、電子郵件、微博等載體，新媒體輿論已具備社會動員效應，“組織化”、“落地化”成為現實，網上虛擬社會和現實社會相互影響，特別是病毒式傳播的情緒輿論極具感染力和煽動性，能在短時間內形成較大聲勢，引發群體性、政治性突發事件。政府為了處理這些事件不得不耗費大量的行政資源，影響正常的公共管理秩序。此外，涉官、涉法、涉富的“人肉搜索”的濫用，導致諸如“網上審判”、“網上罷官”等極端個案的出現，干擾了社會秩序，影響了政府權力的正常行使。

三、政府運用新媒體塑造政府形象的對策

（一）建立健全政府的信息公開立法

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的目的在于保證公眾的知情權和監督權。進一步完善新聞發言人制度，是塑造政府形象的重要手段，同時也是滿足受眾知情權的必需。但如果沒有信息公開立法的保障，并不能必然使公眾擁有知情權和監督權。從全國范圍看，信息公開的法律保障方面還很不完善。但由于缺少統一的法律對有關問題進行明確和規范，許多所謂的政務公開和新聞發布只是停留于形式和表面。政府是信息公開的義務人，公眾是信息公開的權利者，但是如果沒有相應的法律制度來限制、保障，公眾的知情權也就無從談起。2003年的非典和2004年的禽流感事件都已經給我們敲響了警鐘：在現代社會，突發性事件越來越多，隱瞞公開信息必將造成更為嚴重的后果。因此必須保證突發信息在內的所有信息的自由、全面、聯系電話;0451-51806797 第 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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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地公開。

（二）引人并強化政府公關意識，創新政府對媒體的監管調控方式，營造相對寬松的媒介環境，促進媒介健康發展

當前正處在政府職能轉換的時期，政府由過去的大包大攬，轉向服務型政府。要由一個高高在上的權威性的政府到一個廉潔、高效、透明、親和的政府，這其中政府公關行為和公關意識的引人和強化至關重要。所謂政府公關，就是政府為了更好地管理社會事務，爭取公眾對政府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運用各種傳播手段，與社會公眾進行信息溝通的過程。政府公關意識的引入，也還意味著一種積極主動的意識和平等意識。避免隨便動用政府的行政命令，而是主動去掌握和適應新聞傳播規律，使自身具備主動利用新聞媒體的基礎。具體而言，就是不能用新聞宣傳來取代信息傳播，而是選取二者的交叉處人手，使宣傳更潛移默化。在公共信息傳播方面，與媒體形成良好的合作機制。

（三）推動新聞立法，將政府與傳媒的關系納人法制化軌道

構建政府與媒體的良性互動關系要依靠法制的力量。十七大報告指出，要進一步加強新聞輿論監督工作，同時在報告還首次寫入了公民的“表達權”。目前我國還沒有出臺《新聞法》，政府對傳媒的管理主要還是以行政手段為主，依據的主要是行業協會以及有關主管部門制定的相關規定。有的法規具有很強的時代性，已不適應今天的傳媒實踐，有的規定不具有強制性，形同虛設。如禁止有償新聞的規定。一方面，新聞媒介的報道權沒有得到充分的保障，另一方面，在多重利益的爭奪下，傳媒有失操守的現象也時有發生。因而加快新聞立法，保障新聞傳媒的權利，使傳媒在反映民清民意，代表公眾行使輿論監督權方面有法可依，同時也規范傳媒的操守，監督其行為，確保其作為政府與公眾之間溝通的平臺。

為此，對于新聞媒體在政府形象建構中的作用我們也必須有個清醒的認識。首先，新聞媒體在政府形象構建中并不居于主體位置，它只是對主體(政府)形象的傳播。對政府形象起 聯系電話;0451-51806797 第 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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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源性、基礎性制約的是政府的實際運轉。因此決不可能不顧及政府的實際運轉狀況，一味地去談論和追求政府的所謂良好形象。另外新聞媒體對政府形象的構建有時也可能起負面效應：一種情況是新聞媒體對政府形象大發脫離實際的、溢美之詞，導致公眾的反感；另一種情況是在政府形象建構中采取偏激或歪曲態度，導致公眾對政府的厭惡和排斥。故政府在利用媒體宣傳自身的同時還要加強自身建設，首先“做出個好形象來”。媒體在政府形象建構中，既要自覺維護，更要實事求是，要把自身利益與社會責任意識結合起來，真正的造福于社會，造福于人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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