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廉政論文-對腐敗行為必須依法嚴懲

廉政論文-對腐敗行為必須依法嚴懲

對腐敗行為必須依法嚴懲

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強調指出：“全當同志一定要充分認識反腐敗斗爭的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設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幟鮮明地反對腐敗。”“堅決查處違紀違法案件，對任何腐敗分子，都必須依法嚴懲，決不姑息。”胡總書記的講話，既表明我黨將已更加堅決的態度反對腐敗，也表明我黨堅決懲治腐敗的決心。近幾年來，我們黨在加強黨風廉政建設、遏制權力腐敗、查處大案要案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績，也摸索和積累了一些豐富的經驗。但是，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還存在一些問題。領導干部和機關工作人員以權謀私、權錢交易、貪污受賄等違紀違法案件時有發生；有法不依、執法不嚴、貪贓枉法的問題仍然存在；弄虛作假、虛報浮夸、欺上瞞下、奢侈浪費等現象還相當突出。因此，懲治腐敗任重而道遠，我們必須遵照十七大提出的反腐要求，堅持不懈地抓好黨風廉政建設，對腐敗分子必須嚴字當頭，嚴厲懲處。

黨紀政紀、法紀法規的作用就在于它的嚴厲性。當前，從反腐敗斗爭和黨風廉政建設及法治建設的要求來看，無論在立法和執法上，都存在失之于寬、失之于軟、懲處不嚴的 問題。我們同腐敗分子的斗爭，關系到黨的生死存亡和國運的興衰，必須依法嚴厲懲處，懲處不嚴，對腐敗分子就難以起到應有的威懾作用，紀檢監察部門的職能作用就要受到弱化。加強對違法違紀行為的懲戒，是反腐敗斗爭和黨風廉政建設的必要手段，是紀檢監察的最后一道防線，懲處越嚴厲產生的威懾力量和警示作用就越大，越能強化紀檢監察部門的職能作用。為此，筆者以為必須解決好以下幾個問題：

嚴懲腐敗必須先嚴立法。我國已建立了很多嚴明的法規法紀。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犯罪領域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一方面，對買官賣官、不正當交易、色情賄賂、官僚主義造成決策失誤等，在法律法規上仍然存在一些空白，缺乏懲處的法律依據，需要進一步充實和完善；另一方面，有些法律條文，尤其是對濫用權力、行賄受賄、失職瀆職造成經濟損失等行為的處罰不夠嚴厲，存在失之于寬、失之于軟的現象，需要充實和修改。立法嚴，就要嚴到讓人“望而生畏”、“望而卻步”的程度。據媒體報道，新加坡經濟迅猛發展的原因之一，是政府對貪污受賄等腐敗行為的懲治手段非常嚴厲。聯合國每年要開支上百億美元的經費，但幾十年來從未出現過貪污犯罪。不是因為他們的官員思想境界有多高，而是法律懲處非常嚴厲，讓官員不敢越雷池一步。我國的國情不一樣，當然不能照搬照套外國的做法，但他們從嚴治吏的經驗值得借鑒。

嚴懲腐敗必須嚴厲查處。查處違法違紀案件，既是反腐敗斗爭和黨風廉政建設的一項重要工作，也是各級紀檢監察部門發揮懲戒職能的具體體現。現在有些單位對違法違紀案件存在不愿查和不想查的現象。有的擔心“拔起蘿卜帶起泥”，有的擔心單位出了違法違紀案件要追究領導責任和摘精神文明建設的牌子。各級黨政機關和紀檢監察部門，要從事關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高度來認清查處違紀違法案件的重要性，高度重視查處違法違紀案件工作。沒有查處，就無法實現懲戒。只有堅決查處違法違紀案件，才能體現法律法規、黨紀政紀的嚴肅性，才能有效地維護紀檢監察部門的權威性，懲治腐敗才不至于成為一句空話。如果對違法違紀案件不堅決查處、不嚴厲懲治，反腐敗斗爭和黨風廉政建設的一系列法規制度，就會失去應有的約束力，各級紀檢監察部門就會變成嚇唬麻雀的“稻草人”。一些地方的不正之風之所以禁而不止，許多不廉潔現象糾而復生，與懲治不嚴、打擊不力有直接關系。

嚴懲腐敗必須糾正錯誤觀念和消極態度。嚴懲腐敗分子，嚴格執法要動真格，必須首先解決思想認識問題。目前在反腐敗斗爭和黨風廉政建設問題上，還存在一些錯誤認識。有的把少數違法違紀的人視為經濟發展的“能人”，不愿查處，擔心查處了會影響地方的經濟建設；有的以發展經濟為由，對違紀違法者采取“教育從嚴、處理從寬”的辦法，降低處罰檔次；有的則錯誤理解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產生腐敗不可避免，對違法違紀現象視而不見，采取放任自流的態度。由于思想上存在誤區，帶來了態度上的消極，有的重教育、輕懲處，搞“下不為例”；有的以情代法，對違紀違法行為下不了手，或“內部處理”，避重就輕等等，嚴重影響了違紀違法案件的查處，影響了執紀執法部門職能的發揮。因此，嚴厲懲治腐敗的當務之急是要提高各級領導干部在執紀執法上的認識，只有認識提高了，行動才能更自覺，反腐倡廉工作的力度也才能不斷得到加強，最終才能使腐敗分子沒有藏身之地。

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強調指出：“全當同志一定要充分認識反腐敗斗爭的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設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幟鮮明地反對腐敗。”“堅決查處違紀違法案件，對任何腐敗分子，都必須依法嚴懲，決不姑息。”胡總書記的講話，既表明我黨將已更加堅決的態度反對腐敗，也表明我黨堅決懲治腐敗的決心。近幾年來，我們黨在加強黨風廉政建設、遏制權力腐敗、查處大案要案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績，也摸索和積累了一些豐富的經驗。但是，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還存在一些問題。領導干部和機關工作人員以權謀私、權錢交易、貪污受賄等違紀違法案件時有發生；有法不依、執法不嚴、貪贓枉法的問題仍然存在； 弄虛作假、虛報浮夸、欺上瞞下、奢侈浪費等現象還相當突出。因此，懲治腐敗任重而道遠，我們必須遵照十七大提出的反腐要求，堅持不懈地抓好黨風廉政建設，對腐敗分子必須嚴字當頭，嚴厲懲處。

黨紀政紀、法紀法規的作用就在于它的嚴厲性。當前，從反腐敗斗爭和黨風廉政建設及法治建設的要求來看，無論在立法和執法上，都存在失之于寬、失之于軟、懲處不嚴的問題。我們同腐敗分子的斗爭，關系到黨的生死存亡和國運的興衰，必須依法嚴厲懲處，懲處不嚴，對腐敗分子就難以起到應有的威懾作用，紀檢監察部門的職能作用就要受到弱化。加強對違法違紀行為的懲戒，是反腐敗斗爭和黨風廉政建設的必要手段，是紀檢監察的最后一道防線，懲處越嚴厲產生的威懾力量和警示作用就越大，越能強化紀檢監察部門的職能作用。為此，筆者以為必須解決好以下幾個問題：

嚴懲腐敗必須先嚴立法。我國已建立了很多嚴明的法規法紀。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犯罪領域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一方面，對買官賣官、不正當交易、色情賄賂、官僚主義造成決策失誤等，在法律法規上仍然存在一些空白，缺乏懲處的法律依據，需要進一步充實和完善；另一方面，有些法律條文，尤其是對濫用權力、行賄受賄、失職瀆職造成經濟損失等行為的處罰不夠嚴厲，存在失之于寬、失之于軟的現象，需要充實和修改。立法嚴，就要嚴到 讓人“望而生畏”、“望而卻步”的程度。據媒體報道，新加坡經濟迅猛發展的原因之一，是政府對貪污受賄等腐敗行為的懲治手段非常嚴厲。聯合國每年要開支上百億美元的經費，但幾十年來從未出現過貪污犯罪。不是因為他們的官員思想境界有多高，而是法律懲處非常嚴厲，讓官員不敢越雷池一步。我國的國情不一樣，當然不能照搬照套外國的做法，但他們從嚴治吏的經驗值得借鑒。

嚴懲腐敗必須嚴厲查處。查處違法違紀案件，既是反腐敗斗爭和黨風廉政建設的一項重要工作，也是各級紀檢監察部門發揮懲戒職能的具體體現。現在有些單位對違法違紀案件存在不愿查和不想查的現象。有的擔心“拔起蘿卜帶起泥”，有的擔心單位出了違法違紀案件要追究領導責任和摘精神文明建設的牌子。各級黨政機關和紀檢監察部門，要從事關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高度來認清查處違紀違法案件的重要性，高度重視查處違法違紀案件工作。沒有查處，就無法實現懲戒。只有堅決查處違法違紀案件，才能體現法律法規、黨紀政紀的嚴肅性，才能有效地維護紀檢監察部門的權威性，懲治腐敗才不至于成為一句空話。如果對違法違紀案件不堅決查處、不嚴厲懲治，反腐敗斗爭和黨風廉政建設的一系列法規制度，就會失去應有的約束力，各級紀檢監察部門就會變成嚇唬麻雀的“稻草人”。一些地方的不正之風之所以禁而不止，許多不廉潔現象糾而復生，與懲治不嚴、打 擊不力有直接關系。

嚴懲腐敗必須糾正錯誤觀念和消極態度。嚴懲腐敗分子，嚴格執法要動真格，必須首先解決思想認識問題。目前在反腐敗斗爭和黨風廉政建設問題上，還存在一些錯誤認識。有的把少數違法違紀的人視為經濟發展的“能人”，不愿查處，擔心查處了會影響地方的經濟建設；有的以發展經濟為由，對違紀違法者采取“教育從嚴、處理從寬”的辦法，降低處罰檔次；有的則錯誤理解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產生腐敗不可避免，對違法違紀現象視而不見，采取放任自流的態度。由于思想上存在誤區，帶來了態度上的消極，有的重教育、輕懲處，搞“下不為例”；有的以情代法，對違紀違法行為下不了手，或“內部處理”，避重就輕等等，嚴重影響了違紀違法案件的查處，影響了執紀執法部門職能的發揮。因此，嚴厲懲治腐敗的當務之急是要提高各級領導干部在執紀執法上的認識，只有認識提高了，行動才能更自覺，反腐倡廉工作的力度也才能不斷得到加強，最終才能使腐敗分子沒有藏身之地。

第二篇：腐敗行為的博弈分析(經濟博弈論論文)

摘要

中國經濟經歷了多年的陰霾，十一屆三中全會我國就進入了經濟社會的轉型期，這是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期，目前我們仍然處于這一特殊的時期中，我國走的一條漸進式的改革道路，由體制外改革逐漸轉向體制內的改革。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前提下，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和市場化水平的提高，國家的經濟實力在不斷增強、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在日益提高，然而改革并非一帆風順，隨著改革的深入，各種問題逐漸顯現，腐敗就是諸多社會問題中的一種。有學者將腐敗稱為政治之癌。腐敗的存在會嚴重影響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阻礙經濟增長，造成社會資源的浪費。人們對腐敗行為深惡痛絕，我國從新中國成立以來，就沒有停止過對腐敗活動的治理，然而近年來腐敗問題卻有日益惡化的趨勢。究其根源，我們更多地是側重于從思想認識、道德品質的角度以及嚴刑峻法等方面來進行治理，即對政府官員進行思想教育的同時加強對腐敗分子嚴厲打擊，但忽視了對腐敗活動產生機制的研究。本文通過博弈分析來闡訴腐敗活動產生的原因，對腐敗活動進行一次深刻的剖析。

關鍵詞：腐敗 成本收益 影響因素 經濟 貪污型引言

1.1 腐敗的定義

腐敗即公職人員為實現其私利而違反公認規范的行為。腐敗的實質是一種非正式的獲取政治影響的過程，當某個群體感到其核心利益在正式政治體系內被忽視或被認為是非法之時，這一群體的成員就會被吸引到那些獲取影響的非正式渠道中去，而這些渠道又往往以腐敗的形式表現出來。

腐敗的定義有廣義和狹義之分，腐敗在廣義上說是行為主體為其特殊利益而濫用職權或偏離公共職責的權利變異現象。從狹義上說泛指國家公職人員為其特殊利益而濫用權力的權利蛻變現象。腐敗，也是指國家公務人員借職務之便獲取個人利益，從而使國家政治生活發生病態變化的過程。

1.2腐敗的特征

根據定義，我們可以概括出腐敗的幾個方面的特征：

①腐敗是作為理性經濟人的政府官員在特定制度環境下的主動性行為選擇。

人是社會生活的主體，由于利益約束是對人類行為的最基本的約束方式，政治生活中的人必然表現出與經濟活動中的人相一致的地方，都以理性經濟人的特征出現，具有利己動機，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作為經濟人的政府官員，在從事相關政治活動時，也會有意或無意的進行成本——收益的計算，腐敗實際上就是他們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非法行為的表現。當從事腐敗活動的收益高于成本時，官員就會趨于腐敗；反之則會遠離腐敗。

②腐敗實質上是公共權力與經濟財富之間的市場化交換。

從市場交換角度看，腐敗活動在公共權力與經濟財富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一個腐敗的官員要么貪污侵占，運用權力直接獲取私利；要么向第三方敲詐勒索、收受賄賂，用權力間接交換利益。后者人們經常稱之為權錢交易。事實上，利益除表現為金錢形式之外，還有形形色色的能夠由個人或小團體享受到的好處和服務。這些利益有些可以用金錢來衡量，有的則很難用金錢衡量，但確實都是實際的利益或好處。

③定義腐敗的關鍵在于代理人獲得的是未經委托人同意的私利。

現實政治生活中，作為國家主人的人民不可能直接參與國家具體事務的管

理，而是將管理國家的具體權力授予政府及其工作人員，由此產生了國家管理中的委托——代理關系。由于代理人是具體的管理者，具有管理經驗和信息優勢，很有可能濫用委托人的授權，以公謀私從而損害委托人的利益，這就產生了腐敗。

1.3腐敗問題的表述

① 腐敗的共有特征: 是損害公共委托人的利益, 代理人以及與代理人進行權力交換的權力接受者非法獲益.無論是尋租理論的分析, 還是政治學的分析都能得到以上結論.② 腐敗問題的數學表述: 設X 為委托人與代理人之間通過契約達成的權利(力)委托變量集合, x ∈X , x 是某種權利委托變量.x 的期望價值或市場價值(例如通過拍賣的執照價格)為V.在一次權利交換中代理人以y 價格讓度x , P 為權利接受方的支付價格, 那么當

1°Vy > 0 時, 我們說代理人對委托人是不盡責的;如果權利接受方為了以y 的價格得到x 而給代理人行賄C, 且代理人同意在接受C 后, 以y 的價格讓度x 權利, 則稱代理人腐敗.這個C 屬委托代理契約之外的代理人收益.3°在2°成立時, 存在Δy = VP ,(1(1P)(5)

在(5)式中, 當等號成立時, 代理人對腐敗行為的選擇與不選擇覺得是等價的, 這是產生腐敗行為的下限.當等號不成立時, 腐敗行為就會發生.假如用P 表示公共代理人腐敗行為的成功率, 或1-P 表示委托人對代理人腐敗行為洞悉的信息度,那么, 腐敗行為能否在一個理性的代理人身上發生就取決于懲罰系數K 的大小了.當

1°當K < P/(1-P)時, 腐敗會發生;2°當K = P/(1-P)時, 腐敗將終止;3°當K > P/(1-P)時, 腐敗不發生.在(5)式中, 如果P 一定, 腐敗能否發生將僅僅取決于K 的大小, 而與C 無關.假如K 滿足1°的情況, 則

CE = PCP)K C > 0(6)稱CE 為在一次腐敗中的風險中性的公共代理人的欲望水平, 這個值屬契約之外的期望收益.2.2尋租型腐敗中的三方博弈

尋租理論從經濟學角度為解釋腐敗提供了一種理論選擇，把研究范圍擴大到了尋租者，但在現代社會中，更為常見且影響更廣的腐敗現象就是那種涉及到權錢交易的活動，政府官員通過敲詐勒索、索賄受賄，通過第三方收受賄賂從而利用權力間接換取私利，即尋租型腐敗或稱之為賄賂型腐敗。要以尋租者為主體，腐敗只是一種“管理資源制度”的伴生物，腐敗的。主角”——資源權力作用者沒有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公共權力的最終擁有者(委托人或人民)與公共權力的需求者(尋租者)之間的關系研究的也很少，下面將主要從公共權力的委托人、代理人和尋租者三者關系的角度來研究尋租型腐敗的產生。

尋租活動涉及到的主體有委托人——公共權力的最終擁有人，由于人民選舉產生政治家，政治家與人民利益息息相關，在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客觀上也實現了公眾的利益，因此在這里可以看成代表人民行使公共權力的政治家；代理人——公共權力的使用者，主要是指政府官員，他們受人民委托擁有公共權力的使用權或處置權；尋租者——通過不法方式獲取公共權力所限制的資源的需求者。代理人與尋租者之間表現為設租人與尋租人之間的合作博弈關系，先設租后尋租或是先尋租后設租依具體情況而定。設租——尋租雙方的合作剩余等于委

托人的凈損失，委托人為了自身身利益最大化，會對尋租行為進行監管，并且對尋租活動的參與方進行懲罰。下面對出租車牌照問題的進一步分析及三方模型： 行賄與受賄這種典型的腐敗問題就可以表示由尋租理論所涉及的主體問題.我們對此問題的進一步分析表明, 該問題的構成可分解為如下幾點: ① 出租車牌照的有限性(資源稀缺條件);② 牌照是由政府有關部門及其公務人員發放的(主體之一);② 人民是各級政府的委托人和監督者(主體之二);④ 以不法方式獲得牌照的公共資源需求者(主體之三).從以上構成中可以看出, 出租車牌照問題涉及三個主體, 這三個主體實際上代表了二個利益方面.其一是公共權力(稀缺性公共資源處置權)的最終擁有者.在我國這種權力擁有者就是人民, 人民并不直接行使這些公共權力, 而是把這些權力委托給政府及其公務人員, 因此我們稱人民為委托人;其二是公共權力的使用者.政府及其公務人員受人民的委托擁有公共權力的使用權或處置權, 在正常情況下政府及其公務人員代表人民行使權力, 所以是公共權力的代理人;其三是對公共權力所限制的資源以不法方式獲取的需求者.如果在出租車牌照問題中出現尋租活動、濫用公共權力, 就有可能導致腐敗產生.無論腐敗是如何產生的其所涉及的利益主體有三個, 其權力轉移過程如圖1 所示, 我們稱之為三方模型.2.3貪污型腐敗的成本收益分析

人類的行為復雜多交，但在經濟學看來，這些行為的選擇都是理性的經濟人進行成本——收益比較的結果。只有當一種活動的預期收益大于預期成本的時候，人們才會進行這一活動。在對腐敗問題進行經濟學分析時，可以理解為當事人從事腐敗活動的效用超過他把時間及其他資源用于從事其他活動所能帶來的效用。從前文對腐敗的類型分析中可以看出，貪污型腐敗是政府官員利用職權直接貪污侵占國家資財，包括利用職務便利侵吞、竊取、騙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財物，挪用、揮霍公款，集體私分國有資產，接受禮物不交公等。由于貪污型腐敗中的腐敗官員既是腐敗行為的需求者，又是腐敗行為的供給者，因而決定其腐敗行為的關鍵：生于進行這一活動的邊際收益與邊際成本的比較。

設官員在正當履行職責的情況下的既得利益所享受到的全部效用為E0，包括薪金、職務的特權、公眾中的聲譽等所帶來的效用之和。他從事腐敗活動主觀上

被預期不被發現的概率為P0，不被發現時通過貪污行為所獲得腐敗收入為B，則貪污型腐敗產生的必要條件是：

Eo<=(B+ Eo)(1-P0)(7)但是腐敗是否被查出并不是由個人主觀決定的，而是由社會政治法律制度安排所決定．設在既定的制度安排下腐敗被查出的實際(客觀)概率是P1(0< P0< P1<1)，因貪污被查處的官員將被調離公職或降職處理，他在此后替代性的其他職業中所能得到的收益為E1，而且在查處后還將面臨罰款、監禁、社會歧視、輿論譴責、喪失名譽等經濟、法律和道德上的懲罰，這是對個人收益的扣除，或者說是從事這一活動的成本，我們設為W0．那么腐敗行為發生的充分必要條件將變成如下形式：

E0<=(B+ E0)(1-P1)+ P1(E1-W)(8)上式可稍加變形，得到：

(E0-E1)+W<=B(1/ P1-1)(9)不等式的左邊可以看作是貪污官員的私人成本，是由職業上的收益的凈損失和其他社會損失組成。這里無非有三種情形：

①當E0和W給定時，E1越大，即腐敗官員被查出貪污、受到處理后越容易在其他職位上找到工作，獲得合法或不合法的收入與效用，則貪污型腐敗的私人成本越小，反之則越大。

②當W和E1定時，E0越大，即政府官員既得利益越大，進行貪污活動的成本將會越高，反之機會成本越小。

③當E0和E1給定時，W越大，即官員貪污一旦被查出，將面臨的懲罰越嚴厲，腐敗成本越高，反之則社會對這種行為更為寬容，貪污腐敗的成本越小。

不等式的右邊表示官員貪污腐敗的預期收益，它與貪污所得的收益正相關，與貪污行為被查出的概率負相關．當被查處的概率P1一定時，通過貪污活動所能獲得的收益越大，則官員貪污腐敗的動力越大，而貪污獲得的收益又取決于個人所擁有的權力大小、現行制度下能夠動用的社會資源的多少等因素．當B一定時，查處概率P1越高，則對貪污腐敗分子的威懾作用越大，貪污腐敗行為就可能得到遏制，查處概率越低，腐敗行為的誘惑就越大。

3.結論

從以上對貪污型腐敗的模型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制度變量外生給定的條件下，官員腐敗行為的產生是基于腐敗的查處概率，政府官員的收入、對腐敗官員及尋租者的懲處力度等因素。

首先，從查處概率上來看，在貪污型腐敗中，作為官員腐敗收入的所謂“腐敗誘因”與查處概率負相關；在尋租型腐敗中，政府監督部門最優監督概率與查處概率負相關，正是由于我國轉型期腐敗查處概率(查處質量)低，才使得官員受到很大的利益誘惑和僥幸心理去進行腐敗活動。腐敗查處概率與兩個因素有關： 一是官員腐敗行為被發現的概率，它等于被發現的腐敗官員與所有腐敗官員之比；二是當政府官員腐敗行為被發現后受到處罰的概率，它等于被發現同時被懲罰的公務員與所有被發現腐敗的官員之比。胡鞍鋼、過勇等人的研究發現，腐敗行為實際受到查處被判刑的概率十分低。政府官員腐敗被發現的概率大約在10％～20％，被發現后受到法律懲處的概率約在6％～10％。根據中央組織部數據計算，1993至1998年，一全國受黨紀政紀處分的黨員干部累計達2．89萬人，平均每100受黨紀政紀處分的干部只有42．7人被檢查機關立案偵查，只有6．6人被判刑．如此低的查處概率，是不少官員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原因。

其次，政府官員的薪資水平相對偏低。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政府官員現有的薪資是其從事腐敗活動的機會成本，較低的薪資水平使得政府官員腐敗行為的成本不高，這是影響官員行為選擇的又一因素。改革開放之后，公務員整體工資收入的增長與其他社會階層，特別是與先富起來的社會階層相比明顯較慢，這使得政府官員面臨的激勵機制發生嚴重扭曲。如果考慮到政府官員的整體素質高于企業勞動者，政府官員的工資水平與社會同類人員的平均工資水平差距更大。

最后，影響官員腐敗行為的還包括對腐敗行為的懲罰力度．腐敗的私人成本由薪金損失和懲罰損失構成，對腐敗行為的懲罰力度大，腐敗的私人成本就高，這就會抑制官員的行為；政府監督部門的最優監督概率也與對官員的懲罰力度負相關，提高對腐敗行為的懲罰將會降低監督部門的監督概率，反過來又會壓制住政府官員想去腐敗的心理沖動。

此外，還有其他一些因素影響著政府官員的行為。比如說在當前形勢最嚴重的腐敗——尋租型腐敗中，存在著一個公共權力的“市場化”交易的過程，權錢交易就很形象的概括了這一基本特性，有交易就有市場存在，在這個腐敗市場上，供給方是那些掌握著稀缺資源控制權或審批權的政府官員，需求方則是前面定義的“第三方”，即那些希望通過賄賂等方式獲得特殊利益或降低成本的廠商或個人。腐敗的需求方也影響著政府官員的行動。在尋租型腐敗中，收益更高的應該說是腐敗的尋求方，“以少取多”、即所謂的“送去一只雞，換回一頭牛”，就是第三方從腐敗行為中獲利的形象描述。正是因為有巨額的利益的誘惑，才使得尋租者絞盡腦汁、想方設法的拉攏、賄賂政府官員。一些政府官員就是這樣越陷越深。在前面的模型分析中，我們也可以看出，政府監督的最優概率也與對尋租者的懲罰力度成反比，加大懲罰力度，在打擊官員腐敗的同時也對腐敗需求進行遏制，使政府官員無處腐敗。在對尋租型腐敗分析中，我們假設了既定的制度因素不變，而尋租活動、腐敗行為的大量出現，卻與社會轉型這一制度變遷過程密不可分。

綜上所述，腐敗是一個復雜的制度現象，不同社會結構、不同經濟活動主體可能對同一個制度安排或創新反映不同，但我們只要從社會政治經濟以及道德層面等多個領域一起著手，從不同方面提高腐敗活動的成本，降低其收益，提高腐敗活動的查處概率，加大對腐敗分子的懲治力度，那么腐敗行為將不僅不能給人帶來收益，反而會使之承擔巨大的風險和成本，從而成為一種“不經濟”的行為，人們自然會遠離腐敗。

參考文獻

[1] 謝識予，《經濟博弈論》，復旦大學版社 2007年版 [2]汪丁丁《關于腐敗的經濟學分析》《戰略與管理》 2000年第6期 [3]百度文庫 http://wenku.baidu.com/

[4]鄒薇《腐敗行為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武漢大學學報》2000年第1期 [5]陽穆哲《腐敗問題的三方決策模型》《經濟科學》2001年第5期 [6]吳丕《中國反腐敗——現狀理論研究》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

第三篇：預防腐敗要做到“四個必須”

預防腐敗要做到“四個必須”

中共井陘縣紀委

中央下發的《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2008-2010年工作規劃》，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倡廉工作的指導性文件。紀檢監察機關要自覺按照《工作規劃》的要求，切實做好預防腐敗工作，扎實推進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

必須明確責任。預防腐敗工作是一項系統工程，要想達到預期效果，必須首先明確各部門的責任，強化相關部門的責任意識，使部門各司其職，各負其責，通力合作，齊抓共管，形成合力。就全縣來講，縣紀委、監察局是預防腐敗的牽頭部門，應切實履行好牽頭抓總、組織協調、綜合規劃、政策制定、檢查指導等職能。就部門來講，各部門領導班子主要領導是預防腐敗工作的第一責任人，對班子內部和管轄范圍內的反腐倡廉建設負總責，要做到重要工作親自部署、重大問題親自過問、重點環節親自協調、重要案件親自督辦，履行好“一崗雙責”，自覺把反腐倡廉建設任務融入到部門業務工作中。同時要嚴格責任追究。各級預防腐敗部門要切實加大對制度落實情況的監督檢查力度，對違反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的行為，要嚴肅處理，切實改變制度落實與否一個樣、落實好壞一個樣的狀況，重點抓一批制度落實不力的典型，用硬手段確保預防腐敗責任落到實處。

必須理順機制。要理順管理機制，切實把預防腐敗機構真正建起來，做到人員、編制、辦公設備三配齊，并建立起以預防腐敗工作協調聯席會議辦公室為中心，以紀委、監察局相關科室為骨干，以各紀工委、監察分局為重點的預防腐敗工作機構網絡，確保預防腐敗工作組織健全、體系完善。要理順協調機制。縣預防腐敗工作聯席會議辦公室每月要定期牽頭召開由紀檢監察、組織、人事、檢察、財政、審計、發改局等部門參加的例會，及時總結經驗、交流情況、分析問題，有針對性地提出預防措施；構建起“一案雙報告”、“一案一分析”及查辦案件“大聯合、大協作”的互動機制，從理順協調機制入手，暢通預防腐敗渠道。要理順工作機制。積極探索預防腐敗機構開展工作的有效方法，建立健全“不易”腐敗的防范機制、“不能”腐敗的約束機制、“不敢”腐敗的懲治機制、“不需”腐敗的保障機制和“不愿”腐敗的自律機制，在容易滋生腐敗的關鍵部門、要害崗位，加強監督，超前防范，善于在小問題上做大文章，切實把腐敗問題消滅在萌芽狀態。

必須主動出擊。預防腐敗工作，必須在主動上做文章，在創新上求突破。一要更新觀念。要按照“三個更加注重”的要求，堅決摒棄重打輕防、以打代防的舊觀念，樹立打防結合、以防為主新理念，實現預防工作由單一的紀檢、檢察機關預防向社會各界積極參與預防轉變；由亡羊補牢式的案后預防向關口前移式案前預防轉變；由零敲碎打式的預防向整體推進式預防轉變；由軟指標向硬任務轉變。二要拓寬渠道。積極推進政務公開、村務公開、廠務公開，多渠道預防腐敗；不斷完善信息預警、網上信息公開等制度，開展網上監察，用先進手段預防腐敗。要把預防范圍從鄉鎮拓展到農村、從機關拓展到私營企業，多層次預防腐敗。三要創新方法。建立健全資金使用前置審批、重大財務收支備案、個人收入申報及“三重一大”定期報告等有關制度，積極探索為轄管干部建立個人廉政檔案，對轄區定期開展巡視活動和在村級黨組織中開展設立紀檢委員等試點，積極探索，勇于創新，不斷開創預防腐敗工作的新局面。

必須注重實效。貫徹落實《工作規劃》，做好預防腐敗工作，應“實”字當頭，抓好落實。一要細化制度。根據省、市《關于進一步加大預防腐敗力度的工作方案》要求，制定出適合本地實際、操作性較強的《實施辦法》，并將各項措施細化實化，分別制定出農村、縣直、鄉鎮預防腐敗工作實施辦法和預防農村、鄉鎮、縣直各層次干部腐敗暫行辦法，并配套建立政務公開、效能監察、財務監管等懲治和預防腐敗方面的規章制度，實現制度防腐。二要實化運作。預防腐敗工作千頭萬緒，必須按照有利于工作、有利于運作的要求，對紀檢監察機關內設機構進行整合，對職能進行完善和重新界定，不斷完善預防腐敗聯席會議運行方式，細化運作程序，最大限度地發揮好其作用。三要強化打擊。充分發揮懲治在預防腐敗體系中的作用，對領導干部違紀違法行為重點打擊，對重點領域的違法行為重拳出擊，尤其要嚴肅查辦嚴重損害群眾切身利益的典型案件，以打擊震懾腐敗，促進預防。

第四篇：國企改革必須搬除腐敗絆腳石

國企改革必須搬除腐敗絆腳石（人民時評）

賈 壯

《 人民日報 》（2015年02月10日

05 版）

真正釋放國企活力，就必須凈化企業發展生態，杜絕以權謀私、權錢交易、利益輸送等腐敗現象

最近，十八大以來的中央第五輪巡視進入反饋階段。從中央巡視組的反饋情況來看，一些大型國企存在的腐敗問題觸目驚心。有的企業違規向民營企業讓利，造成國有資產流失；有的企業領導人以較低價格將運輸業務交由自己或親友公司經營，損公肥私；有的煤炭企業滅火工程存在利益輸送黑洞，甚至謊報滅火項目……凡此種種，無不折射出部分國有企業腐敗問題已成惡疾，急需刮骨療毒、猛藥去疴。

反腐沒有例外，國企必須覆蓋。總書記在中央紀委五次全會上強調，加強對國企領導班子的監督，搞好對國企的巡視，強化對權力集中、資金密集、資源富集的部門和崗位的監管。此前，中央紀委已將原第一紀檢監察室調整為第五紀檢監察室，專門負責聯系國務院國資委和中央企業，并且已經安排13個專項巡視組重點巡查央企國企。中央的反腐決心，不斷完善的制度設計，推動著國企反腐走向深入。

從國企自身發展的角度來看，在當前復雜經濟環境下，國企發展進入爬坡邁坎階段，亟待銳意改革釋放活力。國企改革發展與反腐倡廉看似分屬兩個范疇，實則緊密相連，要真正釋放國企活力，就必須凈化企業發展生態，杜絕以權謀私、1

權錢交易、利益輸送等腐敗現象。中央巡視組的反饋情況說明，在中央鐵腕反腐的強勁態勢之下，一些國企領導干部依然沒有收手，腐敗行為存在于企業重組改制、投資并購和產權轉讓等諸多環節，這些環節恰恰是深化國企改革的重點領域。如果不能剎住腐敗之風，一些腐敗分子就會打著改革旗號牟其私利，改革效果必將大打折扣。

強力反腐可以為國企改革保駕護航，深入推進國企改革也是根治腐敗的制度保障。梳理中央巡視組反饋意見可以發現，以權謀私、官商勾結、假公濟私、大權獨攬等成為關鍵詞，所有這些行為都與一個“權”字掛鉤。國有企業的領導人，既是黨的干部，也是國有資產經營的受托代理人，理應做到勤勉盡責，充分發揮企業家才能，而一些人卻以權生財、飽其私囊，這說明國企在產權明晰程度、委托代理關系和公司治理制度等方面還存在欠缺。深化改革與反腐倡廉應當同步推進，處理好市場與政府的關系，讓領導干部與高管不該支配的資源回歸社會、回歸公眾、回歸市場，才能為國企發展奠定長久之基。

現代企業需要解決委托代理關系問題，經過長期努力，絕大多數國有企業已經搭建起要素健全的公司法人治理架構，還有相當數量的國企實現了公開上市，接受資本市場的考驗。但是，有一些企業的公司治理制度仍停留在形似階段，離“協調運轉、有效制衡”的要求相去甚遠，很多腐敗問題由此而生。

“官倉老鼠大如斗，見人開倉亦不走”，啃噬國有資產的碩鼠之所以肆無忌憚，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國有資產的產權管理還不夠明晰。國有資產本為全民所有，但如果管理不善、監督缺失，很容易為經營者控制，所以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可謂切中要害。私人的財產必須秋毫無犯，公家的財產更不能順手牽羊，各種產權都應該得到完整的保護，只有產權保護制度裝上了“鐵齒銅牙”，“官倉

老鼠”才會無所遁形。這也說明，國企反腐的治本之策，還在于深化改革，推動國有企業完善現代企業制度。

反腐去頑疾，改革添活力，二者都是國企發展的福音。國有企業特別是大型央企，是共和國的長子，身上承載著國人的期待，也肩負著國計民生的重擔。當此之時，以反腐搬除發展絆腳石，靠改革闖出發展新天地，辛勤耕耘、銳意進取，才能守望好國有資產這片綠油油的麥田，讓人民共享豐碩的發展紅利。

第五篇：廉政責任狀沒擋住腐敗

廉政責任狀沒擋住腐敗

綜觀海口市規劃局腐敗案的特點，是幾位前領導分別利用所分管的規劃審批權力，收受賄賂，搞權錢交易。具體表現，一是在項目審批過程故意拖、壓，甚至隨意制造障礙，圖謀收受賄賂；二是在項目審批通過后，收取所謂的感謝費；三是違法改變用地性質，調整容積率，收受賄賂；四是利用職務之便從事中介活動，收取介紹費、回扣費。

2008年9月，海口規劃局腐敗窩案引起了中央高層的關注，中紀委、監察部會同建設部組成調研組，開展了專題調研。

調研報告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在城市大規模建設的今天，城市規劃管理工作面對著比以往復雜的局面，城市規劃部門，特別是部門領導，都可能面對多種誘惑，如果放松警惕，喪失起碼的防腐意識，就會導致違規乃至犯罪行為發生。在這方面，海口市規劃局就是一個典型例子。這個局在管理制度和機制建設方面曾經下過功夫，但近些年來，這個局不再注重個人思想和業務素質的培養，廉潔自律和自我約束意識差，以至對一些腐敗的“潛規則”麻木不仁。幾個局領導班子成員各自利用手中掌管的權力，分別大搞權錢交易，制度成了擺設。

從工作程序上看，所謂的審批程序仍是行政地位高的人說了算。以前海口市規劃局許多項目報到主管局長那里后就壓住了，下面的人誰也不去催，誰也不敢催。就在案發前，涉案的幾位局領導還剛剛簽了個人廉政責任狀，可見此類監督對嚴重腐敗行為并沒有產生必要的制約作用。正是由于沒有建立起完善的監督制約機制，使得暗箱操作和腐敗行為有機可乘，出現了“小官大貪”的現象。

2008年7月，省委書記衛留成曾在省委五屆三次全會上嚴厲痛斥“審批腐敗”:“從最近一些地方、部門出的一連串案子來看，利用審批謀取私利的現象在一些部門很嚴重，一些人、一些部門幾乎到了干什么吃什么的地步，不給好處不辦事，給了好處亂辦事。”

規劃滯后提供腐敗空間

海口規劃腐敗窩案的出現，除了涉案人員自身原因和監督的缺失外，地方城市規劃部門滯后的制度和機制，也給不法分子提供了腐敗的空間。

目前規劃部門開展工作依據的制度和機制仍然是在原有法律基礎上形成的，而原有法律最大的問題就是規定過于原則化，也存在一些明顯漏洞，為各部門在管理上留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現行土地管理法規對土地征收的條件、價格、補償費的標準僅作了原則性的規定，有些實施細則也不夠詳盡完備；而城市規劃中的原則性規定更多。對已出讓土地的規劃，缺乏明確、剛性的規定，本身就為通過調整規劃條件獲取利益提供了可能。

據了解，海口市至今沒有完全建立起控制性分區規劃，目前海口市主城區控規覆蓋率只有63%。沒有規劃就人為控制，造成項目審批的隨意性，為權錢交易、滋生腐敗提供了空間。

因受賄犯罪而走上犯罪道路的海口市規劃局4名處級干部反思稱，在審批工程項目中沒有法定的技術規定作為參照依據，指標有彈性、調整性，很容易導致規劃腐敗。他們認為，只有做到控制性詳細規劃編制立法，才能夠有效遏制腐敗，也是抵制各種關系和壓力的有效保證。

今年4月20日，姚繼韻受賄案在海口市中級法院開庭審理。姚繼韻在法庭上含淚懺悔道:“作為受黨培養多年的老黨員，并擔任較重要的職務，收受不法之財，我深感對不起黨，對不起海口人民，對不起我的親人家人。經過多年的艱苦求學辛苦工作，接下來面對痛苦的牢獄，我真是肝腸寸斷，追悔莫及。5年前，我一個人來到海口，家人遠在千里之外，很想用自己的所長報答海口人民，但沒有構建好自己的價值觀，放棄對思想觀、人生觀的改造，被金錢所惑，最終走向了犯罪。”

讓審批在陽光下作業

西方有句名言，“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權力一旦失去有效監督制約，僅靠自我約束很難奏效，海口規劃系統窩案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針對城建規劃中存在的問題，今年4月，海南省人民政府發出通知，要求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城鄉規劃管理工作。

該文件從詳細規劃編制工作、規范城鄉規劃管理程序、查處違法違紀行為等10個方面，規范了城建、國土、規劃部門工作人員的行為。

文件向全省下發后，在全省城建領域引起積極反響。5月20日，海口市政府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海口市規劃局將通過6個方面的環節“設計”，全力縮短規劃審批流程，把13項審批事項調整合并為4項，優化審批流程，提高規劃審批效能，審批時限也由20天縮短至9天。三亞市為防止國土、規劃城市領域發生腐敗問題，規定凡是3000萬元以上項目報建，必須由三亞市紀委監察部門監督審批。

海南房地產開發商們對省政府加強和改進城鄉規劃管理工作文件的出臺，更是大喜過望。他們高興地說，省政府下發的這個文件，內容具體可操作性強，不但規范了國土、規劃部門人員的行為，還實行陽光審批，為房地產開發企業辦了件大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