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市場的歸市場，政府的歸政府

尊敬的黨組織：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作用的定位，從“基礎性”到“決定性”，兩字之別，重若千鈞，對我們準確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總方向和路線圖，正確處理市場與政府的關系，激發市場活力、提高資源配置效力，都具有重大意義。

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理論和實踐都證明，市場配置資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自治區十屆四次全會作出了《關于貫徹落實〈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意見》，提出了我區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具體內容。正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是一個關鍵環節。破除思想觀念障礙和利益固化藩籬，通過深化改革明確劃定政府和市場的邊界，真正做到市場的歸市場，政府的歸政府，既不錯位、越位，也不失位，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正確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各級政府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氣和胸懷。務實簡政放權，迅速清理、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項目，把“錯裝在政府身上的手”換成“市場的手”，市場可以辦的，必須交由市場去辦，推動資源配置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充分激發市場活力和創造力。

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并不是說政府就放手不管了。既要發揮好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也要發揮好政府“看得見的手”的作用，保持宏觀經濟穩定，依法優化公共管理服務與監督，保障市場有序公平競爭。把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與發揮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結合起來，形成加快“兩個建成”的強大驅動力。

保持一定的發展速度，實現我區“兩個建成”目標，我們必須要充分尊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主體地位和決定性作用，通過市場機制的作用，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在八桂大地充分涌流。同時，政府要在健全法治、創造環境、宏觀調控、公共服務等方面下功夫，從而更好地吸引投資，吸引項目落地廣西，加快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增強我區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新的支撐力量。

匯報人：xiexiebang

第二篇：江平：讓政府的歸政府,讓市場的歸市場,讓社會的歸社會

讓政府的歸政府，讓市場的歸市場，讓社會的歸社會

政治權威是否有利于推動下一輪改革？中國經濟紅利怎樣持續？社會自治與政府管制又如何協調？12月8日下午，蕭功秦、華生、江平齊聚鳳凰大學問沙龍，與200多位現場觀眾一起探討中國改革的新方向。

著名法學家、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江平以《處理好國家、社會與市場之間的關系》為主題發表演講。江平說市場是以私權利為核心，政府是以公權力為核心，而社會是以自治為核心，自治性既有power的一面，也有right的一面，三者應該管哪些，必須要明確。

如何處理好國家與市場的關系？江平認為在重大改革問題上，必須要法律為先，然后才能改革，同時，政府不能熱衷于資源配置、市場準入的問題，要明確規定政府的權力，一方面在于宏觀調控，一方面在于市場秩序管理，而且要保障市場平等競爭，不平等競爭就根本無市場可言。

如何解決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是演講重點，江平指出很多社會組織名為民間組織，實際上都是政府做后臺，這樣的社會組織很難起到相應作用，也不能代表公共利益，甚至政府還可以打著公共利益的幌子征收土地等。江平認為各級人大、聽證會和民意調查機構可以代表社會公共利益發表意見。

江平最后說，樹立市場權威不是靠政府的章，“中國老百姓還仍然有一個迷信的思想，迷信政府，認為政府的權威性最高，其他的都不信任，這一點不僅要從政府來改變，從老百姓也要來改變”。

編輯：周東旭 以下為演講實錄：

國家、市場與社會各管哪些必須要明確

江平：我今天講的是法治問題。法治可能有兩種概念，一個概念是指政治國家的法治，或者叫狹義的法治。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專門用一章談法治建設，其中講的只是政治國家的法治。還有更廣義概念的法治，就是市場社會或者說市民社會、公民社會的法治，這就涉及到市場和社會的關系。廣義的法治在三中全會決議中并沒有專門作為一章來講，但有關市場和社會的內容都涉及到了廣義的法治。所以，這次我講的題目其實是兩個關系，一個是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一個是政府和社會的關系。

這兩個關系是長期以來國家內部社會關系中矛盾積累比較多的，也就是說，長期以來的社會構成中，我們就是一個政府為主體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不正常，政府和社會的關系也不正常。那么，如何調節好這種關系，是三中全會改革中的一個關鍵問題。

講到法治問題，實質說來涉及到權力和權利的關系，一個是公權力（power），另一個是私權利（right），這兩個問題也涉及到法治的一個核心問題，講法治，離不開兩個關系，兩種權。從這個意義上來看，西方諺語說屬于上帝管的交給上帝，屬于愷撒管的交給凱撒，這句話是法治社會中的一個根本理念。所謂上帝管的交給上帝，凱撒管的交給凱撒，說明權力分工是非常明確的，任何一個都不能夠超越權限，屬于上帝管的，即使人間再有能力的人比如凱撒也管不了，屬于人間凱撒來管的上帝也管不了。

我們要區別社會管的是哪些，市場管的是哪些，國家管的是哪些，必須要明確。可以說市場管的主要是私權利，以私權利為核心；政府是公權力，是公權力的核心，公權力當然是政府行使；社會管的是什么？社會是自治團體，自治性就確定了它既有power的一面，也有right的一面，尤其是在社會關系中，確定哪些屬于社會擁有的權力，哪些屬于社會中應該有的權利，把二者的界限明確劃分，這就是自治的特點。國家管的是公權力，市場管的是私權利，而社會應該管的是自治并盡到自治的責任。

政府和市場：法律權威與改革的兩難關系

三中全會提到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就是所謂的政府和市場關系。現在解讀已經很多，過去提到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今天改成決定性作用。基礎性作用和決定性作用有本質上的差別，既然說是決定性作用，也就是說在市場與權力的決定方面，市場起主要作用，發揮最根本作用。如果說兩只手，一是無形的手，一是有形的手，無形的手是市場的手，當然應該是最重要的，只有當市場這只手不能起作用的時候，國家這個有形的手才能進行干預。

但是長期以來，國家這只手無處不在，無時不在，市場始終感覺到有很強的政府影子在起作用，這就是吳敬璉教授常說的，我們的市場還是一半管制，一半市場在發揮作用。半市場半管制的現象造成政府和市場關系失調，或者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扭曲。

怎么能夠做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我不是經濟學家，只能夠從法律法治方面談一點意見。我認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需要解決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解決好市場的改革和法律的關系。剛才蕭功秦和華生兩位教授都講到，改革開放是從35年前開始的，35年來就一直存在這個問題，到今天仍然沒有徹底解決好改革和法律之間的關系。在學法律的人來看，改革是比較活躍的，或者說改革無時不在，而法律相對說來是穩定的，怎么處理好法律的穩定和改革不斷變動之間的關系？處理好是很難的，因為既然法律已經在那有規定，就得按照法律來辦，要突破法律來改革，只有先改法律，然后才能改革。如果改革必須以改革法律作為前提的話，那太麻煩了，也就不可能實現改革。這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

改革總的說來是在前進，而法律相對滯后。如果一個人緊緊抱住法律不變，很容易形成法律教條主義或者原教旨主義式的東西，法律就是條文，條文如果不變，那不就變成只有法律是至高無上的，其他一切都可以置之腦后？也不行。怎么處理好二者之間的關系，確實值得思考。

在改革初期，我們用了一個辦法就是授權，授權給國務院，在改革中所涉及到的一些問題，可以由國務院的法規或者部門規章來調整，這看起來似乎解決了一些問題，甚至在一些經濟改革開放區，也用了一些變通的辦法，可以自己制定一些和中央不同的法規和政策來緩解矛盾。但是改革到了今天，再用這個辦法不行了，不能夠再授權國務院來制定一些法規代替法律，比如財稅制度，到現在還沒有統一的稅法，比如征收房產稅有法律依據嗎？哪個法律規定可以征收房產稅，如果要征遺產稅，哪個法律規定可以？如果連稅種都可以由國務院自己來規定，等于破壞了法治。長期用這樣的辦法是不太可行的，所以應該找出一種突破的辦法。

現在至少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講出這么一句話，重大的改革必須依法有據，如果我們能做到這一點，那真是不錯了。在重大的改革方面，不能夠隨便突破，也就是說在重大的改革問題上，必須先改法律，然后再來實踐；而不能倒過來，先改革，然后再改法律，這是對法律權威性的尊重。

如果講法治，講依法治國，連法律都不尊重，隨便可以違反法律，那還行嗎？不行。我記得1986年通過《民法通則》，過了兩年國務院頒布了一條東西，土地可以買賣，也就是土地的使用權可以買賣、出租、抵押，原來憲法中的土地不得買賣，不得抵押，不得出租的規定不就是作廢了，怎么辦？第一步修改憲法，憲法不修改怎么行？憲法把這一條改了，緊接著把《土地管理法》中的這個條文也改了。當時我還在七屆人大法律委員會，我就提出來，說《民法通則》也要改，其中也有這么一句話，有的領導就說，既然憲法都改了，《土地管理法》也改了，民法還改什么？到現在《民法通則》中仍然有這句話，土地不得買賣、出租、抵押，這實際上就是對法律的踐踏，告訴人們這法律沒有什么好遵守的，因為修改了之后它也不變，人們心目中法律的權威就破產了。這很重要，在重大問題上，必須要法律為先，然后才能改革。

政府和市場關系第二個重要的問題，就涉及到政府到底管哪些，市場到底管哪些。如果這些不弄清楚，仍然會是政府的手伸得過長。這次三中全會破天荒第一次對政府宏觀調控范圍講得很細，哪些屬于宏觀調控，應該由政府來管。也就是說屬于微觀的，當然不應該由政府來管，微觀問題應由市場自己解決。

第二，涉及到市場秩序、公平競爭、公平交易方面的問題，政府也要管。我過去在這個問題上也寫過文章，認為市場經濟包含兩個方面，一是市場自由的法治，一個是市場秩序的法治，市場自由當然是歸市場自己管，而市場秩序只能是政府管。因為一個社會的秩序也好，市場的秩序也好，政府有權限，有能夠制裁的強力措施，公權力在手，你要是破壞了市場秩序，就用公權力進行制裁，這是個人辦不到的。

可是，涉及到資產配置的問題，政府手中擁有很大的權力，地方的各級政府仍然更多熱衷于資源配置、市場準入的問題，而對于市場秩序卻不太關心，為什么這樣？這就是利益的所在。因為資源配制也好，市場準入也好，政府有批準權，有準入權，有行政許可，在這些方面有很大的利害關系，如果政府拿到這一權力，各級財政收入就大大提高，所以一定要把利益渠道切斷，也就是要明確規定政府的權力，一方面在于宏觀調控，一方面在于市場秩序管理，這樣才能減少政府過多干預經濟的現象出現。

第三個問題也涉及到市場經濟法治的基礎性作用，市場競爭必須平等，如果市場是在不平等競爭情況下進行，就根本沒有市場可言，也就不是一個真正能夠稱得上市場經濟的東西。這次三中全會提到三個關系：

一是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關系。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的關系始終沒有建立在平等基礎上，國務院通過了一次關于民營企業的規定，沒有得到認真執行，后來又搞了一次，仍然不行，也就是說在各級政府的管理人員心目中，國營企業與私營企業根本就不是站在平等地位，仍然認為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經濟的親兒子，而民營企業是異己的，這個東西不改變，二者就沒有真正平等可言。我參加過一次天則所的研討會，他們就認為如果把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放在平等條件下競爭，國有企業不是盈利很多，而是虧損了很多，為什么？民營企業的土地是有償取得的，而所有的國有企業都是無償劃撥的，單是這一點，就可以看出來他們的利益是不一樣的。

二是國有土地和農村集體土地的關系，也不是站在平等起跑線上的。想想看，國有土地可以出讓，收入由各級政府財政拿去，而集體土地不能夠流通，除非是作為特定用途，作為集體企業、工業用地等，其他的不能夠自由流通。這次提出可以自由流通，但仍然有很多問題不夠明確，集體土地是集體的，如果流通了，應該算誰的？當然你可以說，所有權不能流通，只不過是經營權流通，但是如果把集體土地抵押了怎么辦？抵押了還不了錢，所有權變不變？還是有一些問題需要進一步探討，總之這是妨礙市場經濟的又一個重大問題。

三是內資和外資的關系。在座的人可能都知道，從1978年制定了《中外合資企業法》開始，確定給外商企業很多優惠，而很多內資企業根本達不到給予外資企業的這些優惠，在這種情況下，怎么能夠平等競爭？現在對于外資企業稍微做了某些限制，外資企業哇哇大叫了，說對他不平等了。我們的《公司法》里也明確講，外商投資的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適用本法，但是適用具體哪些條文也沒有說，實踐中也存在困惑。同樣都是公司，內資企業要完全按照《公司法》來辦，外資企業就參照公司企業，《公司法》到底怎樣決定也是個問題。

所以，在解決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中，還有很多事情要做，要解決好二者的關系，還需要進一步地法律完善，只有法律進一步完善，才能夠使政府和市場進入了一個正確的軌道。

國家和社會：讓社會回歸自治

我今天講的第二個關鍵關系是政府和社會的關系。在三中全會《決定》的第十三項中，有一句話叫創新社會治理機制，其中提到要正確處理政府和社會的關系，加快實施政社分開，推進社會組織明確權責，依法自治，發揮作用。

不要看就這么短短的一些字，其中表現了很多新的思想，其中之一就是實行政社分開，政府和社會要分開，所謂分開就是各司其職，哪些應該是政府管的就由政府來管，哪些屬于社會管的就由社會來管，這是一個重要的思想。

另外，推進社會組織明確職責，職責就是有權力，也有權利，這二者要結合好，明確哪些屬于社會組織的權利。從這一點應該看到，社會以自治為核心，我們研究的還很差，往往知道社會自治的含義，但是怎么實現社會自治，研究很少。過去有很多的社會組織都是名為民間組織，實際上都是政府做后臺，有的是政府撥款，有的雖然不是政府撥款，但是負責人或領導人都是政府指定的，這樣的一種民間組織或者社會組織，怎么能夠起到社會組織應該起的作用？這是一個很值得思考的問題。

我給大家舉一個例子，《物權法》在制定的時候，曾經討論過一個問題，集體土地由于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需要，可以征收，這一點大家都沒有意見，但是關鍵怎么寫，到底是用公共利益還是用國家利益，這是有爭論的。大部分人主張應該寫社會利益、公共利益，如果要寫因國家利益需要可以征收，那就麻煩了，國家利益就會產生歧義。我今天上午參加的一個活動還談到黨的利益，問題就來了，到底怎么看黨的利益、國家利益和社會利益？不能夠籠統用一句“三個不矛盾”來概括，“黨的利益就是國家利益，國家利益就是社會利益”，這是有些人特別愛用的一句話，如果這樣的話，那還有什么好說的？不能夠簡單這么看。

黨的利益也好，國家利益也好，都可能出現問題，或者說在黨的利益或者國家利益的名義下，我們也做過一些壞事，文化大革命也好，過去的一些（其他事情），哪個不是以國家的名義進行的？所以，以國家的名義推行一些東西，包括征收老百姓的房子、征收集體土地，都可能存在問題，因為國家也會犯錯誤，黨也可能出錯，在歷史上也出了不少錯誤，所以用黨的利益是不合適的。

為什么用社會利益沒有問題呢？因為社會利益是公正的，既然社會需要，社會的利益需要，當然可以征用，從這一意見來說，用社會利益代替國家利益，是《物權法》中一個很重要的改進。

誰來確定社會公共利益？

當然馬上也就會有問題，誰來代表社會利益？怎么來看待社會利益？由于政府和社會在實踐中沒有明確的分工，沒有明確劃分各自所管的范圍，實際上凡是所說的社會公共利益，都是由政府來做決定的，政府說是社會公共利益就是社會公共利益，而且長期以來，我們所做的征用，幾乎沒有商業目的的征用，都是以社會公共利益名義。在這種情況下，社會的公共利益就被濫用了。

到底怎么來確定社會公共利益，由誰來代表社會公共利益發表意見？其中至少可以分出三個層次：

第一就是各級人大，《監督法》（編者注：全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監督法》）的規定就體現出人大代表代表選民的意志來體現出社會公益的性質。當時在七屆人大的時候，三峽工程拿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表決，這是一個很重大的措施，為什么？因為當時對三峽工程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意見，三峽工程牽涉到多少人要搬遷，多少土地可能被征收，這樣的一個重大工程，如果沒有民意作為支持，可能嗎？當時表決有七百多位代表反對或棄權，也一定程度表明民意對它有不同的保留看法。后來《監督法》修改，有的人也提出這個問題，既然三峽工程可以到全國來表決，那么地方人大有沒有權力決定哪些事項需要經過全民表決，或者是各級人大的代表表決，實際上這個問題也是一個空白。

大家可能還記得當時重慶九龍坡的“釘子戶”事件，有一個居民沒有搬遷，在一個很高的坡上只剩那么一個房子，他所有的水和食物都要靠下面往上吊。后來在這個問題上，我對重慶市政府的領導說，既然這是整個小區的拆遷，而小區又是危房，危房改造拆遷，為什么不能夠以人大決議的辦法來通過？要是通過人大決議，就可以減少一些阻力，至少他是經過了民意機構。在這個問題上，現在還仍然存在不少缺點，最大的缺點就是，各級人大代表有很多不是真正由老百姓選出來的，也沒有選民聯系的機構和渠道，我們的代表很大程度上是官指定的，而不是老百姓指定的，不是老百姓的民意真正選出來的，在這一點上，缺點還很大。

第二，現在很多問題上都會有一個民意聽證會，類似這樣的機構或組織，比如涉及到物價的調整等，聽證會要有各方面的代表參加，這就是一個聽取民意的機構。但是從實際情況看，這點做的也不好，實際上很多方面還沒有任何社會組織，社會權利肯定離不開社會組織，如果連一個社會組織都沒有，誰來代表？我們有工會、商會、共青團、婦聯等，但是沒有農會，中國這么大的農業國家沒有農會，至多在基層組織有農會，但是到了縣一級或者市一級，甚至到了省一級，都沒有農會。現在我們還缺少很多具有代表性的社會組織，這值得很好思考。社會組織如果不和政府脫鉤，也會存在很多問題，現在的社會組織實際上與官方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某種意義上與其說是代表民間的社會組織，還不如說實際上是政府在那兒做決策。這個問題不解決也不行。這次提了很好的一個意見，就是限期實現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真正脫鉤，其中講的是真正脫鉤，而不是名義上脫鉤。如果我們真的能夠做到行業協會、商會與政府脫鉤，就會變成真正的社會民間組織，這也是一個很好的信息，至少在如何實現社會組織作用方面，特別強調了真正脫鉤。

對于成立新的社會組織，大家都知道，過去新的社會組織的成立是很困難的，難上加難。當然，現在已經有些松開的跡象，至少在公共慈善類、城鄉社區服務類，還有其他的一些組織，都放寬了一些，批準設立也方便得多。大家都知道，西方國家在保護環境問題上，有一個很大的特點，沒有很大的政府組織管理，凡是涉及到環境、地質等問題，民間組織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日本的捕鯨隊受到全世界很多人的反對，禁止濫捕鯨魚，很多民間保護鯨魚的組織，就在日本捕鯨隊捕鯨時阻止他們。這種民間組織的力量和作用是不可忽視的，只有發展了民間組織，才能夠更好體現社會組織所應起的作用。

第三，在我們國家可能更加欠缺的是征求民間意見，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要有民意調查機構。國外有許多民意機構，而且這些民意機構的調查范圍也很廣，調查的問題也很深刻，有些也很尖銳，但是在中國很多都受到限制。我們對民間機構調查的范圍限制得很嚴，連人大表決的投票結果有時都不公布，要是讓民間調查機構來做調查人們擁護哪個領導，哪個領導在群眾中威信比較高，絕對是觸犯紀律了，是不允許的。這樣的一些東西不放開，怎么能夠談到真正的調查民意？在如何體現公共利益這方面，還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同樣也很重要的就是要真正發揮民間組織在訴訟中的作用，也就是在市場經濟中發生爭論的時候，民間組織能夠代表弱勢一方來提起訴訟。《民事訴訟法》剛剛修改，規定在有些領域中民間組織可以作為群眾利益或者弱勢群體的代言人而提起訴訟，雖然開始比較少一點，像環境保護方面，允許中華環保聯合會作為訴訟主體出現，但這是一個很好的趨勢。如果今后在保護社會利益方面能夠越來越開放社會組織的作用，能夠代替弱勢群體為他們的權利而辯護，那么社會組織的作用就會大大加強，社會組織在社會中的威信也會大大提高。

樹立市場權威不是靠政府的章

我所說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市場主體是明確的，市場主體就是企業，包括自然人等。政府的主體也是非常明確的，主體就是各級政府。唯獨對于社會，主體是不明確的，誰是它的主體？是不是各種社會組織？各種社會組織又怎么劃分？各種社會組織擁有哪方面的權利或權力？這些都是很不夠明確的。

我們要健全市場經濟的法治，除了要明確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更要明確政府和社會的職責，該屬于社會管的應該由社會來管。在通過《行政許可法》的時候，做報告的國務院法制辦公室主任說了一句話，我覺得體現了國家關于市場社會在法治原則方面最重要的一個思想，他說，“能夠由市場自己解決的盡量由市場自身解決，市場不能夠解決的由社會中介組織來解決，只有當市場主體和社會中介組織不能夠解決的，才由政府來行使行政許可權”，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思想。這樣的思想如果貫徹下去，我們的市場社會能夠很快完善。

但說是這么說，說完之后，各級政府還是緊緊把握住行政許可的批準權、許可權，造成在市場經濟中仍然要蓋這么多的章，只有經過政府的章才能夠樹立市場的權威，那就太可怕了。中國老百姓還仍然有一個迷信的思想，迷信政府，認為政府的權威性最高，其他的都不信任，這一點不僅要從政府來改變，從老百姓也要來改變。

第三篇：江平讓政府歸政府社會歸社會市場歸市場

江平讓政府的歸政府社會的歸社會市場的歸市場 2013 年 年 12 月 月 8 日 14:00-17:0019245 人參與 256 條評論分享到：

江平

江平，著名法學家、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曾任中國政法大學校長、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參加《民法通則》、《公司法》、《合伙企業法》的制訂，擔任《信托法》、《合同法》起草小組組長，以及《物權法》和《民法典》草案專家小組的負責人之一。著有《羅馬法基礎》、《公司法教程》、《民法教程》，以及《沉浮與枯榮：八十自述》等。

江平：

讓政府的歸政府，讓市場的歸市場，讓社會的歸社會

政 治權威是否有利于推動下一輪改革？中國經濟紅利怎樣持續？社會自治與政府管制又如何協調？12 月 月 8 日下午，蕭功秦、華生、江平齊聚鳳凰大學問沙龍，與 與 200 多位現場觀眾一起探討中國改革的新方向。

著名法學家、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江平以《處理好國家、社會與市場之間的關系》為主題發表演講。江平說市場是以私權利為核心，政府是以公權力為核有 心，而社會是以自治為核心，自治性既有 power 的一面，也有 right 的一面，三者應該管哪些，必須要明確。

如何處理好國家與市場的關系？江平認為在重大改革問題上，必須要法律為先，然后才能改 革，同時，政府不能熱衷于資源配置、市場準入的問題，要明確規定政府的權力，一方面在于宏觀調控，一方面在于市場秩序管理，而且要保障市場平等競爭，不平等競爭就根本無市場可言。

如何解決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是演講重點，江平指出很多社會組織名為民間組織，實際上都是政府做后臺，這樣的社會組織很難起到相應作用，也不能代表公共利益，甚至政府還可以打著公共利益的幌子征收土地等。江平認為各級人大、聽證會和民意調查機構可以代表社會公共利益發表意見。

江平最后說，樹立市場權威不是靠政府的章，“中國老百姓還仍然有一個迷信的思想，迷信 政府，認為政府的權威性最高，其他的都不信任，這一點不僅要從政府來改變，從老百姓也要來改變”。

編輯：周東旭

以下為演講實錄：

國家、市場與社會各管哪些必須要明確

江平：我今天講的是法治問題。

法治可能有兩種概念，一個概念是指政治國家的法治，或者叫狹義的法治。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專門用一章談法治建設，其中講的只是政治國家的法治。還有更廣義概念的法治，就是市場社會或者說

市民社會、公民社會的法治，這就涉及到市場和社會的關系。

廣義的法治在三中全會決議中并沒有專門作為一章來講，但有關市場和社會的內容都涉及到了廣義的法治。所以，這次我講的題目其實 是兩個關系，一個是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一個是政府和社會的關系。

這兩個關系是長期以來國家內部社會關系中矛盾積累比較多的，也就是說，長期以來的社會構成中，我們就是一個政府為主體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不正常，政府和社會的關系也不正常。那么，如何調節好這種關系，是三中全會改革中的一個關鍵問題。

（講到法治問題，實質說來涉及到權力和權利的關系，一個是公權力（power），另一個是私權利（right），這兩個問題也涉及到法治的一個核心問題，講法治，離不開兩個關系，兩種權。從這個意義上來看，西方諺語說屬于上帝管的交給上帝，屬于愷撒管的交給凱撒，這句話是法治社會中的一個根本理念。所謂上帝管的交給上帝，凱撒管的交給凱撒，說明 權力分工是非常明確的，任何一個都不能夠超越權限，屬于上帝管的，即使人間再有能力的人比如凱撒也管不了，屬于人間凱撒來管的上帝也管不了。

我們要區別社會管的是哪些，市場管的是哪些，國家管的是哪些，必須要明確。可以說市場管的主要是私權利，以私權利為核心；政府是公權力，是公權力的核心，公權力當然是政府行使；社會管的是什么？社會是自治團體，自治性就確定了它既有 有 power 的一面，也有 right 的一面，尤其是在社會關系中，確定哪些屬于社會擁有的權力，哪些屬于社會中應該有的權利，把二者的界限明確劃分，這就是自治的特點。國家管的是公權力，市場管的是私權利，而社會應該管的是自治并盡到自治的責任。

政府和市場：法律權威與改革的兩難關系

三中全會提到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就是所謂的政府和市場關系。現在解讀已經很多，過去提到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今天改成決定性作用。基礎性作用和決定性作 用有本質上的差別，既然說是決定性作用，也就是說在市場與權力的決定方面，市場起主要作用，發揮最根本作用。如果說兩只手，一是無形的手，一是有形的手，無形的手是市場的手，當然應該是最重要的，只有當市場這只手不能起作用的時候，國家這個有形的手才能進行干預。

但是長期以來，國家這只手無處不在，無時不在，市場始終感覺到有很強的政府影子在起作用，這就是吳敬璉教授常說的，我們的市場還是一半管制，一半市場在發揮作用。半市場半管制的現象造成政府和市場關系失調，或者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扭曲。

怎么能夠做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我不是 經濟學家，只能夠從法律法治方面談一點意見。我認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需要解決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解決好市場的改革和法律的關系。

剛才蕭功秦和華生兩位教授從 都講到，改革開放是從 35 年前開始的，35 年來就一直存在這個問題，到今天仍然沒有徹底解決好改革和法律之間的關系。在學法律的人來看，改革是比較活躍的，或者說改革無時不在，而法律相對說來是穩定的，怎么處理好法律的穩定和改革不斷變動之間的關系？處理好是很難的，因為既然法律已經在那有規定，就得按照法律來辦，要突破法律來改革，只有先改法律，然后才能改革。如果改革 必須以改革法律作為前提的話，那太麻煩了，也就不可能實現改革。這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

改革總的說來是在前進，而法律相對滯后。如果一個人緊緊抱住法律不變，很容易形成法律教條主義或者原教旨主義式的東西，法律就是條文，條文如果不變，那不就變成只有法律是至高無上的，其他一切都可以置之腦后？也不行。怎么處理好二者之間的關系，確實值得思考。

在改革初期，我們用了一個辦法就是授權，授權給國務院，在改革中所涉及到的一些問題，可以由國務院的法規或者部門規章來調整，這看起來似乎解決了一些問題，甚至在一些經濟改革開放區，也用了 一些變通的辦法，可以自己制定一些和中央不同的法規和政策來緩解矛盾。但是改革到了今天，再用這個辦法不行了，不能夠再授權國務院來制定一些法規代替法律，比如財稅制度，到現在還沒有統一的稅法，比如征收房產稅有法律依據嗎？哪個法律規定可以征收房產稅，如果要征遺產稅，哪個法律規定可以？如果連稅種都可以由國務院自己來規定，等于破壞了法治。長期用這樣的辦法是不太可行的，所以應該找出一種突破的辦法。

現在至少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講出這么一句話，重大的改革必須依法有據，如果我們能做到這一點，那真是不錯了。在重大的改革方面，不能 夠隨便突破，也就是說在重大的改革問題上，必須先改法律，然后再來實踐；而不能倒過來，先改革，然后再改法律，這是對法律權威性的尊重。

如果講法治，講依法治國，連法律都不尊重，隨便可以違反法律，那還行嗎？得 不行。我記得 1986 年通過《民法通則》，過了兩年國務院頒布了一條東西，土地可以買賣，也就是土地的使用權可以買賣、出租、抵押，原來憲法中的土地不得買賣，不得抵押，不得出租的規定不就是作廢了，怎么辦？第一步修改憲法，憲法不修改怎么行？憲法把這一條改了，緊接著把《土地管理法》中的這個條文也改了。當時我還在七屆人大法律 委員會，我就提出來，說《民法通則》也要改，其中也有這么一句話，有的領導就說，既然憲法都改了，《土地管理法》也改了，民法還改什么？到現在《民法通則》中仍然有這句話，土地不得買賣、出租、抵押，這實際上就是對法律的踐踏，告訴人們這法律沒有什么好遵守的，因為修改了之后它也不變，人們心目中法律的權威就破產了。這很重要，在重大問題上，必須要法律為先，然后才能改革。

政府和市場關系第二個重要的問題，就涉及到政府到底管哪些，市場到底管哪些。如果這些不弄清楚，仍然會是政府的手伸得過長。這次三中全會破天荒第一次對政府宏觀調控 范圍講得很細，哪些屬于宏觀調控，應該由政府來管。也就是說屬于微觀的，當然不應該由政府來管，微觀問題應由市場自己解決。

第二，涉及到市場秩序、公平競爭、公平交易方面的問題，政府也要管。我過去在這個問題上也寫過文章，認為市場經濟包含兩個方面，一是市場自由的法治，一個是市場秩序的法治，市場自由當然是歸市場自己管，而市場秩序只能是政府管。因為一個社會的秩序也好，市場的秩序也好，政府有權限，有能夠制裁的強力措施，公權力在手，你要是破壞了市場秩序，就用公權力進行制裁，這是個人辦不到的。

可是，涉及到資產配置的問題，政府手中擁有很大的權力，地方的各級政府仍然更多熱衷于資源配置、市場準入的問題，而對于市場秩序卻不太關心，為什么這樣？這就是利益的所在。因 為資源配制也好，市場準入也好，政府有批準權，有準入權，有行政許可，在這些方面有很大的利害關系，如果政府拿到這一權力，各級財政收入就大大提高，所以一定要把利益渠道切斷，也就是要明確規定政府的權力，一方面在于宏觀調控，一方面在于市場秩序管理，這樣才能減少政府過多干預經濟的現象出現。

第三個問題也涉及到市場經濟法治的基礎性作用，市 場競爭必須平等，如果市場是在不平等競爭情況下進行，就根本沒有市場可言，也就不是一個真正能夠稱得上市場經濟的東西。這次三中全會提到三個關系：

一是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關系。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的關系始終沒有建立在平等基礎上，國務院通過了一次關于民營企業的規定，沒有得到認真執行，后來又搞了一次，仍然不行，也就是說在各級政府的管理人員心目中，國營企業與私營企業根本就不是站在平等地位，仍然認為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經濟的親兒子，而民營企業是異己的，這個東西不改變，二者就沒有真正平等可言。我參加過一次天則所的研討會，他們就認為如果把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放在平等條件下競爭，國有企業不是盈利很多，而是虧損了很多，為什么？民營企業的土地是有償取得的，而所有的國有企業都是無償劃撥的，單是這一點，就可以看出來他們的利益是不一樣的。

二是國有土地和農村集體土地的關系，也不是站在平等起跑線上的。想想看，國有土地可以出讓，收入由各級政府財政拿去，而集體土地不能夠流通，除非是作為特定用途，作為集體企業、工業用地等，其他的不能夠自由流通。這次提出可以自由流通，但仍然有很多問題不夠明確，集體土地是集體的，如果流通了，應該算誰的？當然你可以說，所有權不能流通，只不過是經營權流通，但是如果把集體 土地抵押了怎么辦？抵押了還不了錢，所有權變不變？還是有一些問題需要進一步探討，總之這是妨礙市場經濟的又一個重大問題。

從 三是內資和外資的關系。在座的人可能都知道，從 1978 年制定了《中外合資企業法》開始，確定給外商企業很多優惠，而很多內資企業根本達不到給予外資企業的這些優惠，在這種情況下，怎么能夠平等競爭？現在對于外資企業稍微做了某些限制，外資企業哇哇大叫了，說對他不平等了。我們的《公司法》里

也明確講，外商投資的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適用本法，但是適用具體哪些條文也沒有說，實踐中也存在困惑。同樣都是公司，內資企業要完全按照《公司法》來辦，外資企業就參照公司企業，《公司法》到底怎樣決定也是個問題。

所以，在解決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中，還有很多事情要做，要解決好二者的關系，還需要進一步地法律完善，只有法律進一步完善，才能夠使政府和市場進入了一個正確的軌道。

（江平：讓政府的歸政府，社會的歸社會，市場的歸市場 2013 年 年 12 月 月 8 日 14:00-17:0019245 人參與 256 條評論分享到：

江平

江平，著名法學家、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曾任中國政法大學校長、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參加《民法通則》、《公 司法》、《合伙企業法》的制訂，擔任《信托法》、《合同法》起草小組組長，以及《物權法》和《民法典》草案專家小組的負責人之一。著有《羅馬法基礎》、《公司法教程》、《民法教程》，以及《沉浮與枯榮：八十自述》等。

國家和社會：讓社會回歸自治

我今天講的第二個關鍵關系是政府和社會的關系。在三中全會《決定》的第十三項中，有一句話叫創新社會治理機制，其中提到要正確處理政府和社會的關系，加快實施政社分開，推進社會組織明確權責，依法自治，發揮作用。

不要看就這么短短的一些字，其中表現了很多新的思想，其中之一就是實行政社 分開，政府和社會要分開，所謂分開就是各司其職，哪些應該是政府管的就由政府來管，哪些屬于社會管的就由社會來管，這是一個重要的思想。

另外，推進社會組織明確職責，職責就是有權力，也有權利，這二者要結合好，明確哪些屬于社會組織的權利。從這一點應該看到，社會以自治為核心，我們研究的還很差，往往知道社會自治的含義，但是怎么實現社會自治，研究很少。過去有很多的社會組織都是名為民間組織，實際上都是政府做后臺，有的是政府撥款，有的雖然不是政府撥款，但是負責人或領導人都是政府指定的，這樣的一種民間組織或者社會組織，怎么能夠 起到社會組織應該起的作用？這是一個很值得思考的問題。

我給大家舉一個例子，《物權法》在制定的時候，曾經討論過一個問題，集體土地由于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需要，可以征收，這一點大家都沒有意見，但是關鍵怎么寫，到底是用公共利益還是用國家利益，這是有爭論的。大部分人主張應該寫社會利益、公共利益，如果要寫因國家利益需要可以征收，那就麻煩了，國家利益就會產生歧義。我今天上午參加的一個活動還談到黨的利益，問題就來了，到底怎么看黨的利益、國家利益和社會利益？不能夠籠統用一句“三個不矛盾”來概括，“黨的利益就是國家利益，國家利益就是社會利益”，這是有些人特別愛用的一句話，如果這樣的話，那還有什么好說的？不能夠簡單這么看。

黨的利益也好，國家利益也好，都可能出現問題，或者說在黨的利益或者國家利益的名義下，我們也做過一些壞事，文化大革命也好，過去的一些（其他事情），哪個不是以國家的名義進行的？所以，以國家的名義推行一些東西，包括征收老百姓的房子、征收集體土地，都可能存在問題，因為國家也會犯錯誤，黨也可能出錯，在歷史上也出了不少錯誤，所以用黨的利益是不合適的。

為什么用社會利益沒有問題呢？因為社會利益是公正的，既然社會需要，社會的利益需要，當然可以征用，從這一意見來說，用社會利益代替國家利益，是《物權法》中一個很重要的改進。

誰來確定社會公共利益？

當然馬上也就會有問題，誰來代表社會利益？怎么來看待社會利益？由于政府和社會在實踐中沒有明確的分工，沒有明確劃分各自所管的范圍，實際上凡是所說的社會公共利益，都是由政府來做決定的，政府說是社會公共利益就是社會公共利益，而且長期以來，我們所做的征用，幾乎沒有商業目的的征用，都是以社會公共利益名義。在這種情況下，社會的公共利益就被濫用了。

到底怎么來確定社會公共利益，由誰來代表社 會公共利益發表意見？其中至少可以分出三個層次：

第一就是各級人大，《監督法》（編者注：全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監督法》）的規定就體現出人大代表代表選民的意志來體現出社會公益的性質。當時在七屆人大的時候，三峽工程拿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表決，這是一個很重大的措施，為什么？因為當時對三峽工程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意見，三峽工程牽涉到多少人要搬遷，多少土地可能被征收，這樣的一個重大工程，如果沒有民意作為支持，可能嗎？當時表決有七百多位代表反對或棄權，也一定程度表明民意對它有不同的保留看法。后 來《監督法》修改，有的人也提出這個問題，既然三峽工程可以到全國來表決，那么地方人大有沒有權力決定哪些事項需要經過全民表決，或者是各級人大的代表表決，實際上這個問題也是一個空白。

大家可能還記得當時重慶九龍坡的“釘子戶”事件，有一個居民沒有搬遷，在一個很高的坡上只剩那么一個房子，他所有的水和食物都要靠下面往上吊。后來在這個問題上，我對重慶市政府的領導說，既然這是整個小區的拆遷，而小區又是危房，危房改造拆遷，為什么不能夠以人大決議的辦法來通過？要是通過人大決議，就可以減少一些阻力，至少他是經過了民意機構。在這 個問題上，現在還仍然存在不少缺點，最大的缺點就是，各級人大代表有很多不是真正由老百姓選出來的，也沒有選民聯系的機構和渠道，我們的代表很大程度上是官指定的，而不是老百姓指定的，不是老百姓的民意真正選出來的，在這一點上，缺點還很大。

第二，現在很多問題上都會有一個民意聽證會，類似這樣的機構或組織，比如涉及到物價的調整等，聽證會要有各方面的代表參加，這就是一個聽取民意的機構。但是從實際情況看，這點做的也不好，實際上很多方面還沒有任何社會組織，社會權利肯定離不開社會組織，如果連一個社會組織都沒有，誰來代表？我們有 工會、商會、共青團、婦聯等，但是沒有農會，中國這么大的農業國家沒有農會，至多在基層組織有農會，但是到了縣一級或者市一級，甚至到了省一級，都沒有農會。現在我們還缺少很多具有代表性的社會組織，這值得很好思考。

社會組織如果不和政府脫鉤，也會存在很多問題，現在的社會組織實際上與官方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某種意義上與其說是代表民間的社會組織，還不如說實際上是政府在那兒做決策。這個問題不解決也不行。這次提了很好的一個意見，就是限期實現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真正脫鉤，其中講的是真正脫鉤，而不是名義上脫鉤。如果我們真的能 夠做到行業協會、商會與政府脫鉤，就會變成真正的社會民間組織，這也是一個很好的信息，至少在如何實現社會組織作用方面，特別強調了真正脫鉤。

對于成立新的社會組織，大家都知道，過去新的社會組織的成立是很困難的，難上加難。當然，現在已經有些松開的跡象，至少在公共慈善類、城鄉社區服務類，還有其他的一些組織，都放寬了一些，批準設立也方便得多。大家都知道，西方國家在保護環境問題上，有一個很大的特點，沒有很大的政府組織管理，凡是涉及到環境、地質等問題，民間組織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日本的捕鯨隊受到全世界很多人的反對，禁止濫捕 鯨魚，很多民間保護鯨魚的組織，就在日本捕鯨隊捕鯨時阻止他們。這種民間組織的力量和作用是不可忽視的，只有發展了民間組織，才能夠更好體現社會組織所應起的作用。

第三，在我們國家可能更加欠缺的是征求民間意見，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要有民意調查機構。國外有許多民意機構，而且這些民意機構的調查范圍也很廣，調查的問題也很深刻，有些也很尖銳，但是在中國很多都受到限制。我們對民間機構調查的范圍限制得很嚴，連人大表決的投票結果有時都不公布，要是讓民間調查機構來做調查人們擁護哪個領導，哪個領導在群眾中威信比較高，絕對是觸犯紀律 了，是不允許的。這樣的一些東西不放開，怎么能夠談到真正的調查民意？在如何體現公共利益這方面，還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同樣也很重要的就是要真正發揮民間組織在訴訟中的作用，也就是在市場經濟中發生爭論的時候，民間組織能夠代表弱勢一方來提起訴訟。《民事訴訟法》剛剛修改，規定在有些領域中民間組織可以作為群眾利益或者弱勢群體的代言人而提起訴訟，雖然開始比較少一點，像環境保護方面，允許中華環保聯合會作為訴訟主體出現，但這是一個很好的趨勢。如果今后在保護社會利益方面能夠越來越開放社會組織的作用，能夠代替弱勢群體為他們的 權利而辯護，那么社會組織的作用就會大大加強，社會組織在社會中的威信也會大大提高。

樹立市場權威不是靠政府的章

我所說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市場主體是明確的，市場主體就是企業，包括自然人等。政府的主體也是非常明確的，主體就是各級政府。唯獨對于社會，主體是不明確的，誰是它的主體？是不是各種社會組織？各種社會組織又怎么劃分？各種社會組織擁有哪方面的權利或權力？這些都是很不夠明確的。

我們要健全市場經濟的法治，除了要明確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更要明確政府和社會的職責，該屬于社會管的應該由社會來管。在通過《行政許可 法》的時候，做報告的國務院法制辦公室主任說了一句話，我覺得體現了國家關于市場社會在法治原則方面最重要的一個思想，他說，“能夠由市場自己解決的盡量由市場自身解決，市場不能夠解決的由社會中介組織來解決，只有當市場主體和社會中介組織不能夠解決的，才由政府來行使行政許可權”，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思想。這樣的思想如果貫徹下去，我們的市場社會能夠很快完善。

但說是這么說，說完之后，各級政府還是緊緊把握住行政許可的批準權、許可權，造成在市場經濟中仍然要蓋這么多的章，只有經過政府的章才能夠樹立市場的權威，那就太可怕了。中國老 百姓還仍然有一個迷信的思想，迷信政府，認為政府的權威性最高，其他的都不信任，這一點不僅要從政府來改變，從老百姓也要來改變。

謝謝大家。

（鳳凰大學問沙龍第二期，獨家稿件，嚴禁轉載）

第四篇：政府與市場關系

結合理論演變及我國現實情況論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經濟學院

2011 級

工商管理一班

摘要:調整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尋求二者之間的均衡點,已成為當代中西方國家社會發展的關鍵所在。通過對政府與市場關系演進過程的剖析來分析政府與市場各自的特性,并在分析了我國政府與市場關系現狀的基礎上對其走向進行展望。

關鍵詞: :政府與市場;新“公共管理”理論;有限政府;服務型政府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備受關注。各國實踐表明,調整市

場與政府的關系,尋求二者之間的均衡點,已成為當代中西方國家社會發展的關鍵所在。通過探討市場經濟進程中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歷史演進,剖析政府與市場各自的特性以及兩者關系演進的基本規律,這對我國培育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明確政府功能定位,建設民主、有效、服務的政府,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一、

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演進過程

在市場經濟作為社會基礎性體制確立以后,西方學者在政府與市場領域的爭論始終沒有停止過。按照理論取向的不同,可以把他們的觀點大致劃分為三類:一是主張盡可能少的政府干預;二是主張全面廣泛的政府干預;三是主張有選擇的政府干預。從經濟學說史與政府實踐的歷史來看,對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認識大致經歷了自由市場——市場失靈——政府干預——政府失靈——互補整合的演變過程。可以將這一過程分為三個階段。

1.自由主義時期 自由主義時期在政府與市場關系問題的主要觀點就是強調自由經濟,發揮市場經濟自身的功能,要求政府盡可能少地干預經濟、干預社會。翻開西方經濟思想發展史,可見人們對市場機制的崇拜可以追溯到近代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提出的“看不見的手”的理論。他認為,人們聽命于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其結果是無意中使社會資源得到了有效的利用,人類需要得到了最大的滿足。亞當.斯密的“管的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成為政府發展的基本觀念。政府在經濟事務和社會事務中的干涉極為有限,僅限于制定維護市場秩序的法規,提供最低限度的政府扶助,履行防御外敵和保衛公共安全等職責直到 20 世紀初, 西方的自由主義經濟思潮一直處于主流地位, 政府一直充當著“守夜人” 的角色。然而 20 世紀 30 年代,西方經濟大蕭條打破了市場力量的神話,市場的種種缺陷都暴露出來,市場失靈使人們開始意識到政府干預的必要性。

2.國家主義時期 “市場失靈”之后,人們希望政府能夠彌補市場缺陷,在這一背景下，政府開始對社會經濟進行干預,在政府與市場兩者之間政府取代市場占據主導地位。西方國家政府在經濟領域對市場的廣泛干預以及為緩解市場矛盾而逐漸推行的“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政策,使政府職能急劇擴張,政府公共部門的數量和公共支出迅

速膨脹。然而,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并不像設計者們當初預想的那樣完善,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對滯脹束手無策,人們開始正視政府干預失敗的惡果。

3.新自由主義時期 面對國家主義的“政府缺陷”或“政府失靈”,人們開始重新懷念自由主義,從而開始了自由主義更高層次的回歸,即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理論主張自由競爭、反對政府全面干預。新自由主義學派強調市場的自然秩序,反對政府對經濟運行的干預,認為只有市場才能有效配置資源。在實踐中,新自由主義逐漸成為指引國家發展的主導理論,英、美等國政府也回到保守主義政策上來,進行了較大調整。其總體趨勢是尋求市場與政府的平衡, 在強化市場機制的同時也肯定政府介入的必要性。

二、

我國政府與市場關系的現狀

新中國建立之后, 我國實行了計劃經濟體制和與此相適應的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人們任何需求的滿足基本上都有賴于政府的計劃和管理, 政府的職能范圍涵蓋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任何計劃外的經濟活動都被認為是不道德或非法的,如果說存在著所謂的市場,那么這個市場也只能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畸形市場。政府對經濟實行超常規嚴密控制,完全否認和排斥市場的機制和作用。由于政府對社會經濟的全面干預,政府的職能也隨之分化和擴張,政府的專業經濟管理機構就急劇膨脹, 政府實際上就是一個“全能政府”。

在實踐中, 傳統的全能政府所帶來的諸多弊端已越來越阻礙我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首先,政府因為干預經濟而付出了巨大的經濟和社會成本。政府以各種公共政策干預經濟,但由于政府官員自身的經濟人特性以及其他社會要素的影響,使實施公共政策的結果與制訂公共政策的意圖大相徑庭。其次,政府的全面干預會帶來行政效率的低下。最后,全能政府會動搖政府統治的合法性基礎。政府統治基礎的合法性來自于人民的認同和信任。公共政策的低效率以及高昂的成本,必然導致經濟的落后和社會各項事業發展的緩慢,必然會使人民的信任感和認同感降低,從而引發統治的合法性危機。

從上世紀 80 年代開始,我國逐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 80 年代以來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到 1993 年開始實行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一直

到 2002 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確立,我國經歷了一個深刻的經濟社會轉型時期。與此同時我國也開始了與改革開放前截然不同的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新篇章。市場經濟是一種承認市場主體在經濟領域的自主性、排除政府對市場行為、企業行為等進行干預的經濟制度。它尤其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過程中的主導作用。它的政治含義就是政治與經濟的分離,其政治前提是政府不直接插手民間的事務。市場經濟并不排斥政府的作用,它恰恰是通過限制政府的作用來創造市場經濟所依托的政治環境,市場經濟要求政府的最為根本的職能是保障財產和經濟自由,政府任何時候都不能, 也不允許他人侵犯這種權利和自由。因此與計劃經濟下的全能政府不同,市場經濟下的政府是有限政府,即政府不再直接參與經濟活動,不再試圖將國家的經濟活動納入政府計劃的直接控制之下,因為政府確信只要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如相關的法律、制度、政策等,市場將會是有效而公平的。此外,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隨著利益主體的多元化,人民主體意識的覺醒、法律意識的增強,民主政治進一步發展,市場連帶整個市民社會都處于一個迅速發展、完善的過程當中。這種現狀也要求政府交還原本屬于社會的權力,退出不應干預的領域,尊重市場、社會自身的力量,逐步培育市場、社會自我管理的能力。市場經濟下的政府應該是實現有限干預的“有限政府”。

目前,“有限政府”、“ 服務型政府”理念已經得到了普遍的認同,其中政府通過宏觀調控、采取經濟、法律、政策等多種手段為市場服務是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特征。然而在現階段由于種種原因,在社會主義國家機構中會長期存在著把自己凌駕于一切社會要素, 包括市場之上的弊端,在人們的觀念中存在著政府是市場發展的動力的認識誤區;同時由于現實的社會主義是建立在政治、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基礎之上,市場發育程度和自我管理水平較低,又進一步強化了政府對市場經濟的干預。我國現行的政府機構及其管理體制雖然經過若干次改革,但是從總體上說, 仍然是與比較落后的產品經濟社會相適應的,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尚未完全理清。

三、

我國政府與市場關系分析與展望

縱觀我國社會發展的歷史,可見我國在歷史上一直是自然經濟的小農社會,新中國也植根于半殖民半封建這樣一種社會形態,也就是說中國在歷史上并未曾出現過所謂的市場經濟,當然也不會有西方社會在資本主義早期的市場經濟的蓬勃

發展和稍后的市場失靈現象。因此在分析政府與市場關系現狀時,首先要明確, 我國市場經濟內部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沒有獨立的、統一的、完善的市場,資源使用效率還很低下,競爭尚未充分,市場仍沒有充分發揮出應有的作用,而不存在市場發育完善后帶來的所謂“市場失靈”的危機。

那么中國是否也存在著西方社會曾經出現過的政府干預、政府失靈現象呢? 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但事實上中國經濟走過的是一條完全不同于西方社會的發展道路。首先,西方社會在全球性的經濟大蕭條后實行的政府干預是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自由發展為基礎的,盡管“市場萬能”的神話已經破滅,但西方的市場經濟已經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市場經濟的優越性已經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具體表現為生產力大發展、生產效率提高、社會財富總量增加等。西方的政府干預是對市場缺陷的補充,它所面對的社會是市場經濟充分發展的社會。其次,西方政府對社會的干預盡管是積極全面的,但相對我國的計劃經濟時期政府的干預而言它的干預還是比較宏觀的,方式也還是比較多樣的,除行政手段外, 還包括法律手段、經濟手段等。而新中國在改革開放前似乎也存在著政府過多干預導致社會經濟幾近崩潰、政府效能低下、社會全面停滯的所謂“政府失靈”狀態,但筆者認為這種狀態完全不同于西方社會曾經出現的“政府失靈”狀態。我國在上世紀 80 年代以前出現的政府對社會的全面干預是沿襲蘇聯模式的結果。計劃經濟時期我國政府對社會、經濟實行的干預完全不同于西方“ 國家主義”階段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它是市場經濟沒有充分發展基礎之上的完全依靠行政手段的全面干預。

中國政府與市場之間演變的歷史是短暫而獨特的,沒有真正意義的“市場失靈”,也沒有在此基礎上隨后出現“政府失靈”,因此要解決中國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就必須根據國情，借鑒西方行政制度改革的經驗,尋找出我國政府與市場的平衡點。

1.以市場為中心,建設服務型政府 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市場是社會的基礎性的內容,而國家則是從社會產生的上層建筑,盡管國家最終將會消亡,政府的行政權力最終將回歸社會,但只要國家政府存在,它就必須履行其作為上層建筑的職能,為社會服務,為市場服務。因此在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時,必須首先明確政府職能應該圍繞著市場優化,即應該在經濟領域中尋求市場調節和政府干預的最佳結合點,其目的在于使

政府更恰當、更有效地發揮作用,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建設服務型政府一方面可以為社會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更多、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務,另一方面也為政府自身的存在與發展提供了合法性基礎。

2.立足社會及市場需要, 加快行政體制改革 西方國家在經歷了 20 世紀 70 年代以后的政府失靈導致的經濟滯脹以后,普遍調整了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力圖在兩者之間找到最佳平衡點。90 年代以后,為了更好適應社會的需要,提高政府效能,西方國家普遍開始了新一輪的行政制度改革,西方國家行政制度改革的實踐與西方流行的現代行政學理論“新公共管理”不謀而合。所謂“新公共管理”概念具有這樣的基本內涵,它提出政府行政部門應引入私人部門的管理手段,追求公共服務的績效和結果,使政府的決策能夠體現社會的反應,使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能夠接近公眾的實際需求,使決策增加適應性,行政增加效益性。西方流行的“新公共管理”理論及其行政實踐為我國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提供了許多可供借鑒的思想。

(1)轉變政府職能,增強政府服務的目的性 市場經濟意味著自由、公平和競爭,它需要的是政府的有限干預,這就要求我們改變傳統的政府管理一切的觀念,做到“有所為, 有所不為”, 從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轉變,根據市場的需要來調整政府的某些職能,使服務型政府的服務目的更明確,從而提高政府效能。

(2)引入競爭機制,提高政府服務的效率 自由、平等而充分的競爭是市場經濟能夠提高效率的重要原因。而在西方新一輪的行政改革中,競爭機制已經被引入政府運行過程。政府履行制定政策的職能,而政策的執行則由公共部門、私營部門和盈利部門共同承擔, 這一機制既體現社會公正、防止政府壟斷,又有效提高了政府的效能。隨著我國社會的發展,在政府與社會之間出現了許多可以提供公共服務的“第三部門”,它們的出現為政府競爭機制的引入提供了前提,同時也有效地提高了政府公共服務的效率,當然也包括面對市場的公共服務。

(3)改變政府干預經濟生活的管理方式 有限政府、服務型政府的理念并不意味著政府對社會管理職能的消失,事實上政府正是通過管理的方式來實現服務的功能。我國政府以往干預經濟的手段比較

單一,主要依靠行政力量對經濟實行全面直接的調控。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們必須尊重經濟規律,培育市場,改直接的微觀調控為間接的宏觀調控,給市場以充分的發展空間,同時我們必須改變單純依靠行政力量干預經濟生活的方式,采取行政、經濟、法律等多種手段對經濟生活進行靈活多變的干預,使市場經濟的穩步發展與政府效能的提高能夠相互促進。

我國目前仍處于社會轉型期,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都處于巨大而深刻的變革過程中,因此尋找和確立政府與市場的最佳結合點將是一個動態的艱難的過程,但無疑這一問題的解決將加快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加快我國政治改革的進程,有利于我國社會的全面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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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政府如何解決市場失靈

政府如何解決市場失靈

摘要：市場不是萬能，存在固有的弱點，當市場出現無法有效率地分配商品和勞務的情況時，我們就稱之為市場失靈。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亞當斯密的經濟自由主義已經不適合社會的需要，尤其是經濟危機頻發，所以更不能放任自流，從而就需要政府的調控，需要政府來彌補市場失靈。尤其是，我國實行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就更需要政府來通過一系列的手段，來彌補市場失靈。

政府彌補市場失靈，概括來說，就是運用經濟手段，行政手段，法律手段來調節宏觀經濟，由稱為政府的宏觀調控。政府根據宏觀經濟的發展狀況以及存在的問題，來決定采取哪一種手段抑或采取綜合手段。然而，政府在運用這些手段時，除了政府失靈外，這些手段本身也存在著一些問題和弊端，有時也可能會擾亂經濟的發展。

關鍵字：市場失靈，宏觀調控

經濟手段

法律手段

行政手段

弊端

經濟手段是政府在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借助于經濟杠桿的調節作用，對國民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經濟杠桿是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宏觀調控的價值形式和價值工具，主要包括價格、稅收、信貸、工資等。也是國家運用經濟政策和計劃，通過對經濟的調整來影響和調節經濟活動的措施。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國家在宏觀調控中最常用的經濟手段。國家還可以通過制定和實施經濟發展規劃、計劃等。對經濟活動參與者進行引導，以實現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經濟手段作為政府宏觀調控的手段，是政府最經常使用的彌補市場失靈的手段。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發展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進步，但是由于市場失靈，也給中國中國的社會帶來了很多的問題。比如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房價越來越高，甚至高的離譜，充斥泡沫，又如人們逐漸富有，私家車越來越多而造成的大氣污染，直到最近的大范圍的霧霾，都是市場失靈的表現。面對市場失靈的種種表現，政府通過調節個稅起征點來減小貧富差距，通過征收二套房產稅來抑制炒房需求，通過征收車輛購置稅來抑制車輛的需求，彌補私家車通行造成的負外部性。這些都是政府通過經濟手段來調節宏觀經濟，彌補市場失靈的表現。

然而，經濟手段往往是政府最常用的手段，通常也是效果最明顯的，但是經濟手段也存在很多的缺陷和弊端。因為宏觀經濟是非常復雜的，很多時候可能會出現對經濟形勢的誤判，又或者當經濟手段起作用的時候，宏觀經濟形勢已經發生了變化等等的問題。所以政府運用經濟手段的時候要準確的判斷宏觀經濟形勢，充分考慮經濟政策發生作用的時間，同時更要征求廣泛的意見。

法律手段在很多時候是和經濟手段同時運用發生作用。比如當政府運用稅收的杠桿的作用調節個稅起征點的同時，需要通過立法的形式來確定和保證政策的嚴明性。

法律手段是指國家依靠法律的強制力量來規范經濟活動，保障經濟政策目標的手段。法律手段是國家通過立法和司法，調節和規范經濟活動。運用法律手段進行宏觀調控的作用在于，把市場經濟主體行為、市場經濟運行秩序，國家對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等納入法制軌道，依法調控，增強宏觀調控行為的合法性和權威性。為了進一步提高宏觀調控政策的約束力，對需要長時間堅持的政策也應將其納入法制軌道，使重要政策轉變為法律，以加大執行的力度。法律手段的基本內容包括市場主體法律制度、市場行為法律制度、宏觀經濟管理法律制度、社會保障法律制度、行政法律制度等。

而面對市場失靈，法律手段通常都是迅速而有效。比如通過修改稅法來調節宏觀經濟，解決宏觀經濟中存在的貧富差距，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又如在通過《刑法》、《民法》、《經濟法》、《食品安全法》等一系列法律，來規范市場經濟行為，彌補因為利益驅動而造成的市場失靈，規范市場經濟秩序，保障市場經濟的健康運行，也為其提供法律保障。

同樣，通過法律手段來調節宏觀經濟，也存在著很多弊端。比如可能會過多的干預市場的發展，造成經濟發展的固化，失去靈活性，甚至市場混亂。所以，政府在運用市場手段彌補市場失靈，調控宏觀經濟時，應該本著高度的謹慎性原則，充分掌握了解市場運行的情況，征求多方的意見，方可做出法律性的決定。

相對于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行政手段是日常生活中最為常見的調節經濟手段。

行政手段，是國家通過行政機構，采取帶強制性的行政命令、指示、規定等措施，來調節和管理經濟的手段。行政手段在現實生活中還是很常見的，比如工商局的檢查，稅務的查稅，政府的命令等等。行政手段具有權威性、強制性。垂直性、具體性、非經濟利益性、封閉性等特點。

行政指令方法具有一定長處，不能忽視。一能維持行政管理系統的集中統一，便于充分發揮行政組織的管理功能。二是具有一定彈性，能比較靈活地處理各種特殊問題。三有利于政府直接領導、協調和控制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事業的發展。

行政手段的運用在日常生活中可隨處可見，比如為解決大氣污染問題，實行單雙號限行，為解決教育資源分配不公平，取消重點學校制度，為解決高房價問題，限制購買第二套房的措施，等等。

同樣，行政手段的運用也會有很多局限，一是不利于發揮下級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不適當地單純運用它，就會形成權力過分集中于上級、下級有職無權，養成對上級的依賴性，執行上級指示的被動習慣和消極意識。二是信息傳遞遲緩，失真率記。如果發訊者的權威小，則信息傳遞緩慢，接受率低；尤其在機構龐大、層次繁多的情況下，則必然信息傳遞拖延、失真。因此，對于行政指令方法，不能單純依靠，而應與法律、經濟、思想教育諸法有機配合使用；特別須從實際出發，按客觀規律辦事，正確命令指示，防止主觀主義、瞎指揮和簡單強迫命令。

總之，政府彌補市場失靈，需要根據客觀規律，實事求是，在保證市場的基礎作用的同時，綜合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解決市場失靈的問題，保證市場經濟的健康運行，促進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