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社會背景看嚴復的翻譯

從社會背景看嚴復的翻譯

Analyzing Yan Fu’s Translation with Social Background

09級師范三班姓名：曾婷婷學號：20091403033

3摘要： 嚴復生活在1840年鴉片戰爭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當時民族危機和國內政治危機不斷加深。嚴復深感國勢危急，他思考西方列強富強、中國貧弱之原因，清醒地認識到根本原因不在于器物，而在于制度，他把振興國家的希望寄托在士大夫身上。要想從危亡中挽救國家、改變中國貧窮落后面貌，必須啟發民智，讓封建士大夫們學習西方先進的社會制度和學術思想。于是，他決定利用自己精通英漢兩種語言的優勢，翻譯西書，將西方先進的學術思想介紹給中國各階層。

Abstract: Yan Fu living in semi-feudal society in China after the Opium War of 1840.At that time, the national crisis and domestic political crisis continue to deepen.Yan Fu feels extremely anxious about the national crisis.He thought the root cause China poor and weak is not the objects, but rather the system.So he decided to use his fluent English and Chinese language advantage to translate western book, introduce the advanced Western academic thought to the Chinese at all levels.關鍵詞：嚴復 民族危機 古漢語 西方社會科學著作 翻譯方法

Keywords: Yan Fu、The national crisis、Archaic Chinese、Western social sciences、Translation Method

正文：

嚴復,福建侯官人，是清末很有影響的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翻譯家和教育家，是中國近代史上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的“先進的中國人”之一。他在《天演論》譯例言里鮮明地提出了“信、達、雅”的翻譯原則和標準。他這一翻譯原則對后世的翻譯理論和實踐有著重要的影響，20世紀的中國譯者幾乎沒有不受這三個字影響的。但是今天我想談的不是他的翻譯原則，我想談的是當時的社會背景對他翻譯書籍的影響。比如，為什么嚴復要采用古文翻譯西方文本，而不是用更通俗易懂的語言來翻譯？又如，他為什么他為什么不像林紓一樣翻譯小說而是選擇翻譯社會科學著作？以及當時的社會環境對他所采用的翻譯方法有沒有影響？

看過嚴復的翻譯我們不難看出他所采用語言都是古文，讓很難看懂。這與當時的社會背景不無關系。當時，嚴復從事翻譯工作之時，在文字上主要有四種選擇：一是講究文藻華麗與對仗工整的駢文；二是科舉考試用的八股文；三是從曾國藩開始，上承唐宋八大家的桐城派古文；四是劉鶚、李伯元、吳趼人等人在撰寫小說時所用的白話文。嚴復師事桐城派的吳汝綸，在文字運用上傾向于古文，而反對駢文、八股文與白話文。而且嚴復認為，中國要擺脫貧窮落后的局面，就必須依靠封建士大夫，而當時的封建士大夫都是熟讀古書的。嚴復強調，他所期望的讀者不是一般學童，而是熟讀古書的士人，假如因為不能讀古書、通古文而有所抱怨，那么問題在于讀者，而不是譯者，所以他不采用通俗文體，而用古文。對于他這一做法，梁啟超曾批評他的翻譯太晦澀難懂，難以讓普通民眾接受。嚴復回應說，文字是表達思想與情感的工具，中國歷史上司馬遷與韓愈的文字最為美麗，梁啟超也常說戰國、隋、唐是中國學術最為燦爛的時代，所以他認為用古

文從事翻譯最為合適。

嚴復的翻譯著作主要有《天演論》、《原富》、《群學肆言》、《社會通詮》、《穆勒名學》、《名學淺說》、《法意》和《群己權界論》。這些作品都是西方社會科學著作。為什么他選擇翻譯西方社會科學著作呢？這與他的學習經歷和當時的社會背景有關。1877年到1879年，嚴復等被公派到英國留學，先入普茨茅斯大學，后轉到格林威治海軍學院。留學期間，嚴復對英國的社會政治發生興趣，涉獵了大量資產階級政治學術理論。因此翻譯西方社會科學著作他就有強烈的興趣和豐富的理論基礎。

同時，鴉片戰爭后，中國的民族危機逐步增強。甲午中日戰爭后，民族危機和國內政治危機更是不斷加深，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更加積極尋求保種保國的道路，嚴復也深感國勢危急，但是他認為單純引進西方先進的科技器物來在變中國貧窮落后的局面是不可能的，他認為使中國真正強大起來的根本出路在于學習西方先進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因此他提出“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主張，并利用自己精通英漢兩種語言的優勢，翻譯西書，將西方先進的學術思想介紹給中國各階層。如他翻譯的《群學肆言》，他相信這本書能幫助人們了解過去，并預測未來。他認為，中國的問題根深于歷史之中，要進行革命就必須了解中國的社會歷史。毛丹先生評價嚴復的翻譯時說：“嚴復選擇、譯介各部書的具體用意互不相同，但總體都服從于救亡圖存，發啟蒙思想的大目標。”

嚴復的翻譯方法為歸化意譯。翻譯過程中他采用了刪節、增評、加按語、注評等特殊的方法。刪節是指嚴復有選擇地翻譯原文。增評是指在翻譯時，他常常根據需要添加詞句。加按語是嚴復首創的翻譯方法，用于說明和議論。按語大多位于譯文章節的結尾或中間。在按語中，嚴復評論作者的觀點，也大膽結合當前的中國局勢闡述自己的觀點。注評——是譯者在翻譯時經常使用——對譯文中難以理解的詞句語義作補充說明或對疑難字詞進行解釋的一種方法。嚴復之所以采用這些特殊的方法，在《<天演論>譯例言》的論譯事之難中他也有解釋：“今是書所言，本五十年來西人新得之學，又為作者晚出之書，譯文取明深義，故詞句之間，時有所傎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義則不倍本文。……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隨舉隨釋，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遙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數十百言，假令仿此為譯，則恐必不可通；而刪削取經，又恐意義有漏，此在譯者將全文神理，融會于心，則下筆抒詞，自善互備;至原文辭理本深，難于共喻，則當前后引襯，以顯其意。”從文中我們知道嚴復采用這些特殊方法都是為了增加譯文的可讀性，便于讀者理解。這些方法使嚴復在當時特殊的社會條件下更有效地翻譯外國學術名著，為救國富國服務。也正是因為這些策略的使用，他的譯文得以更容易被士大夫和知識分子所接受，較好地實現了思想啟蒙的目的。

嚴復作為中國一代翻譯大師，他的翻譯深受當時社會背景影響，同時也影響了當時的仁人志士。為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中國人打開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戶，為封建社會晚期的中國輸入了西方的政治經濟制度，起到了思想啟蒙的作用。

參考書目

《<天演論>譯例言》

《翻譯簡史》

第二篇：從＜嘉平公子＞看蒲松齡的社會背景與愛情觀

從＜嘉平公子＞看蒲松齡的社會背景與愛情觀

中文一A

961124 洪碧梧

壹、前言：

宋元以來的戲曲小說裡，凡是敘說男歡女愛的故事，大多都遵循著「郎才女貌」的格套。似乎天生麗質、裝飾打扮，永遠是女兒家的事，與男人毫不相干；而「愛美之心，人皆有之」的原則，也成了男兒的專利，姑娘不得染指。這種新鮮奇特的現象也反映在《聊齋》中的愛情故事，以不寫男子容貌為常例。如果是反常的描寫了男子的儀態風姿，那麼男女雙方總免不了好事多磨，甚至反目成仇，不歡而散。不過《聊齋》中也有描寫因女子擇偶時以貌取人，最後落入哭笑不得的尷尬處境的故事，其中以〈嘉平公子〉是一個很好的範例。

貳、對於〈嘉平公子〉的寫作動機：

這學期我修了一門「中國古典短篇小說選讀」的課，在延伸閱讀時看到蒲松齡的《聊齋誌異》讀完後感觸很深。而剛好中文課本也收錄了這本小說中的幾篇故事，歷史課才剛上過中國的封建社會，就是這樣的因緣際會我決定把《聊齋誌異》作為小論文的探討作品。蒲松齡處身於亡國與新朝之間，親見變亂與壓迫，因此依託神鬼與妖怪來描寫人情世態，批評政治，刻畫現實社會的社會，發洩他的苦悶與憤慨，表現出他強烈的正義感。我選擇對〈嘉平公子〉作分析，主要是蒲松齡在《聊齋誌異》中有許多幻化成女子的狐鬼妖怪與書生相遇相戀，但〈嘉平公子〉中的溫姬並不只重外表，在發現嘉平公子的虛有其表之後，留下一句：「何事『可浪』？『花菽生薑』。有婿如此，不如為娼。」如此幽默而諷刺的語句，使我會心一笑並決定以這篇來作為探討的對象。

叁、蒲松齡的生平：

蒲松齡，字留仙，一字劍臣，別號柳泉居士。生於明崇禎十三年(公元1640年)，逝於清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他是清代著名的文學家，在中國乃至世界文學史上享有極高的聲譽。出身小地主小商人家庭，蒲氏為淄川世家，熱衷功名。父親蒲槃，此時家道已漸中落。十八歲中秀才，此後卻屢試不第，遭遇坎坷。他將自己的懷才不遇、窮困潦倒、以及對當時社會矛盾的體察，飽蘸著血淚，傾注筆端，創作了流傳百世的《聊齋志異》。但他的創作成就並不僅限於此，幾乎涉及文學的各個門類，他創作的詩現存1056首、詞119 闋，但曲有包括著名的〈墻頭記〉、〈姑婦詞〉在內的15種70餘萬字。此外蒲松齡還撰寫了〈歷日文〉、〈省身語錄〉等9種雜著，內容涉 及天文、農業、醫藥、教育等各個方面，另有〈閘窘〉等三部戲曲。〈註一〉

康熙九年（1671年），蒲松齡在江蘇省寶應縣為同鄉進士孫蕙做幕僚，後隨往高郵，一年後回家鄉，在一個姓畢的人家做私塾老師，於畢家石隱園綽然堂教學近40年，直到71歲歸家。康熙五十四年病逝，一生頗不得意。從20歲起，蒲松齡開始收集素材，例如鄒濤的《三借廬筆談》記載，蒲松齡作此書時，常設茶煙於道旁，「見行者過，必強與語，搜奇說異，隨人所知」，「偶聞一事，歸而粉飾之」。蒲松齡40歲時完成志怪小說《聊齋志異》，該書共有十二卷，四百九十餘篇。每成篇章，便請同鄉好友王士禎指正。蒲松齡在世時，並未刊刻，僅在同儕間傳鈔，並幾度改易原稿，直至死前仍有增添。

王士禎十分推重蒲松齡，以為奇才，並為《聊齋誌異》題詩：「姑妄言之姑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詩。」王士禎對《聊齋誌異》甚為喜愛，給予極高評價，並為其作評點，甚至以五百兩黃金欲購《聊齋誌異》之手稿而不可得。蒲松齡還為此立下家規：「餘生平惡筆一切遺稿不許閱諸他人。」，手稿由長子世代傳存，八世孫蒲英灝遺失下半部，今存上半部，收藏於遼寧圖書館，是中國古典小說唯一存世的手稿。除此之外，蒲松齡還創作了詩、詞、散文、俚曲等，還有一篇長篇白話小說《醒世姻緣傳》（《醒世姻緣傳》作者西周生，一般以為即《聊齋誌異》作者蒲松齡，但不少學者對此說持異議），後來有專門研究蒲松齡及其作品的學問，名為蒲學。〈註二〉 由上述蒲松齡的生平，可以列出下列幾點： 〈一〉 窮苦一生：

蒲松齡家產微薄，又窮守儒業，以致從老到少，皆為衣食奔波，半輩子學究生涯，妨礙他的進退行藏，以致難免羨慕富貴神仙，甚至憤世嫉俗，自怨自艾。〈二〉 屢困場屋：

一生志在功名，從二十出頭一直到五十一歲，「年年文戰垂翅膀」，且尚不死心，為考試耗盡了他全部青春。自學格局受到嚴重的限制，對文昌帝君的崇拜則幾乎要凌駕於至聖先師之上。〈三〉交遊不廣：

除年輕南遊到楊州外，一生行蹤幾皆在山東省濟南府內；雖所往來者故不乏當代名人，其中有很多是有相同癖好的，喜談狐鬼，如畢家大小及傭僕輩，或講述，或撰記，使他的著作生色不少。但知交則多是落魄書生，且幾是家鄉人士，在他交遊名單上不容易看到非山東籍或士民以外的朋友(特別是方外人士)，見聞難免受限。〈四〉好談鬼狐：

約二十五歲時他開始構思鬼狐故事，四十歲初步整理成篇，陸續寫到六七十歲，所以《聊齋誌異》的撰寫是貫穿他一生的，書中故事是他於漫長時間裡所閱所聞的結晶，他結合了民間信仰及儒釋道等宗教信仰的成果。因此他的「宗教世界」雖龐雜模糊，卻也具體呈現在其中，從他的信仰可試探中國宗教史上的一些特徵。〈五〉天性耿介：

他個性鮮明，爛漫天真，對待朋友出乎至誠；對不孝不義之徒，則毫無妥協的餘地，口誅筆伐，絕不留情；而對於官場人物，例無好感，完糧納稅後，「足跡不踐公門」，他寫信罵王鹿瞻懼內不孝，責孫蕙縱容隨從威逼鄉里，甚至敢嚴詞痛詈蠹吏康利貞，再再顯示這位讀書人疾惡如仇、敢作敢當的本色，這種特性表現在宗教觀念上則是好談善惡報應，在宗教信仰上則是迷信與理性並存，既期望相信鬼神會主持正義，卻也敢於與之爭論是非，這種信仰方式兼具傳統士人與基層百姓二者之特徵。〈註三〉

肆、《聊齋誌異》的創作背景：

〈一〉婦女地位：

大體而言，自貞節觀念日漸定型發展的宋代明清近世以來，歷朝均有學者討論相關課題，更且由正史、古今圖書、筆記小說各方收集論政，統計歸納之節孝婦女人數亦極多，不過，對清代貞節婦女的探討上，尚未出現整體立論的巨篇大作，因不少學者以為至清代貞節觀念已定型且宗教化，無甚新意不需再論，我個人深覺清代婦女的節孝觀念至清末中國傳統政經社會制度崩解正在重建中，婦女自我觀念的確立實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課題。中國傳統社會女性實在值得敬佩，能無一己之私，雖受禮教社會制度的層層束縛壓迫，卻奉養翁姑撫己成立，中國歷史在大主流政治變遷異動下，文化傳承民風習俗與家族苗裔滋繁正因這些在不平等制度下無怨無悔辛酸付出的婦女身上而得以完成。節孝婦女的行為雖然可能有「過中」、「愚昧」、「不值」等等的表現，但反觀之，她們超過凡俗人們表現的超越行為，是人性極致的崇高顯現，是指引人性發揮與效法學習的明燈，否則人人皆自私利己，則古代社會在遭受疾病死亡大事後，家族社會如何傳承？文化又怎麼可能延綿數百數千年？當然，並非文化傳承下來的風俗都是好的、正確的，不適合的歷史遺產也是可揚棄可摧毀，但其意志精神與道德善性的可貴之處我們當傳承效法，在其他正確適當之處發揮。〈註四〉 〈二〉政治情勢：

清朝作為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君主制政權也是離現代最近的一個皇朝，同時又是一個與中原地區相比相對落後的部族（一說處於奴隸制），擊敗傳統的「華夏民族」（主要指漢族）而建立的政權，清朝有其特殊性，長期以來存在大量爭議。主流觀點：

有關清朝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存在爭議。一部分人認為，後金是明朝的地方割據政權，而清朝自入關以來積極推行儒家思想，定國號大清，定都於中原的北京；同時清朝基本上保留了原先明朝的統治機構來統治人民，並以儒家傳統和中原正統的繼承者自居，因此清朝是中國的一個正統朝代。在近代清朝與西方國家的外交文件和公文中也往往以「中國」來指代清朝，並在國際上作為中國的代表。同時，清朝初期和中期打下的領土也奠定了今日中國版圖的基礎。這種觀點目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中華民國歷史教科書所認同，尤其在20世紀九十年代之後屬於官方主流觀點。

《聊齋誌異》裡所記下的詩，充滿了所謂故宮禾黍之悲，甚至有「漢家」的字樣。〈池北偶談〉所記，卻少了最重要的四句，並把「深宮」改為「深閨」，「漢家」改為「樓臺」，「歌代哭」改為「昇平曲」，於是最後的「潸然」也只好改為「惘然」，這一改對於王士禎在朝為官自然很方便，但原詩（不知誰作，王、蒲兩人均得之傳聞）本意卻只剩下一點點殘汁剰水了。蒲松齡沒有在朝為官，顧忌較少，所以就保持了原文。這雖看不出作者有甚麼了不起的民族思想，但和〈大力將軍〉篇一樣，可以看出作者並沒有歌頌滿清，也對於滿清政權所不喜聞樂見的字樣，沒有先行「仰體天心」，敬謹迴避。

我國小說若從唐代看來，在其之初對於當時政權，多採游離態度。等到話本出現，此意就更加明顯。《京本通俗小說》、《清平山堂話本》及《三言二拍》，真正歌頌朝廷的作品幾乎沒有。長篇中的「發跡變態」類，雖多以帝王將相的興起為題材，也多把他們寫成流氓無賴之類，帝王尤其庸劣無能，用來表達帝王將相是人人都可當的。小說是一種平民文學，而平民和政治是有相當距離的。對政權的游離態度，其實並非敵對。後來的才子佳人小說，一方面在男女關係上須擺脫禮教束縛，一方面歌頌科舉制度，宣揚多妻主義，清代的劍俠和公案小說，多擁護朝廷而剿滅民間武力。《聊齋誌異》以前的小說，多從各方面暴露各級政府機構的腐敗和官吏的貪贓剝削，並以極端憎惡的態度，像《聊齋誌異》這樣的，是前所未有的。《聊齋誌異》大大地發揚了我國小說所固有的優良傳統，忠實客觀地寫政治的光明與黑暗。〈註五〉 〈三〉科舉制度與八股文：

明清時期科舉考試在鄉試及會試皆以四書的內容命題，要求考生以古人的語氣闡述經義，「代聖人立言」，用八股文作答。八股文有很多格式上的要求，極為講究形式。只有到了科舉最後一關，用以決定名次的殿試，才會改為考時務策問。但是考生答策的內容很多時都並不重要，清朝便慣以試卷的書法取定殿試名次的高低。

熱衷科舉的人只識四書五經，其他以外的知識，統統都成了「雜學」，很多讀書人都是一概不通。諷刺科舉的小說《儒林外史》中便記載了這樣的一個笑話：有人對明朝的進士范進開玩笑說：「今下如果是四川的蘇軾來考，文章亦只能是第六等了。」范進答道：「蘇軾既然文章不好，考不上也罷了。」原來他竟然不知誰是蘇軾。

而就算是對四書五經的內容，科舉亦只要求因循前人的思想，以華麗詞藻作出合乎格式的漂亮文章，近乎文字遊戲，不能有獨立思考、創新見解。考生的實際見識和才學在八股文的要求下反而被忽略。不少考生索性捨四書五經，專門鑽研為應付考試而設，稱為“帖括”的八股文範文選刻本。當時一些人稱八股文為「敲門磚」，意即考取功名後便可棄之如敝屣。曾經有人將八股文與「鴉片」、「纏足」並列，認為是荼毒中國人的三大害。〈註六〉

如果說蒲松齡對於王公貴族有不熟悉的地方，雖然痛恨王公貴族也暴露他們的貪婪與罪惡，難免會有不夠真切的部分。因為百姓的被迫害蒲松齡雖耳聞目睹，但自己卻不一定身受其害，在反映百姓的痛苦與願望上也許還有些不夠深刻、沉痛的地方。但有一個確實是這位活了七十幾歲的老貢生所終生承受的東西，就是科舉考試與八股文，從上述蒲松齡的生平就能了解他的科舉之路並非一帆風順，自十八歲中秀才後就屢試不第，遭遇坎坷。它比《儒林外史》早了將近五十年，蒲松齡在這方面確實有比上述那些暴露政治黑暗面更深刻的體驗，可以說《聊齋誌異》裡面有一部《儒林外史》，甚至有些地方《儒林外史》都不及它的痛切。首先寫出科舉制度、八股文下痛苦的讀書人即是《聊齋誌異》。《聊齋誌異》展開一個秀才的世界，故事中的男主角常常是「生」或者是「諸生」，作者多少也有把自己寫入主角的意思。〈註七〉

伍、對於《嘉平公子》的分析：

故事中的溫姬愛上了嘉平公子，常常昏夜登門造訪。後來公子知道溫姬是個鬼，面對公子的質問，溫姬回答：「不錯！不過你想得到美女，我也想的到美丈夫，各遂所願就夠了，人和鬼有甚麼差別呢？」公子想一想也對，但他的父母深以為憂，對兒子勸戒無效，就請術士畫符咒千方百計想驅逐溫姬，卻總不見效。而公子其實是個虛有其表的白子先生，一天，他寫了個帖子中間有許多的錯字“椒”寫成了“菽”，“可恨”寫成了“可浪”，溫姬看了以後就在帖子上添了幾句：「何事“可浪”？“花菽生江”。有婿如此，不如為娼。」並告訴公子她本以為公子是個世家文人，所以才不避羞愧地與他在一起，沒想到公子卻是一個虛有其表的人，溫姬醒悟到自己以貌取人的輕率與可笑，便決然升空再不復返。沒想到父母費盡心機而沒能驅除的溫姬，就這樣自動離去了。人鬼相戀相親的故事在《聊齋誌異》中占很大的比重，但與那些女悅郎才，男慕女貌的故事相比，〈嘉平公子〉是很特別的。它雖是以愛情故事的樣子開始，但「寫情」已降至次要地位，轉而著重在諷刺那些不學無術的紈絝子弟，並站在女性的立場上，告訴她們沉浸於戀愛中時切忌“以貌取人”。在這種告誡中，恰恰從反面證明了“以貌取人”曾是女人擇偶的一項重要條件，與之相應則是男人並不拒絕修飾自己，不以美為恥。雖說這是傳統婚姻制度下的觀念，然而畢竟是濃縮了蒲松齡本人的人生意見。〈註八〉

此篇的諷刺是藉由種種的對比來表現，以輕鬆活潑的筆調寫成。其一是嘉平公子「風儀秀美」的外表與不學無術的內在對比，突顯出他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特徵。他身為世家文人對於溫姬吟誦求續的詩詞不僅不懂詞意，甚至在溫姬留下諷刺的句子離去之後，仍不解其意而到處拿給別人觀看，成為眾人的笑柄。無知到這種地步令人好氣又好笑。其二是溫姬前後言行的差異。溫姬生前是個娼妓，死後因愛慕公子的風流倜儻，有心從良。既而主動造訪公子，然而卻幻想破滅發現公子只是個不學無術的人，失望之餘懊悔自己的以貌取人，甚至認為「有婿如此，不如為娼」。由此我們也可推知溫姬是個才識不錯的女子，因古代的妓女與現今是有差別的，古代的妓女是賣身又賣藝，所以多少都會一些詩詞歌賦，一個地位卑賤的妓女才學竟勝過一個世家子弟實是一大諷刺。〈註九〉

就此篇故事可歸納出以下幾點蒲松齡的愛情觀：

〈一〉處於那種封閉的社會蒲松齡表現出愛情應是自由的，而不是憑媒妁之言。溫姬出自娼門使其追求異性首重外表的性格得到合理的解釋，加上她已是女鬼來去自如，等於不受禮教的束縛，可自由選擇自己的對象。更不需經過繁瑣的婚姻儀式，只需「趁夜奔之」就能達到目的，所以才能與公子自由戀愛。

〈二〉反抗父母對婚姻的掌控權，公子的父母雖勸他離開溫姬，但公子卻不聽，後雖請道士作法，但還是沒辦法驅逐溫姬。在傳統觀念下，父母對下一代的婚姻有主宰的權利，一般說來，父母多半站在愛護子女的立場，根據當時的社會背景及價值觀為下一代選擇結婚對象。例如：雙方是否門當戶對？經濟條件優越嗎？品貌是否出眾？家庭背景是否良好？……等。〈三〉選擇對象不能以貌取人，即使是鬼也有失誤的時候。公子缺乏內涵而溫姬懂得詩詞歌賦，不同水平的人果然是不適合在一起的。何況那些硬是湊在一起的婚姻。

陸、結論：

蒲松齡筆下狐鬼的愛情，不只擺脫了專制社會下的束縛，而且男女雙方從相識到相戀，是如此的開放且快速簡直可媲美現下的「速食愛情」，作風之大膽連身為二十一世紀的青年男女都自嘆不如。藉著《聊齋誌異》蒲松齡描繪出青年男女平等自由的愛情生活的遠景，他正面歌頌了被壓在專制社會最底下的婦女形象，孕育出作者要求男女平等的率真理想。但蒲松齡在處理戀愛上平等的問題有雙重的標準，這條標準線就是「婚姻」。對於未婚男女，像本篇的男女主角就是如此，他們都有自由戀愛的機會。假使一旦進入了婚姻世界，成為某男子的妻子（甚至指是妾），就必須嚴守婚姻的教條，除了基本的守貞之外，最好還能做到不嫉妒，以容忍丈夫和其他女人的外遇。

神奇的想像與現實世界並沒有不可橫越的鴻溝。想像的產生對現實世界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我們甚至可以說：神奇的幻想是促使人類不斷推動社會前進的動力之一；沒有幻想也就沒有世界。

柒、引註資料：

〈註一〉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405122311354 〈

註

二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2%B2%E6%9D%BE%E9%BD%A1 〈註三〉《蒲松齡的宗教觀念》：顏清洋。新化圖書有限公司。第27頁─31頁。〈註四〉《歷史教育半年刊─歷史教育第三期：由清代的地方縣志略談中國的節

孝─以直隸省豐潤縣志為例》。劉芮。〈註五〉《聊齋誌異的藝術》：顧俊。木鐸出版社。第64─66頁。

〈註六〉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7%91%E4%B8%BE 〈註七〉《聊齋誌異的藝術》：顧俊。木鐸出版社。第67─69頁。〈註八〉《聊齋的真真幻幻》：何天傑。遠流出版社。第86頁─89頁。〈註九〉http://web.nchu.edu.tw/~leehsin/Graduate-abstracts/lin90.pdf

參考書目：

一、專書類

?《怪異世界的建構》：石育良。文津出版社 ?《聊齋誌異中的愛情》：陸又新。學生書局 ?《聊齋的幻幻真真》：何天傑。遠流出版社 ?《聊齋誌異藝術研究》：張稔穰。山東教育出版社 ?《神鬼狐妖的世界──聊齋人物論》：馬瑞芳。中華書局 ?《蒲松齡的宗教世界》：顏清洋。新化圖書有限公司 ?《聊齋誌異的藝術》：顧俊。木鐸出版社

?《明家解讀聊齋誌異》：張寶坤主編。山東人民出版社 ?《聊齋誌異評賞大成》：馬振方主編。建安出版社

?《聊齋誌異》：劉烈茂、歐陽士昌譯註。暢談國際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二、論文類

?《歷史教育半年刊─歷史教育第三期》：劉芮。

第三篇：社會背景

(1)社會背景： ①日本明治維新前，各種社會矛盾尖銳，幕府統治已成為眾矢之的。②而中國的封建統治危機雖然十分嚴重，但由于封建統治者與帝國主義勾結，封建勢力還比較強大。(2)領導力量： ①盡管日本資產階級尚不成熟，但向資產階級轉化的下級武士充當了倒幕運動的領導。他們懂得斗爭策略，建立了軍隊和基地，分階段完成了對敵對舊勢力清掃的任務，保證了國內改革的順利進行。②中國的維新派力量脆弱，僅把希望寄托在一個沒有實權的皇帝身上，加之封建勢力的強大，因而改革不能成功。(3)政策措施： ①日本幕府統治被推翻后，明治政府發布命令，采取了一系列除舊布新的改革措施，使日本走上了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②在中國戊戌變法中，盡管光緒帝也頒布了一系列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的變法詔書，但由于資產階級維新勢力并未掌握政權以及守舊勢力的強大，根本不可能實施。(4)國際環境： ①日本明治維新發生在19世紀60年代末，當時世界還處于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期，奪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開始。由于西方列強集中力量侵略中國，客觀上為日本的明治維新提供了一個較為有利的國際環境。②而中國戊戌變法已是19世紀的90年代末，世界資本主義已經向帝國主義階段過渡，中國成了列強瓜分的對象。這時帝國主義列強也決不愿意中國成為一個獨立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國際環境對中國維新運動很不利。

明治維新和中國戊戌變法的區別 從內部條件和社會背景上。第一，日本實現近代化的條件優于中國。由于社會生產力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兩國封建社會內部都已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但在19世紀中葉，這兩個國家都還不具備進行資產階級革命的充分的社會經濟前提。只是由于遭到西方國家的殖民侵略，日中兩國才被迫將“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的任務提上自己的歷史議事日程。由于日本經濟發展的普遍水平略高于中國，因此它實現近代化的條件也比中國更有利一些。第二，日本幕府統治與清朝統治雖然同樣面臨嚴重的危機，但情況有所不同。在明治維新前，日本幕府統治已成為眾矢之的。其危機主要體現在：一是日本存在著猛烈而持續的農民起義和市民暴動，它有力地沖擊著幕府的統治和腐朽的封建制度。二是統治階級內部的斗爭和分化也日益激烈。舊的統治階級——武士等級，不僅在其上層存在著尖銳復雜的矛盾，日益貧困化的廣大下級武士對上層的不滿情緒也發展到“恨主如仇”的嚴重程度，一部分武士甚至向資產階級轉化，這就使幕府陷入極端孤立的地位。此外，強藩的離心傾向也越來越大。1864、1865年幕府兩次發兵征討長州藩，標志著幕府與強藩的矛盾也已公開化。而日本封建制度因其僵化的土地所有制和封閉式的社會結構，不但無法調節這些矛盾，本身也陷于瓦解。而中國戊戌維新時卻沒有出現這樣的形勢。自從1864年欺騙利用。在統治階級內部，掌握清政府大權的滿族貴族，對外向外國侵略勢力投降妥協，勾結起來共同絞殺中國人民革命；對內則向漢族地主實行讓步，依靠曾國藩、李鴻章為首的軍閥官僚鎮壓農民起義，辦理國防外交，使清朝封建政權暫時得以維持。統治階級內部雖然有洋務派、頑固派以及帝黨、后黨之爭，但總的說來守舊勢力還很強大。從力量對比上。在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尚不成熟的條件下，能否實現近代的社會變革，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在舊的統治階級營壘中是否能分化出一支革新的力量以及這支力量的實力情況。在日本明治維新時，幕府的勢力已經十分脆弱，陷于極端孤立的境地。維新勢力以中下級武士為核心，抬出天皇為旗幟，與反幕府的強藩相結合，既有基地，又有軍隊，廣大農民和市民也積極參加和支持反幕武裝，因此組成了強大的維新陣營，一舉推翻了幕府舊政權。中國的情況則不然。由地主、商人、高利貸者和官僚結成的“四位一體”，同現存的經濟和政治制度有著密切的利害關系，傳統文化的核心——儒學又是它們的共同思想準則。而且，這股反動勢力還有強大的外國侵略勢力的支持。因此，在這個具有特殊凝聚力的統治營壘中是很難分化出與之相對抗的革新勢力的。如中國的維新勢力僅以有資產階級傾向的士大夫知識分子為核心，依靠沒有實權的皇帝，聯合少數官僚。既沒有基地，也無兵權、財權，“與守舊黨比，不過千與一之比，其數極小”（嚴復語）。因此，守舊勢力一反撲，維新勢力頃刻瓦解。從政策措施的實施上。日本幕府統治被推翻后，明治政府發布命令，采取了一系列除舊布新的改革措施，如奉還版籍（1869年）、廢藩置縣（1871 年）、改革封建身份（1869至1873年）、廢除封建俸祿（1876年）、地稅改革（1873年）、教育改革、殖產興業、修改不平等條約，最后制定憲法（1889年）、召開國會（1890年），使日本成為君主立憲制的資本主義國家。在中國的“百日維新”中，盡管光緒帝也頒布了一系列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的變法詔書，但由于資產階級維新勢力并未掌握政權以及守舊勢力的強大，根本不可能實施。從國際環境上。日本明治維新發生在19世紀60年代末，當時世界還處于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期，奪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開始。而西方列強在東亞侵略的主要目標是地大物博的中國，加上亞洲民族解放運動特別是中國太平天國運動對西方列強力量的牽制，都為日本明治維新提供了一個較為有利的國際環境。日本維新派本身也比較注意外交斗爭策略，盡量利用英法、英俄之間的矛盾。而中國戊戌維新已經到了19世紀90年代末，世界資本主義已經向帝國主義階段過渡，列強通過爭奪殖民地的高潮已經基本上把世界瓜分完畢。中國成了列強在東方爭奪的“惟一富源”，出現了瓜分中國的狂潮。這時帝國主義列強絕不愿意中國成為一個獨立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國際環境對中國維新運動很不利

1.時間： 明治維新19世紀60年代 戊戌變法19世紀90年代 明治維新比戊戌變法早了近30年。人物： 明治維新：由中下層武士和一些大名發動武裝革命，有明智天皇帶領維新。戊戌變法：有梁啟超等上層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發動。有光緒批準下達變法。影響：明治維新改變了日本，從此日本開始了走資本主義道路。日本由惜日的封建東亞小國成為東亞最強大的國家。同時也滋長日本的軍國主義氣焰。戊戌變法 大多數改革措施被廢或取消。但中國資產階級已經開始登上歷史的政治舞臺。變法保留的內容也促進了教育的發展和思想的解放。結果：戊戌變法失敗 明治維新：成功2.明治維新成功與戊戌變法失敗的真正原因:明治維新在日本歷史上是一次成功的政治革命。它推翻德川幕府，使大政歸還天皇，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等方面實行大改革，促進日本的現代化和西方化。明治維新的主要領導人是一些青年武士，他們以“富國強兵”為口號，企圖建立一個能同西方并駕齊驅的國家。1871年廢藩置縣，摧毀了所有的封建政權。同年成立新的常備軍。1873年實行全國義務兵制和改革農業稅。另外還統一了貨幣。在19世紀70年代中期，這些改革遭到兩方面的反對：一方面是失意的武士，他們糾集對農業政策不滿的農民多次興行叛亂；另一方面是受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影響的民權論者，他們要求實行立憲，召開議會，萬事決于公論。明治政府在各方面的壓力下，1885年實行內閣制，翌年開始制憲，1889年正式頒布憲法，1890年召開第一屆國會。在政治改革的同時，也進行經濟和社會改革。明治政府的主要目標是實現工業化。軍事工業以及交通運輸都得到很大發展。1872年建成第一條鐵路，1882年成立新式銀行。為了滿足現代化的需要，大量介紹西方的科學技術。到20世紀初，明治維新的目標基本上已經完成，日本在現代工業國的道路上前進。經過明治維新而富強的日本，利用強盛的國力，逐步廢除了與西方各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收回國家主權，擺脫了淪為殖民地的危機；在1895、1904年分別在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中擊敗昔日帝國清與俄羅斯，成為稱雄一時的亞洲強國。但其改革遺留了許多問題，如天皇權力過大、土地兼并依然嚴重等封建殘余現象，與日后發生的一些列日本難以解決社會問題相互影響，使得日本走上了侵略擴張的道路。戊戌變法又名百日維新，是中國清朝光緒年間（1898年）的一項政治改革運動。這次變法主張由光緒皇帝親自領導，進行政治體制的變革，希望中國走上君主立憲的現代化道路。明治維新成功與戊戌變法失敗的真正原因 簡單的說：

1、光緒帝和幾個書生的全變和大變的急進變革得罪了整個上層階級，包括知識分子，廢除科舉堵住了某些知識分子的升官之路。而日本則是穩健的改革

2、戊戌變法和之后慈禧太后的新政都有洋人的破壞.而日本的改革受到洋人的扶持 上面的兩個原因，以第一條為最主要，下面仔細說一下我的理由： 至于有人說失敗是因為“主觀方面，中國資產階級發展不徹底，具有軟弱性和妥協性。客觀方面，中國封建反動勢力太強大，嚴重阻礙。”這個是教科書的標準答案，但卻是不符合事實的。其實，這里的主客觀因素日本和清代都也有這個問題，日本的封建反動勢力的反抗甚至比中國還強大，比如日本改革之后，日本九州的封 建勢力就發起對新政權的武裝進攻。1895年的甲午戰爭失敗后，1898年由光緒帝帝主持的戊戌變法維新應運而生。在教科書和主流媒體的影響下，人們基本上認為戊戍變法運動是慈禧太后鎮壓的，慈禧太后是阻礙中國進步的禍根。但真實情況并非如此。甲午慘敗，老佛爺豈能無動于衷? 據費行簡《慈禧太后傳信錄》載，早在變法之初，慈禧太后即對光緒帝說：“變法乃素志，同治 初即納曾國藩議，派子弟出洋留學，造船制械，以圖富強也。”“茍可致富強者，兒自為之，吾不內制也。”光緒帝帝素怕慈禧太后，待到慈禧太后太后太后坦露心跡，抑郁頓釋，也就在 幾個書生的簇擁下放膽行動起來，恨不得把一千年的任務在一個禮拜之內便大功告成。欲速則不達，反而適得其反，得罪大批既得利益者。光緒帝和維新派全變、大變的急進變革主張，造成整個社會結構的強烈震蕩，使許多與現存社會有利害關系 的社會集團和政治勢力覺得受到了威脅。百日維新期間，上諭達一百一十多件，令人目不暇接。各地方官員都怨聲載道。光緒帝嚴懲阻撓變法的官員，樹敵太多。至于廢除八股改革科舉制度，又在龐大士人群體中引起普遍恐慌。幾個書生的所做所為就要導致清朝的崩潰了，慈禧太后不得不走出來穩定政局，吞下 “血腥政變”的惡果。在處理戊戌變法上，慈禧太后太后太后有功無過。慈禧太后當時要是真的要象武則天哪樣有野心，慈禧太后為什么后來不稱帝呢？因為種種原因，慈禧太后已經被丑化的不能再丑化了。答案補充

慈禧太后是支持改革的，這個由她自己主導的新政證明了這一點，“前因中外積弊過深，不得不因時制宜，力加整頓。而宵小之徒，竊變法之說，為煽亂之謀。業經嚴拿懲治，以遏橫流。至一切政治有關國計民生者，無論新舊，均須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廢食。”但處在那樣一個社會大變革的時代，她不具備有一個最高統治者應有的知 識素養。她沒有主動吸納新知識的渴求和行動，因而在不少問題上表現出驚人的無知，如認為修鐵路破壞風水，火車要用驢馬來牽引等等（但這也不能全怪她，那個 時代的知識背景就是如此）。她的無知影響到她所支持的洋務運動和同治中興的實 績。更為重要的是，因為受教育水平和時代的局限性，她對事態的嚴重性、改革的 進程和目標沒有足夠的心理準備和通盤考慮，在外力的刺激下被動地調整政策。在 新政實行后，還是犯了光緒帝主持的戊戌變法維新的冒進的錯誤，日本的維新用了 20年完成，而慈禧太后用了8年。由于改革的步子太大太快，導致政局不穩定，導致權力下放，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保路運動。這里強調一下，清朝的滅亡不是因為通常說 的什么腐敗，而是自己的改革大躍進。這和當年蘇聯解體的原因相似，蘇聯解體不是因為腐敗，而是激進的改革。答案補充

戊戌變法和明治維新的區別 首先從結果來看,日本明治維新成功了,中國戊戌變法失敗了.日本明治維新是一次比較徹底的改革,使日本一個受帝國主義壓迫的東方小國在短短幾十年的時間里變成一個世界強國;中國戊戌變法是一次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運動,并且只維持了103天就被封建頑固勢力扼殺了,中國沒有因此而走上富強的道路.明治維新是一次比較成功的改革，它使日本擺脫了封建的束縛，讓日本走上了強國之路，但它也有它的局限性，它沒能徹底得廢除封建制度，致使日本發展受限。而戊戌變法，從根本上說并不成功，但它確確實實動搖了中國封建制度的基礎，從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社會的進步

第四篇：從“人民的名義”看社會（范文）

從“人民的名義”看社會

最近“人民的名義”瘋傳朋友圈，圈中好友反復提醒到不看“人民的名義”出去都不知道該與人如何交流了。筆者花了幾天的時間看了該劇，該劇大尺度的反映了當今中國的政治生態；社會上各類人的訴求在該劇中展現得淋漓盡致。完全可謂是政治生活的社會情景劇。從該劇中可以看出比較典型的有巨貪趙德漢，巨貪丁義珍，祁同偉、高育良等濫用職權，以權謀私，大搞權色交易的典型代表。而少有為正義、真相奔走而犧牲的陳海，正氣凜然、不畏強權的侯亮平。

通過分析劇中人物特性，我們可以看出趙德漢，國家部委能源司局級領導，其權力大得連地方的副省部級領導要見他都得在辦公室門外等上幾小時。該處長在與最高檢反貪總局工作人員周旋中一直打著親情牌強調“自己是農民的兒子，窮怕了”，罪行最終暴露無遺，貪污受賄金額高達2億多現金；一句“我是農民的兒子，窮怕了”讓人唏噓不已。最終難逃法律的制裁，被判處無期徒刑。丁義珍，曾任漢東省京州市副市長，官居副廳級。丁市長在政商社交圈與商人們稱兄道弟，能言善辯，頗有當代江湖袍哥之風范。罪行揭露后，在同伙祁同偉公安廳長等人的幫助下逃往美國。丁市長原以為逃往美國就是繁華與自由，可最終難逃同伙暗殺的命運。高育良，漢東省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官至副省部級干部。在漢東官場上可謂是風向標，滿口官話，實為老奸巨猾；劇中頗受爭議的人物當屬祁同偉，漢東省公安廳廳長。大搞權錢色交易，目無黨紀國法。一方面，祁同偉通過自己一步步的努力從鄉鎮司法所調到公安局工作，而后又在禁毒行動中以命相搏。而另一方面祁同偉為了仕途順風順水娶了前任漢東省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的女兒，夫妻關系形同虛設，最終混到了漢東省公安廳廳長。可是祁廳長毫不知足，對權力的欲望可謂是無限擴張，欲上升為副省級領導干部序列。壞事做盡，雇人開車撞死反貪局局長陳海，可謂是罪行累累，最終難逃自殺的命運。筆者感嘆該劇之所以十分受歡迎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該劇中樹造的人物形象太接地氣，讓人覺得這不就是現實嗎？

中華民族從古到今都以子弟做官為榮，有了權力就什么都有了，這才養成了權力濫用的不良社會風氣。當然在一個國家發展過程中有一些問題在所難免，但我們如果不去約束，禁止這些不良風氣，讓貪污、腐敗橫行，最終后果難以想象。自習總書記上任以來，國家實施了高壓反腐，老虎、蒼蠅一起打，成果顯著的同時也讓人人自危。

筆者認為應在頂層設計中模仿香港“高薪養廉”模式，可比照社會中上層收入待遇來確定不同職級的公務員工資標準。相信通過對公務員工資薪酬的改革，以權謀私必定會有所收斂。若還有極少數官員仍心存貪欲，以權謀私，法律對此必將嚴懲，加重對其處罰，可達到終身監禁不準減刑，不準假釋。當然，單純的“高薪養廉”模式還不足，還應模仿香港設立監督機構，例如香港的廉政公署，加大監督力度，把權力關在籠子里運行。現如今試點的監察委員會就有異曲同工之妙，在與紀委高度密切配合下加強對行政機關人員、國家工作人員的監督。

此劇的播出，也正是我們黨和政府決心反腐的體現，讓人民群眾看到現實中的問題，再以強有力的大刀闊斧的改革，徹底肅清流毒，還社會以朗朗晴天，還人民以公平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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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從權力話語理論看異化翻譯

東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更多期刊：點此訪問 >>> 2007年第5期

從權力話語理論看異化翻譯

作者：金敬紅 張艷新 字體： 【大 中 小】

摘要:福柯權力話語理論闡述了權力、知識和話語三者之間的相互關系,即知識是權力的象征,話語是權力的表現形式,控制知識權力話語的文化力量能夠實現其文化控制地位。強勢文化憑借其先進的科學技術知識,在文化交流中獲取說話的權力,并對弱勢文化進行操控。翻譯作為不同文化之間進行交流的重要工具勢必會受到這種文化霸權的影響,這體現在譯者對翻譯題材和翻譯策略的選擇中。翻譯已不再是單純的語言轉換工具,而是一種在不同的權力話語制約下的對話與交流。弱勢文化通過采取異化翻譯策略介紹自己本民族的優質文化,有利于抵制強勢文化的文化霸權。

關鍵詞:權力話語;強勢文化;弱勢文化;異化翻譯

中圖分類號:H 05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3758(2007)05-0451-05

20世紀70年代,翻譯研究出現了文化轉向。這種文化轉向強調了翻譯與目標語體系中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等方面的關系,這使得研究者們越來越深刻地體會到翻譯已不再是一種中性的遠離政治及意識形態斗爭和利益沖突的純粹的文字轉換活動,而是一種文化、思想、意識形態的話語在另一種文化、思想、意識形態中的改寫、變形或再創造。與此同時,異化翻譯也逐漸成為當今翻譯理論的熱門話題之一。作為文化轉向的產物,異化翻譯包含了深刻的文化、文學乃至政治的內涵。在此背景下,研究者們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對異化翻譯進行了客觀的解釋。福柯的權力話語理論為翻譯研究提供了宏觀視角,將社會之維、歷史之維引入翻譯研究,從廣度和深度上拓寬了翻譯研究的領域。權力話語理論深刻揭示了翻譯活動的社會性、背后的操控因素和它在文化建構中的重大作用。因此,采用權力話語理論的視角,將異化翻譯置于廣闊的國際政治文化框架內進行審視,注重探討異化翻譯的真正含義及其在文化交流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權力話語理論

法國思想家米歇爾·福柯被公認為是西方結構主義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受馬克思主義、現象學、結構主義以及尼采關于真理、知識和權力關系觀念的影響,福柯在對文學和哲學領域、精神分析領域、政治經濟領域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著名的權力話語理論。權力、知識和話語是這個理論的核心概念,而且權力是最重要的一個概念。權力和知識的關系

在權力話語理論中,福柯認為權力是社會理論的重要課題。權力是指一切控制力和支配力。這其中有有形的,如政權機構、法律條文;也有無形的,如意識形態、道德倫理、文化傳統與習俗的影響。這些都可以視為權力,它們是一種對人們思想行為的控制力、支配力。它們形成一個龐大的網絡,任何人都不能獨立于這個網絡而存在［1］。而作為社會重要組成部分的知識更不能擺脫權力的制約。福柯針對人與人的關系指出,知識就是權力。

通過考察,福柯發現人文科學的社會知識內在地與權力機制聯結在一起,因為這些學科的主題至少部分地是被權力機制所建構的,知識的生產只有依靠作為社會權力網絡的知識團體作背景才可能實現。在福柯看來,不僅人文科學是與權力內在地聯系在一起的,而且自然科學也是如此。

在知識與權力的關系問題上,福柯不僅考察了權力對知識的作用,而且考察了知識對權力的作用。他認為知識和權力是不可分的,權力深受知識的影響;知識能給人以權力,如果沒有知識的傳播、保存,權力也無法發揮作用。知識中又滲透著權力關系。權力對知識起著促進或阻礙的作用,它或者鼓勵和激勵知識,或者征服、限制知識,在知識身上打上權力的烙印。權力和知識是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面。知識不僅僅反映著權力關系而且蘊涵在權力之中。人類的本質就是知識和權力的關系。權力和知識相互作用。沒有知識,就沒有權力關系,權力在已有的知識基礎上發展;相對應地,沒有權力體系也就沒有知識,權力體系是知識存在的前提條件［2］。權力和話語的關系

福柯所指的“話語”,從狹義上,可理解為“語言”的形式;從廣義上,它又涵蓋了文化生活的所有形式和范疇。因此,對“話語”的分析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有著密切的關聯,如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制度等［1］。事實上,福柯所謂的“話語”是從索緒爾的“語言”和“言語”標準中分離出來的,但這里的“話語”并非索緒爾的“言語”,它不是指個人的語言實踐或表達方式,而是一種隱匿在人們意識之下的深層邏輯,暗中支配著各個不同群體的言語表達、思維方式和行為準則,它是對某一特定的認知領域和認知活動的語言表述。它也不等同于索緒爾的“語言”,因為它不是指一種抽象的語法規則,而是一種受到制約的語言應用,并且體現意識形態的語義。關于“話語”,福柯早已超出了語言學和文學研究中所說的“話語”概念,在福柯那里它是“權力”的表現形式,所有權力都是通過“話語”來實現的。所以權力實質上就是說話的權力［3］。在任何一個社會里,“話語”一經產生,就立刻受到若干權力形式的控制、篩選、組織和再分配。我們通常看到的某種歷史性表述,都是經過具有約束性的話語規則的選擇和排斥后的產物［4］。

福柯認為,權力和話語是不可分割的,權力通過話語來實現。例如,知識和真理是權力的象征,通過掌握知識和真理的話語權,人們可以掌握權力。換言之,話語是實施權力的工具,也是獲得權力的關鍵。每個社會層面都存在著一些特別的話語,它們與政治、權力及意識形態相互交織,組成一個龐大的網絡體系控制和支配著社會成員的思想。所有的社會活動都會受到這些權力話語的支配。福柯認為,文本應該從政治、意識形態和文化霸權角度進行理解和闡釋。翻譯已不是純語言轉換活動,而是從始至終都受權力話語支配的活動。翻譯帶來的新思想和新概念能夠支持或者減弱甚至摧毀目標語中的意識形態,所以翻譯是一種控制行為。

二、從權力話語理論看翻譯中的文化霸權

根據福柯權力話語理論,文化也是無形的權力形式。文化和所有其他力量結合在一起形成巨大的權力網,使得整個社會中的任何個體都不能擺脫它的影響。知識,作為權力的象征,也不可避免地與文化緊密相連。因此,任何控制知識權力話語的文化力量都能夠實現其文化控制地位。

相比較而言,強勢文化國家通常擁有先進的科學技術知識,以至于他們能夠在國際文化交流中獲取說話的權力;而弱勢文化則經常會陷入失語的狀況。這種強勢文化和弱勢文化之間知識話語的差異勢必導致文化霸權的存在。而且文化霸權的存在肯定會影響重要的文化和知識傳播工具翻譯。翻譯活動已不再是發生在“真空”中而遠離政治及意識形態斗爭和其他社會、經濟因素的行為。相反,翻譯是政治性十分強烈的活動。譯者對翻譯文本和翻譯策略的選擇無不受到文化霸權的影響。

一般說來,強勢文化國家多數會不屑選擇弱勢文化國家的文本來進行翻譯,因此,導致翻譯書籍在強勢文化國家市場只占很小的比例。比如,在1990年,英國出版了63?980種圖書,其中翻譯書籍僅有1?625種(24%);美國出版了46?743種圖書,其中翻譯書籍僅有1?380種(296%)［5］。與其相反,翻譯的書籍在弱勢文化國家中卻占很大比例。由此可見,強勢文化國家利用其經濟、社會、文化等的快速發展建立起了文化霸權主義,長期以來,翻譯實行的是強勢文化譯成弱勢文化民族語言的單向運作。在翻譯選材方面,以英美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常常以英美本土習見的美學標準來審視第三世界的作品,作出有意識的選擇。那些反映第三世界原始神秘、落后的文本往往成為強勢文化國家的首選,并且將之當成第三世界的文化經典一譯再譯,而那些不符合他們預設的文本則被剔除。譯者對翻譯策略的選擇也明顯受到強勢文化和弱勢文化之間的文化權力差異的影響。在對待翻譯中怎樣處理文化差異的問題上,翻譯界有兩種不同的意見歸化翻譯策略和異化翻譯策略。前者是以目標語文化為導向的翻譯,這種翻譯往往撇開原文的語句和形象,進而把源語文化中的異質成分轉化為目標語中人們所熟知的內容。而后者是以源語文化為歸宿,要求譯者向作者靠攏,采取相應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語表達方式,來傳達原文的內容,這種翻譯保留源語中特有而目標語中沒有的語言表達形式或文學形象。一般說來,在翻譯外語文本時,由于以英美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比較自信,輕視其他文化,往往對他們認為落后的文化不屑一顧,在翻譯東方弱勢文化文本時,一般不會接受東方弱勢文化中有別于自己文化價值的成分,多半會采取歸化策略。在具體的翻譯中,譯者為了迎合讀者的口味,不惜修改、刪除原文中與譯語文化不相符合的地方。除此之外,英美等國對那些選中的文本還要加入許多適合接受者接受的大量解釋性的材料,使譯語在內容上歸化于目的語(英語)的嗜好和偏見。

自從17世紀以來英美翻譯外語文本時就采用這種“流暢翻譯”或“透明翻譯”,其主導地位一直持續到今天。這種翻譯潮流體現了英美文化霸權主義,其實質是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的一種侵略。這種歸化翻譯有意抹殺存在于外語文本里的語言、文化差異,盡可能將外語文本歸化,用英美社會的價值取向和觀念予以取代,使譯文變得明白易懂,讓讀者陶醉在轉化成為自己文化的異地文化之中。龐德在《神州集》里翻譯的中國古典詩歌,所采用的顯然就是歸化策略。其歸化程度之高以至于大多數評論家一致將之視為“一組基于中國素材的英語詩歌”,而不是翻譯作品［5］。更為典型的例子是英國譯者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ld)對波斯詩人歐謨·伽亞謨(Omar Khayyam)《魯拜集》的翻譯。在英美中心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下,菲茨杰拉德對原作進行了隨意改動,他在1851年寫道:“這些個波斯人,我拿他們想怎么著就怎么著,實在是開心得很。他們雖說也是詩人,但還沒到讓人不敢恣意妄為的地步,而且他們也確實缺乏一點藝術來塑造自身”。結果譯作被英國人視做不僅是英國整個翻譯史上最優秀的譯作之一,而且是英國文學史上的杰作,被列入“世界文學名著”。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強勢文化和東方弱勢文化之間進行的翻譯活動是一種不平等的文化交流,存在著文化霸權主義。歸化的翻譯策略與文化霸權緊密相連,歸化翻譯作為一種話語實踐塑造了強勢文化和弱勢文化之間的不對稱的權力關系,即一切弱勢文化都得聽命于英美強勢文化的擺弄,歸化的翻譯成了他們進行文化殖民的共謀。也就是說,歸化翻譯幫助強勢文化撒播話語權力,實施文化侵吞。

三、權力話語理論的借鑒意義

福柯的權力話語理論,深刻地沖擊了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也給翻譯理論的研究注入了新的生機。福柯的一大貢獻在于他使話語不再局限為話語本身,而是把話語變成了歷史研究的方法和對象。換言之,權力話語理論給翻譯研究帶來了一場深刻的思想革命,轉變了文本中心論的翻譯觀,為翻譯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論視角和研究方法。根據權力話語理論,我們得知,在英美文化霸權的影響下,語言之間透明的互譯是不可能的,文化以語言為媒介來進行透明的交流也是不可能的。翻譯已不再是純粹的文本之間的信息轉換,而是一種在兩種不同的權力話語(源語話語與譯語話語)制約下的對話與交流。西方強勢文化在經濟、政治等方面的優勢不可避免地會導致文化霸權的存在。因而,第三世界應以翻譯為武器,對文化霸權主義給予反擊。韋努蒂的異化翻譯策略

為了打破西方強權話語下的翻譯不平衡局面,抵制西方的文化控制,第三世界國家應大量翻譯自己民族的優秀文化遺產,尤其是反映自己本民族文化的文學作品。換句話說,如果弱勢文化不想被強勢文化同化,磨滅自身的特性,那它就必須把自己的文學、史學和哲學作品翻譯成外語,以使得各國人民對其地域風情和人文精神有更深入的了解。

在對待民族文化的策略上,弱勢文化要勇于采取異化翻譯策略,向西方推介本民族的文化傳統,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性。在向外翻譯本民族的文學作品時應充分體現本土文化之異,或者改變傳統以西方人的價值為準則歸化弱勢文化的翻譯策略,從而讓西方意識到文化無優劣之分,世界上每個民族的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價值和意義。為此,許多翻譯家和文化研究者已經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們提倡在翻譯中應盡量使用異化翻譯策略來保留異國文化形象,盡量不使譯文失去文化特性。其中尤為突出的是異化翻譯策略的代表人物韋努蒂。韋努蒂的異化翻譯理論源于德國思想家施萊爾馬赫(Schleiermacher)的啟迪。1813年,施萊爾馬赫在就不同的翻譯方法發表演講時指出:“翻譯只有兩種方法,要么譯者盡可能讓作者安居不動,讓讀者去接近作者;要么譯者盡可能讓讀者安居不動,讓作者去接近讀者”［6］。韋努蒂因此認為:“譯者可以選擇歸化或異化的譯法,前者以民族主義為中心,把外國的價值觀歸化到異語文化中,把原作者請到國內來;后者則離經背道,把外國文本中的語言和文化差異表現出來,把讀者送到國外去。”［7］除此之外,韋努蒂指出:異化翻譯策略在有利于民族文化重構的同時,也會破壞目的語的民族文化概念,挑戰民族文化典律和民族價值觀。

在翻譯過程中,韋努蒂提倡采用異化的處理方法而不是英美傳統上的歸化方法,其真正的目的在于發展一種翻譯理論與實踐,把外國文本中的語言和文化差異帶進占統治地位的目標語文化價值中,進而發展一種不同于今天廣泛流行的千篇一律的翻譯模式的方法。因此可以看出異化翻譯重在彰顯原文的差異,這種差異主要表現為翻譯的“語言之異”和“文化之異”,而且這種差異只有通過打破目的語中現行的文化準則才能得以保存。異化翻譯通常會偏離本土的文學規范,讓讀者感受到一種異樣的閱讀體驗。也許有些人會認為,這會使翻譯失去其建立理解和溝通的作用。其實不然,因為溝通的最終目的是要達到相互了解和尊重,當然這里也包括了解和尊重各方的差異,從而做到互通有無。從這個角度上看,異化翻譯更是一種有益于各國、各民族相互理解和溝通的方式,它是在“求同存異”的前提下,讓源語文化得到目標語讀者的理解。漢譯英中的異化翻譯

身處第三世界的我國在把自己優秀文化譯成英語時,更應該對異化翻譯給予足夠的重視,因為只有通過異化翻譯原汁原味地介紹我國文化的特性,我國文化的精髓才能不被西方強勢文化所歸化,進而使中國文化走向世界。

《紅樓夢》的兩個不同譯本在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說明了異化翻譯在文化交流中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這兩個譯本分別來自楊憲益夫婦和戴維·霍克斯。由于他們采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譯法,所以得到的效果也截然不同。例如,《紅樓夢》第十一回中王熙鳳說道:“真是‘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前者將其譯為:“Truly, ‘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 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 ”;而后者將其譯為:“I know ‘the weather and human life are both unpredictable’?”［8］。顯而易見,楊憲益采用的是異化翻譯策略,其保留了源語中的文化因素和漢語諺語的句法結構及修辭風格。這種翻譯有利于在西方讀者中營造一種生疏感,以使他們面對文化差異的事實,進而質疑當今世界標準語言(如英語)的優越性和文化霸權。而霍克斯則采用了歸化譯法,其拋棄了漢語諺語的形象,對源語的文化因素進行了歸化,表面看起來似乎霍克斯的譯文把兩種文化的距離拉近了,因為它讀起來通俗易懂。但事實上正好相反,英語讀者借助變通了的方式理解了原文的部分內容,而對原文的真實文化內涵卻全然不知。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剝奪了英語讀者了解中國傳統文化內涵的權利,從而也阻礙了文化的交流。因此不難看出異化翻譯更有利于將我國的特色文化介紹給世界各國,保持自身固有的文化地位和文化屬性,從而保存自己的優秀文化遺產不被色彩繽紛的西方強勢文化所吞噬。也許有些人會對具有鮮明文化特色的譯文能否被外國讀者所接受提出疑問。但事實上大可不必,因為隨著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與過去那種抵御陌生和尋求認同的心理相比,人們已經對異質文化采取寬容和開放的態度,他們正逐漸縮小彼此間的差異。所以說那種采用“入鄉隨俗”的原則將無助于滿足人們渴望尋求新的文化因子以充實和更新自己的文化構成的心理。

四、結語

福柯的權力話語理論讓我們認識到翻譯遠非語言轉換那樣簡單,它與政治、經濟、權力、意識形態以及社會環境等因素密切相關。我們應該時刻注意翻譯和翻譯實踐的復雜性,這有利于我們對強勢文化的文化霸權提高警惕。我們要想使本民族的文化不被世界遺忘,就必須大力加強文化輸出,以此來改變原來翻譯逆差的現象。當然在面臨西方強勢文化時,我們應該有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而且在翻譯的過程中要勇于采取異化翻譯策略,將自己本民族的優秀文化原汁原味地介紹給西方,進而讓西方人了解真正的中國,而不是“文化霸權”這套觀念下,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在對待西方強勢文化時,我們應該以批判的態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主動吸取強勢文化的優秀成果,為我所用。我們不能因西方世界的文化霸權行為而感情用事,閉關鎖國,對西方文明一概排斥,這既不利于平等的文化交流的建立,也不利于本民族文學的發展。我們所要倡導的是在對各種文化的差異給予尊重、理解、包容和欣賞的前提下平等互利的文化交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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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趙金鳳 “文化勢差”對翻譯的負面影響［D］ 青島:中國海洋大學外國語學院, 2005:19

［3］秦文華 翻譯 一種雙重權力話語制約下的再創造活動［J］ 外語學刊, 2001(3):74

［4］辛斌 語言、權力與意識形態:批評語言學［J］ 現代外語, 1996(1):21

［5］李紅滿 翻譯研究的后殖民視角［J］ 四川外語學院學報, 2003(1):106－107

［6］Lefevere A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 book［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149

［7］Venuti L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20

［8］郭建中 翻譯中的文化因素:異化與歸化［J］ 外國語, 1998(2):14

Foreignization in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wer Discourse Theory

JIN Jinghong, ZHANG Yanxin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04, China)

Abstract:Foucault's power discourse theory elaborat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ower, knowledge and discourse, ie, knowledge is the symbol of power and discourse is the representative form of power, but the culture controlling the discourse of knowledge power can realize its predominance over all the three factors Powerful cultures gain the discourse right i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 weak cultures by virtue of its advanced knowled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the integral part of the exchange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translation will be inevitably influenced by this kind of cultural hegemony This is manifested in the selection of the themes to be translated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ranslation is therefore no longer merely the instrument of language transformation, but a dialogue or communication means restricted by different power discourses Recommending their own superior cultures through picking out the translation strategy for proper foreignization, the weak cultures will gain the advantage to resist more efficiently the hegemony of powerful culture

Key words:power discourse;powerful culture;weak culture;translation foreignization

(責任編輯:劉曉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