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談對經濟犯罪主觀故意的認識

淺談對經濟犯罪主觀故意的認識

縱觀經濟犯罪，主觀故意是多數經濟犯罪的必備要素，是罪與非罪的界限。公安機關在辦理經濟犯罪案件時，要準確的認定犯罪嫌疑人實施犯罪時的主觀故意，首先應該準確的認識經濟犯罪主觀故意，本文從法律的角度談談對經濟犯罪主觀故意的認識。

經濟犯罪主

觀故意，是指行為人在經濟活動過程中，在進行某一具體經濟行為時，行為人對自己的行為及其可能帶來的結果有所認識，并在此認識的因素上，行為人為了追求某種結果或者某個行為過程，希望或者放任自己的行為所帶來的后果的心理態度。

一、經濟犯罪主觀故意的特征

經濟犯罪主觀故意的特征要求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或者明知自己的行為必然帶來犯罪構成要件的結果。另外，“主觀故意”是從證據構成角度來認識，與犯罪故意在叫法上有所不同，但本質是相同的，行為人在實施犯罪時的犯罪故意，就是公安機關查證的主觀故意，只是后者屬于犯罪學中的概念，所以稱呼不同。

二、經濟犯罪主觀故意的分類

根據不同的標準，犯罪故意可以分為多種不同的類型：根據行為人對于構成要件結果的意志心理過程的特點，可分為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

所謂直接故意，是指行為人直接追求構成要件的結果發生的心理態度。所謂間接故意，是指行為人為了追求某種行為目的，而容忍或放任該行為必然或可能產生的伴隨結果即本罪構成要件的結果的心理態度。行為人對于行為目的的追求態度是直接的，而對構成要件結果的態度則是間接的。

例如，行為人為了實施合同詐騙犯罪，在偽造國資委擔保函過程中私刻國資委公章，并將偽造的擔保函用于騙取對方當事人的信任。這里存在主、副兩條線的意志心理過程：行為人直接追求、希望行為目的結果的實現，即達到非法占有對方當事人財物的目的，而在實施犯罪過程中間接的容忍或放任了偽造印章行為結果的發生。偽造擔保函是直接的主心理過程，私刻公章是間接的副心理過程。

判定是直接故意還是間接故意應該從行為人對結果的態度上進行考察。例如，有的犯罪嫌疑人在事中甚至事后方才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可能使對方陷于某種錯誤認識，并基于此錯誤的意識而產生意思表示，隨即起意，放任了這一結果的發生。在這種情況下，犯罪嫌疑人的行為不是放任而是希望。因為刑法中的希望與放任，都是針對危害結果而言。在經濟詐騙犯罪中的結果是對他人財物的占有，就此而言，詐騙不能是放任而只能是希望。他人自愿交付財產行為不是詐騙犯罪的危害結果，而只是客觀犯罪結果產生的前提，不能把對他人行為的心理態度誤認為詐騙犯罪的主觀罪過。表面上看犯罪嫌疑人對他人自愿交付財物的行為是放任，但在他人交付的情況下，行為人非法占有了他人的財物。對于這種非法占有的心理態度才是經濟詐騙犯罪的主觀罪過，而這里的主觀故意是直接故意。因此，直接故意是行為人直接追求結果的心理態度，間接故意是追求某種行為目的。

三、經濟犯罪主觀故意的罪過形式

罪過的實質是行為人對社會價值的敵視、蔑視或者漠視、輕視的態度。我國刑法界通說認為，罪過是行為人對其實施的“行為及其結果”的態度。經濟犯罪主觀故意的罪過形式就是行為人以怎樣一種態度著手實施經濟犯罪。經濟犯罪中主觀故意的罪過形式分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和明知。

1．非法占有為目的刑法中“非法占有為目的”中的“占有”應作廣義的理解，它不同于私法中所有權權能之一的占有，它是指向物的所有權的，是對物的全面的控制和支配，包括了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全部內容。非法占有為目的相當于德、日刑法中的“不法所有意圖”。因而不能將非法占有狹義地理解為執持占有，而應理解為廣義的不法所有的意思。那么“非法占有”就是以不合法的方式獲得對物的占有，例如，以搶劫、盜竊、詐騙等非法手段占有財物的行為就是非法占有。

非法占有類經濟犯罪主要是金融詐騙犯罪、合同詐騙犯罪以及職務侵占犯罪等。目前有的學者認為金融詐騙犯罪中不是所有犯罪都要求“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我們認為，將非法占有為目的解釋為包括金融詐騙罪在內所有的詐騙罪的主觀要件，是系統解釋論的當然結論，也是目的解釋論的應有之義。所以，將金融詐騙犯罪的主觀故意劃分到非法占有類經濟犯罪中。在詐騙類經濟犯罪中，無論是金融詐騙犯罪還是合同詐騙犯罪都要求行為人主觀故意是非法占有為目的。

2．明知

明知就是明明知道，作為完全刑事責任能力人在從事經濟活動過程中，能夠認識到自己行為的性質、行為的結果、行為發展的過程，這種認識就是“明知”。在正常的經濟活動過程中，行為人出于合法的經濟利益而從事相應的交易活動。同樣在經濟犯罪

第二篇：合同詐騙罪主觀故意探析

合同詐騙罪主觀故意探析

作者：本站原創文章來源：高校寫作在線更新時間：2008-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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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詐騙罪主觀故意探析

摘 要：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在我國刑法理論中，對合同詐騙罪的主觀故意的認識存在分歧。本文論述了如何理解和認定合同詐騙罪的“非法占有為目的”，分析了合同詐騙罪的故意表現形式，認為合同詐騙罪的主觀方面不可能是間接故意，只能是直接故意。直接故意又包括事前直接故意和事后直接故意兩種形式。關鍵詞：非法占有；直接故意；間接故意。

我國1997年新《刑法》第224條規定:“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是合同詐騙罪。按照犯罪構成的四個要件，該罪的客體是復雜客體，即國家對經濟合同的管理秩序和公私財產所有權；該罪的主體是個人或者單位，客觀方面表現是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虛構事實或者隱瞞事實真相，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數額較大的行為。因合同詐騙罪有別于其他詐騙罪，而被放置在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中。

在刑法學理論上，對合同詐騙罪的主體、客體、客觀方面沒有很大爭議，惟獨在主觀方面卻眾說紛紜，尤其是對故意內容和故意的形式的認識有很大的分歧，本文試圖對合同詐騙罪的主觀故意進行探討，并提出相應的建議，以期對理論和司法實踐有所幫助。

一、合同詐騙罪的主觀故意內容：如何理解和認定“非法占有為目的”

合同詐騙罪的故意內容就是“非法占有為目的”，關于這一點，學者沒有什么爭論，但是，在對“非法占有目的”的理解和認定上，還存在不同的意見。而合同詐騙罪在客觀方面的表現與合同糾紛往往難以區別，故意內容“非法占有目的”，作為區分罪與非罪的重要界限，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對合同詐騙罪的 “非法占有為目的”的理解

占有,按照民法學上的解釋,就是單位或個人對于財產的實際管領或控制,它只是物的所有權中的一項權能。而“非法占有”是指沒有法律根據地占有他人的財物。如果根據法學上的這種通常理解, “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可以理解為:以非法取得對他人財物的實際控制為目的。這是民法學上對非法占有的理解。在刑法學上，學術界對非法占有兩種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刑法意義上的“占有”不僅包括行使財產所有權中“占有權”這項權能,而且還包括使用權、收益權和處分權,即包括了財產所有權的全部四項權能。如果照此理解,刑法上的所謂“非法占有”的故意其實就是通常所說的“非法據為己有”的故意,即：行為主體不僅想非法取得對他人財物的實際控制,而且還欲對該財物進行自由支配(使用、收益和處分)。

另外一種觀點認為,所謂“非法占有”,嚴格的解釋應為完全地、長期地非法擁有他人財物所有權。這種觀點更強調了行為主體非法對他人財產所有權進行完全長期地占為己有的故意。

我們認為，刑法學理論對“非法占有”的理解,與民法學領域中的“非法占有”存在一定的區別,主要表現在:：

1、刑法理論對非法占有的研究,主要是從動態的意義上以行為為中心進行的,而在民法上對非法占有主要是從靜態上進行研究。

2、民法意義上的“非法占有”不考慮行為人主觀方面的意圖，行為人的主觀意圖不影響民事行為本身的效力。而刑法意義上的非法占有則依據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從行為表現上看，是行為人使財物脫離了合法所有人的控制，同時也包含行為人對他人財物自由支配的意圖。

3、構成犯罪的非法占有行為,行為人實施這種不法行為的主要目的在于獲得非法利益,因此,就必然排斥對民法上有關恢復原狀、返還原物和賠償損失等賠償義務的履行。

為此，我們應從兩方面看待刑法上的“非法占有”：一是從行為的表征上看,“非法占有”就是對他人財物的非法控制；二是從行為人的罪過分析,“非法占有”包含有欲自由支配他人財物的內心意念。對于刑法上的“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一方面,不能僅僅理解為就是行為主體“控制”他人財物的主觀目的,這種理解只注意行為的表面現象；另一方面,也不能把它理解為必須是行為主體具有長期、完全、自由地支配他人財物的目的,因為在司法實踐中要證實行為人是否“想長期、完全占有他人財產”,往往困難很大,特別是對于合同詐騙罪而言更是如此。

我們主張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理解為：行為人所積極追求的,非法控制他人財產、并使該財產的原合法所有人失去對財產控制的目的。使財產脫離原所有人控制就意味著所有權發生了轉移,就可以認定行為主體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據此,合同詐騙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也就是指行為人在利用合同手段從事詐騙行為時,主觀上存在的意圖使財物脫離合同關系人(包括對方當事人和與合同有關的第三人)的控制而進行非法支配以獲取非法利益的心理狀態。使財物脫離了合法所有人的控制，就意味著行為有了繼續非法使用、取得、收益和處分財物的條件。將行為人使財產脫離了合法所有人的控制作為“非法占有”的行為特征，認定行為人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更容易把握。

(二)對合同詐騙罪的“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

從證據角度上看，合同詐騙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一般有兩種途徑：一是行為人自己的口供;二是通過行為人的客觀上的表現來推定，從司法實踐來看，許多案犯在歸案后都會極力用“經濟糾紛”作為幌子掩飾行為詐騙性質以逃避法律的制裁，較少案犯會主動供認自己犯罪行為，所以，如何從行為人的客觀方面的表現來推定其主觀上的意圖，就具有重要理論和實踐意義目前，1、認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各種觀點以及對其評價

刑法學界對“非法占有目的”認定存在以下幾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應以行為人簽訂合同時有無履行能力為標準，即只要行為人在簽訂合同時自身沒有履行能力，就可以推定其主觀上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這種觀點所說的履行能力標準雖然明確可行，但具有不確定性。因為行為人的履行能力不是固定不變的，實踐中間就存在這樣的情況：行為人訂立合同時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但由于經營不善或其他客觀原因，喪失了履行能力，致使合同無法履行，此時行為人產生了非法占有的意圖。也可能存在行為人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但沒有履行合同的誠意的情況，只是以這種履行能力引誘對方簽訂合同騙取財物。或者行為人簽訂合同時沒有履行能力，但合同簽訂后具有了這種能力。此外，履行能力還可能因為行為人在合同中地位發生變化而變化。由于我國合同法已經承認了隱名代理，居間合同在實踐中也普遍存在，因此許多人盡管在訂立合同的時候沒有履行能力，但他可能通過取得有履行能力的第三人支持而使自己由合同的本人轉變為代理人或居間人，使合同依然可以履行，可見，履行能力標準不適宜作為判斷“非法占有目的”的標準。

第二種觀點認為，應當以合同糾紛是由于種種原因而沒有履行合同，但是合同是真合同，沒有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目的。而合同詐騙罪中行為人簽訂的合同是假合同，是詐騙的手段，可以依據行為人簽訂合同的真假判斷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至于如何鑒別合同的真假，應根據構成合同詐騙罪的行為分析，符合法律規定的犯罪行為就是假合同。我們認為依據行為人是否簽訂假合同來認定“非法占有目的”是比較片面的，也是把問題太簡單化了。真假合同的概念本來就沒有法律根據，在民法中只有合同有效、合同無效的概念。按照這種觀點，區分真假合同是為了認定合同詐騙罪，真假合同的判斷又以合同詐騙罪的行為為標準，是不符合邏輯的。

第三種觀點認為應當以行為人的實際履行能力為主要依據,并結合行為人的履行態度以及對合同標的物處理情況等客觀因素來認定行為人主觀上的目的。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在畏罪心理驅使下,合同詐騙犯罪嫌疑人一般不會供認自己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產的主觀故意,他們往往把占有他人財產辯解成“依合同合法地占有或控制他人財產”,把惡意騙取財產說成“賴賬不還”的合同糾紛,企圖以此逃避法律的制裁。然而,主體的行為是其內心意念的真實表露,由行為逆向推斷產生該行為的心理態度。我們認為這種標準比“履行能力說”顯得全面,能綜合考慮行為人在行騙時的多種客觀表現,但是它仍然是以履行能力為主要依據的,并沒有解決履行能力標準存在的不確定性問題,而且沒有分析行為人在合同訂立和合同履行的不同階段的主觀目的,只限于對行為人的客觀表現的分析,因此,仍然是不全面的。

2、認定合同詐騙罪的“非法占有目的”具體措施。

我們認為，合同詐騙罪中行為人非法占有目的，:在合同訂立和合同履行的不同階段都可以體現。對行為

人非法占有的目的，也應從合同行為各種環節中的客觀事實認定。既要從整體角度考察行為人在合同簽訂、履行過程中的客觀表現，同時應從局部角度出發，考察行為人在合同簽訂、履行過程中各階段的表現。具體地說，應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考察:

（1）、行為人是否無主體資格而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在實踐中，行為人借用單位的業務介紹信、合同專用章或者蓋有公章的空白合同書，冒用出借單位的名義簽訂經濟合同;或者盜竊、盜用單位的公章、業務介紹信、蓋有公章的空白合同書，或者私刻單位的公章來簽訂經濟合同;或者在企業承包、租賃經營合同期滿后，原企業承包人、租賃人用私自存留的公章、業務介紹信、蓋有公章的空白合同書以原承包、租賃企業的名義簽訂經濟合同；或者被單位解聘以及被解除委托的行為人私自利用保留的原單位的公章簽訂經濟合同，均為常見的無主體資格而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的情形，同時，以上諸情形都可以認定為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具體體現。

（2）、行為人有無履行合同的能力或擔保。履行合同的能力是合同當事人有按合同約定履行合同義務的能力。合同糾紛的當事人在簽訂合同時一般都具有履約能力。在合同詐騙罪中，簽訂合同時“非法占有目的”往往表現為，行為人無資信能力而以各種手段設法使對方當事人相信自己有資信能力，即以虛假的資信能力欺騙對方，如果事實證明，行為人在簽訂合同時根本沒有履行合同的實際能力和擔保，合同簽訂后也根本不可能履行合同，則行為人可能存在非法占有為目的。當然，行為人的履行能力是可能發生變化的，必須將行為人的履行能力和主觀方面結合起來考察，避免單獨的履行能力作為認定標準的確定性。

（3）、看行為人在簽訂合同后有無履行合同的實際行動。行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基于正常經濟目的而簽訂合同的，在合同簽訂的同時必然伴隨著履行合同的誠意，而且在事后也必然會積極設法使合同得到履行;即使未能展行合同，也會承擔應有的違約責任，補償對方的損失。因此，如果行為人簽訂合同后一直拒絕履行合同，或者干脆在取得貨款之后逃匿，這樣的客觀事實在某種程度上就可能證明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4）、看行為人取得對方貨物或相關款物之后的處置情況。合同當事人取得對方當事人的貨物或貨款、預付款、擔保財產等相關款物之后，應當用于積極的生產經營，但有的當事人在取得上述貨物或相關款項之后，不是用來履行合同，而是用于償還自己的其他債務，或者用于從事其他經營，或者大肆揮霍，根本沒有任何履行合同的實際行為。只是把簽訂合同作為騙取財物的手段，并無履行合同的誠意。通過這些事實就可以推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二、合同詐騙罪犯罪故意的表現形式：是否包括間接故意。

合同詐騙罪屬于典型的目的犯。犯罪目的有兩個顯著的特點：第一,犯罪目的是行為人的主觀意圖與犯罪結果相聯系的一種心理態度,是危害結果的主觀表現;第二,犯罪目的是行為人希望并追求犯罪結果發生的心理態度。據此我們可以首先得出的判斷是:犯罪目的只能存在于故意犯罪中。過失犯罪的行為人主觀上并不希望危害結果的發生,或者說行為人對犯罪結果是持排斥、反對的心理態度,只是由于自身的疏忽大意或者過于自信的行為才產生了這一結果。因此,犯罪目的不可能存在于過失犯罪中。所以過失也不能存在于合同詐騙罪中。故而，我們討論合同詐騙罪的主觀方面只討論主觀故意。

在我國刑法理論中，犯罪故意的表現形式分為兩種，即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直接故意是指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必然或者可能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并且希望這種結果發生的心理態度。間接故意是指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并且放任這種結果發生的心理態度。

我國刑法界關于合同詐騙罪故意的具體表現形式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觀點。

一種觀點是根據我國刑法學界的通說，認為合同詐騙罪的主觀方面只能是直接故意，間接故意和過失不能構成本罪。其理由是:合同詐騙罪的成立，行為上主觀上必須具有非法騙取公私財物的目的，而根據刑法學通論，犯罪目的只存在于直接故意之中，間接故意和過失犯罪無所謂犯罪目的。

另一種觀點認為，合同詐騙罪的主觀方面包括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兩種形式。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司法實踐中存在這樣一種情形,即行為人在簽訂合同時,對自己是否履行合同的能力尚無把握,而把履行合同的能力寄托于將來的時運上。合同簽訂后,先將對方的定金、預付貨款據為己有,然后對合同抱著漠不關心、聽之任之的態度,有辦法履行就履行,沒有辦法履行就不履行。如果實際上最終沒有履行合同,而把已到手的財物非法占有,這種行為人的主觀心理態度應屬間接故意。”

我們同意第一種觀點。

我國刑法規定，合同詐騙罪是以“非法占有目的”的犯罪，顯然屬于目的型的犯罪。犯罪目的是犯罪人希望通過實施犯罪行為達到某種危害社會結果的心理態度，犯罪的直接故意中，對發生危害結果希望、追求的態度正是犯罪目的的內容。

合同詐騙罪中，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為實現這一目的，行為人對使對方財物造成損失的犯罪結果必然持積極追求的態度，希望這一犯罪結果的發生，行為人的心理態度應是直接故意，而在間接故意犯罪中，根據我國刑法理論，行為人對其放任的危害結果的發生沒有犯罪目的，不具有對危害結果積極追求的心理態度。這是由間接故意的放任心理與犯罪目的的希望心理不同所決定的。犯罪目的必然要具有明確的指向，必然要積極追求這一目標，而間接故意是對危害結果只能發生的放任心理。這說明行為人認識到自己的行為可能導致危害結果的發生，也可能不發生，對此持聽之任之的心理態度，在這種心理狀態下，行為人不會有積極追求危害結果發生的行為。因此，可以說間接故意犯罪的行為人，對其放任的危害結果的發生，不存在以希望危害結果發生為特征的犯罪目的。就合同詐騙罪而言，如果其主觀要件的表現形式可以是間接故意，那么就與合同詐騙罪非法占有的犯罪目的相矛盾，與法學理論和法律規定不符。

從我國司法實踐來看，犯罪的間接故意大致有以下三種情形:一是行為人追求某一個犯罪目的而放任另一個危害結果的發生;二是行為人追求一個非犯罪目的而放任某種危害結果的發生;三是突發性的犯罪,不計后果,放任嚴重結果的發生。可知,在間接故意中，對放任的危害結果,行為人主觀上沒有想要實現的目的,客觀上亦無積極的行為。再看合同詐騙罪,其作為目的型犯罪,行為人主觀上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觀上在該目的支配下積極行為,使相對人陷入錯誤并交出財物,進而達到非法占有這一目的,行為人犯罪的全過程均是圍繞非法占有這一目的展開的,行為人對于詐騙的結果不可能是放任的態度。

基于以上原因，筆者認為間接故意構成的合同詐騙罪難以成立，合同詐騙罪犯罪故意的表現只能是直接故意，即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必然導致對方當事人的財產損失，并希望這一危害結果發生的心理態度。在合同詐騙罪中，直接故意包括事前故意與事后故意。前者是指行為人在簽訂合同之前已經具有非法占有對方財物的故意，其簽訂合同的目的不是為了實現合法、正當的經濟交往，而是為了騙取對方的財物，簽訂合同只是其實現詐騙目的的手段和步驟，其主觀上根本沒有履行合同的誠意;后者是指行為人在簽訂合同時無詐騙故意，但在簽訂合同并取得對方財物后，由于貨源、銷路、市場行情等變化，無法履行合同而萌發了詐騙的故意，行為人有歸還能力而不愿歸還已經到手的財物，并采取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手段，蒙騙對方，以達到侵吞對方財物的目的。一般而言，事前故意比較容易認定，事后故意的認定則較為復雜，更嚴格按照有關證據得出結論。

參考書目和論文

1、夏朝暉《試論合同詐騙罪》，見《法商研究》，1997年第4期。

2、張明楷《刑法學》(上)，法律出版社,1997版。

3、陳興良《刑法哲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版。

4、劉明祥著《財產罪比較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5、趙秉志主編《刑法基礎理論探索》，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6、王晨《詐騙犯罪的定罪與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版

第三篇：欒某某合同詐騙案—合同詐騙罪中主觀故意的認定

欒某某合同詐騙案—合同詐騙罪中主觀故意的認定

【裁判要旨】商業合作中，一方代為收取貨款后不及時支付給合作方，違背協議約定用于其它投資并造成虧損，合作方催討債務時隱匿、轉移部分貨款故意不還付給合作方的，應以合同詐騙罪定罪處罰。

【案號】（2007）烏中刑初字第09號二審：（2008）新刑二終字第7號再審：（2010）刑提字第1號

【案情】

2002年11月至2005年間，再審被告人欒某某作為上海森晟世洋企業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世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該公司與新疆北疆鐵路實業開發總公司（以下簡稱北鐵公司）分簽訂了銷售電解銅貿易合作協議書。協議約定世洋公司代理北鐵公司進口電解銅，世洋公司負責訂貨和銷售，北鐵公司負責開立與合同匹配的遠期信用證并收取固定利潤。欒某某自2003年開始，銷售北鐵公司的電解銅后不及時支付貨款給北鐵公司，違反協議約定，利用北鐵公司所開信用證89天的解付期，采取用后單貨款補前單信用證款項的方式循環占用部分售銅款用于房地產等商業投資。2005年8月11日，北鐵公司發現此情況后隨即報案，同年8月14日欒某某因涉嫌合同詐騙被監視居住。2005年9月9日，欒某某及欒所控制的世洋公司等五家公司和北鐵公司及其上級主管單位共九方簽訂核查債務和還款協議，確認世洋公司欠北鐵公司貨款約6.3億元，欒某某自愿將其價值為101197284元的資產抵償給北鐵公司，并承諾將盡一切辦法償付其余所欠債務。2005年9月10日，欒某某被取保候審，其為避免新疆烏魯木齊鐵路公安局查扣所剩部分貨款，安排他人將其控制的上海久升勱特金屬材料有限公司賬上的1730萬元售銅款和上海森晟世洋物資有限公司賬上的1250萬元轉入其他公司賬戶。2005年11月，欒某某從中支出135萬元以欒某某母親名義在上海市浦東新區苗某某218弄25號購買住房一套；2005年12月12日至2006年1月，欒某某又授意他人將其隱匿在其他公司賬戶中的500萬元經三家公司轉至其朋友個人賬戶，由欒某某派人提出現金后用欒某某朋友、親屬名字存入青島、常州和上海等地銀行，其余的2390萬元于2005年12月12日開出本票保管。后公安機關將藏匿在其他公司賬上的2390萬元、所購價值135萬元的住房一套和存款存折扣押。2006年4月27日，北鐵公司與世洋公司核查債務，最終確定世洋公司截至2005年12月31日共欠北鐵公司貨款和其他應付款合計5.22億余元，其中貨款為4.9億余元。經查，欒某某所欠北鐵公司貨款主要部分系其炒期貨、投資房地產和企業以及借給他人使用等所造成的損失。

【審判】

烏魯木齊鐵路運輸中級法院審理認為，被告人欒某某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北鐵公司財物，價值4.9億元，其行為已構成合同詐騙罪。本案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以合同詐騙罪判處欒某某有期徒刑十五年，并處罰金十萬元，剝奪政治權利三年；因欒某某另犯有虛假出資罪和行賄罪，數罪并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七年，并處罰金四十萬元，剝奪政治權利三年，扣押用贓款購買的價值135萬元的住房一套予以追繳，發還北鐵公司。

原審被告人欒某某對一審認定合同詐騙罪不服，上訴至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上訴稱，一審認定事實錯誤，自己既沒有詐騙他人財物的故意，也沒有詐騙的行為，雙方是優勢互補的合作。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一審判決認定欒某某虛假出資罪和行賄罪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上訴人欒某某在北鐵公司追償欠款493569585.1元過程中，其非法占有欠款中2980萬元且拒不返還的行為已構成合同詐騙罪。原判認定欒某某詐騙2980萬元欠款犯罪的事實清楚，證據充分，定性準確，但原判認定欒某某合同詐騙463769585.1元的證據不足，不予認定。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第（五）項，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九條第一款、第二款，第三百九十條第一款，第五十六條第一款，第五十五條第一款，第六十九條，第六十四條，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2條第3款第（5）項之規定，以欒某某犯合同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罰金十萬元，與虛假出資罪、行賄罪并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并處罰金四十萬元，剝奪政治權利三年。贓款2890萬元予以追繳，返還北鐵公司。

二審終審后，欒某某不服，申訴至最高人民法院。申訴稱：1.二審判決引用了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第2條第3款第（5）項之規定。因本案發生在1997年后，1997年刑法中的合同詐騙罪已取代該解釋的規定，該解釋已失效，屬于適用法律錯誤。2.第二審判決認定的事實錯誤，申訴人主觀上沒有詐騙的故意。世洋公司與北鐵公司雙方在2005年簽訂有債務核查協議書，雙方確定至2005年10月31日世洋公司拖欠北鐵公司4.9億余元貨款，世洋公司同意承擔損失，不存在詐騙的故意。第二審將民事糾紛認定為合同詐騙，定性錯誤。申訴人怠于還款的行為僅屬于民事違約行為，不應當定為合同詐騙。

最高人民法院再審認為，再審被告人欒某某代表世洋公司在與北鐵公司的電解銅貿易合作中，欒某某違反合同約定，銷售電解銅后不及時支付貨款給北鐵公司，將部分貨款挪用于其他商業活動，在因不能及時還款給北鐵公司造成巨額損失后，將其中的2980萬元貨款藏匿，拒不還付給北鐵公司，其行為已構成合同詐騙罪。原審判決認定欒某某所犯合同詐騙罪和虛假出資罪、行賄罪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準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再審被告人欒某某提出的申訴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五條第二款、第二百零六條，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312條第（1）項之規定，裁定如下：維持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2008）新刑二終字第7號刑事判決。

【評析】

依照刑法的規定，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合作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本案事實清楚，關鍵點在于怎樣理解和把握合同詐騙的主觀犯意以及對具體法律、司法解釋適用的理解。

一、對合同詐騙罪主觀犯意的理解和把握

對于合同詐騙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歷來是審理該罪的一個難點。在1997年刑法修訂前，利用簽訂、履行合同進行詐騙的行為被歸入詐騙罪中予以定罪處罰，1996年12月16日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對如何認定利用經濟合同進行詐騙的非法占有目的，列舉了六類行為方式，凡是有列舉的六類行為之一的，一般都可以認定為具有主觀詐騙的目的。1997年刑法修訂后，新增了合同詐騙罪，并具體規定了五類情形，作為在審理合同詐騙罪中具體適用法律的根據。不論是法律還是司法解釋關于合同詐騙罪具體情形的規定，不僅是判斷行為人是否有進行合同詐騙的行為，同時一般也是確定行為人是否具有主觀犯意的根據。在本案中，確定欒某某具有合同詐騙故意的關鍵點在于，欒某某代表其公司在與北鐵公司合作過程中，不按協議約定的方式經營，在銷售電解銅貨款后，不按協議及時還款給北鐵公司，卻要求北鐵公司繼續開立遠期信用證，用后單貨款支付前單信用證款項，將銷售款挪用于房地產、借用給他人以及投資其他企業。為保證自己項目的運轉和投資規模擴大，其不斷要求北鐵公司加大信用證的開證額度以便獲取巨額資金的使用，以至于北鐵公司銀行欠款額逐步增大至數億元，將信用證開證方北鐵公司置于到期不能還款的風險下，其前提行為就具有無視北鐵公司資金安全，欺騙合作方并且占用對方資金為自己牟利的故意。北鐵公司在被蒙蔽的情況下造成4.9億余元的巨額虧損，北鐵公司發現該情況后要求中止合作，此時欒某某個人和公司資產僅價值1億余元，其財產價值遠不能償付債務。在此前提下，欒某某卻在北鐵公司追要貨款時多次隱匿、轉移貨款，無正當理由拒不返還。至此，其占有北鐵公司貨款拒不返還的故意已完全明確，依照解釋第2條第（5）項的規定，其行為屬于隱匿合同貨款，拒不返還的的行為，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觀故意。

二、關于本案適用法律、司法解釋的問題

本案中，申訴人提出原終審判決適用解釋作為判決的根據有誤，認為該解釋是對1979年刑法具體條文的解釋，案件發生在2005年，應適用1997年刑法，所以原終審判決引用該解釋系適用法律錯誤。

對于該司法解釋的適用效力問題，實踐中也有一些不同看法。有觀點認為關于合同詐騙的條款已經被新刑法所代替，故不宜在法律文書中引用該解釋。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是不妥當的，因為解釋在1997年刑法頒布后并未廢止，而且1997年刑法的合同詐騙罪條文是從1979年刑法詐騙罪中分離出來，并且吸收了原詐騙罪中就合同詐騙所涉及司法解釋的一些規定，兩者間有著立法上的承繼關系，而非排斥或揚棄的關系。所不同的是原來所適用的罪名由詐騙罪變為合同詐騙罪，解釋中的經濟合同變為合同，在解釋仍有效力的情況下，仍可以在具體案件中對該解釋予以參照適用。但是由于解釋針對的是1979年刑法的具體條文，所以對該解釋的引用僅應限于判決的說理部分，可以在文書中引用該解釋作為說明其行為具有合同詐騙的主觀犯意。原終審判決引用該條文是確定其行為符合合同詐騙罪構成要件中的客觀行為方式和主觀犯意，并非是作為量刑依據。所以原終審判決并無適用法律不當的問題。

文/李劍弢（再審主審法官）

（作者單位：最高人民法院）

第四篇：對故意傷害罪疑難問題分析

文章標題：對故意傷害罪疑難問題分析

一、故意傷害罪的主觀方面是否必須具有傷害的故意。傷害的故意是指行為人對自己的行為會造成較為嚴重結果，即輕傷結果的認識。現論述如下：

1、結果犯的主觀罪過，是行為人對行為危害結果的認識態度。根據刑法規定，無論是故意還是過失犯罪，結果犯的主觀方面是行為人對分則規定的危害結

果有罪過。評價行為人主觀上是否有犯罪故意，是要分析其主觀上是否對危害結果有罪過，對危害結果是否預見或明知，是考察行為人是否有犯罪故意的唯一因素。

2、故意傷害罪要求行為人主觀上必須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嚴重的傷害結果。故意傷害罪屬結果犯，必須要求傷害結果達到一定嚴重程度才構成犯罪。既如此，故意傷害罪的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傷害的結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傷害結果發生，因而發生這種結果的，是傷害故意。這種傷害的結果，其實質就是輕傷以上的結果。

有人提出，輕傷標準是專業標準，很多人并不知道，如果要求行為人認識到輕傷以上，則很多情況下無法定罪。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對于任何一種犯罪，理論上均存在罪與非罪的界限，只不過在實踐中無法量化而已。比如盜竊犯罪，理論上盜竊犯罪與盜竊違法行為應當存在界限，但在實踐中卻難以找出一個絕對的標準。為了防止濫用裁量權和便于操作，于是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授權范圍內就規定盜竊數額在800元以上構成犯罪，其實盜竊799元與800元的危害程度的大小是基本一致的，但行為性質卻天壤之別。同樣道理，理論上身體損傷程度到輕傷應當有一個標準，為了便于操作，有權機關才規定了人體輕傷鑒定標準。所以，很多情況下行為人不能認識到輕傷標準，但對自己的行為可能造成的嚴重程度是能夠認識到的。比如打人一鐵棍，行為人就應當認識到其傷害結果達到嚴重的程度。行為人可以對犯罪的標準一無所知，但至少他自己應當對自己的行為有一個判斷。當然具體最后是否嚴重到一定程度，要由法律專家去評判。再如，當胸推人一下，行為人一般情況下主觀上就認識不到其行為會達到傷害的程度，其主觀上就不存在犯罪故意。

二、實踐中是否應當區別傷害與毆打的區別。我認為，毆打與傷害的區別在于：

1>傷害是犯罪的故意，毆打是違法的故意，即行為人主觀上沒有認識到犯罪的程度。

2>傷害是指傷害他人的身體健康，主要表現為兩種情況：一種是破壞身體組織的完整。另一種就是損害人體器官的機能。這是對人身造成一定嚴重程度的損害。毆打是指造成人體的疼痛，但并不傷及人體的健康。當然這里說的不損傷人體的健康，是與傷害相對而言，不是說毆打行為就不會造成任何一點損傷，但這種損傷是輕微的。另外，區分毆打與傷害，也不是完全從表面上看對人體的組織是否造成一定的破壞，還要考慮到破壞的程度，對人體健康的影響。

綜上所述，我認為在單個人行為的認定方面，出于傷害的故意，造成輕傷以上結果的，應當認定為故意傷害罪。出于毆打的故意，造成輕傷結果的，構不成犯罪，造成重傷、死亡結果，應當以過失致人重傷、過失致人死亡罪論處。在共同行為中，若各行為人主觀上均有傷害故意，則以故意傷害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責任。若行為人主觀上僅有毆打故意，則該行為人不承擔故意傷害罪之刑事責任。造成輕傷以上結果的，由該行為人承擔刑事責任。

那么，如何區分毆打傷害故意和毆打故意呢？一是要分析行為人陳述和行為時的言語。二是其客觀方面的表現也是認定其主觀心態的重要因素，具體應當充分考慮如下因素：

1、打擊時使用的工具。有時根據使用的工具即可確定行為人主觀故意，如使用鐵棍、匕首、劇毒藥品等足以致人嚴重傷害結果的工具。行為人根據一般生活常識，當然能夠預見到后果的發生。

2、打擊時選擇的部位。選擇部位是能夠反映行為人主觀故意，如果選擇被害人重要部位，如頭部、鼻子、眼睛、耳朵、陰部、胸部等，中心反映出行為人的主觀心態，如果選擇臀部、腿部、胳膊、足部等，不足以嚴重的傷害。

3、打擊的力度。

4、打擊時所選擇的對象。同樣打擊的力度，對不同的對象所實施可能反映出不同的故意，比如對年富力強的人來說，就是毆打故意，而對老弱病殘來說，就可能是傷害故意。因為行為人應當認識到特殊的對象所可能造成的特殊結果。

三、在被害人因特殊體質死亡案件中如何認定行為人為傷害的故意還是毆打的故意。

由于被害人存在特殊體質，行為人在不知情時實施打擊行為，因打擊行為造成被害人特殊體質發作而死亡，對此類問題定性比較疑難。此類問題中，行為人的打擊行為與死亡結果之間存在刑法上的因果關系，理論上和實踐中爭議不大。對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存在罪過和存在什么樣的罪過，理論上和實踐中都存在不同見解。一種觀點認為，在本類案件中，不應細分打擊行為的性

質，事實上也無法區分毆打與傷害的區別，甚至毆打與傷害并無實質區別。只要出現了輕傷以上的結果，包括引發特殊體質造成的結果，就構成故意傷害罪。另一種觀點認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死亡的前提必須是故意傷害罪。理由是，《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一款規定的是故意傷害致人輕傷，第二款規定“犯前款罪，致人重傷的……；致人死亡的……”，可見，致人重傷、死亡的前提必須是前行為構成故意傷害罪。對于被害人存在特殊體質的案件中，若打擊行為本身沒有造成輕傷后果，即使引發特殊體質造成死亡，也構不成故意傷害罪。

我認為，上述二種觀點都是錯誤的。第一種觀點根據行為結果來決定行為人主觀認識內容，與犯罪構成理論不符。對于結果犯主觀罪過的考察，必須以該犯罪所要求既遂結果，即危害結果為考察對象。不考察行為人主觀上對危害結果的認識程度，僅以造成的結果來推定行為人主觀罪過從而認定行為性質，是客觀歸罪的表現。

第二種觀點錯誤之處在于把故意傷害罪致人重傷和致人死亡理解為結果加重犯。我認為，故意傷害罪致人重傷和致人死亡不是結果加重犯。結果加重犯是指行為人實施了符合某種具體犯罪構成的行為，由于發生了超過基本構成結果的更為嚴重的結果，而刑法對該重結果規定了更重的法定刑犯罪形態。故意傷害致人重傷和死亡均不是結果加重犯，因為：

1、輕傷與重傷、死亡結果之間不是必然遞進關系，輕傷并非是重傷、死亡的必經階段，人體輕傷鑒定標準和重傷標準并非是一一對應關系。很多情況下，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死亡不存在基本犯罪構成。

2、傷害結果具有統一性。不管是輕傷、重傷還是死亡結果，都是傷害的結果，不能把傷害的結果分割開來。

3、《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款規定的“犯前款罪”是強調行為人主觀上具有傷害的故意而非毆打的故意，屬故意傷害罪主觀內容。

關于打擊行為造成特殊體質而死亡時主觀故意的認定。應當從以下方面分析：

1、行為人的打擊行為造成被害人特殊體質發作而死亡。行為人主觀上沒有傷害的故意，但對死亡結果應當存在過失，應定為過失致人死亡罪。

2、行為人不知道被害人有特殊體質，但根據客觀情況應當認識到被害人與正常人有所不同而實施打擊行為，因該打擊行為造成特殊體質發作而死亡，行為人仍應承擔故意傷害致死的刑事責任。如某甲抓住一七旬老太太頭發而撕扯，造成老太太因緊張、激動冠心病發作而死亡。盡管某甲不知道老太太有冠心病，其實施的撕扯行為也是輕微的，但其主觀上明知打擊一個七旬老人會造成嚴重的后果而仍為之，其主觀上就是傷害的故意而非毆打的故意。相反，如果某甲抓住一個三、四十歲的年輕人頭發撕扯，造成年輕人冠心病發作而死亡。某甲的行為主觀上就是毆打的故意而非傷害的故意，但應當預見造成死亡結果而沒有預見，可能構成過失致人死亡罪。打擊對象的不同有時可以人作為認定行為人主觀故意的依據。

3、行為人明知被害人有特殊體質而打擊，應當承擔故意犯罪的責任。造成死亡的，應定為故意殺人罪；造成傷害的，應定為故意傷害罪。

四、故意傷害的過限行為。過限行為是指在共同犯罪中，全部或部分實行犯超出了原共同犯罪的故意內容而實施的犯罪行為。過限行為的犯罪結果應當由過限犯承擔，原共同犯罪人對該結果不承擔刑事責任。過限行為要求行為人原預謀的行為是犯罪行為，超出的行為仍是犯罪行為。但在傷害案件中，在司法實踐極為復雜和疑難，現舉例分析說明：

1、各行為人預謀時均是毆打之故意，而實行犯超出了共謀之范圍，實施了傷害行為。如甲在街上閑逛，見一對青年男女在談戀愛，出于流氓之動機，上前調戲婦女，并對男方推推搡搡，有輕微的毆打行為，如打耳光等，在毆打中，男青年反抗中擊中甲的臉，甲疼痛，遂照男青年的臉部猛擊一拳，設定造成鼻骨骨折，經鑒定為輕傷，或擊男青年左眼，造成重傷。

乙主觀上僅是出于流氓動機實施的毆打行為，構不成故意傷害犯罪，理由是：

1>乙沒有傷害罪之故意。乙主觀認識上只有毆打之故意。認定乙的主觀故意要綜合其他因素分析，如前因、動機、目的、是否攜帶工具、打擊部位、對造成后果的態度等。2>輕傷結果是甲的行為造成。3>傷害后果雖與乙的行為有因果關系，但僅考察因果關系而不考察主觀內容違背了主客觀相一致原則。因果關系只是犯罪客觀方面一個內容，而不是犯罪構成的全部。

2、各行為人預謀時均出于毆打之故意，而實行犯超出了共謀之范圍，實施了故意殺人罪之行為。以上述為例，甲被打受疼，遂掏出刀子(乙不知情)將男青年胸部就是一刀，造成男青年當場死亡。對乙的行為如何認定。甲的行為定性為故意殺人罪，而乙的行為不構成犯罪，理由同上。

3、各行為人均有傷害罪之故意，實行犯實施了故意殺人行為。如甲乙均與丙有仇，約定要打斷丙的一條腿，并準備有刀具。二人具體實施時，由于丙激烈反抗并打傷甲，甲一怒之下照丙頭部猛擊一棍，造成丙當場死亡。甲的行為應定故意殺人罪，對乙的行為應定故意傷害(致死)罪，理由是：

1>甲乙二人均有傷害之故意，甲突然產生的放任殺人的故意，該放任殺人的故意與乙沒有關系。

2>死亡結果與乙的行為存在刑法上的因果關系，沒有乙幫助行為，甲的行為就不會實施，故乙對死亡結果應當承擔刑事責任。

3>乙對死亡結果持過失態度。乙主觀上沒有殺人的故意，對死亡結果沒有希望或放任的心態，但有著過失的心態。健康權與生命權密切相關，肌體受到傷害與生命受到威脅之間沒有明顯界限。作為一個具有正常理智的人，應該預見到具體實施傷害行為時很容易演變為殺人行為，且傷害結果也很容易演變成死亡的結果。行為人也不可能控制傷害結果必然或絕對不危及生命安全。所以，乙對于死亡結果只能是出于過于自信的過失，而不是疏忽大意的過失，這是健康權與生命權密不可分這種性質所決定的。因此，對于死亡結果，乙主觀上罪過形式是過失，客觀上與死亡結果有因果關系，應承擔故意傷害致死的刑事責任。

4、各行為人預謀實施傷害犯罪，實行犯實施傷害行為時因新的動機而單獨產生殺人故意，并實施殺人行為，對實行犯應定故意殺人罪，對其他預備犯仍應定故意傷害(致死)。如甲乙預謀傷害丙，并準備作案工具由甲單獨實施。甲具體實施時想到丙曾與自己的妻子通奸，于是索性將丙殺死。乙對死亡結果應承擔什么樣的責任。

案例3、4的區別在于，案例3甲是基于原預謀的犯罪故意而過限，案例4是甲基于預謀之外新的故意而過限，同時不排除有預謀的原因成分。這種過限行為在兩個無相互聯系的犯罪中容易區分，如在盜竊過程中個別共犯過限而殺人，其他共犯不承擔過限行為的責任。是不是說，預謀傷害而實行犯過限殺人，其他共犯也不能承擔殺人的刑事責任呢？不能，理由是：

1、出于其他犯罪故意實施犯罪時，如盜竊，行為人不可能也不應當預見到會出現死亡的后果，故盜竊犯對死亡結果無罪過，無罪過則無刑事責任。而出于傷害故意對死亡結果有一定預見，上面已經詳述，傷害故意本身對死亡結果具有過失的罪過，因此對死亡結果應承擔刑事責任。

2、死亡結果與乙的殺人行為有著必然的因果關系。刑法中因果關系帶有必然性，即沒有該行為之存在，就不會產生危害結果。也許如果不發生甲乙二人預謀之事，乙可能同樣會實施殺害丙的行為。但這種推測已不屬于我們討論的范圍，刑法只討論已然之事，不討論未然之事。畢竟這次甲基于二人預謀之共同犯意的基礎上而產生，并且利用的乙提供的各種條件。所以，乙的行為也與危害結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

3、傷害與殺人存在競合關系。人的生命權只有一次，甲實施殺人行為就不可能再實施傷害行為。對于甲而言，傷害丙之故意是二人共同產生的，殺害丙之故意也不是以前的傷害故意毫不相干，是在傷害故意基礎上更進一步產生殺人的故意，故傷害和殺人互相聯系且均不違反其意志。對于乙而言，無論在什么情況下，乙都是持過失態度。不能因為甲把丙傷害了，乙的行為定故意傷害罪致死，甲把丙殺死了，即造成了更嚴重的后果，反而乙的罪行卻輕了，明顯違背罪與刑相適應原則。當然，如果甲乙預謀后，甲中間放棄了原預謀后的犯罪后又單獨產生的殺人故意，則又另當別論。

五、故意傷害罪是否存在未遂問題。

犯罪未遂是指行為人已經著手實施犯罪，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的，是未遂。對于結果犯，出現犯罪結果，是構成既遂的標準，而不是是否構成犯罪的標準。如果沒有出現犯罪結果，而其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已經足以達到犯罪的程度，也應當以犯罪論處。《刑法》第十三條是根據犯罪的實質和法律內容相結合給犯罪所下的定義，是認定是否構成犯罪的基本原則。只要是行為符合該條的規定，達到犯罪的程度，應按犯罪處理。因此，對故意傷害未遂是否構成犯罪，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考慮：

1>主觀故意是致人輕傷程度的，不存在未遂形態。因為故意傷害致人輕傷，本來就是社會危害性較小的犯罪，量刑也較低，不管其動機多么卑鄙，手段多么惡劣，其未完成本身就足以說明社會危害性根本上說達不到犯罪的標準。最高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均無未完成罪之形態，就是因為沒有造成法定結果本身就說明其社會危害性達不到犯罪的程度。

2>主觀故意明確以重傷為目的的，存在未遂之形態。刑法規定故意傷害致人重傷處以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是性質嚴重的犯罪，且行為人主觀上惡性較大，甚至極大。雖沒有造成重傷結果，這種情況如果行為人的行為得以實施，必然造成重傷結果的出現，足以達到犯罪的程度。對此種行為不加以處罰，必然不能達到刑法應有的作用。如行為人多次預謀要某人的一條腿、或挖一只眼，或用濃硫酸毀容等手段以報復他人等均屬于故意傷害罪。即使未遂，其行為的嚴重性也足以達到犯罪的程度，應當以犯罪處理。

3>如果行為人沒有明確的傷害目的，僅是出于教訓、毆打、出氣等內容，或其他概括的故意，無其他證據存在重傷目的的，又沒有出現傷害結果的，不存在未完成罪之形態。

六、教唆傷害與實行犯故意殺人竟合的處理。教唆傷害犯罪中，實行犯實施了故意殺人，是共同犯罪的過限問題。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我國刑法學界有的學者把被教唆的人的實行過限分為重合性過限與非重合性過限。我認為，用該理論解決教唆傷害中的過限行為，是有一定道理的。所謂重合性過限，就是指被教唆的人所實行的犯罪與教唆犯教唆的犯罪之間具有某種重合性的情況下而發生的實行過限。例如，甲教唆乙傷害丙，乙卻殺死了丙，甲故意傷害，乙是故意殺人，在傷害與殺人之間存在某種重合關系，就教唆犯而言，應視為被教唆的人實行了教唆犯所教唆的犯罪。所謂非重合性過限，是指被教唆的人除實施了教唆之罪以外，還實施了其他犯罪，兩罪之間不存在重合關系。例如，教唆者教唆他人盜竊，而實行犯實施了殺人行為。對于重合性過限，由于過限行為、結果與教唆行為、結果存在一個重合性，故教唆者承擔既遂的責任。

《對故意傷害罪疑難問題分析》來源于xiexiebang.com，歡迎閱讀對故意傷害罪疑難問題分析。

第五篇：對客觀世界的主觀表達教案

對客觀世界的主觀表達——走進意象藝術

一、教材分析：

1、教學目標

本課主要了解和認識三大美術類型中的第二種類型——意象藝術。使學生初步了解和認識什么是意象藝術，如何來辨析意象藝術。（因為意象藝術在整個美術門類中占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是進行美術鑒賞必須掌握的知識能夠認識和辨析意象藝術基本上就達到了美術鑒賞的基本要求）

2、教學重點

使學生分清意象藝術與具象藝術的區別，并初步掌握分辨什么是意象藝術，主要要從意象藝術的藝術形象和藝術語言，以及藝術家的意圖來辨析意象藝術的主要特征。

3、教學難點

如何解釋清楚什么是意象藝術，如何理解意象藝術。（因為任何藝術都存在藝術家的主觀表達，而且有的意象藝術也可以是具象的，這樣就很容易使學生混淆。因此，在教學過程中，就要強調意象藝術形象上的怪異性，以及藝術家對主觀意念——感覺和意圖的表達。）

二、教法設計

課件圖片展示、講授、練習

三、學法

鑒賞課本、觀察、思維、想象

三、教學過程

1、導入：

美術作品并非完全是對客觀現實的“如實” 再現，除此之外，它還可以表達藝術家的主觀世界，這一點在具象藝術中也有表現，但在意象藝術中藝術表現的主觀性更為突出，并已成為藝術家關注的重點。教師活動：（1）展示作品《蒙娜麗莎》和《馬蒂斯夫人像》

（2）提出問題：找出這兩幅作品的不同之處，請同學們分組討論。學生活動：（1）討論（2）回答

師生總結：這是兩件肖像名作，但表現形式卻迥然不同，《蒙娜麗莎》用筆細膩、描繪真實具體、形象逼真自然；而《馬蒂斯夫人像》則是用筆粗放、用色大膽潑辣、表現對象特別、不符合一般常人的理解。這說明，《馬蒂斯夫人像》是畫家馬蒂斯為了表達自己的某種觀點、看法而故意采取的一種表現方式。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意象藝術中藝術表現的主觀性更為突出。

（設計意圖：通過對名畫的認識，激發學生的思維、使學生直觀的感受意象藝術）（引出課題并板書：）對客觀世界的主觀表達——走進意象藝術

2、什么意象藝術

為什么有的美術作品形象怪異？ 這句話從意象藝術的一個極端方面來解釋意象藝術的，因為在一般人看來，意象藝術的作品往往是怪異的。這樣解釋主要是為了打消一般人因為習慣于具象藝術的真實性而對意象藝術產生的不理解和排斥心理。指出意象藝術主要是藝術家對現實的的感覺以及他們的個人情感、觀念和意識的表現密切相關。因此，藝術家的感覺和所要表達的意圖越獨特、強烈，所產生的藝術形象就可能越怪異。教師活動：（1）板書：什么意象藝術

（2）提出問題：A、從下面即將展示的作品中，請同學們注意觀察分析，意象藝術的美術作品和我們習慣上對具象藝術作品的認識在表現形式和手法上有哪些不同。B、為什么美術作品形象怪異？（3）展示作品：《圣維克多山》、《吶喊》《星月夜》《內戰的預感》（4）提問

（5）板書：藝術家對客觀世界的主觀表達。學生活動：（1）欣賞（2）討論（3）回答 師生總結：意象藝術主要是藝術家對現實的的感覺以及他們的個人情感、觀念和意識的表現密切相關。因此，藝術家的感覺和所要表達的意圖越獨特、強烈，所產生的藝術形象就可能越怪異。

3、如何理解意象藝術：

“如何理解意象藝術”是本課的關鍵，也是學生鑒賞意象藝術的根本要求。這一環節，我重點是要傳達給學生這樣兩個理解的切入點，那就是：一個是藝術家按照“我”感覺的樣子來表現世界，一個是藝術家按照 “我”想表現的樣子來表現世界。突出的就是“感覺”和“想”。

教師活動：（1）板書：如何理解意象藝術

（2）展示委拉斯凱茲的《教皇英諾森十世》和培根的《被牛肉片包圍的肖像》

（3）提出問題：A、兩幅作品的不同之處？（提示：我們從《教皇英諾森十世》中感覺到的對象的性格特點，在培根《被牛肉片包圍的肖像》中感受到的是一種情緒和氣氛，即緊張和惶恐）

（4）展示：朱耷的《鵪鶉圖》

（5）提出問題：畫面中鵪鶉的眼睛有什么特點？現實中會出現嗎？ 學生活動：（1）欣賞（2）討論（3）回答 師生總結：理解意象藝術從以下兩個角度：一個是藝術家按照“我”感覺的樣子來表現世界，一個是藝術家按照 “我”想表現的樣子來表現世界。

意象藝術的特點：A、意象藝術更傾向于心理的真實B、藝術形象更集中更典型。C、超越了具象藝術在形象和時空上的限制。

藝術家的主觀能動性在意象藝術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而每個人的主觀感受和感覺是不同的，所以意象藝術作品才給我們以怪異的感覺。

板書：一個是藝術家按照“我”感覺的樣子來表現世界，一個是藝術家按照 “我”想表現的樣子來表現世界。

4、總結回顧：這一節課我們進一步深入的認識了什么是意象藝術，如何理解意象藝術。我們知道，意象藝術就是藝術家對客觀世界的主觀表達。理解意象藝術：一個是藝術家按照“我”感覺的樣子來表現世界，一個是藝術家按照 “我”想表現的樣子來表現世界。下一節課我們將學習抽象藝術，請同學們提前預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