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職務侵占和盜竊案件分析

職務侵占和盜竊案件分析

職務侵占罪和盜竊罪都屬于侵犯財產罪，兩罪在犯罪主體、犯罪對象和犯罪客觀方面均有不同。司法實踐中，由于兩罪犯罪手段的部分重合，在案件定性究竟是職務侵占罪還是盜竊罪的問題上，存在著諸多爭議。

一、職務侵占罪立法背景和司法解釋

1、立法背景

我國1979年制定的刑法沒有規定職務侵占罪，對于利用職務便利侵占本單位公共財產的行為，以貪污罪處理。改革開放后，隨著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責任公司等各種私有制、混合所有制企業的出現，對于這些單位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侵占本單位財產的行為，由于其侵犯的客體不是公共財產，難以按貪污罪處理。因此，1995年2月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于懲治違反公司法的犯罪的決定》，其中第10條規定：“公司董事、監事或者職工利用職務或者工作上的便利，侵占本公司財物，數額較大的，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數額巨大的，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處沒收財產。”第14條又規定，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責任公司以外的企業職工有第10條規定的犯罪行為的，適用本《決定》。1997年修訂的《刑法》在該《決定》基礎上，將犯罪主體由該《決定》規定的公司、企業人員擴展到其他單位人員，并刪除了“利用工作上的便利”的規定。

1、犯罪主體不同：職務侵占罪犯罪主體是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人員，屬于特殊主體；盜竊罪犯罪主體是一般主體。

2、犯罪對象不同：職務侵占罪犯罪對象是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財物；盜竊罪犯罪對象是公私財物。

3、犯罪手段不同：職務侵占罪犯罪手段是侵吞、竊取、騙取或者其他方法；盜竊罪犯罪手段是竊取。

4、犯罪客觀行為不同：職務侵占罪必須是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實施；盜竊罪的實施與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無關。

三、職務侵占和盜竊案件中的幾個問題分析

案例：王某系某火車站貨場門衛兼巡守員，負責貨場巡守、防火防盜以及貨物出大門的驗票放行工作。王某在值夜班時單獨或伙同他人竊取貨場內露天堆放的無煙塊煤12起，價值1萬余元。此外，王某還偷拿貨運員鑰匙打開貨場庫房竊取小麥，價值2千余元。

本案定性究竟是盜竊罪還是職務侵占罪，存在以下爭議：

1、單位勞務人員能否構成職務侵占罪主體？

一種觀點認為：從立法原意上看，職務侵占罪主體是非國有公司、企業和單位的人員。我國1997年《刑法》對職務侵占罪主體規定的是：“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人員”，從文義上理解，公司、企業、其他單位似乎可解釋為包括國有的公司、企業、單位。然而，按照主觀解釋論的法律解釋原理，法律是立法者為社會設計的行為規范，表達了立法者希望或不希望、允許或不允

探求立法者原意，而在于探求法律自身的合理意思，并使這種合理意思適應社會的發展變化，而追求立法原意必然不能適應社會發展需要，從而影響刑法的生命力。因此，刑法解釋應以客觀解釋為基礎，只有當客觀解釋的結論不適當時，才應采取主觀解釋。

職務侵占罪雖脫胎于貪污罪，都以“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作為構成要件，但是兩罪的法益、犯罪主體和規范意旨均不同。貪污罪中的“職務上的便利”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管理社會公共事務或者管理、經營國有財產的資格和權能的便利，具有公務職權性，當然不包括勞務便利。而職務侵占罪的法益是財產法益，犯罪主體是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人員。除管理人員外，單位中那些因從事勞務而持有單位財物的人員也可利用職務便利非法占有財物，因此職務侵占罪主體應當包括單位勞務人員。并且，《刑法》第271條第二款規定了：“國有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國有單位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和國有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國有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以及其他單位從事公務的人員有前款行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條、第三百八十三條的規定定罪處罰。”即應以貪污罪處罰，更從另一側面說明了職務侵占罪主體包括國有企業中的非國家工作人員。因此，對職務侵占罪的解釋不能拘泥于立法原意，犯罪主體應當包括國有企業中的非國家工作人員。

2、在單位保管、使用、運輸中的財物是否屬于“本單位財物”？

不能將一般看護理解為保管。因此，王某利用的不是職務上的便利，而是利用因工作關系而熟悉作案環境、方便進出單位、能夠輕易接近作案目標等工作上的便利。

另一種觀點認為：雖然貨場夜間有貨運員值班，但貨運員并不巡守貨物，有時去火車站提貨票甚至要離開幾小時。對于貨場內的露天貨物，貨運員只是履行貨票的賬目管理，并無保管職責。而門衛履行巡守防盜、驗票放行職責，即使是貨運員，無貨票也不能帶貨物出門。因此，門衛對露天貨物有保管權，王某利用的是職務上的便利。

觀點分析：根據1999年9月9日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查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試行)》：“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職務上主管、管理、經手公共財物的權力及方便條件。”一般認為，“主管”是指雖未具體管理、經手本單位的財物，但對本單位財物的調配、處臵、使用等具有決定性的控制、支配權，享有主管權的一般是在單位中擔任領導職務的人員；“管理”是指以直接管理、保管財物為工作職責的，因保管、看守、使用、處理本單位的財物而擁有一定的控制、支配權，如倉庫保管員、會計、出納、材料看管員等；“經手”是指本身并不負責對本單位財物的管理，因工作需要而對本單位財物有領取、使用、發出或報銷等直接控制與獨立支配的權利，如企業中的工區長、采購員等。

司法實踐中在區分“職務上的便利”與“工作上的便利”時，占有，應構成盜竊罪。

綜上，本案王某竊取無煙煤的行為應構成職務侵占罪，而其竊取小麥的行為應構成盜竊罪。

第二篇：關于一起職務侵占案件的分析

大學社會實踐報告

實 踐 課 題 關于一起職務侵占案件的分析

關于一起職務侵占案件的分析

我是XX大學的一名學生，也是一名人民警察。在日常工作中，常常遇到各種經濟詐騙、經濟糾紛，解決經濟爭議的途徑根據案件定性，受害人可以到當地公安機關報案或者到當地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等方法解決。屬于公安機關管轄的經濟案件涉及罪名有時存在很大分歧。現就在我工作中出現的一起有關經濟案件進行分析，希望能加深對經濟案件定案的理解。

一、案情：

2010年8月的一天,廣州商人張某來到我縣找商機,碰到同鄉兼好友王某,王某邀張到我縣做買賣林地的生意,并稱另一老鄉李某已在我縣聯系購買林地的事宜,只是手頭沒有資金,只要買到林地就能賺大錢。在王某的一再邀約下,張便同王一起到我縣開展了購買林地的調查。調查中,李某邀請我縣公安局副局長兼森林公安分局局長趙某,我縣林業局副局長阿某隨同前往調查。實地調查林地后,張便同王某,李某共同商定,由張、王、李共同出資100萬元在我縣注冊成立寧蒗茂源林業有限公司,購買林地進行開發。約定由張出資百分之六十，王、李各出資百分之二十。鑒于王、李暫時沒有資金來投入，先由張墊資100萬元用作注冊資本，先把公司成立起來，王、李再還錢給施，購買林地的資金由張先墊付。三人簽訂了出資入股成立 公司的協議。協議簽訂后，公司依法成立，由張任董事長，李任總經理，王任監事，聘請吳某任會計。由于張在廣州另有業務要辦，公司購買林地的事宜便全權交給總經理李某來處理。張回廣州后，李便產生了與趙某、阿某合伙侵占施購買林地款的犯意。于是，在李與趙某、阿某的串通下，三人便同當地專做林地生意的兩村委會主任田某、史某惡意串通商談購買林地的價格。按照當時的市場價格，林地僅為每畝180元。商談林地價格的過程中，買方和賣方惡意串通，將每畝林地價格由180元提高到410元，差價230元由田某、史某占70元，其余160元由李某，趙某，阿某共同占有。為此，李某代表寧蒗茂源林業有限公司同田某、史某簽訂了購買林地三萬畝的兩份合同，約定一個月內由茂源公司先付450萬元林地款給林農，如二個月內不能付清所有林地款，則賣方有權解除合同并由乙方承擔百分之二十的違約金，一切經濟損失由買方負責。合同簽訂后，李某便多次打電話催張付款。為達到非法占有林地款的目的，李某同趙某、阿某共同商定，以在我縣取現金和保證資金安全為由，要求施將款打入趙妻子的銀行卡內，由趙妻幫忙付款給林農。在何某的一再在求下，張征得王的同意后把款直接打入趙妻在農行的卡內250萬元，另外又分別打了100萬元到田某、史某二人的銀行卡內。450萬元林地款到帳后，李某立即叫妻子劉某通過趙妻將250萬元中的150萬元轉入劉父親的銀行卡內，隨后又轉入劉的卡內，再將款轉入李的新卡內，而將老卡銷戶。趙妻卡內剩余的100萬元被趙某、阿某瓜分，用于購買小汽車和歸還個人貸款。打入田某、史某卡內的款其中大部分付給了林農，田某、史某分別占地有了25萬元和18萬元。爾后，趙、李、阿又同田某、史某相勾結，以張不能在約定期限內付清林地款為由‘由趙起草了好解除合同通知書，交給田某、史某二人各一份，由二人親自交給李，單方宣布解除合同，250萬元剛好與百分之二十的違約金相符，其它經濟損失由茂源公司承擔。案發后；趙、李、阿三人以涉嫌合同詐騙被采取強制措施，現三人以涉嫌職務侵占被檢察機關提起了公訴，但對于田某、史某二人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構成什么罪存在大的分歧，各自爭論不下，難于定論。

二、關于本案，本人擬對以下問題展開分析：

（一）合同詐騙罪及合同詐騙罪的幾種情形。

（二）職務侵占罪及職務侵占罪需要滿足的條件。

（三）對于該案田某、史某二人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構成什么罪行。

三、案件分析：

（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224條的規定，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采取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手段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行為是合同詐騙罪。騙取財物無論出現在簽訂階段，還是出現在履行過程中均屬合同詐騙行為。根據本法第224條的規定，這類行為通常包括以下幾種情形：

1、以虛構的單位或者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

2、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即以這些票據或證明作為自己能夠履行合同的證據，以騙得對方當事人簽訂合同。

3、沒有實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誘騙對方當事人繼續簽訂和履行合同。

4、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后逃匿。

5、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主要包括: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后，無正當理由拒不履行合同又不退還，或者沒有用作履行合同而無法返還;利用合同騙取財物用于抵償債務，而沒有實際履約;用于進行違法活動;用于揮霍，致使無法返還;等等。按照法律規定，利用合同騙取財物的行為必須達到數額較大的程度才構成犯罪。至于何謂數額較大，根據各省經濟狀況而定，我省暫定數額為2萬元。

（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271條第一款的規定：是指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本單位財物非法占為己有，數額較大的行為屬于職務侵占罪。職務侵占罪需要滿足

1、必須是利用自己的職務上的便利，所謂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職權及與職務有關的便利條作。

2、必須有侵占的行為。

3、必須達到數額較大的程度。如果僅有非法侵占公司、企業及其他單位財物的行為，但沒有達到數額較大的標準，則也不能構成本罪。至于數額較大的起點數額，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辦理違反公司受賄、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之規定，是指侵占公司、企業等單位財物5000元至1萬元以上的。

（三）對于史、田二人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如果涉嫌犯罪又該定為什么罪，是合同詐騙，還是職務侵占？公安和檢察機關意見不一，甚至各自內部意見都不一，爭議的焦點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種觀點認為，史、田二人的行為屬于正常的經濟合同行為，他們從林農手中以180元每畝的價格拿到手，又以每畝250元的價格出讓給他人，他們的行為于理于法都是允許的，即使同何等有串通行為，他們也只是為了賺取自已該得的利潤，不存在合同詐騙的問題，他們拿到的錢只是賺取的利潤，因而也不存在職務侵占的問題，他們的行為不構成犯罪。檢察機關持該觀點者居多。第二種觀點認為，史、田二人的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因為他們與李某，趙某、阿某等人惡意串通，對施隱瞞林地的真實價格合伙抬高價格，欺騙賣方吃差價，后又在何的指使下將解除合同通知書交給何某，宣布解除與茂源公司的合同，由茂源公司承擔違約責任，從而為無償占有林地款創造了條件，應當涉嫌合同詐騙罪。在公、檢兩機關都有一部分人持這種觀點。第三種觀點認為，史、田的行為應涉嫌職務侵占罪，因為該案的主犯為李某，李是茂源公司的總經理，是李利用總經理的職務之便，瞞著董事長和股東王某，同他人惡意串通，訂立價格虛假的林地購買合同而實施侵占公司資金的行為，而史、田二人正是合同的賣方，如果沒有二人的合作、支持、配合和幫助，李、趙、阿就無法侵占茂源公司資金250萬元。所以，史、田二人的行為為何等人的職務侵占創造了條件，是職務侵占的共犯，而且史、田二人分別得到了25 萬元和18萬元的林地款，該林地款也是茂源公司的資金，因而史、田二人的行為應為職務侵占的共犯，應該涉嫌職務侵占罪。大多數人持這種觀點。第四種觀點認為，史、田二人的行為應同時涉嫌合同詐騙罪和職務侵占罪，但因二罪屬想象的竟合犯，應按照重罪吸收輕罪的原則，定職務侵占罪為宜。因二人的行為同時符合第二和第三種觀點，確實系一種行為同時觸犯兩個罪名的情況，完全符合想象的竟合犯的要件特征。對史、田的行為定性之我見。筆者認為史、田二人的行為既涉嫌合同詐騙罪，也涉嫌職務侵占罪，但其行為系同時觸犯兩個罪名之情形，屬于想象的竟合犯，應同時涉嫌合同詐騙罪和職務侵占罪，應當按照重罪吸收輕罪的原則，定涉嫌職務侵占罪追究刑事責任。

第三篇：職務侵占與盜竊區別

職務侵占與盜竊區別：1．主體要件不同，本罪的主體是特殊主體，盜竊罪的主體為一般主體。

2．犯罪對象不同，本罪對象只能是本單位的財物；而盜竊罪的對象是他人財物，包括公私財物，而且多為犯罪行為前不被自己所控制的他人財物。

3．犯罪手段不同。本罪是利用職務的便利侵占實際掌管的本單位財物，客觀上首先要求行為人必須利用其職務上的便利，即利用自己主管、管理、經營、經手單位財物的便利條件；不是利用職務之便，而是利用工作之便侵占本單位財物的行為，不能構成本罪；而盜竊罪則是采用秘密竊取的手段獲取他人財物的行為。

4．法定刑不同。本罪最高法定刑是十五年有期徒刑，法定刑較輕，且量刑的幅度較小；而盜竊罪的最高法定刑為無期徒刑，量刑幅度較寬。

貪污與職務侵占的區別：1。犯罪客體不同：前者是國家工作人員的至于廉潔性，公共財產所有權。而后者是非國有單位的財產所有權。2：犯罪對象的不同：前者是公共財務；但受托人貪污的對象只能是國有財物，受委派的人貪污的財物可能不是公共財務。后者是非國有單位所有的各種財產。3：犯罪主體的不同：前者是國家工作人員，受國有單位委托管理，經營國有財產的人員，國有單位委派人員，特定條件下的村民委員會成員等。后者是非國有的公司，企業或其他單位的人員（不包括國有單位委派人員）。

國有企業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攻堅戰，因此內容標準要求“知道國有企業改革的主要內容”。國有企業改革按照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從以往的放權讓利、政策調整進入到轉換機制、制度創新的階段。大批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試點，推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進行了有益探索。

國有控股企業是指在企業的全部資本中，國家資本股本占較高比例，并且由國家實際控制的企業。包括絕對控股企業和相對控股企業。國有絕對控股企業是指國家資本比例大于50%（含50%）的企業，包含未經改制的國有企業。國有相對控股企業是指國家資本比例不足50%，但相對高于企業中的其他經濟成分所占比例的企業（相對控股），或者雖不大于其他經濟成份，但根據協議規定，由國家擁有實際控制權的企業（協議控制）。國有控股企業是國有企業的一種形式。國有控股公司由政府出資控股，受公司法規范。國有股份占據主導的話就是國有企業。例如外資和民營資本占總資產的49%，國有占51%，那么占據資本相對較多的久擁有控股權，就還是屬于國有控股企業。

國有控股公司職務犯罪主體和犯罪對象的確定

從近年來查辦的國有控股、參股公司中涉嫌職務犯罪案件的情況來看，由于國有控股、參股公司改變了原來單一國有公司、企業的資本結構，從而給如何認定有關人員主體身份以及職務犯罪客觀方面等帶來認識分歧和困惑，影響了對國有控股、參股公司中職務犯罪的懲治和預防。筆者試對其中兩個問題進行探討。

一、國有控股、參股公司中國家工作人員主體范圍的認定

國有控股、參股公司哪些人員屬于國家工作人員?根據我國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有關司法解釋，只有國家機關、國有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到國有控股、參股公司從事公務的人員，才能“以公務人員論”。如2001年5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國有資本控股、參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從事管理工作的人員利用職務便利非法占有本公司財物如何定罪問題的批復》規定:“在國有資本控股、參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從事管理工作的人員，除受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從事公務的以外，不屬于國家工作人員。對其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本單位財物非法占為己有，數額較大的，應當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款的規定，以職務侵占罪定罪處罰。”筆者認為，上述解釋對國有控股公司中“國家工作人員”的認定范圍過窄，不符合刑法有關理論，而且與國有控股企業中對國有資產實際管理情況相背離，導致對損害國有控股公司中國有資產行為從輕處罰，易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筆者建議，為了加強對國有控股公司中國有資產的監督管理，應將國有控股公司中“雖然未被國有單位委派，但因受聘或者被任命、選舉等從事高層管理工作的人員”，如總經理、副總經理、總會計師、董事、監事等高層管理崗位的人員，也納入“準國家工作人員”的范圍，即應當視為被依法委托從事管理國有資產的“國家工作人員”。

根據我國公司法等有關規定，國有控股公司中國有資產占大部分，擁有控股地位。那些雖然未被國有單位委派，但因被聘請或任命、選舉等途徑而成為國有控股公司高層管理人員之人，實際掌握著國有控股公司中的國有資產管理權。因為國家作為股東之一將國有資產作為股份投入國有控股公司后，就意味著將國有資產的股權委托給國有控股公司經營管理，而國有控股公司的經營管理必須通過公司高層管理人員的日常經營管理行為去體現。因此，那些因被聘請或任命、選舉等而成為國有控股公司高層管理人員之人，在掌握著國有控股公司的經營管理權的同時，實際上也掌握著國有控股公司中占控股地位的國有資產的經營管理權，從法理上講，其當然負有經營管理好國有資產、保障國有資產增值保值之職責。因此，將上述高層管理人員視為“國家工作人員”，不僅有法理根據，也符合經營管理實際。

至于國有參股、但不控股公司中的高層管理人員，由于公司中國有資產不占控股地位，其經營管理職權主要在于非國有資產，除受國有單位委派外，其他高層經營管理人員應當屬于非國家工作人員。

二、改制中，國企債權債務和不動產能否成為職務犯罪的對象 1.改制過程中，國有企業的債權債務能否成為職務犯罪的對象問題。一些國有企業負責人在改制過程中，故意隱瞞原來國有企業的債權，企圖等企業改制完成后再私自將原國有企業的債權接收到自己所掌管的改制企業，從中謀取私利;有的國有企業負責人在改制過程中，私自虛報企業的債務，以便在改制后謀取非法利益。一種觀點認為，由于企業的債權債務處于“債”的狀態，處于遠期不確定狀態，嫌疑人不能獲得實際利益，因此，國有企業的債權債務不應成為職務犯罪的對象。筆者認為，上述隱瞞債權、虛報債務的行為實際上就是利用職權，謀取國有企業的財產權和非法利益，其與謀取侵吞國有資產無異。因此，國有企業的債權債務完全可以成為職務犯罪的對象。

2.國有企業改制成為國有控股、參股公司過程中，國有企業的不動產能否成為職務犯罪的對象問題。一些國有企業負責人在改制過程中，利用職務便利，將國有企業的廠房或其他生產經營場地出借給他人，從中謀取非法利益;或者私自和家人占據國有企業廠房或生產經營場地，用于自己或者家人進行生產經營。對此，一些嫌疑人往往以系租借行為，并未使國有資產權利發生轉移，也未將國有資產轉為私有為由進行辯解。筆者認為，國有企業負責人的上述行為雖然未變更國有資產的產權，但實際上是對國有企業廠房、生產經營場地等不動產的非法占有、挪用行為或者利用職權收受賄賂行為。為了加強對國有不動資產的保護，筆者建議在法律上明確規定國有企業的不動產可以成為職務犯罪的對象，并根據上述行為的具體情況定罪處罰:一是國有企業負責人利用職權，將國有企業不動產非法出借給他人使用，從中謀取大量非法利益的，應以受賄罪處罰;二是國有企業負責人利用職權，私自或者和家人占據國有企業廠房或生產經營場地，自己或者家人進行生產經營的，實際上是利用職權，變相侵吞國有資產的行為，應以貪污罪處罰，至于其貪污數額，應當是其非法占有國有不動資產時間內所形成的利益額;三是國有企業負責人利用職權，將國有企業不動產非法出借給他人使用，而沒有謀取非法利益的，應當依挪用公款罪進行處罰。

第四篇：當前盜竊案件成因對策分析（本站推薦）

2011年1月至7月，河南省襄城縣法院共審結各類刑事案件165起，其中盜竊案件為87件105人，占結案總數的52.7％。統計數字表明，如何盡快有效地遏制盜竊犯罪，使人民群眾有一個良好的生產和生活秩序，是擺在政法部門乃至整個社會各界面前的一項迫切任務。為此，我們對該87件盜竊案卷進行了調查，就當前盜竊犯罪的特點、成因進行了分析，以便尋求出遏制盜竊犯罪的對策。（盜竊罪量刑標準）

一、當前盜竊犯罪的突出特點

（1）犯罪分子中，農村及城鄉結合部人口多于城市人口，87件案件105名盜竊分子中，農村及城郊人口為69人，占犯罪人數的65.7％。

（2）成年人犯罪多于未成年人犯罪，而且18歲至35歲者占絕大多數，占87案總人數的70％。其中在校學生占1％。

（3）盜竊犯罪分子中，初犯、偶犯多于慣犯、累犯。87案中，涉案人犯105人，屬于初犯、偶犯者64人，占60.9％。

（4）文化程度低。文化程度低主要是指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包括文盲、小學和初中人員。在涉案人員105人中，大專3人，中專9人，高中5人，文盲19人，小學52人，初中17人。文盲、小學和初中人員數分別占總人數的18%、49.5%和16%。文化程度低的犯罪人員，比2009年多了5人，比2010年多了8人。因此，無業人員參與盜竊犯罪不僅多，而且也呈上升趨勢。（盜竊罪立案標準）

（5）盜竊犯罪較為單一。在辦理的87件盜竊案件中，只有8件盜竊案件中涉及其他類型的犯罪，其他79件盜竊犯罪案件，行為人只實施了盜竊一種犯罪。

（6）作案次數多、所盜物品雜。其中，為數最多的物品為各種摩托車、電動自行車及農用三輪車。而交通工具被盜竊后，被告人又利用這些交通工具進行“掃蕩性”作案，粉條、黃豆、家禽家畜及鍋碗刀勺等都成為盜竊的目標。

（7）團伙作案比單獨作案多。87案中，單獨作案28件，團伙作案59件，如本縣孫某、馬某等5人預謀后，將停放在路邊的貨車駕駛室內的現金1萬多元及2部手機盜走。該5人分工明確，計劃周詳。這充分反映了當前盜竊分子行動的絕密和偵破工作的難度。

（8）順手牽羊、見財起意及作案手段簡單者多。縱觀87案盜竊手段，無論大街旁偷車，還是室內行竊，一根鐵棍或幾把小刀，方法簡單卻屢屢得手。

二、當前盜竊案件增多以及形成的原因

（一）農村勞動力過剩，就業壓力較大。隨著農村經濟的不斷發展，農民生活有了較大的改善，但農村勞動力過剩的形勢依然存在。大量農村居民涌向城市，由于社會對勞動力的素質要求越來越高，而大多數農民，尤其是青年人，由于歷史、社會原因，文化素質較低，且沒有一技之長，就業遂愈發困難，有的民工因無技術、生活無保障，加之法律意識淡薄，從而鋌而走險，走上犯罪的道路。

（二）案犯法律道德意識差。盜竊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大多數文化素質較低，法律意識淡薄。他們平時不學法、不懂法、不守法，是非不明、榮恥不分。相當一部分案犯，日常游手好閑，惹是生非，將盜竊所得揮霍一空。更有甚者，將盜竊所得用于賭博等違法活動。

（三）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造成某些農民心理不平衡便去盜竊或外出“淘金”，大錢難掙，企圖偷撈一把，回家享受。這種情況主要有兩類人員：一是本地農村在城內作臨時工的人員；二是外地打工者和盲流人員。他們總想在外多掙點錢帶回家，于是干起盜竊之事。

（四）不思悔改，嗜偷成性。此類人員多為累犯、慣犯。如本縣何某，2009年5月因盜竊被判處拘役六個月，2009年12月又因盜竊被判刑十個月，2010年出獄后，竟重操“舊業”瘋狂作案9起，現被判刑七年。

（五）經濟發展不平衡，貧富差距不斷拉大并形成鮮明對比，造成了一部分人的心理失衡，加上各種不良社會風氣和腐朽思想的影響，導致各類侵財性犯罪不斷增多，重大盜竊案件也隨之頻發。加之當前警力不足，治安力量薄弱，有些被盜竊案件的失主報案，警方不能及時立案查處，致使這類案件增多，案犯有恃無恐，膽子越來越大，作案頻率越來越快，作案次數越來越多。

三、幾點對策

1、加強法律宣傳，提高公民法律意識，增強法制觀念。司法機關結合本地的實際情況采取多種形式廣泛地開展法制宣傳。如可以結合典型案件，以案說法，使人們充分認識盜竊犯罪的危害性、打擊和預防盜竊犯罪的必要性，增強群眾的法制觀念。

2、加大打擊力度，建立防范網絡。政法機關應當加強農村公安派出所的警力，對人民群眾的報案要及時立案，認真查處。要加強對廢品收購、二手市場的管理，堵住銷贓渠道。人民法院審理盜竊案件，應當貫徹罪罰相應、寬嚴相濟的方針。對一些盜竊次數多，盜竊數額大，流竄作案地域廣，作案情節、后果嚴重及共同犯罪的主犯、累犯等，要加大打擊力度，依法嚴懲。對一些盜竊數額小，盜竊次數少，犯罪情節較輕，社會危害不大，具備緩刑條件的犯罪分子，可以依法宣告緩刑。

3、要建立、建全村級治安保衛組織，加強基層的基礎政權建設，注重打防結合，開展群防群治。充分發揮農村基層治保組織和民調組織的作用，對小偷小摸、偶爾小額偷竊的行為人，及時教育處理；對流竄作案等盜竊行為和苗頭，及時發現、及時報告；發動、教育、幫助農戶提高保安意識，妥善保管財物，加強防盜措施。（作者單位：河南省襄城縣人民法院）

來源：中國法院網

第五篇：法學實踐報告-關于一起職務侵占案件的分析

關于一起職務侵占案件的分析

我是XXX大學的一名學生，也是一名人民警察。在日常工作中，常常遇到各種經濟詐騙、經濟糾紛，解決經濟爭議的途徑根據案件定性，受害人可以到當地公安機關報案或者到當地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等方法解決。屬于公安機關管轄的經濟案件涉及罪名有時存在很大分歧。現就在我工作中出現的一起有關經濟案件進行分析，希望能加深對經濟案件定案的理解。

一、案情：

2010年8月的一天,廣州商人張某來到我縣找商機,碰到同鄉兼好友王某,王某邀張到我縣做買賣林地的生意,并稱另一老鄉李某已在我縣聯系購買林地的事宜,只是手頭沒有資金,只要買到林地就能賺大錢。在王某的一再邀約下,張便同王一起到我縣開展了購買林地的調查。調查中,李某邀請我縣公安局副局長兼森林公安分局局長趙某,我縣林業局副局長阿某隨同前往調查。實地調查林地后,張便同王某,李某共同商定,由張、王、李共同出資100萬元在我縣注冊成立寧蒗茂源林業有限公司,購買林地進行開發。約定由張出資百分之六十，王、李各出資百分之二十。鑒于王、李暫時沒有資金來投入，先由張墊資100萬元用作注冊資本，先把公司成立起來，王、李再還錢給施，購買林地的資金由張先墊付。三人簽訂了出資入股成立 公司的協議。協議簽訂后，公司依法成立，由張任董事長，李任總經理，王任監事，聘請吳某任會計。由于張在廣州另有業務要辦，公司購買林地的事宜便全權交給總經理李某來處理。張回廣州后，李便產生了與趙某、阿某合伙侵占施購買林地款的犯意。于是，在李與趙某、阿某的串通下，三人便同當地專做林地生意的兩村委會主任田某、史某惡意串通商談購買林地的價格。按照當時的市場價格，林地僅為每畝180元。商談林地價格的過程中，買方和賣方惡意串通，將每畝林地價格由180元提高到410元，差價230元由田某、史某占70元，其余160元由李某，趙某，阿某共同占有。為此，李某代表寧蒗茂源林業有限公司同田某、史某簽訂了購買林地三萬畝的兩份合同，約定一個月內由茂源公司先付450萬元林地款給林農，如二個月內不能付清所有林地款，則賣方有權解除合同并由乙方承擔百分之二十的違約金，一切經濟損失由買方負責。合同簽訂后，李某便多次打電話催張付款。為達到非法占有林地款的目的，李某同趙某、阿某共同商定，以在我縣取現金和保證資金安全為由，要求施將款打入趙妻子的銀行卡內，由趙妻幫忙付款給林農。在何某的一再在求下，張征得王的同意后把款直接打入趙妻在農行的卡內250萬元，另外又分別打了100萬元到田某、史某二人的銀行卡內。450萬元林地款到帳后，李某立即叫妻子劉某通過趙妻將250萬元中的150萬元轉入劉父親的銀行卡內，隨后又轉入劉的卡內，再將款轉入李的新卡內，而將老卡銷戶。趙妻卡內剩余的100萬元被趙某、阿某瓜分，用于購買小汽車和歸還個人貸款。打入田某、史某卡內的款其中大部分付給了林農，田某、史某分別占地有了25萬元和18萬元。爾后，趙、李、阿又同田某、史某相勾結，以張不能在約定期限內付清林地款為由‘由趙起草了好解除合同通知書，交給田某、史某二人各一份，由二人親自交給李，單方宣布解除合同，250萬元剛好與百分之二十的違約金相符，其它經濟損失由茂源公司承擔。案發后；趙、李、阿三人以涉嫌合同詐騙被采取強制措施，現三人以涉嫌職務侵占被檢察機關提起了公訴，但對于田某、史某二人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構成什么罪存在大的分歧，各自爭論不下，難于定論。

二、關于本案，本人擬對以下問題展開分析：

（一）合同詐騙罪及合同詐騙罪的幾種情形。

（二）職務侵占罪及職務侵占罪需要滿足的條件。

（三）對于該案田某、史某二人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構成什么罪行。

三、案件分析：

（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224條的規定，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采取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手段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行為是合同詐騙罪。騙取財物無論出現在簽訂階段，還是出現在履行過程中均屬合同詐騙行為。根據本法第224條的規定，這類行為通常包括以下幾種情形：

1、以虛構的單位或者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

2、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即以這些票據或證明作為自己能夠履行合同的證據，以騙得對方當事人簽訂合同。

3、沒有實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誘騙對方當事人繼續簽訂和履行合同。

4、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后逃匿。

5、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主要包括: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后，無正當理由拒不履行合同又不退還，或者沒有用作履行合同而無法返還;利用合同騙取財物用于抵償債務，而沒有實際履約;用于進行違法活動;用于揮霍，致使無法返還;等等。按照法律規定，利用合同騙取財物的行為必須達到數額較大的程度才構成犯罪。至于何謂數額較大，根據各省經濟狀況而定，我省暫定數額為2萬元。

（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271條第一款的規定：是指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本單位財物非法占為己有，數額較大的行為屬于職務侵占罪。職務侵占罪需要滿足

1、必須是利用自己的職務上的便利，所謂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職權及與職務有關的便利條作。

2、必須有侵占的行為。

3、必須達到數額較大的程度。如果僅有非法侵占公司、企業及其他單位財物的行為，但沒有達到數額較大的標準，則也不能構成本罪。至于數額較大的起點數額，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辦理違反公司受賄、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之規定，是指侵占公司、企業等單位財物5000元至1萬元以上的。

（三）對于史、田二人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如果涉嫌犯罪又該定為什么罪，是合同詐騙，還是職務侵占？公安和檢察機關意見不一，甚至各自內部意見都不一，爭議的焦點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種觀點認為，史、田二人的行為屬于正常的經濟合同行為，他們從林農手中以180元每畝的價格拿到手，又以每畝250元的價格出讓給他人，他們的行為于理于法都是允許的，即使同何等有串通行為，他們也只是為了賺取自已該得的利潤，不存在合同詐騙的問題，他們拿到的錢只是賺取的利潤，因而也不存在職務侵占的問題，他們的行為不構成犯罪。檢察機關持該觀點者居多。第二種觀點認為，史、田二人的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因為他們與李某，趙某、阿某等人惡意串通，對施隱瞞林地的真實價格合伙抬高價格，欺騙賣方吃差價，后又在何的指使下將解除合同通知書交給何某，宣布解除與茂源公司的合同，由茂源公司承擔違約責任，從而為無償占有林地款創造了條件，應當涉嫌合同詐騙罪。在公、檢兩機關都有一部分人持這種觀點。第三種觀點認為，史、田的行為應涉嫌職務侵占罪，因為該案的主犯為李某，李是茂源公司的總經理，是李利用總經理的職務之便，瞞著董事長和股東王某，同他人惡意串通，訂立價格虛假的林地購買合同而實施侵占公司資金的行為，而史、田二人正是合同的賣方，如果沒有二人的合作、支持、配合和幫助，李、趙、阿就無法侵占茂源公司資金250萬元。所以，史、田二人的行為為何等人的職務侵占創造了條件，是職務侵占的共犯，而且史、田二人分別得到了25 萬元和18萬元的林地款，該林地款也是茂源公司的資金，因而史、田二人的行為應為職務侵占的共犯，應該涉嫌職務侵占罪。大多數人持這種觀點。第四種觀點認為，史、田二人的行為應同時涉嫌合同詐騙罪和職務侵占罪，但因二罪屬想象的竟合犯，應按照重罪吸收輕罪的原則，定職務侵占罪為宜。因二人的行為同時符合第二和第三種觀點，確實系一種行為同時觸犯兩個罪名的情況，完全符合想象的竟合犯的要件特征。對史、田的行為定性之我見。筆者認為史、田二人的行為既涉嫌合同詐騙罪，也涉嫌職務侵占罪，但其行為系同時觸犯兩個罪名之情形，屬于想象的竟合犯，應同時涉嫌合同詐騙罪和職務侵占罪，應當按照重罪吸收輕罪的原則，定涉嫌職務侵占罪追究刑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