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和諧社會背景下行政訴訟協調制度探討

我國《行政訴訟法》自頒布實施以來，在保障公民權利、促進行政機關依法行政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但隨著我國各項改革的推進，行政訴訟制度在實踐當中也暴露出了一些問題，如行政訴訟運作機制不暢，行政訴訟的公信力不足，行政爭議難以化解，等等。當前，黨和國家大力倡導和諧社會建設，而和諧社會是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是

社會各要素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社會。構建和諧社會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建立與完善諸多制度。從靈活、有效地化解社會矛盾的角度考慮，行政訴訟協調制度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一環。在新的社會形勢下，必須重視行政訴訟協調制度，充分發揮行政訴訟協調在化解社會矛盾、增進社會和諧方面的功能與作用。

一、行政訴訟協調在審判實踐的應用及存在的問題

我國《行政訴訟法》第50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不適用調解”。這種規定在行政審判實踐中顯露出一些缺陷，突出表現為行政爭議解決不及時、不靈活、高成本，一些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不能獲得有效的保護。在生活節奏越來越快、行政糾紛越來越多、解決難度越來越大的當今社會，尋求多元化的行政爭議解決機制就成為行政訴訟體制改革的一個重大課題。2006年，肖揚院長在全國高級法院院長座談會上明確指出，“要積極探索和完善行政訴訟和解制度，在不違反法律，不損害國家利益、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權益和堅持自愿原則的前提下，盡可能采取協調的方式，促使當事人和解”。2003年以來全國法院在行政訴訟協調方面進行了有益探索，取得了較明顯的成效。2003年全國行政訴訟案件一審結案88050件，其中撤訴和協調處理41547件，占47.2%；2004年全國行政訴訟案件一審結案92192件，其中撤訴和協調處理43705件，占47.4%；2005年全國行政訴訟案件一審結案95707件，其中撤訴和協調處理41620件，占43.5%。這種撤訴大多數都是法院找原、被告或第三人進行協調的結果，尤其是法院發現被告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違法，為避免判決行政機關敗訴而“影響關系”，主動找行政機關“交換意見”，被告撤銷或改變原具體行政行為而促成原告申請撤訴。以協調方式化解行政爭議，對于及時有效保護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對有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對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都具有重要意義。

但是由于缺少立法上的規范，審判實踐中的協調方式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一是可能會使法院喪失獨立公正審判的地位和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的功能。人民法院在行政訴訟中既負有權利救濟，又負有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的職能，但實踐中，為了片面追求協調結案，一些法院不對被訴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做出明確判斷，不分清是非的“和稀泥”。二是部分被告為了達到不“敗訴”的目的，要么無原則犧牲公共利益，要么脅迫或變相協迫原告接受和解而撤訴。三是部分原告的司法保護被虛置。《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十六條規定：“人民法院裁定準許原告撤訴后，原告對同一事實和理由重新起訴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實踐中的一些“和解協議”游離于現行法律規定之外，不具有法律效力。原告撤訴后，一些行政機關或第三人不履行或者不充分履行協議內容，相對人在這種情況下既無權對抗行政機關或第三人，又不能請求司法救濟，其請求司法保護的權利被虛置。這些問題亟需通過完善行政訴訟協調制度加以解決。

二、行政訴訟案件協調解決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1、建立行政訴訟協調制度有理論依據。訴訟協調，是指人民法院在審理案件過程中，積極進行協調工作，引導當事人各方盡快和解，從而終結訴訟的行為。建立行政訴訟協調制度的理論基礎在于：行政訴訟也是社會糾紛的一種解決機制，其直接目的仍是要解決糾紛，達到定紛止爭的目的，而協調無疑是一種解決糾紛的有效手段，而且在有些情形下，協調所發揮的平息糾紛，保護相對方合法權益的功效是單純的裁判無法達到的；在行政合同訴訟和行政賠償訴訟中，對當事人的糾紛進行協調，符合法律的有關規定；在行政裁量權限范圍內，行政主體的適當讓步不一定侵害國家利益或者違背法律；行政訴訟協調的結果以法院依法核準為前提，可確保國家利益、公共利益及他人利益切實得到維護。

2、建立行政訴訟協調制度，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需要。黨中央提出要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然要求在司法審判中，盡力用協調的方式來解決當事人的爭議，定紛止爭，促進社會和諧。在行政訴訟中要協調好“官民”糾紛，使“官民”握手言和，將糾紛徹底平息。肖揚院長在2007年全國高級法院院會議上強調要樹立正確的糾紛解決觀，把化解矛盾作為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切入點，進一步說明了利用協調方式處理行政爭議是人民法院在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應盡的司法職責。

3、在較多情況下，單純的裁判難

第二篇：淺論和諧社會下行政訴訟調解制度的構建

淺論和諧社會下行政訴訟調解制度的構建

引言

調解，作為享譽世界的“東方經驗”，長期在我國民事訴訟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調解結案的比率非常高，在刑事訴訟中也有其一席之地，在構建和諧社會的新形勢下，調解更是大放異彩。然而在我國行政訴訟中，調解卻長期處在一個蒙著面紗不敢面世的尷尬境地，我國法律明文規定禁止運用調解方式解決糾紛，其原因主要在于行政職權的不可處分性，但事實上，行政職權是可以進行有限處分的。盡管我國禁止行政案件適用調解制度，但在我國司法實踐上，為了避免行政案件的上訴、申訴、纏訴從而影響司法審判效率嚴重低下等現象的大量發生，法院會默許甚至動員原被告通過“案外調解”的方式來解決行政案件。這種協商和解的方式其實就是一種隱性的行政調解，法律對于行政訴訟禁止調解的規定其實已被悄然規避，但事實證明行政訴訟引入適當的調解是可行的。基于這種思考，本文就我國行政訴訟中引入適當的調解制度的必要性以及對調解制度如何構建等問題進行分析和探討，以求有利于我國目前正在修訂中的行政訴訟制度的進一步完善。

一、我國調解制度的理論與實踐

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如何妥善解決糾紛和矛盾，平衡各方面社會關系，保持和穩定社會秩序，是任何社會都必須解決的課題。回顧我國司法調解的歷史可以看到，建國前的馬錫五審判方式，有效地解決了人民群眾的內部糾紛，并在建國初期得到發展，在民事訴訟法實施前的時間，調解是審理民事糾紛的主要主式，民事訴訟法頒布之后，規定了著重調解的工作方式，20世紀90年代以來，審判方式的改革，使調解制度得到了規范并發揮了其優勢，為構建多層次、全方位的糾紛解決機制，消化日益增多的社會矛盾和糾紛，黨和政府重視調解工作，對調解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作出了重大部署，近一個時期以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關于進一步加強新時期人民調解工作的若干意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人民調解協議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民事調解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的相繼出臺，使我國調解制度煥發新的生機與活力。人民法院作為維護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是各種矛盾和糾紛的終局解決者，訴訟調解成為人民法院審判活動的重要內容，堅持自愿、合法原則，作出的調解結果，既體現了法律的規則之治，又尊重了當事人的意志。我認為在行政訴訟中建立調解制度也在法理與情理之中，理論固然來源于實踐，但其一旦形成，則可對實踐發揮能動的指導作用。建立行政調解制度，發揮調解的積極作用和行政訴訟的特殊作用，是解決行政爭議實現公平正義的應有之義。

二、建立我國行政訴訟調解制度的必要性

我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不適用調解。”而在此之前的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經濟行政案件不應進行調解的通知》中已經規定審查和確認主管行政機關依職權所作的行政處罰或者其他行政決定是否合法、正確，不同于解決原、被告之間的民事權利、義務關系問題，人民法院不應進行調解，而應在查明情況的基礎上作出公正的判決。如此規定說明，調解的實質是參與調解的主體為了實現自己的權利，而對自己的程序權利和實體權利作出實質上的處分，以犧牲一定的權利為代價求得爭議的解決。因此，調解只適用于那些有完全處分權利來處分自己的褓和程序權利的訴訟形式，而行政機關是國家權力的行使者，不是該項權力的絕對所有者，無權自由處分本質上屬于國家的行政權，行政訴訟中不能適用調解的方式，因此，很多學者認為不適用調解是我國行政訴訟中的特有原則。但是，我國行政訴訟制度自建立以來，在控制行政權、保護公民權利方面發揮重要作用。顯而易見，行政訴訟不適用調解的原則基本上得到了貫徹，然而，在貫徹行政訴訟的立法精神的同時，大量行政案件變相地適用調解解決行政爭議已成為公開的秘密，行政訴訟當事人在法院默許或者動員下通過協調解決行政爭議的事實，已經悄然升起，不允許調解的規定已名存實亡。不適用調解原則并不能排除人民法院在審理的過程中對當事人進行的說服教育工作，不能調解卻可以和解。我認為，在行政訴訟中建立調解制度已成為必要。

1、我國行政調解制度的理論基礎

行政法理論的研究使行政訴訟調解的建立具有理論上基礎。行政機關是國家權力的行使者，現代行政權的行使和對行政權力性質認識的不斷深入，主張行政機關絕對不能處分行政權力的觀點已不能自圓其說，行政權作為一種國家機關執行，適用法律的活動，在行政過程中行政機關享有自主權，行政法規賦予了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較大自由裁量權。行政過程中追求法律地位平等的理念已深入人心，以“公權不能自由處分”為由排斥行政訴訟調解的適用，已經缺乏理論的支持。因為法律賦予行政機關的行政權力無疑是羈束性權力和裁量性權力，雖然行政機關對羈束性權力不能自由處分，但是，裁量性權力使行政機關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自由處分，從解決爭議的訴訟目的來看，正是由于存在行政裁量行為，法律禁止調解幾乎是不可能的，按照法治國家的要求，政府的公權力在法律沒有規定的情況下不得行使，而作為私權利在法律沒有禁止的情況下，就可以處分，況且公權力無論是在行政程序階段還是訴訟程序階段，均存在一個自由裁量的幅度問題，所以，公權力的處分仍然可進行調解并做適當的讓步，行政機關的自主權應得到法律的保障。

2、域外行政調解使我國建立行政訴訟調解提供借鑒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域外行政訴訟調解的適用對我國行政訴訟的調解建立有借鑒意義，英美法系國家和大陸法系國家在司法審查和行政訴訟中，都不同程度地允許當事人和解或者法院進行調解。德國行政法院法第87條規定：“審判長或其指定之法官，為使爭訴盡可能一次言詞辯論終結，于言詞辯論前有權為必要之命令。其有權試行參與人為爭訟之善意解決之和解。”我國臺灣地區《行政訴訟法》第219條規定：“當事人就訴訟標的具有處分權并不違反公益者，行政法院不問訴訟程度如可，得隨時試行和解。受命法官或受托法官，亦同。第三人經行政法院許可，得參加和解。行政法院認為必要時，得通知第三人參加。”日本、瑞士等國雖然未明確規定法院在行政訴訟中可以進行調解，但從有關法律條文中仍可以推知，允許法官進行一定程度的調解，在域外，既有關于行政訴訟調解制度的明確規定，也有法律沒有明文禁止的情況。在采取行政訴訟調解的國家，雖然存在著行政處分權有限，調解可能沖擊依法行政原則的顧慮，但行政訴訟調解的正面效應決定了行政訴訟中調解制度的建立。域外審判實踐已經為我們提供了在行政訴訟中建立調解制度的成功范例，盡快修改行政訴訟法，消除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尷尬，應是當前和今后相當長的現實國情所需。

3、行政訴訟的實踐表明建立行政訴訟調解已成為現實的必要 行政訴訟作為解決行政爭議的一項訴訟活動，與刑事自訴和民事訴訟一樣，當然可以適用解決糾紛的普遍方式――調解。長期以來，我國的行政管理和司法審判工作過于剛性，行政訴訟不適用調解的做法，實際上把行政機關與行政管理相對人視為不可調和的雙方，使得行政訴訟缺乏人情味，從審判實踐來看，行政案件撤訴率的現象已經說明，大量的行政案件在法院的主持下，通過協商、協調的方式得到解決，有的因被告改變具體行政行為達到原告撤訴的結果，有的因法定發現具體行政行為違法，主動與行政機關交換意見，有的是訴訟外被告給予原告某些好處而使原告撤訴，作為解決糾紛的主持人――人民法院幾乎對申請撤訴的都予以準許。審查行政案件不適用調解原則并不能排除人民法院在審理的過程

中對雙方當事人進行一些說服教育工作。與其讓這些變相的調解處理成為規避法律的工具，不如從制度上加以規范，準予當事人調解、協商，由法院對當事人達成的協議是否合法進行審查，在不違反當事人自愿和法律的強制性規定，不損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情況下，確認協議的法律效力，使調解成為保護當事人合法權利，促進行政機關依法行政的工作方式。

三、構建我國行政訴訟調解制度的設想

總體設想是行政訴訟的調解與審判是進行上的順序關系并且相互分離。行政爭議提交法院后，解決爭議的過程中將遇到以下問題：調解的范圍、調解的主體、調解成功時，調解協議的法律效力、調解失敗與審判的銜接問題。通過上文國內外的實踐經驗，筆者通過回答上述問題以闡述有關具體設想。

（一）調解的原則

調解的原則是貫穿于整個調解活動的始終，法院及各方當事人都必須遵守的規則,它是調解活動順利進行和調解協議發生效力的重要保障。正如上文所說的，行政訴訟中的調解也不是絕對的，因此，我們必須秉持以下原則進行訴訟調解。

1、自愿原則

自愿原則是調解的首要的基本的原則，是調解制度存在的前提和合法性基礎。調解就其本質而言，是尊重當事人意志，使當事人在自愿的前提下、在互相理解的基礎上達成共識，和諧地解決糾紛。行政訴訟中，人民法院可以提出調解建議，但調解程序的啟動必須要尊重行政機關與行政相對人(包括第三人)的意愿，人民法院不得強迫任何一方接受調解。

2、有限調解原則

行政訴訟調解制度應該是一種不同于民事訴訟調解制度的全新的調解制度，它只能實行有限范圍內的調解。調解需局限于被告的法定職權范圍之內，禁止任何超越被告法定職權的調解，不同的行政行為和不同類型的行政案件的調解要受到不同的限制，行政訴訟調解地無限擴大可能會有適得其反的效果，它很有可能會導致濫用調解權，影響行政訴訟目的和宗旨的實現。

3、合法原則

行政訴訟的根本目的，是通過規范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來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因此合法原則是調解的目的得以實現的重要保障。行政訴訟調解的合法原則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調解協議的內容不得違反法律、法規的禁止性規定；二是調解協議的內容不得損害國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權益。

（二）調解的主體

包括三部分：

1、提起調解主體的不包括行政機關。法律推定行政行為一經作出即視為有效，因此行政機關作出的決定應當具有充足的理由，不應進入訴訟程序而有所改變。原告在訴訟中主要追求自身利益的維護、法院同樣要追求社會效果，兩者提起調解均不應受限。

2、調解由法官主持。行政訴訟爭議的標的是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其公法性決定法官在調解過程中要監督行政機關的行為，同時這也有助于訴訟雙方保持平等的權利表達。

3、原被告雙方可終止調解并轉入審判程序。調解制度的設立應充分保障雙方的合意性，雙方終止調解權利有利于目前法院在現實中久調不判、強制調解等現象。

（三）調解的范圍

行政訴訟調解的內在依據是行政權的裁量性，鑒于這種裁量性可能源于法律賦予行政機關應對復雜多變的社會現實的能力，亦可源于法律語言的規范性導致適用時的多義性，所以調解的適用范圍隨著裁量行政的廣泛運用將不斷擴大。因此筆者不贊同將行政訴訟調解僅適用于行政合同、行政裁決等類型案件，隨著社會的發展，這種范圍的限制必然帶來行政訴訟法的不斷修改，不利于法律的穩定性。既然行政權的運用體現了公共利益的維護，因此只要行政訴訟調解的結果不違背公共利益，調解應當成立。綜上所述，法律不應當設置調解制度適用的范圍，僅規定“不違反公共利益”的實質限制，由法院對調解協議進行事后審查。

（四）調解的結果

我贊同德國將調解協議作為公法合同的性質，調解協議應當具有相應的法律效力，須得到法院的準許。當事人達成調解協議后，法院進行不損害公共利益的審查，法院準許表明行政爭議得到解決，同判決應當具有同等效力。

行政訴訟調解的失敗，行政爭議的解決將要轉入審判程序。在銜接問題上應當吸收英國的審前議定書制度。調解法官應將行政裁決的日期與細節、原告申明不服的公共機構的作為或不作為、表達清晰的案件概述以及與案件有關的任何信息的細節和行政訴訟被告對行政案件的有關細節的信息以報告的形式送審判法庭，使審判法官對基本案情進行審查。這樣有助于追求訴訟效率價值。須注意的是，有關案情的報告應當有當事雙方確認，有異議處予以表明，有利于審判法官了解的案情具有客觀性。同時，調解法官與審判法官應當分開，以避免偏見，影響法官的中立性。

結語

國內外大量的司法實踐已經清楚地告訴我們，行政爭議的客觀現實需要和公法行為的契約化趨勢要求我們必須把行政調解制度置于現代行政法發展的背景下探討，司法最終的原則必將使最大范圍的行政爭議進入司法領域，行政權力和公民權利相互依賴、相互制約正日益深刻地改變現代行政管理的面貌，從而為行政權力的行使賦予了不同于以往的形式和內容，建立行政訴訟調解制度，已經不再停留在理論層面探討可能性和必要性，而是應當在制度層面探討如何構建。當前，無論是和諧訴訟模式的提出還是訴調對接觀念的出現都說明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在構建和諧社會中，法官、行政機關、行政相對人三者之間有著共同的社會基礎和價值理念，是我們強調建立行政訴訟調解制度的根本目的和最后動因，我們法律人應該努力尋求一種正當的調解制度為和諧社會的建設做出自己的貢獻。

阜新市中級人民法院行政庭王繼余

第三篇：和諧社會背景下的社會穩定觀

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中國的社會穩定問題呈現出了一些新的特點，群體性、突發性事件數量增多，糾紛與沖突涉及范圍擴大，尖銳和對立的程度加劇。有的人據此便認為，當前一些社會不穩定的現象源于對“以人為本”的提倡，所以在實際工作過程中出現了把維護社會穩定與堅持“以人為本”對立起來的現象。其實，這些不穩定現象并不是產生于堅持“以人為本”，而恰恰是多少年來在“以人為本”方面做得不到位而積累、遺留下來的問題，只是這蓋子在改革發展的攻堅時期被集中揭開來罷了。我們不要堵塞、壓制、掩飾出來的表面穩定，而是要通過疏導、化解、消除而出現的各盡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本質穩定。因此，在構建和諧社會背景下的社會穩定要依靠全新的理念和做法來實現。這新的理念與做法的核心就是“以人為本”。真正實現有機的、良性的、持續的、健康的社會穩定最終還是要靠堅持“以人為本”，而不是其他。12月5日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明年經濟工作八個重點的第七項指出，“堅持以人為本，做好關系人民群眾利益的各項工作，維護社會穩定”；在明年經濟工作的六項任務中的第六項提出：“堅持以人為本，努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一而再地點出“以人為本”，即是此意。在我看來，以人為本，就是要尊重人、依靠人、提高人。尊重人就是尊重人民群眾的權利、尊重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和合理要求。與傳統社會相比，當下社會的“不同”確實多起來了，不同的價值觀念、不同的行為模式、不同的利益訴求等等。面對這諸多的不同，很多社會管理者一時還有些不太適應，以至于有一種恐懼心態，在應對中要么如臨大敵，要么就搞一刀切。其實，本不必如此。社會的“不同”、“多元”正是現代社會發展進步的標志，有道是“和實生物，同則不濟”。和諧社會就是“和而不同”。由于中國走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自然就會產生不同的利益主體，表現在社會結構中就是不同的利益群體和社會階層。不同的社會階層與利益群體自然會有其不同的階層群體意識、不同的利益獲取與維護模式。所有這些群體階層合法的利益，都要、也都必須要一視同仁地去尊重、去保護。不能為了某一群體、某一范圍的利益，就動輒以國家和人民利益的名義去取代、壓制別的社會群體應該有的合法和基本利益，特別要反對一些既得利益群體過分的要求以及對普通人民群眾利益的傷害。尤其在今日的中國，尊重人更多要體現在尊重最廣大人民群眾方面，這是實現社會穩定的前提。造成社會不穩定的不是人民群眾，而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其可實現程度之間差距的擴大，以及人民群眾實際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對落后于整個社會發展水平等等原因。我們固然不能把群眾胃口吊得太高，但也不能讓社會上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收益差距太大，讓一些利益群體早已“超英趕美”，其獲利速度、程度讓一些發達國家目瞪口呆，而另一些群眾生活的改善卻趕不上相應的社會發展進步水平。不論是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還是維護社會穩定，如果不解決好這些問題，僅僅就矛盾談矛盾、就穩定談穩定，恐怕永遠只能疲于奔命而不治本。說到底，人民群眾是實現社會穩定的根本力量，但這一力量能否真正發揮積極的作用，取決于我們對社會公平問題的真正解決。如果社會公平解決好了，人民群眾就會成為維護社會穩定的根本力量；如果不去解決或者說沒有解決好，就會把人民群眾推向社會穩定的另一面。雖然說人民群眾素質的相應提高使得傳統的保持社會穩定的模式面臨嚴峻挑戰，但從長遠發展看，人民群眾素質——至少包括基本生存和發展技能、法律意識——的進一步和真正提高，其實是實現社會穩定的關鍵。把這三方面歸結起來，就是一句話，這就是要把“為了人”作為實現社會穩定的歸宿。沒有穩定就沒有和諧，沒有穩定也就沒有發展，穩定壓倒一切。但穩定并不是目的，我們是要通過穩定為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創造條件，滿足人民的需要，進而實現人的發展。這才是目的。所以，不能為穩定而穩定，更不能為了穩定而去壓抑人民群眾的要求和愿望。在構建和諧社會中保持社會穩定，一定要把“為了人”作為最高要求和最后歸宿。

第四篇：和諧社會背景下的社會穩定觀

文章標題：和諧社會背景下的社會穩定觀

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中國的社會穩定問題呈現出了一些新的特點，群體性、突發性事件數量增多，糾紛與沖突涉及范圍擴大，尖銳和對立的程度加劇。有的人據此便認為，當前一些社會不穩定的現象源于對“以人為本”的提倡，所以在實際工作過程中出現了把維護社會穩定與堅持“以人為本”對立起來的現象。

其實，這些不穩定現象并不是產生于堅持“以人為本”，而恰恰是多少年來在“以人為本”方面做得不到位而積累、遺留下來的問題，只是這蓋子在改革發展的攻堅時期被集中揭開來罷了。我們不要堵塞、壓制、掩飾出來的表面穩定，而是要通過疏導、化解、消除而出現的各盡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本質穩定。

因此，在構建和諧社會背景下的社會穩定要依靠全新的理念和做法來實現。這新的理念與做法的核心就是“以人為本”。真正實現有機的、良性的、持續的、健康的社會穩定最終還是要靠堅持“以人為本”，而不是其他。

12月5日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明年經濟工作八個重點的第七項指出，“堅持以人為本，做好關系人民群眾利益的各項工作，維護社會穩定”；在明年經濟工作的六項任務中的第六項提出：“堅持以人為本，努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一而再地點出“以人為本”，即是此意。

在我看來，以人為本，就是要尊重人、依靠人、提高人。

尊重人就是尊重人民群眾的權利、尊重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和合理要求。

與傳統社會相比，當下社會的“不同”確實多起來了，不同的價值觀念、不同的行為模式、不同的利益訴求等等。面對這諸多的不同，很多社會管理者一時還有些不太適應，以至于有一種恐懼心態，在應對中要么如臨大敵，要么就搞一刀切。其實，本不必如此。社會的“不同”、“多元”正是現代社會發展進步的標志，有道是“和實生物，同則不濟”。和諧社會就是“和而不同”。

由于中國走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自然就會產生不同的利益主體，表現在社會結構中就是不同的利益群體和社會階層。不同的社會階層與利益群體自然會有其不同的階層群體意識、不同的利益獲取與維護模式。所有這些群體階層合法的利益，都要、也都必須要一視同仁地去尊重、去保護。不能為了某一群體、某一范圍的利益，就動輒以國家和人民利益的名義去取代、壓制別的社會群體應該有的合法和基本利益，特別要反對一些既得利益群體過分的要求以及對普通人民群眾利益的傷害。尤其在今日的中國，尊重人更多要體現在尊重最廣大人民群眾方面，這是實現社會穩定的前提。

造成社會不穩定的不是人民群眾，而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其可實現程度之間差距的擴大，以及人民群眾實際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對落后于整個社會發展水平等等原因。我們固然不能把群眾胃口吊得太高，但也不能讓社會上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收益差距太大，讓一些利益群體早已“超英趕美”，其獲利速度、程度讓一些發達國家目瞪口呆，而另一些群眾生活的改善卻趕不上相應的社會發展進步水平。不論是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還是維護社會穩定，如果不解決好這些問題，僅僅就矛盾談矛盾、就穩定談穩定，恐怕永遠只能疲于奔命而不治本。

說到底，人民群眾是實現社會穩定的根本力量，但這一力量能否真正發揮積極的作用，取決于我們對社會公平問題的真正解決。如果社會公平解決好了，人民群眾就會成為維護社會穩定的根本力量；如果不去解決或者說沒有解決好，就會把人民群眾推向社會穩定的另一面。

雖然說人民群眾素質的相應提高使得傳統的保持社會穩定的模式面臨嚴峻挑戰，但從長遠發展看，人民群眾素質——至少包括基本生存和發展技能、法律意識——的進一步和真正提高，其實是實現社會穩定的關鍵。

把這三方面歸結起來，就是一句話，這就是要把“為了人”作為實現社會穩定的歸宿。沒有穩定就沒有和諧，沒有穩定也就沒有發展，穩定壓倒一切。但穩定并不是目的，我們是要通過穩定為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創造條件，滿足人民的需要，進而實現人的發展。這才是目的。所以，不能為穩定而穩定，更不能為了穩定而去壓抑人民群眾的要求和愿望。在構建和諧社會中保持社會穩定，一定要把“為了人”作為最高要求和最后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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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和諧社會背景下的社區思想道德建設

建設和諧社會，思想道德的建設十分重要。因為只有思想的和諧，才能達致社會的和諧。道德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屬于上層建筑中意識形態范疇，歷史選擇與公眾選擇總體上是同步進行的，有時也會暫時發生錯位。在這期間，杰出人物、先進政黨或領導力量適應時代發展要求，代表社會進步方向，及時進行道德引導尤為重要。引導正確，就能防止社會道德誤入歧途；放

棄引導或引導錯誤，就可能付出沉痛的歷史代價。因此，對于建設和諧社會的我們來說，當然應該作出符合時代發展和歷史進步要求的公眾選擇，既繼承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又弘揚社會主義道德主旋律，同時推進現代社會進步。在我國社會道德選擇面臨十字路口的關鍵時刻，胡總書記鮮明提出以“八榮八恥”為主要內容的道德規范，把握公眾選擇與歷史選擇的高度統一，充分體現了我國經濟社會進步發展的時代要求，既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又有長遠的戰略指導意義。它在紛繁混雜的道德取向中，正本清源、去粗取精，明確了是非榮恥的倫理界線，為全社會全民族樹起了先進道德理念的標桿；用鮮明正確的道德導向，喚醒公眾的良知，凈化人們的心靈，營造健康向上的風尚，減少和化解矛盾沖突，為維護社會穩定、構建和諧有力的調控機制；以懲惡揚善、榮辱分明的道德規范，啟迪人們內省提高，升華思想境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創造必要條件。加強以社會主義榮辱觀為主要內容的思想道德建設，社區基層是重點。本調研以思明區部分街道、社區為對象，通過召開社區群眾座談會、個別訪談、問卷調查統計分析、個案追蹤剖析等手段，實事求是地調查分析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面臨的社會環境和文化背景，剖析城市基層社區思想道德建設存在的主要問題，總結區、街政府部門以及社區思想政治工作者、群眾這些年來在加強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方面進行的偉大實踐，探討新時期建設和諧社會、加強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的途徑。我們的結論是：總體上講，當前基層廣大干部群眾具有鮮明的社會主義榮辱觀，其道德選擇是清醒而正確的。但也要看到，當前基層有些干部群眾的道德選擇處于彷徨困惑狀態。在這種情況下，亟需我們黨和政府充分發揮政治優勢，以及時鮮明的道德引導，支持社會上大多數成員健康正確的道德選擇，校正和扭轉那些少數人信奉的不健康不正確的道德選擇，確保道德發展的公眾選擇與歷史選擇高度吻合，為促進思明區經濟社會又快又好發展提供強有力的精神支撐。圖表說明：為完成本調研文章，調研組制作社區情況調查問卷，調查對象為思明區廈港街道內部分群眾。以戶為單位，共發放問卷300份，收回273份，缺選率為：5.79%。現以柱形圖表的形式，將相關內容納入文內，以便直觀了解。建設和諧社會，思想道德的和諧十分重要。道德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精神脊梁，也是每個公民的立身之本，中國自古以來就是禮儀之邦，崇尚美德是中華民族的悠久傳統。最近以來，為調查、探索新時期下如何加強和創新基層思想道德建設，建設和諧社會，我們在思明區所屬的十個街道、98個社區居委會中的一部分，進行了廣泛的摸底調查。在部分街道和十多個社區中都召開了有干部、基層社區思想政治工作者與居民代表參加的座談會，到居民家走訪40余家，發放問卷300份。現將調研情況總結如下。

一、新時期基層社區思想道德建設面臨的社會環境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人們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追求科學、文明、健康的生活已成為社區廣大居民的共識，隨之而來的也是社區各族居民道德水平的提高和改善，“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社會主義道德意識已經深入人心，社區的公德水平、家庭美德水平也得以了提高。社區道德整體水平在不斷提高的同時，我們也會發現少數不道德現象的存在，社區公民道德建設方面仍然存在著不少問題，而清醒地認識、分析基層思想道德建設面臨的社會環境，深入基層調查群眾關心的熱點、焦點問題，了解我們加強思想道德建設的有利條件和不利因素，是十分必要的。通過調查訪問了解，我們可以毫不猶豫的說，在基層社區，社會主義道德仍然有強大的生命力，是主流，是廣大基層群眾自覺的第一選擇。因此，加強基層思想道德建設的主動權，仍然操之在我。主要表現在：

1、社會主義的道德仍然是主流。在基層社區，雖然道德多元化的現實已經顯露，但因為我黨多年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用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教育人民，人民群眾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的思想不斷發揚光大，熱愛祖國已經成為廣大人民群眾的自覺要求；助人為樂、見義勇為、無私奉獻的道德楷模不斷涌現。全區近千名社區干部不計報酬、不辭辛苦地工作在為民服務的一線，帶頭做工作的熱心人和群眾的貼心人，帶動了社區良好社會道德風尚的弘揚。如表

1、表2的調查內容，就清楚表明了市民對廈門創建全國文明城市的認知和熱情，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社區群眾對社會主義道德核心價值的追求和認同。

2、文明新風倡導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持續發展的精神文明創建活動使社區群眾崇尚先

進、學習先進蔚然成風，追求科學、文明、健康生活方式逐漸成為人們的自覺行動，在社區干部和黨員的帶動下，廣大社區居民積極投身社區建設，積極為社區工作建言獻策，自覺參加社區文體活動、維護社區治安穩定、凈化美化社區環境，引領社區居民形成“物質豐饒，精神富足”的生活形態，積蓄有利于現在和未來的道德資源。

3、傳統的道德觀念與社會主義的道德要求相結合得到絕大多數人的認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與體現新時代要求的新的道德觀念相融合已成為公民道德建設發展的主流，胡錦濤同志提出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在社區居民中引起強烈反響，“八榮八恥”的道德訴求表達了廣大干部群眾的共同心愿。如表3的調查內容，說明市民對“八榮八恥”有充分的了解，“認真學過”和“知道基本內容”的市民高達75﹪，而不知道的也只有不足3﹪。

4、城市文化的包容性塑造良好的道德環境。廈門這個溫馨的城市贏得了大多數居民的熱愛。調查中，絕大多數居民以工作、生活在廈門為榮，并熱愛社區，喜歡與鄰居來往。老廈門，新廈門，住在一起就是一家人，生活工作在一起都為同一個廈門。新城區住著老居民，老城區住著新居民，和諧相處，共建美好家園。這大概最能體現廈門強有力的文化包容性，這種包容性，大大促進居民之間道德的互相學習，逐步縮小道德素質的差異。

5、公民綜合素質較好。從道德修養應具備的物質基礎和應具有的人文素質看，思明區居民具有較高的水準，具備較好的群眾基礎。由于地處廈門中心城區，居民一般收入和文化層次較高，在法律意識、文明自覺、行為養成等方面都有良好表現，為加強思想道德建設奠定了堅實基礎。

6、城區居民的家庭道德水平總體比較高。熱愛家庭，夫妻關心互助，共同決定家庭大小事務的比率均比較高，終身學習的比率也較高。

二、影響思想道德建設的一些消極因素改革開放以來，思明區在政治文明、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但是，我們也不能不看到，在經濟社會不斷向前發展的新時期，作為思想道德建設大廈堅固基石的街道、社區，至今仍存在著一些不容樂觀，并亟待解決的問題。表現在：

1、思想認識上存在誤區。有人把思想道德上的滑坡歸為經濟發展必然要付出的代價；有人把發展市場經濟與腐敗現象直接聯系起來，認為市場經濟是滋生腐敗現象的根源，腐敗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有人認為當前首要任務是發展經濟，等經濟建設好了再去抓道德建設……正是因為有這些思想作祟，忽視了對干部群眾的思想教育，忽視了精神文明建設，使個別人放松了對自身的道德約束，出現了“一手硬，一手軟”的現象。如表

4、表5的內容，就多多少少說明了這方面的問題。

2、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在一定范圍內流行。一些人任意取舍市場經濟規則，把市場經濟的利益原則無限放大，一味地追求個人利益而不履行相應的責任和義務；一些人把黨的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蛻變為拜金主義、金錢至上，只講索取，不講奉獻，嘴上講“宗旨”，勁往錢上使，干什么都講“有償”，缺乏責任心和社會公德；一些人把通過發展生產、改善人們物質生活的原則扭曲為無限追求奢華、比闊氣、講排場的享樂主義；一些人個人主義惡性膨脹，不擇手段地追求金錢，貪污受賄，甚至賣淫嫖娼、吸毒販毒；一些人缺乏遠大的理想，不求上進，工作不負責任，玩忽職守，喪失了最起碼的職業道德；一些人缺乏同情心和人道主義，個人自掃門前雪，自私、冷漠……特別是在部分青年當中，這種現象比較普遍。

3、封建陋習有所抬頭。近幾年來，消失多年的封建迷信活動在社區內重新死灰復燃，有的群眾參與到修廟建墳、求神拜佛、相面算命行列；個別群眾甚至受到邪教的蠱惑，走上了反國家、反人民的不歸路。如表6，說明相當數量的群眾(約60﹪)對求神拜佛、抽簽問卜、看風水等封建迷信活動持信服或無所謂的態度，持反對意見的只有約20﹪

4、文化事業受到消極因素的嚴重沖擊，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東西屢禁不止。互聯網等新興媒體以及網吧和各類文化娛樂場所快速發展，為我們開拓了知識的新領域，豐富了文化生活。同時，含有色情、暴力、賭博、愚昧迷信的腐朽落后文化和有害信息乘隙傳播，嚴重腐蝕未成年人的心靈，給未成年人成長帶來不可忽視的負面影響。

5、社會治安形勢嚴峻。一些人貪圖金錢和享樂，鋌而走險，賭博、盜竊、攔路搶劫、行兇殺人、吸毒販毒等重大刑事案件時有發生，車匪路霸、地痞流氓等為害一方，成為社會穩定的一大隱患。如表7。

6、群眾的心理健康問題日漸突出。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大環境的影響，也有如部分群眾因治病、子女就學等原因出現家庭困難，還有住房拆遷、下崗待業、人口老齡化、流動人口增多等引發的大量社會問題集中反映在社區，更有最近幾年來我們在社區創建活動中抓硬件建設、改善環境較多，抓軟件建設、思想教育較少。對困難群眾生活上關心較多，思想上疏導、精神上解困較少的缺失。因此，部分群眾心有怨氣，人際關系緊張，引發心理性社會問題，動輒發生沖突，成為新的不和諧因素。這些問題雖然不是主流現象，但如果不得到及時有效的解決，必然危害到正常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秩序，危害到建設和諧社會的大局，危害到建設小康社會的大業。

三、思明區對基層社區思想道德建設的探索思想道德建設，重在教育，貴在養成。最近幾年來，思明區有關方面積極探索，努力尋找基層思想道德建設的新方法、新途徑。特別是與社區居民每天都有親密接觸，對社區情況有深入了解的社區干部，根據社會進步和街區發展的實際，與時俱進，不斷創新，積極探索思想道德教育與居民社會實踐，養成相互促進、知行統一的結合點，做出了許多卓有成效的貢獻。

1、“道德法庭”夯實社區文明基礎。以社區“道德法庭”這一形式，讓社區居民評議不文明不道德現象，規范居民行為，是思明區振興社區在思想道德建設的實踐中摸索出來的。在長期的社區工作中，他們發現社區經常會出現一些道德范疇的事情，法律覆蓋不到、政策規范不到，如高空拋物、隨地吐痰、破壞公物、婆媳不和、鄰里糾紛、虐待老人等等。這些游離于法律邊沿的事情，依靠傳統的勸導和調解，常常收效甚微，并且社會各方也無從介入。但在另一方面，群眾評議、社區輿論對此卻有很強的制約力。如表

8、表9以至表

10、表11的調查數據說明，絕大部分居民都關心自己所在的社區，對鄰里關系、對鄰里間的評價，還是非常在意的，群眾也想熱心幫助困難鄰居。

那么，是不是可以讓群眾來評議這類事件呢？因此，社區嘗試建立了“社區道德法庭”，下設“社區風尚督察委員會”和“社區道德評判委員會”。“社區風尚督察委員會”由社區“老人督導隊”、“樓宇督查員”以及“社區成員單位督查員”組成，他們在社區收集各類糾紛和各種違背社會道德范疇的事例，提交給社區道德評判委員會。社區道德評判委員會由社區內離退休的老黨員、老干部和高知分子等專業人士組成，他們將不道德的事件原汁原味地通過“道德風尚大家談”欄目以匿名的形式進行公示，發動居民群眾參與評論，形成“大家談”的局面。在廣泛聽取居民群眾意見后，由道德評判委員會將大家的評論歸納起來，結合道德標準得出結論。這樣既能體現社區成員的自我管理，又能巧妙地運用輿論力量宣傳文明新風尚，貶斥不文明行為。

　“道德法庭”其實就是一個平臺，目的是要通過輿論形成有力的道德評價，使社區居民群眾在“自律”的同時，輔之以相互之間的監督——“他律”，從而營造良好的行為規范和道德風尚。比如，去年九月份，社區“道德法庭”剛成立，就接到居民陳小姐的投訴，她在社區一棟樓宇下遭受兩次“高空拋物”，一次被果皮砸了個“天女散花”，另一次則被臟水淋了個全身濕透。還有一位李阿姨也反映，她被突然從該棟樓扔下的還燃燒的煙頭燙傷，煙頭掉在李阿姨的右肩和右臂上，衣服被燒破了，手臂留下了三個水泡。社區道德評判委員會在對此事進行調查后，把該案例作為社區道德法庭第一個案例公示在社區“道德風尚大家談”版面，一時間，社區輿論直指該樓宇部分居民的“高空拋物”行為。社區內的黨員、居民、黨校的教授都紛紛來稿參與對該案例的評議。這版評議有關高空拋物的話題，吸引了許多居民群眾的目光，圍觀的群眾也議論紛紛，一起參與譴責案例中這種接二連三違背社會公德的行為。這就樣，從去年九月份啟動社區道德法庭至今，社區不斷更新道德風尚論壇話題，內容涉及鄰里糾紛、虐待老人、婆媳不和等案例。每個案例的公示都遵循對事不對人，不直接點名的方式展開評論，出發點不只是讓大家都知道當事人的不道德行為，讓當事人在社區抬不起頭來，而更多是對一些具有普遍意義的現象展開評判，巨大的輿論壓力將讓那些違背社會道德的人感受到心靈的震撼，并且由于社區居民群眾參與這幾個案例討論評判的積極性和熱情一浪高過一浪，使整個社區文明素質得以提高。隨著社區內“高空拋物”現象的驟減、社區各類民事糾紛事件也隨之減少。被煙頭燙傷的李阿姨逢人便說：社區道德法庭還真管用，現在我走路不再提心吊膽、頭朝天看了。

社區干部反映，他們已經從實踐中嘗到了甜頭，驗證了顯著的實際效果，看到了社區“道德法庭”光明燦爛的前景。緊接著，社區又制定出《振興社區“道德法庭”實施辦法》，該“辦法”明確設立社區道德法庭的指導思想、機構設置、工作制度、受理范圍、遵循原則、評判依據六個方面規范完善了社區道德法庭的各項工作機制，為社區“道德法庭”這項全新理念的運作由嘗試走向長效奠定了扎實的基礎。

2、“陽光社區”幫助居民解開心結。近年來，隨著生活節奏的加快，市場競爭的增強等等，由社區居民的心理衛生問題和心理健康問題引發的思想道德建設問題，引起了基層的黨和政府組織及基層社區干部的關注。建設和諧社區，離不開群眾的思想和諧和心理和諧。普及心理衛生知識，提高社區居民的心理健康意識，培養科學的心理健康觀念，逐步建立和完善社區的心理支持系統和心理干預機制，已成為當前社區醫療衛生工作和思想道德建設的迫切任務。思明區鼓浪嶼街道“陽光社區”計劃就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產生的。“陽光社區”計劃的主要內容，就是集中社區各種資源，定期的以開展心理健康咨詢宣傳、心理和行為健康教育為主要形式，在群眾中推廣心理健康知識，提高群眾的心理適應能力，以促進社區居民心理健康水平，營造文明、祥和的社區環境和溫馨和睦的社區氛圍。

了解和掌握社區居民的基本心理狀況，實施有針對性的宣傳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幫助服務和監控干預是“陽光社區”計劃的前提和基礎。為此，第一階段以家庭為單位，內厝社區干部及有關人員入戶走訪了600多戶居民，以問卷加訪問的方式逐戶調查了解居民家庭，掌握了大量有關社區居民心理狀況的資料和信息。第二階段他們以弱勢群眾為關注的重點，由廈大社會學系學生與社區成員對轄區中的殘疾、精神患者進行走訪調查，這項工作的完成將極大地促進社區心理健康教育及其他各項工作的有效、持續開展。第三階段，內厝“陽光社區”計劃還特別以青少年為主要對象，由廈門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社會工作專業學生和內厝社區心理健康教育志愿者為主導力量，通過有計劃的開展各種形式的宣傳、教育、訓練、輔導活動，在社區居民中確立健康文明、積極向上的精神生活導向，培育他們良好的心理品質和健全的個性，開發潛能，提升自信，增強創造力。社區思想道德建設的主體是社區居民，思想道德提高的前提是社區居民具有健康、開放的心理和健康生活。“陽光社區”計劃伊始，就把增強社區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提高社區居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精神生活質量作為任務和目標。通過這幾年來的實踐，通過一系列有計劃、有針對性的宣傳、教育、訓練、疏導，“陽光社區”已經在部分程度上幫助社區居民建立了比較良好的心理健康觀念和意識，養成了健全的個性，營造出一定的良好的人際關系和家庭氛圍，這無疑為社區思想道德建設創造了積極的條件。從“陽光社區”計劃已開展的項目得到的反饋看，這方面的作用已經顯現。可以說，“陽光社區”計劃是社區思想道德建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四、加強社區思想道德建設的對策建議加強新時期社區思想道德建設，是一項具有艱巨性、長期性的重要工作。面對社區居民需求多層次、生活多樣化的情況，思明區相關部門與時俱進，適應形勢發展的要求，抓住每個時機，鞏固已有成果，針對薄弱環節，努力把握新時期社區道德建設的特點和規律，在內容、形勢、方法手段等方面進行有益的探索。我們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解決社區思想道德建設存在的問題：

1、加強組織領導規范管理體制。新時期下，思想道德建設的難點，就在于如何把思想道德建設與市場經濟建設有機結合。綜合考察，還是要建立并完善“黨委統一領導、黨政群齊抓共管、有關部門各負其責、全社會積極參與”的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解決思想上的誤區，使道德建設的加強和實施形成“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強有力的約束和保障。我們建議：一方面要把公民道德建設的各項任務納入各級黨政領導的崗位責任目標，把一個地區一個部門公民道德建設的成效作為考核領導干部實績的重要內容，對各級領導干部提出講德、述德、評德的具體要求。另一方面要大力加強“官德”建設，對各級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提出更高的道德素質要求，嚴格管理、嚴格監督，使各級黨政干部成為道德楷模，對全社會發揮示范引導作用。

2、制定科學方案創新活動機制。要使思想道德建設工作與時俱進，另一難點就是如何把繼承優良傳統與弘揚時代精神相結合。分析街區經驗，就是要“突出一個重點，狠抓五項落實”，即突出發展社區文化事業；以加強思想文化陣地建設為重點，落實好系統教育、專題教育、創建活動、問題活動及環境熏陶五個關鍵環節，努力實現社區資源共享，創新活動機制，使思想道德教育即要固本，又要體現與時俱進。我們建議：要充分利用街道文化站、社區服務活動室、社區廣場等文化活動設施和社區秧歌隊、小劇團、健身隊等各類群眾組織，開展豐富多彩、健康有益的群眾性文化、體育、科普、教育、娛樂等活動；利用社區內的各種專欄、板報宣傳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倡導科學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加強對社區成員的社會主義教育、政治思想教育和科學文化教育，以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為載體，在創建中提高居民的生活品位和自身素質。除繼續深入開展創建文明標兵、文明家庭、文明社區、文明單位活動之外，還要努力創建學習型家庭、學習型單位、學習型社區，形成健康向上、文明和諧的社區文明氛圍。

3、加大宣傳力度提高群眾素質。堅持道德教育與社區管理相結合，在社區中廣泛進行道德教育，普及道德知識和規范常識須知，幫助居民加強道德修養，同樣是當前街區思想道德建設的主要工作內容。要逐步完善道德教育與社區管理、自律與他律相互補充和促進的運行機制，綜合運用教育、法律、自治、宣傳等手段，引導人們的思想，規范人們的行為。我們建議：以社區廣場板報等為主陣地，加強社區居民的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居民的法律意識，在保護廣大居民合法權益的基礎上，督促居民主動自覺地承擔社會責任。要廣搭舞臺，為居民幫扶弱勢群體提供信息和平臺，同時建立健全獎懲機制，弘揚正氣，摒棄陋習。要強化社區服務職能，全面優化居民的生活質量。

4、構建網絡體系筑牢思想陣地。道德教育、自我修養與社會管理相結合，就是要緊密結合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實際，針對社區地域、人文特點，以加強社企合作、社（區）校聯手為基礎，努力構建思想道德建設網絡體系，筑牢思想陣地。我們建議：在社企合作上，要深入挖掘社區地緣潛力，充分調動駐社區的機關、企業和事業單位關注和支持社區建設的積極性，借鑒和運用這些單位在思想道德建設的成功經驗和創新做法，善于吸收它們固有的人文優勢和文化底蘊，通過共筑共建，推動社區思想道德建設水平進一步提高。結論：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與社會主義法律規范相協調、與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相承接的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這是實施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重要內容，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思想文化紐帶。我們要進一步增強責任感和使命感，努力把思想道德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到新水平，利用各種載體，使用多種方式，用科學的理論占領思想文化陣地，武裝居民群眾的頭腦，使社區居民不斷提高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水平，增強識別和抵制錯誤思想的能力，樹立堅定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樹立開放意識、民主法制意識、生態意識、創新意識、奮斗意識。在“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奉獻”公民道德規范指引下，為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貢獻力量。（作者單位：廈門市思明區委宣傳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