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建構和諧社會的利益協調機制

論利益均衡機制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構

陳 蔚?

摘要：和諧社會首先應該是利益大體均衡的社會。從十六大到十六屆五中全會，我們黨建立在以人為本基礎上的對利益問題的認識逐漸清晰，利益均衡機制的建構成為一個實踐中的課題。20多年以市場化為取向的改革開放打破原有利益關系均衡狀態,但市場經濟必不可少的利益均衡機制卻沒有相應地建立起來，導致利益矛盾和沖突加劇。而構建制度化的公正的利益協調機制才能從根本上化解利益矛盾：首先實現政府職能轉變，健全公共利益的實現機制；其次調整再分配政策，健全公平的利益分配機制；第三，構建市場中的利益均衡機制，形成相對均衡的勞資關系。而落實這些利益協調機制的關鍵在于建立規范通暢的利益表達機制，為此：一要強化工會的作用，使工會能夠真正成為工人表達和爭取利益的組織；二要提高利益表達的組織化程度，建立健全以社會組織為載體的社會協商對話制度；三要從選舉制度創新和政府信息披露制度入手，進一步拓寬制度化的利益表達渠道。

關鍵詞：和諧社會 利益均衡、利益協調機制、利益表達機制、工會、社會協商對話制度

馬克思主義認為利益問題是本原性的問題，“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與他們的利益有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一卷第82頁。在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經濟社會進入多重轉型時期，轉型是為了發展，而發展的目的是為了建立一個協調和諧的社會，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我們黨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以人為本的重大思想，并強調要“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始終是中國共產黨一切決策、舉措的中心”；十六屆四中全會更將“最廣泛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妥善協調各方面的利益關系” 作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五大任務之一。十六屆五中全會第一次將科學發展觀由理念變為實踐，強調指出，要實現以人為本和“十一五”時期和諧社會的重要 ?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社會主義政治文明與中國特色權力監督機制研究”的科研成果之一，項目號05AZZ002 陳 蔚，女，1970年12月，江蘇省行政學院講師，南師大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生 地址：南京建鄴路186號，江蘇省委黨校，210036；

電話：02586201484，***；

E－mail ：weiran1006@yahoo.com 目標，就必須“認真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以前從沒有這樣清晰表達過），并作出了具體的部署。因此，從理論上說，以人為本要求尊重人們的利益追求，認識到人們一切活動的核心是利益，一切經濟關系的核心是經濟利益，一切經濟學的核心是經濟利益。從現實來說，當前我國經濟發展和經濟改革中的主要問題有兩個：一個是經濟結構的調整，這實際是利益的驅動問題；一個就是經濟利益關系的協調問題。政治學者們發現經濟利益關系問題已經成為當前我國人民內部矛盾的主要問題洪遠朋，當前中國十大經濟利益關系，【N】，社會科學報，2005－4－14（1）。中國已經進入一個利益分化的時代，利益協調機制的建構問題日顯迫切。

一、利益均衡是和諧社會的基礎

和諧社會是一個有能力解決和化解利益沖突，并由此實現利益大體均衡的社會。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所有制結構、經濟成分、分配方式的變化,形成了多種利益群體,利益關系發生結構性變化。第一,原有經濟利益關系均衡狀態被打破,經濟利益日趨分化,新的利益格局尚未形成。市場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就是通過變革生產關系來實現經濟利益的分化與整合。經濟利益的分化則必然要打破舊體制下各種利益結合十分緊密、相互關聯而形成的舊的經濟利益關系格局,以形成新的經濟利益關系均衡。但20多年的改革舊的經濟利益格局逐漸被打破,新的經濟利益格局卻未形成。這樣非均衡的舊的經濟利益關系與新的經濟利益關系交織在一起,往往使經濟利益格局失衡,突出表現為國家、企業、家庭利益與個人利益混合。第二,利益群體的出現和發展,利益需求和獲得途徑逐漸多樣化和復雜化。改革打破了舊的全國人民的利益高度凝結、利益主體簡單化的利益格局,一方面利益單元向個體化和多樣化發展，出現了各不相同有著各自共同利益的利益群體和社會階層。不同利益群體的出現,不僅使不同利益群體由于收入渠道的不同而出現很大差異,還帶來了人們利益需求的多樣化。但這種利益的多樣化需求卻與我國現階段有限的經濟發展水平和供給能力相矛盾,這種供需求矛盾在社會分配領域、不同利益階層之間甚至社會心理上產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如不及時調整則會危及社會的穩定。另一方面還使不同利益群體及同一利益群體內部各成員利益獲得的途徑多樣化和復雜化，造成在同一利益群體內部收入差距呈擴大趨勢。第三, 利益差距和矛盾日益明朗化，利益沖突加劇。改革開放前,在舊 2 體制下,平均主義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和各個層次,除工農差別較大以外,其他各個領域的人們的收入差距不大。改革開放以來,利益分配的逐漸市場化，眾多生產要素參與利益分配,市場機制成為利益分配的基本手段，各種利益主體在利益追求的內容和目標方面競爭激烈。人們由于職業分工、能力、機會等因素的差別所帶來的收入差距逐步擴大,利益矛盾也逐漸由暗變明,由小變大。按照中國社科院“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課題組2000年的《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提供的資料，在當前中國存在五大等級十大階層，而傳統的工人、農民群體則已經處于等級的最后，即中下層和底層，列十大階層的最后3－4層。（陸學藝，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9頁）社會上開始出現高收入階層，主要包括私營企業主、房地產開發商、部分體育文娛屆人士和部分國家壟斷行業的大企業管理人員。據分析，我國目前的億萬富翁超過1000人，百萬富翁超過300萬。同時占總人口10％以上的貧困入口的收入只占總收入的5％不到，弱勢群體規模達1.4－1.8億，占總人口的11％－14％何卓文，正確認識和處理我國現階段的利益關系矛盾——當前黨政領導干部關注的重大思想現實問題

（八）〔J〕科學社會主義，2005〃2。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狀況的基尼系數在改革開放以來不斷擴大，已高達0.45以上，超過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收入差距的擴大,引發不同階層社會心理上的對立情緒,普通民眾對改革中“先富起來”的 特殊受益階層往往持不認同感。不同階層之間的利益矛盾引發了許多社會問題,社會治安狀況惡化、經濟犯罪呈上升趨勢、社會價值觀念傾斜等等，最突出的是社會群體性上訪事件自1993年以來的10里以年均17％的速度增長，且規模也逐年擴大，參與人員涉及多個行業、多系統、多地區和多群體，組織化程度也在抬高。而且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這種利益矛盾和差距沒有縮小的明顯趨勢。

利益關系的變動引發的更多的利益矛盾和沖突及由此而導致的社會問題雖有一定的客觀性。因為單純的市場經濟是以“能者多得”作為自己的基本運作原則的，“富者更富、貧者更貧”的馬太效應是它的必然結果，由此導致利益結構和階層結構的劇烈變動和利益矛盾及沖突。在市場經濟發展的初期，當社會生產力還不是很高、財富總量還不是很多的時候，這種貧富差距和利益沖突還不會很突出。但是當經濟增長到一定水平、社會的財富總量大大增加的時候，這種差距 3 變得十分懸殊的時候，就必須高度重視。世界各國的經驗表明，在人均1000美元這個階段，社會矛盾處理得好，國家就可能較順利地進入一個新發展階段；反之，結果就是社會利益格局的嚴重失衡，社會分化日益加劇，社會矛盾不斷增加，甚至使社會陷入倒退。我國當前正處于這一關鍵時期，雖然市場經濟的框架已經基本得以確立，但為市場經濟必不可少的利益均衡機制卻沒有相應地建立起來，導致“利益矛盾問題已經成為一個重大社會問題”。何卓文，正確認識和處理我國現階段的利益關系矛盾——當前黨政領導干部關注的重大思想現實問題

（八）〔J〕科學社會主義，2005〃2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了要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意味著社會發展取向上的一個重要轉變，即在堅持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謀求形成一種大體均衡的利益格局，彌補單純市場經濟機制所存在的利益協調上的缺陷，以使經濟建設與社會協調同步發展。由此說建設和諧社會是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必然面臨的課題和任務，用從社會結構、社會管理體制方面的改革來確保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在中國目前情況下，缺少了利益格局的大體均衡，和諧社會就無從談起。

二、構建均衡的利益協調機制是和諧社會的建設的關鍵和制度保證

要協調好利益關系,必須找準對利益關系的協調起決定作用的因素,才能達到預期目的。在影響利益內容和實現手段的社會條件中, 從社會公正這一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理念來看，制度是最關鍵的。因為“制度,是指那些規范人類偏好及選擇行為的各種規則的總和,是人們所應遵循的各種行為方式的有機總體。它包括法律、規章以及政府政策等等。一種制度作為一整套固定的行為模式,可以視為特定利益關系的凝固化。”（吳家慶 李風華，論我國社會轉型期利益協調機制的構建，【J】，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2年5月第31卷第3期。）也就是說,制度既是某種特定的利益關系的反映,也是對人們追求利益的方式的可能性的規定。有學者指出,制度對于利益關系的影響的一個根本的表現在于制度所包含的這一特征,即制度非中性。“所謂制度非中性是指,同一制度對不同人意味著不同的事情。在同一制度下不同的人或人群所獲得的往往是各異的東西,而那些已經從既定制度中、或可能從未來某種制度安排中獲益的個人或集團,無疑會竭力去維護或爭取之。” 張宇燕.利益集團與制度非中性[Ｊ],改革,1994,(2):98。相同的制度對不同的人們意味著不同的事情,具有不同的利益； 4 不同的制度對相同的人們來說,同樣意味著不同的事情,具有不同的利益。可以說,對于利益來說,一種制度的特點就在于它能驅動或協調不同的利益,并從而影響人們追求利益的行為與方式。同時，相對于其他手段來說,制度的影響不在于一時一地的事件或利益,而在于長期的、整體的規范作用。

當前許多社會利益問題的解決如農民增收、拖欠民工工資、城市貧困人口的保障、貧富差距等，往往由于政府的直接介入，而制度化的解決途徑并沒有形成。但當前中國利益關系的變化,從改革的歷史進程來看,決不是一種偶然性的現象,而具有結構性的特征。要協調好各種利益關系,我們決不能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式來應付,而應構建具有根本性的利益協調機制,協調好利益關系,從而保障改革穩步推進。此外,如果說,利益關系的結構性變化具有必然性,是改革的內在邏輯的發展結果,那么,建立健全利益協調機制,協調好利益關系,也是改革的必然要求。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利益協調機制的建立和健全,既是深化社會主義改革的重要保障和條件,也是社會主義改革題中應有之義，當然實建構和諧社會的關鍵。

一般說來,任何一種制度,從它對人們追求利益的行為的影響來看,大致體現在兩方面,一是利益驅動,二是利益協調。相應的制度包括利益驅動機制和利益協調機制。利益驅動機制針對的是人們的逐利行為。而利益協調機制就是對人們之間的相互作用的逐利行為作出調整的規則的總和。利益協調機制對人說:你們應該這樣做。利益驅動往往針對追求利益的主體,而利益協調則更多地針對利益主體之間的關系,特別是針對利益分化和利益矛盾。（吳家慶 李風華，論我國社會轉型期利益協調機制的構建，【J】，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2年5月第31卷第3期。）。但現實的制度往往既具有利益驅動又具有利益協調的功能，只是側重點不同。如果說我們20多年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主要靠市場經濟的利益驅動；那么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則主要靠社會主義公共權力的利益協調。在當前的現實條件下，應該做幾方面的努力：

第一、實現政府職能轉變，健全公共利益的實現機制。即在社會發展所追求的公平與效率兩者如何兼得的問題上，將政府與市場的職能分開。社會公平決不是也不應該犧牲市場中的效率原則，但同時，政府過多承擔經濟職能的現象則應 5 當發生根本的改變，要建立一個具有超越性的、以公共服務為基本職能的政府。也就是說，政府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要將促進社會公平作為政府的一種基本職能。一方面要求我們的各級政府在擴展社會公共利益過程中,必須形成一套科學、民主、有序、高效的決策體系,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盡可能多地惠及廣大民眾,盡可能少地損害民眾的利益特別是最大多數人的利益。另一方面政府以身作則,通過改革,逐步建立公正廉明、辦事公道、勤政為民、公正民主、高效運作的政府機構,以便在全社會樹立起政府的更高威信和更佳形象。政府的各個職能部門,包括公檢法、稅務、工商、城管、環保等,在具體工作中,必須堅持依法行政、秉公執法、扶正祛邪,嚴厲打擊各種妨礙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

第二、調整再分配政策，健全公平的利益分配機制。理順分配關系、整頓和規范收入分配秩序是當前我們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在經濟轉型過程中收入拉開差距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同時一定要處理好嚴重的社會不公等社會問題。拉美國家的教訓告訴人們，社會分化是拉美化的一個主要表現，是導致社會動蕩的一個主要因素。確立公平的利益分配機制,社會秩序才有穩固的基礎。再分配政策直接影響社會公平，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機制首先是要改善國家的再分配。在我國財政收入總盤子擴大的態勢下，需要更關注公平的再分配問題。一是，完善國家對企業的稅收政策，調整各類企業的稅率，提高稅收效率，用制度化途徑解決企業偷稅逃稅現象；二是，調整個人收入所得稅，完善對高收入群體稅收的征繳制度，形成調節貧富差別的有效機制。我國調節過高收入,主要依靠繳納個人所得稅。但現行的稅制卻大有空子可鉆,實行起來也有許多難于操作之處。據統計,新的個人所得稅實施以來,雖然納稅額增長率達到50%以上,但90%稅款來自于工薪階層的代繳,對那些真正的高收入者,在征管上幾乎束手無策。針對這些問題,要強化個人所得稅的收繳,特別是要加強征管。要通過各種途徑,加強對各類固定人員和流動人員的收入調查,掌握稅源。要通過廣泛宣傳、深入教育,提高公民的納稅意識,建立和完善個人財產自行申報制度,同時嚴格實行代扣代繳制度。還要嚴厲懲處逃稅者,加大打擊力度,把啟發覺悟、制度約束和對違規的懲處結合起來。對各種高消費,如高檔餐飲、高檔娛樂休閑度假活動等,課以重稅,也能起到調節過高收入的作用。三是，擴大國家財政用于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的 6 資金比重。社會保障體系是再分配的一個重要機制，是社會穩定的一個“安全閥”，是切實保障困難群眾基本生活的一道安全網。現在迫切的問題是要增加政府財政對社會保障和農村基礎教育及醫療的投入。

第三，構建市場中的利益均衡機制，形成相對均衡的勞資關系。資強勞弱是世界上一種普遍的現象，這種現象在目前的我國表現得也很明顯。勞動者掌握的資源很少，盡管可能人數眾多，但他們的聲音很難在社會中發表出來，因此在涉及勞動者利益的時候，需要靠政府和大眾媒體為他們說話，并給他們說話的機會和制度化安排——利益表達。

三、建立規范通暢的利益表達機制是和諧社會建構的重要環節

一個社會大體均衡的利益格局是社會中不同群體利益博弈的結果。而新的利益結構的形成，則在客觀上要求產生相應的利益表達機制。利益表達作為“人們向各級公共權力機構霍其組成人員反映、提出自己的愿望和利益訴求，并希望得到有力保護和促進的過程”，（王中汝，利益表達與當代中國的政治發展，科學社會主義，2004，（5）：39。便于具體利益各異的社會階層和利益群體順暢的制度化表達，便于黨和政府在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中妥善處理各種利益矛盾和摩擦。陸學藝十大社會階層的劃分和提出昭示著，在過去20多年中，與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相伴隨，我國社會結構的分化也不斷加深，多元利益主體已經開始形成。但我們必須看到，不同利益主體發育的程度是不同的，爭取自己利益的能力也非常不同，差異很大，尤其在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之間。強勢群體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執行、對社會公共輿論的影響和話語形成方面有相當的能力。而弱勢群體在追逐自己的利益上，顯然處于無力的狀態。這首先表現在，弱勢群體在我們的政治構架中缺少利益代表。更重要的是，在我國，弱勢群體實際上缺少國際上通行的弱勢群體表達自己利益的制度化方式孫立平，利益時代的沖突與和諧，【N】,南方周末，2005-1-10，如：個人與相關部門的接觸與申訴、對政黨組織和代議機構決策的選舉和投票、合法的游行示威罷工等抗議活動、通過媒體向政府施壓等合法體制框架內的表達。由此導致他們轉向非制度化渠道甚至非法渠道的利益表達，如當前的群體性暴力事件等。因此當前利益表達的問題，主要是弱勢群體和階層的利益表達問題。今后遵循黨的十六大關于“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的基本精神，努力建構反映靈敏、溝通快捷、運轉高 7 效的利益表達機制主要應該考慮：

首先，強化工會的作用，使工會能夠真正成為工人表達和爭取利益的組織，也有助于形成相對均衡的勞資關系。

勞資關系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主要的也是最基本的利益關系。在強勢資本面前，除了政府對勞動者的責任外，如就業政策、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等外，工會組織成為協調勞資雙方利益紛爭、維護職工利益的最重要的組織。改革開放以來，盡管工會組織的活動方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與其應有的地位差距依然很大，依然無法代表工人與顧主進行集體談判、簽訂勞動合同以及進行違權訴訟，更無法協助政府完成勞資協調。與此對比的是，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和各種私營企業主協會等私營企業主的行業組織蓬勃發展，據2002年的統計，79％的私營企業主加入各級工商聯組織，48％的私營企業主加入了各級個體、私營協會（《中國私營企業調查報告》，中國網2003年2月26日）。

可喜的是2004年底以來，全國總工會采取了幾個措施，旨在加強工會的作用，一則是采取各種措施支持在三資企業建立工會；二則是下發《關于組織各種所有制企業、事業單位及機關的勞務工加入工會的通知》支持來自農村的工人加入工會；三是對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出臺系列有操作性的建議。可以相信如果這些措施得到切實的實施，將會大大發揮工會的職能。

其次，提高利益表達的組織化程度，建立健全以社會組織為載體的社會協商對話制度。

社會組織化程度的高低，是市場經濟和公民社會成熟程度的一個重要標志，也是民主政治健康發展的關鍵。原子化的個人利益表達無法實現社會的健康有序運轉。因此在當代中國利益表達機制建構中，必須確定利益表達的主體是社會化的組織而不是原子化的個人。這就需要大力扶持各種社會組織，尤其是弱勢階層和群體的組織，從而實現利益表達主體的多元化。

針對當前利益矛盾和利益沖突事件以利益為目的，而極少政治或意識形態因素的現狀，政府首先要準確定位沖突的性質，對利益要求甚至沖突做正面的回應，學會圍繞沖突雙方的利益目的以妥協和談判作為常規化的化解沖突方式和手段。即用疏通而非堵截的思路考慮利益矛盾的制度化化解機制，達到社會既有活力又不危及穩定。在當前比較有效的政府、企業組織和工會的三方初步協調制度、勞 8 資調解制度、集體談判制度的基礎上，拓展開來，今后應在各領域建立各種利益群體和社會成員之間的協商對話制度，作為解決利益沖突的主要途徑。這樣不僅各級黨政組織可以超越具體利益的紛爭，履行“公正的裁判”的職責，而且可以把利益矛盾和沖突消滅在萌芽狀態，在利益訴求的實現的同時達到利益的平衡和社會的穩定。

再次，進一步拓寬制度化的利益表達渠道。針對我國現行制度框架內選舉、信訪這兩種制度化渠道仍不暢通的事實，當前需要加強兩方面的工作:一是改革和創新選舉制度，完善選舉機制，增強選舉特別是地方人大代表和政府選舉中的競爭性，以強化人大代表與選民之間的利益代表關系，強化人大與各級政府領導人員之間的權力授受關系，達到暢通人民通過人大代表影響政府決策從而進行利益表達的渠道。二是真正落實十六大報告指出的政府信息披露制度、社情民意反映制度、重大事項社會公示制度和社會聽證制度，不僅使大多數群眾的利益得到表達，而且可以推動政府決策時充分尊重各利益群體的聲音，引導并監督政府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

第二篇：和諧社會協調利益研究論文

和諧社會不是一個錦上添花的抽象理想，而是一個有著明確所指的現實戰略構想。盡管在理論上和諧社會涉及到多方面的關系，但在中國目前情況下，和諧社會的最基本含義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形成一種大體均衡的利益格局。這樣一種均衡的利益格局是和諧社會最主要的基礎，也是關涉到我們這個社會未來前景的根本之所在。

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之后，中國社會兩極分化的趨勢不斷加劇。無論是按照基尼系數來衡量，還是按照收入分組還衡量，我國的貧富差距都已經進入世界上收入分配很不平等國家行列。在絕對的水平上，我國的貧富差距要比西方發達國家、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以及前蘇聯東歐國家都大。有人說，中國有中國的國情，中國是城鄉二元結構，基尼系數等衡量貧富差距的指標，應該在城鄉內部分別計算，城市算城市的，農村算農村的。這樣的主張是不能成立的。因為世界上一些貧富差距懸殊的國家，往往也是城鄉二元結構。比如，巴西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但巴西的貧富差距也有相當部分是由城鄉二元結構造成的。那么，這些國家是不是也要城鄉分開計算貧富差距？進一步推論，有的國家貧富差距大，是不是貧富也要分開計算？

有人努力掩飾我國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也許是用心良苦，即擔心注重利益關系的調整會影響經濟發展，是在為繼續堅持效率優先進行論證。其實這是一種缺少分析的看法。必須看到，在最近幾年間，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正在發生變化，需求越來越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因素，而且，能不能形成相對充沛的內需，是關涉到我國未來十年二十年經濟是否能夠持續高速度發展的關鍵之所在。而要形成足以支撐經濟持續高速度增長的內需，必須以調整利益關系為前提。現在的現實是，過大的貧富差距已經成為抑制需求形成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一個流行的說法是，我國社會中20%的人擁有整個社會80%的財富，而另外80%的人只擁有20%的財富。這個說法雖然有些簡單化，但大體可以為多次調查的結果所證明。現在的問題是，擁有80%財富的那20%的富人，雖然有充沛的支付能力，但需求開始處于飽和狀態。而擁有20%財富的那80%的窮人，雖然有多方面的需求，但卻缺乏足夠的支付能力。這樣的貧富格局不解決，國內市場的需求是不可能旺盛起來的。

從推進市場化改革的意義上說，協調利益關系，特別是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機制，是建立一個好的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個現實的背景是，通過過去四分之一世紀的改革，我國建立了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但理應與市場經濟相配套的種種利益均衡機制卻沒有相應地建立起來，結果就是社會利益格局的嚴重失衡以及由于利益格局失衡引致的各種社會矛盾的大量出現。因此，要建立一個好的市場經濟，要使市場經濟體制能夠順利運轉，我們必須將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機制建立起來。

協調利益關系，政策很重要，機制更根本

調整社會中的利益關系與格局，當然需要一系列的政策調整，但更重要的是要形成能夠協調利益關系的機制。從這個意義上說，政策很重要，但機制更根本。

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是，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國居民的收入差距在十幾年的時間里發生了如此戲劇性的變化？在這種變化背后的深層因素是什么？實際上，只要我們認真地追溯一下，就可以發現，在這種種因素背后的，是不同群體在表達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所存在的巨大差異。因此可以說，貧富懸殊的背后是不同群體在表達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失衡的結果。利益格局嚴重失衡的背后，往往都無例外地存在這個因素。農民負擔問題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個頑癥，與農民在利益追求能力上的弱勢是聯系在一起的；在征地和拆遷中發生的嚴重不公，是與利益被損害者缺少有效的利益表達渠道與直接關系的；勞工權益屢屢被侵犯，上百萬民工辛勞一年后領不到工資，原因也在于他們缺少制度化的利益表達和追逐渠道。

自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社會的兩極化結構就開始形成和定型化，伴隨這種定型化過程的是社會能力和社會權利的失衡。在強勢群體一方，強勢群體的各個部分不僅已經形成了一種比較穩定的結盟關系，而且具有了相當大的社會能量，對整個社會生活開始產生重要的影響。這個強勢群體的社會能量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第一，對公共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的影響。第二，對社會公共輿論的影響和話語形成的能力。第三，形成了弱勢群體對強勢群體的依附型關系。而弱勢群體在追逐自己的利益上，顯然處于無力的狀態。這首先表現在，弱勢群體在國家的政治構架中缺少利益代表。弱勢群體擁有的眾多人口與在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中代表的比重是很不相稱的。而更重要的是，在我國，弱勢群體缺少國際上通行的弱勢群體表達自己利益的制度化方式。

建立有效的利益表達機制，實際上是構建相對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的一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市場經濟從本質上說是一種建立在利益主體分化基礎上的博弈經濟，較為完善的市場經濟是一種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良性博弈。在這樣的體制中，利益表達是博弈的基礎。在有關利益表達的討論中，人們更多強調的是利益表達對于弱勢群體的重要性，這當然是對的，但是不全面。實際上，在目前的中國社會中，利益表達不僅對于弱勢群體，就對于其他群體包括強勢群體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

調節利益關系的基礎是規范財富分配

而在政策和體制的層面上進行利益關系的調整，前提是規范收入分配制度。必須看到，目前我國的收入和財富分配在很大程度上處于一種非規范化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能夠用諸如個人收入所得稅等常規性手段進行有效調控的收入和財富分配過程已經比較有限。可以說，沒有收入和財富分配的規范化，任何旨在縮小貧富差距的具體政策措施，在實踐中其效果都要打很大的折扣，甚至不能發揮作用。

分析一下近年來我國收入和財富分配的具體狀況，特別是貧富差距演變的具體過程，就可以發現，貧富差距的擴大已經在一定意義上處于失控的狀態。進入21世紀之后，政府對社會中利益關系失衡的狀況開始給予很高的重視，并采取種種措施，以遏制社會不平等程度的發展。但從效果上來說，預期的目的并沒有達到，貧富懸殊的趨勢仍在擴大。問題出在什么地方？關鍵是與收入和國民財富配分有關的制度安排處于混亂之中。

我們可以以2002年為例，來看看在這一年里，我們共創造了多少財富，這些財富是通過何種渠道，以何種方式進行分配的？這些財富都分給了誰？政府有關部門能不能監控這個分配過程？2002年是一個有標志性意義的年頭，這一年我國GDp首次超過10萬億大關。如果將折舊的因素忽略掉，可以粗略地說，這一年我們這個社會創造了10萬億的財富。下面我們就看看這10萬億是如何在社會的各個部分中進行分配的。大體可以分成四個部分。第一塊是企業的利潤，大約1萬億；第二塊是政府的財政收入，大約2萬億，其中預算內收入為1.5萬億；第三塊是城鎮居民的收入，2002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7703元，如果城鎮人口按4.8億人（2001年的數字）計算，2002年城市居民的全部可支配收入將近3.7萬億。第四塊是農村居民獲得的收入，2002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為2476元，如果農村人口按8億人計算，2002年農村全部居民的純收入將近2萬億。這四塊加起來共8.7萬億。也就是說，還有1.3萬億找不到主兒，其中包括折舊、非貨幣化的部分、計算的誤差等。應當承認，上述的計算是非常粗略的，當中有重復計算，有誤差等，但大體還是看得出來我國國民分配的大致格局。

問題出在什么地方？首先我們可以看到，在共10萬億的財富分配中，有1.3萬億找不到主兒。但主要的問題不在這里，而是在城市居民3.7萬億的收入中。這一塊比重是最大的，而同時又是最模糊的。因此需要對這塊財富的分配加以認真的分析。在這一塊中，有一個部分是“工資總額”，按照統計部門的標準，“工資總額合計”是指國有、集體和其它所有經濟單位的職工工資總額合計，包括工資、獎金、津貼等。在2002年，工資總額約1.2萬億。3.7萬億去掉1.2萬億，還有2.5萬億。這2.5萬億包括城市中的個體職業者的收入，包括股息、利息、租金等收入。但我們知道，這幾塊加在一起，遠達不到2.5萬億。也就是說，城市居民的收入中，有相當一部分處于灰色狀態，不過我們尚沒有辦法知道確切的數字或比例。但有一點是明確的，即城市居民收入中，除了工資總額部分是處在國家的監控之下外，其余的2.5萬億，即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二，是處在國家的監控之外的。除此之外，我國每年還有相當數量的存量資產介入了分配，其中最主要的是國有資產的流失和在強征農民土地上獲得的級差地租。如果將這個因素考慮在內，每年以不規范的方式分配的財富比例是相當大的。

收入和財富分配的高度非規范化，給調節社會中的利益關系造成了一系列的困難。

首先，稅收無法實現對收入差距擴大趨勢的有效調控，有時甚至起相反的作用。在有的國家中，人們在稅前收入的差距可能會很大，但經過個人收入所得稅的調節，這種差距會大大縮小。但在我國，個人收入所得稅顯然還沒有起到這樣的作用。結果是不同群體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

其次，政府難以分辨富人和窮人，再分配的調節措施難以準確落實到人頭。在實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時，則將落實低保對象的任務交給了居民委員會。于是就出現了養寵物不能享受低保、使用手機不能享受低保等荒唐但卻無可奈何的標準。

再次，工資占GDp的比例過低，勞動報酬分配所占比重過小，工薪階層難以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應當說，即使與西方市場經濟國家比較，這個比例也是相當低的。

以理性和制度化的方式化解沖突

在過去20多年改革的過程中，中國社會分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了。這意味著社會的利益主體越來越多元化。而由于利益主體的多元化，發生在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利益矛盾和利益沖突將會成為一種頻繁發生的、常規化的社會現象。在這里，我們要關注的不是利益沖突中的是與非，我們要關注的是沖突的內容與性質，以及化解沖突的具體方式。

事實上，利益的多元化以及在利益多元化基礎上形成的利益沖突和矛盾，并不是一種多么可怕的現象。類似現象的存在，在世界上是一個通例，而且有相當一部分國家，其利益矛盾和沖突比我們社會還要嚴重。但在這樣的社會中，雖然嚴重的沖突有導致社會動蕩的可能性，比如象前一段時間法國的騷亂，但在一般情況下，利益的表達和博弈是一種比較溫和的社會互動方式，是正常社會生活的一部分。進一步說，即使某些嚴重利益沖突導致了社會的動蕩，實質上導致沖突的真正原因并不是表達，而是利益對立的本身，甚至有時恰恰是因為缺乏有效的表達渠道。

因此，在今天，我們尤其需要一種務實的、理性的對待利益矛盾和利益沖突的態度。而在過去，人們往往將利益問題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將利益問題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的結果，是使利益關系問題變成一個無法進行就事論事討論的敏感性話題。因此，當務之急，是需要對利益關系問題去敏感化，轉而采取一種就事論事的務實態度，這可能會更加有利于我們對所面對的這些問題的認識，從而采取更加有利于矛盾和沖突解決的措施。分析一下就會發現，利益矛盾和利益沖突之所以成為一個敏感的概念，其中的一個原因就是，人們往往將不同的利益矛盾和利益沖突集合為一個籠統的概念，而現實中的利益矛盾和沖突往往是具體的，如農民的征地問題，城市中的拆遷問題，農民工工資拖欠問題等。在這些問題上，體現的是具體的利益關系，表達的是具體的利益要求。如果利益表達的渠道是暢通的，解決利益矛盾的措施是有效的，這些沖突一般都不會上升到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層面。而且，我們通過對一些利益表達事件的分析可以看出，其中的參與者自己也往往很自覺地努力將要求控制在有限利益要求的范圍內。

一個好的制度往往并不是表現為其中沒有或很少有矛盾或沖突，而是表現為它能夠容納矛盾與沖突，在矛盾和沖突面前不至于顯得束手無策或過于脆弱，同時，能夠表現出很強的解決沖突與糾紛的能力。在近些年發生的一系列群體性事件及其處理過程中，我們依稀可以看到政府與民意之間良性互動、以理性化方式化解利益沖突的模式在開始顯現。非典暴露了從信息控制到公共衛生體制一系列的弊端，但最終有關社會災難的信息披露制度在開始形成；孫志剛之死以及其后引起的強大社會輿論，最終導致了實行了幾十年的收容制度的廢除以及對于社會歧視的關注；劉涌黑社會案件的重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進行的，盡管從司法獨立的角度人們可能還有不同的評價，但就政府與民意之間的關系而言，這里無疑有著新的內涵；而由拆遷導致的社會抗議在很多地方也成為改革拆遷辦法的直接動力。現在的問題是，需要將這些有益的嘗試加以制度化，可以說，這也是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均衡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三篇：協調社會階層利益關系構建和諧社會課題

陸學藝指出，在構建和諧社會中有兩個問題應注意解決好：一是構建合理的、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社會階層；二是要正確處理社會各階層的關系。要繼續深化改革，制定和創新社會政策，調整社會結構，通過引導、調控，逐步形成一個以社會中間階層為主體的呈橄欖形的現代社會階層結構，這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李培林認

為，產生社會矛盾有兩種路徑：一是共同的經濟和社會地位決定了共同階級的認同、意識和社會態度與行為傾向；另一是由價值因素決定共同的階級認同、階級意識和社會態度及行為取向。也就是說，社會矛盾主要是兩大類，一是利益驅動矛盾，二是價值驅動矛盾。價值驅動的矛盾往往帶來社會矛盾新的復雜性，以前我們對這種矛盾不太注意，因而有時有認識誤差。在社會發展中，逆向矛盾影響不會太大，而真正出現打斷社會發展過程的是價值驅動矛盾，因此要高度重視。孫立平強調，對貧富差距拉大問題應從不同的發展階段進行分析與研究，否則，一些人的日子過得好也不能說全社會就是和諧的。李路路說，利益主體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多地是基于市場機制形成的，因此需要有一個與市場化相應方式組織起來的形式來解決。吳忠民認為，社會公正已成為各階層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近些年來有些觀念，如原始積累不可避免說、國家財力不足說、重視公正會妨礙效率等說法，妨礙著我們對社會公正問題的重視。蘇國勛說，當一個社會從比較簡單向復雜的分化狀態發展時，社會穩定的基礎及其社會變化的過程就是社會的整合，其中包括社會各個組成部分之間的協調與互動。戴建中提出，不能簡單地用基尼系數比較社會穩定問題。

第四篇：建立健全科學有效的利益協調機制

胡錦濤總書記明確指出：“進一步加強和完善黨和政府主導的維護群眾權益機制,形成科學有效的利益協調機制、訴求表達機制、矛盾調處機制、權益保障機制,統籌協調各方面利益關系,加強社會矛盾源頭治理,妥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堅決糾正損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切實維護群眾合法權益。”我國改革開放已經進入到新的歷史階段，特別是隨著市場化、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國際化深入發展，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社會問題、矛盾沖突呈現出新的特點。適應新的形勢要求，形成科學的利益協調機制，有效化解社會利益矛盾，對于推進社會管理創新、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第一，建立健全暢通的利益訴求表達機制。健全的利益表達機制是建立利益協調機制的基礎。沒有有效的利益表達機制,其他的利益協調機制也就無從談起。群眾的利益訴求表達渠道不暢、溝通失靈，容易積累矛盾,影響社會的和諧穩定。隨著改革的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群體利益呈現出多樣性，不同利益群體有著不同的利益訴求，公共政策的制定需要整合協調不同群體或各方面的利益關系，這在客觀上要求建立和形成各社會群體的利益訴求表達機制，以利于各社會群體特別是困難群體的意愿、意見、建議通過相應訴求表達渠道得到反映，進而達到整合協調社會利益，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的目的。為此，必須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群眾觀，堅持以人為本，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廣開言路，傾聽群眾呼聲。制度具有根本性、穩定性、長期性，要通過社會管理制度創新，為廣大人民群眾搭建起利益訴求表達的制度性平臺，如領導干部接待群眾制度，黨政領導干部和黨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聯系群眾制度，信訪制度以及信息公開制度、聽證制度、協商談判制度、公民投票制度等，都是公眾利益訴求表達的基本制度，應在實踐中盡快完善，在公眾利益訴求表達上發揮積極的作用。另外，還要建立健全工會、婦聯、行業協會等社會組織，充分發揮其在利益訴求表達和權益維護方面的作用。

第二，建立健全公平正義的利益分配機制。確立公平正義的利益分配機制是協調社會利益關系的根本要求。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它要求把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和貧富差距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內。目前，不同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過大，嚴重阻礙公平正義的實現。解決收入差距過大問題，首先要突出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鑒于目前我國初次分配中勞動報酬所占比重偏低的現狀，政府應加強督導，強化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引導企業公平分配，逐步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防止資本利潤對勞動收益的過度侵蝕，真正做到勞動收入與勞動貢獻相匹配。其次要建立和完善工資集體協商談判制度。在信息不對稱、投資拉動依然是經濟增長重要動力的背景下，資本依然處于強勢支配地位，力量分散的勞動者則處于弱勢被動地位，在分配關系中往往存在大量的資本侵蝕勞動者利益現象。為了改變這種狀況，應完善相關法律，把工資集體協商由選擇性規定變為強制性規定。再次要建立正常的工資增長機制。企業職工平均工資性收入和工資總額的增長幅度不應低于企業利潤總額的增長幅度，要切實保證職工工資收入和福利待遇隨著企業經濟效益的提高實現同步增長，分享企業發展成果。

第三，建立健全利益統籌與調節機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資源稟賦及自然環境等差異，加之市場這一“無形之手”的作用，出現貧富差距難以避免。這就需要發揮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加強宏觀調控，統籌協調發達地區與落后地區、城市與農村、壟斷行業與非壟斷行業、個人集體國家等之間的利益關系，盡可能達到利益相對均衡，促進共同富裕。首先，要統籌區域發展和城鄉發展，在稅收、金融、財政等政策上更多地向落后地區和農村傾斜，支持和幫助落后地區特別是農村的發展，并形成發達地區幫助帶動落后地區、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最重要的是要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支持落后地區特別是農村的發展。政府還要通過加大公共教育政策、公共衛生政策、充分就業政策、反貧困政策等創新力度，努力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其次，切實加大稅收調節收入力度。要深化稅收制度改革，制定科學合理的稅收政策，通過征收累進所得稅、財

產稅、遺產稅等稅收政策，抑制高收入人群收入的過度膨脹，縮小貧富差距。再次，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社會保障是促進社會穩定的“減震器”，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意義重大。要通過制度創新，健全以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保障體系，尤其是要致力于逐步擴大社會保障體系覆蓋面，制定規劃，分步實施，把尚未納入社保體系的農民工和農民逐步納入社保體系。最后，要大力發展慈善事業。積極培育慈善組織，著力建設慈善隊伍，開發多種慈善救助項目，充分發揮慈善組織在救助困難群體方面的作用。

第四，建立健全科學合理的利益補償機制。在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征地、拆遷、建設性移民等不可避免地會造成部分個人或利益群體利益受損，有必要根據不同情況，建立和完善科學合理的利益補償機制，減少社會不穩定因素，促進社會穩定與和諧發展。實踐表明，近年因征地、拆遷補償問題而引發的利益矛盾呈急劇上升之勢，大量的群體性事件由此而引發。因此，利益補償問題應引起各級政府的高度重視。建立健全利益補償機制應注重以下幾點：首先，利益補償必須做到公平合理、足額到位。對當事人利益受損情況須作出準確的評估，根據受損情況給予當事人公平合理足額到位的補償，基層政府和村集體不得截留補償款。其次，公益性項目和商業性項目要區別對待，不能相互混淆。再次，國家應適時對相關補償標準作出調整，不合理的要使之合理化，過時的要重新修訂。特別是隨著物價水平的上升，補償標準要相應提高。最后，要統籌兼顧各方利益，特別是要維護好受損群眾的利益，通過平等協商尋求補償方與受損方的利益平衡點。在貫徹執行國家政策的前提下，盡可能滿足受損群眾的合理利益訴求。利益補償合理與否要以是否符合國家政策和受損群眾是否滿意為衡量標準。

第五，建立健全強有力的利益矛盾調處機制。目前我國正處于社會矛盾特別是利益矛盾凸顯期，各方面的矛盾積累較多，應建立健全利益矛盾調處機制，及時調處化解利益矛盾，維護社會穩定。首先，要教育引導群眾樹立正確的利益觀。通過教育，提高廣大群眾的思想文化素質，幫助他們形成正確的價值取向和利益取向，自覺規范自己的利益動機，合理選擇利益目標，自覺調整利益訴求，科學選擇利益行為，正確處理利益矛盾。其次，要建立健全社會矛盾與沖突預警體系。密切聯系群眾，加強黨和政府與群眾的溝通，及時收集掌握社會輿論，準確把握社會利益矛盾的苗頭和發展動向；正確分析和掌握社會利益矛盾的動態趨勢，盡可能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狀態。再次，要高度重視并采用多種方式、多種手段化解已經出現的各種利益矛盾。構建利益各方協商對話的平臺，通過對話協商達成共識，理性地解決利益矛盾；堅持社會調解、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相結合，根據矛盾實際，采用適宜的調解方式；充分發揮黨的政治優勢和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作用，特別是要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直接聯系群眾、反映群眾利益訴求和化解利益矛盾方面的作用。對因利益矛盾引發的群體性事件，要及時啟動應急處置機制解決處理，絕不能貽誤時機，激化矛盾。處置突發性群體事件，只有采取科學有效的方式，慎重、妥善處置，才能穩定群眾情緒，防止矛盾激化，贏得群眾的理解和支持，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五篇：學者解讀和諧社會:協調各階層利益是關鍵

著名社會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陸學藝，日前在接受香港《大公報》采訪時指出，構建和諧社會，面對社會矛盾和問題，最迫切的任務是協調好各階層利益關系，竭力避免個別的局部利益沖突轉化為整體的社會沖突。關于構建和諧社會的背景，陸學藝分析指出，一是中國目前正處于加快發展的關鍵期，人均GDp已達到1000美元，經濟處于起飛階段，如果經濟起飛勢頭持續到2020年以后，中國的綜合國力或可躍居世界前列。其二，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事業進一步向前發展的時候，一些新的社會矛盾和問題凸顯出來，并且已經開始影響到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城市化進程、國企改革、鄉村體制改革加快，城市下崗職工、失地農民、農民工等群體利益受到相當的損害，基層政府與農民之間關系緊張，xx也有所增加，社會犯罪現象大量增加。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城鄉、區域、階層之間的差距呈現出持續擴大的趨勢。陸學藝認為，社會階層關系是最重要的一種社會關系。協調各階層利益關系的目標，就是要形成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各展所長、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第一，政府必須充分考慮和兼顧不同地區、行業、階層、群體的利益，充分考慮社會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第二，要特別關注困難群體，改善就業環境，解決勞動者權益維護中的實際問題，解決困難群體就業和社會保障問題。其三，要建立健全社會利益的溝通渠道和協調機制，運用政策、法律、經濟和行政等手段，采取教育、協商、調解等方法，妥善解決在新形勢、新條件下的群眾內部利益矛盾，沉著、冷靜地處理好群體性突發事件。陸學藝指出，構建和諧社會，必須處理好城鄉關系。政府應加強農村公共產品的制度性建設，促進農村城市化建設，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降低教育成本，提高農民素質。另外，過去中國農村為支持城市的工業化，付出了很大代價。現在城市應反哺農村，從各方面支持農村的發展進步。根據《～年中國社會藍皮書》預測，農民市民化的城市化進程將進一步加快。專家指出，當前的二元制結構成為城鄉流動的最大阻礙因素，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束縛了農民融入城市化的進程，城市對農民工的壁壘沒有任何放松，在城市里工作的農民工成為最缺少保障的弱勢群體之一。城市化的進程中，農民變成工人，是符合歷史規律的。因為農民在農村的生活得不到改善，必然向城市流動。在這種情況下，必須保障農民工作為公民的權利，改變各種不合理的制度，這樣在市場規律調控下自然就會實現很好的流動，而不需要政府花費精力來操心。這份《藍皮書》提出了構建和諧社會的總體目標：擴大社會中間層，減少低收入和貧困群體，理順收入分配秩序，嚴厲打擊～和非法致富，加大政府轉移支付的力度，把擴大就業作為發展的重要目標，努力改善社會關系和勞動關系，正確處理新形勢下的各種社會矛盾，為建立一個更加幸福、公正、和諧、節約和充滿活力的全面小康社會而奮斗。陸學藝認為，首先要實現社會公平，才能協調各方面的社會關系，最終實現社會和諧穩定。而目前在中國，起點公平、機遇公平、結果公平都沒有能較好地實現。同時，建立和諧社會，就應該繼續深化改革。現在市場經濟的框架已經基本搭建起來了，但社會體制改革卻嚴重滯后，包括社會保障、教育、土地、財政、就業、戶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