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如何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

如何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從“基礎性”到“決定性”意義何在？如何確保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有形之手”又該做哪些調整？記者就此專訪了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研究員林兆木。

緊迫性何在？

林兆木：我國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濟體制改革始終是圍繞著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這個核心問題展開的。所謂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實際上就是哪一方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問題。

“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是《決定》的最大亮點之一。這個新表述抓住了新的歷史條件下推動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的牛鼻子。

從國際發展經驗看，1960 年全世界屬于中等收入的國家和地區共有 101 個，到當前只有13 個經濟體進入高收入行列。絕大部分經濟體之所以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教訓之一就在于未能準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有些是過度依賴政府忽視市場作用，有些則是只重視市場忽視政府作用。

從國內實踐背景看，經濟發展階段的重大變化迫切要求我國經濟加快轉型升級，而當前經濟發展中不可持續的突出矛盾，如部分商品和要素價格扭曲、產能過剩、地方債務和金融風險積累、生態環境惡化、公共服務缺失等，都與政府對資源配置干預過多、干預不當和市場監管、公共服務缺位，市場功能發揮不夠有密切關系。

理論與實踐、歷史與現實都證明，市場經濟是資源配置最有效率的體制，也是發展生產力和實現現代化的最優途徑。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它的實質就是讓價值規律、競爭和供求規律等市場經濟規律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只有如此，中國經濟發展的奇跡才能順利進入提質增效的“第二季”。

進一步解放對生產力發展的束縛

記者：“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對經濟社會發展有怎樣的重大意義？

林兆木：從《決定》關于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決策部署，我們能夠清晰地看到，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對于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第一，有利于最大限度激發各類市場主體創業、創新活力。現在防礙民間投資的“玻璃門”、“彈簧門”仍然存有。政府對企業技術創新過度干預，而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又作為不夠。解決這些問題，關鍵是要在經濟領域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實行資源配置。

第二，有利于加快我國經濟轉型升級。我國經濟結構不合理，很多行業產能嚴重過剩，同政府對經濟干預過多，導致要素價格扭曲、資源錯配有很大關系。根據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要求深化相關改革，才能推動經濟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

第三，有利于建設高效廉潔的服務型政府。現在政府治理與市場功能的邊界不夠清晰，政府將過多時間和精力用在審批項目、招商引資等直接干預微觀經濟事務上。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有利于政府把重點轉到增強市場監管、增強公共服務和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上來，也有利于鏟除滋生權錢交易等腐敗現象的土壤。

第四，有利于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深度調整，競爭更趨

激烈，主要發達國家正在推動新一輪貿易投資自由化談判。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才能適合新一輪國際競爭的要求，推動我國更高質量、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

記者：百姓能從市場與政府的新關系中得到什么實惠呢？

林兆木：這種新的關系不但是重大的理論發展，而且與百姓利益密切相關。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才能價格更放開，競爭更充分，資源利用更經濟、更有效。這就意味著，作為企業經營者和勞動者，百姓能有更多創業、就業、致富的機會；作為消費者，百姓能有更多物美價廉的商品可選擇，得到更多實惠。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政府就要不越位、不缺位，做好該做的，管好該管的，解決對公共服務、市場監管不到位的問題。這就意味著，作為社會成員，百姓能得到更公平的上學就業機會，更安全的食品藥品，更好的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以及更干凈的水和空氣。

歸根到底，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就是要進一步解放對生產力發展的所有束縛，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政府不要當“運動員”，而是要當好“裁判員”

記者：怎樣才能使市場起決定性作用？

林兆木：“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不是抽象命題，它是貫穿《決定》關于經濟體制改革決策部署的主線。《決定》相關經濟體制改革的六個部分，都是緊緊圍繞這個主線展開的。

使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系是基礎。《決定》從多個方面提出改革舉措，包括：加快形成企業自主經營、公平競爭，消費者自由選擇、自主消費，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現代市場體系；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實行統一的市場準入制度，推動工商注冊制度便利化；建設法治化營商環境，實行統一的市場監管；完善主要由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完善金融市場體系，加快推動利率市場化等。

使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政府主動放權是關鍵。調整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主要壓力來自政府內部，面臨著思想觀點束縛、傳統行為慣性與利益固化三大障礙。要破除三大障礙，《決定》給了我們“三字經”：“讓”，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讓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放”，進一步簡政放權，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減少中央政府對微觀事務的管理，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經濟社會事項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層管理；“交”，凡是能由市場形成價格的都交給市場，凡是市場和企業能解決的，交給市場和企業，凡是社會中介組織能承擔的職能，交給社會中介組織。

記者：怎樣理解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中的“更好”二字？政府簡政放權的同時，還有哪些是要補位增強的？

林兆木：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絕不是說市場是萬能的、能夠把一切交給市場；更不是認為政府對市場能夠撒手不管。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也是講道德、講誠信的經濟。政府“有形的手”有效配合市場“無形的手”發揮作用，才能保證市場經濟健康發展。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政府宏觀調控和市場監管，都不是要弱化市場作用，更不是要取代市場作用，而是要補充市場失靈，并為市場有效配置資源和經濟有序運行創造良好環境。對此，《決定》明確指出：“政府的職責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增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增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動共同富裕，補充市場失靈。”

換言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一方面是要解決政府越位，即對市場干預過多和干預不當問題；另一方面是要解決政府缺位，政府要把該做的事做好，把該管的事管好。曾有一個比喻：在經濟活動中，政府不要當“運動員”上場比賽，而是要制訂比賽規則，當好“裁判員”，維持好比賽秩序。

第二篇：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成思危

十八大報告有兩句關鍵的話，第一句是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因為近幾年來，確實有人對改革的方向提出了各種各樣的質疑，還有各種各樣的看法。十八大報告明確了要堅持這個方向。

簡單地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用市場經濟手段來提高效率，用社會主義制度來保障公平。也就是說，一方面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的基礎性作用，來提高經濟發展的效益和效率。為此我們就必須認真地學習其他國家幾百年來在發展市場經濟過程中所取得的經驗教訓，特別是一些好的做法，好的組織方式，和好的管理方式，并且結合我國的實際來加以運用。因此我國現在有了股份制公司、股市、期貨、風險投資等等在市場經濟中產生的事物。

但是另一方面，要堅持和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保障社會的公平和公正，特別是要保障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為此就一定要推進依法治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依法治國方面取得了不少進展，正在向“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方向努力。從“有法可依”方面來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建成，我在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十年期間，可以說參與了幾乎所有重要的經濟立法，包括物權法、破產法、中小企業促進法、反壟斷法、公司法（修訂），證券法（修訂），專利法（修訂）等等。

經濟法包括三大類別，一是規范市場主體行為的法律，二是規范市場主體之間關系的法律，三是規范市場競爭秩序的法律，可以說我國都具備了。但關鍵是在于執法，而執法的關鍵是在于政府官員要依法行政，俗話說就是依法治官。如果政府官員不能夠遵守法律，不能夠認真地執行法律，依法治國就落不到實處。十八大報告里第二句關鍵的話就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現在有一種誤解，有的人說西方就是純粹的市場經濟，甚至有人說是西方經濟學家是市場原教旨主義者，這種看法是片面的。薩繆爾森的《經濟學》是西方最權威的經濟學教科書，他在書中就明確指出：所有的社會都是既帶有市場經濟的成分也帶有指令經濟的成分的混合經濟。從來沒有一個百分之百的純粹的市場經濟（見蕭琛主譯的《經濟學》第18版第7頁）。

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和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在經濟中發揮著不同的作用。市場主要應發揮好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政府主要應發揮好保障公平公正的作用。而這兩只手之間誰強一點，誰弱一點，各個國家是不一樣的。

我們曾經研究過這個問題，大體上分三種類型，第一類稱為盎格魯撒克遜模式，例如美國、英國等，政府對市場管得較少；第二類稱為萊茵模式，例如德國，法國等，政府管得稍多一點，第三類稱為東亞模式，例如日本、韓國，新加坡等，政府管得更多一點。我國政府管得比東亞國家又更多一點，政府對于市場一貫是處于強勢的。

由此可見，在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中，有一個“度”的把握問題。如果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和市場看不見的手配合得好，會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結果，能夠更好地促進經濟的發展。但是如果配合得不好，市場的效率就會下降，而政府的公信力也會受到損害。因此十八大報告將這個關系作為核心問題提出來，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在這方面有三個問題值得我們探討：

第一，更加尊重市場規律，就是說盡管政府的宏觀調控是必要的，但是不應違反市場經濟的三個基本規律。第一是不應違反價值規律，政府補貼和限價都只能是必要時的權宜之計，不可能也不應該作為長期的政策。

例如前幾年我國對汽油限價，有時比境外便宜，香港、澳門的人開車到深圳、珠海來加油，不但把油箱加滿，還把帶來的塑料桶加滿；外國航空公司的飛機到我國著陸都要求加油。這不僅擴大了需求，使供求關系更加緊張，也造成了經濟利益的外流。

補貼也是如此，幾年前有一度豬肉漲價，實際上這是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在市場經濟中，只要豬肉漲價自然就會刺激農民養豬的積極性，不需要政府大量補貼。在這種情況底下，政府只需要補貼城市中的低收入人群，因為低收入人群對豬肉漲價確實承受能力有限。如果補貼給生產者（養豬的農民），可能會過度刺激豬肉的供應，實際上也等于政府補貼了所有的消費者，包括從外國到中國來吃豬肉的消費者。實際上，補貼給生產者的結果，會促使豬肉供應超過需求，豬肉的價格下降。這時候不但增加了財政的支出，反而使得有些養豬的農民最后受到了較大的損害。

第二是不應違反供求規律，市場需求不是由主管部門的官員主觀的預測和臆斷來確定的，而是由市場的供求關系來決定的。

在這方面也有一個例子，本世紀初我到浙江調研，聽那里的同志說，當時他們從市場上感覺到電力缺乏，需要建設新的電廠。但是有關部門的官員說，按照彈性系數計算，我國的電力足夠了，不同意建。結果是杭州有的工廠由于缺電只能一周開四天工；有的居民家里空調因沒電開不了，夏天只好跑到防空洞里去避暑。這就說明我們官員的主觀臆斷，有時確實和市場實際需求有比較大的脫節，這樣也會造成經濟效率的下降。

第三是不應違反競爭規律。市場經濟是鼓勵競爭的，因為只有競爭才有進步，才能最后使消費者收益。顯然，已經占有市場的企業是不歡迎競爭的。以前有一種提法是“反對重復建設”，這是不對的，因為如果單純反對重復建設的話，就會限制新的競爭者進入。后來這個提法改為“反對低水平的重復建設”，這就對了。只要新的競爭者合乎條件，又具有更先進的技術和管理水平，就有可能迫使較差的、成本高的企業退出市場，最終使得消費者收益。

在這個問題上，政府的關鍵作用就是要反對壟斷，鼓勵競爭。反壟斷不是一般地反對某個或某些企業占有壟斷地位，因為有些行業本身門檻就比較高，不可能讓很多企業進入。但關鍵是要反對這些企業利用壟斷地位來謀取不正當的利益，這是反壟斷法應該加以制裁的。

第二是改革審批制，我國是審批事項最多的國家，近年來雖然做了不少改進，國務院發布了六次減少審批事項的規定。但是現在從中央到地方的審批事項還是不少，有報道說超過1000項。

審批在不少情況下實際上是政府對市場的不公平。審批的權力在政府手中，批不批都由政府來決定，不批的原因也不一定告訴申請者。民間流傳一段俏皮話：“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有人加了一個橫批，“不服不行”。后來又有人加了個備注，“說你行的人要行”。

雖然不可能完全取消審批事項，但實際上有很多事項是不需要審批的，對市場自己能調節的，企業能夠自主的事項，審批只是加強了政府的權力，限制了市場的效率，同時也滋生了大量的腐敗。近年來建設、交通等部門腐敗事件頻出，當然有腐敗分子個人的因素，也有制度上給他們機會的因素。

為此要大力改革審批制，減少審批事項，必要的時候可以把審批改為核準或者備案。所謂核準制，就是政府把條件公布出來，在規定的時間里答復申請者核準與否，如果不核準，應當說明原因。所謂備案制就是申請者報備就可以去做，出了問題政府再查處。現在我國有些備案制實際上還有點變味，備案后還要主管部門同意，實際上是變相的審批制。要真正下決心改革審批制，就應當像鄧小平說的，政府不應該管那些不該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真正地把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處理好。我國政府機關歷經多次精簡，還是機構臃腫，人員眾多，主要是因為政府管事太多，只“精兵”而不“簡政”，肯定達不到精簡的目的。

第三，加強對非公有制經濟的支持。盡管改革開放以后開始，中央不斷強調非公有制經濟的重要性，從對國民經濟有益的補充到必要的補充；十五大報告明確提出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十六大報告提出包括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在內的新的社會階層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十七大報告提出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堅持平等保護物權，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新格局。在國務院頒布的“非公經濟36條”中提出了對非公有制經濟要“一視同仁，平等對待”。在十八大報告中有一句話特別明確：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這表明應當依照《憲法》和《物權法》在以下三個主要方面對待非公有制經濟。

第一，同等地使用生產要素，就是在土地、資金、包括貸款等等方面，要一視同仁，這一點是很不容易的，因為過去盡管說一視同仁，但是還是有“玻璃門”現象，國有企業在市場準入、政府補貼、銀行貸款等方面所得到的支持比非公有制企業要多得多。如果讓國有企業與非公有制企業同等地使用生產要素，將會大大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

第二，公平參與市場競爭。根據《物權法》的精神，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各種所有制經濟形成的市場主體都在統一的市場上運作并發生相互關系，各種市場主體都處于平等地位，享有相同權利，遵守相同規則，承擔相同責任。應該允許不同所有制的企業公平地參與市場競爭，要尊重市場的競爭規律，只有公平競爭才能夠使得那些成本低，效益好的優秀企業能夠脫穎而出，能夠使消費者最終受益，同時也能夠在股市中得到投資者的青睞，使得這些企業能夠以更低的成本融資，來加速其發展，同時也會給投資者帶來更高的收益。

第三，平等受到法律保護，這也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公有制企業，還是非公有制企業，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任何企業都不能用違法的手段侵犯其他企業的合法權益，這是我國物權法的基本原則。

另外十八大報告里還有一條，對非公有制經濟講的，加快發展民營金融機構，這一點也是首次提出來的。以前提法是鼓勵民間資本參股中小金融企業。這次的提法不僅承認民營金融機構是合法的，而且還應加速發展。

我擔任民建中央主席時曾經在2005年做過調研，提出要建立社區銀行，因為一方面民間有大量的資金沒有投資的出路，另一方面小企業需要資金又借不到錢，大銀行不愿意借給民營小企業錢，因為有政治風險，市場風險，交易成本又高。而社區銀行就可以為社區內的群眾和小企業服務。社區銀行最了解社區的情況，又沒有歷史包袱，要是有人失信了，他在社區里是無法立足的，在美國就有大量的社區銀行。

要辦社區銀行，要有兩條政策，第一條，實行存款保險，使存款人放心。在美國10萬美元以下的存款戶是強制銀行給以保險的，我國的存款保險從93年開始提出，到現在還沒有實現，因為國有銀行認為不愿意因付保險費而增加成本。建議先要求社區銀行實行存款保險，大銀行不愿意可以暫緩實行。

第二，允許適當提高存款利率和貸款利率，這樣才能吸引社區的人來存款。2005年時民建中央在國內外做了很多調研，建議在溫州和天津先搞社區銀行的試點，但是由于當時條件不成熟，有關部門沒有同意。現在建立社區銀行的條件基本具備了，十八大報告提出加快發展民營金融機構，是一個很好的機遇。綜上所述，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確實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我期待在黨中央的領導下，能夠迅速地將十八大報告的精神化為行動，真正促使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第三篇：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的關鍵

尊敬的黨組織：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開啟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里程，全會通過的《決定》明確了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是以通過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最大限度地激發全社會的投資、創業與創新活力與潛力，全面提升生產率、促進經濟轉型為重要內容。

國內外市場環境變了，但完善市場經濟制度作為新一輪改革的主要任務沒有變

35年前，以放權讓利為特征的改革釋放了10多億人口的致富沖動，這種沖動與要素特別是勞動力低成本優勢結合，創造了中國經濟持續30多年年均增長9.8%的奇跡。隨著收入水平持續提高，國內外經濟環境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一方面，土地、勞動力等要素成本大幅度提高，許多制造業產品從供不應求變為供大于求，甚至一些產品出現了產能過剩;另一方面，居民積累的物質財富數量相應地增加了，人力資本也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推動下，國際知識與技術資源的流動性也比以前增加了，全社會對創新的需求變得更加迫切。這需要全面提升生產率，促進經濟轉型，以保持我國未來中長期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態勢。

要保持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就要不遺余力地動員全社會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激發全社會的投資、創業與創新活力。在長期的改革實踐與理論探索以及總結各國發展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我國找到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激勵與配置機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初步確定到完善是一個伴隨著改革開放的實踐人們對市場認知不斷提升、體制轉軌不斷深化的過程。目前，我國仍處于體制轉軌的過渡期，要提升生產率、推動經濟轉型，就需要加快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

消除各種資源自由進入與退出的各種體制障礙與約束，政府職能轉變是關鍵

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在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中，政府處于主導位置，這是由經濟轉軌中的政府主導型經濟體制特征決定的。不可否認，在市場經濟主體尚未充分發育與成長起來之前，政府主導型經濟下的地方競爭對于促進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發揮了十分重要的激勵性作用。但是，各級地方政府畢竟不是自負盈虧的市場競爭主體，所以，政府主導型的地區競爭就不可能是效率競爭，而是一種不完全考慮投入成本、以追求GDp總量為導向的規模競爭。自黨的十五大以來，歷次黨代會報告都明確提出加快發展方式轉變，其實質就是要把這種政府主導型經濟體制下形成的規模競爭轉變為一種效率競爭。要實現這種轉變，不是將各級政府改造成為自負盈虧的市場主體，而是要極大地激發民間投資、創業與創新活力，以各種方式進入市場，成為競爭與創新的主體。這就需要消除各種資源自由進入與退出的各種體制障礙與約束。無疑，政府職能轉變是破解這些因素的關鍵，也是新一輪改革的重點。所以，新一輪改革仍然要從政府職能的轉變入手，具體有以下三個方面。

以商事制度改革為突破口降低制度運營成本

目前，絕大部分行業領域都已經對民間資本放開了，一些地區也提出了“非禁即入”的準入政策。但是，政策上允許進入了，為什么民間資本還不能大量地進入呢?制度運營成本是一個重要的制約因素。如果商事注冊登記制度的流程過多、在流程中人為因素所帶來的不確定性過大，交易費用過高，那么，即使政策放開了，民間資本的進入也是比較困難的。在民間資本與知識存量大量聚集且日益增加的情況下，如果民間資源不能有效地動員并配置到生產性投資與創業活動，那么，它就會大量分流與配置到與創造財富無關的非生產活動，甚至境外。在我國向中高收入階段邁進仍然需要有效地動員與配置資源的現階段，這無疑是一種資源損失。而降低制度運營成本可以極大地動員社會資源用于社會經濟建設主戰場，并通過低成本的資源進入與退出，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當前，廣東進行商事制度改革的試點城市與尚未改革地區的對比就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2013年1—9月，廣東省進行商事登記制度的深圳、珠海、東莞與順德等四個試點城市新登記的市場主體為36.85萬戶，同比增長了64.11%，而尚未進行商事制度改革的其他地區新登記的市場主體下降了3.4%。如果以此為新一輪改革的突破口，帶動政府職能轉變，那必將極大地釋放全社會的改革紅利。

以增強改革的協同性減少改革與尚未改革之間的不協調性

當前，我國已從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R.科斯所說的邊緣改革進入到了核心地帶。這個核心地帶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利益主體之間的相互聯系更緊密，一個經濟領域中的體制機制與其他領域往往是相互交織并彼此牽制，某一個領域改革的單兵突進都難以取得預期的效果。這正是改革進入深水區的艱巨性與復雜性所在。諸如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與生態等五位一體協同改革的統籌規劃;財政體制與金融體制改革的相互配合;國內體制改革與對外開放之間的順序安排，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與壟斷性行業規制化管理之間的關系，政府職能轉變與社會組織成長之間的互補與互動等。當然，整體推進并不是一哄而上，這需要根據改革任務的難易程度、影響大小與環境條件進行分類，并找出重點、順序與配套條件等。因此，當前的部門協同、上下聯動是保障改革有效推進的關鍵。

以約束權力為核心推進公平競爭的市場制度建設

過往的改革經驗與教訓表明，體制改革往往會更多地強調政府向市場與社會放權，而沒有更多地關注從制度上建立約束權力的機制。如果約束權力的制度沒有很好地建立起來，就不僅容易重走“放亂收死”的循環老路，而且，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制定的減輕企業負擔的政策也難以形成長期化信譽。要避免這種情況，必須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并通過立法程序相對固定下來。增加變更這些法律條款的成本。制度的籠子包括了三方面的約束機制，一是以法律有效保護的產權制度來約束權力，如果財產缺少法律的有效保護，就容易導致政府侵占個人產權、個人之間相互侵權，個人侵吞公共財產。二是以權力約束權力。三是以社會監督約束權力。比如說，實施財務與政務公開作為對政府部門的一項常態化的制度建設與業績評估要求，定期向社會公開，提高公共服務的公開性與透明度，強化司法監督、媒體監督、公眾監督等。把這三方面的機制建立起來并共同使用，才能使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有實質性進展。

匯報人：xiexiebang

第四篇：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

-----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經濟學支部

張曉春

十八大報告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市場經濟體制核心的問題就是政府和市場，報告抓住了問題的要害，讓我們看得更清楚、更客觀。

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對于市場經濟極其重要。政府看得見的手和市場看不見的手，必須是密切結合起來的。凡是市場主體有能力做好的事情都要交給市場主體去做，政府的主要職責是為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

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不是簡單的政府職能削弱、強化市場功能，而是兩者職能的重新界定，市場要在資源配置方面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政府要在基本公共服務、市場監管和社會性監管方面做到位。

30多年來，我國取得的舉世矚目的成就，主要是依靠改革開放、依靠市場在資源配置中作用的不斷擴大而取得的。而現在我們的經濟社會面臨的諸多問題又與市場不能充分地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密切相關。中國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從擴大內需上下功夫。中國正處在由投資主導向消費主導的歷史轉折期，而由投資主導向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要求必須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理順政府和市場關系，讓二者各司其能，對經濟發展模式從投資主導向消費主導轉型有很大幫助。要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突破性進展，關鍵在于加快完善以生產要素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加快市場主導的經濟運營機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上的基礎作用，打破過寬的行政壟斷。

第五篇：建設服務型政府須處理好三個關系

建設服務型政府須處理好三個關系

作者：李志明

2013-3-25 6:15:48來源： 2013-3-25 學習時報

黨的十八大報告在談到行政體制改革時提出，要按照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體制目標，深入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建設職能科學、結構優化、廉潔高效、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繼續簡政放權，推動政府職能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轉變。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處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歷史巨變中，不可避免地會帶來公共權力領域從職能范圍到職能方式最終還有制度形式的相應調整。在這個過程中，必須明確政府職能的邊界，堅定不移地深入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通過簡政放權、放松管制來向市場和社會讓渡空間，形成國家與社會、政府與市場、公權與私權之間邊界清晰合理、分工合作有度的社會關系新格局，構建政府與社會、市場的新型關系。進一步推動政府職能轉變和瘦身，使政府職能轉變到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上來，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和社會活動的干預。

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實現“有限政府、強市場”的“小政府”模式。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首先，必須在經濟體制改革中盡可能發揮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管住管好政府干預這只“看得見的手”，實現“有限政府、強市場”的“小政府”模式，盡量較少或取締對市場經濟活動不必要的政策干預和行政管制，強化并規范市場規則的制定者和市場秩序的維護者、市場運行規則的仲裁者、經濟運行過程的調節者、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規劃者的角色，扮演好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的參與者的角色。事實上，在西方主要發達國家從早期的自由放任的市場體制向全面干預的政府（國家）體制再向適度干預的市場與政府體制兩相結合的轉變過程中，其政府的角色和功能也相應地經歷了從“守夜政府”的消極被動行政到“全能政府”的傳統統治行政再到“有限政府”的現代新公共管理、服務行政的歷史變遷及其發展趨勢。其次，對于必不可少的政策干預和行政管制，要透明化或市場化。目前，我們正在全國范圍內開展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其中包含了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清理、取消大量的不必要的行政審批事項。二是對于保留的行政審批事項，實行較為嚴格的過程管理和責任追究制。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主要的取向是最大限度地縮減掌握在政府手中、容易導致腐敗的行政審批權。進一步取消、調整和下放行政審批項目，凡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能夠自主決定、市場競爭機制能夠有效調節、行業組織或中介機構能夠自律管理的事項，政府都應退出；凡可以采用事后監管和間接管理方式的事項，都不設前置審批；新設審批項目必須于法有據并嚴格按照法定程序進行審查論證；探索建立審批項目動態清理工作機制。對于從政府剝離出來的部分職能，應當通過委托、招標、合同外包等方式交給事業單位、社會組織等主體來承擔。加快培育相關行業組織，推動行業組織規范、公開、廉潔辦事，在強化這些組織自我管理、自我監督等自律行為的同時，加強對這些組織的監管，防止在這些領域產生新的腐敗問題。

處理好政府與社會關系：做到政府“掌舵”、社會“劃槳”。在中國，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是在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發展起來的高度統合的關系模式，“政府為社會、社會國家化”是這種模式的典型特征，政府充當“全能政府”的角色。這種政府全面干預社會生活的結果，不僅導致了政府規模龐大但行政效率較為低下，給國家財政帶來了沉重負擔，而且由于政府對市場的越位與錯位，政府“不該管的事管了，該管的事沒管好”，直接造成了公民社會不發達，社會自治能力較差，整個社會公共責任機制薄弱。建設服務型政府、建立政府與社會的合作機制，關鍵是要發揮非政府組織（NGO）的作用，形成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合作伙伴關系。非政府組織可以在教育、扶貧、婦女兒童保護、環保、公共服務提供以及人口控制等領域發揮重要作用。隨著現代化進程的進一步發展和社會的進一步成熟，社會的自主管理能力將不斷擴大，而國家和政府的管理職能將逐步縮小，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將進一步調整，其歷史趨勢將是“小政府、大社會”。

近年來，中國政府開始嘗試將其承擔的公共服務職能轉由社會組織予以承接，通過向社會組織購買公共服務來彌補政府行動能力的不足或者在提供特定公共服務方面的效率不足。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從源頭方面消除了政府在直接向公民提供公共服務過程中的可能出現的腐敗風險。這項改革，主要著眼于削減或轉移職能，實現政府職能向社會領域分權。一是把政府公共政策制定和執行職能分開。通過合同的方式把政策執行職能交由專門機構或政府外公共組織甚至民間機構承擔，政府專司政策制定和執行的監督管理職能，政府開始轉向一種“政策制定（掌舵）同服務提供（劃槳）分開”的機制，實現政府“掌舵”、社會“劃槳”的分工與協調。這樣做的好處在于，一方面有利于政策制定的科學性、民主性、有效性，避免主觀隨意性并由此可以建立決策失誤責任追究機制；另一方面，通過社會競爭合同契約的方式，可以改變過去政府在政策執行中執行主體偏私走樣以及謀取私利損害公共利益的違法腐敗行為，增強政策制定與執行的公開性透明性。二是逐步實現公共管理社會化、公共服務市場化。轉移政府職能，將部分公共產品公共服務讓渡給社會中介組織或私人部門承擔，引進競爭機制，打破政府壟斷，為公眾創造更多更好的自由選擇公共產品公共服務的機會。

處理好中央和地方關系：分權與制衡。建立服務型政府，除了考慮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之間的分權，實現政企分開、政社分開、政事分開，斬斷政府與這些主體之間的不當不法利益紐帶，我們還需要著重研究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認真解決好分權與集權的關系，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有中國特色的中央與地方合理分權體制。

這其中，首先，要合理劃定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的上限和下限。在中央和地方合理分權體制下，中央集權的上限是：不能導致領導者個人的過分集權和獨斷專行，不能導致中央任何一個部門或機構的過分集權和獨斷專行；下限為：不得侵犯和剝奪公民的合法權益，不能侵犯和剝奪地方自主權，不得侵犯和剝奪企事業和社會組織的合法權益。地方分權的上限是：不得危及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不得損害國家統一的政治、法律制度，不得侵害中央的合法權威，不得妨礙國家統一市場體系的形成、建立和發展；下限為：不得侵犯和剝奪公民的合法權益，不得侵犯和剝奪企事業單位及社會組織的合法權益。

其次，科學配置中央與地方的財權與事權，實現中央地方權力的合理分配與制衡。對于中央與地方財權與事權的劃分，我們可以遵循英國學者巴斯特布爾

（C.F.Bastable）“財政支出三原則”來作出劃分：一是受益原則。凡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產品和服務，其受益對象是全國民眾的，則支出應屬于中央政府；凡受益對象是地方居民的，則支出應屬于地方政府。對于一些收益超出了其所在城市的設施，如大型水庫、發電站、港口等，則應將其支出責任劃給更高一級的政府。二是行動原則。凡政府公共產品和服務的實施在行動上必須統一規劃的領域或財政活動，其支出應屬于中央政府；凡政府公共產品和服務在實施過程中必須因地制宜的，其支出應屬于地方政府。從地方政府的角度看，支出職能的下放，可使其更為有效地提供基礎設施，因為它們比中央政府更加了解當地的需要。三是技術原則。在政府活動或公共工程中，凡規模龐大且技術難度高的，其支出責任應歸中央政府。否則，就應歸地方政府。當然，除了科學配置中央與地方的財權與

事權，還需要通過中央的財政轉移支付來實現各地區財政均衡，以建立相對穩定的均衡性轉移支付資金來源和分配機制。總而言之，建設現代服務型政府，首要任務就是簡政放權，包括向市場放權、向社會放權、向基層放權，等等。減少政府權力及其帶來的尋租空間，激發市場和社會的活力和創造力，釋放制度紅利和改革紅利，真正成為一個有限政府、服務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