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和諧社會背景下農民工勞動權利保障思考

和諧社會背景下農民工勞動權利保障思考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命題，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農民工是我國社會轉型過程中形成的特殊群體，作為我國改革開放和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涌現的一支新型勞動大軍[1]，為我國現代化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但現實中他們的勞動權利保障缺失并屢遭侵害，嚴重影響了和諧社會的構建。如何采取有效的法律措施，切實保障農民工的勞動權利，已經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并直接關系到勞動關系的和諧，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保持社會和諧穩定[2].一、農民工和農民工勞動權利的界定

“農民工”從字面上理解，是指在城鎮打工的農民。一般認為，農民工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出現的一個特殊群體，介于農民和工人（或城市戶口居民）之間。從身份上說，農民工來自農村，是農村戶口，仍然是農民； 從職業上說，農民工在城鎮的用人單位從事第二、第三產業的勞動。可以說，農民工是一個身份與職業不一致的群體。嚴格來說，“農民工”并不是法律上的概念。在我國的《勞動法》中，對于靠付出勞動換取勞動報酬的勞動者來說，沒有什么“農民工”、“城市工”等等的區別，勞動者都是平等的，擁有平等的權利。學者們也一致認為，我國《勞動法》并未將農民工排除在該法的適用范圍外，而且，2006年3月發布的《國務院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也指出，農民工已成為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工會十四大的報告中，也已明確進城務工人員為工人階級的新成員。根據我國農民工的現況，我們完全應當認識到他們已經從農民轉變為產業工人，是城市的一分子。農民工勞動權利，是指農民工作為國家公民和勞動者依法享有參加社會勞動，獲得作為其主要生活來源的職業的權利。農民工的勞動權利，首先來自憲法的規定，憲法是我國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因而它是一種應然的權利。根據我國憲法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可見，如果將“農民工”作為一個區別于其他勞動者的特殊群體，是對農民工在憲法實施中的歧視。依據我國《憲法》、《勞動法》和相關法律的規定，農民工的勞動權利主要包括：平等就業和選擇職業的權利、取得勞動報酬的權利、休息休假的權利、獲得勞動安全衛生保護的權利、接受職業技能培訓的權利、享有社會保險和福利的權利、組織工會和參加企業民主管理的權利、提起勞動爭議處理的權利以及法律規定的其他勞動權利等。

二、我國農民工勞動權利保障現狀分析

應當說，我國目前已經初步建立了以憲法為核心、勞動法為主體、一系列勞動法律法規為配套的、保護公民勞動權利的勞動法律法規體系。特別是隨著“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命題的提出，以及國務院發布《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后，各級地方政府非常重視農民工問題，出臺并實施了多項保護農民工權益的地方性法規、政策和措施，農民工的勞動權利有了進一步的保障，但不容忽視的是，保障農民工勞動權利的法律法規嚴重缺位，和諧社會所要求的公平、公正和平等對待在農民工身上尚未得到完全體現，農民工勞動權利保障問題依然十分突出，主要集中體現在以下方面：

1、平等就業和自由擇業權利受限制

就業權是勞動者勞動權利中居于首要地位的、賴以生存的權利，包括平等就業和自由擇業的權利[3].我國《勞動法》明確規定“勞動者有平等就業和選擇職業的權利”，但由于各種制度和現實原因，城市對農民工實行歧視性就業。例如，某省曾經規定農民工就業“六不準”，一些城市對農民工實行總量控制和職業、工種限制等，很多單位在招聘員工時“限本地城鎮戶口”。由于農民工在城市打工遭遇就業歧視，加上農民工自身素質普遍較低，使農民工被排斥到所謂的“次屬勞動力市場”上，從事一些城市居民不愿干的“臟、累、險、苦、重”工作，成為城市社會的底層。

2、勞動報酬權受侵害

勞動者付出一定的勞動后，理所當然地應取得相應的勞動報酬，這是勞動者神圣的權利之一。然而，用人單位卻屢屢侵害農民工的勞動報酬權，一是農民工的勞動報酬很低，并且往往由處于絕對優勢地位的用人單位決定，有的甚至低于國家最底工資標準。《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顯示，被調查農民工的月工資主要集中在500-800元之間； 二是同工不同酬，農民工雖然從事著與城市人同樣的工作，卻拿著比城市人低的報酬； 三是勞動報酬得不到保證，一些行業隨意拖欠、克扣甚至拒付農民工工資情況嚴重，一些用人單位不按規定給農民工支付加班工資或少給加班費[4].3、休息休假權得不到保障

休息休假權是指勞動者在參加一定時間的勞動后所獲得的休息休假的權利。我國勞動立法明確規定了勞動者的休息休假時間，并對用人單位延長勞動時間作出了相應限制。現實中，用人單位卻利用勞動力處于買方市場的特點，延長勞動時間，占用農民工的休假休息時間，來獲取高額利潤，嚴重損害了農民工的身心健康。據統計，中國多數企業對農民工沒有完全執行國家法定每周工作40小時的制度。《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也顯示，農 民工工作的顯著特征之一就是勞動時間長，每天工作大多超過8小時。

4、勞動安全保護權利被漠視

勞動安全保護權是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有獲得安全衛生的勞動條件，其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得到保障的權利。用人單位為了降低生產成本，不惜以犧牲農民工的身體健康為代價，侵害勞動者的勞動安全保護權利，主要表現為： 一是不對農民工進行必要的安全培訓； 二是不給農民工配備發放必要的防護用品； 三是不按國家標準提供勞動安全衛生條件，在有毒有害崗位上大量使用農民工，導致農民工職業病發病率較高以及工傷事故頻頻發生。有調查表明，非公有制企業發生工傷事故，農民工占傷亡總數的80%以上，因生產安全事故殘廢的90%以上是農民工。

5、職業技能培訓權利難兌現

職業技能培訓是提高農民工崗位工作能力的重要途徑和增強就業競爭力的重要手段。北京調查總隊2006年在全市范圍內針對不同的行業，對1100位農民工進行問卷調查，調查顯示，37.%的被訪者沒有參加過職業技能的培訓，63.%的農民工沒有取得任何專業技術證書。2006年10月25日國家統計局發布的《城市農民工生活質量狀況調查報告》表明，未受過技術培訓的農民工高達76.%.6、社會保險權利缺失嚴重，勞動福利待遇少

享受社會保險和福利，是憲法賦予勞動者的一項基本權利，勞動法對此進行了詳細規定。多數城市的社會保障基本上都把農民工排斥在外，雖然近年來有些城市開始出臺政策措施保證農民工的某些社會保險，但多沒有強制性的規定，且不配套，農民工的社會保險和勞動福利權基本處于缺失狀態。北京農調總隊2006年的調查顯示，沒有購買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和工傷保險的比重分別占被調查的農民工73.%、62.%、78.%、61.%.國家統計局的《城市農民工生活質量狀況調查報告》也顯示，七成農民工沒有參加任何保險，以上四險由單位購買的比例分別只有11.9%、12.1%、8.1%和23.9%.另外90%以上的農民工沒有享受住房補貼和住房公積金，近80%的農民工不能帶薪休假，還有80%的女職工無法享受帶薪休產假制度。

7、勞動合同簽約率低，致使維權難

實踐中，大多數用人單位不按勞動法的規定要求與農民工建立勞動關系，要么不簽合同，要么采取口頭約定或者簽訂“生死合同”等形式來規避法律責任，減輕自己的義務。《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指出，與用人單位簽訂用工合同的農民工僅占53.0%.2005年陜西 省農村調查隊對350名農民工調查，未簽定勞動合同的達208人，占59.%.在建筑、礦山等行業，農民工勞動合同的簽訂率不到10%.由于沒有勞動合同，農民工缺乏集體談判能力，缺乏法律常識和維權意識，加上法律法規不健全，維權程序復雜、維權成本高等，農民工一旦勞動權利遭受侵害，有的放棄維權，有的拿不出維權依據，還有不少農民工則為了保全工作機會而忍氣吞聲，從而導致農民工的勞動權利更加得不到保障。

三、保障農民工勞動權利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客觀要求

1、和諧社會與權利保障之間具有互為因果的關系。只有社會成員的正當權利得到應有的尊重和保障，才可能有社會和諧可言； 另一方面，只有和諧社會才有能力使所有人的正當權利得到應有的尊重和保障[5].和諧社會必然建立在尊重和保障人的合法權益之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與農民工勞動權利保障，兩者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勞動者的勞動權利得不到真正的保障，就沒有社會的真正和諧。

2、保障農民工勞動權利是現代和諧社會的應有之義。和諧社會的核心是人與人的和諧、人與社會的和諧，前提和目的之一實現社會是公平正義，促使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讓全體人民共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從而形成一個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6].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應該保證每一個人、各個社會群體的生存權利，要保證包括農民工在內的所有社會成員共享發展成果，并讓每個社會群體都獲得幸福。對權利的平等配置和平等保護既是現代和諧社會對權利保障的核心要求，也是公平正義的體現，它主要包括對公民基本權利的配置實行無差別的平等以及對所有人的權利給予同等的尊重和平等的救濟[7].因此，和諧社會最根本的就是要尊重和保護每個社會成員的合法權利，尤其是社會勞動者（包括農民工）的權利，這既是現代和諧社會的應有之義，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客觀要求。農民工的勞動權利受到侵害是與我們建立和諧社會的目標相沖突的。只有讓農民工充分享受工業化、城市化的成果，享受經濟發展帶來的實惠，才有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

3、保障農民工勞動權利關系到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現代和諧社會還必然是安定有序的社會。廣大農民工雖然創造了大量的社會財富，但在城市仍處于邊緣化的狀態，并沒有平等的享受應有的權益。農民工勞動權利保障缺失并屢受侵犯已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一個不和諧因素。一些地方和企業勞資矛盾尖銳，因為拖欠工資和工傷事故等引起的社會問題突出，造成勞動關系緊張，嚴重影響了社會穩定。沒有社會穩定，和諧社會建設就無從談起。如果一個規模龐大的特殊群體的勞動權利得不到保障，基本權益得不到維護，就會 構成對改革、發展與穩定的威脅，直接影響到和諧社會的建立。保障農民工勞動權利，有利于勞動關系的和諧，而勞動關系穩定是社會和諧的基礎與前提。因此，在構建和諧社會進程中必須切實保障農民工勞動權利和其他合法權益。

四、農民工勞動權利的法律保障

一般認為，農民工勞動權利保障缺失并屢遭侵害，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城鄉二元社會結構以及衍生的二元社會保障制度、法律法規不完善、歧視性就業制度、勞動執法不力，加上農民工本身就處于弱勢地位，農村勞動力供大于求等原因。

針對農民工勞動權利保障的現狀及其原因，要切實有效地保障農民工勞動權利，需要復雜的社會系統的綜合運作，但是從根本意義上來講，法律是最有效、最根本的制度手段。[8]在法治社會，對農民工勞動權利的保障最終要上升為法律問題[ 9 ].1、加強和完善立法，構建以憲法為核心的保護農民工勞動權利的法律體系

保護農民工勞動權利，首要的問題是加強立法，完善現有的法律制度，這是實現農民工勞動權利的根本保障。農民工勞動權利離開了法律保護，就會成為空中樓閣。在立法理念選擇上，應傾向選擇以維護社會穩定與社會公正為基本立法理念，同時遵循權利與義務相結合的原則、與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原則等； 在立法模式上，學術界有制定專門的《農民工權益保護法》和將農民工納入勞動者的范疇一并加以保護等兩種意見，筆者主張制訂專門法來保障農民工的勞動權利免受侵犯，解決農民工這一特殊群體的主體立法定位問題，主要原因是因為農民工的特殊性和“大量農民工在城鄉之間流動就業的現象在我國將長期存在”[10] ； 在完善現有法律制度方面，首先是憲法要恢復公民遷徙自由的權利，改革或廢除二元的戶籍制度，其次要修改、完善《勞動法》，賦予農民工作為一般城鎮勞動者應享有的各種基本勞動權利，修改《勞動法》中有關勞動爭議處理的條款等，使其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勞動者權益保護法”，再者，要修改《工會法》，要建立健全與《勞動法》配套的勞動保障法規和規章，盡快出臺《勞動合同法》、《社會保險法》、《工資法》等，還要進一步清理相互矛盾的法律法規（包括地方性法規），刪除現行法規政策中存在的限制農民工的歧視性條款。

2、規范并強化勞動行政執法行為，切實做到依法保障農民工勞動權利

實踐證明，勞動行政執法環節是農民工勞動權利能否得到保護的關鍵環節。在我國，勞動行政執法要求遵循合法性原則、合理性原則等基本原則，以使勞動執法規范，防止權力濫用。但現實中能否貫徹上述原則，既取決于勞動保障監察人員的自身素質，也取決于制 度設計是否完備。要切實保障好農民工勞動權利，除了要求勞動保障監察人員重視自身素質提高，重視法律素養培養，依法行政外，更重要的是，要加大維護農民工勞動權利的執法力度，進一步明確勞動保障監察部門的責任并賦予其強制執行權，要改變執法方式，由臨時性的或突擊性的或運動式的檢查向常規性的、規范性的執法方式轉變，要加強制度建設和組織建設，完善勞動保障監察制度，規范用人單位違反勞動法律法規的處罰標準和監察執法檢查程序，還要依法嚴肅懲處勞動行政監察人員的不作為行為。

3、加強對農民工的法律援助，保證農民工能夠進入司法救濟環節

司法公正是社會公正的最后防線。對農民工這一弱勢群體提供司法救濟，是法治社會對政府的必然要求。農民工在其勞動權利受侵犯時若再沒有最后的救濟手段，易導致這類人群盲目過激行為產生，不利于社會安定和經濟發展。因此農民工勞動權利法律保護必須包括保護農民工進入司法救濟的環節。目前在我國，保證農民工進入司法救濟最主要的手段是開展法律援助。《國務院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指出： 要把農民工列為法律援助的重點對象，對農民工申請法律援助，要簡化程序，快速辦理，政府要根據實際情況安排一定的法律援助資金，為農民工獲得法律援助提供必要的經費支持。針對農民工法律意識淡薄和農民工打不起官司的現狀，各級政府相關部門，如司法行政、勞動部門、工會、婦聯、共青團、建設等部門要建立專門的法律援助機構，對侵犯農民工合法權益（包括勞動權利）的案件進行法律援助，減少農民工維權成本，保證農民工能夠得到及時的司法救濟，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與和諧穩定。

參考文獻：

[1]國務院研究室課題組。農民工調研報告[M].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2006

[2]國務院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關懷。勞動法（第2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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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金水。構建和諧社會與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研究[J].江西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4）。

[7]王旭寬。構建和諧社會視野下的農民權益保護問題[J].廣西社會科學，2006，（1）

[8]房文翠。和諧社會與勞動者權利保障——以農民工權利保護為視角[J].學術研究，2006，（4）。

[9]蘭建勇，李輝敏，楊福忠，竇竹君。民工權益法律保障機制研究[J].河北法學，2005，（6）。

[10]鄧秀華。農民工勞動權利保護問題探討[J].湖南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5，（4）

本文系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評審委員會2006-2007年度立項課題[編號：0604002C]“構建和諧社會背景下農民工勞動權利保護研究”部分成果。

來源：《湖南行政學院學報》2007年第4期

長沙民政學院·唐政秋

第二篇：淺析和諧社會背景下農民工的社會適應問題終極版

淺談和諧社會背景下農民工的社會適應問題

摘要：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首次完整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概念，在構建和諧社會的同時大量的農民工也開始涌進城市，為其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而在和諧社會背景下農民工該怎么辦，怎么融入城市成為城市的一員，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部分。農民工成功融入城市的關鍵是如何適應的問題，包括職業適應、生活適應、人際關系適應、心理適應等，而影響農民工社會適應的因素主要包括制度障礙、文化障礙、社會排斥，以及農民工自身文化素質低、維權意識能力弱、行為修養不得體等，因此需要從國家、城市、農民工三個方面入手加以解決。

關鍵詞： 和諧社會；社會適應；農民工

我國正在努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農民工無疑也是構建的重要力量。而在城市中的諸多方面和農村是不同的，所以農民工出現社會適應問題，而解決了這些問題，肯定也會為構建和諧社會做出巨大貢獻。

一、農民工社會適應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關于適應的問題，朱力在其《農民工階層的城市適應》一文中此作了較為詳細的介紹，比如列舉了美國社會學家高斯席德在《發展中國家的城市移民》一書中對移民適應的界定，《社會科學大詞典》對“適應行為”的解釋以及《社會學百科辭典》對適應的理解，并最終采用了《社會學詞典》中的適應的定義，在這里我們也借用這個定義，適應：“指個人適應社會環境而產生的行為。個人通過社會化，明了自己的社會權利與義務，形成了與社會要求相適應的知識、技能、價值觀和性格，就會在社會交往與社會行動中采取符合社會要求的行動。反之，如果不能很好地適應社會環境，就會陷入困惑之中。人的一生是不斷地適應環境的過程。但是，這種適應不是被動的，而是積極的，當社會環境成了社會發展和人們的生活的障礙時，人們便采取相應的手段、措施改造環境。適應環境和改造環境相輔相成，又互為消長”。

農民工從鄉村進入城市，面對新的生活和工作環境，為了生存而使自己的行為符合社會要求的適應和努力改變環境以使自己能夠獲得更好發展的過程，就是農民工的社會適應。在快速城市化進程中，農民工進城需要他們能在城市以市民 1的身份住下來，完成一系列的轉變，以適應城市生活，融入城市生活。但由于各種主客觀原因，我國絕大多數農民工的社會適應水平較低，不僅影響了我國城市化的發展速度，而且其存在的非適應行為，已成為城市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障礙。綜合分析其現狀和問題主要體現在工作、生活以及心理因素等方面。

（一）農民工在工資工時方面享有很多不公正的待遇

農民工從事的行業分布很廣泛，第一產業到第三產業都由農民工的分布其中又以建筑業、制造業、居民服務行業相對較多。在不同地區，農民工就業的主要行業也有所不同。在東部地區制造業的比重最大，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區建筑業的比重最大。再一面是工作時間，農民工進城找工作是為了掙錢，是弱勢群體。找工作相對較難，為了保住工作，即使在大多數情況下明知雇主所要求的工作條件比較苛刻，也選擇默默忍受，工作時間普遍較長。工作收入方面，農民工進入城市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多賺錢改善生活，因此可以說其對工作收入的滿意度是農民工能否留在城市、融入城市的關鍵。我國農民工的月工資均比較低，主要集中在500至800元之間，但盡管如此大多數農民工對其還是非常滿意的。從工作強度方面，農民工大多數都是靠出賣體力來賺錢的。他們從事的行業勞動強度都比較大，但由于現在年輕一代的農民工在農村大多是未干過農活的新生代農民工，所以還是有很多適應不了高強度的體力勞動。

綜上可以看見農民工在城市工作方面還是存在很大問題的。農民工工作變動頻繁，失業現象仍然比較嚴重；農民工在勞動關系、勞動報酬和勞動保護等方面待遇不公平；農民工就業培訓率低等等。

（二）在生活方面，農民工的生活、居住、醫療等方面還是很差的農民工在城市的生活居住環境都是比較差的，大多數農民工都是住在工棚和租的民工房里，那里非常簡陋，冬冷夏熱，擁擠不堪，衛生條件差，安全性低下。在消費生活方面農民工月平均支出絕大部分屬于食物支出，占月平均支出的四成左右；此外住房、子女教育支出也占了較大的比例，約為四成；而娛樂應酬，醫療，嗜好類支出的比例較少，約占二成左右。這組數據反映了農民工的生活水準較低，維持在基本生存的水平，這與農民工的工資長期偏低直接相關。在醫療方面，由于農民工從事的是高強度的體力勞動，所以健康狀況不容樂觀，而且他們的病后為了省錢就是能拖就拖，在不就是隨便買點藥。這就導致病情惡化。

（三）從心理方面，農民工和城市還是存在一定隔膜的農民工融入城市最重要的就是心理適應問題。農民工在觀念、心態等方面與城市居民的區別或者說差距是內在的，不容易趨同和縮小的。而只有農民工完成了心理上的適應，才算完成了真正意義上的適應過程。進城農民工感覺受到城市勞動力市場、政治、城市居民、社會保障等各個方面的排斥，沒有被城市社會接納，感受比較消極。盡管城市居民承認農民工對城市的貢獻，但他們認為，農民工也是城市發展的負擔，目前存在的較高失業率、犯罪率和工傷事故率以及城市環境的臟亂差等，都與進城農民工有關。這種不公平的社會環境，導致農民工的主觀幸福感與市民相比較普遍較低。通過對農民工身份認同與城市歸屬感、社會接納與主觀幸福感的考察，可以發現，農民工在心理層次上的適應比較低。

（四）在人際交往適應方面，農村和城市還是有很大的不同

農民工的社會交往顯示了其主動適應城市，在城市獲得發展的積極性。在人際交往適應方面，農民工人際交往顯現出跟城里人不一樣的特點，表現為內傾性與封閉性并存、表層性與功利性并存、主動性與被動性并存，反映了農民工在人際交往適應方面還存在很多問題。農民工與城市居民之間存在網絡隔離，城市人對與農民工交往的不屑與歧視的態度，嚴重影響了農民工與城市人交往和建立感情的熱情和信心。社會關系網絡覆蓋面窄，本來農民工在城市里就是外來者，所以在城市里的關系網也比較窄。

二、農民工社會適應問題產生的原因

農民工社會適應問題的產生是多方面的，既有外部因素也有農民工自身的因素。

（一）從外部因素看由于農民工進城的條件比較苛刻

農民工進城得需要一堆證件，這就需要農民工在進城之前就要先花費一些錢站住腳。而且還存在戶籍不同的因素，農民工是農業戶口，但進城后需要城市戶口。由于不具有城市戶口，農民難以進入城市制度體系之內，更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福利待遇。而且城鄉還存在文化差異，文化不合也是農民工社會適應問題產生的重要方面。

（二）從農民工自身因素方面，自身素質較低

農民工文化素質相對于城市來說是比較低的，在城市里農民工找不到交流

對象，農村文化情結讓農民工始終難以完全認同城市生活規則。為了在城市不再迷失方向，農民工又自設了自己的社會交往圈，尋找同質文化，尋找都市里的老鄉。他們在找到心靈慰藉的同時，也更進一步疏遠了與城市居民的距離。權益意識和維權能力方面。許多農民工不知道自己有哪些基本權利，遭遇不法侵害往往忍氣吞聲，有的甚至沒有知覺，還有的則采取過激行動以求問題的解決，法律意識和維權能力的淡薄增加了農民工在城市里立足、生存、發展的困難。行為修養方面。農民工的行為修養處于相對欠缺狀態，不注重自身素質的提高，不注重自身形象的表現。其行為舉止常常與城市文明生活格格不入，容易引起城市居民的反感。加之農民工鄉土觀念濃厚，注重親情、家庭和宗族關系，做事往往以血緣和親戚關系考慮。一部分農民工甚至自發地抱團，組成一些“幫會”，這就很容易產生違法犯罪行為。近年來，我國城市發生了一系列惡性犯罪事件，其犯罪者主要是外來農民。

三、解決農民工社會適應問題的對策

由于解決農民工社會適應問題是非常必要的，所以國家對此也提出一些重要的政策。農民工社會適應問題的長期性、復雜性，所以只靠國家是不行的，還需要農民工以及城市的共同努力。

（一）在國家制定政策法規時應完善保護農民工合法權益的部分

政府應制定頒布《農民工權益保障法》，從制度上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同時完善其他與農民工利益相關的法律。盡量縮短農民工的工作時間和勞動強度，增加工資。完善戶籍制度，讓農民工能夠在城市里享受到城市居民的福利待遇。要堅持城鄉一體，建立健全有助于農民工在城鎮立業安家的制度安排，使農民工在城鎮能夠“立得穩”。近年來，過去城鎮特別是大中城市對農民工實行的種種限制性規定陸續取消，一些不合理的收費也在逐步減少，但在戶籍制度、社保制度、子女入學等方面還存在嚴重的不平等。對此，應通過試點示范的辦法，在探索城鄉平等就業制度上取得突破，逐步形成城鄉一體的管理制度和服務模式。同時，也要放寬限制，降低門檻，讓想在城鎮安家立業的農民工能夠以比較合理的成本，在城鎮安下家，并成功融入城鎮社會。

（二）從農民工方面，農民工應努力提高自身教育水平與職業技能

在日常生活中注意擠出時間多讀書，多看報，多思考；也可參加各地為農民

工舉辦的文化學校和培訓班學習；有條件的農民工還可以參加更高層次的學習，以獲得更高的學歷。一方面注重在實踐中增長才干。職業知識和技能與實際操作是緊密結合的，只有在實際工作中勤學苦練，才能熟練地掌握。老師傅們有豐富的實踐經驗，要虛心向師傅們學習，通過他們的傳、幫、帶，可以進步得更快。另一方面要積極參加職業技術培訓，系統學習適合自己的各級、各類職業知識和技術，特別是不斷出現的新知識和新技術，打下職業能力的基礎。還要學會與時俱進，跟上城市現代人的生活，例如學會上網啊，這樣可以讓農民工學到更多知識，還有利于和城市居民的交流。農民工還要加強人際交往與城市居民相處融洽。首先，自己要先擺正心態，樹立自信心，要明白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優勢和劣勢，自己從農村走進城鎮，能夠找到一份工作，憑的是自己的智慧和力氣，沒有什么可自卑的。其次，在工作和生活中要大膽、坦誠地對待同事、領導、房東和周圍的其他人，加強與他們的溝通。當他人遇到困難時要熱情幫助，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同時要學習一些禮節，改掉不良習慣，通情達理，力求上進。

（三）在城市居民方面，應改變對農民工的態度

應消除對農民工的歧視，要尊重農民工的文化與心理需求，營造一個被關懷的氛圍，讓他們感覺到自己也是城市的主人，并不僅僅是個過客。在城市政府方面，應轉變政府管理方式，加強對農民工的服務管理。城市政府應該首先轉變過去那種以公安局為主的防范式管理方式，樹立服務“移民”意識。將進城農民工視為城市的有機組成部分，并按照常住地原則將他們納入城市管理和服務范圍，保障移居城市農民工的政治、經濟、文化權益，在子女教育、醫療、計劃生育、救助、婦幼保健、法律服務等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方面。

農民工是我國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下，經濟社會轉型過程中產生的一種歷史現象，是中國經濟社會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及現代化進程中的客觀存在。解決農民工在城市的社會適應問題對構建和諧社會有著重大意義。這更有利于我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對解決城鄉差距也起到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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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淺論農民工權益保障思考

淺論農民工權益保障思考

08公共管理1班林尤正10822307011

1摘 要：農民工是80年代以來我國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特殊產物，由于其自身和社會的原因導致其權益經常遭到侵害。在我國建設和諧社會的過程中，關注農民工這個龐大弱勢群體的利益，賦予其應有的社會地位，依法保障其合法權益，不僅關系到國家的安全和社會的穩定，更關系到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戰略目標的實現，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應有之義。

關鍵詞：農民工 弱勢群體 法律保障。

經濟發展的市場化、社會化，使得人口流動成為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農村富余勞動力涌向城市進行務工，一方面是對農村傳統鄉土經濟秩序的改革，促使農村產業結構做出積極調整，以此來實現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是對城市經濟發展勞動力短缺的必要補充，促使城市經濟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實踐之路。農村人口流向城市，既減輕了農村的經濟壓力，又促進了城市經濟和社會的不斷繁榮，這是一項雙贏的戰略。然而，在城市經濟發展過程中，盡管農民工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和犧牲，但其權益的保障一直存在缺損問題，這是對農民工的不尊重和踐踏，是社會經濟進程中的不和諧之音。農民工權益的法律有效保障，不僅僅是對農民工人權的尊重，更重要的是對法律的尊重。因為法律彰顯的公平、正義是為整個社會負責任，這是其不可推卸的義務。

一、農民工權益法律保障缺失的表現

城鄉二元格局帶來的推拉效應與傳統戶籍制度的客觀結果，造就了農民工這個特殊的社會群體。農民工是介于農民和工人之間的一個社會特殊群體，他們既非純正的農民又非真正意義上的工人，這就決定了這個群體的難堪與尷尬境地。農民工權益法律保障的缺失，一方面把農民工不斷推向社會的死角；另一方面又加劇了社會矛盾，增加了社會的不安定因素。實際上，農民工權益缺損導致的違法犯罪等社會問題，最終還是要法律去解決，權力機關的不作為最終還是要以其作為的行為去收場，這無疑于作繭自縛。

（一）社會保障制度對農民工的歧視性

社會保障制度是市場經濟的“穩定器”、經濟運行的“減震器”和實現社會公平的“調節器”。但是我國目前的社會保障制度存在嚴重不足，缺乏公平性。社會保障制度只涵蓋了國家機關、事業機關和部分集體企業的職工，而個體經營者、私營企業職工和“三資”企業中的農民工并未享受到充分的社會保障。雖然廣東、北京等少數省市開始實施最低生活保障，但絕大部分農民工仍然被排除在社會保障制度之外。當農民工遭遇工資不能及時足額發放、工傷賠償、人格歧視等問題時，社會保障制度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以及對于損害農民工權益的單位和個人缺乏嚴厲的懲罰機制，往往使農民工連辛勤勞動的“裸體工資”都不能拿到。

（二）法律援助制度滯后

我國自1994年建立法律援助制度以來，法律援助已經成為一項保障農民工合法權益、實現司法公正、維護社會穩定的不可或缺的制度，但因法律援助經費的短缺，法律援助律師資源的不足，法律援助機構與政府部門的協作機制缺乏有效的監督，大量需要提供法律援助的農民工權益糾紛和案件不能得到及時的解決。農民工權益被侵害之后，由于交不起高額的訴訟費而喪失了國家法律幫助的權利，這對農民工來說是極大的不公平。法律的權威不是靠金錢堆積起來的，而是靠公平和正義積攢起來的。農民工權益受損而不訴諸于法律，卻被迫選擇自己不情愿的“私了”，這并不是農民工法律意識的淡薄，而是一種潛在的不平等在作祟。因為他們與雇主之間的不平等地位，迫使其只能接受不平等的結果。

（三）農民工政治權益被剝奪

農民工處于社會層次體系的底層，由于受教育程度、身份地位、財產占有等的限制，其政治參與機會往往很少甚或被剝奪，這樣使得農民工對政治生活的影響力較低甚或沒有。政治生活的產品是法律，而法律則是權勢政府對社會公共價值的強制性和權威性分配。強勢群體在法律的制定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影響力，他們通過自己的影響力或其他行為，使法律的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利益欲求，或者至少不影響自己的既得利益。農民工作為弱勢群體，因其特殊的社會身份而無法參與法律規則的制定，不能使自己的意志體現在法律中，故此，自己的權利被忽視、剝奪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法律對強勢群體的關照就是對弱勢群體的欺壓，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社會權利分配不平等的“潛規則”。同時，農民工政治參與權利被忽視、剝奪殃及其他方面，諸如子女受教育、就業、培訓、休息、安全保障等權利都得不到有效和持久的保障。

二、對農民工權益保障的對策

(一)繼續鞏固和擴大農民工就業。

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就業制度，消除對農民進城務工的歧視性規定和體制性障礙。發揮政府、工會和企業的作用，努力形成企業和職工利益共享機制，建立和諧勞動關系。大力發展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促進建筑業、加工制造業和家政服務業健康發展，增強其吸納農民工就業的能力，鞏固和拓展農民工就業渠道。進一步建立完善農民工就業信息服務體系，大力促進農民工與城鎮居民就業機會均等。

（二）切實加強農民工權益保障。

堅持多管齊下，建立健全保障農民工合法權益的政策體系和執法監督機制。規范工時制度，依法保障農民工的休息權和休假權，要求企業對于延長工時和休息日、法定假日加班的情況依法支付勞動報酬。強化職業安全衛生監控機制建設，深入開展職業危害專項治理行動。建立省、市、縣三級法律援助網絡，開辟農民工勞動爭議案件“綠色通道”。

（三）加快建立符合農民工特點的社會保障制度。

研究制定全國性的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對穩定就業的農民工可直接納入城鎮職工社保體系，探索建立低費率、廣覆蓋、可自由轉移續接并能與城鄉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制度相銜接的農民工養老、醫療保險制度。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放寬中小城鎮戶籍限制，吸納具備條件的農民工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成為市民。大力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統籌考慮農民工對各項公共服務的需要，重點解決好農民工居住條件、子女教育和醫療衛生等問題。

（四）建立和完善農民工技能培訓體系。

農民工由于文化素質較低，從一開始就缺乏與用人單位平等協商的條件和資本，往往只能選擇對勞動技能要求不高的崗位從事簡單勞動。加大對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除要提高農民工職業技能水平和科學文化水平外，還要提升其思想政治水平，引導他們愛崗敬業、誠實守信，使他們成為既熟練掌握職業技能，又具備良好職業道德的產業工人，增強他們在城市的生存和發展能力。

（五）建立健全農民工工資保障制度。

農民工進城務工的最主要目的就是獲取勞動報酬，各級政府和勞動部門應該切實履行職責，優先建立工資保障制度，抓緊解決農民工工資偏低和被拖欠問題。要建立工資支付監控制度和工資保證金制度，確保農民工工資按時足額發放；規范農民工工資管理，逐步改變農

民工工資偏低、同工不同酬的狀況；嚴格執行最低工資制度，合理確定并適時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制定和推行小時最低工資標準，防止用人單位以實行計件工資為由拒絕執行最低工資制度；監督用人單位嚴格執行國家關于加班的法律規定

三、結語

農民工作為社會流動中的邊緣弱勢群體，其權益保障已經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我們要構建公平、正義的和諧社會，就不能不考慮農民工權益缺損問題。國家在培育社會資本、開發農民工人力資源、提高農民工社會地位以及其生存能力的同時，加強法律對農民工權益的切實保護，才是我們社會對其人權保障的最大福祉。

第四篇：勞動契約視域下的農民工權益保障研究

勞動契約視域下的農民工權益保障研究

[摘要]農民工權益是一個有機聯系的完整體系，農民工權益保護是一個系統工程，勞動契約“法定”與“約定”的雙重面相聚合，為構建農民工權益保障的勞動契約統一分析框架提供了可能。勞動契約分析框架下的農民工權益保障和實現首

先取決于農民工自身的不懈努力，其次取決于農民工與用人單位間的拉鋸博弈，最后還有賴于政府的裁決或保護。

[關鍵詞]農民工；勞動契約；勞動合同法；權益保障

[中圖分類號]D91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5024(2010)01-0190-03

[作者簡介]張云河，無錫商業職業技術學院講師，碩士，研究方向為法社會學、管理學。(江蘇無錫214153)

一、問題的提出

“我深深地期望著：在同一藍天之下的同胞和公民，能夠有著同樣的尊嚴和基本權利，能夠有著同樣的發展機會；對社會做出了不同貢獻的社會成員也都能夠得到相應的、應有的回報；‘結束犧牲一些人的利益來滿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狀況’(恩格斯語)，使富裕群體利益的增進同弱勢群體生活狀況的改善之間能夠實現同步化；中國不但能夠成為一個發達的社會，同時也能夠成為一個公正的社會。”農民工弱勢群體的保護問題，既是一個實踐問題，亦為一個理論問題。我愿秉承開篇之夙愿，建構農民工權益保障的勞動契約分析框架，希冀為我國農民工群體權益之法律保護理論研究和實踐的開展添磚加瓦。

農民工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在鄉村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交互作用下形成的一個極其龐大的特殊群體，其具有流動性和群體性、階段性和相對獨立性、弱勢性和邊緣性的特征。針對我國農民工權益保護制度不健全及農民工勞動關系不穩定的實境，對農民工權益需求與缺失(need and lack)進行深入探討顯得尤為迫切。然遺憾之處在于，現有文獻對農民工權益受到侵害的研究缺乏統一之分析框架。社會科學的任何研究都離不開對研究對象的某種視角的預設，這種預設形成了研究者的研究視角，影響著研究者的分析和敘述模式，從而潛在地支配研究全局。這一點，在當代中國農民工權益保障問題研究中也不例外。本文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選擇了勞動契約視角，從而為農民工權益保障問題研究架設了統一的分析框式。

二、農民工權益保障統一分析框架的建構

(一)勞動契約的歷史發展梳理。勞動契約即勞動合同，源于羅馬法的雇傭契約社會化的結果，對勞動契約理論歷史發展的梳理，有利于對勞動者傾斜性保護理論的提出。第一階段是雇傭契約的萌芽。現代契約發軔于古羅馬，羅馬雇傭契約又衍生于其獨特的“賣子”活動。在古羅馬法律制度中最有特色也最為重要的是家父權，“父對其子有生死之權，他可以用收養的方法把子女轉移到其他家族中去，并且可以出賣他們。”這里的“出賣”并非真正意義上的買賣子女。“賣子”實為家子勞動力的出賣。因為在制定《十二銅表法》的時代，羅馬的經濟并不發達，法律也不成熟，還沒有產生雇傭制度，缺乏勞動力的家庭在收獲季節需要充濟勞動力，而按照“羅馬市民不能做羅馬人的奴隸”的規定，注重實際的羅馬人只能通過向勞動力富裕的家庭購買其家屬勞動力的方式來解決這一問題。這樣，買主即對買進的家屬取得了買主權。羅馬的法律文獻中稱其為“準奴隸”。他們在買主的指揮下進行勞動，所得均歸買主所有，買主對其有懲戒處罰權。第二階段是雇傭契約的產生。公元前2世紀后，隨著羅馬國家的對外擴張，羅馬經濟空前繁榮。羅馬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對羅馬法學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尤其是多樣化的貿易關系促進了契約法的發展，豐富了法學理論，對當時紛繁的經濟關系和民商事流轉形式都有所反映。此時，新的勞務租賃契約出現，買賣勞動力的辦法也就隨之消失了。租賃契約在羅馬法中稱為“賃借貸”，是一種雙務合意契約，據此，一方當事人向另一方當事人允諾在接受一筆報酬之后使后者暫時享用某物或者向其提供一系列服務或特定的勞作。因此，羅馬租賃契約的標的并不限于現代法上的物，還可以自己的勞動為標的訂立“賃借貸”，即羅馬法關于勞動給付關系是置于租賃關系中的。當時的租賃關系分為物的租賃、雇傭租賃和承攬租賃。即羅馬雇傭契約關系是租賃契約的一種，而非獨立的契約類型。第三階段是勞動契約的產生。發端于英國而后及于西歐大陸的工業革命促使資本主義經濟迅猛發展，并在客觀上帶來勞動關系的普遍化和大眾化，18世紀的自然法思想則對雇傭關系的發展在思想上產生了重要影響，意即工業革命引發的社會化為勞動關系的產生提供了經濟基礎，然而勞動者的自由人格卻是勞動關系形成的不可或缺的決定因素。因為，只有當勞動力所有者能夠作為一個獨立的人并擺脫對他人的人身依附和控制從而獲得自由的前提下，職業勞動關系才有可能形成。自然法思想認為要將一切對人羈束、壓迫的法律制度予以撤廢，努力將人從桎梏中解放出來，恢復人格之絕對。于是在法律上產生“全然自由對等的人格間之契約關系”思想，勞動關系亦承其一貫理論，逐漸喪失其身份要素，慢慢滲入債權要素，成為兩個人格間勞務與報酬之交換關系，勞動成為買賣關系中之商品。也可以說亞當?斯密的自由放任經濟學與啟蒙時代自然法思想奇妙結合而形成的“任何人都有權和任何人締結他們所想要的契約，他們也有權選擇訂立合乎他們自身利益的任何條款”的自由主義契約論是勞動關系在債法上取得獨立地位的基礎。自由主義者將勞動關系全面債權化，所以，在新的立法中均以新的契約類型規定，而舍棄原有的租賃契約制度。

(二)勞動契約的雙重面相聚合。關于勞動契約的概念，學界、實務界見仁見智。《布萊克法律辭典》對勞動合同的法律定義為：“勞動合同是用人單位與勞動者之間就勞動管理、工作條件、工資、津貼和獎懲做出的約定”。我國《勞動法》將勞動合同定義為：“勞動合同是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確立勞動關系，明確雙方權利義務的協議”。鑒于“約定”或“協議”，勞動者成為用人單位的一員，有義務完成用人單位的工作任務，并有義務遵守勞動紀律和內部規章制度；而用人單位則有義務支付勞動報酬，提供勞動條件、勞動保護及其他待遇。然而，上述對于勞動合同界定的共同點是都僅把勞動合同看作為勞資雙方之間約定，這樣的分析特征是在主體上沒有考慮政府的存在，同時沒有考慮到勞動合同的契約自由的現實困境。依憑勞資關系專家黃越欽先生的研究可獲知，雖勞動契約仍是由雙方當事人協商訂立，形式上體現為一種合意，但為了對處于弱勢地位的勞動者給予必要的法律保護，故勞動基準法系規定勞動契約基本事項條件之最低基準之法律，要求責任主體不得低于此基準，并不鼓勵責任主體以此基準為已足，更不禁止相對主體爭取更有利之基本事項條件。依照契約自由原則，勞動契約當事人之間可對諸如工資、工時、工作場所、休假等契約項目合意，然事實上，在商業資本組織龐大、勞動契約附合契約化等情勢下，勞動者根本無法抗拒大企業的優越經濟地位而處于被迫訂約狀態。因此，在勞動契約上，不但應強調當事人之間合意的“主觀平等

性”，更應重視契約內容的“客觀平等性”。為此，必須采取勞動基準法定機制，即“國家對工資、工時、休息等勞動條件之基準以法律定之”。國家為了維持勞動契約當事人自由，仍允許當事人為一定的臺意，但重要的內容必須以“勞動基準”作為勞動契約的限度范圍。“基準法定”的目的在于經過國家立法機關民意審查，才能綜合各種利益取得平衡，不容個人間恣意任性，也不能以命令方式由行政機關決定。易言之，勞動契約是一個包括勞動基準契約與勞動約定契約的契約體系，勞動基準契約體現了“法定”之特質，勞動約定契約體現了“約定”之特質，正是“法定”與“約定”的雙重面相聚合，為農民工權益保障的勞動契約統一分析框架構建提供了可能。是故，勞動契約主體涉及勞方(勞動者)、資方(用人單位)以及官方(政府)，其內容包括在勞動契約的締結、履行和終止過程中發生的勞方與資方、勞方與政府、資方與官方的各種權利義務關系。勞動基準契約就是指勞資雙方在約定雙方權利義務內容時不得違背已經被勞動法明確規定的條款，也就是傳統的勞動基準法，而勞動約定契約則是指勞資雙方，在勞動基準契約的基礎上就雙方的工作任務、工作時間、勞動報酬、勞動保護及其他勞動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

三、勞動契約與農民工權益保障的聯結

基于以上分析，得知勞動契約主體涉及3方：勞方、資方和官方，具體到農民工勞動關系角度上，其表現為農民工、用人單位和政府3方。勞動關系的這一特征為從法學角度對農民工的勞動契約權利受到侵犯進行保護提供了切入的視角。勞動契約中農民工權利的保障和實現首先取決于農民工自身的不懈努力，其次取決于農民工與用人單位之間的拉鋸博弈，最后還取決于政府的裁決或保護。從農民工自己維權的角度看，其主要問題在于單個農民工與用人單位之間地位的懸殊，使得他們沒有力量實現其權利。集體談判制度就是為了平衡勞資力量設計的一種社會安排，因而，農民工只有組織起真正的工會，提高農民工的組織化程度，改變農民工個體單個面對強大的用人單位組織時的弱勢地位，通過集體的力量維護自身合法權益，使合法權益具有強大的組織保障，一定程度上能改變“強資本弱勞工”的不均衡格局。但我國歷史上普遍缺乏“小共同體本位”，分散的農民缺乏組織性。在農民工主動保護自我權益的進程中，難以得到自保，勞動法的性質決定了政府傾斜、主動保護勞動者的職責，即如果農民工勞動契約總是不能有效履行，那么，我們應該從農民工自己維權的角度來認識，并從政府第3方的“作為”來探究其緣由。在農民工、用人單位、政府這3方主體所形成的法律關系中，如果把農民工一方作為權利主體，那么，政府和用人單位可歸為義務主體。同時，如果就政府和用人單位的權利義務關系來看，政府也是公權力主體，依法享有行政管理權，一方面可以改正和處罰用人單位制定的違反法律、法規的內部勞動制度；另一方面可以制裁和處罰用人單位的具體違反勞動法，侵害農民工權益的行為，而這種行政管理權實施的相對人主要是用人單位，一旦發現政府即負有依法“作為”義務，因此，政府和用人單位都是法律責任主體。

首先。關于政府的契約責任設定。政府是廣義的勞動法律關系主體，政府以公權力為手段介入到具體的、個別的勞動關系之中，這些手段包括勞動立法、勞動行政、勞動監察、勞動談判與協調、勞動仲裁等，介入的目的就是以國家強制力來平衡不對等的勞資關系，進而保障處于弱勢地位的農民工的權利，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在西方，由于雇主和工會組織較成熟，勞資關系一般也已形成了比較規范的制度或慣例，這就使得政府的作用在逐步減弱。比如德國，近幾年來正漸次廢除一批勞動法規，并提倡由勞資雙方的自由約定，政府不予干預。但在我國，由于勞動力市場還不規范，勞資雙方的發育和組織程度均尚處幼稚時期，勞資完全“自治”還不具備條件。所以，現階段政府在農民工勞動力市場和勞動關系的運行中，其作用都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強。當然，應重點加強政府的勞動者基本權利的保護者和勞動爭議的調停者的角色。

其次，關于用人單位的契約責任范圍。經由勞動合同法調整，勞動關系上升為勞動法律關系，并在國家強制力的保證下，實現企業與農民工之間法律上的權利和義務關系。原先建立在勞動者和企業之間的雙邊勞動關系，自然進一步演變為勞動者、企業、以法律或行政干預為代表的政府之間的復雜關系。所以，從每項具體勞動法律關系的內容來看，都可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勞動法律關系的內容可以直接通過勞動基準法“法定”，并直接根據法律規范所要求的法律事實轉變為主觀權利和義務；另一部分勞動法律關系的內容在客觀法中沒有確切的映像，法律以任意性規范的形式規定，非經當事人意思表示不能確定其主觀權利義務的內容，這部分內容就需要通過集體合同、勞動合同來明確。由此可見，農民工與企業之間的法律關系也不能等同于勞動合同關系，其權利與義務的內容也不僅僅局限于勞動合同中約定。國家對勞動合同要通過法律進行干預和控制。也就是說，建立勞動合同關系，首先要尊重農民工與用人單位之間的意思自治，同時，為了保護處于弱勢地位的勞動者一方，國家對勞動合同不應更不能放手不管，必須在一定程度上干預勞動力市場，通過制定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等法律法規來調控勞動法律關系，以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特別是對于農民工而言，國家的干預更是不可少。第一，用人單位不僅要履行勞動合同中約定的義務，還要履行法律規定的義務。所謂履行約定義務要求用人單位與農民工建立勞動合同，嚴格依約踐履合同，違反合同要承擔違約責任。所謂履行法律規定的義務，就是不僅要及時依約給付農民工應得的工資報酬，還應該尊重農民工平等就業和選擇職業的權利、休息休假的權利、勞動安全衛生的權利、接受職業技能培訓的權利、享受社會保險和福利的權利，等等。依據基準法中的強制性規范而產生的勞動權利義務具有行政權力的特點。勞動法規定的最低工資、最高工時、最基本的勞動安全衛生條件等權利不是基于企業和勞動者之間所訂立的勞動合同而產生的。雖然勞動者是受益人，但并不是權利人，不能隨意更改或放棄自己的利益，而且，企業所承擔的義務是對國家的義務。企業和勞動者都無權在國家規定的勞動基準之下重新約定，即便約定，也是無效。由此可見，勞動關系雙方當事人都受到強制性規范的制約。那么，超時工作、非安全衛生條件下的強迫勞動、隱瞞工業事故等勞動問題的產生，就不再僅僅局限于雙方自由協商的范圍。第二，企業要承擔起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Responsibility簡稱CSR)，幫助農民工實現他們在企業生產中的權利。企業社會責任標準(sA8000)就是對企業對雇員提供一系列的福利待遇作出規定，范圍涉及包括童工、強迫勞動、安全衛生、結社自由和集體談判權、歧視、懲罰性措施、工作時間、工資報酬及管理體系等9個方面。現在，一些國際勞工組織和跨國公司專門針對中國的勞工問題，制定并啟動了“工廠守則”，要求中國的出口加工企業遵守。實際上，公司社會責任的法律意義是要實現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勞動者在企業生產中的權利。

第五篇：和諧社會背景下構建農民工社會保障機制的對策與建議

和諧社會背景下構建農民工社會保障機制的對策與建議

摘要：農民工是我國社會轉型時期出現的新的社會群體。解決好社會保障問題，是現今社會解決農民工問題的關鍵，而農民工問題又是我們國家“三農”問題的重要組成部分，讓農民工擁有起碼的生存和生活資料，保護其合法權益，讓他們享受到經濟社會發展的有益成果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

本文在提出研究背景的基礎上，通過分析我國農民工社會保障取得的成績及存在的系列問題，構建出我國農民工社會保障機制，為從基礎上保證了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實現提供借鑒意義。

關鍵詞:農民工社會保障對策建議

1緒論

社會保障可以對處于低收入階層的農民工給予生活所必需的給付，或者在老齡、失業、傷病、殘廢等情況發生之時實施必要的所得給付，就會對經濟活動所造成的所得分配不均進行再分配，實現對國民收入的再調節，盡量縮小貧富差距，緩和社會矛盾。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體系對于加快我國城鎮化進程、深化農村改革、實現勞動力資源的合理配置和構建和諧社會具有重大意義，它構成我國現階段一個重大的公共政策問題。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是當前諸多涉及三農問題的癥結所在。[1]尋求其原因，探索出相應的對策，是促進社會和諧，體現國家在國民收入分配與再分配基礎上保證農民工基本生活權益及社會公平的重要工作，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的解決是建設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保證，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實現現代化的重要目標。

研究農民工社會保障的目的，在于建立全社會的統一的社會保障網絡及健全的社會保險制度，解除農民工因患病、失業、年老等不可抗力而帶來的后顧之憂，從而促進農民工的合理流動，實現勞動力資源的有效配置，使得農民工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以加快和諧社會的建設步伐。我國農民工社會保障工作取得的成績

目前我國對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傾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采取了很多措施，這些措施已初見成效。

（1）社會保險方面

國務院于 2006 年 1 月 31 日出臺了《國務院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指出根據農民工最緊迫的社會保障需求，堅持分類指導、穩步推進，首先著力解決工傷保險和大病醫療保障問題，逐步解決養老保障問題的基本思路。《若干意見》還強調各地都要認真貫徹落實《工傷保險條例》，依法將農民工納入工傷保險范圍，所有用人單位必須及時為農民工辦理參加工傷保險手續；未參加工傷保險的農民工發生工傷，由用人單位按照工傷保險規定的標準支付費用。

（2）社會救濟方面

2003 年 6 月國務院頒布了《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按照“自愿受助、無償援助”的原則，對在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給予救助管理，根據受助人員的不同情況和不同需求，提供食宿、醫療、通訊、返鄉等方面的救助服務。2003 年 7 月 21 日，民政部發布第 24 號部令，公布了《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實施細則》，其中第二條規定，“《救助管理辦法》規定的‘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是指因自身無力解決食宿，無親友投靠，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農村五保供養，正在城市流浪乞討度日的人員。”該《救助管理辦法》和《實施細則》的頒布，對于因為失業或者遭遇突發重大變故生活沒有著落的農民工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3）社會福利方面

對于農民工來說，國家給予的社會福利主要體現在就業服務管理、免費技術培訓、提高工資和解決工資清欠問題、住房和子女受教育的優惠政策方面。就業服務管理方面，2003年 1 月 5 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關于做好農民進城務工就業管理和服務工作的通知》（國辦發[2003]1號），要求“各地要進一步提高對做好農民進城務工就業管理和服務工作的認識，并提出取消對企業使用農民工的行政審批、對農民進城務工就業的職業工種限制、專為農民工設置的登記項目、對農民工辦證工本費以外的收費等不合理限制。”提高工資和解決工資清欠問題方面，2003年11月發出《關于切實解決建設領域拖欠工程款問題的通知》（國辦發[2003]94號），提出“自2004 年起，用3年時間基本解決建設領域拖欠工程款以及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在農民工住房福利方面，建設部、財政部和中國人民銀行于 2005年4月5日聯合出臺的《關于住房公積金管理若干具體問題的指導意見》指出，“有條件的地方，城鎮單位聘用進城務工人員，單位和

職工可繳存住房公積金。”首次將農民工納入住房公積金政策范圍。

3我國農民工社會保障存在的問題分析

（1）社會保障、失業保險嚴重缺失

以社會最低生活保障為例，農民工只是在職業上屬于工人，身份依舊是農民，不具備享有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合法身份。失業保險方面更是缺失嚴重，農民工屬于失業的高發人群，從事的職業危險度高，收入偏低，拖欠工資的情況時常發生。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09年雇主或單位為農民工繳納養老保險、工傷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和生育保險的比例分別為7.6％、21.8％、12.2％、3.9％和2.3％。從輸入地看，不同地區的農民工社會保障狀況差異較大。中西部地區的農民工參保比例比較接近，但明顯落后于在東部地區務工的農民工，這些數字表明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任重道遠。

從農民工從事的幾個主要行業看，不同行業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水平差異較大，其中制造業的情況相對較好。值得關注的是工傷風險較高的建筑行業農民工，雇主或單位為其繳納工傷保險的比例僅為15.6％，離《工傷保險條例》要求相差甚遠，同時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和失業保險的比例也顯著低于其他行業。

（2）醫療保障水平低

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城市工人逐步建立了與發展水平相適應的醫療保障制度，但農民工卻沒有平等的享受這個待遇。對農民工來講，最大的威脅就是疾病問題。雖然農民工是以青壯年為主的群體，但是由于缺乏醫療保障，在疾病發生時不能及時就醫導致病情被拖延。而農民工自身的職業特點、工作環境又比較容易對他們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構成威脅。一旦農民工出現工傷醫療事故或患病，由于缺乏必要的工傷醫療保險，他們的生活通常會變得異常艱難，甚至家破人亡。農民工醫療保障的缺失，導致他們有病不能就醫，或者小病釀成大災，甚至喪失勞動能力。

（3）不能享受城市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

由于農民工身份的特殊性，無論身處的城市還是戶口所在的農村，都很難了解和掌握他們的實際生活狀況，就談不上享受到社會福利與社會救助。同時，相對于農民工自身的住房和子女教育問題也令人擔憂。受經濟收入的影響，城市農民工居住環境普遍比較糟糕，多數居住在狹小、低廉的出租屋內，而這里環境通1[2]1國家統計局2010年《中國統計年鑒》

常臟、亂，人身和財產安全隱患較多。受城鄉分割體制的影響，農民工子女不能獲得和城里孩子同等的受教育機會。

（4）各項保費征繳不能適應就業變化

農民工的工作的流動性和回鄉的事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們參保的愿望。輸入地與輸出地保費不能有效的銜接，是制約農民工社會保障機制運行的一大障礙。我國如果能逐步實行保費聯網繳費，異地可以憑卡和身份證進行續保，相信在很大程度上會改變現階段農民工參保的現狀。[3]農民工其本身的特點是流動頻繁，而現行的社會保險制度卻存在著一個規定，即要想按月享受基本養老金，那么最低的繳費年限為15年，這就與農民工自身的特性產生了沖突。

4、構建我國農民工社會保障機制的對策與建議

4.1加強社會保障的立法工作

中國的農民工問題是在改革歷程中城鄉二元結構下出現的新問題。現行的社會保險法規政策中，由于缺乏成熟的經驗，至今沒有一部綜合的關于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全國性專門法律、法規或規章。1999年，國務院發布施行了《社會保障費征繳暫行條例》，首次將外來勞動力納入養老保險統籌。現在一個很緊迫的任務是把農民工作為一個特定的群體進行研究和思考，展開專門針對農民工的社會保障立法工作。[4]因此，為了加強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應盡快制定出臺一部全國性的《社會保障法》，以此規范和協調社會保障各參與主體之間的法律關系，保證各主體之間公平、公開享受國家政策。建立農民工參保維權工作機制，將農民工養老保險的參保繳費情況列入勞動監察執法內容，對不依法為雇工繳納保險的企業主給予嚴肅處理，對農民工的投訴給予及時查處。

4.2系統建立農民工的社會保障體系

農民工的臨時性、流動性、數量的不穩定性都決定了建立一個針對農民工的穩定成熟的社會保障體系面臨很多困難。積極的做法應該是穩扎穩打、逐項推進，爭取盡早建立和完善農民工社會保障體系。

第一，建立農民工醫療保障體系。農民工的經濟收入水平偏低，面對當前看病難、看病貴的現實，醫療方面的保障幾乎是空白。應該通過合理可行的制度設計，提高農民工負擔醫療費用開支的能力。第二，借鑒商業保險運作模式建立農民工的工傷保險制度。工傷事故的發生，符合某種概率分布，可以利用商業保險

[5]的經營思路合理確定保險費率和保險金額，建立針對農民工的工傷保險制度。

第三，探索建立農民工的養老保險制度的可行性。普通養老保險目前實行的是個人賬戶為主、社會統籌為輔的儲蓄積累制，即所謂的“統賬結合”。

4.3改善農民工的公共服務

對于農民工輸入地政府應該切實轉變思想觀念和管理方式，在制定公共政策、建設公用設施等方面多考慮農民工這一人群的需要。應該說家的歸屬感對流離在外的人更重要，對異鄉的定居者會有更深刻的體會的。輸入地政府還要承擔農民工同住子女義務教育的責任，將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納入當地教育發展規劃，以公辦學校為主接收農民工子女入學，并與當地學生在收費、管理方面同等對待。而做為輸出地政府也要解決好農民工托留在農村子女的教育問題。對于疾病預防控制和適齡兒童免疫工作，輸入地政府應把農民工子女納入當地免疫規劃，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國家免疫規劃疫苗的接種率。[6]與此同時，輸出地要做好農民工計劃生育宣傳、教育和服務工作，免費發放《流動人口婚育證明》，及時向輸入地提供他們的婚育信息，加強全國流動人口計劃生育信息交換平臺建設。

4.4改革現行就業制度

隨著全球經濟的復蘇，政府應簡化對用工單位使用農民工的行政審批，進一步取消對農民進城的復雜的行業限制，簡化農民進城打工的有關手續。大對農民工實行有效創業培訓，將農民工培訓資金列入政府預算；要強化農民工技能培訓，突出培訓的實用性和針對性，使農民工擁有一技之長，從而節約農民工進城打工的成本。政府應該強化服務意識，要簡化程序，對農民工提供體現人文關懷的“一站式服務”。放寬創業市場準入，凡是國家法律法規沒有明令禁止和限制的行業和領域都不能設置限制條件。

5結論

近幾年來，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研究越來越得到黨和國家的重視，可以看到農民工問題已逐步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認識由感性走向理性，由膚淺走向深入，不斷改革和創新，在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立足我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國情，把農民工社會保障不斷改進和完善，建立健全其社會保障制度，有利于保持國家的經濟高速發展，更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素質，實現黨中央提出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宏偉目標。

參考文獻

[1] 韓國莉.試論我國農民工社會保障法律制度的構建[J].甘肅廣播電視大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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