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政府如何解決市場失靈

政府如何解決市場失靈

摘要：市場不是萬能，存在固有的弱點，當市場出現無法有效率地分配商品和勞務的情況時，我們就稱之為市場失靈。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亞當斯密的經濟自由主義已經不適合社會的需要，尤其是經濟危機頻發，所以更不能放任自流，從而就需要政府的調控，需要政府來彌補市場失靈。尤其是，我國實行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就更需要政府來通過一系列的手段，來彌補市場失靈。

政府彌補市場失靈，概括來說，就是運用經濟手段，行政手段，法律手段來調節宏觀經濟，由稱為政府的宏觀調控。政府根據宏觀經濟的發展狀況以及存在的問題，來決定采取哪一種手段抑或采取綜合手段。然而，政府在運用這些手段時，除了政府失靈外，這些手段本身也存在著一些問題和弊端，有時也可能會擾亂經濟的發展。

關鍵字：市場失靈，宏觀調控

經濟手段

法律手段

行政手段

弊端

經濟手段是政府在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借助于經濟杠桿的調節作用，對國民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經濟杠桿是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宏觀調控的價值形式和價值工具，主要包括價格、稅收、信貸、工資等。也是國家運用經濟政策和計劃，通過對經濟的調整來影響和調節經濟活動的措施。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國家在宏觀調控中最常用的經濟手段。國家還可以通過制定和實施經濟發展規劃、計劃等。對經濟活動參與者進行引導，以實現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經濟手段作為政府宏觀調控的手段，是政府最經常使用的彌補市場失靈的手段。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發展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進步，但是由于市場失靈，也給中國中國的社會帶來了很多的問題。比如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房價越來越高，甚至高的離譜，充斥泡沫，又如人們逐漸富有，私家車越來越多而造成的大氣污染，直到最近的大范圍的霧霾，都是市場失靈的表現。面對市場失靈的種種表現，政府通過調節個稅起征點來減小貧富差距，通過征收二套房產稅來抑制炒房需求，通過征收車輛購置稅來抑制車輛的需求，彌補私家車通行造成的負外部性。這些都是政府通過經濟手段來調節宏觀經濟，彌補市場失靈的表現。

然而，經濟手段往往是政府最常用的手段，通常也是效果最明顯的，但是經濟手段也存在很多的缺陷和弊端。因為宏觀經濟是非常復雜的，很多時候可能會出現對經濟形勢的誤判，又或者當經濟手段起作用的時候，宏觀經濟形勢已經發生了變化等等的問題。所以政府運用經濟手段的時候要準確的判斷宏觀經濟形勢，充分考慮經濟政策發生作用的時間，同時更要征求廣泛的意見。

法律手段在很多時候是和經濟手段同時運用發生作用。比如當政府運用稅收的杠桿的作用調節個稅起征點的同時，需要通過立法的形式來確定和保證政策的嚴明性。

法律手段是指國家依靠法律的強制力量來規范經濟活動，保障經濟政策目標的手段。法律手段是國家通過立法和司法，調節和規范經濟活動。運用法律手段進行宏觀調控的作用在于，把市場經濟主體行為、市場經濟運行秩序，國家對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等納入法制軌道，依法調控，增強宏觀調控行為的合法性和權威性。為了進一步提高宏觀調控政策的約束力，對需要長時間堅持的政策也應將其納入法制軌道，使重要政策轉變為法律，以加大執行的力度。法律手段的基本內容包括市場主體法律制度、市場行為法律制度、宏觀經濟管理法律制度、社會保障法律制度、行政法律制度等。

而面對市場失靈，法律手段通常都是迅速而有效。比如通過修改稅法來調節宏觀經濟，解決宏觀經濟中存在的貧富差距，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又如在通過《刑法》、《民法》、《經濟法》、《食品安全法》等一系列法律，來規范市場經濟行為，彌補因為利益驅動而造成的市場失靈，規范市場經濟秩序，保障市場經濟的健康運行，也為其提供法律保障。

同樣，通過法律手段來調節宏觀經濟，也存在著很多弊端。比如可能會過多的干預市場的發展，造成經濟發展的固化，失去靈活性，甚至市場混亂。所以，政府在運用市場手段彌補市場失靈，調控宏觀經濟時，應該本著高度的謹慎性原則，充分掌握了解市場運行的情況，征求多方的意見，方可做出法律性的決定。

相對于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行政手段是日常生活中最為常見的調節經濟手段。

行政手段，是國家通過行政機構，采取帶強制性的行政命令、指示、規定等措施，來調節和管理經濟的手段。行政手段在現實生活中還是很常見的，比如工商局的檢查，稅務的查稅，政府的命令等等。行政手段具有權威性、強制性。垂直性、具體性、非經濟利益性、封閉性等特點。

行政指令方法具有一定長處，不能忽視。一能維持行政管理系統的集中統一，便于充分發揮行政組織的管理功能。二是具有一定彈性，能比較靈活地處理各種特殊問題。三有利于政府直接領導、協調和控制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事業的發展。

行政手段的運用在日常生活中可隨處可見，比如為解決大氣污染問題，實行單雙號限行，為解決教育資源分配不公平，取消重點學校制度，為解決高房價問題，限制購買第二套房的措施，等等。

同樣，行政手段的運用也會有很多局限，一是不利于發揮下級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不適當地單純運用它，就會形成權力過分集中于上級、下級有職無權，養成對上級的依賴性，執行上級指示的被動習慣和消極意識。二是信息傳遞遲緩，失真率記。如果發訊者的權威小，則信息傳遞緩慢，接受率低；尤其在機構龐大、層次繁多的情況下，則必然信息傳遞拖延、失真。因此，對于行政指令方法，不能單純依靠，而應與法律、經濟、思想教育諸法有機配合使用；特別須從實際出發，按客觀規律辦事，正確命令指示，防止主觀主義、瞎指揮和簡單強迫命令。

總之，政府彌補市場失靈，需要根據客觀規律，實事求是，在保證市場的基礎作用的同時，綜合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解決市場失靈的問題，保證市場經濟的健康運行，促進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

第二篇：政府如何解決市場失靈

政府如何解決競爭失靈

我們知道只要有市場就有競爭，競爭失靈也會連帶著市場失靈。市場失靈包含兩種意思，一是指市場無法有效率地分配商品和勞務的情況，這種情況通常用于無效率狀況特別重大時，或非市場機構較有效率且創造財富的能力較私人選擇為佳時。二是常被用于描述市場力量無法滿足公共利益的狀況。

市場失靈的型態 ：不完全競爭市場 獨占 獨買 寡占 卡特爾 買方寡占 獨占性競爭 差別取價（差別定價）價格吸脂策略。

造成市場失靈的二個主要原因為：成本或利潤價格的傳達不適切，進而影響個體經濟市場決策機制；次佳的市場結構。當然還有其他原因，如：收入與財富分配不公外部負效應問題競爭失敗和市場壟斷的形成失業問題區域經濟不協調問題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等等。

如果市場失靈達到一定程度市場的正常作用就會喪失，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也就失靈了。此時市場一般不能完全自行解決問題，為了保證市場的正常運轉，政府需要制定一些政策來約束在這種情況下的欺詐行為。在宏觀調控時要把握兩個原則：一是政府盡量不參與資源配置；二是一旦參與要以市場的手段來進行。針對市場失靈的表現，作為經濟主體的各級政府，發揮應有的經濟職能解決市場失靈問題，可以采取如下對策：

首先，政府要做好提供公共物品的工作，搞好基礎設施建設以保證整個國民經濟有良好的“硬件條件”。同時，政府還要承擔起那些投資規模大、資金回收期長而又是對經濟發展起重大影響作用的項目，這樣，既解決了市場不能提供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問題，保證了國民經濟正常運行；同時，政府投資在過程中還可以解決相當一部分下崗工人的再就業問題，也可以帶動其他相關產業的投資和生產，從而推動經濟的繁榮。而對于經濟發展中的壟斷問題和其他不正當競爭問題，政府要站在仲裁者的立場，通過建立健全各項法律法規并嚴格執法加以解決。

第二，政府要建立良好的政治、經濟、法律等制度和具體的運行體制，制定各級各類中長期的發展規劃，降低交易成本，為經濟的發展創造良好的“軟件條件”。從我國經濟發展的現狀來說，當務之急是完善財產制度和市場經濟制度。要加強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的制定和研究，提出發展的重大戰略、基本任務和產業政策促進國民經濟和社會全面發展。

第三，政府還需要利用利率、國債、匯率、稅收、預算等經濟調控手段來“熨平”經濟周期，使經濟導入持續穩定的發展。制定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要以國家的宏觀目標和總體要求為主要依據，發揮財政政策的功能，促進經濟增長、優化結構、調節收入；發揮貨幣政策的作用，保持幣值穩定、貨幣供求總量的平衡。

第四，政府要通過收入政策、稅收政策和其他相關政策，努力縮小地區之間的差異，城鄉之間的差距，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使各個地區協調發展，在收入分配方面，政府要進行效率與公平兼顧的導向，通過政策的傾斜，對不同地區和社會成員之間進行公平與否的評價和調整。通過轉移支付、完善稅收制度、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以扶持弱勢群體，調節公眾的心理平衡，達到維護經濟穩定發展的目的。

第三篇：政府失靈

政府失靈

我們認為政府失靈就是政府為了矯正和彌補市場機制的功能缺陷所采取的立法、行政管理以及各種經濟政策手段，在實施過程中往往會出現各種事與愿違的結果，最終導致政府干預經濟的效率低下和社會福利損失。目前我國現實生活中存在政府失靈，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無效調節導致政府失靈

在那些本該由政府發揮作用的領域，卻由于財力不足、制度不完善等原因，致使政府應該進入的領域而沒有進入或沒有完全進入，政府有心無力，調控手段缺乏力度，調控機制運轉不靈，調控效果難以到位，從而造成了政府失靈。

一是政府社會保障能力偏低。亞當.斯密曾指出，“少數人的富裕，是以多數人的貧窮為前提的”。有資料表明，一個巨富人的背后，至少有500 個窮人。也就是說，市場經濟必然導致貧富分化，貧富分化嚴重，必然影響社會穩定，這就客觀要求政府營造“安全閥”。然而迄今為止，我國政府的社會保障、社會福利的體制仍不健全，很多地方的社會保障基金還未完全建立，覆蓋面還不完全。

二是政府的社會控制能力偏低。政府的社會控制能力主要表現在打擊違法犯罪、維護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和打擊預防職務犯罪、遏制權力尋租這兩個方面。由于法制法規不健全、不完善，不法商人鉆法律法規的空子，加之“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個別公職人員特別是司法執法人員與黑社會勢力、經濟犯罪分子相互勾結，致使我國市場經濟環境還不盡理想。

三是政府汲取社會資源能力偏低。政府汲取社會資源的重要手段是財政收入。目前中國政府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仍較低。

（二）過度干預導致政府失靈

在那些本該由市場發揮作用的領域，過多地使用行政手段來管理經濟，政府應該退出的領域而沒有退出或沒有完全退出，權力集中，責任無限，結果不僅沒能彌補市場的缺陷，反而揚短抑長，妨礙了市場機制正常發揮作用。政府過度干預導致政府失靈。

一是政府仍然直接介入微觀經濟活動。有資料表明，中國可能是世界上行政審批最多的國家，中央和中央各部門頒布的各種審批規定就有2500余項，至于地方政府及其部門頒布的種種審批項目，其數量也不在此下，致使政府仍然或多或少地控制企業的人、財、物，并對企業的產、供、銷發揮不同程度的影響。政府過多地干預微觀經濟活動，導致市場運行主體（企業或私人）缺乏應有的自主經營權，活力不強，而且容易助長惰性，什么都找政府，市長昨天幫助跑資金、跑項目，今天到企業現場辦公，后天接待職工上訪。

二是政府仍然配置部分資源。政府配置資源，不但難以保證資源合理使用，而且資源的安全性也成為問題。始于1998年的國債建設資金至今已發行了9100億元，盡管在拉動內需方面起到積極作用，但審計結果表明，幾乎所有國債項目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著違規違紀問題。

三是政府越界搶奪市場和社會的職能。除了純粹公共產品（如外交、國防）必須由政府承擔提供外，我國政府還承擔了許多應由企業或社會承擔的準公共產品，不但滋生了腐敗和浪費，而且扭曲了市場機制。

第四篇：市場、政府雙失靈下的“三農”問題

市場、政府雙失靈下的“三農”問題

近年來，人們在復雜的矛盾沖突帶來的教訓中有所進步，知道中國的問題原來不是所謂的農業問題，而是以農民問題為主的“三農”問題。這當然令人欣慰。但是，最近參與“三農”問題討論的人們一般還都習慣于約定俗成地根據經濟科學所規范的學術語境提出政策意見。有些比較激進的甚至對家庭承包制也予以否定。根據十多年

在農村調研中得到的粗淺的感性認識，我試圖藉此文提出假設：無論計劃還是市場，當這些外來制度面對高度分散而且剩余太少的傳統小農經濟時，都有交易費用過高的問題；因此才需要有中國特色的制度創新。由此引申出的另一個相關假設則是：無論集權或是民主，當這些政治制度面對高度分散的小農村社制的社會基礎時，也都由于交易費用過高而難以有效治理；因此才需要重建以社區自治為主的農村管理體制。也許，正是這兩個問題沒有被正確認識，也沒有來得及討論解決辦法，中國的三農問題才面臨“市場失靈＋政府失靈”的雙重困境。

一、市場為什么失靈

因為知識有限，我只能從土地、勞動力和資本這三要素的配置入手進行討論：

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農村，第一要素是土地。而在我國農村，土地事實上是在不斷減少，并且人口在不斷增長，就產生了兩個現實問題：

其一是土地面積減少使之成為高度稀缺資源，要素的稀缺性決定價格，越是稀缺、其價格就越高；并且，越是稀缺資源，私有化的制度成本也越高。再加上土地的不可移動性、在我國又天然地與傳統村社的血緣地緣關系結合，就導致土地產權客觀上以社區為邊界。

其二是任何多少從事過農村政策研究的人都知道的土地“雙重功能”。這形成于一般發達國家難以見到的“政府退出”。亦即：農村自發大包干使得政府賴以提取農業剩余的集體化制度解體時，政府的理性選擇是“退出”，從此不再承擔農民的社會保障和農村公共開支，而轉由耕地來承擔；并且隨人均面積不斷下降，必然使耕地越來越多地轉變為以承擔農民的生存保障這種公共品職能為主。這也是我國農地的社區所有制的成因之一。

在以上兩個限制性條件約束下，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村社所有、家庭承包制度，這個制度在20年改革過程中不斷修訂和完善，最后被1998年中央的十五屆三中全會發布的“跨世紀的文件”確立為“中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由此決定了農村土地既不能實現完全個人意義上的私有化，也不能被單純地當作一種生產資料來完全地交給市場這個看不見的手來調節。

第二個要素是勞動力。農業人口和農村勞動力的嚴重過剩，本來不是建國以來才有的現象，而是宋明以來的長期問題。但中國在100年的近現代史上追求重工業導向的工業化，必然造成城鄉二元結構，則是今天的人們面對的最起障礙作用的基本體制矛盾。在其約束下，農村剩余人口和勞動力不可能大規模轉移，又進一步使得城鄉差別不斷擴大。到2000年，僅中國農村就有五億勞動年齡人口，加上不列入統計的“半勞動力”估計有六億以上。而農業僅僅需要一億多，至少有三、四個億勞動力需要轉移！

近年來，農村勞動力轉移得不順暢，甚至回流農業，再加上土地不斷減少，那么農業勞動力投入的邊際效用只能遞減到零以下。盡管農業的勞動力投入產出比已經連續4年是負值，但勞動力投入仍然不可能減少，農民作為勞動力的擁有者只能被迫減少勞動時間（一般每年的農業勞動少于100天），但這并不意味著勞動力不吃飯，不消費，結果是一個活勞動的基本生活消費，也就是勞動力的簡單再生產過程，都得由土地產出來保證（假如他沒有外出打工的話）。因此，農業的勞動生產率實際上一直在下降，大幅度低于社會勞動生產率的平均水平。在有些資源嚴重短缺的地方，農業甚至不能維持勞動力的簡單再生產。

第三個要素是資金。在上述情況下，作為龍頭要素的資金當然就進入不了農業領域，因為資金所有者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標。

與之相應出現的兩個情況是：一方面，農戶家庭經營條件下的農業生產是負效益的，這已經導致農業資金每年至少凈流出幾千個億；另一方面，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商業銀行，也不可能向高度分散、從事高風險生產的小農，提供既難以審查監督、又無利可圖的小額信用服務。這種官方金融從農業和農村經濟領域的“退出”，又導致農村出現大面積的高利貸，我自1988年以來從事農民合作金融研究，逐漸理解了政府金融退出小農經濟的客觀必然性；去年開展的15個省民間信用調查，則進一步揭示了高利貸占領農村的普遍性和歷史比較意義。

上述事實是顯而易見的和常識性的。由此可以認為，一般性地談市場經濟的ABC，對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意義不大。按說我們是最早提出農村改革的市場經濟取向的，那是在十多年前，面上的提法還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但是，人們需要“與時俱進”，因為“情況是在不斷變

第五篇：環境污染中的市場失靈,政府失靈和政策

環境污染中的市場失靈、政府失靈和政策規制

摘 要：解決環境污染問題既可以依靠市場自由調節，也可以依靠政府干預。然而，市場機制和政府規制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先天性和后天性失靈。中國客觀條件復雜，市場失靈不易克服，因此現階段應當主要依靠政府干預解決環境污染問題。本文在探討環境問題中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作用機制的基礎上，給出政策規制的邏輯依據。在解決中國環境問題時，應當注重改善政府的決策運行機制，同時健全相關法律法規以及政府監督機制。關鍵詞：環境污染；市場失靈；政府失靈；政策規制

任何一個經濟體，無論市場成熟度有多高，都難以避免地面臨著市場失靈問題，中國也不例外。市場失靈最明顯的表現在于負外部性，在環境污染問題上體現尤為突出。對于環境污染中的市場失靈，應該基于什么樣的理論邏輯來給其下定義，在環境規制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需要把握什么樣的原則，都是值得研究的。

一、環境污染中的市場失靈

在經濟活動中，各種經濟個體所做出的自由選擇往往會產生諸多不良后果，這些不良后果對他人造成了非自愿承擔的成本。環境資源的本質是公共物品，其具有消費的非競爭性、非排他性以及效用的不可分割性等特點，這些特點導致了在環境資源使用過程中“搭便車”的普遍現象。由于經濟人的利己天性，對于沒有價格的公共物品，經濟人在使用環境資源時，并不受環境資源成本的約束，市場的等價交換原則在這一過程中失效，因此環境資源必然是過度利用的，而過度的利用必然會為他人帶來非自愿承擔的成本，即外部性，例如煙霧、噪音、有毒氣體、農藥殘留、化學排放物等環境污染現象。雖然環境問題日益嚴重，但人們對于環境問題并無充分明確的認識，主要是由于環境系統具有復雜性。人們對于環境的認識程度遠遠不能夠激發人們主動保護環境的意識。換句話說，人類目前所作出保護環境的反應，都是在緩解嚴峻的環境問題而并非保護環境。這樣的信息不對稱造成人類保護環境缺乏動力、缺乏一致性，甚至成為污染者繼續污染行為的誘因。

上述污染現象是市場失靈的表現之一，由于使用環境資源過程中外部性的出現以及環境信息的不對稱，市場的運行機制受阻，不再能夠通過價格與供求關系之間的變化，自主的達到資源配置零機會成本的配置狀態，出現市場失靈。

在現實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環境污染外部性的市場失靈都得到糾正的。只有當修正環境污染的危害所帶來的收益大于修正當前市場結構和機構設置產生外部性的成本時，環境污染的市場失靈才會得到糾正（Francis Bator，1957, 1958、Harold Demsetz，1967、Ronald Coase，1960）。如果修正的收益大于成本，則市場結構和機構設置會針對環境的溢出效應作以變動；如果修正的收益小于成本，則不改變市場結構和機構設置所造成的外部影響被視作有效率的。也就是說，盡管受污染者深受煙霧、有毒氣體或者河流中化學排放物的危害，但是與改變導致不良外部影響的現有結構所需成本相比，他們所受的危害則不值一提。如果對于要求水或空氣質量的人來說，無污染的水或空氣都不能得到充足的意愿去支付它，水和空氣質量維持污染現狀則被認為對整個市場是有效率的。

二、環境規制中的政府失靈

當市場機制在環境領域內不能正常運作時，政府應當站出來進行干預以彌補市場失靈。處于理想狀態的政府可解決環境中的外部性問題，例如，政府可以向污染者征收環境稅，即根據污染所造成的危害程度進行征稅，用稅收來糾正污染者的生產活動對他人造成的成本外溢，即使其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相等。環境稅起源于英國福利經濟學家所提出的“庇古稅”方案，通過矯正外部性資源配置能夠達到帕累托最優狀態。

在我國的實踐中，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各級政府為了改變環境污染現狀而做出的努力。然而，政府的作為并不能完全彌補市場的失效以維護公共利益，甚至還會損害公共利益。由于現實中的政府并不能達到理想狀態，并不能做到在處理公共物品外部性問題上完全公平、公正、公開，從而造成政府失靈。這是因為政府作為一個“人治”機構，對環境這一復雜系統問題不能給予全面了解。在這種環境知識不健全基礎上制定的環境規制政策并不具備科學性，對于規制收益是否能夠大于成本的問題也沒有科學、系統并全面的預測方法以及衡量標準。因此，政府對于環境問題常常不作為。

同時，政府機構人員作為特殊的經濟人，同樣具有“利己”的特點。在市場機制依然有效運行時，“利己”必先是“利他”的，但在市場失靈，政府介入的情況下，其“利己”行為經常演變成為有損公共利益的行為。在中國表現尤為突出，主要有：第一，地方政府的政績衡量最直觀的是以該地經濟發展狀況為標準，中國的這一考評制度就造成現有的環境規制政策不能落實而成為一紙空文。為了達成既定的經濟目標，一些政府官員堅持環境污染說客的立場，這毫無疑問地會被一些污染廠商和企業主群體所追隨。這些政府官員只看到政績考評的私人眼前利益，放棄公共的長遠利益，不考慮發展的可持續性。他們不惜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對當地能帶動經濟增長但對環境污染嚴重的企業不予管制。第二，在中國，很多地方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機制應當作為調控各種行為的中堅力量。但是，由于在環保領域中存在嚴重的市場失靈，政府干預就應當發揮調控作用。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啟示我們，制定并貫徹標準的環境規制政策能夠將環境保護以及經濟發展有機的結合起來，實現可持續發展。這是政府克服失靈，有效干預環境保護的最佳途徑。為規避和彌補市場失靈，標準環境規制政策所尋求的規范必然性受到兩個問題的沖擊。

第一，復雜性。人們需要通過可預見性及易處理性來發展有目的的帕累托政策，該政策能夠解釋人們行為決策中的最優選擇。但是復雜性否認了可預見性與易處理性存在的必要性。最優化模型并沒有為人類行為（個人行為和集體行為）提供不可或缺或令人信服的支撐。這是由于，事實上每一政策規定一定來自于政策預測。政策規定都是由說明算法（explanatory algorithms）推導出的，且認可說明某結果如何得出的詳細原因。也就是說，政策規定同機構設置變動有關，而機構設置變動為當前個體或群體的選擇范圍做出了規定。政策規定實施后，即機構設置變動發生后，會確定性地帶來各種結果。

同時，由于存在復雜性，判斷當前此經濟體是否處于帕累托最優狀態，就不是那么必要了。若還未處于帕累托最優狀態，則帕累托原理支持下的規范——改進政策，只是基于學者的理論設計所做的臨時變更或權宜之計。復雜性并不能阻止現在的人們抓住改善未來的機會，只是迫使我們在實施規范必然性時更加謹慎，因為這會成為政策路徑依賴的基礎。因而，對于制定環境政策目的的考慮，中國政府應當做到著眼于環境問題現狀，同時考慮環境問題的未來發展狀況，即兼顧當期以及未來，平衡眼前與未來之間的收益。

第二，模糊性和矛盾性。政策制定者對某一污染物污染程度的認定需面對雙重挑戰：第一，M是否為污染物；第二，污染物M污染程度的界定。環境政策實施的前提為污染物具有直觀的定義，然后才能具體劃分污染物的污染程度（包括排放物的具體構成和濃度）。由此可見，環境經濟學家提出的理論“拉鋸戰”其實是不必要的浪費行為。只有進行細致研究以確定某污染物排放或濃度的有效程度后，理論爭辯才具有實際意義。問題集中于我們假設環境問題是否需要有明確的判定標準。現實中，即使獲取龐大的污染數據，也難以修正模糊性問題，因此要準確界定污染是非常困難的。問題的癥結往往不在于數據，而可能在于語言表述。污染不具有必要的準確度以作為衡量標準。雖然理論上對準確性的追求頗高，但是在政策制定進程過中，過于追求準確性是不合理、不現實的。因此，建立在模糊性基礎之上的環境政策，往往缺乏連貫性。總之，中國環境規制政策的制定者應當充分考慮面對的模糊性問題。對于環境污染的界定，環境工作者應當給予相對明確的界定，但在制定與執行政策的過程中不能過于苛求準確性。

為單一的政府官員政績評估系統，除經濟標準之外，也應將環境標準列為政績評估標準之一，從根本上改變政府官員對待環境問題的態度，從此能夠積極解決環境問題而不是為了經濟發展去犧牲環境。另外，健全法制建設，通過立法對政府的行為進行有效監督，遏制政府官員出于一己私利的尋租行為，使政府能夠行之有效的解決環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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