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和諧社會背景下農村婦女土地權益保護問題探究

和諧社會背景下農村婦女土地權益保護問題探究

李嘯瀟

摘要：婦女作為農村經濟、社會穩定和發展的重要力量 ,其土地權益卻屢遭侵犯 ,已經嚴重威脅了農村婦女群體的經濟安全和社會地位 ,產生了不良的社會影響。文章在總結農村婦女土地權益受侵犯的方式和類型的基礎上 ,分析了農村婦女土地權益遭受侵犯的經濟、法制和歷史根源 ,并針對性地提出了解決這些侵權問題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和諧社會；農村；婦女；土地權益；問題

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把建設和諧社會作為黨近段時間的重要工作目標之一。黨的十七大又明確提出：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向大會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今后的任務之一，更加重視改善民生和促進社會和諧。一個和諧的社會，必然是一個人人享有同等的機遇和權利，各盡所能、各得其所的社會，也必然是一個注重男女公平平等、和諧發展的社會。但在社會轉型和變革的進程中，農村婦女土地權益受侵害的現象隨處可見，甚至有發展的趨勢。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是要消除這些不和諧現象，維護女性群體在農村土地中的平等地位和各項權益，對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本文將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的理念下，結合我國農村婦女土地權益的現實態勢，從社會性別主流化、普惠政策特殊化、維權難度容易化出發，對實現農村婦女與男子享有平等的土地權利，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作些探討。

一、農村婦女土地權益保護現狀考察

1、出嫁婦女于遷入地取得承包地之現狀分析

根據《農村土地承包法》第 30 條的規定，在承包期內，婦女出嫁后，其原承包地的收回以其在新居住地取得承包地為條件，因而現實生活中，出嫁婦女能否在新居住地取得承包地至關重要。調查中，對“在農地（田）承包期內，娶進的媳婦（包括戶口遷入本村的婦女）在你們村會分得承包地（田）嗎？”這一問題，66.70％的受訪農戶表示“不會，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9.67％表示“會，村里有機動地”，9.89％表示“如果其在原來的村承包地未收回，就不分；如果收回，就分”，還有12.67％表示采取了其他處理方式。選擇其他處理方式的受訪農戶的態度十分復雜，即使將其在該問題上的態度作最有利于出嫁婦女的理解，即出嫁婦女在遷入地能取得承包地，出嫁婦女之土地權益的保護狀況也不容樂觀，只有32.23％的受訪農戶表示出嫁婦女在遷入地有可能取得承包地。出嫁婦女于遷入地能否取得承包地的省際差異很大。在河南、山東和江蘇三省，分別只有32.02%、38.20%和40.00%的受訪農戶表示基于“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政策，出嫁婦女于遷入地不會取得承包地，均遠低于平均水平。而河南、山東兩省分別有 38.76%和 28.09%表示由于本村預留有機動地，因婚嫁遷入本村的婦女可以分得承包地；在江蘇省，49.44%的受訪農戶表示“如果其在原來的村承包地未收回，就不分；如果收回，就分”。可見，這三省的出嫁婦女于遷入地取得承包地的可能性較大。在廣東、貴州、山西三省，出嫁婦女于遷入地獲得承包地的可能性極小，分別有97.24%、96.69%和 91.11%的受訪農戶表示基于“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政策，出嫁婦女于遷入地不會取得承包地。不過，廣東受訪農戶也指出，對于實行土地入股的地方，雖然出嫁婦女于遷入地不會分得承包

地或股份，但是可以購買他人愿意轉讓的股份。

2、婦女出嫁后原承包地之保護現狀分析

既然出嫁婦女在遷入地取得承包地的可能性不大，按照法律的規定，應當繼續享有原承包地。但在調查中，對“你們村的婦女出嫁后，發包方（如村集體）原來分配給她的承包地（田）在承包期內是如何處理的？”從中可以看出，為了保證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穩定性，發包方一般不將出嫁婦女的承包地收回，而是由其家人繼續承包，這是除河南、江蘇外各省的主要處理方式。無論是《憲法》還是《農村土地承包法》或《物權法》，均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其中家庭承包經營是指“農村中的集體經濟組織通過承包合同，把土地長期承包給農戶使用，農民分戶、自主生產經營，自負盈虧，根據承包合同，享有權利并履行義務”。可見，農村土地承包是以家庭（戶）為單位的。“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政策正是針對農村承包經營戶而言的，即農村承包經營戶承包地不隨其人口的增減而變化，故出嫁婦女的承包地由其家人承包符合現行法律和政策。就農村承包經營戶的外部關系來說，該處理方式無可非議，但從農村承包經營戶的內部關系來看，則不無疑義。

3、離婚婦女的承包地之保護現狀分析

《關于切實維護農村婦女土地承包權益的通知》要求，婦女離婚后仍在原居住地生活的，原居住地應保證其有一份承包地；離婚后不在原居住地生活，其新居住地還沒有為其解決承包土地的，原居住地所在村應保留其土地承包權。這與《農村土地承包法》第 30 條的精神一致，但在實踐中被大打折扣。對“在農地（田）承包期內，婦女離婚回娘家的，其在婆家村取得的承包地（田）如何處理？”這一問題，在受訪農戶中，10.62％表示由“發包方收回”，52.70％表示“由其前夫繼續承包”，15.56％表示“由該婦女繼續承包”，7.50％表示“如果其在娘家村取得承包地（田）的，就收回，否則，就不收回”，還有 12.23％表示采取了其他處理方式。無論是由“發包方收回”還是“由其前夫繼續承包”，都屬于對該離婚婦女的承包地的侵害；而“由該婦女繼續承包”或“如果其在娘家村取得承包地（田）的，就收回，否則，就不收回”的處理方式，則較好地保護了離婚婦女的合法土地權益。至于離婚婦女回娘家后，以其他方式來處理其承包地的，本文都全部假定為是對離婚婦女土地權益的保護有利的方式。以此為基礎，仍然有 63.32％的受訪農戶的回答表明離婚婦女的承包地遭受侵害，僅有35.29％的回答表明離婚婦女的承包地（可能）受到保護。省中，黑龍江省對離婚婦女承包地的保護最為充分，62.98%的受訪農戶表示，在承包期內，婦女離婚回娘家的，其在婆家村取得的承包地仍然由其繼續承包。對離婚婦女的承包地侵害最嚴重的是廣東省，97.79%的受訪農戶表示，婦女離婚回娘家的，其在婆家村取得的承包地在承包期內由其前夫繼續承包。

4、喪偶婦女對其配偶承包地之繼承權的保護現狀分析

農村土地問題立法研究”課題組未考察再婚婦女的承包地之保護現狀。據有關學者的一項研究，在被調查的再婚婦女當中，沒有土地的有150人，占被調查者的 54％。離婚婦女若在本村再婚，其土地往往受到夫家的侵害；若是離開本村再嫁到別村，其在本村的土地往往會喪失，而且在其加入別村得到土地的可能性很低，即使得到的也拖延了幾年。”由此可知，再婚婦女的承包地也沒有得到有效保護。

二、農村婦女土地權益受到侵害的原因

1、相關法律政策缺乏性別視角

一些法律政策表面上看來是中性的，但是由于立法者沒有充分考慮中國現實的社會性別利益關系，法律法規在實施過程中往往會給女性帶來不利 我國現有的土地法律法規，雖然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以戶為單位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但并沒有充分考慮到基于不同性別利益上的差異，忽視了由于婚姻關系而流動的農村婦女的權益，造成對出嫁女、離婚女土地權益以及相關權益的保護力度不夠，可操作性不強。《農村土承包法》第 30 條規定了出嫁女在新住地沒有分得土地的，其原住地不得收回其承包地，但是并沒有規定“如果收回土地”怎么辦，法律上也沒有規定承包給家庭的土地是否是可以分割的共有財產，使出嫁女分割娘家或夫家土地有一定的法律障礙。《農村土承包法》第 54 條規定了發包方剝奪、侵害婦女依法享有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應當承擔停止侵害、返還原物、恢復原狀、排除妨害、消除危險、賠償損失等民事責任，但土地承包經營權具有特殊性，屬于用益物權，賠償損失是在侵權過錯的基礎上進行賠償，沒有考慮土地本身的利益，是否可在離婚時與房產等財產性物權一并分割。

2、村規民約監管存在盲區

《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頒布后，有的村過分強調“村民自己的事情自己管理”，錯誤理解和片面強調村民自治，村規民約很多將村民自治和村規民約完全等同起來，什么事情都用村規民約來規范，忽略了“依法”的限制。村民自治與村規民約之間有很大區別，村規民約存在行政部門的格式性干預，而村民自治是有民主議定原則和程序的約束。村規民約只是村民自治的一種體現形式。例如《憲法》、《婦女權益保障法》對保障婦女合法權益和地位平等都有明確規定，中央和地方對保障農村婦女土地權益也專門制定了許多政策，但是部分村仍以貫徹《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為由，以村民大會或村民代表會決議、村委會決定或村規民約的形式，侵害甚至剝奪作為少數人的出嫁女、離婚婦女、大齡女的土地權益，出現村規民約與法律法規相抵觸的現象。

3、利益驅動導致矛盾加劇

當前農村特別是城鄉結合部村級集體經濟迅速壯大，當地一般按人口分配經濟收益及宅基地。農村戶口利益的優厚使經濟發達村的出嫁女不愿意把戶口遷到其他村去，而和城鎮男子結婚的“農嫁居”婦女更不愿隨其夫將戶口遷往城鎮。長此以往，導致農村資源和經濟利益增長速度有限性同人口增長速度急劇性的矛盾比較突出，利益分配、人地壓力逐年加大，“僧多粥少”的局面使村民們認為自身的利益被搶走了，所以紛紛排斥“出嫁女”、“離婚婦女”等弱勢群體。

4、重男輕女的封建思想仍有殘余

部分村民法律意識淡薄，重男輕女思想嚴重。“男尊女卑”、“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等傳統觀念在農村的影響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認為嫁出去的女兒理應不能與當地的村民爭土地，所生的子女更沒有理由爭分土地和經濟利益。這是諸多損害“出嫁女”權益的村規民約得以通過的思想基礎。最為明顯的表現是在農村幾乎戶主都是男性，男性是頂門立戶之人，女孩往往被看成家庭的暫時成員，早晚是“人家的人”，一旦結婚，就不再享有娘家的權利，包括土地權益，只能依靠丈夫在夫家取得財產和繼承權，使得婦女在夫家事實上處于依附地位。

三、保護農村婦女土地權益的現實困境

土地權益是農民的主要權利之一，近年來，隨著我國城鎮化建設的加快和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農村集體土地被大量征用，集體經濟組織收益不斷增多。但由此引發的土地收益分配糾紛也日益增加，侵犯農村婦女土地權益的事件時有發生，引起社會各方面的廣泛關注。以延安市寶塔區為例，全區共有12個鄉鎮，611個行政村，僅對柳林、萬花、棗園 何莊坪 橋溝 李渠 姚店等7個鄉鎮共106個村組進行調查，發現有不少村組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侵犯婦女土地權益的問題。不少農村婦女因婚嫁、喪偶等原因被部分或完全剝奪了土地承包經營權以及圍繞土地承包經營所產生的其他權利如土地收益權等。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此類問題的發生呈上升發展趨勢，引發了不少群眾上訪事件。因此,依法保護廣大農村婦女的合法土地權益已成為政府和人民法院的重要工作, 探討解決這些問題的途徑也是每一個法學研究人員的重要任務 這些糾紛如得不到及時解決，只會使矛盾越來越突出，越來越難以解決。然而，由于法律法規的不完善，導致處理這些糾紛時缺乏統一的法律依據，許多法院對此類案件干脆不予受理。此外，解決這些糾紛也存在許多現實的困難，致使保護農村婦女土地權益的工作陷入困境 表現為:

1、給法院造成巨大的工作壓力

通過對寶塔區7個鄉鎮的調查，涉及婦女土地權益糾紛的就有106個村組總計2450戶，因此，法院根本無法直接全部受理這些案件，即便是這些案件由法院受理審判后也幾乎無法執行，因為村里沒有剩余的土地，這就要求每個承包戶退一部分田。如果法院執行判決1次就要求土地重新承包分配1次 這顯然是無法操作的。若案件屬于土地收益糾紛，則執行難度就更大。因為有些村可能已將土地收益款進行分配，這就需要那些分得土地收益款的村民退還部分款項，其困難可想而知。

2、城邊村和富裕村的人地矛盾更加突出

如果打破“男婚女嫁”的傳統習俗，由男女雙方自主決定其婚后的戶口所在地，并享受相應的土地承包權及其相關利益，就會使人口集中在自然條件較好，地理位置優越尤其是一些經濟效益較好的城邊村和富裕村，致使農村土地資源和經濟增長速度的有限性同人口急劇增長的矛盾更加突出。由于人地關系緊張，資源壓力加大，會抑制甚至拖垮富裕農村的經濟發展。同時農村人口流動的均衡被打破 貧困村人口不斷減少。甚至出現土地撂荒的現象，造成資源浪費。

3、可能會出現騙婚、非正常離婚等現象

一些貧困村的青年男女通過婚姻在富裕村落戶，婚后不久即離婚，然后以本村村民的身份繼續在該村結婚成家。這樣既造成了家庭的不穩定，又造成了富裕村人口急劇膨脹，人均福利迅速減少，原住村民對此必然持有很大意見，并由此產生該村原有農戶和離婚婦女新建農戶之間的矛盾和利益爭奪。在此困境下，法院若不受理此類案件，顯然違背了憲法及相關法律的規定，被侵權婦女的土地權益也無法得到保護，她們因此會向法院提出質疑。然而，一旦法院受理了此類糾紛而又不能切實保護她們的權益時，不僅會動搖法律的權威，而且會引發農村新的矛盾，繼而會直接影響到區域經濟的發展乃至整個社會的穩定與和諧。

四、農村婦女土地權益保護的途徑和方法

1、社會性別主流化，完善修正農村婦女土地權益有關法律法規

1997 年 6 月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通過了對社會性別主流化的一致定義，即“把性別問題納入主流是一個過程，它對任何領域各個層面上的任何一個計劃行動，包括立法、政策或項目計劃對婦女和男人產生的影響進行分析。它是一個戰略，把婦女和男人的關注、經歷作為在政治、經濟和社會各領域中設計、執行、跟蹤、評估政策和項目計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來考慮，以使婦女和男人能平等受益，不平等不再延續下去。它的最終目的是達到社會性別平等。”社會性別主流化要求立法者和政策制定者在做出決策時，充分考慮該決策對男性和女性的不同影響，消除決策中對男性和女性的不公平待遇，最終實現社會性別平等 作為村民利益代表的村民委員會，雖然是群眾性自治組織，但在我國現有體制下，村民委員會與政府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如我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八條第二款規定：“村民委員會的設立、撤銷、范圍調整，由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提出,經村民會議討論同意后，報縣級人民政府批準。”第二十條第一款規定：“村民會議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規民約、并報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備案。”可見，基層政府對村民委員會有指導和監督的職能，政府的決策意識將直接影響到村民意識。因此，在基層政府中樹立社會性別意識及社會性別主流化觀念，對改變農村婦女受歧視的現狀有著積極的意義。

2、普惠政策特殊化，促使男女平等觀念的形成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對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進行了全面闡述，把關注民生的戰略構想具體化。這對于人口基數大、收入增長慢、話語表達地位低、就業能力不強的廣大農民階層來說，最大給予是在關注民生的同時實行“普惠制”。因此，在中華民族的發展前景上，億萬農民為十七大而歡呼；在涉及個體的直接利益上，億萬農民為解決民生問題的普惠制”而歡呼。男女平等、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已執行多年，但為什么廣大農村朋友多子多福、重男輕女的觀念還沒轉變？除客觀原因：當前農活需要強大的體力勞動，而女性的體力不如男性的客觀現實之外；還有其他原因，其中之一是中國的一些政策要么是徹底的普惠，要么只是根據個人經濟條件進行資格認定，基本沒有對受益人以是否符合基本國策為標準進行受益資格認定或者區別待遇。例如，現行的土地承包的方式基本上是按人頭平分；還有些農村地區，在城市化或者工程占地補償中，采取的是按人頭發放政策，有的農民超生后所交納的社會撫養費低于人均征地補償費，超生僅計算直接經濟效益也“產出大于投入”。沒有在普惠的情況下，對守“規”（遵守計劃生育等法規政策）的農戶給予特殊的待遇。

總之，上面提到的有關農村土地權益的政策，因為沒有對受惠家庭按照是否符合計劃生育政策（是否誠信守法）的情況進行區別對待，從而不利于重男輕女觀念的轉變，不利于生男生女都一樣的觀念的形成。當然，解決這個導向沖突的問題，不是將違“規”戶在享受惠民政策上區別對待，剝奪他們享受惠民政策的人權，而是服從大局，在政策執行目標和執行手段上主動適應全面推行惠民政策的需要，即“以和為貴”，還需要有關政策能對守“規”戶特殊化(事實上這是對個人利益服從國家利益的補償)，在普惠的同時做到特惠，這也是和諧社會“誠信友愛”內涵的體現。

3、抓住“關注民生”、“建設和諧”的契機，實實在在保障農村婦女權益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分別向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作工作報告，報告中都將事關民生的案件作為 2008年工作重點。最高人民法院報告指出，將積極推動國家執行聯動機制建設，最大限度實現生效裁判所確認的權益，維護司法權威，解決“執法難”的問題；堅持“能調則調、當判則判、調判結合、案結事了”的審判原則，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減輕群眾“訴累”。為了農村的穩定和農業的發展，以上措施要持之以恒，并與時俱進，才能充分調動農村婦女的創造性和積極性，為社會主義的和諧事業添磚加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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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農村婦女土地權益司法保護調研

31652595.doc

司法實踐中的農村婦女土地承包經營權

及征地補償權問題淺析

汪麗

1內容提要：“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及“三十年不變”的土地政策保持了相對穩定的土地承包經營責任制，但也存在重大缺陷，農村婦女結婚或離婚后土地承包權前、后難以協調。筆者列舉了五個審判實踐中案例，給予分析，并為我國在司法與立法上的完善提出了建議。我國農村婦女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及征地補償權，除特別加以保護外，亦有學理探討之必要。

關鍵詞： 農村土地承包 征地補償 婦女權益 案例分析 完善

一、導論

2005年以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護法》有關農村婦女土地承包經營權及征地補償權的規定只有兩條，即該法第30條和第50條。這兩條規定，可以說僅僅是原則性規定，實踐中，遠不能適應農村現狀。2005年，新《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的第32條、33條增加了有關規定，并于第55條規定了違反本規定的處理。但這幾條，仍可以說是原則性規定，司法實踐中，則問題多多。

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農村婦女屬弱勢群體，其承包經營權常受到侵犯。農村中普遍存在問題是婦女結婚或離婚后，其應當取得的承包地、宅基地等合法財產權益及與土地相關的其它財產權益得不到應有保障。這個問題已成為一個重大而普遍的社會問題，并且黨中央與國務院也已有所覺察與重視。

1998年10月14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五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說明“要堅定不移的貫徹土地承包期再延長30年的政策，同時要抓緊制定確保農村土地承包關系長期穩定的法律法規。”1995年9月國務院《關于穩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制的通知》中規定了“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三十年不變的土地聯產承包制”，保持了相對穩定的土地承包經營責任制，但也存在重大的缺陷：農村婦女結婚或離婚后土地承包權與農村婦女結婚或離婚前土地承包權如何銜接、如何協調的矛盾。請看以下五則案例：

二、實例：

案例一：湖北省武漢市黃陂區某村李某夫婦與村委會簽訂土地承包合同，取得該村5分田的承包權。在其丈夫死后，李某改嫁到他村，原村委會遂將其承包土地另行發包給同村村民黃某。李某得知后，以承包未到期為由要求村委會繼續履行合同，遭拒絕后向黃陂區人民法院起訴。法院經審理判決：村委會和黃某的土地承包合同是經過村委會的正當發包程序訂立的，黃某是該村村民，具有承包資格，且對土地進行了實際耕作，故應確認其所取得的承包權合法有效，但鑒于原告的原承包合同未到期，且對土地進行了實際投入，應予適當的補償。[1]。

案例二：江蘇省海門市三星鎮民樂村一組女村民楊某，1987年與同鎮太陽村村民龔某結婚，婚后生育一女，女兒隨母楊某落戶于民樂村一組。1993年該組42.5畝土地被當地政府征用，建造三星疊石橋繡品城。同年12月1日，繡品城管委會與民樂村村委會、民樂村一組簽訂了土地補償協議，由管委會每月補償給民樂村一組村民2808.60元。1995年2月，民樂村村委會制訂了“村規民約”，規定已婚姑娘戶口不愿遷出的，不享有一切待遇。楊某遂起訴至法院。海門市法院經審理認為，根據婚姻法、婦女權益保障法的規定，婦女與男子享有平等的權利，婦女結婚后，其責任田、口糧田、宅基地等應當受到保障。楊某結婚后，其戶口及所生女兒戶口一直在民樂村一組，故楊某母女享有與同組其他村民平等的權利。民樂村村委會制定的“村規民約”于法不符，嚴重侵犯了婦女合法權益，應確認無效。最后判決村委會支付村民楊某母女土地補償費1032元。[2] 1汪麗，蕪湖市鏡湖區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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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安徽省繁昌縣峨山鄉風形村村民魯某，1997年出嫁到繁昌縣城關鎮城西村東風村

民組，1998年生子汪某，魯某、汪某現戶口均在城關鎮城西村東風村民組，但在城關鎮城西村

東風村民組未承包土地，其中，魯某在出嫁前在原村已分有土地且至今未變動。2002年7月，城關鎮城西村東風村民組全部土地230.02畝被征用，并被給付土地征用費755萬余元。城關鎮

城西村東風村民組按承包土地人口數發放了大部分土地征用費，因魯某、汪某未承包耕地，故未

分。經交涉無效后，魯某、汪某以應分而未分得土地征用費為由，向當地法院起訴，要求分得土

地征用費42190元。（755萬余元土地征用費扣除青苗補償費后按全村民組現有農業人口350人

平均分配，每人21095元。）一審法院經審理后以魯某、汪某在城關鎮城西村東風村民組未承包

土地，魯某在娘家已分享土地承包權為由，駁回了魯某、汪某之訴訟請求。

案例四：蕪湖市棠橋卷塘村女村民王平安招女婿張某，1988年1月生育一子，1994年1

1月張某戶籍由廬江縣遷入卷塘村。2005年12月，屬于卷塘村、王家祠村和小周村共同所有的蓮

塘口水面被行政征用，卷塘村因此取得84萬元水面征用補償款。依2006年8月公示并經全村村

民代表大會表決通過(大部分村民及汀棠街道辦事處批復同意)的卷塘村蓮塘口水面補償分配方

案{現戶口在卷塘村的為常住戶（外嫁姑娘，外來女婿及其子女除外），此類人員按100%比例分

配；卷塘外嫁的姑娘，戶口現仍在卷塘的按70%比例參與分配……}因王平安一家三口分別屬于

外嫁姑娘、外來女婿及其子女，按照“分配方案”王平安一家只有王平安能夠參加分配，又因王

平安精神上有殘疾，特殊照顧王平安一人不按70%而按100%比例分到2000元，而不是6000元，遂成訟。2006年11月30日，蕪湖市鏡湖區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06）鏡民一初字第718號

判決：被告一次性給付原告王平安一家三口水面征用補償款6000元。

案例五：蕪湖市廣福行政村黃家村自然村女村民楊軍，1991年與廣福行政村殷家山自然村

村民陶某登記結婚，2000年戶籍遷入殷家山陶某戶。楊軍出嫁前在黃家村承包有土地，在嫁入

殷家山村后沒有承包土地。1999年至2002年期間，廣福行政村黃家村及殷家山村土地被長江大

橋開發區等征用。有關征地安置費，黃家村居民組分配方案為：1991年以前出生的人，在黃家

村有田地且戶籍在黃家村的此次可以參與分配安置補助費，人均1850元；對1991年以后出生的人，戶籍在黃家村的也可享受分配。殷家山居民組制定的分配方案為：1982年在殷家山分到田的人，按總金額30%實際人均1594元；1991年分到田的人，按總金額70%實際人均為3142元。

因楊軍的戶籍在殷家山居民組，而田地在黃家村居民組，不符合兩個居民組所制定的分配安置補

助費條件，兩居民組均未向原告發放土地安置補助費。后原告楊軍訴諸法院。2007年2月12日，蕪湖市鏡湖區法院民事判決書（2007）鏡民一初字第58號民事判決：被告廣福黃家村居民組于

判決生效后三日內給付原告楊軍征地安置補助費1850元，駁回其對殷家山居民組的訴訟請求(即

選擇娘婆二家之中的一家安置補助費標準進行補償，而不能不補償)。

三：法理分析

以上案例一，從理論上分析，法院是將農村土地承包權定性為債權而處理案件的。寡婦改嫁，其一般財產可隨身帶走，而承包經營權則亦可帶走，代價是相關人相應補償或賠償即可。這種判

決值得商榷。如果將農地承包權定性為債權，那么發包人完全可以將土地再次發包，而僅僅對原

承包人承擔損害賠償的違約責任。在這種法律機制下，發包人完全可以賠償損失為代價收回已發

包的土地，從而實現其侵害婦女土地權益的目的。特別是農村婦女的權益。相反，將農地承包權

定性為物權，如果承包人通過正當發包程序取得這種權利，就取得了一種既能針對發包人又能針

對其他任何人的絕對權，物權在有效保護農村婦女土地承包經營權這一功能上強于債權，其效力

具有絕對性和排他性。享有債權性質之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婦女，在其權利受到發包方之外的第三人侵犯時，很難針對該第三人獲得充分救濟；但如果其享有的是物權性質的承包經營權，那

么她就可以直接針對任何侵犯其權利之人主張其排他性的權利。[3]依據物權法則，法院判決是

錯誤的。在法學理論上倡導土地承包權的物權性，有利于充分保護農村婦女財產權益，避免農村

婦女之承包地被發包方或其它任何第三人之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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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是有關土地征用費補償的案例，法院判決維護了農村婦女的合法權益，并認定原村委

會規定的“村規民約”違法而無效。實踐中，各地政策不一，類似的鄉規民約則很多，很亂。如

1995年第二輪土地承包時，安徽省繁昌縣城關鎮土地調整實施辦法規定了十類人享有土地承包

權，同時亦規定了十類人不享有土地承包權。[4]其中難免有屬于“鄉規民約”之類似條款，和

違反法律與政策的情況，并最終侵害農村婦女權益。特別是從不享有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十類人中

之第二類、第六類、第九類、第一類中可明顯看出有違法之嫌。“女方出嫁在農村的（不論戶口

是否遷出）”不享有土地承包經營權，如果所嫁農村規定在原娘家享有土地，則就存在扯皮現象。

案例三中，魯某系農業人口，其所在集體土地全部被征用后依法應當享有參與分配土地補償

費、領取安置補助費的權利。征用被承包的集體土地的，應依法解除土地承包合同。《土地管理

法》第12條規定，依法改變土地權屬和用途的，應當依法辦理土地權屬變更登記手續。征用土

地不能越過集體土地所有者而直接向土地承包者進行。根據《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第26條規

定，土地補償費用歸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即應屬全體村民共同享有，村集體的任何一員，都

有權參與土地補償費的分配。需要安置的農業人口與土地承包人系兩個不同的概念。本案魯某所

在村民小組集體土地288.63畝已全部征用，依《土地管理法》第47條2款規定，全村現有農業

人口以戶口為準均系安置人員，包括現有土地承包人和未承包土地的人。一審法院按1995年承

包土地人口分配上述費用值得商榷，這種做法將要造成的結果是承包人享有了所有者權益，承包

期限不是30年而是永久的，土地承包人實際成了土地私有者。

本案相反意見認為，法規并未明確規定土地征用補償費等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可以分割，更沒

有規定是以戶口人數為標準進行分割。該土地補償費性質上屬于對土地承包人的補償而不是出賣

土地所得的價款，不是被征用土地的承包人，自然無權領取。土地補償費并非完全意義上的純集

體資產，以擁有戶口就得到分配財產的資格，也是一種錯誤地理解。戶口只是主管部門對社會成員管理上的措施，并不當然取得財產分配權。（比如掛戶人口）根據《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第26條3款的規定，此種情況應由行政機關解決。鑒于孩子汪某在土地承包確立以后出生，發包

之初未預留機動地，以后也沒有新開墾的及他人自愿交回的承包地，這涉及到當初承包方案，由

行政機關用更為科學的農村承包方案來解決而非用司法方法解決。而案中魯某，在娘家取得了當

地的土地承包權，至今該權利仍舊存在。魯某自1997年5月嫁入繁昌縣城關鎮城西村東風村民

組后，并沒有履行任何與土地相關的義務，不得作為特等公民而享有雙份權利。

筆者意見，這是農村婦女出嫁后娘、婆二家土地承包權的銜接問題。因農村中土地價值不一

樣，各地政策也不完全統一，應該允許婦女選擇較妥。以遷戶口為準，允許婦女選擇一份土地承

包權，若無機動地可分可選，則應按市場行情酌情補償。

案例四我鏡湖區法院判決支持了原告王平安一家三口水面征用補償款6000元的訴請。我們

在判決理由中寫到：因城市建設需要，被告部分塘口水面被征用，而水面作為土地的一種，被征

用的補償費應歸集體經濟組織所有，該補償款是對村民集體喪失生活保障資源的一種補償，凡是

屬于村集體成員的，均有權依據成員身份參與分配。原告王平安原來即是卷塘村的村民，其子出

生后即落戶于卷塘村，其夫張某1994年11月戶籍由外地遷入卷塘村，王平安一家也一直居住在卷塘村，因此原告王平安三人應與其他村民享受同等分配權利，現三原告要求與其他卷塘村村民

享有同等的卷塘村塘口水面補償款分配權（即發放補償款6000元），符合法律規定，予以支持。

被告辯稱“分配方案”系通過村民代表大會討論通過并報有關部門批準，但我們認為，“分配方

案”即使經三分之二卷塘村村民同意，但也不得與法律相抵觸。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

會組織法》第二十條第二款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四十八條第一款的規定，“分配方案”

有關外嫁女的分配原則與男女平等原則相違背，有關內容應當無效。

案例五我院鏡湖區法院判決被告楊軍娘家所在的村民組補償楊軍征地安置補助費1850元。

我們在判決理由中寫到：征用土地的安置補助費必須專款專用，不得挪作他用，不需要統一安置的，安置補助費發放給被安置人員個人或征得安置人員同意后用于支付被安置人員的保險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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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雖嫁入殷家山居民組，但在殷家山居民組沒有取得承包地，而安置補助費是基于對失地農民

進行的一種生活補助，原告的土地仍在黃家村居民組，有權要求與黃家村居民組其他村民一樣平

等分配安置補助費，故對原告要求被告黃家村居民組給付安置補助費的請求本院予以支持，但數

額應以黃家村居民組發放安置補助費的標準支付。原告在黃家村居民組享有分配土地安置補助費

后，在殷家山居民組不能再重復分配，故原告對殷家山居民組的訴訟請求本院不予支持。案例四、五為鏡湖區法院所判決，均較好地保護了農村婦女的與土地相關的權益。

四、司法與立法完善：

隨著我國的法律的逐步完善和國家對農村問題的日益重視，涉農審判、切實保障農村婦女權

益等問題引起了更多的研究討論。《農村土地承包法》第6條應在以后的婦女法中強化。新婚姻

法第39條增加的一款：“夫或妻在家庭土地承包經營中享有的權益等，應當依法予以保護”，也

應在以后的立法中有所體現與細化。

日常生活實踐中，對于違背政策縮短土地承包期、收回結婚或離婚婦女承包地、提高承包費

等錯誤做法，必須堅決糾正。為充分保護農村婦女權益，目前農村應做到幾下幾點[5]：第一、根據實際擁有的土地、山嶺、草原、森林、荒地、水面、灘涂等自然資源的具體情況，按照該集

體經濟組織的全體成員人數確定每人可承包經營的土地面積并平均劃分；第二、不分性別均分，并不得在土地數量、質量優劣上歧視婦女；第三、在確定應完成上交的承包任務時，必須男女一

視同仁，不得對婦女提出與男子不平等的要求；第四、使用宅基地時，必須對男性成員和女性成員平等對待、公平處理，保證男性和女性成員都平等地取得宅基地使用權；第五、在分享土地征

用補償費時，也應該公平合理并適當照顧嫁到本農村的婦女，不得歧視。

要善于總結農村中的經驗教訓，必要時上升到法律予以完善。筆者意見，應該賦予農村結婚

或離婚或喪偶之婦女選擇權，允許其優先選擇對其有利的娘家或婆家土地承包經營。在婦女作為

家庭成員共同承包農村土地時，為增強對其權利的保護，需要在婦女法等相關法律中增設關于婦

女出嫁時承包戶分割承包地的特別規定。對于婦女結婚時原承包地的處理，可以按照共有物的分

割之民法原理進行。如果承包土地在分割后無損于其經濟價值，則可按承包戶各成員的份額進行

分割，有損其經濟價值的的，可給予相應經濟補償。[6] 農村婦女的土地承包權不因離婚而喪失

或有重大改變。農村婦女在離婚后不離開原地的，承包農村土地及其他村民待遇不變；離婚后離

開原居住地的，相關單位應協調處理好她們離婚后的生活問題。若在娘家的土地未收回，原所在地可視情況恢復，若在娘家土地已被收回，原所在地不可對農村離婚婦女的土地承包份額作出收

回的規定（可由男方代耕或每年支付給女方有償使用費），要切實賦予離婚婦女相對的穩定的土

地承包經營權，不能讓她們生活沒有出路。

注釋：

[1] 參見陳小君,麻昌華,徐滌宇“農村婦女土地承包權的保護和完善---以具體案例的解析為分

析工具”.《法商研究》2003年第3期.第77頁.[2] 參見魯建春“‘村規民約’失公正 村民告倒村委會”.《人民法院報》2002年1月25日.[3] 參見陳小君,麻昌華,徐滌宇“農村婦女土地承包權的保護和完善---以具體案例的解析為分

析工具”.《法商研究》2003年第3期.第78-79頁.[4] 參見中共中央繁昌縣城關鎮委員會文件（城發1995第023號）《中共城關鎮委員會 城關鎮

人民政府關于全面推行農村土地承包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5] 參見郭彤《<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講話》.中國工人出版社1992年7月出版,第83頁.[6] 參見陳小君,麻昌華,徐滌宇“農村婦女土地承包權的保護和完善---以具體案例的解析為分

析工具”.《法商研究》2003年第3期.第80-81頁.4

第三篇：農村婦女土地權益保護情況調研報告

農村婦女土地權益保護情況調研報告

近年來，由于農村城鎮化和項目建設的不斷發展，尤其是部分鄉鎮、開發區的農村集體土地被國家征用，征地款的分配問題引起群眾的廣泛關注，在分配土地征用款時往往出現一些侵害婦女權益的問題。近兩年來，我市婦聯共接待涉及農村婦女土地權益問題的信訪案件 7件（其中 4件，2010年3 件），涉及25人，其中重復上訪 2 批 7人。占信訪總量 181 件（126件，2010年55件）的3.8 %。為依法維護農村婦女兒童土地權益、探索婦女土地權益案件解決、落實婦女土地權益的辦法，婦聯就農村婦女土地權益問題在我市的幾個重點鄉鎮作了專題的調研。

一、接待來訪事項的簡要情況和特點

從我市婦聯接待有關農村婦女反映土地權益糾紛的信訪事項的情況看，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上訪來源地相對集中，主要集中在土地被征用的地方，如：高碼鄉、經濟開發區、東江鎮、香花鄉等；二是反映的訴求基本一致。基本上是戶口在本地的出嫁女、男到女家落戶者家庭成員要求享受土地征用分配款，也有少部分為丈夫去世后或離婚后其土地權益受到一定侵害的問題；三是因婦女權益受損引發的上訪多存在重復上訪傾向。如高碼鄉邵愛玲因其夫到女家落戶家庭成員要求享受組上同等待遇問題多次赴京、赴省、赴郴，到本市不計其數上訪；四是造成上訪的原因焦點基本為村規民約與法律的沖突。主要是法律規定男女平等，計劃生育政策也提倡男到女家落戶，但由于農村傳統的影響，以及一部分地方村規民約的規定，出嫁女戶口必須外遷，即使不外遷在一定年限后也不再享受村組的經濟成員待遇，同時，對于農村男到女家落戶也有一定的限制。

權益侵害體現在：

1、有的村組外嫁女和離婚婦女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得不到落實。農村外嫁女和離婚婦女，因為土地不可移動的特殊性，往往在娘家或依附于前夫，無法單獨分出來；如香花鄉星塘村一離婚婦女，夫家所在地將承包土地給再婚妻子，而娘家所在地也不給或無法落實其承包土地，鄉村經過多次協調都得不到解決。

2、外嫁女和離婚婦女的宅基地分配權得不到落實。周邊城區鄉鎮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宅基地成了一項重要的福利，包含很大的經濟利益，部分村組在宅基地分配問題上按照男婚女嫁習俗，采取了男女不平等政策。有些村村規民約明文規定男子成年或結婚后可單獨立戶批一間宅基地，而大齡女青年、戶口仍在本村的出嫁婦女、離婚婦女包括孩子不能單獨立戶批房，只能計入娘家或夫家大戶人口。

3、征地補償款和集體福利享有權得不到保障。隨著城鎮一體化的不斷推進和項目建設的需要，對土地的非農建設性需求也不斷增大。在分配土地補償金政策上，雖然各級政府都明確男女平等的原則，但在實際操作中，對外嫁女、離婚婦女不發或少發土地征用補償金；在分配集體經濟時采取剝奪或不公平分配的形式，導致土地權益糾紛，其子女戶口在本村的也不能享受同等待遇。

二、農村婦女土地權益存在問題和根源

1、受傳統觀念影響。受幾千年傳統觀念的影響，認為嫁出去的姑娘理應到男家落戶，不能與娘家的村民爭土地、爭飯吃，所生的子女更沒有理由再到娘家爭土地和經濟利益。由于《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頒布實施，在法律上確認了村規民約在村民自治中的作用，農村過分強調“村民自己的事情自己管理”，而忽略了“依法”的限制，如《憲法》、《婦女權益保障法》對保障婦女合法權益和地位平等都有明確規定，中央和地方對保障農村婦女土地權益也專門制定了許多政策，但是部分村組仍以貫徹《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為由，以村民大會或村民代表會決議、村委會決定或村規民約的形式，侵害甚至剝奪作為少數人的農嫁女、離婚婦女、大齡女的土地權益，出現村規民約與法律法規相抵觸的現象。這些村規民約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侵害婦女土地權益以及相關權益的現象。

2、依法解決該類問題在實際操作中有一定難度。缺乏必要的解決手段是農村婦女土地權益糾紛始終難以得到解決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許多土地權益受侵害的農村婦女找村干部，村干部因為村規民約的規定和村民代表的反對而無能為力；而且有的村本來就是村上的主要干部反對，即使大多數村民同意，因支書或組長的不同意也得不到落實；找鎮政府或街道，總認為土地是村里的，村民思想做不通，如強制執行，則勢必造成干群關系對立，影響其它工作的順利開展，因此在處理中手段不多，力度不夠，陷入兩難境地；找到市婦聯，市婦聯缺乏相應的執法權限，心有余而力不足，也只能結合受害婦女所在的鎮街道婦聯做一些宣傳教育工作，或是協調有關部門解決，但解決起來難度很大，收效甚微。依法起訴，法院因為村民委員會具有社會管理的職能，由于我國法律中對婦女土地承包權缺乏詳盡的可操作的司法解釋，以致法院在受理、判決此類案件時彈性很大。即使訴訟時婦女勝訴，執行起來也很難。為此，婦女要求依法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婦女去找法院起訴時，法院答復暫緩受理外嫁女土地權益侵害案。因此各個部門在解決此類問題上顯得拖沓和被動，使受到侵害的婦女們往往爭得自己的合法權益很難。

3、利益驅動導致矛盾加劇。當前農村特別是城鄉結合部村級集體經濟迅速壯大，當地一般按人口分配經濟收益及宅基地。農村戶口利

益的優厚使經濟發達村的出嫁女不愿意把戶口遷到其他村去，而同城鎮男子結婚的“農嫁居”婦女更不愿隨其夫將戶口遷往城鎮。長此以往，導致農村資源和經濟利益增長速度有限性同人口增長速度急劇性的矛盾比較突出，利益分配、人地關系壓力逐年加大，“僧多粥少”的局面使村民們認為自身的利益被搶走了，所以紛紛排斥“出嫁女”、“離婚婦女”等邊緣人群。

三、解決農村婦女土地權益問題的建議和對策

目前農村婦女土地權益受侵害問題，我們認為一是有違背法律和男女平等基本國策的落實；二是不利于和諧社會建設，問題不妥善解決，帶來不穩定因素；三是不利于計劃生育工作的開展。在現有的社會保障程度以及集體經濟發展水平之下，維護農村婦女的土地權益，特別需要法律、政策的制度性保護，需要各級政府及部門的積極介入和有力的司法救助與監督。現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加大普法工作力度，提高村組干部的法律意識。通過宣傳“男女平等”基本國策，把高層意識逐步轉化為廣大人民群眾的共識，推動農村廣大干部和群眾學法、知法、懂法和用法，增強法制觀念，強化責任意識，徹底清除男尊女卑、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樹立男女平等意識，堅持依法辦事，在農村形成依法維護婦女合法權益的氛圍。

2、建立執法監督制度，廢除與法律相抵觸的村規民約。明確各級政府部門責任，建立執法監督制度，嚴懲瀆職人員。目前，對農村婦女土地權益保護不力現象的發生，固然有歷史、立法的原因，但“執法不嚴”的因素也不容忽視。因此，應明確各級政府部門保護農村婦女權益的職責，建立起相關執法監督制度，加大對瀆職人員的懲罰力度，追究侵權人的法律責任。加強國家法律對村規民約等的指導和規范，建立“村規民約”審查制度，在尊重村民自治的同時，出臺相關法律條文，規范政府監督、管理村規民約的具體權限和程序，對涉及集體經濟收益分配的規定、村民或社員代表會的決定、村規民約進行徹底清理，對村規民約中侵害婦女合法財產權利的條款堅決予以清除，堅決制止村委會、村民小組制定的土政策大于法律的做法，完善對村規民約的審查和監督，確保村民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行使自治權。

3、積極爭取政策，提高婦女參政比例。當前農村重大事務的決定包括涉及利益分配的制度安排和規則制定過程中，婦女的利益要求和意見難以得到充分的表達，往往是由村干部和村民代表決定，婦女在利益分配中處于不利地位。鑒于這種狀況，要爭取各級黨委、政府的高度重視。爭取在原有的“至少要有一名女干部”的基礎上，制定出適當增加女性“一把手”比例的相關政策，為女性當選“一把手”提供組織保障和政策支持。

第四篇：淺談加強農村婦女權益保護[范文]

淺談加強農村婦女權益保護

摘要：近年來，我國婦女權益保護的制度逐漸趨于完善，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的實施，婦女維權工作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是，隨著社會生活的變化，尤其是農村婦女維權領域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侵害婦女合法權益的現象在一定人群和領域中仍時有發生，加之數千年的“男尊女卑”、“夫權至上”、“父權至上”等的影響，使得社會甚至于婦女對自己權益的保護都處于消極狀態。

婦女權益保護在我國諸多法律、法規中都有明確的規定，如我國《憲法》第四十八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利。國家保護婦女的權利和利益，實行男女同工同酬，培養和選拔婦女干部。”根據憲法，我國又相繼修改或制定了《婚姻法》、《繼承法》、《婦女權益保護法》、《勞動法》、《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及《農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專門或專章規定婦女的權利和利益。從我國婦女權益保護的現狀來看，農村婦女仍處于弱勢地位，勞動就業、工資報酬、婚姻家庭、個人隱私等方面都受到不平等的待遇或侵害。筆者以一名鄉鎮婦聯主席的身份，時刻關注農村婦女權益保護問題，切實為農村婦女權益保護提供服務。

一、加強農村婦女權益保護構建和諧社會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一個民主法制、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是以人為本的社會。和諧社會對人的尊重，理應包括對占人口半數的婦女的尊重；和諧社會的民主法制，理應包括為占人口半數的婦女的各項生存發展權益提供法律保障；和諧社會的公平正義，理應包括使占人口半數的婦女的各項合法訴求得到公正滿足和正當維護。同時社會的和諧進步和發展也 1

離不開占人口半數的廣大婦女的參與。婦女是一支偉大的社會力量，是創造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重要主體，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偉大人力資源。離開廣大婦女的參與，社會的和諧與發展將不可能實現。因此，婦女權益是否得到有效保護，不僅關系到廣大婦女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同時也是衡量社會文明和諧的天然尺度。但是，隨著社會生活的變化，尤其是農村婦女維權領域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侵害婦女合法權益的現象在一定人群和領域中仍時有發生，使得社會甚至于婦女對自己權益的保護都處于消極狀態。因此，切實加強農村婦女群眾合法權益的保護，進一步調動廣大農村婦女在實現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的積極性，充分發揮婦女半邊天作用，實現男女平等，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目前農村婦女權益存在的問題

《婦女權益保護法》施行以來，盡管發展不平衡，但從總體上看，我國農村婦女權益保障工作取得了顯著成績，廣大農村婦女共享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成果，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大幅提高，受教育程度和衛生健康狀況明顯改善，農村婦女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農村婦女經濟地位獨立性相對較差，和傳統舊觀念殘余的影響，導致農村婦女的權益被漠視現象依然存在。

（一）農村青少年女性的受教育權利被漠視問題。

按照我國教育法、未成年人保護法等規定，未成年人有享受九年義務教育的權利。有極少數農村女孩由于家庭經濟，和“嫁女如潑水”等舊觀念的影響，根本不愿意讓女兒接受應該有的學校教育，即使讀書，多數也得承擔比男生多的家務。在我所在的鄉鎮，據了解80%的女生初中畢業或肄業就外出打工，家庭往往以難以供其讀書為理由讓其不能繼續升學，原因主要是為了扶持家庭經濟而外出做工。由于重男輕女的思想根深蒂固，若家里有兄弟，還得打工供其讀書。從而導致農村女孩文化程度不高，缺乏法律意識。

（二）農村婦女在婚姻及家庭權益保護問題。

一方面由于“男尊女卑”、“夫權思想”還未根除，農村婦女遭受家庭暴力現象在一定范圍的人群里還有表現。例如在農村家庭糾紛案件中，依然還有當事人認為“打老婆”并不犯法，農村婦女陳述被實施家庭暴力的現象也還有一定數量存在，婦女權益受到侵害時，不懂通過法律保護自己。一方面是農村婦女自身法律意識有待進一步提高，遭受暴力后雖然也知道是違法的事情，但是很多婦女沒有勇氣拿起法律武器，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導致配偶重復施暴。一方面是農村婦女的經濟在很大程度上還是依賴于男性，受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影響，廣大農村婦女即使受了委屈，往往保持沉默，維持婚姻現狀。也有一部分婦女在受到家庭暴力后，受害者抱著家丑不可外揚的態度，往往只是默默忍受，不懂得通過法律途徑解決，有些農村婦女甚至連《婦女權益保護法》都未聽說過。例如，我鄉某村婦女王某在經濟很大程度依賴其丈夫覃某，覃某外出務工結識了李某并帶回家同居，王某也只是默默忍受，繼續維持婚姻狀況，并沒有通過法律途徑維護自己的權益。分析其原因：一是為了孩子來維持家庭；二是王某沒有獨立的經濟；三是王某年紀不允許，若離婚再改嫁很難。久而久之，連村民也把此事看做正常的了。

此外，農村老年婦女受虐待的現象也還存在。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結構的變化使的人們思想觀念、道德觀念、倫理觀念也發生了變化。有些人開始對尊老敬老的傳統美德棄而不顧，出現了一些虐待老年人合法權益的案件。農村婦女主要以獨自生活、分擔贍養為主要生活方式，農村婦女生活得好壞，取決于子女家庭的經濟狀況、子女的道德等因素。

（三）農村婦女的土地承包權等財產權利問題。

1．農村婦女的土地承包權問題，農村土地政策“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導致農村婦女在結婚或者離婚后，不能及時取得土地承包權，如離婚婦女土地承包權常常依附于公婆家，離婚后該土地承包權常常不能帶走，離婚后生活的地方往往不能及時取得土地承包權，在離婚和未重新分得土地期間，就喪失了最基本的生存資料之一土地。

2．農村婦女的婚前財產權，應該包括農村婦女在婚前與父母兄長共同創造的家庭財產中應該享有的份額，而不僅僅指婚前嫁妝，還有的農村婦女結婚后，戶口沒有遷出，但依照村規民約，對出嫁女村不分給承包地，而嫁入村因為沒有戶口也不分給承包地。我所在的鄉鎮就有這樣的案例：某村黃姓村民名下有三個女兒，其中大女兒招來上門女婿李某，黃某及大女兒共有二畝田地，其所在的小組有一片承包出去的土地，因黃某死后，家族就以其女兒嫁出去為由，不再分給其家庭集體經濟收入，其部分田地也被其家族成員霸占。最后該農村婦女通過法律主張權利，維護了自身利益。

3．農村婦女的家庭財產地位問題，土地承包法規定農村土地是本集體經濟組織的農戶進行土地承包，農村婦女即使出嫁或者離婚也幾乎不可能有獨立的農村土地承包權，導致農村婦女出嫁或者離婚后到未取得新的土地承包權期間的土地承包權實現很困難。

三、農村婦女權益保護存在的問題

婦女權益的實現不斷受到各方面的阻礙，國家雖然力爭運用法律手段調控現狀，改觀婦女的地位，保護婦女的權益，但由于法律體系的不完善和諸法律沖突現象的存在，目前我國在婦女權益的保護方面存在很多突出問題。

第一婦女參政權得到了初步實現，但由于社會存在性別歧視，法律法規關于婦女參政的規定僅限于倡導性規范，無法律上的強制力，仍不能從根本上保障婦女參政權利的徹底實現。如《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實施，農村實行村民自治，為農村婦女參政議政創造了條件，但在村委會成員的結構中，婦女仍處于配角地位(數量少、比例低、正職少)，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中其中一條“村民委員會成員中，應當有婦女成員”，條款中出現的是“應當”，并沒有強制性的“必須”規定。雖然每個村都設有婦代會主任一職，但有許多婦代會主任并不是村民委員會成員。再如《婦女權益保障法》中關于婦女政治權利的法律條

款，全都屬于倡導性法律規范，即使有關部門不執行，其也無法律強制力，來保障這些法律規定的實施。

第二維權機構權責不夠明確，造成保護不利。眾所周知，婦女維權工作的機構很多。除了公、檢、法等司法機關以外，還有人大、婦聯、民政、街道等各級行政機構。婦女維權的硬件機構雖然很多，但其各自的維權權責卻不夠明確。除了各級婦聯是專門從事婦女維權的職責外，其他部門都是兼顧這項工作。他們相互之間針對婦女維權的職責分工并沒有明確的劃分。遇到問題很可能是要么哪個部門都有權利管，卻誰都不管；要么是未明確規定由誰管，而無人管。這樣造成婦女在遇到問題的時候可能會被推諉甚至投訴無門。此外，有些維權機關對婦女保護的意識不強，保護不利，沒有切實盡到保護婦女權益的職責。比如說，夫妻兩人發生爭執，丈夫動手打了妻子。公安機關認為這只是家庭內部矛盾，在接警后往往只在造成嚴重后果的情況下才做處理，而對后果不嚴重的只進行調解了事，不做任何處罰，甚至都不留書面材料。當夫妻離婚時，妻子想要證明丈夫的家庭暴力行為，提出曾報過警，但卻苦于拿不出相應的證據。這樣造成了婦女權益的保護不利，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縱容了對婦女權益的不法侵害。

四、依法加強農村婦女權益保護的建議與對策

（一）是提高農村婦女自身素質，樹立自我維權保護意識。有很多農村婦女權益被侵害事件的發生，是因為她們不知法、不懂法、不守法等原因造成的。因此，同時要下大力氣提高農村婦女綜合素質，幫助他們提高依法維護自身權益的意識和能力。組織農村婦女學文化、學法律、學政策，引導教育婦女參與經濟建設、市場競爭，提高文化水平，喚起整個農村婦女階層全面提高自身素質，增強法制觀念，樹立自我保護意識，當其權益受到不法侵害時，尋求法律保護，摒棄社會、家庭對女性的歧視和偏見，全方位提高維權水平。

（二）是加強法律宣傳，提高農村婦女維權意識。加大對農村婦

女權益有關法律的宣傳工作的力度，充分發揮農村基層調解組織在農村婦女維權問題上的作用，讓全社會一起來關注農村婦女維權問題，建立起良好的農村婦女維權法制環境。同時，形成正確的輿論導向，堅持從性別平等的立場出發，注意反映均衡的、多樣化的農村婦女形象，關注報道來自農村的婦女的聲音，使全社會充分認識維護農村婦女合法權益的重大意義，消除對農村婦女一切形式的歧視。

（三）是完善立法，增強婦女權益保障法的可操作性規定，加大懲處侵犯婦女權益的力度，明確違法責任，及其責任追究。加強立法保障農村婦女受教育權利，加大對侵害農村婦女教育權的處罰力度，提高廣大農村婦女素質，增強農村婦女自己的維權意識，維權能力，從而提高農村婦女自己的權益保護能力.（四）是完善農村婦女土地承包權的具體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賦予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權，是對農村土地承包政策的鞏固、完善和發展。“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土地政策，并不影響在農村婦女結婚或者離婚后未取得新的土地承包權前，可以個人作為主體獨立享有自己應該有的土地承包權，應該完善相應措施。

（五）是加強對農村婦女維權的執法力度，嚴格執法是讓農村婦女的合法權益以實現是關鍵，公安機關、法院、檢察院等部門都應該協調配合，完善保障農村婦女人身權、財產權、和婚姻家庭權等的保護機制。

農村婦女的確是社會現實中最大的弱勢群體，她們的隱性失業、勞動權利保護、健康權保障等問題同樣確實需要關注。我們應該從農村工作實際出發，以與時俱進的精神，嚴格按照規定的程序和法律法規，進一步加強農村婦女權益保護，拓寬婦女權益保護的領域，切實保護廣大農村婦女的合法權益。

第五篇：農村婦女土地權益保護情況調研報告

關于農村土地確權中的婦女權益保護問題調研報告

從法律上講，農村婦女土地權益是指農村婦女因婚嫁而導致土地承包權及相關經濟權益受侵害的現象。雖然《農村土地承包法》、《婦女權益保護法》等國家法律對農村婦女土地權益進行了立法保護，但侵害農村婦女合法權益的事件時有發生，特別是近年來，由于農村城鎮化和項目建設的不斷發展，部分鄉鎮的農村集體土地被國家征用，征地款的分配問題引起群眾的廣泛關注，在分配土地征用款時往往出現一些侵害婦女權益的問題。近兩年來，我市婦聯共接待涉及農村婦女土地權益問題的信訪案件12 件（其中 2011年4件，2012年 8件），涉及35人，其中重復上訪 2 批 7人。占信訪總量 251 件（2011年126件，2012年125件）的5%。為依法維護農村婦女兒童土地權益、探索婦女土地權益案件解決、落實婦女土地權益的辦法，婦聯就農村婦女土地權益問題在我市的幾個重點鄉鎮作了專題的調研。

一、接待來訪事項的簡要情況和特點

從我市婦聯接待有關農村婦女反映土地權益糾紛的信訪事項的情況看，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上訪來源地相對集中，主要集中在土地被征用的地方，如：程水鎮、東江街道辦等；二是反映的訴求基本一致。基本上是戶口在本地的出嫁女、離婚婦女、男到女家落戶者家庭成員要求享受土地征用分配款；三是因婦女權益受損引發的上訪多存在重復上訪傾向。如程水鎮村民鄧和平因其女兒、女婿、外孫沒有享受村民同等待遇到本市不計其數上訪；四是造成上訪的原因焦點基本為村規民約與法律的沖突。主要是法律規定男女平等，計劃生育政策也提倡男到女家落戶，但由于農村傳統的影響，以及一部分地方村規民約的規定，出嫁女戶口必須外遷，即使不外遷在一定年限后也不再享受村組的經濟成員待遇，同時，對于農村男到女家落戶也有一定的限制。

權益侵害體現在：

1、有的村組外嫁女和離婚婦女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得不到落實。農村外嫁女和離婚婦女，因為土地不可移動的特殊性，往往在娘家或依附于前夫，無法單獨分出來；如程水鎮星塘村一離婚婦女，夫家所在地將承包土地給再婚妻子，而娘家所在地也不給或無法落實其承包土地，鄉村經過多次協調都得不到解決。

2、外嫁女和離婚婦女的宅基地分配權得不到落實。周邊城區鄉鎮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宅基地成了一項重要的福利，包含很大的經濟利益，部分村組在宅基地分配問題上按照男婚女嫁習俗，采取了男女不平等政策。有些村村規民約明文規定男子成年或結婚后可單獨立戶批一間宅基地，而大齡女青年、戶口仍在本村的出嫁婦女、離婚婦女不能單獨立戶批房，只能計入娘家或夫家大戶人口。

3、征地補償款和集體福利享有權得不到保障。隨著城鎮一體化的不斷推進和項目建設的需要，對土地的非農建設性需求也不斷增大。在分配土地補償金政策上，雖然各級政府都明確男女平等的原則，但在實際操作中，在分配集體經濟時采取剝奪或不公平分配的形式，對外嫁女、離婚婦女不發或少發土地征用補償金，其子女戶口在本村的也不能享受同等待遇導致土地權益糾紛。

二、農村婦女土地權益存在問題和根源

1、受傳統觀念影響。受幾千年傳統觀念的影響，認為嫁出去的姑娘理應到男家落戶，不能與娘家的村民爭土地、爭飯吃，所生的子女更沒有理由再到娘家爭土地和經濟利益。由于《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頒布實施，在法律上確認了村規民約在村民自治中的作用，農村過分強調“村民自己的事情自己管理”，而忽略了“依法”的限制，如《憲法》、《婦女權益保障法》對保障婦女合法權益和地位平等都有明確規定，中央和地方對保障農村婦女土地權益也專門制定了許多政策，但是部分村組仍以貫徹《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為由，以村民大會或村民代表會決議、村委會決定或村規民約的形式，侵害甚至剝奪作為少數人的出嫁女、離婚婦女的土地權益，出現村規民約與法律法規相抵觸的現象。這些村規民約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侵害婦女土地權益以及相關權益的現象。

2、依法解決該類問題在實際操作中有一定難度。缺乏必要的解決手段是農村婦女土地權益糾紛始終難以得到解決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許多土地權益受侵害的農村婦女找村干部，村干部因為村規民約的規定和村民代表的反對而無能為力；而且有的村本來就是村上的主要干部反對，即使大多數村民同意，因支書或組長的不同意也得不到落實；找鎮政府或街道，總認為土地是村里的，村民思想做不通，如強制執行，則勢必造成干群關系對立，影響其它工作的順利開展，因此在處理中手段不多，力度不夠，陷入兩難境地；找到市婦聯，市婦聯缺乏相應的執法權限，心有余而力不足，也只能結合受害婦女所在的鎮街道婦聯做一些宣傳教育工作，或是協調有關部門解決，但解決起來難度很大，收效甚微。依法起訴，法院因為村民委員會具有社會管理的職能，由于我國法律中對婦女土地承包權缺乏詳盡的可操作的司法解釋，以致法院在受理、判決此類案件時彈性很大。即使訴訟時婦女勝訴，執行起來也很難。為此，要求依法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婦女去找法院起訴時，以往法院答復暫緩受理外嫁女土地權益侵害案，現在因這樣類似的上訪案件較多，在經過鄉村基層組織多次做工作無效的情況下，法院也在逐步考慮受理類似案件。2013年6月21日我市法院審理了一起離婚婦女狀告村民小組依法支付其土地補償款一案，該婦女與當地一村民結婚并生有一小孩，因性格不合離婚后未再結婚，戶口一直在其前夫戶籍上，申請單獨立戶一直未通過，因單獨立戶后要分宅基地，她本人以在附近城鎮打工為生，組上村民的婚喪嫁娶也都會參與，剛離婚的第二年也參與了本組征地補償款的分配，近二年，該組以其離婚男方又娶妻只能分一個為由拒絕再分配給她土地補償款，經市鄉二級政府多次調解無效后，該婦女依法向法院提起訴訟，但該組村民組長拒絕出庭，法院最終以缺庭判決該婦女勝訴，判決書下達后，該組仍拒收判決書、拒付補償款，現該婦女已申請強制執行。因此各個部門在解決此類問題上多少顯得無奈和被動，使受到侵害的婦女們往往爭得自己的合法權益很難。

3、利益驅動導致矛盾加劇。當前農村特別是城鄉結合部村級集體經濟迅速壯大，當地一般按人口分配經濟收益及宅基地。農村戶口利益的優厚使經濟發達村的出嫁女不愿意把戶口遷到其他村去，而同城鎮男子結婚的“農嫁居”婦女更不愿隨其夫將戶口遷往城鎮。有的地方離婚婦女的承包土地被丈夫強行剝奪或被村集體強行收回，也有的婦女在離婚后，將戶口移回娘家，夫家所在地將土地收回，娘家村卻拒絕恢復其土地承包權；還有的在離婚后男方村里強行取消女方戶口，并收回責任田，娘家村也不給分地；也有的是離婚后前夫再婚，對于前妻和現妻村里只給其中一人落戶分田。長此以往，導致農村資源和經濟利益增長速度有限性同人口增長速度急劇性的矛盾比較突出，利益分配、人地關系壓力逐年加大，“僧多粥少”的局面使村民們認為自身的利益被搶走了，所以紛紛排斥“出嫁女”、“離婚婦女”等邊緣人群

三、解決農村婦女土地權益問題的建議和對策

目前農村婦女土地權益受侵害問題，我們認為一是有違背法律和男女平等基本國策的落實；二是不利于和諧社會建設，問題不妥善解決，帶來不穩定因素；三是不利于計劃生育工作的開展。在現有的社會保障程度以及集體經濟發展水平之下，維護農村婦女的土地權益，特別需要法律、政策的制度性保護，需要各級政府及部門的積極介入和有力的司法救助與監督。現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是加大農村土地承包法律政策的宣傳力度。充分利用各種渠道，充分宣傳好《農村土地承包法》、《婦女權益保障法》等一系列涉及保護農村婦女土地承包權益的政策法律，提高廣大農村干部政策水平和解決農村婦女土地承包糾紛問題的能力。同時，教育和引導廣大婦女知法、懂法、守法，按照法律政策規定維護自己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益。

二是針對涉及農村婦女土地權益糾紛案件實行快立快審快結。在立案階段，實行快立、快移送制度，并在訴訟費上給與減免照顧；在審判階段，法院不僅選派經驗豐富的優秀法官組成合議庭進行審理，各基層法院更充分發揮社會法庭貼近群眾，方便快捷的特點，對農村婦女土地權益糾紛案件實行快審快結。在審理過程中確立以調解為主、判決為輔的原則。基層法院并在審理中吸納當地村委干部擔任人民陪審員參與案件審理，做教育引導、解釋說服等工作，同時積極邀請村委、婦聯等組織參與調解，充分調動農村土地承包仲裁機構、人民調解組織等各種積極因素，化解消除矛盾，最大限度地維護農村婦女權益、讓農村婦女維權落到實處。三是建立并完善行政和司法救濟手段。農村婦女土地權益頻頻受到損害，很大原因是基層政府對村民自治缺乏有效管理，不敢糾正與法律相抵觸的村規民約，法院對損害婦女土地權益的案件也缺乏有力的措施。所以，必須注重用行政力量和司法力量相結合的辦法維護農村婦女土地權益。基層政府要充分認識保障農村婦女土地權益的重要性，加強對村規民約的規范和監督，要依法監督、審查村民自治的具體內容，對于與國家法律相抵觸的村規民約要及時責令其糾正，對于損害農村婦女土地權益的案件要主動解決，及時化解矛盾。上級政府對于基層政府不作為的行為，應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督促其糾正。同時，應暢通保障農村婦女土地權益的司法渠道。對于村民土地承包權與村民委員會土地所有權之間的糾紛案件，法院要通過多種渠道予以處理，不能以任何理由推諉，并明確規定此類案件法院應當依據民事訴訟程序或行政訴訟程序辦理，從而為農村婦女維護土地合法權益敞開司法救濟之門。

資興市婦聯 2013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