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安樂死與生命權之法律思考

安樂死與生命權之法律思考

在我國，安樂死已不是一個陌生的詞匯，相反人們還相當熱衷于對安樂死的爭論。我國關于安樂死的討論源于上世紀80年代，在1986年，陜西省就發生一起安樂死事件，一個名叫王明成的男子為身患絕癥的母親實施了安樂死，其馬醫生雙雙被檢查機關提起公訴（但后來被無罪釋放）。從1994年起，幾乎在每年的全國人大會議上，都有代表提出關于安樂死的提案。

安樂死一詞源于希臘文：“euthanasia”，意思是“幸福”的死亡。安樂死包含兩層含義，一是無痛苦的死亡；二是無痛致死術；在我國對安樂死的定義為：患不治之癥的病人在垂危狀態下，由于精神和軀體的極端痛苦，在病人和其親人的要求下，經醫生認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下結束生命的過程。

早年，為身患絕癥的母親實施“安樂死”的王明成因患胃癌晚期，再次要求為自己實施“安樂死”，但因為法律上的空白，所有的醫生都沒有勇氣。王明成在2003年8月3日，在病痛的折磨中死去，于是基于王明成的遺憾，人們再次討論：安樂死是否應該合法化？安樂死是保護生命權，還是破壞生命權？

“法”是權利之法，他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生命權是公民的基本權利的一部分，“法”理應給予保護，但是，安樂死是是保護生命權還是破壞生命權哪？現在學術界尚無定論。何謂“生命權哪？筆者認為，生命權即人們享受生命和處置自己生命的權利。北京大學法學博士徐景認為：公民個人有權選擇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條件下也有選擇死亡的方式。這不僅是對個人權利的尊重，而且也是對公共秩序和社會風氣也均無妨害，可以下一個結論：在某方面說：安樂死是對生命權的保護。

據有關民意測驗統計，進入90年代，美，法兩國支持安樂死合法化的比率分別為90%和95%，而日本，瑞士等國家支持安樂死合法化的人也與日俱增。在我國據《健康報》報道，有關部門對北京地區近千人進行的 問卷調查表明：91%以上的人贊成安樂死，85%的人認為應該立法來實施安樂死。雖然如此，然而，安樂死畢竟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問題，其本身還存在很多問題需要解決，解決了才能推動其合法化。

有的學者認為，安樂死的本質是死亡過程的文明化，科學化，主張“安樂死”是對于醫學無法挽救的瀕臨死亡者的死亡過程進行科學調節以減輕或消除死亡的痛苦，使死亡狀態安樂化。

學者們通常認為，要想使安樂死合法化可行，需要解決兩個問題：第一是必須論證安樂死非犯罪化；第二是必須證明安樂死符合倫理道德與人道主義原則

（1）安樂死行為不構成故意殺人罪。

第一，二者客體不同。故意殺人罪侵犯的客體是人的生命權，即使是出于同情等動機而實施的幫助自殺行為也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權，因為死可能不是解決問題的最佳選擇，行為人完全可以采用其他措施去避免死亡發生，反而促進其發生，故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權。安樂死只是幫助病人解決垂危之苦，此病人必須是無法醫治，別無他選的，它沒有侵犯病人的生命權，相反卻保護了生命權。第二，故意殺人的行為人的目的是非法剝奪他人的生命；而實施安樂死的行為人往往是在病人主動請求下，出于同情，憐憫等心理，按嚴格條件和程序對其實施安樂死，其直接目的僅是解除絕癥病人不堪忍受之痛苦，因而主觀上無罪過。因此，從犯罪構成的角度講，實施安樂死的行為不構成故意殺人罪。

（2）安樂死行為符合倫理道德及人道主義原則。

如果從康德的角度分析，他強調“人并不因為痛苦而獲得處置自己生命的權利”[18]，那么安樂死是絕對違反道德的。然而早在古希臘時期，哲學家柏拉圖就有贊成安樂死而不反對自殺的理論。近代哲學家休姆，邊沁等也有同樣觀點，他們認為人為改變江河流向或其他干預自然的行為不被視為犯罪。那么，處置自己的生命也不構成犯罪。在挑戰生命神圣至上的各理論中，“值得活的生命”和“生命的質量”理論尤其引人注目，從這些理論中可以看出，持這種觀點的哲學家是贊成安樂死的。

在我國，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人們根深蒂固的倫理道德思想。所以有一部分人認為安樂死與傳統的倫理道德，醫德及人道主義相違背。但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社會發展了，隨著科學的不斷進步，人們的道德觀念也相應的發生變化。“好死不如賴活”的思想在我國源遠流長，但現在更多人認為“溫柔”的加速痛苦的死亡過程，比那種靠人工方式勉強維持生命而延長病人痛苦的歷程更符合現代的道德規范，也是比較人道的。此外，人們普遍同意了安樂死，承認了病人選擇死亡的權利是文明的進步。人們把選擇安樂死看作是病人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主動結束痛苦，坦然面對死亡的表現，這是一種勇敢行為，作為醫生，為病人實施安樂死則只是幫助病人實現自己的臨終選擇。

第二篇：由生命權看安樂死

孟祥虎 包頭鋼鐵學院171# 014010

[摘要]：本文批判了生命權完全屬于個人、國家和完全歸屬對生命有權利主張的人的觀點，提出生命權歸個人、國家、個人主要親子代、以及同生命有直接利害關系的人共有的觀點，根據生命權的歸屬得出對待安樂死的方案。文章認為，立法機關既要尊重個人意愿的神圣性，又要保護社會道德秩序的利益，積極穩妥地推進安樂死合法化。

[關鍵詞]：生命權安樂死完全歸屬主要親屬

安樂死背景

近來，人們對安樂死的關注非同一般，法學界人士對此出言謹慎，各國立法對安樂死的態度也諸多迥異，不同歷史階段對安樂死的態度也有所發展。

安樂死源于希臘文，原意是“快樂的死亡”或“尊嚴的死亡”。英文解釋為：無痛苦處死患不治之癥而又非常痛苦者和非常衰老者。中國學者給安樂死下的定義為：患不治之癥的病人在危重瀕死狀態時，由于精神和軀體的極端痛苦，在病人或家屬的要求下，經過醫生的認可用人為的方法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下度過死亡階段而終結生命全過程。從上個世紀30年代到50年代，英國，美國，瑞典等一些國家發起成立“自愿安樂死協會”或向國會提出允許安樂死的議案，由于對安樂死問題的認識不清，社會上絕大部分民眾反對安樂死。反對安樂死者主要出于以下考慮，承認安樂死合法會出現難以控制的負面效應，除無法有效保護弱勢人群的生命權之外，重病患者的精神負擔也會極度加大。歷史的焦慮也是不容忽視的干擾因素，三十年代納粹德國對所謂劣等民、殘疾人以及老弱人群進行殘酷的清洗，目的是保持德意志血統的純凈和節約肉類與香腸。希特勒簽署了一份文件，對被確認為不可治愈的病人在確診后準許被實施慈悲死亡，這個文件為此后的血腥清洗做出了法律鋪墊。英國于1961年通過的《自殺法案》禁止協助或煽動自殺。1998年，美國病人托馬斯。伍克在凱佛基安醫生幫助下完成安樂死。這醫生為宣揚安樂死將整個過程拍下來，錄像拿到美國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播放。一年后，凱佛基安醫生因二級謀殺罪名服刑15年。“也正由于生命對自然人乃至整個人類繁衍的重要性，使給予‘安樂死’合法地位仍受到諸多反對。”（1）

而許多人認為讓個體平靜而有尊嚴的死去是人的基本權利，個人應當有選擇生的方式和死的自由的權利。幾十年來，由于來自民間的呼聲日趨強烈，西方社會一直沒有放棄對安樂死立法的努力。在贊同與反對兩種聲音激烈交鋒的同時，西方民間社會對絕癥患者實行安樂死已經不鮮見。二戰以后，隨著時代的發展、科技的進步、觀念的更新，贊成安樂死的觀點開始呈上升趨勢，有關安樂死的民間運動和立法運動也日益增多。1993年2月，荷蘭通過了一項關于“沒有希望治愈的病人有權要求結束自己生命”的法案。澳大利亞北部地區也通過了類似法案，該法律規定：按要求申請安樂死者必須年滿18周歲，經多方確診患有不治之癥，無法忍受痛苦，并要遞交有本人親筆簽字的申請書。同時也嚴格限制醫生，實施時應有兩名醫生和一名心理醫生簽字同意，三位醫生中至少要有一位曾參與該病人的治療等。荷蘭立下患致命疾病時授權醫生實施安樂死遺囑的已有10萬人。而日本，瑞士等國家支持安樂死合法化的人也與日俱增。2000年10月26日，瑞士蘇黎世市政府通過決定，自2001年1月1日起允許為養老院中選擇以“安樂死”方式自行結束生命的老人提供協助。2002年4月，荷蘭通過“安樂死”法案。英國已有2.7萬人在醫生的幫助下以安樂死的方式結束生 命。法國也開始考慮安樂死的合法性。英國最高法院近日批準一名頸部以下癱瘓、靠呼吸機維持生命的婦女安樂死。其它各國對是否允許安樂死合法化深感棘手，因為法律付諸實踐的強迫性，一旦安樂死立法，用好可以解除病人痛苦；用不好可能成為剝奪病人生命權利的借口，為不義之徒濫用。

對錯誤觀點的批判

生命權乃安樂死問題的關鍵，厘清生命權對解決安樂死問題有重要意義。目前對生命權的錯誤認識主要有：生命權完全歸屬于個人、完全歸屬于國家、完全歸屬于對生命有權利主張的人。

生命權歸個人所有，即個人對自己的生命擁有全部權利，包括任意處置自己的生命，其他任何人或組織無權干涉。這種觀點有兩個問題：

一、個人的生命權是如何獲得的？

二、人類的行為應當促進社會的生存與發展，規定生命權完全屬于個人的這個行為是否有利于社會的生存與發展？《獨立宣言》稱：“人人生而平等，他們都有從他們的‘造物主’那邊被賦予了某些不可轉讓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2）現實的情況是有史以來從未出現人人生而平等的社會，美國至今未實現人人生而平等。無論自然界還是社會領域，只要發展就會有力量的變化，就會產生力量分布不均衡，而一個權利是否能得到保障在于是否有力量保障，即力量是決定權利分配的依據，法律從來都是在暴力的支撐下才成為法律，所以不平等的力量分布下實現人與人或人與組織平等是不現實的。法國《人權與公民權宣言》規定：“在權利方面，人們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只有在公共利用上面，才顯出社會上的差別。”（3）《世界人權宣言》規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4）以上宣言的共同的觀點為生命權是當然由自然人享有的天賦權利，國家只是加以宣示。這種觀點僅是價值判斷或稱為天賦人權觀點，不是科 學的分析和論證，僅僅是價值的分析。“法者天下之公器。”（5）從價值分析上來得出生命權的應然不一定會采取價值判斷的結論，更不一定采取天賦人權的價值判斷的結論，所以天賦人權的觀點不能作為立法的理論依據。從實證分析上看沒證據表明人的權利從“造物主”那里獲得，“造物主”是什么東西并沒有證據來證實。權利只有法律才能賦予個人，權利如果能賦予，也能被收回；也有可能

參考書目：（1）王利明主編《民法》，515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2）《獨立宣言》。

（3）《人權宣言》。

（4）《世界人權宣言》。

（5）唐。姚崇《執秤誡》。

（6）曹詩權、李政輝著《論侵害生命權在民法上的責任》，法學評論，199805.（7）《荀子。性惡篇》。

（8）H.D.p.李（H.D.p.LEE）譯本《理想國》，473頁，（企鵝叢書，倫敦，1955）。

（9）張田勘著《對安樂死立法難的思考》，山東醫科大學學報社科版199801；

（10）陳禮國著《為“安樂死”立法》，《中國青年報》20020510.（11）《莊子。天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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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安樂死與生命權——有關安樂死合法化的研究

安樂死與生命權——有關安樂死合法化的研究

作者：河北農業大學現代科技學院法學0201班 高苑媛 艾志英

指導教師：河北農業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王衛國

摘要：安樂死已成為一個世界矚目的熱門話題，國內外紛紛對其合法化展開了激烈的論爭。本文認為：安樂死可以在特定時期特定地區首先立法，從而推動對安樂死的全面立法。本文對此種立法意見的可行性進行了論述。

關鍵詞：安樂死，合法化，生命權，立法。

引言：安樂死現今只在兩個國家為合法，其他國家，如澳大利亞，也曾經試圖對其合法化，但條件尚未成就，立法失敗。在我國，關于安樂死立法的理論已屢見不鮮，但多數為“一棒子打死”的理論----全國皆力或毫不放松，有的學者提出了“第三條路線”的理論----即禁止與開放之間取其中間，但未提出具體的辦法。本文就安樂死合法化的可行性及其筆者所提倡的方法加以論述。

關于安樂死的論戰已由來以久，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就有人開始要求在法律上允許安樂死，并在世界范圍內圍繞著關于爭取人道死亡權利，推動安樂死合法化，開展運動。世界上第一部“安樂死法”應追溯到1995年，澳大利亞北部地區議會通過了世界上首部“安樂死法”。（但實施不到兩年即被廢止）。2001年4月10日，荷蘭議會上議院以46票贊成，28票反對的結果通過了安樂死法案，也使荷蘭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承認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繼其之后，比利時眾議院于2002年5月16日通過了“安樂死法案”，允許醫生在特殊情況下對病人實行安樂死，從而成為繼荷蘭之后第二個使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荷，北兩國的這一舉動再次使“安樂死”成為全世界爭論的話題。

在我國，安樂死已不是一個陌生的詞匯，相反人們還相當熱衷于對安樂死的爭論。我國關于安樂死的討論源于上世紀80年代，在1986年，陜西省就發生一起安樂死事件，一個名叫王明成的男子為身患絕癥的母親實施了安樂死，其馬醫生雙雙被檢查機關提起公訴（但后來被無罪釋放）。從1994年起，幾乎在每年的全國人大會議上，都有代表提出關于安樂死的提案。由此可見，我國民眾對安樂死之關注程度。安樂死一詞源于希臘文：“euthanasia”，意思是“幸福”的死亡。安樂死包含兩層含義，一是無痛苦的死亡；二是無痛致死術；在我國對安樂死的定義為：患不治之癥的病人在垂危狀態下，由于精神和軀體的極端痛苦，在病人和其親人的要求下，經醫生認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下結束生命的過程。

去年，為身患絕癥的母親實施“安樂死”的王明成因患胃癌晚期，再次要求為自己實施“安樂死”，但因為法律上的空白，所有的醫生都沒有勇氣。王明成在2003年8月3日，在病痛的折磨中死去，于是基于王明成的遺憾，人們再次討論：安樂死是否應該合法化？安樂死是保護生命權，還是破壞生命權？

“法”是權利之法，他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生命權是公民的基本權利的一部分，“法”理應給予保護，但是，安樂死是是保護生命權還是破壞生命權哪？現在學術界尚無定論。何謂“生命權哪？筆者認為，生命權即人們享受生命和處置自己生命的權利。北京大學法學博士徐景認為：公民個人有權選擇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條件下也有選擇死亡的方式。華東政法學院殷嘯虎也有相似的觀點，他認為：如果一個人當他由于各種外界條件而無法選擇生命的情況下，可以有選擇死亡的權利。一個人身患絕癥，臨近死亡，在極度的痛苦中掙扎，應有權選擇有尊嚴的死亡方式，即安樂死，這應符合生命權的要求。這不僅是對個人權利的尊重，而且也是對公共秩序和社會風氣也均無妨害，可以下一個結論：在某方面說：安樂死是對生命權的保護。

然而，生命權不僅僅歸屬于自然人個人。人是社會人，他多少與其他人（如親人，朋友，債權人等），組織，甚至國家，有著某種聯系，比如，一個債臺高筑的人申請安樂死，是否經債權人同意？筆者認為。經債權人同意方可對債務人批準安樂死，因為從民法角度分析，債務人的死直接危及債權人債權的實現。也就是說，安樂死不僅是個人的絕對權利，它須經過其利害關系人的同意，也包括國家和組織的同意。據有關民意測驗統計，進入90年代，美，法兩國支持安樂死合法化的比率分別為90%和95%，而日本，瑞士等國家支持安樂死合法化的人也與日俱增。在我國據《健康報》報道，有關部門對北京地區近千人進行的 問卷調查表明：91%以上的人贊成安樂死，85%的人認為應該立法來實施安樂死，又據千龍網數據顯示：對588人進行調查問卷，有453人（77.04%）贊成安樂死合法化；僅有7.82%的人反對。可見，無論是在國際上還是在我國國內，對安樂死合法化的呼吁與日俱增。雖然如此，然而，安樂死畢竟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問題，其本身還存在很多問題需要解決，解決了才能推動其合法化。

（一）安樂死的本質是什么？

有的學者認為，安樂死的本質是死亡過程的文明化，科學化，主張“安樂死”是對于醫學無法挽救的瀕臨死亡者的死亡過程進行科學調節以減輕或消除死亡的痛苦，使死亡狀態安樂化。首先，它是一種死亡狀態，不能與自然死亡，病理死亡和意外死亡，這三類死亡原因并列為第四種死亡原因；其次，它的對象只限于當今世界醫學上無可挽救其生命的痛苦的瀕死者；再次，它雖需要人工控制，其目的重在使病人“安樂”，不在使病人“死亡”。

（二）安樂死的價值是什么？ 當一個病人已無望好轉，且遭受著肉體和精神上的極端痛苦之時，勉強延長就不是生命的美好，而是求生不成，求死不成的煎熬。讓精神和肉體經歷慘不忍睹的折磨，不如主動結束生命，選擇有“尊嚴”的死亡，如果醫生明知絕癥患者不可逆轉地瀕臨死亡，并且處于不堪忍受的極端痛苦之中而熟視無睹，既是對患者本人肉體的摧殘，也是對患者家屬與親友精神的折磨[14]。

安樂死合法化有其益處，這是被公認的。1988年和1994年，我國召開兩次安樂死學術研討會達成共識：A安樂死是社會文明的進步的一種表現，大勢所趨；B有利于從精神上，肉體上解除病人的痛苦；C可以減輕家庭的精神，經濟，情感和人為負擔，解放生產力；D有利于社會衛生資源的公正和正確的分配[15]。

（三）安樂死合法化必要嗎？

法律作為一種規范社會的工具，是應順應社會要求的。二戰以來，安樂死合法化的呼聲越來越高。安樂死作為人的權利在世界范圍都具有普遍意義，其立法工作也勢在必行。隨著時間的推移，安樂死在我國已成為一個新的社會問題，已成為社會需要的強烈表現。而我國通常認為實施安樂死是一種犯罪，這種“一棒子打死”的做法已不符合社會需求，因此，在我國制定一部有關安樂死的法律來完善對生命權保護的法律體系，加大對生命保護的力度，不但具有理論上的可行性，也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16]。

（四）安樂死合法化可行嗎？

學者們通常認為，要想使安樂死合法化可行，需要解決兩個問題：第一是必須論證安樂死非犯罪化；第二是必須證明安樂死符合倫理道德與人道主義原則[17]。（1）安樂死行為不構成故意殺人罪。

第一，二者客體不同。故意殺人罪侵犯的客體是人的生命權，即使是出于同情等動機而實施的幫助自殺行為也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權，因為死可能不是解決問題的最佳選擇，行為人完全可以采用其他措施去避免死亡發生，反而促進其發生，故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權。安樂死只是幫助病人解決垂危之苦，此病人必須是無法醫治，別無他選的，它沒有侵犯病人的生命權，相反卻保護了生命權。第二，故意殺人的行為人的目的是非法剝奪他人的生命；而實施安樂死的行為人往往是在病人主動請求下，出于同情，憐憫等心理，按嚴格條件和程序對其實施安樂死，其直接目的僅是解除絕癥病人不堪忍受之痛苦，因而主觀上無罪過。因此，從犯罪構成的角度講，實施安樂死的行為不構成故意殺人罪。（2）安樂死行為符合倫理道德及人道主義原則。

如果從康德的角度分析，他強調“人并不因為痛苦而獲得處置自己生命的權利”[18]，那么安樂死是絕對違反道德的。然而早在古希臘時期，哲學家柏拉圖就有贊成安樂死而不反對自殺的理論。[19]近代哲學家休姆，邊沁等也有同樣觀點，他們認為人為改變江河流向或其他干預自然的行為不被視為犯罪。那么，處置自己的生命也不構成犯罪。在挑戰生命神圣至上的各理論中，“值得活的生命”和“生命的質量”理論尤其引人注目[20]，從這些理論中可以看出，持這種觀點的哲學家是贊成安樂死的。在我國，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人們根深蒂固的倫理道德思想。所以有一部分人認為安樂死與傳統的倫理道德，醫德及人道主義相違背。但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社會發展了，隨著科學的不斷進步，人們的道德觀念也相應的發生變化。“好死不如賴活”的思想在我國源遠流長，但現在更多人認為“溫柔”的加速痛苦的死亡過程，比那種靠人工方式勉強維持生命而延長病人痛苦的歷程更符合現代的道德規范，也是比較人道的。此外，人們普遍同意了安樂死，承認了病人選擇死亡的權利是文明的進步。人們把選擇安樂死看作是病人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主動結束痛苦，坦然面對死亡的表現，這是一種勇敢行為，作為醫生，為病人實施安樂死則只是幫助病人實現自己的臨終選擇。

（五）在什么條件下，才能實施安樂死？ 論證安樂死的實施條件是必要的，因為如果安樂死以法律形式確認下來，可能會被一些人利用，以非法剝奪他人生命。荷蘭人的做法可以很好的借鑒，荷蘭的安樂死法案制定得詳盡而嚴格，譬如規定醫生實施安樂死的條件為：病人必須在意識清醒的狀態下自愿接受安樂死，并多次提出相關請求；根據目前通行的醫學經驗，病人所患病必須是無法治愈的；病人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被認為是難以忍受的；主治醫生必須與另一位醫生進行磋商，以獲取獨立的意見；醫生必須在“安樂死”實施后向當地政府報告等等。對于我國荷蘭的做法是個很好的典范，并在此基礎上，根據我國的國情現狀給予適應的改變與添補，從而打造出我國首部“安樂死法（或條例）”。

（六）安樂死合法化符合我國立法原則嗎？ 首先，對安樂死立法符合立法的民主性原則。《立法法》第五條規定：“立法應當體現人民的意志，發揚社會主義民主，保障人民通過多種途徑參與立法活動”。現階段，安樂死合法化深入民心，前文多次以數據體現安樂死合法化是人心所向，是人民的意志，對安樂死立法，才能更好的體現社會主義民主，更多的讓人民參與到立法中來。

再次，對安樂死立法符合立法的科學性原則，立法的科學性體現在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以各地的實際情況出發進行地方立法。安樂死合法化涉及諸多方面，是一個相當復雜的問題，筆者認為可以在特定地區以地方法規的形式對安樂死首先立法。最后，安樂死合法化體現對各種利益的均衡。在某些地區先為安樂死立法體現了對整體利益和局部利益，長遠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均衡。我國現階段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具備安樂死合法化條件的經濟，政治，文化發達的地區并不多，在這些地方首先實現要安樂死合法化解決了局部利益的“呼吁”；并且，對安樂死的局部立法是實現短期利益，而長遠利益是在全國范圍內的合法化。綜上所述，無論在外國還是我國，無論以情理分析，還是以法理分析，安樂死合法化都是可行的。但是，任何事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們要以積極的態度把“安樂死”納入法制軌道。從目前我國整體的經濟發展水平，法律建設狀況和醫療保障水準等方面看，現在為安樂死全面立法的確有些不現實，我們不妨報著積極的態度，為安樂死立法創造條件。比照近些年的“稅收”試點（已收到很好效果）我們可以在我國東部一些經濟，科技，文化發達的城市做一些“試點”工作之后，先為安樂死“打開半扇門”，在人們可以接受的程度內為安樂死部分立法，確定哪些安樂死可以允許，哪些應當禁止，并隨著社會的發展給予其修訂與改正，等待我國東西部經濟差距縮小，再把該結果推向全國。

注釋：

[1]新華網，2002-05-17 [2]《安樂死論爭與第三條路線的法律評價》，張毅 [3] [4]檢查日報：《安樂死：離合法還有多遠》，夏敏 [5]《安樂死論爭與第三條路線的法律評價》，張毅

[6]《牛津現代高級英漢雙解詞典》牛津大學出版社，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 [7]法律教育網，《論安樂死在中國的合法化》，四川大學，李強 [8]檢查日報：《安樂死：離合法還有多遠》，夏敏 [9]南方網：《‘安樂死’是否違憲起爭議》 [10]《公民有死亡的權利嗎》

[11]新華網，2002-05-17《安樂死在一些國家的發展情況》 [12] 法律教育網，《論安樂死在中國的合法化》，四川大學，李強 [13] 法律教育網，《論安樂死在中國的合法化》，四川大學，李強 [14] [15]《由生命權看安樂死》，內蒙古科技大學，孟祥虎 [16] 法律教育網，《論安樂死在中國的合法化》，四川大學，李強 [17]參考《論安樂死在中國的合法化》“

（二）”部分

[18]參見Immanuel Kant,Lectures on Ethics(New York:Harper&Row)(1936),p147~154 [19]Jorge Luis Falcon,et al,”Euthanasia,Medical-Legal Aspect”(1996)[20] 《安樂死論爭與第三條路線的法律評價》，張毅 [21]南方網：《安樂死是更高層次的人性關懷》 [22] 檢查日報：《安樂死：離合法還有多遠》，夏敏

致謝：感謝河北農業大學副教授王衛國給予的幫助和指導，并在艾志英同學的合作下完成本論文的寫作。

第四篇：論生命權與安樂死（寫寫幫整理）

論生命權與安樂死

摘要：眾所周知，生命權乃基本之人權。但對于生命權之理解大都從“生”的權利來認識，而忽視了“死”的權利，即求死權。安樂死就是求生權之行使方式之一。本文首先對安樂死的概念、分類和歷史發展進行了簡述。然后就生命權與求生權進行了分析，接著對安樂死在外國法中立法情況進行了對比研究，然后就安樂死在我國的現狀和司法實踐困境進行了分析，最后，從安樂死合法化的必要性、刑法修改、安樂死立法提出了對策建議，希望對我國安樂死合法化有所啟示。

關鍵詞：生命權；求死權；安樂死；合法化

ABSTRACT As we all know, the right to life is a fundamental human right.But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ight to life is from the “birth” of the right to know, while ignoring the “dead” rights, namely the right to die.Euthanasia is one of the ways to exercise the right to life.Firstly,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concept, classification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euthanasia.Then it analyzes the right to life and survival right, then in the foreign law on euthanasia legislation were discussed, then the status and judicial practice of euthanasia in the plight of our country are analyzed.Finally, the legalization of euthanasia, the amendment of criminal law, the necessity of euthanasia legislation and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hope enlightenment for China's legalization of euthanasia.Key words：right of life;right to die;euthanasia；legalization

一、安樂死概說

（一）安樂死的概念

安樂死，有“好的死亡”“無痛苦的死亡”之意，是一種給予患有不治之癥的人以無痛楚、或更嚴謹而言“盡其量減小痛楚地”致死的行為或措施，一般用于在個別患者出現了無法醫治的長期顯性病癥，因病情到了晚期或不治之癥，對病人造成極大的負擔，不愿再受病痛折磨而采取的了結生命的措施，經過醫生和病人雙方同意后進行，為減輕痛苦而進行的提前死亡。安樂死問題，一方面與不同國家和民族的歷史文化、政治背景和科技水平緊密關聯，另一方面與自然死亡、自殺、謀殺等概念互相纏雜，正如有的學者所說“安樂死是一個令人迷亂、模棱兩可的術語，而安樂死本身又可以分為不同的類型，且對于每種類型，在倫理上的可責難性是截然不一樣的”。

關于安樂死的概念，學術界爭議頗多，典型觀點有如下幾種：

1、別人根據病人要求而有意采取的結束生命的行為。

2、對于身患絕癥且無法治愈的病人，處于幫助病人從病痛中解脫出來的目的，實施者在病人授予委托的前提下可以采取措施提前終結病人的生命。

3、出于同情以比較迅速的并且輕松的方式造成不治之癥的病痛患者提前死亡的行為。

4、當病人身患絕癥或嚴重傷殘者處于危重瀕死狀態時，由于精神和身體上遭受著極大的痛苦，在本人或其親友的授權和請求下，他人出于憐憫和幫助其免受疼痛折磨的目的，采取人道的方式和措施提前結束患者生命的一種行為。

5、安樂死在臨終病人的明確的請求下，出于解除患者無可忍受的痛苦的目的，醫生實施的對絕癥患者的死亡過程和死亡時間進行主動的醫療干預行為。

由此可見，安樂死具有如下四個特征：第一，實施安樂死的行為人在主觀上只能出于一種人道主義的同情和憐憫的目的，即幫助絕癥病人從無法承受的病痛折磨中解脫出來。第二，患者本人所表示的死亡意思和請求必須是真摯而且表達他真實的意愿。第三，病人所患的疾病在醫學領域是沒有希望被治愈的，并且這種疾病會給病人帶來的痛苦超過了正常人能忍受的程度。第四，醫生實施安樂死行為所選擇的手段必須是人道和符合道德準則的。

（二）安樂死的分類

只有把每一種類型都能加以辨別，才能真正了解關于安樂死合法化爭論的緣由。安樂死可以分為以下幾種類型：積極安樂死、消極安樂死、真正的安樂死以及間接安樂死。積極安樂死，是指實施安樂死的行為人采取積極主動的方法以直接奪取病人的生命為目的；消極安樂死是指死亡的結果與外界因素無關，主要是由于行為人采取不作為的態度引起的，例如不對瀕臨死亡的病人進行任何治療或中斷其治療。真正的安樂死是指對瀕臨死亡的病人給予精神撫慰，或醫生處于減緩其病痛的折磨而提供的安慰和醫療照顧。間接安樂死，是指醫生并不直接采取措施致使病人死亡，而是出于幫助病人解脫的目的而對其采取措施造成病人死亡過程的提前到來。

（三）安樂死的歷史發展

關于安樂死的發展歷史，目前并無太多研究。在實踐中，某些在當時被稱為安樂死的習俗是被允許的，比如，那時候無論中西方在古代社會都存在著一種遺棄或者拋棄老人、病重者或患病嬰兒任其死亡的習俗和實踐。由于中世紀的歐洲處于基督教統治下，基督教成為人們精神生活的中心。基于人對上帝的依賴關系，如果你殺死不正常的病患者或遺棄他任其死亡，這種做法是絕對不允許的。由于近代歐洲社會爆發了文藝復興和思想啟蒙運動以及后來迅速發展起來的工業革命，安樂死話題開始進入人們的事業并被當做一個專門獨立的問題來看待。然而這主要還是局限于某一個別思想家的專著之中，安樂死問題仍然停留在觀念范疇之內。現代社會是對安樂死問題的研究最為集中和全面的時期，特別是對安樂死不同領域和層次的爭論，大大地促進了安樂死思想的進一步發展和深化，尤其是把安樂死概念和故意謀殺概念加以區分和辨別，甚至有些國家有些地區認為安樂死的道德價值有其積極和值得肯定的一面。隨著二戰時期法西斯主義假借安樂死的名義進行種族清洗，安樂死一度被全世界所否認，直至冷戰開始才被重新提起。安樂死是社會進步文明的一種體現，體現了人道主義的價值追求，體現了生命是有價值和尊嚴的；而且安樂死能夠減輕患者和患者家屬的負擔。因此，從安樂死的發展歷程來看，無論是從我們社會的仁義道德出發，還是從情理出發，安樂死本身在不違法的同時還對社會資源配置各方面具有極大的積極作用，所以安樂死被越來越多的國家和人認可，實行安樂死合法化是社會的必然發展趨勢。

二、生命權與求死權

(一)生命權的含義

關于生命權的定義，學界有不同的意見：

1、生命權是以公民的生命安全的利益為內容的權利。

2、生命權是指公民在社會上生存的權利。

3、生命權是指一種維持生命存在的權利，即活著的權利。

4、生命權是指保障人之生物性，物理性存在不受侵害的權利。

5、生命權是指人的生命受法律保護，不被任意剝奪的權利。由此可見，生命權是以生命存在利益為內容的權利，生命權受法律保護不被任意剝奪是側重于生命權的消極保護，這是對生命權的積極保護和救濟。

我國憲法要對公民進行全面的保護，不僅保護公民的生物屬性方面的權利，也要保護公民社會屬性方面的權利。對于公民社會屬性方面的權利，憲法通過公民的人格尊嚴權、人身自由權、平等權、政治權利和社會生活方面的權利作了較全面的規定；對于公民生物屬性方面的保護，通過生命權，健康權等規定進行保護。因此，憲法中生命權所指的生命僅指人的生物性存在，不應該包括社會屬性方面的內容。部分學者認為，個人生命權因疾病或其他事故，導致人格之喪失(譬如植物人之情形)，該個體之生命權實已遭受侵害，單純軀體之保存并無意義。所以安樂死之行使，乃在于求人格與軀體的完整性。換言之，求死權所維護者，乃系一完整之生命權。那么問題就是，公民是否可以因為人格尊嚴的喪失為理由主張放棄生命權。也就是，公民是否可以結束自身的生物性存在狀態。綜上所述，筆者認為，生命權是指公民維持自身生物性存在，不受非法侵害的權利。

（二）生命權的客體 從生物學的角度上看，生命是指生物體所有的，利用外界的物質形成自己的身體和繁殖后代，按照遺傳的特點生長，發育、運動，在環境變化時能夠適應環境的活動能力。自然界中具有生命的有人、動物和植物。法律上所研究的生命僅指人的生命，也就是指人的生物性存在。人的生物性存在是一切精神性存在與其它一切行為的前提。對生命的判斷只能從生物學角度來考慮，而不能加入任何人為的判斷。如果加入人為的判斷標準，就會產生所謂“沒有價值”或價值低”的生命，這些生命就會以各種理由被剝奪。既使是從生物學的角度來考慮“生命”是否存在也是難以判斷的。生命的生物性存在何時開始、何時終結，沒有統一的標準。關于生命的開始，有“受孕說”、“陣痛說”、“斷帶說”、“呼吸獨立說”等不同的標準。我國采取“獨立呼吸說”的出生標準。生命活動開始于受孕，但胚胎、胎兒還不是成熟的生命形式。雖然我國憲法并未將胎兒看作是自然人，胎兒的生物性存在不是我國生命權的客體。但是，我國民法中又為胎兒保留了繼承權，也就是承認胎兒成為生命權主體的潛在可能。生命終結的判斷標準，經過“脈搏停止說”、“心臟停止說”、“呼吸停止說”發展到現在的“腦死亡說”。由此可見，面對安樂死相關問題時，要首先確立一個前提：在憲政國家下，沒有所謂的減損了價值的生命、生不如死的生命，或者是沒有價值的生命、空洞的生命等概念存在的可能。不管國家對公民出生與死亡是如何規定的，所有人的存在，只要是依照國家現行法律規定的出生與死亡標準所界定出來的生命，都是憲法意義下的生命，既使該人已經失去了與外界溝通與交流的能力，如植物人。

（三）生命權的主體

西方原始的法律制度中。人的生命權就得到了保護。原因是因為：如果可以隨意

謀殺別人而不必受到懲罰，社會必將四分五裂。古希臘斯巴達的法律要求遺棄弱的、畸 形的嬰兒。是出于社會利益的需要而剝奪人的生命。在這兩種情況下，對生命權的保護 和放棄都是出于維護社會利益的需要，人的生命是服從于社會統一需要的，人的生命是 屬于社會的。

到了歐洲中世紀，受到基督教神學關于。生命至上。思想的影響，生命權受絕對的

保護。在基督教的教義中，是神保留了主宰生命的神圣權力，人沒有對生命的處置權利，如果人處置生命，實質上就等于人要扮演神的角色，是人對神的逾越。在這一時期，在 西方的許多國家，生命權不是屬于個人的，而是屬于神的，因此自殺都是應當受到懲罰 的，更沒有安樂死存在的余地。十七、十八世紀，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為了反對封建特權和神權，提出了人權的口號和思想，其中就包括生命權的內容。人們逐漸認識到，人是個體的人，而不是附屬于國家與社會的人。生命權應該屬于個人，是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國家和社會并不具有決定個人生死的權利，只是在特定條件下，國家可以依據法律剝奪個人的生命權。我國對生命權的主體的認識經歷了一個衄折的過程。在漫長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有生命權的只是少數統治階級，廣大勞動人民沒有生命權。新中國建立后，公民才有了生命權。在經歷了十年浩劫之后，公民的人格尊嚴權和生命權重新受到重視。因此，生命權的權利主體是以生物性存在的公民個人。生命權是人權的一種，享有者不分民族、種族、性別、年齡等。然而“人”的概念是始自出生，終于死亡。根據我國對出生與死亡的標準，我國當前享有生命權的主體是一切脫離母體自由呼吸至心肺停止運動的公民。

(四)求死權

正如上文所述，生命權是屬于有生命的個人的，那么個人當然可以處分自己的生命，包括放棄生命，即享有求死權。那么，求死權是否可以成為一種獨立的權利呢?對于有意識能力和行為能力的人來說，這種放棄生命權的權利沒有必要成為一種獨立的權利，雖然其行為的價值取向的選擇受到質疑，但是他們可以自由選擇放棄生命權。這就是說，對于能夠自殺和獻身的人來說，他們放棄生命權的權利不需要法律的特別規定即可自由行使。但是，對于符合安樂死條件或者處于“植物人”狀態的人來說，他們放棄生命權的權利并不能自己獨立行使，而是需要醫生的參與。一般來說，絕癥病人如果自己采取措施自殺，與其他人的自殺并沒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是，當病人的病情進行到了不依賴別人的行為就無法死亡的地步。病人就不能自己行使放棄生命權的權利了。如果法律沒有規定這種條件下病人放棄生命權的可能方式，而其他人如果幫助病人實施放棄生命權的行為又可能受到法律的責難，則這些病人放棄生命權的權利就無法實施。而且，這些病人放棄生命權的行為并不會對社會和他人造成侵害。因此，即使僅僅從權利行使的角度來看，也有必要明確規定這些病人的放棄生命權的權利。

到生命權對于國家和個人的重要性。求死權”應該有嚴格的條件，不能濫用。“求死權”有以下幾個特征，即：自愿性、自身性、各案性、暫時性。所謂自愿性，即個人放棄生命權的決定是在自由意志下做出的，不是在他人的強制或脅迫下作出的。所謂自身性，是指所放棄的生命權只能是生命權的所有人放棄自身的生命，任何人不能自己決定放棄他人的生命。也就是說，所處置的權利只能是自身的權利。所謂個案性，是指生命權的放棄應該是在特定情況下的放棄，而不是所有類似的情況下都放棄。所謂暫時性，指生命權的放棄不是永久的。生命在個案上尚未喪失時，生命權人可以隨時撤回放棄的決定。對于安樂死來說，也要符合這幾個要素。在安樂死的具體實施中，國家公權力在考察安樂死申請是否符合規定時，也要從這幾方面進行考察。

三、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外法比較

目前就全世界范圍來看只有歐洲的荷蘭、比利時和瑞士完全承認安樂死合法化。荷蘭和比利時這兩個國家實行和承認的是積極安樂死行為，而間接或消極的安樂死在瑞士和美國的俄勒岡州得到承認和允許。日本、法國等國在安樂死立法問題上呈開放態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英國、澳大利亞等國在安樂死立法問題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是現在尚未取得顯著的進展。

1、荷蘭。作為世界上第一個使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荷蘭對安樂死的立法研究和案例分析已經有幾十年的歷史。1993年2月9日，荷蘭的參議院以默認的方式通過了承認安樂死法案，默認身患絕癥的病人有權利選擇自己死亡的時間和方式。2000年11月28日，荷蘭議會下議院通過了一項關于安樂死的法案，有關安樂死法案的司程序已經基本上得到承認和確定；2001年4月10日，荷蘭上議院以46票對28票還有1票棄權的勝利結果通過安樂死法案，這標志著荷蘭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安樂死合法的國家。在2001年荷蘭通過對安樂死的法律規定中，安樂死的合法化是有條件的，那就是法律只保護符合規定條件的安樂死。該法律規定，醫生有權利實施安樂死的適用條件是：醫生要十分確定病人做出同意實施安樂死行為是出自于自身的真實意思表示；醫生要確認病人的病情是否真的無藥可治而且病痛超過了正常人在生理上可以忍受的程度；病人在沒有喪失基本行為意識前提下對自己的病情有正確的意識和預測；實施安樂死的決定必須是病人單獨做出，任何人包括醫生不能給病人明示或者暗示使其做出安樂死決定；必須經過第二個醫療小組的確認；必須以在醫學領域適宜而且符合人道主義精神的方式實施安樂死行為。

2、比利時。2002年5月16日，比利時議會眾議院以絕對優勢86比51票的結果通過了安樂死法案。法案中規定，成年病人身患絕癥且在確認治愈基本無希望的提前下，如果確實病情給他帶來了生理上的巨大痛苦超過了他能忍受的正常范圍，在病人反復和主動提出安樂死的請求下，醫生可以依照法定程序對病人實施安樂死行為法案同時規定，病人可以選擇止痛藥物進行治療，即使這種止痛藥物只能暫時緩解生理上的疼痛而對病情沒有任何治療作用也應該被允許，因為這樣可以讓病人在有限的最后的生命時光中盡量能活得輕松安詳，這是符合人道主義精神的。

3、瑞士。在瑞士，開始時由醫生直接實施的積極安樂死是不允許的。但是，2000年10月26日，瑞士蘇黎世市政府通過決定，自2001年1月1日起允許為養老院中自行選擇以“安樂死”方式結束生命的老人提供協助。如果病人自愿主動想終結自己的生命，醫生可以開出致命的藥物給病人，但是要病人自己服用造成死亡的結果，這其實就是本質上的“協助自殺”，但這種方式在特殊的時候是被允許的。

4、美國。美國的聯邦法律不承認安樂死合法，而且法律嚴厲處罰使用麻醉藥物等幫助病人死亡的醫生，而1994年美國的俄勒岡州通過一項法令，這項法令承認實施安樂死行為在某種條件下是合法的。但對實施安樂死的適用條件進行了嚴格限制，就是醫生只能為那些只有半年存活期的病人提供他們要求的致命藥物來終結他們的生命。自這項法令生效以來，已有200名絕癥病人在該州實行了安樂死。但法律嚴格禁止病人在親人或者朋友的幫助下自殺，并且禁止醫生使用針劑或者一氧化碳的方式實施安樂死，那么就是說積極的安樂死會仍然被看作故意殺人犯罪。

（二）啟示與借鑒

安樂死在得到有限度的承認。例如日本的最高院在1995年認可了有條件的安樂死；美國的俄勒岡州雖然承認安樂死是合法行為，但是積極的安樂死仍然被視為故意殺人罪；而荷蘭對于安樂死的合法化也是有條件的，必須是病人意識清楚單獨自愿提出請求且病情無藥可治時才能對其實施安樂死。一些國家采取了先試點后立法的做法。從立法難度和技術上講，這種“試點”具有更大的可行性和更小的風險性，有助于引導和完善安樂死立法。例如美國和瑞士只在個別地方和州承認有條件的安樂死合法化。世界上各個國家的安樂死立法除了在醫學方面具有共同特點以外，某些立法宗旨、立法原則、立法技術、執法程序也各有特色。很多國家限制了申請人的法定年齡，例如澳大利亞北部地區的安樂死法案明確規定：申請安樂死者必須年滿18周歲。比利時安樂死法規定：安樂死申請的病人必須是法定的成年人，其在申請時必須具有能正確辨別其行為和意愿的意識能力。韓國規定：對智障病人以及其他無能力表達意愿的病人嚴禁實施安樂死。而這些規定的意義不僅強調了申請人行為能力和意識能力的法定性，而且在法律上排除了無意識能力和限制意識能力人的申請，更為重要的是排除了申請人受他人唆使、恐嚇或某一利益交換等外界因素影響的可能，從而便能有效防止醫務人員或者申請人親屬一方“他殺”的發生。而有些國家規定申請必須經過醫學鑒定。規定鑒定的唯一主體必須是具有醫療資質的醫療機構，而并非是某一醫生、患者本人或其他人。例如荷蘭、比利時、瑞士、法國、丹麥、新西蘭等國的安樂死法案均從醫學上特別解釋和規定了“不治之癥”之詳細內容，并對醫療機構判定安樂死的資格也作了明確的規定。

因此，國外成熟的立法經驗可以給我國在安樂死合法化進程中提供參考，我國從中可以得到諸多啟示：一是指導思想上的謹慎性。即要結合國情、民情和現代醫學等客觀條件來綜合論證立法的利弊。二是立法技術上的綜合性。安樂死立法不僅要具有法律的專門性，而且會涉及醫學、社會、倫理、道德等領域。所以在立法過程中要綜合考慮這些因素。三是實施程序上的周密性。即在實施的具體環節中必須嚴格按照每一個法律規定的程序來。

四、安樂死在我國的現狀和司法實踐難題

（一）安樂死在我國的現狀

在我國，“安樂死”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是改革開放的產物，自流傳至中國以來，便在中國大地引起了越來越強烈的反響。1982年，在大連召開的全國第二次醫學倫理學學術討論會上，天津、山東的代表發表了有關安樂死的論文，引起大會矚目和較大的社會反響。1986年6月，陜西省漢中市傳染病院發生的我國首例安樂死事件，醫生蒲連升應患者兒女的要求，為患者實施了安樂死，檢察部門以“故意殺人罪”對醫生及病人的兒子提起公訴。案件審理了6年后，蒲連升終獲無罪釋放。但他無罪釋放的原因并不是安樂死是合法的，而是由于其所開的藥物并非患者死亡的主因，沒有足夠的危害性，因此不構成犯罪。此案轟動了全國，由此引發了一起涉及醫學界、法律界、倫理界、新聞界及公眾的關于安樂死問題的大討論。自1992年起，在每年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都會有關于安樂死合法化問題的提案，這其中就包括有著名的“中國臨終關懷之父”崔以泰教授，以及北京兒童醫院名譽院長、兒科專家胡亞美教授。他們不僅為安樂死的合法化四處奔波呼吁，而且他們都表示在必要時也會對自己實施安樂死。而在民間，一些人士也在為安樂死合法化積極奔走，準備在民間成立一個“自愿安樂死協會”的純民間組織，來呼吁、宣傳、監督和實施安樂死。根據衛生部和國家計生委的有關資料統計，我國每年死亡的人數近1000萬，這其中就有10%的人去世時是伴隨著劇痛離世的。而這10%死亡者中，其實有相當一部分人曾要求過實施安樂死，但由于于法不合他們的要求都被拒絕，他們只能“在痛苦中死去”或者偷偷地選擇了安樂死。事實上不少醫院都在患者的要求下和家屬達成默契，悄悄地在暗中實施安樂死。更為普遍的是對無望生還的患者采取消極治療的方法，停止治療或少用藥，已達到安樂死的目的。這些做法在目前都不能被公開認可。

（二）安樂死在司法實踐中的難題

1、情理和法理的沖突導致判例立場不統一。由于安樂死問題在國內沒有統一的法律規定，所以對待實施安樂死的行為引發了情理和法理的沖突。在法理上，實施安樂死行為確實是剝奪了人的生命權和健康權，和故意殺人罪在某些方面有共同點。例如形式上都采取積極措施致人死亡，如注射致死的麻醉劑，客觀結果上都造成了他人死亡的結果；然而在情理上安樂死行為和故意殺人罪還是有很大的區別。例如安樂死行為是在被害人同意的前提下實施的，是基于病人的真實愿望，行為人的目的也是為了幫助病人減輕痛苦，主觀惡性小沒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社會大眾也不忍心看著絕癥病人遭受病痛的折磨，所以從情理上大家對實施安樂死的行為能給予深深的理解和同情。正因為情理和法理發生了沖突導致了判例立場的不統一。目前對于我國已經發生的安樂死案件，有兩種處理方法：第一種是實施安樂死的行為認定為故意殺人行為，依照故意殺人罪定罪處罰，例如大冶程鵬才案件和河南劉河波案件；而第二種則更廣為人知，即法律對安樂死投棄權票的態度，認為這種行為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故而不予刑罰處罰，這體現在1987年陜西省漢中市蒲連升安樂死故意殺人一案的處理方法中。因為判例立場的不統一，這兩種司法態度在實質上都沒有明確地表達出對安樂死到底是持否定還是贊成的態度，沒有對安樂死行為作出統一的標準。當然，其根源在于安樂死立法的不完善。

2、法律依據不明確容易助長司法惰性。我國刑法的首要原則是罪刑法定原則，即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因為安樂死問題沒有統一的立法，所以審判機關在審理安樂死案件時的自由裁量權很大，導致了判決結果的不同意，容易造成同一性質的案件存在不同的審判結果，這樣會有顯公平，嚴重損害了法律的嚴肅性和權威性。既然隨著社會的發展已經陸續了出現了安樂死的案例，那么就應該把安樂死盡快納入立法體系中，解決現實需要。由于安樂死問題的法律規定不明確，司法機關干脆采取一種不告不理的司法態度，這和觸犯拘禁罪以及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等案件相似的司法處理態度容易助長司法惰性，嚴重損害了司法機關的勸慰，不能更好地為人民服務。隨著安樂死案例的增多，會逐漸引起各種關于安樂死合法化的爭論和矛盾，那么這種司法態度不是長久之計，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應該盡快將安樂死立法提上法律議程。

3、有罪判決缺乏公眾認同。世界在發展，科技在進步，觀念在更新，隨著時間的推移，民眾及學者對安樂死的態度也在發生著變化，大家對于安樂死的認識也在不斷的加深，民眾對于安樂死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接受安樂死這個并不陌生的事物。在“情理”上人們不反對和排斥安樂死行為，因為實施安樂死行為滿足了幾個條件：其一是幫助被害人自殺的行為是經過了被害人的同意；其二是行為人的主觀惡性極小，基本上是基于善良的愿望不忍心看著病人飽受疾病的摧殘；其三是社會大眾對安樂死的態度已慢慢轉為接受，人們對患了絕癥的病人給予了莫大的同情，認為讓他們輕松地死去不失為一種解脫的好方法。然而司法實踐中卻將實施安樂死的行為認定為故意殺人罪，這種處理方式并不能得到公眾的認同，不能達到情理和法理的統一。

五、安樂死合法化與生命權之保障

（一）安樂死立法的必要性

在筆者看來，我們就生命權與安樂死進行爭論和分析，不是為了爭論而爭論，而是希望能夠找到一條合乎倫理和法律之路徑，來解決現實中的安樂死困境。安樂死作為求死權行使方法之一，是公民之天然權利。但在具體實施中還有諸多問題，需要法律來保障其正確行使，防止其被濫用。第一，求死權之于公民個人意義非凡。生命權是最基本之人權，為我國各項法律所肯定；隨著我國法治的發展，作為生命權的一個方面，求死權日益得到重視。現代醫學技術在延長人的生命之同時，也延長了死亡之過程。作為病人，一方面要忍受異常痛苦之病情，另一方面還要忍受無法自理帶來的尊嚴喪失，還要被無數不奏效的醫療措施當作試驗品。到底是做一個整日里痛楚不堪且沒有尊嚴的廢人，還是有尊嚴地死去，這需要法律進行確認。第二，安樂死已經成為社會生活中之常見現象，法律無可回避。我國目前沒有專門的安樂死立法，但是安樂死的需求在日益增加，不對安樂死加以立法指導，亦導致安樂死地下進行、無序進行，會掩蓋更多的犯罪，不利于公民生命權的保護。

（二）完善刑法相關規定 安樂死具有廣泛的現實需要，安樂死立法迫不及待地需要被提上議程，然而法律具有滯后性，往往跟不上生活向前發展的步伐。目前國內的司法實踐中將實施安樂死的行為納入故意殺人罪的行為當中，這是不符合人道主義精神和情理的。故意殺人罪是指故意地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行為。這是侵犯公民人身權利中最嚴重的犯罪。《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32條規定：故意殺人的，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筆者認為應在故意殺人罪的后面增加一款補充之規定，即如果行為人是基于減輕絕癥病人痛苦的主觀愿望，而且是應病人的請求依照有關程序實施的安樂死行為，不依故意殺人罪處罰。這是因為故意殺人罪和實施安樂死兩者之間的區別很大：第一，前者的社會危害性很大，而實施安樂死的行為社會危害性很小；第二，故意殺人罪的主觀目的是為了非法剝奪他人的生命權，主觀惡性很大，而后者是為了減輕病人的身體痛苦；第三；前者是采取不正當手段侵犯他人生命權，而后者是經過了被害人的同意和死亡意愿表示。因而實施安樂死的行為不能依故意殺人罪定罪處罰。當然，安樂死合法化也會帶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和現實危險，因為安樂死有可能淪為合法殺人的工具，可能會導致社會不法分子利用安樂死來達到其非法目的，使社會安全受到威脅，使人的生命失去保障，但這一切并不能成為反對安樂死合法化的理由，我們可以具體到刑法的方面完善。筆者建議在刑法第232條增加一款，作為第二款：“行為人為了減輕絕癥病人的痛苦，應病人的請求依照有關程序實施的安樂死行為，不認為是犯罪。”當然刑法的修改必須以安樂死的專門立法為前提，才能明確運用這些準則和程序。最后，安樂死合法化的同時也要嚴格限制安樂死的實施條件，用法律的程序來規范安樂死，使安樂死受到法律的約束，以維護社會的穩定，才能充分發揮法律為社會服務的功能和作用。

（三）制定《安樂死條例》

安樂死立法是國家現代文明進步的標志。我國自從1994年開始，每年的兩會期間，都有人大代表向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提交關于安樂死立法的提案，人大代表提出我國應該按照我國的實際立法，使安樂死合法化。筆者認為我國應該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幾時制定出專門和完善的《安樂死條例》，對安樂死的適用條件和實施程序進行規范，具體設想如下：

1.安樂死的適用條件 為了防止安樂死的濫用，法律必須明確規定其適用條件和適用范圍。安樂死的適用應當具備五個必要條件：（1）病人患有不治之癥，這種不治之癥，如各種晚期癌癥，在目前醫學條件之下是無救治的可能；（2）必須瀕臨死亡者，就這個層面而言，安樂死只是將病人的死亡日期適當提前，其根本的目的是減輕病人的痛苦；（3）病人正在遭受無法擺脫的難以忍受的劇烈痛苦，且痛苦已達到了本人難以忍受的程度。(4)屬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這是一個最為重要的根本性的條件。在本論文的研究中，也就是本文排除對那些無行為能力的患者，如對嬰兒、早產兒、腦死病人、昏迷不醒病人、精神病人、智力低下者實行安樂死，他們不能作為安樂死的適用對象。同時安樂死的權利包括兩個方面的主要內容：選擇死亡的權利和選擇理想的死亡狀態的權利。因此，所謂“非自愿安樂死”不屬于安樂死的范疇。（5）必須是基于病人的死亡意思表示，而且病人能神智清醒地表達自己的意愿，必須有病人真實的委托或同意。生命權是最基本的人身權利，不管是什么理由沒有人可以剝奪，除非是當事人自己放棄了自己的生命權，所以實行安樂死必須經過當事人的同意。

2.安樂死的實施程序（1）申請程序 患者申請安樂死，必須是身患絕癥并且瀕臨死亡的的病人，并且在當前的醫療條件下沒有救助的可能。患者必須自愿，是患者本人的真實意愿，這是第一要素。患者必須是在神志清醒的時刻提出的要求。申請安樂死必須有書面申請，不能書寫的人必須錄音或者視頻，至少有兩位以上的公證人員在場。日本法學家大冢仁教授也認為：“安樂死行為，雖然說是為了解救瀕臨死亡的傷病者的肉體痛苦，雖然說是短時間的，但它畢竟將人的死期提前了，無疑是剝奪了人的部分生命的行為。因此，為了把它看成是合法的，無論如何都必須把傷病者自己要求安樂死的真摯意思作為核心要件。”

（2）審查程序安樂死的審查應成立專門的鑒定機構審查安樂死申請，每一個申請安樂死的病人，必須經過嚴格的審查鑒定。審查應當嚴謹化，專業化。醫學審查，只有二級甲等以上的醫院才有資格審查病人的情況是否真正符合安樂死的條件。同時實施醫院和法院的雙重審查制度，只有真正符合安樂死條件的患者，才可以經過本人自愿申請，通過審查之后實施執行安樂死。通過審查的必須簽署協議。安樂死的協議由兩份組成，即一份主協議和一份副協議。主協議由患者簽署，副協議由患者的直系親屬簽署。公權力的介入是規范安樂死的必要條件，其目的就在于維護患者的利益，最大限度保證患者得到表達和實現的真實意愿。必須要強調的是，“病人對安樂死是否執行享有一票否決權，病人反悔的，終止安樂死程序，不得再執行安樂死”。

（3）執行程序

實施安樂死的醫院必須是二級甲等以上的醫院，執行的醫生應該有資質上的嚴格要求，醫生必須醫德高尚、醫術精湛，能夠最大限度地減輕病人的痛苦，讓病人安靜祥和、有尊嚴第死去。醫生最大力度實行臨終關懷，應該作為行醫準則。醫生至少要求應該擁有中級以上的職稱，擁有執業資格證書。實施安樂死，必須至少有另外一名醫生以及公證人員和病人的親屬在場。“醫生所選擇的手段要符合倫理和人道。也就是說，實施安樂死的方式應符合社會倫理和道德的一般性要求，致患者死亡的方法必須妥善并且得當。”

（4）監督程序

對實施安樂死的監督，應當以衛生行政部門為主導，采用多種監督方式并存的體制。應該成立官方和民間的監督機構。監督可以分為安樂死整個過程的監督和安樂死完成之后的監督。監督的目的是為了公正，為了安樂死透明、公開，最大限度維護患者的權益。

參考文獻： [1]溫靜芳：《安樂死權研究》，博士學位論文，吉林大學，2008年。[2]上官丕亮：《生命權的憲法保障》，博士學位論文，蘇州大學，2009年。[3]張艷：《安樂死與人的尊嚴》，碩士學位論文，遼寧師范大學，2009年。[4]溫靜芳：《安樂死權研究》，博士學位論文，吉林大學，2008年。[5]劉超：《安樂死立法困境及其成因》，碩士學位論文，南昌大學，2013年。[6]（南非）克里斯坦，巴納德著，《安樂生安樂死》，陳彪陽京譯，中國工人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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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論安樂死的法律思考

論安樂死的法律思考

自“安樂死”一詞衍生以來，伴隨它的爭議也不斷激烈化。安樂死究竟合不合法，究竟該不該立法，也是眾多人口中爭議的焦點所在。本文從安樂死的定義、我國的安樂死立法的爭議及合理性等幾個大方面進行了論述。概括闡述了安樂死的定義、在國家的發展情況及國際個別國家對安樂死的立法，并針對我國各方面情況對我國的“安樂死”立法作了幾點的分析，主要從我國安樂死觀念的出現、安樂死立法的爭議、安樂死研究的貢獻、立法的必要、我國國情、立法條件等方面較具體的闡述了幾方面個人的觀點。

關鍵詞：安樂死 立法的爭議 立法的合理性

一、“安樂死”的法律定義

安樂死一詞原自希臘文，是由美好和死亡兩個詞所組成。其原意是指舒適、幸福或無痛苦地死亡。它包括兩層含義，一是無痛苦的死亡，安然地去世；二是無痛致死術，為結束患者的痛苦而采取致死的措施。

（一）、“安樂死”的學理定義

“安樂死”的廣義與狹義，積極與消極之分。廣義理解的安樂死，包括一切因為身心原因致死，讓其死亡及自殺。狹義理解的安樂死則把其局限于不治之癥而又極端痛苦的人，即對死亡已經開始的病人，不對他們采取人工干預的辦法來延長痛苦的死亡過程，或為了制止劇烈疼痛的折磨而采取積極的措施認為的加速其死亡的過程。積極安樂死，也稱主動安樂死，是指醫生為了解除病危重病人的痛苦而采取某種措施加速病人的死亡。消極安樂死，也稱被動安樂死，是指停止維持病人生命的措施，任病的死亡。

當然，在各個領域，對安樂死的定義也許不盡相同，但都不外局限在其本意“無痛苦的死亡”之中。《牛津法律大辭典》認為安樂死是指在不可救藥的患者或者病危患者的要求下采取的引起或加速死亡的措施。《布萊克法律字典》對此的釋意是從憐憫出發，把身患絕癥和極端痛苦的人處死的行為和做法。《中國百科全書，法學》定義為：對于現在醫學無可挽救的逼近死亡的病人，醫生在患者真誠委托的前提下為減少病人的痛苦，可采取措施提前結束病人的生命。因此，我們通常所說的安樂死是一種特殊的選擇死亡的方式。

（二）、“安樂死”立法定義的要求

在立法中，“安樂死”的定義必須嚴謹，細致，有名卻的依據與規定，不能莫冷兩可、模糊不清。

我國學者對安樂死的定義為：“患不治之癥的病人在垂危狀態下，由于精神和軀體的極端痛苦，在病人和其親友的要求下。經過醫生認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中結束生命過程。

（三）、立法中“安樂死”定義必須嚴格要求

“安樂死”不能濫施，只能對有必要的人來實施。立法中的“客觀存安樂死”定義更應嚴格規范，從根本上說，立法中的“安樂死”定義必須先符合以下幾點要求：

（1）、被施以“安樂死”的人是患不治之癥的病人，且在垂危狀態下，面臨死亡，精神和軀體都極端痛苦。（2）、“安樂死”必須出于病人自己的主觀意愿。在病人已無意識的情況下，可由其家庭成員（配偶、子女其他直系親屬）同意。

（3）、“安樂死”必須使用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中結束生命。安樂死必須符合以上幾點要求才能真正的稱之為“安樂死”其主要 目的是為需要的人解除不必要的痛苦。因此，“安樂死”概念絕不能泛 化，不能濫用，否則就會變成一個非常危險而令人畏懼的詞語。

二、關于我國“安樂死”的概況

（一）、我國“安樂死”觀念的萌生

在我國，“安樂死”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而安樂死問題在我國作為一個新生的社會問題，其本身還在諸多問題需要妥善解決，才能推動其合法化，從安樂死的研究、宣傳、立法、實施的全局來看，還有一些基本認識、基本觀點需要進一步解決，而這些也造成了眾多不同意見的產生了多方面的爭議。

（二）、我國“安樂死”觀點的發展與現狀

“安樂死”是改革開放的產物，自流傳至中國以來，便在中國大地引起了越來越強烈的反響。

我國自1992年起，在每年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提案組都收到有關安樂死的提案，要求我國立法，使安樂死合法化，天津醫科大學黨委書記崔以泰教授和北京兒童醫院名譽院長，兒科專家胡亞美教授都是安樂死議案的提案人，他們不僅在為安樂死的合法化進行著努力，而且都表示，自己在必要時也要實施安樂死。原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同志生前也很贊成安樂死。而除了在全國最高權力機關進行呼吁外，有些人士還在民間為安樂死奔走，準備成立純民間的“自愿安樂死協會”。

目前，我國贊成安樂死的人主要是老年人和高知識階層人士。上海社會學界曾以問卷形式對200位老年人進行了安樂死意愿調查、贊成者占72.56%；另據《健康報》報道，有關部門對北京地區近千人進行的問卷調查表明，91%以上的贊成安樂死，85%的人認為應該立法實施安樂死。

三、關于我國“安樂死”立法的思考

（一）、中國關于“安樂死”的爭議

馬克斯主義法學認為，法律在承認人享有盛名權力的同時，也應承認人享有選擇死的權利。在特殊的情況下有處置自己生命的權利。允許安樂死不僅體現了對個人權利的尊重，而且也不會有損社會和國家的利益。死亡的權利是“優死”觀念的強化和追求生命質量的價值目標的鄙人和結果。

《憲法》規定公民人身自由與人格尊嚴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義的。公民個人有選擇生活的方式，在特定條件下也有權選擇死亡的方式。“安樂死”是一種在特殊處分方式，這種處分是有嚴格的條件與程序的。現在歐洲一些國家所實行的“安樂死”立法都是在傳統道德與現代法律之間所作的選擇。因此，認為“安樂死”有背憲法，缺乏基本的構成要件。

筆者也認為，從法理上講，公民有選擇死亡方式的權利。《憲法》的這一規定說的是國家保障公民的私權利，并沒有限制公民“安樂死”的自由。而且，對公民的私權利而言，“法不禁止即自由”公民選擇“安樂死”是他們的自由。隨著社會的進步，當“優生”的生存觀已經得到廣泛的認同之后，同樣應尊重“優死”的權利，無可救治的絕癥患者應有權利選擇有尊嚴地死去。

2、是否違反刑法“安樂死”不等于“故意殺人”

雖然從刑法上來說“安樂死”符合“故意殺人”罪的種種條件，但是從本質上看還有許多不同之處：

第一，兩者出發和目的不同。“安樂死”已免除特定人群痛苦為出發點；而“故意殺人”卻是以報復奪取金錢等為出發點。

第二，實施者不同。“安樂死”是由合法合格的醫護人員操作完成；而“故意殺人”沒有特定的人群為實施者。第三，運用的手段及方法不同。“安樂死”一般使用藥物，采取無痛苦方式終結生命，而“故意殺人”則不管用任何手段、方法強制性剝奪其生命。

第四，性質不同。“安樂死”是善意的，而“故意殺人”是惡意的。

第五，主動方不同。“安樂死”是被實施人主動提出，是由被實施人的主觀意志支配，而“故意殺人”完全由實施者個人主觀意志支配。

所以，目前不能將“安樂死”列為“故意殺人罪”。

（二）、“安樂死”在我國有立法的必要

實際上，安樂死立法并不象很多人說的那樣，是“超前立法”。安樂死立法非但不“超前”反而“滯后”。因為“安樂死”這種社會關系出現在人們的面前并且需要以立法加以調整時，立法者行動緩慢以至于使其所進行的立法調整未能及時適應這種社會關系的需要，甚至這種社會關系出現較長時間后才對其加以立法調整的立法方式——滯后立法。

“安樂死”在我國的確有立法的必要性，只有盡早立法，才能更好的促進我國法律的發展及完善，才能使類似悲劇不再發生。因此，我國應正確對待國情，正確處理輿論，在大局穩定的基礎上，盡快實行對這安樂死的立法。

三）、我國“安樂死”立法必須符合國情

一個社會能夠切實新生保障每個人“安樂死”的權利，才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體現。當生命垂危這面對及其低劣的生存環境時，他們應當有權選擇體面而又尊嚴地死去，賦予其選擇“安樂死”以維持生命尊嚴地權利，才是真正的人道，也才是對生命真正的尊重。

立法要明確規定具有那些特定清醒的病人才享有自愿選擇安樂死和授權他人對其實施字樂死的行為的權利。這是“安樂死法”的第一大核心內容。荷蘭、美國、澳大利亞、日本等國的安樂死立法，公用的限制條件主要有：（1）、經確診，病人患有目前醫學證明確實是不治之癥；（2）、在病人的年齡要求上，荷蘭明明確要求并必須是成人，澳大利亞北部地區法案明確要求病人必須年滿18周歲；（3）、在病人表達意愿的形式的問題上，日本名古屋高級法院明確要求病人必須神志清醒有表達自己意思的能力，美國加州法案要求采用書面形式，澳大利亞北部地區法案明確要求要有病人本人的簽字；（4）、在由誰來實施安樂死的問題上，日本名古屋高級法院規定原則上應有醫師去做，若不能由醫生去做必須有足以說服人的理由，澳大利亞北部地區法案要求由醫生實施，且有許多其他限制條件；（5）、在選擇實施安樂死的行為方式問題上，荷蘭的規定是要慎重地確定安樂死的方式，日本名古屋高級法院要求實施方法在倫理上應該是適當的；（6）、在實施安樂死的必要性問題上，荷蘭明確強調了病人除安樂死外別無選擇；（7）、在實施安樂死的目的問題上，日本名古屋高級法院明確強調了它的唯一目的是減輕病人死亡的痛苦；（8）、在被授權者是否接受授權的問題上，澳大利亞北部的去法案明確規定要有醫生簽字同意；（9）、在病人提出要求后到實施安樂死之前是否有一段間隔期限的問題上，美國加州法案明確規定要在出于臨終狀態14天侯執行，澳大利亞北部地區法案明確規定在病人提出要求且獲得醫生同意后，分別要有7天以上的“冷卻期”和48以上的“等待期”。以上比較了世界一些國家對安樂死的限制條件，而我國雖然要盡快立法，但也不能草率行事。我國安樂死立法。絕不能照抄搬荷蘭、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法律，而應當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設定更加嚴格的、更具可操作性、更符合我國國情的限制條件。第一，“安樂死”要由明確的定義。

第二，安樂死要有特定的原則。實施安樂死應符合無危害，無痛苦、不違背本人意志的原則。具體為：（1）、現代醫學科學技術所不能救治的不治之癥；（2）、病人的劇烈痛苦無法抑制，且已迫近死亡；（3）、病人有要求安樂死的真誠意愿；（4）在不違背病人的意愿前提下，由醫務人員提供的再無痛苦狀態下加快結束或不再延長死亡過程的醫療性服務；（5）、執行安樂死的方法在倫理學上被認為是正當的；（6）、它時在特定情況下病人利益的最高體現。

第三、要明確安樂死的對象。安樂死的對象應嚴格控制，通常以下三種認為實施對象：（1）、肉體和精神處于極端痙之中的絕癥患者；（2）、靠人工維持生命長期昏迷不醒喪失自我意識的病人；（3）、有嚴重失陷的新生兒。

第四，安樂死的形式和方法。合法的安樂死形式既包括被動安樂死，也包括主動安樂死。安樂死的方法應當是快速、無痛的，盡可能表達“安樂”本質，體現出人道主意的精神。安樂死的實施者應為合未能的醫務人員。

第五，安樂死的實施程序。基本應遵循以下程序：（1）、請求程序。請求必須是病人的意志清楚的情況下，出自本人的真誠意愿。對于陷入永久性昏迷狀態，不能表達意愿的病人，可由其直系親屬請求，但需要得到有關部門和醫療單位的同意方為有效申請。（2）、審查程序。設立有醫學專家、法醫、醫學倫理專家等共同組成安樂死審查委員會，其任務是對安勻死的申請進行嚴格的醫學和司法審查，防止誤診和失控。（3）操作程序。安樂死申請的到批準后，必須由病人所在醫院兩名以上的醫務人員按批準的時間、地點等對病人實施安樂死在實施前病人表示反悔，不同意實施安樂死，應尊重人的選擇、不得強迫實施安樂死。第六、法律責任。（1）、對不符合安樂死條件的病人實施安樂死，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2）、由確切證據證明病人親屬或醫務人員時在病人的真誠請求下對病人實施安樂死，但未經有關部門審查批準的，仍屬違法行為，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3）、未經病人同意，病人親屬或醫務人員對由行為能力的人擅自實行安樂死得，也構成故意殺人罪，應按刑法有關規定承擔刑事責任。

四、“安樂死”立法的合理性

（一）、“安樂死”存在著的積極意義

在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迅猛發展著的我國，“安樂死”也早已不是什么新解名詞了，許多人都聲稱到無法醫治又承擔巨大痛苦，選擇安樂死來結束自己的生命但不管安樂死的多么的首任青睞，目前它終究還未被中國法律允許實施。2003年8月，被稱為“中國?安樂死?之子”的王明成頹然離開人世，留下的是家里欠已久的債務，和人們對于安樂死話題更沉重、更深入的思考。

安樂死存在的意義？筆者認為有以下三點：第一，安樂死并沒有對其他人造成任何的威脅；第二，安樂死的確幫助了很多生存無望的人結果了無謂得痛苦；第三，它樂死也在促進著人們對生死價值更深一步地理解，通過安樂死，人們從不同的角度理解了死亡，死亡對人們來說雖然是不愉快的事情，但未必是無意義、無價值的事情。

作為安樂死的有限替代品，目前，一般實行兩種做法：一個是盡量減輕患者的痛苦，比如，放寬嗎啡等麻醉品的使用原則；再一個是放棄治療出院回家，使患者能夠在更自然的環境中盡量多享受一點做人的樂趣。但無論哪一樣都無法從根本上解除病人的痛苦，如果病人在清醒且理智的情亂下，慎重的提出“安樂死”對其個人及其家庭也未必都是件好事。

在我國，一般家庭都無法承擔高額的醫療費用，更何況有很多家庭收入低微。因此，有絕癥病人的家庭通常都是心理負擔，對家人更是心理及身體的雙重負擔。而適時，適當的安樂死，對病人個人來說即結束了無休無止的痛苦，也免去了等死的心進壓力，更解除對家中親人有種種愧疚；對病人家庭來說，也不必再承擔巨大的身體與精神核壓力，可以更從容的生活下去。雖然，在精神上要承受一定的痛苦，但這種痛苦是必然的，只是或早或晚的問題，家人是必定有心理準備的而從另一方面來考慮病人承受痛苦本身就使家人也承受著巨大的心理痛苦，而病人早一日結束痛苦，家人心理也會早日獲得輕松的。

綜上所述，安樂死的存在的確有著積極的意義，也是社會發展的一種必然。結合其立法內容可以看到，只要法律在承認“安樂死”合法化的同時，對“安樂死”的操作程序等做出嚴格、細致的規范，建立起一套完整、科學的“安樂死”實話制度，完全可將負面影響控制在最小范圍內。而立法者也應當在大量的調查研究和廣泛、深入的理論探討基礎上，借鑒國外的研究成果和立法、司法經驗，盡快針對我國的安樂死例歸納總結，防止監用，將重病患者的“安樂死”權利落到實處。