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后現代視域下的“紅色經典”改編

后現代視域下的“紅色經典”改編

2014年12月，徐克第二部3D新片《智取威虎山》一經上映，便引發了觀看潮。

紅色經典是特定歷史時代的產物與積淀，是中國民眾記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京劇《智取威虎山》更是曾借文革狂潮在大陸家喻戶曉，“有井水處皆能唱”。徐克的3D電影《智取威虎山》以其獨特的表現方式，為我們呈現了消費時代的英雄主義，為我們塑造了偶像級的英雄群體形象，既滿足了中老年人的懷舊情結，又滿足了青少年的娛樂心理。正因如此，“帶上父母，打虎上山”（網絡語）成為本次觀影的一大特點，甚至是爺孫三代同看一部電影，這在中國電影史上，除了特殊的文革時期以外，可以說是第一次。

據徐克說，20世紀70年代他在紐約讀書期間就曾被京劇《智取威虎山》所吸引。而他的京劇《智取威虎山》情結，在此部影片的開頭，就借用韓庚飾演的人物予以了揭示。當然，除了圓夢以外，徐克選擇這一題材，還是基于他洞悉到了《智取威虎山》的商業價值。事實上，徐克的電影在一段時期內一直呈現出商業性、奇觀性和消費性等后現代文化色彩。在紅色經典《智取威虎山》的改編中，這種后現代文化特征仍然非常明顯。也就是說，香港導演徐克在主旋律和商業之間做了巧妙的后現代式處理，在快意恩仇與血脈賁張的火爆場面之后，凝重的紅色革命歷史瞬間被消解。

紅色經典產生于現代主義語境時代。無論小說、樣板戲還是電影，其核心內容都是理想主義、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而到了有著“紛繁復雜的審美特征：顛覆權威理念，摒棄宏大敘事，放逐傳統政治和道德話語；影像的拼貼挪用、類型嫁接、風格雜糅、戲仿經典；破碎的后現代時空；消費歷史；暴力影像的美化……”等后現代語境的今天，筆者以為，徐克的3D電影《智取威虎山》明顯呈現出了后現代主義傾向：

一、戲仿與拼貼，多元類型雜糅

戲仿，又稱戲擬，被認為是“一種模仿性的重新寫作”，表現形式有模仿、顛覆或改造、借用、拼貼畫和拼湊法。后現代解構大師德里達則用“延異”的概念來解釋這一現象。德里達認為，延異作為一個矛盾體，并不代表具體的意義，而是一種意義的不定狀態，在后現代社會，延異的出現表明了任何話語的寫作都不可能是獨舞的，而是一種諸文本之間的相互參照和彼此挪用，一種意義的增殖或虧損，一種話語的狂歡。徐克電影的戲仿、拼貼/挪用則表現在兩個層面：一是類型元素的雜糅；二是對好萊塢電影橋段的拼貼。

類型雜糅并不是徐克在這部電影中第一次運用，他所創作的武俠片都明顯呈現出后現代的特征。早在1979年徐克執導的影片《蝶變》中，他就已經超越了武俠類型的界限，創造了懸疑、驚悚、災難與喜劇等元素融為一體的武俠作品，形成了輕松詼諧、奇幻靈異的新武俠風格。近年的幾部影片中，徐克均采用這種“混搭”的方式，以此破舊立新，挖掘各種類型片中不同的審美特質，從而呈現出別具一格的審美效果，創造出通俗美學敘事的新境界。

在《智取威虎山》中，雜糅與拼貼的藝術特征得到了進一步彰顯。電影情節依然是簡化明快的，但雜糅的類型元素則更為多元，在類型元素的融合之中，又加入游戲等流行文化元素，從而使電影呈現出多樣的風范。影片中既有好萊塢戰爭片中所應有的火爆的場面：坦克戰、飛機戰，也有插科打諢式的喜劇元素，成為博取觀眾開心的砝碼；多次精彩的槍戰又構成了本片的一大看點，特別是203首長獨自槍戰的那一場戲，完全就是CS游戲的真人秀。結尾則以穿越的方式，讓小分隊英雄們與當代青年韓庚同坐一席，完成了從過去的“犧牲”到今日的“幸福”之間的大跳躍，實現了歷史與現實的勾連。整部影片中最重要的“智取” 一諜戰元素則在這樣的雜糅中退居次席，淪為從屬。

戲曲元素的融入則是本片多元雜糅的另一表現，可以說是以懷舊為名義的一次符號拼貼。我們知道，徐克對傳統戲曲有著深深的民族情結，徐克不少電影中都借用了戲曲元素，在本片中徐克更是把戲曲元素用到了極致。他直接選取京劇《智取威虎山》作為片名，又用京劇《智取威虎山》的經典段落“打虎上山”和“百雞宴”來結構全片，以此勾連過去與當下，歷史與現實。影片從韓庚因在電視中看到京劇《智取威虎山》“打虎上山”的片段引起回憶開始，到楊子榮戰勝座山雕的京劇片段作為回憶的結束，開啟了故事，推動了情節的發展。同時影片在“威虎山”上“智取”土匪時的臺詞又是照搬自京劇《智取威虎山》的經典臺詞。

而中國戲曲中臉譜文化的巧妙運用，更使得這部電影在濃重的民族審美情結之中體現出多元雜糅特點。臉譜是京劇中重要的要素之一，京劇中不同的人物臉譜，“往往是對其人物形象和性格的藝術歸納以及道德評判。是真善美、假惡丑等典型人物形象的外化，重點在于突出人物的道德品格……中國戲曲臉譜構圖極具規律性，力圖通過構圖來表現人物的富有個性的類型特點”。臉譜的突出特點是色彩性格象征化，一切性格特點都流露于色彩之中。在影片《智取威虎山》中，扮演楊子榮的演員張涵予加上了濃重的黑色眼影，體現出戲曲臉譜中以黑色表示剛正不阿的性格特征，小白鴿扮演者佟麗婭以面若桃花的化妝來呈現美麗善良的人物特點，青蓮扮演者余男更以濃艷的戲妝，表現其“禍害了多少兄弟”的妖媚氣質。匪徒們臉譜化、漫畫化的特征則更為明顯。八大金剛有著各自不同的戲妝，座山雕干脆隱去演員的真容，完全臉譜化。臉譜是中國戲劇美學的一大特色，而臉譜化是紅色經典作為某些政治宣傳品和時代精神的傳聲筒所造就的形式，在“能動受眾”的當今社會，重新運用臉譜化，筆者以為它不是一種簡單的影視創作手法的回歸，卻意味著歷史的重構，正如意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所說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種臉譜化或是向京劇《智取威虎山》的致敬，喚起大陸觀眾熟悉的記憶，抑或是“人生如戲，戲如人生”的表達，但更是以懷舊的名義消費歷史。換言之，徐克的3D電影《智取威虎山》中的臉譜化不過是消費時代的又一次娛樂狂歡。

二、政治話語隱身，江湖俠義出場

雖然觀眾在觀看徐克的3D電影《智取威虎山》中對“天王蓋地虎，寶塔鎮河妖”等臺詞耳熟能詳，但仔細琢磨才發現電影早已“換了人間”。

英雄主義是諜戰片的靈魂，尤其是基于革命題材的諜戰片，更把英雄主義作為影片歌頌的永恒主題。我國的英雄主義長期以來被打上了深深的意識形態烙印，因此傳統諜戰題材電影往往是“國共對峙”的二元結構，重點刻畫共產黨人的忠誠、智慧，國民黨人的陰險毒辣。1960年拍攝的電影《林海雪原》也主要選取了原小說中的“智取威虎山”一段充分演繹，整體風格以革命樂觀主義態度對人物進行理想化塑造。王潤生飾演的楊子榮，機智勇敢、豪氣沖天，以氣拔山河的氣勢打垮了猥瑣、狡猾、兇惡的土匪勢力。樣板戲京劇《智取威虎山》誕生于特殊的年代，其政治意識形態的烙印更深，在理想化的演繹上達到了極致。在“我仰敵俯，我明敵暗”的能指之中，單向度宣揚宏大主題的所指，楊子榮也由此變成了“高大全”“三突出”的典型，臉譜化設計使得人物成為政治觀念的傳聲筒，成為一種特殊政治符號化的存在。在“全國山河一片紅”的年代極具傳播優勢，使京劇《智取威虎山》具有了難以磨滅的文化印記。

在“當代審美文化已經厭倦那種過于累人的思想重負，已經不愿向深邃幽暗的精神極地作艱苦的跋涉，也無力承受過于沉重的道義感和責任感”的今天，徐克把《智取威虎山》拉回到了江湖，采取了淡化革命意識和政治色彩，張揚普世價值觀，從而走向通俗美學敘事的定位策略。具體表現在：

（一）二元對立內核的轉換

京劇《智取威虎山》是“國共”二元對立，徐克的3D電影《智取威虎山》呈現的也是二元對立，但拋卻了政治化，抖落了京劇《智取威虎山》的政治說教，脫離了“革命大義”，以“共軍”與匪徒之對立對“國共”二元對立做了改寫。由此，匪徒們下山燒殺掠搶成了剿匪之因，自然結出小分隊快意恩仇、除暴安良的武俠之果。因此，在本片中全然沒有了“黨中央指引著前進方向”“時刻聽從黨召喚”“黨給我智慧給我膽”等政治話語，也沒有了以李勇奇為代表的擁軍愛黨群眾對黨“早也盼晚也盼”的呼喚。在徐克電影中，李勇奇及其母親被解救后，就不知所蹤。至于村民們則自私膽小，不接受小分隊，成為小分隊拯救的對象。

（二）國家民族仇恨轉換為家仇

電影增加了小栓子與其母的人物設置。據徐克解讀時說，小栓子就是少劍波小時候（語源自徐克執導的電影《智取威虎山》紀錄片）。原著中少劍波的姐姐被匪徒殺害，所表現的是階級仇恨。徐克電影中小栓子父親被殺，母親被強迫做了壓寨夫人。依照徐克的解讀，那么小栓子的復仇，即是少劍波的復仇，小栓子與少劍波鏡像的重合，其實是基于一種“家仇”。楊子榮與座山雕斗智斗勇的目的便簡化成為百姓除掉匪幫，為小栓子尋回母親（英雄救美）。除暴安良，善惡有報，正是武俠片情節的常規設定。因此，已很難確定楊子榮究竟是紅色經典中的革命英雄，還是換裝的江湖武俠英雄了。由此而言，徐克的3D電影《智取威虎山》是以通俗化、泛倫理的模式滿足了觀眾對英雄的想象期待，以消費激情為中心的泛人性化符號展示革命英雄，滿足了當下觀眾對宏大主題的逆反心理。

三、奇觀輝煌，人物扁平

奇觀電影是當代消費社會快感文化的產物。對技術的追求，技巧的夸張表達，視覺奇幻的創設，是徐克電影的主要特色，新科技的不斷運用是其法寶。無論是《新蜀山劍俠》《蜀山傳》的翻拍，還是《狄仁杰》，都不難看出徐克運用高科技手段營造視覺效果的良苦用心。徐克在談到《七劍》時曾說：“當一個流行的風格被過度重復使用時，就會很快達到一個瓶頸，然后就開始僵化，需要另創有力度和說服力的方法。”《龍門飛甲》首次運用3D立體視效拍攝武俠片，就是徐克試圖打破他的武俠片瓶頸的一個里程碑式的創新。它開啟了中國3D影片的歷史，為中國電影史上添上了濃重的一筆。但3D《龍門飛甲》的市場效果并未達到徐克的預期，再續3D夢便成為他電影人生的又一個目標，因此，20世紀70年代就使他魂牽夢縈的京劇《智取威虎山》便成為他不二的選擇。

如果說2D時代的四種奇觀類型，即動作奇觀、身體奇觀、速度奇觀、場面奇觀只是發生在了影片中，3D奇觀則外化出全方位立體化的延展模式。也就是說，奇觀不僅僅存在于影片內容的本身，它將觸伸到觀眾的身體與意識之中。3D電影正是以人體各種感官的幻變為目的，更直接、更有效地營造出具有真實感的空間維度，進而達到“深度知覺”效應。3D電影生動、形象地擴展了觀影者的視野，由傳統2D形式的“抽象”革新為3D電影的“移情”，在現代和后現代的區分中，視覺性的主導地位作為轉向后現代文化的重要標志，使感性得以張揚，呈現“通靈”的幽眇之感。3D電影《智取威虎山》就是要給觀眾這樣的感受：旖旎的北國風光，天馬行空的雪原飛撬，險象環生的峭壁飛索，令人拍案驚奇的肉搏東北虎，偶像級的203首長坦克手，詭異奇幻的密道飛機……在諸多奇觀化的敘事當中，槍戰段落更是輝煌、奪目、新穎迷人，火車站槍戰、夾皮溝槍戰等都被3D電影手段制作得超凡絕倫，子彈定格的特效畫面，讓空間的立體感得到充分展示。楊子榮在飛機上大戰座山雕的段落，更是運用奇幻的3D技術手段作了極為夸張的呈現，在亦真亦幻中，觀眾從感性層面得到了極大的滿足。

在追求令人炫目的視覺奇觀之下，電影理性敘事的能力被弱化，故事與主題奇觀不同程度上遭遇了遮蔽與消解，人物自然會呈現出扁平化傾向，3D電影《智取威虎山》亦如此。與其視覺奇觀的張揚相比，楊子榮和203首長的主體表現卻顯得十分單薄，個人智慧價值的體現也不突出。正面人物扁平化，反面人物――土匪的臉譜化特征則更為明顯。土匪外形上是猥瑣的，智慧上是低能的。人物的扁平化、臉譜化造成了意義的膚淺，使得敘事文本意義的自我消解，透出電影明顯的后現代意味。

可以說，3D電影《智取威虎山》能指的過剩割裂了內容和形式的關系，一邊是形式漫無節制地膨脹和增殖，一邊是內容的縮水，其結果是游戲化的技術遮蔽了革命英雄主義的價值，代之以簡單的個人英雄，空洞的所指的能指不再具有歷史感和現實感的深厚意蘊，只是以強烈的刺激性演繹并完成了視覺盛宴，滿足了大眾娛樂、消遣和享樂的需要。

結語

拆解敘事常規，破壞敘事的真實感，使敘事從一種歷史代言人變成為一種能動的敘述游戲，試圖對正統、主流的話語秩序進行翻轉，消解主流文化與大眾文化之間的鴻溝，并且制造出群體狂歡的想象圖景，是徐克3D電影《智取威虎山》的密碼所在。

毋庸諱言，紅色經典的歷史語境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現代主義的特征是烏托邦式的設想，而后現代主義卻是和商品化緊緊聯系在一起的”。作為產業的電影商品化是其必然的屬性，通過奇觀電影來賺取更多的票房收入已成為當今電影市場的一個主流方向；而作為精神產品的電影又昭示人們，電影要有與視覺奇觀相應的內涵和思想，讓它和故事、主題、奇觀同步協調起來，唯有此，才是使電影藝術健康發展的正確路徑。

紅色經典有其自身的歷史價值，如何運用現代科技手段挖掘其現實價值，在滿足受眾心理需求的基礎上，傳遞革命英雄主義，一直以來是影視戰線難解的一個課題。大陸曾經在20世紀90年代末，掀起過一次改編紅色經典的熱潮，但由于過度解讀而遭到專家學者的詬病。徐克以自己的3D電影再次直面紅色經典，作為無害符號被納入到主流意識形態所編織的秩序中，受到了觀眾的肯定與歡迎，為紅色經典重新煥發活力提供了一個新的可能與樣本。

當然，高大全、高山仰止的神話是現代主義時代、甚至是特殊年代的產物，在后工業時代，信息膨脹、物質膨脹，已經無法滿足當下的受眾。但簡單、淺薄的對英雄的重構，也無法滿足這個呼喚英雄的時代。不過，就目前而言，即使是好萊塢也無法擺脫技術高超，內容單薄、人物扁平的困境，徐克是本時代之人，他也未能逃脫這樣的困境。

第二篇：美學視域下的籃球運動（精選）

美學視域下的籃球運動

姓名：彭豐

學號：0103120933

摘 要：本文通過課堂學習和文獻研究, 運用美學、體育美學的基礎理論, 從美學視角審視籃球運動，闡釋籃球運動具有身體形態之美，技能、力量、智慧為一體的對抗之美，技能與體能完美結合的動作之美，戰術配合中的變化之美以及與運動風格相適應的服飾美。目的在于討論其美學價值的具體所在, 豐富和發展體育美學的理論體系以加深對籃球美學的認識。

關鍵詞：美學視域；籃球運動；美學

1.籃球運動的特點

籃球運動發展一百多年來，經過人們鍥而不舍的努力，求新、求美、求精彩，使籃球運動變得更加俊俏、更加有魅力。它之所以在全球得以廣泛開展，是具有自身特點的: 它是以投進籃得分多的隊為勝，有統一的規則，還具有較強的集體性，要求每個隊員在比賽中必須做到齊心協力、密切配合，才能達到戰勝對方的目的。它不僅要求掌握協調多樣的技術動作，還需要具備隨機應變的能力，才可使個人的力量、技巧、速度、耐力、靈敏，通過集體合作等方式表現出來，從而展示籃球運動員的個人素質，以及籃球運動的集體性、戰斗性與和諧性。作為體育的一個項目，籃球運動存在著許許多多的審美要素。籃球運動發展至今，不僅是一項競技運動、一種社會活動、一種教育手段，也是一項綜合藝術。它是作為社會文化教育和人類的娛樂需要而存在的，是社會的審美對象之一。

2.籃球運動美的表現

2.1.籃球運動的身體形態之美

邵紀森認為“身體美是由生命有機體表現出來的美，他要求嚴格符合解剖 學特點和新陳代謝的生理規律，它是創造、概括、提煉藝術作品中人體美的源 泉，身體美是人類健康身體所呈現的美，是一種由良好生理和心理狀態綜合顯 示出的健康之美。”

體育運動中的身體美主要是指運動員的形體、素質。從美學的角度講也就是人類通過對自身自然對象的改造，創造著自身的美，最終以一種身體形態、動作技能等形式表現出來，體育的美就是在體育生活和體育實踐過程中，人的智慧和創造能力的對象化。籃球運動中的身體美的表現就是人們對于自身生理解剖規律和籃球運動對于形體要求的充分認識上，通過科學的訓練達到自己目的需要的結果，也就是人們把自己對于自身生理解剖規律和籃球運動特征、規律的理解這樣的“智力圖式”對象化于自身身體的結果。

人們對體育美感的認識和體驗，在古希臘時期達到高峰。古希臘人崇尚健美，他們經常進行嚴格的身體訓練，培養強健完美的體魄，他們以寬闊的胸膛、炫耀健力美的身體，通過竭力展示美麗的人體，追求美的享受。古希臘人廣泛開展競技運動，形成了健康的審美觀念，為人類正確認識體育美感奠定了基礎。當今世界籃球運動員的身高已經達到兩米二以上，體重也已經達到100磅以上，隊員們身材高大、體形勻稱，軀干短、四肢長，關節靈活，上肢手大臂長，下肢大腿粗小腿細，肌肉發達，票少埠健美，既具備了大個的優勢，而且其靈活、敏捷性又不亞于小個隊員，將驚人的彈跳力與極好的柔韌性完美地統一在一起，向人們充分顯示出他們的身材美、強壯美、素質美，使人們感受到人的精神昂揚、奮發向上的積極的一面。被球迷們形象地稱作“重型坦克”的NBA球星巴克利依仗強壯的身體，在眾多高手中橫沖直撞，令人膽戰心驚，如同出膛的炮彈，勢不可當，把他和喬丹比作“一個天上、一個地下”。滯空能力是籃球運動區別于其他運動的一項很重要的素質指標之一。空中扣籃，空中換手投籃，空中躲閃防守的投籃，空中接力投籃，等等動作都充分顯示了籃球運動員驚人的身體素質表現。可見籃球運動員美好的身體對人類的身體美進行了完美演繹。當人們觀看籃球運動員美好的身體時，仿佛直觀到了人類獨有的本質力量，心里會產生無比的愉悅。

2.2.技能與體能完美結合的運動之美

劉俊等研究的《NBA籃球運動的美學特征》中就認為:“技術美是指運動員在籃球比賽中完成技術時所表現出的準確性、協調性、連貫性、實效性、穩定性的有機結合”。一個出色的籃球運動員可以通過跑、跳、投等樸素、單調的基本動作向人們展示變化莫測、豐富多彩的動態美。在激烈的比賽中，運動員們的跳起空中蓋帽、擺脫搶位、空中轉體扣籃以及一連串令人分辨不清的假動作等，無不使觀眾為之高超的技藝而嘆服，同時也使觀眾享受著一種籃球運動特有的運動美。可以說籃球運動員的技術動作美是比賽中最具引人注目的，也是籃球美中最重要的因素。

籃球技術動作是人以手直接持控球并與全身協同配合組成的專門動作。眾所周知，人體運動器官中最精確、最靈活、最快速的部位是手。手在完成動作的時候，其力度的把握，節奏的變化，方向的準確性和突然性，用力的精確度等方面都遠遠優于身體的其他部位。所以，規范地掌握籃球技術動作，在全身協調一致的基礎上，提高手對球的控制能力，就會更具美學特點。技術動作需要不同身體部位協同完成，是由各個不同的技術環節組成。身體的協同配合有利于較好地完成動作，動作形態美會更好地體現出來。任何技術的完成都是一個力的漸進的傳遞的過程。運動員只能用手來處理球這是籃球運動規則明確規定的，手便成了運動員唯一接觸球的合法部位。通過手的控制與支配球去完成進攻與防守的任務，體現籃球運動的美。運動員能否將球準確地投入對方籃筐，能否將球準確地傳到同伴手中，最關鍵的還是靠手對球的控制能力。手對球的控制力能夠創造出無數的令人心曠神怡的美。運動員良好的身體素質結合自身好的協調性，加上手對球的控制力所展示的動作形態美，常常像魔術一般，讓人匪夷所思，令人驚嘆，使得籃球運動具觀賞性。

在現代籃球高強度、高速度的對抗下，身體在進攻和防守中是對抗的焦點。在防守、快攻、突破、投籃等都需要消耗大量的體能，如果體能不濟，根本無法適應這種高強度、高對抗的比賽。運動員只有熟練地掌握了籃球運動的各項技能，保證有充足的體能儲備的前提下，才能在這一高水平的競賽運動中適應并應對各種復雜的情況。利用正確的投籃手法將球投進對方籃筐或把球準確地傳給隊友，需要運動員在不同情況下有不同的技能。良好的身體素質是完成各種動作的前提條件。2.3.籃球運動中的戰術美

籃球是一項集體項目，它需要用集體的形式表現出來，而戰術美又是在技術美的基礎上，進一步使籃球運動的美更突出，更具有表現力和團結性。而任何背離整體的戰術意圖的，獨立的，按個人意識的自我表現的都不能創造美，并破壞整體的戰術美。戰術美是以場上兩人以上的集體配合形成的，一切目的都在于投籃得分和遏制對方，爭取有利的主動權和控制權。如此的攻防易位，周而復始，是每一個攻防都體現出集體的戰術美。籃球運動所展現的是一個集體合作的的戰術美的世界，這就是通過對抗雙方在時間、空間、速度、力量、技巧等方面的競賽，控制與反控制的斗爭所創造出來的變幻莫測、深邃的美的世界。

籃球戰術配合產生的美在于通過它人們能夠感受到集體協調一致的配合行動，能夠感受到教練員的智慧和其指揮的藝術，能夠感受到運動員的籃球意識水平。籃球運動的變化性和觀賞性可以從戰術配合的多樣性體現出來。一套戰術配合成功，可以為籃球運動技術提供一個好的展示舞臺，使籃球運動的戰術、意識、體能等得到更加完美地展現。隊員之間默契的配合以及富有變化的穿插跑動、均衡落位有利于增加戰術運用的效果和籃球技術的美感。戰術配合中的變化美從戰術配合的方法和運動員的戰術意識水平等方面可以體現出來。對于出現的意外情況，運動員在執行戰術過程中應審時度勢，靈活處理，準確判斷，快速地做出決斷。

2.4.融技能、力量、智慧為一體的對抗之美

對抗是當今籃球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征。在籃球運動中對抗表現為身體、技 術、戰術、心理、智力等多方面的對抗，運動員在對抗中挑戰自身極限、發揮 創造力贏取對手，充分的顯示了人的本質力量，對抗美總是寓于身體、技術、戰術和智慧之中。

籃球運動就其運動形態而言，隸屬于競技運動中的對抗類項目。競技運動 最顯著的特征就是對抗，它是競技運動在發展和變化中永恒的存在形式，是其 本質的特征。對抗在競技運動中的普遍存在，顯示了對抗融于競技的必然性。對抗是籃球運動的根基，是構成籃球比賽的條件和要求，貫穿籃球比賽的全過 程。運動員高度技巧和應變能力在激烈的對抗條件下成功表現出來給人無盡的 快感和享受。在籃球比賽中的對抗的表現形式主要有身體對抗、技術對抗、戰 術對抗、心理對抗、智慧對抗，我們從這些對抗中看出運動員所表現出的非凡 技巧和超人智慧，我們可以體會到隊員自信能戰勝對手的表情，能體會到無論 是進攻還是防守，運動員表現出的勇猛頑強、斗志高昂的精神。運動員只有在 激烈的競爭對抗中，獨特的高超技藝才能充分顯示出來。也只有激烈的對抗才 能帶給我們更多的懸念。對抗總是能激發人們的斗志和智慧，顯示出了人類善 于創造的本質力量。人們不愛看沒有對抗的比賽，不愛看勝負懸殊的比賽，因 為人們鐘愛懸念，鐘愛那種心被提到嗓子根的緊迫感覺。籃球球迷們一定記得湖人隊科比一場比賽獨得62分帶領球隊反敗為勝，火箭隊麥迪在比賽最后35秒獨得13分的驚人表現，使球隊最終獲得勝利，這些成績都是在和對手的激烈對抗中創造的。可見對抗是使籃球充滿無盡奇跡、無窮魅力的重要因素。

當代籃球運動的顯著特點之一是攻守對抗的兇悍和拼斗性的日趨激烈。籃球運動的美在對抗美上體現得淋漓盡致，強者風范會在籃球運動的對抗中充分展現出來。10名運動員在籃球場上進行激烈的對抗，在每一次進攻或者防守中，運動員充分利用自己的身體優勢創造更為有利的條件，在一次又一次力與力的對抗中，籃球運動的美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在NBA賽場上經常可以見到這種強力對抗下的美，讓人賞心悅目。球員在對抗中形成力與美的完美結合，既很好地提高了對抗的效率，又將對抗之美發揮得淋漓盡致，使得籃球運動中的力與技完美地體現出來。在觀賞籃球比賽時，人的優美感的產生源于籃球比賽所展示出來的運動員優良的體形和出眾的體能，以及運動員表現出來的優秀的個人技巧和球員間富有創意的戰術配合。相比較其他運動項目而言，在時間與空間的爭奪、地面與高空的搶占中，籃球運動更具觀賞價值。“飛人”喬丹以其出色的彈跳力、令人不可思議的滯空以及在空中滑翔進行飛身扣籃的絕技，給觀眾留下恒久的空間動態美。此外，隊員之間的配合堪稱完美，令人拍案叫絕，猶如一部自如運轉的精美的機器。

2.5.籃球運動的服飾美

籃球運動服裝的顏色、質地、款式，同樣是人類向著文明方向發展的代表，它健康文明。在NBA官方網站上一直有對于各隊球衣款式的評價，這說明觀眾 對于球衣的關注程度，也說明籃球球衣服飾能夠給人帶來愉悅和美感。籃球比 賽中，球員的服裝要更加隨意，寬大的無袖上裝與長及膝蓋的運動褲顯現出街 頭斗士的瀟灑不羈，而通常僅及腳踩的運動鞋與運動襪則將球員在運球跑動時 如舞蹈般優美的步伐以最直觀的形式表露出來，肌肉和骨骼把籃球運動美充分 的表現出來了。對于喜愛籃球的人來說，球衣不僅是兩塊包裹身體的布，不僅 是場上分辨彼方和己方隊員，而是一種思維方式的體現，是服裝設計師和他自 身的籃球理念充分結合的結晶。由于是籃球運動非橄欖球運動，所以少了頭盔;由于不是足球，不能反其道地設計出砍袖，因此，設計師們根據籃球的特點在 大背心和大褲權的布上傾力描繪，精心設計出籃球運動服裝的格調。如各隊球 衣上的標志圖案代表的是自己球隊的最高追求，顏色的選擇也是非常地注重美 感和風格，如NBA的新軍夏洛特山貓隊在其球衣顏色的選擇上沒有選擇慣常的 海軍藍或者天藍色而是選擇了番茄色，起到出其不意的效果。每一次新的設計 都能引起人們的關注和好奇，比如對于球衣領子是圓領還是“V”字領的設計，對于是否變換成“復古”模式，對于球衣上標志物的設計等等都會引起球迷的 注意力，進而進行模仿，滿足追星愛美的心理，另外，籃球運動鞋子融入時尚 和科技元素帶來的美也會讓球迷追隨膜拜。總之，在欣賞精彩比賽之余球迷們 充分的享受籃球運動服飾帶給自己的快樂

3.結束語

籃球運動作為世界上具有非凡影響力的運動項目, 它的美學特征通過它在運動之中將身體形態之美，技能、力量、智慧為一體的對抗之美，技能與體能完美結合的動作之美，戰術配合中的變化之美以及與運動風格相適應的服飾美的核心顯現出來。當然從不同角度, 我們能發現籃球運動的不同美學價值和美學魅力。希望籃球愛好者從籃球運動中多多感受籃球的魅力。

第三篇：淺談黨建視域下反腐倡廉建設

淺談黨建視域下反腐倡廉建設

改革開放的四十年里，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黨的十九大召開以來，中國更是進入了實現民族復興的新時代。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理想，必須進行偉大的斗爭。新形勢下，我黨正在時代大環境的思索中邁步向前，更需要凝煉沉思、審慎反省，不斷開闊視野、創新思路。為此，總書記對新時代的黨建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認為“加強黨的建設，責任重大、使命光榮、意義深遠”。具體來講，對法紀尊嚴的深入探究，一天一天地體現著黨風廉潔的文明尺度；對廉潔信念規則的堅守，一點一滴地見證著黨建發展進程。一方面，黨建工作是廉潔建設的基石，為廉潔建設提供政治思想的方向，另一方面，廉潔建設是黨建工作的保障，為黨建工作把好關、守好門，這兩者之間互相依存、彼此支撐，又各司其職、各有意義。因此，我黨在不斷推進廉政建設的過程中，必須對黨建工作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入和全面的理解。

一、貪腐行為的普遍存在

1、貪腐行為的滋生環境

中國人最重“關系”，因此很多人將中國社會稱之為“關系社會”，處在這個社會中的每個人都離不開這種“關系”的束縛，各種賣人情、拉關系的官場現象也是屢見不鮮。更為可怕的是，有相當一部分的黨政干部對此習以為常、司空見慣，甚至已經慣于從中開辟捷徑、謀取私利。如果有人對其提出異議，則會被認為是小題大做、反應過度，腐敗的滋生往往源于這種漫不經意的舉動。每個人都有私欲，但道德高尚的人往往能夠舍己之私、正確抉擇。對于黨政干部來說，能否擺脫“關系”束縛、能否將黨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是考驗其黨性的重

要標準。事實上，心底無私天地寬，歷史上以孔繁森、牛玉儒為代表的一大批優秀共產黨人為我們的樹立了舍己為公的光輝榜樣，而以劉青山、張子善為代表的一批腐敗分子則葬身在了“貪腐”的深淵之中，成為警戒后人的反面教材。

“關系社會”里盛行一種所謂的“圈子文化”。“圈子文化”說到底就是人情關系編織起來的利益網絡。以微腐敗建立起來的“圈子文化”，里面充斥著機具破壞性和危險性的“朋友”，所謂的大貪官養成記里都會有一個相似的故事情節，那就是交友不慎，是朋友圈的靡靡之音使其陷入貪欲的泥沼，無法自拔。正如一句網絡流行語所言：“珍愛生命，遠離小人”，我們在日常交友時也應該學會甄別、有所選擇。此外，在防腐反腐的過程中，我們每一個人要做那個敢于打破“圈子文化”的先行者，即首先要在自己的圈子里拒絕“關系”，倡導“規則”，對“圈子文化”喊停。

2、貪腐行為的原因分析

眾多的貪腐行為中最為普遍和隱晦的是“微腐敗”，比如接待群眾態度不友好、在群眾那里收受一點小禮品等等。雖然其在本質上仍屬于公權亂用，但因為情節較輕、難以定性，往往被人們所忽略。“微腐敗”是貪腐行為的源頭，從淺嘗輒止到墮入深淵，從暗自竊喜到東窗事發，心性不堅定的人往往是在不知不覺中“入局”，又在不知不覺中“出局”。“微腐敗”領域里還有一種“好人主義”，“幫忙關照”、“予人方便”等理由構成了貪腐最初的動因。為此，有部分干部在具體工作中缺乏責任擔當，對自己和同事的行為缺乏監督意識，或者不敢監督，甚至一些廉政部門也對紀律問題不重視、不作為。實際上，這是一種自欺欺人式的自我諒解，我們必須對這些問題有所警醒，如果任由其發展下去，它就會像螻蟻噬堤一樣毀了我們心底的規則底線。正如習總書記所說的：“廉潔工作要拿出

滴水穿石，鐵杵磨針的功夫，在堅持不懈、持之以恒中見常態，見長效。”因此，我們要嚴格遵守紀律規則，要修黨性之德、戒人性之腐，既要有所堅守，守住底線與良知，也要有所取舍，選擇正義、撇棄腐朽。

二、治理貪腐現象的有效措施

1、加強黨風廉潔建設工作

面對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的新課題和新任務，反腐倡廉迫在眉睫，而要想防腐反腐就必須加強黨建工作。第一，我們要找出黨建工作的漏洞與短板，進一步完善紀律，將規則標桿化、專業化。第二，要加強廣大黨員干部的政治教育，把防腐反腐工作成為一項常備不懈的斗爭來抓。從當前的貪腐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腐敗官員的眼中只有“自我”，沒有“人民”，他們關注自身的利益得失，而全然不顧人民的生命權益，他們忘記了共產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在日常工作中，我們應該始終牢記“嚴格規則、嚴守紀律”的崗位誓言，讓黨紀國法成為懸在我們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時時警惕。要做到心中有黨、心中有責、心中有戒，不為私心所擾、不被困難所阻，更要堅持地培育黨性意識、強化黨性覺悟、提高黨性修養，要通過自內而外，由理論到實踐的精神歷練，自覺扣好“扣子”和把好“總開關”。因為我們知道，只有堅定理想信念、樹立紀律標桿，才能抵御人性的奢靡；只有確立正確的規則方向，才能邁開堅實的步伐。

2、加強黨建工作的創新之路

我們應將廉潔政治理念融入到具體的工作中。我們應當以先進黨員為榜樣，在單位上形成警戒至上、責任為本的廉政文化氛圍。同時，我們還應以反面教材

為警戒，從中吸取教訓，在工作中獲得經驗，形成抵制違規行為的良性氛圍。我們要定期對自己的思想和行為做深刻的反思與檢討，在批評與自我批評中提升廉政工作的效率。當然，除了反思檢討，我們還可以通過舉辦多種不同形式的活動來提高紀律意識。比如多媒體廉政教育培訓、紀律知識競賽、規則演講比賽等等。同時，我們要充分利用互聯信息智能平臺加強廉政建設，這其中包括網絡個人征信誠信機制聯動、信息化廉政監督機制、多媒體廉潔示范平臺等等。一句話，黨建視域下的反腐倡廉要讓黨員干部敞開心扉，在思想的互動中互相汲取廉潔的養分、在探討的激情里獲得思想的提升，進而更好地應對風險、克服阻力和解決矛盾，為實現民族復興奠定堅實基礎。

3、加強黨建工作的實施辦法

廉潔建設工作必須與黨建工作進行有效地融合。黨建工作是黨組織的第一基石，必須以嚴謹、嚴肅、嚴格的態度進行深入落實。在工作中，我們必須施行崗位責任制。將責任落實到具體的個人，使每個環節都有專人負責、專人監管。只有明確了主體責任，才能激發我們工作的積極性與自信心，有效地遏制工作過程中的貪圖享受、消極懈怠、道德腐敗等頑瘴痼疾。

三、總結與感悟

在十九大報告中，總書記針對黨建與廉潔工作，提出“深化依法治國實踐”，這不僅標志著中國的黨風廉潔建設工作進入改革實踐的新時代，更是給法治規則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與挑戰。每一名共產黨員既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信念，又要腳踏實地做好本職工作，把思想和實踐有效結合起來，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奮力走好新時代的長征路。廉潔精神給我們帶來激勵、真理給我們帶來啟迪，一個警示就是一道亮光，照亮我們心靈的幽暗與迷惘。我想作為一名黨

員，工作更深層的意義不在于養家糊口，更重要的是生命的成長、心靈的超越、人生的凝煉。大浪淘沙，火煉真金，我們不能做被淘汰的弱者，而要成為至真至純的精金。作為一名紀檢干部，我必要有所堅守，底線與良知之外還要有操守有德行，在不斷提高黨性修養的同時選擇正義、撇棄腐朽，向著十九大精神的標桿前行----理想先行，精神至上，信仰永在。

第四篇：管理視域下的制度視角

管理視域下的制度視角

常言道，無規矩不成方圓。企業制度是企業管理的基礎，靠人治不依法制，憑熱情、靠感覺處理事務，企業管理制度不完善，管理工作不落實，企業就不可能實現持續成長。企業向管理要效益，首先要認識到制度在企業所處的地位、所處的環境，認清企業制度在制定、執行中和企業文化、員工、領導及訓新的相互作用機制，才能真正使制度在企業管理護發揮優勢，才能真正實現管理出效益。

一、企業制度與企業文化

儒家文化思想在中國的傳統管理思想中一直占據著統治地位。傳統的中國人將道德標準視為思考問題、看待事物的第一準則，而把對事物的確認當作次要因素來看待。受此影響，在我國企業文化建設中，倫理問題被放到了中心位置，企業內部干部的優劣、職工的好壞，乃至企業決策與經營行為的衡量準則，都采用道德是非和倫理的標準，從而在企業內部形成了一種重義輕利、重工作態度輕工作效率的觀念。企業經營中過多強調“德治”，卻忽視了制度化建設和管理。

今天，在企業文化研究中，人們對企業文化與企業制度的認識經常陷入一種誤區：或把二者對立起來，或把二者混為一談，分不清二者在企業管理中的地位與作用。有人把企業文化概括成四個層次：物質文化、行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這種從

廣義角度界定的企業文化，無疑把制度包含在內，即制度也是一種文化。但如果我們從狹義角度研究企業文化，制度只是文

化的載體，進一步說，把企業文化作為一種新的管理方式研究，制度與文化屬于兩個不同的管理層次和兩種不同的管理方式。文化管理高于制度管理，制度更多地強調外在監督與控制，是企業侶導的“文化底限”，即要求員工必須做到的；文化更多地強調價值觀、理想信念和道德的力量，強調內在的自覺與自律，是一種“精神境界”。

企業制度與企業文化在對人的調節方式上存在著很大差異。制度管理主要是外在的、硬性的調節；文化管理主要是內在的文化自律與軟性的文化引導。文化管理強調心理“認同”，強調人的自主意識和主動性，也就是通過啟發人的自覺意識達到自控和自律。對多數人來講，由于認同了主流文化，因此，文化管理成為非強制性的管理；對于少數未認同主流文化的人來講，一種主流文化一旦形成，也同樣受這種主流文化氛圍、風俗、習慣等非正式規則的約束，違背這種主流文化的言行是要受到輿論譴責或制度懲罰的。因此文化管理又具有－定的“強制性”。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對制度與文化的感受度不同。體力勞動者因為其作業方式要求標準化的程度高，對制度管理的強制性敏感度較低，也就是說，遵守制度是順理成章的事，制度管理對他們更適合；腦力勞動者因為創造性強，要求自由度較高，對較低層次的條條框框則反感，需要較多的文化管理。這是超Y理論的研究

結果，值得我們高度關注。

企業制度與企業文化是互動的。當管理者認為某種文化需要倡導時，他可能通過培養典型的形式，也可能通過開展活動的形式來推展和傳播。但要把倡導的新文化滲透到管理過程，變成人們的自覺行動，制度則是最好的載體之一。人們普遍認同一種新文化可能需要經過較長時間，而把文化“裝進”制度，則會加速這種認同過程。當企業中的先進文化或管理者倡導的新文化已經超越制度文化的水準，這種文化又在催生著新的制度。

二、制度與員工

企業員工素質的高低與制度是否健全共同決定了企業管理的績效，并將企業分為四種類型：活力型、散沙型、官僚型和健康型。活力型企業的制度也許并不完善，但由于員工責任心強，往往在制度并沒有對員工的一些行為做出何種要求，高素質的員工具有主動性和自覺性，他們會全力以赴地去承擔其各個任務，并妥善加以解決，而不會損害企業的利益和榮譽；如果企業員工素質不高，也許會專門尋找制度的空隙和不足，在制度約束不到的地方，采取一種投機行為，從而有損于企業而利于自身，這就是所謂的散沙型企業。在制度很健全的情況下，企業員工如果沒有責任心，員工會感到處處受制度的制約，而天天忙于應付制度所要求的標準而不去踏踏實實地工作，整個企業表現為毫無活力，毫無激情。也就談不上創造力和創新了。對國內外優秀的企業的研究表明，優秀企業都有一個共性：員工責任心很高且企業的各種規章制度極其完善，這同時也是許多企業家所追求的健康型企業。

三、制度與領導

在中國的大部分企業里，存在著這樣一種現象：老板既是企業制度制定的倡導者，甚至是制定者，同時也是制度的第一破壞者。在自己的企業里，老板好像以前的皇帝，凌駕于企業制度之上，不受制度的約束，這樣就造成中高層管理者的效仿和員工的怨聲載道。對同樣的事，發生在不同的人身上，而采取的獎罰不—，當問及企業到底是人治還是法制，老板卻回答：當然是依法制企，你沒有看我們有許多制度條款和下發的各種文件嘛！中國企業與世界發達國家的企業確實存在著差距，但差距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坐井觀天、自以為是，差距本身并非不可逾越，前提是我們首先要逾越自己。

老板和員工之間缺乏制度化的業務管理系統平臺也是我國企業的一個重大病因。在我國，許多老板經常有這種感覺：不擔心沒錢，不擔心沒人，也不擔心業務，擔心的是企業的穩定運轉。老板在，企業一切事務好辦，但老板沒有三頭六臂，這將如何辦呢？人力所不能及的地方，就是制度顯現力量之處，你可不可以放下“老板的架子”，耐心地將企業的業務流程制度化，耐心地讓員工按制度要求而不是你的指令工作？為什么有些企業家能夠管理上萬人，而另一些企業家只能管理一百人？關鍵還在與企業家自己內心相信什么。只相信自己的人自然信賴的是自己的權

威和親信，認為員工只有在監督和壓力下才會努力工作，而相信別人的人就會相信公平的制度，也只有公平的制度才會創造員工對企業的忠誠。

四、制度的規范性和創新性

制度本身就是一種規范。企業管理制度是員工在生產經營活動中必須遵守的規定和準則的總稱，企業管理制度的表現形式或組成包括企業組織機構設計、職能部門劃分及職能分工、崗位工作說明，專業管理制度、工作或流程、管理表單等管理制度類文件。實施管理制度需要相對規范的環境或條件，這就要求針對實施全過程是規范的，而且全員的整體職務行為或工作程序是規范的，只有這樣，企業管理制度體系的整體運作才能有可能是規范的。

實施企業管理制度要有規范性的環境或條件的：第一，編制的制度是規范的，符合企業管理科學原理和企業行為涉及到的每—個事物的發展規律或規則的；第二，實施規范性的制度全過程是規范的，而且是全員的整體職務行為或工作程序是規范的；只有這樣，企業管理制度體系的整體運作才有可能是規范的，否則將導致管理制度的實施結果呈現不規范的狀態。

企業管理制度的規范性是在穩定和動態變化相統一的過程中呈現的。企業管理制度的規范性是要求企業管理制度呈穩定和動態的統一的，長年一成不變的規范不一定是適應的規范，經常變化的規范也不一定是好規范，應該根據企業發展的需要而實現

相對的穩定和動態的變化。在企業的發展過程中，企業管理制度應是具有相應的穩定周期與動態的時期，這種穩定周期與動態時期是受企業的行業性質、產業特征、企業人員素質、企業環境、企業家的個人因素等相關因素綜合影響的。企業應該依據這些影響因素的變化，控制和調節的企業管理制度的穩定性與動態性。

制度創新是管理創新的核心。管理制度的動態變化需要進行有效的創新，只有創新才能保證企業管理制度具有相對的穩定性、規范性、合理性和科學性。把握和利用好創新的時機是保持管理制變規范性的重要途徑。

企業管理制度是企業管理制度的規范性實施和創新活動的產物。如果用公式表示：企業管理制度＝規范＋規則十創新。一方面，企業管理制度必須按一定的規范來編制，管理制度的編制在一定意義上講，是企業管理制度的創新；另一方面，企業管理制度的編制或創新是具有規則的，這就是結合企業實際，按照事物的演變過程的內在規律，依據企業墅理的基本原則，實施管理制度重新，進而形成新的規范。作為企業來講，應使企業管理制度的規范性和創新性之間的關系呈良性關系。也就是：規范性的因素是創新的產物，現行的企業管理制度里規范性的因素是前期企業管理制度創新的目標，同時，又是下一輪創新的基礎。也只有這樣，企業管理制度才能在規范實施與創新的雙重作用下不斷定善、不斷發揮其保證與促進企業持續成長的宗旨。

五、制度的制定和執行

制度的制定和執行首先要達到公平和公正，因此要做到企業制度的三個審視：

第一，要審視制度是否使各直接參與者的利益得到平衡，產生互相制約的作用。制度作為公正的體現不但要求其形式是公正的，更要求其內容是公正的，要使制度約束下各直接參與者的利益得到平衡，體現權利與義務的對稱。制度在其形式上是對人的利益的制約，既然是制約，對于相對人來說就有一定的心理承受限度，決定這種承受限度的是制度內容的公正、公平性。同時，制度制約下的每—個成員既是受約束者，又是監督者，女口果制度的內容是不公正的，就不能得到全員的認可。

第二，要審視制度出臺的程序是否公正和規范。制度管理如果沒有一個公正的出臺程序就有可能陷入強權管理范疇。而強權發展到一定程度，往往會產生“指鹿為馬”的結果，這就提出了制度創設程序的重要意義。制度本身客觀上排斥強權，主觀上卻又無時無刻不在倚重強權、彰顯強權。在當代企業的制度建設中滲入強權成份的情況屢見不鮮，試想，朝令夕改，出口成規的情況，在多少企業真正得到了徹底根除？而且管理越不規范，這種情況就越嚴重。

第三，要審視制度的執行是否真正嚴格平等。制度執行的最好效果就是在無歧視原則下產生的普遍的認同心理，這也正是制度執行中的難點問題。因為每個人在企業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制度的監督執行部門在企業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在執行制度時是很

難以做到完全公正和無歧視性的，這樣往往就會影響制度的效果，危及制度的最終目標。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企業制度的制定和執行要有合理性，即管理制度不能脫離企業實際，否則，管理制度就成了“花瓶”和“空中樓閣”。管理制度要達到合理性，必須堅持三個原則：一是適時。管理制度要適合時代要求，具備時代特征；二是適地。管理制度要適合企業所在地區和國家的法律法規、文化傳統和道德規范；三是適企。管理制度要適合企業實情，適合企業實施，適合企業發展。

第五篇：唯物史觀視域下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

唯物史觀視域下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

摘 要：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轉化具有豐富的唯物史觀意蘊，從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關系論、社會基本矛盾運動規律論、社會發展規律論、人民群眾觀等角度出發，分別探討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蘊含的哲學基礎，是正確認識、分析以及解決這一矛盾的邏輯需要。

關鍵詞：唯物史觀；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哲學基礎

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是依據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作出的正確判斷和科學抉擇，蘊含著深厚的理論依據和哲學基礎。在唯物史觀視域之下深入分析和探究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理論依據和現實基礎，論證主要矛盾轉化的必然性和科學性，尋求化解主要矛盾的方法論，不僅有利于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而且有助于促進世界人民的大團結，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一、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的關系論的辯證分析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改革開放之初，我國生產力落后，經濟發展水平低，政治體制不健全，國家總體水平處于不發達甚至落后狀態，因此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指出，我國的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一直沿用至黨的十九大之前。如今改革開放歷經十九年，在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不斷進行革新的過程中，生產力獲得極大解放，我國2017年的GDP總量達到80萬億元，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位，政治體制逐步完善，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科技、軍事和外交方面不斷實現突破，在國際舞臺上扮演者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積極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因此在達成小康社會的目標的基礎上，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成為必然。黨的十九大對我國的社會主要矛盾作出了新的論斷，我國的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中國已經在實現站起來、富起來的基礎上發展到要實現強起來的階段。以上表明，無論是十一屆六中全會還是十九大，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都是基于對社會存在的實際出發的。

社會意識反作用于社會存在。其一，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意味著對黨和國家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僅要解決好發展不發展的問題，而且還要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其二，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反映出人們對生活的追求不再局限于低層次的經濟層面，而是更加注重于高層次的上層建筑層面，由經濟層面上升至政治層面，進一步論證了馬克思主義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思想；其三，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新時代”是對“新時期”的發展和完善，是我國前一社會主要矛盾不斷得到解決的自然結果。

二、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社會基本矛盾運動規律論科學運用

唯物史觀揭示出社會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是社會基本矛盾，即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這兩對基本矛盾伴隨著人類社會發展的始終。基本矛盾是不變的，穩定的，主要矛盾是多變的，分階段的。社會基本矛盾與社會主要矛盾二者之間既有聯系，又有區別，不能將它們混為一談。

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不改變社會基本矛盾。雖然我國的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但是必須認識到，我國依然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由此可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變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社會基本矛盾的性質，我國社會的發展依然取決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運動。新時代我國的根本任務依然是大力解放并發展生產力，必須牢牢把握住黨的基本路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改革開放以來，雖然我國生產力不斷發展，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外交等各方面已取得顯著成績，但是在發展過程中依然存在許多不足，比如發展不均衡不充分問題，社會文明水平與經濟增長水平發展不同步問題，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社會供給不能滿足人民群眾的更高需要等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制約著我國的發展效益，因此也就決定了新時代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社會基本矛盾的穩定性不排斥社會主要矛盾的階段性。自從階級社會產生以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就制約并決定著社會形態，但是這并不排除社會主要矛盾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表現出特殊性。奴隸社會的主要矛盾表現為奴隸主階級與奴隸階級之間的矛盾，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表現為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表現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雖然社會主要矛盾在不同的社會形態有不同的表現，但是從本質上講，無論是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還是資本主義社會，其主要矛盾都是社會基本矛盾以不同的形式的外在表現，不同社會的更替根本上取決于社會基本矛盾的發展。由此可見，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變是社會基本矛盾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發展的必然結果。

三、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社會發展規律論的內在要求

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上層建筑一定要適應經濟基礎的規律是馬克思恩格斯抽象出來的關于人類社會發展的最一般規律。社會主要矛盾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設這一根本矛盾的外化表現。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這一根本矛盾的外化表現也會隨之而改變，因而就表現為不同時期社會主義矛盾的發展變化。

社會的發展決定原有的社會主要矛盾的解決。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提出：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提出決定了我國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這就需要不斷?革與生產力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與經濟基礎不相適應的上層建筑。因此，在經濟體制方面，中國共產黨探索出適合我國國情的經濟體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政治體制方面，不斷進行改革，黨政分開，權力下放，精簡機構。在文化建設方面，大力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力創造出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的文化形式。由此可見，在我國生產力快速發展的過程中，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已經得到基本滿足，進而原有的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產之間的社會主要矛盾已經得到基本解決。

社會的發展決定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提出。在原有的社會主要矛盾得到基本解決之后，人民的需求對社會的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生產力在現有的基礎上達到更高的階段以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需求，因而社會基本矛盾在新時代將會有新的表現形式，新的社會主要矛盾就應運而生。改革開放幾十年，人們的物質生活得到極大的豐富，精神生活層次不斷提高，然而各種其他問題層出不窮，比如生存環境不斷惡化、地區發展不均衡、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強等等問題，而這些問題成為了人們追求更高層次生活的所面臨主要障礙，成為新時代急需解決的問題，因此社會的主要矛盾就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同樣，這一新的社會主要矛盾的提出要求變革與現階段生產力、經濟基礎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由此可見，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上層建筑一定要適應經濟基礎的社會發展規律自始至終都是社會主要矛盾發展變化的決定因素。

四、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人民史觀、群眾路線的邏輯需要

馬克思認為，人類社會的歷史首先是一部生產和生產者本身的發展史，是勞動的群眾創造歷史，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體，黨和國家要始終堅持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正是人民群眾利用自己的聰明才智不斷創造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必然結果。

人民群眾需求結構和需求層次的發展變化導致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一方面說明人們迫切需要解決的溫飽問題，在改革開放幾十年的過程中，這一問題已經得到了基本解決，我國已經總體上實現了小康。另一方面說明人民群眾的需求不再局限于物質文化領域，而是要求更高的需求層次，然而當前社會的發展程度還不能滿足人民群眾已經變化的需求，即人民需要與社會供給之間的矛盾，它仍然屬于人民內部矛盾的范疇。這也正是中國共產黨密切關注人民群眾需要，根據人民群眾需求結構和需要層次的發展變化及時轉化社會主要矛盾，始終堅持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的例證。隨著人民群眾需求結構和需求層次的發展變化，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這一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必然也會得到解決，人們的需求和社會的供給之間可能會出現新的矛盾，因而社會主要矛盾又將會隨之出現新的改變。

人民群眾是化解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依靠力量。首先，一切人類歷史存在和發展的根本前提是現實的人。無論是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還是社??主義社會以及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人們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以及社會的需要而從事一系列實踐活動，充分發揮自己的主動性和創造性，以滿足自身的需要，同時促進人類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人民群眾必定會不斷從事實踐活動來滿足自身日益增長的需要。其次，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人民群眾是一切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是社會變革的推動力量，他們利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將生產資料與自己的勞動相結合創造出自己所需要的物質產品或者精神產品，同時他們利用自己的力量推翻落后的統治階級，推動社會的變革。再次，社會發展的最終目標是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人們在需求自身的自由全面的發展過程中，必須訴諸于自身的力量，同樣在化解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解決人民需要與社會供給之間的矛盾時，人民群眾要始終依靠自己的力量，不斷創造出滿足自己以及社會需要的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