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與如何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與如何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主講人：曹建萍

2014年5月

匯報框架

三中全會公報概覽

核心問題

為什么改？

改什么？

怎么改？

側重點：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核心問題

一、新時期全面深化改革的緊迫性（為什么改）

二、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布局和重點難點（改什么）

三、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的組織保障（怎么改）

一、新時期全面深化改革的緊迫性（為什么改）

回頭看歷史：

奮斗的歷程分外艱辛

改革的成就舉世矚目

存在的問題依然突出

放眼看世界

整體形勢不容樂觀

發展機遇稍縱即逝

競爭格局瞬息萬變

低頭看自己

未富先老

未強先大

未興先懈

回頭看歷史之奮斗的歷程分外艱辛

回溯明清之際，西風東漸，引起中西文化正面沖突的開端，西方文明，歷經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及工業革命，氣焰萬丈，其文哲、科技、經濟、軍備、地理知識、及造船技術，皆有空前的發展。西歐諸國以雷霆萬頃之勢東來，強行打破了閉關自守的滿清帝國的大門。中華民族面臨史無前例的沖擊和生存危機，有識之士，確認自強更生之道，繼而投身民族振興的大業，并進入國際社會中奮斗，爭取獨立與保持國家尊嚴。經百余年之努力，今日中國已成世界大國之一。

回頭看歷史之改革的成就舉世矚目

回頭看歷史之存在的問題依然突出

十八大原文：

必須清醒看到，我們工作中還存在許多不足，前進道路上還有不少困難和問題。主要是：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科技創新能力不強，產業結構不合理，農業基礎依然薄弱，資源環境約束加劇，制約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較多，深化改革開放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任務艱巨；

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社會矛盾明顯增多，教育、就業、社會保障、醫療、住房、生態環境、食品藥品安全、安全生產、社會治安、執法司法等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較多，部分群眾生活比較困難；

一些領域存在道德失范、誠信缺失現象；

一些干部領導科學發展能力不強，一些基層黨組織軟弱渙散，少數黨員干部理想信念動搖、宗旨意識淡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突出，奢侈浪費現象嚴重；

一些領域消極腐敗現象易發多發，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

放眼看世界之整體形勢不容樂觀

笨豬五國：笨豬五國（英語：PIIGS），也叫作“群豬五國”或者“歐豬五國”，是國際債券分析家、學者和國際經濟界媒體對歐洲五個主權債券信用評級較低的經濟體的貶稱。這個稱呼涵蓋葡萄牙（Portugal）、意大利（Italy）、愛爾蘭（Ireland）、希臘（Greece）、西班牙（Spain），特別指各國的主權債券市場，這些國家的公共赤字也都超過了3%。

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銀行《東亞經濟發展報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Trap）的概念，基本涵義是指：鮮有中等收入的經濟體成功地躋身為高收入國家，這些國家往往陷入了經濟增長的停滯期，既無法在工資方面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在尖端技術研制方面與富裕國家競爭。

人民論壇雜志在征求50位國內知名專家意見的基礎上，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十個方面的特征，包括經濟增長回落或停滯、民主亂象、貧富分化、腐敗多發、過度城市化、社會公共服務短缺、就業困難、社會動蕩、信仰缺失、金融體系脆弱等。

放眼看世界之發展機遇稍縱即逝

重要戰略機遇期：

能源民主

生產民主

放眼看世界之競爭格局瞬息萬變

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二、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布局和重點難點（改什么）

全面改革的總體布局——“非常6+1”

1、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2、緊緊圍繞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深化政治體制改革

3、緊緊圍繞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深化文化體制改革

4、緊緊圍繞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深化社會體制改革

5、緊緊圍繞建設美麗中國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

6、緊緊圍繞建設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人民軍隊這一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深化軍隊體制改革

*緊緊圍繞提高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

三、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的組織保障（怎么改）

（一）解放思想是法寶：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

（二）成立全面改革領導小組：

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

（三）堅持正確的改革邏輯：

頂層設計與摸石頭過河辯證統一。

（四）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

堅持走黨的群眾路線。

（五）必成的勇氣和決心：

逢山開路，遇水搭橋；踏石留印，抓鐵有痕。

側重點研究：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

核心詞：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

“決定性”

1、歷史脈絡

Stage1:“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80s）”

Stage2:“要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宏觀調控下，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14 “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16

“從制度上更好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17

“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18

Stage3:“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

2、內在機制：三大決定機制（供求、價格、競爭），三大自由（企業自主決策自由、消費者選擇自由、商品和要素流通自由）

3、市場決定性面臨的挑戰

我無欲而民自樸，我無事而民自富（老子《道德經》）

當前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著力點

擺正政府的位置（一場革命）

加強三型政黨的建設（一次修煉）

走好群眾路線（一種回歸）

政府的職能應該是什么？

政府的職能（30年回顧）

政府的職能（亞當·斯密的觀點）

“人們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能更有效地促進社會利益。人們的這種行為，受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并非本意要達到的目的，即公共利益。”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為了實現自我的利益，首先必須滿足社會的需要。

國家的職能：

一、公共安全

二、法律秩序

三、其他公共品，如教育等

地方政府職能（全面深化改革決定原文）

四、加快轉變政府職能

（15）全面正確履行政府職能。進一步簡政放權，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減少中央政府對微觀事務的管理，市場機制能有效調節的經濟活動，一律取消審批，對保留的行政審批事項要規范管理、提高效率；直接面向基層、量大面廣、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經濟社會事項，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層管理。

政府要加強發展戰略、規劃、政策、標準等制定和實施，加強市場活動監管，加強各類公共服務提供。加強中央政府宏觀調控職責和能力，加強地方政府公共服務、市場監管、社會管理、環境保護等職責。推廣政府購買服務，凡屬事務性管理服務，原則上都要引入競爭機制，通過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會購買。

公共服務：教育、社保、廉租房等服務項目

市場監管：質量監管和食品監管

社會管理：促進社會自治

環境保護：空氣質量、水源保護、土壤、植被等

市場的邏輯

市場的邏輯是你如果要想幸福，你首先要使別人感到幸福。

如果別人不幸福，你不可能幸福。這就是市場的邏輯。

有沒有特例？

為什么政府不再起決定性作用？

考慮投入產出比：

自己的錢為自己花效率最高

（市場模式）

別人的錢為別人花效率最低

（政府模式）

政府如何退出？

簡政放權：簡政放權須跳出“放收循環”的怪圈。

對于市場主體，“法不禁止即可為”；對于公權，法不授權不可為。途徑之一，就是實行“兩個清單”制度：

一是突出市場規則，統一市場準入制度，建立負面清單(“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是指政府規定哪些經濟領域不開放，除了清單上的禁區，其他行業、領域和經濟活動都許可)，并與國際規則接軌。

二是推行各級政府及其工作部門“權力清單”制度，依法公開權力運行流程（詳細規定權力究竟應該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到底怎么干，等。權力越透明，權利就越有保障。只有厘清權力的邊界，杜絕不作為、亂作為或以權謀私等亂象，才可能使權力得到有效監督）。

《決定》對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設計就是三個關鍵詞

第一個是“取消”：市場機制能有效調節的經濟活動，一律取消審批

2012年8月22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批準廣東省在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方面先行先試。11月23日，《廣東省“十二五”時期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先行先試方案》印發。全國人大也授權廣東在行政審批改革先行先試，突破部分法律法規限制

第二個是“下放”：直接面向基層、量大面廣、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更有效的經濟社會事項，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層管理

審批權下放是正確處理中央和地方關系、上級政府和下級政府關系的一項重要內容；是增強中央政府宏觀戰略管理能力、增強地方政府服務能力、提高企業經營和群眾生活方便度的一大舉措。

相關論點

“我任內三公消費只減不增，我任內財政供養人數只減不增”

關于產權：公、私財產權均不可侵犯

國有與民營都該看成共和國的親兒子

國有企業的紅利上交數字到2020年要提高到30%

關于自貿區：境內關外

關于去行政化：逐步取消學校、科研院所、醫院等單位的行政級別（小學與大學）關于戶籍改革：全面放開、有序放開、合理確定、嚴格控制

小崗村的經驗：收入分配體制&要素結合方式！

謝謝大家！

第二篇：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的關鍵

尊敬的黨組織：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開啟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里程，全會通過的《決定》明確了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是以通過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最大限度地激發全社會的投資、創業與創新活力與潛力，全面提升生產率、促進經濟轉型為重要內容。

國內外市場環境變了，但完善市場經濟制度作為新一輪改革的主要任務沒有變

35年前，以放權讓利為特征的改革釋放了10多億人口的致富沖動，這種沖動與要素特別是勞動力低成本優勢結合，創造了中國經濟持續30多年年均增長9.8%的奇跡。隨著收入水平持續提高，國內外經濟環境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一方面，土地、勞動力等要素成本大幅度提高，許多制造業產品從供不應求變為供大于求，甚至一些產品出現了產能過剩;另一方面，居民積累的物質財富數量相應地增加了，人力資本也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推動下，國際知識與技術資源的流動性也比以前增加了，全社會對創新的需求變得更加迫切。這需要全面提升生產率，促進經濟轉型，以保持我國未來中長期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態勢。

要保持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就要不遺余力地動員全社會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激發全社會的投資、創業與創新活力。在長期的改革實踐與理論探索以及總結各國發展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我國找到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激勵與配置機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初步確定到完善是一個伴隨著改革開放的實踐人們對市場認知不斷提升、體制轉軌不斷深化的過程。目前，我國仍處于體制轉軌的過渡期，要提升生產率、推動經濟轉型，就需要加快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

消除各種資源自由進入與退出的各種體制障礙與約束，政府職能轉變是關鍵

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在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中，政府處于主導位置，這是由經濟轉軌中的政府主導型經濟體制特征決定的。不可否認，在市場經濟主體尚未充分發育與成長起來之前，政府主導型經濟下的地方競爭對于促進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發揮了十分重要的激勵性作用。但是，各級地方政府畢竟不是自負盈虧的市場競爭主體，所以，政府主導型的地區競爭就不可能是效率競爭，而是一種不完全考慮投入成本、以追求GDp總量為導向的規模競爭。自黨的十五大以來，歷次黨代會報告都明確提出加快發展方式轉變，其實質就是要把這種政府主導型經濟體制下形成的規模競爭轉變為一種效率競爭。要實現這種轉變，不是將各級政府改造成為自負盈虧的市場主體，而是要極大地激發民間投資、創業與創新活力，以各種方式進入市場，成為競爭與創新的主體。這就需要消除各種資源自由進入與退出的各種體制障礙與約束。無疑，政府職能轉變是破解這些因素的關鍵，也是新一輪改革的重點。所以，新一輪改革仍然要從政府職能的轉變入手，具體有以下三個方面。

以商事制度改革為突破口降低制度運營成本

目前，絕大部分行業領域都已經對民間資本放開了，一些地區也提出了“非禁即入”的準入政策。但是，政策上允許進入了，為什么民間資本還不能大量地進入呢?制度運營成本是一個重要的制約因素。如果商事注冊登記制度的流程過多、在流程中人為因素所帶來的不確定性過大，交易費用過高，那么，即使政策放開了，民間資本的進入也是比較困難的。在民間資本與知識存量大量聚集且日益增加的情況下，如果民間資源不能有效地動員并配置到生產性投資與創業活動，那么，它就會大量分流與配置到與創造財富無關的非生產活動，甚至境外。在我國向中高收入階段邁進仍然需要有效地動員與配置資源的現階段，這無疑是一種資源損失。而降低制度運營成本可以極大地動員社會資源用于社會經濟建設主戰場，并通過低成本的資源進入與退出，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當前，廣東進行商事制度改革的試點城市與尚未改革地區的對比就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2013年1—9月，廣東省進行商事登記制度的深圳、珠海、東莞與順德等四個試點城市新登記的市場主體為36.85萬戶，同比增長了64.11%，而尚未進行商事制度改革的其他地區新登記的市場主體下降了3.4%。如果以此為新一輪改革的突破口，帶動政府職能轉變，那必將極大地釋放全社會的改革紅利。

以增強改革的協同性減少改革與尚未改革之間的不協調性

當前，我國已從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R.科斯所說的邊緣改革進入到了核心地帶。這個核心地帶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利益主體之間的相互聯系更緊密，一個經濟領域中的體制機制與其他領域往往是相互交織并彼此牽制，某一個領域改革的單兵突進都難以取得預期的效果。這正是改革進入深水區的艱巨性與復雜性所在。諸如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與生態等五位一體協同改革的統籌規劃;財政體制與金融體制改革的相互配合;國內體制改革與對外開放之間的順序安排，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與壟斷性行業規制化管理之間的關系，政府職能轉變與社會組織成長之間的互補與互動等。當然，整體推進并不是一哄而上，這需要根據改革任務的難易程度、影響大小與環境條件進行分類，并找出重點、順序與配套條件等。因此，當前的部門協同、上下聯動是保障改革有效推進的關鍵。

以約束權力為核心推進公平競爭的市場制度建設

過往的改革經驗與教訓表明，體制改革往往會更多地強調政府向市場與社會放權，而沒有更多地關注從制度上建立約束權力的機制。如果約束權力的制度沒有很好地建立起來，就不僅容易重走“放亂收死”的循環老路，而且，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制定的減輕企業負擔的政策也難以形成長期化信譽。要避免這種情況，必須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并通過立法程序相對固定下來。增加變更這些法律條款的成本。制度的籠子包括了三方面的約束機制，一是以法律有效保護的產權制度來約束權力，如果財產缺少法律的有效保護，就容易導致政府侵占個人產權、個人之間相互侵權，個人侵吞公共財產。二是以權力約束權力。三是以社會監督約束權力。比如說，實施財務與政務公開作為對政府部門的一項常態化的制度建設與業績評估要求，定期向社會公開，提高公共服務的公開性與透明度，強化司法監督、媒體監督、公眾監督等。把這三方面的機制建立起來并共同使用，才能使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有實質性進展。

匯報人：xiexiebang

第三篇：如何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

如何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從“基礎性”到“決定性”意義何在？如何確保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有形之手”又該做哪些調整？記者就此專訪了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研究員林兆木。

緊迫性何在？

林兆木：我國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濟體制改革始終是圍繞著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這個核心問題展開的。所謂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實際上就是哪一方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問題。

“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是《決定》的最大亮點之一。這個新表述抓住了新的歷史條件下推動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的牛鼻子。

從國際發展經驗看，1960 年全世界屬于中等收入的國家和地區共有 101 個，到當前只有13 個經濟體進入高收入行列。絕大部分經濟體之所以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教訓之一就在于未能準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有些是過度依賴政府忽視市場作用，有些則是只重視市場忽視政府作用。

從國內實踐背景看，經濟發展階段的重大變化迫切要求我國經濟加快轉型升級，而當前經濟發展中不可持續的突出矛盾，如部分商品和要素價格扭曲、產能過剩、地方債務和金融風險積累、生態環境惡化、公共服務缺失等，都與政府對資源配置干預過多、干預不當和市場監管、公共服務缺位，市場功能發揮不夠有密切關系。

理論與實踐、歷史與現實都證明，市場經濟是資源配置最有效率的體制，也是發展生產力和實現現代化的最優途徑。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它的實質就是讓價值規律、競爭和供求規律等市場經濟規律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只有如此，中國經濟發展的奇跡才能順利進入提質增效的“第二季”。

進一步解放對生產力發展的束縛

記者：“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對經濟社會發展有怎樣的重大意義？

林兆木：從《決定》關于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決策部署，我們能夠清晰地看到，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對于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第一，有利于最大限度激發各類市場主體創業、創新活力。現在防礙民間投資的“玻璃門”、“彈簧門”仍然存有。政府對企業技術創新過度干預，而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又作為不夠。解決這些問題，關鍵是要在經濟領域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實行資源配置。

第二，有利于加快我國經濟轉型升級。我國經濟結構不合理，很多行業產能嚴重過剩，同政府對經濟干預過多，導致要素價格扭曲、資源錯配有很大關系。根據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要求深化相關改革，才能推動經濟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

第三，有利于建設高效廉潔的服務型政府。現在政府治理與市場功能的邊界不夠清晰，政府將過多時間和精力用在審批項目、招商引資等直接干預微觀經濟事務上。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有利于政府把重點轉到增強市場監管、增強公共服務和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上來，也有利于鏟除滋生權錢交易等腐敗現象的土壤。

第四，有利于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深度調整，競爭更趨

激烈，主要發達國家正在推動新一輪貿易投資自由化談判。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才能適合新一輪國際競爭的要求，推動我國更高質量、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

記者：百姓能從市場與政府的新關系中得到什么實惠呢？

林兆木：這種新的關系不但是重大的理論發展，而且與百姓利益密切相關。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才能價格更放開，競爭更充分，資源利用更經濟、更有效。這就意味著，作為企業經營者和勞動者，百姓能有更多創業、就業、致富的機會；作為消費者，百姓能有更多物美價廉的商品可選擇，得到更多實惠。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政府就要不越位、不缺位，做好該做的，管好該管的，解決對公共服務、市場監管不到位的問題。這就意味著，作為社會成員，百姓能得到更公平的上學就業機會，更安全的食品藥品，更好的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以及更干凈的水和空氣。

歸根到底，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就是要進一步解放對生產力發展的所有束縛，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政府不要當“運動員”，而是要當好“裁判員”

記者：怎樣才能使市場起決定性作用？

林兆木：“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不是抽象命題，它是貫穿《決定》關于經濟體制改革決策部署的主線。《決定》相關經濟體制改革的六個部分，都是緊緊圍繞這個主線展開的。

使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系是基礎。《決定》從多個方面提出改革舉措，包括：加快形成企業自主經營、公平競爭，消費者自由選擇、自主消費，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現代市場體系；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實行統一的市場準入制度，推動工商注冊制度便利化；建設法治化營商環境，實行統一的市場監管；完善主要由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完善金融市場體系，加快推動利率市場化等。

使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政府主動放權是關鍵。調整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主要壓力來自政府內部，面臨著思想觀點束縛、傳統行為慣性與利益固化三大障礙。要破除三大障礙，《決定》給了我們“三字經”：“讓”，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讓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放”，進一步簡政放權，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減少中央政府對微觀事務的管理，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經濟社會事項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層管理；“交”，凡是能由市場形成價格的都交給市場，凡是市場和企業能解決的，交給市場和企業，凡是社會中介組織能承擔的職能，交給社會中介組織。

記者：怎樣理解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中的“更好”二字？政府簡政放權的同時，還有哪些是要補位增強的？

林兆木：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絕不是說市場是萬能的、能夠把一切交給市場；更不是認為政府對市場能夠撒手不管。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也是講道德、講誠信的經濟。政府“有形的手”有效配合市場“無形的手”發揮作用，才能保證市場經濟健康發展。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政府宏觀調控和市場監管，都不是要弱化市場作用，更不是要取代市場作用，而是要補充市場失靈，并為市場有效配置資源和經濟有序運行創造良好環境。對此，《決定》明確指出：“政府的職責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增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增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動共同富裕，補充市場失靈。”

換言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一方面是要解決政府越位，即對市場干預過多和干預不當問題；另一方面是要解決政府缺位，政府要把該做的事做好，把該管的事管好。曾有一個比喻：在經濟活動中，政府不要當“運動員”上場比賽，而是要制訂比賽規則，當好“裁判員”，維持好比賽秩序。

第四篇：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拉開了新一輪改革大幕，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深刻剖析了我國改革發展穩定面臨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全面闡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義和未來方向，鮮明提出了改革的新思想、新論斷、新舉措，科學描繪了改革的新藍圖、新愿景、新目標，是我們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全面深化改革的“宣言書”和“動員令”。站在新的歷史起點、肩負新的時代使命，我們要學習好、領會好、貫徹好、落實好全會精神.披荊斬棘，正道滄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以其獨特的創造和無可比擬的優越性，締造出一幅豐富生動的發展圖景。九十多年奮斗積累，六十多年建設發展，三十五載銳意改革，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日益清晰鮮明地展現在世人面前。根本政治制度不斷夯實，基本經濟制度不斷完善，各項制度建設不斷加強，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水平實現從貧困到溫飽再到小康的巨大跨越。中國的“制度優勢”成為一個個奇跡最貼切的注腳。

改革的實踐在基層，基層改革者任重道遠。人們不會忘記，30多年前的改革開放之初，是安徽小崗村農民對包干到戶的大膽探索，掀起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中國改革開放的豐碩成果正是建立在這樣許許多多基層改革者的探索之上。如今，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部署仍然需要千千萬萬的基層改革者去主動作為，積極探索，不斷細化、完善、落實會全會的一項重要要求。當前，我國地方政府債務引起高度關注,其規模、風險、未來發展軌跡、治理思路都將對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產生重要影響。審慎處理我國地方政府債務問題以及可能誘發的風險，十分必要。

實踐證明，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中國的今天，沒有改革開放，也就沒有中國的未來。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號角已經吹起，讓我們以更大的勇氣去繼續探索深化改革的道路與模式，以更堅定的信心去踐行改革開放的理念，用新的姿態迎接全面深化改革的時代。

第五篇：十八屆三中全會：政府和市場關系

以下是由

在即將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各界期待中央推出一攬子改革方案，并明確推進時間表，真正拉開中國第四輪改革大幕。在具體領域上，目前呼聲較高包括行政管理、金融體制、財稅體制、資源價格、土地制度、戶籍制度、收入分配等領域改革

按照中共中央既定工作安排，今年11月將召開十八屆三中全會，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問題。這將是左右未來十年中國政經走勢的一次重要會議，各界對此充滿期待。

7月23日，總書記在湖北省武漢市主持召開部分省市負責人座談會，征求對全面深化改革的意見和建議，這次座談會傳遞了中共中央堅持改革開放的決心和勇氣，并透露出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諸多議題。

綜合本次座談會和各方信息可以看出，各界期待十八屆三中全會在消除市場壁壘、財稅體系調整、國有和民營經濟發展、政府職能轉變、收入分配改革、社會體制改革、黨的領導等議題上能有重大突破。

“主要講經濟體制。”一位接近決策層人士介紹說，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方向不會動搖，因為這是一脈相承的。

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向的改革，發端于20世紀80年代，到本世紀初，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基本確立。經過20多年的發展，改革帶來的紅利正在消退，新的經濟社會問題正阻礙著中國發展，因而深化改革勢在必然。而從歷史經驗和當下主流意見來看，十八屆三中全會無疑是進行第四輪改革的最好時機。

更徹底的市場化

“那時候逢年過節發票一個人才二兩花生米。”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經歷過改革開放前物質極度匱乏的生活。用宋的話說，“當時每月一點油、二兩肉，買東西都得憑票。”

在這種狀態下，中國的改革開放起步。

經過20多年的發展，中國社會財富增加迅速，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極大改善，在很多“過來人”看來，社會財富的增加就像魔術一樣。

以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為重要標志，中國經濟再次迎來了新一輪上升期，“入世”帶來的紅利再加上在改革上的突破，例如2003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使得經濟增長的潛能得到極大地釋放。

“現在回過頭來看，經過30年的發展我們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我們從人均GDp不到200美元現在超過6000美元，應該看到發展階段不一樣，面臨的問題也不一樣，采取的措施也應有所變化。”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告訴《財經》記者。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一位研究人員認為，經濟關系中政企不分、政資不分、政社不分、政事不分的現象仍比較突出，財稅體制弊端凸顯，中央和地方的財力與事權不匹配，現代金融體系有待完善，所有制結構和收入分配結構出現不少新矛盾，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存在一些薄弱環節。

“當前比較突出的問題是地方政府和市場邊界問題。”多位受訪人士表達了同樣的觀點。

從上世紀80年代中央向地方放權讓利開始，地方政府權限逐步擴大，地方的積極性得到提高，但是經過二三十年的發展，又走向另一個極端。例如地方政府公司化傾向嚴重，“諸侯經濟”越來越嚴重。

一些地方政府通過對土地運作，經營城市，層層下達招商引資任務、分解GDp指標，地方政府儼然成為一個企業，地方政府首腦成為當地經濟活動的董事長和總經理。宋曉梧認為，“諸侯經濟”、地方政府公司化問題嚴重，在某種程度上已成改革要解決的突出問題。

與之相關的是財稅體制弊端。上世紀90年代初進行的分稅制改革，讓中央政府財力偏弱狀況等到改善，但經過十多年發展，新的稅制不合理問題凸顯出來，例如地方的財權與事權不匹配。據悉，即將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會就完善財稅體系出臺重要政策。

“解決地方財權事權，首先得明確地方政府應該管什么，這個不明確，中央和地方的財權事權就劃分不清。”一位資深研究人員介紹說，弄清地方政府職能定位以后，才是中央和地方財權事權如何分配問題。

預計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報告中，以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為突破口，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將是重要議題之一。這和國務院研究中心“改革的重點領域與推進機制研究”小組此前的建議異曲同工。

該研究小組認為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行政權力得不到有效制約是經濟體制領域存在的主要矛盾，必須按照建設現代國家要求，把轉變政府職能、規范政府行為、約束政府權力作為深化改革的關鍵和突破口。

“既要把該放的權力放開放到位，又要把該管的事務管住管好，這不僅是當前形勢下穩增長、控通脹、防風險的迫切需要，也是保持經濟長期持續健康發展的重大舉措，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到這一階段的客觀要求。”國務院總理李克強5月13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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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以來，國務院多次召開會議研究、部署政府職能轉變工作，并進行了細致的分工和安排。三次集中下放、取消行政審批權，政府管理要由事前審批更多地轉為事中事后監管，實行“寬進嚴管”。

張卓元認為，推進政府改革，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最重要的是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解決政府“越位”“錯位”和“缺位”特別是其中的“越位”問題。

張卓元提出，政府應當從介入過深的經濟領域逐步退出，不再充當資源配置主角。政府履行經濟調節職能應主要搞好宏觀調控，為社會經濟活動提供良好的穩定的環境，基本上不干預微觀經濟活動，真正實行政企分開。

宋曉梧提出，這一輪政府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重在簡政放權，除了中央向地方放權外，政府向社會放權也是其中重要內容，即把政府不該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交給企業、社會組織、中介機構去管。

這項改革能夠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社會組織發展程度，這就需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之時，大力鼓勵社會組織發展，不再走“官辦、官管、官運作”的老路。

第四輪改革起步

在即將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各界期待中央推出一攬子改革方案，并明確推進時間表，通過對改革的頂層設計，真正拉開中國第四輪改革大幕。

在具體領域上，目前呼聲較高包括行政管理、金融體制、財稅體制、資源價格、土地制度、戶籍制度、收入分配等領域的改革。目前上海社科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智囊機構先后向中央建言獻策。

國家開發銀行研究院副院長黃劍輝認為在眾多需要改革事項中，政府改革至關重要，要加快電力、鐵路、公路、衛生、教育領域的改革，打破過度壟斷與過度管制，促進市場有效競爭，實現政府在上述領域“行政、監督、股東”三項職能的履職主體有效分離。

在黃劍輝看來，政府三個職能分離，由三個不同的主體來承擔，以確保政府調控、引導經濟發展職能與市場配置職能“雙到位”。

宋曉梧認為在要素市場化上可以改革的空間很大，例如土地，特別農民土地市場化現在尚未真正實現，仍由政府部門壟斷;勞動力的市場化也存在很大問題，城鄉兩個勞動力要素市場被分割開，行政壟斷進一步分割了勞動力市場。

資本要素中，利率市場化尚未完成。7月19日，中國決定取消政府規定的銀行貸款利率下限，以推進銀行業的市場化改革。但存款利率市場化并未實質推動。

收入分配改革雖然有一定進展，例如制定、出臺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見，但是要看到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仍未扭轉。

“低收入階段，收入分配改革重點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以后，收入分配改革重點就是瞄向共富。”在研究人員看來，改革不僅是一次分配領域，還包括二次分配領域。

中國國際交流中心咨詢部副部長王軍認為，改革開放30多年后，我們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各種利益訴求沖突不斷，各種觀點主張相互交織。全社會對于改革的評價、取向以及重點等，分歧越來越大。改革紅利有所減弱，“改革綜合癥”、“改革疲勞癥”日益顯現。

具體表現為改革共識普遍欠缺，改革方向迷失，改革步伐停滯不前，一些重大改革行動或方案拖而不決或決而不做，比如，收入分配體制改革、資源要素價格改革、壟斷行業改革等。

一些部門和地方改革動力不足，甚至成為改革的最大阻力。同時，改革缺乏整體協調，部門化、碎片化現象嚴重。

為此，王軍建議盡快建立中央層面、超脫部門利益、跨行政任期的改革頂層設計機構，可以考慮做實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中央充分授權，使之具有權威性、超脫性，成為受黨中央直接領導、獨立于行政部門的專門機構，專司對國家經濟、社會、外交等領域重大戰略和重大決策，進行全局性、長遠性、跨部門的統籌設計。

2013年國務院機構改革和政府職能方案起草前，設立改革頂層設計機構的呼聲甚高，類似的建議也從不同渠道遞交到方案起草小組。據悉，起草小組一度動議設立不同于國家體改委的改革智囊機構，為改革出謀劃策，但是最終未被采納。

升級中國經濟模式

黃劍輝介紹說，中國經濟大致經歷了三個發展周期，每個周期十年左右，恰好對應于改革開放的三個階段：上世紀80年代的放權讓利改革、90年代的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新世紀“入關”與完善市場經濟改革。三輪改革實現了中國社會三次關鍵的歷史性轉折，也成為30多年來經濟增長周期的三個拐點。

“可以說，改革是中國經濟在三次增速下滑之后，又重拾升勢的關鍵。”黃劍輝認為，當前中國經濟面臨增長動力減緩與下行壓力，主要源于融入全球化市場體制改革紅利的消退，要實現中國經濟的穩定發展，迫切需要新的改革紅利來推動經濟增長。

在總結中國經濟中長期可持續發展面臨的問題時，黃劍輝認為，過去十多年發展的一個顯著特點是經濟發展主要依賴資源、土地、勞動力等要素投入。

在他看來，經濟發展大致可以分為要素驅動、效率驅動和創新驅動。過去十多年的快速發展已經導致資源和環境承載力不斷下降，資源成本以及對環境破壞的外部成本不斷提高，勞動力成本也不斷上升，這種依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型發展模式難以為繼。

這十多年來，特別是2008年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中國推行的政府主導型高投資模式已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但是要看到這種發展模式的弊病不斷顯現，已難以為繼。

在研究人員看來，政府主導的投資限制了市場配置資源作用，對民間投資造成擠出效應，使得整個經濟產出效率下降。同時造成產能過剩，經濟結構扭曲;土地財政的不可持續以及影子銀行的高杠桿率等問題不斷發酵，地方融資平臺、房地產等領域風險不斷積聚。

“目前來看，由政府推動的投資增長黃金年代已經過去。”黃劍輝認為，未來中國經濟發展需要由更高效的市場化投資和更高占比的消費來化解。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認為，長遠看要通過改革釋放各方面增長潛力。近期來看，應該通過擴大內需來實現穩增長，把打造經濟的升級版作為穩增長的主要舉措。

鄭新立建議的主要措施包括激活民間投資，增加住房供給，調整消費政策，加大環保投入，全面推開“營改增”改革，有序地推進金融體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