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房價與地方財政

關于房價與地方財政

日前，住建部部長姜偉新表示，今年將繼續堅定不移地加強房地產市場調控，并適時會同監察部對省、市人民政府穩定房價工作進行考核，對政策落實不到位、工作不得力的，將進行約談直至追究責任。

半年前，房價近乎脫韁時，也有過類似的說法。遺憾的是，盡管有關部門多次表態，截至目前，人們還沒有看到有地方政府在樓市調控中被追究責任。

：“國十條”等樓市政策的一部分措施，被有些地方在執行時“打折”了。人們期望看到令行禁止、政令暢通，期望調控收效明顯、百姓受益。

地方在調控中動力不足，原因或在于地方利益的考量及其對土地財政的高度依賴。一些地方擔心調控可能影響地方經濟和財政收入，對如何主動參與調控缺乏考慮和研究。更嚴重的是，有的地方嘗到了土地財政的甜頭，他們為獲取高額土地出讓金，采取種種措施，推高地價，抬高房價，以此換取好看的GDP和政績。這阻礙了樓市調控的成效，損害了群眾利益。落實調控政策，需要多方面努力，尤其依托于地方的有力執行。有令不行，調控就難免“雷聲大雨點小”，不僅房價難穩，政府的公信力也會受到損害

土地財政不可持續。如何推動地方政府財權與事權相適應，規范土地征收行為，用好土地出讓金收入，解決地方政府面臨的“錢少事多”的現實難題，

第二篇：地方財政

第一章緒論

1.地方政府:是與中央政府相對應的,是國家為進行行政管理而劃分的各級區域或地方,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以下各級政府的統稱.2.地方財政的地位：

(1)地方財政在地方社會和經濟發展中的地位:①是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產品或公共服務的物質基礎;②是地方政府調節社會和發展經濟的重要手段;

(2)地方財政在國家財政體系中的地位:①從財政機構的設置來看,地方財政處于我國國家財政的基礎環節;②從國家預算收支執行來看,地方政府在財政收入征集中起著主導地位;③從財政法規,財政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來看,其執行,檢查,監督和管理工作大部分由地方來完成;

(3)地方各級財政在地方財政體系中的地位:①省財政是地方財政的主導;②城市財政是地方財政的支柱;③市轄區,縣,鄉財政是地方財政的基礎環節.3.預算外資金:指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為履行或代行政府職能,依據國家法律,法規和具有法律效力的規章而收取,提取和安排使用的未納入國家預算管理的各種財政性資金.4.制度外收入:主要是指地方政府的各種集資,自籌資金,毫無依據的亂收費,亂攤派和亂罰款,其中很大一部分屬于違規收入.5.預算外資金和制度外資金存在的影響:一方面,對于促進地方的經濟建設,提高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產品或公共服務的水平和質量有著積極地作用;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對預算外資金和制度外資金的高度依賴,將會破壞政府總預算的約束和國家預算的完整性,導致政府行為的隨意性和非規范性,使得公共資金的使用監督乏力,為腐敗現象提供了機會,也給公共支出分析工作造成了極大困難.第二章地方政府的職能

1.市場缺陷的主要表現:競爭失靈;公共產品;外部效應;偏好不合理;信息的不完全;宏觀經濟失衡;收入分配不公平.2.市場經濟下的政府職能:資源配置職能;穩定經濟職能;收入分配職能.3.政府間事權劃分的原則:受益原則;行動原則;技術原則.4.中國政府間職責分工和事權劃分的基本現狀:①政府職能越位與缺位并存;②政府間事權缺乏明確的劃分;③中央與地方事權錯位,事權層層下移;④政府事權與財權的不統一.5.完善我國政府間事權劃分的政策建議:①劃分政府和市場的界限;②科學界定由中央與地方的職能分工;③政府間事權的劃分必須法制化;④實現事權與財權的統一.第三章地方公共產品

1.公共產品:指在消費過程中,同時兼有非排他性與非競爭性的產品.2.非競爭性:一旦公共產品提供出來,沒有必要排斥任何人對它的消費,因為該物品消費者的增加并不引起邊際成本的任何增加.3.非排他性:即公共物品一旦提供出來,不可能排除任何人對它的消費.4.俱樂部產品:指在一定范圍內其消費具有非競爭性,但卻具有可排他性,即不付費者可以被排除在消費之外.5.布坎南的俱樂部理論:指在確定俱樂部的最優規模,即同時決定人口的最優數量和公共產品的最優數量,應使人均分攤的公共產品成本恰好等于新加入成員所引起的邊際成本.6.蒂布特的以足投票理論:指人們之所以愿意聚集在某一個周圍,是由于他們想在地方政府所提供的服務與所征收的稅收之間尋求一種精確組合,以便使自己的效用達到最大化,當他們在某地發現這種組合符合自己的效用最大化的目標時,他們會在這一區域居住下來,從事

工作,維護當地地方政府的管轄.這個過程就是所謂的“以足投票”.7.地方公共產品的特征:①受益范圍的地域性;②具有俱樂部產品的特征;③具有溢出效應;④具有層次性.第四章政府間財政收入的分配

1.馬斯格雷夫的七條原則:①以收入分配為目標的累進稅應劃歸中央;②可能影響宏觀經濟穩定的稅收應由中央負責,下級政府征收的稅不應與經濟周期相關,否則地方政府的稅收政策可能破壞中央穩定宏觀經濟的努力;③稅基在各地分布嚴重不均的稅種應由中央征收;④稅基有高度流動性的稅種應由中央征收;⑤依附于居住地的稅收較適合劃歸地方;⑥課征于非流動性生產要素的稅收劃歸地方;⑦只要可能,各級政府都應向公共服務的受益者收取使用費,并以此作為財政收入的一個補充來源.2.塞利格曼的三原則:效率原則;適應原則;恰當原則.3.中國政府間財政收入分配存在的問題:①地方政府缺乏正式的收入自主權;②政府間稅種的劃分不合理;③省級和省級以上政府財政集中度過高;④過多的非正式收入自主權;⑤省以下政府缺乏正式的收入分配制度;⑥政府間收入分配的縱向和橫向不均衡.4.中國政府間財政收入分配的改革建議:①增加地方政府的收入自主權,地方政府提供充足的收入;②加強對地方政府收費制度的管理和監督;③完善政府間轉移支付制度;④在省以下確定政府正式的收入分配制度.第五章政府間轉移支付

1.政府間轉移支付:指資金在各級政府間的無償轉移.它是以各級政府之間所存在的財政能力差異為基礎,以實現各地公共服務水平的均等化為主旨,而實行的一種財政資金轉移或財政平衡制度.2.政府間轉移支付實行的理由:①解決政府間縱向和橫向財政不平衡;②解決“轄區間外溢”問題;③使地方政府的支出結構和水平與中央政府的目標一致;④刺激地方政府努力增加本地收入;⑤穩定經濟.3.粘蠅紙效應:一級政府提供補助是為了在提供共同承擔的服務方面“粘住”受補政府,而不是以低稅收的形式補給納稅人,結果補助金形勢下的公共服務水平比將補助直接轉給個人的情形要高.4.政府間轉移支付的形式:

(1)依據撥款資金的用途有沒有具體的規定可以將撥款分為:①有條件的撥款(包括非配套撥款,不封頂的配套撥款和封頂的配套撥款);②無條件的撥款.(2)依據撥款資金的分配是否要求地方承擔一定比例的配套資金,可以分為配套和不配套.(3)依據對配套的撥款資金是否有封頂的限額,可以分為封頂的和不封頂的.5.政府間轉移支付效應分析:

(1)無條件撥款的效應:①無條件撥款具有收入效應,在不改變私人產品與公共產品相對價格的條件下,使得公共產品與私人產品的需求量增加;②無條件撥款會使得地方公共產品的支出增加,但增加額一般小于中央政府的撥款額,主要是一部分補助資金向私人產品轉移,具有漏出效應;③無條件撥款一般不會改變地方財政的偏好,不直接干預地方財政的決策內容;④無條件撥款主要用于彌補地方財政缺口與均等地方財政地位.(2)有條件非配套撥款的效應:①有可能改變地方的決策;②仍有間接的漏出效應;③接受有條件非配套撥款的公共產品量會有較大幅度的增加.(3)有條不件封頂的配套撥款的效應:①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②有助于地方降低稅率,增加地方社會福利;③此類撥款是校正正外部效應的一種辦法.6.我國政府間轉移支付制度存在的問題:①各級政府之間事權劃分不清,轉移支付制度缺乏可靠的核算依據;②轉移支付形式多樣化;③具有均等化效果的“一般性轉移支付”相對規模不夠大,均等化作用不明顯;④轉移支付并存著補助與丄解雙向資金流動形式;⑤建立在中央與地方事權劃分不清基礎上的專項撥款,難以體現中央政府的政策意圖,且分配很不規范;⑥中央對地方《過渡期轉移支付辦法》以及省以下轉移支付有待加強和完善.7.我國政府間轉移支付制度的改革與完善:①規范政府間事權的劃分;②規范我國政府間轉移支付的形式;③統一轉移支付標準,以因素法代替基數法;④適度提高過渡期均等化轉移支付的規模;⑤清理專項撥款,適當改進撥款辦法;⑥建立完整的省以下轉移支付制度;⑦改變財政轉移支付的模式.第六章地方財政支出

1.購買性支出:指政府在商品和勞務市場上購買所需商品和勞務的支出.2.轉移性支出:指政府單方面,無償的資金支付,沒有相應的取得商品和勞務.3.地方財政支出規模:是指在一定財政內地方政府通過預算安排的地方財政支出總額.其指標有:絕對標準和相對標準

4.社會保障:是國家向喪失勞動能力,失去就業機會以及遇到其他事故面臨經濟困難的公共提供的基本生活保障.第八章地方公共收費

1.公共收費:是政府部門及其授權單位在向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時,依照有關規定收取的費用,其實質是用于補償提供這些產品和服務的全部或部分成本.2.規費:指政府部門為公民提供某種特定服務或實施行政管理所收取的手續費和工本費.使用費是對政府所提供的特定公共設施或公共服務的使用者,按照公共定價的原則收取的使用費.3.我國地方公共收費存在的問題:①地方政府收費數額大,規模日益膨脹;②現行許多收費不合理;③收費資金使用效益不高.4.地方政府收費規模膨脹的原因:①為促進經濟改革與發展籌集資金;②分權化改革的必然結果;③費養人的壓力;④地方政府不具備相應的稅收立法權.5.地方政府公共收費的完善:

(1)理順政府征稅與收費的關系:①將部分收費改為征稅;②擴大現有稅種的稅基,將某些收費項目相應納入現行稅種中,合并征收;

(2)規范費;(3)建立一個規范的收費定價體系;(4)完善公共收費制度的配套改革.第十章農村財政

1.農村公共產品:是相對于農民私人產品而言,用于滿足農村公共需要,在消費過程中有非競爭性與非排他性的社會產品.2.農村公共產品的特征:①絕大多數農村公共產品屬于準公共產品,具有較強的外溢性;②農民私人產品對農村公共產品的依賴性;③絕大多數農村公共產品為地方公共產品,具有一定的地域性.3.縣鄉財政的收支特征:①縣鄉財政收入規模小;②縣鄉財政支出顯示持續增長的趨勢;③縣鄉政府對預算外資金具有很強的依賴性.4.“市管縣”存在的問題:①不利于城鄉一體化的發展;②造成了縣鄉財政困難;③阻礙了縣域經濟的發展.5.省管縣的優點及其存在的問題:省管縣的財政管理體制就是由省來直接確定與縣以及地級

市之間的財政分配關系.其優點有:①充分調動了縣級發展經濟的積極性,促進了縣域經濟的快速發展;②減少了管理層次,提高了管理效率;③改變了市級政府的理財思路,變過去靠集中縣市財力來維持市級政府工作運轉為市級政府要靠發展本級經濟來帶動縣域經濟發展;④相對提高了縣級政治地位,增強了縣政府對經濟社會事務宏觀調控能力的同時,也減輕了市級財政的壓力,促進了市一級的改革和發展.其存在的問題:①實行省管縣的財政體制與現行法律規定的矛盾;②實行省管縣財政體制與現行行政管理體制的矛盾;③實行省管縣的財政體制,省管理范圍和幅度的擴大,對省級財政的調控能力提出了嚴峻挑戰,也給省級財政帶來了壓力;④實行省管縣的財政體制在有效避免了市刮縣弊端的同時,也降低了有條件的市對縣的財政扶持作用,市對縣的帶動效應無形中弱化了,這不利于城鄉統籌和區域協調發展.6.鄉財縣管:指在鄉鎮財政預算管理權,資金所有權和使用權,財務審批權不變的情況下,以鄉鎮為獨立的核算主體,實行“預算共編,賬戶統設,集中收付,采購統辦,票據統管”的財政管理體制,由縣級財政主管部門直接統籌管理并監督鄉鎮財政收支,同時調整鄉鎮財政所管理體制和職能.7.鄉財縣管財政管理體制的作用及其存在的問題

作用:①約束了非正常開支,確保了鄉鎮工資的正常發放;②有效地防止了鄉鎮截留挪用,坐收坐支和亂收濫支;③有效的制止了鄉鎮政府亂收費的行為;④鄉鎮財務得到了有效的規范和監督;⑤遏制了鄉鎮債務的膨脹.存在的問題:①改革只局限在基層政府;②加劇了鄉鎮公共服務供給缺位;③光有縣管恐怕也難以禁止鄉財亂用.8.目前農村財政存在的問題:①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不足與農民負擔的加重;②農村基層財力不足,縣鄉財政困難;③鄉鎮政府責,權,能嚴重脫節.9.我國農村財政體制的完善:①科學劃分各層次政府供給農村公共產品的職責;②進一步完善省管縣和鄉財縣管,減少財政級次與行政級次;③改革農村公共產品制度外籌資制度;④進一步深化分稅制改革,擴大地方財政自主權.十一章城市財政

1.城市政府的職能: 指城市政府在市場機制規定的責任范圍內,在城市經濟運行過程中所具有的作用和功能.2.城市公共產品:是指在城市范圍內滿足城市居民公共需求,在消費過程中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產品.3.城市公共產品的特征:受益范圍的有限性;空間上的高度密集性;使用上的高效性.4.城市財政的作用:①支持城市基礎設施的建設;②滿足城市多樣性的需要;③為國家和地方籌集資金;④城市財政是組織城市經濟,發揮城市功能的有力保障.十二章區域非均衡發展戰略中的地方財政

1.涓滴效應或擴展效應:指發達區域對不發達區域所產生的有利影響.2.極化效應或回流效應:指發達區域對不發達區域所產生的不利影響.(赫爾希曼提出涓滴效應與極化效應;繆爾達爾提出擴展效應和回流效應)

3.經濟特區與經濟開發區財政特征:財政收入增長速度快;結構的外向性;財政支出規模不斷擴大;財政支出結構的公共性;財稅體制和財稅政策的優惠性.4.民族地區財政的特征:民族性;自治性;財政資金的短缺性,自給率低,對上級財政的依賴程度高;行政管理經費支出大,必要的特殊支出多.十三章經濟發展中的地方政府間財政競爭

1.地方政府之間的財政競爭:主要是指一國國內地方政府間為了增強本轄區的經濟實力,提高本轄區內的社會經濟福利,以財政手段進行的各種爭奪經濟資源的活動.2.我國地方政府間財政競爭的成因:①地方政府間財政競爭是我國行政分權改革的結果;②中央政府的區域性稅收優惠政策促成和加劇了地方政府間的橫向財政競爭;③稅權劃分和征收管理格局是影響我國地方政府間財政競爭的制度因素;④地方政府官員的績效考核機制不合理.3.我國地方政府財政競爭的效應

(1)積極效應:地方政府之間的橫向財政競爭促進了資源和經濟活動在地區間的流動,對于吸引外部投資和資源的流入,發展當地經濟,增加就業,增加財源有著一定的積極作用.(2)消極效應:①地方保護主義導致經濟運行機制扭曲,市場信號失真,干擾宏觀經濟平衡,無法實行資源的有效配置;②不規范的稅收競爭違背了稅收公平的原則,破壞了依法納稅的環境;③過度的財政競爭造成了大量稅收收入的流失,隱藏著巨大的財政風險;④過度的競爭壓力,導致地方政府只注重經濟效益,忽視了社會效益,使環境遭到了嚴重的破壞.4.規范我國地方政府之間財政競爭行為的對策:①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完善分稅制;②政府間事權和財權的劃分必須法制化實現事權與財權的統一;③加強法制體系建設,要用競爭政策和競爭法規來阻止地方保護主義行為;④建立科學規范的政績考核制度.

第三篇：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

我國自1994年起實施的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是中央與地方政府間財政關改革史上一次重大制度創新。

經過九年多的實踐與探索，分稅財政管理體制運行平穩、成效顯，中央與地方政府間財政關逐步規范。尤其是$%%$年中央功實施所得稅分享改革，進一理順了中央與地方的利益分配系，政府間財政關系日趨完善。是在分稅制改革實踐中也存在些問題，如政府間財政支出職劃分不夠明晰，收入分享還不科學合理，轉移支付結構不夠化等。所有這些問題，都直接涉到中央與地方政府間財政關系深化改革，需要在實踐中加以究解決。筆者擬結合地方實際，中央與地方政府間財政關系相問題加以分析。

一、關于中央與地方財政出職責劃分問題目前，我國各級政府間的財政出責任劃分缺乏明確的法律依，從而導致政府間支出職責不、上級政府隨意下放支出責任、方基本公共服務不能有效供應諸多問題。1994年實施的分稅制政體制改革，基本上是在政府事和支出范圍未作調整的情況下行的，盡管在財政體制文件中對政支出責任作了劃分，但劃分比籠統，并沒有大的突破。總體上，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以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財政支出職責上互有“越位”與“缺位”，職責劃分并不穩定。概括起來，主要包括以下三種情況：

（一）地方承擔中央支出職責。實踐中比較明顯的事例有：

1、三峽移民搬遷工程，以及對口支援西藏、新疆，以及黃淮海綜合開發等受益范圍大規模外溢、關系到全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項目，中央要求地方給予資金配套。

2、由中央財政垂直管理的部門經費，如氣象部門經費、地震部門經費、武警系統經費等，要求地方負擔一部分。

3、由中央負擔的部屬高校建設，要求地方給予共建資金配套。

中央企業分離辦社會職能向地方轉嫁負擔。出于改革需要，中央企事業單位頻繁下劃，將中央支出責任下移，對地方財政支出格局以及收支平衡也產生很大影響等等。

（二）中央承擔地方支出職責。目前，中央對地方的專項補助相對于一般轉移支付補助而言，規模要大得多。中央專項補助中，有許多是對地方性項目的補助，如地方企業技術改造、中小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地方旅游事業發展等等，事實上這等于中央介入地方事務。

（三）中央頻繁出臺法律法規，要求地方保證的“硬性”支出過多。

中央通過許多部門法律或法規，規定地方對于農業、教育、科技、計劃生育、社會保障、體育、衛生等支出增長要超過財政收入增長，或者規定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必須達到某個水平。特別需要說明的是，目前地方財政支出中有許多是近幾年新增加的事權，在原來的體制規定中并沒有包含相應的財權。比如，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和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改革步伐的加快，企業下崗職工、低收入人群有所增加，相應要求地方財政負擔的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支出；因城鎮住房制度改革而帶來的行政事業單位職工住房補貼支出等。地方支出職責的不斷擴大與財權范圍的固化，最終造成地方財政尤其是縣鄉財政困難的加劇。

造成上述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國政府間職責劃分，長期以來缺乏科學合理的、具有約束力的法律規范，以致在實踐中很容易造成經常性的相互“越位”行為。反過來講，由于政府間事權的劃分長期未能有效解決，又在很大程度上損害了分稅制財政體制的整體功能。下一步需要著力解決的問題是：首先大力促進地方政府退出競爭性領域，按照公共財政的要求，逐步明確各級政府在農業、教育、科技以及地方基礎設施等方面的事權責任。其次，在進一步理順了政府間職責以后，有必要借鑒國際通行做法，以法律形式規范政府間事權和支出劃分，使各級政府在履行其事權和支出責任方面真正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二、關于中央與地方政府間財權劃分問題根據事權與財權相結合的原則，我國現行分稅制財政體制實行按稅種劃分中央與地方收入。將維護國家權益、實施宏觀調控所必需的稅種劃為中央稅,將同經濟發展直接相關的主要稅種劃為中央與地方共享稅!

將適合地方征管的稅種劃為地方稅。

分稅制之初確定了中央與地方財政收入范圍后，2002年起又實施了所得稅分享改革，初步打破了按企業隸屬關系劃分收入的作法。

總體上講，經過多年的改革與完善，目前中央與地方收入劃分的規范化程度有所提高，但近幾年出現了財力進一步向中央集中的趨勢，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方財政職能的發揮。比較突出的問題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兩稅”稅收返還計算辦法不利于地方財政良性發展。現行體制規定，“兩稅”每增長1%，中央對地方的稅收返還比上年增長0.3%，這造成稅收返還增量占“兩稅”增量的比重逐年降低。以山東為例，按照目前方法計算，1:0.3稅收返還占上劃“兩稅”增量的比重，1994年以來平均每年下降2個多百分點，到2002年已下降到10.69%，比全國平均水平低3個多百分點。實踐證明，經過近幾年的運行，分稅制改革已經達到了中央集中財力的目的，中央財政調控能力明顯增強，但同時地方各級財政卻越來越困難，中央與地方分配關系不盡合理已經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共性問題。

（二）地方收入中缺乏主體稅種。我國稅收主要來自于第二產業，而這部分稅收大部分為中央收入。

2002年所得稅分享改革后，地方稅種主要是營業稅、城建稅以及農業稅收等，地方財政沒有“當家”稅種，或者說缺少主體稅種，因而就不可能真正成為一級獨立的財政。在地方財政收入中，“死面多，活面少”，城建稅、農業稅收、資源稅、礦產資源補償費、排污費等基本上都是不增長或增長潛力不大的稅種。近年來，地方政府為了維持財政收入的增長水平，只能“稅不夠，費來補”，導致地方收入中非稅收入比重越來越高。非稅收入中的行政性收費收入又多是由預算外轉為預算內的，因此盡管地方財政收入連年高幅增長，但可用財力并未同步增長。

（三）稅權高度集中在中央。目前，我國的稅制微調政策措施幾乎完全出自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只是在城鎮土地使用稅和車船使用稅兩個稅種上有稅額決定權，對營業稅中的娛樂業稅率和資源稅中的“資源等級表”中未列舉稅目的納稅人的稅額有決定權，所有這些權力在中央制定的有關稅收法規中都作了明確規定，地方政府在實際操作中不得超越中央政府的限制。在中央控制過嚴的情況下，地方政府為了促進本地經濟社會發展，平衡地方預算，滿足基本支出，在正常的稅收之外，則開征了不少收費項目、基金、集資等，這些“準稅收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大部分都不規范。

（四）中央政策性減免對地方財政造成較大沖擊。近年來，中央陸續出臺了一些稅收減免和先征后返、列收列支等不規范的政策，這些政策的出臺直接造成地方財力減少。雖然從長遠來看實行這些稅收政策對經濟發展有利，但對地方財政確實造成減收增支的困難。

（五）中央部門在財政體制規定之外集中地方財力。比較典型的例子有：2003年7月1日起，排污費收入的10%上交中央；2002年7月1日起，無線電頻率占用費全部上交中央；2001年起，海域使用金30%上交中央等。此外，目前還有一部分中央部門在系統內集中省以下部門的收入，由此而產生的地方部門經費不足，最終還要反映到地方財政上來，從而間接加大了地方財政負擔

外，中央政策調整中還存在一個利益轉移問題。比如，中央撥付用于地方企業技改的國債轉貸資金，本來地方財政可以用因技改投入新增的地方財政收入償還貸款，但實行所得稅分享改革后，中央又集中了地方企業所得稅增量的大頭，從而造成地方政府無力還貸。

針對上述問題，目前在財權劃分方面應當著力解決的問題主要是：

在稅制設計上，最為科學的選擇是實施稅基分享制，即不同層級的政府分別按不同稅率對同一稅基征稅，這樣做符合國際通行做法，也有利于進一步完善地方稅體系。據此，建議取消現行$：#&’稅收返還辦法，對“兩稅”實行“**”

分成辦法，即增值稅和消費稅由中央分享60%，地方分享40%。與現行彈性系數辦法相比，“**”分成辦法的優點：一是清除了對地方財政增收的負面激勵機制；二是操作簡便，相對于原辦法而言，便于各級政府年初安排收入預算，也簡化了上下級財政年終結算手續；三是由于其相對于原辦法提高了地方分享“兩稅”增量的比例,地方政府將樂于接受，而中央付出的改革成本也不大；四是中央在實施這一辦法時，可以要求各省以下政府將該辦法不打折扣地落實至縣鄉一級，這樣不但可以統一省以下稅收返還體制，進一步推動省以下財政體制的完善與規范，也有利于解決當前突出存在的縣鄉財政困難問題。

首先，國內外經驗表明，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和地方權利意識的強化，地方政府在社會經濟事務中，特別是在向當地居民提供所需要的公共服務中，日益扮演著一個中央政府無法取代的重要角色，客觀上要求賦予其在自行組織收入方面的充分靈活性。在國外，地方政府至少控制一種地方稅的立法權，能夠決定是否值得付出更多的稅收來得到更好的公共服務。其次，目前地方缺乏必要的稅收立法權，是造成各地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的重要原因之一。再次，在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各地情況千差萬別的國家里，由中央政府統一劃定各地的稅基范圍，會使相當一部分未納入規定征收范圍的稅基和潛在的收入流失掉。最后，在分稅制財政體制運行告一段落后，賦予地方以必要的稅收立法權是水到渠成、順理成章的事情。

要加快地方稅改革步伐，盡快建立起科學合理的地方稅稅制結構。比如，中央可以研究開征社會保障稅、遺產稅等新稅種，以及改革城建稅和教育費附加的可行性。國家出于對宏觀考慮，制定出臺一些稅收減免政策是完全有必要的，但從體制規范的角度，應適時研究對因執行中央減免政策而造成的地方財力減少給予一定補償的合理機制，并以法律法規的形式固定下來。近年來，盡管中央通過體制結算對部分政策減收給予了補償，但這些補償主要是針對中西部地區，其中仍然存在一個政策的公平統一問題，有待進一步規范。

三、關于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問題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作為財政體制的重要內容，其直接涉及與政府間事權相對應的財權配置問題。

從某種意義上說，目前預算管理中存在的原體制補助、稅收返還收入、專項撥款、通過公式計算的規范辦法分配的資金以及部分決算補助資金等，都可以稱之為轉移支付或專項轉移支付。但是，真正科學規范的、打破既得利益格局的，具有公開、公平、公正性并對受補地區財政平衡最具作用的，仍是規范的一般性轉移支付。

分析近幾年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突出存在以下兩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結構不合理。專項撥款比重偏大，一般性轉移支付比重偏小。2002年，中央下達地方專項撥款約為2500億元，而一般性轉移支付僅為259億元，專項撥款是一般轉移支付近9倍。二是一般轉移支付規模偏小。1995年中央安排過渡期轉移支付20多億元，到2001年達到138億元，2002年加上中央集中的所得稅增量，一般轉移支付規模僅為279億元，占中央本級財政收入的比重不足3%。

一般轉移支付既要力求規范，又要考慮到我國的實際情況，對人口、產業結構、成本差異等因素應給予足夠重視。主要政策建議如下：

（一）轉移支付規模應進一步擴大。目前，中央對地方一般轉移支付力度遠遠不夠，資金數量極其有限，基本上屬于“扶貧”的性質。擴大轉移支付的資金來源，有兩個途徑：

一是從每年中央集中的稅收增量中固定一定比例用于轉移支付。二是在專款上做文章。目前，各級對下專款都比較多，這種資金分配方式不符合規范的分稅制要求，一些專款的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存在隨意性和“撒芝麻鹽”的問題，實際上是專款不專，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有必要打破部門既得利益，對現有專款進行徹底的清理和改革。改革后的專項撥款應主要用于一些特殊項目，如救災、扶貧、國土整治、環境保護，并與一般轉移支付等均衡撥款協調起來。

（二）轉移支付應考慮結構因素。產業結構、GDP構成不同，對財政收入會產生直接影響。中央設計轉移支付方案時應充分考慮產值結構不同對標準財政收入測算造成的影響。例如，中央目前確立的一般轉移支付辦法是按照工業、批發零售貿易業增加值和全國平均有效稅率計算的地方增值稅標準收入，這其中沒有考慮到地方計稅產值中有相當一部分為零稅率、低稅率產值，象黃金、白銀、食用植物油、飼料、化肥、農藥、農機、農膜等。由于各省的產業結構不同，其產值對財政的貢獻能力便有差別，不考慮GDP的構成，全國使用同一個看似公平的公式計算出來的標準收入，肯定與實際情況有很大差距，從而造成事實上的不公平。

（三）轉移支付應考慮不同地區的成本差異問題。中央設計轉移支付方案時，在標準支出計算上要充分考慮不同地區支出成本的差異。例如山東是農業大省，也是全國貧水地區之一農田水利建設等農業支出成本肯定要高于其他省份，因此按照全國實際支出數與耕地面積等相關指標的比重簡單計算的小型農田水利和水土保持補助支出等標準農業支出會低于實際水平，一定程度上脫離現實，不能夠真實反映支出需求。再如，沿海省份住房、水、電等基本生活成本相對于內陸省份要高，而這些都最終反映到財政對行政事業單位的正常經費支出上。因此，轉移支付方案還是應適當考慮基本服務成本的差異，區別不同省份制定不同的人員、公用經費支出標準，然后測算基本支出需求。

（四）轉移支付應對中央政策性減收增支有所考慮。對取消征收農業特產稅、實行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改革、改造農村中小學危房等中央統一政策要求，應分別在計算標準收入、標準支出時予以統籌考慮，以增強轉移支付方案解決問題的針對性和整體合理性。

第四篇：政府與房價

政府與房價 2010-03-29 19:31 進入在房產行業也有一段時間了,感覺對房產還是有一點自己的淺析！首先說房價吧!其實感覺房價就是一個由政府做導演,開發商,買家做演 員,歷史(規則)做投資商做影片罷了！開發商作為銀幕上的反面人物實際上 是否真有那么可恨呢,答案是否定的!其實我們理性的分析一下就不難發現,房 產為目前中國的經濟做了非常重要的貢獻,獲益的我相信不僅僅是開發商,政府 也從中獲取了很大或者最大的利益.為什么我們政府所操控的媒體始終對為政府 做了巨大貢獻的房產商極盡辱罵呢！其實改革開放了這么多年,我們身邊的物 價上漲了不少,為什么房價上漲所帶來的壓力和罵聲最多呢.首先:房產是一個 很大額的支出,很多普通老百姓一生也難得買一二次.一次買一個可以用一生的 東西,當然付出的金額比較大.微微的上漲就是一筆很大的金額.當然會帶來很 大的社會反彈！其實想想其他東西漲的也很大為什么沒有引起這么大的社會問 題,就是因為人們不用一次支付一生所用的花費,而是相當于分期支付,所以人 們反而覺得可以接受！再講一下房價上漲的歷史必然吧:房價的上漲源于貨幣的貶值,這是不 可避免的.貨幣為什么會貶值呢?原因就是貨幣發行量的增大,我們地球的資源 只有這么多,這個資源就相當于硬通貨.而貨幣是政府發行的,貨幣本身的價值 很低,其實他就是一個政府制定的,大家遵守的規則.貨幣可以加大發行,可是 資源卻是供應有限！我們那工資生活的人群屢次要求加薪,政府為了民心不得 不同意!但是政府可以拿錢出來加薪,卻變不出來資源.那人們的工資漲了,要 去消耗更多的資源怎么辦呢!辦法就是讓物價有限上漲！不然人人加了工資就 去吃熊掌那有這么多資源呢！當然房價也是在這個上漲之列!那老百姓有意見 了怎么辦呢,我們的政府當然有辦法,那就是找個擋箭牌,這個冤大頭由誰人來 充任呢,那就是我們的開發商！政府要知道房價的上漲是歷史的必然,像我們 的大領導老胡和小溫從來不說要讓房價下降,而只是說要抑制房價的過快上漲, 言下之以就是要鼓勵適當的上漲！再來譴責一翻開發商,讓人們把矛頭指向開 發商！因此來轉移人們的注意力,這樣就可以一邊收錢一邊罵人,引起人民不 滿了就抓 2 個開發商大快人心！其實作為以個買房的人我也希望房價的下降,但是作為一個從業人員的 經驗讓我清楚的知道房價的下降是不可避免的,這是歷史的規律!誰的不可改 變！---------------胡偉銘

第五篇：破解地方財政難題

破解地方財政難題

新年前后，兩則新聞受到市場廣泛關注：一是截至2014年底的地方政府性債務清理甄別結果，1月5日匯總至財政部，數字尚未出爐，已有消息稱地方上報數據時傾向做大債務盤子；二是各地紛紛調整住房公積金貸款政策，除了普遍提高貸款額度、延長貸款期限，還有多個城市下調了二套房首付比例，希望借此提振房地產市場。二者看似并無緊密的相關性，其實都指向同一事實：地方政府“不差錢”的時代已經結束，不得不過上緊日子。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雖然處于深受詬病的事權與支出責任并不匹配的狀態，中國地方政府手中的資金卻相對充裕。一方面，在經濟高速增長的背景下，基于現有宏觀稅負水平、稅費的順周期特性和日益嚴格的征管，地方公共財政收入增速連續多年高于經濟增速，動輒年增幅達到20%-30%甚至更高；另一方面，房地產行業快速發展，地方政府土地出讓收入屢創新高。即便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地方政府土地出讓收入也不降反增，而且，可以將增值的土地作為優質抵押資產注入地方融資平臺，以獲取更充裕的銀行貸款。

不過，該來的終歸要來。這種高歌猛進的局面已經發生變化，過往支撐地方財政高增長的因素紛紛減弱甚至逆轉。首先，最近兩年，中國經濟正處于從高增長向中高速增長的增速轉換期，與此相適應，公共財政收入不可避免地告別了超常規增長階段。根據財政部的數據，2014年前11個月，中國地方財政收入同比僅增長6.4%，低于同期經濟增速，這是多年來罕見的；陸續公布的各省2014年財政快報數據顯示，公共財政收入的增幅明顯放緩，多集中在7%-8%之間，有的省份甚至不足5%，財政收入放緩在資源大省和傳統產業集中的省份表現得尤為明顯。

其次，房地產趨勢性放緩已成定局，地方土地出讓收入面臨拐點。由于人口結構和供求關系的變化，加之先期政策調控影響，2014年中國房地產市場持續低迷，即使是在降低二套房購買門檻和降息的刺激下，也只是成交量擴大，房價并未出現明顯上漲，在不少二三線城市降幅明顯。與此一致的是，土地出讓收入也出現下滑。德意志銀行認為，進入2015年后，房產市場低迷的效應將全面反映在中國財政收入上，并發出警告：中國將面臨30余年來最嚴重的財政危機。這一論點也許過于悲觀，但其揭示的問題卻值得各級政府高度重視。

中央對地方政府性債務的治理勢在必行，卻客觀上暫時加劇了地方財政的困難。2014年下半年以來，債務整頓力度加大。《國務院關于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國發43號文）明確，地方政府對其債務負有償還責任，中央政府實行不救助原則。隨后，國家發改委、財政部、中證登陸續出臺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和防范企業債風險的一系列政策，地方政府與企業的關系進一步厘清。未來一段時間處于舉債機制的轉軌過渡期，可以預見，地方政府將面臨更大的償債還款壓力，其融資能力勢必受到影響。

在中國改革發展中，地方政府責任重大，其長久處于捉襟見肘窘境并非國民之福。緩解財政拮據，出路無非開源與節流二途。開源不應是變相加稅，加重企業和居民負擔，亦不應繼續絞盡腦汁，通過所謂的“金融創新”“政策創新”，來提升融資能力。有專家擔憂當前熱議的PPP淪為地方政府新的債務工具，并非杞人之憂。可取的做法是順應財稅改革的大勢，逐步提高國有資本上繳比例，真正實現全口徑預算管理，強調預算編制的科學化精細化，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

在節流方向，除了近年來提及較多的壓縮行政開支，特別是“三公經費”，治本之策在于改變地方政府的行為模式，改變軟預算約束，這涉及多項改革。在現行體制下，地方政府有巨大的投資需求和融資需求，這與GDP為主的考核體系密切相關。未來，應在官員的經濟業績考核中，加入對于經濟增長質量和政府資產平衡表的考量，關注長期債務風險，引入“債務問責”。同時，可考慮在債券市場允許沒有系統性風險的城投債違約，使“政府不救助”成為現實，消除投資者的道德風險，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

應該承認，財稅體制改革是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諸多改革中推進力度較大、進展較快的一項，新預算法出臺、地方債清理等諸多事項都在朝著世人期待的方向邁進。地方財政拮據再次表明包括財稅體制改革在內的諸多改革的緊迫性和必要性。除了當前正在推進的營改增等改革，還應加快中央和地方事權與支出責任的調整，呼吁多年的“理順省以下財政關系”也應盡早提上議事日程。改革既已起步，地方政府的拮據，切不可成為放慢改革步伐的借口，須知深化改革是闖過難關的根本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