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傳統的管理思想——諸子百家

中國傳統的管理思想

——諸子百家

通過對諸子百家一個學期的學習，讓我深刻體會到了中國文化的源遠流長。在華夏文明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各種思想爭輝奪目，各流派智慧的奇葩大放異彩。百家齊放，百家爭鳴，各種流派的思想交相輝映，共同營造出輝煌燦爛的華夏文明。站在管理的角度，我們亦可以欣賞到傳統思想所綻放的灼灼光華。

諸子百家在中國思想史上流傳千古，眾多的思想大家胸懷“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構建出了不同的治國方略，在幾千年之前便站到了管理思想與領導藝術的高峰。諸子百家之中，對華夏文明影響最為深刻的莫過于儒、道、法三大家。此外，墨家，釋家、兵家等亦有著重要的地位與作用。從管理思想的角度出發，我將對儒家、道家、法家和墨家的核心思想進行簡要的探討。

一、儒家的管理思想——人性化的管理

（一）儒家管理思想核心

儒家思想亦稱孔孟之道，以圣人孔子和有亞圣之稱的孟子為代表。以＂仁義＂為核心思想，主張＂仁、義、禮、智、信、忠、孝、悌、節、恕、勇、讓＂。儒家的＂仁義＂思想是中國管理史上人性管理的發源地，儒家在中國管理史上首創了人性化管理。儒家的人性化管理思想可以簡要概括為通過“禮治”、“德治”和 “人治”構建和諧社會。

在管理方式上，儒家主張＂以和為貴＂，通過“禮”與“德”兩種手段，實現人性化管理。儒家“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倫”道德規范和“仁、義、禮、智、信”的“五常”之道數千年來一直被奉為處理人際關系的基本準則和行為規范。儒家以“親親”、“尊尊”為立法原則，在各正其位的基礎上主張“禮治”，提倡“德治”，重視“人治”，在社會上具有深遠的影響，在華夏歷史上長期被國家統治者奉為正統。

《論語》說：“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禮之用，和為貴。治國以禮，而禮之功用和禮之運用，是以和為貴”。由此也可見，儒家治國和管理思想的核心在于“以和為貴”，其管理思想的出發點與歸宿，都在一個“和”字。這也恰恰印證了我們當今疾呼人性化管理的初衷所在——在天時地利之外求得人和。

（二）儒家人性化管理思想體系

儒家以治國為平臺，形成了完整的人性化管理思想體系。

1、“仁”是管理思想的核心

“仁”在孔子的思想體系中指愛人，他集中反映了孔子本人的哲學觀點。從“有教無類”到“德治”，從“親親”推及到博愛，莫不體現了孔子博施濟眾的仁愛思想。儒家以“仁”為管理思想的核心，站在較高的管理層次上突出了管理對人的關愛，強調了人本理念。

2、“五倫”是管理規范

儒家將五倫思想作為處理各種社會關系的行為規范。“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倫思想依據天尊地卑、陽主陰從的理念明確了上下級之間、同級之間、朋友之間、與外人之間的關系，并在此基礎上闡述了處理彼此之間關系的一系列準則，從而形成相對較為完整的處理不同主體之間關系的管理規范，亦即我們通常所說的倫理。從此處也可以看出，西方管理學重視制度，強調硬性化的管理，而儒家比較重視倫理，善于運用軟約束。

3、“五常”是行為準則

儒家提出“五常”之道作為君子的行為標準。從儒家的觀點出發，管理過程中人的行為應當符合“仁、義、禮、智、信”的“五常”之道，謹守“忠恕”之理。在開展管理工作或者與人溝通時，愛人當為尊重他人，是彼此交往的基本前提，有仁心講義氣是做人的基本要求，有禮有節是取得良好交往效果的催化劑，忠信是人際關系不斷穩固發展的基本保障，恕道是化解人際交互危機的重要法寶。

4、理解與信任是協作之道 孔子以“恕”道為核心。向我們闡述了如何確立彼此之間的信任與協作關系。在孔子看來，遵從“恕”道，一方面體諒尊重他人，站在對方的立場，將心比心；另一方面當有容人之雅量，能合理寬恕他人，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5、各正其位是管理的基本前提

儒家將正名鄭偉、明晰權責作為管理的基本條件。孔子在如何治理好國家的根本問題上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在儒家看來，治理好一個國家，首要條件是君臣各正其位、各盡其道。

事在人為，儒家思想抓住了“人”這個根本的因素，在管理體系構建方面沒有將具體事務的操作規程作為研究重點，而將事務的執行主體“人”作為管理的重點研究對象。

二、道家的管理藝術——無為而治

（一）道家管理思想核心

道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在于循道、無為。以老子，莊子為代表的道家學派主張“道法自然，清靜無為”，視“道”字為宇宙萬物的根本，倡導由“無為”——循道、效法自然而至“無不為”的境界。在道家思想體系中，最大的“仁”莫過于“無為”。老子在《道德經》中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在老子看來，政令繁多并不是好的管理，最好的統治者不會無端干擾民生，而是讓人們自由生息。

（二）道家的管理藝術

1、無為而至無不為

道家管理思想傳承了太極的思想理念，“無為”實際上具有兩層含義：第一，“無為”當有為，唯有有為，方能至無為之境界；第二，“無為”當無為，人應該效法自然，不可逆天行道，不可多為。這與孔子的天命論—“盡人事以聽天命”具有異曲同工之妙。

因而，道家的“無為’并非毫無作為。依循道家管理思想的理念，“無為”本意在于不要超越自然規律的人為因素。老子在《道德經》中向我們闡述了治國的幾種不同的境界：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很顯然，在老子看來，最高的治國境界就是“無為而治”。老子并非主張萬事不做，而是告誡我們應當遵循自然規律。所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同時，老子也以物極必反的道理向我們闡述了不可多為的思想主張——“弓滿則折，月盈則虧”。

2、柔弱勝剛強

道家管理思想的另一個特色在于以柔克剛、以弱勝強。道家對為人處事的闡述與打太極頗為相似。與“無為”思想一樣，老子貴“柔”處“弱”的思想實際上也具有兩層含義：第一，人應當守“柔”巨“弱”；第二，守“柔”“巨“弱”的前提是在遵循自然規律的前提下不斷充實、發展自己。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堅“、“強”是“柔”、“弱”的基本前提，守“柔”巨“弱”的思想為管理者開創了一個“無憂”的，能得以長久成長的生存發展環境。在這種環境下成長起來的管理者往往具有“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的效果。

3、深藏的管理品質

道家“無為”、“貴柔”的管理藝術，隱含了“深藏”的品質。

“無為”不等于無能，管理者之所以能納器于身、深藏不露，原因在于此時無為勝有為。不爭不等于不力，管理者之所以韜光養晦、與世無爭，因為他已經有足夠的實力來掌控整個局面，而不需要為名利而頭破血流。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唯有真正的有為者才能做到真正的無為，而只有真正有實力的人才有可能很好的貴柔處事。從太極的思想來看，有為是無為的基本前提，實力是守“柔”巨“弱”的根本保證，而“深藏”則是有為化無為的手段，也是恃“堅”、“強”而處“柔”、“弱”的法寶。

（三）道家的管理規律——物極必反，禍福相依

陰陽相存，物極必反是《易經》太極思想的核心理念之一。道家傳承了《易經》陰陽相長相消、相互轉化的思想理念，提煉出禍福相依、物極必反的思想。

道家融合了《易經》的智慧，將物極必反、禍福相依的道理管竄于思想體系。借用“陰陽共存、相互轉化”的思想理念，以“物極必反、禍福相依”的形式闡述了生活當中事物的基本發展規律。對管理者而言，“物極必反”對工作中“度”的衡量提出了明確的要求，“禍福相依”對全面看待、分析問題提出了較高的標準。

歷史上，道家“道法自然、無為而治”的循道思想對統治階級治理天下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道法自然、無為而治”的管理效能也得到了歷史的驗證。西漢初年，漢文帝、漢景帝以道家思想治國，踐行老子的“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之道，使剛剛從秦朝苛政之中解脫的民眾得以休養生息，從而造就了赫赫有名的“文景之治”。

三、墨家的管理思想——兼相愛，交相利

（一）墨家的核心思想

墨家的核心思想可以簡要概括為：兼愛、非攻；尚賢、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樂；節用、節葬。兼愛指不分等級，不分遠近，不分親疏，完全的博愛，推己及人；非攻反對戰爭；尚賢，不分貴賤，唯才是舉；尚同，上下一心，興利除弊；天志，掌握自然規律；明鬼，辨明鬼神的存在，鬼神能楊善除惡，借鬼神以警示后人；非命主張通過努力奮斗掌握自己的命運，非樂力求擺脫等級格局下的禮樂束縛；節用在于勤儉節約，反對鋪張浪費，節葬主張喪葬從簡，不把社會財富和精力浪費在死人身上。

（二）墨家的管理思想體系

1、墨家的“組織愿景”

墨家的“組織愿景”表現在“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家以此為教育目的，“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尤中艱苦實踐，有強烈的社會實踐精神。

2、墨家的行政管理思想

墨家的行政管理思想突出特點表現為集權控制。所有的墨者都接受巨子領導。墨家紀律嚴明，巨子擁有很高的權力，可依墨家之法處置犯了過錯的墨徒。按照墨家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

墨家的集權控制基于“尚同”的行政管理思想。“尚同”作為墨家核心管理思想之一，要求墨徒絕對服從巨子的領導，不但在行動上服從命令、聽從指揮。而且要求無條件地絕對服從——“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在思想上不許有任何懷疑。墨家要求每一級都應該符合“尚同”的要求萬民“尚同乎鄉長”，鄉長“尚同乎國君”，國君則“尚同乎天子”，天子則“總天下之義尚同于天”。

“尚賢”是墨家人事管理的核心。墨子認為，選賢任能是治理好國家的關鍵所在，“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于眾賢而已。

在人才任用方面，墨家提出依據人才德、人才結構的不同，”以德就列，以官服事”，量才使用，按照個人的品德素養高低和能力大小加以委任。“可使治國者，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從人才任用的角度建立了刺激人才成長的激勵機制。

墨家思想在中國民間社會底層廣為流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之大，不遜于儒家，道家。在我們的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機會都可以看到墨家思想的影跡，如勤勞簡樸、艱苦奮斗、相互關心等，甚至對于鬼神的態度都跟墨家如出一轍。

四、法家的管理思想——性惡論

（一）法家管理思想核心

法家是制度化管理的典型代表，法家在先秦諸子中以重視紀律、主張“法治”而聞名。在國家管理過程中，法家通過嚴刑峻法來治理天下，以嚴明的法紀調節社會秩序，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法家思想的核心在于以法治國。

（二）法家管理思想體系

1、性惡論

“人性惡”是法家人性論的基本觀點。法家列舉了大量的史實和案例，從人性自私、追名逐利、趨利遠害等方面闡明了其性惡論的人性觀點。比如在《韓非子》中有說道：“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

2、法家的管理理念

在國家管理上，法家特別重視控制，主張法治。法家認為，要使國家治理取得成就，就應當遵守幾個重要的基本理念。第一，德治誤國——法治為本。法家的目的在于富國強兵，在法家看來，德治需要君主事事身為表率，不具有可操作性；慈不掌兵，仁義道德容易削弱君主的意志，更為不利的是德治照顧到了民眾卻往往損害了國家的利益；第二，智不足取——實力為據。作為實踐者，法家鄙視空談者，強調事實。在法家眼里，智謀重要，單并不足以決定成敗，唯有實力，才是說話的唯一依據。第三，改革。針砭時弊，銳意改革是法家區別于儒家，道家，墨家的重要特點之一。法家不法古循今，銳意改革，認為一切法制，制度都必須順應歷史發展而變化，不能因循守舊，更不可復古倒退。法家的基本治國方略可以簡要概括為：法治，耕戰，集權。在法家看來，法治是治國之本，耕戰時強國之路，集權式安國之策。

悠久的歷史造就了輝煌燦爛的文明，先人的智慧給我們留下了優秀的傳統思想。當歷史翻開新的一頁，我們追隨著新時代的氣息已經步入二十一世紀，回首先人的足跡，我們仍可以看到傳統思想所散發出來的智慧之光。

第二篇：諸子百家思想概論

諸子百家思想概論

1、諸子百家的概念；

春秋戰國時代，是我國古代社會大動蕩、大變革、風云變幻的時期。社會經濟、政治、思想文化都在激烈而又復雜的階級斗爭中發生很大的變化。在劇烈的社會變革中，各諸侯國的階級關系不斷出現新變化，不同的階級與階層的代表人物，對社會變革發表不同主張，于是“諸子百家”便應運而生。諸子百家是對春秋戰國時期各種學術派別的總稱，諸子百家之流傳中最為廣泛的是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雜家、農家、小說家、縱橫家。“諸子”，是指這一時期思想領域內反映各階層、階層利益的思想家及著作，也是先秦至漢各種政治學派的總稱，屬春秋后才產生的私學。諸子所以說是政治學派的總稱，是因為其各家的基本宗旨大都是為國君提供政治方略。儒家主張以德化民；道家主張無為而治；法家主張信賞必罰；墨家主張兼愛尚同；名家主張去尊偃兵。漢代以后，墨家和名家成為絕學，農家獨立成一門技術性學科，陰陽家演化為神秘的方術。因此對后來大一統王朝政治產生影響的只有儒、道、法。“百家”表明當時思想家較多，但也是一種夸張的說法。主要人物有孔子、孟子、墨子、荀子、老子、莊子、列子、韓非子、商鞅、申不害、許行、告子、楊子、公孫龍子、惠子、孫武、孫臏、張儀、蘇秦、田駢、慎子、尹文、鄒衍、呂不韋等。

2、簡述法家及其主要代表人物；

法家，在春秋時期是比較重要的思想流派之一，他們主張法治，推崇法律的至高無上，認為社會就必須要有嚴厲的法律，違法必糾，做到法律的絕對權威，即今天的人們常言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他們以在法律界及法理學方面做出了卓越貢獻而聞名，并提出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后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制定各項政策提供了相當有效的理論依據，后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這就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同時，因為法家的思想觀念是維護私有制已經形成的社會，目的是維護社會的穩定和維護統治階級的既得利益，這樣，就必然已經迎合了統治階級的心理需要，當然得到他們的支持和喜歡，法家因此在我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占具了統治地位，統治階級在治理國家的時候喜歡講儒家思想的“仁政”，以達到麻醉人民的作用，但在竭力維護他們的統治和利益的同時，更喜歡法治，因此，實際上階級社會的統治階級總是以法律來維護他們的利益。法家主要代表人物有商鞅、申不害、韓非子、李斯等。

商鞅：原名衛鞅，也叫公孫鞅，戰國時期衛國人。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為：建立新型的軍功爵制，激勵士兵奮勇殺敵；獎勵耕織，保證了秦國后方糧草充足；制定新法，使得百姓各司其職，安分守己。秦國自商鞅變法后，迅速成為一個強大的諸侯國，為后世統一天下奠定了基礎。

韓非子：韓非是法家思想的重要人物，他在法家思想中的地位，遠比商鞅等人高得多；韓非本是韓國的王族貴人，但是，他的思想卻偏偏無法在當時的韓國實現。韓非流落到秦國后，向秦國國君闡述了他的法制理念，并詳細地為秦國制訂了一整套的法律法規，秦國國君雖然沒有重用韓非子，但是，卻采納了他的思想和觀念；因為，秦國自商鞅以來，歷代都重視法制手段，比如，范睢，呂不韋、李斯等，他們都順勢而為，尊重了秦國的實際，都推崇法制觀念的。

李斯：李斯是法家思想上最為重要的一環，正是李斯的出現，使得法家思想真正開始走上統治地位；李斯是戰國末期秦國的思想家，他原是呂不韋的門人，在呂氏的幫助下，漸漸走到了秦國國君秦贏政的面前，成為宰相。他建議拆除郡縣城墻，銷毀民間的兵器，以加強對人民的統治；反對分封制，堅持郡縣制；又主張焚燒民間收藏的《詩》、《書》、百家語，禁止私學，以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還參與制定了法律，統一車軌、文字、度量衡制度。在他的影響下，秦始皇更加推崇法家思想，并制訂了一系列的法律體系，最后，秦始皇終于完全了秦國吞滅六國的壯舉。

申不害：主張將法家的法治與道家的“君人南面之術”結合起來，是法家中主張“術治”的一派的代表人物。他在韓國的改革主要是“修術行道”，“內修政教”，即整頓吏治，加強君主集權。

3、列舉蘇秦與張儀的主要思想異同;蘇秦：合縱。或合眾弱以攻一強，此為縱。主要以連為主，故可知如何能用外交手段聯合團結，是為陽謀多陰謀少；

張儀：連橫。或事一強以攻諸弱，此為橫。主要以破為主，故可知如何利用矛盾和利益制造裂痕，是為陰謀多而陽謀少。

合縱連橫的實質是戰國時期的各大國為拉攏與國而進行的外交、軍事斗爭。合縱就是南北縱列的國家聯合起來，共同對付強國，阻止齊、秦兩國兼并弱國；連橫就是秦或齊拉攏一些國家，共同進攻另外一些國家。合縱的目的在于聯合許多弱國抵抗一個強國，以防止強國的兼并。連橫的目的在于事奉一個強國以為靠山從而進攻另外一些弱國，以達到兼并和擴展土地的目的。當時的最著名的縱橫家蘇秦、張儀兩個人都是鬼谷子的學生，蘇秦先出合六國而攻秦，但是六國各懷鬼胎，不能合作，最終還是以兵敗告終。張儀事秦時蘇秦未敗，張儀曾說在蘇秦事趙的時候不會破壞合縱。后蘇秦事敗，張儀于是采用遠交近攻之策連橫破縱，確立了秦國無可爭議的霸主地位。合縱連橫的實質是戰國時期的各大國為拉攏與國而進行的外交、軍事斗爭。但是二人的思想也有共同之處，那就是都體現了“聯盟”。“聯盟”是國際政治領域的重要現象。①建立、維護有益于本國的聯盟或削弱、拆散有害于本國的聯盟,是應對威脅、謀求安全或擴張權力、攫取利益的重要手段,因此聯盟戰略也成為國際政治(尤其是國際安全)領域的核心問題

（蘇秦肯定了統一戰爭的必要性，又反對爭奪利益的不義之戰，更清醒地意識到戰爭帶給社會、人民的巨大災難，提出了一系列節制戰爭、反對戰爭的觀點。蘇秦對戰爭的認識是全面的、辯證的。近年來，世界和平與發展不斷面臨新的挑戰，蘇秦有關戰爭的這些思想，將給我們提供有益的參考。）

4、論述儒家“仁者愛人”與墨家“兼愛”思想;"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和基礎。“仁”包括三個方面的的基本涵義：

（1）家族成員間的親善關系。孔子解釋仁的根本涵義時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孝就是指子女要尊敬、順從父母、長輩；悌就是弟對兄要恭順。反過來，父母對子女必須慈愛，兄對弟要友善和愛護。孔子認為這是“仁”的出發點，因為一個連父母兄弟都不愛的人是不可能愛其他人的。

（2）“泛愛眾”、“仁者愛人”、“仁者無不愛”，要用對待家庭成員間的友善態度來對待一切人。具體表現就是要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對他人有理解、寬容的態度和心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如果有能力應該幫助別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3）“仁者愛人”表現在統治者身上就是要有愛民之心，實施仁政和德政，為老百姓謀利益，使老百姓能夠安居樂業，與民同憂，與民同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省刑罰，薄稅斂”，讓老百姓能夠安心生產，深耕易耨；老百姓所要求的，設法滿足他們；不想要的，不要強制他們接受，“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以上三個方面的涵義，歸納和概括起來就是人們要有友善、寬容、助人之心，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它是儒家思想家所倡導的一種價值原則或價值取向。儒家的仁愛和墨家的兼愛都肯定人與人之間應當相愛，但儒墨兩家學說也有區別。孔子的仁愛是推己及人，由親及疏，由近及遠的有等差的愛。墨子則反對儒家的”愛有差等”說，強調愛無差別等級，主張不分遠近親疏厚薄的平等的愛。而且，我認為，儒家的“仁愛”作為一種社會道德規范是有階級性的，不平等的；墨家的“兼愛”才是真正的平等的愛。

“仁愛”是儒家倫理的核心概念，也是當代學者幾乎公認的儒學精華所在。而當仁愛被放到禮綱所處理的兩類關系中時，我們可以看到其不平等性與虛偽性。在“上、下”關系中，從表面上看，禮綱為上下關系所設定的倫理規范都是相對應的，如父“慈”子“孝”、夫“義”婦“聽”、君“恕”臣“忠”等，但實際上，各規范因宗法角色的不同而性質有別：凡下對上的規范，“忠”、“孝”等都被強化，明確歸屬禮法綱紀范疇；凡上對下的規范，“恕”、“慈”等卻都被弱化，缺少硬性的禮綱約束，只能屬仁義道德。這樣，上下層角色真實擁有的權力與責任、義務是完全不對稱的。

墨家指出，兼愛是處理個人與個人、個人與社會、家庭與家庭、國家與國家之間關系的最基本的道德準則，其涵義包括相互聯結的兩個層次，即感情層次和利益層次。感情層次就是要求人們相互地、平等地、普遍地愛。利益層次就是愛時必須給對方以利益，使對方在愛中得到利益，而且利益的性質主要是指物質利益。墨家的“兼愛”并不是簡單意義上的“愛”，是相對于儒家的“仁”即“別愛”提出的。別愛，也即“仁愛”的落腳點最后還是愛自己。墨子堅信，只要普天之下人們都遵循“兼愛”，就必然會害除利興，國泰民安，天下和平，達到樂園一般的完美境界。墨子的兼愛互利思想體現了勞動人民質樸、純真、善良的品性與愿望，是一種彌足珍貴的追求和諧社會的理想。當然，這一思想也有其歷史局限性。例如，墨子鼓吹兼愛、非攻，強烈反對暴力革命，主動放棄了以武器的批判來改造世界、贏得自身解放的途徑與可能，把希望寄托在“圣王”身上，從而使兼愛互利這一體現著小生產者政治經濟利益的構想成為無法實現的烏托邦。在當時的歷史氛圍中，兼愛互利也不切實際，甚至阻礙了以兼并戰爭一統天下的歷史潮流。

5、從道家“處世之道”談人際交往。

（一）虛懷若谷、有容乃大。老子認為包容也同樣十分重要。只有容納萬物，方能成為一個真正富有的人；只有善于包容，才能立于不敗之地。他舉例說：“江海之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 此話極富哲理，它用海納百川來比喻包容大度的重要性。謙虛包容既是一種美德，也是一種智慧，因為在包容他人的同時，也為自己贏得了廣闊的生存空間。自信而不自大，謙和而不謙卑，禮貌客氣，溫暖真摯的笑容，虛懷若谷，有容乃大的感覺。做人，無論是否有事業金錢上的成功，都應當學習如此。俗話說：“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人的性格、特長各有差異，在處理人際關系中不能強求一致。人魚人要和諧相處，就要有求同存異、相互諒解、不求全責備的寬廣胸懷。既然我們自身都不完美，我們又怎能苛求他人完美無缺呢？在人際交往中，我們對他人的要求不要過分，不要強求于人，而要能讓人時且讓人，能容人處且容人。人非圣賢，孰能無過？一旦對方犯了錯誤，我們也不要嫌棄，應給他提供改過的寬松條件，原諒別人的過失，幫助別人改正錯誤。“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在工作和生活中，人們總是喜歡和那些寬容厚道的人交朋友，正所謂“寬則得眾”。(二）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老子認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柔與弱能量雖然最小，但最穩定，最有前途，涓涓溪流，看似柔弱，但一旦會合成江河大海，則洶涌奔騰，勢可擋，這就是“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的境界。因此，不在現實生活中，把自己裝扮成“弱者”，反而能夠獲得大家都同情和保護。自覺置身于柔弱的地位，處事低調，辦事節儉，便能夠以柔弱勝剛強。這些對于建立和發展在職場、商場、官場中的人際關系，無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導意義。

其次，以“謙退守柔弱”之心和人打交道，可以有效預防人際交往中的不測之禍。謹言慎為就是一條在人際交往中自我保護的重要法則，特別是和新認識的人打交道、和領導者打交道、和有重要利益關系的人打交道時尤其如此。

（三）、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保持樂觀的心境，在人不在物。面對挫折和失敗，關鍵在于自己怎么看。也就是說，我們看事物，都應該有多個角度。中國的古話“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不也是這個道理嗎？所以，不管是看待一件事情、面對一次失敗，還是觀察一個人、欣賞一朵花，除非你嘗試過了每一個角度，否則就不要妄下結論。不管是“福”還是“禍”，只有你站在多個角度去分析它，你的情緒反應才會平和許多，這里的多個角度也可以理解為站在不同的人的立場。就抑郁癥而言，保持樂觀、積極的心態是很好的抗抑郁“藥物”。

（四）以無名求大名、以無用求大用。“無名”，就是不好名、不圖名。道家認為，只有放棄對世俗小名的追逐，才能得到真正的大名，這就是以無名求大名的辯證法。所謂“無用”，可理解為深沉含蓄、不事張揚、不著意求用于世，莊子認為這種態度最有利于保全自己，這就是他所說的“大用”。“但求事功 不事張揚”，需要心態平和，需要踏踏實實，需要堅韌不拔。越是成績突出，越是貢獻巨大，越是形勢大好，越要保持憂患意識，越要保持清醒頭腦，做到“自豪而不自滿，昂揚而不張揚，務實而不浮躁”，埋頭苦干，真抓實干。是現今社會急需的心態。

（五）適可而止、知足常樂。

老子指出，那種知進而不知退的人很容易遭遇禍害，因為貪圖名位、全利和金錢的人，往往都是得寸進尺。因此，對于一些身外之物，就不要過分地追求圓滿，而要學會自我滿足。知足常樂，終身不辱；知止常止，終身不恥。懂得適可而止、知足常樂的道理，粗茶淡飯亦感可口，清淡開水味顯甘醇，因為那種境界悠然愜意，舒心暢快，從容淡定，樸實健康，是滿足，是幸福，更是一種美。

第三篇：中國傳統的管理思想

中國早期管理思想

中國傳統的管理思想，分為宏觀管理的治國學和微觀管理的治生學。治國學適宜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的需要，包括財政賦稅管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場管理、貨幣管理以及國家行政管理等方面。治生學則是在生產發展和經濟運行的基礎上通過官、民的實踐逐步積累起來的，包括農副業、手工業、運輸、建筑工程、市場經營等方面的學問。這兩方面的學問極其浩瀚，作為管理的指導思想和指導原則，可以概括為如下要點：

一、順道

“道”在漢語中有多種含義。屬于主觀范疇的“道”，主要指治國的理論；屬于客觀范疇的“道”，主要是指客觀經濟規律。這里用的是最后一種含義，指管理要順應客觀經濟規律。比如，《管子》認為自然界和社會都有自身的運動規律，“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夏秋冬，不更其節”等等。

二、重人

“重人”是中國傳統管理的一大要素。它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歸離。要奪取天下，辦成事業，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國歷來講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管子》說：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國家必須“令順民心”，“從民所欲，去民所惡”，乃為“政之寶”。司馬遷提倡“能巧致富”，他說“巧者有余，拙者不足”。

三、人和

“和”就是調整人際關系，講團結，上下和，左右和。對治國來說，和能興邦；對治生來說，和氣生財。故我國歷來把天時、地利、人和作為事業成功的三大要素。孔子說：“禮之用，和為貴。”《管子》說：“上下不和，雖安必危。”

近代成功的企業家也都注重人和，創辦申新紗廠的大企業家榮德生治廠以“《大學》之?明德?，《中庸》之?明誠?”對待下屬，“管人不嚴，以德報人”，“使其對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

四、守信

治國要守信，辦企業也要守信。孔子說：“君子信而后勞其民。”《管子》特別強調要取信于民，提出國家行政應遵循的一條重要原則，“不行不可復”。也就是說，治理國家，必須言而有信。政策多變，出爾反爾，從來就是治國大忌。治國如此，治生亦然。我國從來就是提倡“誠工”，“誠賈”的傳統，商而誠，茍取一時，終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業信譽度高的人。

五、對策

“運籌策帷幄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這句中國名言說明在我國古代治國、治軍、治生等一切競爭和對抗的活動中，都必須統籌謀劃，正確研究對策，以智取勝。《孫子》認為：“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彼殆。”《管子》主張“以備待時，”“事無備則廢”。治國必須有預見性，有備無患，預則成，不預則廢。

六、法治

我國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來逐漸演變成一整套法治體系，包括天土法治、財稅法治、人才法治、軍事法治等等。韓非認為法治優于人治。他還主張應有公開性和平等性，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得守法。

我國古代管理思想的演變

一、“以人為本”的管理思想

“以人為本”思想在我國最早是由政治家管仲提出的，其本意是只有解決好人的問題，才能達到“本理國固”的目的，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基本上就是沿此傳承下來的。我國古代思想家對人的行為進行了深入研究。如關于人的行為規律。孔武提出“人情之理，不可不察”［1］。在管理中，要重視研究人的規律，要根據一定的規律去滿足人的欲望，辦事情才能符合客觀實際。關于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荀況提出:“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2］的觀點，強調人有掌握天時、使用地利的辦法，如果放棄人的努力，期望天地的恩賜，那就太糊涂了。關于獎勵和懲罰問題。認為要用賞賜去鼓勵人們不怕犧牲，為國立功的精神和行為，用刑罰使干壞事的人害怕，并得到約束。關于群體行為和組織行為的思想，荀子指出:“人之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3］。這里，荀子提倡的就是集體行為，他認為群體性是人類本性之一，人的生存不能離開群體。總之,我國古代十分強調以人為核心的各種群體關系,包括家庭鄰里、社會、國家乃至自然界,它倡導的不是個人主義而是對更大實體的責任。

二、“正人必先正己”的管理思想

中國古代管理非常強調領導者道德素質的重要性,崇尚“道德教化”和“正己正人”的管理方式。“正己而不求于人，則無怨。”“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4]意思是端正自己與他人，成就物業為自我。從管理學的角度來說，就是最佳的管理行為都應是以雙向約束為基本要求的，不僅約束他人行為使之端正，同時也使自己的行為得以規范。先哲們認為，“正己”為“正人”的前提，如果連自己都不能“正”，豈能奢言正人。我國古代管理思想的本質是“人為、為人”。個人首先要注意自身的行為修養，“正人必先正己”，然后從“為人”的角度出發，來從事、控制和調整自己的行為，創造一種良好的人際關系和激勵環境，使人們能夠在激發狀態下工作，主觀能動性得到充分的發揮。“人為”與“為人”二者具有相輔相成的辯證關系。對任何管理者或被管理者，都有從“人為”向“為人”轉變的過程。這一過程體現在家庭、行業、國家一切方面的管理之中，管理者與被管理者越是注重自身行為的素質，其“為人”即管理的效果就越好。我國古代管理非常強調領導者道德素質的重要性，崇尚“道德教化”和“正己正人”的管理方式。管理是一個“修己安人”的過程，一切管理都以“修己”作為起點，最終達到“安人”的目標。其實，“安人”的終極目標還是實現自己搞好管理之目的。

三、富有辯證法思想的“經權觀”管理思想

我國古代管理思想普遍貫穿著經權觀，“經”指“變中不易的常理”，即管理中普遍的穩定的原則，“權”指“應變的權宜”，即根據時空和勢態變化而不斷改變著的方法和策略。這種經權觀要求“執經達權”，即根據普遍的管理原則和事物運動的客觀規律來選擇和確定合適的管理策略和方法，最后達到管理目標;同時要求“通權達變”，即根據不斷變化的情勢而隨時調整自己的管理方式，“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德治禮治的恒久之道正是由于不斷的變通才得以持久，得以實現的。

四、經世實用的戰略管理思想

我國古代的軍事典籍中蘊藏著大量的戰略管理思想，這已成為今天軍事乃至企業經營戰略管理的重要思想寶藏。在《孫子兵法》中，孫子著重指出了戰略謀劃的重要性。他強調事前必須周密分析條件，充分考慮“道”、“天”、“地”、“將”、“法”這“五事”，做到“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5］。在“五事”的基礎上，還要探求和對比敵我雙方的強弱優劣，稱為“七計”。這里所說的“道”，就相當于我們現在的管理目標，“天”和“地”相當于時機和環境，“將”指有能力的管理者，“法”則相當于制度、紀律、組織。“法”即是經營學中的經營管理能力。

五、“天人合一”的整體和諧觀管理思想

古代管理思想是以整體和諧觀為基礎的。也就是把管理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的過程，促使社會與自然、管理系統與外部環境以及管理組織內各種組成之間達到最佳和諧，把管理的各個要素和功能組成一個統一的有序結構。我國古代管理思想的靈魂是和諧觀。它以追求管理系統的協調、和諧、穩定為目標，在生產管理上實現“天人合一”；在社會管理上實現“天下一家”；在人事管理上實現“知行合一”和“情理合一”。和諧觀使管理不僅表現為一種科學的理性操作，更是一種人們所創造的理想境界。管理的最高境界是“無為而治”，一個組織中的成員都能自發地按照規范和要求辦事，自覺地發揮自己的力量，維護組織的宗旨和榮譽，這就是孔子所說的“從心”，孟子所說的“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其他

管理，雖是近現代才在中國長期使用的術語，但相關思想，則早在人之初就已出現。中國古代學術以人文為主，管理是其主要內容。管者，古樂器名，泛指細長圓形中空之物，衍義樞要、管制、包容、包管；理者，治玉也，衍義治理、治療、溫習、義理、道理、法則、名分等。管與理結成管理一詞，其義精深明確。管以理，以理管。從先秦至清末，中國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如何管理社會、協調人際關系上盡心盡力，形成豐富的管理思想。但這是集權官僚制的管理，其經濟基礎和對象，主要是小農經濟。

任何管理思想都不是先驗的，而是有著一定歷史傳統的維系。我們祖先的管理思想綜合體現了“順道、重人、求和、法治、守信、預測”，對提高現代人們的管理決策水平有著重大意義

《易經》“易”為中國學術思想的根本。《易經》分好多支脈，其中“周易”影響最大，此外還有“歸藏易”、“連山易”等等。近代有學者考證，儒家思想來自周易，道家思想來自歸藏易，墨家思想來自連山易，而陰陽家、縱橫家、法家、名家、兵家等思想，無不淵源于“易”。《易經》堪稱中國管理智慧的源頭，其原理貫穿天、地、人三才之道，凝聚著中國文化在漫長的文明發展過程中對自然和人生規律探索的經驗成果。《易經》原 理影響著中國人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易道管理的核心就是把對世界的認知和自身的價值，在實踐操作的基礎上密切結合起來，這種決策管理模式包含著許多具體的 經營策略，涉及了預測、計劃、決策、組織、溝通、變通、控制、用人原則等諸多現代管理學中所關注的問題。

儒家思想單從管理的角度進行概括就是“修己安人、舉賢任能”。修己安人與中庸思想 孔子認為領導人的思想道德素養是實現有效管理的關鍵。以“仁”為核心、以“禮”為準則、以“和”為目標的倫理思想，是其管理思想的精髓。孔子認為，管理者得到被管理者的信任程度以及由此產生的被管理者的信心的高低，對于管理工作的成敗，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義。《史記》中商鞅“立木為 信”的故事就是這種以信立業思想的最好佐證。孔子這種以人為本的倫理思想，應用于現代企業管理中，就是對企業進行人本主義的倫理管理，其特點是企業管理工 作以做好人的工作為核心，通過倫理規范和道德教化，培養人們共同的信念和價值觀，增強員工對企業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實現企業和諧有序發展的目標。孔子提倡在管理時對民眾“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意即既要施惠于民，又不過度耗費；既要役使百姓，又不使產生抱怨；既有欲求，又不貪心；既莊重又不傲慢；既威嚴又不兇猛。剛柔相濟、恩威并用，這就是“中庸”思想在管理中的體現。舉賢才與任而能信 孔子說：“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選拔正直的、有真才實學的人居于高位，則民眾就會悅服，反之，則民眾就不會悅服。這反映了孔子的 任人惟賢的人才管理思想。“任而能信”是孔子人才管理思想中的另一個重要內容。他認為，對于考查合格已被任用的人，應在工作上給予充分的信任和支持，這是用好人才、發揮其才干的重 要條件。孟子則以“選賢與能”與“任而能信”為推行仁政的組織保證，他認為，國君選用賢能的人要聽取多方面的意見：如果身邊的人說賢能，不能相信；大夫們 說賢能，也不能相信；全國的人都說賢能，并且考查之后發現他真的賢能，才可任用。身邊的人說不行，不要聽信；大夫們說不行，也不要聽信；全國的人都說不 行，并且考查之后發現他真的不行，才可罷免。這樣才能選用賢人，做好國君。

《孫子兵法》中的管理科學思想

《孫子兵法》是中國古代一部閃爍著燦爛智慧光輝的軍事科學著作，同時也是一部閃耀著璀璨理性光芒的管理科學全書，其中蘊含著豐厚的決策、組織、修養思想，至今給人以深刻啟迪。

一 決策得于知、謀、變

“知”是決策的基礎。《孫子兵法·謀攻》提出：“知已知彼，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已，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已，每戰必殆。”《軍爭》中也有“不知諸候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有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的論述，強調知的范圍要廣，既要了解自然環境也要了解社會環境，既要知已又要知彼；知的程度要高，必須全面、準確、深入、快捷地收集信息，為決策提供可靠的信息保障；知的途徑要多，既要觀察又要對比。

“謀”是決策的核心。孫子曰：“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無算乎。”謀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所謂“上兵伐謀”。通過廣泛而深入的調查研究，占有了全面而精確的信息資料，知已且知彼，在此基礎上認真進行一番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謀劃”工作，確定最接近“完美”的方案，這是整個決策過程中最關鍵的環節。“預則立不預則廢”，說的也是這個道理。

“變”是決策的靈魂。孫子曰：“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戰爭的瞬息萬變決定了戰略戰術的變通性，只有做到了“因利而制權”，應機而動，順勢而變，才能為作戰提供科學的指導；同樣，社會政治經濟形勢的瞬息萬變決定了決策的變通性，只有順應時勢，隨機應變，才能保證主觀決策與客觀環境的適應。因此，要善于根據矛盾的發展變化對原有決策進行調整，使決策之“矢”始終瞄準環境之“的” 二 管理貴在德威并重

《孫子·行軍篇》中說：“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眾相得也。”對部屬，用“文”統一思想，有“武”統一行動，文武兼施，德威并重，既要借制度約束、紀律監督，直至懲處、強制等“武”的手段進行剛性管理，也要依靠感召、啟發、誘導和激勵、獎懲等“文”的方法進行柔性管理。

制定明確的規章。“法者，典制、官道、主用也。”沒有規矩不成方圓。明確的規章制度，一方面使得將士明確自己的位置和責任，增強自我約束力；另一方面使得“法治”有法可依，可以避免領導工作“人治”的隨意性，實現管理的制度化、規范化。

嚴格按制度辦事。要做到令行禁止，必須對士卒“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既要通過思想政治工作統一思想，又要以強制的軍紀、軍規約束言行。孫子反對“亂而不治”，認為只有部隊編制有序，管理嚴密，才能“治眾如治寡”；旌旗鮮明，號令嚴肅，才能一呼百應，“犯三軍之眾，若使一人”產生強有力的戰斗力。

功必賞、過必罰。孫子所說：“取敵之利者，貨之”，說的是有功必賞；“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說的是賞罰要把握時機；“賞其先得者”，“賞其厚于間”，既要賞“冒尖”人物激勵戰功，又要厚待身處危境的間諜以安其心，說的是賞罰不在于人數的多少，而在于典型；“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兇”，說的是不論功行賞是危險的；“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說的是賞罰要有度，賞罰過濫則功效大大降低。要慎用賞罰，力求發揮最大效力。漢楚相爭，項羽的兵力是劉邦的四倍，然因“于人之功無所記，于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獎，拔城而不得其封”，終令程平、韓信等離他而去，擇良木而棲之，擇賢主而事之，以“力拔山兮氣蓋世”的氣概，最終也難免演了一幕“別姬”的悲劇。教訓是很深刻的。三 謀略重在擇人任勢

孫子在《勢篇》中說：“故善戰者，求之于勢，不責于人，故能擇人而任勢。”求勝之道，貴在把握和創造有利形勢，從全局態勢出發，選擇最適于擔當此任的人才。

求之于勢。求勢的根本是“取勢”，在充分把握勢態的發展變化中，以勢釀勢，實現克敵制勝的戰略目的；而要“取勢”必先“識勢”，既要對形勢的發展變化有超前的認識，又要對自己的取勢實力有清醒認識。只有“識之于勢”，才可能因其勢而利導之，化勝勢為勝算，化勝算為勝績。

擇人而任。有了“識勢”的眼光和“取勢”的頭腦，沒有能夠擔當重任的人，還不免要落入“失勢”的境地。諸葛亮對街亭戰略地位的卓識和在搶占天時地利的先聲方面都勝過司馬懿，只因在最關鍵處錯用了一個馬謖，造成了幾乎難以挽回的不利局勢。可見，擇人而任，對人才因勢而用、量力而用、大膽委任、放手使用，是事業成敗的關鍵。四 權威來自公上愛下

權威是政令暢通、令行禁止的保證。孫子認為，管理者要樹立權威，必須對上抱以公心，對下投之以愛心。

以公心對上。孫子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戰道必勝，主曰必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處理對上關系應該顧大局、棄私利，站在公正無私的立場上，實事求是地按客觀規律辦事。

以愛心對下。“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領導者愛惜體恤部屬，部屬就會“士為知已者死”，將生死置之度外，心甘情愿地赴湯蹈火，“擒龍跟你下大海，打虎隨你上高山”。“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管理者切忌魯莽行事，輕易陷部下于困境之中。

以公心對上，以愛心對下，便可這到齊心協力的境界。

中國古代管理思想概論

中國古代管理思想從產生的背景上看具有二重性

首先，從中華民族生存的地理環境上來看。千百年來，中華民族在氣候溫暖濕潤、江河縱橫勾聯、土地廣袤富饒的自然環境下生存繁衍、從事單一的種植型農業生產活動。溫帶、暖溫帶、亞熱帶、熱帶等適宜的氣候條件、長江黃河淮河等充足的灌溉水源、遼闊疆域上肥沃的江河沖積平原，都非常有利于人們的農耕生產。在這樣的生存條件下，中國古代的先民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很久以來就過著“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封閉的自給自足的生活，習慣于樂天知命，安分守己，崇尚和諧、安穩、平和、緩慢的生活方式，生活中喜好中庸之道，提倡“溫良恭儉讓”的謙謙君子風度，人格上講究道德修養和自我完善，具有盲目的從眾心理和特別容易融入群體之中的特點。這種小農經濟的長期影響，具體到管理思想方面，就形成了中國古代管理上群體的小富即滿、小成即安的小農意識，固守封閉不思冒險、甘于守成乏于開拓，易于滿足鮮有進取，就是這種思想的鮮明寫照。

其次，從宗法制度的角度分析。中國古代長期存在著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法制度，強悍的宗族凝聚力量和“家長制”式的集權專制，將社會全體成員通過共同的風俗習慣、心理狀態、行為規范牢牢地聯系在一起，導致了中國管理思想上重“人治”輕“法制”、重裙帶關系輕法律約束的傳統形成，整個社會就如同一張巨大的關系網，將每一個社會成員都納入其中，成為其中的某一節、某一環，誰也掙脫不開，逃脫不了，由于宗法制度的影響，使中國古代的管理思想既帶有鮮明的專制性、等級性，同時又具有牢不可破的血緣親情和心理上的融合凝聚能力。

第三是儒家和道家文化的影響。儒家和道家是最具中國文化特色的傳統文化，因而對中國古代管理思想的影響也最深遠、最持久、最具有決定意義。儒家和道家作為兩種具有不同價值觀念、不同思維方式、不同心理模式的思想體系，在整個中華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融合演進中，互相刺激、互相影響、互相吸收，共同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同時也衍生了兩種不同的管理思想。

儒家主張“積極入世”的人生態度，在個人的追求上，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在認知和個人修為上主張“格物、致知和正心、誠意”，在個人和家國的協調發展上強調個人奮斗和家國利益的趨同一致，追求的終極結果是實現“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和諧統一，崇尚內圣外王和天下大同思想。而道家和儒家相比，它更傾向于清心寡欲和寧靜自守，采取的是一種“消極避世”的管理思想。它主張凡事與世無爭，順其自然，一切都超然世外、甘于寂寞退隱，在“無為”中追求“無不為”。在長期的儒道融合交流互促中，使得中國人無論在得意或失意時都能非常容易地找到思想和心理平衡的支點。因此，受儒家和道家影響，中國古代的管理思想中既有“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積極入世追求，也有輒遇困難挫折就退隱山林、避于桃源自娛的消極遁世思想，這給古代的中國人提供了很大的通達權變的空間，因而也使得中國人無論在什么樣的生存狀態下都能活得適得其所。中國古代管理思想從方式和方法上看具有剛柔性

受中國生存環境、宗法制度和儒家道家文化影響，中國古代管理思想上的二重性表現在思維的方式方法上也體現出了“剛柔相濟”的特點。這主要表現在謀與動、義與利、賞與罰、德與刑、上與下、中央與地方的管理關系上。

1、謀而后動的決策思想。

在管理工作中，決策是一個管理者必須首先考慮的首要問題。那么，管理者應該如何決策才能確保決策不失誤，我國的古代先賢給我們留下了許多精辟的見解。“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先謀后事者昌，先事后謀者亡。”告訴我們無論做什么么事情都要先謀而后動，只有謀劃的充分、合理、科學，才能在執行起來游刃有余，才能做到“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做事情才能成功而不失敗。所謂“日之能燭遠，勢高也；使日在水中，則不能燭十步”，意思是講作為領導者，應該具備高瞻遠矚的特質，絕對不能一葉障目，不見森林或者鼠目寸光，治看眼前利益而看不到長遠利益。宋代文學家蘇軾在《策別十八》中說：“為國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不謀萬世，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不足以謀域”是說做事應該有戰略決策和戰術決策、長遠規劃與短期計劃之別，根據形勢情況的變化按照既定目標或相時而動，有助于管理成功。可見，預測和決策關系全局成敗，中國人向來強調謀劃和規劃，強調戰略和戰術的綜合運用，主張謀而后動。所以孫子說：“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知天知地，勝乃不窮”。

2、義利兩全的取舍思想。

在中國古代社會中，雖然有一些人主張重義輕利，但是卻是也有一批實用主義的思想家、哲學家提倡講義與利并舉，主張義利雙兼，這種充滿著濃重的講利重義的管理思想，倡導“見利思義”、“義然后取”，“義，利也”，“兼相愛，交相利”。宋代蘇軾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利者義之和論》中說“義利利義相為用”，主張義利互為共用，二者不能偏廢。春秋時的管子更是認為“自利”是人所共有的情結：“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走下，于四方無擇也”。然而，管子并未走向極端。他還認為“自利”與“利人”并不完全矛盾的，而且“自利”之德與“利人”之德同時也是統一調和的。

”陳壽在《三國志·吳書·駱統傳》中進一步講這種義利觀念和富民利民聯系起來，指出“財須民生，強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似民茅，義以民行。”他講的是財富是人民創造的，國家的強大依靠的是人民的力量，國威靠的是人民的氣勢，福利乃是由人民所樹立，道德靠人民的實踐來興盛，義的實現靠人民的共同行動。這句話，可謂深刻的概括了中國義利兩全的管理真諦，在普通民眾之中具有廣泛的影響。

3、賞罰分明的激勵思想。

在激勵和獎懲方面，孫子提出：“合軍聚眾，務在激氣。”諸葛亮指出：“賞以興功，罰以禁奸，賞不可不平，罰不可不均。”“誅罰不避親戚，賞賜不避仇怨”，應做到“無黨無偏”，意思就是說管理者務必要做到賞罰公正分明，才能服人服眾。春秋戰國時期的韓非子主張“誠有功，則雖疏必賞；誠有過，則近愛必誅。”對此諸葛亮論述的更加具體，他說“賞罰之致，謂賞善罰罪也。賞以興功，罰以禁奸。賞不可不平，罰不可不均。賞賜知其所加，則邪惡知其所畏。”只有做到賞罰分明，才能對良善功將有所激勵發揚，對奸惡無功有所咸懼，以確保管理組織的正常科學運轉。

4、德刑并用的寬猛思想。

在中國古代的管理思想中特別重視德能兼備的標準，我國遠古時代的“禪讓制度”就是在考察德行修養的基礎上實行的推舉賢能的管理制度。管子認為，國家選賢任能，要舉拔有德者給予爵位，舉拔有才者就任為官。把德行置于功勞之上，主張國家用人要德才兼備，德能并舉，“德”與“能”不可偏廢。選賢還應做到“不以年傷”，即選用人才不應受年齡的限制，從而否定了資歷主義。管子強調考核官員的內容主要有三：一是德望與其地位是否相稱；二是功績與其俸祿是否相稱；三是能力與其官職是否相稱。孔子治國主張：“為政以德”，用道德和禮教來治理國家，實行“禮治”或“德治”，認為把德禮施之于民，是治理國家的理想方案。在具體方法上，他提出要重教化，要“富而后教”。在教與刑上的運用上主張寬猛相濟，樹立君主權威。商鞅則反對儒家的“仁義”說教思想。他主張：“以刑治，民則樂用；以賞戰，民則輕死。”（《弱民》）這樣，才能達到“以刑去刑”，（《畫策》），認為非以“法治”無以治國平天下。

5、上下同欲的同道思想。

任何一個組織，都有人群組成。什么樣的組織才有戰斗力？才能充分發揮組織中每個人的內在潛能，一直是管理者在努力思考的問題。《周易·系辭下》中有一句名言：“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歐陽修在《朋黨論》中說“同心而共濟，始終如一”，嵇康在《卜疑》中說“交不為利，仕不謀祿”。在決定戰爭勝負的各種因素中，孫子說“上下同欲者，勝”，這些都突出強調了人和同心的重要性，作為管理者只有讓部屬充分認識到統一的的、崇高的共同目標，使整個組織成員團結一致、同心協力才能增強組織的凝聚力和戰斗力并以此去爭取偉大的勝利。

6、執要群效的統一思想。

在組織理論方面，我國古代雖然沒有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但是散見于古代先賢片言之語論述中的管理思想，仍然為我們現在從事各種管理工作提供了可供借鑒的名言警句。其中執要群效的統一思想就是這種組織理論的雛形。《韓非子·揚權》中說“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執要，四方來效。”在這里，韓非子第一次將決策層和執行層、中央和地方的管理職能進行了明確的劃分。管子在《管子·明法》中說：“威不兩錯，政不二門。”李世民說：“理國守法，事須劃一”，羅貫中在《三國演義》也有一句名言：“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這些論述都從不同角度強調了上下級之間權利與責任的不同，并且都明確指出統一決策指揮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7、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

“中庸”思想，是儒家須臾不可分離的管理之道。孔子說：“過猶不及”。（《先進》）程熙對中庸的解釋是“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在《中庸章句》的開首將其注之為“中者，不偏不倚，無過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并引用堯授舜的“允執厥中”和舜授禹的“十六字心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對中庸的精髓含意進行深刻闡發。教育和引導人們在處理和解決問題的時候不應該走極端，要避免過與不及的出現。應從兩端入手，抓住問題的“終始本末、上下精細、無所不盡”，再“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中庸之道”，通俗地說，就是正確掌握事物發展的“度”，以實現管理的和諧發展。

8、對立轉化的辨證思想。

我國古代先人在總結與自然和部族國家斗爭的成功和失敗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樸素的辨證思想，這在《易經》《老子》《孫子兵法》中都得到了集中、充分的體現。中國這種充滿了哲學四辨的管理思想，主要表現在整體觀和轉化觀兩個方面。與西方人的思維不同，中國古代的管理思想也常常習慣于從整體到個體或者從個體角度審視和對待整體，主張整體和個體的有效統一比如表現在中國畫上，中國畫以“寫意”為主，重視對整體的把握，并不重視對細節真實的分析，就是書法也講究一氣呵成，一氣貫通。表現在集體組織中，特別注重“少數服從多數，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這種管理思想雖然有時容易壓抑個體能動性的發揮，但是卻特別容易形成拼搏、奉獻、團結的戰斗群體，有利于發揮團體的整體優勢。

至于在轉化觀方面，其中“物極必反”、“否極泰來”和“盛極必衰”等，就是其所蘊涵的辨證的管理思想，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古人早已認識到了萬物相互聯系、陰陽互相消長之間哲學管理理論。例如：《老子》中“以順待逆，以逸待勞，以卑待驕，以靜待躁”的后發制人思想，“欲先取之，必先與之”的取與之法，“不戰而勝，是為上策”的戰略思想，“避實而擊虛”“因敵變化而取勝”的應變之策，“千軍易得，一將難求”的選材識賢的人事原則等，都是這種因應變化轉化的精彩論述，即便現在依然左右著我們的思想行動，給我們以管理的啟迪。

9、以民為本的民本思想。

“以人為本”的思想在中國古代管理思想中始終占主導地位，認為人是構成國家整體的第一要素，要求把人作為管理的重心，提倡“愛人貴民”。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文化已經“表現出較為鮮明的人文意識”。管子說：“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治則國固，本亂則國危”；“齊國百姓，公之本也。”《管子》認為，務本之道在于經營民心，爭取百姓。達人民之所愿，予百姓之所需。盡量做到“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要求齊桓公竭誠聽取民眾的意見，把人作為管理的重心。而管理國家說到底就是對人的管理，“治國就是治人”。孟子從“民為立國之本”思想出發，提出了“天時不如地得，地利不如人和”。又說“桀紂之失天下也，其失民也，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反之，“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并進而指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下”。荀子則指出：“百姓之力，待之而后功。百姓之群，待之而后和。百姓之財，待之而后聚。百姓之執，待之而后安。”。

中國古代“以人為本”的管理思想不僅體現在對民力的利用上，更難能可貴的是戰國時期的孟子和孫子還提出了“唯民是保”的“保民”觀點：“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國之寶也。”（《孫子兵法》）在孫子的民本思想中他提出既要保民，又要利主，把對民眾負責與對君主負責統一起來，這是很有見地的。

第四篇：論述中國傳統管理思想的精華

中國傳統的管理思想分為宏觀管理的治國學和微觀管理的洽生學。治國學適應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的需要，包括財政賦稅管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場管理、貨幣管理、漕運驛遞管理、國家行政管理等方面。治生學則是在生產發展和經濟運行的基礎上通過官、民的實踐逐步積累起來，包括農副業、手工業、運輸、建筑工程、市場經營等方面的學問。這兩方面的學問極其浩瀚，作為管理的指導思想和主要原則，可以概括為如下一些要點。

1． 順“道”

中國歷史上的“道”有多種含義，屬于主觀范疇的 “道”，是指治國的理論，屬于客觀范疇的“道”，是指客觀經濟規律，又稱為“則”、“常”。這里用的是后一含義，指管理要順應客觀規律。《管子》認為自然界和社會都有自身的運動規律，“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社會活動，如農業生產，人事，財用，貨幣，治理農村和城市，都有“軌”可循，“不通于軌數而欲為國，不可。”人們要取得自己行為的成功，必須順乎萬物之“軌”，萬物按自身之“軌”運行，對于人毫不講情面，“萬物之于人也，無私近也，無私遠也”，你的行為順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業就會“有其功”，“雖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對你也必“違之”，你必“懷其兇”，“雖成必敗”，“不可復振也”。司馬遷把社會經濟活動視為由各個個人為了滿足自身的欲望而進行的自然過程，在社會商品交換中，價格貴賤的變化，也是受客觀規律自然檢驗的。他寫道“賤之征貴，貴之征賤”，人們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張，竭其力”，“各勸其業，樂其表，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民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對于社會自發的經濟活動，他認為國家應順其自然，少加干預，“故善者因之”，順應客觀規律，符合其“道”，乃治國之善政。“順道”，或者“守常”、“守則”、“循軌”，是中國傳統管理活動的重要指導思想。

2． 重人

“重人”是中國傳統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歸離。要奪取天下，治好國家，辦成事業，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國歷來講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得民是治國之本，欲得民必先為民謀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修文德以來之”，使“天下之民歸心”，“近者悅，遠者來”，“天下大悅而將歸己。”《管子》說：“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國家心須“令順民心”，“從民所欲，去民所惡”，乃為“政之寶”。西漢賈誼說： “聞之于政也，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國家的安危存亡興壞，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強弱，系之于民；吏之貴賤，賢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戰爭的勝敗，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為準。”這些思想歷代都有，逐步成為管理國家的準則。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眾心所歸，方能群才薈萃，故《管子》把從事變革事業，注重經濟建設，為人民辦實事，視為聚攏優秀人才的先決條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

我國素有“求賢若渴”一說，表示對人才的重視。能否得賢能之助，關系到國家的興衰和事業的成敗。“得賢人，國無不安廣?＆失賢人，國無不危”。諸葛亮總結漢的歷史經驗說：“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后漢之所以傾頹也”(《前出師表》)。《晏子春秋》則把對人才“賢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視為國家的“三不祥”，其害無窮。在治生學方面，我國也有重視人才的傳統。司馬遷提倡“能巧致富”，他說：“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輻輳，不肖者瓦解”。唐代陸贄說：“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則豐富，拙而兼隋則簍空”。西晉的傅玄說：“夫裁徑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凡能工巧匠，或對生產建設有重大貢獻者，如春秋時發明木作工具的魯班，戰國時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鄭國渠的鄭國，對發展紡織工業有重大貢獻的元代黃道婆等人，都傳頌千古，流芳百世，為人典范。《管子》一篇國情普查提綱(《問》)中列專項調查國內的生產能手，樹立“人率”，進行表彰。司馬遷《貨殖列傳》記載，齊國的“奴虜”，即下等人，人皆賤之，唯刀間獨具慧眼，賞識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盡其力”，“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發了大財。

3． 人和

“和”就是調整人際關系，講團結，上下和，左右和。對治國來說，和能興邦；對治生來說，和氣生財。故我國歷來把天時、地利、人和當作事業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說：“禮之用，和為貴”。《管子》說：“上下不和，雖安必危”“上下和同”，“和睦協輯”，是事業成功的關鍵。戰國時趙國的將相和故事，婦孺皆知，被傳頌為從大局出發講團結的典范。

求和的關鍵在于當權者，只有當權者嚴于律己，嚴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無私，才能團結大多數。《管子》提出“無私者容眾”，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獨舉”、“約束”、“結紐”這些宗派行為，不可“以爵祿私有愛”，要嚴禁“黨而成群者”。李覯說國家的統治者必須“無偏無黨”，“循公而滅私”，“天子無私人”，從國家機構中清除那些嫉賢妒能，鉆營利祿，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 “惡吏”，以改善官民關系。唐太宗是個講團結的君主，他不僅重用擁護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對過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對其父李淵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勸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唐太宗就位后不計前隙，照樣重用，且平時能“從諫如流”，“愛諫諍”，思己短，知己過，使群臣樂于獻策，齊心治國。正因為唐太宗廣泛團結人才，形成一個效能很高的人才群體結構，貞觀之治才有了組織上的保證。

近代成功的企業家也都注重人和，創辦申新紗廠的大企業家榮德生治廠以“《大學》之‘明德’，《中庸》之‘明誠”對待屬下，“管人不嚴，以德服人”，“使其對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說用人“必先正心誠意，實事求是＆，庶幾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圖，小人在位廠?＆不自勤儉，奢侈無度，用人不當，則有業等于無業也”。(榮德生：《樂農先生自訂行年紀事續編》)劉國鈞辦大成紡織染公司，以“忠信篤敬”為廠訓。宋菜卿在公司懸掛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廠訓，他說“你愿人怎樣待你，你就先怎樣待人”。這些皆反映從自我管理入手實現人和，從而達到系統管理以協力推進事業的管理思想。

4． 守信

治國要守信，辦企業要守信。辦一切事業都要守信。信譽是人類社會人們之間建立穩定關系的基礎，是國家興旺和事業成功的保證。孔子說：“君子信而后勞其民”。他對弟子注重 “四教：文、行、忠、信”。治理國家，言而無信，政策多變，出爾反爾，從來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強調取信于民，提出國家行政應遵循一條重要原則：“不行不可復”。人們只能被欺騙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治生亦然。商品質量、價格、交貨期，以至借貸往來，都要講究 一個“信”字。我國從來有提倡“誠工”，“誠賈”的傳統，商而不誠，茍 取一時，終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業信譽度高的人。明代徽商 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錢，對方借據丟失，唐祁照付父債，后來有人揀 得借據，向唐祁討債，他又照付。別人嘲笑他傻，他說，“前者實有是 事，而后卷則真也”。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經 商“巧而不賊”，取得社會的信任，“人莫不以為誠而任之”，“雖不矜 于利，而賈大進，家用益富”，可見守信 是進財之道。

5． 法治

我國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來逐漸演變成一整套法制體系，包括田土法制，財稅法制，軍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場法制等等。韓非在論證法治優于人治時，舉傳說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親，親自解決民間的田界糾紛和捕魚糾紛，花了三年時間糾正三個錯誤。韓非說這個辦法不可取，“舜有盡，壽有盡，天下過無已者。以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規公之于眾，違者以法糾正，治理國家就方便了。他還主張法應有公開性和平等性，即實行“明法”、“一法”原則。“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圖，布之于百姓，”使全國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各級政府官員不能游離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

第五篇：中國傳統管理思想與現代企業管理

中國傳統管理思想對現代企業管理的影響

我國傳統管理思想包括儒家、道家、法家、兵家等的管理思想，儒家管理思想最主要的特征是強調和諧、道家提倡無為而治、法家提倡以法治國、兵家注重戰略，這些管理思想在現代企業管理中具有重大意義。

儒家思想

儒家也稱儒學，由孔子創立，是中國影響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國古代的主流意識。儒家管理思想最主要的特征是強調和諧，提倡“德治”，重視“人治”。儒家思想對中國、東亞乃至全世界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從一開始儒家思想就體現為一種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它的精華理念，可以做為提升企業管理人品質修養的文化內核。代表人物如被譽為一代儒商的香港企業家李嘉誠，便是以儒家思想管理企業取得了令世人囑目的成功。

道家思想

道家思想是中國最為重要也是最有影響力的哲學思想之一。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是老子，老子在他所著的《老子》（《道德經》）中作了詳細的闡述。道家所主張的“道”，是指天地萬物的本質及其自然循環的規律。自然界萬物處于經常的運動變化之中，道即是其基本法則。道家提倡自然無為，提倡與人和諧相處。道家思想的精華理念，可以做為企業管理者成功管理團隊、打造高素質高效率團隊的法寶。其最具價值的管理理念有無為而治、道法自然和以柔克剛。

法家思想

法家以主張“以法治國”的“法治”而聞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以韓非為代表的法家思想，最早提出了依法治國的概念，但由于其思想本質是為極端專制的中央集權統治服務，其大部分思想被普遍認為已經落伍、過時。但我們不能因此否定該學術思想中合理的科學內涵，其中仍有許多精華值得現代企業管理人士借鑒。如它的法治思想，要求企業必須以法制作為管理的基礎，企業內部的規章制度必須要健全，企業管理者要重視法制在企業生存、發展中的作用，規范企業法制化建設，做到管理有“法”；“法不阿貴”的思想要求管理者必須秉公執法，不偏不私，即便是最高層管理者也不能享有“法”外特權；“賞譽同軌”的思想要求管理者在運用賞罰、毀譽兩種激勵機制時要做到目標一致，措施得當，在物質鼓勵的同時結合適當的精神鼓勵。

兵家思想

兵家是中國古代對戰略家與軍事家的通稱，又特指先秦對戰略與戰爭研究的派別。兵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及著作是孫子（孫武）及其《孫子兵法》。孫子兵法雖是講的領兵作戰，但它卻被各個國家的企業家廣泛運用在商戰之中，原因就是它富含著極其豐富的企業管理和銷售的思想，在現代企業管理中，儒家思想講的是管理之“道”，兵家思想講的則是管理之“術”。首先，孫子兵法開篇言“五事”，講究的是天時地利人和，主張天地人三才合一，知天知地，還要知人知才，才能提高企業的凝聚力。其次，孫子兵法提出“為將之五德”即“智信仁勇嚴”，此乃企業管理者所應具備的基本特質。智者人附，信者人歸，仁者愛人，勇者服人，嚴者明人，當企業管理者擁有這些素養后，才能充分調動企業發展的潛力，實現“賢臣擇主而事，良禽擇木而棲。”再次，孫子兵法的“奇正相生，出奇制勝”思想，更是企業追求創新，提升自身競爭力的一項重要謀略。企業要想得以長久發展，不能因循守舊，必須要有大膽創新的意識。

總結

中國淵遠流長的數千年歷史給予了我們不竭的管理思想寶庫。沒有文化底蘊的管理一定是不成功的管理。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管理思想更值得現代企業的管理者研究并探究其現代意義，我們應當立足于中華傳統精華文化的根基之上尋求各種文化的交融點，做到中西合壁，科學發展，并以理論結合實際，盡快探索建立起現代企業的“中國管理模式”，讓中國傳統文化再煥生機，讓中華民族企業傲然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