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西方國家的貿易保護歷史演進

西方工業國貿易保護的歷史演進和發展趨勢分析

一、西方國貿易保護理論與政策的演進

1.亞當·斯密之前的貿易保護理論與政策

在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理論體系創立之前就存在貿易保護和自由貿易之爭。重商主義最早提出貿易保護的觀點，盡管不夠系統，但其理論的基本點：“鼓勵輸出、限制輸入，實現國家財富積累”已經被當時各國政府所采納。一些貿易保護的手段諸如行政管制、高額關稅、退還稅款、發放獎金和補助金、特許證等被政府廣泛使用。

16世紀后期的英國，重商主義的發展達到高潮。從17世紀開始，一些商人、政府官員、學者先后提出自由貿易的觀點，并且在18世紀上半葉的英國發生了兩場著名論戰：一是關于放寬與法國貿易的限制是否對英國有利。主張自由貿易的和主張貿易保護的兩大派別分別創辦了各自的雜志來宣揚自己的觀點。盡管兩派在理論上各不相讓，但政府還是執行了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而主張放寬英法貿易的條款未能得到批準。二是英、法、德等國的學者圍繞國際經濟是否存在內在平衡機制所進行的論戰。以休謨為代表的學者從貨幣數量論出發，認為國際經濟中存在自動平衡和調節機制，不需要政府的干預國際經濟會的保持平衡，因此，他們主張貿易自由；以斯圖亞特為代表的學者則反對休謨的貨幣數量論，否定國際經濟中存在自動平衡機制，主張政府干預和貿易保護。這場爭論在理論上也是難分勝負，但在現實中各國政府（包括當時比較先進的英國）仍然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的措施。

2.亞當·斯密之后的貿易保護理論與政策

理論界一直把1776年斯密的《國富論》的出版視為自由主義理論體系創立的標志。作為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的奠基者，斯密對重商主義的國家干預觀點進行了批判，并鼎力主張對內實現自由放任、對外實行自由貿易，主張降低關稅和取消出口補貼和獎勵金，并提出了較為系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即“絕對成本說”。大衛·李嘉圖對斯密的自由貿易理論作了進一步補充和發展，提出了更為現實的“比較成本說”。絕對成本說和比較成本說構成了古典貿易理論的核心。

然而，斯密《國富論》的出版并沒有對英國和其他西方各國的政策產生立竿見影的影響。在斯密和李嘉圖完善自由貿易體系的同時，和其觀點相對立的一些經濟學家仍然始終倡導貿易保護，為此雙方不斷展開理論較量。1860年英法兩國簽定了《科布登—謝瓦利埃條約》，隨后，英國又和其他國家簽署了降低關稅的商貿條約，從而使西歐各國走上自由貿易道路。《科布登—謝瓦利埃條約》的簽定，標志自由主義政策在英國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而這距離1776年斯密《國富論》的問世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由此可見，開辟貿易自由主義政策的道路是多么艱難。

3.貿易保護主義理論與政策

盡管自由主義理論從提出到付諸實踐需要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但不能否認，自斯密創立自由主義體系以后，盡管也出現過李斯特和凱里為代表的貿易保護主義理論，但一直到凱恩斯的經濟理論產生，在170年的歷史中貿易自由主義始終占據了理論上風。到了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人物馬歇爾時期，雖然現實中各種貿易保護的政策不斷被實施，壟斷也不斷出現，但馬歇爾在他的《經濟學原理》一書中仍然是宣揚自由主義，在稍后出版的《工業和貿易》一書中雖然涉及到壟斷問題，但他認為壟斷和競爭只是程度上的差別而無本質區別。只有到凱恩斯經濟理論的提出，才從根本上動搖了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礎。

然而，現實卻非如此，真正貿易自由的歷史卻非常短暫。自由主義在實踐中獲勝的同時就開始遇到挑戰，因為從19世紀60、70年代開始各種壟斷組織不斷出現，并在各國逐漸取得主導地位，進而為國家壟斷奠定了基礎。同時，李斯特和凱里的貿易保護理論對德國、美

國的政策產生了影響。德國率先實行貿易保護，法國和美國分別于1881和1890年重新設立了關稅法，意大利、奧地利和瑞士等國也相繼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進入20世紀以來，國際市場的競爭更加激烈，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存在生產過剩的危機，為了擺脫危機，各國互相用高關稅封閉本國市場，互相用貨幣貶值及降低工資等方法提高本國經濟競爭力，使各國內部和各國之間的矛盾日益加深，最終導致了世界大戰的全面爆發。

二戰結束后，除美國以外的各壟斷資本主義集團均遭重創，美國對歐洲、日本具備了無可匹敵的競爭優勢，美國此時開始倡導自由貿易，但到20世紀60年代末，日本、德國的經濟逐漸恢復并日益強大，大量美元外流，致使布雷頓森林體系動搖，1969年尼克松政府以保衛美元為由提出，為了保持對外軍事支出，維護冷戰盟主地位，美國的貿易收支經常保持盈余是必要的，為此，必須采取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

上述歷史表明，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在自由主義政策實施不久，保護主義的政策則開始陸續在各國出現，到20世紀開始逐漸加強，在二戰以后，盡管日益強大起來的美國開始宣揚貿易保護，但60年代以后隨著日、德等國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各國又重新舉起了貿易保護的旗幟。

4.新的貿易保護主義的興起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兩次石油危機使世界經濟增長緩慢，各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勢力都在不斷增強，逐漸形成了新的貿易保護主義浪潮。新的保護主義和傳統的貿易保護相比，更具有隱蔽性的特點：

(1)非關稅壁壘

傳統的貿易保護主義主要是通過限制進口來保護國內工業，其手段是構筑高關稅壁壘，跟傳統的貿易保護主義相比，新的貿易保護更側重非關稅壁壘。具體包括進口限制、反傾銷和反補貼措施、自動出口限制、報關手續干擾、技術和衛生標準等。一些非關稅壁壘目前已經成為各國政府干預外貿、限制進出口的主要政策措施。據統計，現在各國實行的非關稅壁壘手段上千種。有些非關稅壁壘如“技術標準法規繁多，讓出口國防不勝防，有些技術標準要求嚴格，使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家很難達到。”一些發達國家順應國際經濟發展的潮流，開始使用綠色貿易壁壘進行保護。

(2)集團化和區域化

隨著國際競爭越來越激烈，一些國家紛紛結成各種各樣的經濟貿易同盟，集團化和區域化趨勢加強。集團和區域內部相互取消關稅，實現商品和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同時，對外推行貿易限制政策。很多集團和區域組織建立的初衷就是為了對付外來競爭，保護成員國的經濟利益。因此，集團和區域化組織具有天然的排外性和貿易保護性。以歐盟為例，從1958年來歐盟不斷排斥成員外的貿易，導致內部相互進口的比重不斷上升：1958年為33.8%，1971年為51.0%，1985年為57.0%，1992年為58.9%，1998年為63.2%，2000年為79.2%。

(3)在自由化掩蓋下的貿易保護

為了實現本國的貿易利益最大化，各國政府紛紛借助于各種非關稅壁壘和其他名義來實現貿易保護，更有甚者高舉自由化的旗幟來達到貿易保護的目的。例如，近幾年歐盟各國借環保為名而頻繁使用的綠色壁壘，一些國家借各種經濟一體化組織實現的各種保護措施等等。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世界經濟的趨勢是越來越開放，各種貿易組織如GATT和WTO一輪一輪談判不斷地降低關稅，東京回合后，歐共體平均關稅為6.0%，日本為5.4%，美國為4.9%，烏拉圭回合后，發達國家的平均關稅又進一步降到4%，但非關稅壁壘不斷加強，到烏拉圭回合后，非關稅壁壘已達2700多種，并且借助于GATT的免除條款、利用公平貿易的借口，逐步走向雙邊和歧視性貿易，形成了一整套系統的保護制度和機制，限制的范圍已擴展到勞務和高技術領域，出現了許多經濟集團搞集體貿易保護政策的情況。在自由化的旗幟掩蓋下的各種貿易保護具有很強的隱蔽性、矛盾性和欺騙性，因此也被稱謂“超級保護主義”。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國，美國舉雙手贊成貿易自由化和積極參與GATT和WTO的談判，同時又不斷地帶頭實施各種貿易保護。1984年美國國會通過《貿易與關稅法案》，而1988年經里根總統簽署，正式成為美國的《1988年綜合貿易與競爭力法案》也有著濃厚的保護主義色彩，而且近年來保護主義議案不斷增加。美國的所謂'301'、超級'301'等條款，都是貿易保護的典型代表。

二、貿易保護的性和發展趨勢

1.貿易保護的規律性

(1)它經常出現在這些時候：當一國經濟比較落后或面臨經濟危機的時候；當一國原有的優勢面臨威脅或即將失去的時候；爆發戰爭期間。(2)貿易保護和自由貿易基本是交替進行的，而且自由主義的非常短暫。19世紀40年代之前西方國都在實行貿易保護措施，1846年英國廢除谷物法以后到19世紀70年代各國主要實行自由貿易政策；19世紀70年代各國又開始實行貿易保護政策，二戰以后至60年代末實施自由貿易；70年代以后新的貿易主義政策又被各國逐漸采用。(3)誰變成強國誰就率先打破貿易保護而提出自由貿易。19世紀40年代的自由貿易政策由當時的強國英國率先提出和實施；20世紀40年代自由貿易政策由當時強大的美國率先提出和實施。(4)世界經濟處于增長和繁榮階段易實施自由貿易政策，而世界經濟面臨或處于蕭條階段易實施貿易保護措施。(5)理論上自由主義占據霸主的地位時間較長，在現實中真正的貿易自由發生卻很短暫。自由主義更多時候是宣傳的口號，可用一句形象的話來表達：自由貿易只是高高舉起的旗幟，但在這面旗幟下沒有更多的國家跟從。

2.貿易保護的發展趨勢

(1)在未來很長的時間里貿易保護仍然是各國貿易政策的支撐點。不僅包括發展家，一些發達國家之間由于競爭的激烈會不斷實施貿易保護。(2)保護的手段時而透明、極端化（關稅、、軍事等手段），時而隱蔽化（各種非關稅壁壘）。(3)新的保護手段不斷應勢而生（各種技術和綠色壁壘）。(4)整體保護增強（更多貿易組織會不斷出現）。

三、貿易保護給我國的啟示

(1)以史為鑒，認清貿易保護和自由貿易的實質和規律。歷史證明，自由主義理論上發展和實踐中的推行是大相徑庭的。從規律看，只有強大的國家才從自身利益出發倡導自由貿易。而且，往往是口頭高喊自由主義，而暗中搞貿易保護。事實上，沒有超國家利益的自由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斯密自由主義的提出是為了實現英國利益的最大化，李斯特、凱里、凱恩斯的國家干預和貿易保護理論的提出也是從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出發。我國在參與全球化的同時，必須把國家和民族利益放之首位。(2)學會駕馭貿易保護的新手段。如前文所述，一些國家配合國際經濟的發展變化，不斷創造新的貿易保護手段，如各種名目繁多的技術壁壘和綠色貿易壁壘。我們不僅要認真學習掌握，更要從中國實際出發進行創新。(3)學會在競爭中求發展，在妥協中求保護。必要的自由貿易有利于競爭，有利于的發展。相對開放和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對推動中國政府和企業的改革是非常必要的，只有把政府和企業放之更開放、更規范的市場環境中才能發展。為了發展必須嚴格遵循和執行國際規則，但當國家和民族的整體利益遭到迫害或遇到不公平的待遇時必須學會妥協和保護，政府應盡快掌握駕馭自由貿易和貿易保護的整體協調能力。

第二篇：黨旗黨徽的歷史演進

中國共產黨黨旗黨徽的歷史演進

——錘頭還是斧頭

中國共產黨的黨徽黨旗，是中國共產黨的象征和標志。紅色黨旗上的唯一圖案標識，是金黃色的黨徽。寫作本文前，筆者曾就這一課題作過專題或隨機問卷調研，其中有兩個最簡單的測試題：一是用語言簡要描述黨徽的組成部件；二是用簡筆畫出黨徽。結果，出乎所料，發人深思！尊敬的讀者，在您閱讀下文前，請您能順便先默寫下這兩個在十秒鐘之內就能完成的問答，然后再看本文結尾的正確答案。您看后可能感到意外或驚奇，同時，您肯定已經有了新的知識增長和思想收獲。

一、以俄為師，把“鐮刀斧頭”作為中國共產黨旗幟上的主要標識

1920年6月，陳獨秀等在上海決定成立共產黨組織。8月，取名“中國共產黨”，這是中國的第一個共產黨組織。正在留法勤工儉學的蔡和森，在對西歐各國共產黨特別是俄國共產黨考察的基礎上，于８月13日、９月16日寫給毛澤東的兩封信中提出：“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先要組織黨——共產黨，因為它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并提出了具體的建黨步驟。9月1日，陳獨秀在《新青年》雜志發表《對于時局之我見》，稱“吾黨”為“社會黨”，后又改稱為“共產黨”。在此前后，陳獨秀在上海，李大釗、張申府在北京通過信函討論了黨的名稱問題，決定采用“共產黨”作為中國無產階級政黨的名稱。有了名稱后，組織也相繼建立，但中國共產黨在創建初期還顧不上黨徽黨旗的設計制作。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和抗日戰爭前期這長達20多年的時間里，中國共產黨尚未制作統一的黨徽和黨旗。

歷史表明，中國共產黨的旗徽標識不是在成立時就有的，是隨著革命斗爭的發展和需要，逐步形成和確定的。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宣告成立，由于有俄國共產黨人幫助建黨并參會，黨的會議上多用俄共（布）的蘇維埃旗幟或馬克思、列寧畫像。中國共產黨的發起者們，還來不及將一個嶄新的革命黨應具有的一切考慮周全，一切只能是順從簡便易行的原則。黨組織開會，有時需要懸掛黨旗，可自己的黨旗又應該是個什么樣子呢？在當時順理成章的是，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黨旗自然要與世界無產階級政黨的旗幟一致起來，當時的“老大哥”也就是唯一建立政權的俄國（蘇聯）共產黨，他們的旗幟理所當然地成了中共黨旗的范本，這也就是在紅旗左上角加黃色鐮刀錘子圖案的蘇維埃旗幟（圖01）。因此，從中國共產黨早期所打出的旗幟式樣看，其雛形顯然來源于列寧所創建的蘇聯的旗幟。這種旗幟的含義，普遍的解釋是：錘子象征工人階級，鐮刀象征農民階級，兩者組合，是工農聯盟的標志，也是共產黨的標志。五角星既象征工、農每一只手的五指（勞動力），亦代表“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紅色是革命的顏色，黃色則是革命光芒的顏色。

圖01

中國共產黨的各地黨組織成立之后，黨旗由各級黨組織模仿俄共（布）旗幟的式樣自己制作，所以，具體規格式樣也就不盡相同。即使如此克隆過來的紅色旗幟，在當時的公開場合并沒有正式舉出。由于強調國共合作，出于形勢的要求，中國共產黨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一直打著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

1927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領導發動了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這次起義是在“主義不變、旗幟不變、綱領不變、組織不變”的思想指導下進行的，由于起義的準備比較倉促，沒有打出中國共產黨自己的一面旗幟來。在著名的“八七會議”上，關于要不要繼續舉國民黨的旗幟，共產黨人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毛澤東在會上提出拋棄國民黨旗幟的論題，但支持者甚少。會議最后雖然確定了發動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方針，但大多數人依然主張用國民黨的旗幟。出于對革命形勢的清醒認識，毛澤東一直堅持自己的主張，并在多次會議上反復提出有關旗幟的問題，他在給黨中央的信中寫道：“國民黨的旗幟已成軍閥的旗幟，只有共產黨的旗幟才是人民的旗幟。”強調指出：“在工農兵蘇維埃時候，我們不應再打國民黨的旗幟了，我們應高高打出共產黨的旗幟立刻堅決地樹立紅旗。”

中國共產黨真正亮出自己的第一面旗幟，出現在1927年9月毛澤東本人組織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中。當時，參加秋收起義的武裝統一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毛澤東堅持應該打出一面工農革命軍的旗幟來，他向工農革命軍中的參謀何長工部署了此項工作。何長工后來回憶說：“第一師成立后，我和楊立三同志負責籌辦部隊的印章、旗幟。這樣，我們第一次打起了工農革命軍的紅旗。”（何長工：《難忘的歲月》第3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這面新設計的旗幟用一大塊鮮紅的布制作，旗幟兩面的中央各縫著一個黃色的五角星，在五角星的中心位置，畫著象征工農的鐮刀和斧頭。在白色旗桿套上，寫著“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圖04）。由此我們看到，在中國革命史上，是先有工農革命軍的軍旗，后有中國共產黨的黨旗。

圖04

1927年秋的中國，是一個風起云涌的大變革時代。這時，國民黨右派反革命的真面目已經徹底暴露，迫使中國共產黨必須豎起自己的大旗。9月，中共中央召開臨時政治局會議，明確宣布放棄國民黨的旗幟，正式提出了建立蘇維埃的口號。10月15日，中共南方局、廣東省委聯席會議通過《中共廣東省委第十四號通告：最近工作綱領》，明確指出：“廢除國民革命軍的名義，改稱工農革命軍；廢除青天白日旗，改用紅旗，以斧、鐮為標志。”（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7）》，第三冊，第431頁，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這是中共黨的領導機關第一次作出的關于黨旗上有“斧頭鐮刀”標志的正式決定。中共黨旗圖案“用紅旗，以斧、鐮為標志”的范式，基本框定了黨旗黨徽的輪廓和構成要素（圖06）。由此亦見“斧頭鐮刀”的式樣，并非由中國共產黨人獨自發明，而是移植于俄共（布）或者說以俄共（布）為核心的共產國際。

圖06

二、黨旗黨徽上代表工人階級的是錘頭還是斧頭？

中國共產黨在初創時期，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實際國情出發，在黨旗黨徽圖案設計上曾特意以“斧頭”圖案代表中國手工業者，以“鐮刀”圖案代表農民。從1921年7月到1942年4月長達21年的時間里，中共中央及各級組織有過多次明確黨徽圖案為“鐮刀斧頭”的規定和決議。但在此期間，又由于受蘇聯國旗的影響，中共黨旗黨徽上的圖案既出現過“鐮刀斧頭”，也出現過“鐮刀錘頭”。在戰爭年代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黨旗黨徽圖案一直處在變動的、不規范的狀態中。

“軍叫工農革命，旗號鐮刀斧頭。修銅一帶不停留，便向平瀏直進。地主重重壓迫，農民個個同仇。秋收時節暮云沉，霹靂一聲暴動。”這是毛澤東1927年在《西江月·秋收起義》詞作中描述的情景。這首詞，毛澤東在后來作過修改，但對“鐮刀斧頭”的提法并未作修改，這說明毛澤東對“鐮刀斧頭”的記憶猶深，也說明當時旗幟上普遍以“鐮刀斧頭”為主要圖案標識的歷史事實（圖08、09）。

圖08

圖09

1930年4月，中共中央軍委發出《關于紅軍各級軍旗的規定令》：“各級軍旗一律用五角星紅旗，星內排列鐮刀斧頭之國際徽，旗用大紅色旗，中央為五角星，五角星為白色，中為鐮刀斧頭交叉排列，鐮刀斧頭用黑色，旗之右邊鑲白布長條書寫番號。”這一規定，使當時分散作戰的紅軍部隊所用的旗幟式樣進一步正規化、規范化。這種“三○式”軍旗，是紅軍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使用范圍最廣的式樣（圖10）。由于戰爭在當時是全黨的主要任務，軍旗的廣泛使用，也深刻影響了黨旗黨徽式樣的演進（圖11、12）。

圖10

圖11

圖12

有眾多歷史文獻表明，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鐮刀斧頭”可說是黨徽的代名詞，“鐮刀斧頭”的說法被普遍認可。著名的楹聯“斧頭劈開新世界，鐮刀割斷舊乾坤”，最早出現在1933年9月的川陜革命根據地。紅三十軍解放四川達縣后，軍政治部設在一家地主宅院內。紅軍便在宅院門樓兩旁的石柱上鏨刻了這副氣勢恢宏、形象生動的名聯（圖13），把黨徽中的主要元素“鐮刀斧頭”巧妙地鑲嵌了進去，宣傳了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宗旨，描繪了紅軍的英雄氣概。后來，紅軍宣傳工作者在長征沿途曾多次書寫這副楹聯及其他類似楹聯（圖14）。在四川興文縣，也有紅軍寫的“斧頭劈開新世界，鐮刀割斷舊乾坤”的楹聯，橫批是“變！變！變！”這幅楹聯，對廣為宣傳“鐮刀斧頭”的形象記憶，有著深刻的歷史影響。從紅四方面軍留存的歷史文獻看，黨徽圖案也多為斧頭鐮刀（圖15）。

圖13

圖14

圖15

上世紀三十年代初，隨著革命形勢的大發展，中央蘇區相繼取得了第一至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1932年夏，中央蘇區在根據地范圍內開始了多次突擊發展黨員運動。由于黨組織建設的迫切需要，從入黨宣誓儀式上的黨旗，到黨員大會的會場布置，黨的組織工作者開始關注黨旗黨徽的式樣。這一時期，中央蘇區主要傳媒《紅色中華》報的插圖中，刊登有不同式樣的“鐮刀斧頭”、“鐮刀錘頭”圖案。這些在當時被譽為“國際徽”、“國際旗”的圖案，成為各革命根據地軍民的圖騰隨處可見，也隨時即興發揮的有些任意（圖16、17）。在如此無法規范的情況下，有人提出黨旗黨徽中的“斧頭”不能足以代表工人階級，應當改換為“錘頭”，與蘇聯的旗幟相一致。1933年4月，中共中央研究決定，把黨旗黨徽中的“斧頭”圖案調整成為“錘子”圖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頒布《蘇維埃群眾團體及紅軍旗幟印信式樣》，其中對軍旗的式樣做了詳細的更改說明，并下發了軍旗圖式，規定旗的右上方為一五角星，旗中間為交叉的“鐮刀錘子”，旗的三邊有旗須，旗桿處有二寸三分的白布書寫部隊番號。同時規定五角星和“鐮刀錘子”一律用金黃色。這種軍旗一般稱為“三三式”軍旗（圖19、20）。此后，中國工農紅軍軍旗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和各級政府的旗幟，都相應地做了改變。

圖16

圖17

圖19

圖20

由于當時戰爭頻繁，不久，中央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遭到慘敗，中央紅軍被迫開始戰略大轉移，黨旗黨徽中“斧頭”變“錘子”的決定并未在全黨全軍得到貫徹執行。以至于在長征路上、在陜北等各根據地，“斧頭”與“錘子”仍然混用；以至于在后來的中共中央文件中仍然出現“鐮刀斧頭”的提法。從歷史圖片看，在這一時期使用的軍旗式樣也多為“三○式”而少“三三式”，原因可能是“三三式”旗須的繁贅，不如“三○式”簡捷明快。斯諾名著《西行漫記》中，收錄有“三○式”軍旗的照片。紅四方面軍、陜北紅軍等曾較長期使用“三○式”軍旗。在1935年長征前后時期，從所舉的旗幟式樣可區別出紅軍部隊建制的歸屬。

綜合分析各種文獻及圖片，從總體上看這一歷史時期的黨旗黨徽，是“鐮刀斧頭”或是“鐮刀錘頭”？有著三個明鮮的特點：（1）從形成文字的文獻字面上看，在黨的有關決議中，說明黨旗黨徽圖案是“鐮刀斧頭”的占絕大多數，而在實際制作中又多以“鐮刀錘頭”圖案為多；（2）從地域上看，中央根據地在許多會議等正式場合多使用“鐮刀錘頭”圖案，閩西、湘鄂西、鄂豫皖、川陜、陜北等革命根據地的黨旗黨徽圖案則多設計為“鐮刀斧頭”；（3）從美工角度看，抽象時多用“鐮刀錘頭”，具象時多用“鐮刀斧頭”。

上世紀三十年代前后，中共中央曾多次提出關于確定黨旗黨徽式樣的議題，希望能有明確的、統一的規范。1942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對黨旗式樣作出決定：“中共黨旗式樣，寬闊為三與二之比，左角上有斧頭鐮刀，無五角星，委托中央辦公廳制一批標準黨旗，分發各主要機關。”至此，中國共產黨第一批制式黨旗隨即誕生。當時制作的標準黨旗規定為紅色，橫120厘米，豎80厘米，左上角中間（全旗四分之一處）為黃色“斧頭鐮刀”交叉組成的黨徽圖案，其直徑為30厘米。旗桿套為白色，寬6.5厘米。旗桿套不包括在整面旗的尺度之內。黃色的“斧頭鐮刀”代表工人和農民的勞動工具，象征著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代表著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紅色象征革命，黃色象征光明。決定中特別指出，保留象征工農聯盟的“斧頭鐮刀”，去掉原來旗幟上的五角星，是為了與蘇聯的旗幟相區別。由此也說明，當時中共中央對黨旗式樣的考慮十分慎重。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正式確定黨旗的式樣。

1945年4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大會主席臺幕布正中，懸掛著毛澤東和朱德的畫像。在畫像下方的圖案中，中間綴有中國共產黨黨徽：鐵錘鐮刀，稻穗和麥穗圍繞著它。畫像兩邊，分別斜插著六面紅色的綴有鐵錘鐮刀的中國共產黨黨旗（圖25）。當7000多名代表步進會場時，莊嚴肅穆的場面令與會代表們為之振奮。這是中國共產黨自建黨以來，歷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臺上第一次豎立正式的黨旗，從而結束了黨從“一大”至“六大”無正式黨旗的歷史。

圖25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三年前有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中國共產黨黨旗式樣所作出的“斧頭鐮刀”的決定，但在黨的“七大”會場上及在此前后各抗日根據地所出現的中共黨旗黨徽圖案，基本上都統一于“錘頭鐮刀”，已經鮮見“斧頭鐮刀”圖案。紅色旗面、黃色鐵錘和鐮刀組成的圖案，構成了黨旗的基本框架，這種基本式樣一直沿用至今。

圖26

實際上，究竟是用“斧頭”還是用“鐵錘”，這不只是圖案形式上不同，而是涉及到對共產黨的階級基礎和性質的理解，更涉及到對“共產黨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這個命題的理解。斧子和錘子，在相當程度上與不同的生產形態相聯系，各自代表著不同的社會生產力水平。斧子，主要用于手工業者，如木工、伐木工、消防員等，與大工業的聯系不多；錘子，主要用于大工業中的工人，如鉗工、鍛工、扳金工等產業工人，他們所使用的工具都離不開錘子。所以，斧子是手工業的象征物，而錘子是大工業的象征物，錘子更多地代表著當時的先進生產力。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而工人階級是與大工業相聯系的。鐵錘代表工人，鐮刀代表農民。用鐵錘和鐮刀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黨徽，標志著中國共產黨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政黨。因此，共產黨的黨徽應當采用“錘頭鐮刀”做標志才最為妥當。“錘頭鐮刀”的寓意，更符合共產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隨著時間的推移，黨旗黨徽上的“斧頭鐮刀”改定為“鐵錘鐮刀”，更加準確地代表了工農聯盟的本義。

三、黨旗黨徽進一步規范化、標準化

中國共產黨黨旗黨徽是黨的象征和形象標志，黨旗黨徽的規范化、標準化是黨的制度建設中十分重要的問題。黨的“七大”之后，中共中央及有關部門曾幾次討論研究黨旗的規范化問題，考慮重新設計黨旗式樣，但由于種種原因，未能落實。從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以及新中國成立后一段時間的圖片文獻看，盡管從“七大”之后就有了黨旗的正規式樣，但各地黨組織使用的黨旗黨徽圖案還存在著差異，還需要進一步規范化和標準化。1949年9月，在全國解放戰爭接近取得全面勝利的時候，軍委總政治部發布了《關于入黨儀式所用黨旗尺寸的規定》，其中對黨旗的制作確定了暫時規范：“暫規定寬80厘米，橫120厘米之紅旗，左上角的中間為黃色鐮刀、錘頭，其直徑為30厘米。黨旗旗桿左套為白色，寬為6.5厘米，亦即旗面橫長1/18強。旗桿式樣與矛頭與軍旗制法相同。”10月11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函復軍委總政治部：“同意在黨旗未統一規定前按暫行規定之式樣試用。”

1951年6月17日，中共中央對華東局關于黨旗式樣的請示予以批復：“在黨中央未正式規定出黨旗的統一式樣以前，在黨的30周年紀念時，各地可按舊例，一律采用紅旗加鐮刀錘頭，不必在旗上加中國共產黨等字。”此后相當長一段時間，由于連續的“階級斗爭”等政治運動接連不斷，特別是“文革”十年的“踢開黨委鬧革命”，紅旗的海洋成為“革命運動”的獨特景觀，以至于“全國山河一片紅”，但那是紅衛兵、造反派的大旗，而少見黨徽閃耀的黨旗。盡管這一時期黨的領導人在逝世后的遺體上覆蓋的是“鐮刀錘頭”的黨旗，典型的如至今保存在天安門廣場上紀念堂內毛澤東遺體上的黨旗（圖27），但這些黨旗卻都不是經中共中央正式規定的黨旗式樣。人們不會想到，建黨30周年時所說“黨中央未正式規定出黨旗的統一式樣”的時間會拖得這么長，直到改革開放后又是十多年之后，這個問題才被提上中央的議事日程。

圖27 為切實維護黨旗黨徽的尊嚴，使黨旗黨徽的制作、銷售和使用規范化，加強管理，1995年4月，中共中央責成中央組織部會同有關部門對黨旗黨徽的制作和使用的規范化問題提出意見，并起草《中國共產黨黨旗黨徽制作和使用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規定》）。1996年9月21日，經中央批準，中央辦公廳印發了這個《規定》（中辦發［1996］25號），進一步規范了黨旗黨徽的式樣和使用。《規定》共12條，它對黨旗黨徽的性質、式樣、規格、制作和使用等都作出了明確而具體的規定。至此，黨旗黨徽有了統一規范的標準式樣。

《規定》指出，“黨旗黨徽是中國共產黨的象征和標志”，“中國共產黨黨旗為旗面綴有金黃色黨徽圖案的紅旗”，“黨徽為鐮刀和錘頭組成的圖案”。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根據實際需要，中國共產黨黨旗可按比例放大或縮小，《規定》中關于黨徽“鐮刀”的式樣，有一個顯著的變化是矩形“刀把”變成了圓形，這是黨徽“鐮刀把”的重大改變。至此，黨徽上的“鐮刀把”經歷了四種式樣：（1）“刀把”上部有凸出圓棱的長圓柱體寫實長“鐮刀把”。蘇聯國旗中的“鐮刀把”具象寫實，有一個顯著特點是“刀把”靠上部有一圈凸出圓棱（圖28）。中國共產黨初建時，地方黨組織在自行制作黨旗黨徽或一些報刊插圖中的黨旗黨徽，曾模仿蘇聯國旗“鐮刀把”圖案，有這一圈凸出圓棱，在圖畫中常以一短橫線示意（圖29）。

圖28

圖29（2）光桿的長圓柱體寫實長“鐮刀把”。仍是模仿蘇聯國旗“鐮刀把”圖案，但“刀把”靠上部有的那一圈凸出圓棱被省略，“刀把”較長是這種樣式“鐮刀”圖案的顯著特點（圖30、31）。

圖30

圖31

（3）由寫實的長圓柱形到抽象的矩形“鐮刀把”。約始于上世紀30年代之后，由長“刀把”演變而來，形成標志是“刀把”尾端由圓變方（圖32、33、34、35、36、37）。

圖32

圖33

圖34

圖35

圖36

圖37（4）由抽象矩形到更加抽象、藝術化的“鐮刀把”。始于1996年9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中國共產黨黨旗黨徽制作和使用的若干規定》特別注明，“將一正方形分為32等分”畫黨徽，以左下角的五個方格畫一小圓，在小圓右上部與“鐮刀刀背”兩個點相切，“構成鐮刀把”（圖38、39、40）。

圖38

圖39

圖40

1996年11月19日、12月12日，中共中央組織部分別發出《關于中國共產黨黨旗黨徽定點生產有關問題的通知》和《關于中國共產黨黨旗黨徽供應銷售有關問題的通知》。1997年7月9日，中央組織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聯合發文《關于加強中國共產黨黨旗黨徽定點生產、內部銷售和使用管理的通知》，規定“非定點企業一律不得生產黨旗黨徽及相關產品，違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按超越經營范圍依法處理。”“禁止在市場上銷售黨旗黨徽”。

2002年11月14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新的《中國共產黨章程》，增寫了“黨徽黨旗”一章，作為第十一章。具體分為三條：第五十一條規定，“中國共產黨黨徽為鐮刀和錘頭組成的圖案。”第五十二條規定，“中國共產黨黨旗為旗面綴有金黃色黨徽圖案的紅旗。”第五十三條規定，“中國共產黨的黨徽黨旗是中國共產黨的象征和標志。黨的各級組織和每一個黨員都要維護黨徽黨旗的尊嚴。要按照規定制作和使用黨徽黨旗。”（《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第9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增寫“黨徽黨旗”一章，是自建黨80多年以來歷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綱領》、《中國共產黨黨章》、《中國共產黨章程》的第一次。對于維護黨徽黨旗的嚴肅性，發揮黨徽黨旗的感召力，增強黨員的光榮感、使命感，增強黨的凝聚力和影響力，都有著重要的作用。2007年10月21日黨的“十七大”通過新的《中國共產黨章程》（圖41），“黨徽黨旗”仍是第十一章，內容同于“十六大”。

圖41 綜上所述，黨徽黨旗的重大歷史演變主要有：（1）黨徽中代表工人階級圖案的變化，經歷了從“斧頭”到“錘頭”的重大改變。（2）“鐮刀把”有四種不同形狀：一是具象寫實的兩端稍細、中間粗的紡錘形長圓柱體，并在“刀把”靠上部有一圈凸出圓棱；二是光桿的紡錘形長圓柱體，去掉了“刀把”靠上部有一圈凸出圓棱；三是演變為抽象示意的矩形；四是再藝術化為更加抽象的球形。（3）黨徽黨旗的象征含義：前期，中國共產黨黨旗的紅色代表革命，黃色象征光明；而斧頭（錘頭）、鐮刀為工農的勞動工具，象征中國共產黨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自1996年起，中國共產黨黨旗黨徽的含義有了相關的解釋：紅色象征革命，金黃色的錘頭、鐮刀代表工人和農民的勞動工具，象征著“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2002年版《中國共產黨章程》）。

此外，歷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臺從懸掛領袖像到黨徽也有著耐人尋味的演變過程。從中國共產黨第一至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現存資料圖片未見主席臺有專門的黨旗黨徽及領袖像布置。1945年的“七大”主席臺，開幕式時的主席臺后部幕布上方中央懸掛著毛澤東和朱德的并肩頭部黑白素描畫像，畫像下方圖案中有黨徽，畫像兩邊分別斜插著六面黨旗（圖42）；大會后期及閉幕時，主席臺后部幕布中央懸掛的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并肩頭部黑白素描畫像（圖43）。

圖42

圖43 1956年“八大”主席臺后部沒有任何宣傳裝飾，并排一列放的是十棵綠色的棕櫚觀賞樹（圖44）。1969年“九大”、1973年“十大”主席臺后部，幕布上方中央懸掛的是毛澤東的彩色頭部畫像，畫像兩邊分別斜插著十面紅旗（圖45、46）。1977年“十一大”主席臺后部，幕布上方中央并排懸掛的是毛澤東和華國鋒的彩色頭部畫像，畫像兩邊分別斜插著十面紅旗（圖47）。

圖44

圖45

圖46 圖47

1982年“十二大”主席臺后部，幕布上方中央懸掛的是“鐮刀把”為方形的黨徽，黨徽兩邊分別斜插著十面紅旗（圖48）。這是全國代表大會首次在會場主席臺上懸掛黨徽。此后的“十三大”、“十四大”主席臺后方布置同“十二大”（圖49、50）。1997年“十五大”主席臺后部幕布雙中央懸掛的“鐮刀把”改為為圓形的“九六式”新黨徽，黨徽兩邊分別斜插著十面紅旗（圖51）。此后的“十六大”、“十七大”主席臺后部布置同“十五大”（圖52、53）。

圖48

圖49

圖50

圖51

圖52

圖53

通過回望黨旗黨徽圖案的演變歷史，再看黨章中關于黨徽圖案是“鐮刀錘頭”的解說定義，本文認為“錘頭”二字的說法仍不夠嚴謹和準確。從工藝學上講，錘子由錘頭和錘把兩部分組成，錘頭只是錘子的一部分，但黨徽上的圖案是整個錘子，并非僅是錘頭。1996年《中國共產黨黨旗黨徽制作和使用的若干規定》中“錘頭的畫法”，即有特別注明“錘頭”與“錘把”的各自畫法。作為生產工具，錘子在現代生產生活中因“錘頭”的材質不同，又分為“鐵錘”、“木錘”、“橡膠錘”等。所以，把黨徽圖案解說為“鐮刀錘子”也不夠準確，正確的解說應該是“鐮刀鐵錘”，建議今后修改黨章時應將黨徽圖案的解說定義改為“鐮刀鐵錘”。

最后，話題回到本文開篇所說的那兩個最簡單的測試題，參與本課題測試的有兩百多人，95%是中共黨員，其中黨務、黨史工作者和書籍、報刊編輯者占半數以上。（1）絕大多數人順口而答的是：黨徽圖案是“鐮刀斧頭”。然而，據最新黨章，正確答案應為“鐮刀錘頭”（參見1996年、2007年黨的“十六大”、“十七大”修改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2）絕大多數人簡筆畫出的黨徽，誤在“鐮刀把”的長柄或短柄，那是1996年之前的黨徽，甚至更早，正確應為圓形（圖54、55）。這種錯誤，在目前的影視、報刊等傳媒中也屢見不鮮。此現象當給我們提醒和警示。中國共產黨的黨旗黨徽制度，是黨的制度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每個共產黨員都應該鄭重對待，能夠準確理解、解說黨旗黨徽的圖案和含義。毛澤東有句名言：“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共產黨就最講‘認真’。”在建黨90周年之際，用心認真仰望黨旗黨徽，真正地牢記曾經面對黨旗黨徽宣誓時的誓言，具有特別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

第三篇：公司治理的歷史演進

公司治理模式的發展演進是一個動態漸進的過程，分析公司治理演進必須通過研究其制度變遷的路徑，分析影響公司治理演進的各種因素、推動其演進的動力與反對其變革的阻力，識別推動制度變遷的主體，才能明確公司治理進一步的演變方向。

公司治理的歷史演進

（一）公司治理模式的不同演進階段劃分

公司治理模式分別經歷了古典的私人股東主導的公司治理模式、職業經理主導的公司治理模式階段、投資者主導的公司治理模式和創業型經濟中的風險資本治理模式。

公司制度的最早形態可以追溯到11世紀歐洲經營海上運輸業的康孟達契約組織，康孟達是勞資合伙經營的一種商事契約，它是最早的一種商業合伙形式。康孟達對后來的公司制企業的影響在于這種契約形式首創了有限責任制的合伙形式，而這正是現代公司制度的重要內容。古典的私人股東主導的公司治理模式是股份公司產生以后最早出現的公司治理模式，是自由競爭資本主義階段的主流模式。此后隨著技術的發展和企業規模的擴大，出現了職業經理階層，職業經理層的形成使企業成為現代化的科層制企業（石明虹，張喜民，2003）。到20世紀30年代后期，已有若干美國大企業開始實行科學管理，如杜邦公司、通用汽車公司（德魯克，1989）。到60年代中期，美國大公司內部控制權由股東向經理人員轉移的運動基本完成，經理革命基本結束（石明虹，張喜民，2003）。

自二戰結束以來，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以退休基金、商業銀行信托機構、保險公司、投資銀行、共同基金等為主體的機構投資者逐漸崛起，成為股票市場的主要交易者，公司治理由經理主導型向法人股東主導型模式轉變（張清，嚴清華，2005）。20世紀70年代后，美國正在出現一個從傳統管理型經濟轉為創業型經濟的深刻變革，創業經濟的發展需要創業精神和創業管理（德魯克，1989）。創業經濟的發展催生了風險資本，并在創業企業的公司治理中扮演主要角色，美國的納斯達克股票市場的成立代表著創業經濟中公司治理模式的這一根本性變化。

（二）公司治理的歷史演進影響因素分析

經濟的發展經歷了從古典型經濟、管理型經濟到創業型經濟的不同階段，而推動著變化的主要力量就是不斷進行技術創新、管理創新和組織創新，公司治理模式隨之而相應變化。創新為公司治理的演化創造了技術條件，產業革命的機器化生產催生了現代的公司組織，科學管理引起的管理創新產生了經理革命，使公司控制權轉移到職業經理手中。創新是影響公司治理演進的主要因素，一系列技術、組織和制度創新推動形成公司治理的制度基礎，公司治理模式要致力于建立適合于創新的組織和制度、協調體制、信息處理模式，創新與公司治理模式有互適性，比如日本企業就強調管理人員和車間工作人員在創新中的現場合作，創新也主要以生產技術創新和工藝創新為主，因此其治理模式為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而美國則強調高級管理人員和企業的專業化技術人才對創新的貢獻，忽視對工人的技術投資，創新以產品創新為主，管理層與普通工人距離較遠，由此產生對高層管理人員和核心技術人員的高額股票期權激勵，而忽視工人的福利和獎勵（拉讓尼克，2005）。

當前公司治理的新趨勢

（一）當前美國公司治理中的新變化

美國放松了對金融機構從事證券業務的限制，銀行、養老基金等機構投資者積極參與公司治理（萬俊毅，2004）。由此公司治理開始關注利益相關者的利益。作為外部治理機制的接管對經理人的威脅減少，公司日益重視內部治理的作用。機構投資者發展壯大，持股比例有所增加，并開始在公司治理中發揮主要作用（賈生華，2003）。

（二）日德公司治理中的新變化

日本和德國的法人交叉持股率下降，銀行與企業的聯系出現松散的變化。同時，鼓勵機構投資者在公司治理中發揮作用。

（三）各國公司治理模式演變的共同特征

隨著政府對保險基金、養老金、金融機構進入股市的限制的降低，機構投資者擁有的企業股份增多，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增加。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求提高，要求公司提供準確真實的會計信息。強調股東利益保護原則。經濟全球化導致的外國投資者對本國公司治理的影響越來越大。

公司治理的發展趨勢

（一）多樣化理論與趨同論

關于公司治理的進一步演進方向的主要爭執有多樣化理論和趨同論兩種觀點。

1.堅持趨同論的學者認為推動公司治理模式的趨同化的主要因素包括以下方面：經濟全球化的影響、經濟一體化對公司治理的影響和OECD、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歐盟等國際組織的推動作用，并且制度競爭會導致低效率的治理模式被高效率的治理模式替代。但是，關于公司治理將會趨同于哪一種具體模式卻仍有不同觀點：

趨同于市場控制的英美模式。這種觀點認為英美模式比其他模式更有效率，更加強調對股東利益的保護和準確的信息披露制度，股權比較分散，具有發達的資本市場和完善的監督機制，可以降低委托代理成本，提高公司治理效率。

趨同于組織控制的日德模式。弗里曼、布萊爾等人認為公司制模式中更應該強調利益相關者的利益，企業的利益相關者也承擔著企業經營的風險，公司的目標應該滿足不同利益相關者的要求，強調企業的共同治理，而日德模式更加強調對利益相關者的保護和權益。還有人認為，英美模式的治理對經理人偏重于短期利益，不注重企業的長期發展，而組織控制模式下經理人控制了創新所需的組織資源和財務資源，有利于企業的長期發展（拉讓尼克，2005）。

趨同于混合模式。公司治理模式的融合論認為英美模式和日德模式各有其優缺點，未來的公司治理模式將會是一種這兩種制模式的相互融合而產生的混合治理模式，這種模式能夠保留英美模式和日德模式的優點。

趨同于未知模式。這種觀點認為，公司治理模式在未來必將走向趨同，但究竟趨同于何種模式，卻仍然是未知的、不確定的。

2.反對趨同論的學者們則提出以下理由：

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性。制度的變遷具有路徑依賴性，公司治理模式的初始狀態決定了其今后的發展路徑，制度具有剛性。各國治理模式發展路徑的不同決定了各種模式將按照其各自的發展路徑演化變遷，不會走向趨同。

制度關聯理論。一個國家的公司治理制度與其法律制度、經濟制度、文化制度、政治制度等方面存在著較強的關聯效應，即制度的互補性，公司治理制度適應著一國的制度環境。在其他制度不發生變化的情況下，單純改變公司治理模式反而會降低經濟效率。

制度的多重均衡特征。青木認為，以多重均衡觀點為基礎的多種制度存在的可能決定了經濟體制的多樣性，多樣性的體制之所以產生，是因為一個體制內部的各種制度之間是互為補充的。即使在同一經濟體制下，也會因為內部的制度配置的不同而產生經濟體制的多樣性，公司治理模式的變化需要經濟體制內其他制度相應的變化以相互配合。

不同利益集團的尋租行為。公司治理模式的形成是多個利益團體如銀行、股東、政府、工會等不同利益主體長期博弈性的結果，治理模式的改變會損害相關利益主體的既得利益，因而會遭遇變革的阻力。利益集團的尋租行為也會為公司治理的國際趨同造成障礙。

此外，反對趨同論的學者還認為，目前還不能判定英美模式和日德模式哪個更具效率。而且公司治理模式依賴于多種環境因素，同一模式在不同體制下具有不同的治理效率，不能簡單照搬他國的公司治理模式。吉爾森認為，不同國家的公司治理體制可能會在形式上的差異仍然存在的同時出現功能上的趨同，比如對經理的監督和更換，而功能趨同也并不意味著公司治理的任何功能都會趨同。杰勒德?赫蒂希提出公司治理體制雖然有可能出現法律形式上的趨同，但由于法律實施機制的差異，公司治理體制有可能在更為普通的層面上存續（戈登等，2006）。

（二）影響公司治理模式演進與趨同的因素

實際上，影響公司治理模式的演進與趨同的因素可以劃分為兩大類，即外部動因和內部動因。外因包括經濟全球化下外國企業的競爭威脅、跨國公司對他國公司治理的影響、來自外國機構投資者的變革公司治理的壓力，而內因則包括本國資本市場、法律、機構投資者、企業所有權結構對公司治理的影響。正是內外動因的趨同推動著一國的公司治理的演變。討論公司治理的演進有必要討論其制度基礎，公司治理的變遷是與一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法律等制度基礎共同演進的，比如俄國、日本、中國的治理模式都是受到了經濟改革或政治因素的影響。在使用判例法的英美法系下，法庭判例對以后類似的案件的裁決有重大影響。法庭對某一重大經濟案件的裁決會很快被其他法庭在今后的裁決中所效仿，因而其法律對公司治理模式的變化的適應性比較靈活，適應成本也低。而采用大陸法系的國家法律的改變和實施則相對困難，首先在立法過程中會受到各利益主體為了維護其既得利益而產生的尋租行為的阻礙，而在法律的具體實施中也可能不會順利，因此公司治理的法律上的趨同也是很困難的。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會產生不同的關于公司治理的信息存在方式和信息特征，而信息特征也影響著公司治理模式的選擇。

依據制度關聯理論，公司治理模式與一國的法律、文化、金融等制度具有互補性，公司治理制度不能脫離與之相關聯的其他輔助性制度而孤立存在。在一國引進和移植他國的治理模式的過程中，原有的模式未必湮滅，仍有其一定的生存環境，而新的模式會在與本地的文化、制度相適應的過程中，產生新的意想不到的變異，多種模式在一定的范圍內長期存在，多種形式共存。比如在照搬英美的治理模式的過程中，由于沒有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法律制度、資本市場、金融機制、職業經理人市場和監督機制，俄羅斯與中國產生了轉軌治理模式，出現了內部人控制問題，日本產生了交叉持股和主銀行制，治理模式與本地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基礎和制度環境相互影響，并產生治理模式的變異，導致治理模式的進一步多樣性。

參考文獻：

1.石明虹，張喜民.日、美家族企業制度演變及對中國民營企業制度變革的啟示.山東省工會管理干部學院學報[J]，2003（1）

2.彼得?德魯克.創業精神與創新——變革時代的管理原則與實踐[M].工人出版社，1989

3.張清，嚴清華.機構投資者的介入與公司治理模式的演進與趨同.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J]，2005（1）

4.（美）威廉?拉讓尼克，瑪麗?奧蘇麗文著.黃一義等譯.公司治理與產業發展：一種基于創新的治理理論及其經驗依據[M].人民郵電出版社，2005

5.萬俊毅，歐曉明.全球化與公司治理模式演進的新趨勢.當代財經[J]，2004（5）

6.賈生華，陳宏輝.全球化背景下公司治理模式的演進趨勢分析.中國工業經濟[J]，2003

（1）

7.（美）杰弗里?N?戈登，馬克?J?羅編.趙玲劉凱譯.公司治理：趨同與存續[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第四篇：中國共產黨發展觀的歷史演進

中國共產黨發展觀的歷史演進

余 紅

何 燕

提要：中國共產黨始終高度重視發展問題。建黨85年來，中國共產黨根據不同時期面臨的不同任務，在總結歷史經驗和對國內外形勢及其發展趨向進行總結分析的基礎上，借鑒馬克思主義和西方發展理論的成果，立足國情，經過辯證的揚棄和發展，形成了各具特色而又互為聯系的生產力發展觀、經濟增長發展觀、可持續發展觀和科學發展觀。本文通過對中國共產黨發展觀演進歷程進行歷史的考察，從而得出如下結論和啟示：中國共產黨發展觀的演進歷程，是一個不斷進步、不斷完善、不斷發展、與時俱進的歷史過程，折射出中國共產黨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艱辛努力；發展是人類社會永恒的主題，是中國共產黨人不懈奮斗的長久追求；代表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中國共產黨發展觀的出發點和立足點；生產關系的變革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經濟發展是生產力發展的核心內容；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共產黨始終堅定不移的發展道路。考察中國共產黨發展觀演進的歷史過程，從中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帶領中華民族，為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所作的不懈努力，從而加深對科學發展觀的深刻理解和認識，增強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緊迫感和歷史使命感。

“發展觀是關于發展的本質、目的、內涵和要求的總體看法和根本觀點。有什么樣的發展觀，就會有什么樣的發展道路、發展模式和發展戰略，就會對發展的實踐產生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影響。” [①]中國共產黨建黨85年以來，始終高度重視發展問題，對中國如何實現發展目標、走什么樣的發展道路進行了長期不懈的思考和探索。以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為核心的黨的四代中央領導集體，根據不同歷史時期面臨的歷史任務，深入探索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基本規律，在繼承前人理論的基礎上經過不斷創新，先后形成4種各具特色、又密切聯系的發展觀，即生產力發展觀、經濟增長發展觀、可持續發展觀和科學發展觀，為我國社會主義的建設和發展做出了卓越的理論貢獻。

中國共產黨發展觀伴隨著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足跡，經歷了不斷演進的歷史過程。經過了幾代中國共產黨人不斷探索和曲折發展，逐步從片面走向全面，從幼稚走向成熟。考察中國共產黨發展觀演進的歷史過程，從中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帶領中華民族，為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所作的不懈努力，從而加深對科學發展觀的深刻理解和認識，增強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緊迫感和歷史使命感。

一、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提出的生產力發展觀，構建了中國共產黨發展觀的基本框架，奠定了中國共產黨發展觀的理論基石，開辟了中國社會發展的正確道路

中國共產黨發展觀萌芽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面臨著發展中國的歷史重任。面對積貧積弱的舊中國，提出符合廣大人民愿望和要求的發展觀，使中國早日擺脫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雙重壓迫和剝削的命運，盡快發展起來、強盛起來，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就面臨的重大課題。在苦苦求索中，中國共產黨從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找到解決中國發展問題的金鑰匙，即通過對生產力與生產關系這對社會基本矛盾規律的考察，認識到生產力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最終動力，生產關系必須適合生產力發展的要求。1945年，毛澤東在中共七大政治報告中明確指出：“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②]是否有利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衡量中國一切政黨政策好壞、作用大小的標準的觀點，體現了生產力發展觀的核心內容。

中國共產黨人的最終奮斗目標是實現生產力高度發達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代表著中國最落后和最反動的生產關系，阻礙著中國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進步。只有推翻舊的社會制度，變革舊的生產關系，解放被束縛的生產力，中國才能夠得到較快發展。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經過艱辛求索，尋找到一條經過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對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文化作了明確的闡釋，強調：“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而一切共產主義者的最后目的，則是在于力爭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最后完成。”[③]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指明了中國革命的發展方向。

盡管革命和戰爭是民主革命時期的主題，然而革命的主題中已經孕育著發展的主題。在艱難困苦的戰爭歲月，為了實現奪取民主革命勝利這一總的戰略目標，在領導人民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上，中國共產黨根據各個歷史時期的主要任務和奮斗目標，以生產力發展觀為指導，在局部執政的環境下，在廣大根據地制定一系列政治、經濟、文化政策，進行了政權建設、經濟建設、文化教育建設等各個方面的實踐，努力“造成將來發展到社會主義的前提。”[④]這些初步嘗試，不但為奪取中國革命的勝利提供了寶貴的物質力量，而且為新中國社會發展積累了寶貴的歷史經驗。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新中國的建立，使中國發展的主題凸顯出來。然而，與傳統的社會主義觀不同，中國的社會主義是建立在生產力水平十分低下、經濟文化非常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礎之上，中國的發展道路沒有現成的經驗值得借鑒。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⑤]，基本矛盾運動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打破舊的生產關系，建立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要求，因而仍然把生產力的發展同生產關系的變革聯系在一起。

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做出的歷史性重大選擇，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為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創造了前提。根據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的路徑設計，1953年，中國歷史進入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這一時期的主題是社會主義革命，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⑥]。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指引下，經過4年富有創造性的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基本建立，這是中國社會發展進程中的重大里程碑。1956年前后，毛澤東在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始終把生產力發展同生產關系變革聯系在一起。八大對社會主義時期主要矛盾的表述為：先進的社會制度與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提出了一系列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重要觀點。即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根本任務是在新的生產關系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改革生產關系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經濟基礎的方面，以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黨中央首先確定了實現國家工業化的發展戰略。為盡快改變中國現代工業十分落后、生產力水平十分低下的狀況，毛澤東早在革命勝利前夜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鄭重宣布，在革命勝利以后的重要任務是：“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生產，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⑦]新中國成立后，黨中央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和工業化同時并舉的方針，將工業化作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中心任務。毛澤東在八大開幕詞中再次提出：“要把一個落后的農業的中國改變成為一個先進的工業化的中國”[⑧]。在進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進一步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發展目標。1964年，周恩來在全國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正式宣布了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四個現代化的戰略目標的提出，相對于工業化來講無疑是一大進步，這是一個包括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更加全面、更加完整的發展戰略。在1975年四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兩步戰略：第一步，用15年時間，即1980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化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四個現代化。

在發展模式上，根據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基本觀點，中國共產黨仍然將變革生產關系作為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重要途徑。在政治上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制度，實行人民代表大會的政權組織形式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協商制度；經濟上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強調高速度，優先發展重工業，同時注意農輕重的比例關系，堅持以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經濟建設方針；在文化上采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加強意識形態建設，強調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由于受革命戰爭時期斗爭方式和習慣思維的影響，在破除舊的生產關系、建立新的生產關系的過程中，在開展政治、經濟、文化各項建設過程中，不少時候仍沿用革命的手段和群眾運動的方式。

生產力發展觀是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獨立自主解決中國社會發展問題的根本觀點，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華民族尋找自己的發展道路、制定發展戰略、選擇發展模式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它構建了中國共產黨發展觀的基本框架，為中國共產黨發展觀奠定了理論基石。圍繞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一條主線，中國共產黨取得民主革命的勝利，實現了國家獨立和人民解放，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為中國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前景。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建國后27年的建設和發展，中國社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巨變。政治上實現了人民當家作主，確立了大國地位；經濟上建立了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為經濟社會全面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科教文衛事業也得到長足的進步，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有了顯著的提高。但是，在一個經濟文化十分落后的國家進行各方面的建設，其發展的歷程都遠比人們原先設想的更為復雜和艱難。在探索中國自己的發展道路上，由于過于強調生產關系對生產力、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不注重從生產力自身特點及其要素上尋找規律，在所有制結構追求純而又純，在經濟建設上急于求成，加上受革命戰爭時期思維習慣的影響，用政治運動的手段和形式進行各方面的變革和建設，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發展與生產關系變革相統一的原則，使中國的發展出現了一些超越生產力水平和發展階段的失誤。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把發展經濟、提高社會生產力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當作“唯生產力論”橫加批判，給黨和國家造成巨大損失。

二、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提出的經濟增長發展觀，拋棄了用變革生產關系推動生產力發展的理念，將發展經濟作為提高生產力水平的核心內容，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發展觀的重大轉變和歷史進步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宣告歷時10年的“文化大革命”結束，此時，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已遭到嚴重破壞，國民經濟處于崩潰的邊緣，“文化大革命”帶來的經濟、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后遺癥使國家政治經濟生活一時難以走上正軌。隨著真理標準的討論及各條戰線的撥亂反正，人們思想空前活躍，加快中國發展步伐、盡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成為全國人民的迫切愿望和要求，也成為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必須解決的重大現實課題。此時，西方發展理論根據對發達國家的經驗總結，認為只有促進經濟增長，落后國家才能加快追趕發達國家的步伐，形成了以國民生產總值（GDP）增長為核心的傳統發展理念。許多發達國家再次進行產業結構調整，中國同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管理等方面的差距正在不斷拉大。縱觀世界大勢，鄧小平敏銳地指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題。在繼承生產力發展觀和借鑒西方發展理論成果的基礎上，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黨的領導集體，在探索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攸關黨和國家命運的根本問題的過程中，形成了經濟增長發展觀。

經濟增長發展觀進一步繼承和發展了生產力發展觀的基本觀點，將生產力的發展提高到社會主義本質的地位。鄧小平多次強調“發展才是硬道理”，“講社會主義，首先就要使生產力發展。”[⑨]提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著名論斷。同時，對如何才能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盡快提高社會主義中國的綜合實力進行了長期的深入的思考。在總結國內外發展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鄧小平從“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現在還比較低”的現實出發，明確指出：“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⑩]，告誡全黨要排除干擾，必須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

立足中國國情，尋找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是黨在新時期面臨的首要任務。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是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將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在探索中國發展道路上的偉大創舉。1979年3月，鄧小平提出了“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并指出：“中國式的現代化，必須從中國的特點出發”[11]。黨的十二大再次明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的發展道路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1990年黨的十三屆七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的建議》中，總結了全黨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理論和基本實踐的共同認識，首次對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出了12條有深遠指導意義的原則。

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是中國共產黨在新時期的發展目標，而制定科學的發展戰略是實現發展目標的路徑要求。以鄧小平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明確指出：中國的現代化必須從基本國情出發，量力而行，有步驟分階段地實現。基于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發展基點的準確定位，黨的十三大充分表述了經濟發展“三步走”的發展戰略：第一步，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到20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這一發展戰略上路徑選擇不但適合中國國情，尊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而且解決了我國在發展觀上長期存在的急于求成的問題。

在發展模式上，相比于毛澤東一再通過意識形態論爭來追問經濟建設手段的合法性，經濟增長發展觀更強調以經濟發展的有效性來論證發展目標和發展的終極理想的科學性。經濟增長發展觀把經濟建設作為發展的核心內容，第一次正式提出要走出一條經濟建設的新路子，把提高經濟效益、實現經濟增長作為發展的最大目標，將GDP作為衡量國家經濟社會是否進步的最重要指標。為了盡快把經濟建設搞上去，中國共產黨大力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積極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改變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逐步破除一大二公三純的僵化模式，實行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體制，允許國家、集體、個體、合資等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在十三大上正式制定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強調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改革開放是強國之路。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再次科學地總結了經濟增長發展觀的基本原則，提出判斷一切是非的標準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個有利于”標準是對生產力發展觀的再次升華，體現了發展經濟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統一。

經濟增長發展觀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對中國這樣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如何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作了全面解答，從而使我國走出了以“階級斗爭為綱”、以變革生產關系作為推動生產力發展唯一手段的誤區，消除了人們在發展觀點上的爭論和疑慮，解決了長期困繞中國社會發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在經濟增長發展觀的指引下，全黨上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使中國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取得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有了顯著的改善，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迅速積累了巨大財富和物質力量。到1992年，我國國民生產總值達20059.5億元，進出口總額達1359億美元，進出口總額增長17.5%，綜合國力上升為世界第十位，國家經濟實力得到極大增強。但是，這種經濟增長發展觀是在整個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戰略遠未完成根本轉型的條件下形成和實施的，它對發展理解多為物質層面，以單純的GDP增長作為考核發展的重要指標，較少關注自然及人的發展，因此出現了高增長下的收入差距拉大，生態壓力加大，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人類發展與環境保護不協調同步的現象日益顯現。

三、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提出的可持續發展觀，突破了單純依靠經濟增長實現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理念，將發展視野從經濟社會領域擴展到人與自然領域，深化和完善了經濟增長發展觀，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從傳統發展觀向現代發展觀的重大轉型

20世紀90年代，人類社會進入知識經濟和信息化時代，社會經濟飛速發展，高新技術異軍突起，然而，各國在獲得經濟空前繁榮時卻遭遇資源匱乏、環境污染等問題的挑戰，人們不得不重新審視人與自然、當代與未來的發展關系。國際上在對工業文明所走過道路進行反思的基礎上，針對傳統發展觀和工業文明模式的局限性產生的一系列全球性問題，提出了可持續發展觀，將發展的內涵由經濟、社會拓展到自然界，要求經濟、社會、生態環境協調發展。

經過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和發展經濟，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仍面臨著沉重的人口壓力，面臨著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雙重任務。與經濟快速增長相比，社會其他領域的發展相對滯后，如資源浪費、環境污染嚴重，權力腐敗、道德失衡等現象滋生。國際國內形勢的發展對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出了新的挑戰，要求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對單純的經濟增長發展觀進行重新審視。沿著鄧小平“發展就是硬道理”的基本思路，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明確提出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必須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不斷開創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12]，在世紀之交提出可持續發展觀。“所謂可持續發展，就是既要考慮當前發展的需要，又要考慮未來發展的需要，不要以犧牲后代人的利益為代價來滿足當代人的利益。”[13]要求在發展經濟、保持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控制人口增長，保護自然資源，保持良好的生態環境。

可持續發展觀明確指出，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仍然是中國共產黨堅定不移的發展道路，強調“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1991年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七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從經濟、政治、文化三個方面進一步闡述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主要內容，表明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認識進一步深化，建設“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及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的發展目標，充分反映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際需要。

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使原有的發展戰略已不能適應新的發展要求，1995年十四屆五中全會上提出“新三步走”發展戰略，即：在“九五”期間，全面完成現代化建設的第二步戰略部署，到2000年，實現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兩番，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2010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寬裕，形成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21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這一新的發展戰略具體提出了可持續發展各領域的階段目標，在原“三步走”的基礎上作了進一步的豐富和發展。

在發展模式上，面對著我國發展進程中來自經濟、社會、環境各方面的壓力，可持續發展觀把控制人口、節約資源、保護環境放到重要位置，力圖使人口增長與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協調一致，使經濟建設與資源、環境相協調，實現良性循環，從而使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快速、協調發展。明確提出要實現經濟上的兩個根本性轉變：一是經濟體制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二是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以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促進社會全面進步。并在此基礎上規劃了新型工業化道路，即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耗費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工業化道路。提出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大力推進科教興國戰略。新型工業化道路構成可持續發展觀的一個重要支點，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從傳統發展理念向現代發展觀的重大轉型。

可持續發展觀強調經濟社會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突破了把經濟增長作為一個國家或地區發展的第一標志，把發展視線從經濟與社會領域擴展到人與自然領域，確認了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差異，解決了中國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同時，這一發展觀著眼于經濟全球化和市場一體化，考慮到子孫后代的發展問題，更符合世界潮流和人類社會前進的方向。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和發展，到20世紀末，中國順利實現第二步戰略目標，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兩番，總體到達小康水平。但是，可持續發展觀更多強調的是經濟發展中人與自然的關系，并不能涵蓋人類發展觀的全部，特別是社會層面的發展內涵；在實施過程中側重論及在發展中如何解決環境保護問題，而未及構筑人口、社會、資源與環境統一于發展的復合系統。2000年2月，江澤民在廣東考察時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進一步深化了可持續發展觀的本質和內涵。

四、以胡錦濤為總書記新的中央領導集體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將經濟社會的發展統一于人類自身的發展，充分體現了中國社會發展的本質和目的，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發展觀日趨成熟

在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和世界各國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的新世紀之初，中國經濟社會進入新的發展階段。2005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了13.6萬億元，進出口總額年均增長16.7%，達到了1.1萬億美元，綜合國力躍居世界第六位。然而，由于中國特殊國情的制約，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多種因素影響，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產生的一系列矛盾也充分暴露出來，資源、環境和技術瓶頸制約日顯突出，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加劇，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就業形勢嚴峻，社會保障制度滯后，社會沖突頻發，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加。以胡錦濤為核心的新一代黨的領導集體認識到，單靠一般的政策調整，顯然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從發展觀的高度應對和處理中國社會面臨的各種問題，樹立對發展的全新認識。1995年哥本哈根世界人口與發展會議確認了以人為中心的發展觀，提出經濟增長的最終目的是為人服務，而不是人為增長服務。在總結國內外發展問題上的經驗教訓，吸收人類文明進步的新成果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站在歷史和時代的高度，對新世紀新階段什么是發展、為什么發展和怎樣發展等重大問題進行了新的探索，形成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明確“發展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經濟政治文化相協調的發展，是促進人與自然相和諧的可持續發展”，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明確提出“發展觀”的概念。

科學發展觀集中反映了社會主義的本質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內在規律，標志著我們黨對發展的意義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對發展的要求有了更清醒的認識，對發展的內涵有了更全面的概括。2005年10月，《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再次明確提出了“十一五”期間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發展戰略，就是要堅持以人為本，轉變發展觀念、創新發展模式、提高發展質量，落實“五個統籌”，把經濟社會發展切實轉入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軌道。

沿著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在發展戰略上，科學發展觀延續了可持續發展觀提出的“新三步走”戰略，并明確指出，本世紀頭20年是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十一五”又是承前啟后的重要時期。在發展模式上，確立了“循環經濟”這一新的發展模式。黨中央提出發展循環經濟、加快建設節約型社會，強調自然資源也應該形成循環，在消費的同時考慮到廢棄物的資源化，建立循環生產和消費的觀念，改進GDP核算和數據發布制度。這一發展模式有助于遏制高消耗、低效率、高排放的粗放經濟泛濫；有助于制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偽造數字的不良政風的蔓延；有助于從工業文明邁向生態文明的建設。

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是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的新一屆領導集體，在堅持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關于社會主義發展問題的一系列重要思想，總結歷史經驗和新的實踐的基礎上，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作出的進一步的回答。科學發展觀同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三代領導集體的發展理論是一脈相承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發展觀。“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出發點和歸宿，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源泉，這一新的發展理念成為中國發展進步的主題，它蘊涵著崇高的人文精神和深切的人文關懷，體現著世界觀、真理觀、價值觀的有機統一。科學發展觀的重要貢獻是把我國現代化建設的總體布局由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建設“三位一體”發展為包括社會建設在內的“四位一體”，強調全面推進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建設，努力使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相互協調，使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與和諧社會共同發展。科學發展觀的提出表明經過85年的實踐、探索和對豐富經驗的深刻總結，中國共產黨對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更加深入，對社會發展的領導更加成熟。

五、結論和啟示

1、中國共產黨發展觀的演進歷史，是一個不斷進步、不斷完善、不斷發展的過程，折射出中國共產黨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艱辛努力。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果斷地選擇了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然而如何走好這條道路，經過了幾代人的曲折探索和艱苦奮斗。中國共產黨的發展觀先后經歷了民主革命時期的萌芽階段、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探索階段、改革開放新時期不斷深化和趨于成熟階段。每一種發展觀既繼承了前一代人發展觀的合理內核，又根據不同時代的要求進行了創新發展，是一種不斷揚棄的過程，最終使中國共產黨的發展觀與世界發展觀逐步接軌，使中國的發展融入世界發展的大潮。因此，立足國情，實事求是，尋找適合中國自己的發展道路，制定科學的發展戰略，選擇適當的發展模式，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

2、發展是人類社會永恒的主題，是中國共產黨人孜孜以求的重大目標。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就把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作為奮斗不懈的理想和目標。在85年的奮斗歷程中，中國共產黨始終把發展作為自己的歷史使命，把發展作為實現國富民強的重要途徑。幾代中國共產黨杰出領導人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對中國社會的發展道路、發展戰略和發展模式進行了艱辛的探索，形成獨具中國特色的發展思想，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發展觀點，并將之切實運用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實踐之中，為我國社會各項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題，在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的今天，任何國家如果不加快發展步伐，就要處于競爭劣勢地位。因此，一心一意謀發展仍然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義不容辭的責任。

3、代表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中國共產黨發展觀的出發點和立足點。能否代表廣大人民的利益，提出符合人民群眾愿望和要求的發展觀，是中國共產黨奪取革命和建設勝利的重要前提條件，也是關系到社會主義政權基礎是否鞏固的重大原則問題。毛澤東把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作為終身的理想和追求，鄧小平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三個有利于”標準的核心內容，江澤民提出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胡錦濤進一步明確提出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為人民謀利益的思想貫穿于中國共產黨發展觀的全過程。無論是革命時期、建設時期，還是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共產黨始終站在時代前列，以國家民族的發展為已任，謀求中國最快最好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戰略，盡管走了一些彎路，但其為國家富強、人民幸福而奮斗的強烈愿望和偉大實踐可以光照日月，昭示世人。因此，提出符合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發展觀，既是共產黨人追求的目標，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

4、生產關系的變革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經濟發展是生產力發展的核心內容。大力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是中國共產黨人一貫主張，革命時期的主要任務是解放生產力，而建設時期的重點是發展生產力。生產力的發展不能僅僅依靠變革生產關系這一惟一的途徑，當生產力發展水平沒有提出進一步變革生產關系的要求時急于實行變革，其結果不但不能促進生產力發展，反而破壞了勞動者的積極性，破壞了社會生產力。經濟發展是生產力發展的核心內容，是社會發展的物質基礎。離開經濟增長空談發展，只能是畫餅充饑、望梅止渴；沒有強大的物質技術力量作保障，發展只能是空中樓閣。因此，無論什么時候，都必須將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作為衡量我黨政策措施的標準，緊緊抓住經濟建設這一中心，以經濟的快速增長不斷滿足人民群眾物質文化精神生活的需求。

5、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共產黨堅定不移的發展道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這是經過近百年來中國無數先進分子和幾代共產黨人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真理性結論。堅持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在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情況下，不管提出什么樣的發展觀，選擇什么樣的發展戰略和發展模式，中國的發展只能沿著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選自《云南中共黨史研究》

[①] 2004年2月21日，溫家寶總理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專題研究班結業式上的講話。

[②]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9頁。

[③]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1~652頁。

[④]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頁。

[⑤] 《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7頁。

[⑥] 《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7頁。

[⑦]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頁。

[⑧]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頁。

[⑨]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頁。

[⑩]《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頁。

[11]《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頁。

[12] 2002年5月31日，江澤民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進修班畢業典禮上的講話。

[13] 《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79頁。

第五篇：學前教育學的歷史演進

學前教育學的歷史演進

一、學前教育思想的孕育和萌芽階段（遠古至19世紀初期）

1.在西方，在古代希臘和羅馬時期，已有豐富的學前教育思想。

（1）柏拉圖在西方學前教育史上第一次較為系統地闡述了學前兒童的教育問題。他主張兒童公育，并論述了學前兒童的游戲和故事材料的選擇等問題。

（2）亞里士多德，在人類教育史上第一個提出“教育要遵循自然”的論點，為人類研究兒童、教育兒童指出了正確方向。

2.近代是學前教育思想發展的重要時期，學前教育思想較集中地反映在眾多教育家的教育論著中。

（1）捷克教育家夸美紐斯是一位教育理論家，又是一位教育實踐家。他在歷史上第一次把學前教育納入其具有民主色彩的單軌學制，并撰寫了歷史上第一部學前教育專著《母育學校》以及世界上第一本圖文并茂的兒童讀物《世界圖解》，構建了學前家庭教育的完整體系。他提出的學前教育必須遵循兒童的自然、感觀教育是學前兒童學習的基礎等教育思想對近代學前教育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2）英國的哲學家洛克在《教育漫話》一書中根據培根的“經驗論”論證了“白板說”，并提出了兒童體育、美育、德育和智育的具體建議。

（3）盧梭的近代兒童觀為學前教育找到了出發點。他在其教育代表作《愛彌爾》中強調教育回歸自然，主張按照兒童的自然發展歷程來進行教育。同時，他關于生來具有學習能力的嬰幼兒不是通過語言文字，而是通過經驗并利用自己尚未成熟的器官進行學習的教育思想成為傳統教育和現代教育的分水嶺，對后世學前教育思想的發展有極其重要影響。至此，教育從封閉走向開放，強調教育要適合于兒童，而不是使兒童去適應教育機構。

（4）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齊繼承了前人教育要遵循兒童的自然的思想，并以比重的教育實踐證明：一切教育都應以感官教育為基礎，兒童學習的最好方式是操作，母親是兒童的最好教師等原則和方法。他著有《林哈德和葛篤德》、《母親讀物》等，還在教育史上第一個提出教學心理學化的思想，強調教育必須考慮兒童的心理特點，并最早提出了“兒童年齡越小越需要心理學知識的指導”的見解，為學前教育理論步入科學化鋪平了道路。

3.我國最初的兒童教育思想散見在諺語中。如“三歲看大，七歲看老”、“教兒嬰孩，教婦初來”等。

（1）我國一些古書中很早就有關于學前教育的記載。如西漢賈誼在《新書》中記載了公元前11世紀周成王母注意胎教之說，《大戴禮》與《禮記》記載有一些學前教育思想，《大戴禮》、《本命》篇中有關于出生后年齡特點的記載，《禮記》的《內則》篇中提出關于小兒出生后選擇保姆的要求及從兒童能食能言時便進行教育，從小教兒童日常生活的習慣、禮節和常識等。

（2）從魏晉南北朝時，顏之推著有《顏氏家訓》，南宋朱熹編《童蒙須知》和《小學》等。雖然這些著作中有一些“人倫之教”和“三綱五常”的封建糟粕，但也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學前教育思想。如顏之推在《顏氏家訓》中提出應注意胎教，應從小教育兒童，他贊同孔子“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及俗諺“教兒嬰孩”的說法，重視學前教育的作用。又如朱熹重視胎教，認為孕婦應注意審慎自己的行為，還認為嬰兒出生后，乳母必須有“寬裕、慈、惠、溫、良、恭、敬”等道德品質，主張對兒童“教之以事”，“從小便養成德行”。

二、學前教育的行成和發展階段（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中葉）

學前教育學是德國教育家福祿倍爾開始創立的。以福祿倍爾為標志，學前教育理論才從普通教育學中分化出來，出籠統地認識到建立起獨立的范疇與體系，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

（一）西方學前教育理論的形成和發展 1.福祿倍爾

德國學前教育家福祿倍爾繼承和發展了夸美紐斯和裴斯泰洛齊的主張，1840年創辦了世界上第一所幼兒園，并撰寫了《人的教育》、《幼兒園教育學》等著作，系統地提出了幼兒園教育理論，他對于學前教育學從普通教育學中分化出來，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作出了巨大貢獻。其對現今幼兒教育實踐仍具有指導意義的理論主要有：

（1）教育應當追隨兒童發展之自然。福祿倍爾繼承了前人關于“教育適應自然的探索”。他認為，對兒童的教學和訓練在根本原則上必須是被動的、順應的，而不是命令的、絕對的、干涉的，因此，應當謹慎地遵循兒童的本能。他認為兒童有四種本能：活動的、認識的、藝術的、宗教的本能，其中活動的本能是最重要的本能，因此主張幼兒園開展各種活動，讓兒童的身心都獲得發展。

（2）自我活動是兒童教育的基礎。福祿倍爾認為，幼兒的行為是其內在生命形式的表現，是由內在的動機支配的。通過這些行為，幼兒才可以成長發展。保育者的任務是幫助幼兒除去生命發展的障礙，讓自我得到發展。命令式的、強調式的、干涉式的教育方法對幼兒的發展是無效的，而必須尊重兒童的自主性，重視幼兒的自我活動。

（3）強調游戲的教育價值。福祿倍爾是教育史上第一位闡明游戲教育價值的人。他認為幼兒是通過游戲將內在的精神活動表現出來的，“游戲是生命的鏡子”：他強調游戲對幼兒人格發展、智慧發展有重要意義，“游戲會產生喜悅、自由、滿足，以及內在的平安、和諧”，游戲是幼兒“起于快樂而終于智慧的學習”，“能自動自發、用心認真地玩到累了為止的孩子，將來必是個健壯、堅韌、能夠犧牲、奉獻的人”；他還認為游戲中玩具是必需的，幼兒通過玩具“可直覺到不可觀的世界”。他根據兒童的特點，將玩具、教具、教材融為一體，創造了一種操作物——“恩物”，現在仍有很多幼兒園在使用。

2.杜威

美國的杜威是20世紀對幼兒教育理論影響極大的教育家。他的著作主要有《民主主義與教育》、《經驗與教育》等。盡管杜威沒有專門論及幼兒教育和從事幼兒教育實踐，但他的教育理念，實際上成為20世紀上半葉學前教育的重要理論基礎，對世界許多國家的幼兒教育實踐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1）杜威宣揚“兒童中心論”，認為教育就是促進兒童的自然生長，教育就是促進兒童經驗的改組與改造，教育的過程就是兒童的生活過程。

（2）杜威強調兒童的主觀能動性在學習中的重大作用，主張兒童在生活和活動中學習，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當今美國開放式幼兒園的教學方法就是杜威教育理論的產物。

（3）他有過分夸大兒童自身的學習能力，忽視教師的主導作用的傾向。3.蒙臺梭利

蒙臺梭得是20世紀上半葉意大利著名的兒童教育家。1907年創辦了“兒童之家”，進行了舉世聞名的“把教育缺陷兒童的方法用于教育正常兒童”的教育實驗，創造了教育的奇跡。1909年發表了代表作《蒙臺梭利教育法》，1933年出版了《童年的秘密》，較全面地論述了她關于學前教育的獨特觀點，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教育方法——蒙臺梭利教育法傳遍了全世界。今天世界又重新掀起了新的蒙臺梭利熱，很多幼兒園用她的教育思想、方法以及教具進行教育。

蒙臺梭利學前教育理論的要點是：

（1）幼兒自我學習法則。蒙臺梭利在教育過程中發現，受生命本能的驅使，所有兒童天生具有一種“吸收”文化的心理，兒童能夠自己教自己。她認為，這一發現帶來一場革命：第一，兒童不再被認為是一種幼小的生物，而被賦予巨大的創造力；第二，這種能力屬于無意識心理，而只有通過活動、通過生活經驗才能變為意識。因此，她視教育為促進幼兒內在力量自然發展的過程，強調幼兒的自由活動，反對以成人為中心的教育，反對傳統的班級統一教學，允許幼兒個別學習。

（2）重視環境和教師的作用。在蒙臺梭利教育中，一個有準備的環境是關鍵。她認為，兒童的發展離開適宜的環境是不可能實現的。因此，教育就是給幼兒創造一個好的學習環境。這個環境是一個有秩序的、充滿生機的、愉快的和自由發展的，有助于兒童創造自我和自我實現的環境，那里幾乎所有的東西都是為兒童設置的，適合于兒童的年齡特點，對兒童有極大吸引力。在教育中，教師不是傳統的灌輸知識的機器，而是一個環境的創造者、觀察者、指導者。教師為幼兒精心設計環境和學習材料，提供必要的發展手段，保證幼兒能展開自由的學習。教師通過“全神貫注地觀察”去發現幼兒巨大的個別差異，對幼兒的不同需要作出恰當的反應，提供必要的幫助。蒙臺梭利明確指出，幼兒自由學習的質量是由教師的質量決定的，正是教師才使幼兒的自由得以實現。

（3）強調感覺訓練。在蒙臺梭利教育中，感覺教育是重要內容。她認為3～6歲是兒童身心迅速發展的時期，幼兒的各種感覺先后處于敏感期，因此必須對幼兒進行系統的和多方面的感官訓練，使他們通過與外部世界的直接接觸發展敏銳的感覺和觀察力，為高級的智力活動和思維發展奠定基礎。她認為，感覺教育主要是一個兒童依據教具進行自我教育的過程。“感覺隔離”是蒙臺梭利感覺訓練的一個重要技術特點，其目的是要借此方法有效地保持兒童的注意，以增強兒童對物體特殊性的感受。感覺隔離主要有兩種方法：蒙眼和暗室。為此，她專門設計了一套感覺訓練教具，如用以辨別各種形狀的鑲嵌板，辨別粗細、高低、長短的圓柱插板、長短棒，辨別不同聲音和音色的音筒，辨別不同氣味的瓶子，練習小肌肉活動的紐扣板，等等。這些教具的特點是簡單，幼兒能自我糾正錯誤，教師容易掌握指導時機。幼兒常常自由地選擇教具，并專注地和獨立地反復進行操作練習，獲得自我學習和提高。

蒙臺梭利的教育理論也受到不少批評，主要是指責她的教育偏重智能而較忽視幼兒情感的陶冶，忽視幼兒的社會化活動，其感覺教育教具脫離幼兒的實際生活，過于狹隘、呆板，操作方法過于機械等等。然而，盡管如此，蒙臺梭利教育對世界幼兒教育的巨大貢獻是不可否認的，她的理論的基本精神，特別是重視幼兒身心發展特點、重視幼兒的自主操作練習和學習，重視環境的作用，以及她對教師作用的觀點等等，對今天的學前教育改革都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二)我國學前教育學的建立和發展

我國學前教育學的建立和發展有著自己的道路。19世紀中葉以后，隨著反帝反封建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的興起，西方資產階級教育思想的傳人，傳統的封建教育遠不能適應當時社會的要求，一大批進步的政治家和教育家提出了改革教育制度，提倡西學，設立學校，也提出了實施學前社會教育的思想，并創辦了中國最早的一批幼兒園。他們的教育理論和實踐研究，豐富了幼兒教育理論，并對探討具有民族特色的學前教育學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在這個時期，比較著名的教育家有： 1.康有為（1）康有為在《大同書》中提出了一個體系完整、前后銜接的學校教育制度，第一次提出在我國實施學前社會教育。

（2）強調早期教育、學前教育，主張男女教育平等，主張實行德、智、體、美諸方面發展教育，反映了改良主義教育者的良好愿望。

2.陶行知

陶行知是我國人民教育家，他在學前教育方面提出了很多進步的教育主張。（1）他強調6歲前教育的重要性，“兒童學者告訴我們凡人生所需要的重要習慣、傾向、態度多半可以在六歲以前培養成功。”

（2）他的辦園思想是“中國化”、“平民化”，主張在工農中普及學前教育，并創辦了我國第一所鄉村幼稚園和勞工幼稚園。

（3）他提出幼稚園實施和諧的生活教育，反對束縛兒童個性的傳統的教學法。主張通過“藝友制”來解決幼教師資的培養問題等。他在學前教育方面著有《創設鄉村幼稚園宣言書》、《幼稚園之新大陸》、《如何使幼稚教育普及》等論文。

3.陳鶴琴

陳鶴琴是我國現代著名的學前教育專家，在他為中國幼兒教育事業走向現代化而不懈努力的一生中，從理論創立和實踐躬行兩方面，對兒童成長與發展進行了長期的觀察實驗室探索研究。

（1）他指出學前教育對于兒童一生的發展至關重要，關系到國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運。他對自己的子女進行三年跟蹤觀察實驗研究，記錄了兒童身心發展的特點，總結出家庭教育的原則和方法。1923年又創辦南京鼓樓幼稚園，并以此作為幼教實驗中心，進行課程、故事、讀法、設備等項實驗，以探索幼兒教育的規律，促進兒童的成長發展。

（2）他強調學前教育要考慮兒童的特點。幼兒教育的對象是兒童，兒童不是小大人，對兒童的培養與成人不同，不能給他們成人化的東西，而要適應兒童好游戲、好奇、好模仿、喜歡戶外生活、喜歡成功的生理與心理特點，做到兒童化，杜絕中小學化、成人化；即使是同一年齡階段的兒童，在生活經驗、個性、興趣以及學習能力等方面都會有所不同。他倡導要了解每個兒童的個性，多采用小團體的教學法，因材施教，使兒童得到健康的成長；同時，兒童有獨立的人格，教師要熱愛兒童，公平地對待兒童，做兒童的朋友和伴侶，同游同樂地去玩去教，要啟發、誘導兒童，要絕對尊重兒童的人格，不能任意恐嚇、打罵兒童，以免阻礙兒童身心的正常發展。

（3）他指出要對兒童進行全面發展的教育，使兒童成為“體魄強壯、品德良好和智力發達”的祖國幼苗。主張幼稚園：一要注意的是兒童的健康，培養兒童衛生習慣，為兒童提供必要的營養，矯正兒童身體缺陷，預防傳染疾病，發展兒童各種活動動作，鍛煉兒童體格，重視開展課外活動、娛樂和游戲等；二要重視培養兒童良好的道德品質，教導兒童互相謙讓、敬愛父母、尊敬師長、遵守紀律，有毅力、勤勞、勇敢，愛祖國、愛人民、愛大自然；三要培養兒童對自然美、社會美、藝術美的認識，發展藝術才能；四要重視兒童的感覺訓練和智力發展，特別是觀察力的提高等。

（4）他提出幼兒教育要注意多樣性。兒童是在游戲、作業、勞動生活等豐富多彩的活動中等到成長和發展的。教師要竭盡全力為兒童創造良好游戲的環境，并組織兒童參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勞動，隨時隨地向大自然、社會獲取教育資源。為了充分發揮游戲環境的教育價值，陳鶴琴指出游戲設備要合乎兒童化、堅固耐用、衛生安全、藝術多變等標準，游戲用具要達到使用國貨、堅固耐用、式樣美觀、大小合度、沒有危險性等要求。在室內、園內的各種活動中，陳鶴琴最重視的是兒童的室外、園外活動。（5）陳鶴琴堅決反對以教師為中心或兒童中心主義的傾向，強調教師要對幼兒加以指導。而教師指導作用的發揮要和兒童主動性、獨立性、創造性的發展有機結合，倡議要讓兒童自由集合、自由合作。為了較好地發揮教師的指導作用，陳鶴琴指出，必須從政治思想、業務修養、教學技術、優良品質等方面加強對教師的培養和提高工作，他曾創建江西省立實驗幼稚師范學校，實踐自己的教育理論。

（6）幼兒園要和家庭緊密配合。陳先生認為兒童教育是幼稚園與家庭共同的責任。家庭是孩子成長的第一個教育場所，父母是孩子的首任教師，應盡到教育好孩子的責任，幼稚園可以通過懇談會、報告會、探訪家庭等形式，向家長宣傳嬰幼兒早期教育的重要意義，宣傳黨的教育方針政策，普及兒童心理學、學前教育學的知識，使廣大家長都能對自己的子女有個正確的培養目標和教育方法，取得家長在教育上的密切配合，使家庭教育與幼稚園教育步調一致，保證兒童得到合理的教養而得生動活潑。

三、學前教育學發展的新階段

（一）20世紀中葉以后學前教育學的新發展

20世紀中葉以后，學前教育學的發展進入到了提高理論化和科學化水平的新階段，這主要表現在兩方面：

首先，辯證唯物主義為學前教育學的研究提供了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使學前教育學的發展進入新階段。學前教育學和其他任何一門學科一樣，必須以一定的哲學作為理論基礎。辯證唯物主義的產生和傳播為進一步探索學前教育學的科學規律準備了條件，又對教育和學前教育的根本問題作了科學的回答。辯證唯物主義揭示了教育與社會的生產方式密切聯系，為學前教育的目的、任務、內容的研究提供了基本觀點。馬克思主義對人的本質是社會總和的診斷，以及事物發展變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的內部矛盾的觀點，使人們對遺傳、環境和教育三者之間的關系能作出科學的說明。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文科學地說明理論和實踐的關系。理論和實踐結合的原則指導著學前教育學的研究、學習和應用。以上這些對科學的學前教育學的建立起了重大作用。

其次，鄰近學科和科學技術的發展為學前教育學提供了科學基礎，提高了學前教育的科學水平。

學前教育學研究的對象是學前兒童的教育，必須在了解兒童生理和心理發展規律的基礎上，才能科學地認識教育的規律。本世紀中葉以來，生理學及神經生理學、心理學，特別是兒童心理學以及社會學、人類學有了較大的發展，為學前教育理論提供了科學依據。如心理學對兒童心理發展的動力研究，對學前兒童認知能力發展、情感和意志的發展的研究，對學前兒童個性形成的研究，為建立和提高學前兒童認知教育、情感教育和道德教育理論，提供了心理學的基礎。

（二）當前教育流派

各國具體國情和教育目的、任務不同，因而當前國外有種種不同的學前教育流派。（1）蘇聯學前教育理論。該理論認為人的心理是在人掌握間接的社會文化經驗中產生和發展的，有明確目的的教育和教學在學前兒童發展中起決定作用，主張有計劃、有系統地向兒童進行全面發展教育。

（2）強調外部刺激的教育理論。這是以行為主義心理學為指導思想的一種理論，認為兒童的行為是由外部刺激決定的，通過控制外部刺激和強化作用，就可以形成或改變兒童的形為。在教育中則主張有明確的目的和實施的原則，選擇適當的內容直接教給兒童，并給以強化，兒童的活動是在教師指導下進行的。

（3）西方開放教育理念。該理論認為兒童自己是學習的主人，自己決定要學什么，如何學，教育的任務在于幫助兒童進行學習，發展他們的智力、情感，以及處理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在方法上大都采用發現法。

（4）認知心理學的教育理論。這種理論主要運用皮亞杰關于兒童思維和學習的認知理論，認為兒童的學習是一種主動的過程，知識是從兒童內部構成的，重視兒童主動探索和主動操作。教育的任務是促進兒童的主動學習，使兒童能夠產生最佳的認知不平衡，而成為重新組織認知結構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