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腐敗窩案形成的政治機理

腐敗窩案形成的政治機理

發布時間:2013-10-11 09:29 作者:儲建國

述評由頭：在近期的反腐斗爭中，拔出蘿卜帶出泥、一挖就成串的腐敗窩案越來越多，其中既有政府部門各級官員，也有國有企業管理層，其涉案人員之多，官職之高，都是罕見的。人們在震驚之余，不免會提出很多疑問。其中一個重要問題是：為什么在反腐敗極受重視、力度不斷加大的前提下，政府與國企仍會發生如此嚴重的腐敗窩案？其原因究竟是什么？今后的反腐敗工作究竟應該怎樣改進？

近來備受關注的腐敗窩案

中石油“地震”

從8月底開始，中石油遭遇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反貪腐風暴，相繼有集團公司原副總經理王永春、集團公司原副總經理李華林等四位高管，涉嫌嚴重違紀，被組織調查并免職。9月1日，這輪反腐大戲再掀高潮：原國資委主任、黨委副書記、中石油集團原董事長蔣潔敏亦告下馬。這是十八大后落馬的第一個中央委員。此次中石油的“地震”，是史無前例的“老虎”窩案。中石油反腐風暴，給現行的央企管理體制和央企高管的任命制度敲響了警鐘。

鐵道部腐敗窩案

今年7月，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一審被判死緩，他落馬后牽出鐵道部一系列腐敗案。在鐵道部窩案中，中鐵集裝箱運輸有限責任公司原董事長羅金寶是最先落馬的官員。羅金寶被免職后，2011年1月初，丁書苗被正式調查。劉志軍之后，以“協助調查丁書苗案”而被帶走的官員還有聞清良、杜建華等。自此，鐵道系統高官落馬的多米諾骨牌被推倒。

湖南藥監腐敗窩案

今年5月，湖南省紀委和湖南省檢察院聯合通報了一起湖南藥監領域腐敗窩案。這樁窩案涉及11個職能部門，共有26人受處分。據了解，現年58歲的湖南省藥監局原副局長劉桂生，在藥監局任職期間，非法收受賄賂82萬元。在這起腐敗案中，一共查處職務犯罪案件20件共26人，其中廳級干部1人，處級干部4人，幾乎覆蓋了藥品從生產到流通領域各個環節，涉及11個單位和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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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油腐敗窩案被查處后，國人在驚嘆之余，有了一種無可奈何的感覺。反腐猶如搗蟻窩，搗了一窩生一窩。一個地方出現腐敗窩案之后，被大力查處，換了一茬領導，又形成新的腐敗窩子。這種情況屢見不鮮，說明它的形成有一種深層的、復雜的政治機理。

最高層權力控制網絡出現了松解

中國的政治體系總體上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權力控制網絡，最高層的權力之手可以通過中層的傳送帶，直達基層的政治過程。這個體系內的各種政治單元，都被要求服從最高層的意志，這種意志中包含了不得腐敗的內容。然而，這種意志不能得到有效的貫徹，甚至遭到了集體性地違抗。這說明權力控制網絡出現了松解，導致最高層在某種程度上失去了貫徹自身意志的能力。這種松解是如何發生的呢？

這種權力控制網絡成形于革命戰爭年代，它以黨為核心，形成黨、政、軍三個相互關聯的權力板塊，并延續到和平建設年代。在革命戰爭年代，它的有效運行主要是解決黨軍關系問題，那時主要通過“黨指揮槍”的原則解決了軍隊中的山頭主義。在和平建設年代，它的有效運行主要是解決黨政關系問題，主要原則是“黨委決策，政府執行”。上述原則主要處理的是橫向權力控制問題，在縱向控制方面上，兩個時代都是依靠黨組織內部“下級服從上級”原則來實現的。

無論是橫向的服從，還是縱向的服從，既是方向性的，又是具體性的。在革命戰爭年代，通過一個又一個的戰斗任務來強化著這種“服從”效果。網絡中的上下左右都認識到，如果沒有這種服從，那會直接地帶來戰爭的失敗，生命的喪失。在和平建設年代，起初也是模擬戰斗任務來完成生產任務，但由于生產任務的量大，并具有彈性，完不成任務所帶來的直接效果不像完不成戰斗任務那么嚴重，因此，“服從”的必要性和效果就大打折扣了。如果上下左右的權力主體都不同程度地出現“服從”的惰性，那么，權力控制網絡就會出現松解，事實也的確如此。

隨著經濟生活的發展，自上而下的命令負擔越來越重，自下而上的“服從”惰性也越來越強，整個權力網絡出現僵化，運轉不靈，就像一架生銹的機器，運轉速度逐漸地慢了下來。這種情況新中國成立后不久就出現了，最高層于是就想通過一些非常規的運動來除銹潤滑，但只能維持比較短的時間。而且運動本身也對權力控制網絡起著破壞作用，文化大革命差點摧毀了這個網絡。

權力碎片化現象的出現

改革開放后，最高層曾想改變這種網絡的主要結構，但試了一下并沒有堅持下去，只是在網絡邊緣進行了一些切割，但改變了網絡的運行環境，導致了一些難以預料又必須去適應的變化。

運行環境中的最大變化就是從計劃經濟轉到市場經濟，這種轉變在一定時期內拯救了這個權力網絡，讓本來已嚴重超載的主要命令鏈條得以減負，使得這個網絡在不改變主要結構的情況下可以繼續地運轉下去。

不過，在運轉過程中，出現了最高層不愿意看到又無可奈何的變化，那就是“權力碎片化”，也就是權力板塊被分割成一塊塊具體的權力單元。這些權力單元之間是相對獨立、甚至封閉的，它們除了在大的政治原則方面對上保持忠誠之外，在其他方面有相當大的“自行其是”的空間，而且它們有強大的動力擴充這種空間。這是因為從計劃經濟中走出來的市場經濟一方面具有資源和財富分散化的特點，另一方面又具有權力支配資源和財富的特點，二者結合起來就會促成分散的權力支配分散的資源和財富?？梢哉f，這是當代中國政治體系中所發生的最重要的權力結構的變化，它與一些發展中國家所發生的“權力碎片化”現象不太一樣。

中國盡管出現了權力碎片化現象，但它還能夠有效地運行一段比較長的時間，這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碎片化的權力之間形成了中國特色市場經濟發展在某個階段所需要的競爭格局，譬如說地方政府之間、國企之間的競爭所帶來的效率改進；二是碎片化的權力之間牽著一條重要的紐帶，那就是被最高層所控制的人事任命，以及附帶著的政績考核，這條紐帶讓這些碎片化的權力并不能完全地自行其是，總體上仍然處于某種具有一致性的政治體系當中。這就像一篇合格的散文，符合“形散而神不散”的特征。

不過，神不散的特征必須服從于更大的正當性原則，那就是民心的支持。如果形散的特征嚴重損害了正當性原則，那么神不散的特征也會最終喪失。

形散的特征為什么會沖擊正當性的原則呢？那就要問權力碎片追求“自行其是”的背后動力是什么，不需要認真地考察就會發現，那就是對具體資源和利益的占有。這種占有既可以通過個人的方式，也可以通過小團體的方式。在屢次試錯之后，人們得出了普遍的經驗，那就是通過小團體的方式更為有力，也更為安全。于是，權力碎片中那些核心的權力支配者就會在更大的程度上團結起來，產生更強大的力量去突破各種正式的制度和規則，對可能獲得的資源和財富實現更加充分地占有，這就是腐敗窩案的政治基礎。

碎片中的權力支配者如何實現更大程度的團結

碎片中的權力支配者如何實現更大程度的團結呢？這時候，中國傳統的“圈子”文化就發揮了關鍵的作用。這種文化在當代政治學中被定義為非正式制度，筆者稱之為私屬制度，寬松地說，它們是在法定制度和黨內制度之外用來分配和運作政治權力的制度，是遍布政治權力場中的人情網、關系網。這是在發展中國家具有普遍意義的一種恩護制，一種以政治從屬換取物質報酬的關系。它意味著恩護人和受護人之間一種不對稱的、可持續的交易關系，具有私人性、情感性和互惠性特征。

在當代中國政治生活中，這種恩護關系通常由官僚系統中的上下級關系演變而來。這種關系本來是由正式制度界定的，上級指揮下級、下級服從上級在權威性文件中是理所當然的。但在中國，如果只有這一層關系，那么它的運作就會很僵硬，整個官僚機器就會運轉不暢。在現實中，它的有效運轉需要加進粘合劑，讓它變得更“鐵”一些。這種粘合劑通常稱為“情義”。上級就像父親，下級就像兒女，前者對后者要愛護，后者對前者要忠心。正式制度的上下級關系一旦轉化為恩護制的上下級關系，它就有了相對于正式制度的獨立性。這就是說，前一種關系消失后，后一種關系仍有可能存在。調到其他系統工作的干部仍會在某種程度上維持著對老上級的忠誠，老上級手中如果仍有資源，仍會處處維護老下級的利益。

當代中國權力網絡的規范運作依據的是黨和國家權威性文件，如果現實過程與權威性文件規定的過程相差不大，那么權力的碎片化就不會發生。然而，權力網絡運行環境的變化讓這種差距變得很大，權力碎片化變得比較嚴重，而碎片化的權力難以依靠正式制度而常規地運作，而是越來越多地依靠私屬制度而非常規地運作。在寬松的意義上，非常規地運作中有相當大一部分可以定義為腐敗性的運作，當這種運作是由權力碎片中各種角色協調一致地完成時，它就具有團體腐敗的性質，一旦根據法律來查處，就是腐敗窩案。

很有意思的是，在查處腐敗窩案的過程中，我們通常被視為窩案性質的行為并沒有作為被定罪的依據，真正被定罪的行為常常就是那么一兩項明顯具有個人性質的貪污受賄行為。這說明，在目前的權力網絡中，“窩”的性質是很難被反掉的，除非對目前權力碎片化和私屬制度的現狀做比較大的改變。

如何應對腐敗蔓延

改變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權力碎片化本身并不一定很可怕。美國政治體系的權力網絡就具有比較強的碎片化特征。如果權力碎片內部能夠根據正式制度實現相當程度的自律，或者權力碎片之間能夠根據正式制度實現某種程度的牽制，并且整個權力網絡能夠在重大方面實現一致性的運作，那么權力碎片化與有效治理之間的有機關聯還是能夠形成。

對于當前的中國，為了應對權力碎片化所帶來的腐敗蔓延，主要的方式還是加強自上而下的監管，尤其是加強以中紀委為中心的監督體系建設。如果腐敗窩案過于嚴重，這套體系也是不堪重負，只能根據政治目標和任務零星地、突擊地反掉少量的腐敗。如果追求一個中期的效果，有必要對權力結構及其運行方式動點手術。

首先，將那些可以市場化運作的權力碎片進一步市場化，運用統一的市場規則來規范它們的行為，從而減輕政治體系內的監督負擔。

其次，在權力碎片內部建立起自我監督的體系，這就需要發展局部性的民主，譬如說地方民主、單位民主、企業民主等。

再次，強化權力碎片之間的權力監督體系建設，目前可以操作的方式就是將審計部門、信訪部門放到人大，紀委監督與人大監督實現更密切的合作。

如此之后，也不能徹底根除腐敗，但可以朝著讓正式制度發揮支配性作用的方向前進。

（作者為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導）

第二篇：窩案析

窩 案 析

黨中央反腐力度空前，查處大案要案的報道不斷見諸媒體。尤其是幾樁窩案，案值巨大，涉案人員眾多，觸目驚心，發人深思。

窩案即團伙串通作案。涉案人員可稱為窩人，為首者可稱為窩主。窩案一詞很形象，容易讓人想到窩或圈子。其特點是：窩一般由窩主編織、把持，不是窩人不讓進窩，“窩里斗”的驅趕出窩，相互勾結自成一窩，善于偽裝隱藏其窩，鉆制度體制空子躲避查窩，陽光照不進窩，外風吹不進窩，宛如庇護所、安樂窩。在這幾近封閉的小世界里，窩風彌漫，窩氣相投，窩人相親，窩人相護，窩腐窩贓，窩不外露，于是形成窩案。

防治窩案，思想上要提倡“窩里斗”，人人拿起批評和自我批評武器，勇于開展積極的思想斗爭，自我凈化，相互清潔，筑好拒做窩人的第一道防線；監管上要加大開窗通風透光，加強巡視檢查，及時滌蕩窩風窩氣，勿使形成氣候；組織上要善抓苗頭，加強警示教育，對執迷不悟、一意孤行者要果斷采取組織措施，拆其幫，鏟其窩。

有的窩人所在單位門頭不小，易拉大旗作虎皮；有的看上去業績還不錯，頭頂光環，易一俊遮百丑。為防止被這種假象欺騙，考察、任用和考核干部一定要堅持以德為先。同時，管理制度一定要嚴密、嚴格、管用；監管一定要認真、嚴格、全方位，堅持執行制度無例外、接受監督無例外、執紀執法無例外，不搞特殊，不講情面，不留盲區，以防窩人漏網、逍遙法外。

第三篇：江西九江水利系統腐敗窩案158人涉案

江西九江水利系統腐敗窩案158人涉案

2014年09月12日 17:39

來源：大江網

原標題：江西九江水利系統腐敗窩案158人涉案

作者：帥學仁 袁浩林

“捕魚行動”抓“水鬼”

——江西省九江市水利系統腐敗窩案剖析

近年來，江西省九江市紀委聯合公安、檢察等部門組成“捕魚行動”專案組，成功查處了以該市水利局原黨委書記、局長裴木春為首的一批腐敗分子。

九江市水利系統腐敗窩案共有158人涉案，其中黨員干部125人，處級干部16人，科級干部89人。全案共移送司法機關處理17人，收繳違紀違法款7600余萬元。裴木春犯受賄罪、貪污罪，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2年6個月。

九江市水建公司總經理胡江犯受賄罪，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0年6個月，處罰金10萬元。

九江市河道管理局局長陸海兵犯受賄罪，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4年。九江市節水辦負責人萬俊犯受賄罪，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0年。

九江市政府督查室副主任柯善滿犯受賄罪，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5年。

德安縣水利局長李秀銀，彭澤縣水利局長何東勇、副局長余光治，修水縣水利局長丁彥穩，湖口縣水利局長余江等5人分別被判處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

受到黨紀政紀處分的還有九江市水利局班子成員桂某、熊某、王某以及副處級干部陳某等。

參與水利工程圍標串標、買標賣標的企業法人邱斌、張平、高先軍、王海軍等7人被司法機關立案。

一潭渾水——水利工程招投標亂象叢生

在九江，每次有水利項目招投標，都有一批“專業代理人”參與，他們手中擁有全國各地多個水利公司的投標介紹信，通過相互串通，私下達成圍標協議、借用資質、“賣牌”、買通評委等各種方式，非法取得水利工程項目。這些代理人只管中標不做工程，因此中標后多數賣給其他公司從中獲利。

2005年以來，建設隊伍要想在九江地區投水利標就要掛靠九江市水建公司，而水建公司則從中漁利。據統計，水建公司總經理胡江任期內，共取得九江市6億余元的水利工程項目。此外，九江市水建公司還長期與各縣區水建公司合作，買斷市水建公司在該縣區的投標權，各縣區水建公司向市水建公司上交管理費。

江西中申建筑公司董事長張平從九江水建公司下海后，長期從事水利工程非法投標活動。2008年，九江市八座中型水庫對外招標，張平邀集萬某、于某分別借用數十家公司資質參與投標，水建公司同時也借用了多家公司資質參與投標。市水建公司為了中標，支付給張平及其同伙70余萬元，讓他們放棄中標。2009年，九江市十里河I期工程對外招標，劉某、胡某分別借用多家公司資質參與投標，水建公司也借用了6家公司資質投標。劉某和胡某為中標，就通過張平找到市水建公司總經理胡江串通，愿意支付給水建公司54萬元，隨后，劉某、胡某順利中標該工程。

2006年，張平和邱斌合伙圍標取得德安縣某小水庫工程，工程總價180余萬元，后以16.2萬元價格將此工程轉賣給殷某承建。2011年10月，張平、邱斌合伙圍標取得永修縣小農水工程1-4標段，又將該工程1-2標段以40萬元價格轉賣給周某承建。

一群蛀蟲——見利忘義危害水利工程

高某，原為九江市湖口縣張青鄉木匠。一次偶然機會，高某經人介紹為裴木春裝修住房，因與裴木春是湖口老鄉，常在一起吃飯喝酒打麻將，后來發展成為鐵桿朋友。兩人相互利用、狼狽為奸。裴木春利用職權將高某安排到水建公司上班。

高某既沒有自己的公司和土木工程管理經驗，也沒有承擔風險的實力，裴木春竟然違規將市水利局水?？萍际痉秷@的裝飾工程拆分指定給高某承建；向胡江打招呼幫助高某承接了防汛指揮中心大樓部分工程、彭澤縣浪溪水庫、九江縣雨淋水庫等工程。

在九江市河道湖泊管理局下屬企業和強公司改制時，裴木春將信息告訴高某，幫助高某提前做好準備并采用圍標方式競得和強公司承租權。高某則投桃報李，承諾讓裴木春在和強公司占有一定股份，并先后送給裴木春人民幣6萬余元，三次出資為裴木春裝修房屋。

2009年下半年，高某通過裴木春的關系從水建公司承建了九江市當年最大的病險水庫除險加固工程彭澤縣浪溪水庫工程。浪溪水庫是一座以防洪、灌溉為主，兼有發電、養殖等效益的中型水庫，壩址以上控制流域面積209平方公里，關系到彭澤縣浪溪鎮幾千群眾的生命安全和3.8萬畝農田的灌溉。如此重要的水利工程，竟然交給一個毫無水利工程施工經驗的木匠高某來負責施工，簡直把群眾的生命和國家財產當兒戲！2009年底，浪溪水庫工程面臨關鍵的防滲墻施工，但防滲墻的施工設備只有江西省水建公司才有。高某為節約成本，竟然自己組織人員用土辦法施工，邊施工邊實驗，試了多次也沒有成功。

一河“水鬼”——“管工程吃工程”潛規盛行

高某因無資質無技術在浪溪水庫防滲墻施工實驗中失敗，導致經濟上虧損，他就想從別的隱蔽工程中多報些工程量撈回來。

有一次，高某與裴木春、胡江打麻將時，將想法告訴了裴木春，并請求裴木春親自出面幫忙。2010年4月，裴木春到浪溪水庫工地檢查，向業主方、監理方、施工方作指示：“浪溪水庫是重點工程，要保證進度和質量，同時也要把工程款用好用活。”

按照裴木春“用好用活工程款”的要求，彭澤縣水利局、監理方、施工方相互“配合”，從防滲墻、溢洪道等工程中虛報套取100萬元工程款，高某從中分得55萬元，彭澤縣水利局分得45萬元放入該局“小金庫”。在何東勇任彭澤縣水利局長期間，伙同工程建設單位以虛報工程量的方式共套取水利工程款226萬余元，全都作為單位“小金庫”資金放在賬外使用。

2006年至2011年，湖口縣水務局與工程施工單位“配合”，在湖口縣馬跡嶺水庫、殷山水庫等水利工程中，以虛增工程量的方式套取國家水利工程資金共計600余萬元。

“一人得道，雞犬升天。”裴木春在擔任九江市水利局長期間，先后利用職權將外甥范某從湖口縣水利局調到市水利局擔任自己的司機，并違規將其從普通職工提拔為市水利局安監科副科長；將妹夫汪某、妻子的侄兒何某、妻子的侄女婿鄭某安排到市水政監察支隊執法點工作。2005年市水利局成立水政監察支隊，有7個全額撥款事業編制對外公開招考，招考比例為1∶3。裴木春為確保何某等筆試入圍，找了14名“托兒”湊數參加考試。2007年，裴又利用職權將何某提拔為水政監察支隊副支隊長。（帥學仁袁浩林）

辦案者說

回想查處水利系統案件中一樁樁違紀違法事實，辦案人員總結了“三個沒想到”：

沒想到水利建設市場管理如此失控。水利系統從上至下都有“水建公司”（國企），因遲遲未改革，水利工程項目一度體內循環，內部操縱，而且市水建公司與縣區水建公司利益常

常拴在一起，權力尋租必然失控。加上近幾年國家投入水利的資金爆炸式增長，由于具有水利工程建設資質的企業較少，競爭不充分，程序不規范，監管不到位，以致腐敗問題頻發。

沒想到水利案件“浪波”如此洶涌。查處裴木春案，帶出多名黨員干部違紀違法案件，九江市水利局機關6名處級干部、4名科級干部被紀檢監察機關立案查處，其中移送司法機關處理3人；水利系統外7名黨員干部被查處，如九江市政府辦督查室副主任柯某、城建處干部于某，市檢察院正科級干部王某，市供電公司干部沈某，湖口縣地稅局原局長劉某等。水利腐敗窩案波及面這么大，令人驚訝。

沒想到水利局班子內部關系如此庸俗。一個單位發案，其背后總有必然的原因，班長裴木春理想信念喪失，生活貪婪腐化，沉迷打牌賭博，與多名女性發生不正當關系。裴作為一局之長，伙同副局長以及局財務人員共同貪污，還欣然接受多名副職及中層干部的行賄或介紹行賄，通過多名副職幫助報銷應由裴個人支付的旅游費用、醫藥費用等。同流合污，漠視法紀，可見班子內部關系低俗卑鄙。

第四篇：金融危機形成機理分析論文

摘要：我國加入WTO后，金融開放的深度和廣度的不斷提高，舊有風險進一步暴露，新的風險進一步產生。在對金融危機的種類進行梳理的基礎上，對金融危機的形成機理進行研究，相信它對有關金融危機的進一步研究將起到有益的幫助。

關鍵詞：金融危機 貨幣危機 銀行業危機 外債危機

一、引言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從16361637年荷蘭郁金香泡沫破滅到最近的美國次貸危機，金融危機發生的頻率越來越快，從這些金融危機造成的影響來看，有些危機(如1997年韓國金融危機)在爆發之后可以使危機發生國的經濟迅速復蘇，而有些危機(如19981999年的俄羅斯金融危機)卻使危機發生國陷入了長期的經濟蕭條甚至衰退之中。

1997年7月，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因為資本賬戶的高度管制，亞洲金融危機沒有傳染到我國的金融市場，對其穩定性沒有造成重大影響。這并不意味著中國的金融體系具有良好的穩定性；更為合理的解釋是，因為沒有參加比賽（國內金融市場與國際市場的人為割裂），所以沒有輸掉比賽（國內金融穩定性未受重大打擊）。然而，時過境遷，這種僥幸或運氣恐怕難以為繼：第一，我國已經滯后于整體經濟改革的金融改革已經提速，長期積累的隱性金融風險開始顯性化，并釋放其積累已久的破壞能量；第二，由中國加入WTO導入的金融開放，在建立國內金融市場與國際市場的聯系的同時，也為國際投機商的攻擊和國際金融動蕩的傳染提供了可能的通道，并由此可能觸發國內金融危機。2OO2年中央黨校進行過一次調查，這次調查總共涉及104名高級政府官員，當受訪者被問到什么是未來1O年內中國最大的威脅時，幾乎2／3的受訪者提到了金融危機。

二、金融危機種類

《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將金融危機定義為“全部或部分金融指標短期利率、資產(證券、房地產、土地)價格、商業破產數和金融機構倒閉數的急劇、短暫的和超周期的惡化”。根據IMF在《世界經濟展望1998)中的分類．金融危機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四大類：(1)貨幣危機(Currency Crises)。(2)銀行業危機(Bank Crises)。銀行不能如期償付債務，或迫使政府出面，提供大規模援助，以避免違約現象的發生．一家銀行的危機發展到一定程度．可能波及其他銀行．從而引起整個銀行系統的危機；金融市場嚴重動蕩，市場不能有效地發揮作用，整個經濟活動受到影響。(3)外債危機(Foreign Debt Crises)。一國內的支付系統嚴重混亂，不能按期償付所欠外債，不管是主權債還是私人債等。(4)系統性金融危機(Systemic Financial Crises)?？梢苑Q為“全面金融危機”，是指主要的金融領域都出現嚴重混亂，如貨幣危機、銀行業危機、外債危機的同時或相繼發生。

三、金融危機的形成機理

引發金融危機的一些普遍因素主要有：本幣的高估、贏弱的銀行和非銀行監管、過高的短期資本流入。除此之外還有一些特殊因素也足以引起金融危機。

可以看出，導致金融危機的原因復雜多樣，且隨著金融不斷發展，危機的原因也呈現出多變性，但學術界一般認為，導致金融危機的根源主要是以下三點：

（一）金融交易交割的分離

金融的首要功能是通過轉化閑散資金的用途以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在優化資源分配的同時，金融交易與交割的分離(如期貨、期權市場)為金融危機的產生提供了可能性。金融的這種過度發展導致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嚴重脫鉤，金融交易與交割的分離(如期貨、期權市場)為金融危機的產生提供了可能性。金融創新尤其是金融衍生工具的增多，更為危機爆發埋下了隱患。金融各個環節在時間空間上的分離增加了市場上的不確定性與風險因素，當風險因素不斷累積，偶爾出現的突發事件就很可能導致金融危機的爆發。雖然金融創新有分散風險的作用，但本身并未將風險消除，而當金融創新過度膨脹之后，所帶來的潛在風險的集中爆發，將使金融風險呈幾何級數的放大，金融創新的負作用已不容忽視。2007年突然爆發的美國次貸危機，現在已經被公認為是美國過度金融創新“惹的禍”。(二)經濟周期的波動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經濟周期性的擴張與收縮，必然伴隨著金融周期性擴張與收縮，從歷史經驗上看，積累金融風險，經濟收縮往往帶動金融收縮，暴露金融風險。經濟周期的存在為金融危機的爆發提供了外部環境。馬克思更把金融危機看作是經濟危機的表面形式。以1992年英鎊危機為例，當時英國正處在經濟周期的頂點，通貨膨脹高企，英國政府選擇緊縮政策力圖使經濟“軟著陸”，然而德國在東德回歸后的經濟擴張使得英鎊難以承受降息帶來的副作用，最終導致英鎊脫離歐洲貨幣體系。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雖然是由國際投機資本沖擊引發，但現在看來，亞洲各國在樓市和順差大規模擴張后，經濟已面臨周期性回調的需要。各國政府沒有提前做好應對之策，最終招來國際金融大鱷的襲擊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說，亞洲金融危機有著本身的必然性，盡管它是我們不愿看到的。

(三)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

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是金融活動中十分現實的問題，它是造成金融風險的外部條件。金融領域中理性人之間的博弈行為尤為突出，心理預期的多變、契約的不完備性、信息的不對稱都使經濟環境充滿了不確定性，全球化、金融自由化以及國際政治局勢的不安，更加增添了這種不確定性。一旦金融危機出現苗頭，“羊群效應”將使金融危機進一步惡化。而國際評級機構（如標普、穆迪、惠譽）調降危機國度評級和國際金融大鱷（如英鎊危機和亞洲金融危機時的量子基金）的“煽風點火”，將使危機進一步邁向失控境地。

四、結束語

伴隨經濟發展和金融創新的不斷深化，引發金融危機的新因素不斷出現，金融危機不斷發生新的變化，呈現出新的特點。而理論認識相對實際情況不可避免的存在滯后性，往往只能對已經發生的金融危機做出事后解釋而無法對新情況提出有價值的意見。

研究金融危機，目的在于預測、防止或者減小金融危機帶來的損失。而事實證明，金融危機理論在這方面的作用似乎微乎其微，其有用性受到懷疑。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金融危機理論毫無意義，它還會伴隨金融發展不斷發展完善。有必要指出的是，由于金融危機的復雜性，各種金融危機理論都存在著片面性。有些理論甚至存在著彼此矛盾的情況。如何在我國實際情況下應用發展這些理論才是金融理論研究者和工作者的職責所在。

本文為中國人民銀行武漢分行重點課題的部分研究成果。項目編號：WB2004B010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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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中央巡視組約談超150人一汽腐敗窩案收網

中央巡視組約談超150人一汽腐敗窩案收網

2014年10月30日 06:12 來源：新華網 作者：孫銘訓

一汽集團窩案到了收網的時點。

中央巡視組前后長達兩個月的審查，不僅助推了前一汽-大眾靜國松貪污腐敗關聯案件的審查進度，更通過詳細、全面的審查，將隱藏在一汽集團更深層的貪腐問題挖掘出來，從現在到明年三四月份，陸續將有大批高級經理級及以上高管受到相關部門的懲處。

明年四月前是集中處理期

10月29日下午，中紀委網站公布了中央巡視組對一汽集團的審查意見反饋。中央第十三巡視組組長朱保成指出，巡視組在一汽集團發現的問題主要是：黨風廉政建設責任落實不夠到位，執行“三重一大”制度不力，頂風違紀問題時有發生，對2011年巡視發現問題整改不力，汽車銷售、資源配置領域腐敗問題多發。

一汽集團原董事長徐建一表示，巡視組反饋的情況，完全符合一汽實際。同時也提出了五項整改方案，表示會列出“問題清單”，建立整改臺賬，明確整改責任，清晰完成時限。

朱保成代表巡視組向一汽集團提出了四點意見建議，包括對行賄的供應商、經銷商、廣告商等加大懲處力度。他還表示，已將一些領導干部人員的問題線索，按有關規定轉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及有關部門處理。

有一汽集團內部人士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中央巡視組對一汽集團進行的連續兩次調查，規模龐大，約談了大量高級經理級高管，也有大批高級經理級及以上高管被帶走調查，還有一批涉案程度較輕人員，已交由一汽集團內部處理，并向巡視組報備處理結果。從現在到明年三四月份將是相關人員集中處理的關鍵時期，其間將不斷公布涉案人員的處理結果。

2014年7月底，中央巡視組第一次入駐一汽，2014年8月底巡視組第一次審查結束回京，但并沒有立即給出審查反饋；2014年9月，巡視組再次來到長春，但這次并沒有讓一汽接待。

據上述內部人士指出，巡視組在調查期間并未公布具體的調查項目，抽調了一汽集團各子公司能抽調的所有資料，包括之前兩年所簽署的所有合同，約談了超過150人，收集了大量信息。此后，很多人被帶走調查或協助調查。在巡視組入駐期間，中紀委網站還先后公布了多起一汽集團的人士處理意見，包括此前媒體報道的一汽-大眾原黨委書記兼紀委書記鐘立秋、一汽-大眾原副總經理、銷售公司總經理李武，一汽-大眾汽車有限公司奧迪銷售事業部副總經理周純等。

其間，除一汽-大眾公司奧迪銷售事業部在國外召開會議期間，存在公款旅游等問題被查處通報外，其他被處置人員皆與此前靜國松貪污腐敗案件相關。

整體上市受阻

此前一汽集團的整體上市計劃被擱置，就是因為2012年中國家審計署在對2010年的財務收支審計中發現在財務管理、會計管理、工程項目決策、內部管理等方面存在14項問題。

民族證券分析師曹鶴此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整體上市工作的停滯很可能是由于集團財務上有去年財報的遺留問題?！耙话銇碚f，公司上市前的審計過程中，如果發現屬于不違規狀態的問題，允許企業用會計手段糾正調整。但如果財務出現嚴重漏洞并且上升到刑事犯罪層面，可能會嚴重影響整體上市。”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機構汽車分析師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指出：“中央巡視組的審查比最正規的審計公司還要嚴格”，它將隱藏在一汽集團內部貪污腐敗、管理混亂、復雜的資產關系等問題都拎了出來，提高了集團的管理水平和運營效率，對資本市場來講是好事情，而解決的這些問題，此前都是制約一汽集團整體上市的關鍵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