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讓 “潛規(guī)則”失靈

讓 “潛規(guī)則”失靈

在生活中，我們常常聽到，有些人私下里一談起腐敗現象都義憤填膺，但真的發(fā)現腐敗現象和不正之風，卻多是裝作不知道，頂多背后發(fā)發(fā)牢騷，甚至有些人心底還暗生羨慕，覺得人家有能力、有面子。很多領導干部經常苦惱，一些事情明明不合規(guī)定，但如果頂著不辦，親友會怪他不通情理，朋友會說他不講義氣……這就是所謂的“潛規(guī)則”在起作用。盡管“潛規(guī)則”擺不上桌面，入不了條文，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卻往往行之有效?！皾撘?guī)則”的滋生和蔓延有著復雜的原因，其中廉政文化的缺失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如何讓“潛規(guī)則”失靈，這就需要我們不斷加強廉政文化的建設。加強廉政文化建設，是貫徹落實科學發(fā)展觀的必然要求，是深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戰(zhàn)略舉措，對于提高黨員干部拒腐防變能力，增強全社會反腐倡廉意識，形成廉榮貪恥的思想道德基礎和文化氛圍，從源頭上預防和減少腐敗現象的發(fā)生，具有重要意義。廉政文化是反腐的第一道關口，建立在人們理性之上的自律意識，是一道抵制腐朽思想侵蝕的思想道德防線。我們只要把守好這第一道防線，讓腐敗思想無從進入，無從下手，在違反原則的問題上做到“翻臉不認人”，那么“潛規(guī)則”也就不會再發(fā)揮任何作用。

第二篇：政府失靈

政府失靈

我們認為政府失靈就是政府為了矯正和彌補市場機制的功能缺陷所采取的立法、行政管理以及各種經濟政策手段，在實施過程中往往會出現各種事與愿違的結果，最終導致政府干預經濟的效率低下和社會福利損失。目前我國現實生活中存在政府失靈，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無效調節(jié)導致政府失靈

在那些本該由政府發(fā)揮作用的領域，卻由于財力不足、制度不完善等原因，致使政府應該進入的領域而沒有進入或沒有完全進入，政府有心無力，調控手段缺乏力度，調控機制運轉不靈，調控效果難以到位，從而造成了政府失靈。

一是政府社會保障能力偏低。亞當.斯密曾指出，“少數人的富裕，是以多數人的貧窮為前提的”。有資料表明，一個巨富人的背后，至少有500 個窮人。也就是說，市場經濟必然導致貧富分化，貧富分化嚴重，必然影響社會穩(wěn)定，這就客觀要求政府營造“安全閥”。然而迄今為止，我國政府的社會保障、社會福利的體制仍不健全，很多地方的社會保障基金還未完全建立，覆蓋面還不完全。

二是政府的社會控制能力偏低。政府的社會控制能力主要表現在打擊違法犯罪、維護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和打擊預防職務犯罪、遏制權力尋租這兩個方面。由于法制法規(guī)不健全、不完善，不法商人鉆法律法規(guī)的空子，加之“有法不依，執(zhí)法不嚴”，個別公職人員特別是司法執(zhí)法人員與黑社會勢力、經濟犯罪分子相互勾結，致使我國市場經濟環(huán)境還不盡理想。

三是政府汲取社會資源能力偏低。政府汲取社會資源的重要手段是財政收入。目前中國政府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仍較低。

（二）過度干預導致政府失靈

在那些本該由市場發(fā)揮作用的領域，過多地使用行政手段來管理經濟，政府應該退出的領域而沒有退出或沒有完全退出，權力集中，責任無限，結果不僅沒能彌補市場的缺陷，反而揚短抑長，妨礙了市場機制正常發(fā)揮作用。政府過度干預導致政府失靈。

一是政府仍然直接介入微觀經濟活動。有資料表明，中國可能是世界上行政審批最多的國家，中央和中央各部門頒布的各種審批規(guī)定就有2500余項，至于地方政府及其部門頒布的種種審批項目，其數量也不在此下，致使政府仍然或多或少地控制企業(yè)的人、財、物，并對企業(yè)的產、供、銷發(fā)揮不同程度的影響。政府過多地干預微觀經濟活動，導致市場運行主體（企業(yè)或私人）缺乏應有的自主經營權，活力不強，而且容易助長惰性，什么都找政府，市長昨天幫助跑資金、跑項目，今天到企業(yè)現場辦公，后天接待職工上訪。

二是政府仍然配置部分資源。政府配置資源，不但難以保證資源合理使用，而且資源的安全性也成為問題。始于1998年的國債建設資金至今已發(fā)行了9100億元，盡管在拉動內需方面起到積極作用，但審計結果表明，幾乎所有國債項目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著違規(guī)違紀問題。

三是政府越界搶奪市場和社會的職能。除了純粹公共產品（如外交、國防）必須由政府承擔提供外，我國政府還承擔了許多應由企業(yè)或社會承擔的準公共產品，不但滋生了腐敗和浪費，而且扭曲了市場機制。

第三篇：讀《三國》《水滸》,看職場潛規(guī)

讀《三國》《水滸》，看職場潛規(guī)

文學是人學，是典型化了的社會生活寫照，社會百態(tài)、忠奸惡善，一應俱全，下面采擷幾朵花絮以饗讀者。

一，好員工要學會適時跳槽。員工一定要對公司忠誠嗎？這是最大的謬誤，例如林沖，作為全國最大的公司——朝廷，已經絲毫沒有留林沖的意思了，跳槽是他唯一正確的選擇。

二，選老板比選公司重要。請諸葛亮出山前有三大公司可選：曹操、孫權、劉備。劉備連個地盤也沒有，實力最差，公司風雨飄搖，諸葛亮看重了老板的忠誠，三顧之恩感動了他，跟劉備干，才華得到最大發(fā)揮，公司也由小變大，正所謂“良禽擇木而棲，賢將擇主而事”。

三，利用一切關系人脈資源是成功的捷徑。龐統因貌丑，被孫權摒棄，投奔了劉皇叔，劉備也以貌取人只給了他一個小小的縣令，一呆幾年的光陰，幸好張飛發(fā)現了這個人才，后來見到劉備才拿出諸葛亮的推薦信，早干嘛去了！這么好的資源不用，光靠自己行嗎？“好風憑借力——送我上浮云”。

四，老板不一定總為公司的利益著想。宋江作為梁山在位最長的老板，他最關心的是自己能坐更高的位子，以便為自己撈取更多的社會關系，因此，梁山集團及各位職員的利益，只是宋江實現自己利益的跳板與棋子，梁山接受招安成為必然。

五，后院起火永遠是公司倒閉的一大根源。武大郎作為燒餅鋪的老板，雖然生意微小，但能養(yǎng)家活命，無奈金蓮紅杏出墻，導致武大郎卿卿小命也沒了。六，世襲制家族企業(yè)不會長久。劉備的兒子阿斗，扶不起來，孫家也是一代不如一代，曹家也被司馬家族所取代，“家富不過三代”，選賢明的人接班才能保證公司興旺發(fā)達。

七，健商比情商、智商更重要。“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如同一塊木炭未燃燒就熄滅了，周郎雄姿英發(fā)，足智多謀，不假天年，呂蒙后起之秀，令人刮目相待，去是個病秧子?？慈思宜抉R懿，靠死了曹操、曹丕、曹睿三代人，誰活得長久，天下就是誰的了。

讀《三國》《水滸》，看職場潛規(guī)則，不禁感慨萬千。

第四篇：制度為什么失靈

為什么有些出發(fā)點很好的制度會失靈呢？關鍵在于制度本身有沒有內在的說服力和外在的強制力，有沒有自我強化的動力機制。

法治的正當性和必要性在理論上已經達成共識。但是在現實生活中，樹立法治權威的努力常常受到多方面的挑戰(zhàn)。從大的方面說，國家和地方頒布的一些法律法規(guī)常常得不到有效的實施；從小的方面說，我們所在單位制定的一些規(guī)章往往會落空。由此有人說，制度的力量是脆弱的，靠制度管人管事都是行不通的。其實，制度固然不可能像自然規(guī)律那樣可靠、靈驗，但是，它與當權者的個人意志相比，更加可靠；與普通的個人相比，更有力量。然而，為什么有些出發(fā)點很好的制度會失靈呢？關鍵在于制度本身設計得是否合理，有沒有內在的說服力和外在的強制力，有沒有自我強化的動力機制。

一項合理的制度必須具有內在的說服力。法律固然需要國家強制力的保障，但是僅僅依靠國家強制力，法律是難以持久地實行的。只有那些能夠反映社會生活規(guī)律、符合道德規(guī)范并能促進社會價值目標實現的法律，才能夠贏得社會的一致認同，動員社會各方面力量的支持，從而形成一種尊重和維護法律的氛圍。對于這些具有內在說服力的法律，國家強制力只是一種輔助手段，一種排除作為個別例外的違法行為的工具。法治本質上是鞏固道德的，但是用法治來改革道德是一件風險極大的事情。削弱制度的內在說服力的因素往往正是道德使命感或者是片面的道德要求。例如，美國１９２０年通過的憲法第１８修正案即禁酒令，是在很多具有高尚情操的法學家、社會學家特別是家庭婦女的推動下通過的，最終因無法執(zhí)行下去而被１９３３年憲法第２１修正案取代，禁酒令在社會生活規(guī)律面前宣告徹底失敗。再如，我們新頒布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它肩負了過重的道德改革使命，以致在引入高度危險作業(yè)的無過錯責任原則的同時，既沒有增設強制保險制度，也沒有保留過錯責任原則的適當空間，因而降低了內在的說服力，削弱了它的可執(zhí)行性。

一項合理的制度必須具有外在的強制力。亞里士多德說，法治首先要有良法，然后要使良法得到很好的實行。要使法律得到全面的實施，就要及時地排除那些違法行為，就要有一定的執(zhí)法機關。執(zhí)法機關能否恪盡職守，不能靠道德來說服，只能靠嚴密的責任機制。這樣的責任機制有兩個要素，一是執(zhí)法者獨立于立法者；二是法律效力所及的人有權監(jiān)督執(zhí)法者并決定執(zhí)法者的任免。就拿一個單位來說，制度的落空往往不僅僅是因為制度本身不合理，更主要的是因為個別領導者集制定制度的權力和執(zhí)行制度的權力于一身，因而制度的存廢只在他的一念之間。這就造成了雙重危險，他既不必慎重地制定制度，也不必嚴格地執(zhí)行制度。如此一來，靠制度管人是假，靠人管人是真。這樣的制度落空實質上是人治的必然結果。

一項合理的制度必須具有自我強化的動力機制。立法者為什么要制定良法？執(zhí)法者為什么要嚴格執(zhí)法？他們不都是圣人，對他們也要用胡蘿卜加鞭子——這就是民主選舉和公民的權利救濟程序。出現個別的惡法或者執(zhí)法不嚴現象，要有一個中立的裁判機關來糾正，恢復社會公平和正義，維護法律的權威。出現過多的惡法或者較多的執(zhí)法不嚴，要有民主選舉的程序來調整立法者或者執(zhí)法者的構成，讓那些能夠制定良法和嚴格執(zhí)法的人擔當相應的責任。法律效力所及的人是真正的利益攸關者，只有他們深切地關心制度的制定和實行，把權利賦予他們，并設置有效的救濟程序。這樣的制度才有無窮的動力，才會得到全面的實施。

制度的力量不是天生的，而是設計出來的。只有那些具有內在的說服力和外在的強制力以及自我強化的動力的制度，才是有力量的、可靠的。所有的制度，大到國家法律，小到單位規(guī)章，在設計的時候都要考慮清楚它的力量在哪里，否則就會失靈。

第五篇：志愿失靈案例

志愿失靈案例：

1.中國扶貧開發(fā)協會內訌事件

中國扶貧開發(fā)協會（以下簡稱“扶貧協會”），一個成立14年的有官方背景的NGO，因為“工資改革”而引發(fā)了內訌事件。自2007年7月31日起，不斷有自稱是協會高層的人士在網絡上揭露協會財務混亂的內幕。與此相呼應的是，北京中辰興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的審計報告顯示，扶貧協會及其所擁有的北京中富達公司存在大量的財務違規(guī)操作。2006年全年費用明細單據顯示，僅有兩名工作人員的協會辦公室，一年的總成本為309522.36元，秘書處的總成本為768622.94元。協會2006年有1600多萬的收入，但其中只有5％用于扶貧項目投資。中辰興會計師事務所在審計意見中稱：“協會2005年7月以前，管理制度不完善，財務管理混亂，具體表現在：固定資產管理不完善，沒有建立固定資產明細帳進行分類核算；總分明細帳設置不規(guī)范、不完善；沒有編制會計報表；對賬不及時造成的支出款項長期掛賬；對外投資缺乏嚴格的審批程序，造成資產大量流失；財務人員變動頻繁且沒有按照財務制度的有關規(guī)定辦理交接手續(xù)?！?/p>

此類非營利組織仍然“寄生”于政府資源。它們的工作效率十分低下：“到1995年底，全國性社團共有1810個……在1801個全國性社團中，真正能夠很好地按宗旨開展活動的只占20%，也就是說，只有 400個左右；而基本上沒有活動或內部矛盾重重，鬧不團結的也在20%左右”。

問題：

從中國扶貧開發(fā)協會內訌事件我們可以看出傳統官辦非營利組織存在哪些問題？該如何解決？

2.“麗江媽媽”胡曼莉事件

90年代初胡曼莉因為收養(yǎng)孤兒而被其單位武鋼集團樹立為愛心典型，隨后她于1992年在武漢正式注冊了中國第一個民辦孤兒院——中華綠蔭兒童村。1998 年，胡曼莉與美國媽媽聯誼會會長張春華及云南麗江政府合作建立孤兒學校。學校教師和常務副校長由麗江縣教委委派，胡曼莉負責籌錢來支持學校。與學校同期成立的管理和善款接受機構“麗江媽媽聯誼會”，除了胡曼莉外，其余成員全部是政府官員。

開學之后不久，學?；靵y的賬目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在張春華的推動下，麗江審計局2006年對“麗江媽媽聯誼會”的財務進行了審計，結論是“在管理使用各項捐款上，存在一些不規(guī)范的問題，有的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計法》等法律法規(guī)的相關規(guī)定”。這次審計中，胡曼莉的丈夫段燦標提供了胡曼莉用孤兒名字開私人賬戶的證明文件，作假的票據證明等材料。張春華以善款使用違背捐款人意圖為由將“麗江媽媽聯誼會”告上法庭，從麗江中院到云南高院，張春華和她的“美國媽媽聯誼會”兩度獲勝，法院責令“麗江媽媽聯誼會將未按照美國媽媽聯誼會捐贈意愿使用的907890元人民幣如數返還”。2007年2月14日，麗江市民政局做出對“麗江媽媽聯誼會”給予撤銷登記的行政處罰。

1999年清華大學非營利組織研究所的問卷調查顯示：被調查的非營利組織中，有一半以上的非營利組織通過內部審計或不通過審計作定期的財務報告，只有14.7%的組織通過注冊會計師等外部審計進行規(guī)范的財務報告，而10.9%的非營利組織沒有財務報告制度。這反映出這類組織最突出的問題是營利化傾向嚴重。

問題：

“麗江媽媽” 胡曼莉事件反映出法定非營利組織所面臨著何種困境？最突出的問題的問題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