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審計方法的歷史演進及其動因

審計方法的歷史演進及其動因

一、審計方法的歷史演進

從歷史上看，審計方法經歷了從詳細審計向抽樣審計、從順查法向逆查法、從單一檢查方式向系統檢查方式、從手工審計向計算機審計、從賬項導向審計向系統導向審計再向風險導向審計等演進的幾種不同階段或層面。

（一）從詳細審計向抽樣審計演進

詳細審計就是對全部資產進行清查，對全部賬目進行檢查。早期的審計普遍采用這種形式，這是與當時的經濟環境相適應的。早期的經濟組織，其經濟規模小，經濟活動的內容單一，會計業務量較少，從而審計對象的數量較少，種類單一，這為詳細審計提供了可能。同時，由于早期的科學管理的程度較低，在經濟組織內部存在許多管理缺陷，加之會計體系本身尚不完善，如平行登記、試算平衡等會計數據的保真控制功能較弱，財產的流失和會計數據失真發生的機率較高。因此，審計目標主要是查錯防弊，審計人員在做出有把握的審計結論之前，必須對審計對象進行全面的驗證。

詳細審計實際上是重復會計人員的全部工作，即審計人員按照會計人員做賬的程序和方法重新獨立復核。因此該階段的審計程序基本上等同于會計記賬程序，從原始憑證的取得、記賬憑證的編制、賬簿的登記、收益的確定到會計報表的編制，逐一進行全面檢查。詳細審計要耗費大量的人力、時間，要進行大量的重復勞動，審計成本高，審計效率低。隨著經濟的發展，企業規模越來越大，會計業務也越來越多，詳細審計的適用范圍也就越來越受到限制，抽樣審計隨之產生。

抽樣審計是將客戶的全部經濟活動作為一個總體，從中抽取一部分，依會計憑證、賬簿到報表進行逐一核對，并依據樣本審核的結果推斷總體的情況，對客戶的財務報表提出意見。本世紀中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迅速發展的時期，經濟組織的規模和經營范圍也不斷擴大，會計記錄的數量不斷增加、內容日趨復雜，不僅審計人員無法承受對會計記錄進行全面驗證的巨額成本，會計信息的使用者也無法接受全面審計的低下效率。同時，隨著管理理論的現代化和管理手段的科學化，經濟組織的內部控制制度日趨完善，能夠起到保護財產安全完整和保證會計資料真實可靠的作用。因此，不對經濟業務進行全面驗證，而是進行抽樣審計，在實踐中不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抽樣審計的程序基本上仍然遵循會計的記賬程序，同樣要運用復核、核對、盤點、詢問等基本的審計方法，只是審核的范圍相對縮小。抽樣審計方法有經歷了從任意抽樣法到判斷抽樣法再到統計抽樣法發展過程。

任意抽樣法是審計人員在確定抽取樣本規模、取樣方式和處理樣本過程上沒有可遵循的原則和標準，皆體現出任意性，故其審查結果缺乏科學性和可靠性，審計人員也承擔較大的審計風險。因此，該方法不久就被判斷抽樣法所替代。

活動的人越來越多，乃致大眾化和分散化，此時，“聽”這一檢查方式便演進為對科學的會計核算過程和內容進行全面審查。這需要運用審閱、核對、復核、分析、比較、詢證等方式方法。

從單一聽審發展為運用各種方式審查會計資料，還不能說已形成系統的審查方式。系統審查除了需要運用上述幾種方式方法對會計資料進行審查以確認資產的賬存數以外，還需要運用監盤、觀察、鑒定等方法對被審計單位的資產進行清查以核實存數，并在此基礎上確定賬實是否相符。

（四）從賬項導向審計思路向制度導向審計思路演進再向風險導向審計思路發展

審計方法的歷史演進從整體思路上分析，經過了賬項導向審計、制度導向審計和風險導向審計三個階段。

賬項導向審計是審計人員為了查錯防弊，以審查被審計單位會計事項為主要審計內容和過程的審計思路。在這種思路下，審計基本沒有重點或重點環節。顯然，審計工作的早期，這種思路是行得通的。與上述道理一樣，隨著審計對象和內容的不斷復雜化，這種思路便越來越顯現出其局限性，取而代之的是系統導向審計。

系統導向審計通過確定經濟組織內部控制制度的缺陷，進而判明財產保全和會計記錄真實性上可能存在的缺陷，并對此進行詳細考證、分析，以查明錯弊。在現代經濟環境中，電子技術與科學管理方法的融合，使得經濟組織的內部控制制度的作用機制更趨完善，內容控制制度與財產和會計記錄錯弊發生的可能性之間存在著較強的相關關系：內部控制健全并有效運行的相關財產變動業務和會計記錄所發生錯弊的可能性極小，反之亦然。同時，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后，審計職業界進入了所謂的“訴訟爆炸”時代，針對注冊會計師的頻繁訴訟，不僅給注冊會計師帶來巨大的經濟損失，也對審計職業界的生存和發展造成嚴重威脅，審計風險成為審計人員關注的核心。抽樣審計方法的隨機性與主觀性的缺點，使審計風險難以控制。這就需要尋求一種新的審計方法，既能有效控制審計風險，又能全面提高審計效率。審計人員把內部控制制度是否健全和有效實行，做為發現財產和會計記錄存在錯弊的基礎，恰好能滿足這樣的要求。

系統導向審計是審計技術的一大突破，主要表現在：一是通過了解并評價內部控制制度的完整、健全及是否得到有效實施，確定審計的重點，以提高審計效率；二是對內部控制制度的遵循情況進行測試，即實施“符合性測試”程序，評價控制風險，對審計風險進行系統規劃和控制；三是對改善企業管理制度和業務處理程序提出建設性的意見，通常的做法是向管理當局提交管理建議書。

系統導向審計固然有其先進性，但是作為審計思路還未從風險角度進行科學規范和運用，風險導向審計正好彌補了這一不足。

風險導向審計是審計人員以規避、控制和防范審計風險為出發點，確定審計性質、范圍和時間的一種審計思路。它要求審計人員對被審計單位的固有風險和控制風險進行評價，還要對形成風險的各種因素進行分析。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理論界對審計風險進行了系統研究。但人們對其作為審計人手方法進行探討，還只是最近幾年的事情。風險導向審計能更有效地提高審計效率和質量，控制和防范審計風險與責任。

審計方法還經歷了從手工審計向計算機審計演進的階段或層面。這一演進同樣是一個漸進的反映審計方法發展和完善的過程。

綜上分析，審計方法經歷了不同階段和層面的演進過程，這一過程綜合反映出審計對象和內容不斷復雜，反映出整個社會對會計信息的時效性和質量要求也越來越高。在這種情況下，促使審計方法演進的內在動因便存于其中了。

二、審計方法歷史演進的動因

上已述及，審計方法的歷史演進有其內在動因。概括講，這就是基于提高審計效率與質量、規避審計風險和責任、滿足所有權監督的需要及其所形成的相互制約關系。審計人員要在審計效率、質量、風險、責任之間不斷進行權衡，選擇既能提高審計效率和質量，又能規避審計風險與責任，進而滿足所有權監督需要的的審計方法，從而實現審計目標。正是這種綜合影響，才促動了審計方法不斷從簡單向科學、從隨意向規范、從單一向系統等方向發展和演進。

（一）基于提高審計效率和質量的需要

基于提高審計效率和質量的需要是審計方法演進的基本動因。社會的進步，經濟的發展導致了龐雜的審計業務與有限的審計資源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對被審計業務進行全面詳細的審查已不能適應審計事業發展的要求。這樣，審計方法由簡單向科學、由單一向系統等發展與演進就成為歷史的必然。運用科學、規范的審計方法，以有限的審計資源擔當社會所賦予審計的歷史使命，最大限度地提高審計效率，就成為促進審計事業進一步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審計方法不斷向著科學化、規范化演進和發展已成為世界審計發展的規律和趨勢。

審計方法逐漸演進體現出審計實質性測試工作的性質、時間和范圍的變化、選擇與轉移的動態過程。這種情況下，傳統的審計質量觀正在為新的相對質量觀所替代。所謂相對質量觀，即依據一定的參照物來決定審計工作的質量要求和水平高低，而不是以審計結論的百分之百地可靠和精確來作為判定審計質量高低的標準。審計人員為了以較少的資源耗費取得較好的審計結果，就不能實施全面細致的審查，而應代之以抽樣審計；不能實施順查法，而應運用逆查法；不應遵循賬項導向審計思路，而應按照系統導向審計以至風險導向審計思路等。于是，審計方法便不斷演進與發展。

審計效率和審計質量是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兩個方面，一個方面的改善對另一方面可能形成正面影響，也可能形成負面影響。兩方面影響需要求得一種最佳平衡狀態，這種平衡狀態又反過來進一步促動審計方法的演進和發展。

（二）基于規避審計風險和責任的需要

審計風險是審計組織和人員在審計過程中，受主體、客體和環境等多方面因素影響而形成的致使審計意見和結論與客觀實際不符的可能性，其中主體因素主要是審計主體不當或過失行為，客體因素主要是被審計單位的經營、決策失誤和造假違規行為，環境因素主要是政-45

第二篇：發達國家金融產品創新的歷史演進及其動因分析

一、發達國家金融產品創新的歷史演進及其動因分析

（一）20世紀50、60年代——避管性金融創新

50年代末、60年代期間，各國經濟處于戰后恢復增長階段，西方發達國家遵守以布雷頓森林體系為主體的國際金融秩序，實行比較嚴格的金融管制嚴格的金融管制阻礙了微觀金融機構利潤目標的實現，致使大量以逃避管制為目的金融創新產品得以涌現，其中具代表性的金融創新產品有歐洲美元（1958，國際銀行機構）、歐洲債券（1959，國際銀行機構）、平行貸款（1959，國際銀行機構）、自動轉賬（1961，英國）和混合賬戶(60年代末、英國）能夠較好解釋該時期金融產品創新的理論主要有約束誘導理論、規避管制理論、財富增長理論和制度改革理論。

約束誘致型創新理論主要從供給方面探討金融產品創新，認為引發創新的根本原因在于內部和外部存在的對金融業的約束因素。其代表人物是美國著名的經濟和金融學家西爾伯（Silber，1983），他從微觀角度對企業行為分析入手，側重于金融企業與市場拓展相關聯的金融產品創新，解釋金融企業的“逆境創新”他通過實證證明約束誘導理論可以解釋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金融產品創新。規避管制理論認為，誘發金融機構進行創新的主要動因是政府的管制，它是由美國經濟學家卡恩（Kane，1984）提出的?？ǘ髡J為規避是指對各種規章制度的限制性措施實行回避，規避創新就是指回避各種金融管制的行為。卡恩的規避管制理論確實能夠適當解釋與描述大多數金融產品創新，但它還不足以解釋所有金融產品的出現，比如：票據發行便利NFIS的出現。

財富增長理論從金融需求角度出發，認為財富的增長加大了人們對金融資產和金融交易的需求，促發了金融創新以滿足日益增長的金融需求，從而得出經濟的高速發展所帶來的財富的迅速增長是金融創新的主要原因。代表人物有格林包姆（S.LGreenbum）和海沃德（C.F.Haywood)，他們在研究美國金融業發展史時，得出財富的增長是決定對金融資產和金融創新需求的主要因素的結論。

制度改革理論認為，創新是一種與經濟制度相互影響、互為因果的制度改革。據此觀點，金融領域內發生的任何因制度改革而引起的適應性改變都可以視為金融創新。而這種互為因果的金融創新或是為創新金融產品創造有利條件的，或是當一些金融創新產品對貨幣政策構成威脅時，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有針對性的制度創新，因此，它也是金融產品創新動因理論的一部分。這一理論代表人物諾斯（D.North）、戴維斯（LIE.Davies）、韋思特（R.west）提出：全方位的金融創新只能在受管制的市場經濟制度下出現。

（二）20世紀70年代——轉嫁風險的金融創新

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完全崩潰與兩次石油危機促成防范和轉嫁風險是此時期金融創新的主旋律，電子計算機技術進步以及在金融行業迅速推廣也構成該時期的背景的一部分。70年代金融創新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轉嫁市場風險，具有代表性的金融產品創新有浮動利率票據（1970，國際銀行機構）、聯邦住宅抵押貸款（1970，美國）、外匯期貨（1972，美國）、外匯遠期（1973，國際銀行機構）、浮動利率債券（1974，美國）和利率期貨（1975，美國）等。針對這段時期的特點發展而來的金融創新動因理論有貨幣促成理論、技術推進理論與需求推動理論。

貨幣理論認為，金融創新的出現，主要是由貨幣方面因素的變化促成，20世紀70年代的通貨膨脹和匯率、利率反復無常的波動構成金融創新的重要成因。貨幣促成理論可以解釋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出現的多種轉嫁匯率、利率、通脹風險的金融創新產品。一般而言，金融資產的價格波動不必然導致金融衍生產品創新．但多數的理論和實證分析支持金融衍生產品創新有助于降低金融資產價格波動的假說，即金融資產的價格波動是金融產品創新的必要非充分條件。

技術推進理論認為技術革命與進步，特別是電腦、電訊業技術和設備在金融業的應用是促成金融創新的主要原因。經濟學家韓農（T.H.Hannon）和麥道威（M.McDowell）通過實證研究發現20世紀70年代美國銀行業新技術的采用和擴散與市場結構的變化密切相關，從而認為新技術的采用是導致金融創新的主要因素。高科技在金融業的廣泛應用為金融創新提供了物質上和技術上的保證促進了金融電子化和現代化的出現與發展，對70年代以及至今的許多金融產品創新起到推動作用，但它是這些金融產品創新的必要非充分條件。

需求推動理論主要是針對20世紀70年代前后經濟環境的劇烈變化提出的，金融風險的急劇增加，產生了能夠減少與轉移風險的金融創新產品的需求。正如米什金所說，“需求是創新之母”，不同的時期與不同的經濟形勢下，需求的特征及其變化導致了相應類型的金融創新的產生。

（三）20世紀80年代——金融創新的自由化

80年代初，世界爆發了債務危機，西歐各國普遍放松管制，金融自由化顯著增強在此背景下，金融產品創新類型多樣化，除承接70年代的轉嫁風險創新外，更多的體現為融資方式的創新，此外，還有創造信用和產生股權的創新此階段金融創新產品大多以銀行表外業務的形式出現，具有代表性的金融創新產品有貨幣互換（1980，美國）、利率互換(1981，美國）、票據發行便利（1981，美國）、期權交易（1982，美國）、期貨交易（1982，美國）、可變期限債券（1985，美國）、汽車貸款證券化（1985，美國）等。

這一階段適用的金融創新理論有約束誘導、規避管制和技術推進、貨幣促成理論，制度改革理論等。

由于金融當局對商業銀行存貸款利率的限制，以及《巴塞爾協議》對資本充足率的最低要求，迫使商業銀行在資產負債業務以外尋找新的利潤增長點，維持進而提高其資產利潤率，使160多年前就有的銀行表外業務在這一時期得到了空前的創新與發展，成為繼傳統資產、負債業務之后的第三大業務支柱，因此約束誘導理論無疑是這時期的動因理論之一。

西方許多學者用規避管制理論來解釋這段時期表外業務創新的繁榮。他們認為監管當局對銀行的準備金要求，資本充足性要求以及存款保險費都是一種隱含稅收，因此，銀行就要想方設法采取諸如貸款出售（證券化）、備用信用證、互換交易等表外業務形式將資產轉移至表外，以減輕資本充足性的壓力并獲得較高的收入。

技術進步使計算機的廣泛運用、龐大的信息資源網絡和數據分析處理系統的建立提高了金融系統資金運用和調度的效率，使從前無法實現的表外業務得以實現并為表外業務達到規模經濟創造了有利條件，所以技術推動理論對此階段金融產品創新的動因解釋很容易得到了認可。

另外，由于80年代的金融產品創新延續了70年代的轉嫁風險創新，貨幣促成理論雖然不能解釋創造信用和產生股權的創新，但對80年代大多數金融創新產品還是適用的。而《巴塞爾協議》的推出與金融機構采取的適應性金融產品創新能很好的詮釋制度改革理論。

（四）20世紀90至今——金融創新的空前繁榮

進入90年代以后，在世界經濟發展方向呈現區域化、集團化和國際金融市場全球一體化的發展趨勢下，金融創新產品在更加激烈的競爭環境中持續發展，使創新的市場規模不斷擴大。此階段發展的重點是80年代金融創新產品的進一步推廣和運用。具有代表性的金融創新產品是金融產品的組合創新、金融產品與非金融產品的組合創新和銀證、銀保、銀證保業務資產證券化。

此時期主要適用的動因理論有制度改革理論、技術推進理論、需求推動理論。

世界各國特別是發達國家積極順應世界經濟金融發展趨勢的客觀要求，大膽進行金融制度改革，放松金融管制以產生更多新的金融產品來應對全球化的競爭，從而為金融產品創新起到了推動作用。制度改革帶來的金融產品創新成為了這時期的主流。

計算機技術、通訊技術，特別是網絡技術在這一時期的迅猛發展和廣泛應用，使得技術因素不僅成為金融產品創新的手段，而且成為金融創新的強大壓力和巨大動力。網上銀行的產生與發展，以及它在金融創新產品的推出與進一步發展中起的重要作用，使技術推動理論得到越來越多人的認可。

面對金融市場競爭的全球化，各金融機構為增強自身實力，提高競爭力，擴大市場份額，為特定客戶提供個性化服務以迎合客戶需求而進行金融創新產品也成為90年代金融產品創新的一大動因。需求推動理論至今依然適用于金融產品創新的動因分析。

綜上分析，金融產品創新是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金融環境、技術條件、市場需求等因素的因變量，受到了上述因素的制約或驅動，在不同的外部因素制約或誘使下，表現出不同的內在動力機制。政府管制的放松、制度創新、技術發展、市場需求拉動等因素為90年代金融產品的空前繁榮創造了條件。但是，也不難看出，金融產品的創新不管是出于規避管制、轉嫁風險的目的，還是技術推動、需求推動或制度創新所致，其內在根本動因是金融企業的逐利動機。

第三篇：中國共產黨發展觀的歷史演進

中國共產黨發展觀的歷史演進

余 紅

何 燕

提要：中國共產黨始終高度重視發展問題。建黨85年來，中國共產黨根據不同時期面臨的不同任務，在總結歷史經驗和對國內外形勢及其發展趨向進行總結分析的基礎上，借鑒馬克思主義和西方發展理論的成果，立足國情，經過辯證的揚棄和發展，形成了各具特色而又互為聯系的生產力發展觀、經濟增長發展觀、可持續發展觀和科學發展觀。本文通過對中國共產黨發展觀演進歷程進行歷史的考察，從而得出如下結論和啟示：中國共產黨發展觀的演進歷程，是一個不斷進步、不斷完善、不斷發展、與時俱進的歷史過程，折射出中國共產黨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艱辛努力；發展是人類社會永恒的主題，是中國共產黨人不懈奮斗的長久追求；代表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中國共產黨發展觀的出發點和立足點；生產關系的變革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經濟發展是生產力發展的核心內容；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共產黨始終堅定不移的發展道路?？疾熘袊伯a黨發展觀演進的歷史過程，從中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帶領中華民族，為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所作的不懈努力，從而加深對科學發展觀的深刻理解和認識，增強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緊迫感和歷史使命感。

“發展觀是關于發展的本質、目的、內涵和要求的總體看法和根本觀點。有什么樣的發展觀，就會有什么樣的發展道路、發展模式和發展戰略，就會對發展的實踐產生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影響。” [①]中國共產黨建黨85年以來，始終高度重視發展問題，對中國如何實現發展目標、走什么樣的發展道路進行了長期不懈的思考和探索。以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為核心的黨的四代中央領導集體，根據不同歷史時期面臨的歷史任務，深入探索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基本規律，在繼承前人理論的基礎上經過不斷創新，先后形成4種各具特色、又密切聯系的發展觀，即生產力發展觀、經濟增長發展觀、可持續發展觀和科學發展觀，為我國社會主義的建設和發展做出了卓越的理論貢獻。

中國共產黨發展觀伴隨著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足跡，經歷了不斷演進的歷史過程。經過了幾代中國共產黨人不斷探索和曲折發展，逐步從片面走向全面，從幼稚走向成熟?？疾熘袊伯a黨發展觀演進的歷史過程，從中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帶領中華民族，為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所作的不懈努力，從而加深對科學發展觀的深刻理解和認識，增強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緊迫感和歷史使命感。

一、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提出的生產力發展觀，構建了中國共產黨發展觀的基本框架，奠定了中國共產黨發展觀的理論基石，開辟了中國社會發展的正確道路

中國共產黨發展觀萌芽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面臨著發展中國的歷史重任。面對積貧積弱的舊中國，提出符合廣大人民愿望和要求的發展觀，使中國早日擺脫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雙重壓迫和剝削的命運，盡快發展起來、強盛起來，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就面臨的重大課題。在苦苦求索中，中國共產黨從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找到解決中國發展問題的金鑰匙，即通過對生產力與生產關系這對社會基本矛盾規律的考察，認識到生產力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最終動力，生產關系必須適合生產力發展的要求。1945年，毛澤東在中共七大政治報告中明確指出：“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盵②]是否有利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衡量中國一切政黨政策好壞、作用大小的標準的觀點，體現了生產力發展觀的核心內容。

中國共產黨人的最終奮斗目標是實現生產力高度發達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代表著中國最落后和最反動的生產關系，阻礙著中國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進步。只有推翻舊的社會制度，變革舊的生產關系，解放被束縛的生產力，中國才能夠得到較快發展。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經過艱辛求索，尋找到一條經過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對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文化作了明確的闡釋，強調：“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而一切共產主義者的最后目的，則是在于力爭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最后完成?！盵③]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指明了中國革命的發展方向。

盡管革命和戰爭是民主革命時期的主題，然而革命的主題中已經孕育著發展的主題。在艱難困苦的戰爭歲月，為了實現奪取民主革命勝利這一總的戰略目標，在領導人民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上，中國共產黨根據各個歷史時期的主要任務和奮斗目標，以生產力發展觀為指導，在局部執政的環境下，在廣大根據地制定一系列政治、經濟、文化政策，進行了政權建設、經濟建設、文化教育建設等各個方面的實踐，努力“造成將來發展到社會主義的前提?！盵④]這些初步嘗試，不但為奪取中國革命的勝利提供了寶貴的物質力量，而且為新中國社會發展積累了寶貴的歷史經驗。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新中國的建立，使中國發展的主題凸顯出來。然而，與傳統的社會主義觀不同，中國的社會主義是建立在生產力水平十分低下、經濟文化非常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礎之上，中國的發展道路沒有現成的經驗值得借鑒。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⑤]，基本矛盾運動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打破舊的生產關系，建立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要求，因而仍然把生產力的發展同生產關系的變革聯系在一起。

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做出的歷史性重大選擇，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為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創造了前提。根據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的路徑設計，1953年，中國歷史進入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這一時期的主題是社會主義革命，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⑥]。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指引下，經過4年富有創造性的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基本建立，這是中國社會發展進程中的重大里程碑。1956年前后，毛澤東在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始終把生產力發展同生產關系變革聯系在一起。八大對社會主義時期主要矛盾的表述為：先進的社會制度與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提出了一系列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重要觀點。即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根本任務是在新的生產關系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改革生產關系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經濟基礎的方面，以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黨中央首先確定了實現國家工業化的發展戰略。為盡快改變中國現代工業十分落后、生產力水平十分低下的狀況，毛澤東早在革命勝利前夜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鄭重宣布，在革命勝利以后的重要任務是：“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生產，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⑦]新中國成立后，黨中央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和工業化同時并舉的方針，將工業化作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中心任務。毛澤東在八大開幕詞中再次提出：“要把一個落后的農業的中國改變成為一個先進的工業化的中國”[⑧]。在進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進一步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發展目標。1964年，周恩來在全國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正式宣布了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四個現代化的戰略目標的提出，相對于工業化來講無疑是一大進步，這是一個包括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更加全面、更加完整的發展戰略。在1975年四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兩步戰略：第一步，用15年時間，即1980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化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四個現代化。

在發展模式上，根據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基本觀點，中國共產黨仍然將變革生產關系作為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重要途徑。在政治上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制度，實行人民代表大會的政權組織形式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協商制度；經濟上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強調高速度，優先發展重工業，同時注意農輕重的比例關系，堅持以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經濟建設方針；在文化上采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加強意識形態建設，強調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由于受革命戰爭時期斗爭方式和習慣思維的影響，在破除舊的生產關系、建立新的生產關系的過程中，在開展政治、經濟、文化各項建設過程中，不少時候仍沿用革命的手段和群眾運動的方式。

生產力發展觀是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獨立自主解決中國社會發展問題的根本觀點，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華民族尋找自己的發展道路、制定發展戰略、選擇發展模式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它構建了中國共產黨發展觀的基本框架，為中國共產黨發展觀奠定了理論基石。圍繞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一條主線，中國共產黨取得民主革命的勝利，實現了國家獨立和人民解放，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為中國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前景。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建國后27年的建設和發展，中國社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巨變。政治上實現了人民當家作主，確立了大國地位；經濟上建立了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為經濟社會全面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科教文衛事業也得到長足的進步，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有了顯著的提高。但是，在一個經濟文化十分落后的國家進行各方面的建設，其發展的歷程都遠比人們原先設想的更為復雜和艱難。在探索中國自己的發展道路上，由于過于強調生產關系對生產力、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不注重從生產力自身特點及其要素上尋找規律，在所有制結構追求純而又純，在經濟建設上急于求成，加上受革命戰爭時期思維習慣的影響，用政治運動的手段和形式進行各方面的變革和建設，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發展與生產關系變革相統一的原則，使中國的發展出現了一些超越生產力水平和發展階段的失誤。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把發展經濟、提高社會生產力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當作“唯生產力論”橫加批判，給黨和國家造成巨大損失。

二、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提出的經濟增長發展觀，拋棄了用變革生產關系推動生產力發展的理念，將發展經濟作為提高生產力水平的核心內容，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發展觀的重大轉變和歷史進步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宣告歷時10年的“文化大革命”結束，此時，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已遭到嚴重破壞，國民經濟處于崩潰的邊緣，“文化大革命”帶來的經濟、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后遺癥使國家政治經濟生活一時難以走上正軌。隨著真理標準的討論及各條戰線的撥亂反正，人們思想空前活躍，加快中國發展步伐、盡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成為全國人民的迫切愿望和要求，也成為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必須解決的重大現實課題。此時，西方發展理論根據對發達國家的經驗總結，認為只有促進經濟增長，落后國家才能加快追趕發達國家的步伐，形成了以國民生產總值（GDP）增長為核心的傳統發展理念。許多發達國家再次進行產業結構調整，中國同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管理等方面的差距正在不斷拉大?？v觀世界大勢，鄧小平敏銳地指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題。在繼承生產力發展觀和借鑒西方發展理論成果的基礎上，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黨的領導集體，在探索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攸關黨和國家命運的根本問題的過程中，形成了經濟增長發展觀。

經濟增長發展觀進一步繼承和發展了生產力發展觀的基本觀點，將生產力的發展提高到社會主義本質的地位。鄧小平多次強調“發展才是硬道理”，“講社會主義，首先就要使生產力發展。”[⑨]提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著名論斷。同時，對如何才能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盡快提高社會主義中國的綜合實力進行了長期的深入的思考。在總結國內外發展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鄧小平從“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現在還比較低”的現實出發，明確指出：“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⑩]，告誡全黨要排除干擾，必須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

立足中國國情，尋找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是黨在新時期面臨的首要任務。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是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將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在探索中國發展道路上的偉大創舉。1979年3月，鄧小平提出了“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并指出：“中國式的現代化，必須從中國的特點出發”[11]。黨的十二大再次明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的發展道路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1990年黨的十三屆七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的建議》中，總結了全黨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理論和基本實踐的共同認識，首次對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出了12條有深遠指導意義的原則。

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是中國共產黨在新時期的發展目標，而制定科學的發展戰略是實現發展目標的路徑要求。以鄧小平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明確指出：中國的現代化必須從基本國情出發，量力而行，有步驟分階段地實現。基于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發展基點的準確定位，黨的十三大充分表述了經濟發展“三步走”的發展戰略：第一步，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到20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這一發展戰略上路徑選擇不但適合中國國情，尊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而且解決了我國在發展觀上長期存在的急于求成的問題。

在發展模式上，相比于毛澤東一再通過意識形態論爭來追問經濟建設手段的合法性，經濟增長發展觀更強調以經濟發展的有效性來論證發展目標和發展的終極理想的科學性。經濟增長發展觀把經濟建設作為發展的核心內容，第一次正式提出要走出一條經濟建設的新路子，把提高經濟效益、實現經濟增長作為發展的最大目標，將GDP作為衡量國家經濟社會是否進步的最重要指標。為了盡快把經濟建設搞上去，中國共產黨大力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積極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改變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逐步破除一大二公三純的僵化模式，實行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體制，允許國家、集體、個體、合資等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在十三大上正式制定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強調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改革開放是強國之路。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再次科學地總結了經濟增長發展觀的基本原則，提出判斷一切是非的標準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叭齻€有利于”標準是對生產力發展觀的再次升華，體現了發展經濟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統一。

經濟增長發展觀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對中國這樣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如何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作了全面解答，從而使我國走出了以“階級斗爭為綱”、以變革生產關系作為推動生產力發展唯一手段的誤區，消除了人們在發展觀點上的爭論和疑慮，解決了長期困繞中國社會發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在經濟增長發展觀的指引下，全黨上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使中國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取得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有了顯著的改善，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迅速積累了巨大財富和物質力量。到1992年，我國國民生產總值達20059.5億元，進出口總額達1359億美元，進出口總額增長17.5%，綜合國力上升為世界第十位，國家經濟實力得到極大增強。但是，這種經濟增長發展觀是在整個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戰略遠未完成根本轉型的條件下形成和實施的，它對發展理解多為物質層面，以單純的GDP增長作為考核發展的重要指標，較少關注自然及人的發展，因此出現了高增長下的收入差距拉大，生態壓力加大，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人類發展與環境保護不協調同步的現象日益顯現。

三、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提出的可持續發展觀，突破了單純依靠經濟增長實現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理念，將發展視野從經濟社會領域擴展到人與自然領域，深化和完善了經濟增長發展觀，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從傳統發展觀向現代發展觀的重大轉型

20世紀90年代，人類社會進入知識經濟和信息化時代，社會經濟飛速發展，高新技術異軍突起，然而，各國在獲得經濟空前繁榮時卻遭遇資源匱乏、環境污染等問題的挑戰，人們不得不重新審視人與自然、當代與未來的發展關系。國際上在對工業文明所走過道路進行反思的基礎上，針對傳統發展觀和工業文明模式的局限性產生的一系列全球性問題，提出了可持續發展觀，將發展的內涵由經濟、社會拓展到自然界，要求經濟、社會、生態環境協調發展。

經過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和發展經濟，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仍面臨著沉重的人口壓力，面臨著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雙重任務。與經濟快速增長相比，社會其他領域的發展相對滯后，如資源浪費、環境污染嚴重，權力腐敗、道德失衡等現象滋生。國際國內形勢的發展對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出了新的挑戰，要求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對單純的經濟增長發展觀進行重新審視。沿著鄧小平“發展就是硬道理”的基本思路，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明確提出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必須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不斷開創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12]，在世紀之交提出可持續發展觀。“所謂可持續發展，就是既要考慮當前發展的需要，又要考慮未來發展的需要，不要以犧牲后代人的利益為代價來滿足當代人的利益。”[13]要求在發展經濟、保持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控制人口增長，保護自然資源，保持良好的生態環境。

可持續發展觀明確指出，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仍然是中國共產黨堅定不移的發展道路，強調“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1991年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七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從經濟、政治、文化三個方面進一步闡述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主要內容，表明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認識進一步深化，建設“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及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的發展目標，充分反映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際需要。

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使原有的發展戰略已不能適應新的發展要求，1995年十四屆五中全會上提出“新三步走”發展戰略，即：在“九五”期間，全面完成現代化建設的第二步戰略部署，到2000年，實現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兩番，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2010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寬裕，形成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21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這一新的發展戰略具體提出了可持續發展各領域的階段目標，在原“三步走”的基礎上作了進一步的豐富和發展。

在發展模式上，面對著我國發展進程中來自經濟、社會、環境各方面的壓力，可持續發展觀把控制人口、節約資源、保護環境放到重要位置，力圖使人口增長與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協調一致，使經濟建設與資源、環境相協調，實現良性循環，從而使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快速、協調發展。明確提出要實現經濟上的兩個根本性轉變：一是經濟體制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二是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以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促進社會全面進步。并在此基礎上規劃了新型工業化道路，即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耗費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工業化道路。提出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大力推進科教興國戰略。新型工業化道路構成可持續發展觀的一個重要支點，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從傳統發展理念向現代發展觀的重大轉型。

可持續發展觀強調經濟社會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突破了把經濟增長作為一個國家或地區發展的第一標志，把發展視線從經濟與社會領域擴展到人與自然領域，確認了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差異，解決了中國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同時，這一發展觀著眼于經濟全球化和市場一體化，考慮到子孫后代的發展問題，更符合世界潮流和人類社會前進的方向。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和發展，到20世紀末，中國順利實現第二步戰略目標，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兩番，總體到達小康水平。但是，可持續發展觀更多強調的是經濟發展中人與自然的關系，并不能涵蓋人類發展觀的全部，特別是社會層面的發展內涵；在實施過程中側重論及在發展中如何解決環境保護問題，而未及構筑人口、社會、資源與環境統一于發展的復合系統。2000年2月，江澤民在廣東考察時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進一步深化了可持續發展觀的本質和內涵。

四、以胡錦濤為總書記新的中央領導集體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將經濟社會的發展統一于人類自身的發展，充分體現了中國社會發展的本質和目的，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發展觀日趨成熟

在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和世界各國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的新世紀之初，中國經濟社會進入新的發展階段。2005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了13.6萬億元，進出口總額年均增長16.7%，達到了1.1萬億美元，綜合國力躍居世界第六位。然而，由于中國特殊國情的制約，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多種因素影響，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產生的一系列矛盾也充分暴露出來，資源、環境和技術瓶頸制約日顯突出，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加劇，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就業形勢嚴峻，社會保障制度滯后，社會沖突頻發，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加。以胡錦濤為核心的新一代黨的領導集體認識到，單靠一般的政策調整，顯然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從發展觀的高度應對和處理中國社會面臨的各種問題，樹立對發展的全新認識。1995年哥本哈根世界人口與發展會議確認了以人為中心的發展觀，提出經濟增長的最終目的是為人服務，而不是人為增長服務。在總結國內外發展問題上的經驗教訓，吸收人類文明進步的新成果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站在歷史和時代的高度，對新世紀新階段什么是發展、為什么發展和怎樣發展等重大問題進行了新的探索，形成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明確“發展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經濟政治文化相協調的發展，是促進人與自然相和諧的可持續發展”，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明確提出“發展觀”的概念。

科學發展觀集中反映了社會主義的本質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內在規律，標志著我們黨對發展的意義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對發展的要求有了更清醒的認識，對發展的內涵有了更全面的概括。2005年10月，《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再次明確提出了“十一五”期間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發展戰略，就是要堅持以人為本，轉變發展觀念、創新發展模式、提高發展質量，落實“五個統籌”，把經濟社會發展切實轉入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軌道。

沿著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在發展戰略上，科學發展觀延續了可持續發展觀提出的“新三步走”戰略，并明確指出，本世紀頭20年是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十一五”又是承前啟后的重要時期。在發展模式上，確立了“循環經濟”這一新的發展模式。黨中央提出發展循環經濟、加快建設節約型社會，強調自然資源也應該形成循環，在消費的同時考慮到廢棄物的資源化，建立循環生產和消費的觀念，改進GDP核算和數據發布制度。這一發展模式有助于遏制高消耗、低效率、高排放的粗放經濟泛濫；有助于制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偽造數字的不良政風的蔓延；有助于從工業文明邁向生態文明的建設。

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是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的新一屆領導集體，在堅持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關于社會主義發展問題的一系列重要思想，總結歷史經驗和新的實踐的基礎上，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作出的進一步的回答?？茖W發展觀同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三代領導集體的發展理論是一脈相承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發展觀?！耙匀藶楸尽笔强茖W發展觀的出發點和歸宿，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源泉，這一新的發展理念成為中國發展進步的主題，它蘊涵著崇高的人文精神和深切的人文關懷，體現著世界觀、真理觀、價值觀的有機統一?？茖W發展觀的重要貢獻是把我國現代化建設的總體布局由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建設“三位一體”發展為包括社會建設在內的“四位一體”，強調全面推進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建設，努力使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相互協調，使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與和諧社會共同發展。科學發展觀的提出表明經過85年的實踐、探索和對豐富經驗的深刻總結，中國共產黨對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更加深入，對社會發展的領導更加成熟。

五、結論和啟示

1、中國共產黨發展觀的演進歷史，是一個不斷進步、不斷完善、不斷發展的過程，折射出中國共產黨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艱辛努力。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果斷地選擇了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然而如何走好這條道路，經過了幾代人的曲折探索和艱苦奮斗。中國共產黨的發展觀先后經歷了民主革命時期的萌芽階段、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探索階段、改革開放新時期不斷深化和趨于成熟階段。每一種發展觀既繼承了前一代人發展觀的合理內核，又根據不同時代的要求進行了創新發展，是一種不斷揚棄的過程，最終使中國共產黨的發展觀與世界發展觀逐步接軌，使中國的發展融入世界發展的大潮。因此，立足國情，實事求是，尋找適合中國自己的發展道路，制定科學的發展戰略，選擇適當的發展模式，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

2、發展是人類社會永恒的主題，是中國共產黨人孜孜以求的重大目標。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就把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作為奮斗不懈的理想和目標。在85年的奮斗歷程中，中國共產黨始終把發展作為自己的歷史使命，把發展作為實現國富民強的重要途徑。幾代中國共產黨杰出領導人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對中國社會的發展道路、發展戰略和發展模式進行了艱辛的探索，形成獨具中國特色的發展思想，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發展觀點，并將之切實運用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實踐之中，為我國社會各項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題，在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的今天，任何國家如果不加快發展步伐，就要處于競爭劣勢地位。因此，一心一意謀發展仍然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義不容辭的責任。

3、代表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中國共產黨發展觀的出發點和立足點。能否代表廣大人民的利益，提出符合人民群眾愿望和要求的發展觀，是中國共產黨奪取革命和建設勝利的重要前提條件，也是關系到社會主義政權基礎是否鞏固的重大原則問題。毛澤東把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作為終身的理想和追求，鄧小平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三個有利于”標準的核心內容，江澤民提出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胡錦濤進一步明確提出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為人民謀利益的思想貫穿于中國共產黨發展觀的全過程。無論是革命時期、建設時期，還是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共產黨始終站在時代前列，以國家民族的發展為已任，謀求中國最快最好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戰略，盡管走了一些彎路，但其為國家富強、人民幸福而奮斗的強烈愿望和偉大實踐可以光照日月，昭示世人。因此，提出符合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發展觀，既是共產黨人追求的目標，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

4、生產關系的變革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經濟發展是生產力發展的核心內容。大力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是中國共產黨人一貫主張，革命時期的主要任務是解放生產力，而建設時期的重點是發展生產力。生產力的發展不能僅僅依靠變革生產關系這一惟一的途徑，當生產力發展水平沒有提出進一步變革生產關系的要求時急于實行變革，其結果不但不能促進生產力發展，反而破壞了勞動者的積極性，破壞了社會生產力。經濟發展是生產力發展的核心內容，是社會發展的物質基礎。離開經濟增長空談發展，只能是畫餅充饑、望梅止渴；沒有強大的物質技術力量作保障，發展只能是空中樓閣。因此，無論什么時候，都必須將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作為衡量我黨政策措施的標準，緊緊抓住經濟建設這一中心，以經濟的快速增長不斷滿足人民群眾物質文化精神生活的需求。

5、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共產黨堅定不移的發展道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這是經過近百年來中國無數先進分子和幾代共產黨人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真理性結論。堅持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在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情況下，不管提出什么樣的發展觀，選擇什么樣的發展戰略和發展模式，中國的發展只能沿著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選自《云南中共黨史研究》

[①] 2004年2月21日，溫家寶總理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專題研究班結業式上的講話。

[②]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9頁。

[③]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1~652頁。

[④]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頁。

[⑤] 《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7頁。

[⑥] 《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7頁。

[⑦]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頁。

[⑧]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頁。

[⑨]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頁。

[⑩]《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頁。

[11]《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頁。

[12] 2002年5月31日，江澤民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進修班畢業典禮上的講話。

[13] 《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79頁。

第四篇：我國貨幣政策的歷史演進[范文]

我國貨幣政策的歷史演進

我國計劃經濟時期，國家財政是國民收入分配主體，財政政策在經濟運行調控中占據主導地位，發揮著巨大的調控作用。但那時銀行卻是財政的附庸，無足輕重，甚至連相對獨立的中央銀行和貨幣政策也不存在，更談不上貨幣政策的調控作用了。改革開放，特別是1984年二級銀行體制建立以后，我國貨幣政策開始登上歷史舞臺，在宏觀調控中扮演重要角色。

（一）計劃管理體制下的貨幣政策

第一階段是1979～1983年。在這一時期，貨幣政策仍然是實行集中統一的計劃管理體制。因為國家處于高度集中統一計劃經濟模式下，貨幣和銀行的作用被削弱了，直到1984年我國才成立中央銀行并開始執行貨幣政策。因此，此階段的各項經濟指標處于計劃體制之下，價格的制定貨幣投放量以及經濟增長完全由政府控制，貨幣政策的作用無法充分表現出來。但由經濟指標可以看出，政府對貨幣的政策是以穩定幣值為主兼顧經濟發展。

（二）宏觀管理體制下的貨幣政策

第二階段是1984～1992年。這一時期的貨幣政策有了很大發展，最突出的是從1984年起，中國人民銀行集中履行中央銀行職能，集中統一的計劃管理體制逐步轉變為以國家調控為主的宏觀管理體制。間接的貨幣政策工具開始使用，但信貸現金計劃管理仍是主要的調控手段。1988年發生了較為嚴重的通貨膨脹。從1989年下半年開始，中央銀行采取了嚴厲的緊縮性貨幣政策。

（三）以反通貨膨脹為主要目標的貨幣政策

我國的經濟經歷了1990～1992年三年的低通貨膨脹期，在當時經濟過熱的情況下，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是抑制日益嚴重的通貨膨脹，實行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

（四）1998～2008年初的貨幣政策

中國人民銀行自1998年1月起取消了信貸規模管理，貨幣政策的作用范圍和影響力度得到空前提高。1998年在中國宏觀經濟出現通貨緊縮的情況下，人民銀行加大了對經濟的支持力度。貨幣政策的提法經歷了“穩健的”、“努力發揮作用”、“進一步發揮作用”等階段，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意圖相當明顯。

1998～2002年，中國人民銀行采取了以下貨幣政策措施，刺激國內需求，遏制消費物價指數持續負增長和企業開工不足、失業人口不斷增長的勢頭：大幅度降低利率，擴大貸款利率浮動區間；加大公開市場操作力度，靈活調控基礎貨幣；取消貸款限額控制，靈活運用信貸政策，調整貸款結構。

2003年初，針對經濟中出現貨幣信貸增長偏快，部分行業和地區盲目投資和低水平擴張傾向明顯加劇等問題，中國人民銀行保持了貨幣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繼續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具體政策措施有：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進程；加強通過公開市場業務操作調控基礎貨幣的能力；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實行差別存款準備金率制度；加強房地產信貸業務管理；

適時對金融機構進行窗口指導。

三、當前我國的貨幣政策及其效果（2008年至今）

2008年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經受到多方面嚴峻考驗，克服了國內特大自然災害和國際經濟金融環境等不利因素，國民經濟保持了平穩較快發展。這一時期，我國靈活運用公開市場操作、利率、存款準備金率等工具，并堅持區別對待、有保有壓，引導新增信貸資源向“三農”、中小企業和災區重建等重點領域和經濟薄弱環節傾斜。同時，繼續穩步推進金融企業改革，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改進外匯管理，維護總量平衡。

調整公開市場操作力度，保證流動性供應。一是優化操作工具組合和期限結構；二是中央銀行票據發行利率適度下行；三是適時開展中央國庫現金管理操作。下調存款準備金率。下調存貸款基準利率。加強窗口指導和信貸政策引導。穩步推進金融企業改革。加快外匯管理體制改革。

四、對近期我國貨幣政策的建議

當前國際金融市場劇烈動蕩，世界經濟受到嚴重沖擊，對我國經濟的負面影響已經顯現并日益加重。因此必須全面貫徹靈活審慎的宏觀經濟政策，有效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嚴重沖擊。下一階段，我國將實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進一步提高金融調控的預見性、針對性和靈活性，根據形勢變化適時適度開展政策操作，把握好重點、節奏、力度，著力維護貨幣穩定和金融穩定，促進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具體措施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加強國際協作，提升市場信心

維護金融市場和金融體系穩定運行。

（二）繼續適當放松貨幣政策

確保金融體系流動性充足，及時向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支持，與積極財政政策相配合，積極支持擴大內需，加大金融對經濟增長支持力度。在近期要防止通貨緊縮，由于大量的流動性注入在經濟好轉后可能轉化為通脹壓力，因此在長期要防止通貨膨脹。

（三）可擇機推進資源價格形成機制改革

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和發展方式轉變，為長期內保持價格總水平的基本穩定奠定基礎。

（四）優化信貸結構

鼓勵金融機構加大對中小企業、“三農”、災后重建、助學、就業等的信貸支持，發展循環經濟，有針對性地培育和鞏固消費信貸增長點。同時，繼續限制對“兩高”行業和產能過剩行業劣質企業的貸款。

（五）著重公開市場操作

均衡流動性。從目前數據和相關表態看，利率和準備金率調整的空間和可能性已經較小，應更多考慮在公開市場上的回籠操作，以均衡流動性在全年各月的分布。努力保持幣值穩定，促進經濟增長。

總之，我們要合理地制定貨幣政策，恰當地運用貨幣工具，有效地應用宏觀調控，從而使我國經濟社會平穩、健康地度過金融危機。

(一)轉型期中國貨幣政策操作實踐的回顧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宏觀經濟調控主要依靠計劃和財政手段，貨幣、信貸手段處于從屬地位。在“大一統”的金融格局下，中國人民銀行集中中央銀行與專業銀行、銀行與非銀行金融機構的諸多職能于一身，貨幣政策實際上就是綜合信貸政策。20世紀80年代，隨著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金融改革和貨幣政策的操作方式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和變化。中國人民銀行于1984年開始專門履行中央銀行職能，集中統一的計劃管理體制逐步轉變為以國家直接調控為主的宏觀調控體制。雖然信貸現金計劃管理仍居主導地位，但間接金融工具已開始啟用。這一期間是我國經濟高速發展時期，大量超經濟增長發行的貨幣導致商品供需失衡，物價持續上漲。中國人民銀行針對三次貨幣擴張，進行了三次貨幣緊縮。

進入20世紀90年代，隨著中國金融體制改革的逐步深人，貨幣政策操作逐步向間接調控轉變。從1993年到2005年，中國貨幣政策操作可以明顯地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93年到1997年，通過實行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積極治理通貨膨脹，成功實現了“軟著陸”；

第二階段從1998年開始到2002年，貨幣政策以適度放松為主要特征，旨在治理通貨緊縮，促進經濟增長。第三階段，從2003年開始至今，貨幣政策調控的明顯特征是為了防止出現新一輪的經濟過熱。

1.1993—1997年的貨幣政策操作

由于80年代中后期開始對國有企業的放權讓利以及軟預算約束的存在，中國經濟在90年代初期出現了明顯的“泡沫”勢頭，帶來了一系列問題：一是投資與消費需求同時膨脹；二是通貨膨脹高達兩位數；三是貨幣供應量超常增長；四是金融秩序混亂。

針對1993—1994年出現的嚴重通貨膨脹現象，中央開始推行從1993—1997年長達4年之久的“軟著陸”宏觀調控。從治理金融秩序入手，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引導金融交易行為，完善金融法規建設，強化中央銀行的宏觀調控能力，并且加強了宏觀政策之間的協調配合。在這一時期采取的貨幣政策主要有：第一，整頓金融秩序。第二，強化了中央銀行的宏觀調控能力。第三，調整了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采用新的貨幣政策工具。從1994年第三季度開始，中央銀行正式向社會公布季度貨幣供應量指標，1995年初宣布將貨幣供應量列為貨幣政策的控制目標之一，1996年開始公布貨幣供應量的調控目標。第四，靈活運用利率杠桿，加強利率監管。第五，實施匯率并軌，干預匯率形成，協調運用本外幣政策。通過以上貨幣政策的綜合運用以及其他政策的協調配合，從1993年下半年開始的以整頓金融秩序、治理通貨膨脹為首要任務的金融宏觀調控取得了明顯效果。通過4年的宏觀調控，我國經濟也成功實現了“軟著陸”.2.1998--2002年的貨幣政策操作

1998——2002年，中國人民銀行針對中國面臨的通貨緊縮形勢，積極采用各種貨幣政策措施，主要有：第一，大幅度降低利率水平，擴大貸款利率浮動區間，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進程。1998年中央銀行共下調3次利率水平，1999年6月10日和2002年2月21日又下調2次利率水平后，居民儲蓄存款利率為1.98%。第二，加大公開市場操作力度，靈活調控基礎貨幣。中國人民銀行于1996年4月首次開展公開市場業務，1998年恢復后，公開市場業務日益成為貨幣政策操作的重要工具，1999年公開市場業務債券操作成交7076億元，凈投放基礎貨幣1919.7億元；2000年為控制商業銀行流動性，穩定貨幣增長率，人民銀行從前兩年以投放基礎貨幣為主轉向收回商業銀行過多的流動性。第三，取消貸款限額控制，靈活運用信貸政策，調整貸款結構。第四，加強對商業銀行的“窗口指導”。

3.2003--2005年的貨幣政策操作

這段時間中央銀行采取的貨幣政策主要有：第一，逐步完善公開市場操作體系，靈活開展公開市場業務，保持基礎貨幣的平穩增長。2003年開始我國外匯供給持續大于需求，且每年的外匯儲備持續增加(見表3)。第二，充分發揮利率的調節作用，逐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在2002年2月21日最后一次降低金融機構的存貸款利率后，隨著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中央銀行開始調高利率。同時，本著先放開貨幣市場利率和債券市場利率，再逐步推進存、貸款利率的市場化的指導思想，存、貸款利率市場化按照“先外幣、后本幣；先貸款、后存款；先長期、大額，后短期、小額”的順序進行。第三，發揮信貸政策在經濟調整中的積極作用。第四，人民幣匯率體制改革逐步深化，匯率形成機制逐步完善，外匯儲備穩步增長。近年來，中國人民銀行在匯率體制改革上不斷探索，采取了一系列深化外匯管理體制改革、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促進國際收支平衡的措施。在匯率形成機制方面，經國務院批準，中國人民銀行宣布自2005年7月21日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央行和外匯管理局也以此為契機，加快了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步伐，大力發展外匯市場。

三.當前經濟形勢下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

2008年11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在世界金融危機日趨嚴峻、我國經濟遭受沖擊日益顯現的背景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作出了重大調整，將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并在今后兩年多時間內安排4萬億元資金強力啟動內需，促進經濟穩定增長。

會議指出,為抵御國際經濟環境對我國不利影響，必須采取靈活審慎的宏觀經濟政策，以應對復雜多變的形勢。當前要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確定出臺進一步擴大內需的十項措施，涉及加快民生工程、基礎設施、生態環境建設和災后重建，提高城鄉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

綜合各方專家判斷看，這次席卷全球的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不利影響大于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當前外需減弱，一些企業出現經營困難，投資下滑，內需不振，如果不及時采取有力措施，中國經濟存在下滑的風險。此時重新啟用積極的財政政策，配合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擴大投資規模啟動國內需求，是應時之需、必要之策。

積極的財政政策，就是通過擴大財政支出，使財政政策在啟動經濟增長、優化經濟結構中發揮更直接、更有效的作用。這一政策曾在1998年后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國內遭遇特大洪災等沖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有效拉動了經濟增長。2005年，鑒于國內社會投資明顯加快，經濟活力充沛，積極的財政政策實施7年后正式退場，轉為穩健的財政政策。

適當寬松的貨幣政策意在增加貨幣供給，在繼續穩定價格總水平的同時，要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1998年在我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同時，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2007年下半年，針對經濟中呈現的物價上漲過快、投資信貸高增等現象，貨幣政策由“穩健”轉為“從緊”。如今，貨幣政策轉為“適當寬松”，意味在貨幣供給取向上進行重大轉變。

第五篇：精油的演進和歷史

精油的演進和歷史

人類誕生以來就與植物息息相關，在某種意義，由植物而生的精油和人類的歷史一樣久遠。植物精油的歷史可追溯到前幾個世紀及古老的文明古國，包括中國、埃及、阿拉伯和希臘等，這幾個文明古國為植物精油的神奇世界開啟了序幕。

5000年前，古埃及人從草本植物、水果、蔬菜、禾木草類及花朵等植物中淬取出香精油治病、祭神，也應用在制造木乃伊的防腐劑。四千五百年前的古埃及人將植物精華制成香料應用在醫療、祭祀及木乃伊上，技術很成熟，人們在金字塔里發現裝有乳香、沒藥的香料容器，并在石碑上記有芳香植物精油配方，埃及艷后的美容秘方中就以蜂蜜、牛奶、花粉來調成面膜來 清潔皮膚保持肌膚柔軟，并習慣于沐浴時加入玫瑰精油和檀香及橙花等，日常 用在身體按摩等方面，到今天，埃及人在日常生活中仍然使用各式植物精華油和香料。

埃及人也早在公元前三千年前就開始使用香油香膏了。后來的人發現埃及的木乃伊能保存數千年不壞，就是添加了植物提煉的防腐劑。在金字塔的挖掘過程中，考古學家常常發現一些壓榨或蒸餾木頭、植物的器具。尤其在胡夫法老建造的“大金字塔”中，發現不少化妝品、藥品、按摩膏的記載；絲柏就是常被他們拿來驅魔的植物，眼睛發炎要用沒藥等。而芳香膏是他們獻給神明的供品之一，在一千三百多年前的花崗巖石板上記載著，法老王以香膏獻祭獅身神，而制作香膏的祭司們可說是最早的調香師了。

5000年前，古中國人，使用植物的歷史，可追溯至公元前2700年，當時神農氏遍嘗百草，并且詳細的紀錄下來，成為神農氏草藥書（Shen Nung“s Herbal book），在這本書中涵蓋了大約300種植物的相關知識，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醫書，當時神農氏所記述的幾種精油的屬性，直到今天基本上仍和我們所認識的相符。二千七百多年前出現藥用植物經典《黃帝內經》，最著名的《本草綱目》中記載兩千多種藥用植物，奠定中國古代醫學基礎，也流傳至西方。今天我們常用的白花油和各式藥油都含有植物精華油成分。

在中國較富裕的年代─唐、宋，為了增進生活情趣，同時具有保健養生的作用，都會服用芳香的植物，包括玫瑰花、蘭花、桂花以及茉莉，使身體散發出香味。以中國傳統醫學的觀點來看，皮膚的顏色和細致與否以及體味，都和遺傳、所吃的食物、所處的環境，還有心情有關。這些因素，都是和五臟六腑有密切關系；只要五臟真氣充足，氣血旺盛，肌膚自然晶瑩剔透、光澤柔嫩而有自然的體香，所以要肌膚顯現青春美麗，一定要先將五臟六腑調整好。

中國人使用芳香療效的草藥，并燃燒具有香氣的木材、香料以表示對上天的崇敬。直至明朝，李時珍編撰的本草綱目，整理編錄了歷代醫學典籍中各種植物的藥性療效，至此，植物治療法早已成為中國人生活的一環。

古希臘人師承埃及，將精油大量使用在化妝品、醫療及預防傳染病。西波克拉底被稱為醫學之父，他曾指出：讓你的藥物成為食物，讓你的食物成為藥物。雅典當時瘟疫蔓延時他主張市民通過焚燒芳香物以防止瘟疫流行，因此可以了解到當時的人已經知道植物具有殺菌作用。泰奧弗拉斯托斯被稱為植物學之父，兩人奠定希臘藥用植物基礎。

古希臘的德爾菲神殿，為誘導預言者達到與神交談的恍惚狀態，而燃燒月桂樹葉讓人們吸入煙霧。因此有很多具有誘發興奮或幻覺的植物被開發出來，用于用宗教信仰而陷進忘我的世界。古希臘人使用植物精華油的范圍和方法更深更廣。如皮膚護理和醫學上。當時認識到---每日進行香氛浴和香氛按摩是步向健康的途徑，香氛浴對醫療女性問題有較好效果。

在埃及人之后，希臘人也開始學會在醫療以及化妝保養上使用香精油。希臘的一位醫師Pedacius Dioscorides，曾經寫過一本有關于草藥的書籍；而自當時起這本書至少成為西方醫學的標準參考資料

達1200年之久。許多Pedacius Dioscorides在書中曾經提到過的療法，仍然廣泛的應用在今日的芳香療法之中。

在距今二千多年前，被稱為「醫藥之父」的希臘名醫西波克拉底(Hippocrates)，曾在古雅典遭受流行性瘟疫侵襲時，教導民眾在街角燃燒有香味的植物，而得以抑制瘟疫的散布。西波克拉底有一句流傳至今的名言是：「保健之道是每日做一次芳香的沐浴及按摩。」在數百年后，蘇俄的研究人員也發現尤加利樹的油是一種天然的抗病毒劑，用來治療某些流行性感冒十分有效。

羅馬人的奢華遠勝于希臘人，帝國擴展的力量所及，也將芳香油膏帶至西亞的君士坦丁堡。羅馬時代的香品分為固態、液態及粉狀；喜歡泡澡的羅馬人，甚至以象牙制作容器，存放香膏；更不用說他們善長利用大理石、花崗巖以及玻璃等材料制作精美容器，來置放香膏。精致容器之外，他們使用香料的程度更令人咋舌，往往一磅重的香精就要用數十種植物混合而成，常見的有沒藥、蜂蜜、豆蔻、香蜂草、菖浦、肉桂等，無論是人體、衣物、床、墻壁甚至公共澡堂都充滿了香氣。

2100年前，羅馬鼎盛時期，希臘醫生到羅馬擔任軍醫，其中迪奧斯科里德（Pedanios Dioscorides）醫生，使藥用植物成為應用科學，他在《藥材醫學》中詳細記載了六百種藥用植物與使用方法，羅馬人開始在日常生活中用精油按摩、沐浴等。羅馬軍隊征戰歐洲大陸,軍隊所到之處也將藥用植物和醫學知識傳到歐洲大陸各地。

將精油應用在按摩。隨十字軍東征，將香料、精油知識傳遍歐洲。十字軍東征后，加上阿拉伯人通過貿易將東方藥用植物更廣泛的傳到歐洲大陸，是現今法國英國德國等地香氛浴療和其它自然治療法的基礎。

羅馬人從希臘人那兒承繼了許多醫學知識，在羅馬人征服了世界、羅馬成為世界首都之后，羅馬人更進一步地使用并增強了芳香植物的功效。羅馬人也習慣在洗浴之后以香精油進行按摩，除此之外，在東西貿易交通大開后，羅馬人也開始從東印度以及阿拉伯等地進口新品種的芳香植物產品。

古印度，古文明發源地之一的印度人很早就將植物精油應用在醫療等方面，印度最古老的醫藥典籍《吠陀經》是公元前由阿輪吠陀(Ayurvedic)所著，書中記載藥方及對植物的祈禱文，還以八個層次來闡述病理，從醫療到養生保健等等，其書中詳細闡述的印度藥材遠流至今，如具有獨特香氛，有助冥想，廣泛用于宗教儀式的檀香等。另有肉桂、沒藥、杜松等，主要來自印度。

古阿拉伯人，阿拉伯最偉大的醫生，沙雷諾醫院的創辦人阿維西納（Avcicenna）在一千年前出版著作《醫學規范》（Canon of Medicine)中，收納有八百種以上的藥用植物，他發明蒸餾法與萃取法提煉植物精華，阿拉伯人利用薄荷解毒，用杜松抗菌，發明的阿拉伯香水也是植物精油。善于科學發明的阿拉伯人將羅馬傳過去的蒸餾法改良，成功地萃取玫瑰花。除了科學發明，阿拉伯人也善于做生意，他們將發現的精油、油膏以及花水，賣到世界各地。讓歐洲人對保健治療的觀念更為精進。

十四世紀，黑死病席卷歐洲，當時盛傳在身上佩帶香藥草或是焚燒香料，懸掛草包、花草，可以避免感染，即是殺菌、消毒、驅蟲以防止感染的正確方法。十八世紀則是歐洲藥草的全盛時期。十八世紀末當時的醫療還仍然使用精油，直到實驗化學應用在藥學上，合成藥物取代了天然藥草，從此芳香療法走入沒落之路，而被視為另類醫療，此時1806年德國藥劑師助理史透納（Friedrich Serturner）從嬰粟花提煉出生鴉片，開始了醫藥化學的發展。

十六世紀中葉，法國凱薩琳女王從意大利引進穿戴另類手套的風尚，使得當時人們習慣帶一種含有薰衣草及當地各種藥草的香料手套，結果意外的發現，這些有帶香料手套的人，對于當時一些流行役疾的抵抗力比一般人高。由于法國阿爾卑斯山盛產薰衣草和各種藥草，格拉斯的商人很快就趁勢崛起。隨著時勢轉移，因為上等皮料被刻以相當高的禁制性關稅，香料手套的風尚漸偃，格拉斯的商人于是

放棄制造皮革，專門生產精油，后來這類精油還曾經幫希臘人抵御了一場流行病。從此之后，以精油為中心的芳香療法遂引起了許多學者的研究，并且流傳到各地，這也使得法國人成為除了埃及，另一個和芳香療法有關系的民族。

十七世紀是芳香療法的最盛時期，1897年法國藥學專家莫利斯.博格（Mr.Maurice Berger）以微氧素（Ozoalcod）、異丙醇、植物精油配合特殊觸媒催化蕊頭研發成獨特的熏香療法，并從病房、太平間、育嬰室開始使用，而風行歐美地區。

1920年，法國人雷內.摩利斯.蓋特佛塞（Rene-Maurice Gattefosse)發現精油的殺菌防病作用比化學藥劑效果還要好，在一次意外中他用熏衣草精油治好自己嚴重灼傷的雙手并且有很好的療效，隨后他對精油的療效產生了濃厚的研究興趣。

1920年，由二個意大利醫師合作寫成了精神芳香療法總論。

1920年代，法國化學家Rene Maurice Gattefosse，有一次在他父親的香水工廠中不小心燒傷了手，因為他曾經看過關于薰衣草具有治療功效的文章，于是立刻將受傷的手放入純凈的薰衣草精油中，受傷的部位兩天后就痊愈了。薰衣草除了神奇的傷口愈合能力外，更縮短了復原的時間，也促使他開始研究薰衣草精油的功效。1928年，他將研究成果發表在科學刊物上面，并首次用了romatherapie的名稱；1937年，他再出版了一本專門論述精油抵抗細菌功效的醫學書籍，從此之后將芳香植物技術獨樹一幟發展為一門「芳香療法」。之后，他更進一步地創立企業，專門生產應用于化妝、以及芳香劑用途的精油。差不多同一時間，另一位法國人Albert Couvreur也曾經出版了一本有關精油醫療功效的書籍。

與此同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因此這些研究成果也利用于受戰火燒灼的士兵們，減輕了傷者的痛苦。另外，經由Gattefoss“e的經驗也證實了植物精油在科學上的立論根據，亦即“植物精油因其極佳的滲透性，而能達到肌膚的深層組織，進而被細小的脈管所吸收，最后經由血液循環，到達被治療的器官”。

1928年，蓋特佛塞首創芳香療法（Aromatherapy 芳香療法）這個名詞。

1937年，出版《芳香療法》開拓出芳香療法的新紀元。

二次世界大戰后，因為醫藥的副作用和許多不明原因的文明病不斷增加，芳香療法對促進人類健康及賦活細胞，在精神和情緒層面的療護價值重新受到重視，因此，近十年來，法國、英國、意大利等國再度興起芳香植物療法的研究。

1950年，法國的瑪格麗特.摩（MargueriteMaury）夫人在將芳香療法應用到更廣泛、更實用的領域，通過她的丈夫在醫療方面完成了多種癥狀的天然植物精油療法，摩利夫人本人更多的發展了特殊技巧的治療在英國首次將芳香療法帶入美容與化妝品界。并開設芳香療法中心教授學生，從此在英國逐漸發展下來。

1964年，法國Dr.Jean Vai杰恩.瓦芮特醫生，繼續研究植物精油，并大力推廣于醫療用途上，證實了Gattefoss“e的諸多理論；繼此，化學家Madame Maury瑪達.莫瑞女士更加努力推廣應用于：精神、生理、及皮膚上的疾病，并致力研究發明，將精油以完美的按摩手法應用于人體皮膚之上，來達到植物精油外用的最大功效，而使芳香療法趨于完備且廣為人知，并獲得普遍肯定與認同?，F今居住于倫敦，曾經追隨Maury與Val進行研究的Micheline Arcier，結合了兩位前輩所積累的知識技術，創立了一種進行芳香療法的方式，至今風行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