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創新機制形成合力扎實推進財政監督管理工作

創新機制形成合力扎實推進財政監督管理工作

創新機制形成合力扎實推進財政監督管理工作

灌南縣財政局

（2006年5月23日）

近幾年來，灌南縣財政監督檢查工作在縣委縣政府的堅強領導及省廳、市局和縣紀委的具體指導下，不斷拓展財政監督的范圍，創新財政監督的方式，保證了財政資金安全、規范、高效運行，預防和制止財經領域違法行為的發生，使財政監督真正成為財政工作的“免疫機制”，促進了全縣經濟健康快速發展。

一、健全五項制度，加強財政內部控制。

一是規范經費審批程序。局一把手不負責經費審批，由一名分管副局長專人負責。大額支出由局長辦公會集體研究決定。單位基建工程、車輛購置、人事安排都經局黨組集體討論。二是建立預算編制、執行、監督相分離機制。非稅收入管理局、預算科共同負責預算編制。預算款項撥付由國庫科執行，同時規范資金繳撥程序和手續。分管業務副局長、分管科室及國庫集中支付中心共同把關審核，形成多部門交差把關程序，加大了資金撥付透明度，財監部門經常開展預算執行情況檢查，真正將財政監督置于內部控制之中，確立了財政監督在內部控制制度中的地位和職能。三是實行重大事項報告制度。各職能科室及基層財政所，凡遇涉及資金繳撥，資產處置，固定資產購置、維修，行政審批事項都及時向分管局長匯報審批，重大事項及時向局一把手匯報，從而保證財政每項工作都能在有效控制下開展。四是建立財政內部資金撥付控制制度。各業務科室的資金撥付都要履行相關的手續，由業務科室科長、分管局長、局長逐級簽發，層層把關，嚴把財政資金撥付關。五是實行政務公開制度。定期不定期地將財政各項工作目標及完成情況、財政預算及其執行情況、財政性投資基本建設項目及政府集中采購情況、財政部門職能、職責范圍、收費程序、依據、范圍及標準等在政務公開欄上向社會公開，接受財政系統內部及社會各界的監督。并定期邀請縣鄉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行風監督員舉行座談會，征求對我局依法行政、內部管理、服務經濟及政務公開方面的意見，以促進財政進一步加強管理。

二、理順關系，健全財政監管體系。

一是從理順工作關系上入手，劃分財監機構與業務科室監督職責。以前都是各業務科室依據自己的工作需要，隨時隨地就能派員進行檢查，導致政出門多，多頭監督，既加重了被檢查單位的負擔，又影響監督效果的提高。自財政監督專門機構成立以后，劃分了其與業務科室的監督職責，日常財政財務監督管理工作，由各業務科室負責，專項檢查由財監部門派人全程參與。日常注重科室間溝通協調，所有的檢查資料實行信息共享，財政內部各業務科室在做好本科室日常工作的同時，主動提供有關的監督方面的信息，加強了各部門之間的配合，形成了強大的財政監督合力，全面提高了財政管理效率。

二是從實際情況入手，不斷完善、制定各項監督檢查制度。為做好財政監督扎口管理工作，相繼制定了《灌南縣財政監督檢查工作管理暫行辦法》、《灌南縣財政監督檢查工作實施辦法》、《灌南縣財政監督檢查責任追究制度》等相關制度，不僅保證了監督檢查工作的順利開展，而且杜絕了檢查不規范、不合理事件的發生。

三、突出重點，不斷加大財政監督的力度。

一是從2000年開始，結合會計委派工作每年對縣直行政事業單位進行一次全面檢查，并確定《會計法》、《政府采購法》、預算編制與執行、非稅收入征管、行財制度執行等為重點檢查內容。

二是在專項檢查上，我縣先后組織開展了民政定補對象人口清查，環保資金專項檢查，“小金庫”專項檢查，會計信息質量專項檢查，查出了許多涉及面廣，社會影響較大的收支管理問題，引起各級領導關注和重視。其中與經紀委、審計部門配合開展的“小金庫”專項檢查先后端掉“小金庫”4個，收繳資金70余萬元。另外配合市注冊會計師協會聯合組織開展了會計師事務所會計信息質量檢查，對會計信息不真的單位及時下達整改通知，限期整改，促進了會計信息質量提高。

三是按省市縣有關部門要求，開展黨員干部拖欠公款清理，黨員干部公款購買商業保險及縣黨員干部違規占用公房等清理活動，清理出違規資金21.2萬元，涉及943人，上繳財政21.2萬元。

四是把查處人民來信來訪工作作為密切黨群關系，維護社會穩定的一項重要工作，嚴格按省廳2004年關于人民來信來訪處理辦法執行，建立了一套群眾來信、來訪、來電舉報處理程序和辦法，做到件件有落實，事事有回音。2005年，我局在收到市局轉來2封人民來信，反映勞改釋放人員領取生活補助、私立小學違規辦學情況后，與預算科，國庫科，會計管理中心一起組成聯合調查組，多次到一線調查取證，與有關部門商討解決辦法，使事件得以圓滿解決，有效化解社會矛盾，維護了社會穩定。

四、從嚴內審，不斷提高財政內部管理水平。

第二篇：創新機制形成合力扎實推進財政監督管理工作

創新機制形成合力扎實推進財政監督管理工作

灌南縣財政局

（2006年5月23日）

近幾年來，灌南縣財政監督檢查工作在縣委縣政府的堅強領導及省廳、市局和縣紀委的具體指導下，不斷拓展財政監督的范圍，創新財政監督的方式，保證了財政資金安全、規范、高效運行，預防和制止財經領域違法行為的發生，使財政監督真正

成為財政工作的“免疫機制”，促進了全縣經濟健康快速發展。

一、健全五項制度，加強財政內部控制。

一是規范經費審批程序。局一把手不負責經費審批，由一名分管副局長專人負責。大額支出由局長辦公會集體研究決定。單位基建工程、車輛購置、人事安排都經局黨組集體討論。二是建立預算編制、執行、監督相分離機制。非稅收入管理局、預算科共同負責預算編制。預算款項撥付由國庫科執行，同時規范資金繳撥程序和手續。分管業務副局長、分管科室及國庫集中支付中心共同把關審核，形成多部門交差把關程序，加大了資金撥付透明度，財監部門經常開展預算執行情況檢查，真正將財政監督置于內部控制之中，確立了財政監督在內部控制制度中的地位和職能。三是實行重大事項報告制度。各職能科室及基層財政所，凡遇涉及資金繳撥，資產處置，固定資產購置、維修，行政審批事項都及時向分管局長匯報審批，重大事項及時向局一把手匯報，從而保證財政每項工作都能在有效控制下開展。四是建立財政內部資金撥付控制制度。各業務科室的資金撥付都要履行相關的手續，由業務科室科長、分管局長、局長逐級簽發，層層把關，嚴把財政資金撥付關。五是實行政務公開制度。定期不定期地將財政各項工作目標及完成情況、財政預算及其執行情況、財政性投資基本建設項目及政府集中采購情況、財政部門職能、職責范圍、收費程序、依據、范圍及標準等在政務公開欄上向社會公開，接受財政系統內部及社會各界的監督。并定期邀請縣鄉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行風監督員舉行座談會，征求對我局依法行政、內部管理、服務經濟及政務公開方面的意見，以促進財政進一步加強管理。

二、理順關系，健全財政監管體系。

一是從理順工作關系上入手，劃分財監機構與業務科室監督職責。以前都是各業務科室依據自己的工作需要，隨時隨地就能派員進行檢查，導致政出門多，多頭監督，既加重了被檢查單位的負擔，又影響監督效果的提高。自財政監督專門機構成立以后，劃分了其與業務科室的監督職責，日常財政財務監督管理工作，由各業務科室負責，專項檢查由財監部門派人全程參與。日常注重科室間溝通協調，所有的檢查資料實行信息共享，財政內部各業務科室在做好本科室日常工作的同時，主動提供有關的監督方面的信息，加強了各部門之間的配合，形成了強大的財政監督合力，全面提高了財政管理效率。

二是從實際情況入手，不斷完善、制定各項監督檢查制度。為做好財政監督扎口管理工作，相繼制定了《灌南縣財政監督檢查工作管理暫行辦法》、《灌南縣財政監督檢查工作實施辦法》、《灌南縣財政監督檢查責任追究制度》等相關制度，不僅保證了監督檢查工作的順利開展，而且杜絕了檢查不規范、不合理事件的發生。

三、突出重點，不斷加大財政監督的力度。

一是從2000年開始，結合會計委派工作每年對縣直行政事業單位進行一次全面檢查，并確定《會計法》、《政府采購法》、預算編制與執行、非稅收入征管、行財制度執行等為重點檢查內容。

二是在專項檢查上，我縣先后組織開展了民政定補對象人口清查，環保資金專項檢查，“小金庫”專項檢查，會計信息質量專項檢查，查出了許多涉及面廣，社會影響較大的收支管理問題，引起各級領導關注和重視。其中與經紀委、審計部門配合開展的“小金庫”專項檢查先后端掉“小金庫”4個，收繳資金70余萬元。另外配合市注冊會計師協會聯合組織開展了會計師事務所會計信息質量檢查，對會計信息不真的單位及時下達整改通知，限期整改，促進了會計信息質量提高。

三是按省市縣有關部門要求，開展黨員干部拖欠公款清理，黨員干部公款購買商業保險及縣黨員干部違規占用公房等清理活動，清理出違規資金21.2萬元，涉及943人，上繳財政21.2萬元。

四是把查處人民來信來訪工作作為密切黨群關系，維護社會穩定的一項重要工作，嚴格按省廳2004年關于人民來信來訪處理辦法執行，建立了一套群眾來信、來訪、來電舉報處理程序和辦法，做到件件有落實，事事有回音。2005年，我局在收到市局轉來2封人民來信，反映勞改釋放人員領取生活補助、私立小學違規辦學情況后，與預算科，國庫科，會計管理中心一起組成聯合調查組，多次到一線調查取證，與有關部門商討解決辦法，使事件得以圓滿解決，有效化解社會矛盾，維護了社會穩定。

四、從嚴內審，不斷提高財政內部管理水平。

開展財政內部監督是財政部門對權力的一種制約，可以促進財

政政策、法規、制度正確貫徹落實，可以加強自我約束，規范行政行為。該縣每年對局各科室及鄉鎮財政所進行一次內部審計，覆蓋面百分之百。檢查結果向局黨組作全面匯報，好的經驗及時在全系統推廣，存在問題及時要求整改，嚴重的在財政簡報上曝光，并對有關責任人作出相應處理，促進了財政內部管理水平逐步提高。為進一步做好財政系統內部廉潔自律工作，該縣把

治理財政系統商業賄賂擺上重要的日程，全面清理財政系統商業賄賂的實際情況，重點清查政府采購、產權交易、中介機構和開戶銀行選擇、業務科室行政審批、行政撥款中的違規行為，加大查處力度，完善各項制度，建立起財政系統治理商業賄賂的長效機制。

五、深化九項改革，提升財政監管水平。

（一）實行會計管理方式改革。2000年初，該縣成立了會計管理中心，通過考試從全縣范圍內招考88名委派會計，派駐到縣直145個行政事業單位，并相繼續組建了會計一室、二室、教育核算中心，對部分單位進行集中核算。在堅持資金管理權、所有權、審批權三不變的前提下，按照財經紀律制度依法理財，財政部門實現了對行政事業單位財政性資金運行全過程監督，提高了會計信息質量，促進收支兩條線、國庫集中支付、政府采購等為財政各項改革順利推進。

（二）完善非稅收入管理方式改革。2005年6月，該縣在全市范圍內率先推出了非稅收入征管方式改革，建立起“單位開票、銀行代收、財政統管”的新型征管模式，實行財政與銀行聯網，由執收單位開具繳款通知書，由繳款人持通知書到代收銀行繳款，代收銀行開具電子票據，代收銀行將收款信息立即傳輸給財政，達到適時監管的目的。同時，政府非稅收入全部納入財政綜合預算管理，實現了資金快速集中，改變了過去財政性資金滯留在部門和單位的不良狀況。并按照“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原則，對政府非稅收入進行調控，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理順政府收入分配秩序，切實增強政府宏觀調控能力。一年多來，改革取得明顯成效：一是非稅收入明顯增加。2005年，全縣實現非稅收入1.63億元，比上年增加4000萬元，增長30。今年1-4月份，我縣實現非稅收入4407萬元，同比增幅48.2％。二是資金調控能力明顯增強。現在月平均余額4000余萬元，比改革前翻一番。可以調劑部分資金用于地方經濟建設所需。三是收入行為明顯規范，防止了部門擠占挪用，理順了政府非稅收入分配秩序。四是亂收費行為明顯減少。五是工作效率明顯提高。

（三）實施鄉鎮財政管理方式改革試點。該縣作為全省五個鄉財縣管方式改革試點縣之一，對鄉鎮財政采取“預算共編、賬戶統設、收入上劃、資金統撥、支出控制、票據統管、債務審批”的管理方式，改革鄉鎮財政所管理體制，取得明顯成效。收入監管得到強化。稅收和納入預算管理的非稅收入直接交入縣級金庫，其他非稅收入通過鄉鎮“結算分戶”上劃到縣財政局非稅收入資金專戶，其它各項收入，無論什么來源包括暫存款項，一律上解到縣會計核算中心“結算專戶”；在票據管理上，取消鄉鎮財政所的管理權，上收到縣會計核算中心統一管理，并實行“專人負責、驗舊領新、限量使用、票款同行、定期核銷”的管理辦法，實行以票管收，實現了收入上的源頭控管，確保顆粒歸倉；鄉鎮辦、站、所財務全部納入財政所統一管理，各項收入納入鄉鎮財政綜合預算，從源頭上根除了亂收費、亂攤派現象，規范了涉農收費。縣會計核算中心定期對鄉鎮收入繳存縣非稅收入資金專戶和縣會計核算中心“結算專戶”進行核對，杜絕了坐收坐支現象發生。支出管理得以規范。一是對人員工資、津貼補貼、社保繳費一律從縣國庫直接撥付到相關機構計入個人賬戶；二是對支付給農民的水稻種植補貼、糧食補貼等涉農補貼，實施“一折通”管理辦法，資金不再撥付到鄉鎮，而是由縣財政將資金直接撥付到信用社打入農民個人賬戶；三是嚴格預算約束，實行撥付按預算計劃、用款按申報的制度。在安排支出順序上，首先保證鄉鎮的必保支出，然后再安排鄉鎮運轉支出，鄉鎮安排支出的隨意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約束。縣財政部門參與了鄉鎮財政資金的全過程管理和監督，鄉鎮財政理財透明度得到提高，收支行為進一步規范。鄉鎮債務得到控制。鄉鎮因經濟發展需要舉借新債的，須在落實還款資金來源、還款時間后，報縣財政局初審，經縣政府審批后方可實施。未經批準產生的新債，按照“誰決策誰負責，集體決策由主要領導負責”的原則嚴肅處理。截止現在，還沒有鄉鎮舉借新的債務，有效的控制了鄉鎮債務的增加，防范了鄉鎮債務風險。改革試點工作運行一年多來，鄉鎮運轉正常，其做法得到國家稅改辦、財政部和省財政廳的充分肯定，省內外40個市縣來我縣學習調研。

（四）穩步推進國庫集中支付改革。該縣縣直預算單位財政國庫集中支付改革工作從2006年1月1日起在全市率先實施，縣直145個預算單位分三批依次納入，其中，首批納入單位25個（從1月1日開始），第二批納入單位67個（從4月1日開始），第三批納入單位53個（從6月1日開始）。

一是建立國庫單一賬戶體系。縣財政國庫管理機構在人民銀行縣支行開設“國庫單一賬戶（國庫存款賬戶）”；預算單位根據要求統一到代理銀行——工行開設“單位小額現金賬戶”，該賬戶性質為單位零余額賬戶，只限預算單位在財政批準的授權支付計劃（即用款額度）內提取現金，用于日常的零星開支。財政局各業務科室的賬戶進行了合并調整，將非稅收入管理局的“非稅收入財政專戶”和預算科的“罰沒收入專戶”劃歸國庫科管理，將國庫科的“局內部往來賬戶”、社保科的“農村合作醫療專戶”和“農村改水專戶”、經建科的“糧食補貼專戶”、“糧食風險基金專戶”、農財科的“財政支農資金專戶”、“三期世行專戶”、“農業綜合開發專戶”劃歸支付中心管理，其余賬戶撤銷，賬戶余額劃轉到支付中心新設賬戶。二是規范收入收繳方式、程序。將財政收入的收繳方式分為直接繳庫和集中匯繳方式，收繳程序分為直接繳庫程序和集中匯繳程序；三是規范支出支付程序。財政預算內資金和納入財政專戶管理的非稅收入資金，均通過國庫單一賬戶體系實行財政集中支付。在國庫單一賬戶體系下，實行財政直接支付和財政授權支付，一個“漏斗”出錢。通過4個多月的運行，大部分財政資金均能通過財政直接支付撥付到最終用款單位，實現由“中轉”變“直達”，大大縮短了財政性資金的在途時間，避免了資金被截留、挪用現象。強化了部門預算的約束力，從資金源頭上防止了預算單位對財政資金的隨意調劑，對財政資金使用的監督由事后監督變為事前、事中監督，確保了資金專款專用。增強財政資金的調度能力。未支付到最終用款單位的資金不再滯留在預算單位，全部保留在國庫單一賬戶和財政專戶內，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財政資金調度的困難，增強了政府集中資金辦大事、辦急事的能力。

鑒于存在著收入入庫進度過慢，影響財政資金周轉速度，我縣計劃在7月份實施財稅庫行聯網制度，實行信息共享，加快收入入庫進度，從而達到提高財政資金周轉效率的目的。

（五）實施編制部門預算。在原來試點的基礎上，今年全縣全面推開，采取零基預算加綜合預算的方法按部門編制，規范預算編制程序，亮出財政“家底”，增進了社會對財政的了解、理解，體諒財政困難，減少追加預算的隨意性，增強了財政資金分配的科學性和合理性，提高了預算編制透明度和預算執行約束力。

（六）深化政府采購改革。隨著政府采購工作的不斷推進，采購范圍不斷拓寬，政府采購工作也為越來越多的機關和事業單位所接受，政府采購的觸角已延伸到鄉鎮，采購過程我們一律實行“陽光操作”，紀檢、監察、人大、政協等全過程參與，該縣已逐步形成良好的政府采購工作的氛圍。采購范圍從辦公用品到汽車購買、維修、加油；從市政工程到城市綠化等，采購項目已達61項，涵蓋了機關采購行為的方方面面。該縣自1999年實施政府采購以來，累計采購額達到11470萬元，節約財政性資金2399萬元，節約率達21％。為確保政府采購行為更加規范，該縣計劃在6月份推進政府采購“管采分離”改革，把管理職能從目前的模式中分離出來。目前，此項工作正處于籌備階段。

（七）實施省級財政支農資金整合優化試點。灌南縣作為全省五個省級財政支農資金整合優化試點縣之一，2005年省批復我縣實施財政支農資金整合優化試點項目21個，項目總投資8378.1萬元，其中：省級財政補助3064萬元，市縣財政配套436.1萬元，單位自籌4878萬元。該縣在項目編制上注重科學性。由各鄉鎮、各有關部門根據本地區、本部門的農業產業結構特點報送項目，請專家評審，使項目決策更加切合基層實際，具有較強的針對性和可行性。在工程質量上注重過程管理。對所有列入財政支農改革的項目操作程序和管理措施提出了明確要求，實行“六個統一”管理，確保項目工程質量，即“統一規劃設計、預算編制、統一公示、統一G衛星定位、統一招投標、統一監理、統一中介審計”，重點把好三關：一是規劃設計關，對基礎建設工程聘請有資質的單位設計圖紙和編制預算，另請中介機構審核預算；二是工程招標關，對所有具備招標采購條件的土建工程、設備物資，全部實行市場化運作和招標采購，杜絕暗箱操作；三是質量監督關，基礎建設工程嚴格實行監理制，在眾多具備資質的監理公司中，該縣擇優選擇信譽較高的南京江宏監理公司承擔。監理公司監理人員對基礎建設工程的每一道工序要求都非常嚴格。如對我縣的54座農橋建設，共改進施工工序30余項，對不符合要求的堅決要求重新返工，從而有效地保證了工程質量。在資金管理上實行縣級報帳制。所有項目支出全部到縣財政報帳，資金按照工程進度撥付，并預留一定比例的質量保證金，保證了資金的專款專用。

財政支農資金整合優化改革，減少了部門、行業分割，實現了項目集成。縣級財政對資金使用享有一定的調配權，使我縣能夠集中財力，解決制約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難點問題。支農資金使用效率顯著提高。試點前，部門是項目申報的主體，層層審核，耗時費力，部門忙著“跑項目、爭資金”，有時為了項目能夠順利下達，不切實際做項目計劃書，即使爭取到資金也是小而散，難以形成合力。有的還被截留和挪用，資金使用效益十分低下。試點以后，資金分配額度事先下達，縣政府作為項目申報主體具有一定的主動權和調配權，更加注重項目的全局性和科學性，通過衛星定點定位，杜絕了建設單位和施工單位以舊頂新、少做工程的現象，在資金撥付環節上，都采取直撥施工單位或項目實施單位，減少了中間環節，確保項目資金都用在項目上。項目實施推行“六個統一”，節省了項目資金122萬元。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明顯增強。財政投入資金用于基礎設施類2728.1萬元,占財政投入（包括市縣配套）資金總額的78。項目共計改造中低產田4.4萬畝、新建、拆建各種橋梁142座，新建防滲渠79.4公里，新建、改建電灌站28座,新建各種配套建筑物2597座，受益農田10萬畝，建立優質糧基地3.6萬畝，疏浚縣鄉河道23條134公里,開挖土方285.7萬方，該縣農業生產基礎設施條件得到明顯改善，疏浚后的河道排澇可達到10年一遇標準，從根本上改變了原項目區“大雨大災，小雨小災，無雨旱災”的狀況。解決了農村難點熱點問題。該縣在實施過程中，注重實效，在項目決策中，多方參與、民主管理，注重聽取社會各界意見選準項目。尤其在農村基礎建設方面，實施了一大批“想農民所想，急農民所急”的重點難點項目，解決了農民當前最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盡可能的讓農民得到實惠。項目推行“五老制”監督的民主管理，由退休老教師、老干部、老黨員、老模范、當地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組成監督小組與專業監理人員相結合，切實提高了工程質量。

截止目前，項目已全部完成的10個，正在實施中的11個，已撥付項目資金2090.5萬元，項目總體實施進度已達到85左右，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八）推進財政投資評審改革。凡政府投資建設性項目，按照上級有關要求，從項目立項、概算、預算、決算四個環節，我們都積極參與，嚴把政府工程竣工決算審查關，嚴格審減和節約財政資金，避免建設資金被擠占、挪用、浪費。2005年審核工程25項，報審價4,997萬元，審定價3,699萬元，核減額1,298萬元,核減率26％。

（九）加大國有資產監管力度。2005年6月，我縣對企事業單位國有產權轉讓作出明確規定，企事業單位國有資產轉讓要嚴格按照有關規定由相關部門進行清產核資、資產剝離、產權界定、財務審計、資產核銷、資產評估。資產核銷由清產核資小組提出，經改制單位和主管部門同意，報縣國資辦核銷；財務審計和資產評估必須由兩個有資質的中介機構分別進行，審計和評估結果在報批前必須在原企事業單位內部公示，時間不少于7日，接受職工監督。不進行“兩個置換”改制的，不得轉讓國有產權。國有產權轉讓必須堅持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按規定采用拍賣、招投標，市以上產權交易機構公開交易等方式進行，不準暗箱操作。國有產權轉讓收入，必須存入財政專戶，用于企事業單位的改制，不準挪作它用。此舉使國有資產處置由事后監管改變為事前監管，去年，該縣共查處了三家企業擅自處置和暗箱操作國有資產的行為，維護了國有資產的安全和完整，保證了職工的正當權益。今年每個行政事業單位都配備了國資專管員，負責對部門占用的國有資產進行監管，定期進行清產核資，健全資產帳簿及臺帳，保證了資產安全完整。

第三篇：創新機制完善政策形成全國推進人才發展的合力

創新機制完善政策形成全國推進人才發展的合力

人民網北京11月15日電 國家重大人才工程推進協調會14日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組部部長李源潮指出，要堅持高標準、高質量，創新機制、完善政策，形成全國推進重大人才工程實施的合力。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確定，今后十年我國要實施創新人才推進計劃、青年英才開發計劃、企業經營管理人才素質提升工程、高素質教育人才培養工程、文化名家工程、全民健康衛生人才保障工程、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專業技術人才知識更新工程、國家高技能人才振興計劃、現代農業人才支撐計劃、邊遠貧困地區邊疆民族地區和革命老區人才支持計劃、高校畢業生基層培養計劃等12項重大人才工程。到目前為止，各項重大人才工程實施方案已經全部出臺，轉入全面實施階段。

李源潮指出，重大人才工程是落實國家人才發展規劃、實施人才強國戰略的重要抓手。現在我國人才發展的大環境很好，要抓住機遇、有序展開，全面推進各項人才工程。要

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對人才的需求變化，及時調適人才工程的目標任務，確保培養出事業發展、國家發展需要的優秀人才。要不斷創新和完善政策措施，對一些難點問題先行先試，推動形成優秀人才脫穎而出的體制機制。要探索建立人才工程經費保障機制，加強對財政投入經費的管理，確保經費使用合理、高效、廉潔。

李源潮指出，要完善重大人才工程推進協調落實機制，加強工程的效用評價和經費使用監督。要調動地方和用人單位的積極性，以工程實施帶動地方人才隊伍建設，形成全國推進重大人才工程的合力。要加強對實施重大人才工程重要意義、目標任務、政策措施的宣傳，進一步營造人才發展的良好氛圍。

中組部、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財政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農業部、衛生部和國務院國資委負責同志參加會議。

第四篇：扎實開展家訪,形成教育合力

扎實開展家訪，形成教育合力

太乙一小

2011年暑假期間，我校按照上級相關要求，繼續深入開展了班主任和任課教師共同參與的家訪活動。本次活動共有35位教師參加，共走訪學生近600名，占學生總數的50%。本次家訪活動，進一步加強了學校與家庭的交流溝通，完善了學校、家庭、社會“三位一體”的教育網絡，家訪工作達到了預期效果。

一、開展暑期家訪活動的主要做法

1、提高認識、精心組織。

學校對家訪工作高度重視，精心組織，認真做好了家訪活動前的準備工作。在確定家訪工作后，召開專門會議，成立了以校長胥戀為組長的家訪工作領導小組，由教導處制訂了切實可行的家訪活動實施方案，發放了家訪情況反饋記錄表，切實把工作落到實處，讓每一位教師充分認識到家訪是教師了解學生、聯系家長、提高教育教學效果的必要途徑和自覺行為，避免了走過場現象的發生。

2、制定計劃，提高效率和效果。

我校以年級為單位將全體教師分成了六個家訪小組，明確規定班主任家訪總數不少于本班學生的三分之一，其他任課教師家訪不少于5人次。采取以班主任為主，其他任課教師為輔的家訪方法，要求全體教師事先確定家訪對象，要求對留守學生必須全部家訪，對所訪學生家庭情況要盡可能深入的了解，提高家訪工作的針對性，重點放在特殊家庭學生和行為偏差生。

3、明確要求、認真落實。

學校在家訪活動開始前，確定了以登門走訪為主，家長會、電話、互聯網和書信等為輔的家訪形式，由教導處統一發放了“家訪

到她家時，她們母女倆非常高興，熱情地接待了老師。在老師表揚了孩子的進步，家長也介紹了孩子在家的表現，孩子在家很懂事，主動幫媽媽干家務，知道關心體貼媽媽了，還介紹了孩子假期的安排。吳老師提出了建議，希望孩子在復習功課之余多參加體育活動，適當發展特長，也可外出旅游，開闊眼界。最后，吳老師還把為她精心挑選購買的一套課外書送給了他，孩子和媽媽連連道謝，媽媽的眼里還有淚花在閃。孩子動情地說：“老師，我一定會好好學習的。我??”孩子哽咽了。她捧出了她精心繡成的一幅十字繡送給了老師。這情景把我吳老師也感動了，一股暖流在老師的心中涌動。以真誠的愛，去溫暖學生的心，家訪讓老師走進了學生心里，溝通了師生感情，為班主任工作揚起了風帆。

3、家長和社會高度贊譽，達到了預期的效果。

通過本次家訪，我們及時掌握到家長對學校教育工作中的要求與建議，解除家長對學校教育工作的疑惑和不解。全面聽取了社會各層面對我校教育教學的意見，并將之反饋給學校相關部門或個人，發現并彌補學校教育教學過程中的不足之處，進而推動教師自覺改進教學方法，提高教學水平，促進了學校教育教學工作的發展。從而擴大了學校的影響，樹立了學校的良好形象。

三、開展家訪活動的經驗

1、要增強教師的家訪藝術。

老師上門家訪，會讓學生感受到老師的關注和重視。這對學生是一種激勵，對家長也是一個觸動。有利于教師、家長、學生之間迅速達成共識，產生良好的教育效果。家訪的目的是關心、愛護、轉化、教育學生，而不是因教師管教不了才去向家長“告狀”，因為這無異于給家長送去一根“棍子”，學生回家不免要受嘮叨之苦。

2、要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

教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處處為人師表，家訪過程中，老師的衣著、言談舉止都要體現一個老師的身份。有的家長出于感激之情，送些禮物給去家訪的教師，對此要婉言謝絕，不要接受家長饋贈的任何禮物 ；家訪時選擇恰當的時間，切不可在飯時上門，并且不要在學生家中用餐。

3、家訪后的延續工作應及時跟進。

此次家訪都是在老師們的休息時間進行，雖然辛苦卻很有價值。一方面，教師利用休息時間去家訪，深受學生和家長的歡迎，加深了他們對老師的敬意和對教師工作的理解，另一方面為今后的相互溝通和相互合作奠定了牢固的感情基礎，有助于為學生創造一個學校與家庭默契合作的，和諧的教育環境。家訪后各小組都總結了經驗，對各位受訪學生的情況也作了一定的文字說明，這些寶貴的資料有助于對學生進行因材施教。

四、開展暑期家訪活動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

1、有些家長對子女有求必應，以至于溺愛和放縱，從而使孩子形成了驕縱的心理。他們在言論、態度、行為等方面表現出挑吃挑穿、愛耍脾氣、愛哭鬧、懶散等不良的行為習慣，這給學校教育帶來諸多的難處。

2、有些家長只看重自己子女的學業成績而忽視或放松了對子女的思想品德方面的教育。還有的家長對素質教育不理解、不支持，甚至對素質教育提出質疑，與其背道而馳。這使學校教育孤掌難鳴，有些工作開展不開。

3、有些學生家長只顧做生意，對孩子的學習不聞不問，孩子缺乏必要的家庭教育。他們變得越來越野，使學校教育工作難上加難。而學校與家長聯絡也往往是徒勞而返。

解，有些家長僅僅從學生的片言片語中知道學校的發展。今后要盡可能通過各種渠道加強學校的宣傳。

2、多渠道溝通家庭和學校。

盡管我校一直采取多種辦法，加強與家長的溝通，但在溝通深度和廣度仍存在不足，我們認為還可通過多層面召開家長會，擴大溝通面。從前年開始，我校新生入學前提前召開學生家長開會，提前將學校的辦學方針和管理制度以及管理要求告訴家長，指導家長更好的配合學校教育孩子。這種做法得到了家長的大力支持，這比在社會上粗泛宣傳更有效。今后，在這些渠道的基礎上要結合登門拜訪、電話、書信、互聯網等形式多渠道的增進家庭和學校的溝通，聯手教育好孩子。

3、家訪活動要長期化、制度化。

教師與家長面對面的交流便于雙方更全面的、更深入的了解學生，師生在和諧的氣氛中會解決諸多問題。教師與學生心貼心的家訪更能鼓勵學生，為在未來教育工作中促進學生健康全面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家訪活動無疑是成功的，但這項活動不應該象“學雷鋒”活動那樣給人們“三月來，四月走”的印象。應該長期化、制度化，堅持不懈，循序漸進，形成家校教育的良性循環，以真正達到教育的目的。

教育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學校、家庭、社會的共同參與，家訪則是這一系統工程中的重要一環。我校今年的家訪活動，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在今后的家訪活動中，我們要更加細致的做好準備工作，家訪結束后要繼續跟蹤了解家訪后學生在各方面的發展變化，并及時給以相應教育，并結合實際，采取座談會、家長經驗交流會等靈活多樣的形式扎扎實實搞好與家長的溝通工作。

第五篇：完善反腐機制形成監督合力

完善反腐機制 形成監督合力 07-6-13

○竹

峰

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以保證廉潔從政為目標，加強對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的監督，把黨內監督與各方面監督結合起來，形成監督合力，提高監督實效。因此，加強懲防體系建設，必須完善反腐倡廉機制，形成監督合力。

建立健全與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的權力運行機制。近幾年來，圍繞加強監督機制建設，集團公司黨委和紀委作了大量的工作，開展了卓有成效的懲防體系建設，形成了有效的縱向監督體系和懲處措施，但從全局來看，還缺乏與集團公司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完善有效的權力制約機制，缺乏行之有效的跨部門的橫向監督協調機制和措施，致使制約權力的機制較“軟”、較“虛”，致使一部分掌握實權的權力機關和權力行使者，沒有得到更加有效的監管，導致了個人或集體違紀案件的發生。因此，為了確保集團公司跨越式發展的順利進行，必須建立健全與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的權力運行機制，加強對權力決策機構（個人）及權力執行者之間的相互制約機制，以監促廉，從而建立一個與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的權力運行機制，塑造勤儉、廉潔、高效的企業形象。

我們可以通過劃分各種監督機制的功能和責任，重視監督系統的層次性和明確劃分不同層次監督機制的職責權限，加強監督的總體規劃和避免各種監督機制的相互碰撞，進而使各種監督機制既能發揮積極主動性和創造性，又能發揮監督系統的整體功能，形成監督系統的合力。重視和依靠廣大職工群眾的民主監督，使“舉報箱”、“舉報電話”、“領導接待制度”等監督措施真正發揮作用；強化職能部門的監督，使對同級黨委及其成員的監督檢查名副其實，切實解決一些廣大職工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防止“一言堂”和個人專斷；全面推廣和落實“兩公開一監督”制度；把群體監督的威力性與輿論監督的曝光性有機結合起來。總之，正如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強調指出的，在建立和發展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我們“要切實加強各級黨組織和紀律檢查機關對黨員干部的監督，加強人民群眾、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對我們黨的監督，建立健全黨內和黨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的監督制度”，從而形成強有力的監督網絡，發揮監督的整體效能。

強化以權力互相制約為主要內容的內部監控機制。從反腐敗斗爭中揭露出來的大量違法違紀案件看，許多腐敗分子作案手段并不高明，但卻為所欲為，暢通無阻，屢屢得手，一個突出的原因就是有些單位和部門疏于防范和管理，內部監督制約機制不健全，監督不到位，制約不得力。強化內部監督制約，核心是強化對權力的監督制約，關鍵是不能把具有相互制約的職責和權力集中于某個部門或某個人，權力應進行適度分解和有效的制約，改變“一言堂”的專權結構。對掌管“人、財、物”等容易產生腐敗、滋生不正之風的重要崗位、環節和部位，在定期進行崗位輪換的同時，還要加強崗位內部的制約機制建設，強化業務和分工的制約，制訂必要的權力運行程序，不經過有關權力運行的制約程序，權力就不能生效，形成互相制約的權力格局，即以權制權。通過在個人、群體和不同機構中合理配置權力，達到權力的相互啟動與適度分散及平衡。當一種權力的行使超過其合法限度時，就會引起相關權力的自行制約與限制，這樣一種權力制衡機制應包括規定權力實施的程序和標準、權力行使各個環節上的互相制衡、廠務公開、個人重大事項申報、離職審計和崗位交流等制度。

加強專職監督力量，建立具有相對獨立性、高度權威性的監督機構。從現行的體制來看，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實行的是雙重領導體制，受上一級紀檢監察機關和同級黨委的雙重領導，起主要作用的是同級黨委。由于種種現實因素，便出現了監督客體領導監督主體，監督主體依附于監督客體的狀況，這在客觀上使監督者難以履行監督職能，缺乏執紀的自主性、獨立性，使紀檢監察工作容易受到權力的干擾和關系網的阻撓，尤其是涉及到同級黨委個別領導者的權益時更為突出。這便大大削弱了職能監督本身的力度。為了改變這種現狀，我們可以在借鑒國內外先進經驗的基礎上創造具有集團公司特色的做法。一是考慮到目前改革的可行性，可以采用“分散宣教，集中懲處”手段，即各基層紀委在行使黨風廉政宣傳教育方面，只對同級黨委進行宣教工作、效能監察工作和黨風廉政日常考核等工作，而查辦案件工作要由集團公司紀委、監察處集中管理，紀委不辦本單位的違紀案件，而是由集團公司紀委監察處統一從其它單位協調辦案人員和力量進行案件調查核實。其經費及物資設備由集團公司紀委監察處報請集團公司專門渠道審批撥付，各基層紀委干部的任免及福利待遇由集團公司負責。二是賦予更大的權限，增強監督手段。也就是說，為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監督實踐的新特點、新動向的要求，不論所建什么樣的監督主體機構，都必須充分協調以紀檢、監察、審計、保衛四個部門的職能和手段，賦予一定的紀檢監察權、偵查權、審計權。從而形成案件調查和懲處四位一體的高度集中的調查權。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形成合力，發揮綜合監督效能。

而官員們的態度、感染者的命運、疾病導致的鰥寡孤獨們的現狀和未來，也都被持續不斷地記錄著。這個被疾病改變的村莊，某種程度上也被傳媒改變著。不管是文樓本身的獨特性使然，還是新聞的職業慣性使然，它變成了一個農村艾滋病醫療的試驗田，一個艾滋病政策的試驗田，也變成了中國艾滋病報道的試驗田。最終，它也檢驗著民間力量、政府作為和媒體在災難面前可能達到的效率，以及這種效率的實現方式。

事實上，新聞發源地的形成，不僅三農問題和艾滋病問題如此，也不僅湖北、安徽、河南如此。2003年的一篇新聞學的論文曾對一家報紙自1998年到2003年5月5年中所謂“批評報道”所涉及的省份進行定量分析，涉及出現頻率最高的5個省份的報道，占該報“批評報道”總數量44．6％，而湖南、湖北、河南3省均居其中，各占8．5％。當然，它們都屬于國家“中部崛起”戰略中所指的中部。

“中部”的新聞事件頻發和中國媒體記者的“心理慣性”相輔相成，共同把“中部”塑造成了中國新聞傳播的地理中心之一。諸多全國性的政策、話題、社會現象，都在這個地理中心里變成細節翔實的新聞事件。

多數情況下，這樣的新聞事件及其揭示的社會問題，對觀察者而言，像是公眾傳媒上的傷口，從中可以窺測中國時代轉型的錯位和落差，以及它們帶來的傷痛。

從這一點來說，中國的新聞本無所謂地域的分別。“中部”作為傳媒觀察的關鍵出現，是因為“中部”新聞事件的高密度使公眾傳媒的傷口變成了輿論的潰瘍，不僅觸目驚心，而且經久難愈。新聞發生的密度也成了新聞。

監督傳播效率

阜陽假奶粉和大頭娃娃一事天下大白后，本地媒體在全國矚目前已有報道；嘉禾拆遷事件轟動一時，引起全國關注的報道卻最早見于北京《新京報》。

許多年輕的記者在采訪中常常遇到年長的采訪對象突然跪倒在地，聲淚俱下。屬于“上層建筑”的來自遠方的新聞媒體，常常被含冤受屈者視作冤情獲得轉機的可能性之一。

地方性的新聞個案受到全國媒體的一致關注，并且很快形成某種傾向性的輿論，過程十分復雜。市場化媒體的機動性近年已有增強，但覆蓋范圍還很難做到無遠弗屆。網絡新聞的普及，以及同行間的競爭，一方面對媒體快速有效地采集新聞提出了高要求，另一方面縮短了媒體的觸角所及，或者說操作半徑。中部6省地處北京、廣州和上海之間，乘坐飛機或汽車等快速交通工具，基本上一日可至。這使它天然地處于幾個媒體集中而且影響力大的媒體重鎮的操作半徑之中。中部事件成了本地新聞而外的全國性新聞競爭的第一落點。中部的事件動輒驚動全國，與此不無關系。

這些跨地區的新聞操作，一般被讀者也被報道涉及的地方政府歸之于所謂“負面新聞”或“批評報道”。地方官員常常認為，媒體的“批評報道”有損本地區在全國輿論乃至社會心理中的“形象”，因此轉而從動機上指責具體報道的記者和媒體。中國新聞媒體一線的記者常常遭到某些重大新聞事件當事人的質疑：

全國都有這樣的事情，為什么單單要報道我們？

那些象征性的新聞事件，比如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2004年的“阜陽假奶粉事件”和“嘉禾非法拆遷事件”，背后指涉的收容遣送制度、農村食品安全和城市化中的拆遷問題，不獨廣東、安徽或湖北才有，而是全國大范圍長時期普遍存在。媒體對各地相關事件的輿論監督也一直不斷。然而只有上述事件最終驚動高層，社會呼聲強烈，指向鮮明。政府也正是借這些個案，因勢利導，出臺了相關政策，使類似事件朝著可以解決的方向邁一大步。

實際上，這些并不鮮見的新聞能夠被廣泛報道、轉載和評論，促成經年積久的社會現象發生實質性的改變，究其原因，只能說那些看似孤立的事件，充當了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問題普遍存在和媒體的關注曠日持久，使矛盾充分顯露，輿論背后集聚的社會力量才能形成明確的改革訴求，這種訴求將尋找個案作為突破口，從而得以表達。新的政策在民意的支持下，迅速出臺推行。

有人將“中部”各省的高曝光率，歸之于中部與中國幾個媒體密集的城市的距離，以及中部地區經濟發展相對緩慢，改革難度大，暴露問題相對較多之故。

“中部”的新聞事件之所以易于形成全國性的輿論合力，與中國新聞的“地緣格局”的確有關。中部作為重要的資源和勞動力輸出地，重要的商品糧基地，這種資源輸出的經濟位置，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被再三強化。中部“發展慢，改革難，問題多”，背后實有更深遠的歷史結構在發揮作用。

從這個角度來說，“中部”的媒體形象是一個象征符號，從更長遠和更大范圍內來說，傳媒對“中部”的觀察，是將其視作中國歷史格局--尤其是“現代化”過程中的切片和標本。中部的水災和礦難，三農問題和河流污染和艾滋村，這些與中國發展未來走勢高度相關的議題，急需媒體形成接近的價值判斷，形成輿論的合力，集體發揮社會功能。

新聞的慣性與惰性

艾滋病防治志愿者烏辛堃給本刊記者發來郵件說，他剛剛經歷了一次Journey to the heart of china(中國心臟地帶的旅行)，途經山西、河南和安徽3省。他解釋說：用“Journey to the heart of china”來形容這次旅行，首先是因為This land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red earth supposed to be the birthpla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power and wealth．(這塊有黃河和紅土的土地被看作中國文明、權力和財富的源頭)，而如果不是用“心”體驗，不是共同生活的經驗，很難對這塊土地上的問題有更深的認識。

他委婉地說，媒體對艾滋病的報道，使更多的人了解了中國艾滋病和艾滋病人的現狀。然而，媒體有一種“渲染悲傷”和“報憂不報喜”的傾向。當跟他一起到艾滋村的大學生看到感染者仍然像正常人一樣生活之前，很多人一直以為，一旦感染艾滋病，就會氣息奄奄。

在2005年春節前安徽、江蘇等地發生流腦的時候，傳染病專家姚文虎略帶不滿地表示，很多采訪他的媒體，連“暴發、散發、流行、大流行”這些流行病學的術語的區別尚還一無所知，新聞標題用語有誤。“這絕對不利于人們判斷形勢、不利于傳染病醫生開展工作。(未完)

為輿論監督提供制度保障--知情權與表達權對輿論監督的意義 關鍵詞： 輿論監督 知情權 表達權 法制保障 [摘要]：

近年來，黨和國家的重要文件一再強調”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本文認為，知情權與表達權的確立，為輿論監督提供了法制化的制度保障，具有重要的法制意義。

2007年春天以來，我國新聞媒體掀起了此前少有的輿論監督浪潮：”重慶釘子戶“，”廈門PX項目“，”無錫太湖藍藻“、”山西黑奴工“，”陜西華南虎“......無不激起巨大的社會反響，推動有關問題的解決，令人刮目相看。新聞界一向感嘆輿論監督難，為什么如今能夠突破某些條條框框的限制，大刀闊斧地開展輿論監督？原因自然多種多樣，而黨和國家有關輿論監督的新理念、新政策以及相應法規在十七大前后的出臺，不能不說是重要原因。2006年10月，中共中央十六屆六中全會《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首次提出：”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2007年3月，溫家寶總理在十屆人大五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重申：”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同年10月，黨的十七大勝利召開，胡錦濤總書記在政治報告中莊嚴承諾：”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渠道，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黨和國家的重要文件如此一再強調”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而且”四權“并舉，充分體現了黨和國家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深化民主法制建設的決心與信心。

字面上，上述”四權“并沒有明確講到”輿論監督“。但是，”監督權“已包含了”輿論監督“的內容。我國憲法第27 條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必須依靠人民的支持，經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聯系，傾聽人民的意見和建議，接受人民的監督“。第41 條規定：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這就意味著，公民監督權具有憲法依據。”從概念上看，公民監督權指公民監督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權利，包括批評權、建議權、申訴權、控告權、檢舉權以及運用輿論工具進行監督的權利。“[1]而公民運用輿論工具進行監督，就是輿論監督。所以十七大報告講到監督時很明確地講到了輿論監督：”落實黨內監督條例，加強民主監督，發揮好輿論監督作用，增強監督合力和實效。“ 早在1987年，黨的十三大報告就明確提出：”要通過各種現代化的新聞和宣傳工具，增加對政務和黨務活動的報道，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支持群眾批評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反對官僚主義，同各種不正之風作斗爭。“從此，”輿論監督“就成為此后歷次黨代會政治報告以及其他中央文件的一個重要內容。經過多年的建設，輿論監督已經與立法監督、司法監督、行政監督、黨內監督和群眾監督一起，構成了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監督體系。作為民主政治的產物，輿論監督是公民通過新聞媒體依法對國家機關、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事業組織和個人活動的合法性、合理性進行的了解和評論，是實現言論自由權利的重要手段，是人民群眾參政議政的一種形式，更是實現民主權利的有效手段。[2]隨著現代傳媒業的迅猛發展，輿論監督的作用日益突出。在許多國家，輿論監督已經成為一種跨地區、跨空間、無處不在的有效監督手段，成為反映民情民意的”晴雨表“，監控公共權力運作過程的”電子眼“，捍衛公共利益的”守望者“，預警社會腐敗現象的”警報器“，對整個社會的良性運行發揮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然而，由于種種原因，當代中國的輿論監督總體上還處于比較艱難的境地。曾有人把輿論監督難概括為”四難“：一是采訪難，二是取材難，三是獲得有關部門和單位的支持難，四是解決問題難。[3]當然，千難萬難，主要難在被監督者往往從地方和本位的利益出發，處處設置障礙，甚至毆打記者，非法拘禁記者。2008年初的”西豐事件“，就是一個典型案例。1月1日，法制日報社主辦的《法人》雜志刊登了記者朱文娜采寫的《遼寧西豐：一場官商較量》，報道西豐縣商人趙俊萍遭遇的”短信誹謗“案，其中涉及西豐縣委書記張志國。三天后，西豐公安局和政法委工作人員攜帶立案文書和拘傳文書，到北京《法人》雜志編輯部，以涉嫌誹謗，要求拘傳記者，令輿論一片嘩然。

為什么我國的輿論監督一方面受到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受到人民群眾的喜愛和支持，一方面又困難重重、步履維艱呢？從根本上說，主要是缺乏相應的制度支持。新中國建立之初，中共中央曾決定：”在一切公開的場合，在人民群眾中，特別在報紙刊物上展開對于我們工作中的一切錯誤和缺點的批評與自我批評“[4]，并且領導我國新聞媒體在50年代初開展過有聲有色的輿論監督。遺憾的是，這樣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并沒有納入法制化的軌道，也沒有成為新聞媒體的內在需求。相反，長期以來奉行”正面宣傳為主“的 方針政策，不僅弱化了新聞媒體開展輿論監督的內在沖動，而且為不少人壓制輿論監督提供了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于是，”報喜不報憂“成了新聞宣傳的一種”常態“，”捂蓋子“成了不少人對付輿論監督的家常便飯。國務院新聞辦副主任王國慶在做客央視《新聞會客廳》時說，地方的新聞發言人有這樣的說法：現在發生在一些地方的所謂不好的事情，90%都能”捂住“，只有10%倒霉的給披露出來了[5]。試想，90%都能”捂住“，這難道不正是最生動的注解嗎？ 我們知道，輿論監督是一個過程：首先是新聞媒體把被監督對象的情況傳遞給作為監督者的人民群眾，人民群眾從而對被監督對象的所作所為進行判斷與評價，形成輿論，再通過新聞媒體傳播出來，形成輿論壓力，達到監督目的。由此可見，輿論監督要順利進行，必須首先向公民全面、及時、客觀地提供各種信息。只有公民知情，并且能夠自由表達，才談得上輿論監督。在民主法制的意義上，要有效開展輿論監督，必須保障公民的知情權與表達權。知情權（The Right to Know）是由美國新聞記者肯特?庫柏（Kent Cooper）1945年首先提出的概念，本意是指民眾享有通過新聞媒介了解政府工作情況的法定權利。20世紀50年代以來，知情權逐漸被理解為一種廣泛的社會權利和個人權利，即公民有了解社會活動的權利，包括對國家事務、社會事務和其他事務的了解。

就輿論監督而言，保障知情權是順利開展輿論監督的前提，公民不知情，輿論監督就成為一句空話。但是，輿論監督僅有公民的知情又是遠遠不夠的，因為輿論監督之所以能夠發揮作用，正是因為”輿論“是一種無形的社會力量，而輿論的形成，則是公民自由表達的結果。廈門PX項目、山西黑奴工等重大問題的妥善處理，離不開公民的自由表達。因此，保障公民的表達權，讓公民自由地發表意見、提出批評，就成為輿論監督的內在要求。

所謂表達權，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以各種形式發表、傳遞自己的意見、主張、觀點，參政議政，而不受他人或組織的非法干涉、限制以及侵犯的基本權利。[6]在憲政意義上，表達權屬于精神自由權范疇。因此，表達權也就是表達自由。其中，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是最重要的表達自由。我國憲法第35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這是憲法關于表達自由的規定。從權利內容和特點上看，知情權與表達權具有明顯的差異：知情權本質上表現為公民對多種信息來源的訴求，而表達權本質上則表現為公民對表達意見的自由的訴求。但是，兩者又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當代政治學家羅伯特?達爾在《論民主》中精辟地指出，”多種信息來源“（即知情權）與”表達意見的自由“（即表達權）是民主政治的兩項必要條件。[7]事實上，知情權與表達權何嘗又不是輿論監督的兩項必要條件呢？對于輿論監督來說，知情權與表達權缺一不可。只有保障公民的知情權與表達權，才能為輿論監督提供法制化的制度保障。盡管我國1982年憲法已從根本大法上確立了表達權，但保障的有效性仍然不足。譬如，缺乏政治性重視，缺乏法律的剛性保障，整個社會也缺乏基本的表達權意識[8]。好在歷史終究是要不斷發展，不斷前進的。1987年，十三大報告明確提出：”提高領導機關活動的開放程度，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這是黨的文件最早涉及知情權與表達權的內涵。可以這樣說，十七大前后黨和國家的幾個重要文件一再強調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就是一種政治性重視。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制建設過程中，這種政治性重視必將逐漸轉化為法制性規范。

事實上，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已經落實為信息公開制度的確立。經過數年努力，一部以”以公開為原則、以不公開為例外“為根本理念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2007年1月17日經國務院第165次常務會議通過，并在2007年4月5日公布，將于2008年5月1日起施行。全國人大常委會2007年8月30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從2007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這部專門法律刪除了2006年草案中對媒體報道的限制性規定，即：”新聞媒體違反規定擅自發布有關突發事件處置工作的情況和事態發展的信息或者報道虛假情況，將由所在地履行統一領導職責的人民政府處以5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款。“"突發事件的相關信息由該地人民政府統一發布，新聞媒體的相關報道也歸其統一管理。”這一刪除表明，最大限度地保證信息發布的暢通、透明和準確，已在法律上得到了充分確立。這樣，輿論監督也就獲得了一種法制化的制度保障。2007年11月3日，記者在安徽省六安市采訪，因涉及對當地政府一個職能部門的批評，市委宣傳部一名領導橫加阻攔，甚至辱罵、威脅記者。對此，新華社發表的一篇時評嚴正指出，“阻撓輿論監督是蔑視人民知情權”[9]。這一評論表明，保障知情權已成為開展輿論監督的法制依據。在確立知情權、表達權以及監督權的過程中，輿論監督也受到黨和國家的充分重視與大力提倡。1945年7月，在回答民主人士黃炎培如何解決一個國家“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率問題時，毛澤東明確指出：“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歷史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10]毛澤東“讓人民來監督政府”的理念，令人怦然心動，不過這僅僅是一種“私下”談話，而非正式文件。令人鼓舞的是，溫家寶總理在2004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引用毛澤東的話，首次在國家正式文件中指出：“只有人民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會懈怠。”強調各級政府“要接受新聞輿論和社會公民監督”。2008年3月5日，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又進一步提出，“創造條件讓人民更有效地監督政府。”毫無疑問，“讓人民更有效地監督政府”并且“創造條件”加以推進，已經成為國家對輿論監督的基本價值取向。我們欣喜地看到，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的倡導，正在成為越來越多的地方領導人的自覺追求。海南省委書記衛留成曾感慨，“輿論監督和媒體曝光是促進我們解決老大難問題的一種契機。”[11] 2008年1月，新一屆云南省政府上任伊始，即推出兩項“輿論監督新規”：一是將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納入對行政首長進行“問責”的依據之一；二是在新修訂的《云南省人民政府工作規則》中，新增“省政府及各部門要接受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的規定[12]。盡管云南省政府如何落實這兩項輿論監督新規還有待觀察，但這種重視輿論監督的制度建設無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4月15日，被河北省人大常委會任命為省政府副省長、代理省長的胡春華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歡迎新聞界的朋友監督我，也歡迎廣大人民群眾監督我”。有理由相信，在知情權與表達權的制度保障下，輿論監督必將達到一個前所未的廣度與深度，也必將在當代中國的政治民主建設過程中發揮更大的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