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廣東神灣鎮土地腐敗窩案曝合法受賄交易形式

廣東神灣鎮土地腐敗窩案曝“合法受賄”交易形式

2010-08-21 11:10:00 來源: 正義網(北京)

近年來，隨著房地產市場的興旺和高速發展，土地——特別是商業用地，更是供不應求，因而土地交易的價格層層攀升。在這種環境下，炒賣土地使用權、非法改變土地使用功能等現象時有發生，神灣鎮窩案就是土地資源領域腐敗案件的典型樣本。

方圓12畝的空地上，只有孤零零兩棟樓，沒有門窗只有框架，甚至連通往這兩棟樓的路都沒有。

廣東中山市神灣鎮神灣市場的旁邊，豎立著這樣兩棟奇怪的建筑。這兩棟樓是用來干什么的呢？

一般人看不出門道，可是中山市第一市區檢察院反貪污賄賂局的辦案人員卻看出了端倪。

“看似孤零零的兩棟樓，其實背后隱藏著一筆大交易。”辦案人員這樣分析。

根據群眾舉報，神灣鎮神灣市場旁的這12畝土地是私營企業主廖子力向神灣宥南村購買的集體所有的商住用地。之所以在地上臨時建起兩棟樓房，是因為按照國家規定，宥南村這樣銷售集體所有商住地是無法給廖子力辦到相關權證的，廖子力為了取得該地的所有權，向神灣鎮國土分局局長簡仁基等人求助，“業內人士”為廖子力指點了迷津：

先在空地上建兩棟樓，然后以宥南村出售該樓給廖子力的方式，附帶取得12畝地的相關權證。于是，出售兩棟村屋搭送一個12畝“花園”的鬧劇就此上演了。

不過，這筆交易需經過城建、規劃、國土等部門的審核，如此簡陋的兩棟樓房是如何明目張膽地混過各項檢查呢？

經過縝密初查，收集、調取了大量的證據材料和有價值的情報信息之后，辦案人員察覺到這個線索只是該鎮土地變更使用功能及買賣交易領域存在嚴重腐敗的問題之一，隨即一個隱藏在神灣鎮土地資源領域的窩案逐

1步浮出水面。

2009年7月，中山市第一市區檢察院反貪污賄賂局根據這一線索順藤摸瓜一舉查獲這個利用土地轉換功能、土地辦證大肆收受他人巨額賄賂的利益集團，立案5宗5人，此外，移送中山市檢察院立案3宗3人，涉案金額達到1000多萬元。

該系列案件中，涉及國家工作人員7人：神灣鎮黨委委員、副鎮長江飛宇，受賄150多萬；神灣鎮黨委委員梁健華（分管神灣鎮房地產公司），受賄50多萬；神灣鎮國土分局局長簡仁基，受賄400多萬；神灣鎮國土分局副局長馮健旺，受賄120多萬；神灣鎮外經辦主任郭徹，受賄250多萬；神灣鎮規劃所副所長李戈（負責全面工作），受賄60多萬；中山市規劃局勘查科副主任科員何祚東，受賄30多萬。

其中，簡仁基在審批廖子力購買的神灣鎮宥南村12畝集體土地的過戶和報建過程中提供幫助，并先后3次收受廖子力給予的賄賂款共計人民幣8萬元。

土地功能轉換成商機

地處廣東省中山市南部的神灣鎮，毗鄰珠海，其經濟發展水平在中山各鎮區中屬于較為落后的狀況。值得稱道的是由于地處城市郊區，傳統型工業發展還比較好，形成以紡織服裝、金屬塑料和玩具制造為支柱產業，電子信息、化學制造、化妝品、家具等行業協調發展的輕工業格局。

近年來，神灣鎮開始區域發展轉型，逐步由城郊工業區轉變為政務區，于是，大量的工業用地就可以轉換為商住用地，土地經濟也隨之發展起來。

“不要小看這個土地功能轉換，里面隱含了巨大的商機。”辦案人員告訴記者。

原來，神灣鎮當時工業用地的價格是每畝約10萬元，商住用地的價格是每畝可達80萬元，由工業用地轉化為商住用地，按照當地規定需要每畝補交約10萬元就可以了，這樣中間會產生60萬元的利潤。但是，由工業用地轉為商住用地，有著嚴格的規定和復雜的流程。

根據《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六條規定，建設單位確需改變該幅土地建

設用途的，應當經有關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門同意，報原批準用地的人民政府批準。其中，在城市規劃區內改變土地用途的，在報批前，應當先經有關城市規劃行政主管部門同意。

同時，2002年國土資源部發布的《協議出讓國有土地使用權規定》的第十六條也規定：“以協議出讓方式取得國有土地使用權的土地使用者，需要將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約定的土地用途改變為商業、旅游、娛樂和商品住宅等經營性用途的，應當取得出讓方和市、縣人民政府城市規劃部門的同意，簽訂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變更協議或者重新簽訂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按變更后的土地用途，以變更時的土地市場價格補交相應的土地使用權出讓金，并依法辦理土地使用權變更登記手續。”

“具體來說，規劃部門需要出具規劃意見，同意它由工業用地轉換為商住用地，然后經過國土部門審批，報分管副鎮長，再經市規劃局同意后方可轉換。”辦案人員說。

所以，雖然這個轉換過程中間有商機，但一般人也只能望洋興嘆。不過，對于神灣鎮國土分局局長簡仁基等人來說，這并不困難，因為“合伙人”均為各部門主管領導，掌握著土地規劃、審批的權限。

他們的合作是這樣的：

首先由外經辦主任郭徹接觸需要辦理工業用地轉為商住用地的土地權人，并與談妥條件，之后由副鎮長江飛宇辦妥鎮政府的規劃手續，再由鎮規劃所李戈以及市規劃局勘查科的何祚東辦妥規劃局的手續，最后由國土分局局長簡仁基辦妥土地轉換功能手續。

“每轉換成功一畝地，他們就可以凈收20萬元，然后按比例分成。”辦案人員說。

“合法受賄”交易形式

在中山市第一市區檢察院反貪局審訊室內，簡仁基坐在審訊位上，雙手不停地絞動，他不停地向辦案人員試探，企圖只交代部分犯罪事實得以蒙混過關。這時，訊問的辦案人員不經意地說了句：簡局，聽說你有個老表開了間房地產中介公司，似乎生意不錯呢……

這句話吸引住了簡仁基，他抬頭看了下辦案人員，雙手垂下，開口說話，一套精心研究出的 “合法受賄”交易形式逐漸清晰起來。

策略一：幕后操作。在和需要辦理土地轉功能、土地辦證業務的“客戶”談妥條件后，由簡仁基找到其朋友經營的一間房地產中介公司，由該中介公司出面和客戶簽訂合同，致使表面上看起來像是正常的商業行為。

策略二：簽訂合同。為了做到表面上看起來合法，避免客戶資金風險，房地產中介公司和客戶還會在律師所簽訂合同，約定由律師所代為保管資金，事成之后才將賄賂款項劃給個人。

策略三：銀行轉賬。所收受的賄賂均通過銀行進行轉賬，由簡仁基統一管理，統一分配。上述利益人群為掩人耳目，均使用了他人的私人賬戶為自己收受賄賂，如簡仁基所使用的他人私人銀行賬戶就達5個。所收受賄賂款項首先由簡仁基統一收取，再按照他們各自談好的分配比例，由簡仁基再次分配給其他人。

2010年5月，廣東省中山市第一法院對江飛宇等人作出了一審判決，相關被告人被判處有期徒刑七年至十年不等，并處沒收財產人民幣8萬元至20萬元。

檢察官手記

土地既是一種稀缺的不可再生資源，又是一種依靠行政審批就可取得的資源，占有了土地也就意味著占有了巨大的獲利空間，這是誘發土地領域職務犯罪的主要誘因。在該案中，被告人的作案目標放在土地轉功能以及土地辦證這兩個環節上。

譬如在土地轉功能方面，需要將工業用地轉為商住用地的那些土地權人，他們一開始取得工業用地使用權的時候，價格僅僅是幾萬元至十幾萬元每畝。可是一旦將這塊工業用地成功轉為了商住用地，該土地的價格馬上就會上升至七八十萬每畝。由此可見，其中有著多大的利潤空間。在這種運用行政權力改變土地性質就能帶來巨大利潤的情況下，在擁有權力的一方看來，這些利潤源于他們手中的權力，他們要收取一部分利潤理所當然；而在需要改變土地功能的土地權人看來，與公開競爭相比，行賄成本

相對低廉并且更有把握。這樣一來，就促成了資本向行政權力的全方位滲透，同時也給權力尋租提供了機會。

在該系列案件中，罪犯有主管土地、城建的鎮政府領導，有國土分局的正副領導，有對外經貿系統的領導。這些人很清楚他們手中的權力能帶來多大的財富，而這些人平時又經常和許多腰纏萬貫的企業老板接觸，整天面對的是企業老板們的名車豪宅、一擲千金，都會使其產生一種自卑和追逐心理，心理難免會產生不平衡，這就造成掌握權力的領導干部們浮躁、攀比、經受不住誘惑。而個人虛榮心和“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病態心理驅使，不正當物質利益的追求，拜金主義等消極腐敗思想，也讓這些領導干部放棄了對自身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改造，致使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思想滋生、膨脹。

此外，該系列案中的罪犯，無論是在工作中還是平時生活上，都形成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小團體，工作中互為上下級，生活中互為“哥們”。在這種小團體中，利益是維系關系的紐帶。因此，當社會上一些不法分子為了獲取暴利，千方百計對這些人進行拉攏腐蝕的時候，很容易就會將這個小團體全部拉下水。在該系列案中，我們還可以從一個小小案外情節看到：這個小團體每星期有兩到三次會聚在一起吃飯打麻將，而每場麻將的輸贏都在10萬元以上。

此案中還有個很大的特點，筆者單獨將其拿出來，以期能引起重視和反思，那就是70后青年領導干部的腐敗問題。讓我們來看看這些風華正茂的干部的簡歷：

簡仁基，38歲，2002年任中山市板芙鎮國土分局局長，2007年任中山市神灣鎮國土分局局長；

馮健旺，34歲，2007年任中山市神灣鎮國土分局副局長；

李戈，36歲，2007年任中山市神灣鎮規劃站副站長，負責全面工作。這些干部有個共同的特征，雖然級別不高，但都是三十出頭便坐到了位高權重的位臵。

簡仁基天資聰明，很有心計，能言善談。在領導眼中也算是有“才”的人，試想，他沒有超人的地方，也不會年紀輕輕坐在這個大權在握的位子，他沒有“才”，也不會想出如此高明的犯罪手法。但他這種小聰明大愚蠢，有“才”無德，最終葬送了自己的光明前程。

此案中暴露出的官場政治生態問題也不容忽視，馮健旺、李戈兩人是在江飛宇、簡仁基等人作案期間由其一手提拔的干部，用第三者郭徹的話來形容：這兩人很聽話，很好用。馮、李參與犯罪除了自身腐化墮落、意志不堅的原因之外，其二人的供述中有句話揭示了另一個潛規則：提拔我的上級交代我去做的事情，于公于私，我都不得不去做，錢也不得不收。

應該說，在我國土地行政管理領域中，各種制度還不是很健全，致使各種權力得不到有效的監管。譬如，土地部門受同級政府管轄，干部任免權、編制審批、經費批準，樣樣都可以成為某些黨政領導干部插手土地領域的利器。又如，我國在土地管理、規劃和稅收等方面，多個部門各司其職，職務上有分工，制度上不配套，沒有形成相互間的制約，容易在管理結合部發生問題。另外，同一部門負責辦理土地轉讓手續、評定土地等級、確認地價評估結果，還要組織大宗土地拍賣，這樣也容易出現監管盲點。在該系列案中，無論是土地轉功能還是為有歷史遺留問題的土地證辦理，都沒有一整套完善的制度來規范，只是有一些原則性的規定，并沒有具體的操作流程和規則，這些制度上的漏洞，就給了一些利用權力謀求私利的犯罪分子留下了空間。

當前的我國法制建設尚未完善，對于權力的監督體制的建設更是遠落后于現實需要。在該系列案件中，罪犯曾擔任各個部門的主要領導和負責人，還有兩位更是神灣鎮的人大主席和人大代表。在這種情況下，傳統意義上的內部行政監督失去效力，外部人大監督也失去效力，這兩種本可以對犯罪起到預防作用的監督體系都發揮不到作用，也致使這個小團體越陷越深，到最后只能通過法律對其進行制裁。而在這種內、外部監督失去了效力的情況下，犯罪分子會認為犯罪成本很低，犯罪后被發現的風險也很小，從另一方面也為誘發土地領域職務犯罪提供了溫床。（作者系廣東省中山市第一市區檢察院檢察官）

第二篇：廣東茂名腐敗窩案查處始末：159人行賄買官

廣東茂名腐敗窩案查處始末：159人行賄買官

159人涉嫌行賄買官

在查處這場腐敗案中,有一個細節令人印象深刻:廣東省紀檢部門立案調查茂名原市委書記羅蔭國的當天,即赴他家里取證。辦案人員驚訝地發現一個還未拆封的信封。僅僅幾天前,為能提拔為茂港區區長而“跑官”的茂港區常務副區長譚某,剛剛送上約30萬美元的賄金。信封里赫然附著譚某的簡歷和名片。他已經在副處位置待了8年。于是,譚某成為最后一個給羅蔭國送錢買官的人,也成為羅蔭國案第一個證據確鑿的涉案人。

譚某的同學,一位在這場窩案中堅守節操的干部感慨:譚某經歷掙扎,最終對“逆淘汰”的環境喪失信心。“其行可恥!其情可悲!”

在“上梁不正”的腐敗之風下,茂名“不跑不送,原地不動,又跑又送,提拔調動”的官場潛規則大行其道,進而出現了“劣幣驅逐良幣”的干部任用“逆淘汰”現象。

茂名案涉案人員職位之高、數量之多、性質之嚴重,在廣東乃至全國罕見—

茂名原市委書記周鎮宏和其繼任者羅蔭國、原常務副市長楊光亮、原副市長陳亞春、原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朱育英、原市委政法委書記倪俊雄等人“落馬”,涉案人員包括省管干部24人、縣處級干部218人。茂名市轄6個縣(區)的主要負責人無一幸免,波及黨政部門105個,其中159人涉嫌行賄買官。

兩任書記“前腐后繼”

茂名腐敗成風,兩任“一把手”的“率先垂范”作用惡劣。

2014年2月,周鎮宏被河南省信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受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判處死緩,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周鎮宏先后多次收受33人賄賂的人民幣2464萬余元,此外,還有折合人民幣3700萬余元的財產不能說明來源。

茂名案發時,周鎮宏已升任廣東省委常委、統戰部部長。他被當地官員視為打開買官賣官“潘多拉盒子”的人,將所謂“市場邏輯”引入官場,是茂名窩案的肇始者。

茂名當地一些干部回憶,2002年至2007年,周鎮宏任茂名市委書記時,曾被戲稱為“周大炮”—因為他提出來的戰略規劃幾乎都是“放空炮”,只停留在書面上、講話里,根本沒有落到實處。

“這樣一個說空話、搞貪腐的人被重用,對羅蔭國的刺激極大。到了他主政的時代,買官賣官就完全公開化、常態化了。”當地干部說。

2013年7月,羅蔭國因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財產。據悉,1993年至2011年,羅蔭國單獨或伙同其妻子鄒繼芳收受64名黨政領導干部、企業商人賄送財物,其犯罪金額合計過億元。

鎮長為升官貸款行賄

窩案爆發前的幾年里,茂名買官賣官風氣暢行,成為官員中半公開的秘密,民間甚至流傳著從科長數十萬元至副市長數百萬元的“價目表”。

在“一把手”的前后帶動下,茂名官員買官賣官的行為異常瘋狂。2012年7月,倪俊雄因受賄罪獲刑15年,沒收財產300萬元和違法所得338萬元。倪俊雄在任職茂名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兼公安局長期間,利用提拔使用公安系統干部的機會賣官斂財。他的特點是小到兩三萬,大到上百萬,大小通吃,來者不拒,甚至還采用了“相同條件下價高者得”的荒唐邏輯。

涉案者中有些基層干部的“從眾”令人感喟。信宜有個鎮長是中國農業大學畢業生,努力工作卓有成效,每次開干部大會都受表揚,但多年沒有提拔。為了升任鎮黨委書記,他抵押貸款5萬元,湊了20萬元行賄,此后很快被提拔,卻也因此受到處理。

【警示】

如何讓廉政監管真正落地？

茂名腐敗案引發的追問和反思是多方面的，最集中的焦點是：面對如此貪腐的領導干部，組織部門和紀委應該發揮怎樣的作用，盡到怎樣的職責。

—如何杜絕賣官現象發生？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廉政研究中心副秘書長高波建議，對于提拔干部的責任，應像審計經濟責任一樣追查到底。那些企圖賣官的貪官認識到，試圖通過邪門歪道取得官位的人，也往往是容易出事的高危人群，很可能成為顛覆自己的陷阱，就不敢輕舉妄動了。

—誰來約束“一把手”的權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廉潔教育與研究中心教授任建明認為，過去一年里，一批因貪腐落馬的黨政“一把手”的墮落軌跡表明，“一把手”位于權力的塔尖和核心位置，與其他官員相比，其腐敗領域更加廣泛、環節更加繁多。

高波建議，一方面，紀委的獨立性要加強，增強縱向垂直管理，使紀委對于同級黨政官員的監管更加有力度；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現有行政資源，讓以“問題為導向”的紀委巡視組工作常態化，有效尋找線索進行突破。

第三篇：廣東樂昌現紅包腐敗窩案 11名市委常委9人涉案

廣東樂昌現紅包腐敗窩案 11名市委常委9人涉案

2015年01月06日 02:46

來源：現代金報

原標題：全市11名市委常委中9人涉案

近日，廣東紀檢部門查處了72名干部涉案的樂昌市“紅包”腐敗窩案。原11名市委常委中，包括市委書記李維員在內的9名市委常委涉案，“紅包”禮金達450多萬元。此案成為黨的十八大之后不收斂不收手、頂風違紀的典型案件。

樂昌地處“廣東北大門”，礦藏豐富，素為通衢繁華之地。自1994年撤縣設市后，經濟發展多年位居韶關縣市區前列。近年來，地區發展不進反退，重新戴上了省貧困縣的“帽子”。

□據新華社1月5日電 “紅包”最后均以財政名義報銷

據廣東省紀委通報，中央八項規定出臺后的2013年和2014年春節、中秋節期間，李維員仍繼續頂風收受下屬單位和私人老板所送錢物。在其直接帶動和影響下，樂昌市一些鄉鎮、街道和市直單位領導干部逢年過節競相收送“紅包”禮金。經查，樂昌市收送“紅包”禮金涉及班子成員27人，鄉科級干部45人，涉案干部收受“紅包”禮金達450多萬元。

記者調查發現，樂昌市涉案的72名干部中，市委原11名常委有9名涉案其中，其余多為鄉鎮、市直單位“一把手”，公款送禮已成為樂昌官場的慣例。

主要領導婚喪嫁娶及生病住院等是公款送禮的特殊節點。一位涉案正在接受組織調查的干部告訴記者，李維員的父親2014年去世時，市里各大班子都派了代表去。樂昌市某鎮鎮長稱，李維員的父親生病和去世時，鎮里“以集體的名義”，分別送了1000元和3000元，這些錢都是從鎮里財政開支。“這些?慰問?的錢都是自己先墊付出來，然后以飯餐票、土特產發票等進行報賬。”同去參加“慰問”的另一名鎮級領導說。

沒有錢的鄉鎮就送土特產

春節和中秋節是樂昌官場送“紅包”的主要節點，跟婚喪嫁娶相比，春節、中秋的“慰問”等級、標準差異很大。樂昌某鄉鎮“一把手”說:“婚喪嫁娶是特殊的事情，幾個領導商量一下，搞個一千兩千就好了。逢年過節，不同的領導有幾個層次不同的標準，有的多個幾百塊，有的少個幾百塊。” 經濟窮困沒有錢的鄉鎮就送土特產。知情人士透露，近年來，每到年終，沙坪鎮班子就會開會討論送禮方案，安排專門資金，購買當地的花生油、紅薯、雞蛋等土特產去送禮。“關心過鎮里的領導都要去回報感謝，不是一桶兩桶的事，都是百把斤甚至幾百斤。花生油十七八塊一斤，紅薯幾毛一斤，值不了多少錢，但都是風氣。不去送，明年你拿項目就拿不到。有錢的給錢，我們就只有土特產，再怎么樣都要表示一下，領導可能也比拿錢更舒服，他們也知道我們窮。”沙坪鎮政府一名班子成員說。

“紅包”成買官“利器”

根據廣東省紀委的通報，李維員因收送“紅包”禮金、買官賣官、套騙公款等違紀違法行為，已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其涉嫌犯罪問題已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其他涉案人員的違紀違法問題，也正在調查核實處理中。

記者調查了解到，在當地，“紅包”不僅僅是簡單的慰問和人情往來，而成為買官“利器”，“買官賣官”是樂昌政界半公開的“秘密”，很多基層干部被這股風氣裹脅。一名樂昌市委常委告訴記者，李維員曾就一個崗位向多名干部“許諾”，暗示他們都可以努力“爭取”。

李維員時常干預政府事務，與市長關系緊張人盡皆知。2014年，樂昌市決定對成效明顯的招商引資項目進行表彰，市政府常務會議根據慣例和市場實際，沒有把房地產企業列入表彰名單。“開大會時李維員很不高興，直接在禮堂的表彰大會上批評政府不該把房地產企業剔除在表彰名單之外，搞得市長灰頭土臉。”樂昌市一名處級干部說。

在干部提拔方面，李維員更是“說一不二”。韶關市委一名常委透露，時任樂昌市長羅海俊曾在討論人事的會議上，對李維員作出的人事安排提出異議，遭到李維員當場質問:“是市長管人事還是書記管人事?”

當地官位長期空缺待售

缺乏民主程序，使干部任用淪為權力尋租。另一名樂昌市委常委說:“一定級別的干部任命，一般都是市委書記、市長、副書記、紀委書記、組織部長?5人小組?醞釀人選，當然其實還是李維員說了算。我沒有能力否決5人小組已經通過的決議，提出異議不僅會得罪主要領導，還會得罪下面一大幫人。”據悉，“5人小組”中市委書記、組織部長、紀委書記等3人均涉案被“雙開”或接受調查。

沙坪鎮一名鎮級領導說，一直到去年上半年，沙坪鎮8個班子成員分擔了原本應該12個班子成員的工作，缺鎮長、副書記、副鎮長、黨委委員。班子成員空缺了三分之一的狀況，持續了一年多。“班子成員大量空缺影響工作，早該配好了，鎮里也早就推薦了副書記、副鎮長的人選，但等了一年多都沒有批下來，直到李維員出事后，新的市委書記到任才補足。” 樂昌市多位市委常委表示，很多干部早就反映，好幾個鎮和科局的班子成員長期空缺，很不正常。有合適人選就應該按組織程序辦，空缺這么久什么意思？后來很多情況表明，這是為了待價而沽。位子有大把，就看誰去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