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共產黨入黨條件的歷史演進

中國共產黨入黨條件的歷史演進

教學對象: 預備黨員、入黨積極分子及從事發展黨員工作的黨務工作者;教學目標: 通過教學，使學員對中國共產黨入黨條件的歷史演進有初步的了解，從而端正入黨動機，嚴格要求自己，樹立共產黨員的良好形象;教學提示: 教學過程中可適當引用教學參考之內容;教學時間: 1.5小時。

本節黨課內容概要:

入黨條件是申請加入黨組織必須具備的基本要素，是被吸收入黨基礎標準的綜合體現。中國共產黨入黨條件的歷史演進，集中體現在.從一大到十七大歷次黨代會通過的黨代會通過的黨章中。本節黨課將總結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以及改革開放新時期入黨條件發展演進的軌跡，從而明確不同時期黨員先進性的不同標準，用以指導今天的發展黨員工作。

目前，我們黨的黨員總數8026萬、全國每17個人中就有1名黨員，是毫無爭議的世界第一大政黨。在我們黨從53名黨員發展到8026萬名黨員的歷程中，一直堅持了嚴格入黨條件、個別吸收、按程序發展、保證質的原則要求，尤其是突出強調與時俱進創新入黨條件。入黨條件是申加入黨組織必須具備的基本要素，是被吸收入黨基礎標準的綜合體現。我們黨關于入黨條件的規定，其主體一直體現在黨章的條文規定中。

入黨申請書應包括哪些內容?

1..為什么要入黨，即對黨的認識和入黨動機:對黨的認識包括對黨的性質、宗旨和最終目的的認識，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理解。入黨動機主要談自己為什么要入黨以及在要求入黨的過程中有什么樣的思想演變。

2.個人的自然情況及家庭成員、主要社會關系情況。個人簡歷一般從接受學校教育時寫起，象家庭成員和主要社會關系一般指直系親屬、直接撫養人及與自己有聯系和一定影響的親友。

3.明確表達自己的愿望，即對待入黨的態度和決心。

4.在政治、思想、工作、作風等方面的表現，主要優缺點及今后努力的方向。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對入黨條件的探索(板書)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我們黨召開了從一大到七大的七次黨代會.共制定、修訂、出臺了七個黨章。在這些黨章中，初步進行了黨員入黨年 件的探索。

(一)一大黨章與入黨條件。1921年7月黨的一大通過的相當于第一 個黨章的《中國共產黨綱領》，對于入黨條件作出如下規定:“凡承認本黨

黨綱和政策，并愿成為忠實的黨員者，經黨員一人介紹，不分性別，不分 國籍，都可以接收為黨員，成為我們的同志。但是在加人我們的隊伍以 前，一必須與那些與我們的綱領背道而馳的黨派和集團斷絕一切聯系:‘’ 這是我們黨對入黨條件的第一次明文規定。同時，《中國共產黨綱領》中 特別強調了在吸收黨員時不分性別和國籍。

(二)二大黨章與入黨條件。1922年7月黨的二大通過的我們黨第一 個完整的黨章《中國共產黨章程》，對于入黨條件，明確指出:“本黨黨員 無國籍性別之分，凡承認本黨宣言及章程并愿忠實為本黨服務者，均得 為本黨黨員。”這是在正式黨章中對入黨條件的第一次明確規定。其強調的入黨條件主要是兩條:第一承認黨的宣言和章程;第二，愿意忠實 為黨服務。對于任何正式黨吸收黨員而言，“承認黨的宣言和章程”都是無 可厚非的。而要求入黨人“愿意忠實為黨服務”，雖然表面上看起來同樣 無句厚非，但實質卻隱藏了“黨員工具論”的內容，意味著成為黨員就應 該不折不扣地為黨服務、充當黨實現任務使命的工具。這在黨的早期組 織發展中，不管是不是在入黨條件中作出規定，都是一個始終隱含其中 的基調。同時，與一大黨章規定符合條件的人“可以接收為黨員”的帶有 選擇性的意思表示不同，二大黨章明確指出符合條件的人“均得為本黨 黨員”，這在口吻和語氣上有了更多的強制性要求。這表明，我們黨在成 立初期為迅速發展壯大自己，在吸收黨員上的心情是極為迫切的。

（三）三大、四大黨章與入黨條件。1923年7月黨的三大通過的黨章即《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修正章程》，在關于入黨條件的問題上強調:“本黨黨員無國籍性別之分，凡承認本黨黨綱及章程并愿忠實為本黨服務者，均得為本黨黨員。”它與二大黨章的區別之處只是在于:二大黨章強調“承認本黨宣言及章程”，而三大黨章則是規定“承認本黨黨綱及章程”。這是因為黨的二大制定了我們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但由于種種原因沒有將這些內容加入二大黨章中，只好在制定三大黨章時將“承認黨的綱領”的內容加入到入黨條件中。1925年2月黨的四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修正章程》，完個沿襲了三大黨章關于入黨條件的規定。

（四）五大黨章與入黨條件。1927年4月27日，在蔣介石剛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導致中國革命面臨重大抉擇的緊要關頭，黨的五大召開。由于嚴峻的革命形勢，五大結束時并沒有制定和修訂新的黨章。五大結束后一段時間，中央政治局才有時間研究黨章問題，并于1 927年6月1日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決案》。《決案》關于入黨條件，作出以下的規定:“本黨黨員無國籍性別之分，凡承認本黨黨綱及章程，服從黨的決議，參加在黨的一定組織中工作并繳納黨費者，均得為本黨黨員。”與修正前相比，五大黨章增加了“服從黨的決議”“參加在黨的一定組織中工作”“繳納黨費”等條件，但刪去了”愿忠實為本黨服務”的內容。五大黨章在第八條還第一次對黨員入黨的年齡做出了規定，指出：“黨員年齡須在十八歲以上，凡年齡在二十歲以內而愿意入黨者，必須經過青年團；但青年軍人不在此例。”

(五)六大黨章與入黨條件。1928年6月黨的六大在莫斯科召開，這是我們黨唯一一次在國外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也標志著我們黨的“共產國際化”達

到高潮。六大閉幕時通過了新的《中國共產黨黨章》。六大黨章特別突出了共產國際的角色與地位，強調“中國共產黨為共產國際之一部分，命名為‘中國共產黨’，為共產國際支部。”在此前提下，關于黨員的入黨條件和資格規定:“凡承認共產國際和本黨黨綱及黨章，加入黨的組織之一，在其中積極工作，服從共產國際和本黨一切決議案且經常繳納黨費者，均得為本黨黨員。”這一關于入黨條件的規定有幾個特點:一是共產國際色彩過于明顯、突出，使我們黨發展黨員上的獨立性大打折扣。二是突出了中國共產黨黨員必須服從共產國際決議案的所謂“國際主義”要求，同時“服從一切決議案”與此前的“服從黨的決議”相比，顯然在要求的程度上更深更絕對了。三是與五大黨章中單純地提黨員必須“繳納黨費”相比，六大黨章中“經常繳納黨費”的規定對黨員在繳納黨費方面的要求更迫切。這也從一個側面凸顯了這一時期在國民境的瘋狂打壓之下，革命形勢變得日益嚴峻與困頓，黨生存發展的政治環境、經濟環境全面惡化。此外，與五大黨章相比，六大黨章中又刪除了對黨員入黨年齡的規定。

（六)七大黨章與入黨條件。1945年6月黨的七大通過的黨章關于入黨條件作了“去共產國際色彩”的簡約表述，但仍然沒有明確限定加入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必須為中國國籍。七大黨章在第四條恢復并發展了五大黨章關于入黨年齡的規定，指出:“年滿十八歲者，方得被接收為黨員。

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對入黨條件的探索(板書)

新中國成立后，黨領導人民在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上，建立起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領導人民開展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在整個社會建設時期(包括“文革”時期)，我們黨共召開了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三個黨章。這三黨章，對執政條件下發展黨員的新要求和黨員的入黨條件進行了新的探索。

(一)八大黨章與入黨條件。1956年9月通過的八大黨章關于黨員的入黨條件，作出了黨執政后第一次全面理性的表述，其中有幾個“第一次”。

1.第一次明確了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黨員的國籍限制問題，即必須是“中國公民“。

2.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只有勞動者才有資格入黨，剝削者沒有資格入黨的問題，即“任何從事勞動、不剝削他人勞動的中國公民”才有資格人黨。這就與八大黨章關于“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進部隊，是中國工人階級的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的黨的性質完全對應起來。

3.第一次強調黨員必須“按照規定交納黨費”，即黨費的收繳要走制度之路。

4，第一次在吸收黨員的語氣表述上明確突出了入黨人的選擇性，摒棄了二大之后的“霸王條款”，第一次明確指出，凡是符合入黨條件的積極分子“都可以成為本黨黨員”，重新回歸到一大黨章關于“可以接收為黨員”的自然人性軌道上來。

(二)九大、十大黨章與入黨條件。1969年4月通過的九大黨章，與之 前的黨章相比，關于黨員入黨條件的規定有幾個突出的創新之處。

第一，五大、七大、八大黨章都是對入黨年齡與入黨條件分開表述的，九大黨章第一次將年齡條件規定正式，并載入入黨條件的整體表述中。

第二，第一次明確界定了有資格入黨的人群的范圍，規定只有“工人、貧農、下中農_革命軍人和其他革命分子”才有資格被吸收入黨。，第三，第一次提出申請入黨的積極分子必須“遵守黨的紀律”，這與對“文革”時期黨的紀律遭到嚴重破壞的反思有關。第四，將一直以來關于入黨積極分子必須“承認黨的綱領和黨的章程的規定，代之以僅“承認黨的章程”的規定，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為“文革”中所謂的“”踢開黨委鬧革命”提供了間接支持。1973年8月黨的十大通過的黨章，由于同樣是在“文革”進行期間，對黨的建設的關注度嚴重不足，所以完全延續了九大黨章關于入黨條件的規定。

三、改革開放新時期對入黨條件的探索(板書》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將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 化建設上來，并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偉大抉擇。從此，我國經濟社會 步入改革開放新時期。到目前為止，改革開放新時期我們黨共召開了

七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十一大到十七大)，通過了七個黨章。這七個黨章對入黨條件進行了與時俱進的重大探索與創新。

（一）十一大黨章與入黨條件。因為是在“文革”后不久，所以1977年9月通過的十一大黨章關于人黨條件的規定，只是在標點符號、語句的表述上作了小的修改，強調了入黨的自愿性以及“符合條件”和“被吸收入黨”的因果邏輯。

(二)十二大、十三大黨章與入黨條件。1982年9月通過的十二大黨章是執政以后最健全完備的一部黨章。它立足改革開放的新形勢對入黨條件作了開創性的設計，奠定了之后歷次黨代會黨章關于入黨條件的主體架構。

1.申請入黨的基本條件。與之前黨章在這方面的規定不同的是，十二大黨章突出強調了以下幾點。第一，在有資格入黨人群的表述上，規定“工人、農民、軍人、知識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有資格入黨，修正了之前“工人、貧農、下中農、革命軍人和其他革命分子”才有資格入黨的規定。淡化了階級色彩，更加契合改革開放以來“重階層、輕階級”的基調。第二，在繳納黨費的問題上，提出“按期繳納黨費”的要求，這就促使對黨的收繳工作日益走上規范化的軌道。第三，修正了以往符合入黨條件的積極分子“均得”都可以成為本黨黨員的表述。首次提出“可以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這就突出了“申請入黨”的意思表示，預示黨員發展必須走按程序發展之路。

2黨員應有的政治定位。十二大黨章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明確規定了作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應有的政治定位，實際上是闡明了申請入黨人要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必須具備的政治條件，指出:“中國共產黨黨員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有共產主義

覺悟的先鋒戰士。”

1987年11月黨的十三大通過的黨章，完全延續了十二大黨章對黨員條件的規定。

(三)十四大、十五大黨章與入黨條件。1992年10月通過的四大黨章，在入黨條件的規定上只在黨員應有的政治定位上做了細小的修改，區別點只在于，在黨員利益和職權的限定上，十三大黨章強調“制度”規定，十四大黨章則強調“法律”規定。這是因為黨的十四大作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確定了以法治為基本約束力的市場經濟發展之路，法律的權威性得到了強化。1997年9月通過的十五大黨章，對入黨條件的規定完全延續了十四大黨章的規定。

(四)十六大、十七大黨章與入黨條件。2002年11月通過的十六大黨章，對入黨條件作了一處修改，即在關于有資格入黨人群的規定上，十六大黨章將“工人、農民、軍人、知識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的提法修改為“工人、農民、軍人、知識分子和其他社會階層的先進分子“。這就體現了三個方面的重大創新。

1黨完成了角色的轉變和歷史方位的變化，已經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成為領要人民掌握全國政權并長期執政的黨；已經從受到外部封鎖和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同時，當開始高度重視先進性建設，因此第一次將有資格申請入黨的人明確清晰地界定為“先進分子“。

2.“其他社會階層中的先進分子”的提法意味著私營企業主中的先進分子也被允許入黨。此前，江澤民在慶祝建黨8o周年講話中，提出了允許包括私營企業主在內的其他新興社會階層中的優秀分子入黨的問題，十六大報告中他再次明確了這一問題，黨章的修改正是對這一思想的體現。這樣一來，就使得長期困擾我們的私營企業主以及其他新興社會階層中的優秀分子人黨的問題，在理論上、政策上有了權威的界定與解決。

3.對黨的性質作出了新闡釋。在慶祝建黨80周年講話中，江澤民指出:“我們黨要始終成為中國工人階級先鋒隊，同時成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成為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和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實代表，成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就必須不斷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努力把全體黨員鍛煉成堅定的共產黨人。”在這里，黨的性質由“一個先鋒隊”發展為“兩個先鋒隊”，由“一個代表”發展為“三個代表”。十六大黨章的總綱部分，對黨的這一全新的性質表述進行確認，在入黨條件上也理所當然地修正為“其他社會階層中的先進分子”。

2007年1O月通過的十一七大黨章，完全延續了十六大黨章關于黨員入黨條件的基本規定。我們現在在實踐中廣泛應用的人黨條件，就是體現在十七大黨章條文中的人黨條件。

四、入黨條件的歷史演進帶給我們的啟示(板書)(一)入黨條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與時俱進發展的。從我們黨關于入黨條件的歷史探索來看，入黨條件始終處于不斷發展演進的過程中，而不是一經確立就一勞永逸、一成不變。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形勢下不同任務要求下，對黨員素

質提出的要求也不同，客觀上要求入黨條件的變革創新必須及時跟進。

(二)申請入黨人必須是群眾中的先進分子。我們黨90年來關于入黨條件的發展演進清晰地表明，能夠被吸收加入黨組織的入黨人不應全是積極分子，同時必須是革命分子、先進分子、優秀分子，而且是從若干先進分子中通過“好中選優、優中拔尖”的過程篩選出來的最優秀分子；列寧指出，在吸收黨員的問題上，我們“寧要好梨一個，不要爛梨一筐”二他指出:“徒有其名的黨員，就是白給，我們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們運樣的執政黨，即革命工人階級的黨，才不追求黨員的數量，而注意提高覺員質量和清洗‘混進黨里來的人’。”當然，對于申請人黨的人是不是先進分子、優秀分子的判定，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時代環境下，在黨面臨的不同歷史任務條件下，其標準通常是有一定差異的。在革命戰爭年代·能夠做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是先進的;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能夠做到“毫不利已、專門利人、講奉獻不求索取”，就是先進的;在改革開放時期、，能夠做到服務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以進取的面貌建功立業”，就是先進的;2005年，胡錦濤總書記存新時期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專題報告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了黨員先進性的六個方面的基本要求:一是要堅持理想信念;二是要堅持勤奮學習;三是要堅持黨的根本宗旨;四是要堅持勤奮工作;五是要堅持遵守黨的紀律;六是要堅持“兩個務必”;2010年，二《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關于在黨的基層組織和黨員中深人開展創先爭優活動的意見》中，對優秀共產黨員提出的帶頭學習提高、帶頭爭創佳績、帶頭服務群眾、帶頭遵紀守法、帶頭弘揚正氣的“五帶頭”基本要求，對于新時期判定入黨積極分子是不是同時是優秀分子、先進分子一也同樣適用。

(三)申請入黨人必須首先在思想上入黨。申請入黨的人，在組織上尚沒有完成入黨手續，尚不是黨員身份。但根據毛澤東關于“思想入黨是組織入黨的前提，要實現組織入黨首先解決思想入黨問題”的基本精神，申請入黨的人首先要問一問自己是不是真的在思想深處準備好要加入黨組織了，其次要對加入黨組織后所具備的黨員身份有清晰的角色認知和思想準備，問一問自己今后是否愿意按照黨員標準要求自己。入黨的思想準備不充分、不成熟，就是對黨尚存在模糊的認識或動機不純的表現。這樣的人加入黨組織，對黨的偉大工程、偉大事業的推進，將會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危害。

(四)黨在執政的條件下，必須提高入黨條件。早在1951年4月黨的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劉少奇就提出了“為更高的共產黨員的條件而斗爭”。他在以此為題所作的總結報告中，對這個問題進行了精辟的分析和全面的論述，指出:“在有些人看來，現在加入共產黨，不但不要擔負什么艱險，.而且可以獲得個人的許多保障以及榮譽、地位等等。客觀的自然的限制沒有了，如果我們又不在主觀上加強限制，就是說，不更加提高黨員的條件，不更加嚴格入黨的手續，那就會有大批的落后分子、投機分子、反動分子混入到黨內來。這對于我們黨則是一種嚴重的危險。”中國共產黨對自己黨員的要求，是隨著黨的建設和革命事業的不斷發展，而越來越全面、越來越嚴格的。執政黨的地位和成就，本身就是一種很大的吸引力，使抱著各種不同動機的人，都想加入到黨里來。如果是為了取得名譽和地位而入黨，他們在入黨以后，不去支持群眾的利益，反而妨害 群眾的利益，那么黨的事業就會不進反退。因此，為提高黨員的標準而奮

斗，應該始終作為黨的重要政治任務之一。

第二篇：中國共產黨發展觀的歷史演進

中國共產黨發展觀的歷史演進

余 紅

何 燕

提要：中國共產黨始終高度重視發展問題。建黨85年來，中國共產黨根據不同時期面臨的不同任務，在總結歷史經驗和對國內外形勢及其發展趨向進行總結分析的基礎上，借鑒馬克思主義和西方發展理論的成果，立足國情，經過辯證的揚棄和發展，形成了各具特色而又互為聯系的生產力發展觀、經濟增長發展觀、可持續發展觀和科學發展觀。本文通過對中國共產黨發展觀演進歷程進行歷史的考察，從而得出如下結論和啟示：中國共產黨發展觀的演進歷程，是一個不斷進步、不斷完善、不斷發展、與時俱進的歷史過程，折射出中國共產黨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艱辛努力；發展是人類社會永恒的主題，是中國共產黨人不懈奮斗的長久追求；代表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中國共產黨發展觀的出發點和立足點；生產關系的變革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經濟發展是生產力發展的核心內容；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共產黨始終堅定不移的發展道路。考察中國共產黨發展觀演進的歷史過程，從中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帶領中華民族，為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所作的不懈努力，從而加深對科學發展觀的深刻理解和認識，增強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緊迫感和歷史使命感。

“發展觀是關于發展的本質、目的、內涵和要求的總體看法和根本觀點。有什么樣的發展觀，就會有什么樣的發展道路、發展模式和發展戰略，就會對發展的實踐產生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影響。” [①]中國共產黨建黨85年以來，始終高度重視發展問題，對中國如何實現發展目標、走什么樣的發展道路進行了長期不懈的思考和探索。以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為核心的黨的四代中央領導集體，根據不同歷史時期面臨的歷史任務，深入探索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基本規律，在繼承前人理論的基礎上經過不斷創新，先后形成4種各具特色、又密切聯系的發展觀，即生產力發展觀、經濟增長發展觀、可持續發展觀和科學發展觀，為我國社會主義的建設和發展做出了卓越的理論貢獻。

中國共產黨發展觀伴隨著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足跡，經歷了不斷演進的歷史過程。經過了幾代中國共產黨人不斷探索和曲折發展，逐步從片面走向全面，從幼稚走向成熟。考察中國共產黨發展觀演進的歷史過程，從中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帶領中華民族，為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所作的不懈努力，從而加深對科學發展觀的深刻理解和認識，增強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緊迫感和歷史使命感。

一、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提出的生產力發展觀，構建了中國共產黨發展觀的基本框架，奠定了中國共產黨發展觀的理論基石，開辟了中國社會發展的正確道路

中國共產黨發展觀萌芽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面臨著發展中國的歷史重任。面對積貧積弱的舊中國，提出符合廣大人民愿望和要求的發展觀，使中國早日擺脫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雙重壓迫和剝削的命運，盡快發展起來、強盛起來，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就面臨的重大課題。在苦苦求索中，中國共產黨從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找到解決中國發展問題的金鑰匙，即通過對生產力與生產關系這對社會基本矛盾規律的考察，認識到生產力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最終動力，生產關系必須適合生產力發展的要求。1945年，毛澤東在中共七大政治報告中明確指出：“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②]是否有利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衡量中國一切政黨政策好壞、作用大小的標準的觀點，體現了生產力發展觀的核心內容。

中國共產黨人的最終奮斗目標是實現生產力高度發達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代表著中國最落后和最反動的生產關系，阻礙著中國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進步。只有推翻舊的社會制度，變革舊的生產關系，解放被束縛的生產力，中國才能夠得到較快發展。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經過艱辛求索，尋找到一條經過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對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文化作了明確的闡釋，強調：“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而一切共產主義者的最后目的，則是在于力爭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最后完成。”[③]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指明了中國革命的發展方向。

盡管革命和戰爭是民主革命時期的主題，然而革命的主題中已經孕育著發展的主題。在艱難困苦的戰爭歲月，為了實現奪取民主革命勝利這一總的戰略目標，在領導人民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上，中國共產黨根據各個歷史時期的主要任務和奮斗目標，以生產力發展觀為指導，在局部執政的環境下，在廣大根據地制定一系列政治、經濟、文化政策，進行了政權建設、經濟建設、文化教育建設等各個方面的實踐，努力“造成將來發展到社會主義的前提。”[④]這些初步嘗試，不但為奪取中國革命的勝利提供了寶貴的物質力量，而且為新中國社會發展積累了寶貴的歷史經驗。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新中國的建立，使中國發展的主題凸顯出來。然而，與傳統的社會主義觀不同，中國的社會主義是建立在生產力水平十分低下、經濟文化非常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礎之上，中國的發展道路沒有現成的經驗值得借鑒。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⑤]，基本矛盾運動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打破舊的生產關系，建立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要求，因而仍然把生產力的發展同生產關系的變革聯系在一起。

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做出的歷史性重大選擇，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為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創造了前提。根據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的路徑設計，1953年，中國歷史進入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這一時期的主題是社會主義革命，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⑥]。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指引下，經過4年富有創造性的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基本建立，這是中國社會發展進程中的重大里程碑。1956年前后，毛澤東在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始終把生產力發展同生產關系變革聯系在一起。八大對社會主義時期主要矛盾的表述為：先進的社會制度與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提出了一系列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重要觀點。即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根本任務是在新的生產關系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改革生產關系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經濟基礎的方面，以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黨中央首先確定了實現國家工業化的發展戰略。為盡快改變中國現代工業十分落后、生產力水平十分低下的狀況，毛澤東早在革命勝利前夜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鄭重宣布，在革命勝利以后的重要任務是：“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生產，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⑦]新中國成立后，黨中央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和工業化同時并舉的方針，將工業化作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中心任務。毛澤東在八大開幕詞中再次提出：“要把一個落后的農業的中國改變成為一個先進的工業化的中國”[⑧]。在進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進一步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發展目標。1964年，周恩來在全國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正式宣布了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四個現代化的戰略目標的提出，相對于工業化來講無疑是一大進步，這是一個包括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更加全面、更加完整的發展戰略。在1975年四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兩步戰略：第一步，用15年時間，即1980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化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四個現代化。

在發展模式上，根據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基本觀點，中國共產黨仍然將變革生產關系作為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重要途徑。在政治上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制度，實行人民代表大會的政權組織形式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協商制度；經濟上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強調高速度，優先發展重工業，同時注意農輕重的比例關系，堅持以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經濟建設方針；在文化上采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加強意識形態建設，強調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由于受革命戰爭時期斗爭方式和習慣思維的影響，在破除舊的生產關系、建立新的生產關系的過程中，在開展政治、經濟、文化各項建設過程中，不少時候仍沿用革命的手段和群眾運動的方式。

生產力發展觀是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獨立自主解決中國社會發展問題的根本觀點，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華民族尋找自己的發展道路、制定發展戰略、選擇發展模式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它構建了中國共產黨發展觀的基本框架，為中國共產黨發展觀奠定了理論基石。圍繞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一條主線，中國共產黨取得民主革命的勝利，實現了國家獨立和人民解放，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為中國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前景。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建國后27年的建設和發展，中國社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巨變。政治上實現了人民當家作主，確立了大國地位；經濟上建立了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為經濟社會全面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科教文衛事業也得到長足的進步，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有了顯著的提高。但是，在一個經濟文化十分落后的國家進行各方面的建設，其發展的歷程都遠比人們原先設想的更為復雜和艱難。在探索中國自己的發展道路上，由于過于強調生產關系對生產力、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不注重從生產力自身特點及其要素上尋找規律，在所有制結構追求純而又純，在經濟建設上急于求成，加上受革命戰爭時期思維習慣的影響，用政治運動的手段和形式進行各方面的變革和建設，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發展與生產關系變革相統一的原則，使中國的發展出現了一些超越生產力水平和發展階段的失誤。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把發展經濟、提高社會生產力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當作“唯生產力論”橫加批判，給黨和國家造成巨大損失。

二、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提出的經濟增長發展觀，拋棄了用變革生產關系推動生產力發展的理念，將發展經濟作為提高生產力水平的核心內容，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發展觀的重大轉變和歷史進步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宣告歷時10年的“文化大革命”結束，此時，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已遭到嚴重破壞，國民經濟處于崩潰的邊緣，“文化大革命”帶來的經濟、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后遺癥使國家政治經濟生活一時難以走上正軌。隨著真理標準的討論及各條戰線的撥亂反正，人們思想空前活躍，加快中國發展步伐、盡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成為全國人民的迫切愿望和要求，也成為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必須解決的重大現實課題。此時，西方發展理論根據對發達國家的經驗總結，認為只有促進經濟增長，落后國家才能加快追趕發達國家的步伐，形成了以國民生產總值（GDP）增長為核心的傳統發展理念。許多發達國家再次進行產業結構調整，中國同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管理等方面的差距正在不斷拉大。縱觀世界大勢，鄧小平敏銳地指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題。在繼承生產力發展觀和借鑒西方發展理論成果的基礎上，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黨的領導集體，在探索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攸關黨和國家命運的根本問題的過程中，形成了經濟增長發展觀。

經濟增長發展觀進一步繼承和發展了生產力發展觀的基本觀點，將生產力的發展提高到社會主義本質的地位。鄧小平多次強調“發展才是硬道理”，“講社會主義，首先就要使生產力發展。”[⑨]提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著名論斷。同時，對如何才能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盡快提高社會主義中國的綜合實力進行了長期的深入的思考。在總結國內外發展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鄧小平從“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現在還比較低”的現實出發，明確指出：“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⑩]，告誡全黨要排除干擾，必須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

立足中國國情，尋找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是黨在新時期面臨的首要任務。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是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將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在探索中國發展道路上的偉大創舉。1979年3月，鄧小平提出了“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并指出：“中國式的現代化，必須從中國的特點出發”[11]。黨的十二大再次明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的發展道路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1990年黨的十三屆七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的建議》中，總結了全黨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理論和基本實踐的共同認識，首次對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出了12條有深遠指導意義的原則。

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是中國共產黨在新時期的發展目標，而制定科學的發展戰略是實現發展目標的路徑要求。以鄧小平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明確指出：中國的現代化必須從基本國情出發，量力而行，有步驟分階段地實現。基于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發展基點的準確定位，黨的十三大充分表述了經濟發展“三步走”的發展戰略：第一步，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到20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這一發展戰略上路徑選擇不但適合中國國情，尊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而且解決了我國在發展觀上長期存在的急于求成的問題。

在發展模式上，相比于毛澤東一再通過意識形態論爭來追問經濟建設手段的合法性，經濟增長發展觀更強調以經濟發展的有效性來論證發展目標和發展的終極理想的科學性。經濟增長發展觀把經濟建設作為發展的核心內容，第一次正式提出要走出一條經濟建設的新路子，把提高經濟效益、實現經濟增長作為發展的最大目標，將GDP作為衡量國家經濟社會是否進步的最重要指標。為了盡快把經濟建設搞上去，中國共產黨大力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積極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改變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逐步破除一大二公三純的僵化模式，實行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體制，允許國家、集體、個體、合資等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在十三大上正式制定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強調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改革開放是強國之路。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再次科學地總結了經濟增長發展觀的基本原則，提出判斷一切是非的標準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個有利于”標準是對生產力發展觀的再次升華，體現了發展經濟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統一。

經濟增長發展觀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對中國這樣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如何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作了全面解答，從而使我國走出了以“階級斗爭為綱”、以變革生產關系作為推動生產力發展唯一手段的誤區，消除了人們在發展觀點上的爭論和疑慮，解決了長期困繞中國社會發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在經濟增長發展觀的指引下，全黨上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使中國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取得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有了顯著的改善，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迅速積累了巨大財富和物質力量。到1992年，我國國民生產總值達20059.5億元，進出口總額達1359億美元，進出口總額增長17.5%，綜合國力上升為世界第十位，國家經濟實力得到極大增強。但是，這種經濟增長發展觀是在整個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戰略遠未完成根本轉型的條件下形成和實施的，它對發展理解多為物質層面，以單純的GDP增長作為考核發展的重要指標，較少關注自然及人的發展，因此出現了高增長下的收入差距拉大，生態壓力加大，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人類發展與環境保護不協調同步的現象日益顯現。

三、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提出的可持續發展觀，突破了單純依靠經濟增長實現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理念，將發展視野從經濟社會領域擴展到人與自然領域，深化和完善了經濟增長發展觀，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從傳統發展觀向現代發展觀的重大轉型

20世紀90年代，人類社會進入知識經濟和信息化時代，社會經濟飛速發展，高新技術異軍突起，然而，各國在獲得經濟空前繁榮時卻遭遇資源匱乏、環境污染等問題的挑戰，人們不得不重新審視人與自然、當代與未來的發展關系。國際上在對工業文明所走過道路進行反思的基礎上，針對傳統發展觀和工業文明模式的局限性產生的一系列全球性問題，提出了可持續發展觀，將發展的內涵由經濟、社會拓展到自然界，要求經濟、社會、生態環境協調發展。

經過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和發展經濟，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仍面臨著沉重的人口壓力，面臨著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雙重任務。與經濟快速增長相比，社會其他領域的發展相對滯后，如資源浪費、環境污染嚴重，權力腐敗、道德失衡等現象滋生。國際國內形勢的發展對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出了新的挑戰，要求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對單純的經濟增長發展觀進行重新審視。沿著鄧小平“發展就是硬道理”的基本思路，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明確提出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必須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不斷開創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12]，在世紀之交提出可持續發展觀。“所謂可持續發展，就是既要考慮當前發展的需要，又要考慮未來發展的需要，不要以犧牲后代人的利益為代價來滿足當代人的利益。”[13]要求在發展經濟、保持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控制人口增長，保護自然資源，保持良好的生態環境。

可持續發展觀明確指出，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仍然是中國共產黨堅定不移的發展道路，強調“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1991年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七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從經濟、政治、文化三個方面進一步闡述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主要內容，表明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認識進一步深化，建設“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及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的發展目標，充分反映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際需要。

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使原有的發展戰略已不能適應新的發展要求，1995年十四屆五中全會上提出“新三步走”發展戰略，即：在“九五”期間，全面完成現代化建設的第二步戰略部署，到2000年，實現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兩番，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2010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寬裕，形成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21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這一新的發展戰略具體提出了可持續發展各領域的階段目標，在原“三步走”的基礎上作了進一步的豐富和發展。

在發展模式上，面對著我國發展進程中來自經濟、社會、環境各方面的壓力，可持續發展觀把控制人口、節約資源、保護環境放到重要位置，力圖使人口增長與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協調一致，使經濟建設與資源、環境相協調，實現良性循環，從而使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快速、協調發展。明確提出要實現經濟上的兩個根本性轉變：一是經濟體制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二是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以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促進社會全面進步。并在此基礎上規劃了新型工業化道路，即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耗費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工業化道路。提出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大力推進科教興國戰略。新型工業化道路構成可持續發展觀的一個重要支點，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從傳統發展理念向現代發展觀的重大轉型。

可持續發展觀強調經濟社會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突破了把經濟增長作為一個國家或地區發展的第一標志，把發展視線從經濟與社會領域擴展到人與自然領域，確認了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差異，解決了中國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同時，這一發展觀著眼于經濟全球化和市場一體化，考慮到子孫后代的發展問題，更符合世界潮流和人類社會前進的方向。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和發展，到20世紀末，中國順利實現第二步戰略目標，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兩番，總體到達小康水平。但是，可持續發展觀更多強調的是經濟發展中人與自然的關系，并不能涵蓋人類發展觀的全部，特別是社會層面的發展內涵；在實施過程中側重論及在發展中如何解決環境保護問題，而未及構筑人口、社會、資源與環境統一于發展的復合系統。2000年2月，江澤民在廣東考察時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進一步深化了可持續發展觀的本質和內涵。

四、以胡錦濤為總書記新的中央領導集體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將經濟社會的發展統一于人類自身的發展，充分體現了中國社會發展的本質和目的，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發展觀日趨成熟

在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和世界各國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的新世紀之初，中國經濟社會進入新的發展階段。2005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了13.6萬億元，進出口總額年均增長16.7%，達到了1.1萬億美元，綜合國力躍居世界第六位。然而，由于中國特殊國情的制約，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多種因素影響，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產生的一系列矛盾也充分暴露出來，資源、環境和技術瓶頸制約日顯突出，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加劇，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就業形勢嚴峻，社會保障制度滯后，社會沖突頻發，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加。以胡錦濤為核心的新一代黨的領導集體認識到，單靠一般的政策調整，顯然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從發展觀的高度應對和處理中國社會面臨的各種問題，樹立對發展的全新認識。1995年哥本哈根世界人口與發展會議確認了以人為中心的發展觀，提出經濟增長的最終目的是為人服務，而不是人為增長服務。在總結國內外發展問題上的經驗教訓，吸收人類文明進步的新成果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站在歷史和時代的高度，對新世紀新階段什么是發展、為什么發展和怎樣發展等重大問題進行了新的探索，形成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明確“發展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經濟政治文化相協調的發展，是促進人與自然相和諧的可持續發展”，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明確提出“發展觀”的概念。

科學發展觀集中反映了社會主義的本質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內在規律，標志著我們黨對發展的意義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對發展的要求有了更清醒的認識，對發展的內涵有了更全面的概括。2005年10月，《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再次明確提出了“十一五”期間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發展戰略，就是要堅持以人為本，轉變發展觀念、創新發展模式、提高發展質量，落實“五個統籌”，把經濟社會發展切實轉入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軌道。

沿著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在發展戰略上，科學發展觀延續了可持續發展觀提出的“新三步走”戰略，并明確指出，本世紀頭20年是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十一五”又是承前啟后的重要時期。在發展模式上，確立了“循環經濟”這一新的發展模式。黨中央提出發展循環經濟、加快建設節約型社會，強調自然資源也應該形成循環，在消費的同時考慮到廢棄物的資源化，建立循環生產和消費的觀念，改進GDP核算和數據發布制度。這一發展模式有助于遏制高消耗、低效率、高排放的粗放經濟泛濫；有助于制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偽造數字的不良政風的蔓延；有助于從工業文明邁向生態文明的建設。

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是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的新一屆領導集體，在堅持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關于社會主義發展問題的一系列重要思想，總結歷史經驗和新的實踐的基礎上，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作出的進一步的回答。科學發展觀同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三代領導集體的發展理論是一脈相承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發展觀。“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出發點和歸宿，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源泉，這一新的發展理念成為中國發展進步的主題，它蘊涵著崇高的人文精神和深切的人文關懷，體現著世界觀、真理觀、價值觀的有機統一。科學發展觀的重要貢獻是把我國現代化建設的總體布局由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建設“三位一體”發展為包括社會建設在內的“四位一體”，強調全面推進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建設，努力使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相互協調，使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與和諧社會共同發展。科學發展觀的提出表明經過85年的實踐、探索和對豐富經驗的深刻總結，中國共產黨對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更加深入，對社會發展的領導更加成熟。

五、結論和啟示

1、中國共產黨發展觀的演進歷史，是一個不斷進步、不斷完善、不斷發展的過程，折射出中國共產黨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艱辛努力。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果斷地選擇了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然而如何走好這條道路，經過了幾代人的曲折探索和艱苦奮斗。中國共產黨的發展觀先后經歷了民主革命時期的萌芽階段、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探索階段、改革開放新時期不斷深化和趨于成熟階段。每一種發展觀既繼承了前一代人發展觀的合理內核，又根據不同時代的要求進行了創新發展，是一種不斷揚棄的過程，最終使中國共產黨的發展觀與世界發展觀逐步接軌，使中國的發展融入世界發展的大潮。因此，立足國情，實事求是，尋找適合中國自己的發展道路，制定科學的發展戰略，選擇適當的發展模式，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

2、發展是人類社會永恒的主題，是中國共產黨人孜孜以求的重大目標。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就把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作為奮斗不懈的理想和目標。在85年的奮斗歷程中，中國共產黨始終把發展作為自己的歷史使命，把發展作為實現國富民強的重要途徑。幾代中國共產黨杰出領導人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對中國社會的發展道路、發展戰略和發展模式進行了艱辛的探索，形成獨具中國特色的發展思想，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發展觀點，并將之切實運用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實踐之中，為我國社會各項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題，在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的今天，任何國家如果不加快發展步伐，就要處于競爭劣勢地位。因此，一心一意謀發展仍然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義不容辭的責任。

3、代表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中國共產黨發展觀的出發點和立足點。能否代表廣大人民的利益，提出符合人民群眾愿望和要求的發展觀，是中國共產黨奪取革命和建設勝利的重要前提條件，也是關系到社會主義政權基礎是否鞏固的重大原則問題。毛澤東把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作為終身的理想和追求，鄧小平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三個有利于”標準的核心內容，江澤民提出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胡錦濤進一步明確提出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為人民謀利益的思想貫穿于中國共產黨發展觀的全過程。無論是革命時期、建設時期，還是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共產黨始終站在時代前列，以國家民族的發展為已任，謀求中國最快最好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戰略，盡管走了一些彎路，但其為國家富強、人民幸福而奮斗的強烈愿望和偉大實踐可以光照日月，昭示世人。因此，提出符合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發展觀，既是共產黨人追求的目標，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

4、生產關系的變革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經濟發展是生產力發展的核心內容。大力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是中國共產黨人一貫主張，革命時期的主要任務是解放生產力，而建設時期的重點是發展生產力。生產力的發展不能僅僅依靠變革生產關系這一惟一的途徑，當生產力發展水平沒有提出進一步變革生產關系的要求時急于實行變革，其結果不但不能促進生產力發展，反而破壞了勞動者的積極性，破壞了社會生產力。經濟發展是生產力發展的核心內容，是社會發展的物質基礎。離開經濟增長空談發展，只能是畫餅充饑、望梅止渴；沒有強大的物質技術力量作保障，發展只能是空中樓閣。因此，無論什么時候，都必須將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作為衡量我黨政策措施的標準，緊緊抓住經濟建設這一中心，以經濟的快速增長不斷滿足人民群眾物質文化精神生活的需求。

5、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共產黨堅定不移的發展道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這是經過近百年來中國無數先進分子和幾代共產黨人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真理性結論。堅持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在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情況下，不管提出什么樣的發展觀，選擇什么樣的發展戰略和發展模式，中國的發展只能沿著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選自《云南中共黨史研究》

[①] 2004年2月21日，溫家寶總理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專題研究班結業式上的講話。

[②]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9頁。

[③]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1~652頁。

[④]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頁。

[⑤] 《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7頁。

[⑥] 《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7頁。

[⑦]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頁。

[⑧]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頁。

[⑨]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頁。

[⑩]《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頁。

[11]《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頁。

[12] 2002年5月31日，江澤民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進修班畢業典禮上的講話。

[13] 《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79頁。

第三篇：中國共產黨黨旗黨徽演進歷史圖解

中國共產黨黨旗黨徽演進歷史圖解

海豐縣博物館1927年的這面黨旗被作為國家一級文物珍藏。

用萬粒彩珠編織的黨旗

沂蒙紅嫂4個月繡制90平方米巨幅黨旗贈送國旗護衛隊

“全國最大黨旗”——

依山就勢飄展在北京房山區霞云嶺鄉堂上村《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紀念館

對面的山梁上。黨旗采用大型金屬結構建造，面積960平方米，寓意祖國960萬平方公里國土。

長11.62米，寬7.75米的巨幅湘繡黨旗在湖南省長沙星沙湘繡城紫金繡莊制作完成。

黨旗選用優質蠶絲繡制，由90名繡師歷時兩個月繡制完成，采用傳統的平針繡法。我的更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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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中國共產黨黨旗黨徽的歷史演進

中國共產黨黨旗黨徽的歷史演進

——錘頭還是斧頭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中國共產黨的黨徽黨旗，是中國共產黨的象征和標志。紅色黨旗上的唯一圖案標識，是金黃色的黨徽。寫作本文前，筆者曾就這一課題作過專題或隨機問卷調研，其中有兩個最簡單的測試題：一是用語言簡要描述黨徽的組成部件；二是用簡筆畫出黨徽。結果，出乎所料，發人深思！尊敬的讀者，在您閱讀下文前，請您能順便先默寫下這兩個在十秒鐘之內就能完成的問答，然后再看本文結尾的正確答案。您看后可能感到意外或驚奇，同時，您肯定已經有了新的知識增長和思想收獲。

一、以俄為師，把“鐮刀斧頭”作為中國共產黨旗幟上的主要標識 1920年6月，陳獨秀等在上海決定成立共產黨組織。8月，取名“中國共產黨”，這是中國的第一個共產黨組織。正在留法勤工儉學的蔡和森，在對西歐各國共產黨特別是俄國共產黨考察的基礎上，于８月13日、９月16日寫給毛澤東的兩封信中提出：“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先要組織黨——共產黨，因為它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并提出了具體的建黨步驟。9月1日，陳獨秀在《新青年》雜志發表《對于時局之我見》，稱“吾黨”為“社會黨”，后又改稱為“共產黨”。在此前后，陳獨秀在上海，李大釗、張申府在北京通過信函討論了黨的名稱問題，決定采用“共產黨”作為中國無產階級政黨的名稱。有了名稱后，組織也相繼建立，但中國共產黨在創建初期還顧不上黨徽黨旗的設計制作。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和抗日戰爭前期這長達20多年的時間里，中國共產黨尚未制作統一的黨徽和黨旗。

歷史表明，中國共產黨的旗徽標識不是在成立時就有的，是隨著革命斗爭的發展和需要，逐步形成和確定的。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宣告成立，由于有俄國共產黨人幫助建黨并參會，黨的會議上多用俄共（布）的蘇維埃旗幟或馬克思、列寧畫像。中國共產黨的發起者們，還來不及將一個嶄新的革命黨應具有的一切考慮周全，一切只能是順從簡便易行的原則。黨組織開會，有時需要懸掛黨旗，可自己的黨旗又應該是個什么樣子呢？在當時順理成章的是，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黨旗自然要與世界無產階級政黨的旗幟一致起來，當時的“老大哥”也就是唯一建立政權的俄國（蘇聯）共產黨，他們的旗幟理所當然地成了中共黨旗的范本，這也就是在紅旗左上角加黃色鐮刀錘子圖案的蘇維埃旗幟（圖01）。因此，從中國共產黨早期所打出的旗幟式樣看，其雛形顯然來源于列寧所創建的蘇聯的旗幟。這種旗幟的含義，普遍的解釋是：錘子象征工人階級，鐮刀象征農民階級，兩者組合，是工農聯盟的標志，也是共產黨的標志。五角星既象征工、農每一只手的五指（勞動力），亦代表“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紅色是革命的顏色，黃色則是革命光芒的顏色。

圖01

中國共產黨的各地黨組織成立之后，黨旗由各級黨組織模仿俄共（布）旗幟的式樣自己制作，所以，具體規格式樣也就不盡相同。即使如此克隆過來的紅色旗幟，在當時的公開場合并沒有正式舉出。由于強調國共合作，出于形勢的要求，中國共產黨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一直打著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1927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領導發動了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這次起義是在“主義不變、旗幟不變、綱領不變、組織不變”的思想指導下進行的，由于起義的準備比較倉促，沒有打出中國共產黨自己的一面旗幟來。在著名的“八七會議”上，關于要不要繼續舉國民黨的旗幟，共產黨人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毛澤東在會上提出拋棄國民黨旗幟的論題，但支持者甚少。會議最后雖然確定了發動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方針，但大多數人依然主張用國民黨的旗幟。出于對革命形勢的清醒認識，毛澤東一直堅持自己的主張，并在多次會議上反復提出有關旗幟的問題，他在給黨中央的信中寫道：“國民黨的旗幟已成軍閥的旗幟，只有共產黨的旗幟才是人民的旗幟。”強調指出：“在工農兵蘇維埃時候，我們不應再打國民黨的旗幟了，我們應高高打出共產黨的旗幟······立刻堅決地樹立紅旗。”

中國共產黨真正亮出自己的第一面旗幟，出現在1927年9月毛澤東本人組織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中。當時，參加秋收起義的武裝統一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毛澤東堅持應該打出一面工農革命軍的旗幟來，他向工農革命軍中的參謀何長工部署了此項工作。何長工后來回憶說：“第一師成立后，我和楊立三同志負責籌辦部隊的印章、旗幟。這樣，我們第一次打起了工農革命軍的紅旗。”（何長工：《難忘的歲月》第3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這面新設計的旗幟用一大塊鮮紅的布制作，旗幟兩面的中央各縫著一個黃色的五角星，在五角星的中心位置，畫著象征工農的鐮刀和斧頭。在白色旗桿套上，寫著“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圖04）。由此我們看到，在中國革命史上，是先有工農革命軍的軍旗，后有中國共產黨的黨旗。

圖04 1927年秋的中國，是一個風起云涌的大變革時代。這時，國民黨右派反革命的真面目已經徹底暴露，迫使中國共產黨必須豎起自己的大旗。9月，中共中央召開臨時政治局會議，明確宣布放棄國民黨的旗幟，正式提出了建立蘇維埃的口號。10月15日，中共南方局、廣東省委聯席會議通過《中共廣東省委第十四號通告：最近工作綱領》，明確指出：“廢除國民革命軍的名義，改稱工農革命軍；廢除青天白日旗，改用紅旗，以斧、鐮為標志。”（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7）》，第三冊，第431頁，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這是中共黨的領導機關第一次作出的關于黨旗上有“斧頭鐮刀”標志的正式決定。中共黨旗圖案“用紅旗，以斧、鐮為標志”的范式，基本框定了黨旗黨徽的輪廓和構成要素（圖06）。由此亦見“斧頭鐮刀”的式樣，并非由中國共產黨人獨自發明，而是移植于俄共（布）或者說以俄共（布）為核心的共產國際。

圖06

二、黨旗黨徽上代表工人階級的是錘頭還是斧頭？

中國共產黨在初創時期，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實際國情出發，在黨旗黨徽圖案設計上曾特意以“斧頭”圖案代表中國手工業者，以“鐮刀”圖案代表農民。從1921年7月到1942年4月長達21年的時間里，中共中央及各級組織有過多次明確黨徽圖案為“鐮刀斧頭”的規定和決議。但在此期間，又由于受蘇聯國旗的影響，中共黨旗黨徽上的圖案既出現過“鐮刀斧頭”，也出現過“鐮刀錘頭”。在戰爭年代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黨旗黨徽圖案一直處在變動的、不規范的狀態中。

“軍叫工農革命，旗號鐮刀斧頭。修銅一帶不停留，便向平瀏直進。地主重重壓迫，農民個個同仇。秋收時節暮云沉，霹靂一聲暴動。”這是毛澤東1927年在《西江月·秋收起義》詞作中描述的情景。這首詞，毛澤東在后來作過修改，將其中的“修銅”、“便”、“平瀏”、“沉”分別改為“匡廬”、“要”、“瀟湘”、“愁”，但對“鐮刀斧頭”的提法并未作修改，這說明毛澤東對“鐮刀斧頭”的記憶猶深，也說明當時旗幟上普遍以“鐮刀斧頭”為主要圖案標識的歷史事實（圖08、09）。

圖08

圖09 1930年4月，中共中央軍委發出《關于紅軍各級軍旗的規定令》：“各級軍旗一律用五角星紅旗，星內排列鐮刀斧頭之國際徽，旗用大紅色旗，中央為五角星，五角星為白色，中為鐮刀斧頭交叉排列，鐮刀斧頭用黑色，旗之右邊鑲白布長條書寫番號。”這一規定，使當時分散作戰的紅軍部隊所用的旗幟式樣進一步正規化、規范化。這種“三○式”軍旗，是紅軍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使用范圍最廣的式樣（圖10）。由于戰爭在當時是全黨的主要任務，軍旗的廣泛使用，也深刻影響了黨旗黨徽式樣的演進（圖11、12）。

圖10

圖11

圖12

有眾多歷史文獻表明，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鐮刀斧頭”可說是黨徽的代名詞，“鐮刀斧頭”的說法被普遍認可。著名的楹聯“斧頭劈開新世界，鐮刀割斷舊乾坤”，最早出現在1933年9月的川陜革命根據地。紅三十軍解放四川達縣后，軍政治部設在一家地主宅院內。紅軍便在宅院門樓兩旁的石柱上鏨刻了這副氣勢恢宏、形象生動的名聯（圖13），把黨徽中的主要元素“鐮刀斧頭”巧妙地鑲嵌了進去，宣傳了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宗旨，描繪了紅軍的英雄氣概。后來，紅軍宣傳工作者在長征沿途曾多次書寫這副楹聯及其他類似楹聯（圖14）。在四川興文縣，也有紅軍寫的“斧頭劈開新世界，鐮刀割斷舊乾坤”的楹聯，橫批是“變！變！變！”這幅楹聯，對廣為宣傳“鐮刀斧頭”的形象記憶，有著深刻的歷史影響。從紅四方面軍留存的歷史文獻看，黨徽圖案也多為斧頭鐮刀（圖15）。

圖13

圖14

圖15 上世紀三十年代初，隨著革命形勢的大發展，中央蘇區相繼取得了第一至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1932年夏，中央蘇區在根據地范圍內開始了多次突擊發展黨員運動。由于黨組織建設的迫切需要，從入黨宣誓儀式上的黨旗，到黨員大會的會場布置，黨的組織工作者開始關注黨旗黨徽的式樣。這一時期，中央蘇區主要傳媒《紅色中華》報的插圖中，刊登有不同式樣的“鐮刀斧頭”、“鐮刀錘頭”圖案。這些在當時被譽為“國際徽”、“國際旗”的圖案，成為各革命根據地軍民的圖騰隨處可見，也隨時即興發揮的有些任意（圖16、17）。在如此無法規范的情況下，有人提出黨旗黨徽中的“斧頭”不能足以代表工人階級，應當改換為“錘頭”，與蘇聯的旗幟相一致。1933年4月，中共中央研究決定，把黨旗黨徽中的“斧頭”圖案調整成為“錘子”圖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頒布《蘇維埃群眾團體及紅軍旗幟印信式樣》，其中對軍旗的式樣做了詳細的更改說明，并下發了軍旗圖式，規定旗的右上方為一五角星，旗中間為交叉的“鐮刀錘子”，旗的三邊有旗須，旗桿處有二寸三分的白布書寫部隊番號。同時規定五角星和“鐮刀錘子”一律用金黃色。這種軍旗一般稱為“三三式”軍旗（圖19、20）。此后，中國工農紅軍軍旗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和各級政府的旗幟，都相應地做了改變。

圖16

圖17

圖19

圖20 由于當時戰爭頻繁，不久，中央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遭到慘敗，中央紅軍被迫開始戰略大轉移，黨旗黨徽中“斧頭”變“錘子”的決定并未在全黨全軍得到貫徹執行。以至于在長征路上、在陜北等各根據地，“斧頭”與“錘子”仍然混用；以至于在后來的中共中央文件中仍然出現“鐮刀斧頭”的提法。從歷史圖片看，在這一時期使用的軍旗式樣也多為“三○式”而少“三三式”，原因可能是“三三式”旗須的繁贅，不如“三○式”簡捷明快。斯諾名著《西行漫記》中，收錄有“三○式”軍旗的照片。紅四方面軍、陜北紅軍等曾較長期使用“三○式”軍旗。在1935年長征前后時期，從所舉的旗幟式樣可區別出紅軍部隊建制的歸屬。

綜合分析各種文獻及圖片，從總體上看這一歷史時期的黨旗黨徽，是“鐮刀斧頭”或是“鐮刀錘頭”？有著三個明鮮的特點：（1）從形成文字的文獻字面上看，在黨的有關決議中，說明黨旗黨徽圖案是“鐮刀斧頭”的占絕大多數，而在實際制作中又多以“鐮刀錘頭”圖案為多；（2）從地域上看，中央根據地在許多會議等正式場合多使用“鐮刀錘頭”圖案，閩西、湘鄂西、鄂豫皖、川陜、陜北等革命根據地的黨旗黨徽圖案則多設計為“鐮刀斧頭”；（3）從美工角度看，抽象時多用“鐮刀錘頭”，具象時多用“鐮刀斧頭”。上世紀三十年代前后，中共中央曾多次提出關于確定黨旗黨徽式樣的議題，希望能有明確的、統一的規范。1942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對黨旗式樣作出決定：“中共黨旗式樣，寬闊為三與二之比，左角上有斧頭鐮刀，無五角星，委托中央辦公廳制一批標準黨旗，分發各主要機關。”至此，中國共產黨第一批制式黨旗隨即誕生。當時制作的標準黨旗規定為紅色，橫120厘米，豎80厘米，左上角中間（全旗四分之一處）為黃色“斧頭鐮刀”交叉組成的黨徽圖案，其直徑為30厘米。旗桿套為白色，寬6.5厘米。旗桿套不包括在整面旗的尺度之內。黃色的“斧頭鐮刀”代表工人和農民的勞動工具，象征著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代表著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紅色象征革命，黃色象征光明。決定中特別指出，保留象征工農聯盟的“斧頭鐮刀”，去掉原來旗幟上的五角星，是為了與蘇聯的旗幟相區別。由此也說明，當時中共中央對黨旗式樣的考慮十分慎重。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正式確定黨旗的式樣。1945年4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大會主席臺幕布正中，懸掛著毛澤東和朱德的畫像。在畫像下方的圖案中，中間綴有中國共產黨黨徽：鐵錘鐮刀，稻穗和麥穗圍繞著它。畫像兩邊，分別斜插著六面紅色的綴有鐵錘鐮刀的中國共產黨黨旗（圖25）。當7000多名代表步進會場時，莊嚴肅穆的場面令與會代表們為之振奮。這是中國共產黨自建黨以來，歷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臺上第一次豎立正式的黨旗，從而結束了黨從“一大”至“六大”無正式黨旗的歷史。

圖25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三年前有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中國共產黨黨旗式樣所作出的“斧頭鐮刀”的決定，但在黨的“七大”會場上及在此前后各抗日根據地所出現的中共黨旗黨徽圖案，基本上都統一于“錘頭鐮刀”，已經鮮見“斧頭鐮刀”圖案。紅色旗面、黃色鐵錘和鐮刀組成的圖案，構成了黨旗的基本框架，這種基本式樣一直沿用至今。

圖26 實際上，究竟是用“斧頭”還是用“鐵錘”，這不只是圖案形式上不同，而是涉及到對共產黨的階級基礎和性質的理解，更涉及到對“共產黨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這個命題的理解。斧子和錘子，在相當程度上與不同的生產形態相聯系，各自代表著不同的社會生產力水平。斧子，主要用于手工業者，如木工、伐木工、消防員等，與大工業的聯系不多；錘子，主要用于大工業中的工人，如鉗工、鍛工、扳金工等產業工人，他們所使用的工具都離不開錘子。所以，斧子是手工業的象征物，而錘子是大工業的象征物，錘子更多地代表著當時的先進生產力。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而工人階級是與大工業相聯系的。鐵錘代表工人，鐮刀代表農民。用鐵錘和鐮刀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黨徽，標志著中國共產黨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政黨。因此，共產黨的黨徽應當采用“錘頭鐮刀”做標志才最為妥當。“錘頭鐮刀”的寓意，更符合共產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隨著時間的推移，黨旗黨徽上的“斧頭鐮刀”改定為“鐵錘鐮刀”，更加準確地代表了工農聯盟的本義。

三、黨旗黨徽進一步規范化、標準化 中國共產黨黨旗黨徽是黨的象征和形象標志，黨旗黨徽的規范化、標準化是黨的制度建設中十分重要的問題。黨的“七大”之后，中共中央及有關部門曾幾次討論研究黨旗的規范化問題，考慮重新設計黨旗式樣，但由于種種原因，未能落實。從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以及新中國成立后一段時間的圖片文獻看，盡管從“七大”之后就有了黨旗的正規式樣，但各地黨組織使用的黨旗黨徽圖案還存在著差異，還需要進一步規范化和標準化。

1949年9月，在全國解放戰爭接近取得全面勝利的時候，軍委總政治部發布了《關于入黨儀式所用黨旗尺寸的規定》，其中對黨旗的制作確定了暫時規范：“暫規定寬80厘米，橫120厘米之紅旗，左上角的中間為黃色鐮刀、錘頭，其直徑為30厘米。黨旗旗桿左套為白色，寬為6.5厘米，亦即旗面橫長1/18強。旗桿式樣與矛頭與軍旗制法相同。”10月11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函復軍委總政治部：“同意在黨旗未統一規定前按暫行規定之式樣試用。”

1951年6月17日，中共中央對華東局關于黨旗式樣的請示予以批復：“在黨中央未正式規定出黨旗的統一式樣以前，在黨的30周年紀念時，各地可按舊例，一律采用紅旗加鐮刀錘頭，不必在旗上加中國共產黨等字。”此后相當長一段時間，由于連續的“階級斗爭”等政治運動接連不斷，特別是“文革”十年的“踢開黨委鬧革命”，紅旗的海洋成為“革命運動”的獨特景觀，以至于“全國山河一片紅”，但那是紅衛兵、造反派的大旗，而少見黨徽閃耀的黨旗。盡管這一時期黨的領導人在逝世后的遺體上覆蓋的是“鐮刀錘頭”的黨旗，典型的如至今保存在天安門廣場上紀念堂內毛澤東遺體上的黨旗（圖27），但這些黨旗卻都不是經中共中央正式規定的黨旗式樣。人們不會想到，建黨30周年時所說“黨中央未正式規定出黨旗的統一式樣”的時間會拖得這么長，直到改革開放后又是十多年之后，這個問題才被提上中央的議事日程。

圖27 為切實維護黨旗黨徽的尊嚴，使黨旗黨徽的制作、銷售和使用規范化，加強管理，1995年4月，中共中央責成中央組織部會同有關部門對黨旗黨徽的制作和使用的規范化問題提出意見，并起草《中國共產黨黨旗黨徽制作和使用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規定》）。1996年9月21日，經中央批準，中央辦公廳印發了這個《規定》（中辦發［1996］25號），進一步規范了黨旗黨徽的式樣和使用。《規定》共12條，它對黨旗黨徽的性質、式樣、規格、制作和使用等都作出了明確而具體的規定。至此，黨旗黨徽有了統一規范的標準式樣。

《規定》指出，“黨旗黨徽是中國共產黨的象征和標志”，“中國共產黨黨旗為旗面綴有金黃色黨徽圖案的紅旗”，“黨徽為鐮刀和錘頭組成的圖案”。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根據實際需要，中國共產黨黨旗可按比例放大或縮小，通常分5種規格，其尺寸分別為：長288厘米，寬192厘米；長240厘米，寬160厘米；長192厘米，寬128厘米；長144厘米，寬96厘米；長96厘米，寬64厘米。黨旗的制作法：（1）旗面長寬之比為3∶2，旗面左上方1/4部分綴黨徽圖案。（2）畫旗面長與寬中線將旗分成4等分的長方形，左上方長方形內劃出橫18豎12等分的小方格。黨徽圖案切于8×8小方格的正方形內，正方形的上部與旗上邊空3格，左側與旗左邊空4格。（3）旗桿套為白色。黨旗上黨徽兩面相對。黨徽則可按實際需要按比例放大縮小，并無一定大小規定。

《規定》中關于黨徽“鐮刀”的式樣，有一個顯著的變化是矩形“刀把”變成了圓形，這是黨徽“鐮刀把”的重大改變。至此，黨徽上的“鐮刀把”經歷了四種式樣：（1）“刀把”上部有凸出圓棱的長圓柱體寫實長“鐮刀把”。蘇聯國旗中的“鐮刀把”具象寫實，有一個顯著特點是“刀把”靠上部有一圈凸出圓棱（圖28）。中國共產黨初建時，地方黨組織在自行制作黨旗黨徽或一些報刊插圖中的黨旗黨徽，曾模仿蘇聯國旗“鐮刀把”圖案，有這一圈凸出圓棱，在圖畫中常以一短橫線示意（圖29）。

圖28

圖29（2）光桿的長圓柱體寫實長“鐮刀把”。仍是模仿蘇聯國旗“鐮刀把”圖案，但“刀把”靠上部有的那一圈凸出圓棱被省略，“刀把”較長是這種樣式“鐮刀”圖案的顯著特點（圖30、31）。

圖30

圖31

（3）由寫實的長圓柱形到抽象的矩形“鐮刀把”。約始于上世紀30年代之后，由長“刀把”演變而來，形成標志是“刀把”尾端由圓變方（圖32、33、34、35、36、37）。

圖32

圖33

圖34

圖35

圖36

圖37（4）由抽象矩形到更加抽象、藝術化的“鐮刀把”。始于1996年9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中國共產黨黨旗黨徽制作和使用的若干規定》特別注明，“將一正方形分為32等分”畫黨徽，以左下角的五個方格畫一小圓，在小圓右上部與“鐮刀刀背”兩個點相切，“構成鐮刀把”（圖38、39、40）。

圖38

圖39

圖40 1996年11月19日、12月12日，中共中央組織部分別發出《關于中國共產黨黨旗黨徽定點生產有關問題的通知》和《關于中國共產黨黨旗黨徽供應銷售有關問題的通知》。1997年7月9日，中央組織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聯合發文《關于加強中國共產黨黨旗黨徽定點生產、內部銷售和使用管理的通知》，規定“非定點企業一律不得生產黨旗黨徽及相關產品，違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按超越經營范圍依法處理。”“禁止在市場上銷售黨旗黨徽”。

2002年11月14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新的《中國共產黨章程》，增寫了“黨徽黨旗”一章，作為第十一章。具體分為三條：第五十一條規定，“中國共產黨黨徽為鐮刀和錘頭組成的圖案。”第五十二條規定，“中國共產黨黨旗為旗面綴有金黃色黨徽圖案的紅旗。”第五十三條規定，“中國共產黨的黨徽黨旗是中國共產黨的象征和標志。黨的各級組織和每一個黨員都要維護黨徽黨旗的尊嚴。要按照規定制作和使用黨徽黨旗。”（《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第9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增寫“黨徽黨旗”一章，是自建黨80多年以來歷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綱領》、《中國共產黨黨章》、《中國共產黨章程》的第一次。對于維護黨徽黨旗的嚴肅性，發揮黨徽黨旗的感召力，增強黨員的光榮感、使命感，增強黨的凝聚力和影響力，都有著重要的作用。2007年10月21日黨的“十七大”通過新的《中國共產黨章程》（圖41），“黨徽黨旗”仍是第十一章，內容同于“十六大”。

圖41

綜上所述，黨徽黨旗的重大歷史演變主要有：（1）黨徽中代表工人階級圖案的變化，經歷了從“斧頭”到“錘頭”的重大改變。（2）“鐮刀把”有四種不同形狀：一是具象寫實的兩端稍細、中間粗的紡錘形長圓柱體，并在“刀把”靠上部有一圈凸出圓棱；二是光桿的紡錘形長圓柱體，去掉了“刀把”靠上部有一圈凸出圓棱；三是演變為抽象示意的矩形；四是再藝術化為更加抽象的球形。（3）黨徽黨旗的象征含義：前期，中國共產黨黨旗的紅色代表革命，黃色象征光明；而斧頭（錘頭）、鐮刀為工農的勞動工具，象征中國共產黨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自1996年起，中國共產黨黨旗黨徽的含義有了相關的解釋：紅色象征革命，金黃色的錘頭、鐮刀代表工人和農民的勞動工具，象征著“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2002年版《中國共產黨章程》）。

此外，歷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臺從懸掛領袖像到黨徽也有著耐人尋味的演變過程。從中國共產黨第一至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現存資料圖片未見主席臺有專門的黨旗黨徽及領袖像布置。1945年的“七大”主席臺，開幕式時的主席臺后部幕布上方中央懸掛著毛澤東和朱德的并肩頭部黑白素描畫像，畫像下方圖案中有黨徽，畫像兩邊分別斜插著六面黨旗（圖42）；大會后期及閉幕時，主席臺后部幕布中央懸掛的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并肩頭部黑白素描畫像（圖43）。

圖42

圖43 1956年“八大”主席臺后部沒有任何宣傳裝飾，并排一列放的是十棵綠色的棕櫚觀賞樹（圖44）。1969年“九大”、1973年“十大”主席臺后部，幕布上方中央懸掛的是毛澤東的彩色頭部畫像，畫像兩邊分別斜插著十面紅旗（圖45、46）。1977年“十一大”主席臺后部，幕布上方中央并排懸掛的是毛澤東和華國鋒的彩色頭部畫像，畫像兩邊分別斜插著十面紅旗（圖47）。

圖44

圖45

圖46

圖47

1982年“十二大”主席臺后部，幕布上方中央懸掛的是“鐮刀把”為方形的黨徽，黨徽兩邊分別斜插著十面紅旗（圖48）。這是全國代表大會首次在會場主席臺上懸掛黨徽。此后的“十三大”、“十四大”主席臺后方布置同“十二大”（圖49、50）。1997年“十五大”主席臺后部幕布雙中央懸掛的“鐮刀把”改為為圓形的“九六式”新黨徽，黨徽兩邊分別斜插著十面紅旗（圖51）。此后的“十六大”、“十七大”主席臺后部布置同“十五大”（圖52、53）。

圖48

圖49

圖50

圖51

圖52

圖53

通過回望黨旗黨徽圖案的演變歷史，再看黨章中關于黨徽圖案是“鐮刀錘頭”的解說定義，本文認為“錘頭”二字的說法仍不夠嚴謹和準確。從工藝學上講，錘子由錘頭和錘把兩部分組成，錘頭只是錘子的一部分，但黨徽上的圖案是整個錘子，并非僅是錘頭。1996年《中國共產黨黨旗黨徽制作和使用的若干規定》中“錘頭的畫法”，即有特別注明“錘頭”與“錘把”的各自畫法。作為生產工具，錘子在現代生產生活中因“錘頭”的材質不同，又分為“鐵錘”、“木錘”、“橡膠錘”等。所以，把黨徽圖案解說為“鐮刀錘子”也不夠準確，正確的解說應該是“鐮刀鐵錘”，建議今后修改黨章時應將黨徽圖案的解說定義改為“鐮刀鐵錘”。

最后，話題回到本文開篇所說的那兩個最簡單的測試題，參與本課題測試的有兩百多人，95%是中共黨員，其中黨務、黨史工作者和書籍、報刊編輯者占半數以上。（1）絕大多數人順口而答的是：黨徽圖案是“鐮刀斧頭”。然而，據最新黨章，正確答案應為“鐮刀錘頭”（參見1996年、2007年黨的“十六大”、“十七大”修改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2）絕大多數人簡筆畫出的黨徽，誤在“鐮刀把”的長柄或短柄，那是1996年之前的黨徽，甚至更早，正確應為圓形（圖54、55）。這種錯誤，在目前的影視、報刊等傳媒中也屢見不鮮。此現象當給我們提醒和警示。中國共產黨的黨旗黨徽制度，是黨的制度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每個共產黨員都應該鄭重對待，能夠準確理解、解說黨旗黨徽的圖案和含義。毛澤東有句名言：“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共產黨就最講‘認真’。”在建黨90周年之際，用心認真仰望黨旗黨徽，真正地牢記曾經面對黨旗黨徽宣誓時的誓言，具有特別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

圖54

圖55

圖56

第五篇：中國共產黨民生觀的歷史演進

論中國共產黨民生觀的歷史演進

——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九十周年

[摘要]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我國革命、建設與改革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形成了一脈相承的民生觀，這是我黨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體現。由于不同領域、不同層次、不同階段的民生問題存在差別，中國共產黨在各個歷史時期形成的民生觀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點。探究中國共產黨民生觀的歷史演進軌跡，分析其內涵，把握其特色，對深刻理解黨的宗旨，解決當代日益凸現的民生問題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民生觀；歷史演進

關注民生、改善民生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也是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的具體體現。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把解決民生問題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并結合時代特點，深入理解不同階段、不同層次民生問題的復雜性、艱巨性，由此形成各具特色的民生觀。

一

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堅定國家獨立、人民解放是解決民生的政治前提與基礎的信念，把關注民生、為民謀利、為民造福視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與落腳點，在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的探索實踐中，將改善民生視為社會主義建設的物質保障，作為重大戰略任務來抓。

近代中國戰亂不斷，社會動蕩，內憂外患。人們飽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多重剝削、壓迫。為了推翻三座大山，救人民于水深火熱之中，無數仁人志士進行了不斷的探索與奮斗。最具代表性的是革命先驅孫中山”節制資本與平均地權”為核心的民生觀，由于歷史和階級局限性，無法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民生問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國共產黨領導核心，深刻剖析近代中國社會性質及其主要矛盾，認為無產階級，包括佃農、工人等，“失了生產手段”，“又受著帝國主義、軍閥、資產階級的極殘酷的待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剝削和壓迫是阻礙中國人民沒有基本生存保障、無法解決民生的根本原因，廣大人民群眾是社會和國家的主人，“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1]（P390）沒有國家獨立，人民解放，就沒有人民幸福，號召“共產黨、國民黨、全國人民，應當共同一致為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這三大目標而奮斗。”[2]（P259）”組織革命戰爭，改良群眾生活，這是我們的兩大任務。”[2](P139)因此，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贏得中華民族的獨立，建立了新中國，實現人民的徹底解放，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民生問題。這也是革命的目的所在。正如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為當代中國的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3]

一切依靠人民，一切為了人民就必須本著為民謀利，為民造福的價值目標，高度重視民生，并始終把改善民生視為黨的首要任務。毛澤東在《湘江評論》強調：“世界什么問題最大? 吃飯問題最大。”[1]（P292）1953年12月，毛澤東明確指出：“從根本上說，我們國家所進行的一切建設，都是為了人民群眾的福利。”注重經濟利益是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對于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問題，群眾的生活問題，一點也不能疏忽，一點也不能看輕。他還鄭重指出：我們“必須給人民看得見的物質福利”。關注民生，就要解決人民的實際問題，”解決群眾的穿衣問題，吃飯問題，住房問題，柴米油鹽問題，疾病問題，婚姻問題。總之，一切群眾的實際問題，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問題，假如我們對這些問題注意了，解決了，滿[4](P222)1

足了群眾的需要，我們就真正成了群眾生活的組織者，群眾就會真正圍繞在我們的周圍，熱烈地擁護我們。” 改善人民的生活，實現人民的幸福視為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與落腳點，是黨的性質、宗旨的本質要求。

將改善民生視為社會主義建設的物質保障，是其時代賦予的要求。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百廢待興，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對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進行了艱辛的探索，如何在實踐中極大的改善人民生活，關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我黨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立場出發，認識到“農業問題，市場問題，是關系五億多農民和一億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問題，是民生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應該成為重要的國策”立足于當時我國一窮二白的國情，毛澤東指出：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以后，如果我們“不能使生產事業盡可能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獲得確定的成績，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站不住腳，我們就會失敗。”[6](P1428)[5](P201)[2](P136—137)毛澤東始終高度重視民生問題，并把它提高到維持黨和人民的關系，鞏固社會主義政權，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等重大問題的認識上。1953年12月，毛澤東明確指出，黨在農村工作中的最根本任務，就是要“逐步實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使農民能夠逐步完全擺脫貧困的狀況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榮的生活。”

[7](P245)這一任務不僅明確了黨在建設初期，改善民生的措施及目標，同時也為社會主義建設奠定了物質的保障。

二

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倡導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謀求解決民生的根本推動力，并在社會主義本質論中詮釋民生，把“人民共同富裕”這一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提高到民生的最高價值追求。

改革開放前，經濟的發展緩慢，嚴重制約了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提高，鄧小平站在歷史唯物主義高度，認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要擺脫貧窮，就必須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只有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才能最大限度的解決民生，保障民生。他指出：“在社會主義國家，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在執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發展生產力，并在這個基礎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8](P28)。“堅持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就要肯定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逐步擺脫貧窮，使國家富強起來，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8](P264—265)深刻揭示了中國解決民生問題、改善民生，必須依靠生產力的發展；否則，改善民生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我們只能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改善生活。不發展生產，要改善生活，也是不對的，而且是不可能的。”[9](P316)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實踐的深入，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使我國的生產力得到空前的發展，為解決民生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8](P373)論斷，實質就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民生。由此可見，鄧小平不是單純就“民生”而談民生，而是從社會主義本質認識的角度去考察民生問題。他指出：”??允許社會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使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9](P128)”??生產力發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不斷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8](P63)為了在社會主義的本質論中更深入地詮釋民生，進而推動民生問題的解決，他還強調：“再過二十年、三十年，我國生產力發展起來了，也不會兩極分化。”[8](P64)可見，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鮮明的貫穿于他解決民生問題的實踐歷程中。

改善民生，實現人民共同富裕，是鄧小平在社會主義的本質論中深入理解民生的體現，更是其最高價值追求。在實行改革開放之初，他指出：“我的一貫主張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大原則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區發展快一點，帶動大部分地區，這是加速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8](P166)鄧小平也堅決反對兩極分化，反對貧富差距懸殊，主張“社會主義發展生產力，成果是屬于人民的”[8](P255)為實現人民真正意義的共同富裕，鄧小平高瞻遠矚，結合我國現實國情，首次提出了“三步走”的發展戰略，蘊含著”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的民生目標體系。每一步都與人民生活緊緊聯系在一起，步步落實到人民生活上。“三步走”戰略，前瞻性的勾畫未來我國經濟發達、民生改善的社會主義美好圖景。不僅是鄧小平畢生改善民生的智慧結晶，更是其民生觀的最直接體現。

三

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統領民生全局，認為解決民生問題是鞏固我黨執政地位的基礎，必須通過發展經濟，以實現改善民生的根本目的。

以江澤民為代表的第三代黨的領導集體堅持“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把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與黨的先進性結合起來。認為“最大多數人的利益和全社會全民族的積極性創造性，對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始終是最具有決定性的因素。”因此，“全黨同志心中始終都要裝著人民群眾，關心人民群眾，千方百計地為他們謀利益，帶領他們艱苦奮斗，創造幸福生活”[10](P122)。這就清楚地指出了新時期改善民生問題的迫切性，他還強調“不斷改善人民生活，是我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和‘三個代表’要求的最終體現，是處理好改革穩定關系的結合點。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推進改革就會得到更加廣泛的支持，我們黨的執政基礎就會更加鞏固”[11](P569—570)江澤民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到執政層面，由此上升至“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戰略高度，將關注民生作為鞏固我黨執政地位的基石，詮釋了黨的執政地位與改善民生的辯證統一關系；由此提出了一系列解決民生問題新觀點、新概括、新舉措；創造性地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地回答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為什么要改善民生、怎樣改善民生”的重大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為民生問題的解決提供了理論依據。充分反映了以江澤民為代表的第三代黨的領導集體對解決民生與黨的執政地位的深刻認識和理性把握，豐富、發展了新時期中國共產黨民生觀的內容。

圍繞新時期如何改善民生的重大問題，江澤民始終認為發展對于改善人民生活的基礎性作用，我們發展生產、繁榮文化、建設民主政治都是為了實現人民幸福這一根本目的服務的。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服務的宗旨和發展最終落實到提高人民群眾生活水平上。并指出“經濟是基礎，解決中國的所有問題，歸根到底要靠經濟的發展。”［12］(P514)強調“在經濟發展的基礎

［10］(P534)上，促進社會全面進步，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證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由此可

見，經濟的發展水平，在實踐上決定民生的發展程度，脫離經濟發展而談民生，是虛幻的民生，更與是我國經濟發展的目的相違背的。“使全國人民過上小康生活，并逐步向更高水平前進。努力增加城鄉居民實際收入，拓寬消費領域，引導合理消費。在改善物質生活同時，充實精神生活，美化生活環境，提高生活質量”，［13］(P27—28)所以，我們必須加快經濟的發展。“發展經濟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質量。”［10］(P552)[10](P539)

四

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秉承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提出在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統領下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以構建“和諧民生”為藍圖，以制度建設作為解決民生問題的根本保障，在實際工作中整體推進民生工程。

以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既是貫徹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內在要求，也是當前我國處于改革開放的關鍵時期，以胡錦濤為核心的黨的新一代領導集體秉著“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執政理念，提出的重大戰略思維。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大報告中指出：“社會建設與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關。必須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社會建設，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14]強調“社會建設與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緊密相連，必須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強社會建沒，要以解決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為重點，使經濟發展成果更多體現到改善民生上”。因此，在抓住發展機遇的同時，“尤其要注重優先發展教育，實施擴大就業的發展戰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基本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建立基本醫療衛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完善社會管理，維護社會安定團結。”

[15] 充分體現了以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擺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為解決民生問題制定了系統而又具體的的舉措。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形勢，也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實踐之基。

構建“和諧民生”的藍圖，既是適應我國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新形勢，更是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的第四代領導集體理解“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生動體現。胡錦濤認識到“‘后改革開放時代’更加突出地顯露出教育作為民生之基、就業作為民生之本、收入分配作為民生之源、社會保障作為民生之安全網的重要性”。[16](P28)將民生問題與社會和諧穩定緊密聯系在一起。依據構建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的“四位一體”的戰略部署。指出“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努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化解各種社會矛盾、保持社會和諧穩定的一個根本之策。”在十七大報告中提出了”推進社會體制改革，擴大公共服務，完善社會管理，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推動建設和諧社會。”[14]的黨的民生“五有”走創新性的和諧型民生之路；把民生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有機地統一起來，實現”和諧社會構建”的民生藍圖，不僅順應了各族人民過上更加幸福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更是以胡錦濤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解決民生問題的本質意涵。

推進以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實現“和諧民生”的藍圖；需要健全的制度、完備的法律和有效的運行機制來保障。針對當前民生問題凸顯與改善民生的制度缺失有關，胡錦濤強調：“要建立健全密切聯系群眾和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利益的長效機制，為我們黨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提供可靠的制度保證。”溫家寶指出：”解決民生問題，第一要有制度的保障，??有了制度的話，就不會輕易改變，它不會因為政府的更替和領導人的變化而變化。”[19]黨的十七大把“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正式寫入“報告”，把構建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四位一體的“和諧民生”藍圖寫入了黨章，作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綱領的重要組成部分，予以制度上的定格，在我國歷史上尚屬首次。對改善民生具有根本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的意義。彰顯了民生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重要戰略地位。為切實解決好錯綜復雜的民生問題，在實際工作中整體推進民生工程。創造人民群眾更加幸福美好的新生活，提供堅實有力的制度保障。

總之，中國共產黨人的民生觀，以馬克思主義“以人為本”思想為積淀，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為核心，結合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實踐，形成了富有鮮明時代氣息的民生觀。深入探求其演進規律，對于更好地理解民生觀的理論體系，指導中國特色社會義義的現代化建設事業，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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