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小企業創新中的市場失靈問題之解

中小企業創新中的市場失靈問題之解 ——“創新券”政策運行機制與工具構成

2014年01月07日 20:21 來源：《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3年12月下 作者：郭鐵成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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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券于2004年出現于荷蘭，很快擴散到歐洲和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2010年，我國開始有學者研究創新券政策；2011年，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人員進行了初步研究，于2012年2月提交調研報告，建議在我國實施創新券政策。2012年9月，江蘇省宿遷市包括該市的區縣在我國首次實踐了創新券。在此后的一年多時間里，上海市楊浦區、上海市研發公共服務平臺、江蘇省淮安市、河南省焦作市、廣東省清遠市、浙江省長興縣等一些市縣和公共服務平臺紛紛推廣使用創新券。2014年，上海市擬在張江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的一區十八園推行創新券；廣州市也把實行創新券作為“十二五”科技服務業規劃的重要舉措；北京市科委軟科學計劃專門立項，研究創新券的實施方案；江蘇省科技廳也在研究全省實施創新券的方案。

創新券的本質和特點

創新券（Innovation vouchers）是政府免費向中小企業發放，專門用于購買知識機構創新服務的權益憑證。其使用方法是，企業按合同獲得創新服務后，向提供創新服務的知識機構付券，知識機構持創新券到政府財政部門兌現。

創新券是國際通行術語，也有少數國家或地區稱之為“研究券”、“知識券”、“科技券”、“創新與能力券”等。創新券政策的本質是普惠性的公共投入。創新券的使用主體是企業和知識機構，投入主體是政府，或者說是政府為企業購買創新服務。有的國家或地區把創新券政策稱為“創新券制度”、“創新券計劃”、“創新券項目”，本文統稱為創新券政策，簡稱為創新券。

成熟的公共投入政策種類很多，但創新券這種新興的公共投入政策卻與眾不同，其特點如下：

政策對象是中小企業。傳統科技政策的對象偏好是“四大”——大院、大所、大校、大企，特點是扶優扶強。即使是科技扶貧資金，也是投給貧困落后地區的大戶、能人、富村、強企，只有如此，才能實現重點突破，跨越發展。而創新券的政策對象是中小企業，特點是扶危濟困。它解決的不是重點突破、跨越發展的問題，而是普遍創新、全面發展的問題。

政策導向是企業需求。傳統科技投入模式是先研發、后產業化，研發時沒有企業用戶，論文、專利等科研成果需要另外增配資金加以轉化；在轉化的過程中還是沒有企業用戶，最后很多成果無法轉化。創新券突破了這種研發模式，在研發的起點就引入最終用戶，把企業用戶需求作為創新項目的來源，研發、生產、經營一體化。

政策工具是福利券。與其他政策工具不同，創新券的政策工具是福利券，免費向中小企業發放。票面標有一定金額，代表相當額度的貨幣權益，其物理形式是紙質券，也可以是IC卡或電子券。創新券不是金融證券、企業證券，而是政府證券或政府機構證券，由政府所屬機構發行；不是一般證券，而是專門證券，專款專用；不是上市流通的證券，而是實名制非上市證券，不能流通、交易和讓渡。

政策任務是購買服務。與其他政策任務不同，創新券的政策任務不是設立科技計劃項目、資金獎補或稅收減免，也不是提供設施、設備等實物產品，而是政府對創新服務進行采購，以此惠及廣大中小企業。

政策基礎是全面發展。與其他創新政策的基礎不同，創新券的政策基礎是普惠性發展，通過資助中小企業創新解決市場失靈問題，促進公平競爭，擴大社會就業，增加財政收入和居民收入。創新券的工具構成

創新券的政策工具是福利券，但福利券并不僅僅限于一張紙或卡，而是包括紙或卡背后的一系列政策內容。創新券政策工具的構成如下：

資金來源。創新券的資金來源是國家財政。2009年荷蘭創新券預算為2650萬歐元，2012年丹麥創新券預算為1969萬歐元。就中國情況來看，創新券資金來源主要是省、市、縣三級財政。

創新券一般都要求企業配套投入，但配套投入是由創新券政策引致出來的，即使數量較大，也并不改變創新券財政資金的性質。隨著發展，將來可能會有社會資金進入創新券，但仍然不會改變創新券主體是財政資金的性質。

中國創新券的資金可以省、市兩級財政為主，以中央、縣級財政為輔。中央財政的投入主要用于中央政府相關管理機構運行費用，以及對一部分財政困難地區實行創新券的轉移支付。縣級財政投入主要用于配套或低成本的“軟”創新。有條件的地方，應整合政府各部門資金，如科技創新專項資金、新興產業引導資金、新型工業化專項資金等，統一安排創新券資金；沒有條件的地方，可以從科技經費中劃撥一部分作為創新券資金。創新券資金額應根據當地情況測算、確定。

主要類型。按照不同分類標準，創新券可以劃分為單一券和聯合券、普通券和專項券、科技券和獎補券、A券和B券等。

按使用創新券的企業數量，可分為單一券和聯合券，也稱為基礎券與擴展券。荷蘭、愛爾蘭等國采用這種分類。單一券面額較小，用來解決單個企業發展的創新問題；聯合券面額較大，用來解決若干企業的共性問題。荷蘭的聯合券針對較大項目，由參加企業聯合申請；愛爾蘭的聯合券采取若干單一券聯合使用的方式，最多可將10家公司的單一券合并起來使用；新加坡首期創新券也允許10家以下非親屬企業聯合使用創新券。

按創新券支持的領域，可分為普通券與專項券。瑞士等國采用這種分類。普通券面向所有領域，專項券面向特定領域，如清潔技術領域等。

按創新券購買的內容，可分為科技券和獎補券。宿遷市采用這種分類，用于購買科技服務的創新券稱為科技券；用于購買技術改造、節能減排等硬件設備的創新券稱為獎補券。

按創新券資金的來源，可分為A券和B券。焦作市創新券資金在市縣兩級財政科技經費中列支，市本級財政資金為A券，區縣本級財政為B券。A券與B券按1∶1比例配套，A券由市級財政兌現，B券由企業所在縣級財政兌現。宿遷市沒有區分A券與B券，但也規定區財政與市財政按照5∶5的比例進行資金配套，縣財政與市財政按照8∶2的比例進行配套。

對創新券的分類，各地可參考上述一般分類，根據本地實際情況確定。

券面價值。從實踐經驗來看，大額券面值一般是5萬元人民幣，愛爾蘭的面值為5000歐元，瑞士的面值為7500瑞士法郎。最高面值可達人民幣50萬元，如荷蘭聯合券，最高值為50000歐元。宿遷市的獎補券大約為幾十萬元人民幣，但這不是普遍做法，具有特殊性。

小額券一般為

一、兩萬元人民幣。荷蘭面值為2500歐元；新加坡首期面值為5000新元，現在為5000美元。宿遷市創新券面值為1萬元人民幣，每個企業獲得創新券額度為5萬元；焦作市創新券面值也是1萬元。也有更低的面值，比如長興縣為1000元人民幣，這也具有特殊性，不是普遍做法。

我國創新券的面值可以1萬元、5萬元人民幣兩種為主，使用時可以進行多種組合。

資金政企配比。丹麥等國小額券配比要求是1∶1.5；大額券配比要求是1∶3。宿遷市的配比要求也是1∶3，實際達到1∶10；焦作市市屬企業配比不低于1∶1，縣屬企業不低于1∶2。

宿遷市根據獎補類創新券的特殊性，對配套資金另作規定。縣（區）和園區配套資金要求1∶5，企業用于技術改造、信息化建設、節能降耗方面的配套資金比例為1∶8，服務機構不需要配套。

我國可采取“大配小不配”的原則，小額券不要求企業配比，大額券要求企業1倍以上的配比。

中小企業標準。不同國家和地區對中小企業的劃分標準不同，如歐洲一些國家規定的從業人員標準是少于50人，新加坡的從業人員標準是不超過200人；新加坡的收入標準是年銷售額不超過1億美元。我國中小企業包括中型、小型、微型三種類型，具體標準圍繞企業從業人員、營業收入、資產總額等指標，根據不同行業的具體特點制定。如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家統計局、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財政部等2011年出臺的《中小企業劃型標準規定》，工業企業“從業人員1000人以下或營業收入40000萬元以下的為中小微型企業。其中，從業人員300人及以上，且營業收入2000萬元及以上的為中型企業；從業人員20人及以上，且營業收入300萬元及以上的為小型企業；從業人員20人以下或營業收入300萬元以下的為微型企業”。

各地可根據國家標準，結合本地情況，制定符合本地實際的標準。

創新服務機構。承接創新券項目的創新服務機構主要為知識機構，包括大學、科研院所、企業研發機構、設計研發服務企業、技術轉移服務企業、技術改造服務企業、創新能力服務企業等。

派發規則。主要有先到先得、隨機發放、系統發放、普遍發放等。先到先得就是先申請的企業首先獲得；隨機發放就是在所有申請企業中隨機分派，類似抽獎或北京市購車搖號；系統發放就是依靠科技局系統，根據管理部門推薦向企業發放；普遍發放就是直接向所有中小企業發放。需要注意的是，無論采取什么規則發放，其共性是無需專家評審。是否立項不由專家決定，而由需求決定；其效果也不由專家評價，而由市場評價。事實上，創新券項目如果采取專家評審，其成本會大大超過創新券面值，在經濟上也是不可行的。

有人認為，不搞專家評審不夠科學，導致優秀的項目被淘汰。這種看法是有問題的。就創新券政策來說，實踐時間較短，肯定有許多不完善之處。但它不采取專家評審制，而把決定權交給市場，這不但不是毛病，反而是一大突破，即突破了對創新項目采取科研管理的失敗做法，實現了科研管理向創新管理的轉變。

我國創新券可以直接向所有中小企業發放，各地也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設定門檻條件。

項目周期。創新券項目周期一般為半年至一年，最低不少于三個月，最多不超過兩年。新加坡允許更改一次項目內容，但僅限一條。可更改內容包括結項日期、知識服務機構、預期結項成果等。鑒于創新的不確定性，我國可采取新加坡的辦法，允許更改一次。

報銷審核。創新服務完成后，知識機構憑券及相關材料到財政部門審核兌現。相關材料包括項目活動基本信息、項目支出情況等。審核程序和標準要從嚴掌握，必要時由財務專家評審。創新券的管理機構

創新券政策的實施，必須由專門的機構操作。就我國的情況來看，中央和地方都需要相應的管理機構。

中央政府管理機構。創新券管理由中央政府主管創新的部門負責，具體由政府創新部門的司局或所屬非贏利機構負責。荷蘭創新券事務由荷蘭政府經濟事務部及其下屬的創新與可持續發展局管理；瑞士由瑞士創新促進機構（CTI）實施，該機構的職責是促進企業和高校之間的合作研發、知識和技術轉移；新加坡由貿工部及其下屬的標準、生產力與創新局（SPRING）主管。

我國可成立中央政府創新券管理機構，具體分為決策機構和執行機構。決策機構是國家創新券管理委員會，由創新主管部門牽頭，相關部門參加；執行機構為國家創新券管理中心，可依托創新主管部門現有的相關管理中心，也可以建立新的機構。

中央政府創新券管理機構的職責是：總體設計和規劃創新券政策、協調科技部門與經濟部門、轉移支付創新券資金。我國中小企業群體大、區域差異明顯，在政策對象、政策任務、政策工具等方面會產生一系列共性問題，如科技資源貧乏地區創新券在科技資源富集地區使用，在財政制度上存在一定障礙；不同地區創新券不統一，使用、兌現存在一定障礙，需要提出統一解決方案；創新券政策涉及政府、企業、科研院所、大學等多個主體，需要宏觀政策協調；老、少、邊、窮地區經濟落后，財力不足，創新券資金需要中央財政轉移支付。

地方政府管理機構。宿遷市設立了由市政府分管領導、科技局、財政局、發展改革委、經濟和信息化委及各縣（區）、開發區（園區、新城）組成的市創新券管理委員會，專門負責全市創新券的政策制定、組織領導、監督管理，決定創新券政策實施過程中的相關重大事項。

管委會下設創新券管理委員會辦公室，具體負責管理委員會的日常事務、創新券的設計和運行監管，會同各相關部門研究確定創新券年度工作計劃及支持重點，擬訂和完善創新券管理辦法及其實施細則，完成管理委員會交辦的其他事項。

以市生產力促進中心為依托，成立市創新券營運管理中心，負責創新券日常營運和管理，具體辦理創新券的申請、發放、兌現材料受理及評審服務等工作。政府通過采購服務方式，支持其工作。

我國地方可從本地實際出發，借鑒宿遷模式，根據國家相關政策，建立相應管理機構。

創新券的政策難點

外資問題。創新券政策對外資能否開放？答案是肯定的。對于外資性質的服務提供方，應該完全開放，鼓勵外資機構和外國機構為中國中小企業服務。對需要創新服務的外資中小企業，國際上通行做法是有條件開放，如新加坡規定，外資中小企業必須在新加坡注冊并實體存在，本地股權占30%以上。

建議對需要創新服務的外資中小企業開放，但在其注冊地、股權構成、創新發生地、解決本地就業程度、稅收貢獻水平等方面作出相應規定。

預付問題。創新券的項目規模較小，一般不存在預付問題。但也有一些較大的創新券項目，對這樣的項目，當企業、知識機構缺少啟動資金時，創新券資金可否預付呢？新加坡允許預付，但預付金額不超過創新券全部的20%。

我國較大的創新券項目可以參考新加坡做法，允許部分預付。

資源共享問題。當前創新券政策尚處于摸索階段，存在創新券資金用于購買設備的情況，但這并不是發展方向。創新券資金應該用于購買創新服務，而不是購買研發設備。但較大一些的創新券項目，如果有研發內容，所需要的儀器、設備、設施如何解決呢？方向是資源共享。

建議中央政府管理機構出臺相應政策，規定凡承擔創新券項目的創新服務單位，其科研儀器、設備、設施都應免費或優惠向該項目開放。

人員激勵問題。創新券資金額度較小，能否調動知識機構和科研人員的積極性？回答是肯定的，但必須采取相應措施。

第一，中央政府管理機構出臺相應規定，知識機構和科研人員每年必須有一定項目是為中小企業服務的，達不到標準，不得申報國家項目。這一點，是由創新券的政策基礎決定的。

第二，改革創新勞動薪酬制度。將創新券金額的60%～80%作為創新勞動報酬，支付給科研創新服務人員。

第三，引導創新服務機構從券外深度開發和接續開發中獲益。

創新誠信問題。創新券政策的需求導向，解決了科技與經濟脫節的問題，但這會產生另一個問題：企業與創新服務人員會不會內外勾結，制造虛假創新，騙取創新券資金呢？的確存在這個風險，但這個風險是可以消除的。

第一，項目公示，依靠廣大群眾全方位、全過程實時監督。

第二，信用評級，對優質服務的買方和賣方調高信用等級，優先支持。

第三，財政、質檢、審計、監察部門進入管委會，對創新券項目全程督察。對騙取創新券的企業和知識機構，注銷其創新券，追回騙取資金，在若干年內不再給予各級科技項目和政府各類獎補資金支持；嚴重者追究其法律責任。

與預算制度的兼容問題。創新券的投入方式，與現行預算制度存在不兼容之處，如由于創新券資金預算不能按時完成，容易造成資金占用成本過高或突擊花錢等問題。建議改革相應制度，允許創新券余額向下年結轉，或采取基金制。創新券的政策優勢

從全世界來看，創新券政策的實施時間都還比較短，長期效果有待進一步的實踐和評估，但初步效果已經顯現。

創新資金惠及中小企業。實行創新券政策后，很多國家和地區中小企業受益率都超過50%，高的可達70%、80%。奧地利申請創新券的中小企業，70%都得到過研發資助。自2012年9月以來，宿遷市科技創新券惠及一半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在領取科技創新券的900家企業中，年銷售額低于3000萬元的企業的比例達到93%，首次獲得市以上科技創新資金支持的企業的比例達到84%。2004年，荷蘭“80%創新券獲得者表示如果沒有創新券其研究項目不會實施；87.3%創新券獲得者在計劃期內與研究機構簽署了合作協議，而同期未獲創新券的企業與研究機構的簽約比例僅為8.3%”。①

科技成果惠及中小企業。新加坡G-Energy Global Pte公司用創新券向EWT-COI（Environmental and Water Technology Centre of Innovation）公司購買了技術支持服務，開發了網上監控能源消耗、網上監控建筑和設備的效能系統，節約了50%人力成本。使用這套系統的用戶能夠瞬間評估能源消耗模式，節約了30%能源消耗，大幅度提高了生產效率。

新加坡寶鮮然有機食品公司用創新券向新加坡理工學院（SP）購買了綠色食品技術可行性研究服務，開發出新產品寶鮮然三益粥，即含有不飽和脂肪酸、抗氧化劑和大量纖維的即食燕麥粥，該產品在香港、文萊、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等多個國家和地區熱銷，年銷售額已突破百萬美元。

新加坡Red Lips 公司用創新券向FIRC（Food Innovation Resource Centre）購買了技術支持服務，FIRC為其傳統產品娘惹糕開展了延長保質期的包裝技術研究，使該產品的保質期從1個月提升至6個月，迅速擴大了產品的銷售范圍，并走向海外市場。

宿遷楚霸體育器械有限公司原來制作工藝較為落后，拿到市科技局發放的“創新券”后，企業又配套資金50萬元建立專門的研發實驗室，在鑄造工藝和電鍍工藝上進行開發，四大車間全部用上了全自動的國內先進的生產線。一年后，公司產量猛增120%，吸引了10多個國際客戶，銷售利潤達到2000萬元。

提高了知識機構為中小企業服務的積極性。創新券政策在中小企業和知識機構之間搭建了市場之橋，極大調動了大學和知識機構服務企業的積極性。通過創新券項目為宿遷市中小企業服務的知識機構，不僅包括省內高校，而且包括中科院、清華大學、復旦大學，甚至還有來自海外的高等院校。

愛爾蘭國家工藝設計學院為了吸引持券企業向該學院尋求合作，對創新券的具體使用給出更多優惠，提出企業可以通過若干接續性的創新券，獲得大學為企業提供的持續改進方案；并在網上向企業展示其可以提供創新服務的具體領域，為中小企業尋求服務提供詳細信息。荷蘭代夫特科技大學、愛因霍芬科技大學則宣布，將為企業提供創新券面值一倍以上的科技服務。科研人員主動與企業聯系，到生產一線尋找科研課題，并把科研資源導入企業創新活動。中小企業與大學、科研院所的關系由之前的求之不得，轉變為大學和科研院所的主動推介與服務。

提高了公共創新資金的使用效率。凡是創新券支持的項目，都是企業急需的研發設計、技術轉移、技術改造、創新能力等服務；項目實施的結果，都給企業帶來了新思想、新技術、新管理和高附加值。項目從用戶需求中來，研究運用在企業生產中，不產生閑置的科研成果，更不存在成果產業化問題，這就從根本上消除了所謂科技成果轉化問題，最大限度發揮了研發資金的使用效率。

創新券的資金投入只能用于購買創新服務，消除了擠占、挪用、貪污、浪費，避免了公共科技投入的流失。

創新券的資金在規定時間內如未使用，不會產生任何資金成本，避免了公共科技投入的浪費。

創新券引致大量創新投資，增加了企業和知識機構的創新收益，成倍放大了公共科技投入的效能，充分發揮了公共投入的杠桿效應。宿遷市共137個項目，兌現了科技創新券1026萬元，帶動科技投入1.32億元，財政資金帶動企業研發投入效率達1∶9.4，比預期的1∶3高出213%。預計2013年全年創新券投入可以帶動科技投入3億元，提高了全社會的研發投入，使其所占比例達到GDP的0.18%。創新券的政策趨勢

近年來，創新券政策在許多國家實施，從形式到內容都有了很多發展，出現了一些共同的趨勢。

從“硬”創新向“軟”創新擴展。早期的創新券，其政策任務側重于技術創新等“硬”創新，現在則擴大到“軟“創新方面，幾乎涵蓋全部知識和技能領域。政策對象也從制造業擴大到服務業。最典型的是新加坡的創新券。新加坡創新券剛計劃推出時，只包括技術創新領域，后來擴展至生產率、人力資源和財務管理等領域，名稱也從創新券改為創新與能力券。這是新加坡創新券的最大特色。

新加坡現行的創新券可以購買6大類技術領域的服務，包括技術研發、技術支持、技術培訓、知識產權診斷、知識產權法律診斷、市場分析等。

可以購買10大類生產率領域的服務，包括質量認證、安全分析和控制、管理改進、服務管理能力診斷、服務質量改進、暗訪調查、生產率診斷和監測、生產率提高、標桿管理、能源效率檢測和改進等。

可以購買6大類人力資源領域的服務，包括人力資源規劃、人才招聘與評選、員工薪酬福利、企業績效管理、員工培訓與發展、員工職業生涯管理等。

可以購買4大類財務管理領域的服務，包括計劃與預算、資金流動與營運資金管理、財務控制、財務評估和發展規劃等。

從券內服務向券外服務擴展。早期的創新券，主要限于券內合同的內容，當前的趨勢是更注重券內合同達成前供需雙方的溝通、券內合同完成后的接續服務。

為了提高創新券項目的成功率，事先對合格服務提供單位進行認定，提供詳細的服務機構和服務項目目錄，以及具體聯系人和聯系方式，企業可通過網站信息迅速與知識服務提供者對接。如：新加坡2013年經過認定注冊的財務管理領域服務單位有12家，人力資源領域23家，技術創新領域48家，生產率領域104家。這些服務單位以公司為主，公共服務機構只有20家。長興縣創新券與上海研發公共服務平臺合作，經上海平臺認定注冊的服務機構達800多家，創新券政策剛一實行，長興縣就有20多家企業與服務提供者達成合作意向。

新加坡的創新券在券內項目完成以后，一些知識服務機構仍需提供跟蹤服務。如人力資源領域，按結項要求，項目完成后，企業在3個月內可獲得5小時以上的跟蹤咨詢服務。又如技術創新領域的客戶洞察服務，結項報告中明確要求服務提供者要為企業制定跟蹤服務計劃。若在該領域企業仍有服務需求，則可申請其他資助項目，如工具包項目。工具包與創新券相比，服務內容更全面、系統。工具包項目包括顧客服務工具包、財務管理工具包、人力資源管理工具包、市場工具包以及生產力工具包。以人力資源管理工具包為例，其服務內容有：人力規劃、人才招聘與評選、員工薪酬福利、員工績效管理、員工培訓與發展、員工職業生涯管理、人才管理與繼任計劃、雇員關系。創新券項目與工具包項目的銜接，使企業可以獲得比創新券項目更綜合更深入的服務。

從我國的情況來看，新加坡工具包的做法可以借鑒。我國創新券還可考慮進一步與其他資助項目銜接。如一些小型項目，可由創新券完成；而一些大中型項目則應由國家計劃項目完成。對完成情況好，又有在本領域繼續創新需求的企業，可向國家計劃項目推薦。

從周期性申請、報銷向即請即報轉變。早期的創新券，一般都是半年或一年申請、報銷一次，速度慢，效率低；當前的趨勢是即時申請、報銷，操作更便捷規范。

宿遷市的創新券，現在就可以做到隨時向市科技局提交材料申請，市科技局會同市財政局確定發放名單與金額，報管理委員會審批，由營運管理中心公示7天后發放。對于原屬于宿遷市新興產業引導資金、新興工業化專項資金等相關政策規定獎勵給企業的獎補類創新券，審批后由營運管理中心公示，按原渠道發放。

宿遷市的報銷速度也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每3個月報銷一次。尚未做到隨時報銷，但正在向月報銷努力。

從重立項、輕結項向寬進嚴出轉變。早期的創新券派發是先到先得，或隨機發放，我國的創新券發放則通過管理部門行政推薦、審核。現在的趨勢則是寬進嚴出，即立項標準從寬掌握，不再搞行政或專家推薦、審核，凡有需求的企業都可以申請；但報銷標準從嚴掌握，嚴格遵守兌現程序。

宿遷市創新券申請過程更為簡單，所需手續簡便。2012年9月底，首批向500家中小企業零門檻、廣覆蓋發放了2500萬元科技創新券；2013年，面向400家中小企業，發放了2000萬元科技創新券；面向116家符合實施外向帶動戰略和中小企業轉型升級財政獎補規定的企業、園區、服務機構，發放了1872.4萬獎補類科技創新券。長興縣創新券對所有中小企業都不設門檻，普遍發放。

但結項時，則要嚴格掌握標準。宿遷市責成市財政局作為全市創新券資金的監管部門，負責年度市創新券資金經費預算編制和創新券兌現。運營管理中心還會同市財政局成立由技術專家、管理專家和財務專家等組成的評審組，對創新券兌現材料進行初評。凡不符合國家財務規定和創新券項目合同要求的，一律不予報銷；凡創新券使用考核為優秀的企業在下期創新券發放中優先考慮。

創新券政策在我國一些地方實施以來，有關地方政府，科技廳、委、局，廣

大中小企業，眾多大學、知識機構和創新服務企業，響應熱烈，收效明顯。從全世界的范圍來看，政府增加對創新的投入是很不容易的事，但長興縣一位副縣長卻說，創新券政策不怕企業花錢，而是怕花得不多。小小創新券何以有如此威力？原因就在于，它打破了傳統計劃項目體制，建立了以企業為主體的創新項目體制，即政府按照企業用戶需求安排創新計劃、配置創新資源，大學、科研院所和創新服務企業按照企業用戶需求開展創新活動，真正落實了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精神。創新券政策很可能是新一輪科技體制改革的突破口，必將釋放出巨大的改革能量。

第二篇：且看創新融資解中小企業融資之痛

且看創新融資解中小企業融資之痛

長期以來，中小企業融資難已是不爭的事實，融資問題已成為困擾中小企業的瓶頸，是亟待解決的難題。6月20日起，中國人民銀行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這也是今年以來央行第六次上調準備金率，凍結資金3600多億，導致市場和銀行間的資金面緊張，這讓原本就面臨融資難題的中小企業資金鏈更緊張。

6月下旬，廣東、浙江兩省相繼傳出，因資金緊張、項目融資困難已出現中小企業接連倒閉的消息。據浙江省工商聯的調查顯示，“缺錢”在浙江民企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溫州市發改委最近對229家骨干企業進行監測，結果顯示有11.5%的企業認為融資緊張，66.2%認為融資有壓力。

粵、浙兩省中小企業的生存現狀是全國中小企業現狀的一個真實縮影。如何落實投資項目快速融資緩解資金壓力，已成為中小企業的當務之急。然而，由于貸款信用低、無合適抵押物等諸多原因，中小企業很難從銀行獲得貸款；當前的民間借貸市場又不夠規范，江浙等地民間借貸月息已高得驚人，中小企業的融資之路荊棘滿布。

大錢不愿投資小企業，小企業吸引不了資金方，在這樣的形勢下，投融界以嶄新的面貌出現在企業面前，為中小企業融資開辟了一些新的途徑。由最初的不為人知到現在的家喻戶曉，投融界已當仁不讓的成為投融資領域第一平臺。

如果把投融資服務領域比喻成江湖，那么毫無疑問，投融界就是一個大俠，以其精湛的武藝、鋒利的寶劍行走于投融資江湖，見義勇為，拔刀相助。在這段時間里，借助網絡平臺，整合各區域資源，在資金項目對接創新上，踐行了“線上服務與線下服務并重，網絡平臺與傳統媒體互補”的特色服務體系。此外，投融界敏銳地察覺到資本市場的變化，了解了中小企業融資的現實困境后，積極地嘗試創新各種融資方式，作為各種融資創新方式的開拓者和實踐者，其立足解決企業實際問題，與企業親密接觸的精神值得肯定。

第三篇：環境污染中的市場失靈,政府失靈和政策

環境污染中的市場失靈、政府失靈和政策規制

摘 要：解決環境污染問題既可以依靠市場自由調節，也可以依靠政府干預。然而，市場機制和政府規制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先天性和后天性失靈。中國客觀條件復雜，市場失靈不易克服，因此現階段應當主要依靠政府干預解決環境污染問題。本文在探討環境問題中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作用機制的基礎上，給出政策規制的邏輯依據。在解決中國環境問題時，應當注重改善政府的決策運行機制，同時健全相關法律法規以及政府監督機制。關鍵詞：環境污染；市場失靈；政府失靈；政策規制

任何一個經濟體，無論市場成熟度有多高，都難以避免地面臨著市場失靈問題，中國也不例外。市場失靈最明顯的表現在于負外部性，在環境污染問題上體現尤為突出。對于環境污染中的市場失靈，應該基于什么樣的理論邏輯來給其下定義，在環境規制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需要把握什么樣的原則，都是值得研究的。

一、環境污染中的市場失靈

在經濟活動中，各種經濟個體所做出的自由選擇往往會產生諸多不良后果，這些不良后果對他人造成了非自愿承擔的成本。環境資源的本質是公共物品，其具有消費的非競爭性、非排他性以及效用的不可分割性等特點，這些特點導致了在環境資源使用過程中“搭便車”的普遍現象。由于經濟人的利己天性，對于沒有價格的公共物品，經濟人在使用環境資源時，并不受環境資源成本的約束，市場的等價交換原則在這一過程中失效，因此環境資源必然是過度利用的，而過度的利用必然會為他人帶來非自愿承擔的成本，即外部性，例如煙霧、噪音、有毒氣體、農藥殘留、化學排放物等環境污染現象。雖然環境問題日益嚴重，但人們對于環境問題并無充分明確的認識，主要是由于環境系統具有復雜性。人們對于環境的認識程度遠遠不能夠激發人們主動保護環境的意識。換句話說，人類目前所作出保護環境的反應，都是在緩解嚴峻的環境問題而并非保護環境。這樣的信息不對稱造成人類保護環境缺乏動力、缺乏一致性，甚至成為污染者繼續污染行為的誘因。

上述污染現象是市場失靈的表現之一，由于使用環境資源過程中外部性的出現以及環境信息的不對稱，市場的運行機制受阻，不再能夠通過價格與供求關系之間的變化，自主的達到資源配置零機會成本的配置狀態，出現市場失靈。

在現實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環境污染外部性的市場失靈都得到糾正的。只有當修正環境污染的危害所帶來的收益大于修正當前市場結構和機構設置產生外部性的成本時，環境污染的市場失靈才會得到糾正（Francis Bator，1957, 1958、Harold Demsetz，1967、Ronald Coase，1960）。如果修正的收益大于成本，則市場結構和機構設置會針對環境的溢出效應作以變動；如果修正的收益小于成本，則不改變市場結構和機構設置所造成的外部影響被視作有效率的。也就是說，盡管受污染者深受煙霧、有毒氣體或者河流中化學排放物的危害，但是與改變導致不良外部影響的現有結構所需成本相比，他們所受的危害則不值一提。如果對于要求水或空氣質量的人來說，無污染的水或空氣都不能得到充足的意愿去支付它，水和空氣質量維持污染現狀則被認為對整個市場是有效率的。

二、環境規制中的政府失靈

當市場機制在環境領域內不能正常運作時，政府應當站出來進行干預以彌補市場失靈。處于理想狀態的政府可解決環境中的外部性問題，例如，政府可以向污染者征收環境稅，即根據污染所造成的危害程度進行征稅，用稅收來糾正污染者的生產活動對他人造成的成本外溢，即使其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相等。環境稅起源于英國福利經濟學家所提出的“庇古稅”方案，通過矯正外部性資源配置能夠達到帕累托最優狀態。

在我國的實踐中，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各級政府為了改變環境污染現狀而做出的努力。然而，政府的作為并不能完全彌補市場的失效以維護公共利益，甚至還會損害公共利益。由于現實中的政府并不能達到理想狀態，并不能做到在處理公共物品外部性問題上完全公平、公正、公開，從而造成政府失靈。這是因為政府作為一個“人治”機構，對環境這一復雜系統問題不能給予全面了解。在這種環境知識不健全基礎上制定的環境規制政策并不具備科學性，對于規制收益是否能夠大于成本的問題也沒有科學、系統并全面的預測方法以及衡量標準。因此，政府對于環境問題常常不作為。

同時，政府機構人員作為特殊的經濟人，同樣具有“利己”的特點。在市場機制依然有效運行時，“利己”必先是“利他”的，但在市場失靈，政府介入的情況下，其“利己”行為經常演變成為有損公共利益的行為。在中國表現尤為突出，主要有：第一，地方政府的政績衡量最直觀的是以該地經濟發展狀況為標準，中國的這一考評制度就造成現有的環境規制政策不能落實而成為一紙空文。為了達成既定的經濟目標，一些政府官員堅持環境污染說客的立場，這毫無疑問地會被一些污染廠商和企業主群體所追隨。這些政府官員只看到政績考評的私人眼前利益，放棄公共的長遠利益，不考慮發展的可持續性。他們不惜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對當地能帶動經濟增長但對環境污染嚴重的企業不予管制。第二，在中國，很多地方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機制應當作為調控各種行為的中堅力量。但是，由于在環保領域中存在嚴重的市場失靈，政府干預就應當發揮調控作用。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啟示我們，制定并貫徹標準的環境規制政策能夠將環境保護以及經濟發展有機的結合起來，實現可持續發展。這是政府克服失靈，有效干預環境保護的最佳途徑。為規避和彌補市場失靈，標準環境規制政策所尋求的規范必然性受到兩個問題的沖擊。

第一，復雜性。人們需要通過可預見性及易處理性來發展有目的的帕累托政策，該政策能夠解釋人們行為決策中的最優選擇。但是復雜性否認了可預見性與易處理性存在的必要性。最優化模型并沒有為人類行為（個人行為和集體行為）提供不可或缺或令人信服的支撐。這是由于，事實上每一政策規定一定來自于政策預測。政策規定都是由說明算法（explanatory algorithms）推導出的，且認可說明某結果如何得出的詳細原因。也就是說，政策規定同機構設置變動有關，而機構設置變動為當前個體或群體的選擇范圍做出了規定。政策規定實施后，即機構設置變動發生后，會確定性地帶來各種結果。

同時，由于存在復雜性，判斷當前此經濟體是否處于帕累托最優狀態，就不是那么必要了。若還未處于帕累托最優狀態，則帕累托原理支持下的規范——改進政策，只是基于學者的理論設計所做的臨時變更或權宜之計。復雜性并不能阻止現在的人們抓住改善未來的機會，只是迫使我們在實施規范必然性時更加謹慎，因為這會成為政策路徑依賴的基礎。因而，對于制定環境政策目的的考慮，中國政府應當做到著眼于環境問題現狀，同時考慮環境問題的未來發展狀況，即兼顧當期以及未來，平衡眼前與未來之間的收益。

第二，模糊性和矛盾性。政策制定者對某一污染物污染程度的認定需面對雙重挑戰：第一，M是否為污染物；第二，污染物M污染程度的界定。環境政策實施的前提為污染物具有直觀的定義，然后才能具體劃分污染物的污染程度（包括排放物的具體構成和濃度）。由此可見，環境經濟學家提出的理論“拉鋸戰”其實是不必要的浪費行為。只有進行細致研究以確定某污染物排放或濃度的有效程度后，理論爭辯才具有實際意義。問題集中于我們假設環境問題是否需要有明確的判定標準。現實中，即使獲取龐大的污染數據，也難以修正模糊性問題，因此要準確界定污染是非常困難的。問題的癥結往往不在于數據，而可能在于語言表述。污染不具有必要的準確度以作為衡量標準。雖然理論上對準確性的追求頗高，但是在政策制定進程過中，過于追求準確性是不合理、不現實的。因此，建立在模糊性基礎之上的環境政策，往往缺乏連貫性。總之，中國環境規制政策的制定者應當充分考慮面對的模糊性問題。對于環境污染的界定，環境工作者應當給予相對明確的界定，但在制定與執行政策的過程中不能過于苛求準確性。

為單一的政府官員政績評估系統，除經濟標準之外，也應將環境標準列為政績評估標準之一，從根本上改變政府官員對待環境問題的態度，從此能夠積極解決環境問題而不是為了經濟發展去犧牲環境。另外，健全法制建設，通過立法對政府的行為進行有效監督，遏制政府官員出于一己私利的尋租行為，使政府能夠行之有效的解決環境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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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市場、政府雙失靈下的“三農”問題

市場、政府雙失靈下的“三農”問題

近年來，人們在復雜的矛盾沖突帶來的教訓中有所進步，知道中國的問題原來不是所謂的農業問題，而是以農民問題為主的“三農”問題。這當然令人欣慰。但是，最近參與“三農”問題討論的人們一般還都習慣于約定俗成地根據經濟科學所規范的學術語境提出政策意見。有些比較激進的甚至對家庭承包制也予以否定。根據十多年

在農村調研中得到的粗淺的感性認識，我試圖藉此文提出假設：無論計劃還是市場，當這些外來制度面對高度分散而且剩余太少的傳統小農經濟時，都有交易費用過高的問題；因此才需要有中國特色的制度創新。由此引申出的另一個相關假設則是：無論集權或是民主，當這些政治制度面對高度分散的小農村社制的社會基礎時，也都由于交易費用過高而難以有效治理；因此才需要重建以社區自治為主的農村管理體制。也許，正是這兩個問題沒有被正確認識，也沒有來得及討論解決辦法，中國的三農問題才面臨“市場失靈＋政府失靈”的雙重困境。

一、市場為什么失靈

因為知識有限，我只能從土地、勞動力和資本這三要素的配置入手進行討論：

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農村，第一要素是土地。而在我國農村，土地事實上是在不斷減少，并且人口在不斷增長，就產生了兩個現實問題：

其一是土地面積減少使之成為高度稀缺資源，要素的稀缺性決定價格，越是稀缺、其價格就越高；并且，越是稀缺資源，私有化的制度成本也越高。再加上土地的不可移動性、在我國又天然地與傳統村社的血緣地緣關系結合，就導致土地產權客觀上以社區為邊界。

其二是任何多少從事過農村政策研究的人都知道的土地“雙重功能”。這形成于一般發達國家難以見到的“政府退出”。亦即：農村自發大包干使得政府賴以提取農業剩余的集體化制度解體時，政府的理性選擇是“退出”，從此不再承擔農民的社會保障和農村公共開支，而轉由耕地來承擔；并且隨人均面積不斷下降，必然使耕地越來越多地轉變為以承擔農民的生存保障這種公共品職能為主。這也是我國農地的社區所有制的成因之一。

在以上兩個限制性條件約束下，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村社所有、家庭承包制度，這個制度在20年改革過程中不斷修訂和完善，最后被1998年中央的十五屆三中全會發布的“跨世紀的文件”確立為“中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由此決定了農村土地既不能實現完全個人意義上的私有化，也不能被單純地當作一種生產資料來完全地交給市場這個看不見的手來調節。

第二個要素是勞動力。農業人口和農村勞動力的嚴重過剩，本來不是建國以來才有的現象，而是宋明以來的長期問題。但中國在100年的近現代史上追求重工業導向的工業化，必然造成城鄉二元結構，則是今天的人們面對的最起障礙作用的基本體制矛盾。在其約束下，農村剩余人口和勞動力不可能大規模轉移，又進一步使得城鄉差別不斷擴大。到2000年，僅中國農村就有五億勞動年齡人口，加上不列入統計的“半勞動力”估計有六億以上。而農業僅僅需要一億多，至少有三、四個億勞動力需要轉移！

近年來，農村勞動力轉移得不順暢，甚至回流農業，再加上土地不斷減少，那么農業勞動力投入的邊際效用只能遞減到零以下。盡管農業的勞動力投入產出比已經連續4年是負值，但勞動力投入仍然不可能減少，農民作為勞動力的擁有者只能被迫減少勞動時間（一般每年的農業勞動少于100天），但這并不意味著勞動力不吃飯，不消費，結果是一個活勞動的基本生活消費，也就是勞動力的簡單再生產過程，都得由土地產出來保證（假如他沒有外出打工的話）。因此，農業的勞動生產率實際上一直在下降，大幅度低于社會勞動生產率的平均水平。在有些資源嚴重短缺的地方，農業甚至不能維持勞動力的簡單再生產。

第三個要素是資金。在上述情況下，作為龍頭要素的資金當然就進入不了農業領域，因為資金所有者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標。

與之相應出現的兩個情況是：一方面，農戶家庭經營條件下的農業生產是負效益的，這已經導致農業資金每年至少凈流出幾千個億；另一方面，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商業銀行，也不可能向高度分散、從事高風險生產的小農，提供既難以審查監督、又無利可圖的小額信用服務。這種官方金融從農業和農村經濟領域的“退出”，又導致農村出現大面積的高利貸，我自1988年以來從事農民合作金融研究，逐漸理解了政府金融退出小農經濟的客觀必然性；去年開展的15個省民間信用調查，則進一步揭示了高利貸占領農村的普遍性和歷史比較意義。

上述事實是顯而易見的和常識性的。由此可以認為，一般性地談市場經濟的ABC，對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意義不大。按說我們是最早提出農村改革的市場經濟取向的，那是在十多年前，面上的提法還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但是，人們需要“與時俱進”，因為“情況是在不斷變

第五篇：中小企業創新研究之外部環境

第五章中小企業發展的外部環境創新

一、中小企業的發展需要良好的外部環境

（一）中小企業的弱勢地位

1.面臨不公平的競爭環境

我國中小企業在市場競爭中面臨的不公平競爭問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大企業與中小企業之間的不公平競爭；二是不同所有 行業和地區之間企業的不公平競爭。

2.信用能力低，融資比較困難

我國中小企業的融資環境較差的主要表現是：①沒有專門的資金供應渠道。②沒有貸款擔保或保險制度。③幾乎沒有對中小企業貸款的優惠措施。不僅如此，有些銀行以中小企業實力弱、信譽差為理由，在發放貸款時還在有關規定之外附加某些苛刻條件，增加了中小企業的融資成本。

中小企業占絕大多數的鄉鎮企業每年的信貸規模僅占總信貸規模的7%～8%，個體私營企業多數基本上得不到銀行的貸款。

3.研究開發投入能力有限，技術創新受到制約。

我國中小企業在技術創新方面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非常大，自身的原因主要是研究開發投入能力有限，對技術創新重視不夠，缺乏合理技術創新戰略等，外部原因主要是政府 對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支持不夠。

4．獲取信息能力弱

許多國家有專門針對中小企業的信息咨詢服務，包括提供產業指導、市場信息、技術信息、出口信息等等，有力地促進了中小企業的發展。我國還沒有建立起中小企業的信息服務系統。

(二）政府應當扶持中小企業的發展

?1．政府扶持中小企業發展的宏觀意義

?政府扶持中小企業發展就不僅具有微觀意義，而且具有更重要的宏觀意義。

這一宏觀意義集中表現為：扶持中小企業的發展有助于政府宏觀經濟調控目標的實現，如促進經濟增長，實現充分就業，優化地區經濟結構，實現國際收支平衡。

2.中小企業的發展需要政府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中小企業的健康發展需要良好的外部環境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而這種外

部環境的營造主要依靠政府的努力。中小企業經營的外部環境分可為法制環境、市場環境、社會環境、信用環境和資金環境五個方面，其中法制環境是指企業的合法權益是否得到及時有效的保護，發生經濟和知識產權糾紛時，能否得到及時合理的解決 等；市場環境是指企業間的公平交易情況，是否存在著客戶以大欺小的情況等；社會環境是指企業不合理攤派負擔程度，對中小企業的社會觀念，政府部門為企業提供服務情況等；信用環境是指貨款能否及時回收，企業間拖欠情況等；資金環境是指企業融資難易程度。調查結果顯示，中小企業對法制環境和市場環境的評價尚可，對資金環境和信用環境的評價不高，對社會環境的評價一般。

3.政府必須履行其制度供給的職能

在企業外部環境比較復雜，原有的格局被打破、新的制度極不完善的情況下，政府必須履行制度供給的職能，主要包括：①制定并完善中小企業法律法規，為中小企業運營提供制度規范；②為中小企業改制提供選擇方案，必要時參與組織方案的實施；③從社會經濟發展的宏觀目標出發，實施對中小企業的管理，制定相應的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促進中小企業的發展。

4.政府扶持中小企業發展是國際慣例

有許多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對中小企業的發展提供了內容廣泛的政府支持和服務，包括成立專門的中小企業管理機構，完善中小企業的法律法規和財政政策、金融政策、技術支持政策、信息服務、人力資源開發服務等等，為其中小企業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

二、我國中小企業發展的法制環境

（一）我國中小企業立法的特點

1.我國中小企業立法經歷了一個由模糊到清晰的發展過程

2．我國有關中小企業法律制度尚存在較大缺陷

首先，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獨立的中小企業法律體系尚未形成。其次，我國現有的中小企業政策法律措施多以部門規章的形式出現，其法律效力等級相對較低。

（二）完善我國中小企業法律體系的思考

1．加快制定《中小企業基本法》，為中小企業的健康發展確立基本的法律制度

2.加強中小企業發展的財政、金融和產業政策方面的立法

3.加快制定《中小企業促進法》

4.依法為中小企業發展提供公平競爭的環境

5.制定規范的政府采購法律制度

6.完善和制定社會中介服務機構的法律，擴大為中小企業服務的范圍，提高服務質量

?中小企業規模小，分布面廣，其要素、產權流動重組的頻率遠比大企業高。

同時，它們獲得要素、信息的能力及所能承擔的成本又是相當有限的。這就要求各種中介組織為中小企業在建立、運行、發展以及破產重組方面提供社會化的服務，如信息服務、培訓服務、企業診斷和經營指導服務等，優化中小企業的生存發展環境。

具體包括兩個方面：①要嚴格執行《律師法》和《注冊會計師法》等法律規范，扶持一批專業化程度高、責任能力強的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為中小企業提供客觀、公正、獨立的中介服務。②由中小企業管理部門加快制定有關科技服務、培訓服務、財務服務、企業診斷和經營指導服務等方面的專業化規章，使中小企業的服務規范化、科學化、系統化。

三、我國中小企業發展的財政政策

（一）我國中小企業發展中稅收政策的完善

?世界上有許多國家制定了專門針對中小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包括所得稅的優惠規定、投資稅收抵免、對技術創新給予稅收方面的優惠、對新建企業的稅收減免、對財產稅的優惠規定、減輕增值稅、對某些特殊地區的稅收優惠政策、政府降低收費以支持中小企業的發展等，形成了一套較為完整的政策體系。

我國雖然也有這方面的法規政策，但極不系統且不穩定，政策效應也不強。特別是稅費關系界定不清，政府預算管理混亂，企業的負擔十分沉重，極大地阻礙了中小企業的發展。

（二）加快“費改稅”或“費稅分流”的改革步伐

?中小企業的稅費負擔過重是存在的突出問題之一，除了規范性的稅收之外，來自政府部門的各種非規范性的收費過多是中小企業最為怨聲載道的事情。“三亂”（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現象一度到了泛濫成災的地步，對中小企業發展的危害很深。

（三）促進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稅收支持

（四）促進中小企業出口貿易的稅收支持

（五）促進落后地區中小企業發展的稅收優惠

?意大利南部地區和西西里島地區的手工業和中小企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中

小企業的發展對改變當地落后狀況具有重要作用。

? 中小企業創新研究

? 政府為鼓勵中小企業的發展制定一系列減輕稅收的政策，如免除10年的動產稅，免

除10年地區稅；對工廠建設及轉產所需進口的設備、機械和材料等免除關稅；降低交易稅。

（六）政府采購與促進中小企業的發展

? 從發達國家的情況看，公共部門的需求在其總需求中的比重占25%~60%，其需求的滿足主要是通過政府的采購活動和向企業訂貨來實現的。許多國家明確規定政府采購或訂貨必須向中小企業傾斜，甚至明確了具體比例。

四、我國中小企業發展的金融政策

（一）制定有利于中小企業融資的優惠措施制定有利于中小企業融資的優惠措

施

?根據發達國家的做法，有利于中小企業發展的金融優惠措施主要有：從組織

機構上建立專門為中小企業融資的各種機構，提高融資效率；在貸款利率上制定有利于中小企業的優惠政策；拓寬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為中小企業融資提供信用擔保，等等。這些 一般性的做法都可以運用，不應該在這方面強調什么“中國特色”。?

（二）建立政策性的中小企業融資機構

?可考慮成立中小企業銀行，在制度上規定其資金投向，主要部分應當用于中

小企業的發展。同時，應當將農村信用合作社、城市商業銀行這類金融機構的主要功能定位于服務中小企業。現存的國有商業銀行應組建中小企業信貸部，成為向中小企業提供金融服務的重要渠道。另外，組建一定數量的民

? 間金融機構，其服務對象以中小企業為主。通過這些金融機構的組建，中小企業的融資環境就會有較大的改善。

（三）建立和完善中小企業融資信用擔保體系

?首先，建立中小企業融資的信用擔保制度。可以借鑒國外的經驗，設立政策性的貸款擔保機構專門為中小企業申請貸款提供擔保，降低銀行貸款風險。其次，設立中小企業風險投資基金、創業基金、風險擔保基金等，主要用于新產品開發、新技術應用和抗拒自然災害等項目的支出。

（四）拓展中小企業融資渠道

?政府要為那些潛在市場前景良好、產品技術含量高、有發展后勁的中小企業拓

寬直接融資的渠道。在發行企業債券方面，應考慮中小企業特別是高新技術中小企業的特點以及行業未來的發展前景。在股票融資方面，應建立適合企業多樣性和多層次性發展的資本市場。

五、我國中小企業發展的技術支持體系的構造

（一）建立支持中小企業技術開發與創新的組織體系

?1．設立專門機構負責對中小企業提供技術服務

?美國的“小企業管理局”（SBA）有一項重要職能就是負責為中小企業提供信息

服務和技術支持。在SBA內，設有專門負責中小企業技術創新活動的技術辦公室，具體落實政府的科技計劃，對中小企業的技術創新、成果

? 中小企業創新研究

? 轉讓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SBA除了向中小企業提供適當的信息和資料外，還

為中小企業解答一些技術問題，介紹技術專家或作為技術轉移的中介。中小企業技

術創新中遇到的包括文件準備、資金申請、合作開發以及若干具體的疑難問題等都在政府的技術支持范圍之內。

?2．建立中小企業技術創新基地

?依托大專院校、科研院所建立以高科技

中小企業為主體的科技園區，是推動中小企業技術進步的重要舉措。政府通過建立這種技術創新基地，有利于形成良好的投資與研究環境，吸引科技人才，促進產業升級。在這方面，臺灣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建設的成功經驗值得學習借鑒。

?“企業孵化器” ：是通過提供孵化場地、信息服務、資金籌措、管理咨詢、經營

指導等形式，為新建的科技中小企業創造優良的發展環境，有助于提高創業企業的成功率。

（二）制定科技計劃推動中小企業的科技創新

?許多發達國家政府制定了具體的科技計劃以支持中小企業的技術創新。美國

SBA制定了“小企業技術創新研究（SBIR）計劃”和“小企業技術轉移研究（STTR）計劃”，從不同側面支持中小企業的技術創新。這些計劃都有許多政府部門參與，SBIR計劃有11個政府部門參與并資助，STTR計劃有5個政府部門參與并資助，計劃實施的效果十分顯著。

?臺灣建立了比較完善的中小企業輔導體系，其中“生產技術輔導體系”主要

是協助中小企業提升技術水準和引進新技術；“研究發展輔導體系”主要是協助中小企業單獨或合作研發技術、新產品。為了幫助中小企業進行新技術、新產品的研究開發，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行動計劃，包括“推動新興產業技術發展計劃”、“輔導傳統工業技術升級計劃”、“推動產品品質提升計劃”、“提升產品設計與形象計劃”等。“推動新興產業技術發展計劃”

? 主要是為發展新興產業和開發新產品而制定的，又分為“主導性新產品開發的辦法”

等專項計劃。“輔導傳統工業技術升級計劃”主要是為配合政府產業政策，協助傳統工業企業開發新產品、新技術，以增加產品競爭力而制定的，在其之下又根據不同產業部門列有專項計劃，如“制藥工業技術開發與輔導計劃”、“紡織工業技術輔導與推廣計劃”等十余項。

? 中小企業創新研究

（三）進一步完善中小企業技術創新信息網絡建設

?近幾年來，美國聯邦政府為了適應信息技術發展的需要，專門建立了與信息高

速公路相聯的中小企業信息服務網，以便能使更多的中小企業以更方便的方式獲取有關信息。歐盟建立了歐洲信息中心（EICS），使其成為中小企業的“首選信息服務窗口”，并不斷改進網絡的信息服務內容和質量，以滿足各類中小企業的信息需求。此外，還通過“征求合作伙伴網”和實施“合作伙伴計劃”，幫助

? 中小企業尋找跨國合作伙伴，推動中小企業國際間的科技交流與合作。?

（四）建立“官、產、學、研”相結合的R＆D投入機制

?據統計，OECD國家大多數中小企業一般不從事有組織的R＆D活動，R＆D的投入主要依賴于政府和大企業。但對我國來說，中小企業不進行R＆D投入是不現實的。比較理想的選擇是建立“官、產、學、研”相結合的R＆D投入機制。政府應成為 R＆D的投入主體

?（據悉，我國的R＆D總支出占GDP的比重只有0.50%，相當于美國的1.5%，不僅

遠低于發達國家，甚至只有印度的64.1%），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加大對 R＆D的投入，建立專門的投資風險基金對高技術企業、中小企業的技術開發和創新提供資助。同時，要鼓勵和支持科研院所、大專院校積極開展R＆D活動，通過技術入股、技

術洽談、專利和零配件招標、科技人才培訓等多種方式，為中小企業提供技術創新和科技產業化方面的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