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國8個民主黨派是如何形成的

我國8個民主黨派是如何形成的？

《 光明日報 》（2011年03月04日05 版）

在中國內地范圍內,除執政黨——中國共產黨以外的8個參政黨,統稱為民主黨派。每年的全國政協會議上,來自8個民主黨派的全國政協委員為參政議政、共商國是提供大量提案和建言。那么,這8個民主黨派是如何形成的呢?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民主黨派的社會基礎是民族資產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同這些階級相聯系的知識分子,以及其他愛國民主人士。1949年9月,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共有11個民主黨派,初步形成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格局。1949年底,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并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人民救國會自行宣布解散,遂形成現在的8個民主黨派的格局。它們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致公黨、九三學社、臺灣民主自治同盟。

進入新世紀后,對民主黨派的性質有了新的闡釋:在新世紀新階段,民主黨派是各自所聯系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擁護社會主義愛國者的政治聯盟,是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同中國共產黨通力合作的親密戰友,是進步性與廣泛性相統一、致力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參政黨。

民主黨派組織各自成員積極參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反映和代表各自所聯系群眾的具體利益和要求,同香港特別行政區同胞、澳門特別行政區同胞、臺灣同胞和海外僑胞有著廣泛聯系,是發展先進生產力、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實現祖國統一、民族振興的一支重要力量。各民主黨派同中國共產黨長期風雨同舟、患難與共,為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本報記者 殷泓整理)

第二篇：我國八大民主黨派簡介

我國八大民主黨派簡介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由原中國國民黨民主派和其他愛國民主人士所創建，是具有政治聯盟特點的、致力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祖國統一事業的政黨。主要創始人為宋慶齡、何香凝、李濟深。

一、歷史軌跡

1945年和1946年以國民黨民主派人士為基本骨干的“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簡稱民聯)和“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簡稱民促)分別在重慶和廣州成立。

1947年11月，國民黨民主派第一次聯合代表會議在香港舉行。1948年1月1日，會議宣布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正式成立，推舉宋慶齡為名譽主席，李濟深為主席，何香凝、馮玉祥等入選中央領導機構。

1949年，李濟深、何香凝、柳亞子等人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參與《共同綱領》的制定，參與選舉中央人民政府。宋慶齡、李濟深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譚平山、朱學范、傅作義、李德全、何香凝分別任政府部委的部長和主任。1949年11月，中國國民黨民主派第二次全國代表會議在北京舉行，決定將民革、民聯、民促和國民黨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統一為一個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聯、民促宣告結束)。統一后的民革分別于1956年、1958年、1979年、1983年、1988年、1992年、1997年召開了第三、四、五、六、七、八、九次全國代表大會。

歷屆主席為李濟深、何香凝、朱蘊山、王昆侖、屈武、朱學范、侯鏡如、李沛瑤；現任主席何魯麗。

二、今日民革

我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民革在鄧小平理論指引下，積極擁護和貫徹中國共產黨的基本路線，動員廣大成員和所聯系的群眾，為振興中華、統一祖國大業努力奮斗，謁誠奉獻。

民革發展成員，是以同原中國國民黨有關系的人士，同民革有歷史聯系和社會聯系的人士，同臺灣各界有聯系的人士，以及其他人士為對象，著重吸收其中有代表性的中上層人士和中高級知識分子。目前，除臺灣、西藏外，民革在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建立了組織，現有黨員六萬余人。民革中央機關分設辦公廳、研究室、組織部、宣傳部、聯絡部、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部等6個職能部室。民革中央主辦有向海內外公開發行的報紙《團結報》和內部發行刊物《團結》雜志，并有團結出版社、中國通和經濟開發咨詢服務中心等。

中國民主同盟

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是主要由從事文化教育以及科學技術工作的高、中級知識分子組成的，具有政治聯盟特點的、致力于社會主義事業的政黨。主要創始人為張瀾、沈鈞儒、黃炎培、章伯鈞等。

一、歷史軌跡

民盟成立時的名稱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參加的黨派有：中國青年黨、國家社會黨(后改稱民主社會黨)、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后改稱農工民主黨)、中華職業教育社、鄉村建設協會等。1941年11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公開宣布成立。1942年，沈鈞儒領導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加入。1944年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決定改名為“中國民主同盟”。1945年，民盟一大召開，推舉張瀾為主席。1947年10月，民盟被宣布為“非法團體”，總部被迫解散。次年1月，民盟在香港召開一屆三中全會，成立臨時總部。1949年9月，民盟代表張瀾、沈鈞儒、章伯鈞、羅隆基、張東蓀、史良、楚圖南、費孝通等出席政協第一屆會議，張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沈鈞儒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史良、胡愈之分別任政府部長。建國后，民盟分別于1956年、1958年、1979年、1983年、1988年、1992年、1997年召開第二、三、四、五、六、七、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民盟歷屆主席為黃炎培、張瀾、沈鈞儒、楊明軒、史良、楚圖南、費孝通；現任名譽主席費孝通、錢偉長、蘇步青、談家楨，主席丁石孫。

二、今日民盟

我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民盟以鄧小平理論為指導，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積極參政議政，發揮自身的特點和優勢，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民盟發展成員以大中城市為主，以從事文化教育工作的高、中級知識分子為主。民盟在除臺灣、西藏外的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建立了地方組織，共有盟員十四萬余人。

民盟中央機關分設辦公廳、組織部、宣傳部、社會服務部、研究室、專門委員會綜合辦公室等6個職能部室。

民盟中央主辦有向國內外公開發行的月刊《群言》和機關內部刊物《中央盟訊》，并有群言出版社和群言科技咨詢服務中心。

中國民主建國會

中國民主建國會(簡稱民建)是主要由經濟界人士組成的，具有政治聯盟特點的、致力于社會主義事業的政黨。創始人為黃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施復亮等。

一、歷史軌跡

中國的民族資本是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下艱難地成長起來的。抗日戰爭時期，在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以四大家族為代表的國民黨官僚資本的盤剝下，民族工商業者為了生存，積極投身抗日民主運動，要求政治、經濟民主，并成立了幾個商業組織。國共兩黨“雙十協定”達成后，以黃炎培為首的中華職教社和以胡厥文為代表的遷川工廠聯合會及其與他們相聯系的文教界上層知識分子和民族工商業者，醞釀成立代表他們利益的政治性組織。1945年12月16日，民主建國會宣告成立。會議推舉胡厥文、章乃器、黃炎培等人為理事。1949年9月，民建代表黃炎培、章乃器、胡厥文、施復亮、孫起孟等參加政協第一屆會議，參與制定《共同綱領》，黃炎培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總理。民建分別于1955年、1960年、1979年、1983年、1992年、1997年召開第一、二、三、四、五、六、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歷屆領導人為黃炎培、胡厥文、孫起孟；現任名譽主席孫起孟，主席成思危。

二、今日民建

我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民建在鄧小平理論指引下，致力于發展社會生產力，充分發揮同經濟界聯系密切的優勢，注意發揮原工商業者的作用，積極開展經濟咨詢服務、工商專業培訓和引進僑資外資等服務活動，為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作出了貢獻。

民建發展成員以大中城市為主，以中上導人士為主，以經濟界人士為主。民建在除西藏、臺灣外的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建有組織，共有會員七萬八千余人。

民建中央機關分設辦公廳、組織部、宣傳部、調查研究部、聯絡部、為兩個文明建設服務部等6個職能部室。

民建中央主辦有內部刊物《民訊》和公開發行的經濟理論刊物《經濟界》雜志，并有民主與建設出版社。

中國民主促進會

中國民主促進會(簡稱民進)是以從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的高中級知識分子為主的，具有政治聯盟性質的、致力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政黨。主要創始人為馬敘倫、王紹鏊、周建人、許廣平等。

一、歷史軌跡

抗日戰爭時期，留在上海的文化教育界進步知識分子馬敘倫、王紹鏊、周建人、許廣平、林漢達、徐伯昕、趙樸初、雷潔瓊、鄭振鐸、柯靈等堅持抗日救亡斗爭，積極投入到反對內戰，爭取和平、反對獨裁、爭取民主的愛國民主運動中。根據當時斗爭的需要，經過協商，他們決定成立一個“發揚民主精神，推進中國民主政治之實現”為宗旨的政治組織。1945年12月，中國民主促進會在上海成立。1949年9月，民進代表馬敘倫、許廣平、周建人、王紹鏊、雷潔瓊等出席政協第一屆會議，參與制定了《共同綱領》。馬敘倫任教育部長。民進分別于1950年、1956年、1958年、1979年、1983年、1988年、1992年、1997年召開了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次全國代表大會。

民進中央歷屆主席為馬敘倫、周建人、葉圣陶、雷潔瓊；現任民進中央名譽主席雷潔瓊，主席許嘉璐。

二、今日民進

我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導下，民進積極對國家經濟建設，教育和文化出版的改革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要問題提出建議；維護人民教師的利益和尊嚴；在講學辦學、科技咨詢服務、智力扶貧、海外聯誼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民進發展成員以從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的知識分子為主、以大中城市為主、以有一定代表性人士為主。目前，民進已在全國2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建立了地方組織，會員人數七萬余人。

民進中央機關分設辦公廳、組織部、宣傳部、社會服務部、議政調研部、研究室等6個職能部室。

民進中央主辦有向國內外公開發行的月刊《民主》雜志，并有開明出版社和開明音像出版社。

中國農工民主黨

中國農工民主黨(簡稱農工黨)是以醫藥衛生界高中級知識分子為主、具有政治聯盟特點、致力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政黨。主要創始人有鄧演達、黃琪翔、章伯鈞等。

一、歷史軌跡

1927年5月，國民黨左派領導人鄧演達在上海主持召開第一次全國干部會議，成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1931年11月，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召開第二次全國干部會議，改黨名為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推舉黃琪翔為總書記。1947年，在上海召開第四次全國干部會議，改黨名為中國農工民主黨，選舉章伯鈞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1949年9月，農工黨代表彭澤民、郭冠杰、李士豪等出席政協第一屆會議，參與制定《共同綱領》，章伯鈞任交通部長。農工黨分別于1949年、1951年召開第五、六次全國干部會議。1958年11月，將全國干部會議改為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1979年、1983年、1988年、1992年、1997年分別召開了第八、九、十、十一、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歷屆領導人和主席為鄧演達、黃琪翔、章伯鈞、彭澤民、季方、周谷城、盧嘉錫；現任名譽主席盧嘉錫，主席蔣正華。

二、今日農工黨

我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農工黨在鄧小平理論指引下，積極參政議政，對國家的經濟文化建設和醫藥衛生事業的改革和振興提出了意見和建議，為促進改革開放發揮積極作用。

農工黨的發展范圍以醫藥衛生界高中級知識分子為主，以大中城市為主和有一定代表性人士為主。農工黨目前在除臺灣、西藏外的全國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建立了地方組織，有黨員七萬三千余人。

農工黨中央機關分設辦公廳、組織部、宣傳部、咨詢服務部、調查研究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等6個職能部室。

農工黨主辦有中央機關刊物《前進論壇》雜志。

九三學社

九三學社是以科學技術界高、中級知識分子為主的具有政治聯盟特點的、致力于社會主義事業的政黨。主要創始人有許德珩、潘菽、涂長望等。

一、歷史軌跡

九三學社的前身為“民主與科學座談會”。抗日戰爭時期一批進步學者以民主、科學為宗旨，在重慶組成“民主與科學座談會”，表明繼續發揚五四運動的反帝愛國傳統，提倡民主科學精神之志。1945年9月3日，是日本投降簽字的日子。“座談會”舉行會議，有人提議，為紀念抗日戰爭的勝利，應把“座談會”改為九三座談會，得到一致贊同。1946年5月，九三學社正式成立。推舉褚輔成、許德珩、稅西恒、潘菽、涂長望等為常務理事。1949年9月，九三學社代表許德珩、梁希、袁翰青等參加了政協第一屆會議，參與制定《共同綱領》的，梁希任農墾部部長。九三學社分別于1956年、1958年、1979年、1983年、1988年、1992年、1997年召開第一、二、三、四、五、六、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歷任主席為許德珩、周培源，現任主席吳階平。

二、今日九三學社

我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九三學社在鄧小平理論指引下，緊緊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充分發揮科技人才集中的優勢，就教育、科技、知識分子、經濟發展等重大問題進行調研，提出了一些有重大價值的意見和建議；積極開展智力開發，科技咨詢，辦學講學和支邊扶貧活動；推動廣大社員和所聯系的專家學者做好本職工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了積極貢獻。

九三學社發展成員以大、中城市為主，以科學技術界為主，以有一定代表性的高、中級知識分子為主。九三學社在除臺灣、西藏外的全國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建有地方組織，現有社員七萬七千余人。

九三學社中央機關內設辦公廳、組織部、宣傳部、科技部、專門委員會辦公室、研究室等6個職能部室。

九三學社中央主辦有國內外公開發行的刊物《民主與科學》雜志和內部刊物《九三中央社訊》，并有學苑出版社、學苑音像出版社。

中國致公黨

中國致公黨(簡稱致公黨)是以歸僑、僑眷的中上層人士為主組成的，具有政治聯盟特點的、致力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黨。主要創始人為司徒美堂、陳其尤。

一、歷史軌跡

致公黨于1925年10月在美國舊金山成立。1931年，在香港設立總部。抗日戰爭開始后，致公黨發動華僑積極支援祖國抗戰。1947年5月，致公黨在香港舉行第三次代表大會，并發表宣言，揭露和譴責國民黨當局發動內戰、實行獨裁，主張為政治民主而奮斗。1949年9月，致公黨代表陳其尤、黃鼎臣等參加政協第一屆會議，參與制定《共同綱領》。新中國成立后，致公黨的組織從海外轉移到國內。致公黨分別于1950年、1952年、1956年、1979年、1983年、1988年、1992年、1997年分別召開了第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歷任主席為陳其尤、黃鼎臣、董寅初；現任名譽主席董寅初，主席羅豪才。

二、今日致公黨

我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致公黨在鄧小平理論指引下，認真履行參政黨職責，不斷發揮參政議政、民主監督作用。積極開展智力支邊、科技扶貧等活動，協助和監督有關部門落實僑務政策，反映僑情，維護歸僑、僑眷的合法權益和海外華僑的正當利益；結合自身的特點，積極協助政府引進資金、技術、人才、設備，促進對外貿易；通過走出去、請進來，積極開展海外聯誼工作，在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致公黨的發展范圍是以歸僑、僑眷為主，以大中城市為主和有一定代表性人士為主。目前，致公黨在全國17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建立了組織，有黨員一萬八千余人。

致公黨中央機關分設辦公廳、組織部、宣傳部、聯絡部、研究室等5個職能部室。

致公黨中央主辦內部刊物《中國致公》雜志，并有中國致公出版社。

臺灣民主自治同盟

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簡稱臺盟)是由臺灣省人士組成的、社會主義勞動者和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黨。主要創始人為謝雪紅、楊克煌。

一、歷史軌跡

臺灣“二·二八”起義失敗后，起義領導人陸續撤離臺灣后聚集香港，于1947年11月12日在香港召開臺盟第一次代表會議，正式宣告臺灣民主自治同盟成立。謝雪紅、楊克煌、蘇新被推選為負責人。1949年9月，臺盟代表謝雪紅、楊克煌，田富達等參加了政協第一屆會議，參與制定《共同綱領》。臺盟分別于1979年、1983年、1987年、1992年、1997年召開了第二、三、四、五、六次全盟代表大會。

臺盟歷任主席是謝雪紅、蔡嘯、蘇子蘅、蔡子民；現任中央名譽主席蔡子民，主席張克輝。

二、今日臺盟

我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臺盟在鄧小平理論指引下，認真履行參政黨職責、積極發揮參政議政、民主監督作用，擁護中共關于和平統一祖國的方針，致力于祖國統一大業，堅持反對任何分裂祖國的主張和行為。隨著祖國大陸改革開放的深入開展，臺盟團結廣大盟員和所聯系的臺胞，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祖國統一作出了不懈努力。

臺盟中央1949年由香港遷到大陸后，初建于上海，1955年遷到北京。臺盟的組織發展以祖國大陸的臺灣省籍的中上層人士為主。目前臺盟在祖國大陸臺胞較集中的12個省和直轄市建立組織，共有成員一千八百余人。

臺盟中央機關內設辦公廳、宣傳部、研究室、組織部、聯絡部等5個職能部室。

臺盟中央有內部雙月刊物《臺盟》，并有臺海出版社。

第三篇：我國選舉制度的形成及其基本內容

我國選舉制度的形成及其基本內容

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我國的選舉制度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組織基礎，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在我國革命和建設的長期實踐中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二、我國選舉制度的基本內容。

選舉制度是一個國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選舉產生國家政權機關和選舉任免其組成人員及有關國家公職人員的制度的通稱。我國的選舉制度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它是有關選舉國家各級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和最高軍事機關的原則、方法、組織、程序等法律規定的總和，其基本內容包括：實行普遍、平等、直接選舉和間接選舉并用、無記名投票、權利保障及選民對代表的監督和罷免等總原則；采用建立選舉機構、選區劃分、代表名額分配、選民登記、候選人提名、表決、計票方法等法定方法；由法定機關組織和主持；實行包括選舉中的寫票、投票、監票、計票和確定當選標準、公布選舉結果在內的一整套法定程序。

我國社會主義選舉制度以憲法為最高法律依據，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國務院組織法、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法院組織法、檢察院組織法、解放軍選舉人大代表辦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議事規則，以及省級人大常委會依法所制定的選舉實施細則等有關法規所構成。這些法律、法規對我國各級國家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和最高軍事機關的產生作了具體規定，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選舉制度。

回顧我國社會主義選舉制度的形成、發展過程，了解它的基本內容，對于廣大選民來說，將會更加珍惜這份來之不易的政治權利，積極熱情地參加選舉，投好神圣的一票；各級黨委、人大常委會和選舉機構，要切實把加強黨的領導、充分發揚民主、嚴格依法辦事密切結合起來，堅決克服怕麻煩、圖省事、走過場的錯誤思想，使換屆選舉工作一次比一次搞得好，使廣大選民真切感受到我國社會主義選舉制度的優越性。

我國的選舉制度的特點

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是公民一項重要的政治權利，參加選舉是公民行使管理國家權利的重要途徑。根據國情，我國采用人民代表大會制作為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為了使選民廣泛參加各級人民代表的選舉，我國制定了適合國情的選舉制度。這一選舉制度具有以下鮮明的特點：

第一，平等性。憲法和選舉法都規定，除依法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以外，凡年滿18周歲的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選舉法還規定，每一選民在一次選舉中只有一個投票權。這些規定，既保證了每一位公民都能在平等的基礎上參加選舉，又使得任何人都不能在選舉上享有特權。同時，全國人大和地方各級人大中的代表名額，按各民族、各地區、各方面都有適當數量的原則進行分配，體現了我國各民族和各地區之間的平等。

第二，廣泛性。目前，我國有99．97％的18歲以上公民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從參加選舉的情況來看，全國的參選率一直都在90％以上；從當選的各級人民代表來看，全國各個民族、各行各業、各個階層都有自己的代表當選。這種廣泛性，保證了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權威性。

第三，真實性。我國的選舉不受金錢操縱，選民自由討論、協商，推舉出他們信任的候選人，然后進行無記名投票，實行差額選舉。參選者是否當選，主要看其對國家和社會實際貢獻的大小，看其為人民服務的態度和與人民群眾的聯系如何。對于選舉中出現的賄選和

侵犯公民選舉權等違法現象，將依照刑法和選舉法等有關法律進行處罰。在被選舉者當選之后，如果有違法亂紀或嚴重失職的行為，選民或選舉單位都有權罷免自己選出的代表。第四，直接選舉與間接選舉相結合。選舉法規定，全國人大的代表，由下一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不設區的市、市轄區、縣、自治縣、鄉、民族鄉、鎮的人大代表，由選民直接選舉。這種直接選舉與間接選舉相結合的方法，不僅考慮到了我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和經濟文化發展水平還比較低的具體條件，也保證了公民對自己的選舉權利的充分行使。

實踐證明，我國實行的選舉制度有利于發揚民主，使人民真正選出自己了解、信得過的人民代表，保障了各族人民行使管理國家的權利。

我國選舉制度的基本原則

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是人民當家作主、管理國家的一項最重要最基本的政治權利。根據我國憲法和選舉法規定的精神，我國現行選舉制度貫徹的基本原則是：選舉權的普遍性、平等性，直接選舉，無記名投票，以及代表向選民負責并受選民監督，選舉的物質保障等。選舉制度貫徹這些基本原則的目的是為了充分發揚社會主義民主，保證選民確實行使選舉權，有效地參加國家管理，督促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從而體現我國的選舉制度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的選舉制度。

一、選舉權的普遍性

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普遍性原則，表現在我國選舉法的條文中。第３條規定：年滿１８周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社會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和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此外，對于武裝部隊成員，各少數民族和歸國華僑的選舉，還作了專章專條以至專門法律規定，充分體現了選舉權的普遍性。第３條還規定：“依照法律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由于我國幾十年來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階級狀況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地主、富農、資本家作為階級已不存在，其成員都已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所以，現在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只是極少數依法剝奪政治權利的嚴重刑事犯罪分子。

二、選舉權的平等性

我國選舉權的平等性表現在，選舉法規定，所有各民族選民、男女選民、軍隊選民、都在平等的基礎上參加選舉，每一選民在一次選舉中只有一次登記權和一個投票權。被選舉權有的可能有兩個。任何選民在選舉中都沒有特權，也不受任何歧視與限制。同時，選舉法從我國的具體情況出發，對某些問題不強調絕對平等。如代表名額以一定人口比例為基礎，但城市應選代表比例高于農村應選代表比例。中央、省、縣均為四比一，以保證工人階級在國家機關中的領導作用。對于少數民族的代表名額給予特別照顧，如聚居境內同一少數民族的總人口數占境內總人口數１５％以上、不足３０％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可以適當少于當地人民代表大會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但該少數民族的代表名額不得超過代表總名額的３０％。人口特少的民族在全國人代會至少也應有一名代表。這些規定，真實地反映了我國的現實生活，完全符合我國的政治制度和人民的團結愿望，以下平等實現了工農之間、各民族之間的真正平等。

三、直接選舉

直接選舉就是代表由選民直接投票選舉產生。它能充分表達選民的意志，有利于選民監督代表，加強代表的責任感，從而鞏固政權。我國從１９７９年起把直接選舉的范圍由基層擴大到縣級單位。把縣級政權這個在整個政權體系中的重要環節，置于選民的直接選舉和監督下，擴大了國家機關的民主基礎，擴大了選民直接管理國家的權利，使省級、全國的人民代表大會有堅實的保障。

間接選舉就是代表不由選民直接選出，而由下一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選出。當前，由于我國人民還缺少大規模直接選舉的經驗，交通不便，不熟悉較遠地區的代表的情況，因此對縣級以上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實行間接選舉，符合我國當前實際情況。委員會過半數委員的通過。”這些規定保證了選舉人對代表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監督和罷免，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同時促使代表忠于自已的職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消除混入代表行列的不良分子。

資本主義國家的選民與議員是脫節的，選民無權監督議員也很難行使罷免權或撤換權，雖然少數資本主義國家法律上也有規定，但出于國家政權掌握在資產階級手里，罷免權、撤換權也只能按照資產階級的意志行使，不會按照廣大人民群眾的意愿來行使。

選舉的物質保證和法律保障

國家從物質上、法律上為選民行使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提供切實保障，這也是我國社會主義選舉制度區別于資本主義國家選舉制度的原則之一。我國選舉法規定，全國所有的選舉經費，統由國庫開支，這是開展選舉工作的物質保證ｃ為了保證人民充分表達自己的意志，在選舉期間國家的報刊、電臺等設備均為選舉活動服務。選舉所必需的印刷紙張、公共場所、交通工具及其他物質條件，都保證人民享用。資產階級國家選舉用的一切經費，大都由候選人或提出候選人名單的組織負擔，選舉用的工具及設備都掌握在資產階級手中，廣大勞動人民無法享用。

為了保障選民自由地行使選舉權，選舉法專章規定了對破壞選舉的制裁。對于用暴力、威脅、欺騙、賄賂等非法手段破壞選舉或者妨礙選民自由行使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偽造選舉文件，虛報選舉票數或者有其他違法行為的；對于控告、檢舉違法行為的人或者對于提出要求罷免代表的人進行壓制、報復的，應當依法給予行政處分或者刑事處分。這對于保障民主選舉順利進行、杜絕賄賂舞弊、防上與取締破壞選舉的各種違法行為，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資本主義國家選舉弄虛作假、營私舞弊到處皆是，很少受到法律制裁。

第四篇：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制度是如何形成的？——關于馬歇爾訴麥迪遜案的故事 有心栽花花不發，無意插柳柳成蔭。

——民謠

在這個問題上，有時，一頁歷史的教訓超過許多本書。

一．

1801年3月3日夜，華盛頓，美國國務院燈火通明，一片忙亂。已經就任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一個多月但仍然擔任國務卿的約翰·馬歇爾正忙著給法官委任狀加蓋國務院的大印。2這批法官是總統依據國會三天前通過的法律于昨天提名，今天白天參議院剛剛批準的。作為這種廢寢忘食和效率之背景的是這樣一個事件：聯邦黨人在去年底的總統和國會選舉中全面失敗。從法律上看，午夜之后，亞當斯總統就將離任，馬歇爾也將卸去國務卿之職；而他們的對頭，共和黨(此共和黨非美國今天的共和黨，而是今天的民主黨之前身；這一變遷也許是本文論點的另一種補證)領袖杰弗遜將繼任美國第三任總統。作為撤退前的戰略部屬的最后一步，馬歇爾必須趕在午夜之前送出這些委任狀。

總體的戰略部署從1800年末就開始了。由于行政權和立法權均已喪失，聯邦黨人唯一可能繼續控制的陣地就是不受大選結果直接影響的司法領地。因此，當1800年年末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因身體不佳而辭職后，聯邦黨人看重的候選人杰伊也以“身體不佳”為由謝辭提名，亞當斯總統立刻提名他的年輕力壯的(時年45歲)國務卿、堅定的聯邦黨人馬歇爾出任首席大法官，得到了其控制的國會參院的認可。即將卸任的國會還采取了一系列動作，于1801年2月13日和27日先后通過了《巡回法院法》和《哥倫比亞特區組織法》，對美國的法院系統進行了重大的調整。前一法令將聯邦巡回法院的數量從3個增加到6個，并因此新設了16名巡回法院法官；又在華盛頓這一對最高政治可能有重大影響的特區增加了5個地區法院，在每個地區增設一名檢察官和一名聯邦執法官；最后，又將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法定數量從6名減少到5名。3后一法令則在人口稀少但鄰近首都的各縣設立了42名任期5年的治安法官，這一任期將跨越下一屆總統選舉，杰弗遜總統除修改立法外無法替換。隨后，一大批忠誠的聯邦黨人就任了這些新設立的官職；其中，治安法官是亞當斯離職前一天提名，離職前的當天參議院才批準的。而所有的委任狀都必須于當天午夜之前由國務院蓋印之后送出。否則的話，這批沒有“文憑”的聯邦黨人法官將無法履行聯邦黨賦予他們的固守陣地的職責。就這樣，在這新舊總統交接之夜，同時擔任國務卿和首席大法官的馬歇爾日理萬機，有條不紊地指揮著這一撤退，整整工作了一個通宵。送交委任狀之事，他委托給了其弟，剛被任命為新設立的華盛頓特區法官的詹姆斯·馬歇爾。

一切都已準備停當，一個意外事件卻打亂了撤退中的聯邦黨人的如意算盤－-詹姆斯并未能將全部的法官委任狀送出。當太陽再次升起時，有17份治安法官的委任狀仍滯留在國務院。新上任的杰弗遜總統對聯邦黨人的這些做法早就“義”憤填膺，得知這一消息后，立即指令他的國務卿麥迪遜拒絕發送這些已經簽署封印的委任狀，并將這些委任狀都“如同辦公室的廢紙、垃圾一樣處理了”。4與此同時，以共和黨人為主的新國會立即引入法案并于1802年3月8日成功地廢除了《巡回法院法》，但沒有撤銷有關治安法官的《特區組織法》。為了防止馬歇爾控制下的最高法院挑戰國會的行動，新國會還進一步以法令形式迫使最高法院從1801年12月到1803年2月關閉了長達14個月。當最高法院再次開庭時，已經是1803年了。5

未能獲得委任狀的威廉·馬伯利以及其他三位“亞當斯的午夜法官”萬般無奈，他們依據1789年《法官法》第13款所規定的聯邦最高法院管轄權提出訴訟，要求最高法院向新任國務卿麥迪遜發出訓令，命令他遞交委任狀。與此同時，聯邦黨人對共和黨控制的國會廢除《巡回法院法》的行為也在巡回法院提出了訴訟。兩個案件都到了馬歇爾大法官的手中。

二．

馬歇爾大法官面臨的局面非常微妙也非常棘手。他非常想利用這個機會來教訓教訓杰佛遜總統和共和黨人；同時為了使聯邦黨人真正能夠有效利用司法對抗為共和黨控制的國會和總統，最高法院的權威也必須提高。然而，馬歇爾也深知，這個漢密爾頓曾認為“既無錢又無劍”6的最高法院的權威很有限，無法強迫政府和國會服從最高法院的判決。此前，馬歇爾就曾將馬伯利的請求轉告麥迪遜，要求麥氏就此問題給予答辯，然而麥迪遜毫不理睬。因此，即使最高法院作出判決，麥迪遜還會置若罔聞。這樣一來，不僅判決毫無用處，更重要的是會“偷雞不成反蝕把米”－-馬歇爾個人的和最高法院的權威都會進一步降低。但如果為避免這一尷尬而拒絕審理這些案件，則意味著-－至少在他人看來-－馬歇爾在共和黨人的猖狂“反攻倒算”面前屈服了，他和最高法院也將同樣灰溜溜的。干還是不干(To be or not to be)，這是一個哈默雷特式的問題，甚至更為哈默雷特，因為無論干不干都可能是輸家。

“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馬歇爾決定要在一個看來必敗的戰役中打一場成功的戰斗。他選擇了馬伯利訴麥迪遜一案進行反擊(在另一案中，馬歇爾放棄了，認定新國會廢除《巡回法院法》的行為合憲7)。在該案判決中，馬歇爾狡猾地(不帶貶義)將問題概括為三個：

1、馬伯利是否有權獲得委任狀；2，如果馬伯利的權利被違反了，法律上可以有什么救濟；

3、如果法律上可以給予救濟，是否可以由最高法院發出訓令。在這份長達27頁的判決書中，馬歇爾用了整整20頁對前兩個問題作出了肯定的回答。8但是，從邏輯上看，說麥迪遜違法并不自然而然地等于最高法院有權力和權利命令麥迪遜糾正自己的違法。問題的關鍵在于，聯邦法院有沒有這個權利向麥迪遜發出這個訓令？

馬伯利所依據的是1789年的《法官法》第13款，這一款規定最高法院對這類問題有一審管轄權，因此可以向麥迪遜發出訓令。9但是，馬歇爾說，依據美國憲法第三條，馬伯利的案件不屬于憲法規定的聯邦最高法院一審管轄之內，101789年的《法官法》實際上擴大了最高法院的管轄權。因此，憲法與《法官法》之間在這一問題上的規定相互抵牾。當憲法和普通立法有沖突時，馬歇爾指出，必須服從憲法，因為憲法是最高的法律，不允許國會以一般立法來改變其內容。也許有人會說，國會可以解釋憲法和法律，作擴大解釋。但馬歇爾指出，確定法律規定的含義斷然是司法部門的領地和責任；如果發現兩個規則有沖突，必須由法院來決定誰有效。馬歇爾的解釋是，與憲法相背的法律是違憲的，也因此是無效的。因此，盡管馬伯利享有權利，盡管麥迪遜不送達委任狀違反了馬伯利的權利，盡管馬伯利應當得到法律救濟，但是，最高法院對此問題沒有管轄權。短促突擊，有利有節，馬歇爾巧妙地利用了一個法律技術問題在判決的最后否決了馬伯利的訴求，也就避免了與杰弗遜的正面沖突。

三．

馬歇爾是極其精明、大膽和狡猾的。在他看來，只要選準了，一個馬伯利案件就足以教訓杰弗遜了。他追求的效果是，既要當面煽杰弗遜的耳光，對方還無法還手。他也的確做到了這一點。首先，馬伯利判決直接抨擊的對象是杰弗遜政府，而不是國會，但是，這一判決畢竟又否定了馬伯利的訴求。其次，這個判決雖然否決了國會的立法，但否決的又不是本屆受杰弗遜控制的國會頒布的法律或決定；而且這一否決本身并沒有對行政機關（杰弗遜）或立法機關（杰弗遜的共和黨人）的活動構成限制，而僅僅與馬歇爾所在的司法機關有關。第三，這一判決盡管主張了司法審查的權利，創立了審查國會立法的先例，但這種主張不是一般化的，并且就這一判決本身來說，是限制了而不是擴大了最高法院的管轄權。所有這一切都意味著，這個判決在政治上更容易為以杰弗遜為首的行政部門和由杰弗遜的政治盟友控制的立法部門所接受，杰弗遜挨了打，氣也只能往肚子里咽。而一但對手咽了下去，就意味著對手接受了這樣一個原則，即聯邦最高法院有權解釋憲法并判斷國會立法和執行機關的法令是否合憲，并成為一個先例。不論杰弗遜是否清醒地意識到了這一點，事實是，他就這樣眼睜睜地看著馬歇爾把一個極為重要的、然而憲法上并無明文規定的權力搶到手中。這個判決，大大提高了聯邦最高法院的威信，從根本上改變了它自建立以來的“雞肋”形象，初步形成了三權分立和制約平衡的格局，對此后美國政制的定型具有極其深遠的影響。100多年后，這一判決贏得了著名美國歷史學家比爾德一個絕妙的贊譽－-“偉大的篡權”。11

必須看到，盡管作為一個里程碑案件馬伯利案得到后代美國法學家的一致贊美，但這個案件的處理有許多地方都違背了司法常規，甚至是“違法的”(往好聽里說，即所謂“創造性的”)。首先，馬伯利案件的發生與馬歇爾任職國務卿直接有關，依據司法慣例，馬歇爾在這樣與自己有牽連的案件中必須回避，但他沒有回避。其次，為了便利“公報私仇”，馬歇爾特意在司法判決的寫作上“不遠萬里”，繞了一個很大的彎子，他以超過4/5的篇幅論證杰弗遜當局的行為非法，僅以不到1/5的篇幅認定自己無權管轄，還“摟草打兔子”式地創立了司法審查的先例。如果他真是為了維護憲法的權威，如果他真的僅僅是試圖創立司法審查的先例，那么無論就邏輯上看還是就司法慣例上看，他都完全可以、甚至必須直接了當地從討論管轄權開始(管轄通常是司法首先要討論的問題)，并宣布1789年《法官法》第13款違憲。但如果是這樣照章辦事，那就不是他馬歇爾了。因此，幾乎是在完全討論了馬伯利案的實體問題并作出“判決”之后，他才開始討論程序，并淡淡地說了一聲，“哦，對不起，這里沒有我說話的份”。第三，馬歇爾甚至也并非真正想維護馬伯利的權利。因為，據后來的學者的一些研究，并從馬歇爾一貫的司法風格來看，只要馬歇爾愿意，他完全可以對1789年《法官法》第13款作出不違憲的解釋。12更重要的是，聯邦最高法院此前就曾依據過這一款向政府官員發出過訓令并得到了執行。13因此，無論是依據“先例必須遵循”的原則，還是依據“禁止反悔”和“合法依賴”的原則，馬歇爾都可以、甚至是必須將錯就錯。他之所以不怕麻煩地來糾正這種不為人所注意的小小歷史“失誤”，只能有一個解釋，就是要避免發生正面沖突后必定會給自己和聯邦黨人控制的法院留下的難堪。而馬伯利個人的權利卻為此犧牲了。

四．

如果僅僅是在一般意義上，我們完全有理由譴責馬歇爾狡詐多端、出爾反爾、玩弄權術，說他“公事私辦(對馬伯利)，私事公辦(對杰弗遜)”，說他缺乏司法職業道德，不“把(馬伯利的)權利當回事”(借用德沃金的一部書名)，等等。但是，本文并不想就馬伯利案本身論個是非，而是試圖從此獲得關于制度如何發生和形成的一些啟發。僅僅追求個人的動機或以“道德”來評價歷史和制度的形成是不貼切的，至少是不完整的。

近代以來，由于對人類理性的力量的過分崇拜，我們如今幾乎習慣于將某個后來人認為良好的制度視為一種正當理性的邏輯展開，視為個別人或少數精英清醒意識和追求的產物，把一個制度同后來者構建起來的關于這一制度的理性論證等同起來；我們不僅日益注重制度設計，而且在設計時，也往往注重所謂的制度的“本質關系”；在考察一個制度時，也習慣于從善良愿望出發考察它的純潔、崇高的起源。而一個制度的失敗，也往往歸結于其先天的理論不足或創制者的道德缺陷。我不敢對這種觀點作出一個一般性的判斷，但是，馬伯利案卻表明，至少有些制度的發生和形成全然不是如此。為如今眾多法學家、法律家贊美的司法審查制度的發生完全是一個歷史的偶然(盡管，并且僅僅，在后來者看來，其創立在美國的語境中可以說是一種必然，我將在后面論及)，是黨派間爭權奪利、政治家不共戴天的產物，是他們的激情和狡詐、他們的斗爭和妥協的產物，是他們追求各自利益的副產品。14至少在這一制度的發生中，傳統的法哲學或法理學教科書上最為津津樂道的道德或正義所起的作用并不像人們想象得那么大，盡管法學家經常并今天仍然那樣告訴人們。在這里，起源似乎并不重要，制度實際發生的作用和意義并不因起源的神圣而增加，也不因起源的卑賤而減少。制度在發生學上的偉大意義往往是后人回頭展望之際構建起來的，在后來者的總體歷史觀的觀照下和理性塑造下才帶上了神圣的光環；而這種光環常常使得我們不能或不敢以一種經驗性的求知態度來“凝視”(福柯語)它和凝視我們自己。

如果再擴大一點來考察，這一點甚至格外明顯。因為被一些學者當作人類理性的制度設計之典范之一的美國憲法本身就沒有明文規定司法審查制度，15甚至創造這一先例的馬歇爾就在此案數年前（1796年）的一個案件中，當他作為弗吉利亞州律師協會的領袖，受聘出庭聯邦最高法院論辯時還曾明確提出，“司法權威部門不可能有權對法律的有效性提出質疑，除非這種〖司法審查〗管轄權是憲法明確規定的。”16“這真是一個‘命運之嘲諷’的范例，”本世紀初一位馬歇爾傳記的作者這樣寫道，“就在這場歷史性的法律競爭中，馬歇爾支持的理論竟然是他此前政治生涯始終反對的”。17然而，這一制度卻在美國產生了，就在馬歇爾手中發生了，并成為如今美國憲法制度的不可變更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后來，特別是二戰以后，當其他國家試圖把這一制度當作制度來齊整地、有目的地追求或移植時，反倒沒有一個國家建立起了美國式的司法審查制度，不僅“走樣“，而且根本沒有美國的那種權威。18這倒印證了中國人的一句老話，”有心栽花花不發，無意插柳柳成蔭“；也再一次印證了馬克思早就指出的事物的邏輯不等于邏輯的事物的深刻命題。19之所以不相等，是因為制度形成的邏輯并不如同后來學者所構建的那樣是共時性的，而更多是歷時性的。制度的發生、形成和確立都是在時間的流逝中完成的，是在無數人的歷史活動中形成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弗格森、休謨、門格爾、哈耶克都稱制度是人類行動的產物，是演化的產物。20

也正因為此，我認為，許多美國學者或多或少夸大了馬伯利一案對司法審查制度形成的意義。從嚴格意義上看，在馬伯利一案中只是發生了司法審查的事件，為這種審查提出了某些理由，并在一定程度上為此后司法機關審查國會立法的合法性鋪了路。但它創造的僅僅是一種可能性，而不是必定性。21一個先例僅僅只是一個起點，而只有在這一先例為后人所遵循且必須遵循時才成為制度。從抽象層面上看，馬伯利一案并沒有決定后來者必須遵循它；在習慣于關注實體問題的普通人看來，馬伯利判決中最重要、最直接的問題是最高法院的管轄權或馬伯利能否獲得委任狀，因此它并不必定只能解釋為司法審查的先例。事實上，不僅在此后任職大法官的30余年里，馬歇爾一直沒有對國會立法進行司法審查，22而且據一些美國憲法學者的研究，在此后相當長的時間內，馬伯利判決的這一深遠意義也確實一直為人們所遺忘或忽略。23一直到了1857年，在聲名狼藉的德里德·斯考特一案中，24聯邦最高法院才再一次審查并否決了國會立法。然而，這一次，聯邦最高法院否決了國會的一個與廢除奴隸制有關的立法(密蘇里和約)，并因此－-用一些美國法律史學家的夸張的語言來說－-引發了美國南北內戰。只是到這時，司法審查作為一種制度、一個原則才可以說真正得以確立。在這個意義上，制度倒是后來者構建的，而不是”先行者“創造的。馬伯利案的意義――借用錢鍾書先生的話來說――是一種事后追認的先驅，”仿佛野孩子認父母，暴發戶造家譜，或封建皇朝的大官僚誥贈三代祖宗“。25這種不限于文學或法學領域內的普遍現象表明，即使在訴諸和認同傳統之中實際隱藏了訴諸者和認同者自身的強烈創造欲望和創造能力。

由此，我們還可以看到，即使一個總體上說來是有用、有益的制度也不是萬能的，不存在只有好處沒有缺點的制度。一個制度并不僅僅因為它是制度，就不會在具體問題上，有時甚至是重大歷史問題上出錯。司法審查并沒有使馬伯利被侵犯的權利獲得法律救濟；而德里德·斯考特案否決廢除奴隸制的國會立法，更表明司法審查制度有時――而不僅僅如同我們習慣想像的那樣只是在出了壞人或好人不當使用時――也會阻礙正當且必要的社會、政治變革。26但是，我們評價一個制度無論如何不能僅僅以個別事件的實質性對錯為標準，而是要對一個制度作出總體上的利害權衡，而這種權衡是公眾在歷史中進行的。同時，這還表明，社會的構成在任何時候都不可能只依賴某一個制度，而需要的是一套相互制約和補充的制度；這些制度不僅包括成文憲法和法律明確規定的，而且可能更重要的是包括了社會中不斷形成、發展、變化的慣例、習慣、道德和風俗這樣一些非正式的制度。

盡管容易產生誤解，但本文的目的其實并不是要貶低美國的司法審查制度，而只是試圖通過考察歷史來展現制度實際是如何發生的。因此，當我說制度的形成不是理性設計的或具有偶然性時，這并不意味著說制度形成完全是隨機的，無需任何條件的。馬伯利案之所以可能成為司法審查制度的開端，顯然有多種社會的因素，包括有法學家、法律家的職業因素和努力。例如，美國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都要求一個更強有力的聯邦政府(美國憲法就是對此的一個回應)和聯邦最高法院，在這個意義上，司法選擇得以真正確立是一種社會的公共選擇；英美法形成的遵循先例的司法傳統對這一制度的確立意義重大，在這個意義上，司法審查又是傳統的產物；美國當時各派都具有相當的政治力量以及基于這種力量對比之上出現了妥協，在這個意義上，制度的確立是一種政治力量對比的產物；馬歇爾此后長達30余年擔任首席大法官以及他精心呵護最高法院的權威，在這個意義上，司法審查又是司法人員穩定和司法經驗積累的產物；以及后代法官能從特定視角將馬伯利案件開掘出來，并賦予司法審查的意義，在這個意義上，司法審查又是后代法官的慧眼下的再創造。當然還有其他一些我們可以想到的或我們今天的想象力也無法觸及的因素。所有這一切，構成了一個制約著但并非決定了河水流向的河床，而水流的沖刷也將不斷地改變著河床。但是，必須指出，所有這些構成性因素只是在我們今天回過頭來才能辨識和理解，甚至判定其為一種必然；而在現實生活中，由于人必須且總是向前生活，因此，歷史究竟如何發展，究竟會形成什么樣的制度，又會如何形成，所有這類問題，對于身在此山中的愿意思考并具有一點反思能力的當代人來說，大約總有某種無能為力甚至是荒謬之感。

當然，這也并不必然得出我們只能且應當無所作為的結論。正如同這個司法審查制度的故事所例證的，促使人們做出具體行動的更多是他在當下情境中產生的欲求，是他的激情，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在對遙遠的將來進行總體反思后的選擇；相反，理性只是這種欲求、這種激情的奴隸。27因此，即使從歷史的角度看來似乎是必然的事物，我們也無法否認個體活動的創造性因素；更無法否認后來者對于傳統的重新構建作用。例如，當年，最高法院的第一任首席大法官杰伊因在任期間無所事事寧肯辭職到國外當大使；1800年亞當斯也曾希望杰伊再度出山，而杰伊拒絕了這個”雞肋"，亞當斯是不得已才提名馬歇爾出任首席大法官的。28事實上，杰伊也并非等閑人物，作為《聯邦黨人文集》的三名作者之一，1800年聯邦黨人的總統候選人之一，他在美國政治法律思想史中的地位和在美國憲法創制過程中的作用甚至超過了馬歇爾。然而，只是在馬歇爾手中，才出現了馬伯利訴麥迪遜，才出現了麥克洛訴馬里蘭州29等一系列對美國意義極其深遠的案件。最后，就是從上面對馬伯利案的剖析，我們也足以領略，馬歇爾大法官個人的政治魅力、機警、不帶貶義的狡猾和分寸感，以及他對司法技術的嫻熟且創造性的運用，所有這些個人性因素在制度發生和形成中的作用都不容忽視。而這一切因素，我想，即使馬歇爾本人也未必能夠清楚地自我意識。

而且，即使意識到了，就一定能夠超越甚或是把握嗎？

第五篇：奶奶是個

奶奶是個“花仙子”

（作者：李佳睿）

高密市第一實驗小學 李佳睿

我的奶奶自從退休后清閑的很，總想找點事干。不知道何時何月，奶奶竟迷上了種花。

奶奶家住平房，有個大園子，那里遍成了她的種花園地。

清晨，奶奶起床了，便從水缸里舀了一瓢水，倒進花盆，根據奶奶的經驗，要把花澆透了，直澆到盆底漏水為止。瞧，多專業的養花人啊！

奶奶的院里種植著各種各樣的花，有月季、米蘭、茶花、夜來香等，還有一些我叫不上名字的花。這些花鮮艷迷人，五彩繽紛。

花開是，是奶奶最興奮的時候，每到這時候，奶奶會把一些村里的熟人，老同學，老同事叫過來賞花，與他們一起分享快樂。每一位看過奶奶種的花的人都會嘖嘖贊嘆：“這花真漂亮！”這時奶奶會笑的合不攏嘴。

這就是我的奶奶，一個快樂的“花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