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國碳交易價格形成機制的思考

我國碳交易價格形成機制的思考

摘要：隨著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啟動在即，理順碳價格形成機制、建立合理的市場秩序，對提高碳市場運行效率、實現減排效果具有重要意義。本文立足于試點碳市場價格形成情況，分析影響碳價格的主要因素及試點碳定價機制中所存在的問題，為全國碳市場時期碳價格形成機制建設提供建議。

關鍵詞：價格形成市場均衡供需關系管理方式

建立碳排放權交易體系是利用市場機制促進節能降碳、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舉措，作為碳單位的價值體現，碳價格能夠集中反映市場供需、減排成本等關鍵信息，是企業調整經營決策的重要參考指標，切實關系到碳市場的利益分配情況，同時也為政府主管部門設計、管理碳市場提供基礎。基于碳交易試點經驗，研究碳價格形成對更好地建立、管理我國碳市場具有較強現實意義。

一、試點碳價格形成過程

首先，試點碳交易主管部門制定的總量目標、配額分配規則是碳價格形成的起點。在“總量―交易”的市場機制下，當主管部門確定碳市場配額總量及年度下降目標后，配額分配規則將在較大程度上決定了配額初始價格和行業配額缺口。免費配額分配下，控排單位不承擔獲取初始配額的成本，配額價格主要基于二級市場的供需關系決定；而在引入有償配額分配后，控排單位通過拍賣等一級市場交易形成的價格也將對二級市場定價產生影響。

其次，控排單位獲取的配額進入二級市場形成交易價格（見圖1）。控排單位等市場參與者由于在配額價值評估、用途等方面認知不同，在市場信息掌握、分析能力等方面也存差異，使得不同市場參與者價格預期有差別，促使其發現潛在的交易對手、達成符合雙方意愿的交易；同時，各碳市場參與者之間的互動、交易等行為也對其他參與者下一步交易選擇產生影響，不斷調整其對市場實際情況的判斷，推動碳市場不斷趨于均衡狀態，形成相對有效的配額價格。此外，配額面臨著國家核證自愿減排量（即CCER）等具有較高同質性商品的競爭，CCER的市場準入量及交易成本將對配額市場定價會產生一定影響。圖1?點二級市場碳價格形成示意圖最后，碳市場的配額價格還將受到政策等市場外因素影響。政府“有形的手”往往具有行政強制性，在決策過程透明度相對較低的情況下，市場難以對政策調整方向形成準確預期，若政策調整力度較大，抗風險能力差的參與者可能承受嚴重虧損。為降低政策風險的影響，碳市場參與者可能選擇更為謹慎的交易策略，不會主動尋求交易，進而影響市場流動性與均衡價格。在政策變動明確后，碳市場參與者會根據新的政策框架調整碳資產配置與配額價格預期，并盡快達到新的市場均衡。

二、試點碳定價主要影響因素

（一）市場供需

碳市場供需關系是決定配額價值的最根本因素，也是造成試點間價格存在較大差異的主要原因。配額分配、CCER簽發等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總供給量，前者主要由政府部門確定，后者則還取決于企業開發CCER項目的情況。在試點普遍對CCER準入進行限制后，配額分配是碳單位供給的主要來源，其規則不僅影響控排單位的配額缺口，也關系到獲取配額的初始成本；值得注意的是，有償分配的定價規則對二級市場價格具有重要影響。此外，配額存續政策時間維度上對配額價值進行了限定，也將對年度配額供給具有顯著影響。

在市場需求方面，控排單位履約是碳市場需求側最重要的支撐力量，存在配額缺口的控排單位需要通過有償競價或二級市場購買碳單位等方式滿足履約要求，其配額缺口除與配額分配規則等機制設計因素有關，也受宏觀經濟、行業發展、年度經營活動等因素影響。同時，以獲利為目的策略交易、碳金融等創新性業務也對配額等碳單位產生新需求，促使碳市場需求進一步多樣化。

（二）減排成本

控排單位減排成本是碳價格形成的重要影響因素。控排單位是初始配額最主要的獲取方及市場交易的重要參與者，其交易策略的選擇依賴于對減排成本的評估，當市場碳價格高于采取減排措施所付出的成本，企業很可能通過自身減排的方式完成履約，或將盈余配額通過市場變現，以獲取相應的經濟收益；而當碳價格較低時，企業面臨的碳約束條件不足以促使其采取減排措施，通過市場交易完成履約是較優選擇。

（三）能源價格變動

能源利用與消費是碳排放產生的重要因素，關系到企業碳交易策略。一方面，當生產所消耗的主要能源價格上升時，企業生產單位產品的成本將提高，市場均衡狀態下企業產品供給將下調，碳排放量隨之降低，對碳單位的需求下降。另一方面，能源消費也將使企業承擔由此產生的碳成本，能源成本結構進一步復雜，能源與碳排放價格變動方向與幅度將使該成本處于浮動狀態，進而影響控排單位交易選擇與價格預期。

（四）市場管理

政府部門所采取的碳市場管理方式對市場價格具有明顯影響。一方面，碳市場監管政策制定與調整直接關系到準入門檻、交易方式等方面的規則穩定性，政策連續、權責匹配的監管體制既能夠維護市場秩序、促進形成穩定的市場預期；反之將提高碳市場政策風險。另一方面，政府部門可建立配額調節機制用于調節市場供需和價格，增強對市場特殊情況的處置能力，如配額回購制度等，將對市場既有秩序產生一定沖擊。

（五）市場情緒

市場情緒是影響碳市場交易秩序的潛在因素。相對于控排企業等參與者，機構投資者在交易專業性、信息獲取與分析等方面具有優勢，操作規模往往較大，能夠對市場產生引導作用，甚至促使其他投資者選擇預期相同的市場策略，可能導致市場在短期內發生較劇烈的波動，打破原有的市場均衡，促進形成新的均衡價格。

（六）控排單位入市意愿

作為碳市場配額最主要的持有者，控排單位參與碳交易的態度將在極大程度上決定二級市場實際流通的配額數量，從而對市場活躍度、價格形成效率等產生影響。

三、試點碳定價機制運行情況

試點階段，碳市場交易品種主要為地方配額和中國核證自愿減排量（CCER）等現貨產品，部分試點嘗試推出了碳遠期等衍生交易。截至2016年6月末，七個試點碳市場排放配額交易量共計8905萬噸，交易額超過20.9億元；其中公開交易5486萬噸，交易額約14.5億元；協議交易3418萬噸，交易額6.4億元（見圖2和圖3）。其中，湖北、廣東、深圳的交易量列全國七個試點前列，占交易總量的70%；湖北、深圳和北京的交易額相對較高，約為試點碳市場總交易額的80%。圖2試點省市交易量圖3試點省市交易額受配額分配等因素影響，試點碳市場配額公開交易價格存在著明顯差異（見圖4）。北京、深圳配額均價較高，分別為55.5元/噸、50.6元/噸；其余試點配額均價普遍較低，僅維持在20元/噸左右，湖北、重慶、廣東、天津、上海碳市場均價分別為23.7元/噸、23.3元/噸、19.3元/噸、18.3元/噸與17.5元/噸。圖4試點碳配額公開交易價格（單位：元/噸）同時，碳交易試點間配額價格穩定性具有顯著差異。從價格波動幅度的角度看，可總體將其價格走勢區分為量價穩定、震蕩下行與交易規模過低三類：

（一）量價穩定

該類型主要指具有一定交易規模且配額價格總體保持穩定的試點碳市場。湖北、北京試點碳市場較符合該特征，交易規模均突破億元大關，其中湖北更是交易規模最大的試點碳市場；同時，活躍交易日較多，具有一定的市場流動性，對價格信號傳遞效率起到支撐作用。

截至2016年6月末，湖北、北京兩試點市場價格運行總體保持平穩，湖北試點月度均價波動范圍為16.1至26.3元/噸，標準差僅為2.4元/噸；北京試點月度均價波動范圍雖擴大為35.7至69.9元/噸，但標準差也僅為7.3元/噸，與其50.6元/噸均價相比仍較低。月度價格離散度程度較低反映出兩市場月度價格波動有限、穩定性較高，市場參與者對均價的支?瘟Χ冉锨俊?

（二）震蕩下行

該類型主要指具有一定交易規模且配額價格波動下行的試點碳市場。廣東、深圳、上海碳市場屬于此范疇，這三個碳市場交易額也均超過億元，交易活躍度也較高，其價格總體呈現波動下滑的態勢，市場需求不足，價格缺少支撐。

具體而言，深圳月度波動范圍為29.1至83.5元/噸，標準差為17.1元/噸；上海月度價格波動范圍為4.72至40.1元/噸，標準差為11.9元/噸；廣東碳市場月度價格波動范圍為12.1至67.9元/噸，標準差為18.1元/噸。三試點標準差與其整體均價（截至2016年6月末）的比值相對較高，分別達到了30%、68%與94%，體現出三年來其價格走勢波動的劇烈程度，市場預期并不穩定。值得注意的是，廣東是我國唯一將配額有償發放制度化的碳交易試點，其二級市場公開交易的大幅變動與配額拍賣規則調整有密切關系。

（三）交易規模過小

該類型主要指具有交易量過小、活躍度極低的試點碳市場。重慶、天津碳市場屬于此列，兩市場配額公開總交易額不足2000萬元，交易量不足100萬噸，活躍交易天數較少，配額流動性較差。該特點在重慶碳市場體現尤為明顯，截至2016年6月末，其活躍交易天數僅有29天，流通配額量過低導致單筆小額交易對市場價格具有巨大影響，操縱價格的難度較低；同時，由于參與者尋找交易對手的成本較高，配額市場交換并不充分，直接影響到市場定價功能的發揮，也關系到其價格的真實性。

四、問題與建議

（一）試點碳定價存在的問題

1.市場供需失衡特征凸顯。試點碳市場價格持續暴跌、流動性較低等情況反映出市場供需失衡的現狀。在啟動階段，控排單位對碳交易規則缺少清晰的認知，難以預判配額盈余數、價格等事項，參與交易意愿較低，配額入市量較小；然而，隨著產能過剩加劇、CCER供給放量以及參與者對規則理解的不斷深入，碳單位入市規模顯著擴大，需求卻逐步降低，市場基本面轉向供過于求，配額價格不斷下滑、回調幅度有限。

2.市場管理政策不連續。部分試點政策調整幅度較大，碳市場管理方式和交易規則處于持續變動的狀態，政策風險較高，市場參與者顧及該類風險而選擇相對保守、甚至回避交易的市場態度，對碳市場流動性產生負面影響，不利于市場發現真實的碳價格；同時，政策調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市場機制在定價方面的效率與地位，擠壓市場機制發揮資源配置作用及優化市場流通的空間。

3.市場調節手段單一。試點碳交易主管部門配額調節方式具有較強行政特征，如修改配額分配辦法、調整拍賣機制、設置CCER準入門檻等，對市場秩序的影響明顯。其雖可能能夠在短期內取得政策效果，卻可能以犧牲市場參與者利益及長期市場信心為代價：考慮到政府部門決策過程透明度較低，市場難以判斷其介入市場的時機、方式等，很難提前應對。

4.監管部門權責劃分不清。試點階段，除作為國家碳交易主管部門的國家發展改革委外，證監會等市場監管部門、財政部等相關部門均可根據機構職能對碳市場實施專項監管，市場監管呈現“政出多門”的現象，導致碳市場參與者陷入無所適從的境地。舉例來說，證監會曾依據《國務院關于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切實防范金融風險的決定》（國發[2011]38號）、《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的實施意見》（國辦發[2012]37號）對試點交易機構進行檢查，明確要求交易機構整改連續交易等規則，改變市場價格形成的邏輯，提高了政策風險。

5.控排單位參與意愿較低。控排單位主要以完成履約為主要目的，售出盈余配額以獲取經濟利益的動力并不大，普遍對入市持觀望、保守的態度，導致多數試點流通盤過小、交易成本提升，不利于形成真實有效的碳價格。這一方面是由于碳交易收益對其傳統經營成本利潤結構的影響比較有限，在碳交易事務方面投入資源收益不明顯；另一方面，多數控排單位開展碳交易的內部審批流程復雜，交易收益與人員績效不掛鉤，無法激發其管理人員的主動性。

（二）相關建議

1.從嚴配額分配。配額分配是決定碳市場供需與價格的關鍵因素，應在市場啟動初期即力爭采取基準線法等相對嚴格的分配方法，避免走“配額前期過剩、后期緩慢消化”的老路，減輕再平衡碳市場供需關系的壓力；同時，主管部門對CCER簽發數量、頻次應加以控制，協調配額與CCER的關系，維持合理的碳單位供給量，提振市場流動性，提高價格形成效率。

2.推進碳交易制度化建設。健全的碳價格形成機制依賴于完善、高效的制度建設與保障。一方面，主管部門在確立碳交易政策體系后，應確保配額分配等關鍵政策連續、穩定，并逐步以法律手段增強保障力度，給予市場相對明確的政策預期；另一方面，主管部門可加強與市場監管部門等相關監管部門的溝通，協調市場監管方面的爭議，確立各部門管理范圍與職能，為監管體系的實施提供制度基礎。

3.厘清政府與市場邊界，優化市場調節模式。明晰政府與市場責權劃分是充分發揮市場定價功能的前提。在政策制定過程中，應確定政府部門市場管理權限、措施等，需界定市場緊急狀況及政府介入的標準，要求事后評估行政措施對市場秩序的影響；其余領域的管理工作應主要由市場主體完成，給予其充分市場空間與靈活性。在此情況下，市場調節機制的設計需立足于市場：一方面，政府在減少行政干預的同時，可通過建立信用管理體系、自律性行業協會等方式引導市場主體積極參與到市場管理工作中，發揮其自我管理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可考慮建立市場平準基金作為平衡碳單位供需的政策工具，以市場化的方式抑制由投機沖動等帶來的劇烈市場波動，為市場提供必要的流動性，將碳價格穩定在合理范疇。

4.加速碳交易相關服務業發展。政府應進一步推動碳資?a管理等碳交易專業服務業的發展，培育一批具有較高水平的專業服務機構，為其開展配額托管、資產管理、金融創新等業務提供政策規范，強化其服務控排單位等市場主體的能力，既可緩解控排單位碳單位閑置的困境，也將使碳市場逐步從以控排單位為主轉向機構投資者為主，提高市場流動性與專業化水平，提高價格信號傳遞效率。

5.豐富市場主體與交易模式。真實、有效的碳價格依賴于足夠多的市場交易行為，通過市場參與者不斷的互動來達到均衡價格，這就要求碳市場既需要擁有數量眾多、預期有別的參與者，以促進交易機會的形成。因此，碳市場在不斷拓展市場覆蓋行業的同時，也需要適當放寬市場準入門檻，使參與者類型與背景逐步多元化，促進出現差異化的市場預期。同時，為豐富市場主體交易選擇，主管部門可考慮在市場成熟的條件下推出遠期、期貨等交易方式，為投資機構、金融中介機構等專業機構入市提供基礎，并建立即期價格與遠期價格的聯動關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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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如何形成素質教育機制（精選）

如何形成素質教育機制？形成素質教育的機制涉及很多方面，有教育思想的問題，有學校領導班子建設的問題，還有教師隊伍建設、教材建設等方面的問題，但是最重要的是要建立素質教育的評價制度。當然我們希望高考改革能夠有所突破。但現在加過頭來想，高考無論怎么改，也不能從根本上滿足素質教育的要求。高考的目的就是要把少數人從多數人中選拔出來，怎么能滿足素質教育的要求呢？我們必須從現在起建立素質教育自身的評價制度。如果“九五”期間在評價制度方面不能有一個突破的話，素質教育的運行機制就很難建立起來。可喜的是，現在一些地方開始重視在基礎教育階段按素質教育的要求建立新的評價制度。這里介紹兩個比較好的經驗。一個是上海的南市區（1996年2月26日《解放日報》報道過）。南市區全面衡量辦學水平，用素質教育取代“應試教育”,學生負擔減輕，全面發展。南市區的經驗是建立辦學水平評估的體系，把辦學水平評價指標分為三個板塊：第一個板塊是教育教學的常規管理；第二個板塊是重點工作的完成率；第三個板塊是辦學特色。評估指標體系總值是100分。教育教學常規占63分,這里面包括教育方針、教育法規和素質教育的要求。在這63分里面,智育只占10分。德育、體育、勞動教育、美育分別占8分，共32分，其他21分。重點工作的完成情況占30分。辦學特色占7分。辦學指標體系的權重旨在改變德、體、美、勞的薄弱地位，引導學校的工作向全面貫徹教育方針、全面提高教育質量和實行素質教育的方向發展。他們還有一整套做法：自評與考評相結合，以自評為主；審定與認定相結合，以審定為主；考評與指導相結合，以指導為主；督導室與有關和室相結合，以督導為主；辦學水平評估與常政負責人實績考核相結合，以辦學水平評估為主。我不是要求大家套用他們的具體做法，而是認為他們在評價制度上的改革是很有意義的，改革方向是正確的。還有一個典型是湖南汨羅市,《人民教育》1996年第2期全面介紹了汨羅的經驗。汨羅的評價制度也是有突破的。它不僅僅用素質教育標準評價學校教育工作，也用素質教育標準來評價黨政干部抓教育的政績。汨羅市委組織部、汨羅市教育局和汨羅市人民政府督導室三家聯合發文，文件分這么幾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教育地位；第二部是教育投放；第三部分是辦學條件；第四部分是鞏固“普九”；第五部分是農、科、教結合。教育地位18分。其中要求每委度要討論一次教育問題，每次討論解決了實際問題記4分,全面推進素質教育記3分，鄉鎮將教育工作納入了干部崗位責任制的目標管理記2分，健全了黨政干部聯系學校的制度記1分，對有突出貢獻的教職工予以表彰獎勵記2分，開展尊師重教活動記2分,有《教育法》的實施細則，廣大干部群眾維護了教師的合法權益和正常的教育秩序記3分，建立了教育專項文書檔案記1分。他們把教育的地位分成多個子項，并規定了每個子項的分值，這樣就使教育的地位落到了實處。然后是教育投入占32分。辦學條件是20分，鞏固“普九”是20分，農、科、教結合是10分。上海南市區和湖南汨羅市的改革實驗，應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第三篇：大學生職業化形成機制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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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第44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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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論 界 2011 第 1 期

□

葉志雁

大學生職業化形成機制初探

一、職業化的概念以及內涵

在介紹職業化的概念之前，筆者想有必要介紹與職業

化相關的兩個概念：職業和職業生涯。職業（Occupation）是指參與社會分工，利用專門的知識和技能，為社會創造 物質和精神財富，以取得合理的報酬，滿足自己的物質和 精神需求的工作。社會分工是職業分類的主要依據，分工 的每一個環節上，勞動者所具備的知識或技能、勞動工具

以及勞動對象存在著很大的區別，決定職業的不同。職業 生涯（Caree）r 是指與一個人職業相關的行為和動作，職業 的變遷以及相關的價值和態度、愿景等經歷的動態過程。職業生涯無所謂成功與失敗，只存在內容的不同。職業化

（Professionalization），從英文的表述來看，職業化是一種過 程，是指員工在知識、技能、觀念、思維、態度和心理上 逐步符合職業素養和規范，成為卓越員工的動態過程。職

業化內涵包括職業化素質、職業化行為規范、職業化行為

三個方面。職業化不僅強調工作的知識和技能，更主要地 是對工作的態度和價值認同感。一個職業化程度高的員工，他必將成為一個卓越的員工；一個團隊的職業化程度高的 企業，它必將成為基業長青、永續發展的企業。后經濟危 機時代，傳統的國際資本拉動加低勞動成本的企業發展模 式已不能滿足中國經濟發展的需要，國際分工越來越精細 化，中國企業要實現從產業鏈低端向產業鏈高端發展，職 業化人才才是實現這一過程的重要資源，也是企業在國際 化競爭中獲得核心競爭力的重要保證

。大學生作為企業人

力資源的主要供給面，其職業化程度的高低直接決定了我 國企業在國際競爭中的成敗，以及中國經濟的成功轉型。

傳統的以規模促發展的高校教育模式已遠遠落后于經濟發 展對人才的需求，提高人才培養的質量，使之與經濟發展和 企業需求相符合，對大學生進行職業化教育應該成為大學教

育的主要內容，也是解決現在大學生就業難的一個關鍵措施。

二、職業化對大學生就業的影響

根據國家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的統計數據顯示：2008

年我國就業人口是559萬人，2009年為611萬人，2010年為

630萬人。到2011年，大學層次的畢業生數量將達到最高點，約為758萬人，從這些數字可以看出我國就業人口呈現出規

模大、增長快的特點。雖然政府和相關部分在解決畢業生就

業問題上出臺了一些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畢業生的就業壓力，但是我國社會仍處于轉型期，各種體制不是很健

全，這就導致了畢業生就業壓力大的現象在很長時期內是不

會消除的。目前企業選擇人才的八個標準是：（1）有強烈的進取心和責任感

。（2）有較好的組織才能。（3）有較強的分析能力

。（4）有較強的表達和交流能力。（5）富有創

造性。（6）有很好的團隊精神。（7）具有真正的人格。

（8）善于學習。顯然學校的傳統教育已經遠遠不能滿足企業的需求。大學生就業難的現實情況和企業用人標準的提高引

發了社會對大學生職業化問題的關注。大學生的職業素養、職業化行為規范和職業化行為不斷提升，有助于增強大學生的社會適應力、競爭力和合作力。

三、大學生職業化形成機制

1．做好職業生涯規劃。職業生涯規劃是指個人和社會

相結合，對自己的個性、愛好、興趣、特長和經歷的優勢和

不足等各方面進行分析和權衡，結合社會環境存在的機會和

威脅，根據自己的職業傾向，確定自己未來的職業奮斗目

標，并為這一目標作出明確和清晰地規劃，是自己將來就業

（遼寧大學 哲學與公共管理學院，遼寧 沈陽 110036）

摘要：后經濟危機時代是中國產業結構調整、轉型的關鍵時期，也是中國企業走向全球的重要戰略機會期，依靠低勞動成本的人才觀已經不能適應企業的發展需要，國家發改委預計在2010年到2015年，中國的這種人力

資源優勢將會喪失，大學生作為人力資源的主要供給面，具有一定的科技文化知識，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文化、社會、精神的建設者，其職業化素質的形成直接關系到我國企業在國際化的競爭中的成敗，也關系到國

家未來發展

。本文就大學生職業化素質形成機制方面進行探索，以期為大學生在培養自己的職業化素質提供一

些建議。

關鍵詞：大學生；職業化；職業生涯規劃

〔中圖分類號〕 G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3－6547（2011）01－0208－02 基金項目：本文為遼寧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課題

“當代大學生心理素質教育研究

（課題號：

2010lslktjyx－79）

”

研究成果之一。

［收稿日期］

2010－11－11

［作者簡介］ 葉志雁（1973－），男，遼寧沈陽人，遼寧大學哲學與公共管理學院黨總支副書記兼副院長。

【教育求索】

208·

總第44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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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第 1 期理 論 界

和職位晉升關鍵的一個環節。

職業生涯規劃應該從大學一年

級開始。在大學一年級的時候要對自己的個性、特長、興趣

有所了解，只有對自己的充分認識才能發現自己感興趣的職

業所在；大學二年級應該通過收集信息，結合對自己的分析

找到自己感興趣的職業；大學三年級應該在知識、技能、和

所要求的職業素養方面提升自己，為將來的職業生涯做好儲

備

。大學四年級應該做好自己從學生向職業人的角色轉變，因為完美轉變才是職業生涯好的開始。作為當代大學生應該

充分認識到職業生涯規劃的重大意義

。職業生涯規劃將伴隨

我們一生，擁有完美的職業生涯規劃才能擁有完美的人生。

2．增強職業意識。中國很多的高中生認為，自己考上

大學后自己的學習任務已經完成了，自己在大學里的任務就

是充分享受生活

。曾有一項統計數據顯示：中國70％～80％的大學生對自己的未來沒有一個清晰地職業規化，職業意識

不強

。大學生把考上大學作為自己的人生目標，卻很少認為

考上大學是為自己的競爭贏得一個更高的平臺，目的是更好的工作。中國社會調查所最近一次的調查數據顯示：中國大

學生中75％的學生認為就業難的壓力主要來源于社會；50％的學生對畢業后的前途感到迷茫；41．7％的學生表示對畢業

后的就業問題沒有考慮太多；只有8．3％的同學對未來的就

業有明確的方向和清晰地規劃。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我國絕

大多數大學生的就業導向的職業意識不強，有待提高。培養

以就業為導向的職業意識就是要為自己的未來找到一個明確的目標，并對這個目標作出一個清晰地規劃。如我想成為一

個什么樣的人？我未來想從事什么職業？自己的優勢和劣勢

是什么？未來的就業環境存在著那些機會和威脅？等等，最

重要的是要分析自己的個性、興趣、價值觀等是否與未來的職業所要求的意識相符合，如果不想符，就應該在這些方面

有所改變。

3．增強自己的職業品德、職業責任感和職業態度。職

業品德、職業責任感和職業態度是大學生職業化素養的主要

內容。大量數據表明大學生在這些方面存在很大不足。缺乏

獨立性、好出風頭、吃苦耐勞的精神差、團隊意識不強，缺

乏責任感等都是很多用人單位拒絕招聘應屆大學畢業生的理

由。現在很多80后成為就業市場的主體，這些人大多數都是

獨生子女，在獨立性、責任感、合作性和與人分享方面表現

比較差。因此，大學生在大學的生活和學習中應該有意識的培養自己的獨立性，學會感恩，學會與人分享并勇于承擔責

任，積極歸因，善于從自己身上找原因，改善自己的不足。

4．參加社會實踐，提升職業化技能。走出教室，把自

己學習的理論知識與實踐想結合，一是能學以致用，二是能

在實踐中去豐富自己的知識。現在高校的教育還是以傳統的“以老師教，學生學”的填鴨式教育為主，學生和老師的互

動較少，學生進行社會實踐的機會不多，大多數學生畢業時

雖然擁有很強的理論功底，動手能力卻很差，職業技能不是

很強，用人單位需要花費很大的培訓成本來彌補這一大學教

育的不足，很對企業面對高昂的成本時，進而對應屆大學畢

業生望而卻步。

高校應該與企業廣泛建立起合作關系，定期

把大學生送到企業進行實習，培養提高大學生的職業化技

能。

學生自己也應該努力尋找實踐機會，不斷地完善自己，豐富自己的閱歷，了解社會就業環境。

5．營造積極向上的校園文化。

積極向上校園文化的營

造需要從校園物質文化和校園精神文化建設下手。校園文化

對學生有教育、導向和輻射作用，積極地校園文化能夠培養

學生良好的人格修養和職業操守

。充分利用校園的文化基礎

設施，加強校廣播臺、海報欄能文化宣傳陣地的建設和管

理，廣泛的開展學生社團文化活動、報告會、辯論會、文藝

活動等，豐富學生的課余生活，為學生的成長營造一個活

潑、輕松地氛圍。良好的校園文化還包括良好的學風和校

風、和諧的人際關系、濃厚的和自由的學術研究氛圍、積極

地生活方式、多元文化的交融以及正確的價值取向等，這一

系列的積極向上的校園文化環境對于健全學生的人格、培養

學生服務社會、服務人民的價值觀、形成良好的職業化素養

和職業化行為操守起到了渲染作用。

6．完善師資隊伍建設。大學教師是知識和技能，以及

價值觀的傳播者，是人類靈魂的導師。對學生世界觀、人生

觀、價值觀的形成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大學教師自身素質的高低決定了所培養出來學生質量的優劣。在筆者認為，應

該對大學教師性質進行細化，區別學術研究型和職業導向性

教師，職業導向性的大學教師因以培養學生的職業化作為自

己工作的重點，像國內的工商管理碩士、工程碩士、公共管

理碩士等都是這種以職業為導向的培養方式，大學可以嘗試

將這種教育模式推廣到大學本科教育和研究生層次的教育上

來，破除傳統的職業教育只能在專科和高職類教育中才能進

行的觀念，擴大職業教育的覆蓋面。

四、結語

中國是一個人力資源供給量最大的國家，同時也是一個

高層次人才供給極度缺乏的國家。從國家宏觀方面來講，大

學生的職業化有助于我國人才需求結構的完善，緩解結構性

失業的問題，成功實現產業結構的轉型。從企業的微觀方面

講，大學生的職業化有助于解決企業招人難，招聘和培訓成本高昂的問題，獲得具有高潛力的員工；從大學生的自身來

講，職業化有助于大學生找到適合自己發展的職業，獲得完

美的職業生涯。總之，未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需要高職業化的人才，職業化的素質培養應該從大學時代開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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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邱 楓

【教育求索】

209

第四篇：完善我國碳交易定價機制的研究論文

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產業結構調整是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重大課題。要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的增長，就要求我們必須在保持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同時，采取有效措施，降低能源的使用和減少污染物的排放。我國目前正處于快速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時期，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勢必帶來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長。在能源、資源短缺、環境惡化的嚴峻現實面前，發展低碳經濟是必然之選，但發展低碳經濟又不能以犧牲經濟發展速度為代價，我們應權衡各方面的利弊，努力實現低碳排放與經濟發展的雙贏。當前，為了防止全球變暖，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歐盟國家已經啟動實施碳排放交易機制，而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等發達國家也都決定在未來幾年內建立和實施本國的碳排放交易機制，并將此作為有效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核心舉措。我國作為發展中大國，在保護環境和促進世界和諧發展方面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此，我國政府應抓緊調研國外的溫室氣體排放交易機制，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溫室氣體排放交易機制，切實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有效控制企業溫室氣體排放。

一、我國碳交易定價機制運行的現狀

我國是 CDM 一級市場的主要供應商之一。根據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網站數據，截至 2012 年 5 月 4 日，全球有4165個CDM項目共獲得 927，829，927 噸 CERs簽發。其中我國已有 788 個 CDM 項目共獲得 552，968，041 噸 CERs 簽發，排在所有東道國的首位，占東道國 CDM 項目簽發總量的 59、67%。

可以看出，作為 CDM 碳交易市場的賣方，中國的獲準簽發量在全球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中國的碳市場增長迅速，在中國經濟發展高能源消耗強度的背景下，碳減排潛力巨大。中國已然成為世界 CERs 的最大供應國，在 CDM 方面的貢獻為發達國家履行其第一期承諾的減排義務大大降低了成本。

根據世界銀行發布的全球碳市場發展及趨勢報告，2008年以前，CDM 市場的成交量和成交額均呈穩步提升趨勢，CER價格也不斷上漲，歐洲市場交易價格維持在 15—20 歐元 /噸，而我國企業的 CER 售價僅為 8—12 歐元 / 噸，遠遠低于歐洲市場交易價格。

而 2008 年之后，受金融危機影響，CDM 市場也進入蕭條期。據 2011 年南非德班舉行的氣候大會消息顯示，碳市場交易價格出現大幅度回落，其中 CDM 項目價格甚至出現了“腰斬”，跌至 6 歐元/噸的歷史低點，我國碳市場相關企業的利潤更是被大幅侵蝕。

近些年來，我國積極構建完善碳金融交易平臺，相繼在北京、天津、上海、杭州等地設立了 10 家碳金融交易所，這些交易所在當前仍處于萌芽階段。我國主要的碳金融交易主要通過 CDM 機制，依托歐美國家的交易平臺，在交易方式、價格、程序和手續等方面均需要遵守其制定的規則，對于外國機構設定的較低的碳交易價格也缺乏談判的能力。由于我國是發展中國家，根據 CDM 機制的設計，我國企業在碳交易市場中處于賣方地位，而國內參與 CDM 機制的企業由于缺乏全球碳市場的供求信息及相關交易價格，導致其不能掌握交易價格的控制權，只能接受買方提出的價格。此外，碳市場的相關交易政策主要由歐美的交易所制定，其較差的穩定性和國際環境的變化都會給我企業帶來較大的風險。

二、我國碳交易定價機制存在的主要問題

雖然我國已經成為了市場上最大的 CER 供應國，但碳交易的定價權則完全掌握在歐美的手中。具體來說，我國碳交易定價機制存在如下問題：

（一）我國碳交易的價格談判能力弱

首先，我國的 CDM 項目主要都是“雙邊項目”，這些項目一般都是由中介商搭橋，買賣雙方進行共同項目開發，賣方不用承擔風險及各項開發費用，而一旦項目出現問題致使其減排量沒能得到簽發，項目賣方也不用承擔損失，這就造成了我國碳交易賣方的“低風險”，進而產生了其“低利潤”和議價能力的缺失。

其次，當前主要的碳交易市場在國外，相關標準也有國外來制定。我國的碳市場供應和“來料加工”相似，碳產品在被外國買家購買后，經過審批、注冊、簽發，包裝成 CER 產品之后，就可以用較高的溢價在交易所出售。例如，2009 年 6月，中國賣給歐洲買家的核證減排量現貨價格為 11 歐元/噸左右，而同樣的歐盟配額 2014 年 12 月到期的期貨價格高達 19 歐元/噸。

再次，碳減排價格、付款條件及范圍，成本收益的核實、相關法律等減排量認證工作非常復雜且相關文件都用英文表述，國內碳供應商的相關負責人一般缺乏能力申請 CDM 項目的能力。

此外，我國碳交易專業服務機構還需要進一步發展。CDM項目的審批及 CER 簽發過程非常復雜，一般都需要相關專業服務機構的協助，而國內恰恰在這方面服務的發展有所欠缺，對碳金融中介服務公司的資質和行為規范缺少明文引導及規范。

（二）我國CDM項目的交易成本較高

與普通的項目相比，CDM 項目經歷的審批程序極為復雜，這直接造成大多數 CDM 項目呈現出開發周期長、項目險大，提升了 CDM 項目的交易成本。

造成 CDM 項目交易成本

居高不下的主要風險因素可歸結于以下幾點：（1）項目建設、交付及融資風險。項目能否建設完成并投產、能不能產生預期的收益率直接關系到 CDM 項目的申請能否成功。（2）項目監測、核實風險。

在項目正常運轉的階段，一般會面臨著監測及碳減排量核實的風險，關系到項目是否能批復及順利融資。由于 CDM 項目一般要經歷三道審批程序，需要國內審批、EB 注冊、DOE 核證簽發之后，還要通過認證才能獲得核證減排單位。根據以前的歷史經驗，碳減排技術的發展并不穩定，相關國家的政策意圖也會經常變化，這無疑對以“雙邊項目”為主的我國 CDM 市場發展造成極大的風險。

（三）我國碳交易平臺呈地方割據的態勢

近些年來，我國的北京、天津、上海、武漢、杭州等地紛紛成立了碳排放權交易所，其中正式掛牌的交易所就接近10家，北京、天津和上海的交易所以初具規模。此外，還有近10家交易機構則積極籌劃設立碳排放權交易所，交易平臺呈現地方割據態勢。由于我國還不要求強制性減排，未出臺強制性減排法規，所以大多數交易所掛牌的項目并不多，成交量也極小，地區分割更是使得統一的碳交易平臺難以推出，致使碳期貨交易的價格功能大大受損。

碳排放權交易應該有一定的規模和要求，這樣才能刺激交易。市場規模越小，固定成本就越難以被分攤，碳排放權交易的內在驅動力就越弱。此外，眾多的交易所功能雷同、職能重疊，造成了大量的人力、財力、物力的浪費，影響資源的有效配置。對碳交易平臺其進行整頓重組則又會對社會資源造成“二次浪費”。

碳交易平臺與一些需要充分競爭的行業是不同的，市場的分割和各自為政會影響碳交易系統整體的管理混亂，加大了監管和控制的難度，增加了風險因素并提升了潛在風險，而相對集中有序的交易平臺的建設則一方面有助于發揮交易平臺的規模經濟，另一方面有助于降低政府監管的難度，保障碳交易參與者的基本權利。從戰略的角度看，我國應該建立發展有一定規模、監管嚴明、行為有序的交易所，這對提升我國在國際碳交易中的定價權極為重要。應充分借鑒國外先進碳交易市場建設的經驗，完善我國的碳交易市場，掌握碳交易定價的話語權。

三、完善我國碳交易定價機制的戰略設想

期貨市場是一個公平、公開、公正的市場，近似于完全競爭市場，有效的碳金融期貨市場能夠科學合理的發現碳排放權的未來價格，以引導資源在現期的合理配置。由此，構建完善有效的碳金融期貨交易所是深化我國碳金融市場，謀求國際碳交易定價權的重要途徑。

當前，我國的碳金融市場才剛剛起步，成熟的碳金融期貨市場建設也不是立刻就能建立起來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所以我們提出分階段的完善碳金融定價機制的戰略設想。

1、短期來講，我們要進一步利用 CDM 合作機制，建設有效的CER 國內交易市場。首先，要加強規范碳交易行為的制度建設。國家發改委在 2010 年出臺了《自愿減排交易規則》，制定了規范即將開展的自愿減排交易的規則和制度。此外，我們還需要進一步規范 CDM 項目的管理措施，制定 CER 的場外交易準則，優化 CDM 項目運作程序；其次，要加快市場建設。

要充分挖掘我國 CDM 項目的發展空間，鼓勵引導國內企業采用減排交易，為 CER 搭建場外交易平臺并發展做市商制度；最后，積極鼓勵國內金融機構進行碳金融創新，發展如碳排放抵押權、碳資產質押授信等等，大力支持碳金融中介機構的發展。

2、中期而言，我國應搭建集中的CER交易平臺，建設完善 CER 期貨交易市場。首先要加強市場機制的建設。一是要出臺法律法規，明確碳排放權的法律屬性。

通過設立總量減排指標來確定排放權的可交易性和稀缺性，提供碳排放交易的保護機制。二是樹立碳交易市場的制度框架，核定、登記企業減排數據，懲罰過度排放企業，獎勵減排企業；其次，要健全碳期貨交易所的體制。一是要構建統一的碳金融平臺，集中上海、北京、天津碳金融交易所的優勢。二是要完善期貨合約的交易方式、運行機制、風險管理、結算方式等方面的體制建設；三是要鼓勵技術進步，推進期貨交易所結算成本的降低，促進對風險的實施監控；最后，是要完善碳金融市場的監督機制。未來中國碳期貨市場在發展過程中，將面對更多的變革和不確定性因素，特別是碳市場是一個制度安排的產物，不僅受到經濟因素的影響，還會受到國際氣候談判走向的影響。為此，一是要完善衍生產品交易的相關法律法規，確保市場穩定運行；二是要明確發改委、證監會、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和期貨業協會等部門的職責分工，加強各部門之間的協調配合，提高綜合監管能力。

3、長期來說，我們應建立 CER 期貨和其它的碳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場。在 CER 期貨交易的基礎上，開發以 CER 為基礎的碳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場，逐步完善市場套利機制和價格發現機制，推動市場逐步走向成熟，以有效應對后京都時代全球碳市場面臨的不確定性。首先，我們需要明確中長期的碳減排目標。統籌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應對氣候變化戰略，并逐步完善支撐碳交易的相關制度，如碳預算制度、溫室氣體排放報告制度、核查制度等；其次，我們要規范碳金融期權合約的交易。CER 期權合約不僅可以幫助企業規避價格波動的風險，還可以保留當價格有利變動時，從中獲利的權利。因此，在 CER 期貨合約的基礎上，開展 CER 期權交易，一是要完善交易所在期權合約運行機制、交易方式、結算方式、風險管理方式等方面的體制建設，規范場內交易市場的發展。二是引導和培育場外交易市場，場外交易更加靈活，能夠有效滿足市場參與者的各類需求；再次，我們加強碳金融的套利交易制度建設。在互換交易中，一種碳資產被另一種碳資產替換，根據比較優勢，企業可以在兩種資產的價差中獲利。如，現貨和期貨合約之間進行互換，或在兩個到期日不同的期貨合約之間進行互換。此外，由于在 EU ETS 的第二交易期，CER和 EUA 都可以用于履約，在 EUA 和 CER 之間也可以進行互換交易。最后，我們要積極推進我國碳金融交易體系與國際市場的對接。由于歐美碳市場交易體系不盡相同，碳交易所的規則也不盡相同，中國應積極探索國內碳市場與國際碳市場的對接，從而進一步增強在全球碳市場上的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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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應試教育的形成機制論文

[論文關鍵詞]職業素質社會階層核心課程應試教育

[論文摘要]要使推進素質教育的改革更有針對性，就有必要實行換位思考即分別站在經濟社會、國家、基礎教育部門以及學生及家長的立場上審視作為素質教育對立面的應試教育，找到傾向應試教育人們思想動機后面的物質根源、制度背景，完整地把握應試教育的形成機制。

近年來基礎教育旨在推進素質教育克服應試教育弊端的教育改革成效不夠明顯：應試教育批而不倒仍未得到有效遏制，素質教育倡而不立未能取得重大突破。因此有必要進一步弄清作為素質教育對立面的應試教育的來龍去脈，實行換位思考即分別站到經濟社會、國家、基礎教育部門特別是學生及家長的立場上想一想為什么會有這么一個應試教育，找到傾向應試教育的人們思想動機后面的物質根源、制度背景，從而把握住應試教育的形成機制，并以此為據有針對性地規劃我們推進素質教育的改革。本文就此做些探討，以就教于大方。

經濟社會——國家雙層誘導結構

教育是有功利性的，其功利性可區分為既緊密聯系又相互區別的三個層次：其一，職業功利性。教育使人獲得文化基礎知識、專業知識及技能，從而具有從事一定工作的職業素質。其二，社會功利性。教育使人在政治思想素質、道德素質、身體素質等方面獲得進步，有助于形成基本生活技能和社會交往能力，形成科學精神、民主法制觀念、良好心理素質和行為習慣等，對成為合格公民具有重要意義。其三，人自身發展的功利性。教育促使人情感、趣味、特長、愛好、豐富個性的發展，雖就直接意義講并無明確的功利性，但就其代表社會文明程度提升和人自由全面發展未來前景以及這樣那樣地給予包括職業活動和社會生活以積極影響來說，也在無用外觀下有著“無用之大用”的功利性。對于這三個層次的功利性，雖然國家與用人單位（經濟社會的微觀主體）有明顯的態度差異，但綜合起來又過分地向職業功利性傾斜，這就形成了應試教育的基本制度背景。

用人單位，無論是作為市場競爭主體的企業，還是政府機關、事業單位，為了實現其效率、效益的目標，都必然傾向于片面強調人素質中的一小部分，即與細密社會分工相聯系而被高度強化了的人的職業素質，對人才選擇持工具主義的立場。其實，工具主義立場對教育的影響是一以貫之的：中國最早的教育家孔子辦教育是為實現其社會理想而培養人才，其實就是要把人打造成最好的政治工具；近代西方普及義務教育是為了適應工業革命以來社會生產發展對有文化勞動力的需求；當代出現了高等教育大眾化的發展趨勢，從根本上來說也不是出于人文關懷而是滿足經濟發展社會管理對大量高職業素質人才的需求；即便現在人們批評應試教育忽略了人的身體素質、操做技能、道德情操、創新能力等方面的培養，也自覺不自覺地受到了工具主義的影響，是在抱怨現實教育培養出來的人才工具還不夠精巧、強大、功能全面、適應性強等等。很顯然，在要不要人的素質全面發展的問題上，用人單位實際傾向于為我所用的片面發展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全面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社會，是社會階層分化明顯并頻繁流動的社會，而支撐不同社會階層定位的主要因素正是從事不同工作人們的職業素質，社會流動的主體則是正在謀取職業的青年一代。對渴望實現向經濟收入、政治待遇、工作環境、社會聲望、生活質量都更高的社會階層流動的青年一代來說，最現實的途徑是求職，最基本的憑借是職業素質。對于無法以工作經歷證明其職業素質水平的他們來說，相關學歷就成了最主要的砝碼。本來，高學歷并不等于高職業素質，但用人單位在有選擇余地的場合，都寧愿采用“用人高消費”的策略，其想法是經過教育體系內部有公信力的高考、研究生入學考試以及其他各種考試層層篩選出來的高學歷者必將具有超出一般人的職業素質或潛質。不僅國內用人單位這樣看，連跨國公司來到中國也會入鄉隨俗專門挑揀名牌大學畢業生，就是很能說明問題的。于是，青年一代試圖躋身于高社會階層的競爭就被歸結為爭取進入高職業層次的謀職競爭，謀職競爭又被進一步歸結為上大學的競爭、上優質中小學的競爭等等。在經過一連串的競爭、選擇、淘汰之后，青年一代各自社會階層定位的雛形也就顯露出來了，配合并支持這一競爭過程的教育模式就是應試教育。應試教育圍繞高考所展開的教育教學過程不過是新成長起來的一代人爭取進入以一定職業素質為支撐的高社會階層競爭的預演版。

黨和國家站在整個社會和全體人民的立場上，要求全面、均衡地實現教育三個層次的功利性，要求盡最大可能實現人全面素質的發展，并為此采取了不少措施。然而，應試教育還是成為久治不愈的頑癥。究其根源，從國家這方面講，在制度安排上存在難以超越的現實局限性不能不說是重要的原因：其一，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歷史任務使國家舉辦的教育對人才工具性的考慮不能不具有壓倒性的優勢。作為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要頂住來自國內外的各種壓力并實現振興繁榮和走向現代化的目標，迅速發展經濟成了當務之急。在這樣的背景下，國家要求教育多出人才快出人才要講求成本效益要首先滿足經濟建設發展的需要就成為必然的了。而經濟社會發展向教育提出了多層次人力資源結構的需求：最大量需求的是受過義務教育的普通勞動者，接下來是大批接受過中等職業教育及其他形式培訓的高技能型人才，再有就是少數接受過大學教育的各類專門人才，最后才是極少數讀過碩士、博士的高端人才。國家所構建的學校體系經過層層選拔挑選出“最適合教育的兒童”直到人才培養金字塔頂端這種制度安排，雖然不能將相差懸殊層次分明的以職業素質為支撐的社會階層完全復制出來，但無疑能給眾多受教育者階層劃分以一個大致的輪廓,于是應試升學就有了與社會地位提升相近似的意義。其二，國家舉辦教育的資源分配向頂端傾斜強化了人們上大學的渴望。在現實中，一個受過大學教育的青年可以享受到他只讀過初中的同齡人幾十倍上百倍教育資源的支持，讓他日后在職場上具有后者無法企及的競爭力從而實現向高社會階層的跨越。這樣如何能抑制住人們不顧一切上大學的沖動呢？其三，國家舉辦的大多數中小學的現有條件難以兼顧應試與全面素質發展。我們是窮國辦最大的教育，這個大主要就大在義務教育階段。按現在大多數學校的辦學條件，離實現全面素質教育的理想實在還相距甚遠。必須承認，應試教育是一種比較“便宜”的教育（盡管存在淘汰過程中浪費大量人才的“外部不經濟”現象），而素質教育則是“昂貴”的教育。素質教育要面向全體學生，要有高超的教學藝術和管理水平，要在教會課本知識以外更強調發展動手能力、培養創新能力，要在智育之外強調身體素質提高和道德境界升華，必須以應試、素質兩不誤為前提。這一切都既需要國家和經濟社會直接向學校大量追加投資，還需要國家和經濟社會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間接地向學校提供有利條件。顯然，這些都是今天所難以想象的，就如同我們難以想象大批農村中小學連基本教學條件都難以保證的條件下素質教育能有重大進展那樣，就如同我們不能設想在社會上就業門路狹窄的狀況下能使學生心平氣和地接受高考落鎊或進入末流大學現實那樣，就如同我們不能希望在用人單位只認文憑不給低學歷者展示才華機會以及用人單位重用人輕培訓做法普遍存在情況下學生能不傾向于通過應試教育考大學那樣。

高考——應試教育的導因

上大學尤其是上重點大學、名牌大學的誘人前景對莘莘學子具有強大的吸引力，求多供少、競爭激烈的局面可想而知。而現行高考恰恰是解決矛盾平衡各方面利益關系的有效手段：其一，符合效率的要求。實踐證明，高考能將考生中基礎知識最扎實、學習能力最強的一部分人選拔出來，從而為高校教育質量提供生源方面的保障。同時，統一命題、標準、考試、閱卷、評分的高考組織形式，也能使大規模人才選拔成本控制在可承受的水平。其二，符合公平原則。在中國這個最講人情、關系的國度里選拔人才，必須最大限度地壓縮主考方的自由裁量空間，必須摒棄一切人情、關系的干擾，把一切交給六親不認的書面考試，才能保證應試者不因地域、出身、外貌、言談、貧富、人緣而受到區別對待，從而才有選拔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其三，具有強大的學習動員功能。以高考為核心，中國基礎教育才建構起包括高考前的模擬考試、初中升高中考試、期中期末考試等在內的強有力的以考促學的體系，經常不斷地督促青少年努力學習。近三十年來，老百姓節衣縮食望子成龍，孩子們起早貪黑無怨無悔，甚至把智力開發延伸到幼兒園、嬰兒搖籃，中華民族有史以來還未曾有過如此遍及全民的尊重知識、尊重教育的景象。如果沒有1977年恢復并持續舉辦的高考，這一切難道還能想象嗎？

高考的內容僅涉及若干核心課程，在這根無形的指揮棒下，核心課程受到高度重視，其他課程則被冷落。那么，這里有什么道理呢？筆者認為可以歸結為以下三點：其一，核心課程是進一步學習各類專業知識技能從而最終形成職業素質的基礎，這個基礎越深厚越扎實，則大學培養人才的效率就越高。如果過分擴大高考涉及的范圍，不僅會削弱這個基礎，同時也會更進一步加重學生的課業負擔，因此是不可取的。其二，全面素質教育強調的許多內容無法以書面考試加以衡量。比如說我們不能根據考試成績判斷考生是不是道德高尚的人，無法認定他是否具有科學精神，更難以推斷他融入社會時是否會發生困難。其三，以少數核心課程為高考范圍，一定意義上還是對于經濟不發達地區特別是廣大農村考生的保護，以免他們落入更加不利的競爭地位。然而，高考決非盡善盡美，它在給基礎教育注入強大動力的同時，也引發了愈演愈烈的應試教育。在以若干核心課程為內容、以統一標準書面解答為形式的高考面前，素質不如能力更不如知識，全面素質發展敵不過考試本領高強。于是，應試教育的局面就被現實功利驅動下的人們所共同打開了。

學生及家長的理性應對與基礎教育的現實抉擇

在現階段，人的成長與謀生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人們總是根據謀生利益最大化來規劃其受教育過程的。既然社會上越來越多被看好的職業崗位設置了學歷高門檻，那么必將引導人們選擇上大學上好大學來圓自己的人生夢，引導人們在高考前的十余年間，爭取上重點小學、重點中學，并力爭成為一次次考試成績的領跑者，如此一來就是片面發展的應試教育而不是全面發展的素質教育更適合普遍的需要了。上有以不同職業素質為支撐的階層差異，中有以高考成績為依據的大學教育資源分配，下有應試學習與應試教育，這是合乎邏輯的。

應試教育根深蒂固、素質教育舉步維艱，與當今青年一代對通過應試實現人生價值的高度路徑依賴密不可分。其一，應試教育成了出人頭地的主渠道。與文革前、文革中大為不同的是，現在大學招生逐年攀升，已由恢復高考之初的20多萬人猛增到2005年的475萬人；黨提出了選拔使用干部的“四化”標準，大學學歷已經成了提拔重用的必備條件；知識分子也不再是被重點改造的“臭老九”，其經濟、政治地位已今非昔比；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對高學歷人才的需求規模龐大，要求也越來越高……相形之下，以往通過入黨、當勞模、參軍提干獲得提升等老路子反倒越來越不好走了。其二，應試教育路徑透明、公平、速效。在青年一代看來，在高考中勝出，只要靠考分就可以一勞永逸地爭取到人生的主動，與其他人生階段其他形式的競爭相比，高考的成功率相對高、付出相對小、收益相對大。

在以往討論推進素質教育問題時，有兩點經常被忽略：一是提高素質的教育條件，二是實現素質價值的舞臺或資格。如果注意到它們就會發現，原來上大學上好大學竟是如此重要：大學能給任何中小學所無法給的發展綜合素質的優越環境，特別是幫助人具備專業職業素質的條件，大學能讓人獲得在有嚴格學歷要求的高層次職業舞臺上展示才華的資格和機會。完全離開應試上大學的制度背景來推進素質教育，就會面臨“要素質而素質發展不可持續”的窘境。2004年，被公認為素質教育搞得有起色的南京市高考成績大幅下滑，在江蘇省位列倒數幾名，其結果是應試教育全面反彈、“縣中模式”大行其道，其教訓不可謂不深刻。

最后我們再來看社會廣泛關注的中小學。

必須承認，一切合格的、有良知的教育工作者都會自覺地擔當起教育的社會責任，教書育人、為人師表，努力貫徹黨全面發展的教育方針。但在另一方面，教育工作者又要擔負對一個個學生人生未來的責任，當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家長將少不更事的孩子交到手里時，他們感受到的定是沉甸甸的托付。近年來，社會競爭加劇、失業率居高不下、貧富差距明顯拉大，即便那些學業有成找到不錯工作的年輕人都感到成家、買房、治病、養老等來自生存的壓力，更別說那些考不上大學在家無所事事的青年特別是農村青年了。在如此背景下執教的教育工作者順應潮流也就很自然地將應試教育看成了教書育人的題中應有之義。進一步看，先有應試學習后有應試教育，應試教育真正的主導方是學生及家長，把批判應試教育的主要矛頭對準教師、學校或教育主管部門實在是找錯了對象。億萬學生及家長接受基礎教育最普遍最真實的動機可以概括為一句話：學習決定考試成績，考試成績決定未來命運。學生及家長為了職業理想、經濟理想、社會地位理想和家庭生活理想而數十年如一日地苦學、苦熬，付出金錢、人力、情感的高昂代價，很自然地會傾向于選擇那種能配合其實現理想的教育形式，選擇那些最符合要求的學校、教師，選擇那些最與實現理想緊密相關的學習內容。人望幸福樹望春。正是來自民間分散而又匯集起來的這種教育價值選擇趨向的力量，強制著中小學必須跟著走而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余地。誰要是應試不力，學生及家長就“用腳投票”不再給他經濟贊助，學校就沒有聲譽招不來優秀學生，教育主管部門就臉上無光就不待見他，地方政府就沒有政績就不給他充分的財力支持。應試教育就是這么來的。你可以對應試教育批判、改造、完善、揚棄，但不能對它置之不理，除非你能取消高考并徹底堵住由社會基層向上流動的這條道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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