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WTO規則與我國行政審判初探

WTO規則與我國行政審判初探

作者：潘聲賢發布時間：2003-12-03 14:24:48

加入WTO，是中國百年開放史上最具里程碑意義的事件。入世，帶給國人許多驚喜，也帶給我國許多機遇，伴隨而來的是許多嚴峻的挑戰，而首當其沖的是政府入世。盡管我國入世后的短短時間里各方面的適應性都得到了長足發展，但是，由于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起步較慢，目前還有許多與市場經濟發展不相適應的地方。因此，研究WTO規則與我國行政審判的問題還是很有必要的，筆者僅作初步的探討。

一、WTO規則概述

世界貿易組織（WTO）是處理國家之間貿易規則的唯一國際機構。其中心是由世界貿易國家談成并簽署的世界貿易組織的協議。這些文件為國際商務提供了法律規則。在WTO規則將紀律施加給各國的政策時，那只是在WTO成員中談判達成的成果。規則是成員根據它們談成的一致同意的程序自己執行的。有時，執行包括貿易制裁威脅。但是，制裁是由成員國家施加的，而不是該WTO施加的。WTO協議適用貨物、服務貿易和知識產權三大領域。世界貿易組織協議或者說法律規則主要有以下六個方面：

（一）非歧視待遇規則。世界貿易體制規定了沒有歧視原則。就是說，一個國家不能在其貿易伙伴之間制造歧視。貿易伙伴應一律平等，都有最惠國待遇；不能在其自己和外國產品、服務或國民之間制造歧視（它們都享有國民待遇）。所謂最惠國待遇，是指某個國家每次降低貿易壁壘或開放市場，它這樣做必須是針對來自其所有貿易伙伴的相同的貨物或服務，而不論它們是窮或富，是弱或強。所謂國民待遇，是指對外國人和本國國民平等待遇。對進口產品和當地生產的產品應當平等對待。國民待遇原則，在WTO三個主要協定（關貿總協定第3條，服務貿易總協定第17條和與貿易相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第3條）中都作了規定。

（二）貿易自由化規則。主是是降低貿易壁壘。有關的壁壘包括關稅和諸如禁止進口措施或選擇性數量限制的配額。經常遇到的諸如拖拉的公事程序和匯率政策等其它問題。世界貿易組織協定和協議，允許各國通過“逐步自由化”逐漸進行改革。發展中國家通常可以獲準用更長時間履行自己的義務。

（三）貿易公平化規則。主要是促進公平競爭。通過反傾銷（傾銷是指為了獲得市場份額以低成本出口）、反補貼等制度，使產品的銷售價格和生產成本相適應，符合價值規律和市場經濟規律，消除人為不合理因素，達到買賣公平的目的。

（四）政策、法律、法規透明度規則。世界貿易組織總的準則規定，要求各國政府使貿易政策有透明度，把它們實行的法律、法律、規章和采取的措施通知世界貿易組織，秘書處將這些國家的貿易政策寫成常規報告，以便其他成員理解、掌握和評判。

（五）法律規則一攬子接受規則。世界貿易組織的程序強調法律規則，而且使貿易制度更加安全和有預見性。由于WTO的協議是由貿易國家共同起草和簽署的，所以，除極少數特別協議外，加入WTO，就意味著接受WTO的整個規則，不允許選擇性批準其中一部分協議，也不允許對協議中的某些條款或某個條款予以保留。在爭端解決的問題上，這個規則尤為顯得重要。

（六）促進發展規則。世界貿易體制的原則規定，該貿易體制應當對欠發達國家更有利：允許它們有更長時間進行調整，有更大的靈活性和特別優惠。我國就是堅持以發展中國家的地位加入世貿組織的，因此，我國“入世”后有許多好處。如可以享受所有締約方（個別宣布互不適用的締約方暫時除外）的穩定的、無條件的多邊最惠國待遇；可以享受關貿總協定八輪多邊貿易談判的成果，包括工業產品減讓、農產品減讓、服務貿易減讓；可以享受關貿總協定給予發展中國家的差別的、更加優惠的待遇，等等。

以上這些WTO規則，我國“入世”后對規則的有關內容都作了具體的承諾，因此，對于行政審判領域來說，盡快熟悉規則，適應形勢需要，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十分迫切的。

二、熟悉WTO解決紛爭機制，透視我國現行行政審判制度環境

到目前為止，除了國際貨幣金融組織（包括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會）之外，世界貿易組織是最具影響力的國際經濟組織。WTO規則可以視為具有國際法律效力的世界法典。它明確地設立了帶有強制性的兩種機制：一是屬政府性質的貿易政策審議機制。其要求WTO成員將有關貿易的法律、法規、規章和政策措施，必須定期接受其它成員的審議和評價。二是屬司法性質的爭端解決機制（DSB）。該機制實質是一個“國際經濟法庭”。WTO成員間一旦發生經濟貿易糾紛，可以通過本國政府上告到WTO，WTO將通過隨機抽取的專家組作出裁決，如果不服裁決結果，可以上訴，但兩次裁決就是終局裁決，敗訴方必須執行。如果拒絕執行和改正，所有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將共同對其實行制裁和貿易報復，同時，受到影響的WTO成員，可以申請WTO授權，不再履行上述敗訴方成員的義務。

可見，如果我們熟悉上述兩種帶強制性的機制，就會清楚地看到：我國入世就必須嚴格地履行WTO規則的義務，同時，又要善于利用WTO規則進行自我保護。由于商場如戰場，這就意味著我國古代戰略思想的“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問題。那么，我國目前行政審判制度環境存在哪些缺陷呢？筆者認為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一）地方和部門保護主義思想嚴重。世界貿易組織倡導非歧視待遇原則，其基本精神是追求平等，主要表現是最惠國待遇和國民待遇。然而我國一些地方和部門為了保護本地區、本部門的利益，采取行政干擾司法裁判的手段，造成裁判不公。這不但對本國的當事人是這樣，甚至對一方是外國的當事人也是這樣。如果是后者的話，境外當事人根本可以選擇不到中國來打官司，甚至通過其所在國的政府將糾紛直接提交到世界貿易組織的爭端解決機制予以處理。如果這樣的話，勢必影響中國司法的形象，影響中國在國際的信譽。

（二）非關稅壁壘問題解決不好。非關稅壁壘是指專門事項和拖拉的公事程序等。主要表現在許多協議處理擾亂貿易的各種技術、官僚政治或法律問題。目前，我國還有相當部分的地方行政審批手續拖拖拉拉，程序紛繁復雜，有的與WTO法律規則不相適應的政策、法律、法規條文還沒有徹底廢除，一旦引起涉及WTO規則的行政官司，勢必使得行政審判處于無所適從，辦案效率不高。

（三）司法透明度不夠。發達國家認為中國的經濟貿易制度與關貿總協定還存在很大差距，具體地說：中國的外貿政策制度和實施在全國范圍內缺乏統一性；外貿體制的管理中有不少內部行政規定，缺乏透明度；進出口貿易措施隨意性大，缺乏合理性和可預見性。WTO透明度原則的具體要求是：成員方在互惠的基礎上迅速公布現行有效的有關貿易的政策、法律、法規等；成員方采取的統一辦法提高進口貨物關稅或其他費用征收的方式以及限制或禁止普遍適用的措施，非經公布不得加以實施；成員方應以統一、公正和合理的方式實施所有應予公布的法律、法規等。此外，WTO透明度原則，不但要求體現在公開開庭的審理上，更要求體現在司法審判的全過程。

目前，我國的行政審判在公開開庭方面是普遍做到了的，但是行政審判的判決書還沒有實施向社會公開化的程度，更比不上發達國家對任何一個案件都可以極其方便地查閱判決書的做法。很顯然，公開原則落

實不了，就會使行政訴訟缺乏強有力的法律依據。

（四）司法審查制度有待逐步完善。我國加入WTO議定書中對司法審查方面作出承諾：我國應設立、指定或者保持審議庭、聯絡點和程序，以便對涉及有關貿易和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法規、司法判決和行政裁定的各項行政行為及時進行審查。審議庭應當公正、獨立于有行政權的機構，且對案件的結果沒有實際利益。審議程序應當包括給予受到審議的任何行為影響的個人和企業上訴機會，且上訴不應受到懲罰。如果最初的上訴是向行政機關提出的，則在任何情況下都應提供選擇向司法上訴的機會。對于上訴作出的裁決應當通知上訴人，且應以書面形式提供作出該決定的理由。任何進一步上訴的權利也應告知上訴人。就我國目前情況看，履行司法審查的原則有兩個途徑：一是行政機關通過行政復議等方式實行的內部監督；二是法院對涉及貿易投資等行政案件的審理。這兩個途徑已能滿足對行政行為進行司法審查的基本需要，但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還有待進一步拓寬。我國1999年4月頒布的《行政復議法》，對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產生了較大的影響，行政訴訟的權利保護范圍得到逐步擴大：從法律行為擴大到事實行為，從單方行為擴大到雙方行為，從治安管理處罰條例中的受害人提起訴訟擴大到所有的受害人，可訴性行政行為從涉及人身權和財產權的行政行為擴大到除政治權以外的所有其他權益的行政行為。但是，行政復議法關于抽象行政行為的受案范圍只是允許申請人對規章以下的規范性文件，也就是人們常說的“紅頭文件”提出審查申請。可見，我國的行政訴訟制度還沒有對抽象行政行為提供足以符合WTO規則要求的審查范圍，即目前還有相當部分的抽象行政行為不屬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這是我國立法缺陷的一個表現。

另一個立法缺陷表現是行政機關“自己擔當自己的法官”，缺乏程序正義。我國以往法律規定由行政機關最終裁決的具體行政行為，不屬人民法院受案的范圍。這種由行政機關控制終局裁決權的條款主要有三類：一是知識產權領域。如《商標法》和《專利法》，分別賦予商標評審委員會和專利復審委員會的部分終局裁決權。二是出入境管理法。當事人對公安機關的處罰不服，可以向上一級公安機關申請復議，也可以向法院起訴。但是，一經選擇復議途徑，復議的決定就是終局決定，不能向法院起訴。三是自然資源確權領域。省級政府等行政機構執掌最終裁決權。

以上這三類由行政機關擁有終局裁決權，這與WTO的司法審查原則是相違背的，也是與司法審查獨立性不相符的。因此，通過立法全部收回行政機關的終局裁決權，一攬子由具有中立、公正的機構——人民法院唯一擁有作出最終裁決權，這是最明智和最佳的選擇。但值得可喜的是，我國在“入世”前的2000年8月修改后的《專利法》和2001年10月修改后的《商標法》，都分別取消了專利復審委員會和商標評審委員會的終局裁決權，使涉及專利和商標的案件都能向法院起訴，獲得司法救濟的機會。

三、適應WTO規則需要，加快行政審判制度改革的步伐

WTO規則是建立在法律基礎上的貿易體系，它為國際貿易提供了基本的法律規則，以約束世界貿易組織各成員將其貿易政策限制在協定范圍之內，然后通過國內法來間接影響自然人、企業或組織。即WTO協議不具有國內法的地位，而只能通過轉化為國內法適用。很明顯，我國對WTO所作的承諾在我國也不具有國內法的地位，也只能在本國內轉化適用。無論是對WTO規則的轉化，還是對我國在WTO所作的承諾轉化，務必做到兩個“確保”：一是確保轉化為國內法的全國統一遵守；二是確保我國加入WTO所應當享有的權利的實現和應盡的義務的履行。我國入世前后，針對WTO規則的要求和我國在WTO所作的承諾，對法律、法規、規章的“立、改、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顯著成效。制訂了《個人獨資企業法》，修訂了《公司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外資企業法》、《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等等。一大批法規、規章也得到從上而下的清理和廢止。

我國入世后，行政審判面臨的一個新任務是履行我國加入WTO議定書關于司法審查的承諾。因此，將

這一承諾轉化為國內法適用是一個迫切解決的問題。對于起訴到法院涉及WTO規則的司法審查案件，法院要認真審查其主體資格和起訴條件，充分保護當事人的訴權。在審理的過程中，既要注意保護我國的經濟利益，又要嚴格遵守WTO法的的基本原則，從我國實施WTO法的國內立法和司法解釋中去尋找解決途徑，妥善審理案件。此外，還要注意WTO透明度原則，絕不能搞“暗箱”操作；要注意做到司法公正和辦案優質高效；要從體制上盡快改變法院的法官由地方任免和法院的經費由地方財政撥給的制約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的現狀，摒棄地方和部門保護主義，實施法律的統一性。

總之，我國的行政審判制度必須緊緊圍繞WTO規則，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按照公正、高效、透明、民主的改革方向，盡快建立起一套適合WTO規則的行政審判制度，營造良好的法制環境，充分發揮行政審判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應有作用。

附注：參考文獻

一、任泉編著《WTO知識全書》，2001年11月。

二、單長宗劉印深段思明主編，潘聲賢任特邀編委的《中國現代法學論叢與審判案例要覽》，2001年10月。

三、《人民司法》2002年第2期，唐德華撰寫的《入世后民商事審判初探》。

(作者單位：廣西貴港市平南縣人民法院)

第二篇：WTO對我國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影響

加入WTO對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影響

摘要 中國加入WTO后，各個方面都受到全球經濟的沖擊。其中，加入WTO更是給中國行政改革帶來了空前的挑戰與動力，WTO規則為中國行政改革提供了限制性的規范和階段性的目標模式，促進中國對政府的職能、政策法規、管理體制等進行全面改革。

關鍵詞 WTO 行政改革 挑戰 動力 目標模式 參考路徑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政府先后進行了數次以機構改革為主要內容的行政體制改革，其中進行大規模的行政機構改革8次。從這8次改革中可以看出，行政體制改革雖然也得到來自外部力量(擴大開放)的促進，但改革的主要動力是國內經濟體制改革以及由此引起的經濟、社會、文化的變遷推動著行政改革一步一步向前進，行政改革從經濟體制改革那里獲得了源源不斷的動能。這是我國行政體制改革能夠取得階段性成果的主要原因。

如果說“入世”前，行政改革受國內因素影響較大的話，那么“入世”后，行政改革將同時受到內外力量的共同作用。經濟全球化的推動力，一是跨(多)國公司，二是超國家經濟組織。這兩大主力將對中國的行政體制改革帶來直接或間接、積極或消極的影響。和1995年前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不同，世界貿易組織(WTO)作為一個規范的國際性貿易組織，其一系列游戲規則、協定對成員方具有更強的約束力，特別是對成員方的政府行為要求更嚴。一個成員國要享受WTO的權利并從中獲取巨大的經濟收益，就必須根據WTO的有關原則、協議和要求，對政府的職能、政策法規、管理體制等進行全面改革。

一、WTO的規則對中國的行政體制提出了挑戰

（一）、對政企關系提出的挑戰。

WTO關于政企分離的原則告訴我們，行政體制改革只有從根本上理順政企關系，才能確保國民經濟在全球性經濟競爭中贏得勝利。《1947年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和《關于解釋1994年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第17條的諒解》專門對WTO成員方的國營貿易企業的經營活動作了法律認定，其中一個重要原則就是，為本國國有企業和其他成員國企業提供平等的競爭機會。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企業與地方政府具有十分密切的血緣關系，“政企分開”的目標始終不能實現，這嚴重地阻礙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目前，政企不分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國有企業分布廣泛，政府資產大范圍地占據著各類經營性行業，甚至還有壟斷的現象；二是企業的投資、經營、分配和人事安排等諸多內部事務仍受到地方政府較大程度的指揮和干預。中國加入WTO后，依照WTO的規則，政府與國有企業之間的傳統的聯系紐帶將逐漸被切斷，職能部門不僅要平等地對待本國和非本國的企業．而且在國有和非國有企業之間也必須找到一個平衡點；傳統的干部任免體制也將被打破，企業經理必須從企業行政干部體系中剝離出來．政府只應以出資人身份行使監督權，其他一切權力轉交給企業。

（二）、對政府經濟職能提出的挑戰。

WTO關于非歧視的原則，提示行政改革只有合理界定政府的經濟職能，才能提升政府的良性能力，政府作為公共行政機構，不能參與WTO[1CJ經濟競爭活動，政府對本國的國有企業、非國有企業和外來企業同等對待，不能偏袒任何一方。WTO的要求和市場競爭的壓力使政府不得不加大行政體制改革力度。合理界定政府的經濟職能。具體說來，入世后政府職能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一是服務，為企業創造良好的經濟運行環境，為人民群眾創造優越的生活環境，提高廣大人民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水平；二是法治，要嚴格、嚴密立法，保證各項管理活動，包括宏觀調控活動，都有法可依，杜絕政府不良行為的發生；三是調控，要從以往的直接調控轉變為間接調控的管理模式，運用匯率、稅率、利率等經濟杠桿，通過宏觀經濟政策維護經濟的穩定與增長；四是保護，就是要在保持民族工業的基礎上，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民營經濟。

（三）、對政府運作程序提出的挑戰。WTO的透明度原則貫穿于各項法律條文中，它提示我們行政體制改革只有加大政務公開力度，才能提高政府依法行政的水平。WTO要求各成員方應在第一時間告知各其他成員國它的政策的改變、實施細則，各成員國簽訂的影響國際貿易現行規則的條約、協定等。防止各成員國間的不公平交易。我國政府在入世談判中曾經承諾中國以后所有的涉外經濟法規必須透明，凡是不公布的，就不能執行，只能執行公布了的，“黑箱操作”的內部文件不能再搞了。但就我國的現實來看，在我國的法律制度中，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公布方面都還未形成一套合理、有效的程序性規則；在政策法規的決策方面，我國大多數地方政府不僅決策的程序及相關資料都不公開，而且常常連決策的結果都不公開，許多所渭“內部文件”、“內部材料”實際上都是公眾應當知曉和掌握的信息。顯然，我國政府的“透明”程度還遠遠來達到世貿組織的要求，因而，加入WTO后，世貿組織必然會對我國的政府運作過程中的透明度問題提出要求。

（四）、對政府部門本身和公務員素質提出的挑戰。

適應市場經濟體制和加入WTO的需要，政府應當是 “廉潔、勤政、務實、高效”的政府，政府應當有一批高素質、高水準的公務員隊伍。但從目前的情況看，我國地方政府部門和公務員隊伍，其思想觀念、知識結構以及決策管理能力、依法行政能力、開拓創新能力等在很大程度上無法適應入世的要求。一是我們的政府部門和公務員還沒有真正樹立起為社會、為企業、為公眾服務的思想。現在的部門每每強調“加強管理”，實際上部是在加強對老百姓的管理．對企業的管理。我們出臺的各項法規也很少設計對部門權力的控制。二是政府部門還沒有很好地解決權力與利益的關系問題。政府部門通過法律走私進行“設租”、通過執法行為進行“尋租”的情況仍不同程度的存在。三是我們的政府公務員的知識結構和業務水準還遠遠不能適應入世后的客觀形勢的要求。面對WTO的迫近，政府及其公務員的決策管理、開拓創新和依法行政等方面的能力都很難適應發展的要求。

二、加入WTO為中國的行政體制改革提供了動力

加入WTO，中國正式成為世貿組織的一員，中國取得了與其他世貿組織成員平等的貿易權益，中國在更深的程度上融入了全球經濟一體化之中，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中由于各國的起點不同，自然會導致弱者更弱，強者更強的現象。中國加入了WTO面臨著世界上發達國家的競爭，一方面中國與其他WTO成員擁有了平等的權利，擁有了相對平等的競爭平臺，但另一方面中國的市場經濟起步較晚與WTO發達國家成員具有較大的差距，中國政府只有借助這次加入世貿組織獲得了平等權益的契機迎頭趕超，才能在全球化競爭中獲得一席之地。

要在全球競爭中迎頭趕超，必須更多的吸引外資外商的進入，而外資外商的進入主要看你投資環境的優劣，而投資環境的優劣很大程度上又是與政府的行為密切相關的，可以說一個國家和地區的投資環境都是由政府主導營造的。試想在一個連開一家餐館就得花幾個月時間跑無數個部門，敲上百顆公章的投資環境下，有選擇自由的，追逐最大利益的外資與外商怎么會光顧呢？中國政府要想在全球經濟競爭中贏得相對的優勢地位必須下大力氣改善投資環境，而改善投資環境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就是改善政府行為，進行行政改革。

三、加入WTO為中國的行政改革提供了目標模式與參照路徑。

（一）、加入WTO為中國行政改革職能的轉變提供了目標模式，為機構改革提供了參照的路徑。

我們在行政改革中提出職能轉變已經許多年了，但職能的轉變仍然不理想，這其中在92年前是我們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不是太明確導致我們的政府職能的轉變方向不明確，而在92年后我們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按說我們的政府職能轉變有了明確的方向，但是由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前無古人的事業，到底這樣的一種市場經濟體制對于政府職能提出什么樣的要求我們無法獲知也無從參照，只有在改革中試錯。當前中國行政體系處于社會轉型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構建過程中，當前中國沒有成熟的市民社會，沒有政治行政相對二分的過程，行政體系在當前社會中的角色極難定位，相應職能也會模糊不清，我們當前的改革中就遇到了這樣的問題，依職能定機構，誰定職能？誰能合理界定職能？如果是法定職能，法定職能能做到嗎？那么這種界定合理嗎？其結果將是對行政效率、行政責任、行政目標的貢獻還是阻礙？現實的改革狀況是行政機構自定職能、機構和編制，由于行政機構和人員的自然的經濟人傾向，這種對職能界定的合理性程度可想而知。

但中國加入了WTO表明我們在強調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同時，我們也認同在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方面具有全球趨同性。在這樣的前提下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普遍性表明在市場經濟中政府的職能具有某種程度的相似性和趨同性，我們當然可以借鑒其他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在建設發展市場經濟中政府職能方面的制度建設和一些改革措施了。WTO提供的一整套關于成熟市場經濟下政府如何行為的規則為中國政府的行政改革轉變職能提供了參照的目標模式，政府的職能轉變就應該向WTO規則給定的目標模式轉變。

中國加入WTO可以借鑒其他國家加入WTO后在政府改革方面的成功的經驗，吸取其他國家在應對WTO挑戰進行變革中的教訓，加入WTO其實是為中國提供了一個學習和借鑒的平臺，并且這個學習和借鑒的平臺沒有絲毫的理論的障礙，也很少有保守派的詰難，這個過程有現成的經驗和教訓，其中很多發展中國家加入WTO后的政府的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對于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似性的中國具有極大的參照作用，這樣就相當于為政府的機構改革提供了參照的路徑，為政府職能的轉變指引了一條低成本的階段性變革之路。中國政府要好好利用這一契機，正如朱總理在2002年3月5日政府工作報告中所說的，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徹底擺脫傳統計劃經濟的羈絆，切實把政府職能轉到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上來。只有政府的職能定位明確了，機構改革才有依據，入世為機構改革也提供了現成的參照，WTO其他成員國為遵循WTO規則而進行的機構改革的經驗可資借鑒，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的行政機構的設置，尤其是肩負對經濟活動進行監管責任的機構的設置可以為我國政府機構時參考和學習。

（二）、加入WTO為行政程序的再造提供了指導。

目前中國實際行政實踐中，許多行政程序不透明不公開，存在著嚴重的暗箱操作嫌疑，并且許多行政程序不合理，過于繁雜。比如有的行政執法監管部門利用行政相對人對行政程序的無知，故意刁難以索取好處；故意放縱行政相對人違法違規以擴大罰款的來源；還有的主管部門經常搞什么評比檢查攤派等注定由行政相對人（企業或個人）來買單的活動，為企業的正常的經營活動制造麻煩添加成本。正是因為這些過于繁雜存在暗箱操作嫌疑的行政程序的存在才使得行賄受賄的權力尋租現象普遍出現，才是惡化或者制約投資環境的真正元兇。根據WTO的透明度原則，政府的行政程序必須是公之于眾的，并不得任意變更的，更不能因個別領導人的好惡而隨意解釋。WTO規則為成員國行政程序的設立制定了明確的規范，比如關于進出口許可程序，WTO協議明確規定了成員國對于有關進出口的行政管制的程序，從管制的貨物的清單的公布到變更清單的通知形式和時限，再到發放有效期的規定等都有明確的標準。再如關于司法審查的程序性規定，WTO也給出了明確的程序性規范，各成員國必須遵守。

加入WTO對中國的行政流程的再造提供了契機，為行政程序的合理化規范化提供了階段性標準。在今后的改革中政府應該或者說必須按照WTO規則對成員國行政程序的要求和標準進行改革。首先，要使行政程序公開透明為公眾所知，堅決打破暗箱操作的處境；其次，要簡化行政程序，使行政程序保持簡便高效；再次，必須依照WTO的有關行政程序的規范對現行的不合理的行政程序進行改造，大力精簡行政審批，對于不得不審批要嚴格規范。

（三）、加入WTO為行政分權的規范化提供了壓力和規范。

WTO規則有一條基本的原則就是自由貿易與統一實施原則，要求國家的貿易制度在全國范圍內統一實施。在我國目前國家的貿易制度及其他各項制度與政策在全國各地都是各有特色，五花八門，更嚴重的是地方保護主義和土政策盛行，現實中還存在著地方政府為保護本地企業利益而以行政命令抵制外來商品甚或攤派本地企業的產品給公務員做工資，這些情況都表明在我國，存在嚴重的行政權力的劃分的不規范現象，使那些本來不應由地方政府行使的權力卻由其違規行使了，地方政府違規行使權力破壞了國家法制的統一，與WTO規則相悖，必須進行變革。如何變革，WTO規則也給出了有關的規范，例如：在對有關“非關稅措施”的規定中規定：“進出口禁止和限制以及影響進出口的許可程序要求只能由國家主管機關或由國家主管機關授權的地方各級主管機關實行和執行。不得實施或執行不屬國家主管機關或由國家主管機關授權的地方各級主管機關實行的措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議定書》總則第七條第四款）在貿易制度的實施有關方面規定：中國應以統一、公正、合理的方式適用和實施中央政府有關或影響貨物貿易、服務貿易、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或外匯管制的所有法律、法規及其他措施以及地方各級政府發布或適用的地方性法規、規章及其他措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議定書》總則第二條第二款）中國地方各級政府的地方性法規、規章及其他措施應符合在《WTO協定》和本議定書所承擔的義務。（《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議定書》總則第二條第三款）中國行政改革中的行政程序的改革就有了規范的指導。

另外，WTO規則為中國行政分權提供壓力和規范的重要一點是要求對政府的行政行為，不僅僅是現行法律規定可訴的具體行政行為而且包括相關的抽象行政行為，進行嚴格的獨立的司法審查，要求給于行政相對人以更多的司法救濟的機會，其實就是嚴格限制行政機關的權力，使國家行政權在國家行政部門和司法部門間重新調整。并且還有一點規定：中國應建立一種機制，使個人和企業可據以提請國家主管機關注意貿易制度未統一適用的情況。這些規定都為中國限制行政權力，進行行政分權提供了規范。

（四）、加入WTO為行政主體的重塑提供了壓力和范例。

加入WTO，中國真正融入世界經濟，真正進入人才、資本、技術全球流通之中，大量的外資與外商進入中國。來自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外商到中國來投資或貿易必然還會以在發達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標準來期望政府的行為和國家公務員的服務，如果我們的公務員的服務不令人滿意，同時由公務員來執行的政府的行為又脫離規范，違背WTO的有關協議，輕則被訴，遭懲罰受制裁，重則人才、資本、技術外逃，國家在全球化的過程中越來越窮，毫無希望。

政府在現代經濟中的作用的發揮歸根到底還是要通過國家公務員的具體的服務體現出來，這種服務水平的高低就取決于國家公務員素質的高低。而我們國家公務員的整體素質與發達國家公務員相比還不夠高，我們的國家公務員目前的服務意識和服務的水平的確是不容樂觀，現代行政的理念還沒有完全樹立起來，還有相當數量的國家公務員不具備現代行政管理的基本知識和市場經濟的相關知識，實際中公務員的行政行為有人格化的傾向和非規范化的特點。加入WTO為提高國家公務員的素質提出了緊迫的要求，要求國家公務員加緊學習，學習有關市場經濟的知識，學習現代公共管理的相關知識，學習WTO有關規則，樹立為公眾服務為納稅人服務的意識，樹立廉政高效意識，樹立對公眾負責的責任意識，提高對公眾意見的回應能力和效率，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注重個人修養，規范個人行為培養公信力。我們的公務員應該向WTO發達的成員國的公務員學習，學習人家對公眾服務的方式、程序和效率，因為我們的公務員也面臨社會公眾這樣的期望。

加入WTO給中國政府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也給中國政府帶來了千載難逢的機遇，為中國的行政改革提供了空前的動力，并為中國行政改革階段性的目標選擇和改革路徑的選擇提供了成功的范例與規范。參考文獻

[1]趙景愛.加入WTO對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影響[J].山西政報,2001(21):25 [2]郭紅杰,李鵬.入世與中國行政體制改革[J].行政與法,2003(02)[3]張茅.在加入WTO與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研討會上的講話[J].中國行政管理，2001（12）[4]汪慧.加入WTO對我國行政管理的影響及對策分析[J].廣東青年干部學院學報，2000（04）

第三篇：WTO對我國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影響

加入WTO對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影響 摘要 中國加入WTO后，各個方面都受到全球經濟的沖擊。其中，加入WTO更是給中國行政改革帶來了空前的挑戰與動力，WTO規則為中國行政改革提供了限制性的規范和階段性的目標模式，促進中國對政府的職能、政策法規、管理體制等進行全面改革。關鍵詞WTO 行政改革挑戰 動力 目標模式 參考路徑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政府先后進行了數次以機構改革為主要內容的行政體制改革，其中進行大規模的行政機構改革8次。從這8次改革中可以看出，行政體制改革雖然也得到來自外部力量(擴大開放)的促進，但改革的主要動力是國內經濟體制改革以及由此引起的經濟、社會、文化的變遷推動著行政改革一步一步向前進，行政改革從經濟體制改革那里獲得了源源不斷的動能。這是我國行政體制改革能夠取得階段性成果的主要原因。

如果說“入世”前，行政改革受國內因素影響較大的話，那么“入世”后，行政改革將同時受到內外力量的共同作用。經濟全球化的推動力，一是跨(多)國公司，二是超國家經濟組織。這兩大主力將對中國的行政體制改革帶來直接或間接、積極或消極的影響。和1995年前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不同，世界貿易組織(WTO)作為一個規范的國際性貿易組織，其一系列游戲規則、協定對成員方具有更強的約束力，特別是對成員方的政府行為要求更嚴。一個成員國要享受WTO的權利并從中獲取巨大的經濟收益，就必須根據WTO的有關原則、協議和要求，對政府的職能、政策法規、管理體制等進行全面改革。

一、WTO的規則對中國的行政體制提出了挑戰

（一）、對政企關系提出的挑戰。

WTO關于政企分離的原則告訴我們，行政體制改革只有從根本上理順政企關系，才能確保國民經濟在全球性經濟競爭中贏得勝利。《1947年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和《關于解釋1994年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第17條的諒解》專門對WTO成員方的國營貿易企業的經營活動作了法律認定，其中一個重要原則就是，為本國國有企業和其他成員國企業提供平等的競爭機會。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企業與地方政府具有十分密切的血緣關系，“政企分開”的目標始終不能實現，這嚴重地阻礙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目前，政企不分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國有企業分布廣泛，政府資產大范圍地占據著各類經營性行業，甚至還有壟斷的現象；二是企業的投資、經營、分配和人事安排等諸多內部事務仍受到地方政府較大程度的指揮和干預。中國加入WTO后，依照WTO的規則，政府與國有企業之間的傳統的聯系紐帶將逐漸被切斷，職能部門不僅要平等地對待本國和非本國的企業．而且在國有和非國有企業之間也必須找到一個平衡點；傳統的干部任免體制也將被打破，企業經理必須從企業行政干部體系中剝離出來．政府只應以出資人身份行使監督權，其他一切權力轉交給企業。

（二）、對政府經濟職能提出的挑戰。

WTO關于非歧視的原則，提示行政改革只有合理界定政府的經濟職能，才能提升政府的良性能力，政府作為公共行政機構，不能參與WTO[1CJ經濟競爭活動，政府對本國的國有企業、非國有企業和外來企業同等對待，不能偏袒任何一方。WTO的要求和市場競爭的壓力使政府不得不加大行政體制改革力度。合理界定政府的經濟職能。具體說來，入世后政府職能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一是服務，為企業創造良好的經濟運行環境，為人民群眾創造優越的生活環境，提高廣大人民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水平；二是法治，要嚴格、嚴密立法，保證各項管理活動，包括宏觀調控活動，都有法可依，杜絕政府不良行為的發生；三是調控，要從以往的直接調控轉變為間接調控的管理模式，運用匯率、稅率、利率等經濟杠桿，通過宏觀經濟政策維護經濟的穩定與增長；四是保護，就是要在保持民族工業的基礎上，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民營經濟。

（三）、對政府運作程序提出的挑戰。

WTO的透明度原則貫穿于各項法律條文中，它提示我們行政體制改革只有加大政務公開力度，才能提高政府依法行政的水平。WTO要求各成員方應在第一時間告知各其他成員國它的政策的改變、實施細則，各成員國簽訂的影響國際貿易現行規則的條約、協定等。防止各成員國間的不公平交易。我國政府在入世談判中曾經承諾中國以后所有的涉外經濟法規必須透明，凡是不公布的，就不能執行，只能執行公布了的，“黑箱操作”的內部文件不能再搞了。但就我國的現實來看，在我國的法律制度中，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公布方面都還未形成一套合理、有效的程序性規則；在政策法規的決策方面，我國大多數地方政府不僅決策的程序及相關資料都不公開，而且常常連決策的結果都不公開，許多所渭“內部文件”、“內部材料”實際上都是公眾應當知曉和掌握的信息。顯然，我國政府的“透明”程度還遠遠來達到世貿組織的要求，因而，加入WTO后，世貿組織必然會對我國的政府運作過程中的透明度問題提出要求。

（四）、對政府部門本身和公務員素質提出的挑戰。

適應市場經濟體制和加入WTO的需要，政府應當是 “廉潔、勤政、務實、高效”的政府，政府應當有一批高素質、高水準的公務員隊伍。但從目前的情況看，我國地方政府部門和公務員隊伍，其思想觀念、知識結構以及決策管理能力、依法行政能力、開拓創新能力等在很大程度上無法適應入世的要求。一是我們的政府部門和公務員還沒有真正樹立起為社會、為企業、為公眾服務的思想。現在的部門每每強調“加強管理”，實際上部是在加強對老百姓的管理．對企業的管理。我們出臺的各項法規也很少設計對部門權力的控制。二是政府部門還沒有很好地解決權力與利益的關系問題。政府部門通過法律走私進行“設租”、通過執法行為進行“尋租”的情況仍不同程度的存在。三是我們的政府公務員的知識結構和業務水準還遠遠不能適應入世后的客觀形勢的要求。面對WTO的迫近，政府及其公務員的決策管理、開拓創新和依法行政等方面的能力都很難適應發展的要求。

二、加入WTO為中國的行政體制改革提供了動力

加入WTO，中國正式成為世貿組織的一員，中國取得了與其他世貿組織成員平等的貿易權益，中國在更深的程度上融入了全球經濟一體化之中，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中由于各國的起點不同，自然會導致弱者更弱，強者更強的現象。中國加入了WTO面臨著世界上發達國家的競爭，一方面中國與其他WTO成員擁有了平等的權利，擁有了相對平等的競爭平臺，但另一方面中國的市場經濟起步較晚與WTO發達國家成員具有較大的差距，中國政府只有借助這次加入世貿組織獲得了平等權益的契機迎頭趕超，才能在全球化競爭中獲得一席之地。

要在全球競爭中迎頭趕超，必須更多的吸引外資外商的進入，而外資外商的進入主要看你投資環境的優劣，而投資環境的優劣很大程度上又是與政府的行為密切相關的，可以說一個國家和地區的投資環境都是由政府主導營造的。試想在一個連開一家餐館就得花幾個月時間跑無數個部門，敲上百顆公章的投資環境下，有選擇自由的，追逐最大利益的外資與外商怎么會光顧呢？中國政府要想在全球經濟競爭中贏得相對的優勢地位必須下大力氣改善投資環境，而改善投資環境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就是改善政府行為，進行行政改革。

三、加入WTO為中國的行政改革提供了目標模式與參照路徑。

（一）、加入WTO為中國行政改革職能的轉變提供了目標模式，為機構改革提供了參照的路徑。

我們在行政改革中提出職能轉變已經許多年了，但職能的轉變仍然不理想，這其中在92年前是我們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不是太明確導致我們的政府職能的轉變方向不明確，而在92年后我們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按說我們的政府職能轉變有了明確的方向，但是由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前無古人的事業，到底這樣的一種市場經濟體制對于政府職能提出什么樣的要求我們無法獲知也無從參照，只有在改革中試錯。當前中國行政體系處于社會轉型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市場

經濟的構建過程中，當前中國沒有成熟的市民社會，沒有政治行政相對二分的過程，行政體系在當前社會中的角色極難定位，相應職能也會模糊不清，我們當前的改革中就遇到了這樣的問題，依職能定機構，誰定職能？誰能合理界定職能？如果是法定職能，法定職能能做到嗎？那么這種界定合理嗎？其結果將是對行政效率、行政責任、行政目標的貢獻還是阻礙？現實的改革狀況是行政機構自定職能、機構和編制，由于行政機構和人員的自然的經濟人傾向，這種對職能界定的合理性程度可想而知。

但中國加入了WTO表明我們在強調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同時，我們也認同在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方面具有全球趨同性。在這樣的前提下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普遍性表明在市場經濟中政府的職能具有某種程度的相似性和趨同性，我們當然可以借鑒其他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在建設發展市場經濟中政府職能方面的制度建設和一些改革措施了。WTO提供的一整套關于成熟市場經濟下政府如何行為的規則為中國政府的行政改革轉變職能提供了參照的目標模式，政府的職能轉變就應該向WTO規則給定的目標模式轉變。

中國加入WTO可以借鑒其他國家加入WTO后在政府改革方面的成功的經驗，吸取其他國家在應對WTO挑戰進行變革中的教訓，加入WTO其實是為中國提供了一個學習和借鑒的平臺，并且這個學習和借鑒的平臺沒有絲毫的理論的障礙，也很少有保守派的詰難，這個過程有現成的經驗和教訓，其中很多發展中國家加入WTO后的政府的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對于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似性的中國具有極大的參照作用，這樣就相當于為政府的機構改革提供了參照的路徑，為政府職能的轉變指引了一條低成本的階段性變革之路。中國政府要好好利用這一契機，正如朱總理在2002年3月5日政府工作報告中所說的，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徹底擺脫傳統計劃經濟的羈絆，切實把政府職能轉到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上來。只有政府的職能定位明確了，機構改革才有依據，入世為機構改革也提供了現成的參照，WTO其他成員國為遵循WTO規則而進行的機構改革的經驗可資借鑒，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的行政機構的設置，尤其是肩負對經濟活動進行監管責任的機構的設置可以為我國政府機構時參考和學習。

（二）、加入WTO為行政程序的再造提供了指導。

目前中國實際行政實踐中，許多行政程序不透明不公開，存在著嚴重的暗箱操作嫌疑，并且許多行政程序不合理，過于繁雜。比如有的行政執法監管部門利用行政相對人對行政程序的無知，故意刁難以索取好處；故意放縱行政相對人違法違規以擴大罰款的來源；還有的主管部門經常搞什么評比檢查攤派等注定由行政相對人（企業或個人）來買單的活動，為企業的正常的經營活動制造麻煩添加成本。正是因為這些過于繁雜存在暗箱操作嫌疑的行政程序的存在才使得行賄受賄的權力尋租現象普遍出現，才是惡化或者制約投資環境的真正元兇。根據WTO的透明度原則，政府的行政程序必須是公之于眾的，并不得任意變更的，更不能因個別領導人的好惡而隨意解釋。WTO規則為成員國行政程序的設立制定了明確的規范，比如關于進出口許可程序，WTO協議明確規定了成員國對于有關進出口的行政管制的程序，從管制的貨物的清單的公布到變更清單的通知形式和時限，再到發放有效期的規定等都有明確的標準。再如關于司法審查的程序性規定，WTO也給出了明確的程序性規范，各成員國必須遵守。

加入WTO對中國的行政流程的再造提供了契機，為行政程序的合理化規范化提供了階段性標準。在今后的改革中政府應該或者說必須按照WTO規則對成員國行政程序的要求和標準進行改革。首先，要使行政程序公開透明為公眾所知，堅決打破暗箱操作的處境；其次，要簡化行政程序，使行政程序保持簡便高效；再次，必須依照WTO的有關行政程序的規范對現行的不合理的行政程序進行改造，大力精簡行政審批，對于不得不審批要嚴格規范。

（三）、加入WTO為行政分權的規范化提供了壓力和規范。

WTO規則有一條基本的原則就是自由貿易與統一實施原則，要求國家的貿易制度在全國

范圍內統一實施。在我國目前國家的貿易制度及其他各項制度與政策在全國各地都是各有特色，五花八門，更嚴重的是地方保護主義和土政策盛行，現實中還存在著地方政府為保護本地企業利益而以行政命令抵制外來商品甚或攤派本地企業的產品給公務員做工資，這些情況都表明在我國，存在嚴重的行政權力的劃分的不規范現象，使那些本來不應由地方政府行使的權力卻由其違規行使了，地方政府違規行使權力破壞了國家法制的統一，與WTO規則相悖，必須進行變革。如何變革，WTO規則也給出了有關的規范，例如：在對有關“非關稅措施”的規定中規定：“進出口禁止和限制以及影響進出口的許可程序要求只能由國家主管機關或由國家主管機關授權的地方各級主管機關實行和執行。不得實施或執行不屬國家主管機關或由國家主管機關授權的地方各級主管機關實行的措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議定書》總則第七條第四款）在貿易制度的實施有關方面規定：中國應以統一、公正、合理的方式適用和實施中央政府有關或影響貨物貿易、服務貿易、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或外匯管制的所有法律、法規及其他措施以及地方各級政府發布或適用的地方性法規、規章及其他措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議定書》總則第二條第二款）中國地方各級政府的地方性法規、規章及其他措施應符合在《WTO協定》和本議定書所承擔的義務。（《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議定書》總則第二條第三款）中國行政改革中的行政程序的改革就有了規范的指導。

另外，WTO規則為中國行政分權提供壓力和規范的重要一點是要求對政府的行政行為，不僅僅是現行法律規定可訴的具體行政行為而且包括相關的抽象行政行為，進行嚴格的獨立的司法審查，要求給于行政相對人以更多的司法救濟的機會，其實就是嚴格限制行政機關的權力，使國家行政權在國家行政部門和司法部門間重新調整。并且還有一點規定：中國應建立一種機制，使個人和企業可據以提請國家主管機關注意貿易制度未統一適用的情況。這些規定都為中國限制行政權力，進行行政分權提供了規范。

（四）、加入WTO為行政主體的重塑提供了壓力和范例。

加入WTO，中國真正融入世界經濟，真正進入人才、資本、技術全球流通之中，大量的外資與外商進入中國。來自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外商到中國來投資或貿易必然還會以在發達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標準來期望政府的行為和國家公務員的服務，如果我們的公務員的服務不令人滿意，同時由公務員來執行的政府的行為又脫離規范，違背WTO的有關協議，輕則被訴，遭懲罰受制裁，重則人才、資本、技術外逃，國家在全球化的過程中越來越窮，毫無希望。

政府在現代經濟中的作用的發揮歸根到底還是要通過國家公務員的具體的服務體現出來，這種服務水平的高低就取決于國家公務員素質的高低。而我們國家公務員的整體素質與發達國家公務員相比還不夠高，我們的國家公務員目前的服務意識和服務的水平的確是不容樂觀，現代行政的理念還沒有完全樹立起來，還有相當數量的國家公務員不具備現代行政管理的基本知識和市場經濟的相關知識，實際中公務員的行政行為有人格化的傾向和非規范化的特點。加入WTO為提高國家公務員的素質提出了緊迫的要求，要求國家公務員加緊學習，學習有關市場經濟的知識，學習現代公共管理的相關知識，學習WTO有關規則，樹立為公眾服務為納稅人服務的意識，樹立廉政高效意識，樹立對公眾負責的責任意識，提高對公眾意見的回應能力和效率，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注重個人修養，規范個人行為培養公信力。我們的公務員應該向WTO發達的成員國的公務員學習，學習人家對公眾服務的方式、程序和效率，因為我們的公務員也面臨社會公眾這樣的期望。

加入WTO給中國政府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也給中國政府帶來了千載難逢的機遇，為中國的行政改革提供了空前的動力，并為中國行政改革階段性的目標選擇和改革路徑的選擇提供了成功的范例與規范。

參考文獻

[1]趙景愛.加入WTO對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影響[J].山西政報,2001(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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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汪慧.加入WTO對我國行政管理的影響及對策分析[J].廣東青年干部學院學報，2000（04）

第四篇：行政審判案例

解朝霞訴青島市黃島區工商行政管理局

行政登記一案

[裁判摘要] 工商行政登記案件中，申請人提交了符合“提交材料規范”要求的全部材料且材料在內容、格式上符合規定，登記機關就應當受理并準予登記，至于材料內容實質上的真實性，應由申請人負責，法律并未要求登記機關必須行使實質審查的職責。

原告：解朝霞，女，1975年10月1日出生，漢族，籍貫山東省諸城市，現住山東省諸城市繁榮東路西下泊巷2號4號樓2-301。

委托代理人解雯，女，諸城平正法律服務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青島市黃島區工商行政管理局，住所地：青島市黃島區長江中路465號。

法定代表人周玉曉，男，局長。

委托代理人徐本寧，男，1970年3月20日出生，漢族，該局商標注冊局局長，住青島市黃島區文化路82號。

委托代理人王明芝，女，北京市盈科（青島）律師事務所律師。

原告解朝霞不服被告青島市黃島區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的將原告登記為喜洋洋國際食品（青島）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工商登記行為，于2014年12月10日向本院提起訴訟。

原告解朝霞訴稱：2011年5月18日，被告在原告不知情的情況下將原告姓名登記為喜洋洋國際食品（青島）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此登記行為錯誤。請求撤銷被告作出的錯誤工商登記行為；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被告青島市黃島區工商行政管理局辯稱：

1、喜洋洋國際食品（青島）有限公司設立登記時，申請人提交的材料齊全、符合法定形式，被告作出的登記行為證據確鑿、適用法律正確、程序合法，應當維持。

2、設立登記材料的真實性由申請人負責，被告僅負責形式審查，被告依申請登記，不存在審查過錯。

3、原告提供了身份證、照片等材料供登記使用，原告知道且同意被登記為喜洋洋公司法定代表人，其不知情理由不成立。

4、原告起訴已過三個月的起訴期限。綜上，應依法維持被告作出的工商登記。

青島市黃島區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2011年4月25日，申請人香港喜洋洋國際食品有限公司向被告遞交公司設立登記申請書，申請設立“喜洋洋國際食品（青島）有限公司”，并提交了委托代理人的證明、申請設立登記事項表、法定代表人登記表（該表記載法定代表人姓名為解朝霞，并附有原告照片、身份證復印件及簽字等），申請人還提交了相關政府部門審批文件、公司章程、企業名稱預先核準通知書、申請人的公司主體資格證明文件、經營場所證明等文件材料，其中一份“聘任書”記載：“經研究決定，聘任孫培仁為喜洋洋國際食品（青島）有限公司總經理。2011年4月26日。”并有“解朝霞”簽字字樣。被告經審查認為申請人的申請符合登記條件，遂于2011年

5月18日準予工商登記，并按申請人提交的“法律文件送達授權委托書”的授權，將相關法律文件送達給了孫培仁。

庭審中，原告稱孫培仁原系原告的姑夫，原告不知道自己的身份證復印件如何到了登記材料中、登記材料中“解朝霞”的字樣均非原告本人所寫、原告對被登記為法定代表人不知情。

另查明：2013年1月16日，丁啟波以喜洋洋國際食品（青島）有限公司和孫培仁為共同被告提起民事訴訟，該案經本院審理查明：2011年12月23日和2012年2月14日，喜洋洋國際食品（青島）有限公司分別向丁啟波借款300000元、80000元，上述借款喜洋洋國際食品（青島）有限公司均給丁啟波出具了借條，孫培仁在2011年12月23日的借條擔保人處簽字，在2012年2月14日的借條上簽字。上述款項至今未償還。故判決喜洋洋國際食品（青島）有限公司限期償還丁啟波借款本金380000元、利息10000元；孫培仁對上述款項承擔連帶清償責任。該判決生效后進入執行程序，2014年6月10日，本院執行人員對原告進行調查，調查筆錄中記載原告述稱：“這個公司我不知道情況，孫培仁是我姑夫，他用我的身份證給我辦了個法人，其實我什么事情不知道，我只是頂個名。”執行人員問：“孫培仁找你用身份證辦法人你知道不知道？”原告回答：“我知道。”本院遂對原告實施了拘留措施，后原告訴來本院。

青島市黃島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行政許可法》

第三十一條規定：“申請人申請行政許可，應當如實向行政機關提交有關材料和反映真實情況，并對其申請材料實質內容的真實性負責。”國務院《公司登記管理條例》第二條第二款規定：“申請辦理公司登記，申請人應當對申請文件、材料的真實性負責。”從上述規定可見，只要申請人提交了符合“提交材料規范”要求的全部材料且材料在內容、格式上符合規定，登記機關就應當受理并準予登記，至于材料內容實質上的真實性，應由申請人負責，法律并未要求登記機關必須行使實質審查的職責。本案中，申請人提交了包括原告的身份證復印件、照片等在內的全部申請材料，且申請材料在內容、格式上符合規定，被告依法已經盡到審慎審查的義務。原告庭審中稱不知道其身份證復印件如何到了申請材料中，與其在本院執行程序調查筆錄中所作陳述相互矛盾，因此對原告庭審中的陳述本院不予采信。原告作為具有完全行為能力的成年人，應對自己行為的法律后果有明確了解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既然原告明確知道將自己的身份證交付他人并辦理登記為企業法定代表人的事實，即應對自己的行為承擔法律責任。

綜上，被告作出的工商登記程序合法、符合法律規定，原告要求撤銷該工商登記依據事實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十六條第（四）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原告解朝霞要求撤銷被告青島市黃島區工商行政

管理局2011年5月18日作出的將原告登記為喜洋洋國際食品（青島）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工商登記行為的訴訟請求。

原告解朝霞不服一審判決，在法定期限內向青島市黃島區人民法院提起上訴，訴稱

一、上訴人與喜洋洋國際食品（青島）有限公司不存在任何關系。上訴人的姓名及身份證復印件是被不法之人冒用后才被錯誤登記為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上訴人在辦理登記過程中，未盡審查義務，依法應當撤銷。

二、（2014）黃執字第1334號執行案件的調查筆錄中所記載的內容與事實不符。2014年6月10日，為達到拘留上訴人的目的，執行法官要求上訴人在其早已準備好的筆錄上簽字，上訴人閱讀后發現該筆錄與事實嚴重不符，故拒絕簽字。該部門事實可以查看法院的執行錄象或監控錄象。原審法院對上訴人采取的拘留措施本已造成重大傷害，現又采用虛假筆錄駁回訴訟請求，是對上訴人的再次傷害。

三、喜洋洋國際食品（青島）有限公司的實際控制人是孫培仁，其已經在原審提交了書面證言，證實該公司的設立是孫培仁一人所為，上訴人并不知情，能證明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部分的工商登記是虛假的，應予撤銷。綜上，請二審法院依法撤銷原審判決，撤銷工商登記。

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審理查明：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查明的事實與一審相同

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香港喜洋洋國際食品有限公司向被上訴人申請公司設立登記時提交的材料符合國家工商總局《外商投資企業登記文書及規范要求》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第三十一條、國務院《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登記管理條例》第二條第二款、國家工商總局《企業登記程序規定》第三條規定，被上訴人應當依法受理并準予登記。上訴人對原審法院依法調取的原審法院（2013）黃民初字第1143號民事判決書、（2014）黃執字第1334號執行案件的調查筆錄和執行裁定書的異議不能成立。因此，上訴人作為完全行為能力人，應承擔自愿將自己的身份證交付他人并辦理登記為企業法定代表人的法律后果。

綜上，原審法院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程序合法，依法予以維持。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修改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六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案例報送單位：青島市黃島區人民法院行政庭

第五篇：論WTO與我國的司法審查制度

論WTO與我國的司法審查制度

論WTO與我國的司法審查制度在經過多年的努力后，我國終于成功的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入世將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為加快我國經濟與社會發展提供巨大的動力。但我們不得不看到，在入世為我們提供了良好的機遇的同時，也給我們帶來了巨大的挑戰。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涉外經貿領域的行政訴訟將會增加。從中國司法實踐的情況來看，中國已經建立一套比較健全的司

法審查制度，中國的司法審查正在與國際接軌，正在朝著適應入世新形勢的方向發展。入世后國內執法重點將有所轉移，無論WTO的要求好是從中國自身法制的需要來看，對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都將會進一步加強。國內目前在強

化司法審查的同時應考慮到問題的另一面，即加入WTO后司法權是否可以任意擴及貿易事項，法院是否可以和有必要對行政行為無限制地進行司法干預。中國入世后所面對的是一種很特殊的復雜的執法環境，忽視入世后國內執法環節的特殊性和客觀需要，對一般行政行為與貿易行政行為不加區分一味強調的司法審查，似乎是一種過于簡單化的傾向。即便WTO本身的司法權的行使也有嚴格的法律限制，WTO并不能越俎代庖，并不能任意干預國內行政及司法程序。實際上任何司法權威都有一個重要的前提，就是嚴格的職權劃分和司法自制。也就是說，入世后司法審查本身也有一個適應客觀形勢和依法辦事的問題。

一、司法審查與行政權的關系加入WTO并不意味著行政權不再重要。恰巧相反，加入WTO對政府行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受到的沖擊很大，同時其作用也將更加突出。事實上，WTO協議將主要是由政府部門直接負責執行的。WTO

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及知識產權協議在執行中產生的問題是政府行為直接調整的對象。

二、司法審查的依據在實體法律適用上，法院司法審查應以國內法為依據。從西方發達國家的司法慣例來看，WTO協議在法院訴訟中均不能直接加以適用。我國法院對WTO協議同樣不宜直接加以適用。這一點在行政訴訟或司法審查中尤其如此。

三、司法審查的范圍目前，我國除保障措施條例還沒有制定外，其他的都有接受司法審查的規定。無論WTO是否要求，我們的行政法規都做到了可以依法進行司法審查。就司法審查的范圍而言，也有一個適度的問題，具體案件中的司法審查與行政裁判之間也有一個協調的問題。中國目前的法律要求法院在司法審查中全面審查案件的事實及法律問題（上訴審亦同，不受上訴范圍限制）。在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經濟、社會、文化以及司法工作等各領域將發生不同程度的新變化，人民法院工作也將面臨新的發展機遇和嚴峻挑

戰。正確認識這些新情況、新問題、新變化，保持清醒的頭腦，對于我們統一思想，做好入世后各項審判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擴大對外開放，實現經濟與社會的順利、健康發展，必須保持良好的社會秩序和穩定的社會環境。入世后，人民法院在依法維護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方面的任務更加重大。入世后，人民法院審判工作在適用法律方面也將遇到許多以前從來沒有遇到過或當時并不突出的問題。面對入世后審判任務不斷加重和審判工作中的諸多新問題，如何提高審判水平，高小地審理好各類案件，保護各類市場主體合法權益，調節各種社會關系，為我國的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提供堅強的司法保障，由此，人民法院將面臨繁重的審判任務和諸多新問題。我國入世后，對外經濟貿易活動將受到世貿組織規則法律框架的規范和約束。為此，我國相關的法律法規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都要進行相應的清理，不符合世貿組織規則相關內容 的，要予以廢止或修改。這也將是對司法觀念上的挑戰那么，為了能夠更好的適應當前的形勢，我們又還應當在哪些方面要加強注意呢？我個人認為應先從以下幾方面做起：第一根據國際法上的對等原則以及行政訴訟法關于受案范圍的司法解釋，受理國內外企業關于反傾銷、補貼與反補貼的行政訴訟，以司法手段保護國家的經濟安全，這不僅是WTO的要求，也是我國市場經濟法制化的客觀需要。第二人民法院應積極受理因政府管理行為引發的國際貿易糾紛，用盡當地司法救濟，不能由于地方保護主義的干擾，或者由于法律規定上的不足而拒絕當事人的訴訟，使行政糾紛的解決轉變成法律不統一，或訴權不能正常行使的國家政策和法律問題，從而計劃矛盾。第三對實踐中地方政府假借行政指導名義，實則強制推行地方保護主義的行政規章以下的規范性文件，應根據當事人的請求和因此而產生的具體行政行為的實際情況，逐步納入司法審查 的范圍，并按照立法法的規定，人民法院應逐步建立和完善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憲法、法律相抵觸的行政立法進行審查的制度和程序。第四新修改的專利法已明確規定專利機關的裁決都必須接受司法審查，這是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立法趨勢。迄今為止，法院受理的知識產權案件大都以侵權之訴為主，確權以及知識產權的授權問題，特別是商標和專利的確權和授權問題多由行政機關作終局裁決，今后這方面的行政裁決都要接受司法審查，司法解釋應對確權和授權的技術性標準作進一步的規范。第五，在我國行12全文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